为旅客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广州火车站改成多功能服务场所
本报讯
记者梁兆明报道：
广州铁路局广州车站，去年相继成立了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和客货运综合服务公司，把车站改造成为多功能的服务场所，为旅客提供了更完善的服务。
两个公司成立以后，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设备，把车站大楼改造成了装饰豪华、设备先进的商场和酒楼。
现在旅客不出车站就能买到所需的各种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男女时装和食品烟酒，吃上快餐、中西餐，尝到香浓咖啡和名茶美点。
不久前，车站酒楼还在饮食营业时间之后，开办音乐茶座，为候车旅客提供了娱乐场所。
同时，两个公司还配备专人，积极为各个旅游团体服务。
他们开办了旅客住宿订票、行李包裹接取送达和旅游服务等一条龙业务。
这些服务项目，既方便了广大旅客，又增加了车站收入。

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中纪委要求狠刹三股歪风
三股歪风是：
有的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利用职权经商从中牟利；
违反政策乱涨物价损害消费者利益；
巧立名目滥发钱物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组组长和纪委书记座谈会，研究狠刹当前最突出的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利用职权经商办企业、乱涨物价、滥发钱物等三股歪风的问题。
会议首先分析了1984年各部门、各系统党风的情况。
大家认为，各部门结合整党，整顿党风，端正业务指导思想，使各项工作都服从于党的总任务、总目标；
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纠正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和查处严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素质；
以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保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方针政策的贯彻，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各部门纪检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会议认为，当前最突出的有三股歪风：
一是有的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利用职权经商、办企业，套购国家紧缺物资，倒买倒卖，从中牟利；
二是违反政策乱涨物价，扰乱社会主义经济，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三是巧立名目，滥发钱物。
会议着重研究了狠刹这三股歪风的问题，认为这些新的不正之风，严重地危害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会议要求各部门党委和纪委必须高度重视，狠刹这种违背党性原则的歪风，对在这些方面犯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一定要严肃处理。
会议认为，当前，纪检工作要切实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纪委第4次全会精神，坚持陈云同志关于“纪检工作应当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
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党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的指导思想。
为此，目前各部门纪检组织要协助本部门党组织重点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调查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结合整党，查处典型案件，严肃党纪，做到令必行，禁必止，切实保证中央和国务院各项决定的贯彻执行。
二是巩固和发展整党成果，积极协助党组织抓好本部门和本系统直属单位的整党，配合地方党委抓好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党风，尤其是领导班子的党风；
查处以权谋私和严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案件，坚决反对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和光做表面文章的坏作风。
会议指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这类行为，不仅仅是一件具体事件的错误，而是属于党性不纯的表现。
因此，我们的党员要在思想上取得教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中央纪委常委李正亭、包玉山分别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信任也是尊重
泰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感受最深的是党信任我们。”
这是刚从美国学习回来的山西大学副教授彭坤墀的由衷之言。
彭坤墀出国学习期间，两次提出延期申请，均获批准。
回国前，他从美国写信，请求山西省政府拨款买科研仪器，又如愿以偿。
美国朋友闻讯举行酒会为他庆祝，中国同行感触更深，表示“回国后，也到山西去！”
山西的同志和我驻外使馆对这位副教授处处给以信任，温暖的是千万知识分子的心。
不是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么？
这种信任就是尊重。
如果还象过去那样对知识分子不放心，不成其为问题的事也要没完没了地“审查”，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也停留在不着边际的“研究”上，那还谈何尊重？
事实上，只有信任，才会有大胆依靠、放心使用，也只有信任，才能真正为知识分子提供方便，给他们搭起“用武”的最好舞台。

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东风发展乡镇企业
新牟里村商品生产又有新飞跃
全村经济纯收入达七百万元，人均分配现金二千四百元，都比上年翻了一番
据新华社济南1月27日电（新华社记者陈必将、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贺长征）正在兴起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浪潮，使乡镇企业面临着新的挑战，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胶东半岛著名的富村——牟平县新牟里村抓住这个机遇，审时度势，一鼓作气，1984年商品生产在较高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飞跃：
全村经济纯收入达七百万元，人均分配现金二千四百元，都比上年翻了一番。
元旦前夕，他们写信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认为：
如何使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地发展，看来这个村是找到了自己的办法。
去年，新牟里村借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东风，办了这样几件事情：
把权力真正交给企业，让企业各显其能。
党支部把攥在手里的“组阁”权、招聘辞退权、生产经营权、剩余利润分配权全部放给了企业。
这样一来，全村出现了千斤重担众人挑的新局面。
提高企业素质，增强竞争能力。
去年他们抓了两手：
一手是抓技术人才。
他们通过多种方式，从城市招聘引进技术人员。
目前，这个村已引进各种技术人员一百多人，其中具备工程师、技师职称的二十三人，高级工程师一人。
在引进技术人才的同时，还通过办好业余学校，采取以师带徒、以老带新和送外单位培训等办法，提高职工技术水平。
经过考核，目前全村达到三级工以上水平的工人，已增加到五百多人，占职工总数的30％以上。
另一手是抓设备改造。
全村拿出一百二十多万元更新了一批设备。
加紧发展横向经济联系。
去年，村负责人把主要精力用于和外单位、外地区及外商洽谈联营项目，谈成了毛纺、海上运输、海上捕捞、畜牧养殖和汽车技术学校等五个项目。
多渠道发展横向联系，使新牟里的村办工业更加兴旺，去年，各种联营企业的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50％。

做好春节市场商品供应工作
四川运出猪肉支援全国
本报讯遍布四川城乡的一百五十多座冷库，目前正在夜以继日为全国各地的春节市场加工冻肉。
自去年12月份以来，平均每天有三至四个冻肉专列，从四川开往全国各省市。
在不少省区生猪存栏数下降的时候，四川生猪养殖稳定上升。
去年四季度，商业部要求四川省在春节前调出冻猪肉十三万吨，支援各地。
四川省政府慨然承担任务，由省计经委、成都铁路局和省商业部门组成冻肉调运小组。
各地食品公司加强了生猪收购，农民交售肥猪，一律按牌价和奖售粮标准收购，去年1至11月收购量比上年同期增长7.7％。
同时，组织全省冷藏设施加工冻肉。
铁路部门在运力偏紧的情况下，除加速机械冷藏车的周转外，还把大批棚车、敞车编入冻肉专列。
去年10月和11月，向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等十九个省市区发运一百三十多个冻肉专列，运出四万多吨猪肉。
进入12月以后，出川猪肉运量继续上升，春节前还将调出九万吨，支援各地春节市场。
（农民日报供稿）

在胜利面前头脑要清醒
本报评论员
越是胜利，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现在，我国的政治形势很好，经济形势也越来越好。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给经济工作带来了无限的活力。
去年工农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原订计划。
在这连年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提出头脑要清醒些，我们觉得很及时，很必要。
在大好形势之下不清醒，或者说，胜利冲昏头脑，这种教训，记忆犹新。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头脑冲昏主要表现为“狠抓阶级斗争”，发动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
同时，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口号。
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刚吃了两年饱饭，又开始折腾了”。
现在，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政治运动的历史悲剧不会重演了。
但是，因为胜利，头脑发热，又想“百废俱兴”，几十年遗留的问题一个早上全部解决，这种旧病并不是不会复发的。
因为胜利，头脑膨胀，以为诸事如意，就掉以轻心，大而化之，自行其是，这种旧病也不是不会复发的，在局部甚至已经看到复发的苗头了。
这是一个很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我们的四化大业刚刚开始，任重道远，容不得半点粗心大意。
我们宁可看到现在工作中有问题，也不要认为现在没有问题；
我们宁可把工作中的困难看得重一些，也不要把困难看轻了。
1985年是执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始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1年，也是改革价格体系的第1年。
这一改革，全国关心，举世瞩目，关系重大，要慎重初战，务求必胜。
因不慎重把事情搞坏了，再来纠正，事倍功半。
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改革的方案和蓝图是正确的。
现在的问题是，头脑要清醒，步调要一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坚决地、谨慎地一步一步施行改革方案，争取发展经济的更大胜利。

“常有理”
德民
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入党，追求了二十多年，经历了一波三折。
“文革”时，轮不上，理由是“保守派”，没有造反精神；
近几年，还没份，理由是“造反派”，问题还没调查清。
前不久，由于上级领导的干预，才澄清了是非，那位中年知识分子入了党。
有些人卡知识分子入党，理由多得很，比如当年以出身“不清白”卡你，现在又另找借口把你搁在一边；
当年卡你“不问政治”、“白专道路”，现在卡你“自由化”、“向钱看”；
甚至二十年前多谈过两次恋爱，如今还当“作风问题”记在账上，现在多挣两笔稿费，又莫名其妙地与“经济犯罪”沾上了边。
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也不是说知识分子入党可以不审查，而是说要实事求是，不能容许“横卡横有理，竖卡竖有理”的刁难。
在“常有理”的背后，不是隐藏着“左”的影子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吗？

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的尝试
上海成立人才银行大力促进人才流通
本报上海1月27日电记者肖关根报道：
瞩目已久的上海科技人才开发银行，今天下午举行成立大会。
这是科技人员管理制度改革的大胆尝试和新的探索。
“人才银行”的业务范围是：
（一）接受单位在定编定员后未被聘用，一时无法安排工作而需要输出的科技人员和有正当理由拒聘、辞职的科技人员“入储”。
（二）接受用人单位委托，进行招聘、登记、技术考核、择优录用等“一条龙”服务，为其配备各类科技人员。
（三）对“入储”的科技人员进行智力开发，组织他们开展定期、定向、对口、配套的对外技术服务。
（四）根据不同情况，对“入储”科技人员以在国内或出国进修、报考研究生、短期培训，或进行第二专业训练的机会，为他们的应聘创造条件。
“人才银行”自去年12月01日试开业以来，已有十四个单位推荐一批科技人员“入储”，有六十四位科技人员提出“入储”申请；
各单位委托招聘的人员共一千零八十四名。
还有十四个单位要求“银行”进行“一条龙”服务。
目前已正式“入储”的十名科技人员中，四人已落实了新的工作单位，四人参加科技服务。
“银行”正在举办经济合同法、企业管理、外语三个培训班，提高入储人员现代化管理知识和才能。

数百名各族商人踏上“世界屋脊”
去年下半年以来，数百名藏、维吾尔、回、汉、乌孜别克等民族的商人，翻达坂、涉冰河，冲破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的阻隔，千里迢迢把大批商品从南疆运到藏北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阿里地区。

梧州松脂厂党政新领导班子互相支持互相配合
共演改革一台戏同下增盈一盘棋
去年实现产值和上交利税分别比上一年增长88.73％和1.2倍
本报讯广西梧州松脂厂新领导班子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演改革一台戏，同下增盈一盘棋，1984年这个厂全面超额完成了年度各项生产任务和经济指标，实现产值四千四百二十万元，上交利税九百八十六万元，分别比1983年增长88.73％和1.2倍，生产成本降低3.7％。
梧州松脂厂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机械化水平较高的综合林产化工企业，主要产品“帆船牌”松香，1979年荣获国家银质奖章，质量一直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畅销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厂现有八个车间，职工一千多人。
去年06月，这个厂进行机构调整，原班子六位成员，除一名提升外，其余五名都因年龄偏大或文化偏低而退居二线。
新班子的党政领导都具有大学或中专文化水平，除一人外都有技术职称。
他们一上任，就按照各人职务和业务专长进行分工，并建立了厂党委会、正副厂长的岗位责任制，做到既分工负责，又通力合作，共同围绕发展企业生产、提高经济效益这盘棋开展工作。
去年11月初，全厂提前完成年度生产计划。
厂长陆建渭在生产办公会议上，提出争取超额生产优质松香七千吨。
支援出口，增加外汇。
会后，厂党政领导密切配合。
分工抓日常生产的副厂长与业务部门一道，积极组织原料，科学调度车辆，搞好松脂运输和电力供应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管技术和技术改造的副厂长抓好技术改造项目和技术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全厂干部、职工共同努力，结果，一个半月就生产优质松香一万多吨，比厂长提出的生产目标还超额三千多吨。
这个厂新班子中的党委正、副书记，改变工作方法，对厂的生产管理，做到：
“参与不干预”、“支持不把持”、“保证不包办”、“放手不旁观”。
他们及时把自己了解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给厂长，帮助厂长做出科学决策。
每当遇到党、政、工会三方面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党委书记就主动与厂长、工会主席碰头，理顺关系，协调好工作，使三方面拧成一股绳。
因而，这个厂的新班子成立后，从未出现过党、政、工三个方面相掣肘、抵消力量的现象。
（梁树辉潘文池）

秦皇岛港煤码头三期工程全面施工
据交通部有关人士介绍，我国最大的煤炭输出港——秦皇岛港煤码头，第3期扩建工程已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目前的秦皇岛港年吞吐能力已达到六千五百多万吨。
第3期扩建工程计划到1988年上半年建成三个大型煤炭输出泊位，总吞吐能力为三千万吨，以后再进一步发展到五千万吨。

让能人当家靠科学进步
新疆石油管理局近两年探明地质储量是三十二年总和的一点五倍
本报讯据新疆日报报道：
准噶尔盆地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在1983年获得重大突破后又迈出了喜人的步伐。
新疆石油管理局1984年在这里新探明的地质储量比上年增加50％，两年拿到的储量是1982年前三十二年总和的一点五倍，即克拉玛依由原来的一个变成了两个半。
探明地质储量是石油工业发展的前提。
新疆石油管理局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半的目标，这就首先要求拿到相应的地质储量。
局领导和主管勘探的各路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周密规划论证，决定分两步完成这一战略任务：
前三年和后两年各拿下任务的50％。
而这两年的实际速度比计划快得多，已经拿到了相应储量的40％。
让工程技术人员在勘探的舞台上“唱主角”，挑大梁，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这个局近几年来着重抓的一项工作。
在大力选拔优秀知识分子担任局和厂、处以及局机关处、室领导工作的同时，这个局还先后提拔了三百多名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担任总工程师（总地质师）、主任工程师（主任地质师）一级的职务，并使他们有技术决策权、生产指挥权和经营管理裁决权，在企业当家作主。
近几年，科技人员在找油理论和找油实践的研究验证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推覆型逆掩断裂带大面积油气聚集区的发现，以及克拉玛依—乌尔禾地区石炭系含油层研究的突破，为整个油田的勘探开发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探井、开发井和大修井“三位一体”的勘探开发方案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找油步伐。
贯彻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是地质勘探取得重大进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地质勘探部门的装备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其中地质调查处的装备全部实现了数字化。

走多渠道多层次开发生产民品道路
兵器工业部民品生产出现生机
去年民品产值完成十三亿多，提前一年实现“六五”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陈智强）兵器工业部走多渠道、多层次开发生产民品道路，民品生产出现生机。
据统计，这个部1984年民品产值完成十三亿二千万元，提前一年实现“六五”民品产值计划，实现民品产值、工业利润、销售额、税金和边际利润等五项指标同步增长。
由于多渠道、多层次开发生产民品新体制的建立，兵器工业部形成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并举，汽车、摩托车、电冰箱、照相机、化工原料和能源机具系列产品迅速发展的局面。
1984年这个部二十吨越野汽车、三十六吨矿用自卸车等新车型分别试车成功。
摩托车产量达二十九万辆，占全国摩托车总产量的56％；
照相机生产结束了十年徘徊的局面，突破了十万架大关；
精制棉、活性炭等化工产品有大幅度增长；
钻铤、钻头、打捞工具等能源机具产量、质量明显上升；
电冰箱、火车厢、玻璃和啤酒等生产线组建工作正全面展开。
民品生产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活。

过去户户穷光蛋如今家家超千元
江苏省宜兴县钮家乡梧桐村三面环水，有丰富的水产资源。
过去，这里有水面不会利用，有资源不会开发，户户都是“穷光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家制船编笼，下湖捕鱼捉蟹，每年向外提供鱼虾几十万斤，家家收入超千元，幢幢楼房拔地而起，成为远近闻名的捕捞专业村。
徐国钟摄

闽东电机公司发展多元化横向联系
福建省第1个跨地区、跨行业的经济实体——闽东电机公司，通过发展生产、销售、科研等方面多元化的横向联系，增强了企业活力，去年，全公司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3％，实现利润增长一倍多。
（据新华社）

黄有惠自办家庭农科所
去年11月25日，山东滕县级索镇爆出了桩新鲜事：
县科委和镇政府的负责同志，给青年农民黄有惠家挂上了“农民家庭科研所”的牌子。
黄有惠今年三十岁，在大队科技队干了十二年，曾多次出色完成上级科研部门交给的试验项目。
1981年，他作为唯一的基层代表出席了中国农科院召开的学术讨论会。
并先后被评为全国新长征青年突击手、山东省青年标兵等。
去年10月，随着承包制全面推广，一向吃大锅饭的大队科技队也和各地一样不得不解散。
县一农科单位当即高薪聘他去当科长，保证为他搞科研提供各种方便。
然而黄有惠谢绝了。
他看到承包了土地的广大农民对农业科技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深深感到一种责任感、义务感。
他下定决心：
不离土、不离乡，要为科技队解散后农村基层如何开展农科工作摸索出条新路子。
黄有惠的家庭农科所就这样诞生了。
他打算以责任田为科研基地，把家庭农科所办成一个科研、咨询、教学、推广示范相结合的经济技术实体。
实行有偿咨询，用咨询养科研，以科研促咨询。
目前他已和省内外农科部门签订合同，接受了小麦高产栽培方面的十三个试验项目。
本报记者费伟
本报通讯员黄启伟

中国服装杂志社成立
本报讯中国服装杂志社01月27日在北京成立。
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轻工业部部长杨波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廖汉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参加全国服装工业公司经理会议的代表出席。
中国服装杂志将在服务生产、繁荣设计、引导消费、美化生活、促进交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旅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旅行社今后六年将投资十亿元，用于兴建饭店、增添车辆和增加其他服务设施，以便更好地接待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外籍华人。

为搞好外贸运输创造条件
李鹏说，今年将有一批海、陆、空口岸对外开放
本报讯
记者陆振华报道：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1月27日结束的全国口岸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地方对口岸工作的领导，对外开放一批港口，加强计划管理，进一步搞好外贸运输工作。
李鹏指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开和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贯彻，我国对外贸易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港口的综合通过能力近期内还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
为了保证港口通畅，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完成进出口货物、旅客的运输任务，口岸工作应该进一步加强。
每个港口城市，不管是直辖市或省辖市，都应该有市一级的口岸管理委员会，由一名副市长负责，统一管理口岸事宜。
有些港口多的省，应成立省一级的口岸领导机构。
李鹏强调，外贸运输计划是指令性计划，要实行两级平衡、集中管理的办法。
由中央和省、市两级自下而上地平衡，以中央平衡为准，自上而下地下达执行。
对任务不大、能力有余的地方小港口，可以实行指令性和指导性两种计划。
李鹏在提到解决港口现有能力不足时说，在挖掘现有港口能力的同时，今年将有一批海、陆、空口岸对外开放，以适应国内外贸易发展的需要。
为了提高港口的工效和社会经济效益，各个口岸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制订口岸各单位之间的经济协议和奖罚制度。

优越的地理条件
珠海市位于珠江口西岸，东与香港隔海相望，南与澳门陆地相连，北与中山市接壤，水陆总面积共有六千六百多平方公里，其中内陆面积三百四十九平方公里。
人口十五万（不包括斗门县）。
地形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属山地、丘陵、冲积小平原交混地貌。
纬度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二度之间，亚热带气候。
年平均温度二十二点五摄氏度，最高气温三十七点二摄氏度，最低气温二点五摄氏度。
珠海经济特区，背山面海，环境优美。
这里有丰富的建材资源，已探明的优质石英砂储量达两千万吨。
（附图片）
珠海经济特区位置图朱育莲绘

北京将建高层国际服务中心大楼
本报讯在北京西直门立交桥附近，将建设国际服务中心。
主体建筑六十层高，另有一批附属建筑群，可供国外人士来华经商、办公、居住、旅游之用。
这是首都钢铁公司、港澳中银集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合资建设的，01月25日在京签订了协议书。

台湾新竹外海底发现油气田
台湾“经济部长”徐立德宣布，台湾在新竹外海底发现了具有开采价值的“最大海气田”。

喜人的发展速度
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向是：
以引进工业为重点，特别是引进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工业，带动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业的发展，逐步建成一个综合性的特区。
几年来，已有美、英、法、日、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港澳地区的金融、工商界人士来特区考察和洽谈合作。
1979年至1983年，共签订合同八百五十六项，协议投资额十三亿五千多万美元，实际已投入使用的是一亿三千万美元；
1984年，外来投资更见踊跃，1至11月，签订合同五百项，协议投资五亿三千万美元，实际投资九千万美元。
光在最近举行的香港洽谈会上，就签订协议书、意向书四十五项，投资额三亿三千万美元。
南山工业区的建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珠海特区的发展速度。
它位于特区中心地带，在四分之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有标准厂房十三栋，建筑面积十万多平方米；
住宅楼三十四栋；
还有仓库、商场、银行、托儿所、停车场等设施。
象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工业小区，在国外，较快的速度也需要一年。
南山小区，今年05月破土动工，从目前的进度看，年底可基本完成，明年02月可全部完工。
由于这里投资条件好，小区的所有厂房，目前已被国内外厂家订购完毕。
与港澳合资的三联汽车维修中心，投资一千万港币，引进现代化的设备，一个月可检修三百台汽车。
目前，已在这里正式开业。
特区建设也带动了整个珠海市经济的发展。
全市工业总产值，1978年只有四千多万元，1984年1至10月份超过两亿元，相当1978年的五倍。
（朱特）

国务院批复福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方案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国务院最近批复福建省人民政府转报的《福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方案》时指出，福州市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要运用中央给予的权限和政策，发挥本身的优势，坚持外引内联，推动技术进步，振兴经济，成为对外辐射和对内辐射的枢纽，带动福建全省的经济发展，并在加强对台工作、实现祖国统一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务院的批复中还提到，抓紧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迅速改变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的状况，是福州市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必须集中力量扎扎实实做好这项工作。
在抓好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同时，福州市要有步骤地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发区的位置定在马尾青洲，面积为四点四平方公里。
要努力做到开发一片，建成一片，获益一片。
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福州市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担负起为全国改革探索经验的任务。

山海关长城开始大规模修复
以“天下第一关”闻名的山海关长城的大规模修复工作将从今年开始进行。

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环境管理
李鹏强调，各级领导干部每年应在环保方面抓几件实事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葛大星）在经济建设的进程中要使祖国的河山和人民的健康免受污染的危害，当前应特别注意加强对环境的管理。
这是李鹏副总理今天在全国环保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强调的。
李鹏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拿不出大笔资金来治理污染。
但是，只要严格管理，许多环境问题不花什么钱也还是可以解决的。
例如，不少城市的交通噪声问题，就是靠加强管理解决的。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主要也应靠加强管理来解决。
各地建设新的项目，必须执行环保设施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和投入使用的规定，一定要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李鹏希望各地政府重视并认真做好环保工作。
他说，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象北京、天津、洛阳、哈尔滨等市的市长们那样，每年在环保方面抓几件实事，取得实效。
各地环保主管部门要定期开会研究和布置环保工作，而且要有检查、有监督，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我国有珍禽黑颈鹤七百多只
我国特有的黑颈鹤，经有关部门最近查明，在青海、西藏、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共有七百多只。

投资者的笑容
——访珠海渡假村总经理吴兆声
本报记者艾丰
“一年前很少见到吴总的笑容。”
介绍珠海渡假村的香港投资者吴兆声时，人们这样对我说。
其中缘由不难理解：
1981年，吴先生与两位合伙人，同珠海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签订协议，在九洲湾附近，占零点六五平方公里土地，投资一亿港元，建一个大型的渡假村。
谁料想，工程正大规模进行的时候，赶上世界经济衰退，更加上一些人对香港前途持有疑虑，港澳地产业进入低潮，两位合伙人退了股，原来认购别墅的也放弃了。
吴先生毅然决定独力投资，但内心压力很大，他笑不出来。
“在那种情况下，您为什么坚持在这里投资？”

他回答说：
“我是中国人，希望以自己一点力量推进四化建设。
合同是我一手签订的，一旦毁约，对我十几年来获得的信誉也不利。”
一年前，香港有些人纷纷把自己的资金向美国转移的时候，吴兆声却把自己大部分财产投到九洲湾边的山坡上。
有人说他不明智。
吴太太也曾焦急地哭过。
“你不怕冒风险？
你不怕政策变？”
他微笑了一下：
“在哪里投资都不是百分之百可靠。
我是中国人，要把钱投到中国，这也可以说是偏爱吧。”
他的笑容更加明朗了：
“1979年，我在国内投资搞过砖厂，从那次亲身经历我看到，若说国内政策变的话，是在向好里变……”接着他讲到珠海市领导人对他的关心，讲到珠海特区发展公司作为合作的一方，在困难时对他的支持，曾为他垫支施工人员工资二千多万人民币；
又当担保人，使他从香港获得四千多万港元的贷款……
我看到，笑容在他脸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了。

拱北漫步
洪汉波
拱北，地连澳门，是我国南方重要的进出口岸之一。
去年12月的一天，我们同拱北海关工作人员一起，漫步在拱北关里。
澳门与拱北关，仅有一段三十米长的中间地带，旅客从澳门一踏进拱北，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关前广场。
广场四周有绿化带，中间种植了富有南国情调的棕榈和花草，两侧各有人行长廊，还有三条轻、重车道。
旅客一入境，宛如置身于花园之中。
谁能相信，前几年这儿还是坑坑洼洼行路难、风吹日晒雨淋头的地方哩。
海关的同志告诉我：
拱北海关已成为我国南疆最繁忙的口岸之一，它每天早上七时半开闸，晚上九时关闸，每天平均进出旅客上万人次。
拱北交通这两年发展很快。
1978年前，拱北只有一家运输公司，现在，拱北的客运公司增至十家，车辆每天达到六百多辆，能把进关的旅客及时地运送到他们的目的地。
拱北原没有农贸集市，1982年，拱北区委贷款八十五万元，建起了一个一万平方米的市场。
我们漫步在拱北的大街小巷，寻觅拱北的旧迹。
在我的记忆里，拱北原是一个大队所在地，人口不过五千，白天过境的旅客一走，整个拱北便静悄悄了。
当地人称过去的拱北是“路不平、水不清、灯不明、白天吵吵嚷嚷，晚上蚊子嗡嗡响”。
珠海市设置经济特区以后，如今的拱北，建筑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已竣工的楼房达二百多栋，面积十八万七千平方米，闻名港澳的拱北宾馆，正在兴建的国际图书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啊，拱北——珠海特区新城，祝你展翅高飞。

柳州铁路局实现安全年
柳州铁路局到1月26日晚实现安全年，获得铁道部授予的安全奖杯。
（据新华社）

洗文上“开放”大学
沈鸿飞
1981年，湾仔渔工商联合公司成立，湾仔区党委副书记、二十九岁的洗文，当了公司经理。
他中学毕业就回乡当公社干部，哪来这方面经验？
对外开放给人们以学习的大好机会。
他和一些人到香港考察，决定先搞收录机的来料加工。
搞了一段，资金多，经验也多了。
他又和其他同志商量决定，把来料加工提高到进料加工。
后来，他们又决定成立磁带厂，录制原声带。
每一步都遇到困难，对洗文来说，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知识。
克服困难的办法，就是利用开放的条件，边干边学。
进口哪一种录制原声带的设备好？
洗文细心地考察了国内几个厂家进口的机器，虚心向别人请教，扩大了眼界，最后选择了较理想的一种。
如何了解国内外经济信息？
如何同外商打交道，洗文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学习。
现在，渔工商联合公司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光是它所属的华声磁带厂、湾仔电子厂，年产值就达五千万元。
引进设备花去的二百五十万美元已基本还清。
工人每月收入平均为一百九十多元。
在这同时，洗文也成长起来了。
人们称他是会管理、会经营、会同外商洽谈的“实业家”。
最近，他出外考察回来，又有办好企业的新设想。

珠海点滴
△珠海原本没有电子工业。
1979年初珠海通用机械厂里，有一个五人组成的电工班，先是搞收录机修理，1980年开始组装电视机，当年又扩充成为只有十五个人的无线电厂。
这是珠海市第1家电子企业。
今天，全市电子企业已迅速发展到三十三家，职工四千多人，产值超过一亿，当初那几名电子工，如今成了经理、厂长或骨干。
△一间小型渔网厂，可以说开放前是珠海市的全部“纺织业”。
1979年11月，全市第1个引进外资兴建的工厂——香洲毛纺厂，只经一年建设，便正式投产。
两年后，本息全部还清。
现在，全市纺织、制衣厂，已有三十二间，职工三千多人，每年产值超过五千万元。
△与澳门一水之隔的湾仔区作物乡，已有近百年的种花历史。
1983年全乡人均年收入达到一千三百元，今年可望达到
一千五百元。
一批农户成为“万元户”。
△珠海宾馆建有国际会议中心，具备四种语言的同声翻译和录音录像系统。
△珠海九洲港关前超级市场，引进了四台激光读数收银机。
售货只要把顾客买的货物一件件地通过它，便能打印出应付款的总额，既迅速，又准确。

积极开发加快步伐
中共珠海市委书记方苞
珠海经济特区从1980年08月兴办以来，各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进一步办好特区，我们从去年初开始，以邓小平同志视察经济特区后的重要指示为依据，认真总结几年来办特区的经验和教训，以清“左”促开放、促改革。
在兴办特区的方针、指导思想、领导管理体制等方面作了大胆的改革，确定了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方针：
以工业为主导，把珠海办成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特区。
在工业建设上，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的工业。
与此同时，调整了特区领导管理体制，正、副市长担任特区管理委员会正、副主任，把全市工作重点放在特区，以特区带动全市，市内各部门以经济实体形式参加特区建设。
通过这一段工作，特区的基础工程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
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有了新的进展。
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纪录，去年1至10月同1983年同期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一点一倍，财政收入增长84％，商业纯销售额增长90％。
今后，我们决心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抓改革，促开放，开拓特区建设新局面。
第1，要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
过去，由于长期存在“左”的和外来模式的影响，对社会主义理解上存在着很多错误观念，如：
长期闭关自守，不敢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
把发展商品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经济，不敢运用价值规律，不敢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轻视智力开发，这些“左”的思想严重束缚人们的头脑，就无法进行开放和改革。
第2，深入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继续抓好政企职责分开，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并且改革流通体制，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新体制。
第3，继续抓好基建体制的改革，推动基础工程设施的建设，以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如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把交通、能源的大项目抓上去。
经过今后三五年努力，使特区的交通能源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投资环境日臻完善。
第4，积极外引内联，大力发展特区工业。
重点是引进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如电子、建材、轻纺、食品工业、精密机械仪表等项目。
本地有丰富优质石英砂资源，发展光学仪器、装饰玻璃、光导玻璃纤维、显像管等极为有利。
我们欢迎各国客商、侨商、港澳商人来珠海投资，合资、合作和独资兴办企业；
也欢迎来自省内外的联合，并将提供方便和优惠待遇。
第5，积极解决人才问题。
通过加强中小学教育、培训中心送干部上大学代培和国内大学在我市联办大专班等多条渠道去培养人才，同时，抓紧引进人才。

良好的投资环境
1980年08月建立经济特区以来，这里始终抓紧基础设施的建设，“七通一平”建设工程已基本完成，使投资环境日臻完善。
交通几年来，特区内新建扩建了十四条公路。
这些公路南接澳门，北通广州，大大便利了汽车运输。
九洲港于1982年09月建成投入使用，现已开辟珠海——香港，珠海——蛇口之间的客运航线。
货运已经开始营运，万吨船深水码头即将动工兴建。
珠海直升飞机场已于去年12月建成使用。
开辟了珠海——广州航线。
通讯全市已有两千门自动电话系统，准备在近两年内发展至两万门，并安装一百部电传机。
直通港、澳、穗的电话，已经投入使用。
能源特区由广东省大电网供电，充足可靠。
新建的二十二万伏变电站，也为特区用电提供了方便。
水源经济特区内已建成拱北自来水厂和九洲自来水厂，日处理量三万多吨，近期可达八万吨。
工业区按照统一规划，兴建南山、北岭、夏湾三个工业小区。
现正修建标准厂房三十四栋，总建筑面积为二十五万平方米。
旅游几年来引进外资加上自筹资金已建成宾馆、酒店三十二家。

让顾客吃“回头饭”
王伟
01月中旬，河南宁陵县东街饮食个体户赵亮军开办的朝阳餐馆挂出了“味道不美退款”的招牌。
在这条街上有十来家饭馆，彼此竞争很厉害。
赵亮军想，要想做好生意，就得想法让顾客来吃“回头饭”。
他跟爱人一合计，就挂出了这块牌子。
这一招果然灵验，来餐馆就餐的顾客明显增多。
笔者也去这家饭馆吃了几顿饭，果然是味道美，服务热情。
几位从安徽来的人在这吃过饭以后称赞说：
“想不到县城饭店做的饭菜味道这么好，下次路过还在这儿吃饭。”

长春新建朝鲜族商店
在吉林省长春市繁华的一条大马路上，新建的朝鲜族商店营业大楼已经落成，
01月25日正式开业。

香港1984年对外贸易增长迅速
新华社香港01月26日电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数字，1984年香港对外贸易增长迅速。
与1983年比较，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二，转口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入口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

今日首都和各省市区报纸要目
有禁不止胆大妄为璧山二轻工业供销公司擅提钢价受惩处
假公济私明知故犯武汉有关部门党政干部倒卖物资该追究
《四川日报》△璧山县二轻工业供销公司等单位有禁不止，擅自提高钢材价格，受到物价部门严肃查处
《长江日报》△由省市党政有关部门干部参加的《中华文学》武汉发行部，倒买倒卖钢材、汽车等国家紧俏物资，牟取私利，被市政府市纪委查处
《安徽日报》△1984年全省共自筹资金一千零八十四万元，新建公路一千七百九十公里，初步改变了交通不适应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落后状况
《广西日报》△柳州铁路局从1984年01月28日至1985年01月26日实现运输安全年，开创了安全生产新局面
《重庆日报》△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重庆市奶牛总数达一万一千多头，二十万婴儿吃奶不再难
《广州日报》△专为个体户办理存款、贷款、汇款等业务的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大德金融服务部，28日开始营业
《新疆日报》△温泉县民政局去年在额热哈尔干大队优抚对象中扶持十户专业户，其中九户年产万斤粮，五户人均收入千元以上
《天津日报》△天津市郊县农村有十五万农民进入各类学校学习，一千九百多个农民经过考试获得“农民技术员”称号
《南方日报》△顺德县黄连乡梁建中经济联合体采用科学方法，放养的埃及鲶鱼亩产一万零七百九十五斤，创塘鱼高产纪录
《新华日报》△建湖县已有各类家庭企业三千七百多个，产值相当于乡镇企业的五分之一，利润率普遍高出集体企业一倍以上
《云南日报》△全省从今年起实行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
《大众日报》△山东省诸城县大力发展畜牧业饲养大户，去年总收入达到一亿一千多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21.4％
《湖南日报》△湖南大学土木建筑系去年为长沙、衡东等县代培土木专业人员四百多人
《中国法制报》△上海配备了两万多名合同管理员，全市经济部门初步形成了主管局、公司、基层企业三级合同管理网络
《山西日报》△全省去年有十四个市、县、区的乡镇企业突破亿元大关
《辽宁日报》△只有二百名职工的辽阳市灯塔县灯塔化工厂，办起一所有一百七十七名学生的化工技术专科学校
《福建日报》△顺昌县去年评出一百三十名农民技术员
《解放日报》△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举办“哲学与改革系列演讲”，历时一个月，场场暴满
《湖北日报》△沙市市改革蔬菜购销体制，全面放开经营，产销直接见面，市场蔬菜数量足、品种多、价格稳中有降

台北《中央日报》刊登外电
报道邓小平讲话集出版
本报讯1月01日，《中央日报》在第2版援引外电报道大陆出版发行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
报道说，“中共虽然采取‘一些资本主义’以推进‘现代化’，但它仍将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又说，这本演讲集“似乎是为了驳斥中共内外所谓中共缓慢扬弃社会主义的说法”。
次日，《中央日报》又在第2版下端援引外电报道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说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向中共的老干部保证，中国大陆仍将保持社会主义”。
报道还突出了邓小平同志讲话中关于“一国两制”、“台湾问题可比香港更宽大的解决”以及“中共不放弃使用非和平的方法收复台湾”等内容。

台湾新兴的学科——高龄学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高龄学会不久前在省立师范大学正式成立。
该会主要从事研究如何使老年人长寿的问题。
有关资料显示，未来的十年台湾地区将迈入高龄化社会，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将达7％，因此高龄学将成为台湾一门新兴的学科。
1947年，台湾地区六十五岁以上人口仅占2.5％，1983年已升至4.7％，未来十年内将进一步达到7％，按联合国的标准到达7％即为高龄化社会。
高龄学是研究如何使人老而健康，减少疾病，重视老人的福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等。
台湾高龄学会一位医学博士指出，现代高龄学已由早期生物学的观点看人类老化现象，衍生至病理、心理、教育、家庭、社会等问题，除医学外还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是边缘学科又是综合学科。
陈志浩

台湾简讯
十一万家公司被解散
根据台湾“经济部”第2次公司企业总校正，台湾地区有十一万家公司属于“空头公司”。
这些公司根本没有税籍，因此被勒令解散。
目前，台湾三十三万家企业中，有三分之一无税籍，它们的存在已扰乱了当地工商业的正常秩序。
台湾人口结构老化
据“行政院”主计处统计资料，台湾青少幼年人口所占比率逐年递减，人口结构渐趋老化。
1983年台湾地区青少幼年人口九百六十九万九千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点七，比1973年减少百分之七点四三。
少年犯罪人数激增
根据台湾刑事警察局的统计，台湾地区平均每四十八分钟便有一名少年犯产生，而最近四年来，少年犯已高占总犯罪人数的四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少年犯罪问题的严重。
林昭亮享誉国际乐坛
台湾出身的青年小提琴家林昭亮，在国际乐坛声誉日旺。
上月被美国《人物》杂志选为“1985年瞩目人物”，所灌制的唱片被美国“音乐评论”和英国唱片杂志选为1984年最佳古典音乐唱片。

台湾《薪火周刊》发表文章指出
当局顽固拒绝和谈令人失望
由国民党外“青年政论家”耿荣水任社长的《薪火周刊》，不久前发表文章说，六年来，国民党当局一再拒绝中共领导人的“和谈诚意”，不但“在国际间造成极为恶劣的形象”，而且“徒增台海紧张气氛，令人十分遗憾、失望”。
文章说，最近一个时期，“国民党针对中共‘一国两制’的和平攻势，摆出了顽固的拒绝态度”，除了“严斥”与“大骂”外，还“大肆吹嘘”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必胜必成”。
对于国民党的这种“自我吹嘘”，“恐怕连国民党内顽固的反共分子都不会相信，更遑论其它人士了，当然不值得有识者一驳，但作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小老百姓，却不得不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担忧”。
这便是，“国民党要如何‘彻底消灭共产主义’？
国民党又凭什么说‘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寄希望于中共政权不稳吗？
可它成立三十五年来，虽曾犯过许多大的错误，“但仍能安稳度过迄今，而且自邓小平体制建立之后，
中共已不太可能犯类似文化大革命及三面红旗式的重大错误，其统治基础自然日益巩固，除国民党喊喊口号要推翻中共政权外，大概没有人会以为中共政权的稳定性会出问题”。
凭借“军事反攻”吗？
“台湾军队虽有五十万之众，训练、兵器也不算差，但却与中共的军力不能相比，军事反攻根本不可行的。”
文章指出，“在国共长期隔海对峙期间，双方的叫骂原来是十分激烈，使台湾海峡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幸好六年前中共领导人重新上台后，主动放弃‘解放台湾’口号，而代之以‘和平统一’，并且呼吁国民党与中共和谈，以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
六年来，中共领导人不断发出和谈的呼吁，不但充分体现中共和谈的诚意，而且减少了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深受国际间的好评。
假如国府能够采取配合行动，相信台湾海峡今天必有一番新的形势”。
“可惜国民党政府无意接受，不但仍然拒绝和谈，甚至表明与中共‘水火不容’，要‘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国府的狂妄叫嚣，表现了强烈的好战态度，似乎除了与中共火拚一场外，其它任何条件都是不能接受的”。
文章最后说，“国民党政府的顽固与好战，虽然能够满足少数狂热反共分子的偏执狂，但真不知它要把人民带往何处，这是台湾人民的悲哀”。
鞠耀文

台湾青年电影导演挣扎奋斗
在台湾影坛的芸芸众生中，有这样一批导演，为了在艺术上独辟蹊径，不在片老板的利诱中迷失自己，不沾沾自喜地沉醉于已有的成就，甚至在影坛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也宁愿放弃名声鹊起的大好时机，让自己重新失业，饥饿潦倒，而绝不在情感和原则上作让步。
在这股被称为“电影潮流的新势力”中，既有蜚声影坛的老将，也有近期崛起的新锐。
尤其是后者，表现更为突出。
比如新导演万仁，最近竟不顾友人劝阻，毅然辞却他筹划经年的《莎哟娜啦，再见》导演职务，让自己失业，重新开始艺术探索。
去年初，万仁执导的第2部影片《油麻菜籽》上映后，不仅为他带来了极佳的口碑，一千多万元台币的票房纪录，而且还为他带来了大量片约，仅后者就至少够他赚五年的生活费。
万仁在振奋之中，审慎地选择了《莎哟娜啦，再见》的剧本，并为之倾注了自己的全副心血。
一年来，他靠这部影片的十五万元台币（约合三千七百五十美元）订金过日子，为剧本、外景、演员、分镜头殚精竭虑。
后来，由于与片老板几番观点不一致，毅然以“壮士断臂精神”，弃手而去。
当他面临去留抉择之际，一位资深导演曾经试图说服他，要不计委屈，掌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事实上，并不是很多导演都有这种机会），把片子拍出来。
但万仁并没有接受这种善意的规劝，他的理智使他宁愿饥饿潦倒，也不允许作丝毫情感和原则的让步。
新导演中，与万仁相似的情形还不少。
李祐宁在拍完《老莫的第2个春天》后（此片获1984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有人找上门来，愿出高薪请他执导新片，但他为了在艺术上的追求，赋闲居家已逾半年，也不屈就新的片约。
他表示，若无相当感动他的题材，他不会轻易接受的。
还有多位执导叫座影片的导演，宁愿两袖清风，也不随便开镜。
台湾《联合报》对于这批导演的作为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该报的文章认为，金钱的诱惑似乎无法驱使这些导演在自己的艺术生命中留下不诚恳的作品。
在重财轻义的电影圈，这是何等可贵的资产。
孙玉清

图为台北市植物园景色。

尤尼克斯杯羽毛球公开赛
赵剑华吴健秋获男女单打冠军
据新华社东京1月27日电（记者高殿民、龙占泉）日本尤尼克斯杯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东京代代木体育馆决出五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中国选手赵剑华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吴健秋夺得女子单打金牌。
男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赵剑华以十五比十、十五比三胜韩健。
吴健秋同丹麦选手拉尔森经过五十分钟角逐，吴健秋以二比一获胜，夺得魁首。
刚刚配对不久的吴健秋和关渭贞在女子双打比赛中以一比二（五比十五、十五比三、四比十五）负于南朝鲜的金练子和柳尚希，获得亚军。
南朝鲜选手朴柱奉和金文秀获男子双打第1名。
苏格兰的吉利兰和英格兰的高尔斯获混合双打金牌。

华东纺织工学院通过调查取得发言权
当今大学生的思想工作如何做？
华东纺织工学院通过调查取得发言权
本报讯
记者肖关根报道：
本学期以来，华东纺织工学院党委组织政工干部同一千三百五十名学生谈心和座谈，通过千人调查取得了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发言权。
在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学生政工干部对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感到缺少办法。
学院党委青年部要求政工干部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纺化系指导员对一个班级的学生作了调查分析，认为学生的共同点是：
上进心强，思想活跃，求知欲强，希望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通过集体活动锻炼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
这位指导员就让每个学生都担任一项社会工作，很受学生欢迎。
毕业生对毕业分配有什么想法？
纺织系两位指导员调查了五十名应届毕业生。
结果是：
要求分配能做到专业对口、学以致用的学生不到三分之一，多数人只希望分配到一个理想的地区，干什么工作都行。
两位指导员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学生思想上的原因外，还在于毕业分配办法有不少弊端，没有做到择优分配。
一些学习成绩差，表现又不太好的学生，因为强调照顾家庭困难或其他原因，反而分配到了理想地区，从事较重要的工作。
他们提出，在加强对毕业生思想教育的同时，分配办法也要改革，真正做到择优分配，人尽其才。
学生政工干部在调查中深切地感到，现在的政工体制以及自己的水平，与形势的要求和学生的愿望不适应。
不少政工干部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束缚，对学生的某些缺点过于挑剔，没有看到他们关心改革，渴望成才的主流；
体制上是政治工作与业务脱节，指导员忙于应付日常琐事，很少有精力做思想工作；
政工人员大多是本校的毕业生，知识面窄，缺少实际工作经验。
大家建议从指导思想、政工体制以及工作方法方面进行改革。

我选手获英国室内田径赛三项冠军
据新华社伯明翰电（记者苏金虎）历时两天的英国室内田径锦标赛01月26日晚结束，中国选手刘玉煌在男子跳远比赛中，以七米六七的成绩夺得冠军。
在女子跳高比赛中，苏联的奥·图尔恰克和英国的黛安娜·戴维斯分别以一米八八和一米八五列第1、第2名。
中国选手倪秀玲以一米七二的成绩获第6名。
亚洲纪录保持者邹振先以十六米五的成绩获得三级跳远第1名。
廖文芬以六米二六的成绩夺得女子跳远金牌。
蔡舒以二米二零的成绩获得男子跳高第2名，李梅素以十七米二六的成绩获得女子铅球银牌。
苏联的撑竿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谢尔盖·布勃卡以五米四零居第2名，他的哥哥瓦西里·布勃卡以五米六零的成绩夺走了金牌。
中国选手陈国民以五米二零的成绩名列第3。

新闻杯桥牌邀请赛在京举行
本报讯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在京新闻单位迎春桥牌邀请赛，1月26日结束。
获得前三名的队依次为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刘雪）

时艳春朱芳清获澳大利亚运动会柔道金牌
十七岁的中国吉林省姑娘时艳春，1月25日晚上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运动会女子柔道七十二公斤级的比赛中夺得金牌。
男子柔道六十公斤级的角逐，中国安徽运动员朱芳清战胜澳大利亚老将沃克，获得金牌。
（据新华社）

海运不景气船员就业难
本报讯据《中国时报》日前报道，台湾船员就业情形已经亮起了红灯，从过去在职的六万余人降至目前的一万八千二百九十三人，且每月逐渐减少。
根据台湾船员资料中心所作统计，截至去年10月，台湾船员在职人数共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三人，比9月份减少一百七十九人，显示“船员就业率续呈下降”。
目前在职船员分布情形如下：
——甲级船员：
台轮部分在船上一千九百十人，公司储备一百九十六人；
外雇部分在船四千六百零八人，公司储备一千一百九十八人，共七千九百零二人。
——乙级船员：
台轮部分在船二千五百三十五人，公司储备二百六十七人；
外雇部分在船六千一百二十六人，公司储备一千四百五十三人，共一万零三百八十一人。
船员在岛内找工作，是十分不容易的。
上岸容易离岸难，船员转业及赋闲者比例甚高。
再加上船员与船公司间为短期契约的关系，无劳保，无退休给付，工作前途暗淡，这是台湾船员人力面临的大问题。

猪血提取食用蛋白质有新法
本报讯一项从猪血中提取食用蛋白质新工艺的中间试验工作，前不久，通过了由商业部组织的技术鉴定。
猪血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我国人民很早就有食用猪血的习惯。
但是，随着屠宰加工的工业化生产，猪血被污染，不能直接食用。
据统计，我国每年要杀大约三亿头猪，出大约十二亿斤猪血。
这些猪血大部分都被扔掉。
现在研究成功的这项从猪血中提取食用蛋白质的新工艺，是把鲜猪血经过分离血浆，脱去色素和血腥味，然后干燥成粉。
经测定，这种猪血蛋白粉里面，含有十几种氨基酸，其中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都有，是一种优质的全价高蛋白，可以作为强化蛋白质的添加剂，加在各种食品里面。
这项试验、研究工作，是由河北省邯郸市肉食联合加工厂和邯郸市化工研究所合作完成的。
（王念生）

看赵剑华杀败弗罗斯特
日本尤尼克斯杯羽毛球公开赛26日由北方的桐生市移至东京，五个单项的半决赛在这里举行。
中国选手赵剑华身手不凡，以二比一打败这届杯赛的头号种子丹麦的弗罗斯特。
战幕拉开，弗罗斯特的球路刁钻，劈头扣杀，使赵剑华难以招架，以十五比八先胜一局。
第2局一开始，弗罗斯特就以五比一领先。
赵剑华低头不语，紧握球拍在场内转了一圈，又挥拍迎战。
他长抽短吊，不时用斜线球压着对方的正手打，弗罗斯特也凭借他身高和灵活的步伐，多次救起几乎落地的险球。
九平后，赵剑华乘势进逼，全力强攻，以十五比十扳回一局。
决胜局的比赛呈白热化，双方短兵相接。
拥有二百多场连战旨捷战绩的弗罗斯特以八比五领先交换场地，紧接着又夺四分，眼看胜利就要到手。
赵剑华发起强攻，追成十三平。
赵剑华获得发球权连胜四分，弗罗斯特只取得两分，双方战成十七比十五，赵剑华领先。
在关键一分的争夺中，赵剑华发球，弗罗斯特回球到赵的中场左侧，赵剑华顺势跃身，大力斜线劈杀，球落地开花。
小赵战胜世界名将弗罗斯特，取得决赛权。
弗罗斯特心悦诚服地说，赵剑华和杨阳等年轻选手将是未来的羽坛球星。
新华社记者龙占泉高殿民

谈谈“三科”的分工与协作
周培源
开国三十五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我们国家已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这就是：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科学研究院、所，科技界的群众团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这种“三科”体系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是比较完整的，发挥了并正在发挥它的功能。
但是，我们的“三科”都是在解放初和五十年代建立的。
现在国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生产，科研任务，机构、人员都有很大的发展。
特别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又进入了新的腾飞时期。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
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三科”的作用，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科技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我认为，对“三科”工作的改革要作出极大的努力。
“三科”要有明确的分工。
国家科委的工作主要在于贯彻党中央在科技方面的方针政策；
制定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划；
对规划的落实与执行进行检查，包括建立重要的科研院、所，决定重大科研项目；
组织好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与推广；
与外国签订科技协定等等。
总之，国家科委在科学技术行政方面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它在国务院中所处的地位应当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一样。
它要集中精力掌握国家科技政策，一些其他单位能够处理而没有必要由科委来管的具体工作应当下放权力。
我们国家有五路科研大军，其中最强大的一路是由中国科学院所领导的一百多个研究所与综合调研单位。
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科学研究单位中居于突出的地位。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
“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
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这就是说，我们要把中国科学院办成我们国家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
科学院的研究单位就是我国在科研方面的国家队。
它们应当从事重大的、综合性强的而国内其他科研单位没有条件能进行的研究项目。
因此，中国科学院所有研究所都应该成为面向全国的国家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的改革一定会推动国家其他部门所领导的研究院、所的改革。
中国科协近几年来除了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开展科技培训和青少年科技活动等群众性工作外，也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科技咨询，促进了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
中国科协和各级地方科协所属各学术团体共拥有几百万名成员，其中包括全国各门学科的学术权威和作出研究成果的中青年、农村中的广大能工巧匠和科普积极分子。
因此，各级科协可以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科技顾问与智囊团。
要加强“三科”本身以及其他部门之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
在“三科”之间的协作，我们可举受控核聚变反应研究作例子。
从长远来看，受控核聚变是未来的主要能源。
在天然化石燃料（如煤及石油）及核裂变燃料（如铀）供应日趋减少的情况下，从轻原子核（如氘及氚）的受控核聚变反应中获取的能量可向社会提供几乎无限的、清洁的、安全而廉价的动力。
这个极为重大的科研任务，美国、西欧、苏联和日本都在积极进行。
由于它牵涉到科研、教育、生产等多方面，费用高，在短期内尚不能应用，因此更需要由国家科委来领导制定比较长期的、全国性的、逐步发展的规划。
规划中的基本研究项目要由中国科学院来承担，其他项目可分给有关部门进行。
科委可以通过科协的组织和横向联系，从科研据点的建立和科研人员的配备等咨询工作中取得科学依据。
开发新能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
我们要早作准备，迎头赶上，决不能等到二十一世纪别的国家取得成果之后，再来“引进”。
国外和国内的经验都证明：
高等学校只有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出成果、出人才。
总的说来，在开国之后，我国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国家从五十年代起创建许多科研院、所，这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到了今天，高等院校已集中大量的科研力量，他们基本上是中国科协的成员。
如果给他们一定的物质条件，他们完全有能力完成国家有关部门交给他们的研究任务。
因此，在这次科技体制改革中，有些部门的科研项目完全可以放到高等院校中去进行。
非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要轻易建立新的科研院、所。
在高等院校中普遍开展科学研究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三科”和有关部门都应大力支持。
此外，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消除单位之间的各自为政、相互封锁、互不通气等违反大协作的现象，要大力提倡单位之间与研究人员之间的密切配合、互通有无、相互帮助，避免重复、浪费的现象，发扬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共同前进。
建国以来，我们不仅建成了比较完整的科技体系，而且有了明确的科技发展方针。
这个方针按赵紫阳总理的提法就是：
“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
基础研究不能削弱”。
为了认真地贯彻党的科技方针，在简政放权的改革形势下，“三科”内部在制度上也有职权下放、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的积极性问题。
在科技体制改革中我们要提倡竞争，聘任、承包责任制、建立科研基金、重奖等新措施势在必行，这是调动科技工作者积极性，快出成果、快出人才的重要措施。
这一切必须有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来保证。
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
我们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样，面向似锦的前程，信心百倍，愿意对科技体制改革献计献策，为促进科技发展贡献出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佛堂店村被污染以后
前年09月25日，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罪”判处浦江县中余乡佛堂店村农民马荣秋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马荣秋上诉，金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去年12月12日，金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又对马荣秋一案进行了重新审理，撤销了浦江县法院和金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原来对马荣秋一案的判决和裁定，对马荣秋宣告无罪。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69年，浦江县中余乡建了一个石灰厂。
建厂后由于长期缺乏治理措施，烧窑的烟气就地低空排放，当地大气扩散条件又差，致使附近民房的瓦片、外墙被严重腐蚀，农民家中的五金器具锈迹斑斑。
周围的农作物被熏死，桑叶不能喂蚕。
周围群众有的咳嗽不止，有的儿童身上长小疮发痒。
1981年以来，佛堂店村的群众多次把这个情况向乡、区、县有关部门反映。
1983年04月中旬，厂方答应在三个月内解决污染问题。
但是三个月后，浦江县卫生防疫站受县环保部门委托，到现场做了测试，认为大气污染程度在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之内，该石灰厂可照常生产。
由于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83年08月01日，群众阻塞了通向石灰窑的道路，当晚，马荣秋等三十余人挑水浇灭了石灰窑。
事件发生后，浦江县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罪”判处马荣秋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马荣秋被判刑后，很多群众为马荣秋鸣冤。
1984年09月，省、地、县环保部门前往佛堂店村调查。
调查表明，浦江县卫生防疫站测试时的取样方法不是国家规定的取样方法，而且测试的时间是污染程度最轻、当地天气最好的日子。
经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分析，该石灰厂的燃料——石煤中的含硫量高达6.3％，尤其在阴雨天及夜间，危害更加严重。
1984年10月，省环保部门将调查的情况向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做了专题报告。
在省人大常委会、省高级法院的过问下，金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马荣秋一案重审后认为：
马荣秋一案是一起因污染严重而引起的厂群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马荣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佛堂店村石灰厂现已停办，准备转产。
（费裕侃鲍来法）

军政委登门拜年
新华社记者张传宣
元月12日这一天，解放军某军政委刘新增起了个大早。
想到今天将代表“文化大革命”中在安徽“支左”的解放军某部去给合肥工业大学的教职工登门认错，赔礼道歉，他的思绪怎么也平静不了。
上午八时，他准时赶到合工大。
当他走进三楼会议室时，一副副熟悉的面孔立即被他辨认出来了。
“我给大家拜年来了，向你们赔礼道歉来了！”
当年的“牛鬼蛇神”、“反动权威”——如今白发苍苍的教授们嚯地站了起来。
故人相见，往事纷纷涌上心头，……他们心情复杂地一一和刘政委握手。
“离开工大多年了，可我心里一直思念着工大，思念着大家！
鱼儿虽然犯了错误，但毕竟离不开水啊！……”刘政委开始沉痛地回顾过去。
会议室里一片安静，人们又回忆起当年政治大风暴席卷合工大的情景。
虽然刘政委带领部队在制止武斗和保护知识分子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然而他们的主要使命却是“支左”，即支持“造反派”，“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依然毫不留情地在校园内刮着……
“请老教授们对我们‘支左’中的错误给以严厉的批评吧！
让我们共同来彻底否定‘文革’、消除隔阂吧！……”
又是一片沉静。
突然，那位穿着蓝制服、围着灰围巾的孔荣贵副教授发出感叹：
“吃了一些苦头倒没有什么，最可惜的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前，四十岁的孔荣贵正准备招收留学生，大干一番事业，却一下子成了挨整的重点对象。
如今，他已年近花甲，如果说教训和惋惜，还有什么比耽误了时间更沉痛的呢！
电子系的王家琪教授接过话茬说：
“‘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主要有两条，一是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严重挫伤了，二是耽误了大好时光，至今学校不少方面的进步还比不上五六十年代的速度。”
刘政委沉痛地说：
“王教授，这场动乱硬是耽误了你们为国家出力的黄金般的时机，我们要负一定的责任。……”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孔副教授打断了：
“部队‘支左’虽然犯了错误，但我仍然十分感激人民子弟兵。
那一年我在下放农村期间大出血，就是刘政委他们把我接回来送到部队医院的，医院上上下下都为抢救我而奔忙！”
刘政委忙摆手：
“这有什么值得感谢的，你是因为我们把你赶下农村才生病的啊？
当然，从我自己来说，当时对整你们也是想不通的，我为此与‘造反派’周旋过……”
六十四岁的邓慎康教授也发了言：
“刘政委这次主动前来登门认错，真是人民子弟兵的高姿态啊！
人非圣贤，焉能无错？
有错就改，这对解放军的威信只会提高不会降低！
世界上哪个政党领导的军队能这样做啊！”
老教授沉思片刻，说：
“刘政委呀，我倒有个想法，如今部队不也在搞现代化吗，能不能给我一点科研项目，让我也能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钢铁长城贡献一份力量呀！”
刘政委激动得离开座位，上前紧紧握住老教授的手，连连说：
“您这个建议太好啦！
太好啦！
我还以为过去把你们打成了‘牛鬼蛇神’，你们就不再理我们了呢！
岂知你们如此心怀坦荡，不计前嫌，以大局为重！”
会议室顿时活跃了起来。
教授们异口同声地说：
“刘政委，你给我们大家都挂个名吧，祖国搞现代化建设，没有军队的现代化是不行的！”
……发言的一个接一个，心里的话儿象奔涌的潮水，冲刷着横在军民之间的残垣。
但细心的刘政委总觉得还有些熟悉的面孔没见到，一问，才知道有的正上课，有的生病住院，还有的早在十几年前就含恨离开人世了！
“我要挨家挨户去看望他们，住院的我要到医院去探望，我要一个个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哪怕是他们的家属！
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
太阳已经偏西，刘政委一行还在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园中走访。
他看到在当年武斗的碉堡废墟上，一座十层高的现代化科研大厦拔地而起，不禁感慨万千：
这多象一块划时代的里程碑啊！
它告诉后来者，那不堪回首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而新的、春光灿烂的一页已经掀开了！
（本报有删节）

三次失去上大学、两次失去作研究生机会的钱宗仁（右三）自学成才（详情见去年09月10日本报），如今在塔里木农垦大学教授高等数学。
新华社记者武纯展摄

在各级民政部门扶持下
京郊两万优抚对象困难户劳动致富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近几年，市郊农村有两万优抚对象和困难户在市各级民政部门扶持下，开始走上富裕的道路，其中有两千多户收入达千元以上，有七十五户年收入超过万元。
密云县石城乡赶河厂村复员军人郭芝民家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困难。
乡、村干部帮助他办起了纸盒厂，县民政局不仅帮助解决原材料问题，又投资两千元，使之实现了机械化生产，郭芝民一跃成为密云县优抚对象中的第1个万元户。
密云县前年重点扶持的八十户的人均收入比以前提高了五倍。
自然条件较差的延庆县根据山区特点，扶持困难户养牛、羊、猪、鸡、兔，还种植葡萄、办加工厂等，使四千多户走上了致富道路。
平谷县根据被扶持对象的经营能力和技术特长，让他们“各显其能”。
去年，这个县帮助困难户经营的项目就有商店、饭馆、服装厂和编织、种植、养殖业等四十五种。
去年全县两千一百多困难户人均收入增加了三百三十一元。

广泛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意见
武汉军区改进两用人才培养工作
据新华社武汉1月26日电（记者陆克亮、冯进京）全国二百多个县市复函武汉军区，为部队改进培养两用人才工作献计献策。
武汉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去年曾向全国四百多个市、县发函七百多件，广泛了解地方对人才需求的信息，征求对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意见和要求，目前已有二百多个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复函。
许多单位来信要求部队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实行定向培养并对口输送人才。
有的希望部队多培育既掌握专业技术又懂经营管理、既有基础理论知识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才。
还有一些单位对部队培养两用人才的方法提出了建议。
根据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来信的意见，武汉军区大刀阔斧地对培养两用人才工作进行改革。
他们广开门路育才，与驻地有关行业联合办育才点，聘请地方工程技术人员、教师上辅导课，传授技艺，并有计划地选派战士到地方有关单位实习。
他们还根据战士文化程度、学习要求、接受能力的不同情况，实行“育才升级制”，使专业学习系统化，提高两用人才的质量。

应防止海域污染
我国渤海、黄海沿岸有上百条大小河流汇集，饵料充足，适于鱼虾贝类生长。
鱼年产量居全国第2位，海水养殖业产量居首位。
但由于沿海地区大量工业和生活废水排入渤海、黄海，使经济鱼类产量逐年下降，小黄鱼五十年代年产十万吨，七十年代降至一万吨，带鱼也从1965年的六万吨降到现在的不足千吨。
目前石油污染也很严重，成为渤海、黄海污染防治的重要问题。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积极进行综合治理，沿海一带厂矿排污要严格控制在国家标准之下，所有船舶都应装水、油分离器，海洋、交通部门要加强对港口管理，以减少和防止海域污染。
（铁林秀岩世东）

我国环境保护立法概况
我国于1979年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环境保护立法的目的、任务和保护范围的规定；
二、关于保护环境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规定；
三、对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
四、环境保护机构及其职责的规定；
五、奖励及惩罚的规定。
我国还先后制定颁布了一批环境保护单行法规和与环保有关的法规，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食品卫生法》、《森林法》等，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规、环境标准及地方性法规。
还有一些法规正在草拟中，如：
《大气污染防治法》、《城市噪声控制法》、《放射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处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等。
（安权）

排污超标六十万尾活鱼受害
去年04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东八间商品鱼基地等三个鱼场的工作人员，发现很多养鱼池有死鱼。
死鱼眼睛突出，从肛门冒清水，发出一股恶臭的气味。
这一突如其来的现象，使人们不知所措，以为是水温过高或是鱼塘缺氧造成的，便注入新水进行挽救。
可是，死鱼数量与日俱增，挽救毫无效果。
到5月18日，一百九十三亩水面共十八个鱼池放养的鱼全部死亡，共计六十三万八千四百四十尾。
06月24日，将台乡政府向市、区政府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情况，市、区政府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调查组对临近鱼场的北京煤气厂排放污水的处理设施、废水水源、生产工艺、污染现场进行了检查；
察看了市政排水管道的总排水口；
测试了三个鱼场的污染程度。
调查结果证明，煤气厂在生产过程中将含油、酚、氰的废水排入河流，废水中含的酚、氰、油数量，都超出国家规定的排污标准，将台乡三个鱼场的鱼死亡事故，是由于煤气厂超标排放污水造成的，该厂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根据《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朝阳区环保局于1984年09月05日决定，由煤气厂向将台乡政府赔偿损失二十二万九千四百元（已赔偿），并限期解决排污超标问题。
目前，煤气厂正在努力采取措施，对污染源加强管理。
（震宗）

日本水俣公害事件始末
水俣是日本九州熊本县的一个小镇，渔业发达。
1925年，这里兴建一座氮肥厂，该厂废水直接排入水俣湾。
二十多年后，水俣湾附近的渔村中发现猫异常：
开始走路不稳，抽筋麻痹，最后自己跳入水中溺死。
此后不久，水俣镇发现了一个生怪病的人，开始只是口齿不清，步态不稳，进而耳聋眼瞎，全身麻木，最后身体弯屈，精神失常，惨叫死去。
接着发现五十多人患有同样的怪病。
为调查病因，当地组成了“水俣怪病对策委员会”。
调查证实这不是传染病，而是吃有毒的鱼所致。
消息传开，当地居民恐慌万分，同时成千上万的渔民失业。
他们纷纷向氮肥厂提出抗议。
后经解剖患上述怪病的死者的尸体、鱼体，又对工厂排污管道出口处调查，原来该厂把大量含有甲基汞的毒水排入水俣湾，使鱼有毒，人、猫吃毒鱼而生病死亡，至此真相大白。
该厂原经理吉冈喜一和原厂长西田柴一分别被判处监禁二年，缓期三年执行。
（肖义）

污染环境是违法行为
苏宁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
环境的好坏，对人类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
这些道理，说起来似乎谁都知道，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有人置环境保护于脑后，干出损害人民利益、破坏生态平衡的事来。
这当中有的人的初衷是想把生产搞上去，但他们没有想到，如果只顾生产，不注意保护环境，就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
本期介绍的国内外几起污染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
目前，我国已制定了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不久还会有新的环境保护法规问世。
一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每个公民，都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这些法规，做到有法必依。
过去，有的同志认为，触犯刑法才算犯法，违反环保法不算犯法，这是一种错误观念。
因为，环境保护法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颁布的，违反环保法当然是犯法，要受到法律制裁，有的要罚款，有的要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我们希望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执行各种环境保护法规，保护好我们居住地方的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造福。

法律词典
环境保护法简言之，就是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有关法规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环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3条规定，系指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水生生物、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温泉、疗养区、自然保护区、生活居住区等。
环境保护法规有基本法、单行法、行政法规和其他法规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范。
环境标准是环境保护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讯\\1982年06月，山东省阳谷县钟楼村钟本贵，通过别人非法印制“非农业户口迁移证”、“粮食关系转移证”各一千份，加盖伪造的公章后高价出卖，获赃款一万多元。
后又非法印制招工、定级、调资等七种档案表格六百多张，伪造公安、劳动、粮食、商业等机关和企业公章七十多枚，流窜到一些省、市行骗。
最近，聊城地区中级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钟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山东法制报》）\\湖北武钢金属结构厂计划科销售员管定国，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使国家财产遭受十二万多元的重大损失，经武汉市青山区检察院批准，已被依法逮捕。
（据《武汉法制报》）\\山西绛县县委、县政府编印一万多册《法律简明问答》和五千册《法制讲座》，分发到农村、厂矿、机关、学校，组织全县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法律知识。
（张胜利）\\最近，湖南长沙市的公安、外贸、乡镇企业、供销等部门联合召开烟花鞭炮安全管理会议，研究、贯彻春节期间烟花鞭炮销售、燃放的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长安）

美国江南命案调查小组提前结束在台北的调查
新华社香港1月26日电据台湾报纸和外电报道，美国江南命案调查小组已于昨天提前结束了在台北对美籍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命案的调查。
由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和一名警官组成的江南命案调查小组，是1月22日晚抵达台北的。
他们在听取了台湾有关方面情况报告，并与台湾调查人员“交换了意见”之后，分别同涉嫌江南命案被拘押的台湾竹联邦头目陈启礼和吴敦进行了谈话，以了解他们“涉嫌做案的经过”。
谈话共进行了十七个小时。
美方调查人员认为，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
调查工作已告一段落。
他们原拟在台北逗留一个星期，现在因为“及早得出了结论”，决定缩短行程。
台湾报纸报道，美方调查人员和台湾当局都拒绝向外界透露调查情况。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当局消息人士说，美国调查小组并未要求会见涉及江南命案的三名台湾“情报局官员”。
台湾《自立晚报》发表《江南命案应查水落石出》的文章，要求台湾当局彻查江南命案，并将事实真相公诸于众。
文章说，江南命案在岛内外报章杂志喧腾已久，“究竟何方唆使主谋，情报局官员扮演何等角色，都须赶快查个水落石出”，以致“对社会大众，海外侨胞，国际人士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船舱漏油百里海岸线遭污染
1984年09月28日16时，一艘十五万吨级的巴西籍油轮“加翠”号载运原油十二万三千一百四十四吨，在山东省青岛港中砂礁触礁搁浅，右第三舱漏油，严重污染青岛港及其附近沿海地带，受污染的海岸线长达四十九公里，一千五百亩水产养殖场、五千亩对虾养殖池和十五亩海上养殖架受到危害。
临近的一、二、六号海水浴场和栈桥公园、鲁迅公园等污染也很严重。
“加翠”号油污事件发生后，我国交通部及时派出调查组进行了调查，青岛市迅速组织人力、物力清理海上油污，专家们对受害单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认真作了计算，巴西方面也多次派人来我国与港务监督等有关部门商谈赔偿事宜。
根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有关部门对“加翠”号油污事故进行了处理。
目前，索赔工作正在进行中，“加翠”号油污事故的赔偿费用将由该船所属船舶公司的保险承担协会——国际保赔协会全部承担。
该协会现已预付了相当于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的美元作为清理油污的费用，其他项目的赔款双方还将进一步商谈。
（劳辉叶子选斌）

适应形势的发展根据群众的需要
全国一些地区建立基层法律服务机构
这种法律服务机构不作国家编制，实行自取自养
编者按：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种经济往来日趋频繁，经济关系错综复杂。
这样，各种经济纠纷，尤其是经济合同纠纷也明显增多了。
这些问题，单靠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来补充。
各地干部和农民也渴望熟悉法律知识，得到法律帮助。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建立，正是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的一项司法改革措施。
基层法律服务组织刚刚开始建立，工作方法尚待进一步研究，服务范围也要逐步发展，许多具体的组织和人员培训问题还要进一步探讨摸索。
但是，我们应该欢迎这一新事物的诞生。
本报讯通讯员刘之元报道：
为了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1984年以来，全国不少地区积极发展基层法律服务机构。
司法部充分肯定了这一作法，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都要通过试点、总结经验，积极推广。
这种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一般都设在乡（区）、镇，其名称广东、福建等省叫司法办公室，四川、湖北、辽宁等省叫法律服务站（所）。
在组织上受同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具体业务工作主要由司法助理员负责，业务上归县司法局领导。
一般站（所）有二至四名工作人员，除司法助理员外，另吸收一至三名离、退休干部或教师，特别注意从政法干部中挑选，不足的再从乡镇企业干部或知识青年中选拔。
他们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法律、经济知识和政策水平，政治思想好，热爱司法工作，热心为人民群众服务。
这种法律服务机构不作国家编制，不由国家财政开支，实行自取自养，个别经济困难的则由乡、镇财政给以适当补贴。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具体职责范围各地不尽一致，但基本任务都是四个方面：
一是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参加建设精神文明村、五好家庭等活动，帮教失足青少年；
二是具体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并直接调处一些疑难和跨村的民间纠纷，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是开展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担任法律顾问，办理非诉讼事件，参与制订经济合同、调解经济纠纷；
四是协助联系和办理公证业务，如接受当事人申请、调查核实材料，进行回访检查，宣传公证制度等。
总的说是把司法部门的部分职能延伸到基层，缓解了县、市司法部门力不从心的矛盾，使基层政权司法部门的职能作用得到了更好的发挥，促进了基层的法制建设。
由于基层法律服务机构适应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因而门庭若市、工作应接不暇。
山东省掖县二十八个服务站成立半年来，共进行法制宣传五百七十多场次，接待群众来访七百七十余人次，法律咨询八百五十多人次，代写法律文书六十余件，审查经济合同三百四十多件，参与解决经济纠纷二百八十余件，向县法律顾问处介绍经济代理十一件，协助办理公证二百一十四件，直接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法律服务。
四川省达县市在二十二个区、一个镇、九个乡办起法律服务站后，办理了大量的法律事务，仅五个乡的统计，半个月就办理了各种法律事务二百一十三件，担任了十一家乡镇企业的法律顾问。
该市盘石乡法律服务站为一户农民解决了长达十九年的房产纠纷，使他十分感激，逢人便夸法律服务站好。
山西省兴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农民进城一趟往返需四、五天，想到县里请司法部门提供法律帮助却花不起路费、误不起时间，在各乡建立起法律服务站以后，有的拖了几年的诉讼案件很快解决了。

重庆和天津民建工商联为西藏培训裁剪理发烹饪及地毯编织人员
本报讯为了支援西藏建设，重庆和天津市民建、工商联（以下简称“两会”）于1984年下半年为西藏培训了一批裁剪、理发、烹饪及地毯编织人员。
重庆市两会办的重庆财经业余学校负责培训裁剪、理发、烹饪技工，共二百一十七人。
学校聘请了厨师、裁剪师、理发师等作为教学的骨干，请了特级厨师、高级裁剪师、特级理发师传授技艺，并组织学员到著名的餐厅、理发厅、服装厂参观实习。
天津市两会商请市协作办，选定织毯历史悠久、技术设备较好的天津地毯二厂、三厂，安排53名西藏学员来厂学习地毯编织技术。
从去年06月上旬开始，讲解基本知识，由有经验的师傅负责传、帮、带，按不同工种的要求到班组实习操作，使学员掌握了编织、平剪构花和图案设计三个工艺。
学员们已于去年12月份结业。

上海人民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8年秋冬，淮海战役的炮声震撼着江南大地，敲响了上海黎明前的钟声，上海即将回到人民的怀抱。
蒋介石调集二十余万蒋军，任命汤恩伯为淞沪卫戍司令，在上海外围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扬言要“死守六个月到一年”，要将上海毁于炮火之中。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人民，在地下党上海市委领导下奋起斗争，配合解放军迎接上海的新生。
1949年01月，我军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党中央认为我军已有足够的力量解放上海，无需在内部发动起义。
遵循党中央指示，上海市委明确迎接解放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反对破坏，反对屠杀，反对迁移；
中心工作是保护工厂、机关和学校。
为适应斗争需要，全市各级地下党组织按区划块领导，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官僚资本工厂和市政公用事业等单位建立配合我军接管的部门，普遍组织护厂队等组织，配合我军解放上海，使上海较为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提出“应变”的口号，企图拆迁机器，运走物资，转移资金，破坏工厂。
我党利用“应变”，发动各行业工人，要求发放“应变费”、“应变米”，使全市各工厂、企业和学校，乃至家家户户储备了三个月的粮、油、煤、酱菜。
储粮“应变”，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既有利于稳定群众情绪，也有利于解放后的接管和恢复生产。
在争得“应变费”初步胜利基础上，党因势利导地向群众指出：
“应变费”只解决眼前问题，为了保证今后的职业，必须保护工厂。
各级党组织利用工会或上级公司的护厂通知等合法形式，组织了以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护厂队伍。
为迷惑敌人，名称各异，有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抢修队等，护厂组织日夜值班、巡逻。
党组织以“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保住工厂就是保住饭碗”等口号发动群众，使护厂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的自觉行动，许多工人家属也住厂参加护厂。
在护厂中，工人特别注意保护一些重点企业（如水、电、煤气、电讯等）和企业内部的要害部门。
南翔电讯台老工人故意弄坏电门，阻止了敌人炸毁收讯台。
当一股敌军在杨树浦发电厂高楼顶上架设机关炮，危及高压炉，对我军也将造成较大威胁时，护厂队就警告敌人，万一高压炉中弹，方圆三里内将全部化为灰烬，你们也完蛋，吓得敌人赶忙撤走。
保护物资和设备是护厂的主要内容，护厂工人想方设法和敌人周旋。
如：
当敌人到中纺十五厂运布时，工人以维持生计为由，坚持要原料——棉花作交换，否则坯布不准出厂，使伪国防部十五辆卡车空车而回。
江海关工人卸走了船舶主机零件，使船瘫痪在河滩上动弹不得。
江南造船厂工人故意弄毛底座螺丝，使机器难以拆卸。
他们在把八门大炮装上趸船时，故意使之不平衡，利用潮水涨落致使船翻炮沉，敌人只得望江兴叹。
敌人千方百计要劫走大隆机器厂的精密机床，工人就设法把运输卡车轮胎里的气全部放光。
后敌人又以释放被捕工人作条件，诱骗工人同意拆迁机器，被捕同志闻悉后坚决表示：
宁可坐牢，决不让敌人拆走一台机器。
狡猾的敌人又以听工人意见为名，召集工人开会，进行站队表决，要反对拆机器的工人站到一边，企图逮捕反拆迁的带头人，如无人站出来，又可以此为由强行拆迁机器。
在人群中的共产党员机警地提出：
赞成拆迁机器的人站到一边去，这主意得到在场工人群众的支持，从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敌人又以坦克和机枪相威胁，工人则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步出会场。
为了迎接解放，作好护厂等工作，党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
许多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冒着生命危险，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把战争形势和党的政策、党的文件印成传单张贴和散发。
护厂本身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我们向民族资本家着重宣传了党的工商业政策，晓以大义，使他们认清形势，消除顾虑，站在人民一边。
由于宣传得力，有些资本家退掉了离开上海的飞机票，有的还参加了护厂斗争。
不少有正义感的技、职人员也积极投入了斗争行列，如江南造船厂一位技术人员将废图纸装箱运往台湾，而把建厂以来的两万六千余张图纸完好地保存下来。
党组织对反动警、特分子发出了警告信，揭露他们的罪行，指明形势，责令将功赎罪。
警告信甚至放到警察分局长的被窝中。
有些反动分子收到警告信后，知道共产党就在其周围活动，吓得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反动气焰有所收敛。
上海六大公用事业（电力、电话、煤气、自来水、电车、公共汽车）掌握在外商手中，做好外国资本家的工作，对护厂和解放后的国计民生都是至关重要的。
党组织利用外商和国民党的矛盾，向他们介绍了我党关于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政策，减少了他们对解放上海的忧虑，争取他们多次配合我们挫败了敌军妄图利用这些企业负隅顽抗和准备破坏的阴谋，确保了上海水、电、煤气供应，电讯联络和公共交通的畅通。
1948年夏秋，市委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调查研究，收集情报，迎接解放和接管。
各基层支部摸清了所在工厂的结构、设备、人员情况。
对各方面的情况如敌特活动状况、工厂附近驻军番号、人员、装备、工事位置、敌情变化、国民党内部派系关系、全市科长以上人员概况、敌产及需要重点保护的设施等，我们都了如指掌。
上海市委还专门设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瓦解和争取敌军起义。
在解放上海的前夕，敌海、陆、空军中均发生起义，其中有飞机二十余架，舰艇二十余艘，包括国民党海军最大的重庆号巡洋舰，江阴炮台和全式美械装备的伞兵第3团。
在解放军攻占苏州河以南后，又成功地促使在河北指挥作战的敌淞沪卫戍副司令官刘昌义率部起义。
这就大大减少了解放上海的阻力。
当护厂队遭到敌人明令禁止后，又以其他名义继续活动。
1949年03月，在工人护厂队和学生护校队的基础上，上海市委秘密建立了一支由六万名工人、学生组成的半武装的人民保安队。
它的任务是当解放军的向导，警卫企业、仓库和交通要道，收容、看守俘虏，配合解放军收缴残敌的武器。
人民保安队在解放上海战役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它协助解放军先后收容散兵一千八百余人，捕获土匪、特务两千多人，在市区清除地雷两百枚以上，确保了全市公私财产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和损失，在上海解放和接管过程中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且迅速恢复了生产。
在党的领导下，近郊农民也组织了自卫队，开展了反驻军、反抽丁、反筑堡、反拆房的斗争。
他们还收集情报，为我军带路，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05月27日上海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分头接收了国民党反动派所有机关、工厂、企业、事业和银行。
六百万市民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在解放和接管上海的过程中，全市工业生产、交通、通讯、贸易、金融等活动从未中断，这是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窦晖）

关于物价的几个问题
薛暮桥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前后，社会上有一种谣传，说在把企业搞活以后物价就会上升，有的城市对少数几种商品在短时期内发生抢购，也有少数企业在扩大自主权后，不从改善经营管理，而从提高产品价格来增加盈利。
因此，大家对物价是否能够稳定十分担心，怕因物价上升引起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在我参加的几次讨论中，许多同志要我答复物价中的一些问题。
看来有这类疑问的同志是相当多的，所以我根据自己的认识，对这些问题作一次简要的答复。
（一）各类商品的价格为什么要不断调整
稳定物价是我们的一贯方针。
但是过去往往只宣传稳定物价，而不宣传各类商品的价格需要不断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把稳定物价同冻结物价等同起来。
特别是在“文革”十年动乱时期，政府因怕市场混乱，下令把物价冻结了十年。
在这十年中间，各类商品的成本不断变动，如农产品、矿产品因受自然条件限制，产量增加而成本不易下降，甚至随之上升，这些产品原来的价格就低于价值（生产成本＋平均利润），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就不愿意增加生产。
虽然我们的国家计划要求优先发展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发展很慢，粮食、棉花等人民迫切需要的许多种消费品供不应求，只能从国外大量进口，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煤炭、石油等是国家计划必保的产品，但因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价格没有及时调整，以致生产上不去，消耗降不下来。
煤炭和好多种原料靠国家的补贴来维持生产，靠统购、统配来解决供应问题。
事实上保证不了供应，不得不允许企业用议购、议销的办法来作补充。
另一方面，有许多种加工工业产品生产发展，成本下降很快。
国家要靠它们上缴盈利，来弥补亏损产品的补贴，不准这些产品降价。
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由于产品价高利大，盲目发展，生产积压。
而且由于价格过高，不能用薄利多销的办法推销这些积压产品，因此有些很需要的产品不得不被迫减产。
这样就把生产搞死了，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无法满足。
解脱这种困境的根本办法是调整价格。
第1个成功的例子是1979年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业生产迅速上升。
近几年农业生产猛烈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提高价格，体制改革是更重要的原因。
但如果光有体制改革，不提高价格，农民发展生产后得不到经济利益，他们也是不会有这样大的积极性的。
三四年前我们还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棉花、油、糖等，现在粮棉完全可以自给，甚至需要从征购变为限购，多余部分让农民自己销售。
1979年以前猪肉、鸡蛋等供应一直很紧张，1979年一提价，生产迅速上升，很快就增加了供应。
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调整棉布和化纤布的价格。
五十年代我国棉纺织业利润是很高的，发展很快，但因人民生活改善，需要增加更快，不得不限量供应。
到六十、七十年代，由于棉花几次提价（三十年内棉花提价二至三倍），棉纺工业转盈为亏，要靠国家财政补贴来维持生产。
与此同时，化纤织品大量发展，成本迅速下降。
国家要用化纤布的盈利来弥补棉布的亏损，不准化纤布降价。
化纤布不能降价扩大销路，以致大量积压，国家计划就限制甚至压缩化纤布的生产，使整个纺织工业陷入困境。
1983年国家下决心提高棉布的价格，同时大幅度降低化纤布的价格。
化纤布的销路大增，从限制生产变为放手发展生产。
化纤布销路扩大了，棉布的供应就不紧张，实行了三十年的凭布票限量供应制度也随之取消了。
纺织品价格的有升有降的调整，总的来说物价并没有因此上涨，人民也没有增加开支，但把整个纺织工业搞活了，市场也搞活了，不但充分满足了人民对衣料的需要，而且使穿的衣服丰富多彩，人民的生活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
各类商品情况不同，在生产发展中成本的变化是很大的，不及时调整价格，就不能保证各类商品按照成本变化和市场需要顺利发展，因此也就不能使人民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改善。
有些同志害怕物价的调整会影响社会的安定，提出可不可以不调整物价，因成本下降而价高利大的产品把多得的盈利统统上缴给国家，用来补贴因成本上升而价低利小甚至亏损的产品？
这是“吃大锅饭”的办法，三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吃的苦头已经太多了，决不能再保持下去。
我国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都广泛地进行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商品交换就必须承认等价交换的原则，否则各企业就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所谓等价交换，就是说必须按符合于价值的价格互相交换，成本（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变化了，价格就必须随之变化。
产品的价格不但必须反映价值，而且必须反映供求关系。
从原则来说，供不应求的产品价格可以略高一点，供过于求的产品价格可以略低一点。
价格偏高的产品生产会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价格就会回落。
价格偏低的产品生产会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价格就会回升。
所以从长期看，反映价值和反映供求关系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
当然在短时期内，某些商品如果供求突然变化，有可能使价格在一定幅度内背离价值。
这种背离是有好处的，它使生产按照市场需要自行调整。
（二）为什么说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过去的计划管理制度，工厂按计划生产，商业部门按计划收购和分配，许多产品的生产不符合市场需要。
许多种产品因价低利小，供不应求。
生产单位和建设单位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满足不了需要，就停工待料，采购人员满天飞；
人民所需要的消费品供不应求，重要消费品就限量供应，次要消费品就让它长期脱销。
另有许多种产品因价高利大，供过于求，长期在仓库中积压，也不允许生产和销货部门降低价格，打开销路，象化纤布那样宁愿减产，也不降价。
这样的计划管理体制显然是对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十分不利的。
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为把经济搞活，要给企业以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自主生产，自负盈亏。
为此要减少指令性的计划，增加指导性的计划。
《决定》指出，指导性计划必须利用经济杠杆、特别是价格政策来指导企业的生产发展方向，使它符合国家计划和市场需要。
如果不调整价格，价高利大的产品就会更加盲目发展，价低利小特别是亏损的产品就更有可能生产萎缩，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因此调整价格体系，目前已经成为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当务之急。
有些同志担心放手调整价格，会把国民经济搞乱。
其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调整价格，企业就“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样就把经济搞乱了。
只有调整价格体系，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做到活而不乱。
农业生产扩权是扩得最彻底的，但我们依靠调整价格，不但把生产搞上去了，而且各类农产品（包括牧、渔、林等）的比例关系，也可以利用价格政策来进行调整，使它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近几年有几种产品曾经盲目发展，挤占粮田，那不是由于扩权，而是由于超售奖励过多。
一压缩奖售加价（实际上是降低价格），问题就很快解决了。
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如果不调整棉布和化纤布的价格，纺织工业不是管死，就是放乱，合理调整价格，问题就顺利解决。
在把企业放活以后，它们就要互相竞争，就要比赛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只能主要用盈利来衡量。
但因价格不合理，许多企业盈利多是由于产品价格过高，或者所用原材料价格过低；
许多企业盈利少是由于产品价格过低，或者用议价的原材料。
象赛跑一样，必须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用不合理的价格是无法衡量企业的经济效益的。
所以在实行企业承包定额利润、超额分成以后，由于价格偏高偏低，就发生各行业、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现象。
先进企业承包定额较高，所以常常“鞭打快牛”。
今年起实行利改税，想用产品税来缓解物价不合理所造成的矛盾。
但产品税只能分类制订税率，在同一类产品中，有些产品价格偏高，有些产品价格偏低，不可能都用增减税率来解决。
因此随着利改税的推行，大家将会愈来愈感到调整价格势在必行，认识到这是衡量企业经济效益，从而督促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
近几年有愈来愈多的国外经济学家称赞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但同时又说能否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资本主义经济是靠价值规律来调节，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要利用价值规律。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就必须遵守价值规律。
所以不论从理论上来讲，或者从实际需要来讲，不调整价格就不能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现在我们深深感到生产发展了，流通渠道过分狭窄，以致卖难买难，必须迅速扩大市场。
为此也有必要利用价值规律，迅速调整价格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
当然，目前由于价格背离价值过大，如果一下子全面调整，对生产和生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震动，因此调整价格必须慎重规划，有步骤地逐步进行。
但畏缩不前也不行，如果再不调整，价格和价值的背离将愈来愈大，将来调整就更困难了。
现在主动地有计划地逐步调整价格，如果某些重要消费品需要提一点价，就相应地提高工资，完全可以保证人民生活不但不致下降，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而继续有所改善。
（三）物价会不会普遍上升，在调整价格时能不能不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形态，价格一方面决定于各类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决定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
物价普遍上升，实际上是货币贬值，是通货膨胀所产生的结果。
没有通货膨胀，物价总是有升有降，不会普遍上升的。
在商品流通对货币的需要量不变的条件下，货币发行增加一倍，物价也会上升一倍。
如果在这时期商品流通量增加一倍，那末即使货币流通数量增加一倍，物价也不会上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物价的猛烈上升，主要是当时为保证战争供应，货币发行数量急剧增长所产生的结果。
1950年03月战争胜利结束，财政收支平衡，国家有可能控制甚至紧缩货币流通数量，物价就突然稳定了。
六十年代初期物价波动，是由于“三年大跃进”，生产下降，货币发行增多。
经过五年调整，生产回升，货币流通数量减少，到1964、1965年物价就稳定而且略有下降（主要是集市贸易和高价商品）。
当时市场商品供应很少，1950年国家只能保证粮食、棉布和煤炭的供应。
商品少，人民手里的货币也少，所以物价仍能保持稳定。
1965年虽然生产回升，粮食、棉布、肉、蛋等许多种重要消费品仍然限量供应，人民生活只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但因货币流通数量减少，仍能保持物价稳定。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只要我们控制货币流通数量，是完全可以保持物价稳定的。
目前的情况与过去大不相同，过去愁吃、愁穿，现在是愁粮食、棉布库存太多。
其它消费品也库存充足，不怕抢购。
某几种商品暂时供不应求，这是正常现象，这些商品都有增产潜力，只要稍稍调整价格，保证生产企业可以得到合理利润，过一时期就可以增加供应数量。
与此同时，现在库存积压的产品很多，需要降价推销。
据我所知，今年有些商品提一点价，降价的商品也不少。
现在大家抢购的商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某些家具，在五年前仍被视为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现在职工、农民纷纷抢购，这说明人民的生活确实是改善了。
一般日用百货，没有抢购，即使部分地区抢购，也因货源充足，抢购几天就过去了。
现在商业部门积压的商品太多，需要拿出一部分来降价处理，这对稳定物价是会有好处的。
至于在改革过程中，有的人违法乱纪，套购国家物资进行倒卖、擅自涨价、损公肥私等，只要我们注意采取必要的经济、行政和立法手段，是完全能够迅速加以制止的。
当然，我们对物价也不能掉以轻心。
这几年货币发行量多了一点。
1979、1980两年有比较大的财政赤字，加以国家主动提高肉、蛋等几种消费品的价格（国家给了工资补贴），物价平均每年上升4％。
近三年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但因农业大丰收，国家收购的粮食、棉花等都远远超过国家计划，因此也多发了一些货币。
多余的粮食可以当作饲料，转变成为肉、鱼、蛋、乳等较高级的食品，使人民不但吃饱，而且吃好。
但这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可能要稍稍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有些地方已经提了）。
物资多了，只要改善加工和推销工作，就可以回笼货币。
目前商业部门有些多余物资需要降价推销，既可以稳定物价，也回笼了货币。
所以《决定》说我们现在调整物价是结构性的调整，还没有、也不会出现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吃的、穿的、用的东西质量都比以前提高了，花的钱自然要多一点。
只要职工、农民的收入同幅度地上升，生活就只会改善，不会下降，这是我们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方针所取得的胜利。
从近几年城乡人民的储蓄急剧上升来看，城乡人民收入的上升，总的说来至少不落后于支出的上升，对这变化是应该欢迎的。
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国家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第1是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
目前消费品的供应总的来说是很充足的，生产资料的供应相当紧张，这说明基本建设的规模还是偏大。
如果基本建设规模突破计划，生产资料的供应将更加紧张，价格也难于控制。
如果国家不主动提价，议购议销的范围可能日益扩大，实际上也是涨价。
生产资料涨价，反过来将自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一万元投资只能完成原来八千元的工作量，结果延长建设周期，降低经济效益。
所以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出现了也不会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
现在基建投资利用银行贷款的比例显著扩大了，国家还可以用控制银行信贷的办法，来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大。
第2是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勿使超过农业、轻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
农民因生产发展而增加的收入是有物资保证的，需要控制的是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要提高过快。
职工的工资总额也要控制，特别要防止乱发奖金（由于劳动贡献特别大而多得奖金不限制）、补贴和各种实物。
前几年我国的毛纺织品是有积压的，去年国庆前后许多机关、企业滥发毛料工作服，以致毛纺织品发生抢购和涨价。
我们国家这样大，职工已经超过一亿人，稍一放松就有可能出现缺口。
如果由于职工收入增加太多而引起物价上升，就有可能产生市场上一定程度的紧张现象，这是我们必须尽力防止的。
有些同志担心物价上升会降低人民生活，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
人民生活好坏决定于生产的发展速度，生产上升人民生活自然跟着上升，国家是不会把多生产的商品放在仓库里让它烂掉的。
物价变动不会增加或者减少社会产品，只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城乡人民分配的比例。
1979年我们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收入增多，生产积极性高起来了。
职工因肉、蛋等提价所增加的开支，由国家补贴。
由于农业生产增加，职工同样得到好处，许多种原来限量供应的商品现在敞开供应了。
1960年至1962年人民生活下降，那是由于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下降，决不是由于物价上升。
生产下降，靠调整价格不可能使人民生活不下降。
生产上升，合理调整价格，只会使生产发展更快，人民生活随之改善。
在物资丰富的情况下，如果为着调整某些过分不合理的价格，在短时期内物价上升较多一点，国家不难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提高职工的购买力，使多余的产品找到销路。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会使工业生产象农业一样发展更快，而且会使产品更新换代，更适合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使人民生活象过去几年那样有较大的改善，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丹麦农业见闻
祖国补王西玉李天资
一、肉类加工合作社
去年，我们在北欧考察农业合作问题时，曾参观了丹麦的一个大型肉类加工企业——楚利普肉类加工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共有六个加工厂，我们参观了其中的火腿加工厂。
工厂设备先进，都是清一色的不锈钢机器，显得十分清洁。
从猪的胴体清洗、分部位切割到制成成品都是流水作业。
这个工厂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尽管有先进的设备，一个车间仍然有几十个工人排列在机器旁，随着机器的转动紧张地工作，不要说闲聊天，有的似乎连眼睛向别处看一下的时间也没有。
据介绍，工人上下班也有严格的考勤，每个车间的门口都有用于考勤的计算机装置，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工作量都输入计算机内，作为计算工资报酬的依据。
楚利普肉类加工合作社共有三个屠宰厂、三个加工厂，有二千五百名职工，全年屠宰加工猪数百万头、牛八万头。
生产包装鲜肉、火腿、香肠三大类产品共一千多个品种，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在国际上享有信誉。
这个现代化企业开始是1886年由四十户农民联合办起来的，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随着参加合作社农户的增加，企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现在，社员总数已达到六千七百个农户，年总产值三十亿克朗，成为全丹麦屠宰业中一个大型的合作企业。
它属于畜牧业生产的一种产后合作。
农民独立饲养牲畜，但在畜产品加工销售方面进行合作。
合作社按社员生产的需要举办各种加工企业，直接为社员生产服务。
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工厂同农户之间建立固定的供销渠道，工厂原料全部由社员提供，合作社对收购价格、品种、重量、质量都有统一的要求，每星期五向社员通报一次。
社员向合作社交售猪、牛是一项基本的义务，不得自由向外社交售；
同样，合作社必须收购社员的产品，不能随意拒收。
二是社员交售猪、牛除获得合理的价款外，按交售产品的数量还从合作社取得返还利润。
去年总产值中返还给农民的利润达六千二百万克朗，占纯利润的80％以上。
为了解决企业发展资金的不足，社员还要交纳一定的基金。
社员还要和企业共担风险，企业一旦破产，每户社员要负担二万五千克朗的保险金。
丹麦的合作组织，不论大小，都由农民中选出来的理事会领导，主要领导人必须是本行业经营农场的农民，合作社办的加工厂则由雇请的经理和职工经营。
楚利普屠宰业合作社每三年选一次代表，从代表中再选出理事会为合作社的最高领导。
企业的大政方针由理事会掌管，有的还要经过代表会议决定。
肉类屠宰加工是丹麦农业的一大支柱，也是农村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全国90％以上的猪肉都是由农民自己举办的合作企业加工的。
合作社由于解决了猪肉的加工销售问题，深得农民欢迎，促进了牧业生产的发展。
二、农机站的作用
在丹麦，每个农村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一百四十人。
1960年以来，务农劳动力大大减少，目前仅为全国劳动力的6％，可是，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这期间却翻了一番，达到了三千多斤。
这同遍布全国的六百二十五个农机站所作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我们访问了阿士克乃勒农机站。
主人说，这是丹麦比较典型的一个私人农机站，全国除二十五个农机站是合作经营的以外，其余都是类似的私人农机站。
全站共有五个人，有各种农业机械四十台，其中拖拉机九台，收割机二台，还有除草、喷撒等各种机械，几乎可以从事所有田间作业。
他的农机站除了耕作自己一百二十五公顷的农场外，还在周围十公里半径内为一百五十家农场提供服务。
一般农机站与需要服务的农场不签合同，农场主给他打个电话就行了。
需要服务的农场，一般将农活的一半交由农机站代劳，服务费用按工时计算。
农机站全年营业额达二百四十万克朗左右。
丹麦独户经营的小型农场比较多。
要使各家农场都置全各类农机，不仅投资大，使用率低，效益差，而且影响到农业机械化的程度。
有了农机站，农民只要购置少量常用的农机就行了，他们不仅可以得到机械化耕作的效益，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
农机站遍布全国，说明了它是得到农民欢迎的。
丹麦朋友告诉我们，战后丹麦的农业机械化得到了较快发展，六十年代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现在机械化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耕翻、播种、施肥、除草、收获、烘干、入仓、牧草捆垛、运输等各个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
丹麦非常重视加强和更新农业技术装备，用于农业机械的投资数额很大。
1982年农民对农业投资三十六亿克朗中，用于购置或更新机械设备的达三分之二。
现在他们正在进一步研究农业技术装备如何更好适应农场规模，更大地发挥农机效益的问题。
拖拉机马力越来越大并向多功能发展，就是一种新的趋势。
丹麦农机社会化服务的经验，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附图片）
屠宰厂技术人员用手枪形针状测试器检验猪肉质量和瘦肉率。

吴学谦抵新加坡访问
指出要学习新加坡经济建设经验
新华社新加坡1月26日电（记者黄祖民）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今天在这里对记者说，他访问新加坡的目的之一是学习新加坡经济建设的经验。
他是在到达机场时说这番话的。
他说，中国正在执行对外开放政策，而新加坡近年来在发展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
他还说：
“学习你们的经验将有助于我们的现代化”。
吴学谦外长今天从科伦坡到达这里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
他在机场受到新加坡外交部长达纳巴兰的欢迎。
这是吴学谦就任外交部长职务以来对这个面积六百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的第1次访问。
尽管中国和新加坡之间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在过去十年里，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互访。

哈克强调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
表示希望巴印关系得到改善
本报伊斯兰堡1月27日专电记者史宗星报道：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说，阿富汗问题的出路在于政治解决，而不是军事解决。
哈克是在1月25日接受《巴基斯坦时报》等五家报纸主编和记者的联合采访时说这番话的。
他表示希望今年0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轮关于阿富汗问题的间接会谈能为这个问题的解决铺平道路。
哈克说，阿富汗当局近来增加在巴阿边界的军事活动，是在向巴基斯坦施加军事压力，目的是使巴基斯坦承认喀布尔政权，并按照他们的条件进行谈判。
哈克强调指出，巴基斯坦不会这样作。
在谈到印巴关系时，哈克希望印度新总理在解决了国内的困难后，能把注意力转向同自己的邻国发展友好关系。
他说，巴基斯坦的确希望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
他期待着同拉吉夫·甘地举行会晤的任何机会。

国际简讯
印度举行阅兵式庆祝共和日
印度首都新德里26日举行传统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庆祝共和日。
印度总统宰尔·辛格和总理拉吉夫·甘地以及首都几十万人观看了阅兵式和游行。
正在访印的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作为印度的贵宾也出席观礼。
法破获一起重大伪币制造案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警方最近在巴黎破获了一个来自马赛的伪币制造集团，并截获面值为一百法郎的伪钞一千七百多张。
这是近几年来在巴黎破获的最大的一起伪币制造案。
警方经过几个星期的调查后，逮捕了五名伪币制造分子。
在搜查过程中，还缴获了一支手枪和一些伪造的证件。
南朝鲜当局一再软禁金泳三
今年以来，南朝鲜当局五次派遣警察对前新民党总裁金泳三的住宅进行包围和监视。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援引外电报道，01月26日，南朝鲜当局派遣一百多名警察包围了金泳三的住宅，禁止他外出。
金泳三因此未能参加预定在当天召开的“新韩民主党”的集会。
（据新华社）

最后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给越贷款
本报讯据法新社报道，由于越南欠债未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向越南贷款。
自从越南入侵柬埔寨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已大大削减了对越援助。
在西德的潘兴导弹出事暂停部署
本报讯据西德《世界报》27日报道，由于本月初一枚在西德的潘兴Ⅱ式导弹发生爆炸事故，美国陆军暂时停止在西德部署潘兴导弹，直至对这次事故的原因调查清楚。

标志着新的电子汽车时代的到来
世界最先进汽车云集纽约展出
新华社纽约1月26日电（记者吴仁寿）为期九天的1985年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在这里开幕。
它标志着新的电子汽车时代的到来。
美国、加拿大、西德、英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等世界先进的汽车生产国制造的，八百多种型号的汽车参加展出。
这些汽车都是用微型计算机或微型处理机控制的。
大都安装着电子控制设备或电子监测汽车功能的设备。
有的电子设备能够向驾驶员报告汽车的行驶情况，提醒他们关好车门，使用安全带。
有的汽车上装有超高效率的自动电话，驾驶员坐在车里可跟世界各地通话。
纽约汽车协会主席、展览会主办人詹姆斯·法利对记者说，1985年纽约汽车展览会表明，汽车工业已经成功地进入“一个全新的汽车时代”。

波兰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四十周年
奥地利总理批评国防部长接待纳粹战犯
据新华社华沙1月26日电（记者文有仁、王京臣）波兰今天在奥斯威辛举行隆重集会，纪念希特勒德国最大的“杀人工厂”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四十周年。
会上宣读了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的一封信，信中说：
“奥斯威辛关心的是，既要让自己的过去留在民族的记忆里，又要对那些打算煽起新战火的势力的行动保持警惕，要维护人的最高价值。”
与会者还在集中营的“死亡墙”前献了花。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1939年建立的，经常关押着二十五万名囚徒。
集中营用活人进行“医学试验”，还设立了用于大规模杀人的四个毒气室和焚尸炉，先后共杀害了四百多万人。
奥斯威辛集中营于1945年01月27日为苏军解放。
解放时，这个集中营仅剩下几千名幸存者。
01月19日在奥斯威辛还举行了国际奥斯威辛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前集中营幸存者的代表在会上发表呼吁书说：
“在奥斯威辛以后的四十年，人类面临着新的危险——核武器。
决不允许把我们的地球变成巨大的原子奥斯威辛。”
本报讯维也纳消息：
纳粹战犯瓦尔特·雷德尔获释后从意大利回到奥地利，受到奥地利国防部长弗里森施拉格的接待，舆论哗然，奥总理西诺瓦茨对国防部长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
纳粹战犯雷德尔是奥地利人，原是党卫军的少校，是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命令对意大利平民进行一次大屠杀的首犯。
获释前，他被关在意大利监狱里，是在意大利坐牢的最后一名纳粹战犯。
经过奥地利等方面的要求，雷德尔被提前获释。
这名战犯于23日乘飞机回到奥地利的第2天，奥国防部长弗里森施拉格接见了他，并陪同他乘飞机前往维也纳以南大约二十公里的巴登。
奥地利主要政党的成员批评弗里森施拉格的“不正当行为”，报界对此事也提出了抗议。
西诺瓦茨总理25日发表声明，公开批评国防部长弗里森施拉格“在引渡雷德尔时露面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他已责成国防部长递交一份关于引渡雷德尔时的情况报告。
但国防部长为他的行为辩护，说舆论的批评是“对我行动的误解”，并表示他不打算因此事而辞职。
（附图片）
许多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赶到奥斯威辛，向蒙难者纪念碑敬献花圈。
本报电视照片

联合国秘书长说越军炮轰难民营是蓄意行动
据新华社曼谷1月27日电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26日在参加炳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他认为越南军队炮轰难民营是一项蓄意的军事行动。
他表示，28日他去河内访问时，将向越南领导人提出越军炮轰柬泰边界难民营的问题。
他透露，这将是他同越南政府领导人会谈的几个问题中的一个。
据新华社曼谷1月26日电（记者李国田、朱振国）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今天下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泰国想尽快解决柬埔寨问题。
越南应遵守联大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让柬埔寨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和平地生存下去。
（附图片）
图为德奎利亚尔在炳总理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本报电视照片

航天飞机的“使命转移”
景宪法
01月24日，美国航天飞机又一次升空。
新年伊始的这次飞行和以往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完成航天飞机从民用到军用的“使命转移”。
去年年底，《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说，航天飞机在这次飞行中将在苏联上空放出一个军用的同步卫星，窃取苏联的电子情报。
五角大楼对报纸泄漏天机大为光火。
其实，光火是大可不必的。
美国航天飞机的“身份”从来就是公开的秘密。
航天飞机是超级大国太空争霸的产儿。
七十年代中期，美苏的太空争夺已颇具规模。
虽然阿波罗号飞船已成功返回地球，但美国必须在太空领域实现新的技术突破，方能占据压倒优势。
于是，美国国家宇航局便同空军合作，着手建造一种能够发射其他飞行物体的太空运载工具。
一架“完全根据未来的军事用途而设计的”航天飞机便应运而生了。
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美苏太空争夺不断加剧，美国国家宇航局和国防部于1980年03月达成协议，规定航天飞机上的活动以军事任务为主。
1982年05月，五角大楼又明文规定，航天飞机的所有军事飞行使命务必予以保密。
国防部在航天飞机计划中下的本钱也是愈来愈大。
1983财政年度国家宇航局用于航天飞机的预算为三十四亿美元，其中国防部就投入六亿。
至于今后，航天飞机的“军饷”将更为可观：
里根总统“星球大战”计划将耗资二百五十亿美元，为此要将庞大的激光反射镜和杀伤卫星等武器设备送到茫茫太空中去，都是要依靠航天飞机的。
美国许多有识之士对航天飞机的逐步军事化早就啧有烦言。
一位曾在总统科学顾问部门供职的太空政策专家说：
航天飞机计划“应该是完全公共化的”。
另有报刊指出：
航天飞机的逐步军事化“已使国家宇航局在财政、技术和政治上成了国防部的小伙伴”。……
看来，航天飞机的军事使命是“责无旁贷”的。
国防部要想为它遮掩，恐怕是越来越难。

苏美商定03月中旬举行核谈判
新华社莫斯科1月26日电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洛梅科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苏美关于控制军备的谈判将于3月12日在日内瓦开始。
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是曾任日内瓦苏美战略武器谈判苏联代表团团长的卡尔波夫，他还将负责战略核武器的谈判。
曾任苏美日内瓦中程核武器谈判苏联代表团团长的克维钦斯基将负责太空武器的谈判。
曾任日内瓦苏美战略武器谈判苏联代表团副团长的奥布霍夫将负责中程核武器谈判。
洛梅科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谈判双方必须严格遵循就谈判的内容和目的达成的协议。
他说，苏联主张进行务实的和认真的谈判。
哪一方都不应谋求优势，破坏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
他希望美国方面注意葛罗米柯提出的严重警告：
美国继续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导弹可能使这次日内瓦谈判发生问题。
苏共中央国际部第1副部长扎格拉金今晚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谈话，靠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来进行谈判是不诚实的，苏联愿意进行考虑到各方面利益的平等的谈判。
为了赢得和平，进行裁军谈判的美国和苏联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
他还表示希望美国的西欧盟国赞同太空非军事化和削减核军备。
本报华盛顿1月26日专电记者张亮报道，美国和苏联今天同时宣布，双方关于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谈判将于3月12日在日内瓦举行，但是，美国对谈判能否达成协议的估计则并不怎么乐观。
这次新的军备控制谈判是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1月08日在日内瓦会谈中商定的。
里根在23日宣布美国已向苏联提出3月05日举行会谈的建议，后来苏联建议于3月12日举行，得到了美国的同意。
根据日内瓦美苏外长协议，谈判将就战略武器、中程核武器和空间武器问题分组进行。
美国总统里根26日在白宫接受美国七家广播网记者的采访时说，他对新的一轮军备控制谈判的前景比其顾问们“较乐观一点，但不异常欣快”。
他还指出，谈判将是“艰难”的。
有记者问到在他第2任期内是否有希望达成协议时，里根回答说，他不想把它限定为四年，但美国将一定努力争取，希望这一次两国能够实现“实际上的削减核武器”。
裁军顾问尼采昨晚对记者说，双方在谈判的主要目标以及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尼采说，里根已采纳了一项新的“战略构想”，这就是：
“在今后十年中，我们应该谋求大大减少现存的和计划部署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核武器的数目和能量，不管是以陆地为基地的，或以空间和其他为基地的”。
尼采说，这一“战略构想”将是美国在新的一轮谈判中所采取立场的核心。
马克斯·坎珀尔曼被任命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在此之前，他曾与布热津斯基等合写了一篇关于美苏裁军谈判的文章，并发表在1月27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他对谈判在近期内取得突破表示怀疑。

荣毅仁副委员长在塞舌尔作短暂停留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维多利亚消息：
由荣毅仁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在结束了对卢旺达、布隆迪和扎伊尔的友好访问后，在回国的途中26日中午在塞舌尔机场作短暂停留。
塞舌尔人民议会议长约翰·马什卡雷尼亚什和塞舌尔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前往机场欢迎中国人大代表团。
宾主在机场候机室进行了热情友好谈话。
荣毅仁在机场向报界发表讲话说，代表团在对非洲国家的访问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据新华社金沙萨1月26日电由荣毅仁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对扎伊尔为期七天的友好访问，今天离开这里回国。
访问期间，中国人大代表团受到了总统蒙博托的接见，会见了一些扎伊尔议会和党政领导人。

菲国民议会议长彭达吞去世
新华社马尼拉1月27日电据菲律宾新闻社报道，菲律宾国民议会议长萨利帕达·彭达吞今天上午在菲律宾亚洲心脏病中心去世。
彭达吞家属的发言人说，议长是因在本月22日发生的一次车祸中多处受伤不治而去世的。
彭达吞现年七十二岁。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棉兰老岛组织了一支游击部队抗击日本侵略军。

西德重视环境保护
本月18日，西德埃森市政当局通过广播、电视发布“三级灾情警报”，呼吁市民注意空气中二氧化硫已增高到有伤害人的健康的危险。
通告暂时禁止私人轿车行驶、勒令数百家耗能多的大工厂暂停生产，以防止空气中二氧化硫继续上升。
当地卫生部门还劝告“父母不要让孩子到户外”，“教师们应让学生课间留在教室休息”，尽量避免吸入含毒物质的粉尘。
西德报刊说，这是该国有史以来第1次发布这样的警报。
埃森位于欧洲工业心脏鲁尔区，全市烟囱林立，烟雾弥漫，入冬以来，该市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超过每立方米六百微克，居民中呼吸道病患者比其他地区多两倍，老年支气管炎患者已达四万，还在街上发现因烟雾中毒而窒息的人。
为此埃森市政当局不得不采取上述紧急措施。
1952年伦敦曾发生过因空气中二氧化硫过高（每立方米五千微克），三天内死亡四千人的悲剧。
·世华·

黎巴嫩教育部长辞职内阁出现危机
据新华社贝鲁特1月27日电据此间电台广播，由于黎巴嫩教育和劳动部长萨利姆·胡斯昨天突然向卡拉米总理递交了书面辞呈，去年04月底成立的黎巴嫩民族团结政府面临第1次内阁危机。
据穆斯林的《信使报》报道，胡斯提出辞职是对目前黎巴嫩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政治行政改革步伐迟缓、安全计划一再受挫等不满，并抱怨当局解决不力而作出的决定。
在胡斯宣布辞职后，各方进行了多种接触。
共和国穆夫提（宗教领袖）哈桑·哈立德要求总理冻结辞呈，等待协商结果。
南方事务和重建部长贝里宣布由于胡斯不参加今天召开的内阁特别会议，他也拒绝参加，致使内阁会议被迫延期。
几天来，美元对黎镑的比价不断升值，25日曾一下子突破一美元兑换十镑的大关，上升到兑换十四黎镑的历史最高点。
严重的经济困难成为黎内阁除撤军谈判和安全计划以外面临的又一紧迫问题。
胡斯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在1976年——1980年担任过总理职务。

兰叶春葳蕤
——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
顾骧
作为我们党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的周扬同志，在文化战线上生活和战斗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周扬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多方面有着深湛的研究与建树，而尤以文艺理论更为卓著。
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把当时苏联文艺界正在讨论与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第1次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的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十年代，他编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
这本书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热情的赞扬与肯定。
对文艺界的理论建设，影响深远。
建国后，周扬同志在文艺理论上自有其杰出贡献，同时，毋庸讳言，也有失误之处。
是非功过，需要历史地说明，才能科学地给以评价。
在党的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健康氛围下，则易显其思想上的睿智与理论上的卓识。
比如，在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后早春天气的1957年04月，他《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答〈文汇报〉记者问》，便是一篇正确总结文艺战线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科学地阐述党的文艺方针的精彩之作。
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对“左”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作某些调整，文艺界曾一度思想活跃。
他主持撰写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对于科学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应该说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社论将文艺“为政治服务”，扩展成“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是对《讲话》的丰富和发展。
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以及个人专断的作风，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我们党的工作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在指导方针上也有严重失误。
处于文化战线领导岗位上的周扬同志，自难置身事外。
他也曾执行过某些“左”的政策，宣传过某些“左”的理论。
这里固然有他应负的责任；
但，若检读周扬同志这一时期的全部言论，不难发现周扬同志的隐衷。
且不妨去翻翻“文革”中红卫兵编的
“黑话录”之类，个中透露了周扬同志许多未构成正式文献的言论，对“左”的思潮和理论，有过多么剀切的批评与抵制啊！
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窥见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损害，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的矛盾心情与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艰难。
惟其如此，才在延续十年的大动乱方始之时，他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修正主义分子”，用以为那场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政治大风暴祭刀。
十年内乱，八载楚囚。
敉平林江之乱后复出的周扬同志，已霜满两鬓，垂垂老矣。
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我们党获得了新的更加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社会安定，政通人和，世道清明。
此时，周扬同志重新焕发了青春。
他仍然才思敏锐，谈锋刚健，豪情不减当年。
几年来，他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1979年春天，他所作的第3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讲演，对于起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与历史地位，作了极高的评价与科学的论证。
他认为这是继“五四”运动与延安整风之后，我国现代史上的第3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同年秋，他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主旨报告，高屋建瓴，鸟瞰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史，总结三十年的文艺经验，对如何处理好关系着社会主义文艺盛衰成败的文艺和政治、文艺和人民生活、文艺上继承和革新三个关系，作了科学的论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战斗任务。
五年时间过去了，实践证明报告的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四次文代会在当代文艺史上具有划时期的意义，它确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
复出后的周扬同志，给人印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对历史经验的重视。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周扬同志的文艺论评，始终贯串着对历史经验的探索。
力图从历史经验中找出规律，以指导未来。
他从自己半个世纪的亲身体验中，深刻感受到“左”倾思潮在文艺领域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他为诊治这痼疾顽症而不遗余力。
复出后的周扬同志给人印象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客观地、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态度。
经过十年动乱，历史上的是是非非看得比较清楚了。
周扬同志经常公开地，对“十七年”中的某些错误，坦然进行自我剖析。
同时，对于在“十七年”中因与他工作有关而遭受不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总是诚恳地、不厌其烦地一再表示歉意。
他不文过饰非，不上推下卸。
这种坦白襟怀，磊落气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品德修养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问题。
1983年春节期间，他在天津市一次讲话中说：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社会主义文学是自由文学。
我们就是认识客观世界，谁认识得正确，认识得深刻，谁就掌握真理多，犯错误少。
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犯错误中走过来的，不要掩盖这一点。
错误有什么可怕呢？
人类历史就是在错误当中前进的。
所以说，不敢讲自己的错误，回避自己的错误，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从1983年以来，周扬同志身体欠佳，常因病住院治疗。
但他并未为病魔所压倒，在艰难的境况下，仍勉力为公，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疲倦地奋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讲话，对许多文艺问题进行了评述。
最近，胡耀邦同志对文艺界提出“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
这是从文艺战线的实际出发，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深得人心的号召。
我觉得，周扬同志这两年的文艺论评，是与耀邦同志号召的精神相一致的。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我们党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历史转折。
文艺工作不应游离于四化建设这个中心，更不应背离这个中心。
我们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要为四化建设服务，就是要致力于文艺的繁荣。
“破”字当头，无休止地进行“大批判”，弄得林暗卉殚，与文艺工作总任务不合。
针对历史的教训，周扬同志鲜明地提出“文艺也是服务性行业”的命题。
他说，“我们平常一讲到服务行业，常常多少带一点看不起的味道。
实际上，我们文艺界也是个服务行业。
没有理由看不起服务行业。
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纯粹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他们服务的。”
要使文艺为四化建设的人民服务得更好，要使文艺繁荣，文艺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是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靠什么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靠“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党的基本方针。
要发扬文艺民主，艺术自由。
这是周扬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他数年来所反复强调的基本观点。
他在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问题的讲话中，对于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不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是什么也办不成、办不好的。
我们的农业战线之所以取得迅速的极大的成就，在于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要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就在于善于调动文艺工作者（包括专业和业余）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去。
“……‘双百’方针是我们党发展学术文化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们长期的根本的方针，对于这个方针不要有任何怀疑和动摇。
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责任感，他如果放弃了这种责任，就不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了。
另一方面，我们主张领导机关要保证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特别是艺术上的必要自由。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掌了权，如不保证创作必要的自由，谁来保证？
文艺工作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限制得太死或强求一律是不行的。
一定要保证必要的自由，必不可少的自由，这不是自由化。……所以创作上特别是艺术风格上是应该给予必要的自由的，作家、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风格进行自己的艺术创造。
我们说保证作家的权益，这就是最大的权益。……你不多样也不可能。
要允许多种颜色。
毛主席讲过，世界就是多样的统一。
所以在艺术问题上应该宽一点，同中央保持一致是指在政治上，在大的方向、方针政策方面，而在学术、艺术问题上要给予充分自由。
这并不是自由化。
毫无疑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是要坚持的，这是个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方针，是最受广大文艺工作者欢迎的方针。”
在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讲了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意见：
“贯彻双百方针，要鼓励两个自由：
一个是充分讨论的自由，一个是艺术的形式和风格发展的自由。
学术上的问题，艺术上的问题，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该允许自由讨论，这就是百家争鸣。
艺术形式和风格越多样越好，这就是百花齐放。”
“对艺术上的问题，只要不涉及政治上重大原则的问题，应当有更多的自由讨论，不一定急于做结论，这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是有利的。”
同年，他在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还从学会领导和组织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讲“百家争鸣”的重要。
他说：
“文化事业同整个革命事业一样，要走自己的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我认为这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总的奋斗目标。
学会建设这种文明，学会领导和组织这一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一个过程。
文明、文化是不能靠强迫命令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需要经过群众性的讨论研究。”
他在参加《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期间谈话时指出：
“学术发展，学术提高，只有通过开展自由讨论，自由争论，没有别的办法。
当然，要鼓励个人的研究。
但个人的研究成果也只有通过讨论才能看出来，才能为大家所注意。”
在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周扬同志在讲话中着重讲了作家、艺术家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问题。
他设问：
“为什么要提出‘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的问题呢？”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是没有这种勇气，而是还不普遍，有些人勇气还不足，不足在伟大的历史新时期，象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那样‘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在富有诗意的描写中表现出‘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很可宝贵的，很不容易做到的。
它是一种积极性，一种属于作家、艺术家特有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这样的积极性，我们当然要保护，不能挫伤。
我们的国家这么大，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么伟大的事业，全国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全国到处热气腾腾，人才辈出。
要表现这样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要表现我们社会的本质方面，要不回避社会矛盾，反映尖锐重大的斗争，没有创造性和积极性，没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不行的。……我觉得，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发展生产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关键问题。
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要有新的成就，就要继续调动这种积极性。
要调动积极性，不调动积极性什么事情也做不起来，这是明显的道理。
调动积极性的过程中即使一些错误的东西出来了，也是不难克服的，也比没有积极性好。”
我们知道，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句话，是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的，但是在1984年05月重新提起是十分适时的。
周扬同志的讲话使人心为之一振。
讲这样的话，也反映了周扬同志自己所具有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二
在文艺领域，要实现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正确领导，就要正确处理党和文艺工作者、也就是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关系。
我们党内过去长期存在“左”的思想，一个重要表现是轻视文化知识，轻视、歧视知识分子，因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
文艺的新时期，包括近两年，周扬同志的文艺论评，反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决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作用。
他大声疾呼，要重视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
他说：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要有物质投资，还要有人才投资。
这就要求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要爱惜人才，重视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增加必要的文化设施，广开学路，广开文路，广开才路。
由于长期‘左’的影响，我们对人才是不够重视的，不要说‘四人帮’时期，就是在开国后十七年，我们对爱惜人才这一点也注意得很不够。
搞的运动太多，时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贻误了不少人才。
我们要爱惜人，关心人，过去我们也批评过人道主义、人性论，有的带有很大片面性，有的批评错了的。
我们要提倡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应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或轻视。
唯物主义的人性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总不应该不讲。
而且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
中国的传统道德认为‘士可杀不可辱’。
古代的‘士’就是知识分子。
封建社会尚且知道应该重视知识分子，我们今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正确对待解决好知识分子的问题。”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正在逐渐落实，他们的工作条件有的已有所改善。
但做得还不够，还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现在还有人认为不要知识也照样能革命，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要反对形形色色敌视和蔑视知识分子，轻视科学文化，为愚昧辩护，鼓吹落后的错误论调。”
1983年01月，周扬同志与人才研究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现在各方面都开始重视人才，这是好事。
然而，宋朝王安石说过：
‘人才难得亦难知’。
不仅发现人才不容易，了解人才也很难。
因为任何人才既有长处，同时也有毛病。
没有缺点的人才几乎是没有的。
人才的优点与缺点常常交织在一起，如果专挑他的毛病，可以挑出很多。
所以说求全责备就难以发现人才。
人才的发现有一个过程，在关键时刻才能真正理解人才。”
“既然人才难得又难知，就要爱惜人才，就要用人不疑。”
三
这两年来，周扬同志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工作，也讲了不少很重要的意见。
他一贯主张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张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对教条主义。
他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要符合客观需要，符合客观真理，符合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
若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工作的任务，一是回答现实问题，一是说明历史问题。
真正的理论，要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回答解决实际中提出的新问题，而且回答的准确、及时。
我们说理论工作显得薄弱，文章没有说服力，就是还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这个问题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譬如，有的干部，他讲了许多话，都是陈言，别人讲过的，或者是上级讲过的，所以人家感到不能解决问题。”
“理论建设，要有创造性，这就需要有勇气。
没有勇气，说不到创造性。……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讲到理论工作的勇气，没有勇气，便没有理论上的创造。
陈云同志讲不要唯书、唯上，要唯实，这是很有道理的。”
周扬同志谈过，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怀有一种责任感。
他说：
“我希望能够说一点意见，一点多少有些新意的意见。
现在作家提出创作要有新意，难道搞领导工作的、搞批评工作的，就不应该有一点新意吗？
新意就是探索。
世界发展变化得很快，我们发表文章，发表作品，总应该有一点新的探究。
不能因为年纪大了，就摆老资格，也不能讲一点新的意见了。
也许是不能，确实老了，思想容易僵化，但是，我不愿意自己僵化，而且坚决不想僵化，想跟年轻的同志一道走。”
这些意见难道不对吗？
对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不疲倦地进行探索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
但为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探索是可贵的，没有错。
他还认为文艺评论必须在争鸣中发展。
他多次讲过：
“评奖的同时也奖评，要加以评论。
文学这东西，必须在自由讨论中，在互相竞赛中发展，也就是用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手段来发展文学事业。
这样才能促进而不会阻碍文学的发展，才能鼓励而不会挫伤作家的积极性。”
四
这两年，周扬同志在一些纪念性集会、学术讨论会等场合，对不少已经故世的老一辈的文学家、艺术家，发表了纪念性的讲话，写下了纪念性的文章。
这些讲话和文章，不啻是一篇篇文质并茂、情理俱备的“作家论”、“艺术家论”，对我们现代文学史、艺术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周扬同志这些“作家论”、“艺术家论”第1个特点是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历史，总是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地位来品评，给人物以应有的历史估价。
他谈到“研究郭沫若第1位是讲求科学性，要有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要承认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既不要溢美之词，更不要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五四’文化革命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
“郭沫若是感情非常丰富的”，“当然也可以产生不够冷静、不够科学的毛病”。
“但郭沫若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
如果在这方面有缺点，也是一个伟大战士的缺点。”
他称田汉同志“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文化名人之一”，“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戏曲改革的先行者”。
他说“茅盾同志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文学事业上，茅盾同志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一位开拓者，一位光辉的先驱。”
“我不讲别的，仅就茅盾同志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或者作为一个文艺编辑，他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他是‘五四’以来第1个卓有成绩的文艺评论家”。
他还认为茅盾同志在整个新文学史上，作为一个重要流派（革命现实主义）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也是有非常重要地位的。
他的功劳与贡献，将永垂史册。
这些见解，无疑对茅盾研究、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都极具指导性。
周扬同志的“作家论”、“艺术家论”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准确、深刻地抓住人物的思想、艺术上的特征。
他总是寻求用恰当的概括性语言去揭示人物的特征。
他说郭沫若同志“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终郭沫若同志的一生，他都兼有学者、文学家和革命行动家双重品质。”
他说“老舍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
“老舍是一位热情澎湃而又严肃深沉的爱国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如同他的为人，浅出深入，外圆内方”。
“老舍是一位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语言艺术大师”，“在语言艺术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对周立波同志，周扬同志概括出他政治上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和为人为文的品格“朴实无华”。
说他“总是微笑看待生活”。
周扬同志说过：
“科学研究也不能没有感情，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需要有感情，时代的感情，革命的感情。”
周扬同志的“作家论”、“艺术家论”的又一个特点是，都写得情真意切，充满真挚、深沉的感情。
周扬同志所论作家、艺术家都是同时代人，有的年岁稍长，周扬同志称作前辈。
现虽已人天两隔，但周扬同志执笔为文时，都沉浸在不尽的思念与深情的回忆之中。
在纪念老舍诞生八十五周年时，他的心情感到十分沉重。
他说：
“他（老舍）本应该坐在我们中间接受朋友们的祝贺，可是，他已离开我们十八年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愈益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位品格正直、才华横溢、勤奋多产的作家的深切怀念。”
他在首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首先叙述了从三十年代起与茅盾的交往，讲到他们建国后曾毗邻而居，朝夕与共的密切关系，讲到茅公逝世前，为茅公转呈给中央要求入党的信，讲到他与茅公“有一种特别深的感情”。
周扬同志与徐悲鸿先生相识较晚，但他早已心仪其人。
徐先生病重垂危弥留之际，周扬同志闻讯赶去探望。
事隔将近三十年了，对这位一代杰出的画家和艺术教育家过早地离开人世，他至今想起来，还感到悲痛和惋惜。
尤其是《怀念周立波》更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怀人之作。
虽然周扬同志与立波同志在宗族辈份上是叔侄关系，但他们年龄相仿，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他们有着“数十年如01日的甘苦与共的深交”，“虽然他（立波）离开人世已有三年之久了，但许多往事犹历历在目，不时汹涌胸间，使人难以忘怀。”
周扬同志的“作家论”、“艺术家论”，真正将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溶合在一起了。
五
周扬同志这两年的文艺论评，还广泛接触到文学创作、古典文论研究、音乐、曲艺、杂技等方面问题。
其中涉及文艺的继承与创新，民族特点，艺术语言等等理论，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文艺思想。
他认为中国文艺理论争论了上千年的文与道的关系、文与艺的关系都值得研究。
他认为古代文论里“有道有艺”、“言之有物”、“言之有序”颇有道理。
他认为艺术要“留有余地”，这是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之一，这句话曾被毛泽东同志引用过。
语言应当精炼，这就是“留有余地”的艺术原则。
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还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科学和文学要结合”。
“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社会和艺术发展的总趋势。”
他在《文心雕龙》座谈会期间发表的谈话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充分阐述了《文心雕龙》的价值。
“《文心雕龙》在古代文论中，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它是中国古文论中内容最丰富、最有系统、最早的一部著作。”
“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
“它确实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
他认为，“民族风格，是个形式问题，也是个内容问题。
我想，首先是语言。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不但文学，戏剧也很突出。”
“没有地方语言，就没有地方戏，没有人民的语言，就没有人民的文艺。”
在论及曲艺时，他很强调文艺要寓教于乐。
文艺固然要重视它的教育作用，“而我们有时候，包括我在内，都只强调教育”。
他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曲艺“低级的噱头不能要，健康的噱头却是不可缺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幽默，就没有艺术。”
这些年，周扬同志很强调文艺体制的改革与艺术上的创新。
在杂技创新座谈会上，他说，“在文化上，我是赞成两点的，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改革。
体制上改革，艺术上创新。”
对于音乐艺术，他强调要继承革命音乐的传统，但要进行新的探索，要适应今天群众的需要。
周扬同志曾经讲过：
“科学探索无禁区”。
这两年，周扬同志以病弱之身，不辞辛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文学艺术的发展，而进行着探索。
这些探索的是非得失，要由实践来检验，要由历史与人民来评判；
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只能由历史与人民来评判。
〔原载《文汇月刊》1985年第1期，本报转载时因限于篇幅，对引文略作删减。
〕

哥本哈根古堡亚明

哭代耕
李锐
曾经偶语是和非，肝胆相通片语知。
卅载公私同手足，半生事业立言辞。
皆怜人到老来日，尚忆史无前例时。
此去匆匆余此恨，欲谈心曲更何期。
01月08日夜，电话中得悉，李代耕同志以胰腺癌下午在上海突然逝去。
五十年代初，代耕与我共事燃料工业部，后经电力、水电两部变迁，一直分管火电与水电。
我们之间，工作融洽，相知亦深，当年有时还能讲点私房话。
1967年四、05月间，我被红卫兵自安徽押解到京，陪斗生活约01月，时代耕尚在部里应付日常事务，得见面二次，已无从谈话，只是关心地问我的身体情况，他还排除了红卫兵的干扰，为我批准报路费等手续。
同入老年之后，这几年相互关心益切，夏天常送我庭中自种瓜菜，出差回来每以特产相赠。
1981年，曾将回忆新四军时期诗词若干首命我推敲；
1982年又以《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料》上下两册稿本见示，都三十五万字，说多年为写此书，周末从无休息。
代耕一生勤奋，忠于职守，待人处事，厚道笃实。
去年09月间，他与郭洪涛同志同来，谈及参与山西能源规划事，洪涛同志以常务任之。
之后各自出差，未再碰面，也不悉因病留沪治疗。
01月12日，代耕骨灰自沪回京。
13日晨，特往他家中吊唁，默对遗像，不禁悲从中来，顿有人琴俱亡之感。
夫人叶英同志告我，代耕病中几次谈到，要与我谈心，过去都忙，没机会长谈，还有些回忆文章要写，也要找我商量。
呜呼，老友永诀，留此遗恨。
归来作此诗，以志余痛。

啊，中国……
林子在一千种、一万种声音里，我听见你紧迫的呼号；
从农村到城市，我的血为你熊熊燃烧！
在一千条、一万条江河里，我看见你奔腾的浪潮；
从北京到边疆，我的心溶入你滚滚的波涛！
昨天的历史上，记载着你的悲哀；
今日的大地上，回响着对你的喝彩。
一扇扇沉沉的铁门，碰破过多少志士的头颅；
一潭潭深深的死水，曾冷却多少英雄的肺腑。
忍耐，并非值得称道的美德；
温饱，决不是人类最高的愿望。
听哪！
铁门已经轧轧启动，看哪！
死水已经翻波涌浪。
开采五千年文明的矿藏，铸造你坚实的翅膀；
分解二百年失败的真实，凝聚你胜利的力量。
啊，中国终于起飞了——在鲜血和眼泪浇成的在骄傲和耻辱筑成的古老而年轻的跑道上！

在热孜汗家里作客
陈慧瑛
09月金秋，正是瓜果飘香季节，我从东海之滨西行新疆。
抵达乌市那一天，只见满城尽是戴绣花小帽、穿鲜艳衣裙、俏丽如仙子一般的维吾尔族姑娘；
家家窗口，飘出炸酥油点心的香味；
处处庭院，流溢着穆斯林们的弦歌、手鼓之声。
接待我的新疆日报社的小张同志对我说：
“你来得巧，这儿今天正好过古尔邦节！
我带你去领略一下节日风情吧！”
我们穿过大街小巷欢乐的彩色人群，来到一座淡绿色的维族院落。
小张扬着脆嗓子喊了一句：
“热孜汗，来客啦！”
一位身穿蓝花白地连衣裙、戴红宝石耳环、系蜜色丝头巾的维吾尔大娘忙迎了出来。
小张用一半维语、一半汉语向她介绍了我。
热孜汗听了，满脸是笑，一把抱住我的双肩，按维吾尔风俗，先问候我，再问候我的爸爸、妈妈，一家大小问遍了……然后让我进家门：
“拿大（同志），快进屋！”
一边赶紧端来砖茶、糖果、馓子（维族点心）、哈密瓜和一大盘羊肉。
一会儿要我吃馓子，一会儿请我喝砖茶，一会儿催我吃手抓羊肉，一会儿给我切哈密瓜……
我举目一看，这小小庭院，进门便是铺着羊毛毡供客人取暖的大火炕。
右厢是卧室，也有火炕，墙上挂着都达尔，一群年轻人正抱着六弦琴唱歌。
左厢是专门布置过节时让客人们观赏的房子，漆成蓝天一般颜色的房间里，崭新的大立柜、五斗橱、富丽堂皇的阿拉伯式大壁毯，垒着一摞五彩缤纷的羊毛花毡的新床。
窗台上搁着盆花，透过镂花窗纱，影影绰绰的，美妙极了！
桌上摆着精巧的维吾尔胆瓶和茶具……这里的一床一几、一杯一盏，全都无声地向我显示着主人的富足和愉悦。
热孜汗大娘五十一岁，是新疆日报社的茶炉工，从二十一岁至今，没日没夜地为报社的同志烧了三十年茶炉，因此大家都很尊敬她。
“她还是我们市里表扬的五好家庭代表呢！”
小张朝热孜汗努着嘴，她乐哈哈的，只管笑。
小张走到西墙下，拿起墙上嵌满照片的镜框，准备向我介绍主人一家子。
热孜汗抢着说：
“这是我，老婆子！
那是大儿子，在库车油田上……女儿古里仙，是大学生，新疆教育学院毕业的，现在在市五中教书。
小儿子阿帕尔·斯马义在报社工作，能写小说。
努，你们进门时弹琴的那一位就是……”
这时，一位蓝眼睛、长辫子、美如云霞的少妇飘了进来。
热孜汗放下镜框，把她拉到我身边：
“这是我的大媳妇迪里拜尔，刚从库车回来过节……”
热孜汗的声音里洋溢着满足和骄傲。
我问起她的老伴儿，她说去年去世了：
“我们结婚了三十五年，一直好象客人一样（即“相敬如宾”的意思），生了七个孩子，很穷，但感情很好。
他为了妻儿，受了许多苦。
如今日子好了，他竟一去不回了……”
热孜汗有些黯然，我忙把话题岔开：
“附近院落，除了汉、维两族，还有其他民族吗？”
热孜汗是个达观的人，一下子又活跃起来：
“有，左邻右舍，回、蒙、哈萨克、乌孜别克各种民族都有，我们相处得非常亲密，就象一家人一样。
我的小孩和其它民族的孩子打架，我总要主动上门赔礼道歉……”
这是一颗多么美好的心呵！
大戈壁上空的阳光西斜了。
门外，歌舞愈加欢腾，小张催我再往别处走走。
这时，一大群汉族朋友也给热孜汗“拜年”来了，我只得依依不舍地起身告别。
热孜汗挽留不住，便张开双臂紧紧抱着我，一再吻我的额头：
“远在天边的客人，你在古尔邦节里来到新疆，来到我们维族人身旁，我的心，就象红花一样开放……”
啊，诗一般的语言，金子一般的情感！
我握住热孜汗大娘温暖的手，用生硬的维语一再重复：
“哈西（再见）！
热合买提（谢谢）！
热合买提！
哈西！”
跨出那淡绿色的、幽雅的庭院，我的眼睛湿润了！
亲爱的热孜汗，天山上一朵温馨的雪莲，你可知道，短暂的相聚，却留给了我长久的怀念？
我的心感到陶醉和满足，有一半，现在仍在天山，在你家里。

海阔天高说“文网”
雁翔
一切事情都既有诗的一面，又有散文的一面；
既有“浪漫主义”的一面，又有“现实主义”的一面。
指导思想上明确地倡导“创作自由”，从今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多么好啊！
真是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快事！
欢呼感奋之余，便要继之以认真切实的检点，那妨碍“创作自由”的“左”的思想，在它影响下积非成是的工作模式等等问题，是不是还有待一一清理解决呢？
不久前有一篇好文章，论到所以有“惊弓之鸟”，端在有“惊鸟之弓”。
当时就听到有些不以为然的意见：
“用无产阶级之弓对付资产阶级之鸟，有什么不对？”
对于这样的自命“无产阶级”，惯以搜索“阶级斗争新动向”为己任的人，真也无话可说。
在他看来，所谓文艺动态就是“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动态，因而面对文艺界如临大故。
由此，顺理成章的是：
把公开发表的文艺作品变成断章取义的摘抄，上线上纲，谎报密告；
还有大战略加上小动作，查作者，“打招呼”，因文废人再因人废文，强人检讨，迫人表态；
甚至曲解说对文艺创作只是不要“横加”干涉，而“竖加”干涉还是要的，指责人们引用“不要横加干涉”的话，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云云。
所有这些，以“左”为经，以权为纬，就结成有形无形的“文网”，窒塞了文路和言路。
鲁迅有句诗，“弄文罹文网”。
以鲁迅为旗帜的整个革命的进步的现代文学，乃是冲破了北洋军伐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网艰难地发展起来的。
令人痛心的是，到了新中国，在我们人民内部的文艺运动中，竟也还一再重演了“北山张罗”的悲剧。
从某一点说，这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缺少一部鲁迅所建议编撰的中国文网史，以致对长期封建主义锢弊之深警惕不足，对它罗织构陷、锻炼人罪的一套文字狱传统的遗毒抵制不力的缘故吧？
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终于到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结束“中国文网史”的时候！
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社会性活动（而不是行政工作），即以社会方式（而不是行政命令）领导、引导、疏导之；
文艺作品和文艺主张是公开发表的，即以公开的评论、讨论和争鸣促进之。
彻底否定“文革”，肃清“左”的流毒，健全法制，发扬民主，庶几使谎报和密告无所施其技；
使党和广大作家、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不容挑拨而日臻亲密无间。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和一切文艺工作者，将由于彻底消除了文网，从而消除了网罟之忧，自然可望在当代人民生活斗争的广阔天地间，在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间，舒展垂天之翼，抟飞九万里鹏程！

茶道的启迪
——访日随想之五
刘再复
回国之后，有几位朋友问我，你对日本的日常社会生活哪一点印象较深？
我竟不假思索地说：
恐怕是日本那种非常紧张而又非常从容的双向结构的生活风貌。
这个想法是我在参观创价大学之后突然悟到的。
创价大学是池田大作先生创办的大学，我国有派到这里深造的留学生。
我们代表团去的那一天，高松和男校长亲自主持欢迎仪式并设宴招待我们。
午宴后，富岛胜彦教授带我们参观大学里的“古典之家”，这是举行茶道仪式欢迎来宾的地方。
我们代表团成员和几位留日学生及翻译人员都席地而坐。
在悠扬的古琴声中开始茶道仪式。
一对年轻而美丽的主人穿着崭新的和服，拜谢着给每一个客人敬茶，屋里除了音乐之外寂静无声，几乎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
在一种非常肃穆的气氛中我感到生活象缓缓的流水静静地向前移动，生活的节奏与古乐的节奏一样，从容和缓。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极为平静的气氛中，心情反而极难平静。
主人隆重的心意和绿色的茶汁一起慢慢地注入我的心胸，使我感到一种心与心之间的很深的交流。
离开创价大学之后，我们坐汽车沿高速公路向另一个目的地奔驰。
大路象个赛车场，各种车辆紧张而飞速地前进，争夺着时间。
顿时，我升起一种思想：
在这么紧张的现代化生活节奏中，竟还有茶道那一种非常缓慢、非常典雅、非常从容的生活节奏。
又紧张，又从容；
又热烈，又静穆；
一方面是现代化的高速度，一方面是传统式的浓厚的人情味；
一张一弛，一动一静，一快一慢，竟是这么和谐地统一起来。
我突然悟到：
这，大约就是现代的日本社会生活。
想到这里，我又自然地想起在日本的日子里，一方面看到日本人民尽可能地接受外来的先进的科学文化；
一方面又尽可能地保留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白天穿着西装紧张地工作，晚上穿着轻松的日本睡衣。
在我们住的现代化的宾馆里也放着这种睡衣。
在繁华的街道上我们听到车辆的鸣响，一进入饭店，则可听到轻松的音乐。
我觉得，生活就应当这样，它不应当是单一的，不应当总是把弦绷得紧紧的，有劳有逸，有紧有松，人们的心理和感情才能获得平衡。
如果丰田汽车厂的工人不是一个星期有两天的休息时间，如果他们不是有较多的娱乐场所，我想，他们是不可能那么有精神地站在流水作业线上的。
“茶道”本来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习俗，但是，它在中国没有那么正规，而在日本却被郑重地保存下来。
为什么这种古老的传统习俗，在紧张的现代社会中竟然会保留着自己的生命力呢？
到了日本，我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
于是，我想起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的《忽然想到》文中所讲的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他把当时的中国书和外国书比较，觉得中国书排得太挤，他对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会使人产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
他说：
“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他说，这虽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的一端。
现在日本还保留着茶道、花道，恐怕正是为了使自己的民族生活有张有弛，不失余裕心。
这一点，我觉得很可学习。
解放以来，我们民族生活的弦实在绷得太紧，太崇尚斗争，一些可补养人民精神的传统习俗，如端午节的赛龙船，就差不多要消失了，这实在是很可惜的。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从日本保留茶道这件事明白一点民族生活的辩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