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具完整的清代女尸出土
最近，在距广西苍梧县城三十多公里的新地公社下廨村的荒山坡上出土了一具清代女尸。
此女年龄四十岁左右。
女尸长一百四十五厘米，关节灵活，手指柔软，头发乌黑，皮肤已呈棕黑色，按考古学上分类属柔尸的一种。

七省三市协作互培人才
由浙江省和天津市有关部门发起举办的部分省市1985年人才互培协作邀请会本月上旬在浙江省富阳县召开。
浙江、河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江西和天津、重庆、上海七省三市的代表，初步达成双边互培协议二十七项，将在明年互为代培二百零九个专业的大专学生四百六十八名。
　（据新华社）

也谈“得失之间”
读《今日谈》的《得失之间》，我有同感。
这几年，一些老同志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要求修改（或确定）参加工作年月这件事上，有的还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某个团体（或组织）的定性而奔走呼号。
在“得失之间”应该慎重选择。
希望某些老同志不要到了晚年，把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东西失掉！
但我同时又认为，组织人事部门对这件事情也应当实事求是，慎重对待，不能仅仅看作是争经济上的得失。
现在有些地方，确实存在着一个对解放前在国统区参加工作性质的定性问题，以及在有些政治运动中被搞乱了的参加工作时间问题。
这些问题涉及一个人参加工作年月，关系着党的政策是否真正落实。
要求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笼统地认为是“为了争‘退休’、‘离休’的待遇。”
张西洛

从小爱科学长大攀高峰
全国四十个青少年科技夏令营开营
联合开营式在京举行，方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祝贺
本报讯
记者陈祖甲报道：
15日上午九时，北京工人体育馆里鼓号齐鸣，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协会举办的四十个青少年科技夏令营在这里统一开营。
一万名营员代表戴着绚丽多彩的营帽，举着营旗参加了开营式。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同志对记者说，今年科技夏令营内容比往年更丰富，有向高山挺进的，有向草原进军的，有向海洋考察的，有向天空探索的。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的仪器和自动化夏令营，中国化学会的全国化学夏令营，中国轻工协会的青少年轻工产品创造发明夏令营都是今年首次举办的。
今年夏令营另一个特点是人数更多，约有五万多青少年，同时在全国三百多个营地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
方毅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到会祝贺并讲话。
宋任穷、郝建秀、程子华、周培源以及鲍奕珊、张文松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家参加了开营式。
方毅在讲话中指出：
科技夏令营和其它各种形式的科技活动是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好方法。
他希望青少年都来参加各种科技活动，做到“从小爱科学，长大攀高峰”。
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附图片）
全国青少年科技夏令营联合开营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
　本报记者　陈志摄

关心老区义不容辞
关心老区，让老区人民尽快富起来，是我们全党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各级领导，都要为此多想些办法，多干些实在的事情。
老区人民，养育了中国革命，功垂千古。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老区人民，不断地给老区提供物质和文化上的援助。
那么为什么老区人民现在还比较贫困，或者说还没有富裕起来呢？
从客观上讲，城市、城市郊区、沿海、交通方便的地区生产发展得要快些，人民生活提高的步子要大一些，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多是如此。
老区没有占到这个地利，经济发展客观上受了限制，这是应当承认的。
从主观上说，党和国家虽然不断地给老区以物质文化的援助，但是那些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老区发展生产没有实行正确的政策，却采取了一些错误的做法。
老区本来就穷，加上“穷过渡”的政策，限制老区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因而就使得一些老区更穷了。
近年来，一些老同志，回到原来战斗过的地方“探亲”，看到那里的人民几十年来生活没什么变化，或者变化不大，深感由于政策的失误，给老区人民造成的损失是令人痛心的。
如果说老区人民至今还没有富起来，主客观原因都有，那么，主观原因是主要的。
关心老区，帮助老区，物质和文化上的帮助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帮政策”，即在放宽搞活上，多提供一些办法、措施、门路、信息、技术。
老区一般的都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都有致富的物质基础。
在一些深山老林里不甚引人注意的东西，拿出来就是宝，有些东西，只要稍稍进行些加工，就会成倍地提高效益。
有些老区，只要修一条路，那里的经济就活了。
因此，现在的关键是解开绳索，打开大门，放宽政策。
哪里先这样做了，哪里就会先起变化。
老区人民和我们党情深意切，血肉相连，他们养育了中国革命，也一定会在党的正确政策引导下，尽快走上繁荣富裕的康庄大道！

“冲销”计
某单位一位领导同志宣称：
“我们这里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完全落实了。
就分房而言，大学学龄已经列入分房工龄。”
上级机关的同志深入一了解，发现该单位知识分子住房状况并没有改善。
原来这个单位分房还有两条“具体规定”：
其一是，大学毕业生算大学学龄，中专、技校毕业生也算在校学龄；
其二是计算“孩龄”，把职工孩子年龄大小也作为一项分房标准。
由于知识分子普遍结婚、生育较晚，这样一来，就完全“冲销”了对知识分子在分房上计算学龄的照顾，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成了“空中楼阁”。
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中，公开抵制的情况毕竟不多了，但阳奉阴违，明里暗里搞小动作的还时有所闻。
“计算孩龄”就是一计。
此计不揭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不能真正落实。
日新

北京市对科技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八十个科研单位试行有偿合同制或科技基金制
同时对试点单位采取十项放权措施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黄威）北京市决定对科技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在今、明两年内，全市五十个从事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科研单位，全部试行有偿合同制；
三十个从事非技术开发的科研单位，试行科技基金制。
同时，北京市还对试点单位采取十项放权措施。
这一消息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北京市科技体制改革会议上获悉的。
北京市决定在试行有偿合同制的科研单位，把国家拨给的事业费转为科技发展基金，上级部门与科研单位的关系从行政管理制改为合同管理制，研究所要逐步做到以技术性收入为主。
对试行科技基金制的科研单位，国家拨给的事业费逐步转为科研基金，科研单位按课题申请基金，基金主管部门实行招标，择优支持。
为了适应科技体制改革的需要，北京市还对试点单位采取了十项放权措施。
主要内容有：
试点单位可实行所长负责制；
科研单位对科技成果在有偿合同范围内，拥有使用权和转让权；
研究所有权择优录取、招聘持有本市户口的人员；
研究所有权按国家规定自主管理经费，合理调剂使用；
研究所对确有突出贡献的职工，允许发给优厚的奖酬；
凡实行有偿合同制的单位，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研究所有权给突出贡献的职工晋升工资，晋升面每年可掌握在3％等。

各省市区妇联主任工作会议强调
适应新形势创造性地开展妇女工作
当前要抓好三件事：
宣传动员妇女积极投身改革；
加快开发妇女的智力和人才资源；
兴办为妇女儿童服务的经济实体，为妇女儿童办好事、办实事
本报广州7月15日电
新华社记者邹爱国、本报记者傅旭报道：
当前各级妇联组织的工作怎样适应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
今天在这里结束的各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工作会议强调要抓好三件事：
宣传和动员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改革，在改革中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把提高妇女素质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加快开发妇女的智力和人才资源；
兴办为妇女儿童服务的经济实体，为妇女儿童办好事、办实事。
由全国妇联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是7月05日开始的。
会议期间，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妇联主任和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代表，在广州、东莞、深圳、顺德等地进行了参观学习，会议交流总结了各地妇女工作的经验，就妇女工作如何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认为，去年09月第5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以来，各级妇联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对妇女进行自尊、自爱、自重、自强教育，发动妇女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兴办为妇女儿童服务的经济实体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些妇联组织锐意改革，使妇联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会议强调，要创造性地开展妇女工作，各级妇联必须搞好自身的改革与建设，要把思想统一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上来，从妇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真正做到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
要树立新的用人观点；
要改变照抄照转上级指示的习惯，加强妇女问题的社会调查和研究，扭转妇女运动理论研究落后于妇女工作实践的局面。
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宣传和动员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改革，在改革中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各级妇联要熟悉当地进行改革的部署和要求，精心研究改革中的新情况，坚定改革信心；
要积极采取措施，配合和协助有关方面，帮助妇女解决困难，以调动妇女参加改革的积极性。
——要把提高妇女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加快开发妇女的智力和人才资源。
目前，妇女文化科学素质偏低，生产技术水平不高。
各级妇联一定要引导广大妇女清醒认识这一问题，把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要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方式，与有关部门一起创办各类妇女学习阵地。
——兴办为妇女儿童服务的经济实体，为妇女儿童办好事、办实事。
妇联兴办经济实体要立足于开发妇女儿童的智力资源，为妇女儿童提供社会服务，并使妇联成为有家底的群众团体。

国防科技工业生产势头好
上半年总产值和利润大幅度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截至6月底，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计划的58％以上，比去年同期增长11.6％（其中民用工业品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7.4％），完成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2.4％，利润增长速度超过产值增长速度。
今年上半年国防科技工业生产的特点是，重点武器装备研制项目进展速度比较快；
贯彻军民结合的方针有了新的进展。
开发了一批新产品，产量、产值大幅度上升，部分产品已成为名牌。
上半年增产幅度最大的是汽车、医疗器械和录音磁带等。

改善人与畜、畜与草、人与草的关系，走科学发展牧业道路
内蒙古牧区推行畜草结合的“双包”
改革调动了牧民建设草原积极性，有利于改变“逐水草而牧”习惯
本报讯
记者顾雷、吴晔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7月上旬到中旬召开的牧区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确定在牧区彻底打破两个大锅饭，进行两项改革：
改革人和畜的关系，把牲畜由按群承包到户改为“作价承包，比例分成”或“作价归户”；
改革畜和草原的关系，把草场分片承包到户与联户、浩特（村）以及苏木（乡），由他们自用自管、保护和建设，使牧民不仅有发展牲畜的自主权，也有管理、保护、使用和建设草原的主动权。
这样就避免了以往好的草场年年超载过牧，导致退化，不好的草场长期无人管理，退化的草场又无人建设的弊端。
会议确定这两种关系的改革要积极、稳妥地同步进行，这样才能改变多年形成的牲畜秋肥、冬瘦、春死的状况。
改革的战略目标是要终止牲畜和草原关系上的恶性循环，逐步改变延续了几千年“逐水草而牧”的习惯，变单纯靠天的牧业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宰牧业的发展，使广大牧民真正成为牲畜、草原、大自然的主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推行了不同形式的畜群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畜牧业生产的特殊情况，仅仅将畜群承包到户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一些牧民“亲”自留畜、“疏”承包畜，结果集体牲畜下降。
更严重的是在草场使用上，仍是“大锅饭”、“逐水草而牧”的方式，使一些丰美的草场由于不合理放牧而迅速退化、沙化，生态环境恶性循环不已。
结果1983、1984两个牧业年度的牲畜头数总是在四千万头（只）上下浮动。
鉴于上述情况，一些牧区旗（县）从去年开始就进一步解放思想，将草场也按户和联户、浩特以及苏木等几个形式结合起来进行承包。
自治区党委对这些做法采取鼓励态度：
只要是有利于牧区经济发展的改革，都可以大胆试验。
于是，改革之风很快吹遍牧区。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满都拉苏木（乡）1983年夏落实了牲畜归户和草场承包，今年06月牲畜头数比去年06月增加26％；
繁殖成活率增长7％，畜牧业基本建设相当于前五年的总和。
巴林右旗去年试行草场承包责任制后，围建草库伦的牧民由原来的四户迅速增至四千二百多户，面积达四十七万多亩。
其他各旗（县）也先后出现了群策群力抓草原建设的新形势。
全区去年种草面积二百七十万亩，今年可望达到五百万亩。
各级干部和广大牧民从实践中认识到：
要建设好草原，就必须彻底砸烂草场管理和使用上的“大锅饭”，推行畜、草结合起来的“双包”，将草原建设这个第一性生产和发展牲畜的第二性生产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同畜、草有关的责、权、利统一起来，改善人与畜、畜与草、人与草的关系，走科学发展畜牧业的道路，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样就保证了尽快实现牧区的四个转变：
由追求头数畜牧业向提高效益的畜牧业转变；
由靠天畜牧业向有计划建设的畜牧业转变；
由自给半自给畜牧业向商品畜牧业转变；
由单一的草原畜牧业向多种经营发展的畜牧业转变。
在这个基础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要求全区各族干部继续清除“左”的影响，积极、稳步推行“双包”，力争到1987年，即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时，为实现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在1978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作出贡献。

李子奇深入庆阳地区调查研究
总结推广治穷致富经验帮助老区发展
本报讯
去年07月，胡耀邦同志来甘肃视察工作时，专程到庆阳看望老区人民，并向地委干部提出：
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老区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随后，甘肃省委、省政府召开了老区工作会议，决定拿出一千万元，扶持老区加快经济建设。
庆阳地区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革命战争年代，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
建国以来，这里的经济建设有所发展。
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治理，生态恶化，土地贫瘠，人民生活还有一些困难。
今年06月，省委书记李子奇同志考察了庆阳地区的七个县，访问了三十多个专业户、联营体和贫困户。
一路边看边议，从群众创造性的实践中总结治穷致富的经验。
环县天池乡农民曹怀仁，从1981年起植树一千一百株，退耕种草四十亩，养大牲畜三头、羊十只，初步形成了农林牧结合的良性循环，1983年，人均产粮一千二百斤、收入三百八十元。
象曹怀仁这样有胆有识的农民，全区各县都有。
他们的致富经验，吸引和带动了周围的群众。
今年上半年，全区种草种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不仅进度快、面积大、质量好，而且还涌现出一批户均造林百亩、植树万株的专业户。
镇原县马渠乡农民张耀邦，今春一季造林一百二十亩，正宁县观音乡有十八户农民户均植树万株以上。
李子奇总结了上述经验，进一步体会到胡耀邦、赵紫阳同志提出的甘肃农业要走种草种树、发展畜牧、调整农业结构的路子是完全正确的。
为把上述经验向面上迅速推广，李子奇提出了四条意见：
（一）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
总的方向是念“草木经”，但一定要因地制宜，使农林牧合理布局，互相促进，全面发展。
（二）种草要同养畜结合，使农民当年就有收益。
要抓住推广良种、改放牧为舍饲这两个主要环节，以及发展饲料工业等，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
（三）种树要讲求经济效益。
要适地适树，大量栽植以泡桐为主的用材林和经济林。
种树要采取乔灌结合、林粮间作、林间种草、采树叶养畜等多种办法，使农民在近期有所收益。
集体林场要实行招标出售、归户所有，或折价到户，承包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四）大力推广科学技术。
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定合理的有偿服务办法和优惠待遇，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作用，加快人才和技术引进。
同时，要鼓励“两户”向周围群众传授生产和经营技术，带动更多的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农民服务公司业务忙
河北省怀来县西八里乡盛产紫皮大蒜。
这个乡韩家房村韩进举等十六户农民集资，于去年春天跨村联合办起农工商服务公司。
他们产前为农民提供商品信息，供应化肥、地膜等生产资料；
产后帮助推销。
一年来，营业额达三十一万元。
这个公司的服务范围遍及怀来、宣化、涿鹿三县十五个乡。
最近这家公司还与香港一些公司进行贸易往来。
牛连成　赵启家

华山盐厂建大型对虾育苗池
山东文登县华山盐场今年初建造了一个大型对虾育苗池，一次可育苗一亿多尾。
这个盐场把捕捞上来的青虾放在产卵池加温产卵，然后将卵放在育苗池，经过近一个月的育养即可出池。
到今年05月底，共育苗一亿五千六百万尾。
王文茂

哪里能买到种菜牛？
我们这里是山区，有不少天然草场，许多农民都想养菜牛。
但是买不到种菜牛。
盼望有人牵线搭桥，帮助买到种菜牛。
江西奉新县澡溪乡　严国森　钟言胜

安徽省凤阳县今年05月和60家农户签订合同，把全县366公里沙石公路交给农民承包养护。
　张荫曾摄

大塘乡农民到香港谈生意
大塘乡地处广东茂名市近郊的新坡区，是三中全会以来全市先富起来的典型。
今年05月这个乡派出五人小组抵达香港，就联办大塘小汽车出租服务中心等问题与港商洽谈。
蔡理

大市乡与港胞合资办鞋厂
江苏省昆山县大市乡与香港妙丽集团以及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经济合作部共同投资的中国轻妙昆山皮鞋厂，06月07日破土兴建。
这是昆山县第1家乡与港胞合资经营的企业。
周泉元

“媳妇”与“婆婆”
吴昊
红楼梦第13、十四回，写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一段文字，脍炙人口。
针对宁国府五条宿弊，王熙凤果断地采取了治理措施，居然在乱无头绪中理出了头绪。
她采取的措施有三条，即量才用人，责任分明，重罚不贷。
作为封建大家族中心地很坏的主子，本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完全不能把她的“协理”和现在的改革类比。
但是，有一点确是值得深思的：
为什么王熙凤这个荣国府的管家婆，可以到宁国府大显身手，治而见效呢？
原因有两条，一是贾珍放权，“妹妹爱怎么办就怎么样办……也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
二是无人掣肘，王熙凤上头有一大堆婆婆，左右有一大堆姑嫂，但在她“协理”时，没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没人脚下使绊子。
这一点，我觉得，对当前的改革倒是有启发的。
贵州省凯里磁性材料厂的正副厂长为什么辞职？
是他们没有治厂的本领么？
不是，他们的工作已经见了成效；
是他们没有改革的信心么？
不是，辞职前，他们还在干着有利改革、有利生产的事情；
是群众不拥护他们么？
也不是……事实上，唯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缺少王熙凤“协理”时的那两条，特别是缺少第2条。
赵伟元、史光中身边的“婆婆”，一不放权，二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三一味的扯皮、刁难、拆台，不要说赵、史二人不是党员，就是党员干部，遇到如此状况，恐怕也是很难干成什么事情的。
根据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原则，大批有知识、有本领的年轻干部正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特别是工厂、商店等企业单位，都要让内行人管理，让内行人当家。
不少原来是“媳妇”的人，现在成了“婆婆”，不少过去是下级的人，现在和自己“平起平坐”或成了自己的上级。
原来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组织的负责人，如何对待这些新上来的“婆婆”，如何讲点新的“婆媳之道”，对当前的改革意义十分重大。
扶上马，送一程，帮到底，是上上者。
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该象凯里磁性材料厂党支部某些成员那样，处处给新干部为难、设卡，直至把人家逼得辞职。
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只能用于支持改革，促进生产，而不能用于伤人、害事，使建设事业受损失。
在改革中，处好“婆媳”之间关系不容易，处好“新老婆媳”之间的关系更不容易。
然而为了四化大业，这些关系又都是非要处好不可的。

新疆建设十个大型农贸市场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15日电
（记者柴怀吉）为促进边疆农村牧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疆正在天山南北一些人口集中、交通发达的城市和县城建设十个大型农贸市场。
建立在农牧产品传统集散地和大片绿洲中心的这十个农贸市场，总面积为二十六万多平方米，可容纳三万多个摊位，相当于1980年以来兴建的集市场地面积总和的一点七倍。
十个农贸市场大多数规划设置了营业室、旅馆、商品寄存处、饭馆、医疗室、厕所和自来水、排污水等配套比较齐全的设施。

来自凯里磁性材料厂的报告
正副厂长为什么要辞职？
——来自凯里磁性材料厂的报告
贵州日报记者陈兴孔
编者按：
洛阳矿山机器厂党组织支持厂长行使职权和凯里磁性材料厂正副厂长因受到党支部一些人的刁难而被迫提出辞职的报道，值得一读。
过去，本报发表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的报道时，曾在按语中提出，选择什么样的人当厂长？
怎样当好厂长？
怎样处理好厂长和书记的关系？
是改革中十分重要的问题。
现在看来，在这些问题上，各级党组织如何尽快统一认识，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是十分迫切的。
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很难取得成果，大批有胆有识的人才就很难发挥积极作用，四化进程就会受到影响。
今年04月25日，贵州凯里磁性材料厂厂长赵伟元、副厂长史光中，正式向上级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凯里磁性材料厂，是电子工业部二十一家定点生产磁性材料的专业厂家之一。
该厂虽是二十一家中最小者（仅一百四十二人），然而却以其王牌产品——101磁钢占全国总产量的30％扬名于磁性材料工业界。
产品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
197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的赵伟元和196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物理系的史光中，1979年分别出任副厂长和供销科长；
1981年分别出任正、副厂长。
五年来，他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锐意进取，使磁材厂这个自1970年建厂后一直亏损的企业，摆脱了濒临倒闭的局面，走向新生；
从1979年扭亏为盈后，五年间完成产值二百零五点四万元，上交利润十八点八万元。
然而，就是这两位为工厂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厂长，却在无可奈何中，递交了各自的辞职报告……
这里对知识分子仍然是……
1983年元旦，在磁材厂党支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党支部组织委员这样宣称：
“我们现在仍然是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这是对该厂党支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绝妙总结。
让我们从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来透视一下其中的问题吧！
建厂十几年来，该厂从未发展过一个知识分子入党。
是厂里的知识分子不要求进步，或是不够入党条件呢？
否。
厂长赵伟元，1972年以来曾三次向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赵伟元扎根苗岭，并作出了贡献，1981年，上级派来该厂蹲点的领导，就准备协助支部发展包括赵伟元在内的一批同志入党，但却遭到支部一些人的抵制。
1982年，当时的州经委领导又多次过问此事。
当着上级领导的面，支部领导表示要回去发展，但最后是堂而皇之地以什么“要求进步不迫切”、“还要考验考验”、“党员对他不了解”等借口为“免进牌”，长期将赵伟元等一批知识分子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
对赵伟元尚且如此，其他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不难想象的。
时至今日，在磁材厂的生产领导班子中，除一人在外单位入党外，所有的中层干部和厂长，竟没有一人是党员！
计算器与科技奖的风波
1983年10月，厂长从贵阳买回八台小计算器（每台仅四十二元），谁知竟引起了一场算盘与计算器的风波。
就在厂长把计算器签发给有关科技及科室人员后的第2天早上，厂党支部书记在厂办公室门口，当着众人面，气势汹汹地大声训斥厂长：
“你们独断专行，老虎屁股摸不得。
我今天就要摸一摸！”
怎样摸呢？
他首先下令不准发，谁发谁出钱。
当科技人员据理申辩，说计算器就象工人的锉刀、鎯头一样是一种工具时，他竟蛮横地说：
“我们国家的算盘用了几百年，你们为什么非要买计算器，算盘不是一样用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同年同月，为了奖励科技人员和参加试制产品的工人们创造性的劳动，鼓励他们继续攻关，厂长们决定：
拿出三百元钱作科技奖，奖励十项科技成果。
可是，原来动辄几十、上百随便批钱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对发放这三百元科技奖硬要横加阻拦。
一个说：
“这些不能奖！”
一个说：
“这些东西（指科技成果）有什么稀奇！
买点元件来逗逗就成了。”
此后，这笔为数很少的科技奖，虽然经上级批准，但仍让厂长在厂内外跑了无数次腿后才勉强发了下去。
就是这样，还是有人向上打了“小报告”。
“我这个书记还管什么？”
现行经济工作的一大弊端，就是管人用人的领导不承担经济责任，而承担经济责任的厂长却不能管人用人。
赵伟元、史光中担任正副厂长的莫大苦衷，还在于手中没有一点儿人事权！
去年10月，根据生产急需，厂长在征得科室、车间及本人同意之后，决定将一名以工代干的采购员调回车间干其本行。
这本是一次正常而合理的人事调动，但厂党支部负责人却站出来大加干涉，指责厂长们“不服从支部的领导”，理由是：
根据厂党支部自订的支部工作条例（这是一个违反中央有关规定的条例），“科室工作人员的调整与变化”、“职工调出调进”均属“支部讨论并决定”的事项。
这时，两位厂长针锋相对地翻出国务院关于厂长工作条例中，“厂长对工厂的人员、资金、物资有调动处置权”的条款，与之辩论。
于是，在工厂内外开展了一场舌战。
在上级主管部门召开的调查会上，当厂长援引厂长条例为自己辩护后，书记立即驳斥说：
“你们根本不懂党的原则。
我们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们把什么事都管了，我这个书记还管什么？”
那么，他又管了些什么呢？
——1982年调整科室领导，厂长提出让几个能独当一面的老大学毕业生担任，支部坚决反对；
一名支部委员曾私下给一个车间主任讲：
“你不要管生产，生产搞不好，由厂长负责！”
；
今年04月，厂里组织转干工作，党支部背着厂长及技术人员搞考试，群众反应强烈。
——1982年03月，厂里的一个财会人员，在赵厂长根据厂规扣发其爱人的月度奖后，竟针锋相对地要无理扣发厂长奖金。
党支部书记对此不吭一声。
厂里某些人多次公开谩骂，甚至要动手打中层干部及厂长。
对这些严重的歪风邪气，支部领导却不作任何批评处理，熟视无睹，任其泛滥。
不该管的拚命管，应该管的却不管，本末倒置；
抓住人权不放，多方刁难、干涉、阻碍厂长的工作。
“假亏损”及其他
1981年09月底，根据市场销售情况的变化和软磁车间三季度“亏损”上万元的情况，赵伟元决定停产软磁产品，将软磁车间并入硬磁车间生产硬磁产品。
这本来是一项明智的决断，但又在厂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有的人又是告状，又是散布流言，什么硬磁车间是亲妈养的，软磁车间是后娘的孩子啦；
什么影响销路，前段亏损要追查责任啦，等等。
实际上，所谓“前段亏损”，完全是当时支部指定的软磁车间负责人蓄意制造的：
这个车间负责人将近万元的生产材料开票过账后却不领出，又把几桶生产原料私自藏匿起来（仅碳酸锰就因此而报废几袋，价值几百元）。
其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向厂长施加压力。
由于这一“假亏损”事件与党支部某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时至今日，仍不了了之。
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大幅度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满足社会需要，今年，在反复考察和论证的基础上，厂长们提出了引进西德、日本的磁性材料生产线的计划（投资二百八十六万元，年产一千万只磁钢，一年可创利一百零七万元，该项目已经省批准）。
可是，支书却对此嗤之以鼻，阻拦反对。
他居然这样责问厂长：
“自动化程度太高了，多余的工人怎么办？”
实际上，为这条生产线服务的工人，还得增加几十人。
两位厂长向记者谈及上面两桩事时不禁摇头叹息：
“上面要我们主管全厂生产，可我们想要动一下，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有许多有形无形的绳索牵制着，我们实在干不下去了！”
并非结尾
早在去年，两位厂长鉴于前述的种种情况，就郑重地向上级派来考察班子的同志提出，若不彻底查清厂内问题，调整党支部班子，只有辞职卸任。
今年，他们又多次向上级表示过同样的态度。
但是，有关领导只将一位书记调走另任，将副书记升任正书记，一切照旧，终于酿成两位厂长的辞职。
毋庸讳言，两位厂长的辞职，在磁材厂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领导至今对此事缺乏正确清醒的认识。
认为“并不是原则问题”，主张“过去的事情就算了”。
更有甚者，某领导竟如此言称：
“从支部来说，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搞得不好，但两个厂长也未能正确认识。”
种种现象表明，发生在磁材厂的事情，反映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一些单位和地方仍有相当大的阻力，也说明要在企业中进行改革并不那么顺利。
现在，州委负责同志已责成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磁材厂的问题。
（原载《贵州日报》本报有删节）

洛阳矿山机器厂在改革中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
书记支持厂长行使决策指挥权
本报讯
记者解国记报道：
洛阳矿山机器厂实行厂长负责制之后，厂党委及所属十四个分厂党委（总支）书记，全力支持厂长进行各方面的改革。
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拥有十四个分厂、一万三千多名职工的国家重点企业。
今年04月，该厂建立了以厂长为主的企业决策层，并由厂长提名，任命了十四家分厂厂长；
各分厂也实行厂长负责制。
由于多年来党政不分，书记说了算，一些同志认为实行厂长负责制会削弱党的领导。
厂党委先后召开了有各分厂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共青团书记、政工科长、班组长以上干部和党员参加的会议，剖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统一了思想认识。
提升设备分厂原来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出工不出力和小病大养的多，新厂长陈国础上任后实行有效工时工资，即从每人月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与奖金捆在一起，按每人工作的有效工时发放。
一些人说这样做损害了工人利益。
分厂党委书记肖俊杰通过和工人们算细帐，使大家看到，这样一改恰恰是要让工人得到更大的利益，实行有效工时工资后多数人收入将会比过去提高，只有懒人才会减少收入。
职工的思想通了，生产的积极性很高。
热处理分厂厂长仲复欣抓住本厂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的要害，从大型、小型两个车间精简出来四分之一的人员，到技术改造项目上去搞劳动承包。
一些人不愿下岗，分厂党总支书记胡学敏就一个个去做思想工作。
留岗人员精干了，千方百计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能源消耗，5月份这两个车间的产量比4月份提高了15％，煤气单耗比总厂规定的指标下降50％，比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还低23％。

“石雕之乡”——惠安
素称“石雕之乡”的闽南惠安县，现在有一百五十多种石雕工艺品畅销日本、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换取外汇。
惠安县的花岗石资源极其丰富，石雕艺人有上千人。
目前，除县办石雕厂外，还有崇武公社及五峰大队等石雕厂。
惠安人还擅长用花岗石建筑亭台楼阁，近几年，这里每年有十万建筑工人赴西藏、新疆等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承建各种工程，年收入达一亿五千万元，相当于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
本报记者　孙静　顾新生摄影报道
上图：
别具一格的影雕。
下图：
雕刻工人正在雕刻雄狮。
左图：
远销日本的石灯笼，玲珑剔透。

采取措施加快小集镇建设
西平县出现一百多个专业市场
本报讯
通讯员戴德云、杨发群报道：
河南省西平县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农村小集镇建设，已初步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小集镇网络，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西平县现有新老集镇三十个，平均二万多人，四十二个自然村就有一个小集镇，形成了一百六十九个粮食、牲畜、木料、蔬菜等专业市场。
这个县在小集镇建设中主要抓了下列几项工作：
一、鼓励农民进集镇务工经商。
县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接待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公室。
积极帮助农民解决经营、地盘、房屋等方面的困难。
现在农民进集镇经营的已有一千八百多户，从业人数三千四百多人。
二、对小集镇建设舍得投资。
近三年来，国家投资三百七十五万元用于集镇各项建设。
去年又专门拨款三十一万多元修整城镇街道。
三、组织各部门到集镇设点。
国营商业各部门、一些工业和企业，在小集镇设立了下伸单位，并在比较主要的集镇建立了小的贸易中心。
四、有计划地组织物资交流大会和专业市场。
一般集镇每年举办两次，少则三天，最多十五天，从1980年至今共举办物资交流会一百六十多次，参加约一千万人次，成交额一亿五千万元。

饲料厂带出养猪队
湖北省黄陂县国营武湖农场新立生产队党支部书记肖仁生，联合本队四个农工和家里的剩余劳力，办饲料加工厂。
今年4到6月，为群众加工饲料五万七千多斤，带动附近家家户户养猪，使全队生猪饲养量由年初的五百多头增加到一千多头。
肖仁生等五户获利一千二百二十多元。
　肖崇安
发展家畜家禽业，离不开饲料。
养畜养禽户自己搞，原料来源有限，既费时间，又不易做到科学管理。
肖仁生等联户办小型饲料厂的办法很好，促进了当地家畜家禽业的发展。
这说明发展饲料业，国家、集体要搞，也要提倡农民自己起来办饲料加工厂。
——编者

一部茶史可资证明台湾大陆血肉相连
据《联合报》报道，台湾前“副总统”谢东闵6月16日在探望新任“台湾省主席”邱创焕时，曾“畅谈台湾的茶叶史”。
谢说，“台湾闻名的冻顶乌龙茶及文山包种茶，都是从大陆跨海移植台湾的。
一部台湾的茶叶史，也就是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的见证”。
谢又说，“清朝时代的读书人，秀才在台北应试，举人则赴福建福州应考。
有人自福州考试回来，便顺手携回名闻天下的武夷茶，这是台湾茶叶的根，也是民族的根”。
谢还说，十年前他在“省主席”任内，曾“大力提倡国人喝茶”。
目前台湾冻顶茶园已由当初的数十公顷，扩增到一千五百公顷。
　（达生）

中国青年杯国际足球锦标赛揭幕
日本队胜上海队北京队胜沈阳队
本报讯
1984年中国青年杯国际足球锦标赛，7月15日晚开始进行分组预赛。
日本青年队在大连以1∶0胜上海青年队，北京青年队在沈阳以2∶0胜沈阳青年队。
五六万热情的观众在两地整修一新的体育场里，不断为双方队员加油助威。
上海青年队身体素质逊于对手，顶不住长传冲吊，下半时好几名队员腿部抽筋，被日本队员乘势打入一球。
刚刚组建起来的沈阳青年队难以抵挡北京青年队的攻势，上半时和下半时，北京青年队9号张旭两次破门立功。
这次比赛是继1978年和1981年之后，我国第3次举办的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中美学生夏令营开营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今天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鼓乐齐鸣，1984年中美学生夏令营在这里宣告开营。
这个夏令营将依次在北京、北戴河、内蒙古进行参观游览，并开展学习书法、绘画、骑马、射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这次夏令营活动是由美国因特洛根教育中心和中国青年旅行社联合举办的。

领导拜贤能　造福乡里　故城书记县长寻访富民妙计　收效益
官商逞霸道　欺压百姓　禄丰不法支书抄抢民办店铺　受拘留
《河北日报》△“父母官”求经问道，故乡人献计献策，故城县委书记卢汝泽、副县长李玉珍赴京津两市，邀集四十名原籍故城县的科技人员、党政干部和工人座谈，共谋建设家乡大计，得到信息、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云南日报》△禄丰县干海资中心商店支部书记曹国玺从“官商”发展为“商霸”，为打击竞争对手竟带人抄抢一家集体所有制商店，曹国玺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中国法制报》△福州市郊公安分局采取措施，优先侦破侵害专业户案件
《四川日报》△铜梁县财贸办副主任破坏专业户种鱼生产，县委、县政府责令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给予党纪处分
《江西日报》△吉安罐头食品厂为转嫁自己经营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竟单方撕毁与兴国县塘乡供销社签订的购销合同，造成该县二百七十多万斤藠头无销路，使全县二万多户农民蒙受三十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新华日报》△赣榆县海上运输专业户孙家太与所在乡自愿联合，创办起江苏省第1家乡户联营的海运公司
《重庆日报》△党的富民政策结硕果，重庆市农村储蓄突破三亿元
《内蒙古日报》△自治区党委第1书记周惠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草原蒙古包调查研究，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湖北日报》△省委从十四所大专院校选拔百余名优秀大学毕业生，经短期培训后到基层锻炼，有计划地培养党政领导干部
《辽宁日报》△丹东市元宝区建筑公司给工程技术人员发放技术津贴
《陕西日报》△陕西青年事业开发总公司在西安成立，习仲勋同志给成立大会发来贺电
《大众日报》△新组成的山东成武县委汲取原县委的教训，从严要求，端正党风，赢得了群众信任
《北京日报》△北京市纪委边整边改，二十三起老大难案件得到处理
《黑龙江日报》△省卫生厅原计材处副处长、贷款办公室负责人孟繁文利用职权“卡脖子”，厅党组令他停职参加整党
《福建日报》△福建省发现不少省外和省内生产的劣假磷肥在市场上销售，严重坑害农民
《山西日报》△繁峙县纠正一起前两年根据当时有关规定定为投机倒把的案件，为运销能手陈过兵等人平反
《广西日报》△广西军区某团党委教育干部把家庭利益置于国家改革大局之中，做地方改革的拥护者和促进派

体坛上的“拓荒者”高何土
高何土是台湾田径界前辈，今年已七十七岁高龄，他从十七岁开始从事田径运动，至今已整整六十年。
高何土年轻时是长跑选手，二十岁时组织“北星田径队”自任队长。
三年后，又组成“大稻埕青年团田径队”，对当地青年开展田径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1946年春，高何土发起成立台北市体育会，并参与筹组台湾省运动大会。
当年，首届台湾省运动会揭幕，高何土仍参加长跑，亲自持火炬入场。
运动会后，又投入台湾省田径运动协会的筹组工作。
因此，有人称他是台湾省田径运动的“拓荒者”和“阿土伯”。
他们家还是体育世家，两个儿子都是运动健将，长子高何兴曾获台湾丙级拳击冠军，次子高何谦曾获百米及跳远全台冠军。

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出现小高潮
本报讯
15日，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在高温中进行，上海队以2∶0胜山东队，国家二队以4∶1胜安徽队，广东队以1∶0胜南京部队队。
上海队同山东队的比赛打得精彩。
上海队采取快速灵活的战术，频频向山东队腹地进攻，十四分钟时十一号李中华首开纪录。
四十三分钟时十七号鲁妙生再下一城。
下半场山东队拚命反击，但在上海队密集防守下，始终未能挽回败局，以0∶2败北。
广东队胜南京部队队的一球是在延长期结束前五秒钟射进的。
07月14日，两支目前积分最高的队伍在天津相遇。
下半时第2分钟，天津队十六号宋明合首开纪录。
五分钟后，北京队六号金长光回敬一球。
九十分钟战平后，两队鼓足余勇，加时再战。
第12分钟，北京队十号李公一带球突破，射进一球。
谁知不到一分钟，天津队十七号段举沉底传中，七号左树发赶上一脚，球撞在门楣上弹进网内。
过了一分钟，北京队卷土重来，十八号刘利福一记巧打得手，使北京队再次领先，此后，北京队开始控制球，试图保住一分优势。
岂料，终场前不到一分钟时，天津队右后卫二十号山春季在离球门三十米远一脚远射，球飞进网内。
天津队互射点球六发五中，北京队只差一球，最后以7∶8负于东道主。
同日，天津二队以1∶0胜河北队。
07月11日，河北队在石家庄以1∶0胜北京部队队。

《八十年代》杂志载文主张
台湾香港与大陆经济合作
本报讯
台湾著名地方人士康宁祥所办《八十年代》半月刊6月01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为《美国、中共与太平洋盆区》，并用半页版面刊登了邓小平主任与里根总统在人民大会堂会谈的照片一帧。
文章编者按称，“近年来，中共的国际地位日趋重要，乃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除了战略及政治关系之外，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
因为美、日两国积极争取中国大陆的市场，美国拚命鼓励中共参加太平洋盆区的经济体系，如果这种发展方向不变的话，将来亚洲各国之中，只有台湾不能参与大陆市场的竞争，对台湾将形成极为不利的局面”。
“作者建议，大陆、台湾与香港三个地区在科技、企业管理、贸易和金融方面，应设法谋求一些正式的经济合作”。
文章指出，里根总统访大陆回到阿拉斯加时说：
“中国大陆没有扩张野心。”
前国务院亚太地区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也说，“在中国与台湾问题所作的任何选择中，只要中国愿意作建设性的参与，则应当选择中国”。
由此可见，里根政府对中国大陆看法的“转向很可能是基于经济利益”。
因此，只要中美“建立起一种在朋友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台湾就失去了战略意义”。
文章援引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一名研究员的话说，“东亚目前的优势来自各国的‘有机’配合”，这是“世界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
“由于这一区域经济特别活跃，美国在此的活动也大量增加”，“中共实行开放政策后，很自然地成为美日两国争取的对象”，它们“可能与中共形成”一种紧密的“经济配合关系”。
该文分析说，“这个关系如果形成，则对整个亚洲和全世界都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因为“这对大陆是难逢的良机，如果中共能够吸取先进经验，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妥善利用外资，提高工人素质，打破工业界的大锅饭作风，鼓励自发性的合作企业和私营企业并作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则现代化的实现并非不可能”。
“对台湾而言，不管里根如何保证，事实已摆在眼前。
在美国经济命脉的天平上，它并非举足轻重”。
“当中国大陆逐渐成为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系中的要角时，美、日、南朝鲜、新加坡等国家都会与它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只有台湾无法在大陆的市场上与它们一争短长”，“必然处于劣势”。
文章最后说，由此看来，“就在亚洲人（尤其中国文化体系下的人），行情看涨的时候，中国人反而不能合谋其利，香港人要往外跑，台湾人可能摒弃在外”，因此，“在科技、企业管理、贸易和金融方面，大陆、台湾与香港三方面是否能谋求一些正式的经济合作倒已经是一个值得慎重思考的问题了”。

增养十六万头乳牛
“经济部”07月初决定，将利用八万公顷浅山牧地，增养十六万头乳牛，以充分供应新鲜牛奶。
目前台湾夏季生牛奶产量尚不足九千吨。
考场出现无线电作弊案
07月01日至03日，台湾举行大学招生考试。
在花莲考区花岗中学考场发生了无线电作弊案。
其作弊方法是一人混入考场偷出试题，回到饭店后，将答案用无线电发给场内的数名考生。
这些人头带假发，掩护藏在发中的耳机。
农作物遭雨灾减产
台湾进入梅雨季节，又连续降暴雨，大批西瓜腐烂，瓜田受灾率达百分之四十四。
云林县无收获面积达五千公顷。
嘉义、台南、屏东均在一千公顷以上。

墨西哥青年画家卡夫雷拉作品在京展出
墨西哥青年画家何塞·瓜达卢佩·卡夫雷拉创作的四十五幅油画从14日起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何塞·卡夫雷拉今年三十岁，现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研究室进修油画。
这次画展中有二十五幅是画家在国内创作的，其余二十幅是他在中国进修期间创作的。
（据新华社）

我国研制成新品种光导纤维
据新华社上海07月15日电（记者邬鸣飞）我国科技人员研制的一种长波长四次群多模梯度型光导纤维，能同时传送一千九百多路电话，并能清晰地传递电视图像。
专家们认为，我国研制的多模光纤的全性能指标已经达到国际同类光纤的先进水平，对于发展我国光纤通信技术有重大意义。
这项成果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研制的。
女副研究员张英华在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撑竿跳高世界纪录达五米九○
二十岁的苏联选手谢尔盖·布勃卡，13日晚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田径赛撑竿跳高比赛中，成功地越过了五米九○的高度，再创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

沙洲县自建工学院
据新华社南京07月14日电
江苏省沙洲县自筹经费创办了一所职业工学院。
目前校舍已落成，能容纳六百名在校生，师资调配也基本就绪，钱伟长教授应聘担任名誉院长。
沙洲职业工学院招生对象是本县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乡镇工业青年职工，参加今年的全国高校统一考试后，达到江苏省录取分数线的才予录取。
学制三年。
毕业时发给文凭，承认其大专学历，分配到本县乡镇企业及县办工厂工作。

统战部宴请美欧交大校友子女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中共中央统战部今晚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前来我国参加暑期汉语学习班的现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定居的交大校友的子女。
美欧交大校友子女暑期汉语学习班由北方交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联合举办，今年07月举办的是第3期。
美欧交大校友子女的亲属钱昌照、茅以升应邀出席了宴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助我办版权培训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举办的版权培训班，14日在上海结束。
举办这届版权培训班，旨在普及版权知识，培训版权管理人才，为在我国建立版权管理机构作准备。

薪水尚未调整物价已先上涨
本报讯
据《台湾新生报》、《台湾时报》等报6月26日报道，“立法委员”刘碧良日前向“行政院”提出“紧急质询”时指出，目前公教人员待遇尚未正式调整，而物价已先大幅度波动，势将使调薪效果抵消，并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他呼吁当局亟应速谋对策，使整个物价趋于平稳。
刘碧良透露，正当“行政院”宣布今年07月全岛军公教人员将调整待遇之际，岛内若干行业已“不声不响的开始涨价”。
根据统计，今年以来，各月的物价均呈逐月上升趋势，5月份批发及零售物价更分别较上月上涨0.36％与1.21％。
一般预料，下半年的物价，将有更大的波动。
这种趋势“将使加薪形同虚设”，并使所有消费大众及公教人员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质询还透露，从1974年至1983年间，“政府”八次实施军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几乎每次都发生“薪水尚未调整，物价已先上涨”的现象。
自1982年起，物价的“涨幅”已超过公教待遇的“调幅”。
1982年物价上涨14.98％，待遇调整11％；
1983年物价上涨1.36％，待遇未调整。
总计过去两年物价上涨了16.34％，而待遇只调整了11％。
军公教人员的实质所得，较两年前低了5％。
军公教人员非但“未蒙其利”，反而“身受其害”。
　（大兆）

西部油田准备开发
据台报报道，台湾西部沉积盆地极具有储油气潜能构造，“中国石油公司”正积极准备钻探开发。
“中油”表示，具有储油气潜能，准备钻探的构造封闭有十五个——包括宝山、三重埔、二寮、芎林、外埔、沙可、出磺坑北端、台西、北港、六重溪、石屋及班芝埔等。
正研究中的有储油气潜能的构造封闭有十一个——包括大溪？
、湖口、关西、内弯、杨梅排、卓兰、东势、八卦山、车笼埔、观音石、梅林及三尖山、乌山头等。
另外，也准备对五指山等几个地方进行钻探。
（巴文）

让大地插上金翅膀
——记农艺师刘凤理
新华社记者　杨惠民　陈朝中
中州大地插上了金翅膀，中州大地起飞了！
这金翅膀，就是科学技术。
插金翅膀的人，就是农艺师刘凤理这样一批被中州人民称为“活财神”的农业科技人员。
他们把传统的农业耕作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使这里正在发生着一场伟大的技术变革，引导农民走上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致富之路。
刘凤理，今年五十二岁。
他1958年毕业于河南农学院，戴着一顶莫须有的“右派”帽子，来到扶沟县。
当时，展现在他眼前的扶沟，黄沙滚滚，村庄零落，人们在饥饿中挣扎……刘凤理思绪万千。
他想：
“扶沟再穷，也是祖国的土地。
这里需要我，我的事业就在这里，我一定要把在大学学来的知识用来改变这里的面貌。”
他的心象一团火似地燃烧着。
他在离城镇四里多远的乱坟岗搭起一间小矮房落脚后，开始了探索的坎坷道路。
他没日没夜地和农民一起翻地、改良种子，还在自己的小屋前搞了一块试验田。
他试种的棉、麦、菜长了几个叶、开了几朵花，都一一记录下来。
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写了一本叫《小麦田间管理》的书，署名刘青松，寄到河南人民出版社。
因为很有价值，出版社很快出版发行了，却找不到该得稿酬的作者。
刘凤理在这本书里详细记录下了他对小麦生长规律的观察以及他的实验过程。
就在这一年，他还取得了许多没有写进这本书里的研究成果，如有效地治住棉铃虫，试验成功提前育苗的营养钵，还摸清了麦棉在田里共生期间的矛盾以及解决办法。
他没时间、没条件再写出来，就把这些直接教给农民，和农民一起用锄、用耙、用汗水写在大地上。
1960年，扶沟的棉花生产破天荒地丰收了。
他管理的丰产方一亩地可收一百五十多斤皮棉。
河南省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来自各县的三四百位领导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蜂拥而至。
扶沟县锣鼓喧天，人群里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可是在人群里唯独不见皮棉亩产一百五十多斤的主要创造者刘凤理。
又是因为他头上有顶“右派”的帽子，他不能出来介绍经验，只能躲在客人们见不到的地方默默地进行自己的研究。
是农民群众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大娘悄悄走进他的小屋：
“孩子，你的鞋该换换了”，给他送来一双新布鞋；
老大爷也常常扯起他的衣兜给他装进一个馍……农民们给刘凤理送去了爱，送去了暖，刘凤理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州人民，献给祖国大地。
他在棉花温室里培育的“棉花王”，一株二年累计结桃一千一百七十个。
他试验成功了温室营养钵育棉苗法。
1960年，他把用这种方法培育的棉苗移栽到乱坟岗上的二亩地里，象对待婴儿那样照顾着这些绿色小生命。
一分汗水换来一分欢乐。
就这样，这二亩营养钵温室育苗移栽棉花居然每亩平均收皮棉二百五十多斤，成了当时的棉花高产田，成了开在中州大地上的一朵红花。
这一事实向人们宣告：
多灾低产的黄泛区是可以改变的，关键是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改进，扶沟县大面积推广了刘凤理的麦棉套种营养钵育苗技术，采用了地膜覆盖，创造了六行小麦两行棉花的套种法。
刘凤理就是用这个小麦营养钵套种棉花的法宝，让十二个村拔掉了穷根，群众说他到哪里哪里富，亲切地称他为“活财神”。
从前一亩地只收三四十斤棉花或二三百斤小麦，如今一亩地收获五百多斤小麦后，还能收获一百五十多斤皮棉，有的农户一亩地收八百斤小麦后又收二百多斤皮棉。
一亩地的收获赛过过去几亩地，绝大多数农户的粮食大囤满、小囤流，连炒菜的食油也要用大缸存放。
刘凤理欣喜地告诉我们：
1983年全县人均收入六百四十多元，有的人家存款上万元，有的人家有了汽车、手扶拖拉机、嘉陵摩托、电视机……
扶沟的群众越来越相信麦棉套种新技术，他们争着让刘凤理到本队住队，争不到就抢，因此这里流传着“抢财神”的故事。
扶沟县城北的沙窝里有个高河套大队，刘凤理在这里住过队，和党支部书记高喜一起大搞麦棉套种营养钵育苗，获得了粮棉双丰收，小麦亩产四五百斤，亩产皮棉超过一百五十多斤，比以前双双翻了番。
后来，刘凤理被调到城南的七里井大队，高喜还一直想着要把刘凤理要回来。
一天，高喜乘县里开三级干部会的时候到七里井偷偷拿走了刘凤理的被子。
七里井的干部知道后，差点把他当作小偷。
高喜抢被子失败了，又去搬刘凤理的家，把刘凤理的老伴接到本村住，这样他们就能每天晚上和刘凤理坐在一起商量种地的事了。
继而许多群众也抢“财神”，抢不到“财神”就抢他的徒弟。
刘凤理和其他农业科技人员一道，在扶沟县培养出了能独立掌握麦棉套种新技术的技术员三百六十多名。
他们都有让每亩地收二百来斤皮棉和五百多斤小麦的本事，也都被群众誉为“小财神”。
就连刘凤理的老伴套种的棉花每亩也能收二百二十斤皮棉、五百多斤小麦。
“请你们的‘财神’帮帮我们吧。”
新疆、辽宁、安徽、山东、江苏等外地农村纷纷来请扶沟的农民技术员去帮助他们推广麦棉套种。
刘凤理他们也很大度，支持农民技术员到外地去传授技术。
现在扶沟已有一百三十多名农民技术员到外地承包传授技术，深受各地农民的欢迎。
农民们从科学种田中尝到了甜头，出现了许多“科学迷”，自己搞起各种各样的小试验。
刘凤理很重视群众的试验，经常和群众一起试验、研究和总结，再向更大范围推广。
这样，使扶沟的粮棉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
难怪国家粮棉收购部门的同志说：
“农村形势发展的这么快，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搞得我们好措手不及呀。”
现在河南省周口地区已成为我国棉花生产的一个重要基地，每年有大量棉花出口。
后来，刘凤理等又试验成功地膜覆盖、麦棉套种、营养钵育苗三结合的一套耕作方法，1983年全地区已用这种方法种植二十五万亩麦棉。
为了使出口的棉花优质化，刘凤理正带领农民们在机械化作业、改良品种等方面动脑筋。
刘凤理鼓励他的伙伴们说：
“我们也要和运动员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们拚搏在黄泛区的土地上，同样要为国家争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凤理真正感到了春天的温暖，他的喜事就象秋天的葡萄，一串一串的：
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198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晋升为农艺师，又当选为河南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
去年底，刘凤理担任了周口地区科技局副局长、地区棉花办公室副主任的工作。
他仍然经常深入基层向群众宣传麦棉套种新技术。
今年，全区种植的四百万亩棉花，其中小麦套种营养钵育苗的就有三百五十万亩。
周口地区插上了金翅膀，开始腾飞了。
“老刘，把你们的技术和经验写出书来告诉全国农民吧。”
一封封来信和前来参观的人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刘凤理兴奋地挥笔著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十万字的《麦棉套种》一书，不久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们等待着看到，刘凤理等创造的麦棉套种新技术，在祖国更广大的土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
　（本报有删改）（附图片）
刘凤理在观察棉花生长情况。
郭云成摄

雄踞宝岛西南隅的高雄
台湾第2大城市高雄，位于台湾岛西南角，有人口一百零三万。
高雄是台湾建设较早的一个城市。
1626年，郑芝龙组织闽南饥民到这里开荒，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也屯兵于此，开荒种田，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清同治年间辟为商埠，是最早与大陆通商的口岸之一。
高雄港港口向西北敞开，南边有旗后山，北边有高雄山，两山对峙，入口处宽只一百三十米，形势十分险要。
1883年，港口两侧断崖上建了两座灯塔，为海上过往船只照亮航程。
灯塔以西为外港，灯塔以东为内港。
全港有码头七十五个，其中深水码头五十八个，到1978年，吞吐量已达五千三百一十四万多吨。
高雄现已发展成台湾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心，有工厂两千多家。
高雄钢铁厂粗钢年设计能力为一百五十万吨。
造船厂能建造载重四十四万吨的超级油轮。
电子工业、机械制造、水泥等也都相当发达。
高雄长夏无冬，一派热带风光，椰子树高耸挺拔，凤凰树花红叶绿。
高雄港、西子湾、左营莲池潭是有名的游览区。
高雄山顶上有了望台，东望市内，高楼连云，西望海峡，天海一色。
　（牧星）图为轮船正进入高雄港。

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锦标赛
中国获得女子单打和双打决赛权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在马来西亚怡保举行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锦标赛，经过四天角逐后，五个项目的半决赛于14日晚全部结束。
中国两名女选手李玲蔚和吴健秋分别战胜关渭贞和丹麦的基·拉尔森，获得女子单打决赛权。
吴健秋和关渭贞合作，淘汰了英格兰的卡·贝克曼和吉·吉尔克斯，获得女子双打决赛权。

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益
——介绍《陈云文选》第2卷的历史背景
《陈云文选》编辑小组
《陈云文选》第2卷收入了陈云同志从1949年08月到1956年07月这段时间的文稿。
为着帮助同志们了解这一段时间内陈云同志文稿中论述的财政经济工作的历史背景，便于更好地领会陈云同志的主要经济观点以及他的思想方法，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借鉴，特作如下的说明。
从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胜利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除了没收和改造官僚资本企业，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以外，主要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即：
（一）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
（二）实行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期间，我们还进行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所有这些，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在彻底铲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后，有步骤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奠定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
1949年，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垮台，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
但我们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
1949年与1936年相比，重工业生产大约下降70％，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30％，农业生产大约下降25％。
在国民党政府灭亡以前的几年中，他们所辖地区的物价，每年是以几十倍、几百倍以至成千上万倍的指数上涨的。
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08月发行“金圆券”，不到一年几成废纸。
在全国工农业生产遭受极为严重破坏的同时，五百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由于前进迅速，战线延长，开支日益浩大。
军费的开支，1949年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1950年占41.1％。
在广大的新解放区，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大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到1950年初，连同早先解放的地区在内，全国军政人员约有九百万人需要政府保障生活，这在经济上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此外，由于敌人的分割，过去各解放区长期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各自供给的状况，在新的形势下加剧了中央统一调度的困难。
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在财政经济上遇到极大的困难，使财经工作一时难以取得主动。
当时部队的作战费和脱产人员的生活费，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
在国家掌握的物资增加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发行额，以1948年底为基数，到1949年11月增加约一百倍，到1950年02月则增加为二百七十倍。
真是困难重重。
当然，这是胜利中的困难，暂时的困难。
在财政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陈云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在1949年07月到达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召开了有五个大区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并就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提出了措施和步骤。
陈云同志在当时和以后指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
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工作的重点在大城市，首先是上海，因为它是资本家力量最雄厚的地方，又是投机倒把的老窝子。
这就是说，随着广大地区的解放，我们经济工作的重心，必须转向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
在将近十个月的时间内，陈云同志夜以继日，亲自指挥这一“战役”。
主要措施是：
国家统一掌握货币发行，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调度粮食进出，同时，加强征收公粮以掌握大量粮食，集中物资以控制煤炭、纱布及食盐的供应，加强税收、发行公债、吸收社会游资以紧缩通货，发展供销以恢复工厂生产和商品流通，抓紧收购农副产品以供应市场必需和增加农民收入，整顿机构、清理人员以节约开支，等等。
从1949年04月到1950年02月，这期间虽然有四次物价波动，但由于采取了正确方针和得力措施，我们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每次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抵住投机资本的冲击，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通货的恶性膨胀。
四次物价波动，以1949年11月那次最大，从上海开始，粮食、棉纱、五金、化工等产品价格，每天以20—30％的幅度猛涨，并波及其他大城市，投机活动异常猖獗。
这时，由陈云同志亲自主持，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当时市场高价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歼灭性打击，使我们从此取得了完全的主动权。
1950年02月春节期间，虽然物价再次波动，上涨将近一倍，但进入3月，全国市场物价就完全稳住了，这表明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第1次大“战役”的胜利，克服了当时的主要困难。
从此，投机资本的冒险被彻底击破，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后遗症也被迅速消除。
如以1950年0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一百，当年12月下降为八十五，1951年12月为九十二点四，1952年12月为九十二点六。
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统计资料表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上海，1950年0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仅为1949年06月解放初期的二十倍，比货币发行的增长倍数小得多。
当时，即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为之折服。
这一胜利，成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前奏。
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指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是同全国财政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相结合进行的。
党中央早在1949年冬就确定了全国财政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的方针。
当时关内货币已经统一，全国汇兑和交通运输已经畅通，这是财政税收、公粮征购、贸易往来、企业经营等方面实行基本统一管理的必要条件。
陈云同志指出，实行统一，虽然会使地方遇到一些困难，但困难小，为害亦少；
如不统一，则困难大，为害亦大。
他提出了“管理上坚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则”，以及“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的意见。
他还提醒所有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必须提高自觉性，树立整体思想，具有全局观念，防止局部观点和本位主义。
1950年0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陈云同志起草的，就是收入本书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
这个决定实行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全年收入比原概算增加了31.7％），支出却相对减少，而且国家收入都集中到中央金库。
1950年04月，全国财政收支即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
由于正确地确定了大统一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的原则，中央和地方权、责分明，在全国财经工作迅速地顺利地实现统一管理的同时，并没有妨碍下级组织的积极性。
物价稳定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对国家和城乡人民都有利，但由于“刹车”急了，社会经济一时发生“后仰”现象。
1950年04月开始，货币流速大为降低，商品销售量大为减少，银行存款大为增加。
在此情况下，不仅大城市，中小城市也都出现了商品滞销的问题，由此引起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失业增加。
到5月份，全国失业总数达到一百一十多万人。
就在5月下旬，陈云同志提出了解决当时工商业困难的五项措施，6月上旬又提出了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并确定对私营工厂实行加工订货的办法，把它们的生产和销售大体纳入计划的轨道，使它们从停工歇业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在国营商业扩大批发阵地的情况下，对私营商业，在价格政策、农副产品收购分工、进出口方面也作了必要的规定，使它们在国营经济和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发展城乡交流，促进农副业生产，并容许其获得正当的利润。
与此同时，陈云同志还提出了精简国家机构、减少政费和军费开支，以增加工业投资的建议。
正当我国经济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于1950年06月，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公然霸占了我国的台湾省。
当年10月，美国侵略军占领朝鲜平壤，随后向中国边境推进，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
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并组织志愿军，于10月下旬渡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
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我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必须采取新的方针，即一切服从战争，首先应以财力物力保证战争的胜利，其次是保持国内市场的稳定，最后才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
这在当时称为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
1951年军费支出达到五十二亿六千多万元，比1950年增长87.9％。
1952年又比上年增加了五亿多元。
为什么必须把稳定市场放在第2位，而把经济、文化建设的支出放在再次的地位呢？
这是因为，稳定市场物价不但关系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它是财政收支平衡、信贷进出平衡、物资供需平衡的结果和体现。
而这三个方面的平衡，又是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按比例的一个基本内容。
按比例才能取得高速度。
这个思想，陈云同志在以后曾多次强调，反复说明。
在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坚定地执行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不仅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和市场的平稳，而且使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力量。
1952年与1949年相比：
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了70％；
以工农业总产值计，增长了77.5％，其中现代工业增长179％，农业增长48.5％。
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原来的17％上升为26.7％。
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经营和公私合营工业所占的比重，也由原来的36.7％上升到61％，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比重则下降为39％。
就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看，增加幅度很大：
钢由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一百三十五万吨，煤由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六千六百万吨，发电量由四十三亿度增加到七十三亿度，机床由一千六百台增加到一万三千七百台，棉布由十八亿九千万米增加到三十八亿三千万米，食糖由二十万吨增加到四十五万吨；
粮食由二千二百六十亿斤增加到三千二百八十亿斤，棉花由八百九十万担增加到二千六百万担，油料由五千一百三十万担增加到八千三百九十万担。
与此同时，全国货物运输总量由一亿六千万吨增加到三亿一千五百万吨；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1950年的一百七十一亿元增加为二百七十七亿元，城乡人民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
在1952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已达四十三亿六千万元。
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使我们有可能进行有计划的建设。
1953年，我国在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开始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早在1950年上半年，当物价已经稳定、经济工作已经统一以后，陈云同志就对五年计划建设的大轮廓作了一些设想，首先考虑了水利、铁路的建设，也还考虑到钢铁、机器制造、化肥等工厂的建设。
只是由于抗美援朝的到来，这些设想没有具体化。
到1952年下半年，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三反”、“五反”运动已经大体结束，抗美援朝战争也已经胜利在望，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物价的目标已经实现，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编制长期建设计划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此情况下，陈云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
他和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一起，主持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苏联帮助我国设计和建设的一百五十六个大项目，其中不少是由陈云同志亲自召集技术人员和有关干部认真审议后决定具体方案的。
在多次会议上，他再三指明我国进行大规模建设的薄弱环节，如地质工作力量太弱，教育工作落后，技术人材缺乏（特别缺少工厂设计人员），以及建筑施工安装力量太小等等，要求大力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
到1954年06月，陈云同志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第1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中，提出了如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做好计划工作的问题。
他指出，整个计划最薄弱的环节是农业生产；
即使农业生产完成了计划，粮食也不宽裕，应该充分注意。
重工业方面，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的状况，一时难以改变。
陈云同志说：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
合比例就是平衡的；
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
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当时他还指出，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工资，这三条必须量力而行，审慎从事。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不可能不带来许多困难。
那末，什么是最关重要的问题呢？
陈云同志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且根据建国以来的经验，认为最关重要的问题是粮食。
不妥善解决粮食问题，就不能保障人民生活，稳定市场物价，安定社会秩序，保证计划实现。
我国城镇人口1950年为六千一百六十九万人， 1951年增加到六千六百三十六万人，1952年又增加到七千一百六十三万人，1953年达到七千八百二十六万人，比1950年增加了一千六百五十七万人，需要的粮食大量增加。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农民因生活改善用粮增多，以致商品粮的数量大为减少，加上很大部分的粮食掌握在私商手中，粮食市场处于无计划状态，投机商可以乘机捣乱。
这样，国家收购计划就难以完成，销售计划却大大超过，造成供销之间严重的不平衡。
1952年，国家征购粮食共六百六十五亿多斤，扣除返销部分，只有五百六十三亿多斤，远不能满足城镇人口增加和工业用粮的需要。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它反映了国家大规模建设同落后的小农业经济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国营经济领导同农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
所以在粮食战线上，不从根本上找出解决办法，将会出现一个更加严重的供销脱节的混乱局面，而且必然形成牵动全局的物价波动，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保持粮食供销长期平衡，保障市场物价稳定，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进行，陈云同志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意见，反复地深入地作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
他认为，要解决粮食供销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即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私商的关系，中央跟地方以及地方跟地方的关系。
而最难处理的是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主要是与农村所有余粮户的关系；
其次是国家同消费者的关系，主要是与全体城市居民和缺粮农户的关系。
他还认为，如果解决好同农民的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
只要收到粮食，分配就比较容易办了。
但是，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陈云同志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全国的粮食情况作了细致的分析以后，形象地说：
“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
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
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
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这次讲话以前，陈云同志已反复考虑，提出过八种方案，逐个比较，权衡利弊得失，最后下很大决心向中央建议：
一定要采取彻底的办法解决问题，即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对城镇消费者实行粮食配售。
一句话，就是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这一重大决策，立即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许，随后中央作出正式决定，下达执行。
这一大政策的实施，以及随后实行棉花、纱布和食油的统购统销，对整个市场物价的稳定，对第1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都是最有力的保证。
因此，把粮食统购统销称为建国以后经济领域第2次大的“战役”，并非夸张之词。
经过宣传教育和广泛实践，粮食以及棉花、纱布、食油等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办法，很快在全国普遍实行了。
农村并且实行了粮食“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
城市粮食定量供应办法也由粗到细，工作不断改善。
但是，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计划性与自发性之间的矛盾，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特别是小农经济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是不容易一下子解决的。
粮食等实行统购统销，与相当大的一部分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和习惯相抵触，加上国家在1954年征购多了一些，以及地主、富农分子和城市投机商的捣乱，到1955年春夏之间，粮食的供销情况又紧张起来，当时几乎是“人人谈粮食，家家谈统销”，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缺粮，却叫喊得很凶。
有些心怀不满的人，则乘机攻击党和人民政府。
个别地主、富农的代言人甚至捏造材料，散布谬论，企图改变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党和政府的干部中间，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这一政策发生动摇。
陈云同志亲自派人去现场作实地调查，经过全面的分析研究，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不能改变，任何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他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对全国粮食供销情况和各阶层人物的反映作了合乎事实的分析，批评了错误观点，揭穿了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
同时，提出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
此后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平定了这场粮食风波，稳定了市场和社会秩序，使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得以继续贯彻执行。
无论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角度来看，或者从保障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角度来看，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统购统销，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坚持下去。
我们的粮食统购，与苏联建国初期的余粮征集制性质不同；
我们的粮食统销，与抗日时期日伪实行的配给制更是性质相反，我们不是让人民饿饭，而是让人民吃饱。
我们的统购统销，是在农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必要措施。
这里顺便说明，在坚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国务院于1955年02月决定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原在市面上流通的旧人民币。
在这一措施中，我们吸取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兑换货币的成功经验（如容许新旧两种货币在一定时期内同时流通，无论个人和单位兑换比率完全一致等），还考虑了苏联多次货币改革中某些不尽妥当的做法（如规定一定数额以上的旧币降低兑换比率，国营企业与合作社、集体农庄兑换比率有所不同等），统一规定了新币和旧币的比值，并容许旧币和新币在一定时间内同样在市面流通，任何阶层的个人和性质不同的单位在规定时间内都可以自由地将旧币换成新币，旧币收回后不再发出。
这种做法，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了人民币的威信和稳定性。
这无疑是我国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财政金融工作的一个成功。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于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的是切断了资本家与农民的经济联系，使资本家在经济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且难以搞投机倒把活动。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并在实践中取得胜利，使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大家知道，农业合作化这件大事，当时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
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是由陈云同志直接主持的。
从1954年开始，陈云同志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方面。
这里可以回顾一下建国以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1949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34.7％，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55.8％，初级和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9.5％。
在商业中，据1950年的统计，在全国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经营的占14.9％，私人经营的占85％，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营的只占0.1％。
1950年全国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农户占10.7％，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者只占0.5％。
由此可见，在一定时期内容纳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发挥个体经济的作用，是很必要的；
同时，有步骤地有区别地采取不同形式，即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并且有计划地使之从低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的。
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已经开始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加强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这一时期内，公私工业都有发展，但国营工业的发展快得多，而且私营工业中有一部分实行了加工订货或转变为公私合营。
在1952年，国营、合作社经营和公私合营三类工业的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已提高到61％。
同时，国营和合作社经营商业的营业额，在批发中的比重也已达到63％，在零售中达到34％。
但在当时，由于私营工商业还有相当的实力，还与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有一定的联系，国营经济还不能取得完全的主动权。
1952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及时和必要的，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第1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开始以后，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大量增加，国家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也日益扩大。
有不少供、产、销方面有困难的私营工厂，要求实行公私合营。
1952年，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中，实行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占61％，完全由私营工厂自产自销的占39％；
1955年，在私营工业总产值中，实行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已占到91％，完全由私营工厂自产自销的则相应地下降到9％。
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是根据国家要求按合同或计划生产的，产品是由国家收购和支配的，因此，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
对私营工业的改造工作，不仅要与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相配合，而且要与经济结构的改组结合进行。
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留下的烂摊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其结构是很不合理的。
我们在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同时，必须对它们进行改组。
这种改组，要使社会所需要而生产不足的行业得到发展，社会不需要或需要较小而生产能力有多余的行业加以控制，以至淘汰某些工厂。
这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
陈云同志指出，调整私营工业的生产，必须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断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对国营、合作社经营、公私合营、私营工业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
为了把四种工业都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又必须在原料、生产任务的分配上，妥善处理公私之间的矛盾，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
在具体措施上，应通过各行各业分配原料、分配生产任务、计算设备能力、安排生产计划等办法，来进行逐行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此等等。
这样，就把所有制的改造和经济结构的改组密切结合起来了。
就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情况要比工业的改造更为复杂。
据1950年统计，全国私营商业共四百零二万户，从业人员六百六十二万人。
在私营商业中，既有单纯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也有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或以零售为主批发为辅的兼营商；
既有雇员众多的商业资本家，也有雇员很少的小店主；
还有数量极大、独自经营的家庭座商和流动摊贩，他们情况复杂，细小分散，遍布城乡，而在满足人民生活日用品方面，又各自发挥其作用，对他们的改造，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方式。
陈云同志1954年夏就提出，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应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
在这中间，改造零售商比改造批发商更为困难，因为他们数量很大，而且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有着广泛联系，要把他们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必须经过周密的组织和适当的斗争。
而且，即使改造以后，在改进经营管理、合理划分供应网、防止他们掺杂掺假和制造黑市、监督他们遵守规章制度等等方面，要作经常的斗争；
对于从业人员的教育训练和思想改造，更要做大量的工作。
对私营零售商的改造，主要采取代销形式和经销形式，并应首先从经营粮食和食油的私商着手，再逐步扩大范围。
陈云同志还指出，私营零售商业额的陡然大幅度下降，不仅会使许多小店主、小商贩生活发生困难，而且使居民感到不便。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除适当分配货源外，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营上要有进有退，或在一定时间内不进不退；
在前进时，对私商仍应作适当安排。
他还指出，为了改造私营商业，全国市场的领导必须统一，全国商业工作的步调必须统一，在中央商业部的统一领导下，城乡市场应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分工负责，时刻注意互相支援，并且正确处理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等等。
到1955年冬，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我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新的形势，许多地方出现了全行业合营的情况。
陈云同志针对这一情况提出：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前进一步。”
为此，他对如何有领导有步骤前进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原则性意见：
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
各个行业内部进行或大或小的改组；
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推广定息的办法；
组织专业公司；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正如大家知道的，没有多久，即在1956年上半年，我们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小商贩也基本组织起来了。
195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67.5％，公私合营工业占32.5％，私营工业所剩无几，产值所占比重不到1‰。
在批发商业中，国营、供销社经营和公私合营的比重达到了99.9％，私营的只有0.1％。
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供销社经营和公私合营的比重也达到了92.4％，私营的只占7.6％。
与此同时，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占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为87.8％。
个体手工业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合作社手工业的产值已占手工业总产值的91.7％，个体手工业产值只占8.3％。
由此，我国国民收入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营经济的比重达到32.2％，合作社经济的比重达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的比重为7.3％，个体经济的比重只占7.1％。
这无疑是党的正确政策的大胜利。
但是，正如陈云同志当时指出的，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很快实现了公私合营，这仅仅是工作的开始。
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等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完成。
而且许多独立经营的小座商和小摊贩同样实行公私合营，是不妥当的，应继续让他们实行代销经销的方式。
他还提出，在一个时期内，原有的生产方法和经营方法，应照旧维持一下，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
陈云同志在以后多次的讲话中，还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弊病，如工厂、商店盲目合并，生产经营过分集中等等，以及其他应予解决的许多问题。
他在兼任商业部长以后，曾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商业应牢固地树立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政治观点。
他要求所有商业企业及其职工，都应使自己的工作能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尽可能满足城乡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他认为，做到了这两条，也就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尽到了自己的政治责任。
我国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成功，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是一个创举。
马克思考虑过在革命成功以后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办法，列宁提出过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我们党创造性地把这些设想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使其得到了成功的实现。
在改造过程中，我们在后期对个体经济的改造有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过快、形式单一等毛病；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但是，我们用了不过六、七年的时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把剥削阶级分子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避免了工农业减产、商业萎缩、市场萧条、工人失业等不良后果，并使农业生产增长了79％，使原来私营工业的产值增长了一倍多，使原来私营商业的零售额增长了20％左右。
在政治上，我们巩固了工农联盟。
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达到了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并利用其文化、技术的目的。
这个经验，应该说具有普遍意义。
稳定物价、统一经济，统购统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战役”的胜利，加上第1个五年计划的规划和建设的成功，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就奠定下来了。
此后，我国在经济建设上虽然遇到过重大的挫折，还经历了象“文化大革命”那么严重的灾难，但是，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仍然能够继续巍然屹立。
其所以如此，除了我们党内有一大批坚强的战士，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外，上述建国以后一段时间内建立起来的牢固基础，毫无疑问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那一段时期内参加党和革命工作的青年，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各项事业的骨干力量。
那一段时间内成功的斗争经验，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意义。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1954年02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同志的发言《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是一篇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学习材料。
现在整党工作正在逐步展开，我们的同志，首先是所有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都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真正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觉悟和革命警惕，增强党性，保证我们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陈云同志在审阅这卷文稿以后，特别叮嘱我们，在介绍这本书时要说明：
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
在具体工作中，薄一波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
他强调指出，同志们在阅读这卷文稿的时候，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帐上。

发挥人才聚集优势为四化建设做贡献
九三学社成都、渡口分社开展科技咨询服务活动走出新路子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九三学社成都、渡口两个分社发挥人才聚集的优势，积极开展科技咨询服务活动，在为四化建设服务方面走出了新路子。
中共中央统战部最近印发了介绍成都、渡口两分社工作情况的材料，同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统战部门认真总结和推广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好经验。
1982年初，九三学社成都分社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在四川省乐山、眉山、郫县、纳溪、双流等市、县开展以推广杂交水稻为重点的粮食增产技术咨询活动，两年多来，取得了显著效果。
当年年底，成都分社确定在双流县开展定点多项科技咨询服务工作。
一年多来，他们帮助这个县推广了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优良品种和新技术，其中一种红薯新品种被有关部门鉴定为长江流域薯区的最佳品种，水稻氮肥全层一次基施技术获得省科技重大成果奖。
九三学社渡口分社是1983年01月建立的。
他们在做好岗位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组织社员为渡口市人民做了五件好事。
送科技上门，把死厂变成活厂——渡口市大田农机厂过去因生产任务不足长期欠债。
九三学社渡口分社主动送技术进厂，为这个厂试制新产品，并协助打开了销售。
进行蘑菇栽培试验，解决蔬菜供应不足——在他们的指导下，渡口市目前已建成二十个种菇点。
送医下乡，支援灾区——去年冬天，盐边县因受低温、洪水、冰雹三种严重自然灾害，当地群众发病率较高。
渡口分社立即组织主治医师以上的社员奔赴受灾最严重的国胜乡，为八百多位当地少数民族病患者免费医疗。
兴办高等教育，急社会所需——渡口市建市已经近二十年了，但尚无一所高等院校。
渡口分社在有关方面的支持赞助下，成立了一个大专函授站，招收学生一百多名。
开展科技咨询服务——经市政府批准，九三学社渡口分社成立了科技咨询服务公司，一年来为市内建筑力量薄弱的工厂、矿山、企业机关提供了各种科技咨询服务。

吉林省伊通县靠山村农民张宝和（右）与丁凤英（左）正在布置结婚新房，乡妇联主任白晶华（中）也来帮忙。
张宝和与丁凤英自由恋爱，感情很深，但由于女方父母反对，致使丁凤英欲寻短见。
白晶华反复向丁凤英父母宣传婚姻法，终于做通了两位老人的思想工作。
新华社记者　袁兆义摄

妻子瘫痪之后
天津武清县杨村镇上的吕景平和杨玉华是1976年结婚的，婚后日子过得挺美满。
不幸的是1979年玉华生了一场大病，落了个全身瘫痪。
玉华刚出医院那阵，时常昏迷不醒，大小便失禁，浑身上下弄得又脏又臭。
景平就给她换衣服，擦身子，从头到脚，拾掇干净。
到了冬天，妻子的棉衣棉裤常被屎尿浸泡，景平就不顾天冷水凉，一件一件给她洗刷干净，用炉子烤干，使玉华随时能换上干净暖和的衣服。
至于吃饭，玉华每天三顿都得靠丈夫喂，景平从不嫌麻烦。
玉华原本是个活泼姑娘，自打卧床后，出不了门，感到寂寞。
为了给玉华增添欢乐，景平凭着自己一手好木匠活，起早贪黑为别人打家具，赚些加工费，买了一台电视机，一台收音机。
玉华无法操作，他就在床头设了拉线开关。
玉华看电视时老朝着一个方向，脖子受不了。
他就学着张海迪的做法，在电视机对面墙上挂了一面镜子，让她从反光镜中看。
一次，玉华把丈夫叫到身边，鼓起勇气说：
“景平，你把我送回娘家去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了。
你的恩德，我永远……”景平忙说：
“不许你胡说了，往后的日子还长呢！
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
就是治不好，我也愿意服侍你一辈子。”
郭九林王京忠

安阳警民共建精神文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广大干警改变了工作作风，与群众建立了新型的警民关系
新华社郑州7月14日电
（记者赵平安）河南省安阳市的公安干警同街道、工厂、村庄、学校、商店等单位挂钩，开展警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促进了当地社会风气的好转。
1983年12月，安阳市公安局各科、分局、派出所，根据各自的工作和业务特点，就地就近同一些街道、居民楼院、村庄、影剧院、学校、工厂、商店、旅社等二百零三个单位挂钩，开展了警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
各个共建点都建立了领导小组，并根据本单位的情况，制定了共建精神文明的具体标准。
市、区定期对共建点的活动进行检查，达到标准的命名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各个共建点紧紧抓住共产主义教育这个核心，普遍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创五好家庭”、“文明院”、“模范职工”、“三好学生”等活动，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
与此同时，他们大力开展法制教育，认真搞好综合治理，使社会治安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据二百零三个共建点统计，近五个月与共建前的五个月相比，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75％，民事纠纷下降81％。
有一百八十九个单位五个月来未发生过刑事案件，一百八十四个单位未发生民事纠纷。
通过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广大干警增强了纪律观念，改变了工作作风，他们接触群众多了，群众向公安干警反映情况的也多了，建立了一种新型的警民关系。
最近，河南省公安厅在安阳市召开了现场会，交流并推广了这个市警民共建精神文明的经验。

比亲娘亲的婆婆
沈联文
在四川省达县幺塘乡后河村的一个山坡上，经常有一位老大娘和一个中年妇女十分亲热地在一起劳动。
中年妇女名叫杨德珍，老大娘是她的婆婆张文香。
1968年，杨德珍与张文香的大儿子田必生结了婚。
不料，杨德珍在第2年患了类风湿症，四肢麻木。
在三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中，张文香一直守护在儿媳身边。
时隔不久，杨德珍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张文香看到儿媳病成这样，非常心疼。
她除了好言安慰外，还在生活上尽心尽力照料。
早上为她梳头洗脸，晚上给她洗脚擦身，夏天给她驱蚊摇扇，冬天为她生火取暖。
儿媳想吃什么，她就做好端到床前一口一口地喂。
张文香不仅自己对儿媳一片慈母心，还时常教育全家人也这样做。
她儿子田必生想到小杨多年不育，一度产生离婚念头。
张文香特地把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
“你娃娃不想一想，哪个吃了五谷杂粮不生病？
媳妇病了你就嫌弃她，要是你病了，她这样对待你，你的心里受得了吗？”
一席话说得儿子口服心服。
从此，田必生更加体贴妻子。
为了早日治好儿媳的病，张文香省吃俭用，逢年过节舍不得给儿女们添置新衣，把钱一分一分地积蓄起来给儿媳买药。
在她家里，单是给小杨治病的药酒罐就有八个。
有一回，张文香听人说，渠县有位医生治风湿病很有经验，她就步行八十里去找那位医生。
可是不凑巧，医生当天不在家。
张文香便在那里等了一夜，直到第2天医生回来才弄到药。
在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小雨，为了不让雨淋湿药，她脱下外衣把药包得严严实实揣在怀里，一步一滑地赶回了家。
杨德珍看到婆婆一身淋得透湿，紧紧地把婆婆的手捧在脸上，泪汪汪地说：
“娘，你真比亲娘还亲，我拿什么报答你老人家的恩德啊！”
张文香笑着说：
“只要能把你的病治好，妈吃多大的苦也情愿呀！”
张文香精心照料儿媳十五个春秋，终于使杨德珍站起来了。

“求全”而外
申望
天下之人，果能十全十美，自然是好的。
但正如鲁迅所说“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所以，古人有“厚德者不非小疵”之说，时下报章上也常见这样的说法：
“宁用有这样或那样缺点的能人，不用没有缺点的庸人”，所见略同。
不过，细究起来，今人的说法未免笼统了点。
“这样那样的缺点”，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
是“小疵”，还是“大过”；
是工作中的失之检点，还是私心驱使下的胡作非为，总该有所区别。
听说有这样一件事。
某部门提拔了一位科长，他能办事而且有魄力，可谓“能人”，但就是贪小利，用公家名义为自己做家具，把业务往来招待费揣入个人腰包，等等。
提拔了这位“能人”，群众议论纷纷，领导却以“宁用有这样或那样缺点的能人，不用没有缺点的庸人”的说法搪塞之，岂能服人？！
对能人求全责备是庸人的作为。
但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唯见其“能”而不问其“德”，亦非用人正道。
须知，共产党人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能打开新局面的能人，而不是王熙凤式的“能人”。

美国希德威尔友谊学校师生访问上海
据新华社上海7月15日电
上海市长汪道涵今天上午在锦江宾馆会见了应赵紫阳总理邀请访华的美国希德威尔友谊学校中文班的师生，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友好、活跃的气氛中，十七岁的崔卫民（中文名字）问道：
“您当市长遇到最难的事是什么？”
汪道涵说：
“人口和住宅。
上海市区有六百五十万人，周围郊区还有五百多万人，这么多人要住房，要吃饭，还有学习和工作，都要政府进行安排；
对有专长的人，还要发挥他们的专长。
象一切大城市一样，上海也存在住房、交通和污染的问题。”
校长哈里森问：
“市长对那一件事最满意呢？”
汪道涵说：
“我还没有感到最满意的事。
但是我对全市青年和人民同我们合作是满意的。”
会见结束时，汪道涵把一枚上海城市的纪念章赠给师生们。
今天晚上，师生们同五百名上海青年举行了联欢活动。
美国客人们是在访问了北京、西安、重庆、南京等地后到达上海访问的。
他们将在日内离开上海回国。

苏维尼殿下离上海赴广州
新华社上海7月15日电
阿曼苏丹特别代表苏维尼·本·谢哈卜殿下一行结束了在上海的访问，由外交部副部长温业湛陪同，今天上午乘飞机前往广州。
阿曼贵宾是13日从北京到达上海的，他们参观了上海录音器材厂、上海地毯厂和江南造船厂。

西班牙众议院代表团在上海访问
据新华社上海7月15日电
由莱奥波尔多·托雷斯第1副议长率领的西班牙众议院代表团今天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和上海工艺品展销会。
西班牙众议院代表团是今天上午乘专机从西安到达上海的。
晚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设宴欢迎西班牙众议院代表团。
胡立教主任和托雷斯团长分别在宴会上讲了话。

郭副局长的“精明”之处
——北京市西城区房管局原副局长郭宗鼎索贿手段剖析
“郭宗鼎被抓起来了！”
这消息在北京市西城区房管局引起了强烈反响。
人们寻思：
郭宗鼎这个谈吐“高雅”的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西城区房管局副局长，怎么会锒铛入狱呢？
1978年，郭宗鼎这个靠边多年的副局长“官复”原职，主管房屋调配的工作。
上班有人找，回家有人求，过去长期冷落的门庭顿时热闹起来。
从1980年07月至1983年07月，郭宗鼎利用掌管调配住房的权力，不择手段的大肆索贿受贿，从烟酒、衣料到录音机、彩色电视机等，价值七千多元。
郭宗鼎是“精明”的，手段之一是“唱高调”。
他常常煞有介事地给本单位的人讲：
“做房管工作手脚要干净……花行贿者的钱心里不踏实”。
其手段之二：
“赌咒”。
在他已经受贿数千元之后，还在局党委会上拍着胸脯喊道：
“我敢以党籍保证，我没有受贿一分钱！”
其手段之三：
“讨好上面”。
市局一位副局长向他要房子，他大笔一挥：
“给”。
难怪有人称赞道：
“老郭这人，能办事。”
郭宗鼎受贿也有窍门。
一是启发诱导。
一次，郭的一个同事因住房事登门拜访。
此时，郭正缺折叠圆桌，便让妻子出面表演一出小戏：
妻子端出茶来笑盈盈地说：
“看你这个老局长，这么多年连个放水的桌子都没有，真不礼貌。”
表面上是说给郭听的，但客人也就“心领神会”了。
不久，一套时兴的桌椅便送上门来，那来客自然得报答。
二是见物夸好，直夸到别人愿送方休。
机关干部宋某为落实私房政策，冒雨来到郭家，郭和他妻子一眼看中了他的雨伞，两口子一个劲地夸伞“样子新，颜色好”，直到宋某“觉悟”留下雨伞，冒雨返回家中。
三是来者不拒，贵贱皆收，小至一个刮脸刀片，大到彩色电视机。
后来，郭宗鼎胃口越来越大，向别人许诺调房后，他要收费；
向别人透露有关房管政策，他也要钱；
连他儿子因买房求他，他也要从中揩油四百元。
大学教授王某的私房，按政策应该落实解决，上级也多次催办，但郭宗鼎却顶着不办。
直到这位老教授送给他法国酒、外国电池灯，用汽车接他到饭店吃饭后，他才予以解决。
1980年至1983年，算是郭宗鼎的“黄金时代”了，郭得意忘形地说：
“北京的大饭店，我吃遍了！”
伪装再巧妙，也有暴露的时候。
去年09月10日，郭宗鼎因索贿受贿罪被捕入狱。
今年06月05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七年。
应该说，郭宗鼎虽有伪装，但并不高明。
然而，向郭宗鼎行贿的五十多人中，有普通职工，也有知名人士。
在郭宗鼎被捕之前，竟无一人检举揭发。
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袁建玉　高留安　马运生

世界科技信息的集散地
——访保加利亚中央科技情报研究所
吴锡俊
中央科技情报研究所座落在首都索非亚东南郊，是一处七层的白色建筑群。
这里是保加利亚的全国科技信息中心。
三十五岁的副所长特里奇科夫向我们介绍说，保加利亚的科技情报系统在国家科技进步委员会的领导下，是四级体制：
第1级是中央科技情报研究所；
第2级是政府各部、委的情报中心；
第3级是公司、大企业的情报机构；
第4级是工、农企业和高等学校的情报组织。
它们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水平传递和交换的方式，构成全国统一的科技情报网，从事国内外科技信息的收集、加工、储存和提供的工作，为各级管理部门在制定科技政策、采取新工艺、研制新产品和改善经济管理时保障必需的信息。
中央科技情报研究所负责执行国家的科技情报政策，搜集全世界的科技信息，除向政府提供科技信息外，还对其他三级科技信息部门进行工作方法方面的指导，组织和实施科技情报工作的科研和建设，培训科技情报干部和指导科技情报用户。
这个研究所共有八百五十名科技情报人员，分别由一位所长和两位副所长带领，从事多方面的工作。
国内外联机终端系统是这个研究所的信息中枢。
当我们来到终端机大厅时，操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着，一架架终端机的绿色荧屏上不停显示各种信息资料。
我们在一架终端机前俯下身来，操作人员便说道：
“您需要任何资料，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
我们思索片刻，问道：
“您能提供中国近年来小麦年消费量的资料吗？”
操作人员应声按动键钮，屏幕上立刻显示出储存这一信息的编号。
当他再按动几个键钮时，终端机的绿色荧幕上便出现了下列文字：
“中国小麦的消费量：
1982到1983年度为八千一百四十二万吨；
1983到1984年度为八千三百万吨。”
主人说，这个资料是通过研究所的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系统利用电话线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科技情报中心转输来的。
这个联机终端系统，通过通讯卫星同欧洲一些国家的科技情报中心相联，还通过其他渠道，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性科技情报机构、同工业发达国家的科技信息系统相联，通过转输它们储存的信息为国内用户服务。
主人介绍说，这个自动化科技信息交换中心在国内有许多订户。
现在，科技信息已成为商品，已成为交换和买卖的对象。
因为科技情报是一种可能促进人类头脑进行创造的资源，是可能使社会生产达到集约化和智能化的实质性因素。
一个科技信息，往往会使人产生多种联想。
中央科技资料馆是研究所第2个信息总库。
馆长告诉我们，现在资料馆共储存有关全世界的发明和专利许可证一千二百五十万件，有关世界一万四千家大公司和企业的资料三十四万件，科技翻译资料十二万件，世界科技期刊八万种，国内外学术报告和学术总结五万二千件，外国科技情报机构的报告二万件，国内出国人员的科技考察报告二万件，科技手稿五千件，论文四千件，科技图书六万种。
馆长领我们详细参观了储存这些资料的卡片库、书库、档案柜以及供用户查阅这些资料的六个专题阅览室。
主人介绍说，这些资料都是随时通过各种途径从世界各国搜集到的。
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研究所共出版七十四种定期刊物，供不同的用户订阅。
所有的科技和生产部门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我们问道：
“科技信息每年给国家带来的效益如何？”
主人笑着回答：
“统计信息效益是件复杂的工作。
科技信息的效益在我国是很大的。
最近我国引进和制造的一些先进设备，市场上出现的许多新产品，都是利用了我们提供的科技信息的结果。
比如，市场上最近投入的受到欢迎的人造纤维地毯和糖果包装新工艺，年度效益在百万列弗以上。”
主人还说，保加利亚目前对储存的外国科技信息的利用率还低，从事科技信息工作的专业干部少，加工信息工艺、组织工作也有待提高。
现在，用户已不欢迎简介式索引式的信息资料了。
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信息成品，经过人的智能加工的信息，特别是那些综合性、结论性并能对未来做出预测的信息资料。
保加利亚为了加强科技信息的搜集工作，对出国考察、赴会和进修的科技人员实行统一派遣的制度。
政府鼓励科技部门派人出国考察、进修或参加国际科技会议。
但在派遣前，均需到中央科技情报研究所注册，由研究所做进一步的统一安排。
同时，研究所把已掌握的有关资料提供给他们，以提高出国工作的效果；
他们回国后，要把得到的有关资料抄送中央科技情报研究所，由研究所加工存入资料馆备用户使用。

以色列向黎巴嫩贝卡西部地区大举增兵
新华社大马士革7月14日电
据黎巴嫩《东方—今日报》驻贝卡西部地区的记者报道，最近几天，以色列占领军正在向这一地区大举增兵，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报道说，以色列在贝卡西部的兵力，已从七千人增加到二万人，坦克达八百辆，军队一直处于戒备状态，并在山谷、桥梁地带不断进行军事演习。
报道说，贝卡西部地区所有公路的民用运输已被禁止。
目击者说，大批坦克、装甲车、运兵车和装载弹药、雷达等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各种车辆及挖土机正源源开进贝卡西部地区。
报道说，以色列军还重点加强同叙利亚交接的战线，并在第1道防线后面六百米的地方增加第2道防线。
那里有四百辆推土机和五辆挖土机正在日夜施工，挖掘战壕，修筑碉堡和掩体。

伊拉克说已同苏签订长期信贷协议
本报讯
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7月13日向《亚非》周刊发表谈话说，伊拉克同苏联签订了一项二十亿美元的长期信贷协议。
据援引，阿齐兹说，伊拉克同苏联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关系已恢复正常。
他又说，伊拉克将再次从苏联那里得到大部分军火。

伊朗外长访问叙利亚商谈海湾局势
新华社德黑兰7月13日电伊朗外长韦拉亚提结束了对叙利亚的两天访问。
韦拉亚提昨晚在回到德黑兰机场时对记者说，伊朗和叙利亚一致认为海湾战争不应扩大到整个海湾地区。
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1日发自大马士革的一则关于韦拉亚提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谈的消息说，韦拉亚提强调了伊朗关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必须下台”的立场，而阿萨德也阐明了叙利亚谴责伊拉克总统企图使战争国际化的立场，并表示“叙利亚支持伊朗就这一局势所采取的政策”。

“你们的艺术征服了我”
——记中国艺术团在洛杉矶的演出
本报记者张允文
07月11日晚，加利福尼亚大学麦高恩大礼堂的帷幕徐徐升起，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金碧辉煌的舞台背景，身穿唐朝服装的演奏者，编钟、编琴等古老乐器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中国艺术团在约两小时的演出过程中，演出大厅里始终洋溢着热烈的气氛，高潮迭起，掌声、欢呼声、惊叹声不绝于耳。
一支用打击乐器奏出的中华古曲，如高山流水，生动、逼真地刻画了猛虎下山的艺术形象，把打击乐器的表现力发展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用钟磬等古乐器演奏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乐曲，是一种创新，也是首次介绍到国外。
“梅花三弄”是一首改编为钟磬鼓乐器六重奏的古代名曲，表现了梅花傲霜的高洁品格，情趣十分动人。
笙等乐器演奏的“凤凰展翅”，以高超的技巧表现了凤凰的各种优美姿态，表达了人们对美的向往。
音乐节目将结束时，古老的中国乐器出人不意地奏出了美国民歌“噢，苏珊”，全场顿时欢腾起来。
成都杂技团给艺术节带来了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节目。
这场节目把惊险、优美、活泼、幽默融为一体。
当演员在钢丝上跳起红绸舞，犹如足履平地，弹跳自如，观众为之惊叹。
“水火流星”是传统的杂技节目，通常在演出时只出现三个火圈，这次又加上两个。
当灯光熄灭时，只见五个彩色流星急速地旋转，象征奥运会标志“五连环”，这个构思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中国艺术团的首演在这里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应，本届奥运会主席尤布罗斯在演出结束后到后台向演员祝贺演出成功时说，“观众的热烈反映表明，你们已拿到了一个冠军”。
本届奥运会艺术节主席菲茨帕特里克为筹备艺术节曾遍访了十八个国家。
1982年他亲自到中国选定了上述节目，他认为洛杉矶的人民不但要看熊猫，还希望深入地了解中国的音乐、艺术和文化。
他对记者说，演出的成功，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在与代表团互赠纪念品时说，“你们出色的演出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每个团员都是最好的使节”。
洛杉矶聚集的华侨有三十多万，很多华侨渴望一睹自己民族的传统艺术，可是今年01月出售门票时就已被抢购一空。
一位七十九岁高龄的华侨特地从旧金山赶来，买到了一张以高价转售的门票。
他十分满意的说，他是研究二胡的，这次能有机会欣赏中国的民族乐器演奏，感到很高兴。
一位来自台湾的学生说，中国的民族音乐太好了，她还不知道祖国有如此美好的音乐。
她一面听一面在擦泪水。
尽管临时增加了四排座位，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当记者问到一些美国观众的意见时，有的说，“好极了，这就是我的意见。”
有的说，“中国的民族音乐把我征服了”。
也有的说，“中国的古老艺术把我引入了梦境”。
此间的中、英文报纸对艺术团的演出做了高度的评价。
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洛杉矶时报》以“令人屏息的来自中国的奇迹”为题发表评论说，任何一个建造了能从月球上看到的长城的国家，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十四个杂技演员堆在一辆疾驰的自行车上的。
文章说，中国艺术团提供了正是它想提供的东西：
人民的艺术，能被人们接受的、发人深思的和炉火纯青的艺术。
不同背景的中文报纸，使用了诸如“效果轰动”、“令人颠倒”、“出神入化”、“丝丝入扣”、“令人叹为观止”等辞令，异口同声地赞扬了艺术团的演出。
本届艺术节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艺盛会。
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七十多个艺术团体演出了风格各异、富于民族特色的节目。
中国派来了第一流的艺术团，带来了绚丽多彩、历史悠久的艺术和别具一格的民族色彩。
洛杉矶市长布雷德利对代表团说，中国派来了三批成员，这就是：
三百多名运动员的庞大队伍，七十多人的艺术团和两只大熊猫，你们增进了美中友谊，给洛杉矶奥运会增添了光彩。
（本报洛杉矶7月14日电）（附图片）
中国运动员邹振先作为第1批运动员代表，被迎进奥运会运动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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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努力未获进展
联合国秘书长说只要美以反对就开不成
本报讯
据报道，呼吁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努力，经过近来有关国家和组织之间的会晤和磋商，没有取得进展。
据伦敦出版的沙特《中东报》援引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10日的讲话说，他为中东和平而提议召开国际会议的努力已经失败。
他还说，只要美国和以色列反对，这次会议就不可能召开。
西方通讯社报道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约旦时，对重开中东国际会议的支持是“有保留的”。
因为他认为只有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各方都参加会议，会议才能开得成功。
密特朗强调，国际会议必须以“共同保证”为基础，而且不能排斥有关的任何一方。
此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与密特朗总统会晤后也表示，召开国际会议不是解决阿以冲突的最好办法，而只是“替代办法”。
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东问题的主张，最早出自于七年前的美苏宣言。
这份由美国前国务卿万斯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签署的文件主张重新召开经联合国调解的1974年日内瓦和平会议。
这份美苏宣言后来被美国废弃，并在1978年由美国促成埃以之间的戴维营协议。
苏联一直呼吁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这一呼吁被称为“勃列日涅夫计划”。
目前，苏联、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支持召开中东国际会议，但美国和以色列予以拒绝。

国际工程教育学术讨论会在捷举行
新华社布拉格7月13日电（记者俞浚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关于工程教育的新趋势、新方法和新形式国际学术讨论会，7月09日至1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市举行。
来自中国、苏联、美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根廷、突尼斯等二十三个国家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与会者在会议上宣读了近四十篇学术论文，着重探讨了如下一些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微型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工程教育应如何改革；
学校教育如何同生产相联系；
如何培养“尖子”学生以及开展继续工程教育问题。
北京清华大学卢谦教授向会议提交了罗福午教授与他合写的论文《中国继续工程教育的现状与发展》，受到普遍重视。
与会者对中国采取办培训班、电视大学、职工业余大学及自修大学等多种形式开展继续工程教育，颇感兴趣并给予好评。
这次学术会议举行之前，世界工程师组织联合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在布拉格举行了年会。
卢谦教授代表中国科协出席了会议。

国际简讯
马来西亚内阁部分改组
马来西亚14日宣布内阁部分改组。
原外交部长加扎利已被免职。
原贸易和工业部长艾哈迈德·里陶丁、原文化青年和体育部长易卜拉欣分别改任外交部长和农业部长。
南斯拉夫发生火车相撞事故
14日早晨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西南部的迪瓦察火车站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一列货车同一列从贝尔格莱德开来的客车相撞，造成三十六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苏联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
瑞典乌普萨拉地震研究所宣布，苏联14日在东哈萨克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
苏联在远东配备化学部队
日本政府人士说，苏联部署在远东地区的部队有十九个师配备了“化学部队”，这对日本构成了新的威胁。
据报道，目前苏军已经拥有三十万吨各种类型的化学武器。
上沃尔特前总理被判刑
上沃尔特人民革命法庭13日判处前总理优素福·约瑟夫·科农博七年徒刑，缓期执行。
法庭说，科农博贪污七千五百万非洲法郎的公款。
世界卫生组织批准抗疟新药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哈尔夫丹·马勒11日宣布，世界上已研制出治疗疟疾的新药麦夫洛奎宁，这种药已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
麦夫洛奎宁可能用以取代氯奎，因为疟原虫已对氯奎产生抗药性。
安提瓜和巴布达严重干旱
今年，安提瓜和巴布达遭到一百多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去年，这个东加勒比岛国的降雨量是一百一十年来最少的一年。
今年上半年又有好几个月滴雨未降，缺水情况十分严重。
（据新华社）

07月14日，新西兰工党领袖戴维·朗伊在大选中获胜。
他将出任新西兰总理并组织新政府。
图为戴维·朗伊在向他的支持者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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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南极考察委员会代表团结束访日赴美
新华社东京7月15日电
（记者李春勤）以国家科委顾问、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为团长的中国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代表团一行七人，今天结束了对日本为期一周的访问，乘飞机离开东京前往美国继续访问。
代表团一行考察了日本极地研究的组织机构和现状。

我大使举行宴会庆祝中特建交十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西班牙港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大使崔明堂7月13日在大使馆举行宴会，庆祝中特两国建交十周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埃利斯·克拉克偕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崔明堂大使和克拉克总统先后在宴会上致祝酒词。
克拉克总统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大国。
中国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的边界和利益，但她从不当超级大国，并始终和第3世界站在一起。
克拉克总统还说，第3世界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以后还需取得经济上的独立。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方面出席宴会的还有钱伯斯总理的夫人等。

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结束对朝鲜的访问
据新华社平壤7月14日电（记者李突）以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友好参观团，结束了在朝鲜的友好访问，今天中午乘火车离平壤回国。
访问期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大将会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美国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同苏会谈
本报讯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舒尔茨14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对新闻记者说，美国愿意按照苏联原来提议，于今年09月举行有关禁止太空武器的会谈，但是如果苏联希望将此会谈推迟到11月美国大选之后，美国是愿意等待的。
舒尔茨还表示，美国准备在任何时候同苏联进行会谈，希望避免耽搁。
他说，苏联最近表示禁止太空武器谈判可改期举行，或许可改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
美国则希望按照苏联原来的提议在今年09月举行谈判，但是如果苏联想推迟到美国大选之后，美国也是会同意的。
苏联《真理报》曾在12日发表文章，指责美国对苏联提出的防止太空军事化建议持消极态度，说苏联的建议“转告白宫已有两个星期，而至今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应”。
美国有的报刊说里根最近致信契尔年科，建议在美国大选前暂将反卫星武器会谈问题搁置一旁。
但白宫副新闻秘书西姆斯14日否认了这种说法，并明确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了苏联提出的今年09月在维也纳会谈的建议”，并“准备在双方认为方便的任何时间举行会谈”。

美天文学家发现银河系核心有强磁场
新华社华盛顿7月13日电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科学家通过记录从银河系核心发出的射电波，发现银河系核心有强磁场。
科学家认为这一发现意义重大。
设在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的二十七架射电望远镜记录下来的射电辐射形成这样一个图象：
在银河系核心附近有一条大而亮的弧，这条弧由许多平行的细丝组成，长度超过一百三十光年。
科学家认为，这条大弧通过许多小弧同核心相连，一种强大的磁力把大弧和小弧约束在一定的位置。
大部分观测使用二十厘米波长，另外一些观测使用六厘米波长。
这些弧的曲率表明：
它们是由受特强磁场约束的粒子所组成，这就是说，那里存在着某种“银河系动力”。
天文学家认为，银河系的核心里有一个“黑洞”。
理论上认为：
“黑洞”是非常密集的物质，它的引力很大，包括光在内的任何物质可以进入“黑洞”，但都跑不出来。
如果太阳进入“黑洞”，会被压缩成乒乓球大小。
但是，射电波和红外波却能够穿透这种集密的尘云。
（附图片）
美国天文学家发现的巨大的弧状炽热气体云，形象宛若喷发到宇宙空间的巨型太阳耀斑。
图为这一炽热气体云的射电图象。
图中右下的暗环区域内是一高强度射电发射区，其中的白点可能是银河系的真正中心。
　新华社发

阿富汗游击队频频袭击苏军
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14日电
据阿富汗新闻社今天报道，7月初，阿富汗游击队频频袭击苏联占领军。
07月01日，阿富汗游击队在坎大哈省阿尔冈达布地区粉碎了苏联和卡尔迈勒军的一次进攻，打死敌人十七名，打伤十一名。
游击队由于事先获得敌军要袭击他们营地的情报，因而在侵略者要经过的路上埋下了地雷，准备好伏击。
战斗中，敌军的两辆坦克被地雷炸毁，另外两辆被火箭击毁。
以后，苏联飞机轰炸了这一地区，游击队方面有六人被炸死，十五人受伤。
07月03日，游击队在喀布尔以东七十五公里的坦吉地区袭击了从喀布尔开往贾拉拉巴德的一支敌军的运油车队。
在这次行动中，游击队击毁三辆油车，俘虏了十五名卡尔迈勒军士兵，游击队方面有七人受伤。
07月03日晚，游击队用火箭袭击了加兹尼省省长的住宅，打死保安人员五名，打伤九名，一名保安人员向游击队投诚。
省长本人仓皇脱逃。
另据报道，坎大哈市的游击队最近也很活跃，接连袭击占领军。
苏军为了报复，于6月28日派飞机大肆轰炸这个城市的平民居住区，炸死平民五十人，炸伤一百六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在这次轰炸后，坎大哈市人民举行了八天的总罢工和罢市，抗议苏军惨无人道的行径。
市内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反对苏联侵略的标语。

黎北部两派民兵在叙干预下停火
本报讯
据报道，黎巴嫩北部亲叙利亚的两派民兵经过四天的交战后，已于15日零时三十分实现了停火。
正当黎巴嫩推行安全计划取得重大进展之时，亲叙利亚的前总统弗朗吉亚的民兵武装“巨人旅”和亲叙利亚的国家社会党民兵武装，11日在特里波利以南的扎拉尔和库拉地区，发生冲突。
双方在交战中使用了各种重型武器，并接连打到14日，战火扩展到特里波利周围地区，造成了重大伤亡。
据估计，有三十人被打死，二百多人受伤。
叙利亚于12日即派特使前往特里波利平息冲突，同时，邀请两派民兵代表到大马士革举行会谈。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于14日呼吁交战的两派民兵实行停火，并警告他们，如不响应他的呼吁，叙利亚军队“将采取行动”。
同一天，叙利亚副总统哈达姆同先后到达大马士革的黎巴嫩前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的特使罗伯特·弗朗吉亚和国家社会党主席拉阿德举行会谈，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两派民兵在驻扎于黎巴嫩北部的叙利亚军队的监督下，实行停火，各自撤出发生争执的地区。

发展承包成果加快改革步伐
——河北省剧团改革的情况和体会
河北省文化厅
编者的话：
文艺体制的改革是大势所趋，非改不可。
艺术演出团体的体制如何改革，才能既有利于多出好戏，多出人才，又能提高经济效益？
这是当前文艺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最近，许多文艺演出团体正在进行改革试点，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
今天本报刊登的两篇文章，分别介绍河北省剧团和西安市一个演出队改革中的一些情况和体会，可供有关文艺部门和演出团体参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剧团的创作和演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远远不能满足全省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
剧团本身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
排戏少、演出少，特别是下乡下厂演出更少；
自创剧目不多，演出质量不高；
有些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领导班子涣散软弱。
剧团的这种状况，说明不改革不行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我们按照中央的改革精神，在省委领导下，从1982年10月至1983年10月的一年间，迈出了改革的第1步，首先对省直剧院、团进行改革。
这次改革初步解决了调整剧院、团领导班子、改革管理体制、精简冗员等问题。
按照省委的要求，省直六个院、团组成了十三个演出队，其中河北梆子剧院、省京剧团、省杂技团、省曲艺团都组成承包团或承包队，实行浮动工资制，并对院、团、部班子进行了调整，承包团（队）长由演职员民主选举产生；
精简冗员二百三十人。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推广，到1983年10月为止，全省有三分之一的剧团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从1983年10月至1984年03月，我们迈出了剧团改革的第2步。
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剧团布局不合理，有的地区剧种重复；
有些剧团既缺主要演员，又设备不全，演出质量低，群众不欢迎，完全依赖国家补贴过日子；
由于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大批年老体弱、艺术水平低的同志未能进入承包团队。
去年12月和今年03月，我们召开了两次地（市）文化局长和剧团团长会议，具体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对全省剧团进行整顿，把剧团改革引深一步的问题。
这段时间我们着重抓了：
（一）在同一城市或地区剧团过于集中，剧种设置重复的，予以调整、合并或撤销，重点保留了一百一十六个团。
在调整中，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稀有剧种和新型艺术表演团体都持扶植态度，一般予以保留。
（二）对省、地（市）、县三级重点保留的剧团实行定编、精简、压缩国家对专业剧团的补贴。
对精简下来的人员，我们是通过五种途径予以安排的：
（1）通过劳动人事部门分配到其他行业工作，（2）在省群众艺术馆建立艺术辅导中心。
目前省直已组织了十个共百余人的农村群众文化工作辅导队，下乡对群众业余文化活动进行辅导；
（3）广开渠道，劳动自养，建立各种艺术服务公司、工厂，开办各种营业项目；
（4）自谋职业；
（5）年老体弱的办理离退休手续。
（三）保重点。
我们对重点保留下来的剧团实行补助，在经营管理上实行“集体经营、独立核算、节支留用、超支不补”的承包责任制。
对剧团压缩下来的经费，我们建议财政部门不予收回，仍用在文化事业上。
（四）在艺术生产上，强调坚持“三并举”，多创作和演出现代戏。
从1984年03月至6月底，我们又迈出了第3步，首先在省直六个院、团实行“按劳分配、定项补贴”的新办法。
经过前两步的改革，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的问题初步解决了，但各团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躺在主要演员身上吃“中锅饭”的问题还普遍存在；
许多演出团为了追求多演出多收入，疲于奔命，没有时间排新戏。
同时，对于创作和演出新戏，缺乏相应的奖惩方法，演员没有时间学习观摩，提高艺术水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实行了“按劳分配、定项补贴”的新办法。
这个新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五定”、“四给”、“一加强”。
“五定”是：
（一）定编制：
根据演出的实际需要，每个演出团、队要组成队伍精干、艺术水平较高的演出队。
（二）定任务：
根据不同的剧种，规定每个承包团、队全年演出的场次，认真贯彻“三并举”的方针，提倡以编演现代戏为主，要求每个团每年都要排演一、二台自创或改编的新剧目（节目）。
（三）定收入：
对不同剧种的承包团、队都规定了每场收入的指标。
（四）定支出：
对每个承包单位都规定了严格的支出金额。
（五）定分配：
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规定分配办法。
省梆子二团、京剧团、曲艺团、杂技团实行冻结工资，完全按艺术水平高低、贡献大小重新分等或计分分配。
歌舞剧院、话剧院实行浮动工资，收入中补齐工资后的剩余部分也按劳分配。
“四给”是：
（一）给补贴：
对实行“按劳分配、定项补贴”的承包团队，国家给五千元至二万元的垫底补贴；
以后每排一个新戏补贴五千至一万。
对新型艺术团体（话剧、歌舞、歌剧、乐团）下乡演出给予政策性补贴，每场补助五十至一百五十元。
定项补贴的经费，从承包队的冻结工资中或浮动工资中提取。
（二）给剧本：
省文化厅以省艺术研究所剧本创作室为中心，把全省剧作者组织起来，组织他们深入生活，努力创作，保证承包团每年排演一、二个新戏，形成艺术生产（剧本创作、演出、发表）一条龙。
（三）给奖励：
我们已经初步制定了剧本创作奖励条例，获奖的剧目、作者、演员、演出单位的奖励条例；
对勇于改革并做出显著成绩的承包演出团的奖励条例。
（四）给提高时间：
各个团、队全年按七、四、一的时间比例安排承包团、队的活动。
即：
演出七个月（其中休假一个月）；
四个月排新戏；
一个月到省内外观摩学习。
“一加强”是：
加强对承包演出团、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为了保证演出团走正路沿着革命化的轨道前进，我们往剧院、团派了专职书记，往演出团、队派了专职政治指导员。
在一年多的剧团改革实践中，我们的主要体会是：
一、必须有坚强的领导。
领导亲自抓改革，是改革取得成效的关键。
我们之所以能坚持改革，这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同宣传部、文化厅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改革是分不开的。
省委领导同志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围绕着剧团为什么要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一系列具体问题，作了明确指示，提出剧团改革要首先解决调整领导班子、改革管理体制和精简冗员等三个问题。
省文化厅主要负责同志对省直十四个承包团、队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帮他们制定改革方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二、改革是开创性的工作，既要敢闯，又要从实际出发，按艺术规律办事。
我省剧团改革起步较早，而且动的面也较大，每前进一步都遇到许多困难。
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更没有消极地等待上级的“红头”文件，而是积极努力地一步步往前迈。
在前进中，我们按照河北的具体情况和艺术规律办事。
拿调整剧团、减少经费来说，我们都是从本省的具体情况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作出的，因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串在整个改革过程中。
剧团改革是一场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各种“左”的干扰，旧思想、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的束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形成改革的阻力。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统一思想，做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改革一步一步引向深入。
我们在省直院、团实行
“按劳分配、定项补贴”新方案时，遇到的主要阻力是传统的平均主义观念。
为了解决这些思想，文化厅对省直院、团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不下几十次。
并亲自帮他们定编制，定任务，测算收入、支出、演员个人实际收入，讲清实行这个方法对于鼓励出新戏出人才的好处。
正是在这样艰苦细致工作的基础上，才统一了演职员思想。
四、改革的关键在于用人。
我省剧团的改革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不断深入，这同我们注意起用真正的改革者，大胆依靠中青年艺术骨干，组成了一支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队伍分不开的。
仅以省直六个院、团的领导班子为例，现在的院、团长22人中，就有9人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占41％。
在改革的实践中，我们特别注意那些做出显著成绩并被群众拥护的中青年，并大胆地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
我们决心把改革坚持下去，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尽快地出人、出戏，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艺术表演团体。

承包责任制大有可为
——李爱琴演出承包队试行承包责任制的情况和体会
陕西省西安市文化局
去年以来，为了抓好典型，通过实践取得经验，指导全盘，在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选定了基础较好、所提方案也较可行的五一剧团演出一队，作为我局专业剧团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
这个演出队的队长李爱琴同志，是我市著名秦腔演员。
这个演出承包队就是由李爱琴同志发起和组织的。
承包队的经营承包方式是“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独立核算、定项包干、按劳取酬、结余分红”。
方案中定项包干的具体内容是：
国家包干五项；
演出队承包七项。
试行过程中，由于演出队收入良好，他们除了支付自己承包的七项外，对结余部分的分成又做了调整，上缴国家比例提高到30％，留队公积金和个人分红比例分别减为15％和55％。
一年来，承包队在思想上、艺术上、经济上和队伍建设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一、调动了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演职员的主人翁责任感。
承包初，演出队只能演二、三台戏。
为了适应演出需要，只有47人的演出队，全体同志齐心协力，边演出，边排练，演出严肃认真，排练一丝不苟，而且有不少同志还主动利用休息时间和演出间隙练功、对戏。
就这样，他们很快重排了十一台本戏和十八个折子戏，大小近三十个剧目，基本满足了轮换演出的需要。
一年来，他们先后赴十四市、县的农村、工矿三十八个点演出。
演出旺季，往往三、五天转一个点，每天演出两场，工作量重，劳动强度大，但不仅无人埋三怨四、叫累叫苦，而且工作不分内外抢着干。
这在承包前是从未有过的。
同时，由于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承包队爱惜公物，注意节约开支已形成风气。
二、演出场次和演出收入大幅度增长，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经济收益都有提高。
一年来，他们共演出三百零九场，收入十五万九千余元，较承包前提高66％。
人均月收入二百八十多元。
演出队除定项包干支出外，结余部分上缴剧团一万二千多元，留队基金一万四千多元，个人分红人均约八百元。
还在定项包干外，自行购置服装、道具、灯光等设备约九千元。
三、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全面落实了岗位责任制。
演出队在重视政治学习和注意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先后制定了演出、排练、考勤、奖惩、请假等项制度和各种岗位责任制，做到了全队人员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由于他们严格按章办事，奖罚分明，使大家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积极工作的人多了，爱护公共财产的人多了，刻苦钻研业务的人多了，关心集体、关心他人的人多了。
四、有利于培养人才，不断提高艺术质量。
以往剧团排角色论资排辈，不少有才干的中青年演员挨不上边。
承包队的人员基本上是一个钉子一个卯，随着演出任务的日益增加，给青年演员提供了充分的实践锻炼机会，一些以往长期无戏可演的青年演员挑大梁，演重头戏，提高了表演水平，进步很快。
为了出人出戏，他们还通过进行艺术交流、请专家来队指导，出外观摩学习和排演重点剧目等措施，大力提高艺术质量。
承包演出队的实践充分证明，在表演艺术团体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大有可为的。
对此，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
从一开始，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同志对搞承包试验就非常重视和支持，他们不仅亲自审阅方案草稿，而且提出一些具体要求。
我局专门成立了体制改革工作小组，经常派干部随承包队一起活动，协助制定规章制度，共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李爱琴同志对领导上的支持和帮助非常感动，她说：
“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和文化局给我撑腰，承包队怕早就夭折了”。
二、在实践中学习是进行改革和不断完善承包方案的重要方法。
搞剧团体制改革，在指导思想上，既要放开手脚，勇于实践，又必须尊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使经营承包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
比如经过一段实践后，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了方案执行情况，发现承包队在编人员的确少了点，个人分成比例也偏高。
经与承包队全体人员协商，对原方案重新修订，在兼顾三者利益方面进了一步，也更加有利于艺术生产的正常进行。
三、有一个身体力行的领头人，是经营承包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
队长李爱琴是一位能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实干的共产党员、省劳动模范。
承包队能坚持下来，与他们有一个好的领头人也是分不开的。
由于承包队实践时间不长，缺乏经验，目前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
一，由于怕经济上包不住，吸收人员过少，行当不全；
二，演出场次偏多，演职人员负担过重；
三，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经济利益上，个人部分还偏高一些。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这些问题正在改进和克服。
今年年初，在总结李爱琴和李买刚（五一剧团演出二队队长）两个承包队经验的基础上，经反复协商研究，决定由他们联名组建一个新的承包队，并提出了新的承包方案。
新方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注意经济收益的同时，比较强调艺术事业的发展，把为社会提供具有较高思想艺术质量的戏，作为衡量承包队工作的重要标志，使出人出戏的要求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座谈会
讨论创作和评论的有关问题
《文学评论》编辑部6月30日邀请在京部分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共五十人，讨论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有关问题。
会议由《文学评论》主编许觉民主持。
座谈会上，不少作家谈了自己在生活中亲身感受到的经济体制变革给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思想带来的巨大变化，和这场改革面临的艰巨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他们认为，反映当前的改革，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生活中涌现了许多新的事物，新的人物，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这为作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创作资源。
我们的作家应当继续解放思想，投身改革洪流，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急剧变化的现实，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有的同志认为，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必然要求文学创作多样化。
文学同生活血肉相连，不是要求文学紧跟某项政策，亦步亦趋。
因此，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手法，都应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关于文学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这几年的评论虽然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和急速发展的生活和日趋丰富多样的创作相比，评论还是落后了。
评论的武器较陈旧，理论较薄弱，形式也显得单调。
评论亟待更新，包括知识的更新、方法的更新；
同时评论也需要多样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评论落后的状况，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
有的作家认为，评论应当坦率和富有创见性，这样对于创作才能够起积极的作用。
作家不欢迎打棍子，也不欢迎那种甜甜蜜蜜的赞歌。
锋利的、有分析的、一针见血的批评只会促进作家和评论家的团结。
真正的评论应当有这样的气魄，好的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
谈到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时，有的同志指出，现在作家和评论家之间学术上的论争和艺术上的探讨太少，这样不利于创作和评论的发展。
许多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只有通过争鸣，通过批评和反批评才能取得进展。
有的同志认为，评论家应当理解和支持青年作者的探索和追求，正确对待他们可能产生的失误，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上碰到的问题。
李兆忠

《省委第1书记》〔报告文学〕
作者袁厚春载《昆仑》1984年第4期
这是一部以现任省委第1书记为主人公的中篇报告文学，他就是中共河北省委第1书记高扬同志。
主人公的经历，是我党老一代知识分子干部的缩影：
读大学、参加地下党、进行武装斗争、领导经济建设。
他在五十年代末曾因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横遭厄运，十年动乱中更吃了不少苦头……他和许许多多老革命者一样，具有廉洁奉公、勤俭克己的优秀品质，但是，在祖国进入新时期的今天，人民对他的更大期望是什么？
他对自己的新要求是什么？
作品没有去渲染他的传奇式的革命经历，更没有热衷于“披露”他的生活琐事，而是集中笔墨正面描写了他在扭转全省形势并使之发展前进过程中的日常工作。
通过第1书记走马上任后的几件主要作为，鲜明地反映出他的锐意进取的性格，展现出他充满活力的身心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色才能。
作品开篇伊始，一位老当益壮、精力过人的长者形象便跃然纸上：
他每天工作、学习十一二个小时。
他读三百页的理论专著，也读八开四版的农村科技小报；
读英文版的《天方夜谭》，也读当月出版的文学杂志。
他在大小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的，还给报纸撰文投稿……他已是古稀之龄，但仍很“年轻”，是一位“现代型”、“开放型”的领导干部。
有胆有识，勇于开拓，是这位第1书记的最大特点。
他走马上任后，先是巧妙地平息了省直机关的尖锐派性，又一头扎进古老而贫穷的太行山怀抱，寻找发展本省经济的独特道路。
他坚决伸张正义，严惩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者，使蒙受五年冤屈的好同志一朝翻身。
他不能容忍保守僵化的“安之若素”，亲自撰文为不甘寂寞、厉行改革的“急躁情绪”辩护呐喊；
他探索民间办教育之路，为振国兴邦敢于“走钢丝”。
他“爱才如命”，大力提拔有知识有魄力的改革者，在他的推荐下，助理研究员当了省委秘书长，地区办公室主任可以提升为省委组织部长，地区小报的编辑当上了专员……这是何等可贵的慧眼和胆略，何等可敬的改革精神！
这正是人民切盼的四化带头人。
作品内容翔实，具有说服力。
文笔严谨质朴而无雕琢之感，叙述冷静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思。
宁思

《茅盾全集》编辑出版工作顺利进展
茅盾家属将全集稿费捐赠给茅盾研究学会
1984年06月29日，《茅盾全集》编委会召开第3次在京编委会议。
出席会议的编委有（依姓氏笔划为序）：
王瑶、王仰晨、戈宝权、冯牧、叶子铭、刘白羽、罗荪、周而复、姚雪垠等。
会议由编委会副主任罗荪主持。
这次会议审议了《茅盾全集》编辑室1984年工作计划及执行情况，研究了《茅盾全集》编目工作中的某些疑难问题的处理原则，并对已出版的《茅盾全集》各卷提出意见。
迄今为止，《茅盾全集》已出版了第1至第3卷。
第4至第7卷已陆续发排，今年可望和读者见面。
第8至第10卷拟于今年内发稿。
第11至第17卷（散文部分）的校勘、注释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将于明年完成校注编定工作并陆续发排。
编委们对《茅盾全集》的工作进展表示满意，认为在人力少、工作重的情况下，编辑室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可观的。
这与各地茅盾研究工作者及有关部门、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分不开的。
会上罗荪同志宣读了茅盾的家属韦韬、陈小曼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和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
他们在信中表示：
“为活跃茅盾研究工作，我们决定将《茅盾全集》的稿费，除购买若干套《茅盾全集》赠送参加注释的同志外，其余全部捐给茅盾研究学会，作为该会开展工作的基金。”
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专门作了研究后，致函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
“作协书记处完全尊重韦韬、陈小曼二同志的意见，同意茅盾研究学会接受这项捐赠，并对他们支持茅盾研究工作的行为表示诚挚的谢意。”
会上，茅盾研究学会副会长罗荪同志，代表学会向韦韬、陈小曼两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提请茅盾研究学会理事会研究如何更好地使用这笔捐赠为推动茅盾研究工作服务。
与会同志表示要齐心合力把《茅盾全集》编好，以推动茅盾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丁尔纲

“不倒翁”不倒管窥
·邓星盈·
何物“不倒翁”，可以说妇孺皆知，无须在此作形象刻画。
“不倒翁”何时有，未敢妄下结论，只知作为“形似醉汉，中空底实，按捺旋转不倒”的儿童玩具，来者久远。
据有人考证，唐时已有此物，不过那时不叫“不倒翁”而叫“酒胡子”罢了——那原因就在于它是劝酒的玩意！
这些我们姑且不去管它，区区小文所要道及者，乃是获“不倒翁”桂冠的人。
那么，作为人的“不倒翁”又何以不倒呢？
根据近些年来的观察，愚意以为有三，即一、“形似醉汉”，二、“虚其中而实其底”（清赵翼语），三、“倾倒不定，缓急由人，不在酒胡也”（唐卢汪语）。
先说“形似醉汉”。
此种人平时以伪装出现，似醉非醉，假装胡涂。
其实玩弄起权术和捞起好处来，倒是明白得很。
只因善于乔装，随风俯仰，不仅“不倒”，反而受到某些上司的“青睐”。
次说“虚其中而实其底”。
“虚其中”并不是虚怀若谷，而是腹中空空，没多少正经本事。
“实其底”并非根深蒂固，而是为了“立住脚跟”不得不找“靠山”。
他们虽无正经本事，但却心比天高，贪得无厌，为了满足贪欲，填满欲壑，只好求助外力。
或拉人入伙，“共同受益”；
或大肆行贿，以营“三窟”，解除“后顾之忧”。
以此在短时间内奏效者不少，成“小气候”者也有人在。
再次说“缓急由人”。
“不倒翁”这号人之所以“倾倒不定”，主要就在于后面有人。
无征不信，且举一二例作证。
其一，原四川省石油管理局党委组织处长俞国强长期贪污党费近万元之巨，可是所在局党委在考核干部中还把他作为“好干部”予以提拔和重用，并连续四年评为“先进工作者”。
当群众揭发了俞的问题，有的领导干部竟和俞一起到下属单位检查党费开支情况；
当俞的问题完全败露之后，仍有人为其打掩护，有的还为其写假证明，妄图挽“不倒翁”于既倒。
其二，四川达县地区原轻工局局长兼罐头厂党委书记李作乾，利用职权调戏、奸污妇女，情节严重，手段恶劣，民愤很大，而原地委个别领导人竟然对他包庇重用，致使李有恃无恐，公开宣称“我倒不了，到时候地委会有人给我说话”。
然而，天底下没有倒不了的东西，更何况这些败类的内瓤子已全被虫蛀空了！
俞国强不是被判刑十五年了么？
李作乾不是也受到惩处了么？
当然，有些未被揭露的败类还在那里摇头摆尾，还没倒，但可以肯定，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不过，问题是“缓急由人”。
我们的各级领导部门得下大决心，果敢行事，去其“实底”，断其上下左右的“关系”，将支持和包庇者也绳之以党纪国法，我想，再“硬”的“汉子”也是“扳得弯”的！

书店二题
一
在一座古城有那么一家书店，无论春夏秋冬中午都紧闭门扉。
短则一个半小时，长则三个小时。
笔者曾向工作人员打听其原因，他们说这是“约定俗成”的午休时间，似乎没有办法改变，然而，是否真的是“午休”呢？
笔者有几次买书曾经无意听到他们的对话，无外乎都是午休活动安排。
什么“串亲访友”罗，什么“溜达自由市场”罗，什么“购买内销物品”罗，唯独听不到一句有关“书店生意”的话。
二
01日，走进一家书店，被文学书橱里一本手写篆体的书名吸引住了视线。
由于相隔较远，加上光线甚暗，踮着脚尖看了半天，也未认清，只好招呼一位正在欣赏牛仔裤的姑娘，请她拿来一看，原来是一本放倒了的唐云先生题写封面的《八大山人书画集》。
我又请她放回原处。
这位姑娘接过书也看了半天，可还是把它放倒了。
也许她以为凡书都该由右向左翻动的。
当我向她指出时，她白了我一眼，随即，一面看着牛仔裤，一面打开“三洋”，听起音乐来了。
文白

千里马的籍贯
秦耕
某地区要提拔一位德才兼备的同志当局长，有个主管干部的书记，竟因他“籍贯跟自己不同”而坚决反对。
这虽然近荒唐，却是实有其事。
成吉思汗的子孙把全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从而将大批人才拒于千里之外。
对此，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刘伯温，写过一则寓言给以辛辣的讽刺。
寓言说，郁离子的马生了匹好马驹，别人对他说：
这是一匹千里马，一定要把它送到皇帝那里去。
马送到京城以后，皇帝首先叫管马的太仆查阅《方贡》（记载各地特产以作进贡物品的书籍），太仆查阅后说：
“马则良矣，然非冀产也。”
于是“置之于外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自古成大事者，无不广罗人才，搞五湖四海。
燕昭王礼贤下士，“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
刘秀的二十八宿，也并非都是南阳人。
刘备三顾茅芦，并没有考虑诸葛亮的籍贯；
刘、关、张也并不是乡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气量大，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作大事。”）
（《陈云文选》第48页）今天，为了四化大业，在干部配备和人才使用方面，我们更应当破除门户之见，打破地域界限。
只要是人才，不要说是外乡外县外省的，就是外国的，又有何妨？！
只要是千里马，只要是人才，岂止是籍贯不可吹毛求疵，就是他们的成分、身世、年龄、资历、出身、文凭、门第等等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去考察再三呢？

致黑煤
杨舒翼　杨皓辉你的形体，嵌进了掘进者的性格，你的颜色，推出了成熟的岁月，你的记忆，凝固了一个强者的故事，你逝去的青春，浇铸了一尊坚贞的信念。
此刻，你全身心扑恋阳光，不再感伤历史的禁锁；
你舒坦地仰卧地面，执意投眸浩渺的广宇；
你抗争过八方重压的强力，你满蓄着方寸未失的热和光，你恳请曙光祝福，你追求新的召唤。
威壮的车笛是你誓师，舒适的干煤棚里你急不可耐。
炉门打开了，出击！
你毫不犹豫，更无悔畏；
把输煤带，给煤机，甚至那原始的铁锹，全当作抢渡的战舰；
卷起呼啸的风，跃身于火海的鏖战。
炉膛里，只有在炉膛里，理想、憧憬、情趣，才灼灼交辉。

革命史迹与精神文明建设
共青团北京市委青运史研究室
北京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也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仅从现代史看，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许多重大革命运动和事件曾在这里发生，其中十分著名的，如李大钊、毛泽东工作过的沙滩红楼，“五四”运动隆重集会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三·一八”惨案的铁狮子胡同，讨论过掀起“一二·九”运动的女一中教室，爆发“七·七”抗战的芦沟桥，解放战争中北京（时称北平）及华北学生多次集会战斗过的北大民主广场等。
毫无疑问，充分利用这些珍贵的革命史迹，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北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也是建设具有独特风貌首都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寒假，我们组织首都部分大学生开展了编写《北京革命遗迹史话》等项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学生们感慨地说：
“革命史迹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史书，它首先使我们自己受到了教育。”
学生们通过接触史料，考察革命史迹，有的转变了对党的不正确认识，有的抛弃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有的坚定了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信心。
“火烧赵家楼”编写小组的两位北大学生，对“五四”游行路线及火烧赵家楼遗址进行了考察。
她们从天安门出发，寻着当年北大校友们的足迹，走向赵家楼。
“五四”运动的历史在中学学过，北大同学在“五四”运动中的壮举在大学听过，可今天迈步在当年游行路上，她们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感受：
游行队伍好象就在身旁，高举着的小旗似乎就在眼前，爱国的吼声仿佛就在耳边。
她们激动了，明白了：
北大“五四”光荣传统，决不是空洞的言词，发扬这种传统也决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而是要投身到振兴中华的行列中，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件件小事做起。
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北京革命史迹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很多革命史迹没有人去发现，发现了的也没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
西山樱桃沟内的“保卫华北”石刻，是“一二·九”运动中留下的珍贵革命遗迹，可是离它二十多米远的“水源头”游人络绎不绝，这块石刻却长期埋于沟内，无人问津。
提起“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学过中国革命史的人无不知晓，但赵家楼遗址连个说明牌都没有，难怪问起在这个地方工作的青年“这是什么地方”时，他们竟茫然无知。
令人高兴的是，去年底，中央领导同志发出查访革命先烈、革命史迹，建碑建牌的号召后，“学史建碑”活动已在北京蓬勃展开。
目前，已经发现了一批革命史迹，在一些重要革命遗址立了牌，有的还树了碑。
我们坚信，只要首都青少年、首都人民都行动起来，革命史迹必将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陈喜庆　执笔）

鸡博士许志俭
萧乾
一鸡经
在华侨公寓里一次家宴上，我一边品尝着女主人拿手的辣子鸡，一边听邻座一位身着哔叽西装、上海口音的客人畅谈当今世界养鸡的形势。
当我满心欢喜地告诉他，北京市民吃鸡蛋已经不再凭本供应了时，他一面欣悦地点着头，一面却无限感慨地说，咱们吃的蛋还是太少太少啦。
美国每人每年平均吃二百六十个蛋——当然包括点心和冰激凌之类的蛋制品。
欧洲人平均也要吃上二百二十个。
第3世界普遍吃不到一百个，咱们中国吃蛋的平均数也多不了。
这怎么成！
而且鸡蛋还是外贸的一项大宗货。
美国有三亿多只蛋鸡，每只每年平均下二百七十几个蛋。
除了充分供应本国人食用，每年还拿出约26％出口。
“好大一笔外汇啊！
可现在连香港吃的鸡也要从澳洲、从新西兰进口。”
我问他中国鸡怎么不行。
“你到市场去看看”。
他说，“卖的活鸡一大半有病！
一只只眼里没一点神，鸡冠子也很少是鲜红色的，而且都蔫蔫的，有的还流着鼻涕，准是害着呼吸道病。
胸脯、大腿上的肉一点也不丰满。”
接着，他又慨叹说：
“现在世界先进国家的肉鸡，五十六天就长到三斤半，咱们的鸡半年还长不到三斤。
人家的来亨鸡平均一年下二百七十五个蛋。
咱们的一年下一百六十个就到头了。
更糟的是：
孵出一百只雏鸡，只能活十到十五只。
这怎么成！”
他谈的虽只是小小的家禽，我却立即感到这是位胸怀大志的人。
饭后饮咖啡时，我又特地凑到他跟前，想继续听听他关于鸡的宏论。
他边用小匙在杯子里缓缓地搅来搅去，边若有所思地说下去。
“其实，咱们中国鸡一点也不次。
北京的油鸡，味道比他们的香。
湖南的桃源鸡，肉蛋都好。
还有山东的寿光，浙江的仙居，广东的三黄，江苏的狼山……”谈到江苏，他眼睛发亮，倒真地自豪起来了。
“我是上海浦东出生长大的。
我们的浦东鸡可好哩，腿上、胸脯上的肉又肥又嫩。
咱们中国鸡有的是优良品种！
总有一天，中国鸡将是世界上最好的。
关键是养鸡得科学化。
目前这么养法，规模小，饲养管理都不够科学。
繁殖得本来就慢，闹起鸡瘟来一死一大群。
农业现代化得一桩桩地抓，一样也放松不得啊。”
他这番鸡经里表露的是一种不甘居人下的志气，一股炽热而极其可贵的民族感情。
它使我记起几年前一位先辈作家在一次茶会上的讲话。
她说，有些美籍华人比生活在本土上的中国人还更加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呢。
他认为搞四化，大部分项目都没法速成。
钢铁、电子、农业机械化，当然都要加紧追赶，但都需要上亿的投资，成吨的设备，还得花若干年才能培训出合格的人员去经营掌握。
养鸡事业的现代化可没那么费事。
现在除了他当顾问的广东黄陂鸡场之外，他还在上海、南京、北京、沈阳、四川、青海及内蒙古等地指导着三十多个鸡场。
他说，中国机械制造业的水平不低，所有饲料、饮水以及孵化的设备，大都可以在当地仿制，不需要花一文外汇。
在美国，一只蛋鸡的全套设备投资也就是六点五美元左右，肉鸡二点五美元。
而且那设备在十二年内不需更新。
他自己在美国加州大学曾花五年时间专学养鸡。
而从1978年以来，他已经为我们培训出九百名科学养鸡手。
每期多则五个月，少则三个月。
现在他们散布到全国二十几个省市，从事现代化的养鸡业。
说到养鸡条件，他认为中国是得天独厚的。
幅员，劳动力，都是别的国家所不能比的。
全国有的是能种稻麦的土地，也有的是饲料——甘蔗和甜菜渣子，花生饼，菜籽饼，还有棉籽，全用得上。
不消几年，在养鸡业上，就能从落后国变为先进国。
关键在于相不相信科学。
举例来说，他经手建立的第1座鸡场，设备是最先进的，人员也是新培训出的。
最初一年赢利。
后来，饲料消耗率和鸡的死亡率上升了，而产蛋和受精孵化率却下降了。
年终亏损，发不出奖金。
原来派去的四位领导（正副厂长和正副书记）对养鸡都一无所知。
这就是不尊重科学了。
最近把懂技术的人提到总指挥塔上去，去年就赚了三十几万元，工人们也拿到了奖金。
宴会临散前，他朝我摊开掌心，神情间仿佛有个什么小禽在上面蹦跳着。
然后用怜爱的语气说：
“鸡最对得起人了。
一只鸡，从小雏到下蛋，只要几个月。
管理得当，它就要么给你成百地下蛋，要么给你长一身肉，帮你赚外汇，或者改善营养。
有的人活一辈子，饱食终日，毫无作为。
天下有废人，可没有废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