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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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最近提出，要结合整党，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第三梯队建设。
全党在抓这个问题。
我们军队也在抓这个问题。

建设好第三梯队，有许多工作要做，首要的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建设好第三梯队，是切实解决接班人问题的重大战略措施，对于我们军队来说，是保证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可以信赖、能够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的人手里的大问题。
如果不是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还以为领导班子调整不久，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建设第三梯队不用着急；
或是觉得现在整党工作很忙，还顾不上，那建设第三梯队这件大事就难于落实了。

我军各级领导班子调整不久，的确需要相对稳定一段时间。
建设第三梯队，是从干部队伍的长远建设着眼的。
我们不能忘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历史辩证法。
人的年龄不能静止不动。
调整后的各级新班子，尽管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一些尚未调整的班子差距就更大一些。
从去年调整领导班子的实践来看，凡是平时注意选拔培养后备干部的单位，交接班都搞得比较顺利；
“临时抱佛脚”的，就显得相当被动。
这些都告诉我们，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上，要从长远着想，决不能“化”一阵，停一阵。

整党工作现在也确实很忙。
但是，搞好领导班子和第三梯队建设，本身就是整党的一个组成部分。
整党的过程，既是对干部重新教育的过程，也是对干部最全面、最深刻的考察过程。
通过整党，每个干部的现实表现、历史情况以及长短优劣，领导和群众都会比平时看得更清楚，了解得更详细，更可以避免看错、选错干部。
这就为建设第三梯队创造了难得的有利条件。
而搞好第三梯队的建设，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既是整党成果的重要体现，又是巩固发展这一成果的有力保证。
建设第三梯队与整党两者是紧密联系的。

时间是很宝贵的。
三年整党时间看来很长，如果不抓紧，稍有松懈马虎，这个时间就过去了。
在整党中切实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的第三梯队建设好，是十分重要而迫切的。
对此，我们应该从长远观点看问题，要有一种紧迫感，把它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点工程来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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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平壤5月4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乘火车抵达平壤，受到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和平壤市各界群众五十多万人的空前热烈和隆重的欢迎。

胡耀邦同志和他访朝的主要陪同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在车站受到了金日成、金正日、吴振宇等同志的十分热情、亲切的迎接。

胡耀邦同志曾在1982年4月和邓小平同志一起访问朝鲜。
这次是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对这个兄弟邻邦的第一次正式友好访问。
胡耀邦一踏上朝鲜美丽的国土，就对朝鲜同志说：我受党中央的委托，带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来朝鲜访问。
我对此感到非常荣幸。
访问期间，我将同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增进中朝友谊交换意见。
我相信这次访问对加强中朝友谊将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5月初的平壤，百花盛开，春色满城，平壤市区装饰一新，到处呈现出朝中友谊的热烈气氛。
市内主要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上红旗飘扬。
街道上还悬挂着各种彩牌和“热烈欢迎胡耀邦同志”的标语牌。
写着“友谊”、“团结”字样的宣传画竖立在街头。
路灯柱上悬挂着朝中两国国旗。

下午四时（平壤时间），胡耀邦同志乘坐的列车徐徐驶入车站。
这时，乐队高奏迎宾曲，欢迎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当胡耀邦同志走下车厢时，金日成同志迎上前去，同胡耀邦同志紧紧握手，亲切拥抱，互致问候。
两位领导人对他们在平壤的再次会晤感到十分高兴。
金日成同志告诉胡耀邦等中国同志，今天平壤市几十万群众走上街头，一是为了热烈欢迎你们；
二是表示朝中团结；
三是为了教育人民群众要永远维护朝中团结。

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乐队奏中朝两国国歌，鸣礼炮二十一响。
胡耀邦在金日成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胡耀邦和金日成一起乘敞篷汽车，在摩托车队护送下进入市区，接受平壤五十多万各界群众的夹道欢迎。
欢迎群众载歌载舞，并欢呼“友谊”、“团结”’、“万岁”，组成了约十公里长的友谊长廊。
胡耀邦等中国客人向欢迎群众频频招手致意。

当车队来到平壤市中心金日成广场时，出现了最热烈的欢迎场面。
无数彩色气球升空。
歌咏队唱起了新创作的《欢迎胡耀邦同志之歌》，两万多人跳起了中朝两国民族舞蹈。
朝鲜文艺工作者的代表向胡耀邦、杨尚昆等同志献了花。

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玄峻极和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朴重国中将和朝鲜驻中国大使申仁夏专程前往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迎接胡耀邦一行。

据新华社平壤5月4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晚在这里的金碧辉煌的锦绣山议事堂发表讲话，热情赞颂伟大的中朝友谊，强调进一步加强中朝友谊的重要性。

金日成同志在他为欢迎胡耀邦同志而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说：“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今后无论遇到任何风浪和考验，也将毫不动摇地同中国人民站在同一个队伍里并肩战斗，将永远是你们的真正朋友。”
胡耀邦说：“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考验的。
我们的命运是永远联结在一起的。”
欢迎宴会在晚上六时五十分（平壤时间）开始。
当胡耀邦同志、杨尚昆同志在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吴振宇同志陪同下步入富丽堂皇的宴会厅时，场内奏起了欢快的迎宾曲，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金日成同志说：“今天，我们的全体党员和劳动者迎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深深感受到朝中友谊战无不胜的生命力，抑制不住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
他说：“朝中两国的领导人和人民很早以来就不拘外交惯例和规矩，经常相互来往和接触，沟通意思，加深了友爱和信赖之情。”
“在这过程中，朝中友谊发展成为以崇高革命道义为基础的、有着坚实纽带的、牢不可破的真诚友谊。”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友谊，朝中两国人民才始终相互积极支持和紧密合作，一同走过了胜利和光荣的路程。”
金日成赞扬中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积极遵循党的十二大决议，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
他说：“这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老练的领导的结晶。”
金日成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以诚心诚意的帮助。
他说：“中国人民在我国人民经受艰苦考验的时候给了我们国际主义的支援，今天也在积极帮助我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我们将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并将始终不渝地信守对中国兄弟的同志情义。”
他说：“今天，我国人民在伟大的邻邦——中国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声援下，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进行着斗争。”
金日成强调说：“不断地巩固和发展朝中友谊，不仅是我们两国革命发展的要求，而且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也是必要的。”
他说：“为朝鲜的完全统一独立和中国的完全统一独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为建设一个没有支配和奴役的、和平而繁荣的新亚洲，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同中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斗争到底，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立场。”
金日成表示相信，胡耀邦同志对朝鲜的访问。
“将在日益得到良好发展的朝中友谊史册上谱写光辉的新篇章，将把我们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向新的更高阶段”。

胡耀邦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中朝两党的亲密关系，尤其是两国领导人之间日益频繁的友好交往。
他指出，从1979年起，邓颖超、李先念、赵紫阳、习仲勋、彭真和胡启立同志等先后访问过朝鲜。
他本人和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4月也到朝鲜作过内部访问。
之后，不到半年，金日成同志到中国正式访问。
金正日、吴振宇同志在1933年6月也到中国进行内部访问。
胡耀邦说，这一切，加上另外几次重要内部互访，生动地证明了金日成同志的一句话：“朝中领导人有如走亲戚一样的友好交往，已经成为存在于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传统。”
他还提到中朝两国互访的各种代表团由1981年的上百个，增加到1983年的两百多个。
“这又标志着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正向更深入和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胡耀邦说：“中朝关系这样亲密，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的。
在两国长期革命战争的年代，在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两国革命者的血就流在一起。
以金日成同志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同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曾经处于极端困境的中国革命。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的。”
他表示坚信，“不论前进道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从而奠定朝鲜历史的新起点，开创朝鲜历史的新纪元。”
金日成和胡耀邦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不断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图为胡耀邦同志同前往车站迎接的金日成同志握手。
左一为杨尚昆。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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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5月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拜会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双方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防同胡耀邦访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参加了拜会。

金日成同志对胡耀邦同志、杨尚昆同志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胡耀邦说：“我也格外高兴。”
金日成说：“我将陪同你们去元山、咸兴等周恩来总理，以及陈毅、粟裕等同志去过的地方看一看。”
他还说，昨天天气还较冷，今天天气很好。
杨尚昆笑着说：“朝鲜天气也欢迎我们。”
胡耀邦说：“天上地下一起欢迎。”
拜会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朴成哲、姜成山、金永南和吴克列等也在座。

陪同胡耀邦来访的钱李仁和徐信也参加了拜会。

作者：刘怀强/汤奋/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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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我们到福州军区守备某师采访，从师团领导到基层干部战士，纷纷向我们介绍睢荣献身海防的事迹，称他是“海岛上一颗闪光的石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党员”。
我们在调查之后，整理了睢荣同志的简要事迹：

守岛二十四个春秋

睢荣1948年入伍，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在解放海南岛战斗中立过大功一次。
抗美援朝回国后，进长沙高级工兵学校学习。
1957年毕业分配到驻海岛的守备某团任工兵主任，1973年调到驻守另一海岛的某团任副参谋长。
海岛生活是艰苦的。
睢荣除1970年至1972年出岛工作三年外，他在两个海岛上整整度过了二十四个春秋，成绩突出，立三等功八次，受师嘉奖三次，军嘉奖一次。

组织排除哑炮、塌方上百次

1962年，睢荣负责抓国防施工任务，全岛的防御工事都是由他组织施工修建的；
1973年调另一海岛后，岛上的国防施工任务也是由他负责组织完成的。

为保证施工的质量和安全，睢荣除休假和开会外，每天都在施工现场组织指挥。
他先后亲自或组织排除哑炮、塌方等大小险情上百次，避免了三次重大塌方事故，使在现场作业的四十多名干部战士及时转移，安全脱险。
为了保证干部战士的安全，危险关头他总是抢在前头。
一次塌方刚过，他进洞察看，突然，洞顶又出现塌方，埋住了他的半个身子。

离休不离岛

1979年，组织上决定睢荣退休（1982年改为离休），当时，福州军区正拨给团里五十多万元经费，解决海岛部队营房翻修、吃水等问题。
虽然宣布睢荣退休了，但他感到自己有长期组织施工的经验，身体也能坚持工作，便主动请求党委让自己负责抓施工任务。
他自己动手设计，亲临现场组织，精打细算，加强对施工材料的管理，两年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了施工任务，并节余经费八万六千多元。
他又用这些钱，给海岛干部战士盖了文化活动中心、幼儿园、机关食堂、太阳能载波房等，共一千四百多平方米。

去年4月，上级又给某团拨了一百一十多万元的海岛建设经费，睢荣继续负责组织施工。
从宣布离职到现在，他没有离开海岛。

二十二年的正营职务

在对待荣誉、职务问题上，睢荣也很值得学习。
他从1957年任团工兵主任到1979年在团副参谋长的位置上退休，整整二十二年的正营职务没有动。
对此，他没有任何怨言。
他说：“和我一起参军的十几位战友，只幸存了两人。
牺牲的同志得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呢？
想想他们，应该知足了，更何况自己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不能向党伸手，要为党多作贡献。”
二十七年没回家过一次春节

睢荣1945年结婚。
从他1948年入伍起，夫妻分居整整三十六年。
从1957年进岛后，他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二十七年未回家过过一次春节。
他和老伴都无兄弟姐妹，两家的老人都由他们赡养。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八十八元薪金，每月只留十五、六元，余下的全部寄回家中，作为两位老人、四个孩子的生活费。
十几年中，一家七口三代同堂，一直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他自己回去则搭地铺睡觉。
二十多年来，他老伴从未拉过他的后腿，在家培育四个孩子，侍奉两位老人，支持他守岛戍边，他称赞自己的老伴是个“了不起的女性”。
对家庭的各种困难，睢荣从未向组织叫过苦，也从未向组织伸过手。

他图的是什么？

图官——二十二年正营一直未动过；
图名——二十四年的海岛生活默默无闻；
图利——八十八元的薪金长时间负担一家八口人的生活；

图享受——三十六年夫妻分居两地，戎马一生。

图什么？
睢荣的回答是：“为了使祖国有一个坚固的海防，我愿做一块护岛的礁石。”
刘怀强 汤奋 李武

作者：孙笑鸣/邹爱国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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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记者孙笑鸣、邹爱国）在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的今天，共青团中央负责人和首都先进青年代表分别看望了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前辈邓颖超、何长工、许德珩、严济慈。
邓颖超等同志勉励青年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光荣传统，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做富有创造精神的新一代。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等同志，下午来到中南海邓颖超同志住处。
邓颖超握着他们的手说：“青年们到我家中来过青年节，我感到特别高兴，请代我向全国的青年致敬。”
她说：“看到你们，我不禁想起过去牺牲了的年轻战友。
老一代在开创中国革命的道路中，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胜利来之不易。
令人欣慰的是，你们今天正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她勉励青年们不要怕困难和挫折，不要让年华付东流，要勇敢地投身到四化建设中去。

在邓颖超家的客厅里，挂着她和周恩来同志在一起的画像。
青年们喝着清茶，祝邓颖超同志健康长寿，在院子里，大家围着她合影。

作者：胡绍文杨奇松/戴惠安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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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军区某军军、师、团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结合整党学习和抓基层，普遍建立和实行岗位责任制。
4月中旬，军召开了落实干部岗位责任制汇报会，对前一段情况作了检查和总结。

两年前，这个军遵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干部要敢于负责，按级负责，各负其责的要求，以条令、条例为依据，在基层各类干部中实行了岗位责任制。
去年春天，军党委通过试点，又在团一级领导和机关逐步建立了干部岗位责任制。
5月，军和部分师的领导和机关也这样做了。
今年1月到2月上旬，军领导同志分头带领工作组，花了四十余天，调查总结了十一个团和一些师初步实践的情况和经验，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各级各类干部的工作细则、奖惩标准，并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工作任务，订出一些临时性的细则。
2月上旬，军召开经验交流会，正式作出了在军、师两级领导和机关中建立和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的决定。

这个军的军、师领导干部建立和实行岗位责任制后，贯彻整党精神，边学边改，履行职责严肃认真。
今年头四个月，他们执行上级指示一丝不苟，没有动用公款请客送礼，刹住了多年难以解决的“吃喝风”。
对个别单位超标准建房和内招兵源问题，他们敢于打破情面，严肃处理。
某师干部超标准建房的超出部分，已增收和补收了50％的房租费。
二十八名内招兵已全部退回，有关干部受到严肃批评。
某师营房部门经济不清，群众多次反映，师里一直没认真查处。
岗位责任制建立后，他们组织专人清查，很快就把问题搞清楚，并作了处理。
某师部分转业干部长期占用营具，师领导按职责组织力量逐户清查造册，限期将这些营具全部收回或折价处理，共交回人民币四千余元。

这个军的军、师、团领导和机关干部围绕抓基层落实岗位责任制，建立了蹲点、联系单位，明确了抓好基层的工作标准。
有的师团机关开展了为连队优质服务活动，到下面办公。
有的机关除留下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外，其余都下连蹲点。
某师炮兵团针对连队干部在位少、机关干部下连少的情况，采取“宁缺机关，确保基层”的措施，组织二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下连代职蹲点，保证连队有二分之一的干部抓工作。
有的连队干部反映，过去认为责任制是用来卡下面的，现在各级领导带着机关搞，办实事多，空号召少，促进基层建设。
（本报通讯员 胡绍文、杨奇松 本报记者 戴惠安）

作者：新宇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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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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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在世上，都有所图。
到底“图什么”，这是人生观的根本问题，反映了一个人的理想、志向和追求。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睢荣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好样子。
他无愧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党员”的称誉。

从睢荣平凡而又过硬的事迹中可以看到，他回答“图什么”的问题，有这样几好：一是目标崇高。
他一不图官，二不图名，三不图利，四不图个人享受，图的是“祖国有一个坚固的海防”，认定“共产党员不能向党伸手，要为党多作贡献。”
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和为公忘私的优秀品德。
二是言行一致。
他怎么说就怎么做，并且是说得少，做得多，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
三是高度自觉。
二十二年正营职务一直未动，无需别人做工作，他自己“想得通”；
离休不离岛，是他主动提出的。
这些，都体现了他图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高度觉悟。
四是持之以恒。
他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几十年如一日。
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因其“最难”，睢荣的品质就更加显得可贵。

睢荣是一面镜子。
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用这面镜子照一照，看看自己与睢荣相比，在“图什么”的问题上，差距有哪些，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党员、党的干部都应该扪心自问，是不是象睢荣那样真心实意图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幸福，军队的强大，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
是象他那样言行一致、心口如一，还是嘴上说得山响，实际行动打了折扣？
有没有象整党决定指出的“向党伸手，争地位，闹待遇”的行为？
有没有“巧立名目，挥霍、浪费、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财物”的行为？
有没有“利用职权、利用工作上的方便和私人关系搞特殊化”的行为？
在“图什么”的问题上，有没有睢荣那样的高度自觉？
是象睢荣那样几十年如一日，还是一段时间做得好，一段时间做得不好？
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是象睢荣那样斗志旺盛，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高度负责，还是革命意志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所有这些，我们在学习整党文件中要认真思索，在对照检查中更要认真解决。
通过整党，愿每个同志在“图什么”的问题上都作出让党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作者：吴国雄/程苏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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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山5月3日电 通讯员吴国雄、程苏报道：昨天，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和数百名壮、瑶、彝、苗等各族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驻军某医院，亲切慰问在还击入侵越军战斗中光荣负伤的子弟兵。

上午八时起，文山州电影公司二十多名放映员在十间病房里，贴上白纸当银幕，为卧在病床上的伤员放映了新影片。
下午，文山州民族师范学校的十几位女学生在病房为伤员表演了文艺节目。

前来慰问伤员的群众一批接一批，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钟。
他们中有正在参加文山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州委领导同志，有两鬓斑白的花甲老人，还有十来岁的“红领巾”。
据医院接待组统计，昨天一天就收到群众送来的水果罐头一千三百三十五瓶、鸡蛋二千一百二十三个、麦乳精八十七听、红糖、白糖、水果糖五百三十七点五斤、鸡蛋糕六百六十斤等慰问品。
不少群众还主动协助医护人员护理伤员。
不少伤员流着热泪说，我们一定要争取早日康复，重返前线，用保卫祖国边疆的行动，感谢亲人的关怀。

作者：郭水文/强海
栏目：鸡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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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沈阳5月4日电 今天，沈阳军区某团派出一百多名能工巧匠，继续参加辽代上京城遗址的整修工作。

辽代上京城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
公元1125年，这座城遭受金兵洗劫，整个古城变成一片瓦砾，只剩下两座孤单单的红塔。
某团派出的同志在古城内修建凉亭、假山、喷泉，栽了上千棵松柏树，种植了几十种花草，使内蒙古巴林草原上的古塔公园，以崭新的容颜出现在游人面前。
（郭水文、强海）

作者：王秉伦
栏目：供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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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陆续刊登的“一封揭‘短’信，激励‘一班人’”、“总后财务部借报纸批评东风，上下齐刹吃喝风”和“读者来信揭露矛盾，某军领导‘对号入座’”数篇报道，告诉人们，报纸的批评是奏效的。
报上的批评要继续开展。
对报纸批评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要继续纠正。

然而，我又想到，假如这些批评意见至今未被登报，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可能是从实际出发，虚心接受，认真改正的；
也很可能是，上边未肯定，报上未宣传，看看再说，一个拖字，不了了之。

报纸版面有限，群众意见能上报的总是很少的，大量的是在“报纸之外，单位之中”。
衡量批评意见的对与错、要不要改正，不能以是否登报为标准，而应从意见本身的正确与否来确定。
许多未登报的批评意见是很有价值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来一个“不唯上，不唯报，要唯实”，认真听取来自本单位群众的意见，并加以切实改正。

作者：于学肄/王福生/黄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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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原则问题不含糊，处理问题敢叫真。”
这是沈阳军区某军党委学习优秀纪检干部石生才后出现的新面貌。

过去，这个军每年都有一些在基层任职的干部子弟通过各种关系调走，仅去年一年调走的就有八十多人。
今年以来，又有四十五人先后找军领导或有关部门挂号，要求调出。
为了刹住这股风，军党委做出决定：凡通过不正当关系要求调动的干部，坚决顶住，一律不办。
党委书记李硕、副书记刘精松主动提出从自己做起，不给走后门和说情的开绿灯。
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王清涛有一个老同学在另一个军当领导，他多次找王清涛，要求将在该军服役的儿子调到他所在的部队，受到了王清涛的劝阻。
直到现在，要求调出的四十五名干部一个没办。

某师坦克团团长在去年组织指挥营房建设中贪污受贿，有人给军里写信，揭发了这一事件。
当时，军师纪委都派人做了调查，由于案件牵扯的面大人多，情况复杂，加上这个团长本身拒不交待问题，致使查处工作难以进展。
学习石生才后，正副书记亲自找这个团长谈话，启发他提高认识，交待问题，可这个团长仍然矢口否认自己的贪污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军党委很快组织专案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终于把问题搞了个水落石出。
（于学肄、王福生、黄齐国）

本报讯 4月16日至23日，沈阳军区某师又组织一批基层政治干部进行集训，专题学习研究如何做好合同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以保证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任务。

这个师是全军装备最早的摩托化师。
多年的全训实践使他们认识到，训练政治工作要与军事训练同步进行，要象保证打胜仗那样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
军委强调军事训练的重心要转到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上来，政治工作也要来个转变，要引导干部战士克服单一兵种思想，调动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保证合同训练的顺利进行。
为此，师党委要求所属部队召开党委扩大会、政工会和基层骨干会，就这个问题广泛开展学习讨论。
师团领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摸索经验，指导部队。
政治机关拟定了训练政治工作职责、检查标准，并根据年度训练阶段，具体定出了一年大抓几次的规划。

这个师的多数干部对合同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比较生疏，办法不多。
师党委确定，以《政治工作条例》为依据，以总政印发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概则》为教材，采取短期集训、以会代训等方法，对全师政治干部和部分骨干进行培训，提高基层政治干部和骨干做好合同训练政治工作的能力。
某团五连指导员张忠山，过去对合同训练中政治工作不大摸门，通过学习研究，他和干部、骨干一起实践，摸索出如何在基础训练阶段打牢合同战术训练的思想基础、知识基础、技术基础、作风纪律基础，受到师领导的好评。

这个师在师、团分别建立了研究指导小组，营成立了业余研究小组，每月拿出一天作为研究日，交流研究成果，讨论遇到的问题。
师于副政委和政治部杨副主任带领工作组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提出了怎样教育部队用合同训练的思想指导基础训练；
怎样做好干部和技术骨干训练中的思想工作；
怎样教育部队在训练中树立全局观念、时间观念、纪律观念等题目，组织各团重点进行探讨。
高炮团二营教导员吕支东，用心探讨合同训练政治工作，撰写了《掌握思想变化规律，搞好动员教育》的文章，较好地回答了一些新问题。
现在，全师已选出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编成集训基层政治干部的教材。
（联合工作组）

栏目：短评

随着军事训练重心的转移，训练政治工作也要来个大的转变。
这是沈阳军区某师党委适应军事训练出现的新形势而采取的新做法。
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及时。

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是在军事训练活动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完成军事训练任务的根本保证。
因此，它必须围绕军事训练、服务于军事训练、保证军事训练，而不能离开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的形势发展了，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毫无疑义也应该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比如，我军的训练指导正逐步实现三个转变：从抓兵的训练转到重点抓干部训练；
从打步兵的训练转到重点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训练；
从抓单一兵种训练转到重点抓合同训练。
要通过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训练实践，努力提高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这既是军事训练的新课题，又是训练政治工作的新课题。
我们说，训练政治工作要突破，就是要研究这类新情况、新问题，去探索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办法。
就是要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体现时代的需要。

要实现训练政治工作的转变，使训练政治工作有所突破，根本的是要端正思想路线，着眼未来战争，面向军事训练实际，破除那些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促使军事训练在改革中不断前进。
只有这样，训练中政治工作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才能丰富和发展其本身的经验，开创训练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王宗仁程勇张鸿懋

军事医学科学院分子遗传学研究室的同志，在介绍黄翠芬组织科技人员攻克“乙型肝炎核心抗原”的经过时，总要谈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给他们讲的话：“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那种各守一摊，不协作，不交流的‘小炉匠’做法很糟糕，搞现代化靠‘小炉匠’是绝对不行的。”
这番话决不是凭空说的。
因为“小炉匠”习气会束缚住人们的手脚和思想，难以把分散于各处的小摊摊拢在一起，形成拳头，共同攻克重要或尖端项目。
科研战场上多么需要把攻关人员协调地组织起来的指挥官呀！
可喜的是，在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已有不少勇士向“小炉匠”这个“碉堡”发起了冲击。
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主任黄翠芬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去年3月，副教授马贤凯负责研究的“乙型肝炎核心抗原”有了苗头，黄翠芬听了十分高兴。
她看了试验结果，稍加思索便断定：“这项研究很有价值，它将在检测肝炎患者的试剂和准确率上有所突破，要下力量搞好。”
她对马贤凯说：“这个苗头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你把工作中的困难都抖露出来，咱们一一解决它。”
黄翠芬从来都是这样，平时你要吵着这难那难，她不乐意听。
但是到了“火候”上不讲困难，她也要“逼”着你讲困难。
马贤凯说：“我们的研究过去是由兄弟单位帮助检验的。
眼下研究非常吃紧，需求量大，依赖别人是很难满足需要的。”
黄翠芬马上与有关同志商榷，抽出助理研究员罗清华和实习研究员李安丽，加强“乙型肝炎核心抗原”研究组工作。

添了骨干，人手宽了，但是按研究工作的进程来说，仍然很紧。
黄翠芬又思索新的办法。
她想到了当年和自己一起搞实验的退休干部、技术员曹孝衡。
这个人在实验室工作有一定的经验，现在缺人手，何不发挥她的一技之长呢？
于是，黄翠芬登门拜访，把老曹请了出来参加研究工作。

“乙型肝炎核心抗原”的研究工作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全室同志的通力合作下，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进展，没出三个月就开始向临床过渡，进行试生产了。
实验、提纯、生产等工作即将全面开展，还要办学习班向全军、全国推广。
黄翠芬预感到一场攻坚战摆在面前，组织人力形成“拳头”迫在眉睫。
黄翠芬计算了一下，要攻下这个“碉堡”，光人员就要增加两倍多。
这样，就得暂停一些研究项目，谁经验丰富，擅长提纯工作；
谁活动能力强，善于跑“外交”；
谁是实干家，能在车间生产，黄翠芬成竹在胸，调兵有方。
问题是这些同志眼下每人手头都抱着一项科研项目，要他们放下自己的实验，去从属别人，行吗？

为此，黄翠芬专门召开了由各实验组组长参加的室务会，研究具体措施。
研究中，大家都很佩服黄翠芬的眼光，魄力。
因为在短时间内拿下“乙型肝炎核心抗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战备服务的需要，是全局，“小炉匠”式的敲敲打打适应不了这次合作。
只有集中兵力，协同作战，才能取胜。
最后黄翠芬毅然拍板：暂停八项研究项目！

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认识总有不一致的。
刚从国外学习归来的一位副教授，怀着为祖国医学科研事业大干一场的决心，正准备进行一项有关预防腹泻的实验项目时，黄翠芬让他到“乙型肝炎核心抗原”组去做基因工程菌的后期处理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
后来对继续做下去有些犹豫。
黄翠芬理解他的心情，但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对比，觉得后期处理工作在这项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位副教授有这方面的专长和经验，做起来有把握。
于是，黄翠芬首先从分析科研经费入手，向他说明：要搞预防腹泻项目，在一年内很难解决。
接着又拿来一些材料让他看，叫他理解“乙型肝炎核心抗原”这项研究的重要性。
这位副教授思前想后，觉得黄翠芬分析得有根有据，说的话在理，自己应该服从全局，便坚持做下去，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明显进展。

让一位副教授心甘情愿地去从属另一位副教授的工作，这，没有魄力能指挥动吗？
不只这位副教授，整个参加这个科研项目的同志都象一颗颗螺丝钉，各定其位地拧在“乙型肝炎核心抗原”实验的大机器上，有节奏地工作着。
看，罗清华和李安丽为搞好提纯，前呼后应，配合默契，及时、准确地做着化验、鉴定；
助理研究员于公义和主管技师周刊等在兄弟单位的协助下不怕劳累，不嫌麻烦，自己设计图纸，选购器材，不到两个月就建成车间，生产出了一批批的成品；
研究室副主任赵立权，马不停蹄，日夜奔忙，找原料，搞联络，沟通了实验中的每一个关节。
当然，这一颗颗“螺丝钉”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更值得称赞的还是将这些“螺丝钉”组合、固定在这里，并指挥整个机器运转的黄翠芬教授。
是她，带领大家改变了“小炉匠”的状况，加速了科研实验这台机器的运转。
仅用半年，“乙型肝炎核心抗原”的研究就获得成功，并在全国全军推广。

这真是一场速决速胜的科研战役啊！
王宗仁 程勇 张鸿懋

作者：向泽民

本报讯 4月19日，南京军区某汽车团一连结束了十七天的野外生疏地带训练，考核所有驾驶课目，成绩均在良好以上。
这是他们实行分级分训后取得的可喜成果。

驾驶员训练，通常是新、老分训，实质上是“两锅煮”。
今年开训以来，一连根据全连驾驶员的受训年限和实际水平，将驾驶人员分为一、二、三年级，并根据不同驾驶技能，除确定一些必需的共同训练课目外，实行因级而异，分级教学。
比如一年级驾驶员增加战时八种机件部分损坏后急救训练；
二年级驾驶员增加涉水驾驶、自救互救、上下火车、轮渡和夜间无照明拆装保养训练；
三年级驾驶员增加发动机、燃料系统、电气设备、传动操纵装置损坏后的判断检查、调整、维修、三级保养等训练。
（向泽民）

作者：兆宽/高伟

本报讯 四月中旬，某军业务部门来到某炮团六连了解了他们在老装备上挖潜力，摸索出一套以快制快的新方法后，认为六连训练改革抓得好，值得推广。

六连早在二十年前的群众性比武活动中，就闯出了一套“车停，架开，炮响，目标毁”的训练程序及方法，受到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赞扬。
这个连近年来发扬勇于革新的传统，不是坐等武器更新再迈步，而是在老装备上挖潜力，开动脑筋，大胆改革。
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摸索出了“四协同，四快，一次准”的新经验，做到阵地一次选准，炮车一次停稳，炮弹一次装填成功，一次构成瞄准。
过去火炮从行军状态转换到战斗状态的时间在六十秒和四十秒之间，现在他们只用二十五秒，在现有武器装备的基础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
（兆宽、高伟）

作者：刘志毅/梁赵

本报讯 4月下旬，某炮团八连炊事班又有一名战士步入“神炮手”行列。
至此，这个班已经出了七名“神炮手”，名副其实地成了八连的“编外炮班”。

八连是师的教育训练先进连队。
炊事班在搞好后勤保障的同时，人人多学几手战斗本领。
他们组织起来，按照炮班的编制，分别赋予炊事员为炮长、瞄准手和炮手，坚持进行一专多能训练。
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连队的支持，为他们提供器材和训练的方便。
他们勤学苦练，挤时间，抢时间，虚心向军事技术较好的同志请教，现在全班人人能够熟练掌握火炮的使用，熟悉它的技术性能。
（刘志毅、梁赵）

作者：周祖萱

本报讯 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所属企业改革传统的管理方法，目前普遍建立了信息中心，为使用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实现现代化科学管理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过去，工厂生产指挥部门由于与车间和有关科室信息不灵，指挥生产经常处于被动状态，甚至造成失误。
信息中心建立后，工厂各个部门每天的生产动态和工作情况，通过数字和图表的形式直观地反映出来，指挥部门可以及时掌握情况，为正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取得了工作的主动权。
某工厂在安排今年第二季度生产时，由于对本厂生产的工业缝纫机“家底”不清，安排计划过于保守。
通过信息中心信息反映，他们发现按照原计划生产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改变了计划，多投产五百台，既满足了使用单位的需求，又能增加三十万元的产值。

信息中心在保证产品质量上也发挥了较好作用。
某工厂纺织车间在一次产品检验中发现布匹出现疵点。
按照过去的情况，要等织出大量疵点布后，才能查出产生问题的原因。
这次工厂通过信息中心的信息追踪，很快找到故障的原因，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了质量事故。
广大职工称赞信息中心是传递情况的“情报站”，指挥生产的“参谋部”，防止质量事故的“侦察哨”。
（周祖萱）

作者：刘世清/王洪山
栏目：做合格指挥员

夜，万家灯火。
武汉军区某坦克师的几位师领导干部，此时正在：书案夜点兵，挑灯笔战激。

自学——造就指挥员的“第二战场”
夜，某坦克团招待所。

副师长孙辉的床头，放着大小两个旅行包。
小的，装着洗漱用具。
大的呢？
他掏出一本正在修改的草稿给我们看，这是他写的学术文章《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解析坦克东溪穿插战》。

稿中清晰的文字，把人们带入硝烟弥漫的战场。
五年前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当时的副团长孙辉，率领两个坦克营，放弃一条平坦公路，选择一条未留车辙的“山道”，直捣东溪，胜利完成了穿插战斗任务。
战后，他立了功，还到一些单位介绍过经验。

然而，战场上的“得意之笔”，引起他新的思索：领导表扬“穿插方向选得准”、“穿插路线选得对”，这证明，地形不险的公路敌情险，地势险要的山道敌情不险。
坦克历来强调在有利地形上作战，当时，自己为啥敢于在坦克靠自身撞击才能通过的复杂地形上“弄险”呢？

从此，“险”与“不险”，在他头脑中开始论战，使他开辟了自学军事哲学的“第二战场”。

“第二战场”的“武器”在哪里？
从大提包里，孙副师长掏出《关于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学习毛泽东军事辩证法》，说：“这算是理论武器”；
又掏出《军事学术》、《人民装甲兵》杂志，说：“这算是理论分析实际的‘战例借鉴’”；
又掏出发黄的《孙子兵法》、线装的《三十六计》……。
这里面，大小有十七本书。

孙副师长调到这个师近五年来，一直分工抓部队的训练改革。
每次下团来，夜深人静，他就摆开“第二战场”，自学起来。
几年来，孙副师长结合坦克射击训练改革、坦克团打空降演习，自学军事知识，进而提炼升华，已经发表了四篇学术文章。

自审——干，然后知不足

夜，在曹副师长的办公室里。

我们见到新上任的副师长曹传世正在学习《运筹学在军事上的运用》一书。
他在书上旁批着密密麻麻的红、蓝、绿各色字、图、表：《概率论》一页，有他推算的导弹打飞机的概率坐标；
《对策论》一章，有他编制的“对策矩阵”表格；
《统筹法》的正文上面，有他加的眉批“××团已运用于坦克小修”……。

他，坦克学校学生兵出身，毕业分配到部队以后，又三进院校深造，已经获得大专文凭。
他这般学历，为什么仍要“加班加点”地学习呢？

“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干，然后更知不足。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要对自己的知识不断地进行自我审查，用自学来补不足。”
曹副师长说着，摊开桌面上的这本书，指着旁批讲了两个故事。

故事一：“围魏救赵”求对策。

今年初，曹副师长想把在院校学的《运筹学》推广到机关。
可是他遇到了难题：书上《对策论》是用“围魏救赵”的典故作概述，而自己对这个古战例的决策过程不清楚，难讲明白。
碰巧，他下班回到家里，看到儿子正在看“小人书”《三十六计》，就拿过来看，从中分析了齐国出兵救赵的种种对策，到底弄清了军师孙膑是怎样选择围魏救赵这一最佳作战方案的。
他从这里体味到对策理论的门道。

故事二：“血战大西洋”算概率。

在《概率论》一章里，充满着“LaN”“LaNS”等外文字母。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商船队遭德国潜艇袭击后，请来一些运筹学家计算出的概率公式。
曹副师长在院校学习时，把这些当作科学技术知识，只是一般了解。
但是，今年师里确定了“坦克分队在进攻战斗中同敌反坦克导弹作斗争”的训练改革内容。
于是新问题出来了：坦克进攻时编成什么队形，怎样组织火力等等，缺乏理论论证。
曹副师长便重新钻研起那些难懂的公式，反复计算英美商船队在大西洋上，同德国潜艇作斗争的几组战例数据，终于求证出了一个看似离奇的结论：商船队的规模越大，其船只损失越少。
弄懂了概率论的基本原理，训练改革应采取的战术队形、战术手段，便初具方案了。

自觉——全靠自己逼自己

夜，师长宿舍。

采访是从这样一件事开始的。
一次，师机关安排师长陈希成讲外军进攻战役中同反突击集团作斗争的军事课。
司令部要给他准备讲稿，他说：“不用，我自己来。”
又要给他准备资料，他又说：“不用，我自己来。”
结果，作训科只在礼堂挂上几张地图，陈师长就上台讲了起来。
授课三小时，陈师长讲解中光是论证数据就有上百个。
听了这一课，机关同志都佩服师长的学习精神。

陈师长的体会是：“学习也离不开‘逼’。
不过，上级领导逼，学习制度逼，都是外在的力量。
自己逼自己，这才是内在的力量。”
他逼自己，确有“内功”：

从现代战争中，逼自己捕捉新信息——他看杂志，收集了以色列190装甲旅孤军深入，失去协同，在埃及步兵第二师阵地上全军覆灭的新战例；
看电视，摄取了“飞鱼”击沉“谢菲尔德”的新镜头；
看报纸，储存了苏军把武装直升飞机用于进攻阿富汗的新情况。

捕捉新信息，逼自己思考新问题——战争初期，我指挥的坦克师，遇到远近配置、空地齐袭的种种导弹，作何对应？
他思索、研究，写作了《防御战役中坦克师反突击的几个问题》。

提出新问题，逼自己拿出新见解——今年2月，一个坦克营开始“与反坦克导弹作斗争”的训练改革，司令部准备先在机关范围内召开学术讨论会。
师办公会议上，陈师长高兴地说：“这个题目定得好。
这次讨论会，参加的人员要扩大，人人拿出见解来。”
他首先要把自己扩大进去，然后，把每个团的一名领导扩大进去。
拍板定案以后，他又夜以继日，伏案演兵，再开自学新战场，探寻新的突破。
￥本报通讯员 刘世清 本报记者 王洪山

作者：孟宪书

栏目：采访札记

说起来，人们都反对“小炉匠”这种做法，可是，为什么至今仍然存在于实验室呢？

采访中，科技人员谈了这样一种情况：过去，在科研上“吃大锅饭”，压制了人们的积极性。
取消了“大锅饭”，出现了人人有目标，个个搞项目的局面。
同时，也把有无科研成果和论文，作为提升晋级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象给自己划了一块“自留地”，把手脚和思想都禁锢在里面，需要交流经验，协作攻关时，总不想去参加，有时就是下道“金牌”也难调动，渐渐形成了那种各守一摊的“小炉匠”状况。
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这种现象要是继续下去，想加快科研步伐，难啊！”
那些为自己划“自留地”的同志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代科学技术是集体的事业。
象陈景润在斗室之中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那样一两个人就能搞出成果的，只是极少数项目。
而且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仅靠一门专业已很难适应科研的需要。
科技活动，特别是国防科技，则是几十人、上百人，以至千军万的集体劳动。
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吃大锅饭”，又要打破研究室那种各题目间互不往来的“小炉匠”局面。
要做到交流经验时，毫不保守，献计献策；
需要协作时，全力以赴，共同攻关。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处理好主角与配角的关系，要有“甘当绿叶配红花”的精神；
要为事业作贡献，不为个人争名利；
个人的计划要服从研究室和研究所的统一安排。
我们学习英翠芬，就要学习这种精神。

作者：成斌/武广/何炜

本报讯 兰州军区某师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知识的威力，在现有装备的基础上向指挥自动化迈出了可喜的步子。
4月8日他们在麻沿山区进行了一次实兵演练，证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显著成果。

这个师担负上级赋予的快速反应训练试点任务。
师领导感到，实现指挥系统自动化，是提高部队快速反应能力的关键。
因此，他们突出研究了这个问题。
师团领导和机关干部认真学习了《司令部指挥自动化》等有关书籍，借鉴外军经验，立足现有装备，大力改革指挥系统的作业程序和工作方法。
他们学习、运用电子计算机的有关理论，试验成功了“信号储存一次指挥法”。
他们设想出四百五十多条未来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把它分为八类，运用“信息储存”等常识，分门别类地编码储存，汇编成《战时各阶段工作内容手册》。
平时，让各级指挥员熟记、遇到突然情况，首长根据敌情，下达命令只发一个密码，各级指挥员便可根据预先定好的方案准确实施，只需三至五分钟就能完成过去需要一两小时完成的全部作业程序。

现有装备的通信器材功能少、频率低，干扰大。
师专门成立了攻关研究小组，改革现有的通信器材，研制出一台综合指挥机，使通信联络向自动化方向迈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他们还研制了参谋作业资料数据计算盘、圆圈标图板、野战作业桌、抗干扰机等指挥保障器材。
对一些暂时实现不了自动化，仍需用战斗文书的，他们采取压缩合并，精简内容等方法，使战斗文书表格化，提高了成文时效。
（成斌、武广、何炜）

作者：杨国庆
栏目：探讨与争鸣

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中，还有没有“左”的流毒影响？
肯定地说，有。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这需要大家一起来进一步揭露和剖析。
摸清病症，予以彻底疗治，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开创出新的局面。
这里，就个人的体会，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我觉得，林彪那一套“突出政治”的影响，在一些机关、院校、部队，仍然有形无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
在某些同志的思想上，“突出政治”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仍然是一回事，不过换了个“提法”而已。
虽然曾经批判了一阵“突出政治”，但不少同志是从“突出”什么政治这个角度来批判的，似乎问题只在于“突出”的内容，至于“突出”本身，好象并没有什么错。
我就亲耳听到有的同志说：“我们现在不也在突出政治吗？
学十二大文件，提出建设精神文明，不就是突出政治吗？
只不过不去突出林彪、‘四人帮’那种政治罢了！”
某些单位由于没有很好地进行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不够，在反对精神污染中不知不觉地搞起了“大打人民战争”、“人人过筛子”等以“左”反右的做法，就说明这个“突出政治”的幽灵依然存在。

在如何看待思想政治工作上，由于“突出政治”的影响，形成了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专管“革命化”的。
在某些同志的心目中，“现代化”、“正规化”，乃是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国防科技工作的任务，是军事干部、后勤干部、技术干部的事，与己无关。
即所谓“司令部管作战训练，政治部管思想转变，后勤部管穿衣吃饭”等等。
这种想法，对某一项具体业务来说，也许不无道理，但就整个政治工作的任务来说，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在这种错误观念指导下，具体表现是：

其一，政治工作很少考虑或根本不去考虑如何保证整个军队的基本任务与当前任务（如军事训练、施工等）的完成，很少考虑或根本不去考虑如何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以促进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实现；
而只是限于考虑或着重考虑如何管好自己所管的“革命化”（殊不知脱离了具体任务、具体工作，革命化是空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机关又往往是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如何去搞名目繁多、内容重复、效果不大的这个教育、那个教育，或提个什么革命口号等。

其二，政治机关、政工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政工人员的“地位”非常敏感，总是担心自己的“地位”被降低，很是留恋那些政治“突出”的日子，也因此往往在某些无碍大局的问题上同司令部门、后勤部门争时间、争“地位”，甚至面红耳赤，僵持不下，闹得双方都不愉快，有时还结下疙瘩，影响了军政团结。

其三，宁愿将政治工作锁在狭小的圈子里，错误地（多数是好心的）把思想政治工作只看成是政治干部自己的任务，而不去发动军事、行政、后勤干部大家都来做。
其实，这反而害了自己，弄得有时只好唱独角戏。

其四，在这种人为地自我孤立地“突出”政治的情况下，就产生了红与专分家、轻视所谓“具体工作”、轻视文化知识、轻视甚至歧视知识分子等顽症。

重新学习一下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1944年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对于清除“突出政治”的流毒影响是有重要意义的。
报告明确指出：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我军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在当前来说，就是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保卫祖国）去规定；
在我军的基本任务与当时的具体任务以外，决没有、也不应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
林彪的那个“突出政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把人们引向了歧途：似乎思想政治工作有着自己的独立的任务，而且这个独立的任务必须“突出”再“突出”。

胡耀邦同志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讲话中说：“通过反复的实践，使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这就是我们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
这里所说的认识不断深化、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就我们军队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教育训练质量，不断提高打仗的本领，使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
保证它的实现，这才是我军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作者：周道柱

我国农村正处于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之中，各种旧的思想观念和条条框框，已经或正在被冲破、被摒弃。
但是，有些“左”的思想影响，依然时隐时现地在纠缠和束缚着某些同志的头脑，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总是看不惯。
这种“左”的思想流毒，概括起来有“三论”，即“收入不合理论”、“中间剥削论”和“两极分化论”。
对此，必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

首先，谈谈农村中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其收入是否合理的问题。
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是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由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
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劳动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农村中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主要是各种专业户，他们大都是有文化、有专门技艺、有经济头脑的人。
他们有不断开拓新的生产领域、扩大再生产的胆略和气魄，能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学习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重视各种信息，不断地改进生产管理。
因此，他们与一般农户相比，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
有的专业户的劳动生产率，比当地农民高出几倍、以至十几倍。
也就是说，他们的个别劳动时间大大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利润，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收入，以至先富起来，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因而这种收入是完全合理的。

其次，说说运销专业户致富是不是“中间剥削”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四个环节。
当然，首先是生产，它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
但是，仅有生产，没有分配、交换和消费，生产也无法进行。
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
从生产到消费，必须依靠以货币为媒介的商互交换，即商品流通。
没有流通，社会生产是不可能维持和不断扩大的。
我国农村现在有一部分农民进入了流通领域，成为运销专业户，这正是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标志。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还告诉我们，运输、保管、包装、仓储等活动都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里的继续，在这些过程中加入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
专业户搞运销，不仅补充了国营、集体经济的不足，促进了城乡物资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群众的消费需要；
还帮助解决了部分生产者把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
他们的劳动是生产过程的继续，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他们从运销活动中所得到的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作为自己的劳动补偿，是正当的、合理合法的，绝不是搞什么“中间剥削”。

最后，再看看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
马克思说的“两极分化”，指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页）这里，“两极分化”的前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是公有制，实行的是按劳分配，所以不存在产生“两极分化”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村有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这是事实；
但说另一部分农民更穷，则与事实不符，他们也正在逐步地富裕起来。
两者相比，只是个致富顺序有先有后、速度有快有慢、程度有高有低的问题。
这种差别，是实行按劳分配政策的必然结果，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在我们国家，“左”的影响是很深的。
在认识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主要偏向仍然是“左”的问题。
只有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才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农村的伟大变革，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作者：某军政委姜福堂干事彭海林朱玉光

今年2月中旬起，我们下连当兵一个月，实地研究领导机关如何更有效地抓基层的问题。
由于观察问题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站在下头看上头，原来没有察觉的问题发现了，原来若明若暗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今后在工作指导上如何改进和提高，有了新的启发。
这里说说我们的主要感受：

一、抓基层的效果要用基层的尺度衡量

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基层，衡量抓基层的客观尺度也必需用基层的尺度。
但是做起来往往被忽视了。
因此，常常出现机关抓的“典型经验”推广不了，被批评的单位不服气等现象。
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认为要把握这样三点：一是对抓基层的效果不能只听机关汇报的一面之词，要多听基层同志的反映。
反对那种“自己出题自己做，卷子最后自己评”，搞“自我鉴定”的办法，而应当让基层的同志当“裁判”。
二是抓基层的材料要让基层把关，防止做表面文章。
基层最烦的就是那种“带着题目下来，抓了材料就走”的工作组。
要防止做表面文章，必须把“审稿权”下放到基层，凡是在下面形式的材料，无论是上报下发的，都要让基层的同志审阅把关，坚决纠正“只管材料往上报，不管连队往下掉”。
三是不能只看下去的人员多少，时间长短，要注意看为基层解决了多少问题，特别是一些“老大难”问题解决了没有。
某连驭手班，常年住在无门无窗玻璃的马厩里，夏不防蚊，冬不防寒。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曾经向四个工作组反映过，但都不了了之。
这样的机关人员即使经常下去了也是不受欢迎的。
这次，我们在连队当兵的时候，听到干部战士对师后勤机关的作风反映很好，这个机关把抓基层的精力主要用在解决连队实际问题上，在调查到的五十一个问题中，当场拍板解决了十六个主要问题，其他也陆续解决或者给下面一个回音，受到了干部战士的好评。
可见，只有以基层的客观尺度来检验机关工作，才能扎实有效地抓好基层工作。

二、机关和基层建立共同语言的基础是立足点的一致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会碰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机关与基层缺乏共同的语言，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机关人员的立足点没有转到基层来，小算盘老是为机关拨拉。
比方借调干部的事，站在基层看，连队干部“一个萝卜顶一个窝”，轻易动不得；
站在机关看，有的同志却认为从下面调个人等于老牛身上拔根毛。
拿办文化学校借调连队小教员的事来说，机关也的确需要。
但是，连里真正能任教的“小秀才”就那么一、两个，下面都当“宝贝”，他们有的既是文化教员，又是两用人才教员，还要办个黑板报搞个演唱组什么的。
同样派用场，哪个更急需？
当然是基层。
如果你抽走一个人就会影响一个连。
象这种情况就要宁肯忙机关，不去忙基层、难基层。

立足点所以同基层不一致，一个原因是，机关干部在素质构成上比较单向，缺乏抓基层的基本功。
这两年机关成员变动大，加之在挑选机关干部时，单纯从机关业务出发多，而忽视了适应基层的一面。
这就使不少同志只具备一般的机关业务能力，而缺乏抓基层的本领，以致立足点常常发生不自觉的偏离。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的机关干部虽然来自基层，但满足于过去对基层的了解，久而久之思想感情和基层同志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断流”。
思想适应不了基层的变化，说话办事也就离基层远了。

当然，衡量一个机关人员的立足点是否转到基层上来，固然要看是否经常下去，但也不能划等号。
有的人下去，吃住在连里，办的机关事，还是“身在连队心在机关”。
有的同志虽然留在机关，但人在上面不忘基层，做到少打电话，不要材料，不从下面调人，再忙再累自己顶着，这就站到了基层一边。
因此，看待立足点的问题，要从机关人员的言、行、果三者联系起来考查。

三、什么时候派工作组要看基层的需要

在连队，有的同志半开玩笑地说，工作组什么时候来，我们说了算就好了。
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领导机关下基层要十分注意把握和选择时机，要以基层的需要为前提。
机关要切实改变“一厢情愿”的做法。
决不能只顾自己，机关忙了就不下，闲了才下；
机关人员多了就下，少了就不下；
不强调不下，一强调大家都下。
这种抓基层而不以基层实际为出发点的工作方法，其结果不是帮了基层，而是忙了基层，挤了基层。
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和基层的同志作过交谈，他们认为，在年度工作展开、教育训练中遇到棘手问题、连队干部在位少、退老补新，以及典型的培养、后进单位打翻身仗等时机，都希望及时得到机关的帮助和支持。

四、要顾及到基层的全局，不要各讲各的重要

一个连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们的工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机关抓基层要注意到各方面的联系，分清主次先后，切忌互相撞车或“喂偏食”，顾此失彼。
我们当兵所在的工兵营是个先进单位，可是今年一开春，训练形势有些不景气，营连的干部都担心今年年终的考核比赛中会“垫底”。
究其原因，主要是机关部署工作时往往搞“单打一”，在年初的一个多月时间内连续安排了两项大的教育。
这样，只好把其他工作向后推，影响了军事训练的正常进程。
这个问题说明，机关抓基层，要考虑连队建设的全局，特别是要顾及到基层全年度的工作安排，防止阶段脱节和撞车。

有的同志抓基层总喜欢抓“冒尖”的工作，而忽视面上的工作，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这种做法也于基层全面建设不利。
某师师直通信一连，在培养两用人才方面工作比较突出，近年来各级去的工作组问这方面的情况多，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围绕这个题目多，但忽视了其他问题。
结果，这个连队的个别干部在组织纪律方面出了问题。
当然，机关人员下去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不可能同时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这也不要紧，有些同志不能亲自解决，哪怕给基层提醒提醒，为他们出点主意和办法，也是有益于基层全面建设的。

还有一点也需特别注意，就是要尽量避免让基层工作围绕机关工作转。
机关各部门，根据机关的业务和意图下去抓基层，是常有的事。
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各讲各的重要，打乱下面的正常工作，使基层招架不住。
去年军师机关干部部门的工作组在某团考察干部中，发现基层干部中的思想问题比较突出，便和团里一起研究对排以上干部进行一次思想教育和整顿，这种做法就很好。
由此联想到，我们机关在赋予基层先行科目或进行教育试点时，也都既要考虑到机关抓全局工作的需要，又要顾及到点上的矛盾，使二者协调一致起来。

作者：王喜忠
栏目：经济问题随笔

经济管理（包括军队后勤的财务、物资、工程、生产等管理）是通过计划、控制、监督等手段，合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还有一种无形的资源，往往被忽视了，那就是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和掌握这些方法和技术的知识。
这种资源，虽然看不见，摸不到，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一旦把它发掘、利用起来，就可以成倍地提高效益，创造财富。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兴起，它必将推进经济管理的更大变革。
诸如管理系统工程、数学模型和方法、电子计算机等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管理。
报载日本报“三A革命”（工厂、办公室、家庭的自动化），给整个经济带来冲击性的变化，就是这种趋势的一种表现。
在我国，集成电路的成批生产，微型电脑的逐步推广，也预兆这种变革的开始。
我们要认清并跟上这种形势，在部队装备技术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努力把现代管理方法引进到军队经济管理中来。

要掌握现代管理方法和技术，就要懂得有关的科学知识，比如，系统工程的模型、分析、预测、决策等技术，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数理统计等数学方法，电子计算机原理、操作等知识。
如果说，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是巨大的“管理力”，那么，现代科学知识就是发掘这种“力”的新“能源”，我们必须首先掌握这种“能源”。

最近，陈云同志指出，“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其他领域新技术的发现，都对财经干部提出了新的任务”，即“知识更新的任务”。
应该看到，我们军队的经济管理还停留在传统经验管理阶段，我们的干部和广大后勤人员还缺乏现代管理必备的各种知识，我们要以旺盛的拚搏精神，积极响应陈云同志的号召，努力发掘经济管理的新资源——更新我们的知识吧。

栏目：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政策百题解

（四十八）我国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中年知识分子，都是由国家出钱培养的，为什么还要付给较高的报酬？

答：我国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受教育和训练的费用，并不完全是由国家负担的。
马克思说过，要使人“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5页）这里所说的“商品等价物”，即智力投资，包括了培养和训练专业人才的全部费用。
在社会主义社会，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是国家的教育经费支出，如建设校舍、购置仪器、培训师资以及提供助学金等等；
但还有一部分智力投资，如受教育者的生活资料和书本、学杂费用等等，目前国家还不可能统统包下来，这部分支出绝大部分是由其家庭负担的。
此外，人在智力上的差别，主要是后天教育和实践的结果，那些能够进入高中等学校的人才，其家庭对他们进行早期教育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而这种早期教育的费用和劳动支出，很大部分也依赖于家庭。

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人要真正掌握某种专长，是需要在学习过程中付出艰苦的劳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
知识分子不仅在校学习期间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他们参加工作以后，为了保持和提高自己从事脑力劳动的能力，也需要不断地更新知识，这种学习和研究，往往不能用八小时计算，很大部分靠的是起早贪黑的业余休息时间。
此外，根据脑力劳动的特点，知识分子需要花费较多的开支去购买书籍、杂志、报纸等学习资料。
他们紧张的脑力劳动往往需要更多的生活资料来补偿。
这部分生活必需品和书刊的费用，也主要是个人负担。

由此可见，我们对知识分子付给较多的报酬是合理的。
当然，我国自己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与旧社会和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是有一定区别的（私有制社会复杂劳动的训练费用都是由私人或家庭负担）。
正是这个原因，我国没有对脑力劳动者实行高工资待遇，知识分子与一般劳动者的工资差别也不悬殊，原则上是略高于一般劳动者（实际上目前多数知识分子的工资偏低）。
这样做，既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也有利于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去学习知识和掌握技术。
（克雷）

（四十九）马克思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既然按劳分配中包含有“资产阶级权利”，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实行它呢？

答：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说成是“资产阶级权利”，并不是从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来说的，而是因为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个原则。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劳动者第一次不是为剥削者而是为自己、为社会而工作，劳动力已不是商品。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还不能与报酬脱离关系。
也就是说，劳动者从社会取得报酬，是与他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还不能不保留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
而这种形式上平等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又是以劳动者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前提的。
因为，就每一个劳动者而言，其体力强弱不同，智力高低不同，赡养人口不同，这样，当我们以劳动作为分配消费品的尺度时，对于具有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和不同等的家庭负担的劳动者来说，就会出现“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这样一种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情况。
由此可见，所谓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中包含的“资产阶级权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了，它反映的只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根本利益一致的劳动者在消费品占有及富裕程度上的差别。

既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中有不平等的一面，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它呢？
这是因为，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是由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这里讲的生产条件包括物质生产条件和人身生产条件。
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分配，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任何人都不能凭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劳而获；
人身生产条件的分配即社会主义劳动的特点（旧的社会分工仍然存在，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等）决定了现阶段只有以劳动作为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
而且，由于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消费品还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需要，因而对消费品的分配必然要与每个人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相联系。

总之，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受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制约的，是与现阶段人们的思想觉悟相适应的。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中包含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含义有所误解，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利用这种误解，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甚至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因而阻碍了我们正确地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思想泛滥，极大地损伤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今天，我们应吸取历史的教训，认清按劳分配中资产阶级权利的正确含义，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以利于我国的四化建设。
（周进）

（五十）什么是物质利益原则？
物质利益原则是否就是从关心个人物质利益出发提高生产积极性，从而也使国家和人民得利？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物质利益和物质利益原则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按照马克里主义的观点，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
进行阶级斗争和革命，最终也是为了人们的物质利益。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人们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都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
所谓物质利益原则，就是要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来关心生产、关心经济事业的发展。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不同，物质利益关系的性质和社会内容也不同。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劳动者从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生产不再是为一小撮剥削者谋取物质利益，而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广大劳动者谋取物质利益。
这一根本性的改变，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果。
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关系，就排除了劳动者和剥削者的利益对抗，而表现为劳动者内部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全社会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各地区各基层生产单位内劳动者的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各生产单位内部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并不象有人理解的那样，单单是让人们从关心个人利益出发来提高生产积极性，而是包含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的。
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就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还是人们分配消费品的尺度；
企业都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
各级经济组织（从中央到地方）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国家利益、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
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只能采取兼顾各个方面利益的办法。
要看到，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利益是在劳动者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的基础上集中起来的，并且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
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的增长，生活的改善，会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他们为国家、集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代表着劳动者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劳动者个人利益的源泉和保证。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富强了，经济发展了，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才能随之增长，生活才能随之改善和提高。
所以，我们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是引导劳动者既关心个人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更要关心国家利益、阶级和长远的利益，反对把个人的眼前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要自觉地使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服从于阶级的长远利益、国家利益，甚至在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局部利益。
这才是我们每个劳动者、每个革命战士所应该持有的态度。
（闵淦）

新华社平壤5月4日电 （记者张锦芳 高浩荣）5月初朝鲜大地盛开着金达莱和迎春花。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应邀抵达平壤，开始对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受到平壤市五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

今天，平壤碧空万里，整个市区升腾着朝中友谊的热烈气氛。
从中午开始，各界群众身穿鲜艳的服装，手持花束和朝中两国国旗，陆续聚集到车站和胡耀邦同志要经过的街道两旁，等候着中国贵宾的到来。
金钟泰电气机车厂先进生产者金明根说：“我们全国的工人阶级都热切地期待着胡耀邦同志的来访。”
曾在故事影片《摘苹果的时候》中扮演桂玉的女演员郑美淑告诉记者，她所在的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的大部分演员和职工都参加了欢迎的准备工作和今天的欢迎行列。

下午四时（平壤时间），胡耀邦同志乘坐的专列一驶入平壤车站，立即淹没在欢腾的友谊海洋中。
胡耀邦同志和前来欢迎的金日成同志一见面都显得十分激动，他们紧紧握手，亲切拥抱，互致诚挚的问候。

欢迎的群众为中朝两党领导人的会晤而热烈欢呼，纵情歌舞。
八十六岁的郑里奎老大爷和八十二岁的周樱女老大娘把朝鲜传统的珍贵礼物——银刀分别献给了胡耀邦同志和杨尚昆同志。
这两把银刀是平壤工艺品厂职工用十天时间赶制出来的。
明亮的银刀刀鞘和刀柄连接处饰有象征高雅、纯洁的木兰花，两侧刻着盛开的桃花。
按照朝鲜的习俗，在迎接贵宾时赠送银刀，是祝愿他长生不老。
胡耀邦和杨尚昆接过礼物，握着他们的手，祝愿两位老人健康长寿。

胡耀邦同志在金日成同志陪同下乘敞篷汽车进入十公里的欢迎长廊。
一束束鲜艳的花束在空中挥舞，一张张喜悦的脸庞迎着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一行的车队先后经过的柳树大街、胜利大街、七星门大街和凯旋门大街，欢迎的群众发出一阵阵的欢呼。
车队接着驶入平壤市中心金日成广场。
这里，人山人海，红旗如林，歌声似潮。
二万多名群众参加的舞蹈队，组成了宏大的欢迎场面。
红旗翻卷的红旗舞、鼓声阵阵的长鼓舞、热情奔放的秧歌舞、优美婀娜的金达莱舞，把整个广场变成了友谊的艺术百花园。
胡耀邦和金日成在接受文艺工作者献花后，手拉着手向广场的欢迎群众致意。

由五百名演员组成的合唱队演唱《欢迎胡耀邦同志之歌》和《友谊之花常开》，歌声在广场上空回响。

鸭绿江水荡漾，

友谊歌声嘹亮。

我们情同手足，

走在革命大道上。

友谊，友谊，

平壤和北京永远是战友。

……

平壤的四十多位诗人和六十多位作曲家在获悉胡耀邦同志即将访朝的消息后，纷纷参加了创作活动，分别创作了一百多首歌的词曲。
经过评选，确定《欢迎胡耀邦同志之歌》和《友谊之花常开》为正式欢迎歌曲。
用一个通宵创作了《友谊之花常开》歌词的诗人全炳久，激情满怀地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创作活动，为朝中友谊作出贡献。

在凯旋门广场，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跳起了兔子舞、红绸舞、火炬舞和狮子舞等朝中两国的民族舞蹈。
他们还伴随着《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的中国乐曲，天真活泼地跳起了秧歌舞。
女少年团员给胡耀邦、杨尚昆等同志系上了红领巾。
胡耀邦满面笑容地向少年团员们招手致意。

当车队驶过牡丹峰朝中友谊塔改建工地的时候，聚集在附近的人民军战士中爆发出阵阵掌声。
几名战士向胡耀邦、杨尚昆敬献了鲜花。
看到这种情景，一些同中国军队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士不禁心潮激荡，眼里含着泪花。
人们仰望山岗，只见象征朝中友谊的纪念碑已经高高地耸立起来。
据介绍，友谊塔改建工程自今年早春正式动工以来，先后有十多万人次积极参加了义务劳动，使工程进度不断加快。

一百多万人口的平壤，今天有五十多万人走上街头欢迎胡耀邦总书记一行。
胡耀邦一行走到哪里，哪里就声浪滚滚，舞姿翩翩。
许多群众在胡耀邦同志路过的时候，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参加夹道欢迎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人民军战士和学生通过激动人心的欢迎活动，充分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好感情和对进一步发展两国友谊的迫切愿望。

金日成为胡耀邦举行宴会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亲爱的战友，再过几个月，咱们的新中国就满三十五周岁了。
本报《家乡喜讯》专栏特举办国庆征文，为您提供赞家乡、颂祖国的园地。

这次《家乡喜讯》国庆征文，旨在通过我们干部战士的家庭或家乡在建国三十五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深刻变化，歌颂党的正确领导，展示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赞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稿件的内容可以反映广大农村的兴旺景象，也可以反映城市建设的崭新面貌；
可以介绍一人一家一村的今昔对比，也可以介绍一个地区的沧桑巨变。
征文题材不限，形式多样，文字、图片等均可。
但要求内容绝对真实，文字生动亲切，富有乡土气息，尽量体现《家乡喜讯》的特色。
来稿请在信封上标明《家乡喜讯》国庆征文。

在征文活动结束时，本报将评选优质稿件，并给予适当的奖励。

亲爱的战友，欢迎您拿起笔来！

栏目：要闻简报

赵紫阳会见西门子公司代表团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四日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由总裁卡斯克率领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门子公司访华代表团时说，中国在机器制造方面已经有了基础，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他希望西门子公司同中国有关部门着重探讨在机器制造方面的合作，他特别希望双方的合作要建立在合作生产的基础上。

赵紫阳还希望在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同联邦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比重能够进一步扩大。

国务院成立农村能源领导小组

国务院已决定成立农村能源领导小组，以加强农村能源开发工作，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我国四化建设。
国务院决定：李鹏任农村能源领导小组组长，杜润生、黄毅诚任副组长。

谷牧指出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既要勇于开拓又要扎实工作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委员谷牧在宁波、温州考察时指出：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搞好对外开放，一方面要勇于开拓，勇于改革；
一方面要扎实工作，搞好起步。
经济特区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好的办法，都可以在这些城市试行。

谷牧于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日先后到宁波、温州考察了当地的经济工作。

首都青年举行纪念五四联欢会

五月四日晚上，人民大会堂里洋溢着青年人的歌声笑语。
首都各界青年一万多人在这里举行盛大联欢晚会，纪念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

习仲勋、王震、杨得志、王首道、伍修权、王任重、肖华等领导同志高兴地和青年们一起联欢。

我国首季进出口贸易增长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一百一十二点七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一。

这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刚四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的。
他说，在进出口总额中，出口额五十七点六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八；
进口额五十五点一亿美元，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三。

近五年全国有三千九百多万人就业

我国在最近的五年当中新安置了三千九百一十六万人就业。
平均每年安置七百八十多万人。
这在我国历史上少有的。

新就业的这批职工中，有城镇待业人员、回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学、中专、技校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及其他人员等。
（据新华社）

作者：新华社
栏目：国际资料

作者：黄复初钟世行雷后见
栏目：老兵新传

提到父子兵，各位会联想到抗击金兵、精忠报国的岳家父子；
大破天门、威镇三关的“杨家将”。
然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却是胡家父子大战一百七十五亩荒滩，进行开发性生产的动人故事。
说来也巧，这父子俩都有着兵的历史，兵的胆识，兵的风姿……

荒湖滩揭开战幕 老英雄立马横刀

话说湖南省常德县康家吉乡湾堤村，有一块沉睡的土地，此处野草丛生，乱石遍地，从未给人们一点报效。
而被“左”的羁绊缚住手脚的人们，更是不敢去理睬它。
千百年了，荒野依旧是荒野，废滩仍然是废滩。

1981年春，党的七十五号文件精神如春雨洒进湾堤村。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曾和罗盛教同连战斗的共产党员胡伯泉心中暗想：当年，美国佬侵略朝鲜，党中央一声号令，我们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而今，党号召专业承包，勤劳致富，我老胡也要树雄心，扛大旗，带头闯富路。
于是，胡伯泉联合三户农民，立下“军令状”，以年交三千元的数额，将那块荒滩包了起来。
他们风里雨里，割草搬石，围堤筑坝，好一番鏖战，到头来总收入却只有两千多元，各自忍痛掏腰包兑现了合同，那三户农民也不辞而别。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难道就此罢休吗？
“辞就辞，别就别，我胡伯泉开弓不放回头箭，拄着讨饭棍也要干到底！”
好家伙，只见胡伯泉向村领导增签了年交六千七百元的合同书。
他带领全家老小，在荒滩搭起窝棚，安营扎寨，决心大干一场。

胡南祥辞职回乡 父子兵初战告捷

老英雄立军令，胆壮气豪，但毕竟家中兵寡将少，荒滩管理不过来。
就在这燃眉之际，一员骁将从常德城里“杀”了回来。

此骁将不是别人，正是胡伯泉的长子胡南祥，年方三十七岁。
他，1968年参军，1973年退伍。
回到家乡后，被安排在常德市德山玻璃厂当工人，捧上了“铁饭碗”。
这下，他眼看家中告急，急匆匆向厂领导请了一年事假赶来支援。

骁将出马，果然身手不凡。
他和父亲合计，一下子从信用社借贷款一万一千元，一部分用来“招兵买马”，聘请劳力，修筑规格化的大池塘；
一部分用来养鱼种莲。
只见一百七十亩荒滩烽烟四起，热闹非凡。
可是不久，湾堤村掀起了风波：“胡家父子霸了一个湖，搞雇工剥削……”正在这时，胡南祥所在工厂也开始推行承包制，明令工人回厂。

怎么办？
回厂吧，就将前功尽弃；
不回厂吧，丢掉“铁饭碗”的确可惜。
夜下，胡南祥与担任邻近乡妇联主任的妻子范贤英仔细商量。
范贤英不愧为巾帼贤英，她坚定地鼓励丈夫：“铁饭碗泥饭碗都是碗，致富要有致富胆。
你就把职辞了吧！”
有这样的好妻子，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胡南祥决心下定：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不把荒滩改造好誓不罢休。
他郑重地向厂党委递交了一份“离职申请报告”，不久获得了批准。

这一年，胡家顶住邪风，战胜困难，总收入达到一万多元，在创业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出奇兵立体生产 育人才投资办学

胡家父子懂得，自家的养殖之艺，不过雕虫小技。
要办大事业，必须出奇制胜，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于是，胡南祥只身远行，先后五次到湘潭花石区学习，向行家请教。
取经归来，父子几经筹划，想出了立体化生产的高招。
这高招用几句话概括便为：鱼莲混放，三层喂养，综合利用。
他们全部使用优种鱼苗和湘潭良藕，做到水中有鱼，水底有藕；
水面上层有鲢鱼，中层有鲤鱼，底层有草鱼；
堤上栽有一千多株杨柳。
接着办起小型猪场，既能为国家提供商品肉，猪粪又可直流池塘，供鱼食用。

胡家还打算在湖面上养鸭养鹅，利用莲藕资源办一个藕粉厂。
到那时，这里就是一个综合经营的经济联合体，可以安排许多剩余劳力。
昔日荒滩将变为一个荷艳鱼欢，柳绿花红的水上公园。

胡家大搞“立体战”，节节获胜。
1983年，全家总收入达到四万七千多元，成为全县头名“富翁”。
然而，他们没有忘记党的恩泽，没有忘记正在奔富的群众。
去年，看到村里孩子没有舒敞的教室上课，胡家就慷慨投资六千元修建校舍。
今年一次认购国库券四千元，还为全村一百一十名党员、干部每人订了一份《湖南科技报》和《常德县报》，为三十四名共青团员每人订了一份《年轻人》杂志。

笔者近日前去采访，看到胡家门前一副对联，主人心迹可见，权作结尾：

靠政策兴联体，展望曹湖（注）珠金，致富生财千家乐；

为四化添光彩，满院香莲硕果，林茂鱼丰万户新。

注：曹湖即胡家承包的荒滩。

黄复初 钟世行 雷后见

据新华社东京5月4日电 《彭德怀自述》日译本，最近由日本“赛马尔”出版社出版发行。

《彭德怀自述》日译本是由老资格的新闻记者、翻译家田岛淳翻译的，全书包括注释在内共四百一十三页。
卷首还刊登了邓小平同志1978年12月24日在彭德怀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田岛淳在题为《中国革命史的宝贵证言》的前言中说，这部自传是中国现代史的贵重文献，彭德怀的光辉思想和朴素、谦虚、刚毅的精神，感人肺腑。

作者：陆豪
栏目：国际透视

4月初以来，苏联向阿富汗调兵遣将，发动大规模的“春季攻势”，强化旷日持久的侵阿战争。
这次军事行动的范围，包括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和拉格曼、东部的贾拉拉巴德、西部的赫拉特、南部的霍斯特和楠格哈尔等省。
进攻的重点则是苏联以往屡攻不克的潘杰希尔山谷。

潘杰希尔山谷是阿富汗东北部的一个峰峦迭起、山势奇伟的狭长谷地。
它从帕尔旺省的北部沿兴都库什山脉向西南延伸，全长约一百五十公里，宽约五至十公里。
谷底流淌着潘杰希尔河，两侧峰峦巍巍，终年积雪。
这个山谷有十五个山口通往邻近的省。
谷口离首都喀布尔不到八十公里。
出谷口不远，就是从苏联通往喀布尔的公路。
在波斯语里，“潘杰希尔”的意思是“五只狮子”。
这个山谷以险峻的地势和重要的战略位置，扼守着从喀布尔到东北各省的交通运输线。

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后，自由战士在潘杰希尔山谷建立起抵抗基地。
它象一把利剑悬在喀布尔的东北端，成为苏联侵略者和卡尔迈勒政权的心腹之患。

在侵阿战争的头三年中，苏联侵略军纠集卡尔迈勒军队先后对潘杰希尔山谷发动了十三次大规模进攻，力图占领这个战略要塞，摧毁阿富汗人民的抵抗营垒，但都遭到了惨败。
1982年，苏军改变战术，用武装直升飞机空运伞兵、步兵抢占制高点，妄图以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来对付游击队。
由于游击队战士的顽强斗争，使得苏军伤亡累累，难以长驻久留，最后被迫撤出这个“恐怖的坟场”。
去年，侵阿苏军又对潘杰希尔游击队实施“怀柔”政策，一面宣布“休战”，以腾出部队对付其他抵抗力量，一面派遣特务向潘杰希尔游击队进行渗透，策划暗杀和分裂活动。
可是，游击队却利用“休战”时机扩大武装力量，补充武器装备和给养，并派遣部分兵力到平原地区打击敌人。
今年2月，苏军提出谈判延长“休战”期，遭到游击队的拒绝。
于是，莫斯科就组织发动了对潘杰希尔山谷的第十四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

据报道，苏军在这次攻势中出动了两三万地面部队，五百多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六十至八十架重型武装直升飞机。
苏军和伪军在山谷的两端部署重兵，并集中一支由直升飞机运载的突击队，企图占领主要山峰，切断游击队的退路。
同时，苏军还切断了通往潘杰希尔的游击队供应线，试图围歼抵抗力量，摧毁其据点、工事和设在深山中的弹药库。
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说，苏联在发起进攻时，4月20日和21日对潘杰希尔山谷进行了“高空饱和轰炸”。
他认为这是“苏联在阿富汗发动的残害老百姓的毁灭性残酷战争的一次升级”。

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犯之敌，潘杰希尔游击队一面疏散当地居民，一面还击敌军。
4月25日，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主席阿卜杜勒·拉斯·萨亚夫命令阿富汗游击队对苏军发起反攻。
他号召各地游击队进攻敌人的据点，切断苏军供应线，配合潘杰希尔山谷游击战士的反击，“不要让残酷的敌人破坏圣战者中心”。
有消息说，游击队已炸毁喀布尔以北的戈尔班德河上重要的马托克桥。
这可能给苏军的给养问题造成严重威胁。

目前，侵阿苏军的春季攻势正在展开，阿富汗游击队同敌人进行英勇艰苦的激战。
由于苏联向阿富汗大量输送作战部队和现代化军事装备，这场进行了四年多的战争正在变得更加激烈。
国际舆论指出，苏联最近发动的这场规模特别大的攻势，反映了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更富侵略性的军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