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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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超级大国的两条军事信息很能给人一点启迪：一条是他们不仅具有打现代常规战争的能力和充分的准备，也具有进行核战争的实际能力和准备。
他们还有一整套进行核战争的战略战术，及其各种列入正式编制装备的核武器。
另一条是，近十多年来，他们组织的核（化）条件下的演习从未间断过。
据不完全统计，在师以上规模的演习中，核（化）条件下的演习约占20％左右。
以上这个严酷的事实说明，未来反侵略战争有两种作战样式的可能，面临着两种作战样式的选择，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训练大纲的要求，“既要准备打常规战争，也要准备打核战争。”
面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两种作战样式的选择，我军从思想认识到实际的准备又如何呢？
概括起来说，似乎是天平两端上的不同砝码，轻重不一。
就是说，打常规战争的准备要比打核（化）条件下战争的准备要充分些，实际些。
有些部队虽然搞了一些核（化）条件下的训练，但是质量还不够高。
为什么多年来这方面的训练进展不快，成效不大呢？
从部队的反映看，主要是存在着以下几种思想障碍：核战争打不起来不必搞，条件缺乏不好搞，没有经验不会搞，难度很高不敢搞。

说“打不起来不必搞”，似乎也可以开列出若干条所谓论据来，但不管怎么讲，事实是难以否认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
1945年，美军对日本广岛、长崎分别使用了一枚当量约万吨级的原子弹，造成两个城市的大部分建筑物毁坏，二十几万人死伤。
如今，虽经日本人民用辛勤的汗水洗刷了战争的创伤，但毕竟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
四十年代以后虽然还没有发生核战争，可是用各种核弹进行讹诈、威胁的常规战争却屡见不鲜。
如1982年英阿马岛之战，就是在核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
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发展由战略到战术、大当量到小当量、固定当量到可变当量、单弹头到多弹头，已发展到高效能、高精度、系列化的阶段。
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打起仗来是选用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两者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至于什么时间，在什么环境，用多少和多大当量的核弹，这要看战争的发展变化，而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也好，常规武库也好，不断在增加，那个东西，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终究有一天要派个用场！
我们对于核战争的危险，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
列宁十分精辟地指出过：“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
说“条件缺乏不好搞”，这是客观现实。
比如，器材、教材、人才这“三材”就不够理想。
改变这个状况，要紧的是大胆破除消极等待的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条件。
训练当然不能搞“无米之炊”。
但是，就我们目前的武器装备情况来说，搞一般的核（化）条件训练，还是可以的。
某些器材也可以旧改新，或自己动手制做，能代替的也可以代替；
教材没有的就注意总结编写，一次不成多来几次，一人写不成的就组织集体攻关。
基层与机关相结合，多研究，多探讨；
教员、骨干少就有计划地多办几次培训班。
既培养技术理论教员，也培养战略战术教员。
基层有教员，机关也要有教员，上下左右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这样，经过主观的努力，就可以使“三材”变少为多，变低为高，变差为好。

说“没有经验不会搞”，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合。
我军核（化）条件下的训练并不是从零开始的。
过去这方面的训练虽然搞得少了些，但成熟或不太成熟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的，对这些要认真研究分析，分别予以采用、改造或参考。
同时，也还可以组织过去的一些新老训练骨干做做示范，传传经验，对训练起个引路的作用。
经验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经验来自实践。
反复实践，反复总结，日积月累，经验自然会由少变多，由低变高，由零碎变系统。
当然，这里还有个虚心向外军学习的问题。
对外军的训练经验，可以结合我军实际加以借鉴。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建立卡片档案，汇集更多的资料，借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

说“难度很高不敢搞”，这又是一种思想障碍。
核（化）条件下训练的问题，涉及知识面较广，包括作战、装备、编制、科研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较之常规训练，有许多新情况，新要求。
比如，生存能力问题更为突出，战斗编组和作战方式如何适应，要求部队具有克服大面积障碍的能力，首长、司令部必须具有快速处置核袭击情况的能力，战斗保障和后勤保障增加了新的内容，战场政治思想工作的任务加重，各军、兵种的任务不同，战斗样式和作战规模不同，必将遇到许多难题。
而由于基础理论知识缺乏，没有本本可遵循，对解决这些难题，某些同志往往信心不足，望而却步。
这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
我们要深入研究核（化）条件下作战的特点和指挥规律，首要的是努力开拓知识面，特别是核（化）的科普知识。
有了知识，再大的困难也可以找到办法克服。
当然，有了知识并不能保证训练不出问题。
即使在训练中出了点毛病，那也不必惊慌，及时汲取经验教训就可以了。
另外，有些科目可能要循环往复一段时间才有个水落石出，这就需要有持之以恒，挖“山”不止的精神。
有了这股子精神，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要使核（化）条件下训练持续深入地发展下去，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
领导干部认识提高了，训练的决心就坚定，位置就摆得正，训练改革也就会不断深入发展，至于训练时间、人员、经费等问题，自然会顺理成章地逐步得到解决。

作者：罗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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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十二大以来党风好转的情况，研究如何在今年以及今后几年中，通过整党使党风每年都有明显好转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全党端正党风、严肃党纪的工作，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力争五年内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在今天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在今年整党中实现党风明显好转》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首先对党的十二大以来党风好转的形势作了估计。
他说，估计我们党风好转的形势，首先应该看到我们已经有了争取根本好转的决定性的条件，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干部党员，在五年多的实践中，认识体会到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一系列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五年多的实践极大地提高了党中央的威信，这就自然地提高了党员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这是我们扫除十年内乱中造成的思想混乱、无组织无纪律、各种形式的歪风等等最根本最有力的条件。

他说，一年多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逐渐出现了党风好转、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和社会风气好转交互促进的形势；
各条战线涌现出许多党风好、民风正的先进单位和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正在不断地恢复和发扬。
他指出，党风逐步好转的事实表明，我们党是能够用自身的力量纠正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的，再经过几年的继续努力，党风根本好转是能够争取实现的。
那种看不到党风好转，畏于困难，信心不足，退缩不前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王鹤寿说，我们在看到党风好转的积极方面的同时，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目前党风不正的消极面还是严重的。
为实现1984年在整党中党风明显好转，各级党委、纪委要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具体地说，第一，党委带头，全党抓党风。
各级党委、纪委要经过调查，把哪些单位党风好，哪些单位党风还存在着严重问题这两个底数掌握起来，省市自治区党委、纪委，每年都要采取多种形式、表彰党风好的县、基层组织和坚决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优秀党员，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对于一些单位存在的党风严重不纯，纪律废弛的问题要采取坚决措施一一加以解决。
第二，通过加强思想工作，更好地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各级党委、纪委要经常讨论和研究党员、干部思想方面出现的问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理想和奋斗目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员和干部，使他们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做到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
对于从“左”的或从右的方面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批评教育仍坚持错误的，就需要按违反党的纪律进行处理。
第三，党委领导成员端正党风的对照检查，要形成制度。
今后，县以上党委每年要就党风问题进行对照检查，在对照检查中，开展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
凡是走了过场的，应责成其补课。
第四，狠刹以权谋私、严重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等不正之风。
全党同志要加深对以权谋私不正之风和党员干部的严重官僚主义危害性的认识，迅速扭转制止不力的状况。
各级党委、纪委要严格按照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有关规定进行检查，对违犯纪律的必须严肃处理。
第五，进行一次纪律教育。
各级党委、纪委要组织党员学习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陈云同志《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等文件，使广大党员懂得执政党不能放松纪律，党领导四化建设必须要求党员具有高度的纪律观念，自觉地遵守纪律。
第六，党委要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把纪律检查机构的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强。
要通过整党，使中纪委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纪检机关的工作有显著的起色。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韩光、李昌、马国瑞、韩天石，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甘渭汉等，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作者：纪坚/刘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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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昆明部队党委贯彻边整边改精神，最近严肃处理了某师领导干部兴建超标准住房问题，两名师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处分。

某师兴建的七户师领导住房，建筑面积每户超过师职干部住房标准七十五平方米；
每户底楼高三点六米，二楼层高三点四米，并铺设木板地一间，超过了规定的质量标准。
此项工程于1982年10月开槽动工，1983年9月竣工。
兴建中，某军后勤部领导和业务部门已向这个师指出此项建房面积过大，军、师有关同志几次提出修改建筑方案，但师的主要领导仍坚持原定方案施工，没有纠正错误。
全军贯彻中央纪委《公开信》，制止兴建面积过大、标准过高住房的歪风以后，他们仍然我行我素，置之不理，致使本来可以纠正的错误未能及时纠正。

前一段时间，昆明部队和某军已责成这个师党委及师的主要领导干部作了检查。
前不久，昆明部队党委又作出决定，除将已建成的七户师领导住房用于办文化补习班和招待所以外，还对该师当时的两名主要领导干部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和行政警告处分，并将处理这个师超标准建房问题的情况通报所属部队师以上单位。
（纪坚）

本报讯 最近，空军后勤部党委纪委在整党中，对某航材库超标准建房问题进行严肃处理，并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落实在行动上，坚决执行中央的一切决定和指示。

去年3月至11月，某航材库未经批准，以给离休、退休干部盖房名义，擅自超标准建造一栋三层宿舍楼。
共十二个单元，有六个单元各超过团职干部住房标准三十六平方米，另六个单元每单元超过五十四平方米。
宿舍楼装修也超过规定标准。
建房所用资金，基本上是挤占、挪用其它项目经费，也违犯了财经纪律。

空军后勤部党委纪委的通报指出，党中央三令五申，不允许超标准建房。
某航材库对中央的文件学归学，做归做，在中纪委《公开信》发出之后，对超标准建房，既不向上级报告，也不停建。
明知故犯，是十分错误的。
通报要求各单位，在整党中要认真学习中央纪委的有关规定，凡是与文件精神不符的，都要坚决迅速予以纠正。

空后党委决定，曾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单位的某航材库，去年不能评为先进；
对超面积建房按规定进行改建，改建前任何干部不得搬入居住，该库两名主管干部要作出深刻检讨，等候处理。

（本报记者 刘从礼）

栏目：短评
版面：头版

有的人利用职权搞不正之风谋私利，有一套办法。
其中一条，就是造成“既成事实”。
例如，本来不符合条件，却通过种种“渠道”、“关系”，让自己的子女入党、提干，这些公然违反党章和《准则》的事，他们都想方设法把它办成，直到入党手续办全了，干部也当上了，“生米成了熟饭”，让你处理起来感到难办。
于是，他们在口头或书面上作一番检讨，就算过关完事。
反正吃到肚里的东西是不能吐出来的。

昆明部队某师领导干部和某航材库超标准建房，大概也属于这一类。
明明建房面积和质量都大大超过标准，这两个单位的领导都是知道的，有的同志还曾提出修改建筑方案，某师的主要领导干部却坚持不改。
中纪委《公开信》发出以后，这两个单位仍然置之不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不是认为，等房子建成了，让改也改不了了，还是照住不误？

昆明部队和空军后勤部严肃查处这两件事，决定某师已建成的超标准住房改作文化补习班和招待所，还对主要领导干部予以处分。
航材库超面积建筑的房屋按规定标准进行改建，改建前任何干部不得搬入居住。
边整边改处理问题就应该有这股狠劲，该吐的就得吐出来，决不能再让那些以“既成事实”为手段的人表面上吃点苦，实际上得“实惠”，这样纠正不正之风才会有力量。

作者：柴建国马振环郭秋堂
栏目：人物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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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隆冬，塞外守备某团一场奇特的军事考核正在进行。
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仅有零点六的十连排长黎孝志，端起冲锋枪，用左眼瞄准，左手击发，枪响靶穿，九发七中，在场的人们都很惊奇。

黎孝志原是驻南方某军副军长的警卫员。
他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时写下血书奔赴前线，在爆破越军一座暗堡的途 中，一块弹片从他左鼻骨穿进右眼；
他一手捂着血流如注的眼睛，一手夹着炸药包，坚决地摧毁了越军碉堡。
战后。
他养好伤，从石家庄陆军学校毕业，分配到北疆守备某团十连当排长。

去年春，在紧张的施工中，残留在黎孝志眼底的弹片致使右眼发炎，很快失明了，左眼视力也因患白内障急剧下降。
这时，多次要他转业回城的未婚妻又和他分手了。
生活的冲击波一次次撞击着黎孝志的心扉。
他默默沉思：“保尔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张海迪拖着全身三分之二的残躯奋力拚搏；
自己右眼失明了，还有左眼，在北疆一天，就要战斗一天。”
领导上关心他，送他到医院治眼睛，因白内障还未老化，暂时不能手术，就很快返回连队。
领导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准备给他调换工作，黎孝志却再三恳求把他留在连队，领导上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黎孝志在连队没误过一次班，没过过一个囫囵的星期天，把全副身心倾注在连队建设上。
连队烧砖，窑温高达摄氏四十一度，灼热的气浪熏得他眼睛阵阵疼痛，但战士一天背两千块砖，他背两千五百块；
战备施工，他推车出碴，两次昏倒在工地上，同志们把他抬下山来，他又拄着棍子，一步一个趔趄地走向工地，他说：“我是个干部，不能离开现场！”
军事训练中，黎孝志原来用右眼所学习掌握的射击技术用不上了，他就从头学起，扒开左眼皮，在眼球上扣上一千九百五十度的特制角膜镜，用左手射击。
练习时间长了，扣在眼球上的镜片磨得眼睛肿胀，泪水直往外涌，他点上眼药水继续练。
有时眼睛肿得睁不开了，他就默写射击体会。
就这样，他以钢铁般的意志，花费了比常人多几倍的时间和心血，写了三十多万字的学习笔记和训练教材，练就一套自己独特的左眼瞄准左手射击的本领，掌握了手枪、步枪、机枪等六种轻武器的射击技能。
他的事迹感染了周围所有的同志，许多新战士说：“过去我们不相信现在会有英雄，今天保尔·柯察金那样的英雄就在我们眼前！”
1月5日，军党委给他记一等功。
年前，师党委根据他的德才表现，同时也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任命他为连队副指导员。
（柴建国 马振环 郭秋堂）

作者：马树学/刘均孔
版面：头版

本报3月10日讯 今日下午，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周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出席了报告会，总政甘渭汉副主任在会上讲了话。

三总部的领导同志张震、何正文、徐信、朱云谦、胥光义、张祥、陈煐，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政委高厚良，驻京各大单位的领导同志，驻京各部队的离休老干部和在职干部六千五百人出席了报告会。

周超事迹报告组的同志在会上介绍了这位老同志的事迹，周超在会上讲了话。
周超先进事迹使到会同志深受感动，会场上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甘渭汉在讲话中对周超的先进思想和事迹给予高度评价。
他说，周超同志拥护党的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听从党安排，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又开始了一个“革命的新阶段”，给我们已经退出和将要退出工作岗位的老同志，做出了榜样。
他不仅是离休干部的先进典型，也是广大党员和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甘渭汉说，学习周超同志，就是要象他那样牢记我军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把自己毕生的智慧和精力，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人民群众，在继续为人民服务之中度过自己的晚年。
学习周超同志，就是要象他那样坚定地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自己的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统一到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总任务、总目标上来。
学习周超同志，还要象他那样发扬革命正气，为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带好头，为党争光，为军旗增辉。

报告会结束后，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和三总部的领导同志，会见了周超和报告组的其他人员。
洪学智对周超说，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受到人民赞扬，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
希望你再接再厉，总结经验，搞好传帮带，为军队建设，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本报通讯员 马树学、本报记者 刘均孔）

作者：叶华新黄科辉金保方尚明唐
栏目：一句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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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大附属医院为边防战士普查身体

本报讯 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派出支边医疗队，爬山越岭，不畏艰险，深入广西边防前线为数千名干部战士普查身体。
（叶华新、黄科辉）

陈锡恩研制成功野战手术无影灯

本报讯 兰州部队某师医院二所所长陈锡恩，在地方工程技术人员的配合下，研制成功充电式交直流野战手术无影灯，经全军战伤急救和基础治疗专业组鉴定，现已装备部队。
（金保方、尚明唐）

作者：孔军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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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北京部队某炮团十二连战士刘建文站岗时，发现两匹无人牵领的骡子。
直到下岗，见无人认领。
他把骡子牵回连队。
四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失主。
连里决定在本地广播电台和报纸上登招领启事。
当通信员来到《大同日报》社时，却和失主的“寻骡启事”不期而遇了。
原来日前马军营公社十里店大队社员张亮也来报社要求登启事。
3月初，张亮老汉高高兴兴地来到连队牵回了骡子，并留下了一封感谢信。
孔军、李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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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今天打电报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对金一副主席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唁电说：“金一同志早年参加革命，长期担任朝鲜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为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金一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他十分珍视中朝友谊，毕生为加强和发展中朝友谊而努力，并且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中国人民对此将永志不忘。”

作者：乌兰夫

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关于优秀共产党员卜凤刚同志事迹的报道以后非常感动，我为我们党有这样一位好同志，为我们人民解放军有这样一位好战士，为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位好儿女而感到自豪，我又为卜凤刚同志仅仅五十三岁就被病魔所吞噬而悲痛。
卜凤刚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雄模范事迹，他的高风亮节，却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卜凤刚同志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无私无畏，一心为党，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无愧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战争年代，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
在坚守阵地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情况下，毅然冲进敌群，举着手榴弹，迫使一百二十四名敌人缴械投降，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把生死置之度外而威震寰宇的英雄气概。
这个独胆英雄后来有功不居功，长期“埋没”自己，就因为他永远把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永远牢记先烈的嘱托，永远把追求和志向放在为党为人民作贡献上，毫无他求。
在建设时期，他自觉地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为国防建设有功而自觉埋名；
不仅不以权谋私，反而处处照顾他人。
他一心为人民，却从不想到自己。
就在他弥留之际，还嘱咐家人，不要给组织增添麻烦。
他的英雄和模范行为来源于他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来源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真正的革命者政治本色和革命品德。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党培养和涌现出一大批卜凤刚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的一大批先烈就是最好的典范。
幸存者，出了名的是少数，多数仍然是无名英雄。
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好同志，我们就不会有今天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无论是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还存在一些不良现象。
在目前的整党当中，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组织纪律。
要以卜凤刚同志为榜样，对照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纠正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

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缔造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革命斗争的先烈中，也有不少少数民族同志。
如我党一大代表水族的邓恩铭同志，大革命前后牺牲的还有蒙古族的李裕智、多松年，回族的马骏，壮族的韦拔群等同志。
卜凤刚同志是我国各民族中为祖国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同志之一，也是最优秀的同志之一。

现在，四化建设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在建设时期，我国各族人民仍然应当继续发扬主人翁精神，为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进行建设，虽然不象战场上那样出生入死，但是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仍然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有时甚至还会有牺牲。
卜凤刚同志战争时期是一个英雄，建设时期是一个典范。
我们要通过向卜凤刚同志学习，进一步加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

乌兰夫同志的题词

作者：魏文国富有

听说沈阳部队某师政委申钟浩在五连蹲点，从抓“保健因素”入手，帮助五连一跃成为军的“基础训练先进连”。
为了搞清他蹲点的“奥妙”，我们来到五连采访。
赶巧，申钟浩要去给连队上课，便随手从兜里掏出一个日记本，说：“你们先拿去翻翻，基本情况都在这里边。”
我们打开小本子一看，一篇篇蹲点日记果然很能说明问题。
下面就是我们从中摘录的几则和我们找五连干部战士座谈后作的补记。

×月×日

清早，我和连队一起跑五公里越野，到终点回头一看，还有十多名战士落在我的后边。

一个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怎么还不如我这四十开外的人呢？
联想起连里还有十二名战士称病不上操课，真叫人纳闷。
一摸情况，有八名战士说吃不饱肚子，胃疼，怎么能去操课？

我翻来复去地想这些战士反映的问题。
一本心理学著作里讲，影响人的积极性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
保健因素是解决人的生理、生活环境的问题，是维持人的积极性的第一需要；
激励因素，就是用思想工作手段来提高人的积极性，激发人不断上进。
这两种因素缺一不可。
从五连的情况看，应该先解决“保健因素”的问题。

〔采访补记〕针对连队训练中忽视伙食管理的问题，申钟浩两次召开连队干部会，给大家讲心理学中关于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的道理，回顾了由于生活搞得不好，战士思想波动大，不但训练没上去，连队还出现一些不良倾向。
一摆一议，使大家认识到抓好连队生活，是影响连队建设全局的大事。
连队干部重新分工，由副连长专管这项工作。
连长首先蹲在炊事班，扎扎实实抓了一周，连队伙食大有起色。

×月×日

早饭时，我看到一个战士拿起馒头咬了一口，嘴一咧，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仔细一瞧，馒头一块黄，一块黑，硬梆梆的，咬一口酸溜溜的。
再一问，战士们说经常吃这样的馒头。
若想搞好连队伙食，不但领导要重视，而且要有一个好的炊事班。
一个好炊事班，不仅要有乐于为大家服务的好思想，还要有一手过得硬的烹调技术。

〔采访补记〕在申钟浩的建议下，连队采取“自报公议，民主选举”的方法，调整了炊事班人员。
他们把三名有烹调技术的骨干调进炊事班，还派出一名炊事员到地方饭店拜师学艺。
申钟浩还特意到书店买来一本《烹调技术》，到伙房和炊事员一起摸索如何配料、操作以及如何掌握烹调火候。
申钟浩是朝鲜族同志，他还把自己最拿手的腌制酸辣白菜的方法传给炊事员。

×月×日

今天我到伙房帮厨，恰好碰到给养员从街里买菜回来。
只见他把买回来的东西往炊事班一放，转身就走了，炊事班也没人验收。
再一细问，伙房没有值班员，月底不公布账目，仓库里没有登记本。
制度这样不健全，买进和消耗都没有数，靠什么保证战士的“七角三”全都吃到肚里呢？

〔采访补记〕申钟浩摸清了伙房情况，就帮助连队恢复和健全厨房值班、出入库登记、验收和每周订食谱等制度。
他建议连队建立仓库，把粮食、食油、粉条和肉类等食品集中存放，出入库要过秤登记。

×月×日

我到饲养房看了看，猪圈里只有八头瘦猪，除一头瘦母猪外，其余都不超过百斤。
猪食槽内只有几瓢泔水，猪饿得吱吱乱叫乱撞。
仓库里二十二口大小缸，除两口缸装着麦麸外，其余都是空的。

一个连队若想改善伙食，光啃“七角三”是不行的，必须有很好的农副业生产作“后盾”。

〔采访补记〕申钟浩组织干部战士开“诸葛亮会”，让大家献计献策，修订养猪种菜、搞好农副业生产的规划。
连队还办了豆腐坊，解决了养猪缺饲料的难题。

五连的干部反映，过去他们光强调抓训练，不大注重抓生活，结果训练上不去。
有一次，上级对五连考核摸底，他们的成绩名列全团之“尾”。
申政委来到五连，从抓连队生活入手，调动了全连干部战士的积极性，训练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最近，军师团三级对五连进行全面考核验收，十三个项目中有十二项优秀，一项良好，并涌现出十一名神炮手、四十二名神枪手和二十六名训练标兵。
（魏文国 富有）

作者：汪基正梁虹

本报讯 武汉部队某部“叶挺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抓工作实打实，汇报情况不掺假，今年初荣立集体三等功。

“叶挺连”是在解放战争中由上级命名的，解放后多次被评为先进连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如何继承发扬光荣传统，继续争当先进连队的问题上，连队党支部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工作中坚持做到三个一样：有领导检查和无领导检查一个样，考核和不考核一个样，汇报情况和连队实际一个样。
有一次，“叶挺连”所在部队担负一项水利工程施工任务。
开始，各连都认真按规定施工，后来有的连队为赶进度就马虎起来，“叶挺连”在进度上拉下来了。
这时，连队有少数人沉不住气，提出马虎一点把进度赶上去。
党支部认为，做工作一定要实打实，决不能做表面文章。
他们坚持按规定一丝不苟地苦干，靠科学施工提高工效，结果既提前完成任务，又保证了工程质量，受到了工程指挥部的表扬。

去年7月，上级通知“叶挺连”参加夜间训练课目考核。
当时他们正按计划在搞白天战术课目训练。
有人提出白天训练走走过场，全力以赴抓夜间训练。
党支部认为，训练不是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考核的课目要认真训练，不考核的课目也不能马虎。
他们妥善处理夜训与正常训练的关系，摸索出新的训练方法，被武汉部队肯定并推广。

向上级汇报情况，“叶挺连”坚持从连队实际出发，有成绩讲成绩，有问题说问题。
去年，这个部队规定，连以上单位一年内无等级事故，年终可评为安全防事故先进单位。
“叶挺连”的干部战士决心很大，年初就制订了争当安全防事故先进连队的规划。
不料，在一次战术训练时，一名战士不慎骨折。
这事要不要向上级汇报？
多数同志认为不该隐瞒，连队党支部如实地向上级作了汇报。
（汪基正、梁虹）

作者：马旭升杨亦平

本报讯 2月3日晚上，某汽车团干部战士看了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反映他们训练活动的电视专题片后，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单车途中简易急救训练真管用，它解决了我们战时运输一直担心的问题。”
经过训练，这个汽车团驾驶员人人掌握了十种以上急救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单车、小分队运输保障能力。

这个团从去年7月开始把单车途中简易急救，列为重要训练项目。
他们组织干部战士结合实践选择了硬纸板、铁丝、牛皮、沥青和枕木等十二种材料为汽车机件代用品，逐一进行试验和操作训练。
每进行一个科目训练之前，团长都要给各连主官做示范，使大家掌握操作要领，能够独立示教，并且做到白天黑夜都能准确熟练地完成车辆简易自救。
他们还根据本团战时保障区域泥泞、冰雪路较多的情况，增设了单车陷入泥坑自救等训练科目。
在去年某分部举行汽车分队专业技术比武中，这个汽车团参加比武人员的车辆简易急救项目成绩突出，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
（马旭升、杨亦平）

作者：李谦韩波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某团领导机关干部开展“假如我是连队干部”活动，改进工作作风，受到赞扬。

今年初，团党委针对连队干部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困难，出了一些思考题，如：“假如我是一名连队干部，时常处在应付机关布置的会议、材料、总结中，我会怎么想？”
“假如我是一名连队干部，常常为了连队的吃喝拉撒睡伤透脑筋，到机关跑前跑后求人情，我会怎么想？”
等，组织大家讨论。
讨论中，他们收集了一部分营连的电话记录和部队一日工作记录，组织大家传阅，引导各部门查过去每天向连队发了多少通知，派了多少任务，以及连队在一天中需要向机关上报多少报表、材料、数字等，看由于机关作风不深入给连队造成的忙乱。
有的机关干部回顾自己过去在连队任职时遇到的问题说，以前，我们总认为连队事情多，基层干部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认真想一想我们的责任，查一查我们同连队的感情是不是淡薄了，心离连队是不是远了，是我们为连队服务，还是让连队围着我们转？

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团党委组织大家研究制定了下连帮助工作或代职的制度，要求每人一年下连不少于五个月，领导机关各部门定连定点包到底，不解决问题不走，不改变连队面貌不撒手。
今年第一批下连的机关干部，在团长、政委等领导同志的带领下，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操课、同娱乐，不到两个月就帮助连队解决了三十七个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他们还采取措施简化办事的层次和手续，精简会议和文件，减少公差勤务，减轻连队的负担。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全团减少会议十四个，少发文件二十九份，连队上报的材料减少了四十三份。
（李谦、韩波）

作者：范西峰郑宗群

本报讯 福州部队干部哲学考试2月份揭晓：二千八百九十四人获总政颁发的单科合格证书；
对九百九十五名考试不及格的干部不予照顾，保证了考试质量。

福州部队政治部注意抵制考试中的不正之风。
考试通知发出后，有些应试干部建议缩小复习范围。
为了不降低标准，主管部门坚持按基本教材和教育部颁发的哲学教学大纲组织考前复习。
在考试命题时，政治部成立命题小组，走访地方大专院校，严格按大专标准命题，统一印发试卷。

他们还参考国家高等教学自学考试的经验，制订考试规则，每个考场设有两名监考员。
对八名在考试时作弊的干部，取消其考试资格。
他们统一下发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评卷工作由军一级政治部组织专门人员担任。
（范西峰、郑宗群）

作者：双华广法
栏目：两用人才之歌

这天，崂山县夏庄公社后古镇大队一台“东风”牌电源发动机突然停止了转动。
电工检查了半天，没找出故障在哪里；
从公社拖拉机站请来农机员，一见这是台新式发动机，也直皱眉头。

副业组长见此情景，急得团团转。
因为翻砂厂的炼铁炉、修配厂的机器，用电全靠这台发动机。
一天修不好，就要损失上千元。
这时有人提出，部队培养两用人才，不少战士学的是农机专业，不妨请他们试一试。

农机班学员马如坤接受了为后古镇大队修理发动机的任务。
他来到现场，发现这台机器的大部构造和工作原理，跟团里的那台差不多，便熟练地动手修理。
他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仔细检查，终于排除了故障。
当机器又隆隆地转动起来的时候，在场的群众向他投来感激的目光。
（双华 广法）

作者：王章和
栏目：两用人才之歌

某团炮一连副指导员肖贵平到师里办事，骑自行车往回返。
在十字路口，他看到一辆“幸福250型”摩托车歪倒在路边，两个年轻人围着摩托车转来转去，焦急不安。

肖贵平见此情景，立刻明白是车撞坏了。
这里前不挨村，后不着店，难怪年轻人着急。
他便停下来，主动提出帮他们修车。
肖贵平虽然是政治干部，但在两用人才驾驶专业班学习过，基本掌握了一些机动车辆的驾驶和维修技术。
开始，两个年轻人投来不太信任的目光，但见到肖贵平熟练的修车动作，很快由怀疑变成尊敬了。

仅二十分钟，肖贵平就修好了撞坏的摩托车。
两位年轻人一齐上前，紧紧抓住他的手说：“同志，谢谢您！”
（王章和）

作者：方航

本报讯 王恒岳烈士生前所在的广州部队某部全体指战员，3月4日晚上从电视上看到北京市八十九中举行“王恒岳班”命名大会的情景后，连夜给八十九中全体师生拍来电报。

电报说，正当我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忆烈士，学传统，积极投入第三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时候，从电视上欣喜地看到你校隆重举行“王恒岳班”命名大会。
我们作为王恒岳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同你们一起享受这一荣誉和幸福，并对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电报说，王恒岳烈士生在伟大祖国的首都，他是北京人民哺育出来的好儿子，是党哺育出来的好战士、好干部，也是你校培养的好青年。
今天，你校隆重举行“王恒岳班”命名大会，这既是你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
我们决心以英雄为榜样，以胡耀邦同志视察广西边防部队的讲话精神为动力，继承烈士的遗志，发扬“五种革命精神”，苦练杀敌本领，为保卫祖国南大门，保卫四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记者 方航）

作者：韩瑞亭
栏目：长征

近年来，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一股宣传抽象人性、人道主义的思潮。
有些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脱离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把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但却带有很大局限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把马克思在早期观察资本主义的特定社会关系时使用过的异化概念，不加区别地拿到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下加以推行，造成许多思想上的混乱。
针对这些理论的谬误，胡乔木同志最近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回答，划清了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界限，划清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则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思想理论方面的许多混乱，为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人性、人道主义，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曾经是一个引起长期争论的问题。
过去，某些作品和理论批评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作过不恰当的宣传和表现。
但是在批评这类现象时，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鉴别，产生了简单化、绝对化的偏差，将社会主义文艺本来应该保存和发展的东西，也当作错误的东西加以排斥和否定。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种理论上的失误，把它发展到极端，凡是涉及到人性、人情等等，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目之为修正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
这就造成文艺创作中对人性、人情等等讳莫如深，视为禁忌的状况。
经过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中表现人性、人情的禁忌得到解除，不少作者开始向这个被视为敏感地带的领域大胆探索，写出了一些表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人情美的好作品。
然而，在克服和清理过去对待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的简单化、绝对化错误的时候，又出现了某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反拨。
有的同志极力宣传超社会、超历史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奉之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圭臬，有的同志提出要把表现抽象的人性作为时代的重大主题或永恒性的主题，有的同志则将近几年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归结为人道主义的文学潮流。
这些反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究竟如何对待文学艺术中表现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呢？
胡乔木同志指出：“我们反对的只是在文学艺术作品或文学艺术评论中宣传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反对歪曲革命历史和革命现实而宣传超历史、超社会的人性论，但是决不反对也不允许反对文学艺术作品表现我们的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革命者和劳动者对人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决不反对也不允许反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和普通公民人格的尊严作具体的生动的描写。”
如果依照这些理论原则来观察近年来的文艺现象，就不难辨明哪些作品的描写是错误的、有害的，哪些作品的描写是健康的、有益的、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

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来说，近年来出现的那股宣传抽象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少数几部涉及革命战争历史生活的小说中，就存在着歪曲革命历史而宣扬超历史、超社会的人性论的错误倾向。
有的作品把解放战争这场关系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决战，解释为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军人之间的自相攻杀；
有的作品描写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将领、女机要员同我军战士一起匍匐在“永恒人性”的大纛之下，用“人类之爱”填平阶级对立的鸿沟，化敌为友，化仇为亲；
有的作品则津津乐道于日伪汉奸头子与我方女交通员至死不渝的“爱情”或法西斯刽子手的艺术家的“良心”，等等。
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要用人性的子弹“击毙过去的记忆”。
因此，阶级对抗的严峻事实，革命战争的真实历史，统统在作品所宣扬的抽象人性、人道主义的概念面前变形了、消失了，只剩下一个被某些理论家所尊崇的“人”的幽灵在徘徊。

不错，高尔基确实主张过“文学是人学”。
不以人作为描写对象，不表现人性、人情、人的本质等等，文学不成其为文学。
但是，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人，应是生活于一定社会形式之中，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的人，而并非一种离群索居的动物。
文学作品不应把人变成超越历史和社会的抽象物，抽象的人决不是文艺创作的出发点。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者极力把人性抽象化，是企图赋予资产阶级的人性以普遍的形式，以便用他们的人性来“溶化”无产者和劳动者的人性，掩盖、调和阶级矛盾，正象马克思在批判卡尔·海因岑时指出的，是“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
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则不应当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调和、勾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歪曲革命历史和革命现实。
如果象上述作品描写的那样，我们几十年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岂非被统统否定掉了！
由此可见，在文艺创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和清除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

诚然，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用不着回避“人性”、“人道主义”这类字眼，但必须要作具体分析和区别。
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好的军事题材作品，在这类问题的探索和表现上，是比以往有所发展和突破的。
《高山下的花环》不是在梁三喜、梁大娘、雷军长、韩玉秀等人物身上，揭示了无产阶级战士和劳动人民那种无与伦比的优美人性和纯洁高尚的人的感情吗？
这部作品使千千万万读者感慨涕泣、情不可抑，不正是由于它对非常具体的人性、人情的真实描写所产生的强大思想力量和感情力量，震撼了广大读者的心灵吗？
《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中关于我军战士对待越军女俘的态度的描写，《再生之地》中关于战犯管理所对日本侵略军战犯的改造过程的描写，也都比较准确、生动地展示了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这些作品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不仅没有歪曲历史，损害真实，而且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教育意义。
更重要的是，它们划清了同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界限。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斗争才有发展。
对于宣传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的理论和文艺作品，最有效的克服手段，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理论分析，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表现具体人性、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艺作品，与之比较、对照，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
人们将在这种比较和斗争中，鉴别真伪，抉择优劣，提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自觉性。

作者：张晓生
栏目：长征

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否是统一的？
回答无疑应当是肯定的。
任何观念形态的东西都会有其教育作用（或好或坏）；
唯有文艺除了教育作用之外，还有娱乐作用。
这是由于文艺的特性所决定。
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原因就在于此。
文艺作品特定的思想内容，只能包含在特定的艺术形象之中。
因此，它必须具备可感性，趣味性，能引起人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
欣赏者认识能力的提高，从来都是与审美活动密切地结合着。
如果说文艺的教育作用主要是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认识能力，那么，文艺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教材，就不能不考虑到它的审美效果如何。
忽视了这一点，便不啻是缘木求鱼了。

从文艺欣赏的经验来看，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也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这种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但却是强有力的，绝非一些枯燥无味的空洞道理所能比拟。
那种让主角在台上代表作者发议论，配角在一旁点头伸拇指，因而使观众感到厌烦的戏剧，它所宣讲的道理，虽一目了然，但是，抱歉得很，因为它从根本上丧失了文艺的审美价值，也就不能不有损其教育作用。
可见，把文艺欣赏的教育作用简单地理解为在理智上接受宣传，这至少不符合一般文艺欣赏的规律。

道理说来是这样的浅显易懂，为什么用政治代替艺术的现象还会出现呢？
周恩来同志1959年在一次讲话中，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有些同志抱着一种单纯任务的观点，……譬如上海在‘三反’‘五反’时就搞了这么一次，让所有的戏院子都要演关于‘二反’‘五反’的戏。
有一个实验剧团演《梁山伯与祝英台》，观众都挤到这里来看了，其它的戏院子没有人看。
……这件事很好地说明了政治同艺术结合的重要。
任务观点，结果失败，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教训。”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
遗憾的是，周恩来同志所批评的这种用政治代替艺术的倾向，并没有普遍地改变过来。
直到现在，还存在着不从生活实际出发，简单地理解政治任务，忽视群众审美需要的情况，一些急功近利的文艺作品，仍然在把舞台当成说道理的场合，把演员当成化装演说的宣传员。
这样的作品一方面企图利用文艺作为宣传的工具，一方面又要消除文艺之所以是文艺的特性，当然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它们严重地脱离群众，不尊重群众的审美需要，也不理解群众的审美能力，群众便只好感到扫兴，不去看它了。
文艺作品一旦失去了群众，也就走向了末路。

总之，要使文艺产生说服人的教育力量，必须同时使之具有令人感到愉悦的娱乐性。
当然，不是一切能够娱乐的作品都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然而，凡是具有积极教育作用的作品，都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因此，一切严肃认真的文艺工作者，即使当他们向文艺提出功利目的的要求，把文艺当作宣传工具来使用时，也不愿违反艺术规律，走向自己的反面。
他们懂得：只有在艺术上经得起反复欣赏，才可能在思想上对群众产生教育的作用。
如今，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文艺如何有效地而不是“表态”式地与“四化”事业相适应，是摆在全体文艺工作者面前的光荣任务。
如果不努力深入现实斗争生活，不认真研究自己所从事的文艺的特殊规律，将很难完成这一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看，陈云同志关于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观点，很值得每个文艺工作者深思。

作者：丁临一
栏目：长征

《道是无情胜有情》首先给人的一个极深印象是：兵味很足。
它从整体构思到每个细节，都着力显现鲜明独特的军营生活气息，那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严整的队列，令行禁止的严明的纪律，傲指蓝天的火炮，龙腾虎跃的训练场面，汇成了昂扬激越的节奏和旋律，牢牢地吸引着观众的视听。
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军人们，不是那种仅仅穿了一身军服的漂亮小伙。
从团长颜子鹄、连长袁翰到他们下属的干部战士，言谈举止都给人一种军人所特有的、恰如其分的力度感。
颜子鹄因袁翰探亲超假而果断地撤销了他的实弹射击指挥权，但在这个连队打出了优异成绩后又敏锐地觉察到“一个连队失去连长仍然能打胜仗，说明这个连长不平常”，于是决然委以重任，派他去改变军事素质落后的三连的面貌。
袁翰在团长表示可以原谅他因家庭实际困难而超假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超假半个月，再不给处分，团党委怎么领导全团？
我本人也无法领导连队！”
而他来到三连的第一次亮相，竟是在晚点名时宣读对自己的处分决定，同时布置工作任务，严申纪律。
这两个军人气质都很浓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遵循着一个准则，即个人的荣辱、好恶是次要的，军人的一切都应服从于军队建设的需要，军人必须自觉维护军队建设的根本利益（亦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或是借任何理由的违背。
这就是影片所着力宣扬的革命军人气质的核心内容。
正是这一核心内容，以它崇高博大的思想力量和威严强悍的表现形式，一扫近些年曾弥漫在社会上、也多少渗进了军营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合理的”利己主义思想和浅俗柔弱的脂粉气，使人精神一振，耳目一新。

影片突出了当代革命军人的气质，也深切细致地表现了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感情。
在实际生活中，这二者是彼此相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或者毋宁说，兵的气质就是人的感情的一种更强烈、更深沉且又独具其态的表现。
影片的编导深知其中三昧，他们敢于放开手脚在表现军人的感情方面做文章，同时又较好地把握了“兵”的感情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既写了军人的“有情”，更写了军人的“无情”，“无”中生“有”，“无”更胜“有”。
这较之过去的某些军事题材影片把军人写成寡情无欲的“超人”，或不惜把爱情塞进战车里的描绘来，孰真孰假，孰优敦劣，是不言而喻的。

影片中的袁翰似乎是作为一个“有情人”出场露面的，因为离不开无人照料的弱妻幼女，他竟然擅自超假半个月之久。
在受到团长颜子鹄的严肃批评时，他也毫不掩饰自己想要转业回家的念头。
但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他却越来越变得“无情”，以至于为了连队建设，无暇顾家而牺牲了一个孩子的生命。
这种变化的直接契机是，一面边界上已响起敌人挑衅的隆隆炮声，一面却是十年动乱以后部队的军事素质尚未恢复，三连在实弹射击中竟出现了炸伤群众的严重事故。
袁翰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不能不把全身心都扑到教育训练上去。
从“有情”到“无情”，这中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断层，影片用来连接这一断层的，是对袁翰所承受的感情重负以及他努力克制精神痛苦并在工作中寻求解脱的真实而动人的表现。
身上背着处分的袁翰来到三连刚刚打开局面，两个女儿病重、病危的电报就接踵而来；
他寄回了身上仅有的十三元钱，而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
影片中那个白天若无其事般地带领战士摸爬滚打在训练场上的袁翰是真实的，夜里那个因挂念妻女而梦回千里的袁翰也是真实的，对事业的热爱与对亲人的热爱交织在一起，以“有情”为“无情”作了最好的注脚。
当着组织上准备安排袁翰回家探视病女弱妻的时候，他想到了团长“一有情况，立即出动”的叮嘱，毅然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这一“无情”的抉择，更显示出了当代革命军人感情的份量。
为着保卫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祖国人民的安危，革命军人的家庭幸福及夫妻、亲子之情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必要的牺牲，这就是当代革命军人气质最深沉、最动人的底蕴。
此外，影片对袁翰与颜子鹄、以及连队干部战士之间的上下级之情，对于袁翰与三连原连长罗怀牧的战友之情，也都有精彩的动人的表现。
这也充分告诉人们，真正深入了军营，熟悉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是可以从貌似单调枯燥的军人生活中开掘出丰沛的情之泉源，培育出动人的艺术奇葩的。
《道是无情胜有情》对于军事题材影片创作的启示，其意义不可低估。

作者：丁国成
栏目：长征

老诗人张志民同志的诗集《边区的山》荣获了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这本诗集所反映的大都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生活。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要彻底毁掉我们的历史”；
在剪除“四害”后，我们急需发扬我党我军的革命传统。
诗人针对这种现实，先后创作了一批表现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诗作，给倒行逆施的“四人帮”以抨击清算，为奔向“四化”的新长征鼓劲加油。
似乎可以说，立足于今天，瞩望着明天，而抒写了昨天，是诗人创作这些诗篇的指导思想，也是这本诗集的突出特点。

诗人倾注满腔激情，追忆那已经逝去的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难忘岁月。
面临着残酷的对敌斗争和严峻的生死考验，我军战士不是畏葸不前，而是勇赴国难，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为给游击队——报警”，游击队员甘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得敌人的枪声（《三个游击队员》）。
前线记者和军医真诚相爱，但是他们全力以赴，投入战争，直到牺牲（《他们相爱了》）。
这种为人民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是我们赢得全国胜利的重要保证，不但过去的战争年代需要它，而且现在的“四化”建设时期同样需要它；
不但部队指战员应该继承它，而且全国人民都应该发扬它。
就是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也离不开这种献身精神——只不过那时的全体社会成员会更加自觉罢了。

诗人有感于“四人帮”破坏军民团结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深情讴歌在艰苦岁月里形成的“军民同心”的亲密关系。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如一家，协同战斗，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为了解放祖国、保卫边区，“人民的战士”、“祖国的儿郎”甘洒“鲜红的热血”（《战士和泥土》）。
而为了支援部队作战，人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家家子弟兵，村村是兵站。”
（《边区的山》）。
有多少“五嫂”送夫参军，并且在丈夫牺牲之后继续为部队做鞋（《鞋》）；
有多少周大爷送子入伍，并且在长子牺牲、次子伤残之后，强烈要求：“扛枪，我接着……”（《担架队进村口》）。
人民养育了战士，战士拯救了人民。
“子弟兵呵——人民的兵，人民和子弟同根生”（《人民子弟兵》）。
这就是无产阶级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新型关系。
只要军民团结，戮力同心，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无敌于天下。

“四人帮”的作乱，败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猜忌，出现了倾轧。
有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因此，当我读到赞颂部队精神风貌的《吵》、《难忘的石桌》、《羊肠小道》等诗时，心情格外激动。
所谓“吵”，其实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特殊方式。
人们开口就吵，有话直说，无须“指着葫芦——硬说瓢”，也不必“脸上含笑——腹藏刀”，因为大家“肝胆相通，心相照”，经过“争吵”而达到思想统一，步调一致。
表面上吵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亲如兄弟。
这是心口如一的真团结，而不是口蜜腹剑的假团结。
《难忘的石桌》则歌颂“同志相爱，战友相帮”，“困难，大家争，荣誉，大家让”的高尚风格。
这对“争座次”、“踩肩膀”的卑劣行径，无疑是有力的针砭。
《羊肠小道》赞扬昔日战士在“山似立剑，石如刀，一步一个——惊叹号”的羊肠小道上为革命运盐、抬炮的忘我奋斗精神，批评今天的某些干部在平坦如镜的柏油马路上“坐小车”还要“挑牌号”的贪图享受思想。
这些诗作，都显示出极强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净化我们的社会风气。

诗人在追述过去年代的战斗生活时，多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艺术手法。
昔日的烈火、硝烟弥漫于纸上，逝去的欢歌笑语、悲愁泪水涌流于笔端。
事因情而活，情借事而显。
而且，许多篇章的叙事带有浓重的传奇色彩。
如《一个传说》写汉奸镇长娶亲，把扮作新娘的八路军娶到堂前，结果“喜事丧事全办完”。
八路军的智擒汉奸，很有点类似“武松装媳妇”的故事，但是它真实可信。
再如，《夜袭》写部队乘雷雨之夜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而连长却说：“昨晚咱去——走亲戚，一借枪支二借米”。
这些描写，都很富有戏剧性。
但它不是故弄玄虚的胡编乱造，而是当年传奇式的斗争生活的高度概括。
诗人对我军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热情赞颂，洋溢于字里行间，至今读来，让人感奋不已。

我们的诗人，要在今天的生活中触发诗兴，也可以从昨天的斗争里汲取诗情。
讴歌革命传统，不仅可以教育未经世事的青少年继承前辈精神，献身“四化”建设，而且可以促使老一代不忘战争岁月，焕发革命青春，把社会主义大业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保证将来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共产主义。
革命历史题材蕴蓄着丰富的精神宝藏，诗人的深入开掘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黄国柱
栏目：长征

近几年来，人们对“女兵文学”颇有微词。
其实，“女兵文学”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具体的作品是否真实和典型。
短篇小说《有这样一个小女兵》（载《解放军文艺》1983年12期，作者中夙）就毫无某些同类题材作品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弊病，写得真实、质朴，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独创性，值得一读。

小说描写“我”（宋干事）和护士王富在团以上干部读书班中共同工作的一段短短的平平常常的经历，娓娓道来，不故作强音，不虚张声势，塑造了一个质朴纯真的女兵形象。
和许多军事文学作品中的女兵形象们相比，这个还玩着大蚂蚱和“咪咪嘎”的小兵，相貌，名字未免太“平常”了，性格、气质未免太“单纯”了。
第一天报到，她竟看不出宋干事戏谑和嘲讽的表情，郑重其事地掏出精美的皮面活页本，端端正正地记下了“首长指示”。
但在开学五天后的第一次办公会上，宋干事就领教了她的纯真并不意味着简单，她已熟练地掌握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每一个细节，并在人数问题上认认真真地给“顶头上司”宋干事好一顿难堪。
有趣的是，王富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纯真，知道“应当又单纯又复杂”的。
面对宋干事“适者生存，生活是复杂的，所以要学得复杂点儿”的“教诲”，她也曾发出“我就是复杂不了”的叹息。
不难理解，这里的所谓“复杂”，不过是“世故”、“圆滑”、“不得罪人”等等眼下流行的处世哲学的代名词罢了。
然而，在他们之间的对话里，不是明明包含着对社会上不正风气的不满和针砭吗？

小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深入一步地揭示了王富性格形成的依据（尽管这个依据还不十分充分）。
她是一个七级钳工的女儿，生活对她并不厚爱，也不刻薄，她考大学落榜，但又顺利地当了兵。
在她平凡的生活环境中，不乏美好的人们：有爱鸽如命但终于把鸽子送给动物园的军属老头；
有爱哨所如家，受命杀死连队黑狗但拒不执行的战士；
还有从自卫还击前线下来，念念不忘阵亡战友的英雄连长……这一切都教她不要总“把人往坏处想”，形成了她光明、纯洁、执着的生活信念。
不但生活中的污浊不能将她侵蚀，她还可以用自己火热的心肠去影响、感染别人。
比起那些“看破派”们，比起那些“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复杂”的人们，这“单纯”不是要可贵得多吗？
学习班结束时，学员们对王富的称赞和宋干事对王富微妙的感情变化，不正意味着对这种“单纯”所代表的优秀品质的褒奖吗？
这样，小说不仅揭示了人物行为的动机以及形成其人生信念的社会根源，使作品透出明朗的亮色，而且赋予小说以淡淡的诗意，间或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彩，表现了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质朴美。

中夙是军事文学园地中崭露头角的新人。
尽管这篇小说思想容量不够大，主题也还可以挖掘得更深一些，但字里行间显然跃动着作者独有的生活感受和思考，表现了认真探索的可贵精神。

作者：王智华
栏目：长征/电视屏上

生活是美好的，然而充满着各种矛盾；
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然而前进的道路又坎坷不平。
尽管如此，但正义战胜奸邪、美好战胜丑恶，毕竟是大势所趋。
当年高尔基笔下掏出自己的红心，照亮人们前进道路的英雄丹柯，在我们时代已不是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广东电视台录制的电视剧《燃烧的心》，生动地塑造了我们时代的“丹柯”，这是对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一曲真挚的颂歌。

《燃烧的心》为什么如此感人？
因为它向观众展现了一幅来自现实生活的不平常的、光彩夺目的画卷。
在这幅画卷中，编导者通过众多的侧面，精心刻画了夏城市委第二书记王雨清这位党的老干部忠于职守、忧国忧民、无私高尚和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王雨清在特定的环境中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斗争是严峻的，甚至还带有几分残酷：老一辈人（包括他自己）要离休了，谁来接班？
领导人更替换代，决定着未来革命事业的成败。
因此，选拔什么样的人接班，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亚于一场殊死的搏斗。
剧中靠“造反”起家的市委组织部代部长何一章，还有那个削尖脑袋运用种种不正当手段，要钻进党的要害部门的“变色龙”王进军，就是隐藏在现实生活某些角落里的小丑。
他们对党的现行政策是仇视的。
在提拔费刚的问题上，在为优秀党员任大洪的平反问题上，在确定帅准同志接班的问题上，对敢于坚持党性原则的王雨清，他们设置种种障碍，造谣惑众，以假乱真，伺机而动，以便实现他们“取而代之”的美梦。
如果把何一章、王进军这样的人选拔上去，岂不是栽下祸根，后患无穷吗？
王雨清所面对的这些“对手”，是曾经使我们的事业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丑恶势力的产物与余孽，同他们的斗争是昨日斗争的继续，是我们明日斗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的一仗。
斗争是复杂、尖锐、激烈的。
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极左势力一边，成为那股潜在的危险势力的“保护伞”。
剧中市委第一书记李墨夫就是这样的人。
他满足于个人的高官厚禄，为了个人名利，不讲党性原则，左右逢源，很难适应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轨道。
在对任大洪平反问题上，他的僵化、保守、自私，无异于用钝刀子杀害了一位党的老干部。
在王雨清与何一章、王进军之流的斗争中，李墨夫帮的是“倒忙”。
他对王雨清的顶撞，乃至拂袖而去，实际上是在为虎作伥。
《燃烧的心》所塑造的这些人物和用缜密交织的生动细节所展现的这场斗争，真实可信，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塑造王雨清这个人物时，编导者始终让他处于矛盾的漩涡中，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用过程而不是用结论去展现人物深邃美好的内心世界，使人物的性格丰满感人。
在展示王雨清的性格时，有几场戏写得十分精彩。
如在歌舞剧院看排练的那场戏，歌剧中“土地在熊熊地燃烧，我心中的火却熄灭了”的唱词，刺痛了王雨清的心。
特写镜头上他那张带着几分痛苦的沉思的面孔，以及他用“我不同意”的叫喊中断排演后说的：“为什么是悲调？
为什么要让老局长死去？”
的质问，表现出王雨清一种特殊的强烈的思想情感。
这位饱经风霜的党的老干部，虽然即将离休，但他对党的事业，对美好的生活，始终抱有乐观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
在产房门前王雨清与高原辩论关于悲剧的那场戏，其作用、含义也非同一般。
歌剧中的老局长不应该死去，高原虽然勉强照改了，但高原仍认为许多老干部的确有被病魔时刻夺去生命的可能，这是现实。
王雨清反驳道：“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
就象外表含蓄而内在坚韧的诗句一样，王雨清与高原的辩论，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含义。
看到现实生活中还有悲剧（包括自然法则所导致的），固然没有歪曲现实生活，但是如果认为生活中只有悲剧，那就会失之偏颇，起码歪曲了一个革命者对生活应有的信念。
“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极为精确而又形象地“隐喻”了王雨清改造现实生活，塑造美好的明天的远大理想所焕发出的火热的激情！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在生活的斗争中所应有的崇高的思想境界，也是王雨清这个典型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

电视剧《燃烧的心》是一部在思想艺术上都有创新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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