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军纠正建房分房中的歪风成绩显著-已有百分之九十三点五的户数问题得到纠正，错误严重者受到纪律处分；
仍有少数遗留问题尚需抓紧处理

作者：纪坚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全军认真贯彻中央纪委关于坚决制止党员、干部在建房分房中的歪风的《公开信》，经过近一年的清查和处理，已取得显著成绩。

贯彻中央纪委《公开信》是从去年3月开始的。
截至今年1月中旬，全军查出在建房分房方面属于《公开信》指出的问题的有八千一百五十户，已有七千六百一十九户的问题得到纠正，占应纠正户数的93.5％。
其中，利用职权，违反政策，侵占国家资金、材料以及无偿占用部队运输力和劳力建造私房的六十一户，除按产权归公的原则已收回全部住房外，对错误严重、认错态度不好的十二名党员、干部分别给予了纪律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兴建住房面积过大，标准过高的三千九百二十三户，已经纠正的有三千八百零七户，占应纠正户数的97％；
占用两处或多处住房的四千一百六十六户，已经纠正的三千七百五十一户，占应纠正户数的90.03％。
另外，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非过失超面积住房的，按超面积部分加收房租50％的规定，也进行了处理；
对不按规定交纳房租、水电费的，已进行追缴，收回四十三万零五百六十七元。
全军已清退出住房二十四万一千二百五十三平方米，修改超面积建房图纸减下一万三千一百六十一平方米，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建材和资金。

这次查处建房分房中的不正之风所以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显著成绩，一是中央纪委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政策，各单位在查处中既坚持原则，又宽严适当，从而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支持，加快了查处的进度。
二是各级党委、纪委态度坚决，措施有力，对查处工作抓得紧。
各单位都分工一名领导同志抓这项工作，并成立了领导小组。
有的单位在查处中遇到阻力，领导就亲自出面做工作，逐人逐户地解决问题，推动了查处工作的进行。
三是各单位边检查边做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了干部执行中央纪委《公开信》的自觉性。
四是后勤部门早就制定了各级干部建房、住房的标准，查处中有章可循，保证了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

目前，仍有少数单位建房分房中的歪风未得到纠正。
军委纪委要求，凡属没有纠正的，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在整党中认真加以解决。
这些单位的纪委要抓紧检查督促，争取尽快处理完毕。
对于不听教育，经再三做工作仍顶着不纠正的，必须绳之以纪律。
查处工作已经完成的单位，要按照中央纪委提出的标准，做好验收工作，切实解决好遗留和纠正不彻底的问题。
（纪坚）

作者：谭立明/冯连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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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3日讯 今天，全军绿化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部队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运动的指示》和中央绿化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进一步掀起植树造林的新高潮。

这次电话会议是由中央军委决定召开的。
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号召全军指战员在绿化祖国的运动中走在前列，当好尖兵。
要使营区外十公里范围内无山不绿，有水皆清，林茂粮丰，环境优美。
（全文另发）

军委副秘书长、全军绿化委员会主任委员洪学智主持了会议。
他指出，（一）要认真学习、广泛宣传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绿化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全军对绿化祖国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广大指战员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为继续开创全军绿化工作新局面努力奋斗。
全军要自觉地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林业政策，热情支持林业建设的新生事物，为发展林业献计献策，鼓励人民群众踊跃向荒山荒滩投资投劳；
支持林业重点户、专业户的发展；
支持人民群众植树种草，治山治水。
（二）要扩大视野，放开手脚，开拓前进，加快绿化步伐，使绿化工作有新的突破，植树造林有较大的发展。
今年营区内外植树的总数量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增长10％。
所有营区，在一切可能绿化的地方，都要因地制宜地种树种草种花，扩大覆盖营区的绿色植被，加快实现花果化、园林化。
宜林面积较大的仓库、农场、靶场和训练场成片造林要更上一层楼，并大力向营区外发展。
凡有条件的单位要主动与当地政府协商，在营区附近大面积植树造林。
偏远地区，要建立用材林、经济林基地，为“三自给”创造条件。
要结合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进一步支援地方植树造林。
驻西北地区和太行山脉的部队，要为绿化作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三）要讲求科学，提高植树质量，注重绿化实效。
各部队要注意学科学用科学，把绿化、美化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把绿化营区与部队正规化建设结合起来。
要有科学规划和实施计划，因地制宜，选用优良树种草种，实行乔、灌、草相结合。
（四）要切实加强对绿化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远见卓识，做绿化事业的热心人和带头人，念好“草木经”，画好“山水画”，切实解决部队绿化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要统一思想，迈开步伐，用开拓的精神继续开创全军绿化工作的新局面，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三十五周年献礼。

参加电话会议的有何正文、黄玉昆、胥光义、李元、白相国、陈煐等三总部领导同志和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三万四千多名指战员收听了讲话。
（谭立明、冯连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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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运动的指示》，3月1日已经在报上发表了。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以来，全军绿化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
各部队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坚决贯彻执行军委邓小平主席关于“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和义务植树“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的指示，发扬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开拓前进的战斗作风，不仅较好地完成了营区绿化任务，而且大力支援地方义务植树。
空军还派出飞机在偏远地区完成大面积飞播造林种草任务，在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活动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央绿化委员会多次表扬部队在绿化运动中走在前列，为全国人民做出了表率，树立了榜样。
军委邓小平主席去年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植树造林军队也出了力，而且成绩不小，包括空军在内”。
胡耀邦总书记今年春节前视察广西边防前线时，也高度称赞全军在抢险救灾、绿化祖国和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这些表扬和称赞是对全军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全军决不能自满，要再接再厉，继续前进。

绿化祖国是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第一位工作，是关系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重大战略问题。
对于这个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党中央已下定了决心，作出了部署，要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大力植树种草，增加覆盖国土的绿色植被。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搞出点名堂来，以此来促进农业面貌的改变，促进国家自然面貌的改变，促进国家经济面貌的改变。
对这项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大事，我们要有远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它的深远重大意义，特别要充分认识它对国防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殊意义。
古今中外，森林在军事上的作用和影响都是很大的。
随着现代军事武器装备的发展，森林植被等自然条件对军事行动的作用和影响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尤其象我们这样一个以防御为主的国家，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森林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就是加强国防建设。

我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既肩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又要积极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绿化祖国是我军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应尽的义务。
各部队都要切实加强对绿化工作的领导，健全组织，充实力量，真正担负起绿化祖国的责任。
在绿化祖国的运动中，军队要走在前列，当好尖兵。
我军是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集体，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可以大显身手，充分发挥突击力量的作用。
各部队都要发扬吃苦耐劳、敢于拚搏的精神，勇挑重担，带头搞好绿化、美化。
同时要讲究科学，注重实效，栽一棵活一棵，一种一片绿一片，防止绿化工作走过场。
我们不仅要把营区的树木、花草种好管好，还要走出营房，向荒山、荒滩进军，同当地人民群众一道，尽快改变周围的自然面貌，使营区外十公里范围内做到无山不绿，有水皆清，林茂粮丰，环境优美。
全军都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在绿化祖国的运动中，一年比一年搞得更好，一年比一年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邓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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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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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贯彻中央纪委《公开信》，纠正建房分房中的不正之风，已有93.5％的户数问题得到解决。
这个数字说明，军队中党员、干部在建房分房中的歪风已基本刹住，成绩很大；
同时也说明，这项工作还没有做完，任务还很重，还不能松劲，必须善始善终抓到底。

说“任务还很重”，不就是指还有五百多户的问题没有解决吗？
是这样。
可不能轻视这百分之几。
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做工作同走路一样，往往是越到后来难度越大。
一年来，93.5％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
无非是三种情况：一是《公开信》一发表，不少党员、干部就积极主动地纠正了歪风；
二是一经查处，许多同志也坚决按组织的要求做了；
三是虽然有阻力，工作有难度，但经过反复做工作，终于得到了纠正。
而剩下的百分之几，则多是经过近一年的工作，还没有得到纠正的“老大难”，甚至有的不管谁讲话，怎样做工作，就是硬顶着不改，被称为“钉子户”的。
还有些单位的领导，对纠正建房分房中的不正之风认识不足，措施不力，知难而退，成为”死角”。
这些都说明，解决百分之几的问题，并非轻而易举。
从一定意义上说，其难度更大，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花更大气力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做工作要有始有终，善始善终，不然，一项工作就不能算是真正做好了。
纠正建房分房中的不正之风尤其要一抓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人们常说：在一个人身上丧失了原则，在其他人身上就失去了说服力。
一个单位如果百分之九十几的都纠正了，就剩下一两户不纠正，群众就仍然会有意见，说你原则性不强，办事不公道，就仍然会损害党的威信。
它不仅会给建房分房中继续产生不正之风埋下种子，而且也会给纠正其他不正之风带来困难。
所以，这次纠正建房分房中的不正之风，必须坚决彻底，不能搞“差不多”；
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搞违背原则的“特殊照顾”、“下不为例”。

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在各级党委、纪委。
要克服软弱畏难、迁就姑息、查处不力的现象，坚持原则，敢于碰硬，秉公办事。
要检查督促落后的单位，帮助他们迎头赶上；
对顶着不改和边纠边犯的典型，要严肃处理。
要组织力量，逐级搞好验收，发现问题，限期“补课”、纠正。
总之，要与整党结合，贯彻边整边改的原则，使群众随时看到整党的实际效果，增强搞好整党的信心。

作者：王志仁/秦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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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笔者在某勤务船大队学习整党文件前后，“摄”自卸鱼码头的两个“镜头”。

学习整党文件前渔船还未靠岸，想“腥腥嘴”的关系户早已站满了码头。
有拿网兜的，有拿水桶的；
有开吉普车来的。
码头上热闹得象个自由市场。
战士气愤地说：“咱们海上辛辛苦苦流下汗水打来的鱼，应供给的单位还未沾边，就先塞满了他们的肚肠。”
学习整党文件后几条渔船鸣着汽笛，鱼贯入港，码头上，卸鱼部队秩序井然，没有人来这里要鱼了。
船上卸下多少，入库多少，无一条外流。
战士高兴地说：“变了，变了，整好党有希望了。”
一点补充要鱼、送鱼，在这个大队已是老问题，大队也曾抓了几次，都未能解决。
有两次因关系户来的太多，渔船只好改换卸鱼地点。
在学习整党文件中，大队党委专门召开了党委会和干部大会。
大队长关锡林在会上当众表态：“请大家监督我，从今以后，如果我拿一条鱼送人，你们可以按章处罚我；
如果我做好了，你们都得照我的样子做。”
其他领导也都在会上表了态。
领导做出样子比什么都管用，几年没刹住的歪风，一下刹住了。
从去年10月到现在，这个大队已卸了三次鱼，共十一万九千多斤，全部入库。
（王志仁、秦达正）

栏目：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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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某勤务船大队卸鱼码头的两个“镜头”，真是喜人。
喜的是，这个大队党委学习整党文件，没有停留在会上，嘴上，而是理论联系实际，见了成效，解决了一件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

这个大队卸鱼码头的变化，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只要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在学习整党文件过程中，可以逐步解决许多问题。
不同单位的整党，在时间上有先后，而在解决问题上是不应等的，能解决的问题，解决得越早越好，越早越主动。
第二，整党文件是一股强劲的东风，乘着这股东风，多难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
各单位，特别是问题较多的单位，应不失时机，认真贯彻边学边改的精神。
第三，只要我们解决问题，哪怕开始只是一两件，群众的信心就会增强。
事实说明，要使群众对搞好整党信心越来越足，一方面要抓好文件的学习，另一方面就是要有边整边改的劲头。
整改的成果越大，促使党风根本好转越有希望。

（原载《人民海军》报）

作者：赵忠范/董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部七连司机班长刘佳有探家期间，在母亲病逝、父亲病重和大雪封山、车辆无法通行的情况下，徒步翻越四十多座山，赶到汽车站，提前一天归队。
2月22日，团党委决定给刘佳有记三等功，并树为“执行纪律标兵”。

1983年12月4日，刘佳有接到母亲不幸病故的电报，经组织批准，回到湖北竹溪县大巴山区。
他到家后，母亲的后事刚处理完，年迈的父亲又病倒了，正值归队前夕，又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致使从他家到县汽车站一百三十多里路车辆无法通行。
他自觉遵守纪律，经过五天跋涉，赶到了县汽车站。
除夕晚上，正当战友们为刘佳有没有音讯发愁时，他突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战友们面前。
（赵忠范、董辉）

作者：武治义
版面：头版

作者：杨飞/郑宗群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三月一日，福州部队高炮某师驾驶员训练队正式开训了。
主管这项工作的副师长杨有义喜滋滋地对记者说：“这次招收的一百九十一名新驾驶员，没有一个是开后门进来的，这是历年来所没有的”。

这个师每年都要抽调二百名左右的优秀战士到驾驶员训练队培训。
前几年，每到年初，训练队都要收到很多电话、信件或条子，有的人甚至三番五次登门，为自己或老上级、老部下、老熟人的孩子参加培训说情。
尽管各级领导做了工作，还是免不了要为一些人走后门开“绿灯”。
今年选调新驾驶员前，师党委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整党文件，决心杜绝不正之风。
规定凡是选调的新驾驶员，一律由党支部推荐，业务部门考核审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开后门，谁要走后门，一经查出，不但坚决退回，而且要追究责任。
因此，这次选调新驾驶员，没有碰上一起来要求开后门的。
干部战士高兴地说：“党中央整党决定就是好，从我们单位选调驾驶员没有一人走后门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党风的可喜变化啊。”
（本报通讯员 杨飞 本报记者 郑宗群）

作者：王笑 明岐/延龙
栏目：一句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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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四所连续五年评为卫生先进单位

本报讯 2月中旬，北京市爱卫会为连续五年被评为北京市卫生先进单位的总参管理局第四招待所颁发了1983年的奖状。
（王笑）

三名女军医节育手术千例无事故

本报讯 北京部队二六九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军医陈玉兰、军医李秀娥、宋慧萍，几年来做节育手术人人超过千例无事故，被北京部队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并给她们颁发了奖状和证书。
（明岐、延龙）

作者：刘华清

刘伯承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家，同时又是卓越的军事教育家。
早在1926年他就在起义军中创办了军政学校；
红军时期，他领导主持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
解放战争时期，他兼任中原大学、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
建国后，他创建了我军第一所现代化的高级军事学院，任校长、政委达七年之久。
长期的办校治学实践，使刘伯承同志的军事教育思想日趋成熟系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军事教育学，在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今天，学习刘伯承同志的军事教育思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学与用结合，学以致用

刘伯承同志在给《军学》杂志题词中写道：“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
这个精辟的论断，可以说是刘伯承军事教育思想的核心。
他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时，明确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不仅是说明世界的科学，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学，因而它的作风的特点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必须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
当然，刘伯承同志并不贬低“学”的重要性。
他说：“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不光是用，学也重要。”
“学而不厌”是他一生遵循的座右铭。
他学军事先是从“步兵操典”、“野外勤令”，“射击教范”、“兵器学”、“地形学”、“战术学”和“筑城学”等基础课目开始的。
尔后，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他既掌握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又深入地研究了国外的著名军事著作，精通中国古代兵法，熟晓现代军事科学，成为“一代名将”。

这里有一个“怎么用”的问题。
学不能致用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
刘伯承同志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
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
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
要用好就必须从实际出发。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受军委的委托，曾翻译和校注了许多外国军事教材，他指出：如果我们高级干部以战胜日寇为目标而善于分析和运用教材，在实践中尤能从实际出发打胜仗，那就可以成为我军的战术内行了。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提出：“今后大兵团作战必须提高学术，部队要展开学习。
学习应以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及苏联《合同战术》、美国《战斗纲要》为教材。
但必须由实际出发，就是考虑敌我的装备、编制、训练、作战等一切不同的因素，以及地形、天候、季节、政治、经济等，而求得辩证的学术”。

基于这样的思想，刘伯承同志规定：我们的军事教学法必须体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切忌纸上谈兵，尽可能地缩小课堂与战场的差距。
他的这种做法是一贯的。
在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他指出我军的教育方式，部队应多采取实兵演习，干部则多采取实兵指挥，沙盘作业与现地作业。
建国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提出了一套著名的“经”“纬”教学方法：“先进行新兵种兵器、技术见学，以增进对新事物的感性知识。
教授的顺序是：先理论概则，后各兵种应用战术，再作想定情况，进行图上作业，把诸兵种串联组织起来，锻炼学员分析综合、判断情况与组织合同战斗的能力。
随后又由课堂到野外进行现地作业，以至实兵演习，结合实地证明理论原则。
这样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纵横连贯，编织起来，是最实际有效的教学方法。”
学以致用，不仅仅是一个“用”的问题。
在“用”的过程中，可以“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刘伯承同志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时，组织了多次实兵示范演习和十几次较大规模的现地作业。
他亲自参加总结经验教训，使学员在诸军、兵种合同作战条件下的指挥能力不断得到了提高。

纵观刘伯承同志军事生涯，他指挥作战所以常胜，主持军事院校所以能造就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是与他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之风分不开的。

政治与军事相结合，培养德才兼备人才

“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勉为政治家和业务专家。”
这是刘伯承同志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时，提出的行动口号。

刘伯承同志对军事人才的德是非常注重的。
1955年，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二班学员结业，刘伯承同志对他们的第一个期望就是：“在完成国防准备中，军官必须深修自己的德才。”
只有既通晓军事，又具有高尚的品德，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有出息有前途的优秀军事人才。
刘伯承同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非常中肯的话：“蒋百里，大家说他是中国的军事学家，他也曾煞费苦心地去研究过军事，然而由于他是中国士大夫阶级，主要依附于没落的封建阶级反革命派，反对人民革命，所以每次都打败仗。
他帮助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打仗，被革命所击败了；
后来他又依附蒋介石也无所作为，以至于死。
杨杰将军，大家也说他是一个军事学家，但他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时候做不出什么事来。
……这两位军事学家，不能说他们学而无成，而只能说是由于他们研究军事为反革命服务而无一成”。

其实，在这方面，刘伯承同志本人就堪称革命军人的典范。
朱德同志曾著文赞扬“伯承同志对民族、对革命、对党和阶级具有无限忠诚”。
“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

为了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军事人才，刘伯承同志不仅言传身教，而且在教学课程中给予落实。
1931年，刘伯承同志接任中央红军学校校长时，就特意选择有特长的同志担任政治教员，使学员在学到军事理论的同时，也学懂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933年，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又系统地开设了社会发展史、党的建设、红军政治工作等课程，还专门邀请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同志来校讲演。
建国后，在我军有了现代化的高级军事学院之时，刘伯承同志不仅在组织和教学上进一步系统地落实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军事人才，而且在思想上把它列为“国防准备”。
他说：“处在喷气武器和原子武器的现代，军官必须有忠勇卫国之德和精通运用现代装备力量之才，方能完成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庄严任务。
我们的国防准备，主要是：兵员准备、武装准备和军官准备，而军官准备正是古人所谓‘树人’的工作，则较为艰巨。”
教与学结合，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就是“教”与“学”互相影响、促进和共同提高。

在刘伯承军事教育思想里，教学相长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他明确地指出：从主管军事训练的院校训练部门来说，教员是主观方面，而教育对象——学员则是客观方面。
首先要求教的方面要照顾到学的方面的接受能力，才能使主观符合客观情况，使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

为此，刘伯承同志指示教的方面要“把教的东西与学员的接收能力作一个打算”。
他用了一句俗语说：“唱戏的人要注意听戏的人”，“我们教员就应该这样做，尤应该使学术内容要切合学员在今后战场的需要”。
他以写教材为例，批评有的同志不考虑实际教学效果，把教材、讲义搞得很长，说这种做法是“画蛇添足，硬把两小时可以教完的课题，勉强拉长到四小时去教”，“徒费人力，徒费时间，徒使教员学员两败俱伤而已”。
他用幽默风趣的语言道出了正确的方法：不能生怕一刀杀死杨六郎没有戏唱，“杨六郎在该杀死时，就得杀死，该留下时，就得说个明白，交代清楚。
这样才是‘实事求是’”。

刘伯承同志还进一步指出：“在交付和接收过程中，一定要‘结疙瘩’和‘打收条’”。
教员写出了提纲，分出了段落，总结了讨论，讲评了作业，这就是结成了一个个的“疙瘩”，而记下学员的测验、作业、考试分数，就是打下了“收条”。
“结疙瘩”和“打收条”是随着教学的展开和深入不断进行的，而且上下联贯，前后衔接。
刘伯承同志告诫说：“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员启发报告，须与学员自修结合”，“每一教员要知道每一学员的进度而发扬其长处，弥补其短处。
学员要用心钻研，而钻研不通之处，才去要求教员解答”。
这样才容易推动学员不断前进，而所学又能巩固起来。

在教学相长方面，刘伯承同志还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要扩大协同互助，取长补短，使大家都得到长进，共同完成训练任务。
协同互助应该包括学员之间、教员之间、教员与学员之间以及教员与顾问之间。

关于教学方法，刘伯承同志还指出：“要不断讲求生动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所担任的训练任务”。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和我军教育事业的发展，许多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被采用，如电化教学、模拟器材等，使教育更加直观、生动、形象。
我们应该象刘伯承同志要求的那样讲求生动的教学方法，重视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积极发展研究电化教学和各种模拟器材，从而更好地解决教与学的矛盾，完成我们的教育训练任务。

政治、军事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

刘伯承同志提出：军事队也要学政治，政治队也要学军事，而两者都要学文化。
他的思想是：政治是红、业务是专，文化是打开红专大门的钥匙。

刘伯承同志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时候，在他规定的部队教育内容中，就包括了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三个方面。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要求：“文字通顺，取得深造政治、军事的钥匙。
先要求连排级干部识一千字，营团级干部识三千字，然后学算术、自然。
各级干部应把它当作严重任务来完成”。
在文化教育的组织上，刘伯承同志规定“由政治部指定一个专任组长，尽可能求得政治首长当组长，教育干部当副组长，以便保证学习质量”。
在文化教育的时间上，刘伯承同志也作了具体的要求：“各级干部每天一小时文化课”。
他甚至连教授法都作了规定：“教文化课：要朗声认读，要切实解释，要清楚写字，要灵活运用”。
这是他在文化教学上的二十字“要诀”。
他深知有的同志不用心认字，只是生照教员念的朗读，结果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一个个具体的文字却往往不认得。
刘伯承为使部队指战员切实学得文化，掌握打开红专大门的“钥匙”，体察之细，研究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同志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对文化教育抓得很紧。
他屡屡教育部属，要学军事、政治、文化，做文武双全的军人。
他强调文化要与武备结合，学员先学文化，具备了接受现代军事科学的能力，再进入正科训练。
刘伯承同志关于政治是红、业务是专、文化是打开红专大门钥匙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速成与完成相结合

办校是为连队建设服务的。
为应急需，可办速成班、短期训练班、轮训队；
为长远计，可办正规的两年、三年、四年制的学校，也就是办完成班；
同时采用两种学制，并把在职学习和入校学习结合起来。
这是刘伯承军事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办校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就把办随营学校、轮训队与部队、机关编组学习结合了起来，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建国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既办速成班，又办完成班。
当时这样做，正是为了适应抗美援朝的急迫需要和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急迫需要，这是同时并举的一个好方法。
刘伯承同志就此指出：全军现代化的装备有了，陆军、海军和空军都进入到国防配置的位置去了。
他们急需要学员快些毕业，特别是防止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们应有所准备，所以不能不做速成训练；
同时在原子武器、喷气武器时代，必须提高科学水平，因此又不能不做完成训练。

现在，我军的军事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沿袭了这样的做法，有高等军事院校，有一般的军兵种学校，还有军、师教导队等等。
刘伯承同志关于速成与完成、深与浅、宽与窄、取与舍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至今对我们仍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使用价值。

还有一点应该特别指出：刘伯承同志关于速成与完成相结合的思想是与他关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阐述密切相连的。
普及与提高，本来是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观点，但刘伯承同志把它成功地创造性地运用到军事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了。
他说：“我们的教授法与学习法，亦是一个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即如何把好的教授法与学习法普及到大多数人中去，又把大多数人再创造出的宝贵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提高。
只有如此普及与提高，如此提高与普及，来来往往，不断提高，不断普及，才能改进我们的教授法与学习法”。

作者：文朝/林恭/晓明

本报讯 烟威警备区某团政治处，坚持“面向基层、为连队服务”的正确方向，努力当好指导员的“指导员”，被济南部队树为“先进政治处”。

这个政治处自1980年以来，每个干部每年平均深入基层都在一百天以上。
他们了解到影响指导员安心基层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一是担心捅漏子，指导员摆脱不掉责任；
二是认为指导员工作吃力不讨好；
三是家庭确有实际困难，但又不好开口。
政治处针对这些情况，有效地进行工作。
直属守备连两名战士殴打副指导员，指导员担心事态扩大，不敢严肃处理。
在这个连蹲点的团政治处主任，帮助连队党支部严肃处理了这两名违纪的战士，并帮助指导员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大胆管理和严格要求部队。
八五炮连指导员陶常芝、步兵二连指导员张殿法都为连队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大家一致为他们请功，但他们坚持要把荣誉让出去。
团政治处直接报请上级给这两位指导员分别记了三等功。
指导员家庭有什么实际困难，政治处也了如指掌，并尽量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这个团的指导员大都任职时间较短，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政治处除切实抓好业务培训外，还注意通过具体问题的处理向指导员传授经验。
宣传股长李茂林了解到八五炮连指导员对搞好爱国主义教育有畏难情绪，就同他一起了解战士现实思想，制订教育方案。
去年以来，这个政治处的同志为连队讲课一百多次。
（文朝、林恭、晓明）

本报讯 去年以来，北京部队空军某团有计划地组织连队政治干部搞好在职学习，取得显著成效。
全团二十八名正副指导员都系统学完了团规定的理论课程，人人会写教案，授课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个团针对政治干部的实际水平，开设了基础理论、政工业务、语文知识、时事政策和政治常识等五门课程，每年选择一两门课程作为学习重点，并提供学习材料，规定学习进度。
为督促在职学习，他们根据学习内容，每月布置一次函授作业，当月做完，送交团政治处批改。
去年以来，他们共批改作业二百五十余份，近两千五百道题目，并挑选了质量较高的二十多份作业在全团传阅、展览，组织观摩学习。

他们还重视抓好指导员的短期集训。
去年，共组织了四次短期集训，每次都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两个重点问题。
比如，在教学法集训中，他们先请优秀政治教员作示范讲课，由团领导干部进行教学讲评，然后，请驻地师范学校教师讲授基本教学法，介绍怎样搞课前调查，怎样备课、写教案和如何提高授课艺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这种集训很受大家的欢迎。

建立必要的学习制度，是他们抓好在职学习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一是规定正、副指导员每星期要坚持半天的集体学习，每天不少于两小时的业余学习。
二是通报情况制度。
业务部门经常了解、掌握学习情况，每月通报一次，表扬学习中的好人好事。
三是规定团领导和政治处的同志下部队，要把检查学习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四是每季度由政治处命题，进行一次闭卷考试。
五是定期讲评。

作者：秀文/双丰/志柏

“谈起豫西的情况，黄参谋简直是如数家珍。”
人们这样称赞作战参谋黄礼家。

黄礼家对豫西情况了如指掌，是在实际工作中逼出来的。
一九七七年他刚当作战参谋时，因为对当地情况不熟悉，闹过不少笑话。
一次，他给一位领导同志带路，由于一段道路改向，结果汽车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出发点。
过了几天，领导上又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与驻豫西某部联系。
为找这个“某部”，黄礼家又打电话又问人，忙乎了三个小时才找着。
这天夜里，黄礼家睡不着了：作为一个作战参谋，对兵要地志不熟悉，平时带错了路，打起仗来岂不要误大事？

从此，黄礼家象医生研究人体解剖图似的，在蜘蛛网样的地图面前画呀、背呀、记呀，简直是着了迷。
他又找来《洛阳地区兵要地志》等有关资料，整理出一本手册，一有时间就记几个数据。
他不但熟悉图上情况，还经常到水利局、公路段、气象局请教，利用下基层的机会到现场去勘察地形、收集资料。
一次，他到伊川抓民兵集训，为弄清一座铁路弯桥的状况，利用休息时间跑了四十多里路，认真察看、了解并作了详细记录。

功夫不负苦心人。
现在，黄礼家不但熟记了全豫西几百个公社、几十座水库、几十个车站，以及道路、山脉、河流和驻军单位等一千五百多个数据，而且对哪座山有什么作战价值、哪座水库有多大储水量、哪个车站有多大装卸能力，都了如指掌。
一次，上级领导同志来洛阳检查工作，问到某部的一个训练场的情况。
这个场地的地名在地图上找不到，人们便找到黄礼家。
黄礼家立即答出了它的具体位置以及使用情况。

黄礼家由于通晓豫西兵要地志，获得了工作的主动权。
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出现情况，只要电话一到，他基本上都能讲出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社会情况，提出比较切实的方案。
（秀文、双丰、志柏）

作者：马银录刘占敏
栏目：光荣后勤兵

某部农场生产班班长徐天财已经超期服役了。

和徐天财同年入伍的老乡大都提了干部或转为志愿兵，并结了婚，只有他还未成亲。
未婚妻多次提出结婚，可他总是一句话：“现在忙，顾不上。”
在徐天财心目中，工作占据了一切。
去年秋收前，领导让他回湖北老家给农场购买农具，顺便把自己结婚的事办了。
父母亲见他回来，连忙为他作准备。
未婚妻也上门问日子。
他却给人家上了一堂“晚婚课”，并说：“部队秋收正等着用农具，咱们怎能在家里忙自个的事呢？”
并动员未婚妻一起做通父母亲的思想工作，提前归队搞秋收。
秋收后，家里和未婚妻又先后来信，说“结婚的日子已经定好，就等你回来。”
他把信往兜里一揣，再一次写了解释信“……为了给明年水稻高产打好基础，我准备去内蒙古联系买羊粪，回来后就探家。”
就是这样，他对个人的事一拖再拖，对部队的农副业生产却分外操心。
育秧时，他坚持住在稻田边，细心观察秧苗的生长情况。
一天夜里，天气突变，寒风骤起。
他立即起床，把还带着体温的被子、褥子以及一些衣物盖在秧苗上。
秧苗保住了，他却感冒了。

生产班除徐天财和副班长外，都是一九八三年入伍的新战士。
为了把好插秧关，他手把手地帮，耐心地带；
发现稻秧缺肥现象，他就及时带领大家寻找肥源；
水稻出现稻瘟病，他加班加点配农药，顶着烈日消灭病菌。
劳动力不够用，他在科学管理上下功夫。
为了掌握好化学除草的方法，他多次利用星期天到驻地农科所向农艺师学习，并买了《农田化学除草》等专业书籍钻研试验。
知识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化学除草方法。
仅此一项，就为部队节约四千多个劳动力。

有的人打趣地问：“你的老乡提干的提干，没提干的也都转了志愿兵，你还图个啥？”
他笑呵呵地答：“图的当个合格战士。”
（马银录 刘占敏）

作者：罗祥颂黄隽

广州部队某坦克团七连指导员张清，为做好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苦练坦克专业技术。
去年，他在坦克专业技术等级考核中，考上了“特级无线电手”。
最近，他又以优秀成绩考上了“二级射手”。
罗祥颂 黄隽摄

作者：孔阮/陈田

本报讯 某师汽车连采取多种措施抓好节油工作，从1978年起，节油率连续五年达36.7％，超过总后勤部规定的红旗车驾驶员节油标准的11.7％。
（孔阮、陈田）

作者：翟边/郭春晓/刘先联/齐成林/万全

这里选登的几则故事，虽然看来平常，但闪耀着党的优良传统的光辉。
它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凭着怎样一种精神，从崎岖道路上走过来的。
值此整党之际，重温这些故事，当能从中受到某些启迪。
——编者

“我也要遵守规定”
在延安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毛主席到中央医院去看望关向应同志。
中央医院设在延安城北的一座大山上，汽车在山脚的大门前停下，毛主席冒着炎夏的烈日爬上了最高的一排窑洞。
他知道病人需要安静，所以动作很轻地推开了窑洞门，慢慢走向病床。
关向应同志看到主席到来，坚持坐了起来。
主席弯下腰，握着那双瘦削的手，亲切地问：“身体好些了吗？”
还未等毛主席坐下，突然，一个小姑娘，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走进窑洞说：“同志，对不起，医生吩咐说：病人需要安静，现在不能会客。”
毛主席微笑着，看了一会那个小姑娘，谦和地说：“呵，对不起，我不知道医生有这个规定，如果知道，当然我也要遵守规定！”
说着又对关向应同志说：“好，你安心养病吧。”
说完就走出了病房。

1947年7月，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那天中午，中央机关事务科的陈科长，把毛主席的卫士小王找去，交给他一千元边币，说：“行军路上一定十分艰苦，你带上这点钱，随时给主席买点吃的，要千方百计保证主席的身体健康。”
小王知道，毛主席曾多次交代过，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要遵守规走。
象这类事必须先向他报告。
于是，便拿着钱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果然不出所料，毛主席还没听完就说：“别人都不带钱，我为什么要特殊呢？
中央有规定，我也要遵守规定嘛！
我有我的供应标准，这钱我不要。
谁给你的，你再退给谁。”
小王说不服毛主席，只好把一千元边币又原封未动地退还给了事务科。
（翟边辑）

“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就可以特殊”
一个深秋的夜晚，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
宴会结束时，司机老杨同志看见服务员抱着许多从宴会桌上撤下来的鲜花，想到邓大姐很喜欢鲜花，就要了一束放在车上。

在回家的路上，坐在车里的周总理闻到一阵芳香，回头一看，后窗前放着一束鲜花，便问是怎么回事。
老杨说明情况后，周总理拿起那束鲜花，看了看，然后说：“公家的东西，不能随便要，随便拿。”
说到这里，看了一下手表，接着补充一句：“今天太晚了。
记住，明天一定要把花送还给饭店。”
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是周总理一贯的思想作风。

1963年1月，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专程从上海赶到苏州，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陈云同志。

苏州有个百年历史的糖果店——采芝斋，它所生产的“苏式糖果”，品种繁多，行销国内外。
总理离开苏州时，接待人员准备了一些“苏式糖果”送给他。
邓颖超同志立即要随行人员付钦。
总理又要来发票，问是不是同市场上供应群众的价格一样。
当他知道是按成本收费时，就坚持按市价把钱全部补上，并且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决不能搞特殊化。
你们做接待工作的同志要切记这一点啊！”
还有一次，周总理乘车去政协礼堂开会，司机不慎违反了交通规则，交通警拦住司机，批评了好长时间，眼看要耽误开会。
同车的干部想去和民警交涉，总理严厉地制止说：“这怎么行！
交通规则是政府颁布的，政府总理应带头遵守。
总理不遵守，就是带头破坏法制。”
一直等到警察放行，总理一行才离开那里。
此后，总理常常叮嘱司机：“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就可以特殊，可以违反交通规则。”
（郭春晓辑）

“咱们都是勤务员”
一九四三年春天，党组织把我从联防司令部调到刘少奇同志身边当勤务员。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前去杨家岭少奇同志的窑洞报到时，他正在办公。
见我进来，他满面笑容地站起来，亲切地拉我坐在软椅上，和蔼地问我的家庭和参军后的经历。
当他听到我从小靠讨饭为生的情形后，深情地注视着我的面孔说：“你是我的勤务员，我是全国人民的勤务员，咱们都是勤务员。”
经过一段时间，我感到少奇同志虽然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但一点架子也没有，确实是以人民的勤务员来要求自己的。

在大生产运动中，少奇同志自报每年交八斗小米的任务。
他领着我们在杨家岭大门口外开了荒地，种上棉花、西红柿、洋白菜。
这一年棉花丰收，菜也自给有余。
一天，中央办公厅给首长们送来几架纺车，说里面有一架是少奇同志要的。
我担心影响少奇同志的工作，就把纺车放到了我的屋里。
少奇同志听说后，把我叫去，问：“听说纺车早运来了？”
“是！”
我说。

“那好，快去把纺车搬到我屋里来。”
从此，每到睡前饭后，我就听到少奇同志屋里传出嗡嗡的纺车转动声。
（刘先联 整理）

“我也不能例外”
1939年初，敌人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我们的粮食、布匹和医药都发生了极大困难；
连火柴一类的日用品也极为缺乏。
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
朱总司令从前线到延安后，立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他经常开会研究布置生产任务，到各部队了解生产情况，和战士们挥锄翻地，非常忙碌。
这期间，他很少让我们跟在他身边，总是说：“你们也上山开荒种地去吧，要节约人力，增加生产，支援前线。”
有一天，我们开荒回来，看到总司令住处开出了七八分菜地，就问是谁开的，总司令笑呵呵地说：“党中央号召每个战士除了养活自己外，还要给前方交粮食、蔬菜，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不能例外啊！”
以后，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经常在这块菜地劳动，每年除了他和我们吃菜以外，还供给大灶三、四千斤蔬菜。

一次收割包菜，有人把包菜收走了，根子却留在地里。
总司令看到菜地里留下那么多的菜根子，感到很可惜，就带着我们将地里的菜根子挖了回来，用刀子一个个地削好，腌在缸里，大约有一百多斤。
冬天缺菜时，总司令要我们把腌菜拿出来吃，味道鲜美，香脆可口，大家很爱吃。
总司令说：“收菜时，连根子也要收回来，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决不可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
此后，我们每年收菜时，都把根子也收回来，仔细腌制好，一年能腌几百斤。
从此，冬天再不愁没菜吃了。
（齐成林整理）

一件棉衣

1947年7、8月间，我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
10月份，我军相继进行了张家店、高山铺等一系列战役，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

这时，大别山区已经是露寒霜重的深秋时节了。
可是，我军十几万人仍然穿着单薄的衣服。
野战军首长报请中央，就地筹集解决冬衣问题。
中央很快同意了。
我们经过宣传动员，广大群众热情支援，很快就筹集到大量布匹和棉花。
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和自制的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野战军首长和全体指战员一样，亲自动手缝制。
可是，由于战斗十分频繁，时间紧迫，缝制粗糙，时间一长，有的棉衣里面的棉花就聚堆了；
有的衣面刮破，棉絮脱落了出来。
邓政委的棉衣，在部队出大别山的时候，就有许多地方棉絮脱落了。
我们几个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想瞒着邓政委让后勤给他做一身新棉衣，可是谁也不敢，因为邓政委在个人生活上一向律己很严，从来不允许给他搞特殊。
一天，陈赓同志来总部开会，看到邓政委穿的那套棉衣，把副官长叫去说：“现在天气这么冷，首长身上穿的那么单薄，你们没看见吗？”
并说：“要是把政委冻坏了，看我不找你们算账！”
听到副官长“挨批”的事，大家都拍手叫好：“这回可找到了‘靠山’。”
我们几个人立刻商定，由副官长马上去告诉后勤给政委做一套棉衣。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副官长抱着一套新棉衣走进了政委的小屋。
他看到政委正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便轻手轻脚地走到身边，小声说：“首长，棉衣给你领来了。”
政委放下笔，搓搓手，转过身来。
看到副官长抱着一套新棉衣，一时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
副官长说明情况后，政委站起身来严肃地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难道你们没看到大家都和我穿的差不多吗！”
顿了一下又说：“你们的棉衣就比我的还破嘛，为什么偏偏要给我再做一身呢？
再说棉衣破了，可以补一补再穿嘛！”
我在旁边想缓和一下，就说：“首长，棉衣既然已经做了，还是换一下吧。”
政委摆了摆手：“那可不行！
马上把棉衣退回去！”
他看到我们左右为难的样子，又慈祥地笑了：“这样吧，棉衣既然领来了，就别退了。
给小万穿吧，他穿也合身。”
我赶忙说：“不行，不行，这可不行！
这是给首长做的。”
政委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用手指着门，命令似地说：“就这样了，去吧！
去吧！”
然后又坐下继续工作了。
（万全）

“我们一块吃”
1941年6月的一天，乌云四起，狂风大作，震动山谷的雷声伴随着豆粒大的雨点，“哗哗哗”地下个不停。
突然，通往陈云同志家里的电话线路中断了。

那时，陈云同志是中央组织部长，住在延安南家坪一个窑洞里，离杨家岭有五里多远。
雷雨刚停，我就带上工具，匆忙赶到了陈部长家。
他住的那个窑洞，是一进两开，中间摆着一张小桌，上面放着电话机。
旁边有一张办公桌，放满书报、文件和笔墨等。
左面那间屋子是陈部长和他爱人的住处。
我一进窑洞，就开始检修电话机。
电话机内的线圈被雷电烧坏了，要修好，起码得三个小时左右。
于是，我就地进行修理。

快开晚饭了，我还在聚精会神地缠线圈。
陈部长叫我去吃饭。
我不好意思，随口说：“首长，我早已吃过了！”
陈部长一眼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眯眯地说：“哪有那么早的饭？
这是开晚饭，不是吃午饭。
不要不好意思，快来，我们一块吃。”
我再也不好推辞，硬着头皮去了。
这餐晚饭，烧了一小盘豆腐，煮了一小碗菠菜汤，警卫员端出一个小白铁锅，里面闷了半锅大米饭。
陈部长边吃边对我说：“今晚你来的真凑巧，正赶上吃大米饭。”
那时生活很艰苦，首长们几乎每顿都是吃小米饭，很难吃上一顿大米。
我吃了半碗大米饭，赶忙又去缠线圈。
刚缠了一会儿，陈部长又来到我跟前，关切地问：“小鬼！
你们一天吃多少粮？”
我回答：“一斤半。”
他说：“一斤半你怎么吃得完啊！”
我说：“还不够呢！
我们年轻人饭量大，每月上面还要补助一点粮。”
他摇着头，连说了几个“吃不完”、“吃不完”。
“我看，你每天一斤粮都吃不完，今天晚上你不是只吃那么一点点就够了吗？”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是首长见我吃得太少，有意问这番话的。
我暗自埋怨自己嘴笨。
陈部长拍拍我的肩膀，说：“小鬼！
快去吃吧！
锅里还有饭。”
我心里热烘烘的，放下线圈，又去吃饭，连锅巴都铲起来吃了。
陈部长点着头说：“这才象个老战士的样子嘛！”
（岳锋口述曹兴碧、刘绍生整理）

沙漠里的半盅水

1936年6、7月间，彭德怀同志率部西征来到定边附近的沙漠地带。
当地的老百姓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在我们到来之前，几乎都跑光了。
部队找不到群众，有时一天喝不上一口水，处境十分困难。
我们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宁愿忍受没有水喝的巨大痛苦，也不动群众逃走时留下的一滴水。

彭总和我们大家一样，嘴唇干裂了，甚至说话时也口吐白沫。
我看到这种情景，真是心如火燎。
得知部队快要中途休息时，我与小胖子（也是彭总的警卫员）商量了一下，便悄悄地找水去了。

听有经验的同志说，沙漠里只有长草的红泥洼地才可能有水。
在一处低洼地里，我遇上了总部直属队找水的几位同志，他们正围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找水哩！
这里有个齐胸深的大沙坑，沙和泥的结合处正往下滴着一滴滴水。
一位同志蹲在坑里，手捧口盅，聚精会神地把滴水一滴滴接住。

直属队的几位同志见了我，知道我也是找水的，又都认得我是彭总的警卫员，就热情而主动地要把水让给我。
看到同志们一片诚心，我也就没有推辞，从挂包里拿出口盅，递给了正在接水的那位同志。
那位同志接过我手中的口盅，把他原来接到的一点点水都倒给了我，然后又捧着口盅继续接水。

当我带着水回到休息地时，彭总已经坐在马背上准备出发了。
我急忙赶到马前，端出水递上去。
彭总感到很奇怪，问道：“从哪弄来的水？”
我往刚才接水的方向指了指。
彭总看了看我手指的方向，疑惑地问：“是不是从老乡家里弄来的？”
我知道彭总历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经常教育我们不要为自己、为首长搞特殊，违犯群众纪律，所以不肯把水的来由如实告诉他。
彭总的脸色立即沉下来，锐利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说：“小鬼，我不是跟你说过多遍了吗，不要以为我是总指挥，就可以违犯纪律！”
正在这时，我们接水时在场的直属队协理员来了，他见眼前的情景，随即替我作“证”。
当然，他没有说水是他们让给我的，才使我免受了一次严厉的批评。
（谢日林整理）

我女儿的第二次生命

1948年4月30日，是我大女儿三周岁生日。
那天，正由我主审战犯孙殿英，通信员突然悄声告诉我：“副科长，晓明病得厉害，快回去看看吧！”
我心头不由一紧，但马上就镇定下来。
心想：绝不能因为孩子的事使审讯中断。

等审讯结束我回到家里时，见孩子正在她母亲的怀里昏睡，不吃也不喝，烧得烫人，连叫她几声都没有反应。
通信员见状，忙骑马去请医生。

军医冒雨来了。
他拨开孩子的眼皮，又问了我们一些情况，脸色沉重地说：“急性脑膜炎。”
“还有没有一点希望？”
我问。
医生少许思索了一下，说：“需要特效药——盘尼西林。”
在场的一位同志催医生写下药名，好即刻派人骑马去卫生所取。
医生摇了摇头：“卫生所没有。
记得边区政府有一支，不知用了没有？”
去的人很快回来了，说边区政府的药品都已装箱运走了。
医生搓着手沉吟片刻，猛转过身说：“稍等一下，我到首长们那里找找。”
不大一会医生就回来了。
他脚还没有进门就兴冲冲地说：“孩子有救了！
多亏徐向前副司令员给了这支药。”
不待说完，医生就把耳朵贴在孩子胸脯上，听了听，然后直起身来，一边督促卫生员快快消毒皮试，一边讲述起来：

“我一到徐副司令员的住处，他就说：‘我刚开会回来，听说你们正找盘尼西林。
我这里放着一些瓶瓶盒盒，记得好象有一支盘尼西林，你看看哪个是，赶快拿去用。
’我凑近烛光辨认着，当发现一支盘尼西林后，脱口而出：‘油质盘尼西林！
’徐副司令员见我找到了药，非常高兴地连连摆手：‘快快拿走，快去救孩子！
’我又踌躇起来，想到首长身体不好，这样贵重的药，说不定随时急用。
徐副司令员仿佛窥到了我的心思，略带愠怒地一挥手：‘骑上我的马，快去救娃娃！
’”
亏得这支盘尼西林，注射以后，孩子的呼吸由弱转强，高烧渐渐消退。
后来就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我爱人无限感激地说：“是徐向前副司令员给了我女儿第二次生命。”
（张鼎中口述 张卫明、耘志整理）

作者：余洪远
栏目：革命回忆录

踊跃当红军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涉汉水，越秦岭，进入川北通、南、巴地区。
这支部队经过艰苦鏖战，长途跋涉，人员武器均减损不少。
那时当紧的任务是要在四川军阀面前站住脚，扩大红军队伍，壮大革命力量，开辟新的根据地。
巴山广大劳动妇女在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巴山妇女有着特殊的境遇。
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互相鲸吞，为聚敛财富，扩充实力，强令人民种植鸦片，使大部分男人吸毒成瘾，身体日渐消瘦，乃至完全丧失劳动力。
所有笨重劳动全落在妇女身上。
这种特殊的境况给妇女带来了极大的不幸，许多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都做了童养媳。
1932年，我到洪口、九子坡、竹浴关、钢溪河等地赶场，看到熙来攘往的人群，几乎全是女的，男人奇少。
因此，她们要冲出牢笼的欲望，盼解放求生存的迫切心情，是十分强烈的。
当她们听说共产党为穷人谋福利，看到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立刻意识到翻身解放的日子已经到来，就象出笼子的雀儿，脱了缰的野马，不顾一切地朝着解放的道路奔跑。
她们为红军带路、送信，和红军一起开仓分粮，打土豪，分田地，乃至冲破层层阻拦报名参加红军。
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妇女就有三十多人；
第二次大会一千一百六十名代表中，妇女有三百四十余人；
第三次大会一千四百四十名代表中，妇女占三百六十余人。

妇女参加红军，对整个“扩红”运动促进很大。
她们向自己的亲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动员丈夫、兄弟和姊妹参加红军。
在她们带动下，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夫妻双双参加红军的热潮随之而起。
我当时在巴中清江渡、得胜口、江口场“扩红”，一天之内就有五六百人参加，有的一家几口同时报名。
人们所熟知的女红军战士林月琴、吴朝祥、何莲芝、王定国、吴兰英、马路玲、何桂兰、华全双、冯明英、赵仁其等同志，都是这时参加红军的。
她们有的原来是童养媳，入伍后，高兴得又蹦又跳。
有一个名叫何贵友的女同志，年小个矮，身子单薄，红军不收她，她伤心地放声痛哭。
我当时任巴中县委书记，刚从外地开会回来，她迎面扑来拉住我，边哭边说：“我一定要当红军，死也不回去！”
我劝她吃了饭再商量，她说：“我不吃你的饭，我只求你答应我当红军。”
我问她：“你那么小年纪，不怕打仗吗？”
她回答说：“我啥子都不怕！”
我被她真心实意的恳求打动了，答应她说：“你着实太小，扛不起枪，就先到县委新剧团跳舞班吧。”
我话音刚落，她便破涕为笑，高兴而去。

巴山妇女有对唱山歌的习惯，每到农忙时节，这山唱，那山和，歌声飞遍高山密林。
她们参加红军后，编成宣传队、歌咏队、跳舞班和新剧团，到群众中去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歌唱红军英勇作战的事迹，颂扬苏维埃运动，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土豪劣绅，把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了。

有一个名叫陶万荣的女红军，生就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很动听，每开大会便登台唱歌。
她唱的《劝郎回头》，说当白军怎么苦，当红军如何好，在巴中、通江、恩阳河几次群众大会上一唱，有些因丈夫或儿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妇女，当场失声痛哭。
她唱的《成立川陕苏维埃》一歌，其中几句是这样的：“壬申腊月春风来，穷苦百姓乐开怀；
通江城里开大会，成立川陕苏维埃。”
女红军的宣传使成年人懂得了共产党的主张，支持苏维埃运动；
青年人懂得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砸了烟灯和烟枪，拿起大刀、长矛当红军；
妇女动了心，摘下耳环，脱去花衣，参军参政干革命。

建立妇女武装

大批妇女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在与反动地主武装斗争中，锻炼提高了自己，逐步地建立了武装组织。
1933年2月，长池首先成立了妇女独立营，约二百五十人。
继之，万源妇女独立营诞生，由何莲芝任营长。
她出身童养媳，苦大仇深，斗争坚决，为人老成练达，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女红军。
在粉碎“三路围攻”期间，为加强后方警卫，在各区、县妇女独立连、营的基础上，正式组建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
以后妇女参加红军的越来越多，就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组建了妇女独立团，团长曾广澜，政委张琴秋，参谋长陶万荣。

妇女独立团成立后，要求所有的女红军，无论年纪大小，头发长短，一律剃成光头。
她们开始都不愿剃，理发员背来了工具，仍迟迟不动。
但频繁的战斗和艰苦的环境，必须剃光头才能避免一旦头部负伤，头发进入伤口不易愈合的后果，避免因缺水不能时常洗头而生虱子。
经过领导再三动员，曾广澜团长又带头先剃，大家才忍痛剃去满头黑发。
剃完后，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大笑起来。
她们说：过去妇女“削发为尼”，我们现在是削发干革命。

妇女独立团诞生后，从编制、训练到思想政治工作，都和男红军一样：身着灰色军服，头戴八角军帽，扎腰带，缠绑腿，赤脚穿草鞋，肩上一边背米袋和水壶，一边背小马枪或大刀。
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妇女，个个体格健壮，英姿勃勃，乍一看，与男红军没有什么区别。
她们早起出操、跳高、跳远、单杠、爬杆等样样都练。
军事训练同样严格，从作战部队抽来教员授课，学习射击、刺杀、投弹；
在战术上从单兵动作学起，反复演练班排进攻、退却、攻坚、敌火下土工作业。
还组织对抗演习，学习侦察和抓“舌头”等，军事素质提高很快。

妇女独立团成立不久，就配合主力红军打了一次漂亮仗。
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我军在反击刘湘“六路进攻”中，曾将四个军调往东线，集中力量吃掉刘湘主力郝耀庭部。
这样，西线就由地方部队和妇女独立团扼守。
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到苍溪之间的铺子岭一线构筑工事。
那里多是茂密森林，山间只有一条小路。
女红军战士打得机智勇敢，她们派出侦察队抓来“舌头”，详细了解敌军情况，适时组织出击，包围小股敌人予以歼灭。
敌人被打懵了，以为是红军主力在作战。
后来敌人发觉和他们对阵的都是女兵，军官就动员部下说：弟兄们，上面防守的不是鄂豫皖来的老红军，全是女兵，只要你们冲上去，谁抓到就作谁的小老婆。
妇女独立团顽强地坚守阵地，阻击敌人。
这时，我军主力在东线消灭了郝耀庭部之后，撤回西线。
冲上来的敌人发觉出现在面前的不是“小老婆”而是“大老虎”，士气大落，很快垮掉。
这一仗，敌人两个团被歼灭，一个团在旺苍坝起义。
由于妇女独立团阵地守得好，作战机智勇敢，荣获了一面奖旗。

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

1933年查田运动以后，根据地四周的土匪蠢蠢欲动，趁我主力红军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六路围攻”之机，公开向我进攻，妄图对我后方政府机关来个“趁虚而入”，以配合军阀部队围攻红军。
我红四方面军三个团曾因地形生疏，在作战中吃过亏。
我受命带领一个独立团，一个妇女独立营和红军总部一个排，去拔除青坪寨敌人据点。
妇女独立营，一个连有枪，一个连全是长矛，总部那个排拿的是汉阳造步枪和长把子梭镖。
我凭借民情地形熟悉，先带总部这个排和三个号兵，揣了一面红旗去侦察敌情。
青坪寨地形高而险要，象一座孤峰雄峙，登高可望远近村落和行人。
寨四周，全用滚木礌石设防，只要一靠近，寨上人砍断绳子，巨石便顺坡飞滚而下。
我们想了一个调虎离山计，站到滚木礌石滚不到的地方，朝青坪寨上空打过一排子枪，司号员在几个山头同时吹起冲锋号，红旗也时隐时现，摆出一副激战架势。
敌人听到砰砰叭叭的枪声，以为是红军大部队来了，纷纷跑出来，有的脱光上衣，有的喝鸡血酒，有的念咒语。
霎时间，只见头裹红布，光着上身，下穿短裤，手拿大刀，铡刀和牛角叉的一群群莽汉，从寨上蜂拥而下。
我们时而打枪，时而吹号，时而摇动红旗，“节节败退”。
待敌接近略低于青坪寨的牛皮寨时，我预先埋伏在路口的八挺轻机枪一齐开火，敌人纷纷倒下，妇女独立营一跃而起，冲向敌群。
敌人是刀，我是长矛，一长一短，杀来挡去，不待刀挨我身，长矛早已刺进敌人胸膛。
我妇女独立营的战士，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长期的劳动磨炼得她们力大过人。
经过一场激战，把敌人全消灭在牛皮寨前。
营长李桂英，先后用梭镖杀死七个敌人。
当三个敌人团团围住她，用刀砍断她的梭镖杆时，她毫无惧色，舞起手中的半截镖杆用力打。
但终因体力不济，为苏维埃政权献出了生命。
经此一战，妇女独立团声威大震。

随着战斗日趋频繁，各级医院也迅即扩大，团有卫生队，师、军有医院。
这些医院从主任到医生、护士、管理员和采买，几乎全由女红军承担。
她们精明能干，稍经训练，就能适应战斗要求。
她们自制药品，涂于伤口，效果很好，在红军中有很高声誉。
这批年轻的女红军战士，日夜操劳，精心护理，使许多红军战士重返前线，为革命继续战斗。

川陕根据地，地处大巴山腹心地区。
大巴山上七十、下七十，中七十，三七二百一十里。
最高的老君山高三千八百米，山峦起伏，云雾缭绕，林木森森。
盘山小道象带子似的缠绕在荆棘丛生的山间，唐朝诗人李白，形容这里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在这样的地方运送伤病员，是十分困难的。
红军女战士担当了这个重任，而且完成得很好。
记得1933年5月的竹浴关战斗，敌人来了八个团，要和红军决一死战。
徐向前总指挥亲自交给我两项任务：运送伤员和搜山剿匪。
徐总指挥运筹帷幄，善操胜算，这一仗把敌人五个团全吃掉了。
我带一个妇女大队共抬下八百多伤员。
先是给伤员喂开水、包扎，然后抬送一百多里到洪口医院。
我们不但抬自己的伤员，还抢救一些敌人的伤兵，把缴获的几百支枪，搬回到通江苦草坝。

1935年1月，红军渡嘉陵江西进，那时还不准备放弃川陕根据地，是搬家式的移动。
四方面军总部有一个总医院和几个分院，省政府还有个工农兵医院，共计六千左右伤员，从通江北面王坪搬到旺苍坝，再搬到苍溪渡江。
还有三个工厂的机器，五千左右支枪和几十万人的吃穿用要搬走。
所有这些，就是靠妇女们抬的抬，背的背，历尽千辛万苦全部运走的。

每想到这些，许许多多红军女战士的英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可敬的巴山女红军啊！
她们的歌声回荡在大巴山巅，她们的血汗凝结在嘉陵江畔，她们的足迹深印在雪山草地，她们的业绩与世长存，她们的英名永不泯灭。

（金力用整理）

作者：王济民
栏目：民兵

杭州军分区各级人武部门在市委的领导下，组织市区三万多名基干民兵投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两年来，广大民兵在市区设立了七百多个文明执勤点，参加文明服务和社会治安的民兵达二十多万人次。
他们为建设美丽的旅游城市作出了显著成绩，为“人间天堂”增添了美的光彩，受到杭州市委的赞扬。

军分区的各级人武部门认为，杭州是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窗口，发动民兵带头参加城市的文明建设是自己的光荣职责。
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军分区和城区人武部积极当好参谋，注重做好各项组织工作。

第一，要求广大民兵立足本单位，做建设精神文明的骨干。
近两年来，各级人武部门在民兵组织中广泛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培养民兵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
各单位联系实际，对民兵参加建设文明厂、文明车间、文明班组、文明街道、文明居民区、文明大院、文明家庭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了具体部署。
到目前为止，全市民兵建设文明厂、文明院、文明街道已达三十多个。
杭州市物资回收公司的基干民兵，通过革命史、厂史和个人成长史的三史教育，正确对待回收破烂行业是“名声难听、面子难看、对象难找”的社会舆论，安心本职工作，热爱平凡岗位，开展了创优质服务活动。
去年，全公司有二百八十名民兵被评为先进分子，有五十八名民兵被提升干部，还有一名民兵代表出席了全国职工政治工作座谈会。

第二，由街道人武部统一组织，分段包干，定点服务。
为配合市委统一部署的全市“三整顿”（交通秩序、市容卫生、集市贸易）活动，军分区和城区人武部在发动民兵立足本单位建设文明的基础上，还由城区和街道人武部统筹安排，组织民兵参加市区文明服务活动。
他们采取按街道分地段，按地段包干到厂，工厂落实任务到民兵班排，逐级实行包干责任制。
对维护交通秩序，清洁环境卫生和照顾孤寡老人、军烈属，落实“三包”措施。
军分区和城区人武部根据市政府的安排，统一组织全市、全区性的民兵活动。
市区二十条主要道路和沿街的车站、码头、贸易中心、风景区已由各街道设文明服务点七百多个，辖区内的各厂、矿、企业单位的民兵组织都定期到包干点进行活动。
拱墅区人武部组织民兵一月活动四次。
在武林门、卖鱼桥等服务点上，民兵们打起“为您服务”红旗，深入大街小巷、桥头站口，为群众修理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修理自行车、磨剪刀、配钥匙、裁衣服、理发。
西湖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到风景区文明服务，值勤民兵佩戴袖章，帮助园林工人打扫卫生，清洁古迹建筑。
全市还设立治安执勤点一百二十三个，民兵们定期参加夜间巡逻，协助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

第三，建立各种制度，使民兵参加文明建设活动经常化，制度化。
杭州市委和军分区党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了民兵开展文明建设活动定时、定点、定人的岗位责任制度，各级检查评比制度和总结经验表彰制度，各级人武部也都下发文件，制订了落实措施。
今年1月份，市委和军分区下发文件，要求各级把民兵工作纳入企业管理，并做出了“五纳入”的规定，即：把民兵工作纳入党委议事日程统一研究；
把民兵活动纳入经济责任制的范围一起规划；
把民兵军事训练纳入生产计划同时下达；
把民兵政治教育纳入职工教育统一抓；
把民兵活动经费纳入财务计划或承包合同，统一核算或承担。
这样，既有利于全面加强民兵建设，又进一步保证了民兵深入持久地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王济民）

作者：赵炳文/郑岩松/关世武
栏目：民兵

辽宁丹东市振兴区人武部为了更好地使民兵政治教育落到实处，今年采取了三项具体措施：

一早，四主动

一早，就是计划安排早。
新年过后的第一天，区人武部就召开教育准备会，下达了教育意见，提出了民兵政治教育要纳入工厂企业宣传计划的要求。
各基层武装部根据区人武部的要求，做到四主动：主动向党委汇报上级军事部门的部署；
主动与共青团、工会等组织沟通思想；
主动了解全民教育的内容和打算；
主动当好参谋，提出搞好教育的具体意见，使民兵政治教育真正纳入到党委宣传部门的教育计划之中。

结合实际确定内容

人武部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先后调查了二十四个工厂企业单位，分别听取了一百多名专武干部和民兵对政治教育的意见。
然后对照上级下达的教育意见，结合本区的民兵实际，确定具体的教育内容，组织各单位通过每月一堂课，结合整组、集训和重大节日进行系统或专题的教育。

教育形式多样化

实行以集中上课为主，同时采取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教育，如组织民兵阅读课外政治历史读物，观看革命历史故事影片，参观教育展览，以及开好讲演会、故事会和办好墙报、有线广播等。
这样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统一起来，提高了教育效果。
（赵炳文、郑岩松、关世武）

作者：福建龙溪军分区政委谢成立
栏目：民兵

组织和发动民兵参加建设文明村活动，是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那么，人武部门怎样当好地方党委的参谋，更好地发挥民兵的骨干带头作用，使这一活动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呢？
近两年来，我们军分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军分区和县、社人武部抓了二百零七个大队的点，目前一百三十四个大队被评为地、县文明村建设先进单位，六百四十名民兵评为地、县、社“文明标兵”。
军分区也受到省军区的表扬。
我们的主要体会是：

主动做工作。
建设文明村活动开始以后，我们就向地委提出建议，并派人到地方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然后积极参加由地委宣传部、团地委、妇联、民政局和军分区政治部等部门联合召开的协作会，研究和制定发动青年、民兵参加文明村建设的具体方案，并主动在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中承担处理这一活动的日常工作。
在平时工作中，我们不等待，不观望，不吃现成饭，主动做好文明村建设的各项工作。
前不久，地方有关部门为了集中力量执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中心任务，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先后撤回机关，我们就组织人武部的干部深入基层，到全区二百多个大队，对文明村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及时掌握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保证这一活动深入地向前发展。

“谋”到实处。
我们除了抓好建设文明村的点以外，不断结合检查民兵工作，到基层了解面上情况。
到目前为止，全区共派出一百多个工作组，一千五百六十多人次，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有一段时间，我们针对闽南沿海聚众赌博、打架斗殴、封建迷信严重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农村俱乐部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具体措施，得到了地委支持。
我们和地委宣传部等五个部门一起，到基层帮助办好俱乐部。
现在，全区农村俱乐部由原来的三百个发展到一千四百个，大大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社会风气有了明显好转。

做到经常化。
在文明村建设取得一些成绩后，一些人武部门产生了自满情绪，放松了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使基层民兵组织的活动不那么经常了。
我们发现问题后，就和地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利用广播、墙报、黑板报、文艺演出、幻灯等宣传工具，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
同时，我们还表彰了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在民兵中组织竞赛对子，开展比学赶帮超的活动，从而推动了文明村建设的深入开展。

作者：刘文华/胡洪金
栏目：民兵

山东省金乡县羊山公社武装部经常对民兵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在这里发动了羊山战斗，全歼了国民党整编六十六师。
1952年该县的干部和群众，为悼念革命烈士，在羊山建起了一座革命烈士陵园，并由刘伯承同志题了词。
三十多年来，羊山公社武装部利用这个阵地，不断有针对性地向广大民兵进行热爱祖国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传统教育。
比如，农村普遍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有的同志不愿再搞民兵工作了。
武装部就利用清明节祭扫革命烈士墓的机会，把全社六十五名民兵连长和基干民兵领到羊山革命烈士陵园，请七十二岁的陵园负责人杨昭堂给大家讲解烈士的光辉业绩，发动大家想一想革命老前辈和先烈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图的是什么？
看一看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党和政府把保卫好日子的重任交给我们，每个民兵应该怎么办？
比一比自己与革命老前辈有哪些差距。
通过这些教育，对民兵启发很大。
不少民兵自觉地检查了自己怕吃苦、怕吃亏的思想，决心紧握手中枪，当个好民兵。

目前，羊山公社的民兵无论是参加训练和两个文明建设，都能走在前面。
全社一百七十多个学雷锋小组，一百二十个义务帮工队，都是以民兵为主组织起来的。
他们积极为烈军属、五保户和困难户打水、扫院、拆洗被褥、治病拿药，受到了全社群众的一致好评。
（刘文华、胡洪金）

作者：陈国良
栏目：民兵

湖北省崇阳县大白公社民兵，三年来参加一月一堂政治课不要报酬。
民兵到课率经常在90％以上，各大队规划的课次全部落实。

1981年10月，这个公社的民兵实行“月课”制度的时候，曾有人提出要不要给民兵报酬的问题。
公社党委经过讨论，认为民兵“月课”给报酬，会增加群众的负担，同时也失去了政治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决定不给报酬。
广大民兵也都觉得上政治课不应当要报酬。
龙泉大队是一级战斗英雄丁化国的家乡，这个大队的民兵们说，丁化国流血牺牲都不怕，我们要学习他的自我牺牲精神。
桥头、乌土山和夹泽大队的民兵也踊跃参加“月课”学习。
乌土山大队女基干民兵颜金华开裁缝铺，每次“月课”她都按时参加，她说：“不能只计较钱，青年人失去教育的机会损失才大。”
任课干部把对民兵教育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给民兵上政治课不计报酬。
龙泉大队民兵连长胡天庆原来是民办教师，1981年担任大队民兵连长后，经常外出开会，减少了收入，但他始终坚持上“月课”不要报酬。
干部的模范行动带动了广大民兵，促进了“月课”落实。
（陈国良）

作者：金培民钟厚权
栏目：民兵

寒冬季节的一个晚上，北仑河畔狂风呼啸，细雨绵绵，寒气逼人。
然而，日夜守卫在这里的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东兴公社东郊大队鸦厂哨所的民兵，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性。
晚上九时许，哨兵施得胜和施德正顶风冒雨在我边境河边巡逻，突然听见界河越南一方传来“扑通”一声。
“有情况！”
老哨兵施得胜马上判断出河中有人摔倒，提醒施德注意。
他俩迅速卧倒观察，借着河水的反光，发现界河中有一团黑影向我境内缓缓移动。
施得胜叫施德跑回哨所去报告情况，自己留下来继续监视着黑影。

哨长张廷治带领战斗小分队迅速赶到前沿，简单分析了一下情况后，他把民兵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分别占领有利地形，设下了伏击圈。
民兵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界河中步步向我方靠近的黑影。
“一、二、三……”，民兵们数了一数，一共有八个黑影。
他们凭着以往的经验，估计可能是越南当局派遣的特务。
晚九时三十分，当这八名坏蛋进入民兵的包围后，张廷治喊道：“你们被包围了，快举起手来！”
这帮家伙如梦初醒，其中一个转头就溜，张廷治一跃而起，疾步向前，一个扫堂腿，把那家伙翻了个嘴啃泥。
其他七个家伙看见周围都是黑洞洞的枪口，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经审查，这八个人果然是越南当局派遣的敌特。
这些人有的携带越南当局炮制的反动宣传品和黄色书画，企图对我进行心战策反，有的还接受了越南特工机关赋予的搜集我情报和破坏我军事设施等任务。

为了表彰鸦厂哨所民兵，防城县人民政府、防城县武装部给施得胜、施德、张廷治各记三等功一次，给陈基伟等九名民兵嘉奖。
（金培民 钟厚权）

作者：卫汉青
栏目：民兵

作者：赖从玉刘兴朝王国友
栏目：民兵

云南省马关县人武部原部长谢光汉，去年6月，因年大体弱，组织上免去了他的职务。
这位工作、战斗在中越边防三十多年的老同志，免职以后，仍然舍不得离开民兵工作。

新领导到职后，他热情地给他们介绍情况，传授经验，带着他们到全县的民兵工作点上熟悉情况。
尔后，他又深入到四个公社的民兵训练点上，抓第二周期训练的落实。
7月下旬，新部长住学，组织上又让他负责部里的工作。
他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和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基层六十七天。
当越军活动频繁的时候，他总是亲自到各民兵哨所检查防御方案落实情况。
检查中，要通过一段近千米的开阔地，处于敌人直射火力控制下。
他借着清晨的浓雾，和同志们一起在陡坡上、乱草中一步三滑地攀上民兵哨所。
然后向民兵们问寒问暖，帮助大家解决具体问题。
老部长这种不辞辛劳的革命精神，使许多民兵很感动。

戎马边关大半生的谢光汉，这样热爱边防，关心民兵建设，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老部长与马关结下了不解之缘，心都同边防线拴在一起了。”
的确，免职后，他已多次向上级请求在马关帮助工作，将来离休了，也要在马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现在他已把家从州府所在地文山搬到了马关。
（赖从玉 刘兴朝 王国友）

作者：蒋国华/周跃明
栏目：民兵

最近，我们调查了沙洲县塘桥、西张、港口、凤凰四个乡1983年度民兵军事训练情况。
这四个乡从改革训练组织形式入手，变往年各公社（乡）或大队（自然村）的自训方法为联合训练，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他们的经验证明：开展联训，是新形势下提高民兵训练质量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尤其是对目前还不具备全县集中训练条件的单位更为适用。
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健全训练组织，实行统一集中领导。
以乡为单位编四个中队，中队下编排、班。
集训队领导成员由四乡人武部长组成。
队长由驻训所在乡的人武部长芦仁保担任，其他同志分管教学组、行政组、保障组的工作。
县人武部派一名参谋具体指导。
中队由各乡人武部长或副部长兼任队长，并由本乡的宣传委员兼任政治教员。
集训队下设教学组，保障组，由专武干事或民兵干部担任组长。
各排长由优秀的民兵营长担任。
领导方法是队长牵头，大事共同研究，小事各乡自行处理，在民主协商的原则上解决、处理日常工作事务。
根据第二周期所训课目需要，把各乡的教学“尖子”抽出来，组织联训教学组。

建立各项规章制度。
①备课示教制度。
开训前集训队领导对每个教员的教案进行集体审阅，教员进行示教以后，正式担任教学工作。
②考核验收制度。
每训完一个课目由集训队统一进行考核验收，建立成绩档案。
对不合格者及时补训、补考。
③评教评学制度。
每周进行一次评教评学，改进教学方法，表扬先进人物。
④实行民兵干部岗位承包责任制。

过连队正规化的生活。
集训期间，作息、请销假、考勤、站岗执勤等都按部队连队生活要求进行。
坚持早出操、晚点名，使一日生活制度化、条令化。

加强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政治课分别由各乡的宣传委员轮流担任，采取集中上课分班讨论的方法。
经常性的思想工作，主要由各排长去做。
开展联训后，训练质量有明显的提高。
过去采取分训，有的乡第一练习实弹射击，合格率只达到50％，联训后，四乡合格率均达到98％左右，而且加强了对民兵作风培养，提高了组织纪律性。
（蒋国华、周跃明）

作者：钟华/栾清琳/泽初/汉云/周再锋/周炬/姚晓茂/陈志
栏目：民兵/民兵工作简讯

太平区委领导干部建立民兵工作联系点

辽宁阜新市太平区委领导班子，为了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决定每个常委建立一个民兵工作联系点，并在一年内把联系点抓成民兵工作先进单位。
（钟华）

常香玉为吕潭民兵献书一千册

河南省著名豫剧演唱家常香玉，不久前到吉鸿昌烈士家乡——扶沟县吕潭古镇慰问演出后，向这个镇的“民兵青年之家”献书一千册，丰富了民兵、青年的文化生活。
（栾清琳）

广州部队某射击场接待民兵训练

近年来，广州部队某射击场，在保障部队训练的情况下，热情地接待了广州地区二万余名民兵来场进行军训。
民兵来场驻训时，他们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而且派出得力的班长、骨干协助指导训练。
（泽初、汉云）

组织水库民兵报务员进行实战演练

江西吉安军分区为了保卫水库的安全，最近协助地方水利部门，对十四座大型水库的民兵无线电报务员进行了集训，并进行了实战演练，取得较好成绩。
（周再锋）

在基层办人武干部集训队

云南昭通军分区把人武干部集训队办到基层第一线，妥善解决了干部集训和民兵训练争时间、训后用不上的矛盾。
最近，昆明部队领导机关转发推广了他们的做法。
（周炬、姚晓茂）

振安区联合保管武器

辽宁丹东市振安区人武部，推广就近厂矿和乡村联合保管武器的做法。
这样有利于保证武器的安全，有利于减轻基层单位的负担。
（陈志）

作者：宋志诚
栏目：民兵/工作研究

我们对衡阳县自筹民兵活动经费的二十八个大队进行了调查，深感此种形式是适应农村责任制的新形势，减轻群众负担的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这些大队自筹民兵活动经费有几种办法：

1、承包旱土、水田。
洪市公社高炉大队基干民兵今年承包了水库甩亩田（水库尾子）二亩，旱土零点五亩，除种水稻外还种植了山豆、凉薯等经济作物，预计可得收入四百元，准备用于民兵政治活动经费。

2、生产红砖、石灰。
杉桥公社武装部今年与二十六个基干民兵签订烧红砖的生产合同，计划今年烧砖一百万块，除交公社武装部三千二百元管理费用作民兵军政训练开支外，参加烧砖的民兵，每人每月平均可得工资九十至一百元。
水寺公社水寺大队十三名基干民兵今年承包了大队的石灰厂，计划今年生产石灰一千五百二十吨，每人每月可得工资七十五元，大队将从民兵上交的一千元利润中拨出一部分作民兵经费开支。

3、培育树苗，经管果园。
静云公社兴龙大队二十五名基干民兵，今年来担任了大队林场一百一十亩幼苗抚育任务，除发给民兵工资外，还从劳动收入中提取二百五十元作大队民兵教育经费。

4、开办小型加工厂。
水寺公社水寺大队六名基干民兵在公社的资助下，开办了小型塑料油膏厂，生产工业用的塑料油膏，参加加工生产的民兵月工资可达一百元，公社、大队将从上交的管理费中提取部分民兵经费。

5、组织突击性劳动。
关市、汇水公社附近的河沙资源比较丰富，外县常有车队到该地拉沙。
关市、兰山、东头等大队的基干民兵组织了担沙组，临时为车队突击担沙，民兵既拿到了工资，大队又从收入中提取了民兵经费。
民兵自筹活动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员的负担。
杉桥公社过去搞军政训练，都向社员征款，群众感到负担较重。
今年，公社武装部把民兵烧砖上交的三千二百元管理费用于军政训练开支，就不需向社员另摊，受到群众的欢迎，促进了民兵教育训练的落实。

根据调查的情况看，民兵自筹活动经费，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要根据民兵自愿的原则，做到互利互惠，要防止强迫命令和新的“一平二调”；

二是要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地资源，广开“自筹”的门路，防止“一窝蜂”、“一刀切”；

三是要加强民兵教育经费的管理，严格经费开支，做到专款专用，防止和杜绝贪污挪用、请客送礼、滥发奖金等不正之风的发生。
（宋志诚）

作者：聂志泉/褚国新
栏目：民兵

山东省曲阜县人武部，发动干部人人动手，制作民兵训练器材，既减少了国家开支，又保障了训练的需要。

开始，这个县因训练器材不足，曾影响到教学效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县人武部根据民兵训练的需要，首先发动大家革新制作了弹道模型架、后座显示器、投弹臂力练习器、战斗队形示意板等难度较大的急需器材。
然后，各公社的专职人武干部又积极行动，土法上马，对一些结构简单，需求量大的器材进行了制作。
结果两年共革新制作各种器材四十余种，三千五百多件。
从而满足了民兵教学的需要，提高了教学效果。
不久前，总参动员部和省军区在该县召开现场会，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聂志泉、褚国新）

作者：四川阿坝军分区司令员邓明普
栏目：民兵/民兵工作笔谈

提到民兵周期训练，一些刚从野战部队调到人武部门的同志自然地想到部队训练，认为部队训练已摸出新路子，可以搬过来吃“现成饭”。
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切合实际的，特别是安排民兵的训练，一味地照搬野战部队的训练方法，就会脱离实际，行不通。

民兵是党领导的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战时主要是参军参战，支前守后，配合大部队歼敌。
不考虑这一点，去设想民兵的训练改革，民兵的周期训练就会脱节，造成工作上的盲目和混乱。
高山、平原、厂矿、城乡，各有生产特点和规律，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安排民兵周期训练，才能走出自己的路子来。
当然，野战部队训练也可以借鉴，不论正规部队，还是民兵，都有一些共同规律。
那就是都要着眼于现代战争的特点，针对主要作战对象，研究传统的练兵方法和传统战法在现代条件下的运用。
抓住这些规律，用于民兵训练改革，民兵周期训练便不难闯出新路子，摸索出新套套。

作者：高建忠
栏目：民兵/建议

作者：赵胜仁
栏目：民兵/基层拾零

作者：高运成口述肖军整理
栏目：民兵/长缨阅览室

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鲁中军区从沂南县抽调一百二十四名优秀民兵，借用“爆炸大王”高运成和“神枪手”金维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给大队命名为“高金飞行爆炸大队”。
从此，这支民兵队伍，在鲁中军区直接领导下，转战南北，屡建战功。
至今，在山东博山一带，还流传着高金大队三次埋雷皆中敌人的故事。

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高金大队奉命开赴博山前线。
当时，在博山东的西河区，驻扎着蒋军的一团，他们和伪区公所、乡公所狼狈为奸，形成了一个顽固的“乌龟堡垒”，不时伸向解放区烧杀掳掠，其残忍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保卫解放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八月十九日深夜一点多钟，高金大队趁夜色摸到西河区附近，在敌人必经之路上，迅速布好了地雷，退到一个小山坳里，做好了伏击准备。
第二天一早，敌人的大队人马前拥后簇，象一群饿狼似过河抢劫。
他们过了河，刚踏上山路，就遭到地雷的轰炸，接着队员们一齐开火，敌人进退维谷，腹背挨打，损失严重。
从此，缩进了“鳖窝”，再也不敢轻易过河抢劫了。

高金大队首次爆炸成功，使驻守在博山神头发电厂的敌人吓得魂飞胆丧，在电厂周围修筑了碉堡、工事，拉上铁丝网。
白天他们乱放冷枪虚张声势，夜间就把碉堡的岗哨偷偷地撤回去，凑在一起互相壮胆。
八月二十五日夜，高金大队越过几道山谷，飞奔到博山神头发电厂，占领了制高点，派出一个爆炸小组执行任务，其他人员在一侧掩护。
爆炸小组钻进敌人碉堡，迅速将雷布好，返回阵地，监视敌人的行动。
天刚放亮，哨兵揉着未睡醒的两眼刚进碉堡，只听“轰隆”一声，地雷爆炸，碉堡开花。
上岗的敌人尸体扔出十几米远。
地雷引爆了飞雷，飞雷腾空而起，炸断了电线，电厂停电。
等敌人集合起来还击时，高金大队已撤离了阵地。

黑山，是博山的前哨，重要的燃料基地。
敌人一个营驻守在这里。
要进博山，就首先必须拔掉这根钉子，但敌人很刁猾，高金大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茬口下手。
这天早晨，大队长高运成带领几个队员再次前往侦察，发现敌人两个连，在黄家大洼出操。
队员马成业说：“咦！
那操场不是埋葬蒋家兵的好坟地吗？”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
九月十八日夜晚，二十名民兵趁着夜暗摸到敌人操场，很快将飞雷、群雷、连环雷在操场四周布置停当。
第二天，云消雾散，敌人两个连照例出操，队伍刚进操场，当官的连个“立正”还没喊出来，就踏响了地雷。
一雷爆炸，群雷轰鸣，浓烟滚滚，山摇地动，敌人鬼哭狼嚎，尸横遍地。
淄博的蒋敌指挥机关惊慌失措，急忙出动飞机，派出大部队前去支援。
当他们赶到黑山附近，高金大队早就在八陡山下休息了。

三次埋雷，威震博山。
鲁中军区给高金大队记集体一等功，并颁发了奖旗。

（高运成口述，肖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