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解放军报>19831224
反映四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二十六日开放
作者:徐心华邹爱国
版面:头版
新华社12月23日讯 (记者徐心华、邹爱国)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毛主席纪念堂内设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
这四个纪念室业已筹备就绪,12月26日将正式开放。
纪念室通过大批文物、文献、图片、书信,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丰功伟绩。
第一室是毛泽东革命业绩纪念室,展品反映的内容有:在建党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重大贡献;
开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长征中挽救革命危机;
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针;
领导全党整风;
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领导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导社会主义改造;
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世界人民的伟大朋友。
第二室是周恩来革命业绩纪念室,展品反映的内容有:对创建党和人民军队的重大贡献;
在党中央指导白区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争取长征胜利;
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协助毛泽东领导夺取全国胜利;
新中国成立就任总理;
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
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尊重知识分子;
领导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参与制定并创造性地执行对外政策;
人民的好总理。
第三室是刘少奇革命业绩纪念室,展品反映的内容有:领导早期工人造动;
坚持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
领导创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
协助毛泽东领导夺取全国胜利;
参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
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
从事外事活动,增进国际友谊,人民的勤务员。
第四室是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展品的内容有:从爱国主义名将到马克思主义者;
创建人民军队,指挥反“围剿”战争;
指挥人民军队进行抗日战争;
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领导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参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从事外事活动,增进国际友谊;
人民的委员长,以身作则,革命到底。
这次陈列的展品中,有很多照片、文物和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展出。
比如,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时,郭沫若送给他的手表;
1945年毛泽东出席党的七大时的代表证;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出席开国大典时穿的中山装;
1976年毛泽东病重卧床期间坚持阅读文件书报时使用的单腿眼镜。
周恩来1935年1月13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参加定于1月15日召开遵义会议的电报稿;
周恩来1961年5月7日至14同在邯郸农村进行调查时的工作日历。
刘少奇为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7年写给党中央的三封电报稿;
1941年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用过的文件箱。
朱德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斗争时致中央军委的电报稿;
1961年朱德在浙江农村调查茶叶生产和制作情况时的笔记。
观众参观了一楼的四个纪念室后,在二楼电影厅,可以观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光辉永存》。
这部十五分钟的影片再现了四位老革命家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感人场面。
纪念室的筹备工作是今年2月开始的。
参加这项工作的单位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和北京市有关部门。
筹备工作还得到了上海、天津、河南等省、市的协助。
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彭真会见三个会议的全体代表
作者:薛铁军
版面:头版
新华社12月23日讯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同志,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同他们一起照了像。
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屈武、朱学范、钱昌照,民盟负责人史良、胡愈之、费孝通,参加了会见。
参加会见的领导同志还有万里、习仲勋、王震、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胡启立、乔石、薄一波、许德珩、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周谷城、严济慈、荣毅仁、杨静仁、康克清、胡子昂、周培源、包尔汉、缪云台、邓兆祥。
参加会见出席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会议代表的领导同志还有李鹏、田纪云、张劲夫、王丙乾。
12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会议的全体代表。
新华社记者薛铁军摄
杨尚昆等军委领导同志在北京部队基层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领导群众齐心协力全面加强基层建设-六十六个先进单位和个人在会上介绍了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事迹和经验
作者:刘波赵军邢志远
版面:头版
本报23日讯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今天上午出席了北京部队基层建设工作会议,同代表们合影留念,并讲了话。
杨尚昆同志在今天的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抓基层和整党是互相关联的。
解放军整党一定要整好,不能走过场。
整党整得好不好,有许多标准,但最后要落实到把基层工作搞好,搞坚强。
他还要求大家在整党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余秋里同志在会议期间分别召开了有连长、指导员、司务长和军长、军政委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了大家关于加强部队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在今天的大会上讲了话。
他说,基层建设是我军的基础。
各级领导和机关都要树立全心全意为基层服务的思想,用整党精神抓好基层建设。
上与下紧密结合,司政后齐抓共管,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
秦基伟司令员作了《关于1983年工作的基本情况和1984年的主要任务》的报告。
傅崇碧政委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把基层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报告。
报告分析了部队基层建设的基本情况,肯定了成绩,总结了经验,指出了问题。
要求各部队领导群众上下结合,机关部门齐抓共管,从八个方面加强基层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大力灌输共产主义思想;
努力提高作战本领;
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加强团支部和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工作;
搞好管理教育;
切实改善物质文化生活;
配好基层领导班子。
报告还提出了检验基层建设的六条标准:(1)党支部团结一致,工作积极,能起模范作用;
(2)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明显,思想作风正,好人好事多;
(3)斗志旺盛,能圆满完成教育训练和各项任务,工作成绩突出;
(4)官兵关系密切,发扬三大民主,尊干爱兵风气浓厚;
(5)业余生产和伙食、卫生搞得好,干部战士身体健壮;
(6)组织纪律性强,各项规章制度落实,没有政治和行政事故。
这次会议历时十天,开得成功,充分体现了领导群众相结合,机关各部门向心协力抓基层的特点。
会议由司、政、后三大部门共同组织。
出席会议的有优秀连长、指导员、司务长和炊事班长;
有先进党支部、团支部和团级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的代表。
六十六个先进单位和个人在会上作了发言或书面发言,分别介绍了做好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等全面加强部队基层建设的先进事迹和经验。
会上,宣读了北京部队的命令和通令,颁发了奖旗、奖状和军功章。
授予某师后勤部修理所“模范修理所”、某团一○五无后座力炮连“管理教育先进连”、某团一连“大青山模范守备连”、某团二连“文化工作先进连”、某团四连“模范边防连”、汽车某团六连“安全运输先锋连”等荣誉称号;
给二十七名先进个人分别晋级和记一等功、二等功;
给三十一个先进单位分别记集体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
有四十二个先进单位和一百五十八名先进个人受到通令表彰;
有十八个党支部、十四个团支部和三个团工委受到北京部队党委的通报表彰。
(本报通讯员 刘 波、赵 军 本报记者 邢志远)
余秋里同志在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要求各级领导既要态度坚决又要头脑清醒-严格掌握政策界限正确进行清除精神污染工作
版面:头版
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按:余秋里同志1983年11月30日的这一讲话,结合军队实际情况,着重讲了如何严格掌握政策界限,正确地进行清除精神污染工作的问题。
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指示中,不仅军队,而且各地方、各部门都要防止简单化、扩大化。
邓力群同志对此讲过十条要区别的界限,主要内容已见报。
余秋里同志这个讲话,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讲得好,讲得全面,也完全符合地方和部门的实际。
特摘要发表,供学习参考。
整党有四个方面的任务:第一,统一思想;
第二,整顿作风;
第三,加强纪律;
第四,纯洁组织。
统一思想、改进作风的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就要体现出来,使我们的工作很快有一个新的起色,有一个新的面貌。
凡是第一阶段能解决的问题就要迅速认真地加以解决,不要等到后期再解决。
在整党中,我们总政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把总政机关的整党搞好;
二是了解全军整党的情况,掌握好政策,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正确指导全军的整党工作。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全军第一期整党的工作已经展开。
当前,主要是学习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学习小平、陈云同志在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清除精神污染。
学好文件非常重要,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了文件的精神,才能使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一步步深入健康地发展。
最近,我看了一些单位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报告和材料。
我想着重就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谈一些看法和意见。
从了解的情况看,全军各大单位通过学习,对清除精神污染的迫切性、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一些领导班子软弱涣散的现象,开始有了改变。
总的形势是好的。
通过初步清查,已经发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比如,有的散布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
有的写了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有严重错误的作品;
有的文艺团体的一些人私自外出搞营业性演出。
特别是还发现了一些播放、复制、传播淫秽录相、录音、书刊、图片的情况。
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正在进行,随着工作的深入,还会陆续发现一些问题。
从已经查出的问题看,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不坚决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任其蔓延,就会腐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涣散革命斗志,削弱部队战斗力。
小平同志指出,精神污染“足以祸国误民”,真是千真万确。
我们要充分认识清除精神污染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但是也要看到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东西,乘机而入;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和管理制度上的某些薄弱环节和漏洞,违反国法党纪,胡作非为。
我们要坚决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坚决把那些精神污染的毒品彻底清除。
一方面要搞好教育,进行消毒,增强干部、战士同精神污染作斗争的能力;
另一方面,要制定出防范措施和规章制度,防止这些丑恶的东西在部队继续流传。
为了使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健康发展下去,各级领导既要态度坚定,又要头脑清醒,务必掌握好政策。
这里我讲几点意见:
一、清除精神污染态度要坚决。
这项工作现在刚刚开始。
在理论界和文艺界,有些人思想并没有真正搞通,有的人还在抵制。
至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理论上弄清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提高识别力,还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学习和教育过程。
反对精神污染,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对这一点,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经过一段认真的学习讨论和清理,要使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同志基本上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们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知道马克思所使用的“异化”概念的本来含义是什么,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错在哪里。
要引导大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增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增强对党的领导的信念,提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努力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部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二、要严格掌握清理的范围和政策界限。
清除精神污染,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方法去进行,不能扩大范围,不能偏离方向。
关于精神污染的实质和清理的范围、重点,中央都有明确的规定。
精神污染的实质,就是小平同志指出的,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清除精神污染,主要是解决思想战线,特别是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问题。
从事理论、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工作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员干部,绝不能搞精神污染。
这是当前清除精神污染工作的重点。
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规定去进行,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随意扩大范围,四面出击,就会出问题。
要说清楚,对于基层来说,主要是进行教育。
从当前情况看,有些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有的把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到日常生活上面来了。
比如,把穿高跟鞋,烫头发,戴太阳镜,穿新式样衣服,抽过滤嘴香烟等等,都说成是精神污染的表现,这是不对的,现在人民的生活好了,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生活丰富多采,这是好事,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
我们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绝不是要把生活搞得单调。
不能把精神污染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混同起来。
第二,有的把同重大原则有区别的一般思想问题也说成是精神污染。
比如,有的把退伍战士申请补助说成是精神污染;
有的把战士不愿吃高粱米也说成是精神污染。
战士退伍,确有困难的,申请一些必要的补助,是正当的,可以理解的。
至于有的要求过高,可以说服教育。
有的战士不愿吃高粱米,是个生活习惯问题,即使有人怕苦,也是个思想教育问题,不能说成是精神污染。
还有的把违反条令条例和军容风纪的问题,把农村籍干部在城市找对象,也说成是精神污染,如此等等。
如果这也是精神污染,那也是精神污染,就会把思想搞乱。
一定要把一般的思想问题同追求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严格区别开来。
第三,有的扩大了清查、收缴的范围。
一些淫秽的录相、书刊、图片,对社会、对部队危害极大、必须认真清查、收缴、这一点绝不能含糊。
但不能把一些主流是好的,里面有一些缺点、错误的书刊当作精神污染品进行收缴、封存、销毁。
现在有的把战士自费订阅的一些杂志也收缴了;
把战士收集的美术摄影作品,也作为黄色的东西收缴了,有的甚至没收了战士亲友的照片。
这显然是错误的。
凡是有这些做法的,要切实加以纠正。
清除精神污染,一定要实事求是,严格掌握政策,划清界限,不要把什么问题都搞到精神污染上来,不要把自己没见过、不爱好、看不惯的事情,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精神污染,不要象有的同志形容的那样,“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头装”。
对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不要看作是小事情。
如果执行中央指示走了样,不注意防止扩大化,混淆了政策界限,就会造成很不好的严重后果。
三、要采取正确的方法。
精神污染问题,总的说来,是属于党员中、人民中的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觉悟来解决。
批评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不能以了“左”反右,不要采取过去搞运动的那些错误的提法和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做法。
现在有的单位提出:“要把清除精神污染作为加强基层建设的‘纲’来抓”,“必须打一场人民战争”,“要查清敌情”。
有的提出,清除精神污染,集体的、个人的东西部要查。
必须指出,这些提法都是不妥当的,不符合中央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指示精神。
这样做,不仅不能达到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反而会造成人为的紧张情绪,影响部队的团结,而且会脱离群众,损害党的威信。
应当认识到,这些不妥当的提法和做法,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左”的影响还没有肃清的表现,也是对中央精神学习不够,领会不深的表现。
对这些不妥当的做法,要立即加以制止。
四、要严格区分矛盾的性质。
播放、复制、传播淫秽录相、书刊、图片,制造淫乱,是触犯刑津的。
当前主要打击的是那些大量制作和组织传播淫秽物品、利用淫秽物品引诱和奸污妇女,以至强奸、轮奸妇女的严重违法犯罪分子。
对这些人,特别是那些情节恶劣、手段残忍、民愤极大、严重败坏我军声誉的流氓团伙头子和骨干分子,必须依法严惩。
对由于思想堕落,欣赏、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播放、复制淫秽录相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给予刑事处分。
但一般可放在后期处理。
对于偶尔看过的同志,只要讲清楚,作了自我批评就行了。
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及时认真地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社论、评论和文章,提高思想政策水平。
严格掌握政策界限的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注意。
这样,才能既解决问题,又不留下后遗症,才能真正达到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
过去,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绝不能再走老路。
我讲这么一些意见,目的是为了使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健康发展下去。
这项工作搞好了,我们的整党工作就迈出了很好的一步。
(新华社12月23日讯)RW:余秋里;
言论
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胜利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作者:傅钟
今年12月26日,是我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九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其中的半个多世纪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领导她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我们今天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奠定了雄厚基础。
这个巨大变化,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日益显示出巨大作用。
事实表明,毛泽东同志一生的辉煌业绩,不仅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而且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他就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当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以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毛泽东同志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领导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和井冈山根据地,为我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当根据地的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指挥与影响下日益壮大,连续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后,红军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样,中央红军和党中央才得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并在以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到达了陕北,随后,二、四方面军也经过长征转战到达陕北。
从此,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全党、全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取得了全国胜利。
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以共产主义的献身精神和渊博的知识,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造,他善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把一系列的独创性经验作出理论概括,为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写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哲学、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理论著作。
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从群众中来又回到了群众中去的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
他的著作中深刻阐明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必将在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长期发挥指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他为这支军队提出和总结了一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
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得到壮大和提高,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完全是为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制定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又在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世界上有些人胡说我们抛弃了毛泽东思想,这只能表明他们无知。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今后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从近几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中,更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结晶,是随着革命实践不断发展的科学指导思想。
我国人民必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开拓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道路。
在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之际,全党正学习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重要讲话。
这些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精神。
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应该认真地深入学习这些文件,同时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的著作,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改造世界观,提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抵制并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精神污染,为完成整党任务和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
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的九十周年诞辰,就是要学习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去夺取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更大胜利!
去夺取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革命军队的新的更大胜利!
(原载《解放军画报》1983年12期)
勋业永存光照千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巡礼
作者:徐心华邹爱国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前夕,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参观了已筹备就绪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
设立在纪念堂瞻仰大厅两侧的四个纪念室,通过大批珍贵文物、文献、图片、书信,把四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伟大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生动感人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他们的革命业绩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勇前进。
(一)
在纪念室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反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一起亲密地商讨着党和国家大事的照片。
这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有这样一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集体领导,是我们的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
毛泽东革命业绩纪念室里有一张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聂荣臻、陈毅、李富春在延安的合影。
那是1943年冬,随着延安整风学习的深入开展,党的高级干部正在一起进一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总结历史经验。
照片上的毛泽东等人穿着棉布军装,亲切地交谈。
正是延安的整风学习为党的七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基础。
纪念室里陈列的一本本毛泽东著作及其修改稿告诉我们:为了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极其艰苦的理论工作。
毛泽东的许多经典著作都是在广泛征求党内意见,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产生的。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大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他明确提出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而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篇著作到了6月19日才公开发表,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党内高级干部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毛泽东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才最后定稿。
在纪念室中,我们看到了这篇著作的第三稿。
在封页上,毛泽东写了许多话。
他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将稿件印发给在京的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参加中央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
他在5月25日给这些同志的信中写道:
“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
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6月5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在这封信的旁边,还陈列着一本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著作和刘少奇、邓小平要求发表这篇著作给毛泽东的信。
毛泽东为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报告前,他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三十四个经济部门的汇报。
1965年刘少奇写信向毛泽东建议,将这个讲话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
毛泽东看了报告的整理稿,不大满意。
但他同意将此稿“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
他并要求将此意“写入中央批语中”。
1975年7月13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把由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文稿送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当天,毛泽东即审阅了这篇稿子,并批示道:“同意。
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
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经过毛泽东审定的这个整理稿,直到1976年12月26日才公开发表。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部作过重要贡献。
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里,都分别陈列了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的许多著作。
如: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
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论解放区战场》等。
这些著作都以独创的内容,为毛泽东思想宝库中关于统一战线和知识分子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的理论,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二)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革命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我们党之所以不断取得胜利,就在于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在于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
在毛泽东革命业绩纪念室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
他在这篇著作中首先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提出要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他1942年为中央中央党校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照片,突出地陈列在展柜里。
“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成了我们党的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它指引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刘少奇革命业绩纪念室里,我们看到陈列着两本打开的笔记本。
这是刘少奇1961年在湖南农村调查时写的笔记。
为了了解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进行蹲点调查。
他从4月1日到5月15日的四十四天时间里,有三十二天住在农村。
在农村,刘少奇同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进行座谈,反复讨论,广泛听取意见。
事后,他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关心农民疾苦,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意见。
在纪念室里,我们还看到了刘少奇1962年1月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提纲中指出:“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国内经济形势有相当大的困难。
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
原因:三年天灾和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何者为主,各地情况不一,应向群众实事求是地说明。”
他在会上讲话时强调:“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
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
在周恩来革命业绩纪念室里,整整齐齐排列着他1961年5月7日至14日在邯郸农村调查期间的工作日历。
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带着工作组在河北邯郸地区进行了十七天的调查。
他同生产队、公社的干部和群众谈话,开座谈会,还考察了一个农村食堂。
5月7日,周恩来打电话向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了调查情况。
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陈放在他工作日历的上方。
他在电话中汇报了四个问题:
“(一)食堂问题。
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
办法是:包产到小队。
以产定分,包活到组。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
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周恩来深入调查研究,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正确的处理意见。
当天,毛泽东就在这份汇报上作了批示,将汇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在五十年代未,朱德已经年过七旬,但他还经常深入基层,调查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历史和现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纪念室里陈列着他1958年2月26日在参加丝、茶生产会议后,给毛泽东写的信。
在信中,他提出了大力发展丝、茶的具体意见。
(三)
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们的身教言教,为我们党培育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毛泽东革命业绩纪念室里,我们看到他身穿带补钉的衣服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时的照片和他在艰苦岁月里穿过的早已破旧的毛衣、毛裤。
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在西柏坡时仍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棉袄。
在纪念室里还陈列了一个装着刀剪毛刷的理发工具箱,那是毛泽东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理发时用的。
这个工具箱从延安时期一直用到1958年。
毛泽东非常珍惜时间,他理发时仍要看书。
他对理发员说:“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
在刘少奇革命业绩纪念室里,我们看到了人们熟知的两张照片。
一张是他1959年在全国群英会上和北京清洁工人时传祥亲切握手时拍的。
照片的一边用醒目的字体抄录着他对时传祥说的一段话:“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张是刘少奇在列车上和旅客交谈的照片。
1958年7月,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乘坐普通的硬席列车由天津去济南,在车上他和旅客热情谈话,了解情况,体察民情。
他四周挤满了欢笑的群众,他也笑得那么开心。
在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里,我们看到悬挂着这样一个条幅:“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这是朱德1939年写的寄语蜀中父老的一首诗。
在十年内乱中,朱德无私无畏,继续为国为民操劳。
就在他逝世前三个月,他还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兢兢业业地阅读和签署文件。
纪念室里,挂着他1975年3月6日的题字:“革命到底”。
这四个字,是他留下的珍贵遗言,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周恩来革命业绩纪念室“人民的好总理”展柜里,有一张斜面小桌,这是周恩来病重期间邓颖超为了便于他在床上工作而专门设计的。
1972年,为党、为人民百般操劳的周恩来身患癌症。
他自己知道这个情况后,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
1974年他病重住院,先后做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
平均每四十天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术。
在这段日子甲,他以七十六岁高龄的有病之身,仍继续坚持工作。
在这张斜面小桌旁,陈列着周恩来当时戴过的老花眼镜,用过的铅笔,批阅过的文件,还有一盒清凉油、一瓶硝酸甘油。
清凉油是他工作疲乏时擦用的,硝酸甘油是他准备心脏病发作时服用的。
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周恩来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我们要象春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如今,四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勋业永存,光照千秋。
新华社记者 徐心华 邹爱国
图片
作者:薛铁军
十二月二十三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去见了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六大的全体代表。
新华社记者 薛铁军摄
图片
作者:黄景达
12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新华社记者 黄景达摄
毛泽东建军思想在政治工作中的新发展
作者:吕廉苏希胜
栏目: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全军拨乱反正,开创军队政治工作新局面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
一、科学地阐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一部分同志轻视和否定政治工作的倾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一系列关于加强和改善政治工作的指示。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应该加强。
叶剑英同志指出:“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关系着我军的强弱、胜败、生存和发展。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它的深刻含义就在这里。”
经党中央批转的《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毛泽东同志这个论断形象地概括了政治工作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现代化建设时期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还指出:“所谓‘生命线’的作用,是指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
这一论述完全适用于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也是军队工作的生命线,它的作用就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的贯彻执行,保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军内外的坚强团结,保证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批判了林彪“突出政治”的谬论,不再使用政治挂帅的口号,改变了政治工作起“领导作用”的提法,这是政治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有反作用。
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是上层建筑领域内部的关系。
政治领寻军事,军事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但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政治、经济、军事究竟何者放在首位,却要依据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列宁在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既提出过“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又提出过“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还提出过把军事斗争放在首位的观点。
这些观点都是在不同的时间。
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来的,我们不能把列宁的某一观点不分时间地点等条件到处搬用。
五十年代后期产生的政治挂帅的口号,不能确切地表达政治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而且这个口号在实际上也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义语。
因此,停止使用这个口号有助于肃清“左”的影响,端正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
政治和政治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政治是个多义词,但它的基本含义只有一个,即指国事,指各个阶级、政党、社会集团在处理国内和国际各种关系中的政策和活动。
政治工作则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可以说政治对军事有领导作用,但不能说政治工作对军事工作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可以说军事为政治服务,但不能说军事工作为政治工作服务。
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是平行、合作的关系,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
如果强调政治工作具有“领导作用”,就容易误解为政治工作可以摆在“领导”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的位置上,这就改变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平行、合作的关系,以致造成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隔阂和对立,人为地在政治工作机关与其他工作机关之间、政治工作干部与其他工作干部之间造成论地位、分高低,不利于我军内部的团结一致和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因此,改变政治工作的“领导作用”的提法是恰当的。
改变这一提法,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政治工作。
那种认为不提“领导作用”,是贬低政治工作的认识,是错误的;
认为工作重点转移了,政治工作不重要了的认识,同样也是错误的。
二、明确了新时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要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
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
必须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成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任务;
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战士,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军、瓦解敌军的原则;
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
教育部队严格遵守党的政策、政府的法令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执行党的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要起模范作用,等等。
这些优良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破坏。
要开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必须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军所处的历史条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
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要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不仅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而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
这些变化,给我军政治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首先,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左”的束缚,排除右的干扰,把我军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相结合,认真分析和解决部队的各种矛盾,从中发现新事物,总结新经验。
其次,要抓好基层建设。
要面向基层,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创造,集中群众的智慧,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
必须对政治工作进行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指出,要加强政治工作,必须改善政治工作,由于政治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从干部制度、思想教育的内容、政治机关的建设到工作方法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左”的烙印。
同时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规章制度,由于条件发生了变化,现在有的也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了。
因此,必须对政治工作进行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
必须明确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工作的根本国的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干部战土,启发他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自觉性,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树立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的作风,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革命军人,保证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三、提出了保证党对军队领导的许多重大原则问题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中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的破坏所造成的恶果,重申了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重大原则。
提出了全军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这方面的内容有:着重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也要防止和纠正右的倾向。
要解放思想,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克服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
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打好理论根底。
要自觉地遵守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有: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实行党政分工,克服党委包揽一切的现象;
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时间和精力做思想政治工作;
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使党内生活进一步正常化;
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整顿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提高党的战斗力。
四、报出了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任务
为了医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创伤,提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伟大任务,作出了要深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决定。
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区别和联系。
阐明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实行物质利益原则的关系。
党中央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教育必须同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紧密结合,必须同现阶段按劳分配和其他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
既要防止和克服片面夸大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否定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倾向;
又要防止和克服片面强调和夸大物质鼓励的作用,忽视或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
提出了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要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结合起来,要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艰苦奋斗、自我献身精神的教育以及其他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此外,还明确了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
中共中央批转的《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中指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指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它是党的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政治工作的全部。”
五、提出和总结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方法
关于疏导的方针。
这是在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教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并吸收了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等有关学科的正确原理提出来的,因而是符合思想工作规律的正确方针。
这一方针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重大发展。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
概括起来有六条: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民主的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各项工作一道去做的原则;
表扬和批评相结合,以表扬为主的原则;
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
言传和身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方法。
主要是:情理结合的方法,既要晓之以理,以理服人,又要动之以情,以情感人。
讲道理和摆事实相结合的方法,道理要讲得通俗易懂,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反对讲“洋话”“套话”。
讨论的方法,官兵互教互学,改变过去只是干部讲,战士听的状况。
因人施教的方法,不搞“一刀切”、“一锅煮”。
思想政治教育和丰富多采的、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相结合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和“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相结合,同开展立功创模运动、各种评比竞赛活动相结合的方法。
实行部队、社会、家庭三结合的教育方法。
六、提出了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思想斗争和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和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展思想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开展思想斗争的正确原则。
第一,开展思想斗争,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对症下药。
就是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着重肃清“左”的影响,又要防止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第二,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把干部和群众中的错误思潮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区别开来。
第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
既要坚持批评的原则性,又要注意批评的科学性,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原则上不可使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一类不准确的提法。
七、明确了我军干部队伍建设的方针和原则
干部队伍要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这是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总方针。
干部队伍“四化”的四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缺一不可。
革命化是前提,年轻化是保证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继承性的关键。
知识化、专业化是实施正确领导,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选拔干部、配备领导班子要依靠集体,要走群众路线。
按照干部“四化”的要求,实行新老合作,以老带新,以老扶新,新老搭配,梯次配备;
由老中选青转到青中选优;
打破军兵种之间,机关和部队之间,部队和院校之间的界限;
着眼于适应组编合成军队和未来作战的要求;
大胆提拔具有各种专长的知识分子,逐步改变干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搞好进出结合,在选拔中青年干部进领导班子的同时,安排好退出第一线的老同志,做到政治上关怀,生活上照顾,充分发挥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
加强干部的培训和管理,舍得拿优秀干部办院校,舍得选优秀干部到院校培养,舍得把最新的技术装备优先发给院校,舍得拿出一定经费办院校,使院校担负起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的重任,真正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
除了把干部有计划地送到院校培训外,还要着重抓好干部的在职学习,鼓励自学成才。
同时要把干部的任免、考核、升降、训练、离休、退休等制度和条令条例建立健全起来,使干部的管理制度化。
八、提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战略决策
近几年来,我军积极响应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的号召,认真开展学习科学文化、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实践证明,这一活动符合历史潮流,符合建军方向,符合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愿望。
这一活动的开展,使文和武、军和民、平时与战时的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它是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新路子,是改革教育训练的新课题,是新形势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新方法,是部队支援地方建设的新途径,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军的大好事。
与此同时,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战斗力的思想。
还科学地阐明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红必须专,专不等于红,专也能促进红的观点。
九、肯定了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提出了新时期搞好军政军民关系的新方针
邓小平同志指出:“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
但现在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内容。”
“我们就是要按照新的情况,从各方面搞好军民关系,正确地解决军民关系问题。”
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军普遍开展的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开辟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好军政军民关系的新途径。
党中央肯定了这一活动,指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对基层进行综合治理、全面建设的一种好办法,是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军政军民关系的一个好途径,也是加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政治部在总结了部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持在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以地方为主,以发动群众为主,以思想支援为主的原则。
实践证明,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不仅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扩大了我军影响,而且促进了我军的思想建设。
部队在共建活动中,可以受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生动最实际的教育,受到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四化建设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的教育,可以具体回答干部战士的各种各样的现实思想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还提出国家的安全离不开强大的国防,国防现代化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支援。
这是搞好新时期军政军民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
军队要有计划地参加国家重点建设;
在处理军放军民关系问题时,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府的法令规定,贯彻军民兼顾,互相支援,互相学习,互谅互让,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大局的原则。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作者:别朝田
栏目: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样生动的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长期武装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武装斗争实际的产物,是人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从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看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要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从1927年“八一”起义起,经过两年多武装斗争的实践,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形成。
1929年9月,周恩来在听取陈毅汇报后,代表党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第一次较系统地总结了两年多来党关于红军建设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军队建设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在召开红四军党代表大会之前,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支队、纵队党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就中央“九月来信”中指出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讨论。
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集中了联席会议到会同志的集体智慧,成为我们党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献。
第一,关于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遭受挫折后,较早地认识到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1927年10月进行的三湾改编,即“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队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
就在同一个时间,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一部分部队在大庚进行了整编,“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邓小平在担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后,于1929年12月,就加强党的组织工作问题,专门发了《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要求各级党部要“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
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对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十分重视,1929年3月他在代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就肯定和推广了红四军的建党经验。
他在代中央起草的“九月来信”中,对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党的工作路线、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倾向、红军中党组织与地方党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和详细的规定,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关于红军建军宗旨和任务的形成。
毛泽东以卓有远见的洞察力,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从我们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目的是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个根本问题着眼,认识到红军的任务绝不能单纯地打仗。
他和朱德一道,以井冈山为根据地,探索着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道路。
这种探索在当时已经形成有根据地的地区,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由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鄂豫边军事问题决议案》就提出:红军的任务:“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
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
3.夺取反动武装。
4.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
中央“九月来信”也明确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
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古田会议决议”则根据“九月来信”,更加完整系统地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应该指出,我们党制定的红军的任务是有其深远历史意义的,它把历代军队单纯打仗的职能,发展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多种职能。
这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大的创举。
而“古田会议决议”的意义还在于,它不仅把建立红军和党的革命任务统一了起来,把建立红军的宗旨和红军的任务统一了起来,而且明确地规定了,红军作为武装集团,它的主要任务是打仗,但它除了打仗之外,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党组织。
第三,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工作制度的形成。
如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红军中得到贯彻,如何保证红军去执行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
这是红军建立之初,又一个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就提出“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
“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即党代表制度。”
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继续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军队中“为领导政治工作起见,宜组织政治部。”
各根据地红军都根据中央的这些决议精神,普遍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制定了政治工作制度和“优待俘虏”政策,广泛开展了对内对外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了“士兵委员会”。
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分部队进行的“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也着重是进行鼓舞士气、巩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改善和加强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后,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制定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以后又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
中央“九月来信”在肯定红四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同时,又提出了“军和纵队设政治部,营连只设政治委员”等很多具体的要求和规定。
各根据地红军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都十分注意军队纪律的建立和巩固,把它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
红四军较早地制定了“三大纪律”,即:“(1)不准乱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
(2)打击土豪要归公。
(3)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也提出:“官佐兵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
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关于“六项注意”,毛泽东早在1928年夏就提出来了,即:(1)上门板;
(2)捆铺草;
(3)话说和气;
(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
(6)损坏东西要赔。
“古田会议决议”又增加了一项“扫地”。
以后又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党的领导、红军的建军宗旨和任务、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原则,是把红军建设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三个根本问题,是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的核心。
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充分说明,它是在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于中国武装斗争实际,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是集体智慧的光辉结晶,而毛泽东则是集大成者。
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看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从南昌起义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问世,我们党领导武装斗争经过了艰苦曲折的道路。
这个过程,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从而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的过程。
第一,关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
战争同一切事物一样,都是有一定规律的。
要掌握战争的规律就必须了解战争的特点,要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必须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党的“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
这次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开始。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分,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最早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接着,谢子长等领导了陕西的清涧武装起义;
杨善集、冯白驹等领导了琼崖武装起义;
彭湃领导海陆丰起义;
吴光浩、潘忠汝等领导了“黄麻起义”。
以后方志敏等领导弋阳、横峰起义;
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到阴鄂西领导了年关斗争;
邓小平和张云逸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部队举行了湘南起义。
“八七会议”后,各地区先后发动了一百多次起义。
虽然有“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使一些起义遭到失败,但它毕竟开创了“群雄四起”的新局面,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各地武装起义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都充分利用了本地地理环境、农民运动的基础、敌人内部矛盾等有利条件,从而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
共同特点是:一、选择了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使红军的活动有广阔的天地;
二、把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紧紧结合起来,使红军的成长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和军阀之间的混战,使自己得到生存和发展。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在他以后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进行了系统地精辟地论述和总结。
第二,关于对农民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
这是一个极其正确的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结论。
大革命时期,虽然有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占据了党的领导地位,但一部分同志已经注意农民运动,党在农村特别是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地,已有一定的农运基础。
彭湃1922年就在广东的海丰及其附近地区组织农会。
以后又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说是他关于重视农民运动的代表作。
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等也是较早重视农民运动的领导人。
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军事运动的同时,也注意研究农民运动,并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课,他在“九月来信”中就提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的”。
党的“八七会议”在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对农民运动“动摇不定”的右倾错误的基础上,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要求“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八七会议”的这些决定,说明全党已经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八七会议”后,武装斗争首先能在两湖和广东、江西开展起来,这既说明了这些地区有较好的农运基础,同时也证明,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武装斗争是在中国进行革命战争的必经之路。
第三,关于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战略战术的形成。
随着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各地的红军和游击队根据本地的不同条件和特点,逐渐形成了一些对付敌人的战略战术。
这就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
这些战略战术的形成,是与我们党有一批早期就熟悉武装斗争的领导人分不开的。
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一道制定了有名的“十六字诀”这个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从这时起,毛泽东军事思想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已基本形成。
游击故在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实践中有丰富的创造。
1929年8月,贺龙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明确表示:“自然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酌处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
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提出了“五十三字”的游击战的战术原则,这就是:“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
徐向前、戴克敏为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对红军游击战术问题,提出了七条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
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1931年1月,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伯承,亲自写出了《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的几个教训》、《当前的隘路战斗》等重要著作。
这些游击战争作战原则的制定和理论著作的传播,大大丰富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作用,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强大法宝。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
我们要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挖掘史料,进一步开创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局面!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将在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开放
作者:孙振宇戴纪明
毛泽东纪念室介绍了毛泽东在建党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重大贡献,在民主革命时期开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城市的道路,在长征中挽救革命的危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针,领导全党进行整风,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取得胜利,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本报记者 孙振宇摄
毛泽东阅读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周恩来纪念室介绍了周恩来领导白区和根据地的斗争,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参与、制定并创造性地执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内容。
本报记者 孙振宇摄
毛泽东戴过的一顶红军帽。
1936年,美国进步作家斯诺到陕北访问,红军发给他一套军装。
一次,他为毛泽东摄影时,把自己戴的红军帽给毛泽东戴上。
摄影后,毛泽东将这顶军帽退还给斯诺。
1975年10月,邓颖超会见斯诺夫人时,斯诺夫人将他们珍藏多年的红军帽赠给中国。
左图:毛泽东外出视察,如遇到停电或没有电的地方,就借助这台电池灯的照明来办公和学习。
上图:1961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中,于4月28日至5月14日,带领工作组在河北邯郸农村蹲点调查。
调查期间,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的台历上记下周恩来每天的活动安排。
下图:周恩来批阅文件用的铅笔、放大镜和他批阅过的一部分文件。
清凉油是他在工作疲倦时擦用的;
硝酸甘油是他准备心脏病发作时含服的。
1965年,周恩来把自己的小足球送给一位同志的孩子,希望他“从小要注意锻炼身体”。
上图:刘少奇1939年至解放前夕使用的钢笔。
下图:1956年至1966年期间,刘少奇使用过的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具。
朱德纪念室介绍了朱德从爱国主义名将到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人民军队、指挥反“围剿”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身作则、革命到底等方面的内容。
(本版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新华社记者戴纪明摄)\\
1975年3月6日,朱德奋笔书写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言,也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朱德在南昌起义时用过的驳壳枪,在井冈山时用过的望远镜,和1938年3月在山西省浮山县浮山寨疙塔山交村时使用过的油灯。
刘少奇纪念室介绍了刘少奇在领导华北、东北的白区斗争,创建华东、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参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本报记者 孙振宇摄\\
1949年至1966年期间,刘少奇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签署文件用的铜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