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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提出解剖连队基层单位的任务，目的是要获得真实情况，使我们的领导对下情心中真正有数。
因为领导工作和机关工作的基础，在于对客观实际情况的确切了解。
如果第一位的情况就不明，跟着而来的决心、措施、办法等等就很难会是对头的。
这个道理，打仗最能反映出来，也是为平时工作所一再证明了的。

那末，我们对基层的情况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呢？

不少机关发的文件，不少同志的讲话，不是都说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吗？
基层究竟出现了一些什么新的情况，需要解决一些什么新的问题，能摆出一些材料的可能不少，但是真能中肯地说出个一二三来的恐怕不太多。
许多同志没有真正深入到实际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所以新情况新问题这句话，就没有具体实在的内容，很多场合成了一句流行的套话。

还有一句继承和发扬传统的话，也是说得很多的。
然而，基层建设中，哪些传统是现在仍然适用需要继承的，哪些现在情况变了不适用了需要改变，这是要具体做工作的。
特别是随着条件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需要，应该大胆创造，去丰富和发展我们的光荣传统。
由于没有扎扎实实作调查研究，也就很难有真知灼见，结果便这样喊来喊去，喊多少年也不解决问题。

说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现在完全不了解下情，这当然不符合事实。
但是，了解的情况不多、不深、不完全，这也是事实。
有的知其一不知其二。
有的了解过去并不了解现在。
可以说，就多数而言，基本上是处于又了解又不了解，是一种若明若暗的状态。
这种状况有多方面的因素。
十年动乱，把我们好的领导作风、领导方法破坏了，造成了“唯上”不“唯实”、眼睛只“向上”不“向下”、工作只知道跟着上面转、做给上面看的很不好的风气。
这些年来，没有着重去提倡调查研究，把工作精力放在抓好基层建设上，也是一个原因。
再有，上层活动太多。
这种对下情若明若暗的状况当然应该改变，也可以改变，办法就是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

我们建议，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下连队，先不要急于在很短时间内抓出个什么成果来，先不要去考虑登报不登报，写个什么材料争取上级去通报、介绍、推广。
下到连队后，摆到面前的问题要不要处理解决？
边调查研究，边解决问题，这是下连队抓基层应该尽力做的事，只是着眼点不要只放在这里。
要紧的是塌下心来，扎扎实实地把所到的连队、基层的情况弄清楚。
对基层的某个问题，作点基本的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对于基层长远建设，对于机关指导连队工作，对于领导干部、机关干部的锻炼和丰富知识、增长才干来说，可能更为有利。

调查研究的方法也要作点改变。
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都要亲自动手，不要假手于人。
要亲自察看，亲自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要只听汇报。
听汇报，是了解情况的一种方法。
如果汇报人谈的情况是直接得来的，那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他汇报的情况也是转手而来的，价值大小就要好好斟酌了。
有的人是很会看上级的脸色行事的，你要什么材料他就有什么材料，一说好就好得上天，一说坏就坏得一塌糊涂。
要是根据汇报听来的不确实的甚至虚假的情况指导工作，那是相当危险的。

有计划地解剖一批连队基层单位，就是说要解剖若干个不同类型的单位，既要有搞得好的，也要有搞得不好的单位；
搞得不好的单位，又有问题多的和问题虽不多却长期不见起色的。
在一段时间内，例如说在今年年底前，我们能够认真地解剖一批连队基层单位，并且从中探索、总结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建设一两个带规律性的问题，它的结果，无疑将会对推动和指导基层建设发生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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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平壤9月10日电 以彭真为团长、胡启立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今天下午在金日成体育场观看了大型团体操《人民歌颂领袖》的专场演出。

下午三时，团体操表演开始。
乐队奏中朝两国国歌后，由一万名学生组成的背景台上出现“热烈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等朝中两国文字，身穿朝中两国鲜艳民族服装的学生随着轻快的中国乐曲跳起欢迎舞，并组成“欢迎”图案。
彭真、胡启立高兴地向学生们拍手致意。

团体操《人民歌颂领袖》，以整齐划一的动作、优美婀娜的舞蹈，形象生动的造型和丰富多彩的民族乐曲，表现了朝鲜人民在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荣历程，反映了朝鲜人民在建设强大的重工业、占领九百五十万吨粮食高地和在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团体操的第七场和尾声反映了朝中两国人民友谊团结的动人场面。
表演者在中国乐曲声中演出了“红绸舞”、“狮子舞”等中国舞蹈。

彭真、胡启立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历时两小时的演出，不断对演出的精彩动作、优美造型拍手称赞。
演出结束时，彭真同朴成哲、林春秋热烈拥抱，胡启立和金正日手拉手高举过头，向群众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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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9月10日讯 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全国妇联第五届执行委员会。

新选出的全国妇联五届执委会由二百五十名委员和四十四名候补委员组成。

出席今天大会的一千九百二十七名代表早早就来到大会会场，人人脸上显得格外兴奋，少数民族代表都穿上了鲜艳的民族服装。
当大会宣布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执委、候补执委名单，见本报二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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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9月10日讯 邓小平同志新近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北京景山学校是进行中小学教学改革试验的学校，从1960年开始，为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新路子而艰苦奋斗。
在这二十多年中，他们在集中识字、抓紧写字作文、编写数学教材新体系、儿童科学知识的启蒙、外语训练、思想品德教育、劳动技术教育、高年级增设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课程，以及学制年限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不断地进行探索。
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又把这个学校作为在中国的联系中心之一。

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新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教职员工。
校长贺鸿琛说：这个题词对我们今后进行教学改革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积极实践，在总结二十多年来教学改革工作的基础上，取古今中外之所长，在教学改革中不断进行新的努力，为我国现代化培养知识劳动者的后备军献出心血。
RW：邓小平；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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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9月10日讯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希思先生自1974年以来曾五次访华，每次来都会见了邓小平。
今天他们再次会晤，彼此都很高兴。
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RW：邓小平；
会见希思；
英首相；
访华

作者：吴世斌/李意珍/叶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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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上旬，广州部队副政委单印章和三十多名军、师主要领导同志，带领一百多名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再次深入到三十个不同类型的连队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广州部队师以上党委、机关从今年3月开始统一行动抓三十个连队，由各级主要领导挂帅下去，解剖麻雀，主要目的是摸索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路子和经验，推动基层工作改革。
5月份，部队领导召集交流了第一阶段的情况。
6月，领导班子调整之后，广州部队又发出通知，要求“新班子的工作干劲和热情，首先要体现在抓基层上”。

这三十个连队有先进的，也有中间和后进的；
有驻边防海岛的，也有驻在城市和特区的；
有担负战备训练的，也有担负执勤和施工的。
有的工作组重点帮助连队解决分编分训中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有的与连队一道探讨在培养两用人才中，怎样解决以军用为主、以干部为主的课题；
有的帮助驻城市的连队研究如何根据城市特点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
有的摸索部队、社会、家庭“三配合”，进行教育的做法。
某师张政委带领工作组到粤北山区一个连队蹲点，配合连队加强思想教育，组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稳定了基层干部的思想。
到某团一连蹲点的广州部队政治部工作组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提出六条措施，较好地解决了机关统得过死，连队工作缺乏主动权的问题。
对点上比较成熟的经验，广州部队领导便通过报刊和召开小型现场会及时推广。
对那些把握不大，一时拿不准的问题，他们不急于下结论，继续让工作组在点上进行试验。
目前，抓三十个连队的工作正在扎扎实实地继续进行。
（吴世斌、李意珍、叶穗）

作者：洪昌/金华/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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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二千九百多个军民共建的文明点正在发挥有力的作用，影响和带动云南城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祖国西南千里边防，更加众志成城。
9月1日至9月7日，云南省委和昆明部队联合在某部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经验，表彰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

昆明部队司令员张铚秀、副政委刘炎田和云南省委副书记赵珽光等同志出席了会议。

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二十五个兄弟民族遍及全省各地。
昆明部队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开远市郊区有几个回、彝、苗、壮、汉等民族聚居的村寨，由于十年内乱的破坏，各族群众之间在思想感情上产生了裂痕。
驻军某部积极做民族干部和宗教上层人士的思想工作，使各族干部和群众之间消除了隔阂，出现了民族团结和睦的景象。
云南边防部队在尊重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同时，大力做好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工作，帮助各族群众发展生产，移风易俗。
有一万五千多个群众工作小组经常活跃在偏僻的村寨，帮助群众建立起文化夜校、“青年之家”。
某部炮一连挂钩的前所村，过去有些社员经常赌博、抽鸦片烟。
一连的同志们通过逐个做工作，使他们改掉了恶习。
某医院的医护人员，深入到哈尼山寨宣传卫生知识，为群众防病治病，使群众破除了求神弄鬼的迷信思想。
守卫在扣林山上的干部战士，在完成对敌斗争任务的同时，积极为驻地附近的苗族群众修缮房屋，举办扫盲夜校。
德宏军分区派出八十多名“小秀才”“小工匠”到各个共建点为群众补习文化，传授技艺。
某炮团帮助驻地小张营村兴办副业，使80％的农户增加了收入。
驻河口边防线上的某部七连，将连队培养的优良猪种传给附近村寨，使五十多户社员都养上了良种猪。
（洪昌、金华、蒋勇）

作者：季诚/戴桂江/施洪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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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向您推荐五四七二七部队三连老战士銮洪芝的未婚妻施洪香的一封来信。
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位朴实的姑娘的崇高思想境界。
这对于消除有些老战士在走留、入党、婚姻等问题上存在的某些顾虑，将会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
（季 诚 戴桂江）

亲爱的洪芝哥：

您好！
来信收到了。
从你的来信中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复杂，考虑得很多。
你说在部队再苦再累，五年也过来了，现在，看来入党的希望很小。
怕影响我俩关系。
我没什么可说的。
当然我盼望你能加入党组织。
但是你入不了党我也不怪你。
部队里那么多人，总不能都入党吧。
你入不了党也不一定是工作没干好。
你既然在部队干好了五年，应该干好最后两个月。
你真入不了党，我会体谅的。

关于你退伍不退伍的问题，你不退伍，我也能把责任田种好；
如退伍的话，望你不要向领导提过分要求。
一切服从领导的安排。
家中有我，尽管放心好了。

你来信问我买什么，我想你不要把钱太大手大脚地花了。
以后回来有很多用处。
你二十六岁的人，我不说你也知道，别忘了给父母亲和妹妹买点东西。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在你家中。
我和父母亲都盼望你戴着光荣花回到家乡。

祝你工作好、身体好！

您的妹 施洪香

83.8.20

作者：严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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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2日，在广州部队某海岛守备营的码头上，教导员李其汉和一群战士深情地望着乘船离去的伤残老战士严耀光，依依难舍。
同志们称赞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好战士。

严耀光是1978年从农村入伍的战士。
去年，就在宣布他退伍后的一天，不幸被碎石机砸断了右大腿筋骨。
住院治疗了七个月，仍未恢复正常。
医院准备给严耀光评三等乙级残废，小严感激地说：“我虽因公负伤致残，但在部队多呆了八个月，给组织添了不少麻烦，现在我的伤基本上治好了，这个残就不评了。”
今年7月初，严耀光从医院回到营部准备退伍返乡。
李教导员找他谈话说：“根据你负伤的情况，组织上准备给你一定的医疗补助费。”
没等教导员把话说完，严耀光接过话茬：“教导员，补助费我坚决不要！
目前国家经济有困难，战士应当为国分忧解难。
我个人的问题算不了什么，回到农村，我将通过自己的双手劳动克服困难。”
小严在部队六年间，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曾先后十三次受嘉奖。
当李教导员遗憾地谈到“我没能很好地帮助你成为一名党员”时，小严说：“教导员，别说了，我应特别感谢部队党组织，在政治上、生活上给我的极大帮助和关怀，我虽有要求入党的愿望，但我知道我离入党的条件还有距离。
请组织上放心，退伍前，我决不会伸手向党组织伸手要一张不合格的党票。”
李教导员看着这位品德高尚的战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话好。
（严汉初）RW：严耀光

作者：张健/董均/王贤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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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6日，浙江省军区党委作出决定，给在配合地方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暴雨之夜追捕逃犯而光荣献身的某团步兵连战士王汝林追记一等功，批准为革命烈士，并根据他的生前愿望和一贯表现，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给一起奋勇追捕只身斗敌的战士朱献康记一等功。

8月26日零点二十分，浙江省苍南县城灵溪镇一带下起特大暴雨，关押在县收容站的两个刑事犯罪分子马必仓、余礼驾乘机先后越窗逃跑，在这里执勤的战士朱献康、王汝林发现情况后立即追捕。
马犯扒开收容站前面的竹栅栏，钻了出去。
朱献康追至横阳支江江堤上时，发现马犯已窜入江中。
朱献康纵身跳入激流滚滚的江中奋力追赶。

就在朱献康追捕马犯的同时，正在收容站二楼执勤的王汝林鸣枪警告后，随即飞奔下楼，直扑江边。
并对赶来追捕的一位公安民警说：“我们的人已经过去了，我俩一起过去支援他！”
说着，就身背冲锋枪，系着子弹袋，全副武装与这位民警先后跃入江中，拼命向彼岸游去。
由于山洪下泻，江水猛涨，王汝林顶着险恶的激流，顽强搏斗，因水流湍急，被卷进激流，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朱献康泅过江后，即行搜索，发现马犯，与其搏斗。
马犯欺小朱个小体弱，抓住小朱的胸襟，企图将他摔倒，未能得逞。
后来他趁自己汗衫被撕破之机，拼命奔逃。
此时，排长韦科余、班长徐金国、战士刘诗春等先后赶到。
军警民各方紧急行动，投入战斗。
罪犯马必仓束手就擒。
余礼驾逃跑后不久就被抓获。

王汝林是去年1月入伍的江苏籍战士，今年二十岁；
朱献康于1981年1月入伍，今年二十二岁。
今年6、7月间，王汝林先后三次参加抢救溺水群众。
朱献康入伍两年多已三次受到嘉奖。

王汝林、朱献康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了温州地区及浙江全省。
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高度赞扬了王汝林、朱献康的共产主义献身精神。
9月7日，温州市军民举行追悼大会，深切悼念对敌斗争的英勇战士王汝林。
温州市党政军、浙江省军区政治部负责同志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浙江省军区党委还作出决定，在全区部队和民兵中，广泛开展学习王汝林、朱献康同志的活动。

（张健、董均、王贤谷）RW：王汝林朱献康\\

作者：贺普/陈毛弟
栏目：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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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宴请埃及副总理加扎拉

据新华社九月十日讯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埃及副总理兼国防和军工生产部长阿布·加扎拉元帅一行。
张爱萍在祝酒时说，多年来中埃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本着互助、互利、互谅的精神密切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我相信加扎拉部长这次来访，必将对中埃两国人民和军队友谊的发展作出贡献。

全运会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据新华社上海九月十日电 （记者李贺普、陈毛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上海举行，组委会主任、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宣布，将于九月十六日开幕的第五届全运会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作者：张献奎

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为夺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统帅千军万马，在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忘向部队亲授用兵机宜。
早在五十年前，他就提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里，他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到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始终如一地身体力行这个基本原则，成为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和运用战术的楷模。

从实际出发决定战术

半个世纪以前，“朱毛”用兵如神的佳话就广为流传。
在我军创建之初，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师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中央苏区的伟大斗争。
两颗巨星，冲破漫天的乌云和腥风血雨，升起在东方黎明前的夜空。
“朱毛”两字如狂飚席卷祖国大地，震惊中外：新军阀为之胆寒，人民有了希望。
英文的《华南晨报》说：“朱德毛泽东特别赋有战略的天才。
国外军事学专家对之亦不胜惊异。”
朱德同志用兵的首要特征，就是从实际出发决定战术。
正如他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所概括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起义军南下途中遭到失败，朱德同志率领的部队被迫进行游击战争。
朱德同志后来回顾说，“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
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
上井冈山以后，方向就更明确了。
从实际出发，因枪因敌因时因地制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新兵法也就诞生了。
正如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所说：“集中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是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坚决奋斗、创造全新的游击战术的历史记载。

有些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在延安时回忆说：“从前我们不懂什么辩证法，总司令就到处讲。”
朱德同志不仅热情地宣传唯物辩证法，而且熟练地应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研究和运用战术；
不仅从实际出发决定战术，而且根据实际情况活用原则。
他一贯强调，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任务、敌情、地形既然是时常变换的，因而我们决心就不同，而运用战术的原则也就更不同了。
在井冈山艰苦奋战，创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日子里，朱德同志就是这样做的。
他和毛泽东同志一道，指挥了许多胜利的战斗。
龙源口之战，朱德同志亲自率领部队迎战江西军阀杨如轩、杨池生的“会剿”，由于根据实际情况定下决心，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术，结果一举歼灭其一个团，击溃两个团，大获全胜。
此后流传了一首歌谣：“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朱德同志从实际出发决定战术的精采之作，要首推第四次反“围剿”。
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道，指挥中央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连续三次的“围剿”。
当时的党中央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方向又错了。
不久，由“左”倾教条主义者负责军事上的领导，以贯彻党中央的上述方针。
当时，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和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同志，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率领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
1933年1月下旬，中央苏区的中央局要求中央红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
周恩来同志代表方面军总部提出两个方案，一攻南丰，一由苏区绕道攻乐安，两案都要准备打敌增援。
2月4日，中央局再次转党中央指示，要求“围攻南丰”。
方面军总部按中央局命令作了攻击南丰的部署，也准备了在情况发生变化时“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敌人”，反对“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
2月12日攻南丰。
由于城防有坚固筑垒和当时红军武器装备条件较差，虽然在夜雨中攻城士气极旺，但是整夜激战，我斩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过三百，师长彭鳌和两位团长阵亡。
这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继续围攻下去，将会陷入更大的被动，遭到更大的损失。
方面军遂机断专行，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敌增援部队。
二三月间，接连打两仗，歼敌三个师，开创了预期遭遇的大兵团伏击的战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这一辉煌战绩，震撼了蒋家王朝。
曾经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这一伟大胜利，是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胜利，也是唯物论辩证法对唯心论机械论的胜利。

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

朱德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的用兵新法，是不是永世不变的法宝呢？
不是的。
法有定论，兵无常形。
讲战术最怕呆板，最怕一成不变。
刻版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决不是人民战争的新兵法。
对于这一点，朱德同志说得很明确：“人民军队的用兵方法，则是随机应变，变化无穷。”
世界上貌似稳定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过程。
战术和其他万事万物一样，也是这种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过程。
朱德同志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总是告诫我们，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用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
他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指出：“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
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朱德同志提出的游击战术新原则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
这种审势而行，因机而变的做法，正是用兵方法的一种新发展。

在战争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提出新战法，这是朱德同志研究和运用战术的重要特征。
他在1947年的一个关于战术问题的报告中，针对由抗日战争时的以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解放战争时的以运动战为主，集中地讲了“在运动中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之一点”的战术，结合刘（伯承）邓（小平）部队、粟裕部队和陈赓部队的成功战例，说明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提出“希望你们将新的老的歼灭战经验结合起来”。
随着解放战争中大规模的运动战的发展，他及时地总结了“钓大鱼的办法”，特别强调“打大敌、强敌，必须定出系统的斗争方针，战斗开始必须懂得摆布它，懂得用迂回曲折的办法”。
随着解放战争中大规模的阵地战（主要是城镇攻坚战）的发展，他又深入部队，研究和实验了阵地战的进攻战术。
解放战争中首次攻克的大城市是石家庄。
华北野战军攻克石家庄时，朱总司令亲临前线，进行指导。
他战前亲自看望炮兵部队，先后召集炮兵、工兵干部会议讨论技术问题和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攻城计划，采用阵地战的进攻战术，即“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
他在战后讲打下石家庄的意义时说：“这次胜利，缴获很多，但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
石家庄战役之后总结的“集中火力突破一点”，进行近迫作业“缩短了冲锋距离”，“炮、炸、步又协同”，小群小组的疏散的战斗队形等，一直被沿用，成为我军阵地攻击战术的重要内容。

战术是矛盾的统一体

朱德同志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出发，指出：“游击战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运用它是需要技巧和艺术的。”
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密切联系着的，有它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
同样，战术也不是孤立的，也有它复杂的外部联系和复杂的内部联系。
掌握高度的指挥艺术，就是要在这种种复杂的联系中运用好对立统一的规律。

朱德同志高超的指挥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善于掌握战术的对立统一上。
他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在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的对比之下来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更要依据这些条件，善于把它们密切联系，配合运用，这即是很好的战略战术，这样才能得到胜利。”
他还结合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进一步作了具体分析，指出武器不是万能的，武器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
每一种武器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其力量，它也有可以被制服的方法。
因此，抗日游击队虽然只有很坏的武器，却用不着怕敌人。
游击队要尽可能地避开敌人的新式武器，应当经常用奇袭的战法去制胜敌人。
因为游击队武器不好，所以作战时须利用地形，利用夜暗或特殊天候来补武器之短，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武器的地形来发挥自己武器的效力。
我们抗日游击队的武器，是利于近战、利于白刃战和突击的，故须秘密迅速地接近敌人。
这就把战术的种种联系，战术的矛盾规律，讲活了，用活了。

战术和战略也是紧密联系着的。
战略是战术的依据，战术受战略的制约。
战略方针变了，战术原则也就要变。
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朱德同志提出的战术原则就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
朱德同志既参加战略指导，又经常亲自担任战场指挥，有战略全局在胸，是他在战术上有精深造诣的重要条件。

关于解决战术的各种联系，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朱德同志还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今后战争的胜利仍然要靠勇敢，但不能只靠勇敢，而必须使军队各种成员精通技术，使各级指挥员精通现代的指挥艺术和善于组织有计划的作战，使勇敢与技术相结合。
勇敢加技术，就战无不胜”；
“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
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箝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
“要知道，战斗的完全胜利，是由许多小的胜利总合起来的”；
“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
……红军要绝对执行命令，同时要养成有机断专行的自动性。”
朱德同志如此正确地揭示和解决战术的各种联系、各种矛盾，正是他在战术上造诣精深的根本原因。

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

朱德同志曾把实践和理论的融合，形象地比喻为“钱串子”。
1947年12月1日，他在一次部队干部会上讲话时，针对有些同志不相信战术的情况说：“战术对你们万分需要，是你们的‘补药’。
你们的作战经验很多，但就象一大篓子钱，是散的；
战术就是钱串子，可以把那些钱都串起来，用的时候，要用哪个，就拿哪个。”
他还说过：“有些经验，几千年来就有了，成了战术，成了理论”。
他在五十年前开始提倡“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时，就亲自认真总结了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而且联系实际战斗的经验，抓军事理论的研究，提出一些战术的基本原则。
把战斗经验上升为战术原则，在实践中发展战术，活用原则，正确掌握实际存在的战术的矛盾关系，这些就是实践和理论的融合。

实践和理论融合，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实践经验，一是理论修养。
朱德同志重视实践。
他亲身参加了人民战争的实践，不仅在担任军、方面军指挥员时，在部队之中身先士卒，而且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以后，仍然身临前线，深入部队。
同时，朱德同志也重视理论。
他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连、排、班及士兵代表会议上讲：“不讲战术，就会吃亏。
这是任何人都办得到的，只要研究敌我双方各种情形，变化起来就是战术。
书本上有许多战术，这是人家几千年的经验，我们要好好地学习。”
朱德同志所以能够把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一方面是由于他有实践的基础，有丰富的革命战争实践的经验；
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理论的修养，继承了祖国丰富的兵法遗产，掌握了最新的革命科学。

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的关键是走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倡导在战术的研究和运用上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实践，是广大群众的实践。
使实践和理论融合，也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朱德同志说：“领导应该采纳群众意见，要走群众路线。
有些人不听群众意见，只顾自己，这样就指挥不好。
我们既反对军阀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群众可以提意见，但仍旧要听指挥。
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主义，一定要反对。
军事民主搞得好，连队里天天有创造。”
他举了用高粱秆烧退敌坦克的实例，然后说：“这是个发明，将来也可以写上战术书。
这虽是小事，但作用很大，不要埋没天才，使广大群众时时刻刻想办法打敌人，把自己想的办法报告上级，上级批准了就做。
这样，队伍一定会打胜仗的。”
朱德同志就是善于从平凡的小事中，发现群众的天才创造；
善于把群众中点滴的经验，集中起来，上升为战术理论。
朱德同志从华北部队回到工委，于1947年12月10日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并转中央同志，谈到了军事民主问题。
毛主席将此信通报了全军，并指出：“朱总司令该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
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
毛主席还要求“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朱德同志具有多么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今天，学习朱德同志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和运用战术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研究现代条件下的战术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要以朱德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和身体力行的优良作风，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为开创我军战术研究的新局面而努力。

这届执委会有四个明显的特点：

——充分体现了妇联组织的广泛性和群众性。
新当选的二百五十名执委和四十四名候补执委，来自各民族、各行各业，有着广泛的代表性。
其中妇女工作者有八十七名；
其余的二百零七名各族各界妇女，有来自工业、农业战线和来自人民解放军的先进模范人物，有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方面的专家，有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爱国人士、宗教界人士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归侨、侨眷。
少数民族执委和候补执委有三十七人，她们分别来自二十一个民族。
在这届执委会中，共产党员有一百九十五人，占总数的66％，非党人士有九十九人，占33.7％。

——中青年党政干部和各条战线的优秀人物增多了。
五届执委会吸收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妇女干部，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四届执委会成员在这届连任的有五十一人，占总数的17％。
在这些中青年执委和候补执委中，专业人员有一百人，占总数的34％，特别是与妇女和儿童工作有关的专业人员明显增多。
她们当中有教育工作者二十二人，工程技术人员二十人，科研人员十五人，法律工作者十一人，卫生保健人员十人，还有文艺、体育、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四十七名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和“五好”家庭的代表，也进入了新的执委会。

——文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
新的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大学文化程度的有一百六十人，占54.4％；
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有七十人，占23.8％。

——平均年龄比上届降低了。
这届执委和候补执委的平均年龄为五十点二岁，其中中青年执委和候补执委共有二百一十七人，占执委会总人数的74％。
执委会成员年龄最大的为九十岁，最年轻的只有二十二岁。

委员：二百五十名（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一志 丁芙英 刀美英（傣族） 于淑秋

于淑琴 万云英 万绍芬 马原 马桂芝

王 英 王 竞 王立威 王巧璋 王守初

王庆淑 王改先 王家光 王素芬 王振英

王素香 王润裳 王淑贤 王琇瑛 王焕臣

王瑞蓉 王德秀 王德意 云曙芬（蒙古族）

车毅英 毛毓琴 毛璧君 从翰香 方静

尹 峰 尹兰泽（白族） 孔令玉 邓裕志

邓瑞珍 艾廷荣 卢乐山 卢奋燕 卢莹辉

叶佩英 田慧娣 冯琳 冯书耕 邢炳彩

巩苏梅 达娃央宗（藏族）成俊芝 吕菊香

朱 雯 朱菊香 朱葆兰（白族） 任 仿

华漱芳 刘 爽 刘 涵 刘 衡 刘延凤

刘丽英 刘秀荣 刘美玲 刘晓莲 刘莉萍

刘素琴 江时（高山族） 阮莲三 孙惠书

玛依努尔（维吾尔族） 严玉兰 严隽洁

苏务滋苏东霞（回族）

苏甫然木·玉素甫（维吾尔族） 巫昌祯

李 琴 李子森 李月华 李文宜

李凤莲（朝鲜族）李兰丁 李巧云 李玉花

李伊丽 李仲英 李孝芳 李克勤 李钢钟

李继云 李健生 李素娟 李熙玉 李德洁

杨一星（纳西族） 杨云书

杨正初（藏族） 杨吉玛（蒙古族）杨守真

杨初桂（侗族） 杨宜珍 杨美珍 杨衍银

杨桂琴 杨素琴 杨敏如 杨嘉华 杨鉴清

吴昌瑛 吴詠蕴 吴贻芳 吴祖春

吴晓青（布依族）吴晓鸣 吴琳涛 吴瑜端

吴韵明 邱淑华 余秀英（哈尼族）邹洪

应伊利 应宜权 应蓓仪 沈粹缜 宋愚哲

张 洵 张 壁 张友明 张凤英 张礼安

张正芳 张兰英 张玉彬 张英春 张弥曼

张晓兰 张素我 张帼英 张献坤 陆宁

陆小曼 陆明真 陆婉珍

阿沛·才旦卓嘎（藏族） 陈 欣 陈妙玲

陈孝彰 陈建华（高山族）陈锦椒 陈德薰

范崇嬿 范惠卿 茅于燕 林 钗 林丽韫

林明月 林佳楣 林霭丽 郁文清

欧阳筏苏 卓碧玉 昌月花 罗 琼

罗柏心 罗曼丽 帕提曼（哈萨克族）周明

周 盼 周蕙娟 郑 力 孟 岗 普椿

赵秀英（回族） 赵明坚（壮族） 赵素英

郝治平 胡 媄 胡梦玉 胡善瑾 胡德华

胡慧娥 钟复光 段火梅 保毓书（满族）

侯群英 俞天琛 饶碧友 施如璋

娜珍（藏族） 秦自生 秦素萍 敖聪惠

夏声音（土家族）夏琫瑛 顾克美 徐 晓

徐 谦 徐 简 徐以芳 徐淑贞 殷兰宝

高 扬 高文兰 高清琴 郭力文 郭秀仪

郭秀珍 唐敏一 唐敬爱 宾 昭 陶岚清

黄甘英 黄庆宁 黄卓生 梅镇彤 曹瑞武

曹舜琴 曹静如 常沙娜（满族） 矫德凤

符桂花（黎族） 康克清 阎 颖 梁维玲

屠丽南 彭艺枫 葛翠林 董文杰 董洪范

蒋桂英 韩秋芳 傅力力 傅学文 童天贞

童若兰 雷尕曼（藏族） 雷洁琼 雍永智

廖玉珍 廖彩玲 廖瑞凤 谭月花（回族）

谭茀芸 谭惕吾 颜明宜 潘嘉钊 霍亚贞

戴明君 戴萃辰 魏振高

候补委员：四十四名（按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若冰 冯 丹（彝族） 邢一民 曼 芳

刘绍兰 李 兰 吴丽芳 邱华伟 阿衣夏

木·沙吾提（维吾尔族）周与良 周红莲

庞建英 庞继贤 钟金梅（畲族）

拜玉凤（回族） 贺正时 班明丽

盘继宏（瑶族） 曾绍先 曾碧莹 谢瑞玲

詹岱尔 吴玖华 郑则云 王启翠（苗族）

王玉峰 姜 萍 张 冶 张玉娥 崔玉珍

邓爱兰 阎根武 卓玛吉（藏族）

左琼英（彝族） 田晓薇 肖慧明 张桂云

刘惠兰 刘云芳 李碧娴 邢茂英 潘嘉瑜

王舒波 杨善华

（新华社9月10日讯）

作者：杜继昌

天津市自来水公司负责人高兴地对记者说，引来的滦河水水质很好，经化验，现在市区自来水中的氯化物含量由过去的每升四百毫克降到了四十毫克以下，大大低于二百五十毫克的饮水标准。
天津市人民喝苦咸水的历史正式宣告结束了。

作者：骆飞
栏目：长征文艺评论专页文艺随笔

大凡生物，都离不开营养。
人，更不例外。
于是，营养学成了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

据说，文艺工作者对营养比普通人更讲究。
歌唱家保嗓子，不吃辣椒；
舞蹈演员要体形，对蛋白的摄取常有定量……。
这是仅就生理方面而言。
其实，文艺工作者更需要注意摄取另一种营养：“灵魂营养品”。

被称为“江南老赵（树理）”的作家高晓声获得平反“死”而复活重归文坛以后，曾发表一篇“摆渡宣言”，决心做一个“超渡”灵魂的“摆渡人”，以握惯了锄头钉耙的手来酿制“灵魂营养品”。

在此，我扯到了两种“灵魂营养品”。
这二者虽然名同，但是实并不同。
前者是为文艺工作者提供的，后者是为人民提供的。
我们常常容易看到文艺工作者向人民提供“灵魂营养品”，却常常不容易看到人民也在给文艺工作者提供“灵魂营养品”。

高晓声被迫放下笔，下放农村，历尽坎坷，尝遍苦辛，一埋便将近半辈子，这是十分不幸的。
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作家必须受教育于人民，吸取营养于人民。
人民不只是作家描写的对象，而首先是作家解惑的老师。
他说：“我能够正常地度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
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岂止如此！
人民更是他创作丰收的源泉和动力。
没有人民给予他营养，他何以能挥笔不已，将农民的苦难、欢乐、斗争、希望涌流倾泻于笔端？
又何以能创造出陈奂生、李顺大、江坤大等等栩栩如生的农民群象！

文艺工作者要向社会向人民提供“灵魂营养品”，首先自己必须是个健康者，是个高尚的人。
而人民的革命斗志、献身精神、崇高品质、美好心灵，正是值得他们效法的楷模；
人民的喜怒哀乐，又是培养他们感情的摇篮。
诚恳地拜人民为师，认真地向人民学习，努力与人民打成一片，不断从人民中吮吸可贵的营养，文艺工作者才能与人民息息相通，才能心红风正、耳聪目明，奉献出有益于人民的好作品来。
作家杜鹏程说得好，“人民群众为我们作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给予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
离开人民，思想就要枯竭，感情就会凋谢，对一个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危险的！”
人民的生活更是文艺工作者的“灵魂营养品”。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是培育文艺的沃土。
没有人民生活的滋润哺养，任何文艺之花都不能开放。
没有历史上金山人民抗击敌寇的威武雄壮的斗争，舞蹈《金山战鼓》怎能出现？
没有几年前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勇士们可歌可泣的业绩，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从哪里而来？
没有百万雄师“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气吞山河的伟大进军，电影《风雨下钟山》又如何降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鲁迅早就说过，“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
人民生活不仅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丰富形象、生动题材、深刻思想……，而且以它那特独的活动环境、心理素质、风情习俗……，为文艺工作者提供难得的诗情画意。
高晓声，不仅身入农村，而且死心塌地当了农民，所以他一旦拿笔，才气不可压抑，佳作不断涌现。
蒋子龙，离不开工厂，“几天不去就想得慌”，所以他笔下的工人，具有现代大生产陶冶出来的真情实感，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刘薇，如今下部队，还愿意背个背包，与战士打成一片，所以她才能不断创作出指战员们喜闻乐见的军歌……。

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奉献“灵魂营养品”，更需要从人民获得“灵魂营养品”！
邓小平同志说得非常精辟：“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作者：王炳根
栏目：长征文艺评论专页文讯

他说，文艺创作要开创新局面，就要看有没有生产更多的优质的精神产品。
所谓优质的精神产品，就是那种注意社会效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不是那些低劣的，庸俗的，只能暂时满足少数人欲望的作品。
他要求大家很好地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他说，按照《祝辞》去做，我们的文艺创作就会出更多的优质产品。

他希望大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勇于探索，攀登高峰。
他说，勇于探索就是要解放思想，既要清除“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又要注意克服“自由化”的倾向；
攀登高峰，就是要努力实践。
不管专业还是业余的作者，都要有这种精神。

他还希望大家在思想上不断进步，不断提高。
他说，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如果自己本身不怎么样，这个“工程师”就当不好。
我们不少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作品写得好，自己做得也好。
但是，也有的同志写出的作品和自己所做的是两回事，这就影响你作品的效果，甚至人家看都不看。

他要求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把文艺创作抓起来。
他说，应该把干部战士搞业余创作看成是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重要内容。

傅奎清同志七月十三日在福州部队优秀文艺作品授奖大会所作的这次讲话，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

（王炳根）RW：傅奎清

作者：凡子实
栏目：长征文艺评论专页文讯

“让军事题材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在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昆明部队张铚秀司令员七月二十八日在昆明和军内外一些文艺工作者交谈时发表了上述意见。

他说，现在部队里具有高、初中文化水平的战士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比过去战争时期的文化水平高得多。
他们很喜欢看书，在精神方面的兴趣很浓，要求也高。
最近我下部队时高兴地看到，胡乔木同志看望我区边防部队时赠送的两百册《高山下的花环》，被战士们争相传阅，有的都快翻烂了。
好的文艺作品，确实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军事题材文艺创作。
他说，我们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向军队和人民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的使命，应该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精力搞军事题材创作。

他建议所属部队的文艺创作人员，要多写一些反映军事斗争生活的作品。
他说，军内作家，既要大力反映军队的现实生活，歌颂四有三讲两不怕的一代新人，又要写好革命历史题材，用革命的优良传统和奋斗精神来鼓舞部队。
这个工作做好了，就是为部队建设、为反侵略战争准备做出了贡献。

张铚秀同志感谢云南省的一些作家、学者、编辑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支持，希望他们也多写一些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
（凡子实）RW：张铚秀
===== 中篇小说；
-《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刘兆林作，刊《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八期）

作者：李新春/杨平/董永强/袁良贤/戚久昌刘兆林
栏目：长征文艺评论专页新作讨论会

尊重战士的感情

读了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指导员冼文弓这个人物给我的印象最深。
他懂得珍惜政治指导员这个称号，尊重战士的感情和尊严，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他喜欢研究心理学，到老连队之后，遇到了这样几个战士：

刘明天，一个老实善良、有才干的老兵，因一次事故而当了替罪羊，志愿兵转不成了，入党希望不大了，对象也吹了，但是他照样勤勤恳恳地工作。
他要求于人的极少，而奉献于人的甚多。

张久光，一个有知识、有责任感的战士，不愿沉沦，要求进步，他的志愿是“当炮兵指挥员”，然而生活在他面前展现的并不那么美妙。

郭云河，表现一般，出于对不正之风的不满和私心作怪，竟不择手段地冒充高干子弟，想以此图“进步”。

在摸清情况之后，冼指导员这位“新官”也烧起了三把火：第一把是“和全连一道把扑克玩出新水平”，他懂得用知识吸引战士，激起他们好学上进的欲望；
第二把是民意测验，请战士给领导提意见、提要求，将自己的行动置于战士的监督之下；
第三把是用“自荐公议，支部考核”的办法任命班长，因为“班长是军中之父”，“军士是军中之母”。
这三把火给这个后进连队带来了生气。
看了之后，令人信服。

我曾错误地认为：部队的政治干部多是“骗子”。
而冼文弓用他的真实行动，给我上了一堂教育课。
他同战士共欢乐，依靠知识和感情的力量，培养了战士们的高尚情操。
冼文弓懂得战士的感情，在杀狍子这件事上表现得最鲜明。
团长下令要杀，但是冼文弓不同意，认为那样会伤害战士的感情。
为此，团长说他是“感情用事”。
为了不伤害战士的感情，又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他想出了狩猎的法子，谁知几乎因此丧命。
而他的苦心并没有白费，刘明天被感动了，悄悄地杀死了心爱的狍子，要把皮送给指导员隔寒。
这是多么真诚的感情啊。
如果我们的同志之间都能有这样的感情那该多好！

三三六一二部队李新春

我结识了三个朋友

读过《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我交了三个朋友：

指导员冼文弓——他是一个懂得战士的感情，遇事爱动脑筋，不断地用知识丰富自己，并用知识吸引战士的指导员。
他沉稳老练，又有魄力，言行一致，值得信任。
象这样的人是部队目前急需的、理想的政治工作者。
我想，作者塑造冼文弓这个形象也许是出于对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关心吧！
当然，冼文弓也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
他曾为自己被精简苦恼过，也曾为他热恋的那位自私的小姐的无义之举痛苦过。
但是，他并不因为生活中遇到挫折而消沉。
在他身上始终让人感到一种向上的力。
这是我所喜欢的。

张久光——在他身上表现出了当代一部分青年军人的性格。
有知识，爱思考，懂得军人的天职。
他不愿浑浑噩噩虚掷光阴。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战士在连长王自委眼里却被视为“不祥之物”。
张久光目睹平庸的王自委，爱投机的郭云河，涣散的“鸡毛连”，有些失望了。
他就象一棵久旱的幼苗，多么需要甘霖的滋润啊！
新任指导员冼文弓来了，他试探的结果又在自己那沉寂已久的心田里掀起了感情的波浪。
他重新爆发出青年人特有的那股热情，我祝愿他不辜负同志们的一片苦心，当好侦察班长。

刘明天——一个性格内向、为人善良的战士。
他具有黄炎子孙那种谦让、忍耐的美德。
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战士被生活的风云卷进了灾难的祸坑，然而，他对未来生活并未失去信心，更忘不了因车祸亡夫但深明大义的山村青年女教师李罗兰。
也就是在她的鼓励下，刘明天才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并掌握了多种技术，默默地用自己的双手为连队做着贡献。
他干活不要报酬，更不想索取什么，只是想让别人生活得更好些。
后来他在冼文弓的友谊的感召下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读完刘明天那段蘸着血和泪的话，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敬佩他的为人。

工程学院战士杨平

离奇的构思

有幸读到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看到作者能把青年军人的内心世界挖掘得如此深广，把青年军人的感情描绘的如此浓郁，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我们也为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感到惋惜。
如指导员冼文弓对刘明天与李罗兰的恋爱关系抱支持的态度，这是违反条令规定的。
看得出来，这是作者为了加强刘明天这个人物，并为了更好地表现冼文弓对战士的理解，而苦心安排的。
但是作者没有考虑到这是违犯纪律的。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作家要想写出能真实地反映战士生活的好作品，就必须扎扎实实地到战士当中去生活。

三三九九六部队六十四分队 董永强 袁良贤

艺术的真实不应脱离生活的真实

《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有几处纰漏：

一，郭云河冒充高干子弟，似有不妥。
总参谋部规定：“战士档案由连或相当于连一级的单位保管”，所以，连队干部通过档案，对本连战土的家庭情况应该是了解的。
至少文书应该知道。
因而，郭云河冒充高干子弟，并在相当长的时间不被本连的干部战士揭穿，是不符合生活实际的，有编造虚假之嫌。

二，两次私自打枪：一次是冼文弓为完成团长交给的“搞点儿野味”的任务，到山上打猎；
一次是刘明天打死狍子，都不符合部队的规定。
没有特殊原因，部队一般是不准私自打枪的。
尤其是边防部队，出现枪声便意味着有了情况。
一名副营职政治干部和入伍几年的老战士对此应该是清楚的。
所以，小说这样写也有欠周密。

以上两点，不知妥否，谨供作者参考。
也希望他进一步深入生活，写出更切合生活实际，水平更高的文学作品。

五二八三四部队十六分队 戚久昌

作者：吴晓黎
栏目：长征文艺评论专页关于军事文学艺术魅力的探讨

《军事文学的艺术魁力何在？
》（海波作，见5月26日本报三版）发表后，不少同志来稿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文艺争鸣录”专栏已刊登了一些，今后还将陆续刊登。
探讨这个问题，对于军事文学的进一步繁荣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评论应该活跃起来，从而使军事题材文艺创作和评论相互促进，比翼齐飞。
“文艺争鸣录”欢迎更多的同志来稿，稿件力求短小精悍，言之有物。
我们的争鸣应当是正常的、民主的、科学的，这样才有利于各抒己见，明辨是非，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美学水平。

——编者

海波同志和陈光明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争议只在侧重点各不相同，而这种分歧则和对军事文学即军事题材文学创作范畴的各自理解有关。
对此先作点分析，是很必要的。

如果仅按字面来理解，“军事”指与部队或战争有关的事情；
“军事文学”即指以此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了。
从狭义上讲，我们不能不认为海波提出的军事文学永远是以强健和勇武作为它特有的艺术魅力的见解是正确的。
然而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却同陈光明所说的那样，“军事文学是个包含着丰富的生活范围的题材领域”。
近年来，军事文学已经约定俗成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广泛的含义：与部队或战争有关的一切生活内容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无论是历史和现实的战争业绩，还是古代和当代的军人生活，凡涉及武装斗争，它都包含在内。
从广义上说，它所包含的内容大约不外乎以下三种：

一、与军人日常生活有关的。
除了执勤、训练……等等，军人还有许多职务之外的活动。
军人“都和广阔的社会背景、众多的人物命运联系着”。
《天山深处的“大兵”》、《最后一个军礼》、《女炊事班长》等正是这类题材的作品。
它们分别触及军人日常生活不同的角落，表现军人及其周围人物的各种性格、情怀和思想。

二、与部队担负任务有关的。
这里既有“枪林弹雨”，也有“战天斗地”；
既有“救死扶伤”，也有“科研军工”；
既有“拥政爱民”，又有“拥军优属”……在这方面，新型的人民军队与旧军队有着极大的差别。
在完成任务时，有的人叱咤风云，有的人甘于寂寞，有的人如闪电，有的人似枕木，有的人唱着歌儿献出生命，有的人因立功而惭愧……《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这方面的题村，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三、与历史上各种武装斗争有关的。
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李自成》、《保卫延安》、《淮海大战》、《上党之战》等作品，都可算是这种题材的作品。
其中所涉及的主要人物、事件等，大都有可靠的资料为依据。

当然，这三种内容只有大致的区别，界限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有时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高山下的花环》， 既有金戈铁马、气贯长虹的场面，又有情真意笃、柔肠寸断的情景。
梁三喜的勇猛、果敢震撼人心，可是他深爱连队、故乡，思念母亲、妻儿的情愫，又是多么温婉动人！

军事文学的内容如此丰富，“可以也必须用各种色彩和线条来描绘”，我更赞成陈光明的意见：要有浩歌，也要有小唱。
万紫千红、百花齐放，应该是军事文学在艺术魅力上的追求。
我希望有更多的《高山下的花环》，也希望有更多的《天山深处的“大兵”》，还希望有更多的《保卫延安》。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军事文学的发展大有希望！

作者：尚明芳
栏目：长征文艺评论专页关于军事文学艺术魅力的探讨

军事文学的艺术魅力何在？
海波同志谈论的这个题目，引起大家的关注。
随着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理论研究也要有相应深入。
目前正在展开的这个争鸣，无论对创作人员，还是对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以至对广大的读者，都将是有益的。

翻阅近几年陆续发表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有几部应该说是感人至深的，如《天山深处的“大兵”》、《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等，动人之处，催人泪下，促人奋起。
细细思量，这些作品撼人心魄的艺术魁力究竟由何而来呢？
似乎并不在于它们创作风格的独特和艺术技巧的娴熟，而在于它们反映了当代军人的真实生活，表现了当代军人的理想和情操。

“革命理想高于天”，当代军人是有远大的理想的。
作家只有把在生活中对他们的感受凝聚为生动的艺术形象，描绘出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追，所求，体现出他们的理想，才能够发挥灵魂撞击灵魂的作用，在读者的心中引起共鸣，爆发出强烈的感染力。
郑志桐、梁三喜、袁翰之所以为军内外的读者所喜爱，就在于他们是当代军人理想的体现者。
是他们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操以及立志开创新局面的爱国之心，感动了读者。
是他们那种百折不挠，负重前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给了人们一股昂然向上的力量。
试想，如果作家不能真实地去表现当代军人这种可贵的革命自觉性，即使他的艺术手法再娴熟，也不可能写出这样有血有肉有力量的人物，更不可能写出拨动千百万读者心弦的作品来。

“无情未必真豪杰”，当代军人也有七情六欲。
郑志桐、梁三喜、袁翰这三个艺术形象之所以感人，还在于他们体现了当代军人深沉而纯洁、丰富而高尚的情操，使人们发现了那些埋头苦干的军人成年累月所付出的精神牺牲的真正的美。
郑志桐对李倩有难以割舍的爱恋之情，但是他并没有沉溺在个人的小天地之中。
梁三喜盼望跟韩玉秀团聚，时刻惦念着她的幸福，但是军人的职业使他和结婚三年的韩玉秀仅仅在一块生活了不到九十天，当韩玉秀分娩时他也不能回去，甚至连女儿都没顾上看一眼，便牺牲在战场上。
袁翰也在妻子和女儿病卧在床的时候，不得不离开她们。
这些充满普通感情的描写，有力地反衬出他们的军人特有的气质，和对生活不同一般的理解。
读者透过那清一色的绿军装，完全能够感到当代军人身上的丰富而复杂的感情，感到他们的可亲、可爱和可敬。
试想，如果从作品中抹去对当代军人共产主义的博大胸怀的描写，那震撼人心的力量又将由何产生呢？
单靠某种创作风格和技巧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强调军事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在于表现了当代军人的理想和情操，在于反映了军人的真实生活，并不等于否认作家在创作风格和技巧上的追求。
但是风格和技巧并不是产生艺术魅力的决定性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我不完全同意思忖同志的意见）。
从历史上看，凡是那些流传百世至今仍然吸引读者的作品，首先都是在内容上有突破，深刻地反映当时当地的生活，塑造了在思想感情上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的作品。
从古到今，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都是来源于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来源于作品的内容；
离开了这些基础，艺术魅力只能象虚幻的空中楼阁一样无所依托。

“生活是作品的母体”，李存葆同志这句话讲得很深刻。
军事文学要塑造出感人至深的当代军人形象，就不能脱离部队的现实生活。
作家只有投身到革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才能创作出有影响的，有艺术魅力的，能够引人入胜的军事文学佳作。
舍此则别无他途。

作者：沃直
栏目：长征文艺评论专页文艺争鸣录

我是个文学爱好者，大概因为也是个穿军装的人，对军事题材的作品尤其喜爱。
可是也常有不满足之感。

我们的文学作品，有不少是带有歌颂性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进行揭露的。
歌颂和揭露都很重要，同样起着各自推动生活的作用。
但是在军事题材创作中，往往是歌颂者居多，揭露的作品为数极少。
有人说，“反映部队生活的小说，除了在战场上有明显的敌我界限外，住在营房内的，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不仅看不见坏人，连比较差劲一点儿的人也看不见。”
这说明，不能恰如其分地运用歌颂和揭露的手段，也会使人不能准确地认识生活。
事实上，军人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旧的习惯势力和各种的不良风气，同样会通过不同渠道传到部队来，影响我们，致使其中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产生缺点或犯错误，个别的甚至走向了反面成了人民的敌人。
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在林彪、江青卵翼下，有的坏人也穿上了军装，尽管已经作了清理，然而余毒仍需扫除。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也许有人担心，如果在作品中揭露解放军的缺点、错误，就会损害她的尊严，降低她的威信。
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确应当十分慎重从事，不要损害了人民的子弟兵的形象。
但是，我们是唯物论者，首先要敢于承认事实。
部队内部的不正之风，本身就影响着解放军的声誉。
如果不加以制止，相反会更加严重起来。
制止的方法除了执行纪律以外，还要进行教育。
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运用文学作品将不正之风加以揭露，加以抨击，达到防止错误，端正作风，促进工作的目的。
平心而论，近几年来，在这个方面，我们也有些改进，敢于揭露的作品慢慢地多起来了。
然而，有些作者虽然明白其中道理，可是又想方设法把反面人物身上的军装脱下，将他们安排到社会上去。
愿望虽然良好，效果却适得其反。
而李存葆的 《高山下的花环》，倒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这部小说并没有回避部队内部存在的不正之风的严重问题，反而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大胆的揭露，连将军夫人走后门搞曲线调动不让儿子上前线的丑事，也拿出来示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群众心底的愿望，因而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
看来，军事题材创作在这方面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思想还不够解放。
其实，对不正之风的揭露，就是对浩然正气的歌颂。
这是符合辩证法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给我们指明了道路，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去反映部队的生活，既歌颂好的，又揭露坏的，军事题材创作一定会更有艺术魅力，吸引更多的读者。

作者：吴杏开
栏目：长征文艺评论专页文艺争鸣录

自《长征》副刊陆续刊登“小小说征文”以来，这些千儿八百字的文章，宛如一个明亮的小窗口，使人窥见指战员的现实生活，发现指战员的特有情趣，颇受连队干部战士的欢迎。
军报一来，大家就抢着找来看。

就拿《奇病奇治》（柴英作，刊七月二十八日）和《连长还书》（姜军安作，刊七月七日）来说吧，也可算是剔透玲珑，见微知著，别有一股艺术的魅力在。

《奇病奇治》写的是战士杨冬，因没获参加军校考试机会而“压铺板”，班长李夏象逗弟弟似地喂他吃饺子，领他逮兔子，不过只说几句话，便使他的“病”霍然而愈。
原来比他学得好、学得刻苦的李夏，虽然今年就超龄了，但是去年还把名额让给了别的同志，现在又得给他做工作。
从问题的发现到解决，新老战士两个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各是“这一个”，不仅新同志看了心头要发热，就是老干部看了脸上也要展出笑容。

《连长还书》中的连长错怪了“业余画家”，没收了他的七本人体素描书籍，一旦明白搞错之后，便找到“地下画室”的门上来还书，还要告诉他，连里作了研究，年底要为他办个画展。
作者巧妙而风趣地将连队开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活动后的景象展示在我们面前。
你瞧这场面：“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维……维纳斯？”
“连长，那还没……没画好呢。
画好后上身是要穿上衣服的。”
“胡扯！
……”这一老一少那个不自然劲，写得多么自然，读完之后再想起来，还会忍俊不禁。

从短短的篇幅中，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满足。
这种艺术魅力从哪里来的？
我看，主要来自连队的生活和人物。
写的人对其熟悉，有感情；
读的人也对其熟悉，有感情，一旦作者从中挖出了新意，当然会使读者高兴了。
可惜，我们不少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恰恰缺乏这种厚实的基础，尽管篇幅很长，情节很复杂，故事很曲折，有首长出现，有女同志出现，甚至有敌人出现，但是，就是没有连队的气息，没有兵味，读时总觉着有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把读者和作者隔开。
在讨论军事文学的艺术魅力何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小小说的这个“小窗口”，也看出点什么“门道”来呢？

作者：燕平
栏目：长征文艺评论专页文艺争鸣录

这是一个被军事文学遗忘的角落！
当我看完电视剧《一代天骄》之后，油然而生了这个念头。

《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三角梅》等佳作的出现，为一度曾处于落后状态的军事文学打开了新局面。
然而，在军事文学这块地盘上，还有一个角落被遗忘了。
它就是部队军政主要干部的产床和摇篮——军事院校。

我不知道《中国青年报·星期刊》举办的“我喜爱的当代青年银幕形象”评选结果揭晓以后，是否对我们的军事文学作家有过触动。
固然，青年军人银幕形象在评选中空缺，原因是多方面的。
可是我认为，很主要的一点，是军事文学所反映的生活面过于狭窄。
且不说反映青年军人的影片寥若晨星，就是反映青年军人的小说也少得可怜。
难道说，军人的价值只能在流血牺牲的战场才得以体现吗？
否！
青年军人和其他青年人一样，也有着多采的生活，丰富的感情。
他们不仅懂得扛枪，打仗，而且在平时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他们中有先进，也有落后，这并不需要到血与火的战场上去区分。
军事文学作家，为何不把自己的眼睛更多地对准军营内外每天发生的事呢？
象反映我们军校生活的文学作品，近几年来几乎是空白，这是很值得人们思考的。
生活面广了，人物的性格就多样了，军事文学的艺术魅力也强烈了，这是浅显的道理，无须赘言。

尽管《一代天骄》还有这样和那样的缺欠和不足，但是，它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角落，却引起了较强的反响。
原因何在？
恐怕是学员们从主人翁罗宁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引起了共鸣吧。
我诚恳地期望军事文学的作家们，下到基层来，到全军各条战线上去，开拓更广阔的创作领域，使我们的军事文学有更新的突破！

作者：何明/周万义/王崇普/付培敏/刘火才/支柱/陈德民/韩荣志/孙振宇

潘家口水库是引滦入津的水源，每年可向天津供水十亿立方米。
这是基建工程兵某部参加修建的水库大坝。

部队进驻引滦工地时，正是1981年冬天，指战员们在冰天雪地安营扎寨，冒着严寒投入施工。

采用钢杠代木双层作业法被覆隧洞，又好又快又省。

指战员们在施工中严把质量关，创全优工程。
这是修建分水枢纽的情景。

艰巨任务抢着干，危险时刻争着上，干部战士团结战斗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

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科学施工，加快了工程进度。
这是战士在运用先进的喷锚技术进行施工。

“铁营长”孙道彬，刻苦钻研，虚心向工程技术人员求教，大胆采用先进技术，带领全营克服“潜流”、“流沙”等五道难关，胜利地通过风化区，被大家称为创奇迹的人。

明渠象一条绚丽夺目的彩带，铺展在隧洞出口处，清澈的滦河水顺渠而下，流向天津。

竣工后的引水隧洞，在灯光照耀下，犹如 地下水晶宫，宏伟壮观。
国内外来宾参观时，无不热烈赞扬。

引滦工地就象一个大课堂，培养出了一大批军地两用人才。
许多战士在参加工程建设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两个作业面提前贯通了，战士们热烈欢呼，互相祝贺。

本版照片为何明、周万义、王崇普、付培敏、刘火才、支柱、陈德民、韩荣志、孙振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