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决定，任命赵紫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1983年06月18日
（新华社）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国家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韦国清、耿飚、胡厥文、许德珩、彭冲、王任重、史良、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赛福鼎、周谷城、严济慈、胡愈之、荣毅仁、叶飞、廖汉生、韩先楚、黄华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今天选举李先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乌兰夫为副主席，选举彭真为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会议选举了20人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们是：
陈丕显、韦国清、耿飚、胡厥文、许德珩、彭冲、王任重、史良、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赛福鼎、周谷城、严济慈、胡愈之、荣毅仁、叶飞、廖汉生、韩先楚、黄华。
会议还选举王汉斌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选举133人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今天是六届全国人大第1次会议的第3次全体会议。
人民大会堂里华灯齐放，充满了团结欢乐的气氛。
出席今天大会的2，887名代表早早来到会场，准备履行自己的光荣职责，选出符合人民心愿的国家领导人。
大会在下午三时开始。
会议首先通过了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
大会执行主席陈丕显宣布，今天的选举共投四张票，分两轮投票，第1轮投票两张，一张是选举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一张是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第2轮投票两张，一张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
一张是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下午三时四十分，代表们开始第1轮投票。
当大会宣布国家主席、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选举结果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接着，大会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提名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人选的信，进行了第2轮选举。
当大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人选表决结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选举结果时，全场再次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今天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大会执行主席还有：
彭真、彭冲、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张再旺、阮泊生、郭峰、刘明辉、马文瑞、宋林、马青年、铁木尔·达瓦买提、林丽韫。
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委员们列席了今天的会议。
（附图片）
李先念彭真赵紫阳邓小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1号
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1983年06月18日选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乌兰夫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主席团
1983年06月18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2号
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由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1983年06月18日选出：
委员长　彭真副委员长　陈丕显　韦国清（壮族）　耿飚　胡厥文许德珩　彭冲
　王任重　史良（女）　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藏族）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藏族）　赛福鼎（维吾尔族）周谷城　严济慈　胡愈之　荣毅仁　叶飞　廖汉生韩先楚　黄华秘书长　王汉斌委员　（按姓名笔划排列）丁光训　马木托夫·库尔班（维吾尔族）　马璧王永幸　王兆国　王甫　王国权　王炳南　王淦昌扎喜旺徐（藏族）　区棠亮（女）
　贝时璋　牛荫冠孔从洲　邓家泰　艾青　古耕虞　平错汪阶（藏族）叶林　史来贺　白寿彝（回族）　吕骥　伍觉天任新民　华罗庚　刘大年　刘东生　刘有光　刘达刘伟　刘念智　刘瑞龙　刘靖基　江家福（壮族）许杰　许涤新　孙敬文　苏步青　李一清　李文清李贵　李桂英（女，彝族）　李琦　杨乃俊杨立功　杨克冰（女）　杨初桂（女，侗族）吴世昌　吴仲华　吴作人　吴茂荪　吴波　吴桓兴何英　何贤　谷景生　沈鸿　宋一平　宋劭文宋承志
　张子斋（白族）　张友渔　张文裕　张秀龙张杰（回族）　张贤约　张秉贵　张承先　张珍张致祥　陈永康　陈宗基　陈惠波　陈鹤桥　武衡茅以升　林一山　林月琴（女）　林丽韫（女）林雨（女）　欧阳毅　罗叔章（女）罗琼（女）　季羡林　周占鳌　周礼荣　郑伯克赵忠尧　郝德青　荣高棠　胡克实　胡荣贵　胡绩伟段苏权　侯学煜　俞霭峰（女）　洪丝丝　宦乡费彝民　秦宝兴　袁雪芬（女）　莫文骅　顾大椿钱敏　钱端升　徐运北　爱新觉罗·溥杰（满族）高登榜　黄志刚　黄荣昌　梅行　梅益曹龙浩（朝鲜族）　曹禺　符浩章瑞英（女）　清格尔泰（蒙古族）　彭迪先董建华　韩哲一（回族）　曾绍山　曾涛　谢怀德谢铁骊　楚图南
　裘维蕃　雷洁琼（女）　解方裴昌会　廖海光　熊复　潘焱　薛暮桥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主席团
1983年06月18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3号
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1983年06月1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赵紫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主席团
1983年06月18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4号
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于1983年06月18日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现予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主席团
1983年06月18日于北京

完成这次会议的各项任务，对于领导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国家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各位代表！
让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圆满地完成全国各族人民托付给我们的庄严任务。
——摘自彭真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六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乌兰夫
陈丕显
韦国清
耿飚
胡厥文
许德珩
彭冲
王任重
史良
朱学范
阿沛·阿旺晋美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赛福鼎
周谷城
严济慈
胡愈之
荣毅仁
叶飞
廖汉生
韩先楚
黄华
新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
图为胡耀邦等同志投票。
代表们在选举。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

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简历
李先念
1909年生，湖北省红安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26年任乡农民协会常委。
1927年参加黄安农民暴动，后参加游击队。
1929年后，任中共区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红四方面军团政委、师政委，三十军政委，参加长征。
1937年率西路军余部转战到新疆。
抗日战争时期，任鄂豫皖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司令员，大中原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
建国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兼市长。
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军委常委。
中共第7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中央副主席。
彭真
1902年生，山西省曲沃县人，1923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参加革命后，任共青团太原地委书记，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兼管石家庄党的工作，中共天津地委第1、第2、第3部委（区委）书记，地委职工委员会书记、地委组织部长；
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顺直省委工人部部长，唐山市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天津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城工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建国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1书记、市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9年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第1、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2、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共第7、八、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赵紫阳
1919年生，河南省滑县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0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滑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县委书记，豫北地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冀鲁豫第2、第四地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第四地委书记、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南阳地委书记；
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常委、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长、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2书记、第1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第1书记、革委会主任，四川省委第1书记、革委会主任，成都部队第1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理。
中共第10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届四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五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六中全会选为中央副主席。
邓小平
1904年生，四川省广安县人，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
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开始做党的工作。
1926年，到苏联学习。
1927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军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长征。
1937年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
1945年后，任第2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中共第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十届、十一届中央副主席。
第2、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2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5届全国政协主席。

国家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简历
乌兰夫
1906年生，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1923年12月加入共青团，1925年0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2年后，做学运工作，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做翻译工作；
1929年后，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书记，蒙旗独立旅党委书记；
1942年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民族学院教育长；
1945年后，任绥蒙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军政学院院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自治区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政委；
1949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务院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1书记、自治区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2书记，第4、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1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共第7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长。
陈丕显
1916年生，福建省上杭县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29年后，在福建任乡团支部宣传干事，县、省、中央儿童局书记；
1935年后，任闽赣地区团中心县委书记，赣南团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
1941年后，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七纵队政委，华中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书记，苏北兵团政委、军区政委；
1950年后，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第1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市委第1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后，任云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委第1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第1政委，武汉部队政委。
中共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
韦国清
1913年生，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9年后，任红军连长、营长、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新四军九旅政委、旅长，四师副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兵团司令员，第3野战军十兵团政委，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长；
建国以后，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1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区政协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2书记，广东省委第1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部队第1政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
第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4、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4、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共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9届中央委员，第10、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耿飚
1909年生，湖南省醴陵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浏阳醴陵游击支队小队长，红三军九师参谋，干部教导队长，团长，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旅长兼副政委、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建国以后，任驻瑞典、丹麦、芬兰、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防部长，中共第9、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厥文
1895年生，上海市嘉定县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
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创办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黄渡电灯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公司、石城窑厂等企业，任总经理，并任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席，上海市棉布市场理事长。
“八一三”事变后，在重庆、桂林、祁阳等地创办机器厂等企业，任中南区工业协会理事长，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返上海，任新民机器厂总经理。
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市民建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
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1、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5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许德珩
1890年生，江西省九江市人。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及讨袁运动。
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法国。
1919年后，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社”，参加“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任黄埔军校教官，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大革命失败后，任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教授。
1935年，参加组织华北文化界救国会。
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重庆发起创建九三学社。
解放战争期间，任北京大学教授。
解放后，任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第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彭冲
1915年生，福建省漳州市人，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中央委员。
三十年代初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领导漳州地区学生运动，曾任中共漳州地区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高淳办事处主任，安徽当芜县委书记，新四军六师团政治处主任，独立团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建国以后，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兼龙溪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第1书记，江苏省委第1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部队第2政委和党委第3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市委第1书记、市长，第5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第9、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任重
1917年生，河北省景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委员。
1933年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任河北省景县乡村师范学校中共支部书记，景县县委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地委书记，中共冀南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行署主任，中共冀南区委副书记；
建国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武汉市委第1书记、代市长，湖北省委第1书记，武汉部队第1政委，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1书记；
1978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第1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中共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1届中央委员。
史良（女）
1900年生，江苏省常州市人。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
1931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
1935年参加救国会，为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
1936年被国民党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
抗战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
1938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第1、二届参政员；
1942年加入民主政团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
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
解放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次全体会议代表、政协委员，司法部部长，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第2、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2、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民盟中央副主席。
朱学范
1905年生，上海市金山县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大革命时期在上海参加工人武装起义，任上海邮务工会常务委员、上海总工会主席、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
抗战时，与解放区工会代表在汉口发起组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委会”，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
1944年被选为国际劳工局理事。
1945年09月与解放区工会代表一起出席世界工会大会，被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
1947年出席世界工联第1次理事会、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
1948年到解放区，参加第6次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任第7、八、九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次全体会议代表，邮电部部长，第1、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2、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阿沛·阿旺晋美
1911年生，藏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
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1936年后，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西藏地方政府民事法官、孜本（审计官），西藏地方政府嘎伦，昌都总管。
1951年为西藏地方政府来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2年后，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秘书长、副主任。
1965年后，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后，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第1、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3、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1938年生，藏族，青海省循化县人。
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班禅是西藏喇嘛教“格鲁教”（即黄教）的教主之一。
1937年九世班禅逝世后，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按照宗教手续，选定贡布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1949年06月03日经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为十世班禅。
1949年10月01日，班禅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1952年由青海返藏。
解放后，历任第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2、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3、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5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常委、第1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
赛福鼎
1915年生，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人。
中共中央委员。
1944年后，参加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任三区军事法庭秘书、临时政府教育厅长，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委员、教育厅长，新疆人民民主同盟《前进报》总编辑，人民民主同盟主席；
1949年后，任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统战部长、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新疆大学校长，新疆党校校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1书记、革委会主任，新疆军区第1政委。
中共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九届中央委员，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1、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谷城
1898年生，湖南省益阳县人。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主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21年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湖南长沙省立第1师范任教员；
1926年，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兼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
1927年秋到上海，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民铎杂志》、《东方杂志》等撰稿，并在中国公学兼课；
1930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
1933年后，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社会学系主任；
1942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曾兼任历史学系主任和教务长。
第1届全国政协候补代表、第5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第1、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9年后，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全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和上海史学会会长。
严济慈
1900年生，浙江省东阳县人。
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研究生院院长。
1923年于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去法国巴黎留学，获硕士和国家科学博士学位；
1927年回国后，任沪宁四所大学教授；
1928年11月又去法国巴黎从事研究工作；
1931年02月后，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兼镭学研究所所长；
1949年10月后，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东北分院院长、数理化学部委员、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秘书长，中国科协副主席；
第1、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3、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次全体会议代表。
胡愈之
1896年生，浙江省上虞县人。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九·一八”后，与邹韬奋等共同主持《生活周刊》，创办《世界知识》，任《东方杂志》主编。
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
1940年在新加坡主办《南洋商报》。
抗战胜利后，与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在新加坡建立民盟支部。
解放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次全体会议代表，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第1、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2、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荣毅仁
1916年生，江苏省无锡市人。
全国工商联副主委、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
1950年后，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第1、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4、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2届全国政协委员，第3、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5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叶飞
1914年生，福建省南安县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中央委员。
1928年后，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委员、宣传部长、代理书记，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
1933年后，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军闽东独立师政委；
1938年后，任新四军团长、旅长，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指挥、党委书记，新四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苏中区党委书记，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1945年后，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十兵团司令员；
1949年后，任福建省省长、省委第1书记，南京部队副司令员，福州部队司令员、第1政委、党委第1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
1975年后，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79年后，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第1政委。
中共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
廖汉生
1911年生，湖南省桑植县人，1933年0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委员。
1929年后，任湖南桑植、湖北鹤峰苏区贺民英游击队队员、文书，湖北鹤峰县游击第4大队副大队长；
1934年后，任红三军七师党委书记、九师政委，红二方面军组织部长、二军团六师政委；
1937年后，任八路军一二○师副团长、团政委；
1939年后，任一二○师旅副政委、代旅长；
1945年后，任中原军区襄南分区政委、江汉军区政委，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一纵队政委，一军政委；
1949年后，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政委；
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1954年后，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北京部队政委；
1973年后，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部队第1政委、沈阳部队第1政委。
中共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
韩先楚
1913年生，湖北省红安县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中央委员。
1928年在红安参加地方反帝大同盟；
1929年后，任红安县乡苏维埃土地委员，红军班长、排长、师部副官、连长、营长；
1935年后，在红十五军团任团长、师长；
1939年后，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任副旅长、代旅长、旅长；
1946年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纵队副司令员、纵队司令员；
1949年后，任十二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十九兵团司令员、中南军区参谋长；
1954年后，任副总参谋长，福州部队司令员、党委第1书记，福建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1书记；
1973年12月后，任兰州部队司令员；
1979年后，任中央军委常委。
中共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黄华
1913年生，河北省磁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委员。
1936年后，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陕北苏区红军总部翻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干事，西北青年救国会组织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年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朱德同志政治秘书，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外事组科长；
1946年后，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同志秘书、新闻处长，青年团中央委员；
1949年后，任天津军管会外事处长，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军管会外事处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军管会外事处长，朝鲜停战政治谈判中方代表，外交部欧非司司长，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
1976年后，任外交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中共第10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各国汉字从形编码法》研究成功
据新华社武汉6月18日电
湖北省退休干部黄美陶发明的《各国汉字从形编码法》，已经在湖北计算中心应用。
我国汉字信息处理研究的这项新成果，是根据汉字（包括日文等异体汉字）的形状进行编码，然后将它输入计算机的。
由于从形编码，直观性强，所以不会拼音、拼音不准确或不认识汉字的人，都能用它进行汉字编码。
繁体字、简化字以及南朝鲜、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使用的汉字，都能做到见字编码。
由于这种编码法一个字最多只有四个码，易学易用，输入速度快。

赵紫阳等同志投票。
　新华社记者摄

康克清等看望出席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妇联组委员和科技组的五位女科学家
新华社北京06月18日电
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和副主席罗琼、黄甘英，书记处第1书记郭力文，今天上午前往京丰宾馆，看望住在那里的出席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妇联组委员和科技组的五位女科学家。
在京丰宾馆会议室里，女委员们簇拥在康大姐周围，和她热情握手，热烈祝贺邓颖超大姐和她分别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
王光美委员向康克清一一介绍了委员们的姓名、职业和工作单位。
她风趣地说：
“各行各业都有我们女状元”。
康克清说：
“邓大姐和蔡大姐都很惦念大家。
如果她们二位看到这么多的女委员聚集在一起，新老合作、人才济济的景象，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大家请康克清讲话。
康克清说：
“如果说妇女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那是同在座的各位委员和战斗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有名的和无名的女同志的辛勤工作、忘我劳动分不开的。
妇女工作过去得到你们的支持，今后仍然需要你们的支持。”
有的委员谈到现在有的地方仍有歧视妇女的现象时，康克清说：
“重男轻女的思想，不是一天二天形成的，而是几千年遗留下的传统偏见。
要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男女真正平等，光靠我们妇联工作是不够的，需要和男同志一道，携手并肩，共同努力。”
苏务滋委员说：
“我代表香港的姐妹们祝康大姐身体健康。”
康克清说：
“请你转告香港女同胞，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共同的责任。”
郭月芳委员，原是日本人，已加入中国籍。
她眼含热泪激动地说：
“今天恰好是我四十九岁生日。
为了促进中日妇女友好，为了妇女的解放，我在二十几岁时就来到中国。
今后，我还要继续为实现这个理想做更多的工作。”
台湾籍同胞郑晶莹、著名电影演员秦怡和新当选的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王光美，在发言时都表示要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康克清最后希望大家对妇女工作多出主意，上下一条心，为建设四化，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更大贡献。

曾涛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情况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曾涛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介绍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过程和结果。
他说，代表们用5天时间对大会主席团提出的各项候选人名单草案进行了认真的深入的讨论，并对原来的名单作了一定的变动。
曾涛告诉记者说，在会议期间不幸逝世的廖承志副委员长曾被建议为国家副主席的人选。
廖承志同志是我国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
他如果健在，是很可能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
曾涛说，廖承志同志逝世后，经过广泛的协商和讨论，大会主席团决定提名乌兰夫副委员长为国家副主席的候选人。
乌兰夫同志是一位少数民族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在中央和地方长期担任重要领导工作，是一位很孚众望的老革命家。
曾涛还说，代表们在酝酿讨论过程中提出应从科技界增选一位副委员长和在人大常委候选人中增加蒙古族和壮族代表的建议。
主席团同意这些建议，经过酝酿和协商，决定增加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为副委员长的候选人，蒙古族代表、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清格尔泰和壮族代表、广西民族学院数学系副主任江家福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
曾涛说，6月20日下午他将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大会决定的国务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其他组成人员以及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结果。

解放军代表看望徐向前聂荣臻同志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今天上午对前来看望他的人民解放军部分六届人大代表说，搞好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要抓好两条，一个是人要有觉悟，有文化，掌握科学技术知识；
一个是要有先进的装备，而先进的装备要靠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军队要关心、支持和保卫国家的四化建设。
上午九时三十分，徐帅在住所满面笑容地迎接何正文副总参谋长等九位人大代表。
何正文代表向徐帅介绍，出席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有260多位，编成八个组。
今天各组委派来看您的代表中有战斗英雄、爱民模范、爱兵模范和模范指导员。
我们代表全军指战员祝您健康长寿。
徐帅高兴地说，你们开会很忙，还来看我，我很感谢大家。
徐帅看到坐在身边的代表多数是年轻的同志，满怀深情地说，国家有希望，军队有希望，四化建设就靠你们了。
几位代表向徐帅汇报了自己的学习、工作情况。
徐帅说，学习很重要，一定要搞好。
我八十多岁了，做不了太多的事了，但我还要坚持学习。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出席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人民解放军的部分人大代表和国防科工委的人大代表，今天上午分别去看望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同志，转达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和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对他的问候。
当人民解放军的九名人大代表进入聂荣臻同志住处的会客室时，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向聂荣臻同志介绍说，这些代表大都是来自祖国边防、海防的基层干部、战斗英雄。
聂荣臻同志听了十分高兴，和代表们一一握手，仔细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勉励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提高警惕，保卫好祖国的边防、海防，保卫祖国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会见国防科工委出席六届人大的十名代表时，聂荣臻同志特地询问了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的情况，代表们告诉他，今天在坐的国防科工委代表中，有一半以上是中年知识分子。
聂荣臻同志笑容满面地说，军队建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都需要科学技术，需要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几十年来我讲过好几次，能有今天这个局面是长期斗争的结果。
他说，我寄最大希望于中年人，你们工作许多年，有成绩，有经验，是工作中的骨干，你们的责任很重。
他特别强调，搞好国防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靠自己奋发图强。
昨天，聂荣臻同志还在住地会见了来自四川的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附图片）
出席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解放军部分代表看望徐向前同志。
新华社记者摄
出席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解放军部分代表看望聂荣臻同志。
新华社记者摄

邓小平在会见参加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说
搞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知识问题智力开发是我们投资的重点之一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出席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的外籍科技专家时说，搞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知识问题。
智力开发是我们投资的重点之一。
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同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专家一一握手，祝贺这次讨论会圆满成功。
邓小平说，这么多专家坐在一起，对我们的科技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益处很大。
讨论会是一个新的方式。
这次开了个头，以后可以继续下去。
邓小平在向客人介绍国内形势时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
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
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
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
他说，如果我们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我们建设的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
会见时，有的专家提出，中国现在缺乏既有管理能力又有科技水平的人材。
邓小平说，我们有人，但要经过训练，大有希望的是40岁左右的人。
对青年人、中年人的培养是我们目前最大的课题。
邓小平还同客人们就祖国统一大业和一些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
会见时在座的外籍科技专家是：
田炳耕、葛守仁、范季融、梁佩璐、韦潜光、陈煜耀、吴瑞、刘全生、李天和、李光民、陶辅琨、盘占元、王兆凯、孔宪铎、陈磊、聂华桐、潘毓刚、张永山、曹友德和廖子照。
参加讨论会的黎志豪已经离开北京回美国。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杨浚等参加了会见。
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是6月13日开始举行的，今天下午结束。
（附图片）
邓小平会见科技政策讨论会的外籍科技专家。
　新华社记者摄

鄂湘联网二十二万伏高压输变电工程湖北段动工
新华社武汉6月18日电
由湖北省武昌凤凰山至湖南省长沙市的鄂湘联网22万伏高压输变电工程湖北段今日破土动工。
这条输变电线路全长344公里，湖北省境内线路长144公里，需新建22万伏变电站一座。
湖南省境内工程已于今年05月建成。
这项工程计划在今年10月建成送电。
届时，不仅可实现鄂湘两省联网，并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电网联成一片，形成华中地区大电网，对葛洲坝电力外送，满足上述四个省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需要，具有重要作用。

青海锡铁山铅锌矿全面开工
新华社西宁6月18日电
我国有色金属重点建设工程——青海锡铁山铅锌矿已在最近全面开工。
锡铁山铅锌矿位于柴达木盆地腹地，已探明铅锌矿石储量达3，000万吨左右，还伴有金、银等金属。
这个矿矿体集中，矿石品位高，易于开采。
计划于1986年建成投产，年采选矿石能力为100万吨，生产铅锌金属量6万多吨。
目前，开发矿山的关键项目井巷开拓工程已经展开，选矿厂和电厂以及一些附属设施也已先后开工。

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出席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部分委员发言摘要
要鼓励自学成才
叶圣陶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说，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鼓励自学成才”，这是教育界应该普遍关注的一句话。
从幼儿园到大学，还有其它有关补习进修的班级，其实都是鼓励来学的人自学成才，辅导来学的人自学成才。
光听讲，不融化，不会成才。
举一隅，不能三隅反，不会成才。
惟有入学而取得了自学的本领，才能成才。
学生受教育，就是要学到一辈子能够坚强地自学的好本领，这是其一。
二、教师不仅要授与学生以各科知识，尤其重要的在于启发学生，熏陶学生，让他们自己衷心乐意向求真、崇善、爱美的道路昂首前进。
这是教师应尽的职责，也是教师的伟大功绩。
三、对教学的方式方法谋求改革。
某些承袭了七八十年的所谓新式学校的老框框非丢掉不可。
四、今后要加速发展高等教育，我杞人忧天，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风气至今未歇，只恐今后高教加速发展，这个坏风气更将高涨。
片面追求升学率，对学生、对教育事业，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不追求什么升学率，可是考上大学的学生数极多，有上海育才中学的例子在。
片面追求升学率，取得了录取学生数最多的荣誉，但是，熏出来的鲜花容易蔫，学生进了大学大部分都吃不消。
这样的事咱们也听说过。
我希望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各地中学以及所有中学生的家长齐心协力，互相戒勉，把片面追求升学率这个坏风气永远消除。
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这些部门的事业其实是广义的教育事业，都要拿出东西来供应人民。
这就是在做教育工作。
不能不要求你拿出来是好东西。
要求你的东西包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
是不是有点过高了呢？
我以为并不过高，请不要忘却，咱们如今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不应当有共产主义思想吗？
订报买书要付钱，观看戏剧电影要买门票，所以这些精神产品同时又是商品，但是要在做好广义的教育事业的前提之下，才可以考虑到商品的价值，绝对不容许颠倒过来。
但是颠倒过来的现象现在确乎有，虽然不普遍，也不在少数。
我时常感到不愉快，很想说几句忠告的话。
现在好了，报告中说到了。
民主党派办学的作用不能忽视
汤蒂因委员（上海市民建副主委）说，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不仅要办好大、中、小学校，而且要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发展业余教育、职业教育。
两年来，我们上海市民建、工商联不用国家投资，没有一个编制，自己编写教材，办起了7个学校（有150个班），28个专业培训班，学员达7，539人。
学员反映我们的课程听得懂、学得进、用得上。
现在培训工作中出现了两个矛盾。
一是同各单位“双补”（文化补习、技术补习）在时间上的矛盾；
二是同教育部承认学历的学校在文凭上的矛盾。
为了在五年内完成“双补”任务，各单位对职工的业余学习作出安排，这样冲击了我们的专业培训。
虽然有的部门，如商业部门，非常支持我们搞，但“双补”直接关系到职工的晋级，他们必须要通过“双补”考试。
另外，教育部承认广播电视大学的学历，而电大辅导少，许多人跟不上。
我们办的学校老师讲得好，学生跟得上，但不承认我们的学历。
我觉得现在有些太强调文凭了，而文凭不能等同于业务水平。
我希望重视民主党派在发展我国教育科技文化上的作用。
高等院校工科教学问题不少
俞宝传委员（北京工业学院教授）说，高等院校工科教学问题不少，主要表现在：
1．没有完整的教学计划，学生普遍“消化不良”；
2．实验课、设备课大大削减，理论脱离实际较严重；
3．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
4．中文水平差，而且不是个别现象，很多论文不通顺。
建议针对上述情况制定有效措施，由教育部统一管起来，加强专业对口，并要加强教师的培养和提高。
要搞好小学教师的轮训
臧慧芬委员（上海市第1师范附小教师）说，小学教育要开创新局面，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是关键。
除不断从专业学校培养、输送新生力量外，对在职教师进行轮训是个有效的途径。
建议：
（1）在保证第1线教学和正常管理秩序的前提下，尽量安排教师、校长、后勤人员等参加轮训；
（2）轮训以本职业务工作为主，学习文化知识，教学理论，兼学政治、法律、科技常识；
（3）轮训形式可参考夜大学、短训班等办学经验，时间以短期（半年或一年）为主；
（4）轮训应由省、市领导，制定计划，贯彻实施。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引导人民前进
林默涵委员（文化部顾问）说，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不纠正，不但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文艺本身也要陷入绝境。
现在电影观众和电影收入减少很多，除了受电视的冲击外，不少影片粗制滥造、质量不高也是原因之一。
文艺上除商品化、“向钱看”的倾向外，还有一些作品散播资产阶级人性论、个人主义、颓废主义的思想情绪，这比商品化更危险。
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应是引导人民前进，决不能去迎合某些群众的落后情绪和低级趣味。
我们要有辨别、有选择地学习外国文化，不能拜倒在外国文化的脚下，应该发展和提高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文艺。
不应让科学家兼职过多
时钧委员（学部委员、南京化工学院教授）说，我现在兼职很多，挂了许多头衔，大部分时间用来开会，没有多少时间搞科研。
江苏有个女科学家，四十多岁，身兼数职。
前不久，我问她现在在干什么，她说现在在忙于调工资。
她身患多种疾病，这样多的职务，到处开会，不但没有时间搞科研，就是身体也受不了。
这种做法对科技人员未必合适。
为什么一定要给科学家那么多的职务呢？
让中年科学家担任行政领导是一种浪费
孙家昶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副研究员）说，有些人认为，重视科研人员就要让他们当“官”。
这也是一种片面性。
年轻的副所长，起码要有一半精力放在行政上。
应该建立行政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也是一门科学。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行政人员较多，但如不注意，也会后继乏人。
林雨委员（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副研究员）说，中年科学家去从事行政工作的有不少，许多同志认为这是一种浪费。
其实科研人员不一定能搞好行政。
两个专家的观点往往不统一，一个水平高的领导，就可以把它们拢在一起了。
现在有的研究所畸形发展，就因为专家意见不统一，一个观点压一个观点。
科学家当领导，实际想干的事还是不能干，搞得不好是一些不称职的管理人员在起作用，秘书专政。
应该真正在科学家指导下建立管理体制，使科学家的智慧体现为集体智慧，起桥梁作用的是管理干部。
体育工作有新的突破，但不能忽视薄弱环节
陈先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说，体育战线上出现了比较好的发展趋势，有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成绩上有较大的突破。
亚运会上夺得的金牌第1，三分之一的体育项目进入了世界水平。
二是在比较大的范围进入国际舞台，我国已是47个国际体育组织和26个亚洲体育组织的会员。
三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
体育界的拚搏精神，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振兴中华的口号，已成为社会上共同的语言。
四是人才培养有所突破。
主要是经过各种竞赛考核，人才得以集中使用。
当前体育工作的薄弱环节，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科研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体育队伍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
我们还有很多缺点和问题，要继续抓紧解决。
为什么基建投资超过概算？
何浣芬委员（湖北工业建筑设计院主任工程师）说，过去几年来，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1、贪大求全、求洋和追求高标准的思想仍比较严重。
不少基建项目超出原概算和预算二、三倍。
很多项目不按原计划任务书的规模和控制投资的要求办。
有时明知要超出，便采用“钓鱼”的办法，先上马，再追加。
或在概算中先扣除设备费用，然后又分期分批追加，致使基建缺口较大，无法控制。
2、长官意志决定一切，不按科学办事，不考虑国情，使有些工程标准一提再提，甚至在施工过程中仍一再修改设计图纸。
例如我院设计的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原设计为43层，基础已施工，又要求加3层，并加上一个旋转餐厅；
展销大厅由2层改为5层。
原负责设计的同志感到困难较多，认为贸易中心没有必要增设旋转餐厅。
但兴建单位一再坚持非改不可，这就势必停工，等候设计修改，造成浪费。
3、缺乏全面观点，单位之间互不协作，重复建设的项目较多。
例如，当前兴建大专校舍，每个学校都要有一套完整无缺的设备，如电子计算机站等，实际使用率不高。
4、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1982年住宅建筑投资为每平方米135元，而实际建一平方米住宅，投资达350元；
再加上拆迁和补偿拆迁户的费用，则高达600元。
5、企业及单位自筹兴建项目过多，国家计划“三材”也是自筹。
因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处走后门，拉关系，高价购建材，不仅使投资加大，而且使国家重点项目需要的建材无法保证。
6、基建工作的财务管理上也有较大漏洞。
目前设计部门乱发奖金的情况已较少，但收受超额加班补贴的情况仍存在。
由于设计人员接受了兴建单位的补贴，为了满足兴建单位要求，往往便违反设计程序，提高标准，扩大设计面积，甚至有在设计概算和预算中打埋伏的现象。
这也是造成基建投资突破的原因之一，希望领导注意解决。
盲目引进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茅以新委员（铁道部技术顾问）、郎钟騋委员（铁道部技术顾问）说，我们不反对引进必要的设备，但反对盲目引进。
有些人总觉得外国什么都好，这种思想要不得。
现国内有些工厂闲着无事干，有生产能力，偏要到国外去买。
应动员国内工厂自己制造。
盲目引进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
葛和林委员（上海电缆研究所副所长、总工程师）说，引进的重点应是技术，也就是所说的软件。
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的进口要严格掌握，万不得已，以少进口为宜。
徐博文委员（水电部电力科学院副总工程师）说，国家应制定引进项目责任制办法。
凡主持签订技术引进项目合同的人，应为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对技术问题全权负责。
改变目前把出国签订合同作为政治待遇或借机为自己捞好处，而对引进项目不负责任的作法。
控制基建规模　杜绝计划外建设
周宝芬委员（广州市工商联副主委）说，去年我们的基建开支超过110亿，这个问题很严重。
前一阶段好了一些，现在规模又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
看来，这个问题人治不行，要法制，定下法律，滥搞基建要以法制裁。
李宗坊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四川省副主委）说，要坚决控制基建的规模，超过计划的基建投资要下决心杜绝。
现在下面有的单位，有点钱就盖楼，浪费了大量资金，影响了国家的重点建设，要采取措施解决。
政协、民主党派要做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同不顾国家利益，大上基建项目的现象做斗争。
肖同智委员（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现在，下面各企业只要能搞到钱的都在盖住房，没有钱的，就从别的资金上抽，东凑西凑，叫做“吃拼盘”。
这是吃国家，应坚决制止。
对农村的大好形势要因势利导
罗培元委员（广州市副市长）说，当前农村形势很好，我们要因势利导地发展大好形势，不要任其自流，要使之持久。
现在农民手里有许多钱，他们想盖房子，但解决不了材料，怎么办？
有些人就到山上乱砍滥伐，甚至乱占地盘。
对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妥善解决。
同时，许多农民都有将本乡本土搞好的强烈愿望，我们要积极引导，处理好农民的各种捐助，不要刮“共产风”。
另外，农业生产上去后，农民要求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的欲望非常强烈。
如广州市从化县办了个机械维修班，每月收费一百多元，结果许多农民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学习。
建议我们的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和领导同志要对农村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作出科学预测，制定出发展规划，使农村的大好形势能持续地向前发展。
必须保证耕地的数量和质量
戴松恩委员（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说，今后五年必须大抓耕地，要象抓人口问题一样来抓，以确保粮食生产。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1982年每人平均粮食才701斤，与1979年世界粮食人均水平相比，还低128斤。
根据有关资料分析表明，我国现有耕地面积还在继续下降。
为了使我国人均粮食在2000年达到800斤的水平（这仍是低水平），以及尽可能不再进口粮食，就必须保证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以确保粮食生产。
因此建议，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土地管理机构和有权力的专职业务机构，赶快制订土地法，对水利、铁路、公路、厂矿、城市、农村等一切用地要严格控制；
同时大力发展木本油料作物（如油茶、核桃等），压缩部分油菜、花生、烟草等的播种面积，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畜牧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必须改革
王兴让委员（原供销总社副主任）说，我国牛羊饲养业发展缓慢，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五十年代初，牛肉年人均1.3斤，现在只有半斤；
羊肉也只有1.1斤。
最近，我调查了8省1市48个县，发现畜牧业是有潜力可挖的。
问题是：
只追求存栏数，不注重经营管理，冬春两季牛羊饿死的很多。
对牛实行“保护政策”，统得过死，阻塞流通，致使发展缓慢，繁殖率很低。
在体制上，畜牧部门跟商业部门没有直接的联系，管生产的不管流通，管流通的不管生产，地方防疫部门与经营部门也严重脱节。
商业部内部各部门也自顾自：
食品公司管肉不管皮，畜产公司管皮不管肉，生产资料公司只要活牛。
互不协作，造成极大的浪费，牛皮质量很差，也阻碍了畜牧业的发展。
内外贸易部门也脱节，所以管理体制亟需改革。
我建议，搞一个牧工商、产供销、内外贸联合的畜牧业总公司。
这样七、八年后畜牧业翻一番是可以做到的。
延安等地开始富裕了
韩起祥委员（曲艺家、延安市政协副主席）说，很多委员是到过延安、或从延安出来的。
战争年代延安靠的是小米加步枪。
解放后，延安人民长期生活不好，很多老同志都难过。
这次不同了，我来开会时，乡亲让我捎话：
“我们延安也富裕了，吃饱了，请老同志们放心。”
现在延安是穿不愁，吃不愁，市场繁荣样样有，收音机、电视机，家用电器争着购。
我六十八岁了，还要再干二十年。
王玉磬委员（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副团长）说，我经常下乡演出，原来很穷的静海县大秋庄，现在很富了。
责任制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他们还聘了工程师，请了法律顾问。
收入多了，他们要看戏，需要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
我们演出，有的农民从老远骑“电驴子”赶来看。
他们说，只要十年政策不变，我们什么都可以供应城市。
要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刘嗣淼委员（浙江海洋渔业研究所捕捞室主任）说，我和孟庆闻委员（上海水产学院教授）两人有以下意见：
水产品产量增长了，这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我国的主要经济鱼类，在有的海区已经没有了，有的海区已经很少，成不了渔汛了。
捕到的鱼越来越小，质量很差，增加的一点产量是增船添网，酷捕来的。
象浙江这样的渔业重点省，过去主产的大、小黄鱼，带鱼，墨鱼，现在数量严重衰减，可是渔船还在不断增加。
机动船1954年4条，1970年发展到4，700条，1980年达到了1万多条，再加上1万多条木帆船，捕捞能力大大超过了资源再生能力。
结果是自我竞争，你争我夺，成本增高，收入降低，经济效益很差。
国务院发布了水产资源保护条例，但是控制不住捕捞强度。
除水产部门工作没做好以外，还有一些原因：
1、渔业劳力太多，没有其他出路，只有增船；
2、为保证市场供应，完成收购任务，不考虑资源；
3、外海捕捞投资大，鱼价低，渔船不愿意去；
4、保护资源涉及的问题多，不好解决。
我们建议，国务院要重视解决渔场纠纷，水产部门是处理不了的；
组织劳务输出；
允许一部分鱼货从海上直接出口，售得好价，减少亏损。
要努力发展食品工业
肖家捷委员　（轻工业部食品发酵所总工程师）说，现在农业不断丰收，我们要考虑好收获以后的处理问题。
由于处理不好，丰收后的粮食、水果、蔬菜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要减少损失，就必须努力发展食品工业。
食品工业是农产品的继续，食品加工是农产品的唯一出路。
食品工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我国食品工业落后，设备陈旧，国家对食品工业投资也很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投资。
对“三种人”必须认真清理
牛平甫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说，辽宁省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成绩确实很大，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原因是有的单位“三种人”未得到认真清理，过去整人的人很多仍然身居要职，而且十分嚣张，有的竟公开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致使某些重大案件，至今得不到解决。
上级再三催促，依然顶着不办。
“三种人”不清理，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隐患。
希望通过整党改变社会风气
王昭明委员（云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说，现在下面的问题是没有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人治超过法制。
滥搞基建，多占私分房屋，拉关系，走后门等等问题没得到严肃处理。
我们相信党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希望通过整党改变社会风气。
要重视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女干部
杜瑞兰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说，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培养、选拔中青年女干部的重要意义。
妇女干部同样存在新老合作、交替的问题，现在认识不足，势必会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
妇女中人才很多，要善于挑选、培养和使用。
为大力发展中医学呼吁
吕炳奎委员（中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说，现在，中医中药工作存在不少问题：
中医医院少，中医少，病床也很少；
中医学院教西医的课程多，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在西医方面只达到中专水平，在中医方面连中专水平也达不到。
要突出中医的特色阻力很大。
“老中医不断死亡，中青年中医不断改行，学中医的青年人前途茫茫。”
如果任其下去，中医事业前途不妙。
目前，有的同志歧视、排斥中医的思想还相当严重，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单位，我行我素，一切仍旧。
建国以来，中医工作有成绩，但总的来说突破不大。
如针麻，理论上还解释不了。
现在外国学中医，搞中医热，如果我们不解决上述问题，不要多少年，可能中医的东西也要从外国进口。
我建议：
1、成立中医工作机构，帮助政府解决中医工作的问题；
2、全国政协成立相应的专门组织，组织从事中医、中药的政协委员，密切联系各方面人士，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协助政府改进中医药工作；
3、请全国政协组织中医药专业的委员调查：
（1）中医院、校的教学情况；
（2）中医医院医疗情况；
（3）中医文献整理、编辑、出版、发行情况。
切实搞好中西医结合
黄铭新委员（上海第2医学院教授）说，我是个西医，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感到，中西医结合大有好处，我对中医很有好感。
目前，西医学中医的基本情况是“非医存药”，主要是用中医的药去治病；
对于中医理论的科学研究，还是薄弱环节。
这个问题要靠中西医结合共同解决。
顾小痴委员（天津中医学院附属一院院长、教授）说，搞好中西医结合，首先是发展中医，广开药源。
目前，贵重药和常用药严重短缺，影响医疗质量。
同时，有的青年药工技术水平低，责任心不强，抓药不按规章制度办事。
建议开设全国药品议价市场；
中医院校开设中药系、中药班。
顾伯华委员（上海中医学院教授）说，中医后继乏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毕业分配制度不合理。
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不能留校，是因为名额被后门挤掉了。
有深造前途的中医毕业生被分配到工厂、农村，缺乏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只能用他们的一点西医知识去应付，这哪里谈得上人尽其才？
要加强对个体户的管理
郭秀珍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说，有些个体户牟取暴利，十分惊人。
上海的鲥鱼，曾经卖过20元一斤，现在卖到8元一斤。
有的从上海买了衣服，坐飞机到西藏去卖，除去来回飞机票还能赚钱。
他们赚了钱，就去吃喝赌博，因为钞票赚来容易，不在乎。
有的连执照也没有。
有的在职工人也去赚外快，希望政府加强对个体户的管理。
杨鉴清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说，北京的个体户不出北京城就可牟取暴利。
现在人们不敢跟个体户买东西。
汤蒂因委员（上海市民建副主任委员）说，有的个体户一天赚几十元；
有的还没有营业执照，不用上税，这是不合法的。
现在用议价代替涨价，大家有意见。

万里会见土耳其卫生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今天上午会见了由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卡亚·基利克图尔盖伊率领的土耳其卫生代表团。
万里对土耳其客人来我国进行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考察表示欢迎。
他说，他对近年来中土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表示高兴。
基利克图尔盖伊说，通过我们在中国一星期的考察访问，我们认为土中两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

参加联合国贸发会议后
姚依林副总理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在参加了第6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后，今天晚上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国务院副秘书长田纪云，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等。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布拉多维奇也到机场迎接。

悼廖承志同志
刘田夫
1983年06月10日晚，中央电视台突然播出廖承志同志逝世的讣告。
噩耗传来，震撼我心，悲痛欲绝，终夜不能入睡。
作此篇，以表我哀悼之心。
噩耗传来天地动，
哭声四起鬼神惊。
一片丹心承先志，
为党终身几死生。
统一国家已在握，
奈何大树倏飘零！
英灵地下可安息，
同志齐心必成城。

模范党员，一门忠烈
——悼廖承志同志
陆定一
廖承志同志去世了！
他去得太猝然。
前不几天，6月06日，我还看见他坐在六届一次人大会议的主席台上。
然而噩耗竟传来了。
我到医院，希望再看看他，但遗体已经放进冰箱。
一个极孚众望的同志和战友，大家希望他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更加繁重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他却一去不复返。
我和廖承志同志相识，在1929年。
当时，我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从莫斯科到德国美茵河上的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第2次大会”，路过柏林。
那时，他在德国留学，只有二十一岁，已经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做海员工作。
简直象个穷孩子，不象一个“名门”的“公子”。
我知道他是廖仲恺先生的独生子，母亲是国民党的元老何香凝先生。
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他尽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
看到他，我对廖先生和何先生更为敬重。
他们教育出了好后代，继承革命的事业。
那时，承志同志已经为了革命工作坐过洋牢。
我问他狱中的情况，他说“还好，还算文明”。
他只坐了几天就放出来了。
这比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宁使错杀一千，不要放过一个”，当然要算“文明”的了。
他比我小两岁。
1925年廖仲恺先生被暗杀时只有十七岁。
凶手是胡汉民所派。
蒋介石是知情的人。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制造的这个凶案没有发动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
主犯胡汉民没有被揭露，廖案竟不了了之。
这就使国民党右派气焰嚣张，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以后，他回国工作。
1933年，党内是王明集团当权，极左的路线使白区的党和团连接遭到破坏。
一天，忽然在《申报》上看到他和罗登贤同志被捕的消息，并登有两人在一起的照片，他的衣领敞开着。
共产党员被捕，都是秘密的，记者是不报道的。
这次是廖公被捕，记者加以报道。
我悬念他们的安全。
由于何老太太以及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竭力营救，廖公被放了出来。
和他一起被捕的罗登贤，一位很好的工人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英勇就义了。
廖承志同志经历了这次风险，并不退缩，又进了鄂豫皖苏区。
何老太太让她的独子继续革命，令我益增敬仰。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长征路上。
1935年0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
我看见他竟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开除了党籍，由四方面军的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
张国焘在鄂豫皖推行的王明路线，比起中央苏区来，有过之无不及。
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四方面军里的知识分子党员几乎被杀光了。
我自然不相信廖承志同志是反革命，但我也是被王明集团打击的人，爱莫能助。
相反地，我要装得不认识他，以免他因我而遭殃。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本来是件大喜事。
如果团结起来，十万大军进入陕甘两省，可以开创一个很好的局面。
但是事与愿违。
十万红军，竟在雪山草地挨冻受饿两三个月，损失三分之一。
为什么会如此呢？
因为张国焘这个老阴谋家野心家，想夺取党权和军权，想窜到西康（现四川西部），逃避与蒋介石交锋，逃避北上抗日。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只好决心同张国焘分家，以6，000兵力到达陕北，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6年10月，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红军一方面军从陕北西征。
我任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
一天，我在宿营地欢迎向陕北前进的四方面军弟兄，意外地见到了也在队伍中前进的廖承志同志。
这时他自由了，不再是犯人了。
我非常高兴，因为他终于没有遭到张国焘的毒手。
我迎上前去和他相见。
四方面军被张国焘拉着过了三次雪山、草地，其艰苦卓绝，只有体验过那种生活的人才能想见。
承志同志一路上被当成犯人，处境更苦。
现在总算到了党中央身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宽慰他。
又问起他母亲的情况，他说，很久没有联系了。
我建议他照张像片寄去，免得老人挂念。
当时，他穿件藏人的氆氇，长期行军，弄得又脏又破，实在落拓。
我把身上的棉衣棉帽脱下来，让他穿戴上照相寄给他的母亲，说“总得象个样子”。
那时候红军的情况实在困难，我也别无他有，竟不能把这套衣服送给他，只借给他在照片里装了装门面。
后来知道，他之所以没有被张国焘杀掉，除了因为他的父母亲以外，还因为他会画画。
张国焘在根据地要印行钞票，所以要用他，把他一路押着长征。
一直到甘肃的预旺堡，周恩来同志做了工作，他才被释放。
承志同志多才多艺，会画画，会演戏，会日文和德文。
这次依赖坚定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一技之长，大难不死。
他没有因此消极。
到陕北后，先在《解放》杂志工作了一段。
以后去到香港，为八路军、新四军搞募捐。
1942年，他再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在国民党特务的杀人魔窟重庆歌乐山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共代表团就释放他和叶挺同志的事一再和国民党交涉。
1946年初，国民党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等进攻解放区，马法五被我军俘虏。
蒋介石这才同意以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为交换条件，释放叶挺同志和廖承志同志。
当时，我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正在重庆。
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在红岩村开了欢迎会，迎接这两位威武不屈的英雄。
他又一次从鬼门关生还，苍白的脸上满是欢悦，似乎全然忘却了刚刚经历过的折磨，朗朗地笑着。
他的夫人经普椿同志，和姊姊廖梦醒同志，也与他久别重逢。
05月，我们一起住在南京梅园新村。
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下令驱逐中共代表团，他回到延安。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四年中，我和他工作上的联系是很多的。
蒋介石决心彻底破裂，进攻延安。
党中央决心暂时放弃延安，诱敌深入。
这样，延安的广播电台，就要停止播音，另建一个同样波长的电台，赶在延安台停播的当天，接着播音。
这个困难的任务，中央决定交给廖公去完成。
这个电台，决定建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名称还是“陕北广播电台”。
当时具体安排是，由范长江同志带一个电台，留在陕北，跟中央走，一切军事消息和政治评论，由这个电台用密码发给廖承志电台，由廖台广播。
各解放区的其他消息，由廖台自行编发。
廖公对这项任务，完成得很好。
在四年战争中，中共中央的声音从未断过，对解放军的士气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影响极大。
我与廖公身处两地，共同的事业加深了我们的情谊。
对敌人，横眉冷对千夫指。
对党对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
当我们在河北平山重新会合的时候，廖公见到周总理，专门向中央检讨自己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原来在广播中，有一个短时期在土地政策的宣传上，有左的错误。
经过毛主席指出后，已经改正。
廖公认为，这个错误必须向中央检讨，这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是很严肃的事情。
廖公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党对人民绝对负责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全国解放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
“文化大革命”，我第1批被打倒，被关押，罪名是“阎王殿”。
一个时期，我在报纸上面找不见廖承志这个名字，他也“在劫难逃”。
以后，他的名字出现了，排在“还有”之列。
我知道他的为人和经历，他是不屑理睬这些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12月02日，我才从牢里被放了出来，住进北京医院。
被囚十三年，我浑身浮肿了。
不久，他来看我，紧紧握着我的手。
比起他来，我遭受的坎坷并不算多。
那时，我同在西征路上见到他的时候差不多，脱下身上医院的住院服就没得可穿的。
手表被专案组拆开检查，只剩下一个壳子，拿一只闹钟看时间。
他见了，从手腕上摘下自己的表送给我。
这个表至今还伴随着我，留作永久的纪念。
“文革”之后，廖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地显露出自己的才能。
他负责侨务工作，港澳工作，对日本的工作，和对台湾的工作，蜚声海外，朋友遍于五大洲。
但有几件事还要说一说。
一件事是关于他的母亲的葬礼。
何老太太生前对周总理说，希望身后棺葬，与廖仲恺先生同穴。
承志主张火葬，不要特殊。
经过周总理再三说服，才同意将其母亲棺葬在南京。
他患着严重的心脏病，三根心血管堵塞了两根，剩下的一根只通20％。
1980年，他去做一种“搭桥”的手术，从腿部取出一截血管，分成三段，接到心脏上。
这种手术，成功的不多。
在他之前和之后动这种手术的两个人都去世了，唯他成功。
据他自己说，效果还不错。
我称他是有福之人，总能绝处逢生。
他不慎跌断腿骨，躺了几个月。
我去看他。
他在病床上，还在开会。
他还坐手推车出席中央的会议。
只有最近这一次，我没有得到他生病的消息。
等到知道，已经迟了。
廖承志同志是模范党员。
他早年就相信共产主义，任何艰难险阻，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此志不移。
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党推心置腹，不说假话，不谋私利。
他对同志对朋友坦白诚恳，平等相待，从不疾言厉色，仗势欺人，从不朝三暮四，说了话不算数。
他对革命的事业兢兢业业，有错就改，严肃认真，决不苟且。
这样的好同志，放在随便什么领导岗位上，党和人民都可以放心。
这同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努力学习，是分不开的。
承志同志的崇高品德，我们应该学习。
承志同志一门忠烈。
他的父母，都是铮铮铁骨的革命家。
对这个独生子，不是溺爱，而是放手让他去革命，去为人民服务，为救国服务，为国家的富强服务，为爱国和国际主义服务。
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承志”。
承什么志呢？
承革命之志。
承志同志的确这样做了。
我把“模范党员，一门忠烈”来表示对承志同志的尊敬，并表示对他的沉痛的悼唁。
1983年06月16日

王炳南会见泰国暹逻汽车公司董事长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今天会见了泰国暹逻汽车公司董事长他旺·蓬巴帕一行。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钱正英会见布隆迪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今天下午会见布隆迪共和国公共工程、动力和矿业部长伊西多尔·尼亚博亚和夫人。

卡翁达和韩德铢电唁廖承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韩德铢近日分别发来唁电，对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同窗好友忆当年
本报记者　孙东民
廖承志副委员长不幸逝世之后，从日本政府首脑到各界人士，前来我国驻日使馆吊唁的有二千多人。
其中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站在廖承志同志的遗像前长久地默哀。
离开时，老人只说了一句：
“我们是五十多年的好朋友啊！”
就说不下去了。
他眼里含着泪花，陷入悲痛之中。
这位老人，是廖承志同志早年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的同学、现在的东京太田区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川村统一郎先生。
川村先生现在是一家公司的社长，他在办公室里同记者谈到他与廖承志同志在早稻田大学时的交往。
办公室的正面，悬挂着他访华时带回的书写有“纯正不曲”四个大字的碑帖。
他与廖承志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就摆在这四个大字的下方。
这是他多年以来的陈设。
从中，人们可以看出廖承志同志在他心中的地位。
川村老人端详着廖承志同志的照片，思绪飞回到五十多年前，那时他是早稻田第1高等学院的学生。
在正义得不到伸张的二十年代，他曾因反对日本军部侵略中国而受到过停学处分。
为了消除思想上的苦闷，他加入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文化思潮研究会”。
老人回忆说：
“约在1928年春天，文化思潮研究会举办《无产者教程》学习会时，一位身体结实，留着光头、目光炯炯有神的青年也参加了进来。
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公子廖承志君。
廖先生操一口标准的东京口音，一般人不知道他是中国留学生。
我们相识之后，经常在一起交谈、讨论问题。
他熟悉日本文化，通晓日本和歌、川柳、俳句，读过许多日本小说。”
廖承志同志1925年再度东渡日本，后入早稻田大学第1高等学院。
在学习期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日本政府拘捕并驱逐出境，又回到了中国。
川村先生说：
“廖先生性格豪放，充满幽默感，待人真诚，又有坚定的意志。
他对我说过，在学校光研究学问是不行的，为了中国革命，还要斗争下去。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05月的一天，我们坐在当时第1高等学院校园内游泳池边的草坪上，眺望着天边变幻无穷的白云，对中国革命神驰思往。
我们互相交谈着，走出校门，过山吹町、神乐坂。
通过神田，一直谈到日本桥。”
川村先生同情中国革命，对廖承志同志胸怀大志十分钦佩和感动。
他曾冒着风险，多次受廖承志之托，将《无产者新闻》等当时的进步刊物转交给在东京的中国革命志士和留学生。
川村老人回忆说，“我当时对廖承志君从事中国革命活动是知道的，只是心照不宣，没有说开过。”
廖承志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自然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
他在日本曾二次被捕。
川村老人说，“因为我后来被投入监狱，廖先生何时回国我并不知道。
只记得有一天，我们在神乐坂一家料亭里吃饭时，他突然对我说，现在这个形势，我不知何时回国，说不定今天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但我相信今后还会见面的。”
由于战争的不幸，此后在二十多年里川村先生一直不知道廖承志的下落。
二十多年后的1953年，廖承志同志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时，见到了长时期没有见过面的这位同窗好友。
1965年，廖承志同志邀请川村先生访问中国。
那时廖承志同志刚陪同陈毅副总理参加一次国际会议回国。
廖承志同志特意与王晓云同志一起，陪同川村先生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
川村老人深情地望着当年在廖承志同志家里一起拍摄的照片，心中又禁不住涌起一阵激动。
老人说：
“廖先生是一位重情义的人，他怀念他在第1高等学院时的老师中谷博先生，1966年春天还特意邀请中谷先生夫妇作为他的朋友访问过中国。”
川村老人在1965年以后访问中国十余次，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他的同窗好友。
他原想今年秋天再去北京。
他说，“廖先生去世的前一天夜里（06月09日），我们同窗会‘停云会’还在池袋的一家料亭里聚会，我们和宫川寅雄先生等还在斗方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准备托21日访问中国的中林先生带给廖先生，没想到竟成了终生憾事……”
老人说：
“得知廖先生去世的夜里，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
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朋友，我们有着同志式的感情。
廖先生的去世，使我更加坚定了为日中友好渡过余生的决心。”
这时，川村先生拿起笔来，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来表达他今后的决心，他认为这才是对廖承志同志最好的怀念。
告别川村先生，不禁想起近几天来日本各界朋友对廖承志副委员长逝世所表达的真挚情谊。
日本朋友送的摆在廖承志同志遗像周围的五百多盆鲜花，象征着中日友好事业在日本有着广泛、深厚的基础。
廖承志同志虽然逝世了，但更多的人正在对他播下的友谊种子和鲜花更辛勤地耕耘和培植。
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行列浩浩荡荡，他的生前好友川村统一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国际简讯
美试射第1枚MX导弹
美国17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向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发射了第1枚MX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这次试射是美国计划进行的20次MX导弹发射试验中的第1次。
伊拉克在南部发动进攻
伊拉克军方发言人17日发布战报说，伊拉克军队今天凌晨在伊拉克南部战场迈桑地区向伊朗军队的前沿阵地和集结点发起突然进攻，打死伊朗士兵300多人，击毁战车10辆。
刚果颁布土地国有法
刚果政府最近颁布了土地国有法，规定刚果的土地为全民财产，由国家支配。
苏联诗人苏尔科夫逝世
苏联著名诗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苏尔科夫于6月14日逝世，终年84岁。
苏尔科夫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写了不少鼓舞斗志的歌曲和诗歌，如《勇敢人们的歌》、《士兵的心》等。
英国通货膨胀率下降
英国17日宣布，5月份的通货膨胀年率降到了3.7％。
这是自1968年03月以来的最低点。
上月的失业人数仍停留在300多万，比4年前增加了一倍半。
（据新华社）

意大利调查结果证明
核电站不影响生态环境
新华社罗马6月18日电
意大利今天公布了对核电站附近地区进行的长时间的全面环境调查结果，调查证明，核电站周围的生态环境状况“令人十分放心”。
意大利核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所属的环境保护和卫生局1980年05月至去年11月，对那不勒斯北部加里利亚诺核电站附近的海洋和陆地进行了全面的环境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海水或是海底沉淀物，还是鱼类、软体动物、海藻和陆地，生态状况均无异常。
调查是在国家研究委员会协助下进行的，对有关放射性污染和其他常规污染有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抽样调查和分析。
这是第1次在意大利对核电站的环境污染的可能后果进行如此全面的调查。

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强调发展化纤工业
新华社平壤6月18日电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6月15日至17日在金日成总书记主持下举行了六届七中全会。
全会强调发展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完全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
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刊登的这次全会的新闻公报说，全会根据金日成同志制订的方针，提出了提前发展化学工业和生产15亿米布匹，完全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的目标和任务，并讨论了有关措施。
公报说，全会认为，完全解决穿衣问题主要依靠大力发展维尼纶，并决定在顺川地区建立一座生产能力为10万吨的大型维尼纶厂。
全会还就进一步发展铁路运输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定。
全会选举安承鹤为党中央负责轻工业的书记，蔡喜正为党中央负责计划和财政书记。
公报说，由于金焕和尹基福分别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和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全会免去他们的党中央书记职务。

泰外长强调柬问题是东南亚首要问题
指出阮基石关于“中国威胁”的说法是转移柬埔寨问题的策略
新华社曼谷6月17日电泰国外交部长西提16日在这里说，东南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柬埔寨问题，应把这个问题当作首要问题全面地加以解决。
西提是在单独接受《民族评论报》记者采访时讲这番话的。
他还驳斥了越南外长阮基石最近提出的撇开柬埔寨问题、以使印支和东盟国家采取步骤缓和关系的建议。
西提说：
“柬埔寨问题是我们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双边关系是很容易改善的。”
在谈到有人提议泰国同越南恢复贸易一事时，西提说，“我们目前正在设法通过同时施加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办法来解决（柬埔寨）问题。
如果我们同意扩大同越南的贸易，我们必须考虑到这将为其他要向越南提供贷款的国家开了先例，这将加强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
我们怎么能在劝阻澳大利亚不要给越南援助的同时自己又向越南提供贷款呢？”
西提强调说，如果泰国不能坚持自己的政策，其他国家就不会支持泰国。
当记者问及在他最近同阮基石的会晤中是否达成了什么“秘密交易”时，西提用坚定的口吻说：
“根本没有。
我愿把这次会晤说成是一次交换意见的会晤，以便探索彼此的立场……根本没有任何秘密交易。”
西提指出，阮基石关于中国威胁的说法只是想转移实质问题——柬埔寨问题的一种策略。
不管阮基石说什么中国威胁，事实仍然是，越南侵占柬埔寨影响了泰国的安全，所以我们要求同越南讨论柬埔寨问题。
西提在谈到关于他可能访问河内一事时说：
“我对阮基石说，在当前形势下，不得到会产生一些具体结果的保证，是没有哪一位泰国外长会去访问越南的。”
他还说，他提出要越南部队从泰柬边界后撤的建议决不意味着泰国将背离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有关原则。

穆加贝在贸发大会上指出
发展中国家要自力更生加强南南合作
不能坐等北方“救世主式的”经济复苏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6月17日电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理穆加贝今天在这里举行的第6届联合国贸发大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一定也能够通过南南合作加强自身的经济力量来促进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
穆加贝说，“我们南方国家并不是在无所作为地坐等北方‘救世主式的’经济复苏，指望通过这种复苏给我们带来‘点点滴滴’的好处。
我们首先认识到，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
他说，我们主张在自主平等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环境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他说，“我们要通过自力更生的原则来加强南南合作方面的努力。”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6月15日电
第6届联合国贸发大会连日来举行一般性辩论，最不发达国家的一些代表在发言中要求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措施，确保1981年巴黎会议通过的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能付诸实施。
孟加拉国部长会议主席艾尔沙德、索马里商业部长贾马、苏丹、斯里兰卡、坦桑尼亚和不丹以及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都描述了各自国家严重的经济局势，并要求大会对此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埃塞俄比亚外贸部长切科勒在讲话中，对工业化国家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不断下降表示遗憾。
昨天上午，“77国集团”发言人奥斯曼（索马里）向全体会议介绍了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决议草案。
他说，该草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和机构问题的建议。
他还说，“77国集团”认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会同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召集第3次多边和双边的财政和技术援助机构的会议，以估价这些国家的经济局势以及加速其发展所需要的援助，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美众院亚太委员会主席
要求政府在对华关系中重新建立相互信任
新华社华盛顿6月17日电
美国众议院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索拉兹今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要求里根总统“修补对华关系”和“在对华关系中重新建立相互信任”。
文章说：
“在取得了十年稳步发展以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了。
如果这种下降趋势不加以逆转，它不仅对亚洲而且对世界都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
文章说：
“里根先生好多个月来公开提议向台北出售先进的战斗机一事使问题进一步加剧了”。
文章说，“里根先生似乎准备恢复信任关系，去年08月美国承担减少对台北武器出售的义务”，“但是，里根先生几乎立即又抛开这一协议，他宣称协议对美售台武器不起作用，进而向台北提出它的最大的两年武器出售（计划）。”
文章说，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中重新建立相互信任是很重要的。
在苏联军队仍然呆在阿富汗和越南继续占领柬埔寨的时候，不仅华盛顿和北京有着共同的重大战略利益，而且美国在亚洲的其他朋友们发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加强他们的安全”。
文章认为，“中国绝非仅仅是战略竞赛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美国同一个人口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从而可以通过商务、能源、农业、科学、文化和体育交流获得好处。
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在谈到双方都应为改善中美关系作出努力以后说，“对于我们来说，里根先生必须重新使人相信，华盛顿要履行它的义务。
这就意味着要把中国作为友好国家对待，放松技术出口的限制和遵守减少售台武器的保证。”

苏联要“所有核大国”冻结核武器
英法两国断然拒绝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16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今天通过一项《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决议，要求英国、法国和中国与苏美两国一道“冻结核武器”。
这项决议说，最高苏维埃“委托苏联政府向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要所有核大国同时在数量和质量上冻结它们现有的一切核武器。
这种冻结可以从经过协商的一定的日期开始首先由苏联和美国做起，但其他核大国要按类似的方式行事。”
苏联的这项建议，是在苏美两国大力发展核武器数十年之后才提出的。
它们各自曾多次宣称，它们拥有的核武器能够“多次毁灭”全人类。
为了垄断核武器，苏美两国曾策划过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但未能奏效。
苏联现在把英国、法国和中国拉进“核大国”行列，要它们与拥有最大核武库的苏美两国一道“冻结”核武器，这还是第1次。
据新华社伦敦6月17日电英国外交部在今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冻结五国核武器的要求，认为苏联这一建议是“完全为己所用”的。
英国外交部的声明说，苏联的建议只不过是“将原先冻结美苏核武器的建议扩大了”而已。
声明指出，“同意这种冻结对于西方是非常危险的，它将使目前不平衡状态，特别是苏联在中程核武器方面大量占优势的情况永久地存在下去。”
据新华社巴黎6月17日电法国对外关系部今天宣布，法国对苏联16日提出的冻结现存核军备的建议将不给以积极的考虑，因为这个建议将导致对核军备“不平衡的冻结”。

英前首相希思期望台湾早日回归大陆
据新华社伦敦6月17日电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今晚对正在英国访问的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说，他很赞同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都只承认一个中国的论断，急切期望台湾早日回归大陆。
他幽默地说，台湾和大陆统一后，他和其他外国朋友将能在北京欣赏故宫的全部珍宝，包括目前散落在台湾的那一部分。
希思是在他家中会见以林林副会长为首的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时说这番话的。
对外友协代表团是15日由爱尔兰抵达英国的。

贸发大会的当务之急
谈锋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6届大会已经开了10多天。
会议表明，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来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共渡难关，振兴世界经济，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大的呼声。
现实的态度
发展中国家为改革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已进行了多年斗争，但是由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阻挠，斗争遇到严重阻力。
持续3年多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在此形势下，出席本届贸发大会的许多国家代表，急切要求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商品、贸易、金融、货币、债务等领域迅速采取应急措施。
这反映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采取的现实态度。
发展中国家是旧的经济体系和当前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的受害者。
发达国家为转嫁这场危机，照例采取了压低原料价格、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高利率和削减官方援助等手法，使发展中国家出口不振、市场萎缩、失业严重、债务沉重，有的甚至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
在此形势下，一面不放弃改革旧经济秩序的远大目标，一面率先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就成为这次贸发大会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要求。
两种不同的依存观
这次大会上出现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南方或北方国家都在谈论双方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但是双方依存观的内容却大异其趣。
北方的发达国家一味强调它们的经济“已出现复苏迹象”，宣称只要它们的经济回升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只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发达国家的复苏才能持续，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先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恢复创造条件。
大量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对于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决不容低估。
第3世界是发达国家原料和能源的供应场所，又是潜力巨大的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
据估计，西方的商品和劳务约40％向第3世界出口，发展中国家进口每减少10％，就会使发达国家出口减少3％。
目前，发展中国家高达近7，000亿美元的债务，更是严重威胁着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据贸发会秘书处估计，如果发达国家不增加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并提高进口原料价格，今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每年平均将增加400亿美元，这将使西方金融体系承受更大的压力。
因此，西方国家在危机中采取的“嫁祸于人”政策，不仅不能使它们解脱困境，反而会使整个南北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这一切都表明，只有认真着手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问题，才谈得上真正的相互依存。
严峻的考验
如何对待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呼声，对参加会议的南北方各国都是一次严峻考验。
对发达国家来说，要扶持复苏的幼芽，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紧迫性采取的轻视和傲慢的态度。
某些主要发达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它们“国内经济政策”，甚至说“发展中国家有消除自己贸易障碍的特殊责任”。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引起了与会的第3世界国家代表的强烈不满。
严峻的现实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认识到认真解决发展中国家紧迫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提的建议已作出较为积极的反响，表示了对非洲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关切，同意提供更多援助。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此形势下加强团结尤为必要。
77国集团已在会议上进行努力，提出必须首先协调立场，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谈判，寻求解决危机的共同办法。
显然，只要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在坚持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同时，切切实实地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就一定能够为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复苏世界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阿丽阿娜”火箭发射成功
新华社记者　潘永明
06月16日，巴黎时间13时59分，在拉丁美洲法属圭亚那的科鲁空间中心，“阿丽阿娜”火箭腾空而起，飞向蓝天。
接着，第1、二、三级火箭相继脱落，在大气层中坠毁，19分48秒之后，两颗通信卫星进入同步轨道前的过渡轨道。
“阿丽阿娜”火箭发射成功了！
“阿丽阿娜”火箭系统，是由西德、比利时、丹麦、西班牙、法国、英国、爱尔兰、瑞典、荷兰、意大利、瑞士等11个西欧国家联合研制的。
法国承担了主要部分。
发展这个火箭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垄断，独立自主地开发空间领域。
从1979年12月“阿丽阿娜”火箭第1次发射以来，先后发射了6次，其中有两次失败。
它是大型三级液体燃料火箭，全长47米88，总重达210吨，离地时的推力达245吨，可以同时把两颗卫星送入离地面36，000公里高空的同步轨道。
“阿丽阿娜”火箭的前4次发射都属于试验性的，第5次发射虽属于商业性的，但事与愿违，火箭的第3级涡轮泵出了故障，火箭和两颗卫星同时掉进了大海。
这次发射如果再失败，用法国报刊的话说是“灾难性”的。
这是因为：
一方面这个火箭系统的研制费用昂贵，有关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到1982年07月01日为止已动用了50亿法郎；
另一方面，它拥有相当多的客户，到目前为止，要求它承担发射的卫星已多达35颗，另有15个正在谈判之中。
如果这次发射失败，将使整个计划推迟，有的客户甚至可能废除合同，另请高明。
总而言之，这次发射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西欧国家能否独立自主地开发空间领域的问题。
因此，参与研制火箭的许多专家对这次发射十分慎重，反复模拟实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据欧洲阿丽阿娜空间公司提供的材料表明，“阿丽阿娜”火箭1984年要发射6次，1985年发射9次。
据悉，整个发射计划已安排到八十年代末。
它将承担起世界上三分之一同步卫星（主要是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
法国工业与科研部长法比尤斯在空间中心对记者说：
“空间对欧洲与法国来说是未来的一个重要领域。
它在今后十年里大体上拥有500亿法郎营业额，将为我们（欧洲）的工业提供许多工作和就业机会。”
（附图片）
图为“阿丽阿娜”火箭发射中心的控制室。
右上图为“阿丽阿娜”火箭发射前的情景。
　本报电视照片

不应宣传算命
江苏省射阳县李志勇
最近，某剧团来江苏射阳县黄尖镇演出古装戏《三戏浪荡子》、《金镯记》、《何文秀》，三个戏中都把“算命”当作重场戏渲染，观众看了很有意见。
目前，广大农村正大力开展“五讲四美”和法制宣传活动，在人民群众中提倡相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
文艺演出对这些活动应当有所配合，不能一个在搓绳，一个在放阵。
群众说：
“十场报告喊破嗓，不及戏台上一阵锣鼓响。”
这说明文艺宣传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因此，建议我们的文艺团体在整理演出传统剧目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和积极向上的力量。

儿童刊物要适合儿童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田辰山
最近为孩子订了一份儿童画刊《孙悟空》。
接到杂志后，一看内容让人很不满意。
作为一本儿童刊物，居然在编排、文字绘画技巧上都不适合儿童。
以该刊1983年第3期为例，画刊中有一组《孙悟空故事之七》和《钱》的图画，在编排顺序上，前后颠倒，杂七杂八。
有些画面没有边线，五颜六色一大片，很难把它们的顺序找出来。
这种杂乱的编排，在别的儿童杂志上也见过。
还有一组《老鼠嫁女》，据说曾拍成美术电影。
其故事内容是老鼠搞对象，雌方向雄方要“财礼”，最后为偷“财礼”，双方都被关进人设置的笼子里。
这样的故事，孩子们（有的还是学龄前儿童）能学到什么呢？
通过对老鼠为害行为的讽喻，讲一点简单道理，不是更好吗？
另一组题为《犹豫》，以“犹”这种古代动物为主人公，这种动物孩子们不仅没见到过，也没有听说过。
不仅如此，这篇《犹豫》中还出现了大量儿童费解的语汇，如“犹豫”、“莫非”、“惶惑”、“狡黠”、“虫豸”……。
作者怎么不想想自己的对象，即使范围大一些，最年长的也不过十岁左右，他们能懂吗？
儿童刊物要适合儿童读，作者要把孩子们放在心上，奉献给孩子们高尚的精神食粮。

尊重与热忱
徐城北
前年，袁世海率领中国京剧院一团到山东临清县演出，该县的京剧团利用这个难逢的机缘，抓紧学习。
之后，他们又请冯志孝为他们说了马派剧目《清风亭》。
不久前又把杨春霞和李宝春请到临清辅导，最后又同台演出。
无独有偶，当中国京剧院二团近年两度赴河南、河北演出之际，许多地方剧种的武戏演员都去向张春华求教。
春华同志不顾自己演出多么疲劳，总是利用间隙进行辅导。
当邯郸东风豫剧团的演员请春华同志加工《挡马》时，他看到豫剧演员照搬京剧舞台的一招一式，心想：
人家是豫剧演员，应该走自己的路子，向来唱腔与动作是严丝合缝的，豫剧唱腔跟京剧动作又怎能配套？
张春华便和学生们一起琢磨豫剧唱腔，再授以相应变化了的身段动作。
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中的有识之士，并不以大剧种和名演员傲然自居，对小剧种和年轻演员报以高度的尊重与热忱。
这是多么让人欣喜、又多么值得提倡的事啊！

《歇后语小辞典》内容不健康
山东省五莲县　任焕新
最近，我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歇后语小辞典》（欧阳若修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粗略地看了一遍，骂人的歇后语竟有五十二条之多，有的还十分难听，如“大肚子不养孩子——尽背虚名”等，有的纯系作者胡乱拼凑，如“吃石头拉硬屎——顽固到底”等，语言污秽，不堪入耳。
还有的内容大同小异。
令人不解的是，在有的注释中，作者虽然加上“是骂人的话，慎用”字样，看起来是提醒读者，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
既然明知它们都是玷污语言的话，为什么又堂而皇之地选入？
歇后语应该采集民间口语，但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分。
何况民间存在着大量健康的、生动的歇后语，可供我们选编出版，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有什么必要不加精选地出版这些糟粕芜杂、不堪入耳的东西呢？

武大郎神气哉！
——看昆曲《打虎·游街》
蓝翎
据传闻，在《水浒》所写的好汉武松的家乡一带，过去向人问路时不可称“大哥”，要称“二哥”，前者乃意味着是武大郎，会遭到被问者的不满。
这大概也是古代文艺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武大郎的一生引人同情怜悯，但不惹人喜爱，《水浒》的作者就是如此写的：
“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
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诨名，叫作‘三寸丁谷树皮’。”
武大郎虽然其貌不扬，但他却心地善良，以大哥的身份关心爱护着自己的老弟武松。
然而他懦弱，怕事，最后窝窝囊囊被毒害而死。
人的个子矮并不一定不可爱，正如个子高不一定可爱一样。
古代大名鼎鼎的晏子，俳优东方朔、淳于髡，都是矮个子，而他们过人的聪明机智却掩盖了身体的弱点。
我们传统的戏曲艺术家真有高招，他们不回避这种人物的生理弱点，反而大胆地在舞台上创造了变形的“矮子步”，以生理弱点的艺术化手法，更突出其思想品德上的优点，使外形与内心的不甚谐调达到了艺术上的完美统一。
武大郎也是属于“矮子步”的丑角，而在不同的剧种中却表现得大不相同。
有的剧种中的武大郎，“矮子步”的功夫相当高，和观众一照面，就能引人发笑。
但这笑有时未免显得单薄，是从对生理畸形的艺术夸张的直接观照中产生的，爱的是演员的艺术技巧，而不是武大郎的性格，因为武大郎的造型太丑了。
看了江苏省昆剧院青年演员张寄蝶在传统剧目《打虎·游街》中扮演的武大郎，的确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
以表现武松英勇的“打虎”，似乎成了铺垫，带出来后边风趣四溢的“游街”。
张寄蝶演的武大郎，在“矮子步”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武大郎的性格，或者说是在《水浒》的基础上再创造了既相同又不相同的武大郎。
武松打虎后在众猎户的簇拥下下场，武大郎在一声吆喝卖饼声之后上场。
他一上场，让人感到此人并不窝囊，显得非常干净利落乐观爽朗。
个子虽矮，一抬手，一掠小胡子，一投足，会使人联想到带有天真味的木偶戏的动作，仿佛脸上已洗去了被欺流落外乡的沉郁之色。
当他得知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正是他思念已久的亲兄弟武松之后，并没有立即赶去相会，反而吹起牛来，自夸武松的拳法是他亲自教的，不在话下。
他表演的那一套自创的滑稽、诙谐、有趣的所谓拳法，既显出演员的本领，又展示了武大郎的性格和内心喜悦。
武大郎这时打拳合理吗？
既不合理又合理。
《水浒》并没有写他会打拳，所以对他能突然来个旱地拔葱一跳几尺高，最后还来个扫荡腿，就觉得不甚合理。
但是，如果从他当时的高兴心情讲，结合他那一路无师自通的拳法，又觉得非常合理。
如果是其他表演形式，用更接近生活的拍拍手、跳几跳、转几个圈，也是可以的，而这里是戏曲，是古典的昆曲，它允许把心理活动外化成一系列的舞蹈化的动作，是戏曲艺术的合理。
谁也不会误认为他的本领高过武松。
武大郎见到了游街的武松，抱住兄弟反复凝视，悲喜交集，向武松倾吐了又怨他又想他的心情，真是兄弟情笃，一片赤诚。
可是，当你对他的悲悯之感刚刚冒出来，出乎意料，他已破涕为笑，轻轻地说了声“我已成家了”，以袖掩面，稍低头，转身，背向观众，显得既喜悦又不好意思，对他的婚姻似乎相当得意。
武大郎并不卑微“可笑”，真象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老大哥”，人们不再注意他的个子，反被他淳朴的精神境界吸引住了。
武松上马而去，武大郎目送老弟，等他公事完毕搬回家来。
武大郎下场和武松下场走的同一条线，兄弟威武雄壮在前，老哥得意洋洋随后，抬头，背手，迈方步，一摇三摆，被人欺的屈辱之感一扫而光，有了兄弟给他作精神支柱，眼前仿佛现出了乐陶陶的家庭生活的美景。
这时的武大郎真够神气的！
他的神气不是企图仗势去报复，也不是去欺侮别人，而是挺起腰来过日子。
“游街”中的武大郎是可爱的，惟其可爱，对他将遇到的不幸，就更加令人同情怜悯。
张寄蝶改革了过去舞台上肮脏而窝囊的武大郎的形象，使武大郎扬眉吐气，使观众大为开怀。
即使演给儿童们看，其吸引力亦不在孙悟空、猪八戒之下。
武大郎神气哉！
（附图片）
马得（戏画）

送歌到塞上
——民族音乐家演出团在宁夏
褚庆喜
05月的宁夏，桃花如荼，杨柳袅袅。
一个由满、蒙古、回、藏、维吾尔、苗、朝鲜、傣、畲等九个少数民族音乐家组成的演出团来到了塞上。
当演出团来到宁夏南部的固原县的消息刚一传开，就有9，000多人登记了门票。
演员们看到这一情景，主动提出到露天体育场演出。
有5，000个座位的露天体育场，一下子挤了一万多人。
05月的固原，春寒料峭。
演员们冻得瑟瑟发抖，当他们看到四周黑压压的观众时，心里却涌出一股暖流。
报幕员的话音一落，他们就脱掉棉大衣，穿着单薄的演出服走上前台。
观众用掌声表达了对他们的欢迎。
塞上的气候变化无常。
演员们来到银川，准备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演出。
下午突然刮起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沙暴。
当大会办公室的同志考虑到沙暴太大，通知剧院改日再演时，哪知演员们正坐在风沙弥漫的化妆室里化妆。
来自宁夏各条战线的400多名代表，眼望台上冒着沙暴为他们演出的各族亲人，心里很不平静，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鼓掌。
05月06日早晨，演出团在固原县完成了演出任务，即将取道兰州。
正在这时，传来了回族聚居的西吉县盼望看到演出的呼声。
演员们表示，哪怕耽误行期，也要为回族同胞演出。
他们当天中午就赶到西吉县，顾不上吃午饭，立即化妆。
一个小时后，他们就登台演出了。
晚上，演员们又连着演出了一场。
苗族歌唱家阿旺，为了表达对回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学唱了一首回族人民喜爱的民歌《宁夏花儿》。
她在台上唱，人们在台下和，各族人民的心在歌声中连在一起了！
在火车上，音乐家们为乘客们演唱，在招待所，他们为服务员演唱，在农村，他们到社员家演唱。
来自新疆的阿孜古丽，是演出团最年青的演员。
她能用维吾尔、锡伯、哈萨克、汉四种民族语言歌唱。
乡亲们亲切地称她是“有四个嘴巴的姑娘”。
05月02日晚上，阿孜古丽在吴忠县演出夜场后，来到招待所回民食堂就餐。
当她听说两个女炊事员因忙于做饭，没顾上看演出时，就放下饭碗，走进厨房，为她俩唱了一支歌。
05月06日下午，她在西吉县城演出间隙，又来到城关镇回族社员马振邦家。
一进门，她就帮着马家喂鸡，收拾院落，并唱了两首新疆民歌。
62岁的马振邦激动的热泪盈眶，他说：
“我在深山窝里活了这么大年纪，没想到坐在自家的炕头上，还能听到这么好的歌。”
（附图片）
傅旭　插图
艺坛噪音　英韬

青藏高原的“雪莲”
——看青海省藏族艺术团《意乐仙女》
关鹤童
最近在首都舞台上演出的藏戏《意乐仙女》，富于藏族生活气息，风格质朴清新，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剧中强调了俄登国国王昏庸无道，强征民女500人为嫔妃，意乐仙女到人世间解救她们，放她们自由还乡这条线，并突出了诺桑王子对意乐仙女坚贞不变的爱情，宁肯舍弃王位，战胜了山魈和蛇女的阻挠，智胜了马头天王的考验。
《意乐仙女》脱胎于西藏神话剧《诺桑王子》。
原剧可演七天七夜，现在创作成为只演两个小时的戏剧，比较精炼，而且富有传奇色彩。
在表演方面发扬了唱、舞、韵、白、技、表的艺术特色。
在音乐方面不仅发挥了藏戏优美的唱腔的长处，还吸收了藏族民歌，设计了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唱腔。
在舞蹈和美术方面又从藏族地区民间舞蹈汲取了营养，创作了宫廷舞、仙女舞等，舞台美术也比较有特点。
今年03月，我到青海有机会观赏了这个藏戏。
听说，他们仅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就连续演出了120多场，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爱。
少数民族群众那么热爱本民族剧种，是因为演出的节目所选择的题材，来自本民族的生活，而且是从少数民族群众的欣赏习惯和趣味出发的。
同时，说唱的都是本民族的语言和音调，表演的形式又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艺术风格。
可见，把各少数民族所喜欢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改编成民族剧种剧目，必须保持并发展民族风格的特点，尊重并提高民族的欣赏习惯。
（附图片）
赵士英　速写

马戏团为何溜走？
内蒙古伊盟　邱法则
最近，内蒙古伊克昭盟达拉特旗青达斤公社和供销社，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请来邻省某县青年马戏团，举办为期三天的演出。
第1天演出，该团马术没有出场，但演了两小时杂技，观众基本满意。
第2天演出时，马术仍未表演，好些杂技节目重复，而且演出不到一个小时就草率收场，引起观众强烈不满。
当日下午，该团只卖出两张票。
面对这种难堪的境遇，该团不是在提高节目质量上想办法，而是采取了一走了之的做法。
第3天凌晨，全团37人便悄悄地溜走了。
自从农牧区实行责任制以来，农牧民手头的钱宽裕了。
他们热切盼望能看到高质量文艺节目。
希望文艺团体下乡时要吸取这个团的教训，千万不能忽视演出质量。

鸡公山的雾
卞卡
早就听说鸡公山是避暑胜地。
它座落在豫鄂两省交界处的大别山中，主峰报晓峰两侧有灵华山和长岭，宛如雄鸡两翼。
整个山形如雄鸡引吭报晓，海拔仅八百多米，山上云雾缭绕，泉水清澈。
民国初年，军阀就纷纷在此修建别墅，解放后这里辟为云雾公园，还修筑了环山公路。
这样的人间仙境，引得多少人倾慕神往啊！
去年盛夏，我有幸上了鸡公山。
首先鸡公山上那五彩缤纷的花使我目不暇接。
接着，我又发现了更加撼人心胸的景色。
那是在一天太阳落山的时候。
太阳被山峦遮掩了，那白色的雾霭，一缕一缕的，从那青翠的峰峦之间，从那花簇的倩影中，袅袅娜娜地冒了出来，象一股淡淡的轻烟，飘浮着，蔓延着。
我倚在寓所长廊的栏杆上，凝望那雾，从太阳落山，一直到时过子夜。
天空皓月如水，把那雾照得神秘莫测，使人仿佛身临仙境，飘飘欲仙。
由于雾吸引了我，清晨我又来到了长廊下。
太阳还没有出来，山上还是雾的王国。
晨风在轻轻地吹拂，那雾象游龙似地在山间游动着，犹如神女舞动的霓裳，轻盈、舒卷。
我仿佛真的听到了那雄踞山巅的“鸡公”宏亮的鸣啼。
太阳那金丝般的霞光，由东而西，一道道地射向了茫茫的雾海。
雾，由乳白色顷刻变成了淡蓝色，轻轻地飘动着，在那金色的霞光上缠来绕去，象眷恋霞光而翩翩起舞。
太阳跃出了山峦，霞光变得短粗又富有力量，那蓝色的雾一缕跟着一缕，列着队向远方隐去。
有时浓重的雾弥漫着，似乎也不游动了。
越来越浓的雾，不知何时变成了白色的雨丝，不动声色地飘落下来，它让我想到鸡公山上的毛毛细雨也是雾变成的。
（附图片）
题头摄影：
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