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战士需要，干部更需要。
同样，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既要重视造就战士，更重要的是造就干部。
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提高文化水平干部更加需要呢？
因为我们军队现在已经是一支诸军种兵种合成的军队，已经不是单一的军种单一的兵种了，因为现在和将来的战争已经不是我们经历过的那种样式的战争了。
水涨船高，当然要求我们的干部要有很高的知识。
换句话讲，干部知识不足，往往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观点理解得不准确不全面，造成工作上的失误和思想教育上的缺乏说服力、感染力，等等。
正如胡耀邦同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的：“在我们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决定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
干部是军队的骨干。
不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就不可能把我们军队建设成为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不可能使我们干部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不可能领导好战士学习。

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的现状，在需要与实际之间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距离。
现在我们战士的文化程度就平均水平说一般比干部高，干部队伍中的基层干部的文化程度也有所提高。
这种状况有它可喜的一面，从中可以预见到若干年后的前景，也就是说那时干部队伍的整个文化水平肯定要比现在高得多。
但是，这是将来不是现在。
现实的状况必须改变。
干部科学文化知识不够，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弱点，是我们的短处，不下决心，不花力气，是很不容易改变的。

就是对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也有个继续提高的问题。
知识是在不断的发展中，不会象颐和国中的石射老是搁着不动，尤其是最近若干年来，知识更新的趋势在加快。
我们干部的知识需要不断更新和补充。
我们不知道的知识要不断学习，以补不足。
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要不断更新，以便跟上发展。
一劳永逸的事情是没有的，在干部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上，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因此，我们要加强干部的科学文化学习。
要有规划，还要有具体措施。
战士的学习和干部的学习，干部学习中的在职学习和离职学习，学军事、政治和学文化，办补习班和各种形式的自修，等等，这些都要很好地统筹安排，做具体细致的组织工作。

作者：马春玉
版面：头版

广州部队某部坦克驾驶员争分夺妙练技术。

马春玉摄

作者：程烈祥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成都部队某团党委采取措施，积极在干部中培养两用人才。

这个团在战士中培养两用人才，曾荣立集体三等功。
今年初，团党委总结检查工作，认为对提高干部的科学文化水平，在干部中培养两用人才下的功夫还不大。
党委重温了近几年军委领导的有关指示，决定成立干部两用人才培养领导小组和干部文化学习教学组。
他们挑选了六名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干部任教员，派出考察小组到六所大中专学校和一些专业技术单位参观见学，听取地方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对如何组织部队干部学文化、学专业的意见，对全团干部的文化程度进行检查分类，广泛征求了干部对办学的意见。
在上级领导机关的帮助下，团党委订出在干部中加强文化学习，培养两用人才的三年规划和第一年的具体教学计划。

团党委根据全团干部实际文化水平和今后部分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需要，突出了三个重点：一是办好干部文化学习班。
将小学毕业和经考核未达到初中毕业水平的干部编入初中班，将初中毕业和实际水平未达到高中的干部编入高中补习班。
分别学习初、高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项课程，学制均为两年。
每个单科学习结束时，经部队和地方有关部门考核，给合格者发单科毕业证书。
参加初中班学习的干部结业后，进入高中班学习。
二是以“连长、指导员之家”为基地，聘请地方教师和部队能胜任的干部任教，组织干部学习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
他们开设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基础理论知识和社会发展史、党史等讲座。
对参加学习的干部，每季度进行一次测验，年终全面考试。
三是根据专业技术干部和机关干部的工作特点，分别编入战士专业知识学习班，既负责战士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又和战士一起参加学习，经考核合格，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同样发给专业知识学习毕业证书。

目前，干部们学文化、学专业、学科学蔚成风气。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一百二十五人订出了学习计划，干部与干部、干部与战士之间，还出现了一批学习竞赛对子。
（程烈祥）

作者：纪委孙其海
版面：头版

要尽快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有切实的行动。
特别是各级领导和纪律检查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在一定时期年有重点、有步骤地认真解决几个问题。
象济南部队领导清退“代培生”问题这样，决心大，不怕得罪人，上下一起抓，就能很快收到效果。

——编者

本报讯 济南部队党委和各有关方面坚持原则，互相配合，认真检查，坚决清退了一面六十名通过不正当关系入学的“代培生”。

去年，济南部队纪委从调查中发现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招生规定，将自己的子女、亲属或上级领导的子女，未经考试合格，送到院校或各类技术人员培训机构代培，也有的培训单位利用自己办校的条件，将本校干部和职工未经考试合格的子女与正式学员一样插班学习。
这样做既降低了学员标准，影响了教学质量，又给学校和培训机构造成了许多困难，在群众中影响很坏。
为此，济南部队党委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将这些“代培生”一律退回原单位。
文件发出后，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但由于这项工作牵扯到一些领导干部，有人觉得“这台戏难唱”，有人说“规定好是好，就怕最后不了了之”。

济南部队党委决心抓好这件事。
他们要求领导同志一定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纪委工作，凡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代培生”，要不讲情面，不搞特殊，带头清退。
有位领导同志曾介绍一名干部子女到某校代培，文件下达后，很快接了回来。
有位领导同志的亲属在外地代培，正当部队要派人去领时，她已主动回到部队。
在清退中，有的人来找部队领导讲情，有的还找上级机关干预，他们都一一回绝。

这次清退，各有关方面都能密切配合，不推诿，不拆台。
某军政治部和纪委一起，先后三次发出通知，催促各级党组织从速办理。
某军党委常委三次开会学习贯彻上级指示，不论是“前届办的”、“上面办的”、“兄弟部队办的”，只要是本部人员都认真清退。
他们在短时间内就把十四名“代培生”全部接回部队。
有关部门还积极提供情况，一起调查，共同做工作，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堵塞漏洞，保证清退工作顺利进行。
接到各单位清退工作完毕的报告后，济南部队纪委又两次派人下去复查，督促清退不彻底的单位继续抓好落实。
有关部门还作出规定，以后招收学员，审查、考核和毕业分配，均由政治机关统一管起来，堵塞随便接收后门学员这个漏洞。

济南部队清退“代培生”的举动，确实得罪了一些人，但更多的人从中受到了教育、激励和鼓舞。
许多同志反映，领导抹下脸来干真格的，转变党风大有希望。
（纪委、孙其海）

作者：宣传处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总参谋部工程兵部于3月21日至26日召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代表大会。
在闭幕式上，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张震讲了话。
杨得志代表总参党委祝贺大会开得成功。
他勉励代表们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希望工程兵部在这次会议之后出现更多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徐信等出席了大会。

 （宣传处）\\

作者：樊青
版面：头版

武汉部队某部四营指挥连把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同本职专业结合起来，既培养了人才，又提高了专业技术。
机电组的同志人人学会了修理单机、两瓦机和收音机。
图为机电组的同志在检修连队装备器材。

樊青摄

作者：张敬明李跃海李再新焦永革
版面：头版

某坦克团领导达到两项技术等级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坦克团七名领导干部都进过院校培训，平时又能勤奋自学，平均每人达到两项以上技术等级。
团长杨广泰进过高级步校和装甲兵学院，近两年自学了上百本军事理论书籍和杂志，是坦克一级射手、一级无线电手、二级驾驶员。
由于领导干部精通专业，抓起训练来指导有方，全团军事训练成绩突出。
近几年他们在坦克分队专业技术考核中获军所属坦克分队第一名；
北京部队抽考，团总分居全师第一；
后勤处业务考核连获四项全师第一名。

（张敬明、李跃海）\\

某汽车团干部都会开汽车

本报讯 某汽车团过去有一些干部不懂专业技术，机关干部下连，常说外行话，影响了对基层工作的指导。
团党委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近几年，在干部缺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把“外行”干部抽出来，一批批集中轮训，新调进的干部，随时组织轮训。
目前从机关到连队，所有干部都会开汽车，并领取了驾驶执照。
干部懂得专业，部队的专业训练成绩扎实，完成任务出色，多次受到上级和配属部队的好评。
（李再新）

某团分队政治干部都是技术能手

本报讯 济南部队某坦克团为了提高政治干部的军事素质，每月下发函授作业题，定期检查考核。
分工政治干部抓通信专业训练，促使他们尽快成为内行；
每年集中一段时间，组织政治干部搞专业训练。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在职的二十一名分队政治干部，都拿到了坦克通信专业技术能手证书。
（焦永革）

作者：叶穗南昌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一度弹痕遍地、断壁残墙随处可见的广西边防东兴镇，如今以崭新的风貌屹立在祖国南疆，被人们称为“钢铁堡垒”、“文明城镇”。
这是当地群众与驻军某部二连共同努力的结果。
2月间，东兴镇的代表出席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代表大会。

1979年，越南侵略者曾向东兴镇倾泻了几千发炮弹，以后又不断地放冷枪冷炮袭扰，镇内外到处是弹坑。
镇党委和驻军二连党支部共同研究，认为东兴的环境条件虽然特殊，但是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应该有社会主义的风姿，军民既要携手并肩抓好边防建设，又要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连积极配合镇党委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干部战士到工厂、学校，给青年和学生们讲祖国的历史，讲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战斗英雄的事迹，一起给烈士扫墓，学习烈士的献身精神，通过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边民们保卫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现在，全镇五千多居民都安心边防，适龄青年纷纷加人民兵行列，涌现出一百多个“御敌是英雄，生产是模范”的先进人物。

在去年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东兴镇军民一齐行动起来，扫除战争创伤，治理脏乱差，美化环境。
二连把处于敌人枪炮威胁下的街道、公路的绿化任务包下来，铲杂草，填弹坑，种上一千多棵香蕉和树菠萝。
界河边住有八户七八千岁的孤寡老人，战士主动把照料他们的担子挑起来，从去年初开始，定时上门挑水送柴，请医送药，从未间断。
去年9月，台风袭击东兴，有八户人家的瓦片被掀开，战士们冒雨爬上屋顶修补。
一年来，二连干部战士为东兴群众做好事达七千多件。
在共建精神文明中，军民结下了更深的情谊，他们共同守边御敌，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袭扰。
（叶穗、南昌）

作者：熊焰连俊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武汉部队某军领导机关在党员干部轮训中，联系实际，边训边改，取得明显效果。

这次以学习新党章为主要内容的党员轮训一开始，军政委就当众宣布：“我们不能只是把问题说在嘴上，记在纸上，要边训边改，问题一经查出，立即着手解决。”
军党委成员带头对照党员标准，检查自身在党风上存在的问题，然后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切实措施，区分轻重缓急加以解决。

轮训中，有些同志反映军党委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实现干部“四化”问题上跟不上中央的步伐。
军党委立即分析检查了这方面存在的“左”的影响。
原来曾把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列为转业对象，这次重新复议，根据实际情况，作了适当调整。
新调整的师团领导班子的方案增加了大学生的比例。
后勤机关有三名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后长时间没定职，这次很快给他们下达了任职命令。
原来有三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部队后用非所学，这次也作了调整。

军领导机关还针对基层反映开会多、文电成“灾”的问题，研究了改进措施。
例如：原计划今年第一季度召开五个会议，常委议定砍掉了四个。
原来司令部计划对十几个训练课题分别召开现场会，现决定半年后开一次会，讲评工作，总结经验。
同时，机关改变过去那种任务不清，责任不明的状况，建立了机关人员岗位责任制，半年和年终进行评比，做到奖惩分明。

对一些部门和少数人中存在的不正之风，也认真进行清理和解决。
例如干部子女非正常招工或入学的，目前多数已按政策规定作了处理。
有的同志占用公款公物，也主动退赔，共退款九百多元，退物近百件。
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私事用车和医疗拖欠的费用，已全部交齐，并对今后家属子女用车、吃药作了严格规定。
两年来超出规定搞招待的，按“谁出主意谁出钱”的办法补交，并规定今后不推以任何借口请客吃喝。
群众反映机关在发放紧俏商品票证中有不良倾向，后勤部有“关部门马上研究出堵“洞”措施，公布于众。
（熊焰、连俊义）

作者：谢亨舜
版面：头版

本报讯 2月下旬，福州部队某炮团组织十二名机关干部到所属三营代职，使这个营90％以上的营连干部参加了团里举办的短期集训班，帮助换装分队干部尽快掌握新的武器装备。

炮团三营去年换装新式火炮后。
大部分营连干部忙于日常事务，在职训练不够落实，对新式火器缺乏系统的了解，直接影响分队的训练。
今年团党委组织一批机关干部到三营代职，把这个营的干部抽出来集训。

集训一个多月，这些营连干部系统地学习了新式火器的基本理论、射击指挥基础知识，还集中时间研究了成果法、简易法等射击指挥方面的重点课目，组织了野外实地作业和实弹教练射击。
参加集训的干部由于解除了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学习，70％以上达到会讲、会做、会教、会组织指挥的要求。
（谢亨舜）

作者：杜庆平李启科

冯欣郑是前年2月调任文教干事的。
两年多来，经他辅导帮助过的战士，有一百七十三人考进了部队院校和武汉部队办的各类教导队。
他自己也连续三次被武汉部队政治部评为“优秀文化教员”。

冯欣郑档案上填的文化程度是“高中”，其实正象他自己讲的：“我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高中生，——‘二混子’。”
为了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他将初、高中所有的课本找来，一本一本地啃，逐章逐节地学。
几千道数理化练习题，他几乎一题不拉地统统做了一遍。
有的题不会做，他就四处拜师求教，直到弄懂弄通为止。
这两三年，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在十二点钟以后才睡觉。

经过艰苫的努力，冯欣郑已学完初、高中的全部课程，还在自修大学的数理化。
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他把去年大学招生考试的全部试题找来，独自做了一遍。
除少数几道题被卡住外，其余全都做对了。

教育是一门学问。
冯欣郑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狠下了一番功夫。
驻地附近两所中学的门槛，他不知跨了多少遍。
启发式教学、形象化教学的门道，都是他从老教师们那里学来的。
妈妈是个老教育工作者，他更是经常写信请教。
前年他回家探亲，闲谈中得知有位王老师很讲究讲课艺术，深受同行们推崇。
冯欣郑没有放过这难得的机会，认认真真地听了王老师一天课。
课后，他又请王老师详细地介绍了讲课经验。
由于冯欣郑知识比较丰富，加之备课又非常认真，讲起课来，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部队一些在地方中学念书的干部子女，假期里只要听说是冯干事讲课，都纷纷前来旁听。

冯欣郑一门心思扑在教育工作上。
几个团住在一个营区，经常有人来向他请教，他有求必应。
有时实在大忙，不能马上解答战士请教的问题，他就把请教者的名字记下来，约定时间再去找，亲自登门告诉答案。
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师特务连一位战士来找他，说是有道物理题搞不懂。
那位战士见冯欣郑已经睡下，就说：“别起来了，我明天再来。”
冯欣郑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别走，我马上起来。”
他耐心地给那个战士讲完题，送走后，才重新躺下。

某团八连战士路程，思想基础好，学习勤奋，是棵好苗子。
1980年他参加高考，总分超过了录取线，因身体检查不合格，给刷了下来。
冯欣郑得知此事，马上找小路谈心，鼓励他振作精神，不要放松学习。
与此同时，冯欣郑又找连队干部商量，联系为小路治病。
后来，小路的病终于治好了。
1981年，冯欣郑支持小路再次参加招生考试。
结果，他考试的总分在武汉部队名列第一。

冯欣郑注意引导大家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用于指导军事训练，努力提高训练质量。
有的战士反映学数理化和军事训练结合不上。
针对这个问题，冯欣郑深入到连队去，找各个训练专业的干部战士，开了几十个座谈会。
在此基础上，他编写出了厚厚一木《数理化知识在训练中运用二百例》。
战士们看了，大开眼界。
后来，上级机关推广了冯欣郑的做法和经验。

两年来，冯欣郑为了让战士更好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了大量工作，是有功之人。
但职务呢？
至今仍是排职。
和他同时入伍的，不少人早就是连职，有的已提升为营职了。
有人对冯欣郑说：“给领导讲讲，下基层去吧。
长期当文教干事，不会有多大发展前途。”
冯欣郑想到，当前从上到下都在强调要进一步抓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广大战士正迫切要求学到更多的知识，成为两用人才。
我已初步摸索到了一些教学经验，现在正是需要我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的时候，怎么能考虑个人今后的“发展前途”而退却呢？

如今，冯欣郑仍安心地留在文教干事的岗位上，继续为战士早日成才搭桥铺路。
杜庆平 李启科RW：冯欣郑；
文化教员

作者：尹宪成王忠民李文海

本报讯 3月1日上午，旅大警备区某部勤务连干部战士手里拿着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分班围坐在一起，畅谈学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的收获和体会，许多同志说：系统学文献就是好，它驱散了我们心头的疑云。

学习中，勤务连党支部针对一些同志现实思想，分专题进行宣讲辅导，着重讲清：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做出了哪些重大决策，制定了哪些方针政策，这些决策和政策给全国各条战线带来哪些巨大变化。
通过阅读文献和宣讲辅导，使全连干部战士明确三个问题：一是三中全会前后有些政策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变，现行政策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是三中全会前后有些经营管理方式变了，建设四化、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没有变，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更能有效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三是三中全会前后有些致富的方法变了，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总原则没有变，多种致富门路，更能促使全国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他们还运用干部战士从各自家乡寄来的三中全会前后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引导大家算细账，搞对比，座谈收获体会。
据四十一名干部战士家庭经济情况统计，三中全会前平均每户收入六百元，现在平均每户年收入一千五百元，比过去增加九百元；
三中全会前总存款数三千元，现在总存款数一万六千四百五十元，比过去增加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元；
三中全会前共有高档消费品（包括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风扇等）七十四件，现在有一百七十六件，比过去增加一百零二件。
不算不比不知道，一算一比就开窍。
干部战士从家乡谈到全国，从农村谈到城镇，越谈越感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好，越谈越感到改革的路子走得对。
（尹宪成、王忠民、李文海）

作者：楼灿钿

作者：晓汤

本报讯 怎样使干部学习军事科学知识的劲头长久不衰，学习内容完整系统，学习效果扎实可靠？
福州部队某师作了专题调查总结，并拿出了一些经验。

系统归纳学习内容，形成一个比较完整有用的知识结构。

区别对象，确定重点，既有精学又有博览。

按不同基础，合理编组分学。

坚持定期考核升级。

由于指导得法，全师干部学习的到课率、学习内容和效果，做到了“三落实”，较好地完成了前阶段的学习任务。
（晓汤）

作者：刘元同

作者：智芳年

作者：刘汉中
栏目：思考笔谈

前些天电视转播了容志行为一场告别赛，容志行雄风犹存，两度破网；
有一次，他为了不伤对方守门员，宁肯失去进球机会，主动避让。
观众无不为他的高超球技和“志行风格”鼓掌叫好。

由球坛上的告别赛，联想到工作中的“告别赛”。
比如干部在离休、退休、转业之前，老战士在退伍之前，某些精简单位的同志在调动之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表现，也可以称作别具一格的“告别赛”。
多数同志在这种“告别赛”中表现根不错，但也有些同志表现得不大理想，甚至很糟糕。
有的公开向组织伸手，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
有的放任自流，不干工作；
有的不顾影响，化公为私，等等。
看到这样的“告别赛”，实在让人感到失望。

“告别赛”的表现，是衡量革命战士觉悟高低的标志，也是对我们党性原则的考验。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党和人民。
为了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为部队建设多做贡献，一切要离开或调换工作岗位的同志，应该象容志行那样，“踢”好自己的“告别赛”。

（刘汉中）

作者：鲁选民
栏目：思考笔谈

“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说：“如果让我离开了书，离开了知识，我就会垮下去，成就会很快地死亡。”
知识是张海迪的生命支柱。
她在胸部以下三分之二的肢体瘫痪的情况下，勇敢地向命运挑战，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和英语、日语、德语、世界语，翻译了十六万字的小说和资料，还自学了医学和无线电知识，为成百上千的病人解除了病痛，帮许多人修好了电器。
知识给她的病弱之躯倾注了生命的活刀。
知识鼓舞着她沿着崎岖的人生之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知识是生命的活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青年人掌握了知识，就能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让青春更加光彩夺目；
老年人掌握了知识，就会“不用扬鞭自奋蹄”，为革命多作贡献，延长有限的生命；
人人都掌握了知识，国家就会富强，四化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

知识使张海迪“站”了起来，虽“残”不废，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如果让无知、愚昧控制了头脑，即使作魄健全，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残废”者。

让我们象张海迪那样，探索生命的真谛吧！
（鲁选民）

作者：高祥惠

RW：苏云国；
共青团员

作者：张民
栏目：军事纵横谈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用于建军和战备的费用越来越多，国防建设需要和可能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这就迫使人们对于一切军事费用的开支，都要详细计算，力争做到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益。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要讲究“效费比”。

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早就开始注意了。
美国在六十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叫《核时代国防经济学》，作者主张从经济角度看国防问题，强调在编造国防预算、制定军事政策和行动方针时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选择费用和效益比例的最佳方案，做到有效地使用资源，以便从既定的国防预算中尽可能获得最大的国防安全。
当时的美国总统选择了会计师出身的麦克纳马拉克当国防部长。
这位国防部长以大胆革新的精神，把企业部门的一套成本核算制度带进了国防部。
他从降低国防费用和提高军事效果出发，改革了许多组织体制和管理制度，建立了统一的后勤服务中心，对军费开支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计算和审查，严格规定只购买军队最需要且又适用的东西。
同时，他还强调从作战效能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考虑武器装备的研制问题，大力发展造价低，实用价值大，而又节约人力和管理费用的武器系统。
为了削减管理费用，他精减了臃肿的行政机构，取消了许多不必要的活动，支出了民用经济部门更能有效利用的财产。
麦克纳马拉采取这些措施的唯一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有限的国防经费去获得和保持其国家所需要的有效的战斗力量。

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
左我们一些同志中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那就是花钱办事动不动就来个“不要算经济帐”。
经济帐一不算，不知浪费了多少资财。
邓小平同志说，注意经济效益是经济工作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
赵紫阳同志也说，经济工作的核心就是提高经济效益。
这些意见，无疑也适用于军队工作。
最近，洪学智同志在全军参谋长会议上讲了一句很精辟的话：“花钱是一门艺术。”
现在我们一方面经费很紧，一方面又漏洞不少，损失浪费很大。
为了做到用有限的财力尽可能把军队的事情办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国防经费的经济效益。

讲究“效费比”是一门科学。
在军事技术如此复杂的今天，要想在各项费用和效益之间都能做到最好的权衡，单靠直觉很难准确地作出判断。
因此，加强军事经济学的研究和提倡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势在必行。

讲究“效费比”不完全是花钱越少越好。
花钱多少，效益如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一起加以考虑。
不考虑费用而一味追求最大效益是不对的，不顾军事上的需要而一味追求减低费用也是不行的。
我们讲“效费比”的最终目的是尽量提高经费利用率，把有限的国防经费转化为实际的国防力量，以保证完成我军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战斗任务。
因此，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对费用和效益作全面的客观的分析，遴选两者之间的最优比例，只要我们大家都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增强讲究“效费比”的观念，养成算经济帐的习惯，并且注意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做好组织领导工作，是可以很快见成效的。

作者：陈文化明志伟

本报讯 黑龙江省军区后勤部改变车船维修器材逐级供应的办法，实行对边防部队自供到团和给边防一线连队配发车辆器材周转箱的新措施，解决了边防部队维修保养车船难的问题。

过去，边防部队车船维修器材一直是由省军区发到军分区，再由军分区分发到达防团。
一种器材从工厂发到连队，从装车、卸车到包装，要折腾三四次。
省军区后勤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决定从实际出发，改革逐级供应办法。
自1980年起，经过两年的试点摸索，他们总结出由省军区直供到团和为边防一线连队配发车辆器材周转箱的新办法，并从1982年开始在全区边防部队中实行。

这一改革给边防部队的车船修理保养状况带来很大改善。
过去逐级供应，器材从省军区发到边防团队最快也需一个月，现在直供到团，快的五天，最远的边防团队也不过十天；
过去边防一线连队没有车辆零配件，车辆时常“趴窝”，现在连队有了内装七十个品种、共二百一十余件常用和易损零件的车辆器材周转箱，一般零件损坏都能及时配上，恢复车况时间大大缩短。
全区边防部队车辆完好率由改革前的85.6％提高到93.8％。
同时，为国家节约资金三万多元。
（陈文华、明志伟）

作者：庄济李谦

本报讯 北京部队装甲兵在经费压缩、武器装备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去年仅坦克（装甲车）器材消耗费就节约一百五十万元，并较好地保证了部队训练和战备任务的完成。
这是他们在器材供应上进行改革的可喜成果。

过去，这个部队装甲兵器材供应上一直采取吃“大锅饭”的办法，不少器材被使用单位领去大量积压，管理使用人员也大手大脚，浪费严重。
1981年，他们学习了地方实行经济管理先进经验后，决定采取措施彻底改变这种状况。
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根据本部队坦克（装甲车）每年器材消耗的实际情况，拟制出各种车辆单车消耗定额，根据各单位的车辆数量和训练任务，下达器材供应的经费限额，同时还提出了旧品翻修和旧品上交的具体指标，并规定了奖惩措施。

这个办法试行后，受到部队的一致欢迎，大家千方百计节约器材。
某坦克团1982年同1981年训练时间一样，课目一样，训练成绩全部达到优秀，器材消耗费却节约了近万元。
由于重视旧品翻修，仅坦克负重轮一项，去年就节约四十四万多元。
实行器材经费限额供应后，干部战士增强了责任心，坦克损坏事故也减少了。
（庄济、李谦）

作者：王保杰

作者：孙传文陈小布
栏目：光荣的离休老战士

春节期间，被评为广州部队和广州市绿化美化先进单位的广州部队空军某通信团营院里，繁花似锦，香气袭人。
指战员们告诉来访的客人，这些成果和离休老团长颜福寿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颜福寿是1945年入伍的老同志，在战斗中多次立功受奖，曾被上级机关授予“爱兵模范”等光荣称号。
1980年离休以后，他看到营院里种树比较多，但花卉比较少，便把自己宿舍前荒地上的杂草清除干净，挖了两个蓄水池，捡来几十个旧花盆和破脸盆，种下了第一批菊花、大理花、海棠花和玫瑰花，他从早到晚在小花圃里忙碌。
老伴说他成了“老花迷”，每顿饭要叫几遍才吃。
有一次老伴让他到菜场买些菜回来，他走到半路，从广播里听到中午以前广州将受到台风影响的消息，便跑回家里，和家人一起把花搬到房子里。

人勤花艳。
两年过去了，如今颜福寿宿舍前的花圃兴旺起来。
二三十种花卉争芳斗艳，吸引了不少干部战士前来欣赏。
他热情地向大家讲种花技术，介绍各种花象征的品格，还让大家搬些花去装点营区。

去年以来，颜福寿为同志们免费提供了价值六千多元的一千多盆鲜花。
今年，他又提出每年免费供应团里一千盆鲜花，保持营院里一年四季鲜花常开。
孙传文 陈小布RW：颜福寿；
离休干部

作者：雷云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党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
党在现阶段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都同这个基本估计分不开，或者可以说，都是以这个基本估计为出发点的。
而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社会阶级属性的认识模糊，正是当前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严重思想障碍。
因此，重温一下马克思关于知识分子社会阶级属性问题的论述，将大大有助于我们端正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加深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解。

什么是知识分子呢？
知识分子是随着社会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出现而产生的、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那部分人，马克思把他们称之为脑力劳动者。
在历史上，这种分工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因而是社会的一个进步。
不错，在私有制的社会中，由于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精神生产被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垄断，所以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其中一些人甚至在政治上依附于剥削阶级。
但是，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阶级中，其本身并不构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知识分子中固然有依附于剥削阶级的，也有依附于被剥削阶级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不等于剥削阶级。
即使是那些依附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作为脑力劳动者而存在，他们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对立，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在性质上也是有所不同的。

就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形来说罢。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
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
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分册，第四四四页）他还说，例如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
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
“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
（同上，第四四三页）1893年，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中，还提出应该从大学生的行列中产生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八七页）这里需要顺便指出一个非常清楚也非常重要的事实，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最典型、最优秀、最杰出的代表。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

（1）社会财富，包括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都是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共同劳动的产物，从而，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一样，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通常所说的劳动创造一切，劳动创造世界，这个“劳动”自然包括脑力劳动在内。
曾经有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创造社会财富，脑力劳动不创造社会财富，或者充其量只参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至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则是与脑力劳动“不搭界”的。
显然，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学说。

（2）教师、教授、演员、医生、工程师、工艺师以至生产管理者等知识分子，除极少数成为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以外，在经济地位上不是占有生产资料、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而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是社会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既然为资产阶级服务，过的生活又比工人富裕，也就成了资产阶级。
这是把职业和生活方式与阶级地位混淆了。
早在1901年，列宁就批评过这种混淆，指出：“把职业的差别同阶级差别混淆起夹，把生活方式的差别同各阶级在整个社会生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混淆起来”，是“毫无科学的原则性”（《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一七一页）。
可见，这种观点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学说。

（3）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只要是作为脑力劳动者，就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家，不能在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之间划等号。
究竟怎样看待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对抗呢？
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曾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说：“这种对抗和劳资对抗不同。
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
虽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式的，……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经常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社会轻视。
所以，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对抗的。
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也就有某种对抗。”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援引了这段话，并且作了肯定。
可是，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是建立在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上，两者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直至今天还有人认为是体力劳动者“养活”脑力劳动者，“黑手养活白手”，而不承认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尽管有种种差别，但在“劳动者”这个基本点上是一样的，根本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
所以，这种观点同样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学说的。

马克思把经济关系作为考察知识分子社会阶级属性的根本依据，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的光辉典范。
我们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阶级属性，也必须坚持这一立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其经济地位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接近的程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低下的经济地位，决定他们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地倾向于革命。
除了少数反动文人以外，从整体来说，知识分子历来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
但世界观不能成为决定知识分子社会阶级属性的主要因素，给世界观没有改造过来的知识分子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是不公正、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知识分子与工人一样，依靠自己“用脑工作”为社会提供服务，以工资的形式，领取应得的报酬。
他们也是工资劳动者，就其经济地位来说，早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再加上他们在政治上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而工作，以及现在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解放以后由新中国培养造就出来、并且出身于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家庭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说他们是工人价级的一部分，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实，还在五十年代，党中央就作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
只是后来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才推翻了这个论断，又给知识分子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炮制了以思想政治标准重新划分阶级的反动理论，据此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完全等同起来，把他们打成“臭老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重新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带有根本意义的拨乱反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恢复，也是完全符合我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情况的。

现在，我国处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的历史时期，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胡耀邦同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中，透彻地阐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要认真学习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深刻领会马克思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光辉思想，从理论上和思想上真正弄懂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道理。
这样，才能做到在政治上信任和依靠他们，工作上放手使用他们，生活上热情关心他们，进一步全面地贯彻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地把全部智慧和才能，贡献给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作者：谭辉明黎嘉

守纪律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成为自觉地遵守纪律的劳动者。

纪律是人们进行共同活动所必须遵守的约定，是保证一定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
纪律总是带有强制性的，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然而，社会主义的纪律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其主导的、本质的方面，却是自觉的纪律。
它同封建制度的棍棒纪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饥饿纪律根本不同。
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纪律，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的，它反映的主要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
这种纪律是剥削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而劳动人民则视之为枷锁、囚笼，要不断反抗、破坏这种纪律。
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使劳动人民服从他们的纪律，不得不依靠皮鞭棍棒的威胁、饥饿贫困的压力。
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平等、利益一致、互相合作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纪律，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据共同生活的客观需要制定的，它是维护和保证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工具。
人民群众对纪律的服从和自身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他们能够自觉地遵守纪律，产生高度自觉的纪律性。

在我们国家里，既然一切纪律都是建立在维护劳动人民集体利益的基础上的，因而集体主义必然是社会主义纪律的思想基础。
我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深深懂得：人心齐，泰山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过去，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革命队伍的全体成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地奋斗，才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消灭剥削制度，赢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今天，我们仍然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按照统一的目标和规划，齐心协力地奋斗，才能胜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发扬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精神，在集体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高度自觉的纪律性，使全体社会成员成为守纪律的劳动者，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不可缺少的条件。

社会主义纪律是自觉的纪律，但不等于人人都能自觉地理解它的这一实质，都能做到自觉遵守。
由于认识上的局限，由于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由于十年内乱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污染，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纪律，还要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经常地广泛地进行社会主义纪律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守纪律的自觉性，造成人人维护纪律，遵守纪律，同违犯纪律的行为作斗争的社会风尚，将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

“纪律妨碍个人利益”。
这种认识只看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矛盾的方面，而看不到两者根本一致的方面。
社会主义纪律是为了保护人民的集体利益而制定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的利益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这个共同利益中就包含着全体成员的个人利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服从社会主义纪律，正是维护每个成员的个人利益。
当然，在一定情况下，反映集体利益的纪律，也会同某个人的个人利益相抵触。
这时，他就应牺牲个人的利益，服从纪律，以维护集体利益。
不这样，就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归根到底也要损害他自己的利益。
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有少数受旧思想严重腐蚀的人，极端个人主义者以及道德败坏的人，他们为谋私利，不惜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虽经教育，仍不能自觉地守纪律。
对于这样一些人，例如，对那些好逸恶劳，只顾多得报酬，不愿付出劳动，不能忠于职守的人，对那些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侵占、挥霍国家和集体财物的人，对那些搞歪门邪道，挖集体的墙脚，危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人，就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制裁，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依照法律追究责任。
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使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不受到少数人的损害。

“纪律限制了自由”。
这是一种只看到纪律限制自由而看不到纪律保障自由的片面观点。
在人类社会中，人们都在相互联系中生活，人们的自由，不仅要受到客观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且要受到人与人现实关系的制约。
因此，自由只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
个人的绝对自由，必然同时意味着他人失去自由。
旧社会允许剥削者有剥削的自由，劳动者就失去了不受剥削的自由。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允许有剥削的自由，劳动人民才获得了不受剥削的最大自由。
但是在人民内部，自由仍必须受纪律的制约。
例如：社会主义纪律，不允许有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自由，不允许有破坏公共秩序的自由，不允许有违犯劳动纪律、破坏规章制度的自由，不允许有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自由，等等。
这种限制是不可缺少的。
它是对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自由的限制，而对人民群众获得正常劳动和生活的自由则是必要的保障。

“纪律束缚创造性”。
这是一种把创造性和纪律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
纪律性是人们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的必要条件。
人们要进行任何大规模的生产，进行任何联合的创造活动，都必须组织起来，也就必须具有与这种联合和组织相适应的纪律性。
我国十亿人民，具有无限的创造力。
但是，要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就必须有统一的领导，有全局的规划，有科学的管理。
只有在正确的领导下，并建立高度的纪律性，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更好地发挥出来，才能摆脱盲目性，加强科学性。
社会主义纪律，不是要限制个人的创造性，恰恰相反，是要求人们自觉地从事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创造活动，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真正力量的所在。
我们人民军队历来具有高度纪律性。
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在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方面，在执行十二大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在遵守国家宪法和政府法令方面，在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方面，做守纪律的模范。

作者：徐一朋

干部知识化的问题，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当前，全军上下为了早日实现军队现代化，一种新的求知欲和事业感越来越强烈。
许多干部都希望尽早达到规定的文化水平。
但是，也有的同志对干部知识化，还有些认识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例如，有的干部一提到学习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就认为反正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时还装备不上，我们只要熟悉现有装备就行了，不必对科学文化知识要求那样高、那样急！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

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确实还不够现代化。
但是，应该看到，现代化武器装备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全部到外国去买，而主要是靠我国人民和军队自己去研究、革新和发明创造。
如果没有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难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何况，即使是目前这样的武器装备，要能熟练操作、善于指挥，实行各军兵种合同作战，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也是不行的。
现在不是就有这样的单位，上级给他们发了激光测距仪，由于缺乏使用这种仪器的科学技术知识，谁也不敢碰，只好把它锁在仓库里睡大觉吗？
不是也还有这样的指挥员，在演练部队时，总是把加强的专业分队忘记使用或不会使用吗？
这种情况应当尽快改变了。
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的武器装备还比较落后，而看不到我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军事技能更落后。

我们不仅要认真熟悉和掌握我军的现有装备，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真学习和了解我军将要有的新装备和敌军的最新武器装备，做到心中有数。
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而外国已经有的现代化武器，我们也应该学习和了解。
因为只有了解国外先进军事技术动态，了解国外武器装备的原理和性能，懂得对付它们的办法，我们才有可能运用手中武器，去战胜具有优势装备的侵略者。
否则，对侵略者的新式武器装备一无所知，一遇情况不知所措，就会打败仗，吃大亏的。
所以，我们不能等我们自己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到了部队才去学科学文化知识；
不能等现代化战争打到我们头上以后才去研究打法。
要未雨绸谬，不能临渴掘井。

现代武器高度科学化了。
电子、激光、红外、航天等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逼着我们非学新知识、新技术，用现代科学知识来武装自己不可。
作为一个现代指挥员，除了政治条件之外，不仅要熟悉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学习基本军事理论，熟知兵法，精通韬略，掌握战略战术原则，而且还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知识，这是衡量军队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目前，美军现役军官中取得学位的人超过90％。
苏军中100％的旅以上军官，90％以上的团职军官，100％的一、二级舰长职务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高级将领几乎都是高等军事院校毕业的。
随着时代的前进，我军也已从“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拥有一些先进武器和技术装备，而我军指挥员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却距离现代战争的要求较远。
我们必须奋起直追，缩短我们同敌人在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方面的差距，使我军的科学文化面貌在较短的几年内有个较大的改观。

有的政治工作干部往往认为自己主要应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要求不必那样高！
这种看法也不全面。

当然，政治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在这方面比别人学得更好。
但是，学好其他科学文化知识也是不可少的。
政治干部象人民教师一样，被称为“人们灵魂的工程师”。
为了有效地组织部队向国防现代化进军，党和人民对政治干部的要求是很高的，希望他们都能成为政治工作的专门家。
因此，政治干部应该象列宁说的，要用人类的全部知识来武装自己，既要懂社会科学知识，又要懂自然科学知识。
有了这两方面的知识，就能在观察事物时有更深刻的洞察力，在做思想工作时有更强的说服力。
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大量知识青年充实到部队中来，部队还要不断培养广大干部战士成为在军队建设和四化建设中都能发挥作用的两用人才。
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政治干部自己如果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就很难有针对性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做活，很难把政治、文化教育搞好。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何况我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历来都要求具有相当的军事素质和指挥才能，能够协助和在必要时代理军事干部进行指挥。
建国初期，广大政治干部仍然坚持学习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在五十年代曾设专职文化教员，在部队中开展文化教育，对我军现代化建设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影响，才使许多干部不敢理直气壮地学科学技术，学文化知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过来。

党的十二大报告着重说明了大力加强干部的教育和训练工作的必要，干部实行轮训制度的必要，新党章也规定了党的干部必须“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轮训中央党政机关干部的决定。
这些精神，同样适用于我们军队。
而且就军队建设需要来说，应该行动更快一些，做得更好一些。

栏目：理论之窗

丁学良同志在《知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马克思观点回顾》一文中，引证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的观点，指出：社会越进步，文明越发达，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就越是受到人类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文章指出：二次大战以来，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人数剧增，超过了主要从事自然资源开发和产品加工的人数，越来越多的人得以从直接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从事更高形式的劳动，深刻地反映了智力劳动是现代劳动演变的主导潮流。
即便是物质生产劳动，其智力因素的比重也逐渐大于体力。
苏联统计资料表明，在初等机械化生产中，工人的体智力支出比为80∶20；
中等机械化生产使这个比数变为40∶60；
而在一般自动化生产中，则是20∶80。
日本六十年代初新兴的化学工业中操作部分的机械化、自动化达到68％，自控化达到38％；
工人由体力作业变为监视作业的部分达76％。

当代经济学家把投入教育的资金叫做“人力资本”。
世界银行《1980年度世界开发报告》综合多国情况后指出：“教育方面投资的经济收益是很高的，往往大大超过实物投资”。
在人均收入低于一千美元的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前者收益率是20％，后者15％。
发达国家更是如此，美国本世纪前六十年里，人力资本利润增长了7.5倍，而实物资本利润只增长了3.5倍。
这是因为，人们参加发明创造和合理建议的程度，与他们的知识文化程度成正比。
我国成都一个有职工610人的厂，办“优选法”、“统筹法”管理学习班，花费资金410元。
在一年内全厂共实现推广“双法”的成果243项，创价值25300元，平均每人收益41.4元。
如果全国职工每人都能有此收益，一年可以增创价值40亿元。
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知识、科学是现代财富最巨大的源泉。

文章还说：现代世界的每一项重大进展，不论是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问世，还是新能源的利用、尖端产品和新式武器系统的出现，无一不说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繁荣，并不单纯取决于领土的广狭、矿藏的贫富和人口的多寡，而是越来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否拥有多科出类拔苹的知识人才，科学规划和组织是否富有远见。

（摘自3月16日《解放日报》）

作者：谭健中
栏目：理论之窗

消费心理学是专门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新兴学科。
它涉及到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知识，重点研究影响消费心理的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经济发展中消费心理活动变化的规律以及消费心理的普遍倾向。
随着我国商品供应的不断丰富，消费者的选择性不断加强，研究这门学科有很大的实际价值。

（一）有利于生产部门按需组织生产。
商品的生命在于销路，销路是否畅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的设计制造是否想消费者所想、投消费者所好。
掌握消费者心理，能使企业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按需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二）有利于商业部门按需组织供应。
商业是联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商业部门掌握了消费心理，就能预测消费者需要，并把需要信息反馈到生产部门，有效地组织适销商品供应；
商业部门掌握消费者不同的心理特点，了解顾客的愿望、要求、爱好，还能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恰到好处地介绍和推销商品。

（三）有利于外贸部门提高竞争能力。
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条件和生活习俗不同，消费心理的特点也不同，因而我国的外贸商品也要根据输入国家消费者的爱好进行设计制造，商品的样式、包装、色彩都不能忽视。

（四）有利于国家指导群众消费。
由于旧风俗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也会产生不健康的消费心理，如讲摆场、比阔气，挥霍浪费等。
掌握各种消费者的心理，可以鼓励健康有益的消费需求，限制某些不健康的消费需求，引导群众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方式。

（摘自3月7日《世界经济导报》，作者谭健中）

栏目：理论之窗

工业经济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包括国家对企业的经济责任制以及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两大环节的多种形式。
国家对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在分配形式上基本上可归纳为三种类型，即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自负盈亏。
具体有以下七种形式：

一、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

二、全额利润留成。

三、超计划利润留成。

四、利润包干。

五、亏损包干。

六、以税代利、自负盈亏。

七、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自负盈亏。

以上七种形式都是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根据国务院最近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从实际出发，对上述七种形式，选择一种实行，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必须保证国家多收。

（摘自2月9日《文汇报》）

作者：陈德旺
栏目：理论之窗

行为科学对于我们国家的企业管理和经济建设是否有用，应当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给予分析。
行为科学作为现代管理思想的一种流派，具有二重性。
其中对生产力的组织管理性质是不分东、西方，也是没有国别和阶级属性的。
列宁在论述泰罗制时曾讲到，它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又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
无疑，列宁的这个观点对行为科学也是适用的。

自行为科学问世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受到重视和应用，一些东欧国家也在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
在我国，为了使思想政治工作适应新时期的特点，解决好我们周围出现的新问题，不仅在企业管理工作中，同时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也有必要加强对外国管理科学中行为科学的研究和借鉴。
学得成功，它会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新的特色，走出一条新路。

（摘自2月14日《经济学周报》作者陈德旺）

栏目：理论之窗

自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以来，西方国家先后陷入了一场至今仍未摆脱的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属于什么性质？
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很多同志认为，这场危机无疑是一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在波及范围、持续时间、企业破产数、失业人数、设备利用率等方面都是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生产下降幅度虽不是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但有的国家如英国、西德也超过了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的危机。
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同广大人民群众消费能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日益积累和激化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有些同志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当前这场危机是非周期性的、结构调整性危机。
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广泛地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一些部门生产停滞、下降，整个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未出现真正的繁荣。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和一九八○年以来的高利率冲击，打乱了这些国家的结构调整，削弱了投资势头，以至引起危机爆发。

另外有些同志认为，分析这场危机的原因不能把周期性因素和非周期性因素截然分开或者对立起来，实际上两种因素是都起作用的，周期性因素是根本原因，非周期性因素是特殊原因，没有前者，这次危机不可能发生，没有后者，这次危机不可能这么深刻和严重。

（摘自二月十四日经济学周报》）

作者：黄奉初

国家规定，到1985年，地方煤矿的原煤产量指标为三亿一千五百万吨。

地方煤矿包括省、地、县办的国营煤矿和社队办的集体煤矿。
两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地方煤矿的发展。
仅去年，中央和各地用于地方煤矿维持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就达十多亿元，使煤矿的生产条件和技术面貌得到了改善，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山西省地方煤矿从1981年以来，原煤产量每年增长一千万吨，两年外调煤炭近六千万吨。

提前实现六五计划地方原煤产量指标的有十六个省、市、自治区。
它们是：北京、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江西、山东、河南、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

据新华社3月28日讯 （记者黄奉初）全国统配煤矿今天完成今年第一季度原煤生产计划。

记者从煤炭工业部生产调度室墙上挂的统计牌上看到：从1月1日到今天，全国统配煤矿共生产原煤八千五百七十万吨，提前三天完成第一季度生产任务，占全年计划的24.1％，洗精煤产量为一千二百一十五万吨，开拓掘进进尺为十六万九千八百四十八米，分别提前五天和六天完成第一季度计划。

作者：吴克鲁

今晚八时，随着地层深处贯通隧洞的最后一声炮响，在两个斜洞里同时掘进的战士们，分别钻过刚刚打穿的作业面，胜利会师了。
这条近十公里长的隧洞，是引滦入津的关键工程。
它穿越几百个大小断层，地质情况非常复杂，许多地段地下水如瓢泼大雨，施工过程中先后发生过几千次大小塌方。
担负施工任务的铁道兵和天津驻军某部指战员艰苦奋战，共同努力，使隧洞比预定工期提前一年多贯通。

作者：谢金虎

最近，刘明歌被邀请到学校、机关、企业去作报告。
广大青少年学习了刘明歌的事迹后，热情赞扬她就是我们身边的张海迪，表示要象她那样，正确对待人生，用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3月28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今天下午在会见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时说，在发展两国关系上，中美双方应该从长远看，从全局看，这样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就可以克服。

彭真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自从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双方的努力，取得了进展。
但是，中美之间并不是一切问题都没有，还有一些障碍和绊脚石妨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改善。
他说，台湾问题是发展两国关系的赘疣，也是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

彭真说，这个问题本来不成问题。
因为中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联合公报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美国政府也曾多次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
既然如此，只要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干涉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大业，台湾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他希望两国立法机构能为去掉两国关系中的赘疣而作出努力。

彭真说，中美两国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这对两国都是有利的。

代表团团长、众议院议长奥尼尔说，美中关系在过去十年来取得了进展。
我们希望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希望在我们结束访问回国的时候，中美关系能变得更好。

作者：肖美俊

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原来是十五人，现在新的领导班子已定十人，平均年龄为五十九岁，比上届常委平均年龄下降了四点五岁，少数民族占四人。
常委中大学毕业和相当于大专文化水平的有四名。

据新华社3月28日讯 记者从国家经委了解到，我国工交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干部队伍的结构、素质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在1982年开始的企业整顿工作中，各地区、各部门都比较重视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
到去年年底为止，已经调整和整顿的企业领导班子达六千五百八十九个，占第一批整顿企业总数的60.5％；
其中大中型骨干企业的领导班子为八百零四个，占同类型企业的79.6％。

调整和整顿后的企业领导班子，结构素质发生了变化，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比例有了明显增加，在革命化的同时，向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从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情况来看，这种进步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员减少了，班子精干了。
这些企业领导班子的总人数由原来的六千九百六十六人，减为五千二百六十四人，减少四分之一。
二是平均年龄降低了，由原来的五十一点二岁，降低为四十七点九岁，年轻了三点三岁。
三是文化程度提高了，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成员所占的比例由原来的36.9％增加到55％，有技术业务职称的成员由原来的26.4％提高到41.1％。

国家经委有关部门认为，企业领导班子整顿和调整取得的成绩是初步的，同党和国家的要求、同企业所承担的任务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需要进一步抓紧这一工作。

据新华社3月27日讯 据民柬电台广播，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3月初以来在暹粒、磅同等省歼灭一批越军。

广播说，暹粒省国民军和游击队，3月7日和13日围攻驻扎在暹粒县占萨、邦罗等村以及绍尼贡县特诺伯等村的越军，经过激战，民柬部队攻克上述越军据点，解放了八个村庄。

3月5日，磅同省国民军和游击队摧毁了山图克县有一连越军守卫的一个据点，打死越军十人，打伤七人，击毁弹药和物资仓库各一座。
3月6日，民柬部队在磅士卑省乌栋县摧毁越军一个据点，歼灭越军五十九人，击毁营房四座。

3月11日、15日和18日，民柬部队在磅清扬省和马德望省破坏铁路路基五处，打死越军二人。

据新华社3月28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今日起在北京和各地新华书店陆续发行。

民族出版社将出版这本书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字的版本。

栏目：国际简讯

越南西原地区游击队歼灭政府军四十多人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援引来自越南的迟到消息报道，越南西原地区游击队一月份在邦美蜀、波来古等地歼灭政府军四十多人。

日本将对苏联在远东配备SS—20导弹提出抗议

据日本报纸报道，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二十六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日本将在下月于东京召开日苏高级事务级会谈上对苏联在远东配备SS—20中程核导弹一事提出抗议。

澳大利亚群众示威反对核军备

澳大利亚各主要城市的各界群众二十七日分别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核军备。

在墨尔本，参加集合和游行的有五万多人。
他们举着的横幅和标语牌上写着：“不要核战争”、“现在就裁军”、“把钱用于人民，不要用于武器”。

（均据新华社）

作者：陆浩明薛永兴王文联
栏目：体育新闻

新华社3月28日讯 我国羽毛球健儿在1983年全英羽毛球锦标赛五个项目的比赛中，发扬顽强拚搏的精神，一举得三项冠军、两项亚军和五个第三名，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中国羽毛球队的教练是侯加昌和汤仙虎。

比赛中获得奖牌的选手是：

男子单打冠军栾劲（福建），第三名田秉义（湖北）；

女子单打冠军张爱玲（上海），亚军吴健秋（江苏），第三名徐蓉（江苏）、李玲蔚（浙江）；

女子双打冠军徐蓉和吴健秋，亚军林瑛（福建）和吴迪西（福建），第三名李玲蔚和韩爱萍（湖北）；

混合双打第三名蒋国良（浙江）和林瑛。

据新华社伦敦3月27日电 （记者薛永兴、王文联）1983年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经过五天的激烈角逐，今晚在这里的温布利体育中心结束。
在全部五个项目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共获得男、女单打和女子双打三项冠军，并获得两项亚军和五个第三名。

图为栾劲获男子单打冠军。

陆浩明摄（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图为张爱玲获女子单打冠军。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图为徐蓉和吴健秋获得女子双打冠军。

陆浩明摄（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新华社3月28日讯 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和国家体委顾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分别收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从印度新德里发来的电报。
电报说，1983年3月26日至28日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八十六届会议决定，授予荣高棠先生银质奥林匹克勋章，以表彰他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理想。

栏目：体育新闻

据新华社伦敦3月27日电 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今天在这里公布了第三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女单打和双打以及混合双打全部五个项目的种子选手。
中国三名男子和四名女子单打选手、一对男子双打、两对女子双打和两对混合双打选手被列为种子选手。

男子单打：韩健、栾劲、陈昌杰。

女子单打：张爱玲、李玲蔚、韩爱萍、郑煜鲤。

男子双打：孙志安和姚喜明。

女子双打：林瑛和吴迪西、吴健秋和徐蓉。

混合双打：田秉义和韩爱萍、蒋国良和林瑛。

第三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于5月2日至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中国将首次派队参加这项比赛。

栏目：体育新闻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27日电 中国男、女运动员今天在这里结束的《莫斯科新闻》杯国际体操赛单项决策中，共获得金牌和银牌各两枚，铜牌三枚。
杨岳山获得本届比赛最佳外国运动员奖。
在莫斯科河畔的体育宫内两次响起中国国歌，七次升起五星红旗。

在强将云集的男子单项决赛中，十七岁的杨岳山获得男子跳马和单杠冠军。
他在跳马两次试跳中，先后做了直体旋和团身前空翻转体一百八十度两个有较高难度的动作。
在单杠比赛中小杨出色地完成了单臂空翻抓杠和连续三次单臂转体三百六十度这两个惊险的高难度动作，下杠高飘落地稳，获得了全场一片喝彩声，四个裁判不约而同地给他打了九点九○分。

在今天的男子自由体操决赛中，杨岳山和王勇并列第三名，王勇还获得双杠第三名。

在女子单项决赛中，中国十四岁的运动员刘金丽分别获平衡木和高低杠第二名。
她沉着冷静，动作娴熟，受到观众的好评。

作者：陈特安

（三）荒唐的社会“瘟疫”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确象是一场“大地震”一下子使整个社会陷于瘫痪和混乱，带来了一场荒唐的社会“瘟疫”。

危机期间，工农业大幅度下降，生产水平严重倒退。
那时，大批厂房、设备被废弃毁坏，大片农田被抛荒闲置，“肥沃的田地变为风卷土扬的沙漠，工厂悄无声息地空关着”，凄凉景象比比皆是。
就是这次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44％，大约倒退到1908年和1909年的水平。
美国的工业生产则下降了46.2％。
也是这次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仅美国就有一百多万个农场破产，农民的收入下降了一半以上。
马又在农场恢复了它们失去的地盘，农场主因买不起汽油而用马拉犁代替拖拉机；
锄头又有用武之地，农民恢复用锄头耕作。
面对这种倒退现象，美国作家干脆称危机时期为“锄头文化”时期。

危机期间，贸易锐减，物价惨跌。
从1929—1933年，欧美各国的商品销售额差不多缩小三分之二。
资本主义世界的外贸总额下降了61.2％。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分别后退三十至四十年。

为了阻止价格下跌，资本家和农场主不惜毁坏设备、销毁农副产品。
于是，一场社会大“瘟疫”出现了：

在美国，有九十二座高炉被毁，不少工厂矿坑被遗弃；
大批小麦、玉蜀黍被充作燃料，占全国四分之一的棉花被铲倒在地里不进行收获；
有六百四十万头猪被抛入密西西比河，牛奶被倒在路上，奶流成河。

在巴西，二千二百万包咖啡被投入大海。

在丹麦、智利和荷兰，数以万计的牛、羊牲畜被销毁。

在法国，捕到的鱼又扔入海中。

在伦敦，大批进口桔子也抛进海里。

至于让茶叶枯黄在茶树上，水果烂在果园里，在各国更是随处可见。

然而，这一切荒唐的社会现象，却都是发生在无数失业劳工忍饥挨饿、流落街头的年代。
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暴露无遗。

危机期间，股票暴跌，金融混乱。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也许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在那危机的年代，旅馆服务员见到前来投宿的旅客，先要问一下：“您要一个房间是为了睡觉还是为了跳楼？”
故事听来颇为离奇，但却是真有其事。
据记载，在那股票价格一落千丈、银行倒闭、金融崩溃的日子里，就有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和破了产的投机商从几十层楼的窗口跳了出去。
无怪乎当年美国幽默演员威尔·罗杰斯是这样来描述人们跳楼的情景：“你必须排队才能挤到窗口跳出去”。

危机期间，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美、英、德三国就有十九万多家企业关门，其中美国有十万多家。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有三千多万工人被抛向街头。
仅美国的失业人口就达一千二百八十三万，占全国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
危机中，美国工人的工资比二十年代后期降低约四分之一，退到1900年的水平。

（四）摩天楼下“胡佛村”
这场把资本主义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经济危机，给人们带来了一幅惨状难言的社会图景。
由于垄断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向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和国内广大劳动群众转嫁危机，因此，在危机中真正吃苦头的还是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失业工人。

请看一看摩天大楼阴影下的“胡佛村”：在美国许多大城市中，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无家可归，有的居住在废铁皮、烂木片搭成的窝棚里；
有的钻在水泥管或小山洞里。
象这种由窝棚组成的“胡佛村”（当时总统是胡佛）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两岸，在美国其它大城市里栉比相联，到处可见。

请看一看城市的广告栏：在纽约地下铁道的一个广告栏上，贴着一张有共和党签名放大了的支票，上面写着：送给人们“每个星期日去吃一顿子鸡午餐”。
而在那张支票上面却又写着“此事不收，退开票人”。
人们看到这一讽刺广告，不禁要想到当时共和党人总统胡佛曾开出的“让工人锅里都有一只嫩鸡”的空头支票。

请看一看领取救济汤的长蛇阵：在纽约、柏林、伦敦、东京、巴黎，到处是失业者领取救济食品的长长的行列。
这种长蛇阵在美国号称“面包队”，实际上每天往往只领到一顿稀面糊。
据当时报道，仅1934年内，资本主义各国就有二百四十万人被活活饿死。

请看一看美国雇员的处境：由于失业，不知有多少人和多少个家庭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赶上街头。
就拿芝加哥城来说，到1932年5月，教员们在十三个月中，只领到五个月的薪给。
由于市政府拖欠工资，雇员无力交税，市政府就以欠税罪名拍卖雇员的住房，七百五十九人因此失去了他们的家。

请听一听“救救小孩”的呼声：在美国纽约街头，到处是叫卖苹果的失业者，每个人身前有一筐苹果，是赊购来的，高于市价出售，以寻求救济。
有的在苹果筐前还挂上一幅画，画上写着：“请买苹果，救救小孩！”
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
整个危机期间，十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近二万次工人罢工斗争。
农民斗争和一些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也风起云涌。
尤其是在美国，工人不断举行反饥饿游行，参加人数经常达十余万。
1930年美国工人不顾军警镇压，在华盛顿举行了百万人大示威。
示威工人高喊：“牛奶被倒进河里，而我们的孩子却在挨饿！”
“我们要面包！”
你看，事情就是这样无比荒唐：贫困和饥饿是由于财富的过剩。
尽管城市高楼广厦千万间，但成千上万的人却无立锥之地；
尽管积谷满仓、奶流成河，但几百万人却忍饥挨饿。
面对这种情景，美国有一位退伍军人感叹他说：“这实在太荒谬了！
这倒象童话，仿佛是某个恶魔一念咒，就把美国变成了‘睡美人’。”
应该说，美国并不象法国童话中因着魔而沉睡的美丽的公主，而倒是很象一个由于其本身的痼疾而病入膏盲的“老人”。
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总是形影相伴，无法分离。
资本主义制度走向没落和衰亡是确定无疑的。

（下）

陈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