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城市举行活动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二十周年
把学雷锋和文明礼貌活动结合起来
雷锋家乡望城县雷锋纪念馆重新开放
据新华社北京3月06日电
福州、石家庄、长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昆明、西宁、银川等地，近日来举行多种活动纪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二十周年。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军区政治部、共青团福建省委4日联合在福州召开纪念大会。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程序在会上就如何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提出了要求。
他说，全省军民要把学雷锋同开展第2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结合起来，既要有组织地走向社会，为人民做好事，又要以主人翁的态度搞好本职工作。
同时，要坚决制止那些讽刺、打击、孤立先进人物的言论和行动，大张旗鼓地表彰在“三优一学”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
共青团河北省委4日在石家庄召开“命名表彰学雷锋标兵大会”。
会上，有100多名青年被命名为“学雷锋标兵”。
中共河北省委第1书记高扬、副书记邢崇智、解峰出席了大会。
解峰在会上讲话，他要求全省各级党委把学雷锋作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常抓不懈，全党抓，全民学，把学雷锋活动变成整个社会的活动。
05日，石家庄市还统一开展了以“学雷锋、树新风，争做八十年代新雷锋”为主题的团队活动。
吉林省和长春市4日在长春召开大会，省委第1书记强晓初在会上号召全省青少年和广大群众要立即行动起来，学雷锋、树新风，让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吉林省城乡发扬光大。
强晓初还即席赋词一阕《满江红》，歌颂雷锋。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昆明、西宁、银川等城市的学雷锋小组，发扬雷锋热心为群众办好事的精神，纷纷走上街头，开展修理、裁剪、理发、搬运行李等便民利民活动。
上海广播电视工业公司、上海电筒厂等单位的三百多名团员、青年，一个上午就为群众修理了186台收音机、98台电视机、50台录音机和127只电筒。
据新华社长沙3月05日电雷锋家乡湖南省望城县的雷锋纪念馆今天重新开放。
今天，望城县各界群众1，500多人在纪念馆前召开了学习雷锋同志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参加大会的群众参观了雷锋纪念馆。

“后勤部长”王章的作为——长春应化所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侧记
本报记者　安一超　王溪元
在长春，我们听说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章同志是一位好“后勤部长”，还听说他不愿意让人采访——怕“宣扬个人”，我们只好先来个“打外围”。
这个研究所曾经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1，300多人，知识分子占800多。
自从1978年王章调到这里，因为认真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全所局面一新。
我们听说这里的科研人员用车不犯难，就先到了车队。
司机同志们说：
“我们这个所小车不少，主要是配备给那些科学家的”。
其实，这里不但高级科研人员用车方便，一般科研人员因事急或因公出差夜晚往返火车站，也都是小车接送。
这里的青年司机好象也特别懂事，他们去接送老科学家的时候，不是让人家先到门口等，或把车停到楼下猛按喇叭，而是跑上楼去，把老科学家搀下楼来扶上车。
我们问：
“你们没有人认为这是伺候知识分子吗？”
汽车队长笑眯眯地说：
“过去怎么没有？
但现在谁都不那么看了。
王章同志对我们说：
‘你们出一趟车，就等于我做一次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
’王章同志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不能小看自己和自己的工作”。
再看看专门为高级科研人员开办的食堂。
我们找到了那位由王章精心挑选的生活科长。
这位科长说：
“办小灶之前，我们曾向一些科学家征求意见，他们劝我们打消这个念头——实际是怕有人说又搞特殊化。
但是我们想：
我们应当通过自己的工作，让科学家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到工作上去，有什么不好？”
现在，这个小灶很受欢迎，做到了“五不”：
不用荤油，不吃肥肉，不要排队，不必自备碗筷，不需自洗餐具。
这里实行预约订菜；
可以带家属就餐；
还可以来料加工，供应套菜；
有特殊需要——如科学家在家里招待外宾等，就上门服务，包做酒席。
在解决住房问题上，这个所的党委的做法也不一般。
这个所在十年动乱中曾搞过一次大搬家——把一些被批斗的老科学家从高研宿舍撵到了阴面小房。
这些老科学家在政治上得到平反以后，希望还回到原来的住房，怎么办？
1979年，这个所新建了两栋宿舍楼，首先分给那些占住了高研宿舍的住户，把原来的高研宿舍腾出来，请老科学家们搬了回去。
这个所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建起的第2批宿舍，是一栋“高研楼”，标准比较高，共30套。
又是众目睽睽，这回怎么分？
党委提出的分房方案是：
两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两位需要特殊考虑的老工人、两位应当照顾的处长各给一套，其余24套全都分给副研究员以上的业务人员。
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步一步落实的过程中，王章“串百家门”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是真心要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同时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他总要走几家，看看，坐坐，谈谈。
几位科研人员说：
“现在常有一种‘欠账’的说法，我们觉得现在已不是国家欠我们的，而是我们欠国家的了。
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多出成果。”
当我们自认为“打外围”可以结束了的时候，我们请王章同志谈几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体会。
他说：
“没什么好谈的，都是‘后勤部长’的本职工作嘛。
要说体会，我觉得工作还没有做好，政策也还没有落实好。”

被誉为当代活雷锋的解放军空军某部干部朱伯儒和山西省新绛县北张小学少先队副大队长吴文英03月05日下午到北京站为旅客送水。
新华社记者　张赫嵩摄

如果所有的母亲都生男孩
现在有一些地方（主要是农村）由于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影响，如果母亲生了女孩，不但女孩有被溺弃的危险，就是生女孩的母亲也有遭受各种虐待的危险。
当然，事实如果已经触犯刑律，必须依法惩处，但是主要还是得依靠思想教育。
那些重男轻女者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女孩长大了劳动赶不上男孩（其实在农村实行多种经营以后，女的在许多工种上并不比男的差，甚至还比男的强）。
但更重要的“理由”却是，女的不能传宗接代。
姑不论生男生女本来决定于夫妇双方，如果不该生女孩，丈夫一样该挨打受骂，就算母亲不该生女孩，生了也不该养活，于是怎么样呢？
唯一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家庭都得“断子绝孙”。
因为任何人都知道，男人和男人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孩子。
所以溺弃女婴和逼得生女婴的母亲走投无路，才真正会使家家户户都不能传宗接代。
那么，怎样才能家家传宗接代呢？
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使出生并且长大的女孩，同出生并且长大的男孩，数目大致相等（只要不残害女婴，男女的数目自然会大致相等），并且要使这些女孩和男孩都是能够生育的，没有不能生育或患有不允许生育的疾病的。
道理非常简单：
这样他们才能配成夫妇和生儿育女，因而家家户户才能够传宗接代。
不但不生女孩不行，就是生出的孩子中，男孩多女孩少也不行。
比如男孩与女孩是二与一之比，那就有一半男人找不到女人结婚。
这个简单的算术，我认为现在必须赶快向家家户户去普及，因为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了。
有人说，生了女孩的家庭，将来女孩还是要到男家，所以他们还是不能传宗接代。
其实这是封建思想在人们头脑里留下的镣铐。
女方到男家和男方到女家完全是一样的。
我国的傣族从来就是男方到女家，他们还不是传宗接代到现在？
事实上的问题，只是在一段时间里，一对夫妇要奉养两对父母。
但这只是几十年时间的问题（因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只是几十年时间的政策），而这个问题将来完全不难解决，现在完全用不着忧虑。
现在真正值得忧虑的问题，就是如果不赶快打破重男轻女的思想，造成男多女少，将来会有许多男人找不到女人，这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
癸亥

张劲夫针对某些物资供应偏紧和重工挤轻工苗头指出
坚持“六个优先”　保证轻纺物资供应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丁根喜、本报记者王黎江报道：
要继续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各级物资部门必须积极组织货源，开辟货源，落实货源，千方百计保证轻纺工业的需要，一定要把目前出现的买方市场这个大好形势巩固、发展下去。
这是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本月05日在会见出席全国物资局长会议的代表时提出的。
张劲夫指出：
当前我国出现的大好经济形势是来之不易的，无论如何不能把它丢掉了。
目前已经出现了某些物资供应偏紧的苗头，出现了重工挤轻工，大个挤小个，胖子挤瘦子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提醒物资部门的同志必须把原材料、能源等优先供应轻纺工业。
今后不管物资供应会出现多么大的困难，都要坚决保证轻纺工业的需要，一丝一毫也不能动摇。
张劲夫强调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生产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实现四化的重要保证。
在建设四化的征途中，麻雀战要打，但决定战局要靠野战军。
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这些项目和企业的生产建设非常关心，指示我们一定要搞好。
物资部门一定要做好配套承包供应，切实保证它们所需要的物资。
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企业的工作做好了，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就有可能，四化就有希望。
张劲夫说，物资部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综合部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搞活物资流通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今后要想大事，干实事，挑重担，为保证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当“后勤部长”的学问
电影《人到中年》有这样一幕：
眼科大夫陆文婷积劳成疾，心肌梗塞病发，急需抢救。
她爱人向她工作的医院要车，结果甲推乙，乙推丙，车是有的，就是没有一个部门痛痛快快答应派。
心急如火的丈夫无奈，只得临街拦车……。
银幕前，有人洒同情之泪，有人感慨系之，为什么？
因为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事。
同样是用车，而且情况远不象陆文婷那样紧急，在长春应用化学所（当然还包括许多象他们这样的单位），科研人员却感到“不犯难”。
要是接送老科学家，青年司机还主动上楼搀扶。
不光是用车，办小食堂、分配住房，他们都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和做法。
发生这些令人欣喜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所有位好“后勤部长”——党委书记。
当好“后勤部长”的话，不少科研单位的党委负责人都说过。
同样是“后勤部长”，有的名副其实，有的徒有虚名。
看来，怎样当好“后勤部长”，其中大有学问。
王章的学问在哪里呢？
报道中虽然没有归纳出一二三四来，但是，有一点是很突出的：
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干使劲，而是帮助做“后勤工作”的人提高认识，共同使劲。
这个所的汽车队长并不讳言过去有过“做后勤工作是伺候知识分子”的想法，但是，“现在谁都不那么看了。”
这完全可以称之为认识上的飞跃。
王章说：
“你们出一趟车，就等于我做一次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
这是一句开启心扉的话。
一个司机出车，一个炊事员掌勺，对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党委书记所做的工作，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正是由于王章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带来了观念上的“移风易俗”，这才打开了后勤工作的新局面！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应该做的事情很多。
应该承认，我们的愿望还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但应尽力而为。
作为一个“后勤部长”，如果成天把个“难”字挂在嘴上，自己精神不振作，怎么能使别人振作起来呢？
衡量“后勤部长”当好没当好，是否可以看这样两条：
一是做后勤工作的同志象长春应用化学所的司机、炊事员、生活科长那样，不再认为自己是在“伺候知识分子”了；
二是知识分子象长春应用化学所的科研人员那样，进一步激起了“多出成果”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本报发表杜润生重要文章
联产承包制和农村合作经济的新发展
本报讯今天本报发表了杜润生同志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联产承包制和农村合作经济的新发展》（见本报第2版、第5版）。
文章总结了我国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分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

杨小运报喜
本报讯
据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湖北省特等农业劳动模范、全国青年新长征突击手杨小运，6日对记者说：
他要向竞赛对手——上海自行车厂的工人同志们报喜：
他已经实现了去年和上海自行车厂工人开展竞赛的诺言。
1982年他家生产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3，000斤，比1981年增产12．7％，向国家交售粮食24，000斤，比1981年增加25％，全家每人平均纯收入达到1，104元。
杨小运是生产队长，他不光个人富裕起来，还帮助全生产队共同富裕，使过去的穷困队去年获得了大丰收，第1次实现了全队每户向国家交售粮食一万斤，每人平均纯收入达到了506元。

第7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召开
赵紫阳总理致电热烈祝贺
新华社北京3月0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打电报给第7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会议表示热烈祝贺。
电报说：
值此第7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会议表示热烈祝贺。
自不结盟国家第1次首脑会议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结盟国家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占领、控制、干涉和霸权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不结盟运动已成为当代国际舞台上一支发挥着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不结盟运动所奉行的独立、自主、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深为赞赏，高度评价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坚决支持不结盟国家为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以及为维护国际安全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进行的斗争。
祝愿不结盟运动坚持遵循其崇高的宗旨和原则，加强团结合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对外国占领、统治与霸权，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靠文件领导工作的方法必须改革
湖北省钟祥县县长黄益洲诉苦说，“如今文件太多，看不完，消化不了，只得看书看皮，看报看题，红头文件看大意，其它关在抽屉里。”
去年，他收到印发的各级文件共109斤（已签发、转发的未计算）。
黄益洲说，上级靠文件领导基层工作的方法必须下决心改进，同时，也要纠正那种不结合当地实际，只照转照发上级文件的做法。
改革之年，为了让基层领导同志有更多的时间下去调查研究，他提出几条建议：
一、除上级有关部门指导性文件必须下发外，不涉及地方县的文件可以不下发；
二、属于部门业务性工作范围的文件，党政部门可以不转发；
三、有些会议（如部门会、汇报会）不一定非要领导出席讲话不可，领导即使讲话，就讲几点建议或见解，讲话中如果没有新东西，就不必印发文件了。
本报记者　王楚

高收入户增加　低收入户减少
去年职工家庭人均月收入41．69元
据新华社北京3月06日电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调查资料，1982年，我国城市职工家庭收入继续增加，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收入在5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增多，25元以下的低收入户减少，广大职工的生活状况有了进一步改善，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1982年，职工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收入为500．28元，平均每月为41．69元，比上年增长7．9％，扣除生活费用价格上涨的因素，仍增长5．8％。
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收入在5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已由上年占总户数的18．4％上升到24．4％；
而25元以下的低收入户和困难户，则由上年的7．5％下降为4．6％，这表明职工家庭收入水平普遍有了提高。
职工家庭收入增加主要有三个因素：
一是由于积极发展各项事业，安置待业青年，试行多种劳动用工形式，使职工家庭就业面扩大。
二是部分职工调高了工资。
三是奖金和计件超额工资增加。

“5＝4”
李德明
01月25日，笔者在淄博市张店新丰百货商店买了五盒“益都”牌火柴，打开一盒，发现质量有问题，于是将五盒火柴统统倒出，竟有107支磷头完全脱落，根本无法使用。
折算起来，这五盒火柴，能发挥“经济效益”的，便只有四盒了。
“5＝4”之类的问题，在当前的小商品生产中并不少见，但愿生产单位能够重提一下“质量第1”这个大家熟知的口号，把产品质量搞上去。

1983年中国国际旅游会议
旅游纪念品评比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李肇芬）1983年中国国际旅游会议旅游纪念品评比揭晓。
50件（套）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牌和奖状；
70件（套）受到大会表扬。
陕西耀州（今铜川一带）蓝花瓷碗、广州象牙微雕、苏州“园林”檀香扇、南京雨花石雕“项坠”等获奖作品，都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艺术设计精巧新颖，工艺制作质量优秀，包装装潢美观，携带方便，反映了旅游区的山水风貌，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富有纪念意义。
由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中国旅游产品生产供应公司主办的这次中国旅游纪念品展销评比活动，广泛听取了外宾和国内有关方面人士的意见。
参加这次展出的有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近2，000件（套）产品，参加评选的产品近1，200件（套）。

七名街道妇女为消防做贡献
乌鲁木齐市7名街道妇女生产的朝阳牌十升泡沫灭火机药剂，目前占到新疆全区这种产品供应量的一半以上。
近三年来，她们生产灭火药剂的质量一直稳定在部颁标准的水平，被称为“信得过产品”。

关于“以税代利”一些问题的解答
在国营企业推行“以税代利”的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了“什么是‘以税代利’？”
“什么叫所得税？”
“什么叫调节税？”
等问题。
我们请有关部门的同志解答如下。
　——编者
什么是“以税代利”？
“以税代利”，是指国营企业由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款。
这不只是缴纳形式的变化，而且是国家与企业之间、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分配关系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对统收统支、吃“大锅饭”体制的否定。
实行“以税代利”后，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既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能使企业的经济利益得到保障，同时可以更好地发挥税收这一经济杠杆的作用。
“以税代利”如何进行？
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很不合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利润水平高低悬殊，情况相当复杂，而价格的合理调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面实施，因此，“以税代利”要有步骤地进行。
第1步，实行税利并存，加大税收的比重，缩小上缴利润的比重，即把原来企业上交国家的利润改为大部分以税收形式上交，主要是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
交税后剩下的利润，还要在国家与企业之间进行分配。
根据目前实行各种形式经营责任制的企业的留利水平，重新计算分成比例，也可采取各种形式的包干上交办法，或征收调节税的办法。
第2步，实行单一的征税制度，取消上缴利润形式。
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特别是在价格体系经过调整、逐步趋于合理的情况下，采取两条措施，就可以实行单一的征税制度。
一是把所得税由比例税改为累进税，并辅之以其他税种，就可以解决行业之间、企业之间苦乐不均的问题。
二是把财政体制改为按税种划分各级收入的分级财政体制。
什么叫所得税？
所得税是对所得额（即利润额）征收的一种税。
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的不征。
所得税率一般采用累进税率，也可以采用比例税率。
目前国营企业推行“以税代利”，主要是指以征收所得税代替上缴利润。
在“以税代利”的第1步，对大、中型企业仍保留利润分成的形式，因此所得税可考虑采用比例税率（比如税率为55％）。
第2步实行单一的征税制度后，可根据企业盈利多少征收累进所得税。
对小型国营企业，拟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并由企业交纳固定资产占用费，交税交费后实行承包制。
什么叫调节税？
调节税是为了调节企业收入水平差异而设计的一种税。
由于目前我国的价格体系不合理，各企业的外部条件不同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造成企业之间利润水平高低悬殊。
如果只征收所得税，不但企业之间苦乐不均的问题解决不了，而且也难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
因此，对“以税代利”的试点单位，在征收所得税之后，采取各种形式的包干、上交办法，或征收一定的收入调节税。
什么叫税后利润递增包干？
税后利润递增包干，是在推行“以税代利”中，对大中型国营企业缴税后的利润，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一种形式。
递增包干的确定，是国营企业在基年的利润总额中扣除所得税和企业合理留利之后，以余下的利润为基数并确定一个逐年环比递增比例，一定几年不变，作为计算企业在计划年度税后上缴利润数额的依据。
企业在计划年度上缴所得税和递增包干的利润以后，余利留归企业自用。
什么叫税后利润比例包干？
税后利润比例包干，是在“以税代利”的改革中，对大中型国营企业缴税后的利润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另一种形式。
比例包干的确定，是企业在基年的利润总额中扣除所得税和企业合理留利之后，以余下的利润与利润总额比较，确定一个上缴利润的比例，一定几年不变，作为计算企业在计划年度税后上缴利润数额的依据。
企业在计划年度上缴所得税和比例包干的利润以后，余利留归企业自用。
什么叫税后利润定额包干？
税后利润定额包干是在“以税代利”的改革中，对大中型国营企业缴税后的利润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又一种形式。
它只适用于利润水平比较稳定的企业。
定额包干的确定，是国营企业在基年的利润总额中扣除所得税和企业合理留利之后，余下的利润作为企业计划年度上缴利润的包干定额，一定几年不变。
企业在计划年度上缴所得税和定额包干的利润以后，余利留归企业自用。
袁振宇　马小冈

北京有些水果为何涨了价
——《市场》报刊登调查和社论
本报讯
今天出版的《市场》报刊登了《北京有些水果为何涨了价》的消息和《莫让涨价者败坏承包声誉》的社论。
消息说，春节以来，北京有些国营商店出售的苹果、香蕉、柑桔等，以次顶好的现象不断发生。
个体户经销的水果，质量大都好于国营商店的，但价格更高。
据调查，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批发部门取消了加工分级，看一筐定一批的价。
有的国营商店进三级水果卖一级水果价。
个体户跟着“水涨船高”。
最后消费者吃苦头。
《市场》报的社论说：
商业改革效果好坏，不仅要看营业额和利润是否增加，还要看增加利润的手段是不是正当，看服务质量提高了没有，能不能给消费者带来方便和实惠。
只有国家、群众、承包者都得益，效果才是令人满意的。
因此，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倾向，在签订合同时，就应该规定明确的条文，加以禁止。

中国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树德（左）致力于番茄育种研究工作多年。
近年来，由他选育的具有自身抗病能力的番茄新品种已试种，为我国番茄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新华社记者　杨武敏摄

把紧批发大门
紫叶
春节前后，北京水果市场个体摊贩比国营商店的，货好价高，不是好一点，高一点，而是高了一大截。
人们十分奇怪：
这些“三轮车上的货”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清楚了，原来是批发单位在“做文章”。
过去曾说，“批发要管住，零售要搞活”。
“管住”的意思，不是不改不革，也不是说“大锅饭”照吃不误。
而是说，批发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计划。
凡属计划收购、计划分配的物资，都要按合同办事，按规定办事，按政策办事，不可乱来。
因为“批发乱一点，市场乱一片”，这个道理早被无数事实证明了。
批发单位对个体商贩敞开大门，符合搞活流通的政策；
有些批发单位提出对个体、集体、国营一视同仁，也无可非议。
但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厚此薄彼不对，厚彼薄此也不对，助长有些摊贩哄抬物价更不对。
在商品流通出现多渠道的情况下，批发大门更应当把紧。

江西省委推广萍乡粮食生产经验
精耕细作集约经营主攻单产
本报讯
记者刘光辉报道：
中共江西省委最近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向各地、市、县委书记介绍了萍乡市粮食高产稳产的经验，提出今后全省粮食生产要走稳定面积、精耕细作、集约经营、主攻单产的路子。
萍乡的粮食产量在全省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去年单产比全省平均水平高500多斤，而它的生产条件并不特别优越。
他们的经验主要是精耕细作，集约经营。
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之后，把一亩当成几亩田来耕作，因而一亩田收到了相当于全省平均一亩半甚至两亩田的粮食。
江西省委认为，萍乡走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主攻单产的路子，在全省具有普遍的意义。
第1，农村推行大包干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农村剩余劳力越来越多。
对农田实行精耕细作，主攻单产，既可以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剩余劳力利用起来，又可以挖掘现有农田的潜力，比较大幅度地增产粮食。
第2，全省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必须充分挖掘现有耕地的潜力。
只有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江西的粮食生产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广，才会对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石家庄二轻系统中小企业技术改造获成效
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张永生、记者方辰报道：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轻工业局在进行中小型企业技术改造中，认真调查研究，看准一项，改造一项，成功一项，收到投资少、见效快的经济效果。
3年多来，全局投资3，000万元，实现技术改造项目50多项，使20多家老厂迅速提高了技术水平，增加花色品种1，850种，总产值增加7，000万元，增加利税1，000多万元。
石家庄市二轻局所属70多家工厂，大部分是由过去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起来的，生产设备落后，新产品开发、老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产品质量等都受到了限制。
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这个局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上。
在进行技术改造中，他们注意从实际出发，花较少的钱，从国外引进部分关键设备，同原有设备配套，组成生产线。
服装行业是石家庄市二轻局系统一大行业，共有14家服装厂。
1979年以来，这个局自筹资金和从银行贷款130万元，先后从日本、西德、比利时等国引进了打结机、多针机、锁眼机、衬布粘合机等470台专用设备，同国产缝纫机配套，建成了70多条流水作业线。
每年出口毛、呢、化纤、布料的长短裤、衬衣、童装等中、高档服装达350多万件，出口量和利润比改造前提高了3倍。

联产承包制和农村合作经济的新发展
杜润生
在我国农村，以推行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四年多的时间。
实践证明：
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最大的适应性，显示出很好的经济效益，以家庭为承包单位的大包干形式尤其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
有些同志曾抱有疑问：
这种形式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是否符合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根据这几年的实践经验，可以就这些问题做出比较明确的解释了。
一、推行生产责任制是为了完善合作经济、走我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要肯定，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党通过合作制引导农民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唯一的出路。
我国从五十年代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也是成功的。
它实现了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废除了剥削制度，保证了城乡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支援了工业建设，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重大成就。
但是我们的工作有缺点，甚至有失误，而且一种新建立的社会制度也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就是为了克服缺点，纠正失误，完善合作经济，开拓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争取更大的胜利。
为什么要实行合作制？
我国是个农民众多的国家。
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
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为了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改变农业经济的落后状况，必须使小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不过，绝不能用强制手段，或依靠一纸法令来废除农民的小私有制。
只能采取在经济上逐步过渡的办法，必须找到一种中间的过渡环节。
而合作制就是一种适合的环节。
第1，通过合作制使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行联合劳动，自然而然地、毫不勉强地转到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上来，改善本身的经济地位，避免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痛苦。
第2，通过合作制，可以聚集分散的资金，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支援下，创立新的社会化生产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前提。
同时，它又使原来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能够充分发展。
第3，通过合作制，可以把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部门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
同时，又使农民有经营的自主权，把国家的计划指导同农民的自主权结合起来。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合作制是一种过渡性经济形态，能够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并将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公私结合起来。
列宁说：
要找到一个个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
合作制可以提供这个尺度。
合作制的产生有深刻的经济原因。
它曾经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存在过，但历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它的具体形式是由具体的地点、时间和条件决定的。
合作制开始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小生产者为对付资本主义兼并过程而实行自卫的经济联合。
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幻想利用它作为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但是失败了。
社会改良主义者也曾把合作制作为改革旧社会的处方，同样毫无结果。
后来作为小业主的联合组织，被资产阶级所利用，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里得到启示，认为在农民众多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国家支配着一切大型生产资料，控制着全国的主要生产，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利用合作制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对于如何运用合作制，曾提出过这样那样的设想，但从来没有用某一种形式约束大家。
相反，他们始终鼓励一切革命者在实践中创造、探索，一贯强调因地制宜，形式多种多样。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不但区别法德两国的不同情况，就在德国也区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特点。
我们为实现合作化所要求的目标，可以说，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实践的过程，并且仍在继续探索、实践。
可以分别几个时期，回顾一下我们经历过的情况。
在战争时期，解放区搞过供销合作社、变工队、互助组，这都是成功的。
其特点都是不触动劳动人民的私有制，只是在某个方面、某一环节上实行联合。
我们在五十年代初期，根据山西、东北等地经验，搞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承认农民的私有权，在私有基础上联合劳动，统一经营；
土地、耕牛入股分红，但劳动力的报酬占较大比重。
同时，对困难户给予照顾。
这种合作社，各类农民都能接受。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给予积极的评价。
但是由于经济条件和群众文化水平的限制，一般是小型的办得好，大型的多数不很成功。
这种合作社办得不久，入社农户才占总户数的15％时，就全面推开，并在半年多时间内改变为高级合作社，后者立脚未稳，又很快转为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要分为初期和后期两段来评价。
在开始阶段曾陷入了“左”的错误。
一是全盘公有化。
不但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化了，连家庭副业也取消了。
二是实行供给制。
否定价值规律、商品交换。
这两条都超越了历史阶段。
再加上公共食堂和无偿平调劳动力，导致“共产风”、“平调风”，形成了一次对生产的破坏。
这种做法危害很大，但时间不长，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很快就纠正了，从1960年起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制度，这对稳定农村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是一次短期演习，它使我们大家懂得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是不能跳越的，离开生产力发展状况去任意改变生产关系会带来损失的。
在十年动乱中，尽管“四人帮”提倡种种极左政策，也使一些地区蒙受损失，但由于遇到大部地区群众和领导干部的抵制，未形成更大的普遍祸害。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类似苏联式的集体农庄，这是我们应当用心研究分析的对象。
人民公社化以后，1960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这个“队为基础”就其结构而言，就是高级社的形式，不过多了个“三级所有”、“政社合一”。
这种合作组织的成就应当肯定。
主要是积累了一批资金，创立了新的生产力，培养了一批有经营能力的干部。
500多万个生产队中大概有10％至20％是办得好或比较好的，为今后合作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其余的，有的办得不很好，有的办得很不好。
为什么办不好？
原因在于实行了过于单一化而又过分集中化的制度。
单一，是指全国一个模式；
集中，是指经营管理、劳动调配过分集中。
现在看来，这种过分集中的办法，阻碍着农民充分行使管理经济的自主权，不适应农业的特点，尤其不适应中国农业的特点。
农业是有生命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
它受自然界诸因素（气温、雨量、土壤等等）制约，而这些因素又变化多端，难于掌握。
一个因素变化，就会要求其他诸因素重新组合。
因此，特别需要有人细心地、随机应变地以高度主人翁的责任感来照管它，如果生产者与其生产所得的利益缺乏联系或联系不密切，这是办不到的。
　
农业的另一特点，就是它的经济收益集中在最终产品上，生产过程中每个劳动环节，都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数量，但又不是凝结劳动价值的实体。
这就要求把生产者的利益和最终经济成果挂上钩，使他关心最终成果，去认真干好每一环节的工作。
过去农村实行的按人按日记分的分配制度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
农业的第3个特点，是它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这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
土地是有限量的，但人们对土地的投入，一旦转化为土地肥力，就可以长期发挥效益，取得级差收入。
用地者努力养地，土地就愈种愈好。
反之，如果实行掠夺式经营，靠天吃饭，那就会使土地越种越坏。
这也就是说，为了长远的社会利益，需要生产者高度关怀土地，而他们是否关怀，取决于生产者与土地之间有无稳定的切身的利害关系。
即使在土地公有的条件下，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但我们过去未予重视。
我国幅员广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大部分地区还处在依靠手工劳动的传统农业阶段，并且人多耕地少，要靠精耕细作，这就要靠劳动者的积极性。
根据以上所说农业的一般特点和中国农业的特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合作制必须体现这样一种要求：
从小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除了满足其他各种要求外，务必注意选择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恰当的结合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借以提高农民的主人翁责任感，激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发展生产的热情。
这是我们开创中国式合作化道路的出发点。
高级社由于未能满足前述要求，过早地实行了过度集中经营和集中劳动的制度，影响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个人物质利益，不少地方出现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等弊端，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人们有一种误解，以为即使技术条件没有任何改进，只要实行集体所有制和简单协作劳动，就一定优越于个体经济。
事实上，并非如此。
劳动联合和简单的协作劳动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简单地把家庭自然经济合并在一起，集中劳动，又没有适当的制度鼓励多劳多得，连原来小农的精耕细作的劳动效益都保持不住，那就会引起生产力的停滞甚至下降。
人们还有一种误解：
以为平均主义分配是更公平、更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制度。
其实，正相反，平均主义分配必然形成吃“大锅饭”。
日久了，还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即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
过去大多数社队的评工记分制，只记不评，男十分女八分，同工不同酬，干好干坏一个样。
出于经营高度集中的需要，管理干部相应增多，他们的应得报酬和公务补贴都靠记工分，而思想不正者，常借机多记。
另有些户，照分口粮，却少付或不付粮款，造成“超支户”和“空分户”。
还有各种社会负担都折为工分扣除，约占工分总数的20％至30％左右，其中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不合理部分即属无偿占有他人劳动。
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
二十多年中，曾试图用整风、整社、四清等办法解决这种矛盾，但未能对症下药，故收效甚微。
而“大锅饭”的弊端，却总是随着社会再生产也不断再产生出来。
身受其害的农民群众，为了消除这种弊端，在合作化的二十多年当中，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自发地实行过包产到户办法，并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支持。
在某些地方也实行过“三包一奖”。
但都多次地遭到错误的批判，未能实行下去。
不过，客观需要的有生命力的事物，总要为自己的成长开辟道路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它们终于以更完善的形态–联产承包制出现并发展起来了。
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哪些方面完善了合作制
第1，把集中经营和分散经营适当结合起来。
联产承包制，是将公有土地及其他生产项目，按照共同约定的条件，由农户或小组分别承包经营；
一家一户或小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组织统一办理。
有统有分，通过“包”把统和分结合起来。
这就把高级社的优点吸取了，缺点改正了；
又把家庭经济的局限性突破了，把它的长处保留了。
公有化的优越性与农民自主的灵活性、主动性同时得到发挥。
第2，有专有联。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的专业化也必然相应发展起来。
这时有些农民将转成兼业户或专业户。
有了社会分工，必然产生社会联合，包括生产的联合和生产前生产后服务环节的联合。
这种联合，可以是公有化程度较高的联合，也可以是不触动所有权的联合。
以各种生产者的基层劳动联合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既向纵深方向，也向横广方向发展，形成多层次联合。
这就形成了多样化合作经济结构，并通过它们和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联结起来。
第3，统一核算和包干分配相结合。
与上述趋势相适应，在合作经济内部，专业化分工越发展，越要考虑不同部门的生产者的收益如何保持平衡，以保证在同一单位内成员间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
另外，在消费和积累之间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也需要统筹兼顾。
这就要求在既定的范围内保持不同程度的统一核算。
与此同时，为了能直接体现权、责、利的联系，鼓励农民关心生产，又对每个承包单位采取了包干分配的办法。
包干分配，用农民的语言说，就是：
“保证国家的（交售任务），留够集体的（公共提留），下余都是自己的”。
省掉天天派工和评工记分，“利益直接，责任明确，方法简便”。
这是今天的合作经济更主要的分配制度。
当然，也有些无法包干的项目，可以用其他办法。
从以上可以看到，实行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合作经济，是继承了已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否定它已往存在的一些弊病，使合作制度完善化。
它无可争辩地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单纯地从家庭承包的分散劳动方式，从它和个体经济在表面上相似这点上去观察，而不是从整个合作经济的结构上，从它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联系上去观察，从而怀疑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显然是不正确的。
三、现阶段家庭式经营的性质及其作用
在合作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对待家庭式经营，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家庭式小规模经营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
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不同于某些国家的大庄园制度。
在我国，地主经济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租给农民耕种，叫佃农。
与此并存的还有一批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这两种农民的共同特点，是经营者和生产者统一于一个家庭。
这种分散细小的农业经济构成封建统治的基础。
它长期地停滞在落后的自然经济水平上，生产力很少发展，农民长期陷于贫困。
不过从总体上说，它具有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挣扎求生的顽强性。
长期以来，它承受着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在千百次地备受摧残之后又千百次地复苏过来。
解放后，结束了这种悲惨历史，完成土地改革，解除了封建束缚，小农经济获得纯粹的小私有制形式，进入自由发展的天地。
但小私有制，按其本性是和农业向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不相适应的。
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把小私有制永远保存下去的愿望，只不过是小生产者向后看的幻想。
它或者被资本主义经济所消灭，或者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通过合作制走上社会主义，第3条出路是没有的。
历史决定了我国农民选择后一条路。
但是合作化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
它是由一种经济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经济形式，逐步实现劳动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长短，要由多方面的条件所决定，不是经过一次性变革就可以终结的。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合作制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如何从原有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并形成，一定要经历长期的多样的成长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式的经营不可能一个早上废除掉，有必要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它的形式而改革它的内容，利用它的潜力。
这样做，可以充分发挥分散在各个家庭的大批生产资料和长期积累在民间的传统技术效用，调动直接经营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是，“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种旧生产关系，在它所容纳的生产力未充分发挥以前，其作用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家庭式经营也是这样。
从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看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至少要保留小量的家庭自留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
在现时我国农民群众还要求在集体经济内部利用家庭式经营。
五十年代末期的包产到户，就是群众为实现这个愿望而创造的一个办法。
从当时看来，这个办法自不免有许多缺陷，但经过多年的实践，它终于在联产承包制中找到体现自身的合理形式。
其所以合理，就在于它扬弃了小私有制的狭窄性，为今后引用科学技术留下发展余地，又保留了家庭经营的优势。
今天的家庭经营，其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是在土地公有化条件下的家庭经营，在许多方面受集体经济的制约，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既不是土改后的个体经济，更不是旧社会的小农经济，而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
在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之后，还会有少量的个体经营者，从原来的集体经济中分离出来，但他们仍要和社会主义经济保持联系，或将重新结成经济联合。
因此，这些个体经营者也不是旧日原来意义上的小私有个体户了。
四、家庭式联产承包责任制会不会妨碍农业现代化
根据历来的观念，家庭式经营似乎是与现代化大生产不相容的。
这里，首先要弄明白一个概念，即农业现代化和耕地经营规模的关系。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
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实行高度集约化经营和高度社会化生产。
现代化和土地经营规模之间有一定的依存关系，大生产要利用机械和其他自然力代替人力，必然要求相适应的规模，这是无疑问的。
不论是资本主义大生产还是社会主义大生产，都比小农经济优越，这也是一般规律。
但生产规模的大小，不能只看土地面积。
列宁曾经说过：
“在农业集约化的过程中，农户土地的减少往往不是意味着生产规模的缩小，而是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他又说：
“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主要路线就是按土地面积计算仍然是小规模的小经济，变成按生产的规模、畜牧业的发展、使用肥料的数量、采用机器的程度等计算的大经济。”
（见《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可见，生产规模不等于土地规模，关键是资本有机构成程度和经营集约化程度。
当代世界的经验也表明，在生产过程高度专业化社会化的条件下，从一公顷到上千公顷，从家庭经营到雇工经营或集体经营，都可以实行现代化。
家庭经营和现代化并不是互不相容的。
当然在不同地区，什么样的规模可以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却有不同的最佳值。
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
要因地制宜。
根据我国的情况，预测将来我国农业的经营方式可能是：
既非大面积粗放经营，也非大面积集约经营，而将是相对小面积集约经营。
从个别看是小规模的，从总体看是大规模的。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区域广，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很大。
实现全面的农业技术改造，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能源问题、交通问题、剩余劳力问题，是一些制约因素。
我国有大量的山地丘陵，地貌多变的水田，而且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复杂，有三熟制、两熟制、间作、套种等等。
综合多方面因素看，必须走集约经营的路子，把提高土地生产率放在第1位，因而当前就必须发挥小规模经营的精耕细作效益。
将来机械化程度提高，经营规模会适当扩大，但不同地区，不同的机械组合，也将有不同的服务范围。
如人少田多的大平原，经营的规模可能大一些，另一些地方会小一些。
至于土地集中的方式和机械服务方式，都有赖于群众在实践中创造。
可以肯定，集体所有制对于配置机械组合和服务范围来讲，是一个根本性的优越条件。
可以排除日本和西欧国家由土地私有制所引起的矛盾。
目前出现在各地的土地经营专业户、专业组和机械服务承包联合，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按合理的土地规划来联合配置机械，土地仍实行承包管理，这并非是不现实的设想。
人们担心，家庭式承包经济会助长农民的私有保守观念。
这不能说毫无依据。
但必须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而且是主导的方面。
今天的农民已不同于过去。
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合作制下的新型劳动者。
农民接受承包制，是要摆脱“大锅饭”、“瞎指挥”，而建立一种更好、更完善的社会主义经营形式。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已占绝对优势。
尽管我国农业新的先进技术还不雄厚，但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努力建设，在农村已创立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前提，形成了过去所没有的社会主义，使农民的眼界打开了。
他们亲眼看见和实际体会到，一些新的生产资料、新的耕作技术、新的科学知识等能帮助他们提高生产。
从华北平原地区说，过去一亩地产200斤叫高产，现在不到400斤就是低产。
他们也体会到，很多事情不是一家一户所能办到的，需要相互联合，走合作化道路。
所以，他们一致拥护中央提出的：
坚持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保留社队必要的统一经营的职能这两项根本政策。
有极少数农民甚至干部曾一度产生误会，以为责任制就是分田单干，但一经解释，就明白过来了。
现在可以看到，象共同兴办水利、繁育良种、防治病虫害、统一耕作制度和种植计划、提留公积金等，这些事情群众都乐意去办，并用合同形式固定下来。
看来，必要的统一经营，同样是农民的共同利益所在。
群众“愿包干，怕单干”，这是真实情况。
农民要求有分有统，“统”是合乎经济要求的正确的“统”，怕的是统到“大锅饭”上去。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谈到绝不能再走回头路，正反映了群众这个愿望。
将来分工分业发展了，大量的劳力从土地上转移了，土地的经营相对集中了，资金积累多了，机械化不但在技术上过了关，在经济上变得很合算了，那时群众会要求承包制适应这种变化而完善本身的形式。
总之，我们要区别于“小农经济优越”论，不主张把小农经济永远固定下来，我们是主张走向现代化大生产的，但应当把小农经济和由家庭承包的、按耕地数量来说属于小规模经营区别开来。
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个体的封闭性的自然经济。
我们的合作经济的承包单位规模虽小，但只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实行集约经营，并在分工分业基础上实现了生产社会化，那就同样算现代化大经济。
今天，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化、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社队，这些社队在选择责任制形式时，已经注意并做到保持和发挥已有的大型生产设施的效用，如采用“统一经营、专业承包、包干分配”办法，这是好的。
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已达两亿马力，水利设施已形成很大规模，社队三级财产也超过一千亿元。
对这些东西必须加倍爱护，善于利用。
改革必须照顾不同社队的特点，不可一刀切，但也不能因此而不进行改革。
改革是为了解决农民积极性的问题。
有了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先进技术的作用，否则，虽有先进技术也推广不开，有了先进技术也不等于就有了先进生产。
五、包干分配、资金分红等办法，违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吗？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必须坚持的。
但不能拘泥于想象中的“合理”模式，而脱离当时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具体的物质条件。
实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不同国家将经历不同的历史的经济的自然发展过程，不可能任凭人们按自己的意志去安排。
这两项原则典型的最完全的形式，需要在社会生产高度发达之后才会形成。
而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活各方面都不免在不同程度上遗留有旧的社会关系的痕迹。
例如公有制，现在我国就有全民、集体（合作）之分，此外还保留个体所有制，而集体所有制又有多种形式。
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保留一点个体经济，至少也要保留家庭副业。
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性质，通常只是由占统治地位、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决定的。
全国经济成分不是纯而又纯只限于某一种，而是多种成分有主有辅，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支配着其他一切形式。
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坚持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
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体制。
过去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切不可强求丰富的实践服从抽象的概念和图式。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论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对待小农时写道：
“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他在论述具体合作形式时，介绍丹麦社会党人曾提出的计划：
“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
这里，土地、资金仍然保持私有权，但恩格斯并没有因此而拒绝利用这种形式，而是把这种合作社作为现实形式予以介绍。
我国五十年代的初级合作社就是按类似的办法组织的。
在当时我党中央制订的互助合作文件中也确认了它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
今天，我们是在土地和其他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联产承包制。
农民可在土地上投资，还可购置一部分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有的是公有公用，有的是公有私用，有的是私有私用，有的是私有公用。
这种似乎是“不纯粹”的所有制结构，农民却乐于接受，并发挥出很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
这有什么不好？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的本意是，按等量劳动支取等量报酬。
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高度精确地按等量劳动支付等量报酬，只能做到大体相符合。
从这点讲，我们必须教育农民不可斤两计较。
可是，绝不可把这种教育和现行政策混同起来。
现行政策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是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
象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实行类似平均配给制，懒人得益，勤奋者受害，显然是失败的。
按劳动定额计酬，理论上说得通，实际上从制定定额到检查计算，存在许多难题。
劳动定额只可以有个参考标准，不可能准确，坚持下来的不多。
实际上是普遍实行评工记分办法，按人定分，按分计酬，多劳者不多得，多得者并不多劳，仍然摆脱不了平均主义的根本缺陷。
而且大家都靠挣工分生活，日久了，影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助长了农村生产单一化倾向，影响开创农民就业机会。
今天的联产承包制，实行包干分配：
“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下余都是自己的”。
这里所说的“下余”部分，也包括自投资金的报酬。
从形式上看，固然不能说它是最纯粹意义上的按劳分配，但多劳动，多投入，可以多得，而投入依然是本人劳动的物化，这绝不能说它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从实际结果看，比起那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来，这是更接近按劳分配原则的，是更适合我国农村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一种劳动报酬制度。
六、合作经济发展趋向
正如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目前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从少数地区扩展到全国大多数地区，从农村扩展到城镇，从农业扩展到其它领域。……这证明它是现阶段在农村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
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已遍布于全国绝大部分地区。
当前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做好有关的各项完善工作。
正确处理好统一与分散、专业与联合的关系，是各地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全国大多数社队来说，现时努力重点还应放在调动分散发展方面的积极性。
要让农田承包户、专业承包户、自营专业户，敢于放手发展生产，努力劳动致富。
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力有一个新发展，然后在新的物质基础上逐步加强集体经营和实现经济联合。
也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解决吃“大锅饭”的矛盾，使各方面尚受抑制的经济动力起动起来，促使农业从自给半自给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生产发展了，技术提高了，农村合作经济将通过群众自己的愿望，通过经济本身的运动而向前发展，从而避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现在农村多种经营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势头，并且涌现了一批专业户。
当这些专业户所经营的生产有进一步发展时，他们一定会提出改善经营条件，扩大经营规模，在生产、供销、运输、加工、科技服务等方面实行联合的要求，这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目前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这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只是一些新萌发的幼芽，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会成长壮大起来。
我们必须热情地支持帮助，创造条件，使其健全发展，但不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政社合一的体制，应改为政社分设制。
基层政权应依宪法规定来建设。
原来社队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还须负责发包土地、管理水利、公共积累、签订合同等职能和各种服务职能。
其规模可能和土地耕作的自然区域相适应。
将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个基本合作单位之间，不同性质合作单位之间，还会组成更高层次的联合，形成农工商经济联合体。
商品经济需要有城镇，也会创造城镇。
因此，乡村某些中心集镇将成为合作经济的依托点，同时又是城乡经济网络的联结点。
此外，还会有其他各种辅助形式不断涌现。
以上是对合作经济发展前景的轮廓性预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上必然出现生产诸要素的多向流动和多形式组合，这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应因势利导而不可人为地阻止或撮合。
一个大规模的改革正在进行，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
但不论什么矛盾都可以依靠掌握政权的人民自身的力量自觉地进行调整解决。
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
我们是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的。
我们工作的一个基本准则是：
始终一贯地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自愿原则。
客观经济要求，会直接间接地透过群众意志表现出来，当我们违背大多数群众意志时，同时也就背离了客观经济规律。
在进行改革时，不能没有一些设想，但切忌把我们的一些设想，当作不容改变的东西，强加给群众。
相反，我们应当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实践经验，不断修改自己的见解。
一阵风、一哄而起、一刀切的错误做法是和群众路线不相容的。
这次改革中“中央不主张强制任何人，批判任何人，给人扣什么帽子。
相反，一直是强调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因地制宜，强调多种形式，强调群众民主选择，强调通过试点，取得经验，注意防止一阵风、一刀切”。
（万里同志在农业书记会议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各地同志都根据中央指示，坚持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试点先行、有领导有步骤地前进的方法。
这种方法看来慢一点，但可以使干部与群众有时间根据自身实践经验来提高认识，鉴别是非，把事情办得既实在而又有效益。
这是成功的经验，今后要继续前进，解决更复杂的任务，仍应坚持这些方法。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意见，很不成熟，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是作者在一个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有所增删。）

黎忠鸿植树成活率高
全军绿化积极分子、南京部队某团班长黎忠鸿科学植树、管树，他所经营的树木成活率达99％，受到南京部队领导机关的通报嘉奖，并荣立了三等功。

不谋私利的人事局长
去年09月，贵州省石阡县人事局局长刘连福的小女儿刘黔英从卫校毕业。
这次分配工作，条件最差的是五德区医院。
刘连福对管分配的同志说：
“就让黔英到五德区医院去吧！”
老伴知道后责备了他。
刘连福解释道：
“领导干部不带头，怎好让别人把子女送到乡下去工作呢？
我们做人事工作的不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要作出榜样。”

以学习新党章为主要内容
机械工业部机关党委举办党员轮训班
本报讯
机械工业部机关党委从1982年12月开始，分期分批地举办轮训班，组织党员深入学习新党章，对党员进行一次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整党做好思想准备。
轮训班以新党章为主要学习内容，结合学习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所作报告的第6部分和《准则》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
通过学习，着重解决三个问题：
第1，使每个党员明确党的性质、指导思想、最终目标和现阶段的总任务、工作重点以及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和提高党的先进性的基本要求，牢固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和信念。
第2，懂得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都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1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按照新党章的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第3，充分认识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极端重要性，时刻注意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纯洁性，切实纠正各种不正之风。

党员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后可以不开除党籍吗？
编辑同志：
有个党的领导干部以渎职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党内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党员可以不开除党籍吗？
武汉市洪山教师进修学校　商若冰商若冰同志：
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征询了有关部门的意见，答复如下：
缓刑，是法院对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被判处较轻刑罚的犯罪分子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刑罚制度。
共产党员违犯刑法，如果被判处三年以下徒刑并宣告缓刑，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根据其犯罪情节和一贯表现，可以开除党籍，也可以不开除党籍，但必须给予党纪处分（由于反革命罪犯和累犯，不适缓刑，故不在此例）。
如果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法制的加强，因某些过失犯罪或因缺乏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犯罪，被判处刑期较短，又收监执行的，其中有的人过去一贯表现良好，又确实符合党员条件，为了慎重对待和珍惜其政治生命，也可以不开除党籍，应给予其他党纪处分，但在监禁期间，应停止其组织生活；
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的，应在刑满释放后执行。
如果因判刑被开除党籍，刑满释放后，本人重新申请入党，经考察认为确实符合党员条件，按党章规定手续由上级党委批准。
编者

党委书记的主要精力该放在哪里？
吉林省榆树县秀水公社治江大队党总支书记　谢玉文
我担任大队党总支书记6年了。
回想刚当总支书记那阵子，一心想把大队搞好，无论大事小事，我都大包大揽一把抓。
这样东抓西抓，起早贪黑整天忙得团团转，心思没少费，劲没少使，结果不仅工作没搞上去，而且老出问题。
说也奇怪，不少事还就出在党内。
例如，五队几名党员，过去都当过队长，彼此闹不团结，把生产队弄得乱糟糟。
群众气愤地说，把党员都开除了，我们队才能好。
五队的事使我感到不管党的工作不行。
打这以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党的工作上，生产和其它事由大队长和其他干部去管。
我们经常召开总支委员会研究党的工作，分析党员的思想、工作和劳动状况，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坚持定期上党课和开生活会。
去年一年，我们共上了6次党课，每月都开生活会。
哪个党员思想出了问题，工作和劳动表现不好，我们不仅在生活会上开展批评帮助他，还抽空儿找他谈心，直到他改正了错误为止。
这样抓了以后，果然见效，各个支部有战斗力了，绝大多数党员也象个党员样了。
几年来，大队的党员基本做到了“三带头”、“五没有”，就是带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带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头完成各项任务；
没有欠集体款的，没有超计划生育的，没有赌博的，没有搞封建迷信活动的，没有违法乱纪的。
全大队的生产和各项工作也都上来了，去年粮食平均垧产一万多斤。
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使我逐渐明白了，党的一级组织非要管党的工作不可，当书记的必须用主要精力来抓党的工作。
这是因为：
第1，我们党是执政的党，是四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党就好比一部机器的发动机，又好比一个人的心脏，一部机器的发动机出了故障，就不能正常运转；
一个人的心脏有了毛病，就有可能危及生命。
我们党是由无数个基层支部和3，900多万党员构成的。
要使全党有威信，有战斗力，就需要把每一个基层支部建设好，把每一个党员教育好。
这样，夺取四化大业的胜利才有可靠的保证。
第2，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把我们这个好端端的党搞乱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虽然有所恢复，但思想、组织、作风严重不纯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就拿我们大队来说，89名党员有30名是“文革”期间入党的，其中个别人不合格，多数人不懂党的知识。
有的老党员革命意志衰退，也不那么合格了。
有的党员干部大吃大喝、侵占集体财物，不好好工作，动不动就撂挑子；
有的不挂衔的党员不起啥作用，成为“挂牌党员”；
有的干轻活、专挑刺，被群众称为“刺头党员”；
甚至还有个别党员违法乱纪。
这样的党员不教育教育怎么能行呢？
第3，一个大队有书记有大队长，按理说应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当书记的就应该抓好党的工作，不应该把手伸得那么长，包揽一切行政事务，啥事都得你点头不可。
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夺了大队长的权，使人家有职无权，没法工作。
这样抢种人家的“田”，而把党的工作撂荒了，就是工作失职，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书记。
（摘编自吉林《支部生活》1983年第2期）

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农转非”、“乡进城”以及招收、调配职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是当前党风不正的一个突出问题。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十分痛恨，强烈要求刹住这股歪风。
中共沈阳市委纪委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是严肃的。
对于在“农转非”、“乡进城”这类问题上违法乱纪、搞不正之风的，就是要按照有关规定，该清退的必须清退，该检讨的必须检讨，该处分的必须处分。
对那些凭借职权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执法犯法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严肃处理，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绝不可姑息迁就，不准以“下不为例”搪塞敷衍，不了了之。
这样，那些想继续凭借职权捞便宜的人，就不能不考虑后果了。

广州普遍民主评议各级领导班子
本报讯
近一年多来，中共广州市委坚持让群众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民主评议。
这对贯彻群众路线、搞好干部工作，进一步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评议的同时，还进行了民主推荐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工作。

心中有颗“定盘星”
——石家庄陆军学校教保处参谋段补银秉公办事
石家庄陆军学校教保处参谋段补银，负责学校训练场地的修建工作。
几年来，他秉公办事，被人们誉为“不徇私情的好干部”。
段补银的老家就在驻地附近，雇用的施工队都是当地民工。
修建学校一号公路完工后，施工队长几次找老段说：
“我们估计这次施工费少说也得一万元，咱们是老乡，还不在你说一句话！”
老段说：
“你就放心吧，该给你们的，我保证一元不少给；
不该给的，决不多给一分。”
老段找来本校负责施工的几位同志，一块检查验收，按有关规定逐条细算，最后定价3，600元。
施工队见他说的丁是丁，卯是卯，只得默认了。
段补银经常告诫自己：
“我是一名党的干部，心中一定要有一颗‘定盘星’，任何时候都不能拿党的原则和国家财产做交易，使人民利益受损失。”
为了防止庸俗的关系发生，他戒了烟酒；
任何吃请，他都一一谢绝。
并叮嘱家属：
施工队送的礼物一律不能接受。
去年夏天，修建阅兵道时，驻地某公社玻璃制品厂负责施工。
他们找到老段家，发现他家没有衣柜，便说：
“我们公社有个木器厂，给你做个衣柜吧。”
段补银说：
“做衣柜的料老家已备好，咱们施工要公事公办，我什么东西也不要。”
来人见此情景，转身去了。
有人说：
“这人不通人情！
要想用请客送礼敲开他的后门，可真难啊！”
还有的说：
“他这个人啊，花国家的钱，就象称东西时一样，总是先打准‘定盘星’然后才称斤两，要想从他那杆秤上打赚钱的主意，恐怕他亲爹也不行！”
这些话是褒，是贬？
段补银从未认真想过。
不管别人说啥，反正他有一定之规：
什么时候都得按原则办事，不能让国家吃亏。
几年来，在场地建设中，经他精打细算节约的钱就达9．6万元。
这里，还不包括他按照标准卡的不合理付款，因为这些是很难算清的。
去年底，学校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评他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标兵。
范田　李榕

按照党章办事　严格要求自己
上海有色合金铸造一厂党员联系实际学习新党章
本报讯
通讯员魏根生、记者周永康报道：
最近，上海有色合金铸造一厂党支部在组织党员学习新党章时，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
共产党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究竟是“过分”还是“本分”？
究竟是“苦行僧”还是“吃苦在先”？
按照党章办事究竟是“没有必要”？
还是“大有必要”，通过学习讨论，这个厂的党员思想认识有所提高，行动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进一步带动了厂风的好转。
铸造一厂有一百五六十名职工，是上海冶金系统中最小的一家工厂。
这个厂的几位主要领导干部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一举一动都注意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厂19名党员中，这几年没有发生过一起违反党的纪律的事情。
一半以上的党员被评为厂级、局级优秀党员和先进生产者。
厂党支部连年被冶金局党委命名为先进党支部。
去年04月份，这个厂还在局系统政工会议上，作了有关整顿党风的经验介绍，在各厂广大党员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有的称赞说，“一铸”的党员过得硬。
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厂党员如此严格要求自己，似乎太过分了，有点象苦行僧，没有必要这样做。
党的十二大召开后，这个厂在组织全体党员讨论有关党风问题时，就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进行深入的讨论。
副厂长楼子龙回顾了这几年来厂里几位党员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严以律己的事迹。
例如，这些党员干部不仅访问了全厂每一个职工的家庭，问寒问暖，而且放弃休假，帮助20多名职工修缮住房，接装水管，改善居住条件。
他们在为群众做好事时，从来不肯吃职工家里的一顿便饭，都是自己掏钱到外面饭店去吃饭，回厂也从不报销。
楼子龙说，我本来也觉得这样做似乎有点过分了。
现在想想，他们作为共产党员，而且是干部，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
这几年，厂里风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根本原因是党风有了好转。
领导干部做到“手不长、嘴不馋、眼不红”，别人当然就会学他们的样子。
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带出一个好厂风来。
造型工吴永明说，我们厂里的党员干部不吃请、不受礼，是在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办事。
这不叫“过分”，而是“过硬”。
前几年，这个厂在分配住房时，几位党员干部经过讨论作出决定：
在同等条件下，按照先群众，后党员，最后才是党员干部的顺序进行分配。
两次分房，先后解决了23户职工的困难，几位厂级干部没有一个伸手要房子的。
在这次学习讨论新党章时，厂长李全根说，我一家4代9口人，住房面积只有30平方米。
儿子结婚时，划出15平方米作新房，还有15平方米，住了6个人。
有人说，我们这样做是“苦行僧”，我不这样看。
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应该首先想到别人，怎么能去同群众争房子，不关心别人的困难呢？
党支部书记钟同福说，有一阵，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搞“福利产品”的歪风。
我们厂里也有人建议，做一批优质铝锅和精致躺椅分给职工。
当时，还有一个协作单位，准备以出厂价格把几台电风扇卖给我们厂里的一些熟人。
厂党支部了解这些情况后，顶住了这些不正之风。
有些同志看到别的工厂可以这样搞，认为我厂干部“不开窍”“死板”。
钟同福说，有没有必要，应该看这样搞究竟对国家有利与否？
不利的事，搞的人再多，甚至连某些领导部门也搞，我们也要顶住。
在学习中，许多党员认为，现在社会上出现这种“过分”、“没有必要”等错误想法，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十年内乱把党员的标准降低了，把是非弄颠倒了。
有的老党员说，我们厂里现在做到的，在五十年代许多党员都是这样做的，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什么“过分”“苦行僧”“没有必要”这类话，因为大家心目中都认为这本来是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事。
有色合金铸造一厂党员通过新党章的学习，坚持严格要求自己，进一步带动了厂风的继续好转。
最近，有些青年工人在为附近居委会运送铁管后，对方送来了一条高档香烟作为酬谢。
这几位青年说：
我们厂里干部不受礼，我们不能拿。
许多职工从本厂党员的模范行动上，大大增强了对搞好党风的信心。

该清退的必须清退　绝不能姑息迁就
沈阳市纪委通报刹住“农转非”和劳动调配等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本报讯
最近，中共沈阳市委纪委就共产党员于成蛟、石新业、陈宝库等人，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友调动安排工作和“农转非”等严重违反党纪政纪行为，在有关组织对他们进行严肃处理后分别发出通报，希望各级党委和纪委组织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吸取教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刹住各种不正之风。
1980年09月，沈阳市市内电话局党委常委、副局长、局机关党总支书记于成蛟，听到邮电部门部分集体制职工要转为全民制职工的消息，便找市邮政局人事科负责人，要求帮助把在市电子计算机配件厂工作的女儿（集体制工人）先调入市邮电局。
其女被安排到沈河区邮电局做译电员（集体制工人）。
同年11月，省邮电局下达了邮电部门集体制职工转全民制职工的指标，于成蛟得知其女儿因转到邮政部门时间短，不够转全民的条件，又以他曾被错划右派、孩子受株连为由，为女儿多次进行活动，使女儿由集体制职工变为全民制职工。
于成蛟借落实政策之机，弄虚作假，以权谋私，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他犯错误后，作了认真检查，态度较好。
沈阳市市内电话局党委讨论决定，经市委批准，给予于成蛟同志撤销局党委常委、局机关党总支书记职务的处分，并建议给予适当的行政处分（省邮电管理局党组决定，给予于成蛟同志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将其女儿退为集体制职工。
对参与此事的其他有关人员，也分别作了处理。
1975年以来，沈阳市劳动局计划科副科长、共产党员石新业，利用职权先后为亲友及亲友子女52人调动、安排工作，其中严重违反劳动调配政策的有22人，内有4人是石新业明知其弄虚作假，却仍予办理，甚至还帮助出谋划策。
更为严重的是，石新业还借办理调动、安排工作之机收受贿赂。
从1976年至1982年05月，石给14人办理了调转工作，接受贿赂现金200元，还有大米、女棉袄、女布凉鞋、木床等物品。
石还先后接受11人送的毛料、男皮鞋、大米、白面、香油、烟酒、糕点、水果等20余种物品，并应邀吃请4次。
沈阳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纪委决定，经机关党委批准，给予石新业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建议行政撤销其副科长职务。
对违反劳动调配政策调入的人员，由有关部门按照政策规定，分别情况，作出处理。
原沈阳市于洪区解放公社粮管所粮管员陈宝库，在落实有关政策，办理“农转非”期间，不顾党纪国法，利用职权，弄虚作假，先后给120多名职工、300多人出了121份假证材料，使12户47人非法办理了“农转非”。
陈宝库不查历史凭证，给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六名家属出了1963年以前在农场吃过商品粮的假证；
明知一个粮管所负责人的家属没吃过商品粮，却弄虚作假证明其爱人和三个孩子在1969年以前吃过商品粮，使这些家属被批准了“农转非”。
更严重的是陈宝库采取伪造粮食底卡，涂改粮食单据，更改吃商品粮年限的手段，为一些领导的家属办了“农转非”。
陈宝库错误性质严重，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
经组织批评教育，对错误有所认识，并有一定悔改表现。
为严肃党纪、端正党风，挽回影响，最近，中共于洪区委常委讨论决定，给予陈宝库开除党籍处分。
对由陈宝库提供假证，被批准“农转非”的人员一律纠正，改回吃农业粮，并责令有关人员分别作了检查。
中共沈阳市委纪委在通报中提出三条意见：
一是各级党委和纪委，要以通报的典型为反面教材，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认真学习，联系本单位、本部门和个人实际，进行讨论。
有这方面问题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把问题说清楚，主动检查纠正。
二是各级党组织要有一名主要领导抓这一项工作，抽调得力干部，组成专门工作班子，尽快把非法“农转非”的底数摸清，该立案调查的要迅速立案调查。
对已查清的，要按省委有关规定，该清退的抓紧清退，绝不能姑息迁就，搞“下不为例”，或拖延搪塞，不了了之。
对违纪党员干部，该给纪律处分的，一定要处分，不能包庇袒护。
三要抓好正反两方面典型。
对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政策办事，对不良倾向和不正之风敢于揭发和斗争的好人好事，要给予表扬和支持。
对于利用职权，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行贿受贿，执法犯法，影响很坏的党员干部，要公开进行严肃处理。

青海省委开展整党试点工作
本报讯
前不久，青海省委整党试点办公室召开会议，落实省委关于开展整党试点工作的安排。
会议传达了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开展整党试点工作的报告》。
省委拟选省公安厅、青海汽车制造厂、青海医学院为整党试点单位。
要求各州、地、市亦从机关、公社、厂矿企业或学校选定一、二个单位作为自己的整党试点。
为了加强整党试点的领导，省委成立整党试点办公室。
整党试点工作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纳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检查汇报，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乌兰夫陈慕华分别会见库珀
据新华社北京3月06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西兰外交兼海外贸易部长库珀，同他进行了亲切愉快的交谈。
据新华社北京3月06日电
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长陈慕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西兰外交兼海外贸易部长库珀一行。

今日报纸要目
《经济日报》△社论：
加快供销社体制改革的步伐
《工人日报》△领导干部子女带头，工会干部当红娘，鹤岗矿务局480名姑娘嫁给采煤工
《光明日报》△叶圣陶、谈家桢说：
知识分子要正确对待自己，不断充实自己
《陕西日报》△吴旗县伍谷城公社实行村长制，原来130多个干部减为54个
《南方日报》△肇庆地区开展10县、100社青少年造林竞赛，高要县团员青年已完成植树打穴任务24，000多亩
《解放军报》△女助理研究员张燕，战争年代是功臣，在科研工作中又立新功
《解放日报》△上海工交58路车队和货运701车队两个“冤家车队”结成“友谊车队”
《湖北日报》△襄樊市青年科技干部李镜吾举办科技日语速成培训班，培训日语人才2，300多名
《文汇报》△调查报告：
记发展中的上海自行车三厂青年服务队

“作好党员，好干部，革命的贤妻良母”
——记邓颖超同志四十年前对妇女干部的一次谈话
张颖
大约是1940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邓大姐对妇女干部讲过一次关于革命妇女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话，那时我太年轻了，没有很好理解。
然而在40多年生活经历中，特别是当我遇到什么难题，这些话就跃上来，就给我力量。
后来我虽几次对比我年轻的女同志谈过，她们也都觉得受到启发。
于是我决心把这些话写下来，让更多的姐妹们从中受到教育。
邓大姐说：
“在人类历史中，马克思最鲜明提出男女平等。
历史也证明，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妇女参加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才真正实践马克思提出的这一真理，才能作到真正的男女平等。
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都能干。
因此妇女干部最重要的是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严格要求自己，作真正的革命者，好共产党员；
同时，妇女在许多方面又和男同志不一样，她还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是男同志所不能代替的，那就是在建立家庭，培养革命后代方面。
妇女干部首先应该是好党员好干部，同时又应该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好党员、好干部，革命的贤妻良母”，当时听着这些话的女同志，尤其是女青年，包括我在内，都表示惊讶，甚而嘁嘁喳喳，心里在想，“好党员好干部”这没问题，至于贤妻良母……。
邓大姐非常敏锐地察看我们，笑着说：
你们认为贤妻良母不入耳吧，那就改一改。
“‘革命的好妻子、好母亲’，女同志嘛，总是要当妻子当母亲的，以共产主义的标准来要求，可不容易做到，很不简单啦！”
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新华日报”工作的女同志不算少，有四、五十人，有经过严酷斗争——长征或白色恐怖锻炼的老一辈大姐。
大多数是青年，来自五湖四海，为了革命投奔延安，又被分派到重庆工作。
虽然投身革命的思想有所不同，不少是为了妇女解放、民族存亡而来的，却是满怀豪情，为革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青年。
但对妇女本身的许多特殊性都不甚理解（作妇女工作的除外），想的是干革命男女都一样，而且女同志绝不落后，作个好党员好干部是理所应当。
至于好妻子好母亲，离得远着点，我们想的是：
困难当头，何以为家？
战争的年代，处于困难环境的年代，同今天处于安定的、比较优裕环境中的青年人，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邓大姐四十年前提出的对女青年干部的要求，仍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现在的女青年对革命的目标、革命的要求是否明确？
对如何处理家庭生活问题是否持正确的态度？
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邓大姐还谈到女同志在人生的道路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要慎重处理，要解决得好，才能使自己的革命意志、革命青春长在。
邓大姐阐述了中国妇女在数千年封建统治下挣扎，长期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歧视，过着非人生活的痛苦经历。
千百年来，封建思想在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妇女本身也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
这就必然使得妇女在革命的征途中遇到比男子多得多的困难。
因此，女同志坚持走革命道路，对革命事业有所贡献，就要付出十倍或数十倍的努力和代价，要更坚强更韧性的战斗。
尽管如此，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了无数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
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运动中，妇女地位已有很大改善，但困难仍然很多，女同志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她又说：
“加入了革命队伍，加入了共产党，并不等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特别是妇女切身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当，是会影响革命前途的。
比如青年人必然会遇到的恋爱问题，这就很重要。
持什么态度呢？
在解放区，在延安，女青年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十八比一呀！”
邓大姐这一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参加革命队伍的，确实是十多个同志中只有一个是女的。
因此女同志在选择对象时有利很多，但那时女同志也很少想到这种“优势”。
邓大姐说，“重要的是选择一个革命伴侣，终生伴侣。
有些年轻人把过多精力浪费在恋爱上，挑来挑去，甚至把革命工作放在一边了。
我并不主张一见钟情，没有相互了解怎么行呢？
要相互了解，有共同理想和志趣才经得起考验。
既然是革命伴侣，重要的是能在革命工作中相互帮助，相互促进，共同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既然是终生伴侣，那就要相互体谅，谈恋爱时卿卿我我只是暂时的，要几十年共同生活在一起，能始终如一就不那么容易了。”
邓大姐又说：
“建立革命的家庭，是恋爱的必然结果。
西方国家里人们都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
我们说，结婚是恋爱的发展。”
那时，在重庆工作的青年同志，也有一些已经结婚，建立了家庭，但生活很简单，只是两个人有一间小小住房而已。
双双都仍在“大家庭”中和大伙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
邓大姐和恩来同志被公认是模范夫妻。
他们工作极端繁忙，又能互相帮助体贴，邓大姐不仅自己工作很出色，而且对恩来同志的工作也配合得很好，生活上也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那时候较年轻的夫妇都自愧不如。
比如许涤新和阿方，荣高棠和小管，宋平和舜瑶等等。
邓大姐的模范行动常常鼓励他们，所以那时候“大家庭”中的小家庭，也都是和睦的。
邓大姐说：
婚姻与家庭，同时即意味着培育后代，这也是生活的必然规律。
应该把孩子看成是革命的后代，接班人，有的同志当了母亲，就要面对现实，现在我们条件艰苦，不可能溺爱孩子，以后条件好了也绝不能溺爱。
要让孩子在风雨中长大，否则不能成为革命接班人。
必须让孩子身体和思想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当然，养育子女父母双方都有责任，男同志也应管家务。
她对每个当母亲的女同志十分关心，对孩子们喜爱。
在政治形势稍好的时候，在邓大姐的关怀下，办起了互助托儿所、幼儿园。
环境艰险时，为了保证安全，又曾把母亲和孩子送回延安……
如今，邓大姐虽然年事已高，而对党对革命事业怀着更坚强的信念和无限赤诚。
她对革命后辈，特别对妇女仍然关怀爱护。
她是中国革命妇女的光辉榜样。

依赖加工出口经济尝到苦头
本报讯
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在台湾设厂的美商无线电公司（RCA），最近向台湾“行政院”请求准许其产品在岛内销售，否则它将考虑从台湾撤资。
该报发表社论说，搞加工出口型经济，“虽然赚取了工资，可是生产技术、资金和国际市场却都掌握在外商手里，等到本国的工资逐渐提高，外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慢慢失掉了竞争力，外资厂商便向本国（台湾）政府要求开放国内市场”。
对此，当地政府“如果接受一家外商的要求”，则其他外商也会要求“援例办理”。
如果拒绝，外商果然撤资而去，势必“造成失业与投资意愿下降等问题”。
这种“典型的加工出口型经济”给台湾造成了严重的困境，表明台湾“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另据报道，台湾加工出口区成立16年来，去年增投资总额首次出现负成长，较前年减少64％。
“加工出口型经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
新华社北京3月06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
1983年03月05日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
为了便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中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选举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办理选举的具体事务。
二、选举委员会的职权是：
（一）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
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做出决定；
（三）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四）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名单；
（五）规定选举日期；
（六）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选举委员会指导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的工作。
三、因反革命案或者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案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
四、下列人员应当准予行使选举权利：
（一）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
（三）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四）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五）正在受拘留处罚的。
以上所列人员参加选举，由选举委员会和执行监禁、拘役、拘留或者劳动教养的机关共同决定，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或者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他选民代为投票，被判处拘役、受拘留处罚或者被劳动教养的人也可以在选举日回原选区参加选举。
五、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驻地在市区内的，其所属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组织的全体职工，参加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六、驻在乡、民族乡、镇的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全体职工，可以只参加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七、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
八、选民在选举期间临时在外地劳动、工作或者居住，不能回原选区参加选举的，经原居住地的选举委员会认可，可以书面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他选民在原选区代为投票。
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是没有转出户口的，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的证明后，可以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
九、每一选民（三人以上附议）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名额，不得超过本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当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选举委员会不得调换或者增减。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划的顺序排列，经过预选确定的，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

台湾再次演出大陆地方剧
本报讯
据《中央日报》报道，自2月19日起至28日止，在台湾艺术馆演出十场大陆地方戏共包括九个剧种的剧目，它们是：
川剧：
《马房放奎》、《阴阳界》；
淮剧：
《赵五娘》；
豫剧：
《鸳鸯盟》；
闽剧：
《碧血黄花》；
汉剧：
《下茅房》、《芦荷花》；
秦腔：
《花亭会》、《烙碗记》、《二堂会》；
湖南花鼓戏：
《正德游龙》、《张四姐下凡》、《状元拜塔》；
评剧：
《王少安赶船》；
粤剧：
《寸草心》、《阿福洞房》、《胡不归慰妻》等。
　大业

台湾千年蝙蝠洞
台湾是我国游览胜地之一，它的山山水水被大自然的神工巧匠安排得奇异而美妙。
嘉义县瑞里八景之一的燕子崖千年蝙蝠洞，里面有规则地排列着数千个大小天然石洞，有“台湾的敦煌石窟”之称。
千年蝙蝠洞绵延300余米，高100多米，洞前有小溪流水，虫声鸣遍四野，鸟语花香，置身其间，有飘飘欲仙之感。
每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

台湾将开放海岸军管区
允许民众观光旅游
本报讯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国防部”将在最近开放包括台湾东海岸、北滨公路沿岸、北海岸和垦丁公园等三十处和澎湖沿海十二处“列为军事管制的海岸风景区，作为民众观光游览地区”。
台报说，台湾海岸线的军事管制，始于1949年。
被列为军管的海岸线，“一向规定在沿海五百米的高潮线内，游客不得出入”。
这次开放四十二处海岸军管区表明，“有关单位”对这类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长足的突破”。
报道称：
“国防部”的这一行动，是根据“行政院”长孙运璇的决定进行的。
耀闻

台湾“故宫博物院”计划开展工作
本报讯
据《台湾新生报》报道，台湾“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秦孝仪，1月29日报告今后的“工作重点”时表示，“随时和各界沟通，做好文化扎根的工作，让大家都能重视先人所遗留下来的宝藏”。
计划内容包括：
“新办《故宫文物月刊》”，“编印一大套《中华文物期刊》，作为加强国际交流之用”。
报道说，“秦孝仪有心要把故宫博物院变成‘东方的罗浮宫’，让中华文物光芒万丈，潜移默化根植在国内外人士的心中”。
　
　周仛

台湾的丧礼
泰岗
台湾的丧礼习俗，跟大陆有些不同，略述如后：
居住在城市的台湾同胞，家有考妣之丧时，首先在门窗上贴一张白纸，写着“严制”、“慈制”，或“丧中”。
也有人写“忌中”，或“忌”，出殡时的灵堂写“告别式”，这是日本人占领期间遗留下来的日式名词。
丧家一般还在左邻右舍的门楣上贴一张红纸条，以防探丧唁慰的人走错门。
家有考妣之丧的当天，首先将遗体移置于厅堂边的“水床”（木板榻），用石头枕头，盖上“水被”（被单），“水床”尾放碗白米饭，称为“脚尾饭”。
在日本占据时代，亡故者穿寿衣时，要先由其长子头戴竹笠，站在门外的小椅子上，将寿衣一件一件套在身上，再整套脱下来为亡故者穿上。
据说这是因为清政府割台湾给日本后，台湾同胞耻于为异族统治，立誓死后，头不顶日本天，脚不踏日本地，做个完整的中国人，到阴间去见祖先！
这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悲愤！
如今这种套衣仪式，自然取消了。
考或妣逝去之日，有些丧主还延请僧道建坛做“功果”，读疏文祭吊。
疏文写着死者的原籍，如福建省某县某乡某村。
入殓时，要先取些挖洞的铜币，用布条穿过钱洞，绑在手腕上，直系子女及媳妇用白色布条，出嫁的女儿及孙侄辈用青色布条，叫“绑手尾钱”。
然后盖棺“封钉”。
如有僧道在场，则讲四句吉祥言语，祝愿子孙兴旺长寿发财等，然后“做旬”。
07日为一旬，要做七旬，每旬都要以牲醴菜肴祭拜。

台湾简讯
△前国民党政权广东省主席李汉魂之子、美国夏威夷大学学区文化中心主任李浩，于02月05日至09日访问台湾期间，曾先后会晤孙运璇、朱抚松、蒋彦士、朱汇森等人，并向之表示，他“一向认为台湾和大陆间应有某种形式的贸易和民间来往”。
△不久前，台湾“警总”以“为中共从事经济统战”为名，加害于两名台商。
对此，台湾《亚洲人》杂志01月号发表“编辑者”文章说：
“台湾的商品机器能销大陆的事实由来已久，中外皆知，现在这种行为被视为叛乱，……那么许多旅美学者专家为响应现代化的号召而回大陆去工作的，岂不人人成为叛乱犯了！”
△台湾最近有一种获得专利的水饺机上市，只要把水饺皮放在凹洞中间，再放入馅，用力一按，一个水饺就成了。
这种包饺机很适合家庭使用。

台湾板桥市海山中学二年级学生刘祖桓，经过刻苦钻研，利用玩具上的齿轮等零件，制成一具机械手臂。
这种机械手臂机体由木料构成，共六个关节，长七十厘米，高二十五厘米。
手臂可以抓举物品，做三百六十度旋转，还可以做上下左右的旋转，角度可达到三百度。
〔原载1983年01月27日《联合报》〕

“未来属于祖国大陆！”
三个月前，一个台湾女学者随一个参观团，来到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游览。
她常常在集体活动之余独自漫步大街小巷。
在顾客盈门的人民银行，既不见手执武器的警卫守门，也不见前来提款的户主随带保镖。
她看到许多青年在图书馆里伏案读书做笔记。
一天傍晚，她随着人群进入福州人民剧场，发现门口无人验票，观众都自觉凭票入场，对号入座。
这使她感到惊异，索性电影也不看了，又乘汽车去转了几个影剧院，所见情景也都如此……。
这位青年女学者在离开大陆时，不胜感慨地说：
“来大陆这些天，我仿佛做梦一般。
大陆同胞目前生活水准虽然还不高，但是讲文明、守公德，奋发向上，我相信未来是属于祖国大陆的！”

来自全国各地新闻、出版、文化界人士在京聚会
纪念《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创刊45周年
本报讯
记者林钢报道：
当年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工作过的同志，从四川、南京、上海等26个省市齐集北京，共450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创刊四十五周年。
王震、邓力群和当年在南方局工作的同志，以及首都新闻、出版、文化界人士共150人，也应邀出席盛会。
邓颖超、李维汉、胡乔木写来了贺信。
重庆《新华日报》最后一任总编辑熊复主持座谈会。
潘菽、胡子昂、李纯青、臧克家、童小鹏、吴冷西、谢筱逎、金靖中、黄友凡在会上发了言。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刊。
连续战斗九年多的时间里，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爱国民主运动，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它们在中国新闻史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风格和办报经验，在我党历史上也占有重要一页。
纪念活动将继续举行。
会上将成立“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

美友好书刊基金会向北京图书馆赠送博士论文胶卷
据新华社北京3月05日电
美国友好书刊基金会向北京图书馆赠送博士论文缩版胶卷仪式，今天在北京举行。
这套博士论文胶卷约10万卷，是1938年至1977年美国十几个州主要大学的全部博士学位论文。

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闭幕
建议协调局研究柬埔寨代表权问题
新华社新德里3月05日电
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今晚通过一项给首脑会议的建议后闭幕。
外长们向首脑会议建议由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研究柬埔寨代表权的问题，并向将于1985年召开的外长会议提出建议。
这项建议包括下述三点内容：
责成协调局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把在辩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考虑进去，然后向预定在1985年召开的外长会议提出建议；
提请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注意外长会议上通过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包含外长会议主席的总结发言）；
本次首脑会议不再讨论这一问题。
据会议发言人说，外长会议之所以决定向首脑会议提出这项建议，是因为代表们在柬埔寨代表权问题上分歧很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就这个问题发言的有61个代表团，其中有31个主张恢复民柬合法席位；
18个要让越南扶植的韩桑林政权占据柬埔寨的席位；
12个主张将席位空起来，或把这问题交由其他小组讨论。
不结盟协调局的组成问题尚未解决。
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将就这一问题进一步磋商，并向首脑会议提出建议。

五百余名金边伪军开小差
新华社北京3月06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今年以来，有500多名金边伪军士兵开小差脱离傀儡军队。
广播说，越来越多的金边伪军士兵看清越军的侵略本性，不愿替他们去杀害高棉同胞。
01月05日，在磅同省兵营参加军训的150名伪军士兵集体开小差。
01月29日，越军在磅湛省岗迈县征兵200人。
到2月中旬，这批新兵就已全部逃光。
02月份，越军在贡布省祖克镇为170名伪军士兵办军事训练班，短短的几天里开小差者达100人，剩下的伪军也心神不安，伺机逃跑。
据新华社曼谷3月04日电泰国《曼谷邮报》今天报道，侵柬越军正在马德望市附近加紧修复和扩建飞机场。
报道援引来自柬埔寨抵抗力量的消息说，已有许多F喷气式飞机在这个离泰国边境城市亚兰约90公里的机场着落。
越军还在机场周围约两公里处修筑了一些岗楼。
机场四周戒备森严，外人一律不得进入。

印度阿萨姆邦一岛上发现大量尸体
本报讯
在印度阿萨姆邦骚乱事件中，死亡惨重。
近日又发现附近岛屿上大量移民遭杀害的情况。
据报道，11天以前，警方赶到阿萨姆邦一条河里的岛屿上时，发现190具正在腐烂的尸体，其中多数是说孟加拉语的移民。
这些村民对于武装的当地人进行袭击作了准备，但因寡不敌众而遭重大伤亡，受害者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当地人也有一些人死亡。

各国舆论评述我国关于解决柬问题的声明
中国建议为解决柬埔寨问题提供基础
本报讯
我国外交部3月01日提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点重要建议后，东南亚和世界各国报纸和通讯社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建议为解决柬埔寨问题提供了现实基础。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3月04日发表评论说，柬埔寨问题最直接的是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是越南的支持者；
而中国则反对越南侵略，支持柬埔寨反侵略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越应开诚布公地解决柬问题，“而不能再将问题扫入地毯，视而不见”。
现在，中国公布的解决柬问题的方案，是“缓和中越恶化关系和改善中苏关系的基础”。
这家报纸说，“照我们看来，整个（柬埔寨）问题的症结在于苏联的态度，因为越南是依靠苏联生存的一个国家，如果莫斯科不主张打下去，越南撤退指日可望，反之如果苏联不改变其立场，柬埔寨问题将难以解决”。
南通社3月04日在评述中国建议时说，中国愿意同其他国家一起，保证尊重柬埔寨的安全，不干涉它的内政。
中国过去曾表示过，它除了自身的安全外，对柬埔寨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希望柬成为一个自由、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最新建议是为了求得越南全部撤军。
法国《世界报》3月03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马尼埃尔·吕克贝尔写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外交部公布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点计划，将中、越关系正常化与解决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
中国表示希望看到出现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它准备同其它国家一起提出不以任何方式干涉柬埔寨内部事务的主张。
本着同样的精神，北京支持在越南人离开后由联合国监督进行选举的建议。
文章说，中国接受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意见，但是，对它来说这丝毫谈不上承认越南已造成的既成事实的问题。
中国计划将越南军队“无条件地撤出”柬埔寨作为任何政治解决的关键。
美国《洛杉矶时报》3月02日的文章指出，在第2轮中苏会谈开始时，在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即将召开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是北京采取的一次“重大的新的外交主动行动”，它是“多年来中国发表的声明中迄今为止措词最和解的一次”，中国希望通过这次主动行动，“用一种政治解决办法”来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越南离开柬埔寨，中国将改善与越南的关系”。

国际简讯
比利时妇女举行示威游行
比利时各政党、工会和妇女组织的约五千名妇女，03月05日下午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妇女反对危机”的示威游行。
示威者要求获得劳动的权利，要求男女在工资报酬和就业机会上平等等。
津巴布韦军警搜查反政府分子
津巴布韦国民军和警察05日联合采取行动，封锁了津巴布韦第2大城市拉瓦约的西部黑人居住区，挨家挨户搜查武器和反政府分子。
包括两名议员（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成员）在内的近二百人被拘留。
意采取行动逮捕黑手党成员
意大利宪兵03月04日在意大利南方采取统一行动，逮捕了黑手党等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八百三十多人，再次沉重打击了这些犯罪集团。
美国帮助肯尼亚疏浚蒙巴萨港
美国最近帮助肯尼亚完成了疏浚蒙巴萨港的一项重大工程。
蒙巴萨港是东非最重要的军港和商港。
疏浚后的港口可以接纳长一千英尺、吃水四十二英尺的美国最大的航空母舰。
斯瓦希里语被选作地区交流语言
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和扎伊尔五国的专家们，最近在一次讨论会上，建议用斯瓦希里语作为区域性的交流语言，并已把这项建议提交本国政府审批。
（据新华社）

参加第7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国家和政府首脑陆续抵达新德里。
他们在机场上受到印度总理英·甘地的欢迎。
本报电视照片

我政府贸易代表团长抵达莫斯科
新华社莫斯科3月06日电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贾石今天乘飞机抵达莫斯科。
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伊·格里申前往机场迎接。
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也到机场迎接。
贾石副部长是前来签订1983年中苏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的。

波兰外长访问苏联
新华社莫斯科3月04日电波兰外交部长奥尔绍夫斯基今天结束对苏联的两天访问之后，离开了莫斯科。
据塔斯社发表的苏波联合公报，在访问期间，奥尔绍夫斯基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苏波关系以及欧洲安全等国际问题举行了会谈。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接见了奥尔绍夫斯基。
公报说，双方表示为竭力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的决心。
公报谴责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继续干涉波兰内政和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
奥尔绍夫斯基离开这里以前，向苏联电视发表谈话说，波将“积极参加”苏联的“和平攻势”，在国际活动中与苏联“紧密配合”。

澳大利亚大选初析
魏玉琴
03月05日，在澳大利亚大选中，以鲍勃·霍克新领袖为首的工党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
这使它自1975年以来三次大选失利后再度执政。
按澳大利亚宪法规定，大选每三年举行一次。
本届大选本应在年底举行。
执政的弗雷泽总理决定提前大选，争取连任，但未能如愿以偿。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据分析，澳大利亚经济严重恶化是一个主要原因。
近一年多来，在西方经济衰退、保护主义崛起的打击下，澳大利亚经济也处于衰退状态。
经济上“四高一低”（即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高利率、高所得税和低经济增长率），使执政党处于困难境地。
据官方统计，目前失业人数已突破70万大关，失业率已超过10％，这是前所未有的。
去年第3季度的通货膨胀率从二季度的10．7％上升到12．3％；
去年09月的银行利率已提高到19％；
一般工人的所得税要占收入的三分之一。
财政部预计1982—1983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将降低2％，这将是自1952—1958年度下降0．8％以来的“最差记录”。
同时出口市场缩小，价格猛跌，矿产品生产过剩，外贸逆差严重。
加以发生百年罕见的连续三四年特大干旱，羊畜受灾，粮食减产。
弗雷泽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未能扭转经济颓势，这使选民很为失望，对反对党寄予了新的希望。
工党紧紧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提出了吸引各界注意力的经济政策。
霍克公开表示支持投资者保护其国内市场，不征收资本收益税，不反对开采铀矿。
他还许诺刺激经济，消除失业，提出减税方案，给本地制造商以更多的保护。
尽管人们认为这与执政党所采取的政策没有多大区别，但博得企业界的欢迎和一般选民的好感。
在竞选中，工党顺利地调整了班子，确定了“和解和一致”的纲领，显示了它团结一致、应付当前困难的能力。
工党在1975年前曾先后几次执政。
有消息说，这次提前大选，本是弗雷泽利用工党内部领袖之争和它支持工会罢工引起社会不满之机，对工党采取的一个行动。
然而，出乎预料，霍克在解散议会后5天就取代辞职的比尔·海登出任领袖，平息了党内纷争，并迅速聚集力量投入竞选，处于进攻态势。
同时，霍克当了党的领袖后，说服工会暂时不搞罢工，在选举中争得了主动权。
此外，在过去一年中，工党力量也不断增强，在州议会选举和补缺选举中连连获胜，在大陆5个州中取得了4个州的领导权。
这又不能不在这次大选中产生有利于工党的影响。
现在，工党组阁在即。
人们普遍认为，工党新政府的对外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
但在治理经济方面，它仍将面临严重的考验。
（附图片）
澳大利亚大选于3月05日结束。
图为工党领袖霍克在投票。
　
本报电视照片

苏将出版《华俄大辞典》
新华社莫斯科3月05日电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鄂山荫教授主编的《华俄大辞典》即将由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辞典共收近16，000汉字，25万余词和成语，拟分四卷出版，在1983至1984年出齐。
编纂辞典时利用了瓦·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881—1951）等汉学家积累的材料以及中国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辞海》等辞书著作，这本辞典可供苏联人使用，也可供学习俄语的中国人参考。

葛罗米柯分别会见两伊驻苏使节
新华社莫斯科3月05日电
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天分别会见了伊拉克驻苏联大使阿扎维和伊朗驻苏联临时代办法尔什奇。
他是应他们的请求会见他们的。
报道说，葛罗米柯在会见他们时强调，苏联主张停止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
法尔什奇向葛罗米柯递交了伊朗政府关于“近东和中东局势问题”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

西哈努克说越南部分撤军建议是狡猾的阴谋
柬埔寨在不结盟首脑会议应有席位
不结盟外长会议决定继续让柬席位空着是不公正的
新华社平壤3月06日电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今天在这里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越南最近提出的所谓从柬埔寨部分撤军的建议是“狡猾的阴谋”。
他还指出，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关于继续让柬埔寨席位空着的决定是“非常不公正的”。
西哈努克在谈到越南部分撤军的建议时说：
“越南想欺骗世界人民，欺骗国际舆论。
事实的真相是，他们不愿意从柬埔寨撤军，甚至部分撤军也不愿意。”
他说，去年越南说，他们的侵柬军队已经撤走了一部分。
但是，事实的真相是，他们不过是把伤兵撤走，而又派新兵来换防。
西哈努克批驳了越南把所谓结束来自中国的威胁和要泰国不再支持民主柬埔寨作为他们从柬埔寨撤军的条件。
他指出：
“大家知道，中国并没有威胁我们，没有威胁越南，没有威胁老挝。
中国尊重她的邻国的主权与和平，中国对泰国就是这样的。”
“泰国没有给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的民柬政府提供庇护所，我们全部在柬埔寨境内。”
他说：
“泰国支持一个作为主权国家的真正的柬埔寨，一个为了柬埔寨人民的合法的柬埔寨国家。
泰国不能承认韩桑林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只不过是莫斯科和河内制造出来的东西，是苏联帝国主义和越南扩张主义的傀儡。
韩桑林政权决不代表柬埔寨人民和民族。”
西哈努克说：
“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作出的让柬埔寨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的席位空着的决定，是一个非常不公正的决定。
对此，我代表民柬提出抗议。”
他强调说：
“我们是被联合国承认的合法政府。
我们象征着有主权和自由的柬埔寨。
这个席位是我们的，是柬埔寨的，我本人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因此，我们完全有权占有柬埔寨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席位。”
西哈努克亲王指出，不结盟运动的原则是不结盟国家应该支持遭到侵略的人民，柬埔寨人民就是越南侵略者的受害者。
象古巴、越南一类的国家，它们不是不结盟国家，而是结盟的国家。
“应当开除的国家是越南，而不是民主柬埔寨。”

评“不涉及第三国论”
新华社记者　唐天日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苏联的一位副外长3月03日在莫斯科发表谈话宣称，中苏磋商“不能讨论第三国问题”，苏联“不做同别国讨论第三国问题这样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原则”。
在这以前，苏联《真理报》等舆论工具一再宣传这类“不能涉及第三国”的论调。
这位副外长和《真理报》等报刊认为，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和苏联在蒙古驻军问题都是“涉及第三国的问题”，是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中所不能讨论的。
看起来他们似乎对“第三国”十分尊重，在国际关系中是奉公守法的，但实际上却是在制造借口，不愿遵照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排除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障碍。
大家知道，柬埔寨问题是苏联支持越南用坦克、大炮制造出来的。
越南入侵柬埔寨是在苏越签订名曰“友好合作”实为军事同盟条约之后不久发生的。
越南侵略柬埔寨所消耗的大量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主要依靠苏联支持和提供。
没有苏联的支持就不会有越南的侵柬战争，就不会有柬埔寨问题。
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早就超出了苏联和越南双边关系的范围。
苏联这一行动已使苏越以外的一个第三国，民主柬埔寨，遭到外国的占领，使东南亚、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遭到破坏，使这个地区的许多第三国，包括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
这当然要引起这些国家的关切、不安和反对。
既然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在中苏两国的谈判中，如果不涉及到这一问题，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又从何开步呢？
阿富汗问题，是苏联直接出兵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出来的。
至今，苏联在阿富汗的十万大军，控制着阿富汗全国的城镇和交通要道。
苏联占领阿富汗开创了苏联直接出兵占领它的“大家庭”以外的一个主权国家的先例。
它破坏了南亚地区的和平，威胁着这个地区许多国家的安全，也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障碍。
因此，为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要同苏联讨论这个问题。
苏联在蒙古的驻军，是苏联在邻近中国边境驻军的一部分，矛头直指中国，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和远东各国的安全。
所以，苏联在蒙古的驻军早已超出了苏蒙双边关系的范围，而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
在中苏正常化的谈判中又怎能不涉及这一问题呢？
事实说明，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和苏联在中蒙边境驻军问题的本质都是：
苏联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第三国的利益，威胁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第三国的安全。
现在当中国要求苏联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时，这位副外长却把这些问题说成是苏联和中国以外的“第三国的问题”，高唱起“不能涉及第三国问题”的乐曲来。
如果这不是想坚持威胁中国等国的安全，至少也是想为回避问题制造借口。
此外，苏联是否从来“不做同别国讨论第三国问题这样的事情”呢？
显然不是。
事实是，苏联过去和现在都在同别国讨论有关“涉及第三国”的问题。
从1959年到1977年，苏美两国首脑举行过许多次会谈，其中至少有七次会谈，讨论了“涉及第三国”的德国、柏林、印支、中东和欧洲问题。
目前，苏美正在日内瓦举行涉及英国、法国、西德等许多欧洲国家的欧洲中程核武器谈判。
最近，上述的那位苏联副外长访问东南亚一些国家时，自己就同泰国等国讨论了柬埔寨这个“涉及第三国”的问题。
问题的实质在于：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需要讨论的上述“涉及第三国”的一些问题都是苏联直接使用武力，或者支持别国使用武力，或者派驻军队所造成的，它们都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它们都威胁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要和苏联讨论这些问题，丝毫不想涉及有关国家的“内政”，而只是为了排除障碍，以便推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苏联真有诚意改善中苏关系，那还是不要推托和搪塞，而应在消除妨害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问题上采取一些切实步骤才好。
（新华社北京3月06日电）

马孟尼巴等国领导人强调
外国军队必须撤出柬埔寨和阿富汗
据新华社达卡3月06日电马尔代夫和孟加拉国今天重申，它们主张在立即和无条件撤出外国军队基础上实现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
在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结束对孟加拉国4天访问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两国领导人再一次呼吁为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和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创造条件。
两国领导人强调，在当前不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下，即将在新德里召开的第7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两国领导人还表示要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尽最大的努力。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3月04日电
正在这里访问的尼日尔国家元首赛义尼·孔切和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今天表示希望，即将在新德里召开的第7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能够维护不结盟运动的精神，促进各国之间的友谊。
两国首脑呼吁对阿富汗问题实行政治解决，让阿富汗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齐亚·哈克4日晚在拉瓦尔品第为欢迎孔切举行的国宴上说，巴基斯坦坚持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
据新华社曼谷3月06日电 丹麦外交大臣乌弗·埃勒曼—任生和泰国外交部长西提昨天在泰国外交部举行会谈时表示，丹麦和泰国确信即将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将讨论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并坚持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这两个国家的立场。
据新华社香港3月06日电《印度尼西亚时报》昨天在一篇题为《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应集中精力解决重要问题》的社论中说，第7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应该“寻求一种方式，防止发生苏联占领阿富汗和越南侵略柬埔寨那种情况，来保护它的成员国免遭外国的进攻和入侵。”
社论在谈到民主柬埔寨被剥夺其在不结盟运动的席位时说：
“不结盟运动必须规定开除一个成员国的准则。”

黄甘英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上发言
维护世界和平是世界妇女面临的紧迫任务
新华社维也纳3月05日电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黄甘英在这里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特别会议上说：
目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全世界妇女严重关心的问题和她们面临的紧迫任务。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特别会议是从2月24日到3月04日在这里举行的。
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预定于1985年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十年”终期世界会议进行筹备。
黄甘英说，1985年将要举行的妇女世界会议将是全世界妇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它不但将全面审查和评价实现联合国妇女十年这一目标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问题，而且将为进一步实现联合国妇女十年目标，为今后行动确立最有效战略，开辟最重要途径。
她介绍了中国在提高妇女地位和保护妇女利益方面所取得成就以及目前尚存在的问题。
黄甘英在谈到世界各国妇女所处的地位时，赞扬了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为捍卫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障妇女权益方面作出的努力。
她指出，妇女在全力参加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西方经济危机和衰退带来了严重的失业，而妇女经常是首当其冲。
目前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严重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的发展。
平等和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但目前国际形势仍动荡不安，因此维护世界和平仍是全世界所有妇女严重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她们面临的紧迫任务。
黄甘英强调说，“平等、发展与和平”和“就业、健康与教育”应该继续作为1985年世界妇女会议的议题。
她建议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加强南南合作作为有关发展议题中的重要问题，把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问题和需要作为优先讨论的重点。

世界灭鼠趣闻
当前，世界鼠害成灾。
据联合国卫生组织估计，世界上的老鼠约在六十亿只以上，已超过世界人口的总数。
这些老鼠仅每年吃掉的粮食就达三千五百万吨，可供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用粮二十年。
1979年，墨西哥城遭到了三千万只老鼠的袭击，它们占据了街道、市场、公园、庭院，闹得人心惶惶。
1980年，哥伦比亚有近三千个小孩被老鼠咬伤，五人被老鼠吃掉。
更为严重的是，老鼠还传播鼠疫等二十多种疾病，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仅一三四○至一三五〇年间，在印度因鼠疫而死亡的就有一千三百万人，欧洲死亡了二千五百万人。
因此，联合国有关组织紧急呼吁，要将老鼠列为人类的大敌之一加以消灭。
一些国家也纷纷采取措施，千方百计消灭鼠害——美国总统里根曾宣布，每年06月份作为美国全国统一灭鼠“活动月”。
墨西哥决定在墨西哥城开展一次灭鼠活动，并要求全城五百万居民每人消灭两只老鼠。
埃及政府为此还作出了一项独特的规定，不论谁，消灭一只老鼠可获得五埃镑的奖金。
哥伦比亚当局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防鼠法规，对违反这些法规的人，警察当局将追究刑事责任。
最有趣的是印度尼西亚的西爪哇苏曼区，当地政府规定：
新郎在结婚前必须交出五十只老鼠，否则就不予办理结婚手续。
·李仁惠·

南斯拉夫思绪 公刘铁托墓洁净的大理石，有棱有角，四四方方，第1个感觉是庄重，第2个感觉是明亮，第3个感觉是硬得象铁一样。
上面镌刻着：
布罗兹·铁托，满共不过一行。
淡荡，真淡荡。
名字旁边是不知什么人送来的石竹和郁金香。
芬芳，忒芬芳。
我们也不是谒墓，而是将中国的老朋友探望，心和心拉家常。
他对我们讲：
不仅克罗地亚扎果烈，*整个南斯拉夫都有开采不尽的铁矿；
而无论工具、武器、心肠，凡是铁铸的肯定有力量。
*克罗地亚共和国扎果烈区是铁托的故乡。
一张菜单一张菜单把我带回北京饭店，一张菜单又把我送到了天府四川。
这充满诱惑的无声的语言，撩起了万里家国的思念。
红的柱子，绿的廊檐，宫灯上的金穗些微战颤，那是我的心，吊在天边；
在竹帘、漆器、画屏与景泰蓝之间流动着幽香的薄暗。
桌上摆的是轻巧的天竺筷子，还有精美的景德镇瓷杯、瓷碗、瓷盘。
所有的男女服务人员清一色汉人打扮——密匝匝的那么多布扣攀儿，箍出了百分之百的东方式的饱满与精悍……啊，这迷人的氛围装饰了一个袖珍本的中国，尽管明明知道它是南斯拉夫版。
多么可爱的餐巾！
方块字竟印了个满！
象一群故乡淘气的顽童格格地笑着径直搂住脖子扑到了胸前。
一张简单的菜单怎么隐藏了如此惊人的魔幻？
（附图片）相去万余里，忽如至家乡。
方成画

四十年后喜重逢
文洁若
汽车在平坦整洁的柏油路上行驶，我隔着车窗观赏着新加坡秀丽如画的街景。
一座接一座的高层建筑，矗立在绿树丛中。
真是奇妙啊！
昨天（1月13日）晌午还在隆冬的北京，晚上就来到这个常年盛夏的岛国。
今天一觉醒来，东道主已经安排好我们下午4点到外交部去会见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第2副总理拉贾拉南。
四十多年前，拉贾拉南和萧乾在伦敦结为挚友，这次他们是旧雨重逢。
拉贾拉南的先辈是来自斯里兰卡的移民，浅黑的脸上是一双深邃的眼睛。
两鬓虽已斑白，但精神矍铄，目光炯炯。
看不出已是65岁的人。
萧乾首先问起拉贾拉南夫人彼萝希卡的近况。
拉贾拉南的记性真是出奇地好。
他一一问起当年在伦敦郊区同在一家公寓里住过的中国朋友，也问起我自己从事什么工作。
他对文学似乎依然很感兴趣。
萧乾问他还写不写小说，他笑了笑说，现在光忙政治，顾不及了。
我们告辞时，拉贾拉南说，他希望我们20日下午7点到他家去吃饭。
他还要请一位英国记者及其中国血统的妻子作陪。
回旅馆后还没坐定，拉贾拉南的妻子彼萝希卡便打来电话，说她等不及20日才会面，一定要我们第2天4点先到他们家去吃茶。
她说：
“四十多年了，真象是场梦！”
14日下午3点3刻，我们乘车驶往新加坡近郊拉贾拉南的住宅。
我们到得比预定的早了几分钟，可是拉贾拉南却已在铁栅栏门内等候了。
他亲自为我们打开了门。
一见面他就亲热地拥抱了萧乾，他们仿佛又回到四十年前的青年时代了。
彼萝希卡也热情地拥抱了我们。
坐定后，二位老友就追忆起在英伦的往事；
无情的岁月虽使他们的头发都花白而稀疏了，脸上却荡漾着重逢的喜悦。
两个人是1940年在伦敦结识的。
当时，拉贾拉南正在伦敦大学攻读法律，也作过记者，并且在第一流的文艺杂志上发表过好几篇小说，可惜未收集成册。
萧乾那时在伦大东方学院教书。
正是德国法西斯飞机滥肆轰炸伦敦的时候，他们在一所旧式楼房同住了两年。
警报一响，常互相提醒。
来得及，就一道进防空洞；
来不及，就一道在楼里找地方掩护。
两人常常钻在一张桌子底下避难，可谓患难之交。
彼萝希卡是从欧洲大陆逃到伦敦的匈牙利难民。
她是犹太人，也就是希特勒处心积虑要消灭的民族。
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她住在附近的一所公寓里。
拉贾拉南和萧乾坐在对着门的软椅上畅谈，我和彼萝希卡坐在侧面挨着西窗的角落里拉家常。
她告诉我，她和拉贾拉南是1947年从英国到新加坡来的。
起初与人合住一座房子，后来这座盖成了，他们便买了下来，那时他们还年轻，身体健壮，庭园里的果树，都是他们一棵棵亲手栽种的。
近年虽有园丁定期来帮忙，至今拉贾拉南还抽空整枝浇水什么的。
当时价钱不算高，但他们收入不多，分期付款10年，才把房子买了下来。
彼萝希卡提议要领我去看看他们的庭园。
我们沿着回廊环着房屋绕了一周。
园子布置得体，处处具见匠心。
这里有高大的椰子树，也有香蕉树，上面结着一挂挂绿色大香蕉。
靠近大门的地方，一株胡姬花盛开，散发出浓郁的芬香。
彼萝希卡告诉我，这是新加坡人最喜爱的花——新加坡的国花。
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位副总理住宅的庭园并没有院墙，周围仅仅圈着一米多高精心修剪的常青树篱，从外面可以瞥见院里的一切，门口也只有那么一个岗哨，他有时还兼充司机。
他们门前就是马路，同一般中等人家的住宅没什么两样。
20日晚赴拉贾拉南的家宴时，象上次一样，男主人也是在铁栅栏门内迎候。
过一会儿，伦敦《观察家报》驻新加坡记者戴尼斯·布拉德沃尔斯夫妇到了。
他们和拉贾拉南夫妇是二十七八年的老朋友了。
彼萝希卡亲自下厨房去做菜，我便和布拉德沃尔斯夫人梁女士用中文聊起来。
到新加坡以后，几乎顿顿都是山珍海味，鱼翅燕窝。
但我对副总理夫人亲自下厨房做的这顿匈牙利饭，特别欣赏，因为它凝聚着女主人的一片朴实无华的心意。
饭后，主客步出客厅，到院心的凉亭上喝咖啡去了。
我们环坐在一张长桌子四周。
我的左首是梁女士，右边是女主人。
梁女士告诉我，拉贾拉南早饭在家里吃，上下班由公家派车接送。
他总随身带上一暖瓶茶和一包水果，边处理公务边吃。
他不吃午饭，也不睡午觉。
晚上有时在家看看书，有时也到别人家去作客。
他们有一部小丰田，为私事出门，就开自己的车子，而且总是拉贾拉南亲自开。
她还说，彼萝希卡出门买东西，宁可坐公共汽车，一向不坐公家的汽车。
三个男的还在那里有说有笑地谈着，我一看表，哎呀，已经过了午夜。
梁女士提醒说，彼萝希卡从来都是10点以前就睡觉的，她这么陪坐到深夜，是罕见的。
我看到他们谈得那么起劲，真不忍心打断他们。
但我还是给萧乾使了个眼色。
他一看表，说：
“啊，差一刻一点了，这是一个忘却了时间的夜晚。”
归途，我们各自倚在车厢的一角，不是困倦，而是深深地陷入了沉思。
（附图片）

姆巴利亚之歌
熊竹
在西非海岸的几内亚城乡，处处可以看到姆巴利亚·卡马拉的画像，时时可以听到那激越高昂的“姆巴利亚之歌”。
人们稍一留心，还会发现许多单位、集体或建筑、船只等等，是以“姆巴利亚”命名的，连总统府里也有个“姆巴利亚大厅”。
独立后兴建的一个最大企业——几内亚卷烟火柴厂还把姆巴利亚的头像贴在火柴盒上。
这样，英雄的形象更是遍及千家万户。
正象我国人民以刘胡兰为民族的骄傲一样，姆巴利亚的名字拨动着每个几内亚人的心弦！
姆巴利亚·卡马拉出生在离首都不远的下几内亚的冬冬村，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1955年，村里成立了几内亚民主党的基层组织，开展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02月09日那天，荷枪实弹的法国殖民军气势汹汹地闯进村庄，进行搜捕。
他们威吓村民，必须交出“带头人”。
面对这一突然袭击，姆巴利亚挺身而出，严辞斥责，愤怒抗议。
凶狠的殖民军当场用刺刀杀害了年轻的姆巴利亚。
当时她怀孕六个月。
女英雄连同她腹中的胎儿，为民族独立的神圣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英雄的业绩又一次强烈震撼了万恶的殖民统治，召唤着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毅然奋起。
在首都科纳克里，为英雄送葬的行列长达六公里。
群众的队伍不顾殖民军的包围和恫吓，一直把灵柩送进公墓。
1958年10月，几内亚挣脱殖民枷锁赢得独立。
为了纪念英雄，学习英雄，继承英雄的忘我精神，几内亚政府将英雄殉难的日子定为几内亚妇女节。
一个姆巴利亚倒下去，千万个姆巴利亚站起来。
如今在几内亚各条战线上，妇女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一位几内亚女记者曾经这样自豪地说：
我们几内亚妇女正在集体谱写一首新的姆巴利亚之歌。
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几内亚正在涌现成千上万个姆巴利亚！
（附图片）

恶魔颤抖了
亚彬
1943年06月21日下午2点，让·穆兰来到卡吕尔。
他象就医的病人一样，步入迪古戎大夫诊所。
他刚刚在椅子上坐下，突然，一个身材不高、体态微胖的家伙带领数十名手握冲锋枪的秘密警察闯了进来。
那个家伙，就是“里昂刽子手”克劳斯·巴比。
由于叛徒的出卖，穆兰和其他几名抵抗运动的负责人被捕了。
让·穆兰是当时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主席，就在他被捕之前三个月，戴高乐将军把他从伦敦派回法国，领导抵抗运动，重组秘密军的指挥机构。
他这次到里昂市郊的卡吕尔来，是秘密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与穆兰同时被捕的原“南方解放”抵抗运动代表雷蒙·奥布拉克后被营救出来，据他说：
“由于我的牢房正好对着楼梯，我从窥视孔里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
06月23日，我看到让·穆兰被两个德国兵架着从门前经过，他被拷打得已无法走路，污血斑斑的头上裹着龌龊的纱布，遍体鳞伤，浑身是血。
这是巴比干的。
翌日晨，我和其他人被押往盖世太保司令部，带进了二楼巴比的办公室。
因为是夏天，他只穿着衬衫，我看到他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一支大头棒。
在拷打我之前，他冷冰冰盯着我看。
我缄口不答他的审问。
于是他狠命打我脑袋，我昏厥过去。
刚一苏醒，巴比就用脚拚命地踢我。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面前的这人，是个暴虐狂。
他毫无人性。”
让·穆兰坚贞不屈，守口如瓶。
没多久，就被巴比施用酷刑，活活打死。
巴比是双手沾满法国人民鲜血的纳粹战犯。
1942年至1944年，他是里昂市盖世太保头目之一。
这个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的恶魔在20个月里，先后逮捕14，311人，枪毙4，342人，将7，591人投入集中营，被人们称为“里昂刽子手”。
希特勒垮台后，他在美国庇护下，逃脱法网，之后又逃进玻利维亚，住了将近三十年。
这期间，巴比因其犯下的累累战争罪行，曾两度被法国缺席判处死刑。
然而，玻利维亚原军人政权首脑乌戈·班塞尔是巴比的挚友，这就使得他可以泰然自若，逍遥法外。
去年10月，军人政权下台，文职人员组成的新政府决定解决巴比的引渡问题。
今年01月25日，巴比以欺诈1万美元的罪名被捕。
由于有人为他偿还债务和支付司法费，28日即被宣告获释。
不过，巴比哪里想到，他离开这座监狱，跨入的将是大西洋彼岸静候了他38载的另一座监狱。
从圣佩尔多监狱出来后，他立刻被押送到拉巴斯机场。
在那里，玻利维亚政府法官正言厉色地宣布：
克劳斯·巴比因以“阿特曼”之假名加入玻籍而被驱逐出境。
当巴比坐在玻利维亚空军C—130式运输机的机舱内向陌生的地方飞去时，依然是那样倨傲不恭，他甚至对身旁采访的两位玻利维亚记者说：
“我一生是清白如洗的。”
他以为，飞机将把他送往美国，然后飞往联邦德国。
3小时后，C—130式飞机在法属圭亚那首府徐徐着陆。
不久，几名法国司法官员蓦然而至，站在巴比面前宣布，他以“对人类犯有罪行”被捕归案。
此刻，这个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正义的恶魔，才意识到已经落入法网。
顿时，骄横的神气为之一扫，目光呆滞，浑身觳觫，颓然如丧家之犬。
现在这个纳粹逃犯正在听候法国人民的正义审判。
原抵抗运动一个情报网负责人莫里斯·布代说：
“巴比简直是野兽。
他手上总提着根牛筋鞭子，亲自审讯拷问。
有一天，他一连拷问了我们7个小时。
听着我们的惨叫声，他得意洋洋。
我们是在悠悠乐声中被悬吊起来抽打的。
今天，巴比落入法网，真是大快人心。
我要面对面地控诉他的罪孽。”
（附图片）
巴比在被押往法国的飞机上

欢快的劳动　淳朴的艺术
劳崇聘
座落在仰光河畔的缅甸国家博物馆珍藏着数以千计的文物。
它的三楼是缅甸美术展览厅，陈列着缅甸著名画家的数百幅作品：
有传统风格的民族绘画，有绚丽多彩的油画、水彩画，有精致的雕刻艺术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在美术展览厅里，我仔细地欣赏着画家们以写实手法描绘的缅甸河山的壮丽景色、美妙的神话传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生动地展示了缅甸艺术家的才华。
这里看不到西方那种颓废的现代派抽象艺术作品，今天的缅甸美术如同我看到的缅甸民风一样淳朴。
油画《打谷场上》（见图），表现了缅甸农民欢快的劳动情景。
农妇在打场，在堆稻垛，一片欢声笑语，一派丰收景象。
碧蓝的晴空，耀眼的阳光，金黄的色调，使打谷场上仿佛到处浸透了光和热。
《打谷场上》的作者吴纽勒先生是一位擅长农村题材的油画家。
他以朴实无华的娴熟技巧，酣畅的笔触，明快的色彩，多层次的构图，描绘了盛产稻米的缅甸农村生活，表现了中南半岛妩媚动人的亚热带风光。

你去的太突然
——悼念老友方殷同志臧克家你去的太突然——一夜之间！
感情上我不承认，你仿佛还活在人寰。
每次邮递员到来，投下成束的信件，再也看不到你的手迹，过去经常有，几乎是天天。
电话铃叮叮叫我，一天不只三遍五遍，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那么温暖、亲切，把我呼唤。
人不再见了，永远！
回忆是一条扯不断的热线，四十四年前我们在战地初次识面，一识面，结成了终生亲密的伙伴。
四十年代初一道在山城，诗友们的诗情似火一团，到底有多少而今还健在？
让我屈起指头来算它一算。
同在北京这三十三年，多少次握手，多少次言欢！
我有美酒总忘不了你，友情和酒味一样醇酣。
我常常说，你是老年队伍中一个青年，虽然你满头黑发已经白毵毵。
你的精神象汩汩的泉眼，埋头苦干，象条老牛一般。
你的诗兴也越来越高，你的诗篇也越写越好，你的《酒歌》使我陶醉，你的“四季”也叫我喜欢。
没事我常翻翻照片，好似把旧梦重温一遍，“六老合影”拿在手中，你最年轻，却走在前边！
你的电话号码我背得过，电话也不能把你叫还！
你的住址我牢记心间，想写个信，收信人已经一去不还！
我去你的新居参观，宽敞的房间阳光洒满，窗前的书桌似在等候，等候主人，在上面把稿纸一摊……。
1983年01月25日
注：
《酒歌》是方殷同志的佳作。
他又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写春秋四季的诗。
“六老合影”摄于1975年中山公园，六老是：
王亚平、胡絜青、臧恺之、柳倩、方殷同志和我。

再买一头不算多〔油画〕杨宗军

《哀思和忆念》的补记
唐瑜
我的回忆潘汉年和董慧的文章发表之后，孙师毅同志的夫人丽敏告诉我，阿董在给她小孩的饼干盒中放了一张告别纸条，纸条上写着：
“今生恐难再相见了。”
不知是我的粗心，还是潘汉年夫妇怕我过度的悲痛，我并没有在阿董送给我小孩的饼干盒内发现同样的字条。
现在，我才知道，那时潘在没有任何罪名之下，又被判了无期徒刑。
那时我还在怨潘为什么不也来见一面。
我哪里知道，他又一次失去了自由。
虽然是极有限的“自由”。
现在，我才知道，他在和我诉述监狱中“优异”的生活环境，铺着地毡的牢房，不菲的飧食时，潘是在忍受着多么深沉的苦痛，用强颜欢笑来粉饰在地毡表层的血泪斑斑。
我现在在回想着阿董和我最后晤面时的冷漠表情，现在想来，有一种凛然挺身上刑场的神态；
我在想着阿董咬紧下唇为潘砌坟修碑时的倔强英姿。
啊！
党的一对坚贞儿女，马克思的好学生，人民的忠诚仆人！
“

大地漫笔
抱犊”
古典小说《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公案。
天津师院教授朱星认为是江苏太仓人王世贞；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戴不凡认为是浙江金华人；
吴晓玲先生认为是李开先，迄今众说纷纭。
江苏省运河师范教师张远芬，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力排众说，提出了“兰陵笑笑生即山东峄县人贾三近”的新观点。
张把文章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世昌教授。
吴教授复信说：
“已拜读全文，我想您的说法完全可信。
这个公案得到初步解决，可息四百年来之争。”
并“表示祝贺”。
信中还具体提出“尚有一些问题希望能继续努力设法解决。”
张远芬是个“小人物”，但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实为可贵。
当今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不怕虎的牛犊。
但是更需要千千万万抱犊者。
“抱”者，“扶持，抚育”也。
连续发表张远芬文章的杂志，复信指点的吴世昌教授，不就是可敬的“抱犊”者么？
惊鸿化名
有的戏曲剧团卖座有每况愈下之势。
但是，某些剧团不从舞台和体制的改革去想办法，却在改头换面上下功夫：
《苏小妹三难新郎》化为《洞房花烛夜》；
《秀才外传》改作《呆仔入香巢》；
《恩与仇》则化名《雾水姻缘双尸案》。
演的也许生财有道，看的难免大呼上当。
以化名来哄骗观众，尽管开始时也可能座无虚席，但到底不能持久。
这恰如卖假药的江湖骗子，虽然有本事将“保济丸”改作“救心丹”，但由此发财的毕竟寥寥。
覃国毅

寻找那棵泡桐树
祖德陶
每当站在大楼的阳台上，我的目光总要穿过茫茫烟云，去寻找旧城中的一条小巷，寻找小巷里谁也不在意的一个小院，寻找小院里的一棵泡桐树，那儿，曾是我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家呀！
所谓家，其实不过是一间小小的居室而已。
屋子不仅小，而且前有高楼，后依人家墙壁，别说缺少温煦暖人的阳光的照射了，连软柔的风也不肯透进一丝来。
一入夏，暑热便直逼屋内，那日子自然苦不待言了。
大凡人总有改变自己境遇遭际的愿望，于是我决定在居室之前的弹丸之地上，种上一棵树，求得荫凉。
庭院植树，有挑气魄宏大的塔松的，有选馨香馥郁的金桂的，然而我却偏偏选中了不起眼、生命力极强的泡桐。
在渴望了许久之后，终于友人给我从兰考捎来了一棵。
果然，不出三年，那棵泡桐就窜过了我家屋顶，和屋门前的楼房比肩争高了。
春末夏初，正是泡桐生长的旺盛季节。
离家时还是小小的嫩叶，出差三天回来，就肥厚得叫我认它不得了。
正当它扶摇直上、绿荫密布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那情景是叫人吃惊的：
树叶从高枝上纷纷掉了下来，着地发出“扑扑”的声响。
我刚从地上拣起一片阔大的、毛茸茸的叶子，放在掌心，又有两片绿叶从空中骤然飘落下来，打在我的身上。
不半天，就铺满了一地。
哦，泡桐！
你的叶并没有枯黄，狂风未曾把它们摧落，暴雨未曾把它们击打，它们为何竟舍你而去呢！
难道是嫌弃我这块瘠薄狭窄的土地吗？
冬天已经死去，盛夏即将来临，如果你的绿叶飘落净尽，我的小屋如何能得到你的庇护呀！
迷惘的我，带着难以排解的抑郁心情，去请教一位年逾古稀的植物学家。
平素风趣乐天的他，听了我的一番感慨，不禁呵呵笑了起来。
他一面捋须，一面拈来张纸，信手写下了“有去有来，不去不来”八个字。
这真象是一句佛门偈语，对其中深奥的含意，我不甚了了。
想问个究竟，老植物学家只是望着我微笑，仿佛是说：
“你多么不了解泡桐树呵！”
从植物学家那儿归来，只见地上又添了许多落叶。
我惆怅地抬头仰视，才发现无数新叶如孩儿手，从更高的枝丫上伸出，柔嫩而又精神。
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颤，蓦地升起一股景仰之情。
我明白了它落叶的原因。
呵，泡桐！
原来你并不计较我这块弹丸之地瘠薄窄狭！
你从遥远的兰考走来，所希求的，就是速生，就是向上，就是早日浓荫蔽日，占领高空！
正因为如此，你的老叶深感枝柯的重负，才毅然离枝，才勇敢地舍弃，不断地更新，以有限的养料保证自己生长、壮大的需要！
无怪乎把你植于盐碱地上，你也一样地挺拔生长；
在旱涝风沙之中，也照旧精神蓬勃。
于是，亭亭直立在我面前的，仿佛不再是一棵既无华丽外表、又无娇艳花朵的泡桐。
那么，它是谁呢？
我沉吟了很久，也思索了很久……

潘汉年夫妇最后的日子
钟叔河
潘汉年同志夫妇是1975年夏天被送到“湖南省第3劳动改造管教队”洣江茶场的。
其时，我已在这个队度过五年刑期了。
劳改犯人被禁止打听任何非劳改队干部宣布的讯息。
我们只知道又来了两个“特殊犯人”，被安顿在场部废弃了的澡堂子里。
老太婆白发垂耳，形容略现凄清而颇矜持。
老头躯体微伛，面目清癯，却显出一种安详的神态。
和老头同时运来的有许多书籍、几支钓竿和一台电视机（到茶场后很快就拿去“维修”了），显示犯人原来的待遇比到这里来要好，这就足够引起大家暗中的兴趣和猜测了。
据说政府发给这两个“特殊犯人”的生活费用并不少，而老两口自理生活的能力却非常差。
日子渐久，有时干部和工人不免在犯人面前谈起关于这两个老怪物的新闻：
“老家伙拿了个鸡，左割右割。
鸡没有割死，鸡血倒抹了一脸。
那么大的反革命，却杀不死一只鸡。”
“老太婆把一条鱼囫囵放在锅里煮。
鱼肉、鱼肠、鱼粪、鱼胆煮成一锅汤，全都倒掉了。”
不久便听说，为了照顾他们年老体弱，生活不能自理，给派了一位干部家属去帮他们“管生活”，当然也兼管按月发下的生活费。
随后又听说，某某干部家属“发洋财”，被没有沾边的干部检举揭发，“管生活”的差事又轮给另一位干部家属了……
一直到郭老高歌的“大快人心事”发生以后，我才知道这两个“特殊犯人”是谁。
有位“队长”在向我进行“形势、政策、前途教育”时，引经据典，不厌其详：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
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你钟叔河更不会杀。
不杀你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潘汉年嘛，陈毅的二把手嘛，就是住在场部澡堂子里的那个老头嘛！……”
从这以后，我一有可能，就特别注意观察潘汉年同志。
1976年的冬天，他的精神显得比1975年好。
有好几次，我遇见他到六队（我所属的工业队）来拾柴火，穿一套灰布中山装，提一个不大的竹篮子，面目还是那样清癯，神态也还是那样安详……
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我得到了和他接近的机会。
那天我正在木工间检查一个模型的尺寸，他又来拾柴火，走过我身旁时不小心把一篮子碎木头倒在地上了。
我连忙上去帮他收拾，趁此轻轻地问他道：
“您是潘汉年同志吗？”
他把脸转向了我，没有回答。
“我原来在报社工作，是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
我只想问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茶场的，说出嘴的却是这样几句话。
仍然没有回答，而且也不再回头，只是默默地收拾柴火。
收拾好以后，才对我微微一笑：
“谢谢你，同志。”
在车间的喧闹中，他的声音轻轻地、清晰地送进了我的耳朵。
提篮起步时，他又轻轻地说了一句：
“相信人民。”
是的，同志！
我们要相信人民，相信革命，相信革命决不会吞食自己的儿女……
冬天刚刚过去，潘汉年同志便在1977年春天病倒了。
他再不能提着竹篮来拾柴火，我也不能再看见他了。
大约在春夏之交，有一天，场部的北京吉普忽然开到六队，让冷作间加上一套弹簧垫。
做冷作的犯人偷偷告诉我：
“场部关的老头快死了，省里叫送到长沙去抢救。”
抢救？
是为了留下活口？
还是准备纠正把革命的儿女当作反革命的错误？
我无法答复这个自己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只望厚垫快点装好，把病人快些送走；
一面又埋怨：
“既要抢救，难道就不能从长沙开来救护车？”
几天以后，终于传来噩耗。
据说，当送到医院时，人早已昏迷。
医院和火葬场，都不知道送来的是潘汉年。
他被取了一个叫“胡×保”的“化名”（告诉我的人没有记住中间那个字）。
董慧同志的健康本来比潘更坏。
潘死后，董的病情迅速恶化了。
但是却不见采取什么抢救措施，只是让她在茶场医院住院。
这个主要为犯人治病的医院，设备条件充其量只等于一个公社卫生院。
董慧同志就在这个医院出出进进。
她的贴身伴侣是一只丝绒玩具狗，听说是她的兄弟从海外来探监时带给她的。
每次住院，小狗都陪伴着她，一直到她1979年03月撒手西归的时候。
据说，董慧同志死后，遗体戴着的手表也被掉换了，结果又因为被没有沾边的人检举揭发而追回。
只有那只丝绒小狗，却安然无恙，如今恐怕还在由茶场保管着。
在董去世的那个月里，我也离开了茶场，回到长沙来领取改正通知。
一转眼就快四年，死者骨灰早已归尘土，但他们的名字总算又可以流传在口上毫端。
回念前尘，百感交集。
虽然我与潘汉年同志只有一两句话的缘分，与董慧同志则连一句话也未曾说过，但他们那备受摧残而保持着信心，寂寞至死而能不失常态的大智大勇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心间。
我想，它将比一切豪华的画册留存得更久，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