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文/徐东明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全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于1月21日圆满结束。
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作了重要讲话。

杨尚昆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几年来全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对今后全军各级纪委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他要求纪检人员无私无畏，继续为党风的根本好转，勇敢地奋斗。
无私，就是不能有派性，不要分亲疏，不照顾老关系。
无畏，就是不怕困难，不怕阻力，不怕得罪人。
端正党风是全党的事，但是纪委的同志首先要敢于斗争，打破各种顾虑，同歪风邪气作斗争。
纪委不是单纯处分人的机关，应当成为宣传党纪国法的机关。
纪检干部要熟读党章、宪法、《准则》等，用来教育干部，做好疏寻工作。

在谈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时，杨尚昆同志指出，要强调民主集中制，任何重大的问题，都要由党委集体讨论，不能个人说了算。
要有民主作风，这样才能团结好。
现在我们有的领导班子不团结，不谅解，其原因就是彼此思想上不了解。
如果彼此了解了，搞好团结也比较容易了。
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不搞无限上纲。
对干部存在的问题，应当及时提醒，这样可以使他们避免犯错误。
干部子女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是极少数。
对他们，平时要注意教育，不能放任，他们犯了错误不要袒护。
对干部子女要和其他人一样，一视同仁，不要歧视，表现好的，可以提拔使用。

余秋里同志在讲话中分析了我军党风的基本状况。
他指出，军队各级纪委重建以来，在维护党纪，端正党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虽然目前党风还存在着问题，但是党风有了很大的、明显的好转。
党的生活逐步走向正常，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发扬，涌现了一大批党性强、作风好、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密切联系群众的优秀党员，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大大提高，更加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坚信党中央领导的正确。
这是党风的主流，是党风的基本方面。
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十年动乱使我们的党风受到破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剥削阶级思想对部队还有腐蚀作用。
党内依然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
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需要全党的努力，需要全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各级纪委负有重要责任。

余秋里同志希望各级党委加强对纪委的领导，要大力支持纪委的工作。
有些案件牵涉到领导干部的，党委领导要统一意见。
有的单位的纪委人数不足，要充实起来。
应当选一些有经验，身体好，有马列主义水平的老同志到各级纪委去工作，同时要选拔一些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
只要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对纪委工作的领导，全军纪检工作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气象，新的作风。

会议结束前，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饶正锡作了总结。
他说，这次会议在军委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到会同志充分发扬民主，联系部队实际，总结了几年来的工作，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交流了经验，研究了开创我军党纪工作新局面的措施。
他要求各级纪委认真学习和贯彻军委领导同志的讲话，振奋精神，努力完成会议确定的任务。
他说，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战斗性，一要坚持原则，二要实事求是。
就是说，一要敢，二要准。
只要我们上下团结一致，既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又有较高的政策思想水平，纪委的作用就会更好地发挥出来，就一定能为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作出贡献。

（本报通讯员 纪文 本报记者 徐东明）RW：杨尚昆；
中央军委副主席；
言论余秋里；
总政治部主任；
言论

作者：张连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据《国防战士》报报道，昆明部队某部五十多名河北省定县籍新战士，去年12月先后收到家信，信中夸赞县长王士芳从入冬以来，亲自下乡一家一户地调查军属的生产生活情况，为军属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这些家信希望新战士们在部队安心服役，苦练杀敌本领，不要辜负人民政府及全县人民的关怀和期望。

这个部队的定县籍战士入伍后，常挂念家乡的情况，担心家中会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
亲人的来信，使他们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新战士胡明立的父亲在来信中说：“你走后不几天，县长王士芳亲自领着县政府的几位工作人员来到咱家。
当他得知咱家吃粮有点困难时，就和生产队长研究，决定从生产队公余粮里拿出三百斤救济咱家。
并对我说，今后生活中有啥困难，就向生产队反映，领导上一定尽力解决。
当王县长听说你们部队是在云南边疆时，非常高兴，希望你象扣林山九勇士那样，刻苦训练，为人民杀敌立功。”
新战士陆高材接到女朋友的来信，信中说：“你走后不久，王县长带领工作组来到你家，当他发现你家的小麦该追肥时，就和大队民兵营长商量，组织了十多个民兵到你们家责任田里，给五亩多小麦追了肥。
你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
王县长还对民兵营长说，今后每逢你家的责任田该种该收时，都要组织民兵去帮助。
王县长还嘱咐我要支持你当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张连杉）

作者：沈远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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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最近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励办法》，鼓励广大科技人员和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军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

奖励办法规定，科技成果的奖励，要贯彻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
按科技成果的技术学术水平、作用意义、难易程度和经济效益，评定奖励等级。
奖励范围包括武器、装备、设备、器材、工具、装置等科研或革新成果；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新产品等技术成果；
科学论文、科学考察、论证研究、科技情报等理论研究成果。

奖励等级分为五等。
获奖者发给奖金、奖状或根据《纪律条令》规定予以嘉奖或记功。
对特别重大的科技成果，可给予特等奖。
申请奖励的科技成果，必须通过技术鉴定或定型，并经过使用或试用，收到实际效益（理论性研究成果，必须是被采纳或得到有关部门肯定的）。

奖励办法强调在科技成果奖励工作中，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既要鼓励群众的发明创造，又要坚持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对打击压制发明创造和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的行为，经查明属实，应予以纠正，并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处分。
（沈远俊）

版面：头版

全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指针，总结了几年来的经验，部署了1983年的工作，提出了开创我军党纪工作新局面的要求和措施。
这次会议，将进一步促进我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加强和党风的大幅度好转。

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我军广大指战员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
但是，也有的同志对党风根本好转信心不足。
其原因，一是对我军党组织的状况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没有看到搞好党风的有利条件，二是看到有的领导干部在端正党风方面不能以身作则，甚至带头搞不正之风，长期不改正，感到失望。

应当看到，即使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损害，我军党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的和强有力的。
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经过几年的恢复和整顿，党风有了明显好转。
这是我军党组织状况的主导方面。
因此，对端正党风的悲观情绪是错误的，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党风不正的问题还严重存在。
那种对端正党风采取掉以轻心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有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纪委的正确领导，党中央对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既有果断的决心，坚定的方针；
又有明确的步骤和得力的措施。
有新党章和《准则》作依据，整党整风有章可循，有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大力支持。
我们部队又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纪律性强，注重政治教育的特点，并有一批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的老同志。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有利条件。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以端正党风的实际行动，带动群众、鼓舞群众。
俗话说：“领导带好头，群众有劲头。”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新党章、新宪法和《准则》，模范遵守党纪国法；
带头纠正自身的不正之风；
带头同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
要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
这样，在新的一年里，我们部队的党风就会出现新的进步，新的气象。
有的同志对党风根本好转信心不足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端正党风，人人有责。
我们强调领导带头，并不是说一般党员干部就可以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可以只看上面，看别人，不从自己做起了。
每个党员都要严格按照新党章和《准则》的要求，从自己做起，从具体事做起。

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要在十年内乱后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特别是要在我们党执政的情况下长久保持好的党风，任务还非常重。”
在端正党风过程中，会遇到阻力。
忽视困难，简单急躁，幻想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是不现实的。
但是，只要我们充分认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坚韧不拔地、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今年实现党风的大幅度好转，五年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谭立明
版面：头版

版面：头版

某团召开计划生育大会，表彰了自觉执行计划生育的一百零七对模范夫妻，部队领导为他（她）们佩戴光荣花并发给奖品。

作者：苏荣/尤平玉/王玉峰
栏目：计划生育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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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部署计划生育工作

本报讯 在计划生育宣传月中，驻藏部队召开了驻拉萨团以上单位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重新研究部署了计划生育工作。
各部队政治机关和有关部门运用幻灯、宣传车、墙报、板报等形式，向边防哨卡和边疆人民群众宣传计划生育。

（苏荣）\\

走村串户做宣传

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部三营计划生育宣传小组，去年12月中旬以来到驻地江苏省新沂县新安、北沟等公社，走村串户，宣传计划生育。
他们办起了流动宣传栏，编画了宣传画，到各生产队宣传展出。
（尤平玉）

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重要意义

本报讯 济南部队某团利用多种形式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
团领导干部给干部战士上人口理论课，司政后机关联合举办计划生育专题广播和计划生育先进典型事迹展览。
全团召开了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和随军家属、临时来队家属座谈会。
（王玉峰）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为提倡多写“一句话新闻”，本报举办了新年征稿。
要求应征新闻中心内容是反映党的十二大以来我军各条战线开创新局面的新动态、新气象，做到短小、真实、有新闻价值。
广大通讯员踊跃参加应征活动，新年前夕运用电报、电话、邮寄等多种方式，发来新闻一千多条，本报已于1月1日、3日先后刊用二十八条。
我们约请部分新闻干部和一些基层干部战士对见报的新闻进行评议，从中选出八条比较好的新闻，将给予适当奖励。

获奖新闻稿目

某师两用人才显身手

作者：德华、森林

退伍战士荆西安被聘为英语教师

作者：杨东禄

三位团干部 同时上电大

作者：梅思明、杨文卿

引滦入津横河东段隧洞胜利贯通

作者：阎福顺

十五名舰长喜领合格证书

作者：林振金

空军“全天候”飞行团数创历史最高纪录

作者：吴廷柱

一种新型液体炸药通过鉴定

作者：滕晓东、刘郜

“拥军模范县”续新篇

作者：张贵象、邹三宝

栏目：短评
版面：头版

《一句话新闻》是新闻改革中涌现的一个新品种。
本报从1980年11月开辟专栏两年以来，已刊用六百多条，广大读者是欢迎的。

《一句话新闻》的特色是新、短、多、广。
它要求名副其实地是用一句话，快写快发，广开门路，多编多登。
它可以让读者一口气读好几条，内容包括军事、政治、后勤、科研、文化、体育、院校、民兵以至边海防生活等各个方面，是充分反映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面貌的“百花园”。

希望读者同志们和部队新闻工作者大家都来努力，把《一句话新闻》办得更加活跃，更有生气。

版面：头版

新华社广州1月21日电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分行吴川县支行浅水营业所原会计李竞芳贪污公款六十万零五千多元，被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月18日，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吴川县召开宣判大会后，已将李竞芳执行枪决。
和李竞芳合伙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李瑞泉等三人，也已分别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李竞芳，男，现年五十五岁，从1978年12月开始，他就利用职务之便，多次盗用、贪污银行公款。
到被捕之前，他采取假冒企业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伪造汇款单据、盗用公款、开空头支票从银行透支等手段，大量盗用银行资金并从中贪污六十万零五千五百多元。

1980年10月，李竞芳伙同吴川县浅水公社企业职工李瑞泉、李玉华（李竞芳之子）、李木生、浅水公社干部吴锦禄，以浅水公社的名义，成立了所谓“浅水公社货栈”。
李竞芳将贪污、盗用银行的巨款交给“浅水公社货栈”，指挥同伙先后倒卖国家统购物资橡胶七十一吨多，化肥二百吨，以及大红粉染料三吨，走私手表一千六百多块。
另外，他还和他的儿子李玉华等倒卖粮票四万八千多斤。
他还徇私给一些单位和个人发放贷款，协助他人搞投机倒把活动，乘机收受贿赂一千多元。

当地群众对李竞芳的犯罪活动早有觉察，曾多次向中国农业银行吴川县支行反映，但没有引起重视。
1981年初，李竞芳的犯罪活动进一步暴露。
同年8、9月间，吴川县支行通过查帐，才发现李竞芳问题严重，向县检察院报了案，9月30日李竞芳被依法逮捕。
此后湛江地区和吴川县政法机关又对案情进行了九个多月的侦查，终于查清了李竞芳及其同伙的全部犯罪事实，并追回赃款四十万零七百多元，手表六百多块，以及赃物一批。

李竞芳在犯罪活动暴露后，不老实交待罪行，还多方策划搞假帐，企图蒙混过关。
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李竞芳的犯罪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投机倒把罪、受贿罪和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决定依法判处李竞芳死刑，没收其全部赃款赃物。
李竞芳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李竞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他的判决量刑准确，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一判决已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和李竞芳合伙进行投机倒把的同案被告人李瑞泉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李玉华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吴锦禄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同案被告人李木生因能坦白认罪，揭发同案犯，免予刑事处分。

浅水营业所主任柯栋成犯包庇罪、受贿罪，被另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作者：钟权/蔡义幸/陈再阳/陈治祥/莫敬文/邱学新
栏目：思想战线

这一期我们发表了四篇来稿，有的谈到创造性地工作和集中统一是一致的，有的提出要弄清楚什么叫“创造性”，对这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发表意见。
有几位同志对过去工作缺乏创造性的原因，从自己所接触的情况，作了探讨和分析，有的强调是领导不支持或支持不够，有的强们应从自身找原因，认识各有侧重，希望大家联系实际，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编者

创造性地工作和集中统一是一致的

部队工作能不能创新？
用创造精神贯彻领导的指示会不会被人说成是“乱搞花样”，会不会妨碍军队的集中统一，我想就陈晓同志信上谈到的问题，结合我部通信训练实践，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近几年，我们部队的通信训练是有成绩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训练没有真正从实战需要出发，一些实战急需的科目练得少了，一些实战中用处不大的科目却练得太多。
从去年开始，根据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经验，我们对通信兵训练大胆地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
比如，通信分队的专业战术训练，训练大纲上没有规定考核的要求和标准，但实际上，战术综合演练和考核，最能锻炼和衡量一个单位完成通信保障任务的能力。
于是我们便确定通信营增加这项科目的训练内容和时间，从班到营逐级组织战术训练。
这样做，对扩大干部战士的知识面，巩固所学到的专业技术并把它灵活地运用到近乎实战的战术综合演练中去，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又如，对报务员的收报要求，现行的考核标准是：虽未记清但有标记的报文只算掉字，无标记的报文才算错。
这样，报务员为了得到较高的考分，报文中就常常出现大量的无效标记。
我觉得这样的规定不太科学，因为报文中无效标记的大量出现，势必要求对方重复或重发，这样就会延长收发报时间，在战场上还可能因此而贻误战机。
训练改革中，我们在给干部战士讲清道理的基础上，决定对超过规定的无效标记加重扣分。
此后，报务训练中的无效标记就大大减少，训练质量有所提高。

我们这样做，是不是违背训练大纲，会不会妨碍军队的集中统一呢？
我以为集中统一，从全党来说，主要是指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自觉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军队来说，是要严格地执行条令、条例，严格遵守纪律，在军委的领导下，做到行动一致，步调统一。
并不是要在工作上搞模式化，不管什么事情只能有一种做法。
我们军队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担负的任务不同，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也各不一样，因而同是一样的工作，在具体做法上决不可能完全一样。
拿军事训练来说，训练大纲是我们组织训练的基本依据，当然要贯彻执行。
但训练大纲只为各个科目的训练规定了基本的原则和要求，并不限定每个训练科目的具体细节也必须完全一致。
因而，对训练大纲也必须创造性地贯彻。
而且，训练大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两，还有待在今后的训练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创造性地进行训练，只能使人纲日臻完善。
还要看到，我们训练改革的出发点，是为着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着取得未来战争的胜利。
而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是我军一切训练活动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也是训练大纲的根本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两者是互相统一的。

如同一切探索性的工作都会遇到暂时的挫折一样，训练改革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也难免会出现一点问题甚至失误。
作为上级领导，对每项具有革新意义的创新，部应该抱着热情支持的态度，绝不能因为有某些缺点就轻易否定；
而作为个人，作为革新者，则应该抛弃私心杂念，不要因为受到一点批评或有人泼冷水就怄气，打退堂鼓。
在最近广州部队召开的一次训练会议上，上级把训练改革试点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部所属的一个单位。
我对一位副部长说：“上级给我‘自主权’，搞糟了你追查我的责任。”
那位副部长说：“搞糟了也不追查你的责任，总结经验教训再搞就是了。”
听到上级领导的鼓励，更加增添了自己抓训练改革的劲头。
我决心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努力搞好新年度的训练改革，为开创我军军事训练的新局面贡献力量。

通信处长 钟权

关键是领导要支持下级的创造精神

要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对个人来说，有个解放思想的问题，只有解放思想才敢于革新，敢于创造。
对领导来说，则要大力支持下级的创造精神，使下级敢于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应该承认，我们的领导同志主观上就反对革新创造的人是很少的，多数的是口头上承认革新创造的重要，一遇到下级的某些做法与自己过去的经验不一致，就往往不顺眼，不顺心，甚至妄加指责，轻易否定，因而扼杀了下级的创造性。
我团一连在训练改革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陈晓信中所说的那种冷言冷语，所以能坚持下来，并取得一些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师、团领导的大力支持。
一连的训练改革刚刚开始时，不要说他们自己没有多大把握，我们心里也没有底。
但郭师长却明确表态说：“你们大胆干，出了问题我负责。”
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我们的胆子壮了，我们也对一连说：“团党委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大胆干！”
师、团机关还及时派出工作组到一连去具体帮助指导。
就这样，经过了三年多时间的反复试验和艰苦探索，终于取得了科学练兵的先进经验，初步摸索出一条军事训练的新路子。
可见，要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上级领导做坚强的后盾是很重要的。

一切创造性的工作，都必须有相应的知识作为借鉴和指导。
知识，可以使人视野开阔，思路敏捷，想象丰富。
有些领导不热心支持下级的创造性工作，常常与自己的无知有关。
由于知识贫乏，有的干部以按常规走路、照老章程办事而心安理得，甚至把群众的革新创造看成是“出风头”、“搞花样”。
比如，一连的训练改革，融合了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有的领导干部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有的以为心理学是资产阶级的科学。
这样，一听到这样的改革，就会产生反感，从旁泼冷水。
只有不断用现代科学知识充实自己，才能慧眼识真金，充分肯定群众的首创精神。

支持下级的创造精神，还必须深入群众，亲身参与群众的实践。
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与广大群众一起共同实践，甘苦与共，当某顶改革获得成功时，就能深切体会到改革的艰辛和胜利的来之不易；
当某项试验暂时受到挫折时，也就不会轻易否定和指责下级；
当着有人对改革进行非难时，就能与广大群众一起排除压力，同心协力地把改革坚持下去。
现在，有的领导对群众的创造革新不够热情，有的甚至怀抱冷漠的态度，这与他们不深入实际，不了解下情有一定的关系。
他们往往以第三者的旁观的身份来看待群众的创造，因而和群众就缺少共同的语言。
参与群众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和群众建立起心心相印的融洽关系，才能做创造革新的促进派。

团长 蔡义幸

应着重从自身找原因

有的单位工作照抄照转，缺乏创造性，认为原因主要是上级领导不支持。
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当然是有的。
但是，据我们所知，这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还是一些单位的领导自己思想懒惰，或者能力水平不高，不想创造和不会创造。

工作要有创造性，是很不容易的。
必须把上级的指示与要求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具体化，必须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独创性的看法，当然不如照抄照转来得轻松。
因此凡是对工作缺乏高度责任感的同志，是乐于当“收发室”、“传声筒”，不愿去进行创造的。

从我们接触到的情况看，对布置的工作，上级领导并不希望我们机械、刻板地去执行，不走样地去贯彻，如果我们工作中有好的创造，上级一般都是肯定的。
例如去年4月，上级指示我们要认真贯彻中央文件精神，抓好反腐蚀教育。
任务下来后，我们没有急于部署教育，而是针对部分同志认为“部队住在山沟，远离港澳与特区，“港风”、“洋风”吹不到，搞不搞反腐蚀教育问题不大”的现实思想，首先到一个营进行教育试点，摸索驻山沟部队进行反腐蚀教育的办法。
在摸准思想反映，弄清资本主义思想对干部战士影响的基础上，我们从实际出发，着重就帮助干部战士认清山沟不是“避风港”，同样会受资本主义思想灰尘沾染，必须打扫和洗涤的道理，从我们部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反腐蚀教育。
尽管在内容和做法上都和上级布置的不完全一样，上级领导不但没有批评我们，而且肯定了我们的做法。
对下级，我们同样也是这样要求的。
例如去年的科文教育任务，在我们布置以后，各部队在教学的重点和时间的安排上，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年终检查时，只着眼于教学的质量，并不在这些方面强求一律。
这都说明，部队不但需要创造性的工作，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也是支持下级的创造性工作的。
所以，一些单位工作之所以缺乏创造精神，我们觉得主要应从自身找原因，而不应过多地把责任归之于上级领导。

宣传处副处长 陈再阳 干事 陈治祥

对缺乏创造性要作具体分析

正如一切好的工作方法都会被歪曲一样，创造性地工作也会被人曲解。

不久以前，我们就曾听说这样一件事情：某师布置一项学习任务，规定干部先以团为单位集中学习十天，然后带上学习体会和问题，再到师里集中学习五天。
师里布置以后，有的团强调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把集中在团里学习改为以营或连组织学习，结果时间、人员都不落实，有的连规定的文件也没有学完，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但这个团在汇报情况时，却认为这是解决工学矛盾的一个好办法。
上级领导只听汇报，不了解情况，也就肯定这种做法有“创造性”。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创造性”，而是降低了学习的标准和要求，说得难听一点，是“偷工减料”的做法。

我们认为，目前部队中有的同志习惯于按老路子、老办法办事，对创造、革新顾虑重重，有的确是思想不够解放，框框太多，有的甚至是受“左”的思想的影响。
有的同志无论部队的武器装备怎么变化，无论形势、任务和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和过去有多大的不同，总觉得过大的一套是绝对不能变、不能改的。
变了、改了就等于丢掉了我军的传统，就会偏离方向。
这种认识不打破，又如何谈得上创造、革新？
但是，不可否认，有的同志以发扬“创造性”为名，在工作中出了不好的点子，败坏了“创造”的声誉，也是一个原因。
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
我们要划清界限，为创造“正名”，使人认识创造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一致的，创造性的工作都是扎扎实实的工作，卓有成效的工作，随便地乱想点子，乱搞花柞，并不是“创造”。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象上面说到的在“创造”的名义下搞“偷工减料”的情况是极少的，而且并非都是下级存心要这样做，有的是上级逼出来的。
有的领导布置工作只给任务，不给时间，在短短的一段时间中，同时有几顶工作要做，下级感到为难，就只好以“结合”来解决，结果就把有的工作“结合”掉了，汇报时又未能据实汇报，以致有的领导就把它作为“创造性”来肯定了。

我们认为，要开创新局面，工作就不能没有创造性。
对这一点，报纸要大力宣传。
但是，对过去一些单位工作之所以缺乏创造性，要作具体分析，找出真正的原因。
我们的认识不一定正确，希望引起讨论。
（莫敬文 邱学新）

作者：李林
栏目：思想战线

学历，这个一度不受重视的词儿，现在可是越来越引人注目了。
军队院校招生，征集新兵，考察使用干部，以及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等等，都有了关于学历的要求。
这是在新时期加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此，多数同志是理解的，拥护的。
可是，也有一些同志不以为然，或者认为干工作主要靠实际能力，现实表现好就行了，不必强调什么学历；
或者认为重学历在科技界是心要的，部队的任务是打仗，有无学历关系不大；
或者担心强调学历会对一些学历低的同志带来思想压力和消极影响；
等等。
这些想法，有必要提出来议一议。

学历与能力，有区别又有联系。
学历，是指在某级学校学完规定的课程，通过统一考试而达到的一定文化程度。
能力，则是指我们完成一定工作或者从事某项活动的实际本领。
一般地讲，学历与能力是成正比的。
一个人学历越高，掌握的文化科学知识越系统、全面，他在某些方面的工作能力也会越强，或者比学历浅的人更容易提高些。
自然，形成工作能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还有思想水平、实践经验等因素。
但是，文化科学知识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学历则是衡量一个人的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因此，重视学历，正是重视文化知识也是重视工作能力的表现。
那么，有没有学历与能力不成“正比”的现象呢？
有的。
例如有的人虽然取得一定学历，可是工作能力却很不相称，甚至比学历低的同志还要差。
但是，这毕竟是少数的，而且是在特殊情况下造成的特殊现象，不是普遍规律，其工作能力差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归咎于学历，更不能以此否定学历对于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全面分析和认识学历与能力的关系，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更不能对立起来。
我们重视学历，正是为了提高各级干部的工作能力，而不是为学历而追求学历，或者为了个人名利去追求学历。
因此，既要防止只看学历，轻视实践，不注意实际能力的偏向，更要克服以重视工作能力来轻视、排斥学历的偏见。
从当前情况来看，主要问题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军队工作有它的特殊性，是不是只要有干劲，有经验，就能带兵打仗，无须重视学历了呢？
当然不是。
军事工作可以说是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门学科成果之大成的一门特殊学问。
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武器装备迅速更新的情况下，每一个军人，特别是各级指挥员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高低，对于军队战斗力和战争的胜败，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因此，对军人的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如果说在过去“小米加步枪”的年代，没有学历或文化水平较低影响还不很大的话，那么，在现代武器和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一定的学历和较高的文化水平，就肯定难以搞好军队建设。
现在，世界各国对军队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都十分重视。
据有关资料介绍，苏军中的工程技术军官约占军官总数的一半，政治军官中四分之一是工程师；
美军军官中具有大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6％，士兵中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5％。
相比之下，我军干部队伍文化水平的差距就比较明显了。
可见，重视文化教育，特别是提高干部队伍的学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权宜之计，而是关系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大措施。

重视学历，会不会对学历低的同志带来消极影响或“压力”呢？
这要作具体分析。
强调学历，是为了促进人们学习文化科学，提高知识水平，并没有歧视、排斥学历低的同志的意思。
如果说会有什么“压力”的话，那就是促使学历低的同志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从而发愤图强，变“压力”为动力，努力去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近两年来，对于学历的重视和要求，已经在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广大干部战士是欢迎的。
但是，也无须讳言，少数学历低，考虑个人得失多，而又不愿意刻苦学习的同志，确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情绪，尤其是当学历影响到对他们的提拔使用和进院校深造时，更容易产生一些消极埋怨的想法。
因此，如何帮助大家端正和提高对学历问题的认识，是实现干部知识化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自觉地适应当前新形势的需要。
形势不饶人。
过去没学历没文化可能照样当干部，今后没学历没文化恐怕就很难为四化作出大的贡献，甚至会落伍，会被淘汰。
现在，国家和军队不仅强调学历，而且为提高人们的学历，提高科学文化水平，采取了许多措施，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我们每个同志，特别是学历低的同志，都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增强学习自觉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历和文化水平，增强工作才干，为部队建设和实现四化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朱凤文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物件可以上秤称，党员也可称得么？
可以。
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刘伯承司令员就曾提出：“每个党员要称一称你这个共产党员是否足秤！”
称党员的秤，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员的标准。
对此，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已比历次党章作出了更严格也更具体的规定。
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应该逐条逐条地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是否足秤。
不足秤，就赶紧用实际行动去“添秤”。

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同志明知自己不足秤，却不大在乎，认为“四舍五入算一斤”，差一点不要紧。
这实在是自欺欺人，须知“人眼也是秤”，你是不是“足秤”，旁观者一清二楚。
我们还是应当自觉改造自己，做名副其实的合格的共产党员。

作者：房立道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有的同志认为，批评的话说过头了，战士会反感，表扬则不同，过头点战士也爱听。
实际上才不是那么回事呢！
一次，我发现班里有位原来比较后进的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桩好事，便在班务会上故意说了许多表扬他的话，想借这个机会促他上进。
谁知，他听后却认为我是出他的“洋相”，弄得我很尴尬。

俗话说，“笛子走了调，并不比敲木鱼好听”。
可不是，听走了调的表扬何尝又比挨过了头的批评好受！
问题就出在不讲实事求是上。
明明只有七分好，你偏颂他十分善，谁还能听不出？

“感人最是由衷曲”，对待自己的战友，批评也好，表扬也好，都得讲究恰如其分，合情合理，让人感到你的话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
否则，人家听出你的话言不由衷，效果怎么会好？

栏目：理论之窗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六五计划，是中央、地方领导同志和数以万计的计划工作者、专家学者，在认真总结经验、广泛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编制出来的。

编制六五计划的序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年之后，即1979年底揭开的。
当时，中央指出1978年制订的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指标过高，脱离实际，需要重新编制六五计划。
中央要求计划部门和各个经济部门，在认真总结我国三十年经济建设经验教训和全面分析我国经济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六五计划方案。

1980年4月间，国务院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集中起来主要有两条：要十分重视经济效益，通过提高经济效益来争取进度；
要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使人民生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并为今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预测，提出六五计划的基本轮廓。
7月，国家计委连续向国务院、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汇报，提出六五计划的初步设想。
9月以后，发现1980年度将有一百多亿元的财政赤字，国民经济潜伏着危险。
12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对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的方针。
六五计划的设想有待于重新研究。

1981年春节一过，赵紫阳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讨论了进一步研究六五计划的问题。
在探索发展经济的新路子这一思想指导下，国家计委对六五计划重新进行了测算，5月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6月，领导同志带领大批工作人员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听取意见。
9月初，计委将六五计划方案报请国务院讨论。
10月上旬，向政治局汇报，着重研究了速度问题。
经过反复讨论，初步形成六五计划的控制数字，即农业每年增长4％，工业因受能源制约（全国一次能源平均每年只能增长1.4％），平均每年也增长4％。
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计划定为4％，争取实现5％，即“保四争五”。
大家认为，计划指标留有余地，在执行中超过，比较稳妥。
在汇报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不要有水分。
不带水分的4％不简单。
陈云同志说：没有水分的每年增长4％，这是有后劲的。

1982年7月下旬，邓小平同志找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了“六五”和长期规划问题。
小平同志说，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盘棋”，保证重点。
9月1日，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六五计划定下了基调。
9月中旬，国务院研究了国家计委关于“六五”财政平衡问题的请示汇报。
赵紫阳同志说：“我们国家大、企业多、众人拾柴火焰高。”
10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顺利地落实了集资问题。
至此，六五计划草案编制完毕，11月下旬提请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摘自1月10日《经济日报》）

作者：舒迅
栏目：理论之窗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今年3月14日），人民出版社今年内将出版一批新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十一卷（第40—50卷）可在年内出齐。
从1977年到现在，已出版五卷：第10、42、44、46（上、下）、47卷。
即将出

版的有第49、43、41卷，第45、48、50卷在排印中。
除第40、41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著作外，其他各卷绝大部分是经济学手稿。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央编译局编译，共四册，各有一个书名：（一）《摩尔和将军》（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谱及其说明”），（二）《我景仰的人》，（三）《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四）《智慧的明灯》。
文集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属、战友和他们同时代人所写的回忆文章共六十二篇，其中十八篇是首次发表的。

《国际共运史论文集》，王惠德主编，是1982年全国国际共运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选，主要内容有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
马克思在国际共运史各个时间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中央编译局编，全书分两大部分：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回忆”，二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的概述”。
书后附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第一版书目。
（舒迅）

栏目：理论之窗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模范共产党员孙冶方同志，1979年9月进行肿瘤切除手术并确诊为肝癌后，一直抱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并用全部精力关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继续经济研究工作。
他为了撰写“社会主义流通概论”一文，从头仔细重读了大半部《资本论》第二卷；
他亲自到工厂调查，经常主动请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同志向他介绍国民经济现状，并多次抱病参加学术讨论会。
他在了解新情况和搜集人民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艰苦的深入的研究，短短三年写出了二十篇经济学论文，对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提出了主要靠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使工业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获得高速度的发展，以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正确主张。
他有力地批驳了“基数大、速度低”的流行观点；
他继续批判了“自然经济论”，充分论证了在高度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合理组织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的重要意义；
他结合对批判者的答复，更深刻地论述了脱离生产、交换、分配过程孤立地分析所有制，必然陷进法学或形而上学的幻想；
他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实际，进一步论证了生产力三要素论，即原材料也是生产力的要素；
他系统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的观点；
他提出加强统计工作，保证统计工作独立性，以保障统计数字准确性的重要政策建议。

孙冶方同志是以严谨治学态度著称的。
他提出的每一个重要论点，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深思熟虑的。
每篇论文，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才能写成。
尽管病魔缠身，他一如既往，除个别例外，都是自己一字一字亲自写出来的。

（摘自1月10日《经济学周报》）

栏目：理论之窗

龚育之同志在《论宪法实施的保证》一文的最后一部分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维护和实施宪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是宪法实施的最根本的保证。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
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党是人民的一部分。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
这就是我们党的认识，我们党的态度，已经通过的党的章程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庄严宣告，成为我们党的纪律，成为我们的党法。

在党和法的关系问题上，存在过许多糊涂观点，需要予以澄清。

“党大还是法大？”
新宪法、新党章斩钉截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党必须守法，党没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

“不得以法抗党。”
不对。
守法是护党，而不是抗党。
如果哪个党组织作出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决定而又以党纪的名义要求党员执行，这种决定本身才真是抗党——违抗党的章程和纪律，违抗党中央的指示和决议。
至于有人曲解法律，违抗党的合乎宪法和法律的决定，那是另外的问题，那叫曲法抗党，不是以法抗党。

“党的意志就是法律。
党的决定可以改变法律。”
不对。
在党已经掌握政权并且进入建设和法制时期以后，不能这样简单地提出和解决问题。
党的意志，要取得人民的赞同，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程序，才能成为法律。
如果现实生活的发展要求修改法律，党的这种主张也要取得人民的赞同，通过法定的程序，才能修改法律。

“不要用法律来束缚党的手脚。”
不对。
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法律，正是党手中有巨大威力的武器，凭借这个武器可以有效地实现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
它所束缚的，不是党的手脚，而是各种破坏分子和违法分子的手脚。
如果这些分子试图冲破这种束缚，人民便通过法制的威力给他们以惩处。
这样才能保护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的利益和权利。

（摘自1月17《人民日报》）

新华社济南1月21日电 山东省计划生育先进单位昌邑县，由于多年坚持开展计划生育，去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8％，实行节育者占育龄夫妇总数92％以上，87％的大队杜绝了多胎，独生子女领证率达到96.9％。

全国解放后，到1963年的十四年中，昌邑县增加了四万五千人。
人口增长的势头引起了全县的关注。
在这以后，连续抓了四年计划生育，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后来，计划生育工作受到了干扰，致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又有了较大的回升。
近十年来，全县再次狠抓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的出生率又降了下来。

这个县的有关部门，由此得出结论：抓和不抓大不一样。
于是，多年来坚持做到了“六个纳入”，即：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纳入民意公约，纳入生产责任制，纳入分配，纳入年终评比奖惩。
此外，也很强调思想教育。
县广播站每周举办一次计划生育专题节目，县、社每年组织人口理论讲座，定期开办干部学习班，培训宣传骨干，特别注意宣传男女平等，破除封建传统观念。
在实际作法上鼓励妇女参加各种生产芳动。
据调查，某公社西陈大队第七生产队三分之二的户中女社员的收入超过了当地的国家干部和职工。
全县还办了六百三十九所幼儿园，五十七个大队办了敬老院，以解除人们实行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

作者：樊鸣涛

新华社郑州1月20日电 河南省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人19日对新华社记者说：河南省198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9.8‰，低于国家下达指标2.3‰，等于一年少出生二十六万人。

河南省1975年人口总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居第三位，前几年由于计划生育工作抓得不紧，人口总数很快上升到全国第二位。
省委和省政府鉴于这种趋势，在全省人民中广泛开展实行计划生育的宣传、动员工作，并且狠抓措施落实，终于见到了成效。

河南省民权县野岗公社在1983年元旦召开独生子女家长座谈会，表彰她们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高尚情操。
这是年轻的母亲们抱着她们的胖娃娃参加会议。
新华社记者 樊鸣涛摄

作者：晓晨
栏目：当前西方经济危机漫谈

当前，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正震撼着西方世界，引起全球的注目。
这次危机有哪些特点？
它与三十年代那次大危机有何异同？
这次危机已经并将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报从今日起，将陆续刊登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供大家参考。

1979年以来，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先后陷入了一次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西方经济在经历了三年的衰退之后，目前仍在谷底徘徊，期待已久的经济回升，迄今还是“只闻人语响，不见下楼来”。
对于这次危机究竟应该如何估计？
各国舆论众说纷坛。
有的认为，这次危机没有1973—1975年那次危机严重；
多数人则认为，这次危机仅次于1929—1933年那次大萧条，是本世纪“第二次全球性萧条”。
这次危机同七十年代中期的那次危机相比，除了继续出现经济“滞胀”外，还有着一些新的特点。

一、生产出现战后空前的长期衰退。

二、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三、企业倒闭和失业创战后最高纪录。

四、以反通货膨胀为主的经济政策导致空前的高利率。

五、消费需求不振，出口贸易萎缩。

目前，西方经济又步履蹒跚地迈进了1983年。
新的一年经济前景如何？
普遍的回答并不乐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去年年终报告中认为，1983年，“西方将摆脱不了经济危机”，西欧“正在走下坡路，衰退至少还要持续一年”。

“我要工作”
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的一位失业工人扛着“我要工作”的大标语牌，在高速公路旁行走。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1月21日讯 商业部告知，准备供应全国城乡人民欢度春节的各种年货，目前商业部门已经基本安排就绪。

据各地商业部门报告，今年各地为春节准备的商品相当充裕，一般都好于往年。
特别是主食和各种副食品的供应，数量足、品种多、花色齐。
春节期间各地将普遍增加好米和精面的供应量。
南方一些城市增加粳米、糯米的供应。
在食油供应方面，继国庆节补助之后，春节期间每人将再补助二斤菜籽油。

各地春节市场供应的肉类，除牛肉增加不多外，猪肉、羊肉部可以满足供应。
各地的家禽、鲜蛋供应情况将普遍比去年好。
各地为节日准备的蔬菜也比较丰富。

各地自行加工的糖果、糕点，供应的烟、酒、茶叶、水果、瓜子、花生以及各种干菜调料，数量都比较大，品种也多。

今年春节正是纺织品和部分轻工业品刚刚调价之后，各地商业部门为城乡人民准备的轻纺工业品丰富多采，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一年。

文章说，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吴川县支行浅水营业所原会计李竞芳因贪污巨款，已被依法判处死刑。
这是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以来，继广东省海丰县前县委书记王仲之后第二个被判处死刑的经济犯罪分子。
对王仲、李竞芳等人的严正判决，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狠狠打击了经济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将有利于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文章接着说，事实清楚地表明，经济领域中阶级斗争的情况是严重的，这场斗争确实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如果我们听任李竞芳这样的犯罪分子大量侵吞国家的财产而不绳之以法，如果听任经济领域里这种严重的犯罪活动发展下去而不加制止，我们党和国家的肌体将受到日益严重的腐蚀，社会风气就将遭到越来越严重的败坏，我国人民艰苦奋斗节衣缩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就将付之东流，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将会被葬送掉。
我们绝对不能犯这种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

文章指出，能否取得打击经济领域里严重犯罪活动的胜利，一个重要关键是能不能坚决运用法律武器严惩那些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罪犯。
该判徒刑的就要判应得的徒刑，该杀的一定要杀，而决不能对他们施“仁政”，发“善心”。
在我国，一切侵吞国家财产的严重行为，一切索贿受贿的行为，都是犯罪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一切犯有经济罪行的人，都要从王仲、李竞芳的下场中看到党和政府把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认识到国法的威严和无情，而切不可心存侥幸。

新华社1月21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今晚在人民人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院长勒·维·约翰逊少将率领的加拿大国防学院代表团来华访问。

徐信和约翰逊先后在宴会上祝酒，共祝中加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阳震，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鲁斐德，大使馆武官贺约翰上校出席了宴会。

代表团是应我国国防部邀请，于昨天到达北京的。
今天下午，徐信向客人们介绍了我国的国防政策和军队建设情况。
代表团还将前往南京、上海参观访问。

栏目：小辞典

美国经济学界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未出现的一个新流派。
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主席费尔德斯坦。
该学派认为美国的现实是社会产品供应不足，而并非需求不足，所以要刺激私人企业投资和生产，刺激供应方面。
因而亦有人称之为刺激学派。
他们主张缩小政府经济职能，减少干预；
财政上消除赤字，平衡预算，同时控制货币供应量。

栏目：小辞典

栏目：小辞典

新华社联合国1月20日电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尤素夫·迈塔马—苏勒今天在一项新闻公报中宣布，所谓中国向南非出售浓缩铀的说法已被证明是一个弥天大谎。

这项新闻公报是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昨天就谣传中国同南非进行贸易和向南非提供浓缩铀一事写给迈塔马—苏勒的一封信的回答。

凌青在信中重申：“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和特别委员会对南非当局实行全面制裁的立场和要求。
中国拒绝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方面与南非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栏目：国际简讯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克耶夫被解除职务

据苏联《真理报》21日报道，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瓦连京·尼·马克耶夫被解除职务，另有任用。
这是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被解职的最高的政府官员。
另据塔斯社报道，谢·帕·帕夫洛夫被解除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马·弗·格拉莫夫继任。

西共领导机构部分改组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0日晚批准了由总书记赫拉尔多·伊格莱两亚斯提出的一项改组党的领导机构的建议，任命恩里克·库列尔担任党的副总书记，取代不久前辞职的尼古拉斯·萨图留斯。
根据这项建议，还更换了一些书记处书记，并对书记处成员的分工作了调整。

西德向土耳其支付首批豹式坦克

土耳其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购买的豹式坦克首批四辆已于19日交付。
土耳其总共向西德购买七十六辆豹式坦克。
据透露，这笔交易总值为二亿五千六百四十万美元。
其中五十五辆将在今年内交付。

苏联扩建利巴雅军港

据丹麦《日邮报》报道，苏联正在位于拉脱维亚西海岸城市利巴雅扩建军港。
该港工程竣工后，可停泊不同规模的舰只四十至五十艘，并可作为维修港。
利巴雅军港的扩建意味着苏联将把更多的舰只调到波罗的海。

美国增强第七舰队实力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最近决定把五万八千吨级的主力舰“新泽西号”和八万一千六百吨级的新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编入第七舰队服役，并将加强在日本周围水域的活动，以抵消苏联在这个地区扩大军事实力的影响。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1月21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国防部20日宣布，失去控制的苏联核动力人造卫星“宇宙——1402号”的残片可能于今后两天内落到地面，目前仍然不能肯定它将落在何处，估计有70％的可能性落入海洋中。

据报道，美国、加拿大、西德、比利时等国有关部门已作好准备，以便当放射性残片万一落入本国地面时，采取相应的紧急措施。

作者：黄越/张才龙

浅水，是吴川县一个偏僻的小镇，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吴川县支行浅水营业所就设在这里。
这个营业所只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斗室，工作人员只有六名，业务范围不过十多个生产大队，每天的现金收付量不过一、二万元。
然而，在这样一个单位中却出现了一个大量盗用银行资金从中贪污六十万零五干多元的大贪污犯。
浅水里怎样会出现“巨鳄”，这是值得深思的。

李竞芳今年五十五岁，1951年参加银行工作，长期在基层营业所担任会计等职务。
三十年来，他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原封未动，经常考虑的是用什么手段不劳而获。
1978年，李竞方在化州县家乡建了一幢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二层楼房，为此他欠了一批债，无法偿还。
这年12月20日，他冒用浅水公社玻璃厂的名义，向营业所贷款五百元，并把这些钱用转帐的办法转入他儿子李玉华在浅水信用社的私人存款帐户。
他首次作案没有被发现，十个月后，又先后三次冒用这个玻璃厂的名义向营业所贷款一千四百元。
他用这些钱支付了建房等方面的费用，并挥霍了一部分。

这几次贪污活动得逞后，李竞芳自以为手法高明，胆子更大了。
1980年3月至7月，他连续三次伪造一些单位向浅水营业所汇入款项的单据，然后从银行盗用资金一万一千元。
李竞芳用这些贪污得来的赃款指使他的儿子李玉华等人，从广州的投机倒把分子手中购买粮票四万八千多斤，四次前往海南岛非法出售，共牟利一千三百多元。

李竞芳从倒卖粮票获利中发现，利用从银行贪污盗用的钱搞投机生意，是一条发财的捷径。
于是，他与公社干部吴锦禄、公社企业职工李瑞泉、李木生等经过一番策划，成立了一个私人合股经营的“浅水公社货栈”。
李竞芳对同伙说，“资金由我想办法，赚了钱由大家分。”
他们还商定：货栈分红，除经理李瑞泉、采购李木生、出纳李玉华，以及幕后指挥者李竞芳等各占一份外，还另有三份“干份”。
一份给公社第一把手，一份给农业银行浅水营业所的主任柯栋成，剩下的一份准备赏给“有功人员”。
另外，每年给公社上缴五千元。
在浅水公社党委某些人间支持和默许下，这家打着公社旗号，实际为私人合股的货栈，就这样于1980年10月领了营业证书开张了。
李竞芳当时得意忘形地对同伙说：“大家放手去捞吧，现在正是发财的大好机会。
过不了多久，我要在浅水建一幢最漂亮的楼房。”
1981年1月，“浅水公社货栈”通过一个投机倒把分子牵线，跟湛江农垦局供销站签订了购买橡胶五十吨的合同，每吨订价六千六百多元。
对方提出要先付款后发货。
李竞芳便伪造了一张浅水货栈的信汇凭证，从省联行汇兑资金中采取盗用的办法，给农局供销站汇出了三十二万三千三百多元。
货栈把这批橡胶倒卖到江苏省的一些地方企图牟取暴利，但货被江苏省有关部门查获扣留，暴利没有到手。
事后，李竞芳怕自己的罪行败露，又伪造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市支行的票据，汇入相同数额的款项，把这笔巨款从帐本上冲平。

李竞芳一伙经营的货栈，从开始到罪行败露，历时仅四、五个月，就倒卖了一千六百多块走私手表、二百吨化肥、七十一吨多橡胶、三吨大红粉染料。
货栈用来进行投机倒把的资金，全是李竞芳从银行营业所贪污盗用的。

李竞芳在一段时间内把国家银行的一个基层营业所几乎变成了他随手可取的私人钱柜，猖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靠的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说就是：“串通公社，勾结银行，打通工商，收买邮电。”
“浅水公社货栈”明明是由私人合伙经营的，但为什么挂的却是公社的招牌？
除了议定这个货栈每年交五千元给公社这好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货栈的经理李瑞泉是公社主要负责人的小舅子，货栈还背后给这个负责人许愿，将来货栈分红时，有他一份“红利”。

在“勾结银行”方面，浅水营业所的主任、党支部书记柯栋成，就是被李竞芳拉过去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这个柯栋成，过去就和李竞芳利用发放贷款的机会受贿四次，共二千四百多元，他分得五百元。
浅水公社货栈成立后，李竞芳又许诺将来赚了钱，分一份红利给他这个“有功”的人。
他还让李竞芳保管各种单据凭证和公章，给李竞芳作案提供了种种方便。

工商管理部门的某些人，在这一案件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明明知道货栈是私人合股经营的，他照样发给营业牌照。
1981年2月，货栈从湖北省套购到一批化肥，准备运回广东高价倒卖。
运输途中，被湖南省湘潭县有关部门查获扣留。
工商部门竟然出具证明，谎称这批化肥是公社货栈经营，购回来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给予放行。
工商部门有的人为什么这样“厚待”货栈呢？
原来是因为从货栈得到过二百元钱和一块上海牌手表的劳酬。

李竞芳及其同伙倒卖走私手表时，怕随身携带这些手表到外地去被中途查获，便贿赂邮局的工作人员把手表从邮局托运到外地。
从1980年底到1981年初，他们倒卖的走私手表达一千六百多块，价值十多万元，其中有五百多块手表，就是通过邮局寄往外地倒卖的。

为了牟取暴利，李竞芳及其同伙一次就托中间人付给湛江农垦局供销站“茶水费”六千多元。
这个供销站也很慷慨地卖给浅水公社货栈由国家统购的橡胶五十吨。
由于尝到了“甜头”，这个供销站随后又和货栈签订了供给橡胶二百吨的合同。
只是由于案情暴露，这笔上百万元的非法交易才没有做成。

一些银行部门管理制度的混乱，也为李竞芳作案创造了条件。
李竞芳多次私自动用的省联行汇兑资金，按规定半年要结帐一次，实际上往往一年也不结一次帐。
群众曾多次向县农业银行反映李竞芳的问题，但县农业银行的有些人却认为，银行是“铁帐”，是无法贪污的。
他们的思想麻痹和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

现在，李竞芳已被判处死刑，他的同案犯也被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
这些吞噬人民财产、破坏四化建设的大小“鳄鱼”，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同样，我们党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定能把使这些“鳄鱼”得以生存的歪风扫荡干净。

新华社记者 黄越 张才龙

作者：李泽人
栏目：风云变幻的两伊战争

1982年3月29日夜，伊朗在中部战线发动的“胜利行动”基本结束。

30日，伊拉克总统命令经过残酷厮杀的第四军团后撤。
他在给该军团司令的亲笔信中说，后撤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防御”。
他并警告伊朗说，伊朗北部和南部的许多重镇仍在伊拉克的炮火射程之内。
但是，战场形势清楚地表明，伊朗既已突破伊拉克的中线防御，也就是在伊拉克整个防线的中部，深深地打进了一个“楔子”，伊拉克南北两线的部队被它分割、切断。
这显然对伊拉克是不利的。

伊拉克第四军团的撤退，成了两伊战争双方军事形势的重要转折点。
当初，伊拉克出兵伊朗，在伊拉克政府决策圈子里占上风的看法是，霍梅尼接管伊朗政权后，伊朗军队被多次整肃，已元气大伤。
而且伊朗经济每况愈下，国内人心惶惶。
因此伊拉克一进攻，伊朗军队会顷刻瓦解，伊朗国内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霍梅尼政权在短期内就会垮台。
战争开始阶段，伊拉克确也处于主动地位。
但是，伊朗并没有成为一盘散沙，伊拉克军队遇到伊朗方面的顽强抵抗，终于出现了伊拉克当初不曾想到的情况。

本来，伊拉克1980年9月向伊朗大举进攻，是想以武力迫使伊朗承认伊拉克对阿拉伯河（全长二百零四公里，其中九十九公里在伊拉克境内）和伊朗境内的约三百平方公里土地拥有主权。
两伊之间在1975年曾就领土争端问题达成过协议。
协议规定：伊拉克同意边界地段的阿拉伯河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定与伊朗的边界；
伊朗同意将伊朗克尔曼沙赫省的约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伊拉克，并关闭两伊北段的陆地边界，放弃对伊拉克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支持。
协议签订后，伊朗巴列维王朝恃军力强盛，迟迟不交割那块约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对此，伊拉克一直耿耿于怀。
这就是爆发两伊战争的直接起因。

伊朗“胜利行动”的得手，伊拉克第四军团的撤退，大大改变了两伊战争形势。
那么，这场战争将怎样发展呢？
（三） （李泽人）

本报1月19日一版刊登的《兰州部队和陕西省委、省政府在延安召开大会隆重纪念“双拥”运动四十周年》消息，第二段中“省长邓国忠”应为“副省长邓国忠”。

作者：吴云龙/李积利/刘志斌/靳宏伟/文伟奇/林绿洲/谢添水/阎正浩/张平良/宋后军/吴学清/苏万强
栏目：长征画刊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是治理山河，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全军广大指战员热烈响应党和国家“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五届人大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决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指示，在营区内外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植树造林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绿化祖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我军战备工作、训练、学习和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起了积极作用。
这里是全军绿化展览的剪影。

本版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吴云龙、李积利、刘志斌、靳宏伟、文伟寄、林绿洲、谢添水、阎正浩、张平良、宋后军、吴学清、苏万强摄

成部部队某部在营区坚持数年绿化工作，使营区绿树成荫，鲜花飘香。

乌鲁木齐部队某边防站绿荫掩哨卡，环境宜人。

武汉部队某部营区十年前种植的树木已成材。

解放军技术学校精心规划，合理布局，边营建，边绿化，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教学、生活环境。

福州部队某部在厦门前沿开展绿化活动伪装了阵地。

驻守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兰州部队某部指战员，为使树苗在沙漠上扎下根，努力改造荒漠。

沈阳部队某部营区周围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好，对部队训练、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
营房部供稿

空军某场站坚持造林防风，经过多年努力，已成防风林带五百亩，覆盖率达95％。

总后勤部某部的苹果获得丰收。

贵州省军区遵义干休所红军干部在“红军山”上种植花木果树。

守卫在法卡山的某部指战员抓紧战斗间隙植树。
营房部供稿

海军某部积极绿化码头，使它成为“花园军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