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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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头一年。
总参谋部在《关于1983年军事训练的指示》中要求全军，必须按照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把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进一步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这一总的要求，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努力开创军事训练新局面。
把这一要求付诸实践，既是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贯彻落实十二大精神的实际步骤。

开创军事训练新局面，一定要适应现代作战提出的新要求，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适应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新情况。
经济建设讲效益，各项工作讲效率，军事训练就要讲效果。
是不是开创了军事训练的新局面，主要是看：训练质量有没有新的飞跃，训练效率有没有新的提高，训练改革有没有新的成果，训练难点有没有新的突破。
一句话，就是要看是否提高了部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作战的能力。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来，我军的军事训练，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看，都有了新的发展，可以说一年比一年好。
我军的训练已经进入了一个为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需要而进行的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训练的新阶段。
传统的单一兵种思想不断被克服，合成军队作战观念有了显著的增强，军委邓主席提出的“训练可是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合成军作战训练”的指示，正在变成广大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研究外军和现代战例引起普遍重视，许多部队都加强了对抗训练和模拟训练，进一步研练出了一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新战法；
干部训练重点不“重”的状况有了初步改变，现职高中级干部和机关干部的组织指挥、战时政治工作、战场后勤保障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认真贯彻条令条例，注重培养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部队正规化建设有了新的进展；
按照军委确定的战略方针组织、指导、改革训练，训练指导思想更加明确，训练工作中“一刀切”的现象得到很大改变，训练与实战的距离明显缩短了。
要开创军事训练的新局面，这就是基础，这就是条件。
现在的任务是，要真正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位置上，紧密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在已有的基础上，找出薄弱环节，选准突破口，打好纵深仗，在新的训练年度里，为全面开创军事训练新局面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开创军事训练的新局面，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要把学习和贯彻战略方针进一步引向深入，抓好战略方针在训练中的具体化。
军委明确规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已经在训练领域产业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我们要开创军事训练的新局面，就要坚持用战略方针指导训练，真正使训练符合战略方针的要求，符合现代条件下作战的要求。
战略方针要在训练中具体化，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化”到具体课题上，一个是要“化”到具体人头上。
当前，在这两个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从具体课题上讲，有的是把战略方针仅仅当作口号在那里喊，如何同本军种、本兵种、本单位的训练实际挂起钩来，协调起来，考虑得不够多，探讨得不够深，缺乏实际步骤，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
这种状况不改变，具体化势必流为抽象化。
围绕战略方针的要求，抓住战争初期的特点，结合各部队肩负的作战任务展开训练，这是把战略方针具体化的总题目。
在这个总题目下面，还有许多具体题目，需要大家开动脑筋，通过实践去研究解决。
大家都这样做了，战略方针在训练中才能具体化到实处。
从具体人头上讲，战略方针还没有变成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的一致认识和行动。
战略方针的学习和教育，的确存在着一个需要加强和补课的问题。
古代兵书上曾有过“兵识将意”的主张，如果把“将意”理解为战略指导，那么我们现在就很需要抓一抓“兵识将意”的工作。
这就是要紧密联系现代战争的条件，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加深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理解。
干部战士对战略方针的精神实质吃透了，那就会自觉胸怀全局，焕发主动精神，有所作为，有所创新。

军事训练的新局面，理所当然地要体现在干部训练这个重点上，体现在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训练这个中心上，而加速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则是抓好这个重点和中心的关键。
军队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文化，离不开人的知识化、专业化。
如果说在生产领域科技是生产力，在军事领域科技就是战斗力。
特别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作战指挥更加自动化，战争手段日趋科学化，新知识象潮水般向我们涌来，逼着我们要用新知识去更替某些老学问。
如果不改变知识贫乏的“科盲”、“半科盲”状态，既不可能掌握自己的现代武器，充分发挥其效能，又不可能了解敌方新兵器的性能，以避敌之长击敌之短，更不可能掌握现代军事指挥艺术，指挥好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作战。
现在，经过军事院校培养的干部，虽说一年比一年多了，但还远远满足不了部队训练和未来作战的需要。
我们有一些干部，指挥单一兵种作战比较熟悉，指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就比较陌生，比较吃力。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很清楚：一方面是知识的重要，一方面是知识的贫乏，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有矛盾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正视矛盾，不积极去解决矛盾，甚至以“大老粗”为光荣，认为没有文化照样打胜仗。
我们强调加速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目的就在于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提高干部的科学文化和专业技术水平，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当然知识的领域是浩瀚的，人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掌握包罗万象的知识。
我们所说的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主要的是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和各项专门业务。
不管是军事、政治、后勤干部，还是其他专业技术干部，都应该开展军事科学技术、合同战术和专业技能的研究，都应该努力学习，具备符合自己工作性质和特点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辅助知识，都应该建立起以现代军事科学知识为主体的知识结构。

研究作战对象和训练对象的新变化，这是开创军事训练新局面的重要一环。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
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讲的是战争，也完全适用于训练。
我们天天搞训练，天天讲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一个是知彼——主要是作战对象的实际，一个是知己一—主要是训练对象的实际。
“知彼”，训练才能有的放矢，“知己”，训练才有基本依据。
“善医者因症立方，善兵者因敌立法。”
战争早已由平面转为立体了，敌人的技术装备、作战思想、作战手段已发生很大变化了，我们的训练就应当敌变我变，很好地研究和解决在现代条件下“仗怎么打，兵怎么练”的问题。

如果说，前几年通过研究敌军活动的深入开展，在“知彼”上已经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取得了初步成绩的话，那么，关于“知己”的问题，也应当适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知彼知己，应当二者并重；
知彼不易，知己也难。
现在训练中的许多问题，除了由于对外军缺乏研究以外，很大程度上也出在对训练对象的新变化研究不够这一点上。
我们的训练对象（包括人、武器装备等等）的情况与过去大不相同了。
我军已由单一兵种发展成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在武器装备上，既有常规武器，又有导弹武器、核武器。
今天我军各军兵种的战士，文化程度比战争年代有了很大的提高。
特别是经过精简整编体制改革之后，兵员数量减少了，技术兵种的比重增大了，干部相应增多了，武器装备也会有部分的更新和加强。
训练对象的这些新变化，理应引起军事训练的新变革。
我们要提高训练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打开训练的新局面，就必须着力去研究这些新情况，探讨和掌握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

要开创军事训练的新局面，使训练充满蓬勃的生机，还必须实现训练改革的经常化。
如同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一样，改革存在于训练领域的各个方面，贯穿于训练的全过程。
前年，总参谋部要求全军各大单位都要指定训练改革试验部队，其余部队按照大纲组织训练。
这实际上是一手抓点，一手抓面，点面并举。
今年仍需继续坚持这样做。
因为现行的训练大纲综合吸收了部队已有的训练改革的成果，按大纲施训就贯串了创新的精神。
当然，这决不是说，只要按大纲施训就可以了，不需要继续进行训练改革了。
有的同志由于没有很好地认识和处理大纲与改革的关系，以致出现两种片面的看法：一种认为“改革是试验部队的事，与咱们关系不大”，似乎按大纲施训的部队，可以不要训练改革；
另一种认为“搞上一年改革试验，至少管个三年五载”，好象改革可以时断时续，甚至一改永逸。
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
因为有部队就得搞训练，只要搞训练就必定伴随着改革。
我们既要看到“点”与“面”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又要着眼“点”与“面”的一致性，进行综合指导，使训练改革既积极又稳妥。
这样，通过改革就能搞活训练，使训练处于日益逼近实战的发展状态中。

无论是抓好战略方针在训练中的具体化，加速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还是研究作战对象和训练对象的新变化，实现训练改革的经常化，都离不开基本的一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这一条抓不好，就不可能开创军事训练的新局面。
1964年，我军出现蓬蓬勃勃的群众大练兵的好局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领导干部齐上训练场，一手把方向，一手抓落实，有问题现地解决，有经验及时推广，有典型大力宣扬。
那种动人景象，至今令人难忘。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一环扣一环的系统工程，是坚持正确思想路线的过程。
调查了不研究，研究了不实践，做的是半截子工作，主客观世界都得不到很好的改造。
现在大家都决心开创军事训练的新局面，光说不行，还得靠于！
只有实干，一个既生龙活虎、又讲究实效的训练新局面才能呈现在我们眼前。

作者：贺瑛/林玉华/李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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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3日下午，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视察了总参谋部通信部某试验站。

这个试验站是在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经过科技人员和通信战士的共同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
最近，向全军参谋长会议汇报了研究试验的情况。
杨尚昆同志在视察时说，有些设备经过试验，可以在指挥系统先用起来。
他指出，通信联络是军队的神经中枢，要加强通信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自动化指挥能力。

参观结束，杨尚昆同志和试验站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他勉励大家：要大力发展新技术、新装备，开创通信建设新局面。

陪同杨尚昆副主席视察的，有总参谋长助理刘凯等同志。
（贺瑛、林玉华）

图为视察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 李书良 摄RW：杨尚昆；
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
视察

作者：林书春/陈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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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福州部队驻厦门某部一千多名指战员，去年12月下旬在九龙江北溪引水工程沿途摆开战场，对渠道某些淤塞地段进行清理。
厦门人民抚今思昔，十分感激部队对引水工程建设的支援。

1979年，福州部队派出数千名干部战士，艰苦奋战五个月，高速优质地完成了九龙江北溪引水工程施工任务，为解决厦门日益增长的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

厦门电厂是全市有名的用水大户，由于水库容量有限，经常供水不足。
自从引用九龙江水后，不但保证了正常发电，而且扩建了两台共五万干瓦的机组，使厦门地区的电力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每吨水费也由原来的一角左右降到四分。
这两年，厦门地区多旱，一些工厂企业主要依靠九龙江水供应，保证了生产不断发展，全市工业总产值连年递增。
郊区的五千亩海滩田，过去全靠水库灌溉，满足不了需要，收成很低。
这两年，引来了九龙江水，淡水灌溉充足，海滩田不反碱了，收成有了保证，平均亩产连年递增二百斤。
过去厦门群众生活用水紧张，现在有了很大缓和。

厦门党政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为了表达对部队援建引水工程的感激之情，大力开展拥军活动。
厦门市开辟经济特区后，各项生活物资供应一时比较紧张，市政府不但没有缩减部队供给指标，还在几个分散部队增设了供应点。
部队一些家属工厂有一段时间由于缺乏原料而停产，市政府有关部门得知后，主动同各工厂联系，提供原料，帮助这些家属工厂迅速恢复生产。
群众还积极协助部队加强对军事设施的维护。
（林书春、陈宝安）

作者：郜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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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程部队、院校和科研单位，去年派出大量工程技术人员，采用控制爆破新技术，为北京、上海、南京、济南、徐州、洛阳等十几个大中城市，拆除烟囱、楼房、车间等四十九座高大旧建筑和许多无法用人工进行拆除的特殊工程，爆破钢筋混凝土结构近七千立方米。
上海交通大学请求工程兵工程学院帮助拆除一座钢筋混凝土整体框架结构的车间，这个学院派出八名教员和二十六名学员到现场，进行了四天的设计和准备，采用新的爆破方法使这座庞然大物在几秒钟内塌卧原地，一米开外的办公楼等建筑物，连一块玻璃都没有被震坏。

各工程部队还把机械操作训练、科研活动与支援城乡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帮助地方节约建设资金，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各工程部队去年结合训练共出动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机械和车辆一万二千多台次，帮助地方运送了上百万吨物资，修建起一批水库、桥梁和公路。
福建省晋江地区兴建一座糖厂，平整地基的任务需要两千名民工干八个月才能完成。
驻在这个地区的某工兵团结合机械训练，同兄弟单位一起派出二十台机械和六十名操作手，仅用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地基平整任务，不仅保证厂房建设按时开工，还为国家节约投资九十多万元。
某装备研究所去年抽出一百四十多名科技人员，协助地方搞了十九个科研项目，并为地方培训了八百多名各类技术人员。

作者：彦文/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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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延安驻军发扬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积极帮助老区人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在延安的“双拥”运动历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驻延安各部队近几年来把拥政爱民工作的重点放在支援地方四化建设上，同老区人民一道战天斗地，为改变老区的面貌积极贡献力量。
枣园公社一些生产队过去单一种植粮食，社员收入低，生活比较贫困。
某部派出十五个连队，帮助他们发展多种经营，川地种植蔬菜，坡地栽上苹果、核桃树，并派有技术专长的战士进行具体指导，使这些生产队很快由穷变富，劳动日价值由原来的五、六角上升到两元多。
在南泥湾公社执行生产任务的某部指战员，主动帮助驻地生产队把二百多亩旱田改为水田，并派出技术人员向社员传授栽种水稻技术，使生产队的单位面积产量翻了两番。
据统计，近四年来，延安驻军共支援地方劳动日六万四千三百个，运肥一千一百多吨，修理农机具六百多件。
当地群众感激他说，解放军和当年留守兵团的子弟兵一样，总把咱老百姓的生产放在心上。

各部队在支援驻地发展生产的同时，还积极支援地方公益事业和险要工程。
延安地区长期干旱缺水，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很大困难。
在这里进行水文普查勘探的某团干部战士，踏遍延河两岸的山岭，为群众打井二百余口。
某部指战员连续奋战两年多，为驻地群众修起了两座水库、三个水坝和近万米水渠。
去年，延安驻军为地方修水渠二十多万米，修路七百多里。
延河七、八米高的石堤在一次水灾中被冲垮一百四十多米，某团主动向地方政府请求承担了修复任务，苦干十三昼夜，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彦文、堂安）

作者：徐景权/陈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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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年度训练中怎样把研究敌军的活动继续引向深入？
空军司令部采取的一个措施是：要求航空兵部队军以上机关抓好“蓝军”飞行分队的模拟训练。

空军司令部分析了一九八二年的训练形势，感到航空兵各部队战术训练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个别部队在充分发挥我机性能，研究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对付敌某型歼击机的战术动作上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大多数部队对敌军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对“蓝军”飞行分队的模拟训练还未引起普遍重视，不少部队没有编组“蓝军”飞行分队，搞对抗训练前临时拼凑，仓促上阵，战术动作没有敌机的特点。
对此，空军司令部在下发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军以上机关都要重视抓好“蓝军”飞行分队的模拟训练，“蓝军”分队的其它训练任务可适当减免。
并指定某航校编组模拟敌某型歼击机的“蓝军”分队，按照空军统一安排，做好到各部队巡回进行检验性对抗空战演练的准备。

空军司令部这一要求提出后，不少部队开始行动起来。
原来没有“蓝军”分队的正积极组建，已有的正广泛搜集整理外军资料，进一步从理论上把敌机的技术性能、战术特点研究透，为展开对抗空战训练做好准备。
（徐景权、陈歆耕）

作者：孙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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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内长山要塞区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注意教育干部战士克服重男轻女思想，“三率”指标均达到百分之百。
在济南部队去年12月20日召开的计划生育宣传月动员大会上，受到陈仁洪政委的表扬。

去年，要塞区在抓好面上教育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做好只有一个女孩的夫妇的思想工作上。
他们对全区七百二十五对只有一个女孩的夫妇，逐个进行登记，有计划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有些同志由于受旧传统思想束缚，有重男轻女思想，对只生一个女孩不甘心。
他们采取思想工作承包的方法，一级包一级，责任到人。
某团特务连连长只有一个女孩，妻子在河南地方工作，在孕情普查中发现她又怀了孕。
团党委立即找这位连长做工作，还给地方有关单位去信，请他们协助教育。
经过教育使他们坚定了“只要一个”的决心，这位连长家属自觉到医院做了手术。

要塞区还注意通过书信向家属本人和公婆宣传计划生育的意义。
去年7月，他们根据普查情况，分别写信教育，或派人登门家访，先后做了四百八十户的思想工作。
有五个计划外怀孕家属，经过教育部采取了补救措施。
现在全区已有一个女孩的夫妇，全部领了独生子女证。

   （孙其海）\\

作者：王吉印
版面：头版

本报讯 黑龙江省军区95％以上的边防连队建起了固定的室内娱乐场所，活动项目达十种以上，战士们在这里可以看电视、读书、下棋、打乒乓球，改变了寒区部队“一入冬就猫冬”的现象。
边防一线连队还购置了照像机和洗印设备，照像难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黑龙江省军区重视抓好边防一线连队的文化生活，去年先后七次派出工作组到黑龙江、乌苏里江、大小兴安岭和完达山沿线的连队、哨所，调查了解连队的文化生活现状，听取干部战士的要求，着重解决了缺少固定的室内娱乐场所、缺乏新鲜有趣的活动形式以及照像难问题。
边防某团在保证战士宿舍够用的前提下，对现有房子进行了适当调整，修旧利废，合并调换占房过大过多的仓库和勤杂人员宿舍，建成了十二个连队俱乐部，使这些连队普遍建起了电视室、棋类游艺室和图书阅览室。
省军区及时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个团的经验，省军区还拨出专款，逐步为一线连队添置了文化娱乐用品。
（王吉印）

作者：陶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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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焰/王洪山/刘世清

武汉部队某坦克修理营工程师庞承福，整天与年轻战士“泡”在一起，解答难题，灌输知识的琼浆。
他象设计一项项新的设备那样，精心设计着战士们的今天与明天。

这里，有的是一个个渴求上进的年轻战士

1967年10月，庞承福从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毕业分配到修理营。

那时的修理营，只有四幢设备简陋的厂房，实在是小得可怜。
可是，这里有的是一个个渴求上进的年轻战士。

有一次，庞承福去卫生所看病，卫生员崔玉拦住他，给他出了一道题：“小池塘里有条船，船上的人将装在船舱里的铁块抛进池塘，问池塘里的水位是上升还是下降？”
庞承福没有急于回答。
他问：“物体的比重、体积、重量这三者的关系你知道吗？”
“知道。”
崔玉回答。
“阿基米德定律呢？”
崔玉露出迷惘的神色。

岂止一个崔玉？
在办公室，在车间，甚至在他端起饭碗的时候，都有年轻战士向他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这些知识的探求者，因为无人指点，只能在知识的海岸边徘徊。
庞承福有些激动了，他在心头形成一个不可更改的意念：自己应该是这些年轻战士横渡知识海洋的引渡人！
他对崔玉说：“小崔，明天是星期天，你找我，咱俩共同算算那道题。”
他是知识的富有者，但不据为私有

庞承福决心把战士们领进知识的海洋。
从那时开始，他成了修理营的一大忙人。
在正常的工作范围之外，他举办了专业技术讲座；
给大家补习科学文化知识，他又是当然的物理教师和数学教师。
从营部到宿舍，距离不足三百米，他常常应战士的要求，从路边拣起石头蛋，在地上画草图，列方程。
他家的客人，大都是前来求知的战士。
那间五平方米的客厅成了辅导战士学习的课堂，挂在墙壁上的小黑板成了他教学的工具。

庞承福桌上有本台历。
在翻过去的日历上，几乎每一页的背面都写着类似的话：某日某时某地，帮某人解答某问题。
在一本存放起来的日历上，几次写有“赵学胜”的名字。
赵学胜是修理营的木工，专门制作木模。
当他第一次拿到木模图纸的时候，如同看天书。
这也难怪，他背了三年书包，就碰上动乱年月。
此后，书包里再没有装过书本。
他听说修理营数庞承福读的书多，便主动登门求教。
从那以后，庞承福就成了赵学胜的老师。
庞承福给赵学胜讲机械制图的知识，从景简单的点、线、面讲到比较复杂的箱体零件图。
为了讲得形象直观，他把桌上的闹钟，分解成一个个零件，分别画在纸上，一点一滴他讲解。
当初连纸上的椭圆代表圆形的物体都不懂的赵学胜，后来能识别他所经手的全部制图了。
有时，他还能纠正别人送来的有误的图纸。

“授人一鱼，仅供一饭之需；
教人一渔，则终身受用无穷。”
他不仅教给战士程志知识，而已耐心介绍学习方法。
后来程志考上了坦克兵指挥学校。
在庞承福那里从“师”的战士里，有不少跨进了全国一流大学，当上了研究生，有的在部队成了技术骨干。

庞承福是个有进取心的人，他的知识仓库在不断地丰富与更新。
新的知识到了他手里，又成了“中转站”，很快传给了年轻的战友们。

在二十八项技术革新的奖状上，都“漏”掉了庞承福

五年前，修理营研制“坦克车体翻转机”取得成功，这是全国科学大会的获奖项目。
按照修理营当时的技术力量，要拿下这个项目，困难是相当大的。
比如，要翻转十几吨重的坦克车体，先得加工直径将近两米的大齿圈，营里没有机床能胜任。
他们将齿轮的牙齿一颗颗地画在毛坯上，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干开了。
整个齿轮共八十四颗牙，要求出每个牙的形体，需要解四十组方程式，标四十个座标点，这些都不容许毫厘差错。
这个任务落到战士龚文俊肩上。
庞承福指导他看《齿轮的原理和构造》，先解了几道方程，手把手教他画“渐开线”，既讲理论知识，又传实践经验。
“坦克车体翻转机”革新成功了，龚文俊他由于革新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而成了这方面的“小权威”。

庞承福就是这样一个人：本来，他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把一个数据或者结论告诉战士。
但他没有这样做。
在他看来，把简单的结论告诉战士，战士们还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他在带领战士向知识“自由王国”挺进的道路上，哪怕是一个不太复杂的问题，他都心甘情愿地多花费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时间与精力，告诉战士许多与之相关联的知识。
比如，庞承福曾带着一帮铸工自制了一台“自动砸铁机”，战士们在欣赏这一成果时，有人提出：“这个锤头砸下来究竟有多重？”
技术员曹春堂把物体的重量、下落的加速度，以及摩擦力都套到公式里去运算，结论基本准确。
庞承福肯定了战士们的聪明才智，随后，他找来一块钢板，放上一个钢球，给大家讲起了材料力学。
铁锤“咣当”一声，砸在钢球上，在钢板上砸了一个圆槽。
大家依据圆槽的大小，换算出铁锤撞击的力量。
这个方法显然简便一些。
他把战士又领进一个新的知识领域。

在修理营先后完成的二十八项技术革新中，伴随着每一项物质成果的诞生，都有一批年轻战士在向知识的“自由王国”前进。
这一成果，正是创造更多物质成果的潜在力量！

当战士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乐于站在助手的位置

豫南狮河边的一块空旷地，排列着一辆辆坦克。
坦克要从这里入水，贴着河床，驶向对岸。
人们正围绕坦克潜入水下、排烟管道既要排烟又不能进水的问题，思虑着，争论着。
此时此刻，绕着坦克跳上跳下的是一位名叫陈金平的年轻战士。
庞承福呢？
他已经从台前退到台后，让业已成才的战士们去唱主角，去用已经掌握的知识的光环，套住一个个目标。
陈金平放弃了为一本书上所肯定的叶片式排烟活门，自己画了一张活塞式排烟活门草图，跑去找庞承福。
庞承福看完图纸，一阵兴奋：年轻人敢于否定已被肯定的科技成果，真是后生可畏啊！
他帮陈金平作了精确的计算，认为可行，便在图纸上签字了。

新的排烟活门制做出来了。
坦克潜入河底。
过了一会，电台里传来水下坦克发出的信号：活塞不灵，坦克进水。
新的试验又失败了。
庞承福闻讯赶来，他对照图纸和实物，一边测量，一边计算，鼓励陈金平：“别灰心，设计和数据都没有错，看来是工艺质量问题。”
他俩趁热打铁，连夜在车间重新加工，并且作了新的改进。
第二天，坦克再一次钻入河底，只见平静的河面上泛起串串水花，一线排列，直取对岸。

试验成功了！
荣誉飞向陈金平的怀抱：领导向他祝贺，同志们向他祝贺，庞承福也向他祝贺。
祝贺这位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借助知识的力量破土而出了。

人们作过非常粗略的统计：修理营的所有技术革新成果，都倾注了庞承福的心血，而很多没有记上他的荣誉。
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地乐于把知识与精力贡献给身边的战士，为战士搭起攀摘明珠的“天梯”。
熊焰 王洪山 刘世清RW：庞承福；
专业技术干部

作者：张先/李张哲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高炮团认真改革干部指挥训练，基本实现了形象化、电器化、系统化、规范化，使干部训练向实战要求迈进一步。
总参炮兵领导机关已将这个改革成果录制成电视片，准备召开现场会向全军推广。

为改变高炮干部训练“背想定喊口令，举模型打游击”的呆板训练方法，去年初，这个团成立了一个由团领导、机关干部和连队训练“行家”组成的改革小组。
他们先后八次召开“诸葛亮会”，请“行家里手”献高招出良策，派人到兄弟部队学习成功的改革经验，邀请经过实战的同志谈改革意见。
经过一年的实践，使干部指挥训练基本上实现了“四化”：

形象化——即能够把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运用各种具体的形象在指挥室里体现出来。
如敌机的各种复杂飞行动作，大角度俯冲攻击，急转弯上升攻击，翻斤斗攻击，四十五度角攻击等。
同时，还配有战术背景、声响、火光、烟雾弹迹、敌情、我情等。

电器化——就是对原有的模拟器材进行改革和组装，把手工操作的变成电动的，不会发光的变成发光的。
他们还制作了电动沙盘、模型，电动显示板，磁控板等器材。
同时采用幻灯、电影式幻灯，放映战场背景、空情、地情，训练起来既操作简便，又有身临其境之感。

系统化——即完善各级指挥练习手段。
他们把干部指挥训练分成团营连三级，使干部指挥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程序分明，扎实深刻。

规范化——就是抓好配套，使干部指挥练习走向正规化。
团营连各级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练习制度：如相对固定的内行领导和保障人员，系统的练习想定，切实的练习方法，相应的考核标准等，保证了各级干部指挥练习“四落实”。

由于指挥训练实现了“四化”，干部的指挥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全团干部去年考核总评成绩为四点八七分。
（张先、李张哲）

八一二四六部队红五连党支部结合施工任务对干部战士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
这个连的工地，在一个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峭壁上，生活条件艰苦，施工难度大。
指战员们发扬“两不怕”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施工任务，被工区评为“施工先进连”。

   马德俊 高良摄影\\

指导员杨栓龙把思想工作做到施工现场。

指战员战胜艰难险阻，身背肩扛，把水泥等施工物资送上工地。

指战员优质、高速、安全地完成掘进任务。

作者：朱恒寿

本报讯 海军第二水面舰艇学校组织航海长班学员，进行了一次横跨我国南海、东海、黄海、渤海四个海区、历时四十四天、航程四千多海里的远航实习。

为了锻炼这批学员，学校特意选择了港湾岛屿多、航门水道窄、气候潮流变化大的海区进行这次远航实习。
在万山群岛、舟山群岛、长山列岛等复杂海区航行时，航道窄，暗礁多，机动范围小，但学员们敢于实践，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摸索利用陆标定位的各种方法，提高独立识别目标的能力，学会对各种潮流资料的使用。
经过多次进出港湾锚地和在岛礁区、狭水道航行，学员们终于较快地了解和掌握了如何找航门，如何避险情，如何有效地保障航行安全的基本方法和规律。
学校还两次组织学员远离海岸航行，让他们在没有陆标可测的情况下，运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借助一定的航海仪器，大胆地推算航行了七百五十海里。
第一次，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经验，舰位误差较大。
第二次，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舰位误差没有超出规定的要求。

这次远航实习中，学员们克服了晕船呕吐等困难，两次战胜八级以上的大风浪。
航行中经过实习考核，88％以上的学员取得了优良成绩，十五名学员受到了嘉奖。
（朱恒寿）

叶剑英、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王震、乌兰夫、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等送了花圈；
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等单位也送了花圈。

乌兰夫、余秋里等参加了追悼会。

吉合同志因病于1983年1月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吉合同志是河南郾城县人。
1920年参加冯玉祥将军的部队。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受冯玉祥的派遣，赴苏联军校留学。
1927年在莫斯科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7月，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
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军时期，他历任中共西北特委军事部长、红二十六军干训班主任、作战科长、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长，1935年12月再次去苏联学习。
1938年6月回国后，他先在新疆做军事教育工作，以后担任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同志的助手。
1942年9月，他被国民党新疆军阀盛世才拘禁，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回到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东部副司令员、第六团团长、内蒙古军区参谋长。
建国以后，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
1954年以后，他一直在军事科学院工作，1964年离职休养。
十年内乱中，他曾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
他1979年任军事科学院顾问。
叶剑英同志曾经称赞他是“在战场上，在和平环境中，在监狱里，在中国，在国外，是经受过严重斗争考验的同志，是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对党忠诚的好同志。”
吉合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RW：吉合；
军事科学院顾问；
逝世；
附照片

作者：魏景庆/石通祥/山鹰/祖照
栏目：一句话新闻

某团培训生火员防止煤气中毒

本报讯 去年入冬以后，某团后勤处在抓安全取暖工作中，对全团火炉进行了检查维修，并为各连培训了生火员。

（魏景庆）

新兵一连组织学讲普通话

本报讯 五三五一二部队新兵一连给每个新战士发一本《新华字典》，给每个班配一名小教员，每天组织收听广播，组织大家学讲普通话，取得明显效果。
（石通祥）

韦倍华认真钻研养猪技术

本报讯 五三二○五部队一炮连饲养员韦倍华，认真钻研养猪技术，自学兽医知识，实行科学养猪，去年共产肉一万六千多斤，荣立三等功。
（山鹰、祖照）

作者：陈晓/张锦丽
栏目：思想战线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号召。
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军的广大干部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开创军队建设的新局面而共同努力。
新的历史任务对我军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我们以新的姿态，新的精神面貌，新的作风去从事各项工作。
要本着“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工作更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清除“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敢于创新，敢于变革；
要加强革命责任心，发扬革命干劲，作风，不当“留声机”、“收发室”，结合本单位的情况，用创造精神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的方针和上示，把工作搞得扎扎实实。
为此，我们决定在《思想战线》开辟一个《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开创军队工作的新局面家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园地。
今天我们发表了读者的两封来信。
来信提出，军队工作是只要“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吗？
创造性的工作会不去吃力不讨好？
这算是开个头。
我们欢迎大家紧密联系部队的实际情况，摆事实，讲道理，面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的、思想的条件这一中心内容，踊跃来稿、来信，进行研究，也欢迎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
——编者

军队工作只要“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不需要创造性吗？

编辑同志：

党的十二大以后，我们单位就如何开创部队工作新局面问题进行讨论。
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要开创新局面，必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有些事情要突破老框框，走出新路子。
在会上大家都基本同意这种看法，但在下面却又听到一些议论，有的同志认为军队和地方不一样，军队强调服从命令听指挥，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不能搞什么创造。
比如某团有个农场，连年亏损，后来实行生产责任制.对超产的适当给予奖励，当年就扭亏为盈，效果很明显。
但开始大家的认识就不一致，有的觉得这样做“无章可循”，有的担心会不会使一些人滋长“向钱看”的思想，或者引起训练施工部队的不满。
总之，每有革新、创造，就难免产生许多顾虑，遇到不少思想上的阻力。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一番：部队的工作是否就不能创新？
执行上级指示，是否就只需“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而自己不必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了？
工作如果没有创新精神，能不能打开新局面？
希望报纸上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
陈晓

创造性地工作会不会“吃力不讨好”？

编辑同志：

学习十二大文件以来，广大干部都在考虑部队工作开创新局面的问题。
我觉得要开创工作的新局面，首先要排除一些思想障碍。
譬如，我在一个团里工作，几年来，从实际工作中感到部队基层工作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工作统得过死，缺乏创造性。
有少数同志由于思想不够解放，不但自己不动脑筋，不想办法，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对别人的创造性工作也不加支持，有的甚至还用不好听的话进行讽刺挖苦。
例如我们部队有一个班长，他在完成本职专业的同时，向“多能炮兵”的方向发展，订出了一个学习排长、连长专业指挥技术的计划。
当他的这个计划公布后，有的同志就说他是“想当干部”，“飞机上放鞭炮响（想）得高”。
这样就使得一些同志产生了消极情绪，认为搞创造性“吃力不讨好”，不如上级怎么布置就怎么做来得轻松、保险。
我觉得，军队应该有高度的集中统一，上级的指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但这并不妨碍工作中的创造性。
为了排除开创新局面的思想障碍，希望报纸加强对这方面的宣传。
张锦丽

作者：袁庆文
栏目：思想战线

不久前听到这样一件事：某干部家乡遭到一场严重水灾，部队党组织决定给他一笔救济款。
谁知这个干部却提出，水灾虽给家里造成较大损失，但近几年家有存款，家庭成员也大多有工作，足可应付这次困难，建议将救济款发给更困难的同志。
这件事得到了许多同志的赞扬。
可是，他的一位朋友却对他说：“这种钱，你不要白不要！”
这位朋友的高论，令人吃惊之余又觉得似曾相识：有的人变着法儿去占公家的便宜，不就是认为“阿爷（广州话，指公家）的东西不捞白不捞”吗？
还有什么“公款请客，不吃白不吃”、“后门不走白不走”、“高级宾馆不住白不住”、“游山玩水的车票不报白不报”等等。
看来，这“不要白不要”的逻辑，已被某些人当作处世行事的一种哲学。
对它的是非曲直，颇有必要评说一番。

所谓“不要白不要”，其意之一就是：有了捞钱捞物或占其他便宜的机会，不占不捞太可惜了！
这种有机会就捞，见便宜就占的想法和做法，与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应有的道德风貌是格格不入的。
请想一想，你捞的究竟是谁的东西？
占的又是谁的便宜？
还不是公家的，人民的！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任何利用职权占国家的‘便宜’和群众的‘便宜’的权利”。
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的逻辑，才是我们对待公家财物和人民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也是我们这支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
辽西战役时我们的战士为什么不吃老百姓的苹果？
因为他们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
对待一个苹果尚且如此，对待远远不止一个苹果价值的公共财物，那就更应该懂得：捞是很卑鄙的，不捞才是高尚的。
所以，不捞不占非但没有什么“可惜”，而且是光荣的。
倒是那些忘却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转而信奉“不要白不要”一类哲学的人，才是真正应该猛醒和悔悟的！

“不要白不要”的说法，其意之二是：有些东西你要了不会有人说坏话，不要不会有人说好话，何不要了呢？
可见，这些同志对哪些东西该要、哪些东西不该要，是非界限还是明白的。
但他们认为在无人褒贬的情况下，不必那么认真，不必将是非分得那么一清二楚。
这就值得打个问号了。
应当承认，由于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没有完全好转，认真的表扬和批评还没有充分开展起来。
然而，我们不去占便宜，难道只是为了做给人看，为了换取某种赞誉吗？
难道我们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规规矩矩，在无人监督的时候就乱来吗？
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应该襟怀坦白，表里如一，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自己。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更要有高度的自觉性，不折不扣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言行。
这就是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经提倡的“慎独”。
而所谓“白不要”的论调，恰恰同这种“慎独”的精神，同无产阶级战士可贵的自觉性背道而驰。

“不要白不要”还有一种含义，就是光你一个人“不要”也“无济于事”，公事的东西你不捞他捞，你那么廉洁有什么用？
后门你不走他走，你一个人正经顶啥？
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却是一种歪理。
事实上，一个人顶住了不正之风，就会带动一批人来顶住不正之风，逐渐地把整个风气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相反，大家都跟着不正之风随风飘，才真正“无济于事”呢！
前不久，胡耀邦同志在会见中央党校第二期干部培训班学员时曾指出：“同极端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同邪恶的东西作斗争，最重要的办法之一，就这要同它们彻底划清界限。”
对待走后门、捞取公物之类的不正之风，我们就是应取这种态度，你捞，我偏不捞；
你走，我偏不走。
不仅不捞不走，还要起来同这类邪恶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
太原市有位名叫李丽的售货员，公开挂出牌子，向顾客保证不开后门，不缺斤短两。
她的做法尽管遭到一些人的讽刺打击，但支持她的人却是绝大多数，全市一千五百多名营业员群起响应，共同向不良社会风气发起了挑战。
谁能说李丽这种坚决堵后门的模范行动，对于纠正不正之风是“无济干事”呢！
那种“公家的东西你不捞他捞”、“后门你不走他走”的论调，其实是企图以别人为某些不正之风来掩护自身的不正之风，又以自身的不正之风去助长和扩大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如果大家都这样想，这样做，又怎么可能在五年内争取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呢！

作者：张广照
栏目：思想战线

某学院一名政治教员，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本职工作，学识渊博，能讲能写，在教研室里起着扛大梁的作用。
同事交口称赞，学员反映良好。
可是有关领导却总听不进群众的反映，不但看不上眼，还经常挑这位教员的毛病。
后来上级机关一位首长观摩了这位教员的教学，给予很高的评价。
于是有关领导便一反常态，急急忙忙把他提拔了起来。
是不是真正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呢？
不一定。
在这些同志的眼里，只有上级首长是“伯乐”，而群众的意见则是无足轻重的。
一听说是上级首长推荐的，马上提拔起来，而对那些上级首长没有提到过的，即使群众一再反映、推荐，也不予重视。
这种态度，对大批人才的发现和使用，显然是不利的。

群众中不但有“千里马”，而且有“伯乐”。
人才生活在群众中，最了解他们的是群众；
要发现和选拔人才，领导机关和干部部门的考察、推荐是重要的，但也不能不听群众的意见，而是说不能“唯上”，不能无视群众的眼力。
我们应该“唯人才是举”，不管是谁推荐的，也不管有人推荐无人推荐，只要发现他确是一个人才，就应予以恰当地使用。

四化建设事业需要千千万万能够开创新局面的“千里马”，也需要许许多多的“伯乐”。
每个地方和单位，都有自己的“伯乐”和“千里马”，都应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上动地去发现、培养人才，不能只是翘首望上，伸手向外，等待上级“伯乐”来发现人才，等待外单位给送人才。
只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平时多同下边接触，并且重视发挥群众“伯乐”的作用，各种人才便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一方
栏目：思想战线

在选拔干部中，有的领导同志拨拉来拨拉去，总觉得选不出人来，原因之一，恐怕是视野不开阔。
他们往往只把眼睛盯在自己有过接触的“圈子”里，只从他所熟悉的人当中考虑，而对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则视而不见。

一般说来，选拔自己熟悉的干部，也不算错，对不熟悉、不了解的人，无法作出判断，当然也就谈不到选拔。
问题在于，作为一个领导同志，既然担负着选拔干部的重大责任，就应当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接触面，千方百计地去了解和熟悉更多的干部。
你熟悉的“圈子”越大，可供选择的人心然越多。
相反，如果你熟悉的“圈子”很小，可供选择的人也就很少，同时，在你的“圈子”以外，就可能有很多“千里马”被埋没。
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个习惯的思想，所以不容易发现。”
可见，要选拔好干部，先要跳出自己那个狭小的“圈子”，扩大自己的视野。

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除了提倡领导同志广泛地接触和考察干部以外，更要紧的是坚持群众路线。
领导同志亲自接触和考察干部，可以获得直接的印象，取得第一手的材料。
但是，如果领导同志的亲自接触是短暂的、不深入的，也可能获得的只是一些片面的印象甚至是某些假象。
干部在实践中成长，在群众中生活。
对于干部，群众最有发言权。
只要群众都来做“伯乐”，问题就好办了。
所以，我们的领导同志，还必须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广泛地、认真地听取群众对干部的意见，才能在选拔干部中真正跳出狭小的“圈子”，使自己的视野豁然开阔起来，保质保量地选拔出各级干部，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作者：朱健
栏目：星火小集

对待工作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相反，因为人说纷纭而统统拒之门外，这也是不对的。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从“沙里淘金”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不同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就象沙子里含金一样，有的含量多些，有的少些，有的可能没有。
只有经过辛勤的“沟漉”，经过分析和扬弃，才可能从中得到有价值的东西，才不致在众说纷纭之中莫衷一是，或者为错误的意见所左右。

对不同意见进行艰苦细致的“淘漉”，必须有博采众长、锐意进取的强烈愿望，象淘金者那样有一种对金子的执著追求。
这样，我们就会认真而细心地听取和分析各种不同意见，而不会听不进逆耳的不同意见，也不会因囫囵吞枣而消化不良。

作者：冯玉明
栏目：星火小集

某战士爱提意见，有的人就说他“不老练”。
这种议论对吗？

老练，是指阅历深，经验多，稳重而有办法。
爱提意见，是对同志、对连队建设负责的表现，这和“不老练”有什么关系呢？
看来，这些同志是错把不提意见当成了“老练”。
他们崇尚的“老练”，不过是老于世故、不得罪人而已。

当然，在提意见的时候，是不是善于讲究方式方法，做不老练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学习和提高。
但是，切不可是非颠倒，歪曲和亵渎了老练这种美德。

作者：张建国/王友明/毛砚田/王华祥/张成林/张万忠
栏目：学习问答

为什么说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严重破坏活动不是一般的犯罪，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答：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以及政治和文化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的性质问题，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决不能把这些活动仅仅看成是一般的犯罪，一般的反社会行为，它们是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如何来理解这段话呢？
所谓“一般的犯罪，一般的反社会行为”，是指行为人本身及其活动的后果虽然危害社会某一方面的利益，但没有从根本上危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如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危害的重大事故犯罪、过失伤人犯罪、虐待家庭成员犯罪等等，就是这种情况。
而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严重破坏活动，则远远超出一般的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范围。
它是资本主义腐蚀侵袭的表现，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行为。

今天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然已被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和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存在，台湾、港澳和国际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敌对势力，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还会趁机通过多种渠道侵袭进来；
上述敌对势力不但会通过大量合法渠道，牟取经济暴利，扩大政治和文化影响，还利用走私、收买、贿赂等种种非法手段进行物质引诱，腐蚀干部，从思想上俘虏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动摇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
其目的就在于破坏以至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取而代之。
显然，这类斗争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与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是新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让我们看看前一时期的这些破坏活动吧！
在经济领域，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在少数地区、少数人员中相当猖獗，令人触目惊心。
这些人虽然没有形成一个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剥削的社会集团，但往往是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内的少数工作人员和干部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有时还打着国家或集体的幌子，因而成为一种反对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势力。
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也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或进行反对革命宣传，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
或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
或搞“文化走私”，偷运贩卖反动、黄色宣传品。
这些破坏活动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如让发展下去势必危及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事义。
正如十二大报告指出的：“他们在经济领域里严重破坏我们的建设事业，扰乱社会安定，污染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象白蚁似地危着社会主义的大厦。”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同这类破坏活动的斗争，是新时期的一种阶级斗争，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关系到四化建设的成败。
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
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前进。
（张建国）

为什么国家不必要也不可能用计划把小商品生产和供应都管起来？

答：小商品通常是指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商品以外的三类商品，主要包括小百货、小文化用品、小针织品、民用小五金、小日用杂品、小农具等。

小商品的特点是产值比重小，种类繁杂，品种规格多，生产工艺差别大，生产、供应的时间性和地域性很强。
同时，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分散在许多小企业（主要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体劳动者中生产。
因此，国家计划不可能把它们都管起来。
勉强纳入计划，必然要造成过去那种统得过死的现象，使得供需常常脱节，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阻碍生产的发展。
因此，还是由生产者根据自己的生产条件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自订指标，自行生产与销售较为适宜。
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小商品生产单位和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发扬各自的经营特色，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满足人民的需要。

小商品品种虽然繁多，但它们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却很小，它们虽然也是生产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但却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
它们所居地位毕竟是次要的。
因此，国家不必要用计划把它们管起来。
国家只要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和比较重要的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实行计划经济，就稳定了国民经济的大局。
小商品实行市场调节，不但不会对全局有什么妨碍，而且还可以使国家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搞好重要产品的计划调节，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够更加合理地、协调地发展。

当然，小商品由市场调节也会带来一定的盲目性。
但国家通过政策法令和工商行政管理，就可以克服和防止其弊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小商品生产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
特别是去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抓好小商品生产和供应的意见》和国家物价总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对如何进一步抓好小商品的生产和供应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
这对发展生产、活跃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友明）

很长时期内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和最终消灭私有制相矛盾吗？

答：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
有的同志对此不够理解，担心这会与最终消灭私有制相矛盾，要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楚怎样才能达到最终消灭私有制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起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后，要达到最终消灭私有制，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终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的物质基础。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我们还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正是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促进社会生产力更快发展的必要措施。
只有经过这样的道路，才能达到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现阶段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是多层次的，很不平衡的。
有的地区和部门现代化水平较高，自动化、半自动化机器生产占的比重较大；
有的地区和部门手工劳动占的比重较大；
有的甚至主要依靠手工操作。
在这种状况下，要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显然是不行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
只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生产关系，才能很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左”的思想指导，脱离客观实际，片面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加上林彪、“四人帮”趁机干扰破坏，大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人们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严重惩罚，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在坚持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把过去在生产关系上的一些“左”的东西纠正过来，使之更加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仅不会出现社会倒退，相反，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无论在生产、流通和生活服务、劳动就业等方面，在国家无力全包下来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集体合作经济和发展一些个体经济，使多种经济形式合理配置和发展，对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就业门路。
都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其产值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98％，而个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改变整个社会主义的性质。
我们的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经济命脉全部控制在国家手里，个体经济只能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
这就保障了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将来随着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个体生产者在党的领导下，必然会逐步走上各种形式的自愿联合发展的道路。
因此，担心长时期内搞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与最终消灭私有制相矛盾，是没有根据的。
（毛砚田、王华祥）

为什么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靠发

展生产，否则将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答：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使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就要大力发展生产。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建立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有所提高。
如果脱离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甚至以损害生产的手段，来提高生活水平，结果必然达不到目的。
为什么呢？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是消费的前提，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幅度，是必须和生产增长的幅度相适应的。
就是说，只有生产发展了，保证有充足的适销对路的消费品进入市场，才能保持消费品供求平衡，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相反，假如生产不发展，即使人们靠增加工资、多发奖金等办法多拿到了货币，而市场上却缺乏足够的消费品供应，那就可能造成供求失调，市场紧张，物价上涨，结果，人民的生活不但得不到改善，还会造成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第二，从长远的观点看，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来保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
而如果我们提高生活水平做得过急，长时期地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超过生产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把增加的国民收入过多地用于消费，那就会使国家建设资金积累的速度大大降低，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影响国家必需的生产建设，甚至会造成国民经济的萎缩、停滞，国家的富强和国防的巩固都会失去物质基础。
所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以，改善人民生活，绝不能靠减少国家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搞吃光用净。
搞吃光用净，不仅满足不了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连简单再生产也会维持不了。
其结果，必然是破坏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近几年，为了纠正过去片面强调生产建设而忽视人民生活的错误倾向，我们采取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调整劳动工资、实行奖励制度等一系列措施，较快地提高了人民生活。
据统计，1981年同1978年比，每个农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6％，职工工资总额增长了44％，大大超过了同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2％的速度。
三年间，全国新增加的国民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增加人民消费。
这对于改善长期偏低的人民生活，当然是必要的。
但这终究是在特定时期内采取的暂时措施，这种现象不能也不应该长期继续下去。
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的，“无论如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只能靠努力发展生产，而不能靠减少国家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
我们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努力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上。
只要全国人民提高认识，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各种消耗，减小和消灭各种浪费，国民经济就会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也就会随之不断得到改善。
（张成林、张万忠）

宣布我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月13日电 赵紫阳总理今晚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并把它概括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句话。

赵紫阳宣布的这四项原则是：

一、中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遵循团结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

二、中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发挥各自的长处和潜力，力求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俾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中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等。
中国方面对所承担的合作项目负责守约、保质、重义。
中国方面派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要求特殊的待遇。

四、中国同非洲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

赵紫阳说：“中国愿同非洲各国一起，继续进行探讨，积累经验，为逐步开拓经济技术合作这一广阔的领域而共同努力。”
宣布他对非洲的访问达到了预期目的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月13日电 赵紫阳总理今晚在这里的国家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
在谈到这次对非洲一些国家的访问时，他说：“我认为我对非洲十国的访问都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且“收获很大”。

赵紫阳说：“加强同非洲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我这次访问的目的就是为了增进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向非洲人民学习。”
赵紫阳说他迄今已访问了十个非洲国家。
他说：“我荣幸地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兄弟般的热诚欢迎。
我与不少老朋友重叙旧谊，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我与十国领导人在十分亲切、友好和互相信任的气氛中，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我们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双边的友好合作关系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我还同一些解放组织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在反对大国强权政治、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侵略、干涉和颠覆、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南南合作’、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我们有着一致或相似的看法。
对业已存在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表示十分满意，并对其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我在每个国家停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是很大的。”
赵紫阳说：“我高兴地看到，非洲国家和人民正在独立自主的大道上胜利前进。
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着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他们把争取整个非洲的解放看作自己的责任，大力支持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为在非洲大陆上彻底消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而共同奋斗。”
赵紫阳说：“总的来说，目前整个非洲大陆，除了南部非洲的一隅之外，已经进入了争取经济独立，以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历史新阶段。
昔日被殖民主义者诬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今天在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为非洲大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鼓舞，对非洲大陆团结、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充满信心。”
在谈到经济技术合作问题时，赵紫阳说：“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当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和政策。
除此之外，还必须在力争改变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同时，采取实际的步骤，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即‘南南合作’。
在我同非洲各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我们都认为，这一合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重申对南部非洲各解放组织一视同仁坚决支持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月13日电 赵紫阳总理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和尼雷尔总统就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对会谈所涉及的问题，双方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他下榻的国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坦桑尼亚记者和各国驻坦桑尼亚记者提出的问题。

当记者问及非洲团结问题时，他说：“我和尼雷尔总统都认为，非洲统一组织面临的困难，是必须克服也是能够克服的。
非统组织是非洲团结的象征。
非统组织如果发生分裂，对非洲任何国家都会带来不幸。
我对尼雷尔总统为维护非统组织的团结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和敬佩。
我相信，尼雷尔总统将在这方面继续发挥他的积极作用。”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时，赵紫阳重申：“中国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坚决反对南非当局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阻挠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实施、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
中国反对以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作为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军、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先决条件。”
在回答中国对受到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威胁的前线国家如何支持时，他说：“中国对面临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威胁的前线国家的处境表示关切。
对前线国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为了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全所需要中国做的事，只要力所能及，我们一定采取积极的态度。”
赵紫阳在谈到中国对南部非洲各解放组织的态度时说：“我在卢萨卡会见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今天又会见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
中国对南部非洲的各个民族解放组织，对它们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一视同仁，坚决支持。”
当记者问到中国同安哥拉建交这一问题时，中国总理说：“在安哥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期，我们对安哥拉各派爱国组织都是支持的。
中国同安哥拉都有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因此双方决定建交。”
有记者问，在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问题上，中苏有何区别？
赵紫阳说：“中国的立场是，对南部非洲的各个民族解放组织都一视同仁，而不是亲近一派，歧视一派。
中国还希望它们团结起来。
至于在这个问题上，中苏有无分歧和有何分歧，你们自己可以作出判断。”
谈关于中美关系问题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月13日电 赵紫阳总理今天下午在这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时指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他说：“中美双方经过谈判，于去年8月17日公布了中美联合公报。
美国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这对排除中美关系的障碍是重要的一步。
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双方认真执行这一联合公报。
公报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行动。”
谈关于中苏关系问题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月13日电 赵紫阳总理今天下午在这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说：“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他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主席在逝世前曾几次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苏联其他领导人，包括现在的安德罗波夫总书记，都有过这种表示。”
他说：“现在两国正在就改善国家关系问题进行副外长级的磋商。
第一次磋商在北京进行，以后还要继续进行磋商。
中国真诚地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够在排除中苏关系障碍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谈毛泽东思想问题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月13日电 赵紫阳总理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指针。”
他在回答记者提出有关中国国内的问题时说：“中国进行改革，正是为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有人把这些改革说成是‘非毛化’，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是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太少。”
谈关于香港和台湾问题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月13日电 赵紫阳总理今天下午在这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着重指出：“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时机成热的时候，中国将要收复香港的主权。”
赵紫阳说，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的政策，以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总理说：“我们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
我们的新宪法规定了一条：设立特别行政区。
台湾在回归祖国以后，将享有充分的权益，那里的生活方式、制度等那将不予改变。”
他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中国。
他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
他强调说，“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RW：赵紫阳；
外访

一月十三日，赵紫阳总理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一月十三日，赵紫阳总理向中国烈士墓献花圈，他们是在参加援建坦赞铁路和其他项目中光荣牺牲的。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RW：赵紫阳；
外访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月13日电 中国总理赵紫阳今天重申中国坚决支持阿扎尼亚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解放斗争。

赵总理是今天下午在这里的国家大厦会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约翰·尼亚蒂·波克拉时重申这一立场的。
会见时在场的还有这个组织的财政书记森·劳·姆格韦巴、行政助理本·桑德洛和驻坦桑尼亚首席代表索比勒·戈拉。

赵总理说，他能在前线国家坦桑尼亚会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代表们感到很高兴。

他对他们说：“中国坚决支持你们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
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是正义的事业，虽然斗争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是可以肯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波克拉对赵总理在这里会见他们表示感谢，对中国人民支持南非的解放斗争表示感谢。

接着，赵总理指示外交部长吴学谦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就南非的形势交换意见。
RW：赵紫阳；
会见

据新华社1月14日讯 我国现有小学八十九万四千所，在校学生一亿四千多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

各地的情况表明，当前我国普及小学教育的工作，正在扎扎实实地进行。
不仅在经济发达、教育基础较好的地区，出现了一批普及教育搞得好的先进市、县，而且在山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一批县、旗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
1981至1982年度，全国七至十一周岁的学龄儿童为一亿二千多万人，已入学的有一亿一千一百七十五万，平均入学率为93％，其中农村入学率为92％。

新华社1月14日讯 原北京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业务员张文楹利用职务之便擅自挪用公款八十万零四千元，进行投机倒把和诈骗等活动，从中获赃款四万一千九百多元，今天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张文楹于1980年10月至12月间以代客户购买物资为名，从北京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骗领转帐支票四张，计公款八十万零四千元，然后将这巨额公款存入北京崇文区荣华日用品厂，并与这个厂的厂长姚忠华、副厂长段秀珍（均另案处理）相勾结，先后动用其中五十七万多元公款套购汽车、盘条、钢板和石蜡等大量生产资料，进行投机倒把活动，攫取暴利二万五千多元，张犯从中分得赃款一千八百五十元。
1980年10月，张文楹串通段秀珍和河北省徐水县西张丰工艺美术挂毯厂业务员刘朝栋（另案处理），用伪造购销合同的手段，从挪用的公款中套出三万三千元现金，张犯将其中二万六千元现金据为己有。
张犯还于去年10月、11月两次伙同山东省黄县海岱公社社员阎家伟（另案处理）相勾结，以替济南市二轻局供销公司购买五合板为名，先后诈骗该公司公款六万九千多元，张犯从中骗得脏款一万四千多元。

张文楹在羁押期间，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依法从重处罚。

据新华社广州1月14日电 广东省肇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最近依法判处诈骗、贪污、投机倒把、脱逃犯谢罗养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同案犯谢金生有期徒刑七年。

谢罗养原是怀集县大岗公社供销社采购员。
他利用职务的便利，与其父谢金生（怀集县梁村公社农具厂出纳员）共谋，采用欺骗领导、行贿干部、涂改汇款单据等手段，三次共侵吞公款十六万一千多元，1980年12月，谢罗养假借借为梁村供销社找货源的名义，从梁村供销社骗取货款四万一千元，用来作投机倒把的资金。
1981年1月，谢犯又从大岗公社供销社骗取贪污公款八千四百五十九元。
他用这笔款购买货物，交由其父谢金生在谢罗养弟弟开设的“忠和门市部”出售，1981年3月，谢罗养授意其父谢金生用人民币一千多元贿赂收买了中国农业银行粱村营业所的一个副主任和梁村公社信社的干部，先后从梁村营业所骗取贪污了大岗公社企业办公室的购货汇款十一万二千元，1981年7月，谢罗养的诈骗、贪污、投机倒把罪行被揭露，他仍拒不坦白，同年8月，竟携同其妻子挟带赃款一万二千元，潜逃到福建省平潭县，并以重金贿赂渔民把他送至公海，企图偷渡外逃，后被我有关部门发现，逮捕归案。

谢罗养被捕后，纠集八名案犯，密谋越狱逃跑未遂。

本报讯 浙江省军区后勤部顾问曾昭华同志，因病于1982年12月16日夜杭州市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曾昭华同志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RW：曾昭华；
浙江省军区后勤部顾问

本报讯 离职休养干部、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武装部原部长李荣华同志，因病于1982年12月8日在哈尔滨市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李荣华同志1935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RW：李荣华；
离休干部

栏目：国际简讯

阿富汗游击队俘虏两名苏联顾问

据阿富汗新闻社报道，阿富汗游击队去年十二月下旬在加兹尼的一次战斗中俘虏了两名苏联顾问、一名卡尔迈勒军队的上校和七名士兵。

苏重新向伊拉克提供武器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十一日报道，几天前，苏联的安东诺夫运输机抵达巴格达郊区的军用机场，运去了地对地和地对空导弹、供远程炮使用的炮弹、通讯设备和反坦克炮。
与此同时，苏联的货船据说正在装载T72型新式坦克，准备运往通向伊拉克的门户——约旦的亚喀巴港。
在这批准备运往伊拉克的武器中还有米格战斗轰炸机。

波德戈尔内去世

据苏联《消息报》十三日晚版报道，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在长期患重病后于十一日去世，终年八十岁。

波德戈尔内从一九六五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九七七年被解除职务。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第五次部长级特别会议举行会议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第五次部长级特别会议的全体会议十二日上午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举行。
与会的有来自八十五个国家的一百一十六个代表团，其中包括不结盟运动的正式成员、观察员和来宾。

赞比亚内阁人事变动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十三日上午宣布，蒙迪亚总理从十三日起兼任财政部长职务。

黎以美第六轮撤军谈判就议程问题达成协议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关于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的第六轮谈判十三日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市谢莫纳举行。
黎以双方就谈判议程达成了一项协议。
双方达成的关于议程的协议内容是：一、结束战争状态；
二、（在黎巴嫩南部作出）安全安排；
三、确定相互关系的范围，包括联络方式、结束敌对宣传、开放边界进行商品流通；
四、拟定撤军计划，以色列提出撤军的条件是要所有外国军队同时撤出；
五、作出可能的保证。

（均据新华社）

作者：黄泽全
栏目：国际资料

人口一千七百万，面积五十八万二千多平方公里，首都内罗毕

在非洲，肯尼亚以旅游事业发展迅速闻名于世。
目前，到肯尼亚观光旅游的人，一年可高达四、五十万，旅游业的外汇收入占国家外汇总收入的20％以上，仅次于农产品换取的外汇，人们把肯尼亚称为“非洲新兴的旅游国家”。

肯尼亚共和国位于东非，赤道横贯其中部，山川秀丽，具有发展旅游业的良好自然条件。
国土东面临海，印度洋的暖流洗涤着松软的沙滩，海滨风光美丽而动人；
世界上最大的大裂谷带东非大型谷的东支从中部纵贯南北，谷底宽五十至一百公里、深四百五十至一千米，谷壁犹如刀劈一般，蔚为壮观；
中部有非洲第二高峰肯尼亚山，山顶终年积雪，奇妙的自然现象历来使远方来客神往；
世界第二大湖维多利亚湖的一小部分位于国土西南部，湖面烟波浩渺，妩媚如画；
终年气候温暖如春，盛产各种野生动物，全国建有三十六个大型天然动物园和动物自然保护区，里面有非洲狮子、犀牛、大象、河马、斑马、猿猴、豹、红鹤等异兽珍禽。

肯尼亚人口中90％以上从事农牧生产。
粮食作物以玉米和小麦为主，咖啡为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肯尼亚第一位外汇收入的来源。
肯尼亚还是非洲第一产茶国，世界第三茶叶输出国，所产红茶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声誉。
工业有电力、水泥、食品，肉类加工、造纸、炼油等。

肯尼亚是多民族国家，有大小民族四十多个。
肯尼亚人民长期遭受葡、英殖民主义者的奴役，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1963年12月12日获得独立，一年后成立共和国。
中肯两国虽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很早就有友好往来。
十五世纪初，明朝航海家郑和曾到达肯尼亚的马林迪港，以后中国商人又不断到肯尼亚和东非沿海一带。
1963年12月14日中肯建立外交关系。
1964年12月，陈毅副总理曾参加肯尼亚独立周年庆典活动。
近年来，两国友好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
（黄泽全）

作者：王志光
栏目：前进中的第三世界

在联结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有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
它不仅以其战略位置重要闻名于世，而且又以它的经济高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注目。

这个国家便是新加坡共和国。
它由新加坡岛及其附近的五十四个小岛组成，国小（六百一十六平方公里）人少（约二百三十余万人），自然资源贫乏，可耕地有限。
过去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至六十年代以前仍然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邦。
1965年8月建国初期，新加坡还只是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单一经济，工业门类很少，产值相当小，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落后状态。
当时西方评论家曾经断言：“独立的新加坡是没有前途的”。
可是，独立后的新加坡，却生气勃勃地不断前选，新加坡政府根据本国的国情和自然条件，实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发展制造业为主，同时发展金融、贸易、交通运输和旅游业，迅速改变了单纯依赖转口贸易的经济结构，确立了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使国民经济获得了高速度发展。
六十年代后半期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8.7％，七十年代达到9.4％，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到1978年，新加坡国民经济总产值已为1965年的十倍。
其中，出口贸易增长六十多倍，工业产值增长四十倍。
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中供出口的工业产品已占65％。
这标志着新加坡跨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七十年代后期，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面临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国内劳力短缺问题，因此强调发展技术较高的工业，以便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新加坡政府于1979年宣布实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加速重组经济结构，着重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战略措施，提出要在十至十五年内实现全国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化，使工业达到高工艺技术的水平。
同时，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加强职工训练，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因此，全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81年劳动生产率增长5.4％，为1979年增长率的两倍。
产品由于成本降低而质量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从而推动了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
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9.9％，对外贸易总额比上一年增长10％，国际收支盈余十九亿新元（二点零九新元合一美元），比上年增加五亿多新元。
1981年新加坡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零一百新元，是亚洲国家中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日本。

新加坡经济的根本弱点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严重。
国内需要的全部能源、原料和大部分食品必须仰赖进口，经济重组所需要的机器设备以及工艺技术要从国外引进，而它所加工的各种产品、设备及转口的橡胶、木材等必须输往国外市场。
因此，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容易受到欧美等工业国家经济衰退和世界通货膨胀的影响。

为了对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新加坡政府正在采取种种措施，其中包括重新调整经济发展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行产品多样化，密切同其他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开拓新市场等等。
因此，去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尽管放慢了些，但生产总值仍然增长6.5％，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高，物价也比较平稳，而港口业务、建筑业和炼油工业则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