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会务活动将节约从简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即将在首都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和政协五届五次会议秘书处，学习党的十二大的会务工作经验，正本着厉行节约的精神，安排两个会议的食宿、交通工具以及各项服务工作。
两个大会的秘书处规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除年高体弱需要特殊照顾的外，一般都两至三人住一个房间；
代表、委员看戏、看电影由自己付费；
代表、委员集体活动都乘坐大轿车；
会议不组织参观游览，不特殊供应商品。
两个会议严格限制了工作人员的人数。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各代表团随员比预计的减少了五分之一。
会议将不邀请外地文艺团体专程来京为代表、委员演出。

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病，提高经济效益
蔚县涿鹿县七个集体企业包给社员经营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据今天的《经济参考》报道：
最近，河北省蔚县和涿鹿县有7个生产大队的集体企业承包给个人经营，包干上交一定的利润。
这个办法克服了过去集体经营管理人员不承担盈亏责任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弊病，是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办法，也是发挥农村一些有技术、善于经营管理的能工巧匠才能的一个途径，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
这7个大队的企业都是手工劳动，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其中有两个砖厂、两个皮毛厂（利用国营皮毛厂的下脚料小块皮毛，为皮鞋厂加工鞋里）、一个地毯加工厂（为外贸出口加工）、一个玻璃厂、一个扫帚厂。
这些企业过去大队集体经营，由于管理不善和分配上吃“大锅饭”，企业赚钱不多，有时甚至亏损。
因此，从去年开始，相继承包给个人经营，大队与承包人订立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承包人与工人也订合同，和过去大队集体经营时一样，实行计件工资，按件付钱，多劳多得。
这7个企业有三种不同的承包形式：
一、一人或一户承包。
这种承包形式有三个企业。
二、几个人合伙承包或联户承包。
这种承包形式有三个厂。
三、不完全的个人承包。
这种承包形式有一个企业。
社队企业承包给个人经营的好处是：
集体多收；
个人多得；
承包人致富；
社会增加财富，国家增加税收。

发动农民多渠道运销
砀山县解决了“卖梨难”问题
本报讯
记者许仲英报道：
前些年一直为“卖梨难”而苦恼的安徽省砀山县，今年上亿斤水果已销售一空。
这是突破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和单一依赖铁路运输，发动农民多渠道运销后出现的新气象。
砀山县是我国著名的“砀山梨”的产区，前些年单靠国营商业（包括供销社）购销，以及陇海铁路单线向外调运，历时三几个月收不完、运不完。
每到收获季节，车站待运水果堆积如山，梨汤顺流成河，烂梨泥潭一二尺深。
1979年烂掉的鲜梨有2，000多万斤。
今年砀山梨收获季节，许多农民等候在梨树下，随摘随收，随装随运；
用筐背、肩挑、自行车驮、小板车拉、大车载，把多年来看做比搬山还难的上亿斤水果及时运走。

国务院要求把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逐步完善起来
当前重点是落实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国务院最近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见第4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党的十二大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认真总结经验，寻找和创造出一套适合工业企业特点的，既能保证国家统一领导，又能发挥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通知说，一年多来，工业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当前完善经济责任制，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落实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上面，特别要注意抓好大型骨干企业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工作。
现在企业的潜力还很大，通过完善经济责任制，可以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反对浪费，提高经济效益，把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作出更大贡献。
通知指出，工业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企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其它各个环节之间，密切联系、互为条件。
完善经济责任制是各有关部门的共同责任，各部门要面向企业，密切配合，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为企业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使工业经济责任制逐步完善起来。

在今日首都报纸上
《中国青年报》
△团中央书记处第1书记王兆国就学习张华答记者问
《解放军报》
△某军开办十八所战士业余学校培养军队地方两用人才
《光明日报》
△我国高教科研蓬勃发展
《中国财贸报》
△国务院发出第5号节能指令，要求各地发展煤炭洗选加工，逐步按需要供应加工商品煤
《工人日报》
△贵州水城水泥厂厂长行使奖惩权有利生产
《北京日报》
△孙桂英笼养鸡一年向国家交售鲜蛋二万五千斤

夏衍著文纪念潘汉年同志
本报讯本报今天第2版发表夏衍同志的文章《纪念潘汉年同志》。
文章指出：
党中央于今年09月01日发出通知，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
二十七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
文章回顾了他和潘汉年同志的交往以及潘汉年同志革命斗争经历。

接受报纸批评，立即采取措施
南阳地委开始查处干部违法建房
本报讯
11月15日本报发表《南阳地区干部利用职权建私房情况严重》的记者调查汇报以后，南阳地委书记刘正威、副书记杨凤岗，当天下午在地委、行署召开的有各县、市委副书记或副县长参加的一个会议上作了部署，要求各县、市委要高度重视，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规定严肃处理。
如因决心不大、措施不力，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要自上而下逐级追究领导责任。
16日地委常委又认真进行讨论，为了尽快地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决定采取几条措施，要求各级党委，对干部职工非法建房情况，普遍进行一次检查，查清底子，区别情况，严肃处理。
地委决定派副书记杨凤岗等负责同志13人，率领13个检查组，分赴全区13个县、市，协助各县、市开展工作。

提高认识，把斗争深入下去！
本报评论员
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一案，经过十个多月的调查和侦查，最近查清了该分部原主要负责人周志荣等人走私偷税等事实，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确认已构成重大经济犯罪，并已批准将周志荣和徐志良逮捕，追究刑事责任。
查处一个案件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固然同案情复杂有关，更重要的是一些同志有不同看法，因而遇到了阻力。
在查处这个案件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错误看法，在当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阻碍着一些地方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斗争的深入开展。
因此，分析深圳分部案件的情况，提高我们的认识，更有利于我们乘胜前进，毫不动摇地把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
首先，在查处深圳分部案件的过程中，有的同志虽然承认周志荣等人有问题，但是一味强调客观原因，并不认为周志荣等人的行为已构成经济犯罪，而是属于工作中缺乏经验所发生的错误。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为周志荣等人开脱罪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但是，由于我们一时还缺少经验，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处理，自应考虑到当时的客观情况，主要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但是，必须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都没有允许过可以从事走私偷税等违法活动；
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没有允许过任何单位可以把非法进口的东西向全国各地转手倒卖，牟取暴利。
同因缺乏经验而发生的问题比较，走私、偷税、行贿受贿属于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是明显的违法犯罪活动，历来为国家的法律法令所禁止。
这一点，难道周志荣等人不懂得吗？
不，正因为周志荣等人完全懂得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他们才采取多进少报和夹带走私等恶劣手法；
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何必多此一举，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既然周志荣等人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依法进行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否则，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不能维护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尊严。
这里需要指出，周志荣等人走私偷税等违法犯罪活动主要发生在1981年01月以后。
在这年的1月，国务院发出严格控制机械设备（包括电视机、录音机）进口的规定；
02月以前，九龙海关曾查获深圳分部的违章漏税行为，并曾多次警告和罚款。
但是，周志荣等人为了牟取暴利，仍然置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令于不顾，继续和不法港商相勾结，采取倒签合同的办法，骗取国家进口许可证，大量进口电视机、录音机等产品。
难道能说这是周志荣等人由于缺乏经验而干的吗？
当然不能。
这是明知故犯，是为了赚取不义之财而干的违法的事，是和不法港商勾结起来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有的同志说，“周志荣等人走私偷税没有装入个人腰包，不能算作犯罪，顶多是大公小公的问题。”
这种说法也需要澄清。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区分罪与非罪，并不以行为人是为集体还是为个人作标准，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是否触犯了刑律，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危害，如果触犯了刑律，造成了严重危害，就构成犯罪。
在经济领域中通过走私偷税等非法手段牟取的暴利，是用于小集体，还是装入个人的腰包，都不能否定犯罪的成立，只能在量刑上加以考虑。
经济领域中的严重违法犯罪活动，无论是个人干的，还是以集体名义干的，都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危害国家，危害社会，而且后者往往比前者危害更烈。
就深圳分部一案来说，周志荣、徐志良等人打着国家机关、国营企业的旗号，所牟取的不义之财，尽管未装入个人的腰包，但是他们的犯罪行为，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国家对对外贸易的管理，扰乱了国内的经济市场，影响了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我们判断经济领域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一定要站在国家全局利益的立场上，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制观念，而决不能被小集体、小集团的利益蒙蔽了眼睛。
更何况大量的事实证明，一些人在“为集体”的幌子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并不是“两袖清风”，分文不落腰包的，他们大都直接间接地捞取了好处。
在当前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这场严肃的斗争中，所以产生诸如此类错误的观点，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有些同志对党的文件缺乏认真的学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看不到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二是有些同志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往往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因而被某种假象所迷惑，不自觉地为犯罪分子辩护。
三是有的人本身也不干净，从中占了便宜，因而极力为犯罪分子开脱。
为了保证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健康地深入发展，对这种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决不能听之任之，而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加以解决，对其中某些违反党纪、政纪的同志，还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自党中央下达《紧急通知》和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以来，由于各级党委重视，这场斗争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通过这场斗争，沉重打击了一大批走私贩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形形色色的经济犯罪分子，保卫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四化建设，保证我们的国家更好地沿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前进。
但是，这场斗争还远未结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繁重、复杂的，我们决不能有松劲的思想情绪，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的报告中所指出：
“我们全党一定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站稳立场，毫不动摇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重要保证。”
我们坚信，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全党同志一定会再接再厉，把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更加深入地进行下去。

来自第9届亚运会的捷报
中国选手又获6枚金牌
本报新德里11月22日专电在今晚结束的第9届亚运会乒乓球团体赛中，中国队分别以5∶1和3∶1战胜日本男队和南朝鲜女队，获得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冠军。
在下午进行的体操比赛中，中国运动员李宁和童非分别以117.25分和117.15分获得男子个人全能冠、亚军；
陈永妍和吴佳妮分别以78.200分和78.050分获得女子个人全能冠、亚军。
中国举重选手陈伟强在60公斤级比赛中，以282.5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
在抓举比赛中，陈伟强获第1名，成绩是122.5公斤。
（附图片）
印度总理英·甘地给中国女子体操队发奖。
新华社记者程至善摄
（传真照片）

深圳市委、电子工业部党组决定
开除周志荣徐志良党籍撤销深圳分部临时党委
司法部门依法逮捕周徐两犯，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深圳讯
本报记者报道：
最近，中共深圳市委和电子工业部分别作出决定：
开除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原主要负责人、临时党委书记周志荣和深圳分部原储运部主任徐志良的党籍，撤销其行政职务，撤销中共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临时委员会，成立分部临时领导小组。
周志荣、徐志良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从事走私偷税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完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
中共深圳市委在批准《关于开除周志荣、徐志良党籍的决定》中指出，周、徐两人在深圳分部工作期间，走私偷税，数额巨大，手段恶劣，经司法部门认定，已构成严重走私犯罪。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精神，经研究决定：
开除周志荣、徐志良两人的党籍。
与此同时，电子工业部部务会议和部党组也作出决定：
撤销深圳分部原负责人周志荣和深圳分部储运部原主任徐志良的行政职务；
撤销中共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临时委员会，组成深圳分部临时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该分部的党政领导工作。
11月12日下午，召开了深圳分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大会，由中纪委检查组的同志和九龙海关的负责同志介绍了案件的检查情况及周志荣、徐志良走私偷税等犯罪事实。
中共深圳市委有关负责人和电子工业部有关负责人分别宣读了上述决定和深圳分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10月30日，周志荣、徐志良已被深圳市司法部门依法逮捕。
（详见第4版）

西藏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
本报讯
记者范平报道：
近两年，西藏自治区相继成立了太阳能研究所和太阳能学会。
自治区人民政府还拨出专款作为开发利用这一能源的经费，太阳能利用取得了显著成绩。
西藏太阳能研究所试制成功适合高原地区使用的便携式太阳能开水器。
使用这种开水器，在高原烧开五公升凉水仅用三十分钟。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拉萨市已有三十二个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用上了太阳能开水器。
有十多个单位修建了太阳能浴室，每天可供四千多人洗澡。

选拔培养中青干部的一个新做法
新港船厂干部后备人选代行领导职权
经锻炼确能胜任的再充实到领导岗位
本报讯
记者石德连报道：
天津新港船厂试行由职工代表推荐领导干部后备人选代行副厂长、副科长职权的做法，使后备干部人选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考验。
今年以来，选拔了15名懂生产、懂技术、会管理、年富力强的专业技术干部，分别充实到厂级和中层领导班子，工作很出色。
这种做法是从1980年底开始的。
那时，曾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让群众推荐了部分领导干部的后备人选。
这些人选经党委研究确定，向上级备案，在任命之前先让他们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行使领导职权，经过半年以上的实际工作锻炼和考验后，由职工代表评议，确实能够胜任领导工作的再充实到领导岗位。
不能胜任的，领导、群众和本人都可建议取消代行的职权，仍然做原来的工作，破除了“只能上，不能下”的旧观念。

选择“伯乐”的风波
——首钢干部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高新庆
1979年04月，首钢的一项干部任命，在24小时之内，几乎传遍了“十里钢城”，成了首钢的爆炸性新闻。
“一位女工程师被任命为干部处长罗！”
（注：
当时还是副处长，不久升为处长。）
“谁？”
“华漱芳！”
“干什么的？”
“不知道，反正是搞技术的，一个‘老九’！”
“嗯，这个任命，是个动向呀，‘老九’们恐怕要青云直上罗！”
“老处长呢？”
“下去了呗。
咳，看出了吧，这叫‘卸磨杀驴’！”
与华漱芳相好的同志悄悄找到她说：
“漱芳，在技术领域你还是很有造就的，把它丢了多可惜。
你不会找他们说说，把耍嘴皮子的差事辞了？”
“漱芳，你到角角落落去听听，人家议论些什么？
人家说，兔子能驾辕，要马干么！
她，一个啃书本的，分子式、化学反应兴许知道点。
政治，她懂吗？
历史，她懂吗？
‘关系学’、‘平衡学’，她懂吗？
不懂，不用说管干部工作，就做一般领导干部也没门！”
仿佛飓风掠过湖面，华漱芳，这个四十四岁的文静的中年妇女，心潮翻滚，夜不能寐。
她想了很多：
1955年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便分配到首钢。
二十四年来一直搞设计工作。
对这一行很熟悉，也很热爱。
现在一百八十度转弯，过去的努力都付之流水，多心疼！
人家说得对，自己一没有多少政治工作经验，二不大了解上下左右的人事关系，资历又浅，怎么压得住台？
万一砸锅了，怎么收场呢？……
第2天一早，她就找到党委书记周冠五。
“冠五同志，我想了一夜，干不了。”
“干不了就学吧，你会学会的。”
“我是搞设计工作的，我熟悉和热爱我的专业……”
“对，你要不懂技术，党委还不会调你。
漱芳同志，这是工作重心转移和现代化任务的需要，也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需要。
党委希望你多了解、关心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物色、选拔各种人才，逐步改变干部队伍的结构，使有专业知识、有魄力、能打开局面的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更多地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停顿了一下，又开导说：
“至于其他问题，不要过多考虑。
选你，就是要你打破旧的框框，秉公择贤。”
华漱芳被说服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有人对周冠五说：
“首钢找到了一个‘伯乐’！”
周冠五回答说：
“不瞒老兄说，这个新的任命，是我们党委搞活人事工作，推动企业改革的关键性的一步棋。”
原来干部处的老处长，是个很好的同志。
粉碎“四人帮”以后，搞揭、批、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很多工作，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就是文化“水”少一点，与知识分子干部共同“语言”少一点。
这就难于从文化、专业知识方面识别和考察干部。
党委对华漱芳经过多方面考察之后，发现这位女同志不但有政治上的原则性和坚定性，而且熟悉专业，知识面广，很动脑子，能联系群众。
她当过设计科长和首钢设计院副院长，有用人的经验。
经过比较，决定调华漱芳和另一位同志主持干部处工作，把那位老处长调任公司党校副校长。
四个月以后，周冠五同志笑着说：
“华漱芳的任命果然看出效果了。”
华漱芳很重视从政治上看人，但她的“优势”还在于能从业务上全面考察干部。
真正德才兼备的干部她能发现、提拔上来；
不大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她也能识别出来。
一次，一个下属厂需要配备一名生产副厂长，各方面推荐了两名人选，哪位更合适，一时难以确定。
华漱芳经过考察，认为其中一位工作很积极，也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技术理论水平比较低。
虽然提拔他的呼声比较大，实际上将难以挑起主管全厂生产技术工作的重任；
另外一位工程师，呼声小一点，各方面条件却比较成熟。
党委经过认真讨论，下决心任命后者为该厂生产副厂长。
这次推选和任命副厂长，被人称为华漱芳的“第1次冲击波”。
它推动那些光有实践经验的人，主动去学习科学技术；
推动一部分确实“力不胜任”的同志主动让贤。
华漱芳和干部处同志一起，对全公司科以上干部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调查，对所有技术干部按专业进行摸底，分别建立了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的档案卡。
从此，提拔干部再不是凭领导干部个人印象、不是靠几个人拍脑门子了。
今年03月，华漱芳同志被调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首钢党委又提拔了两位工程师作干部处正副处长。
华漱芳虽然走了，但首钢干部工作的新思想、新套套没有变，限于篇幅不作介绍了。
这里提供一组数字，请读者对体制改革的效果作出自己的判断：
同1977年相比，目前首钢厂（处）级干部中，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28％上升到54.1％，在基层班子党政一把手中占62.1％；
有工程师等技术职称的由23.2％上升到52.4％，在党政一把手中占65.2％。
中青年干部，特别是中青年技术干部，纷纷走上领导岗位。
1980年以来，共举办5期训练班，共培训716名中青年干部，从前4期结业的学员中，已提拔科级干部194名，厂（处）级干部11名。
去年以来，新提的厂（处）级干部， 78.3％是中青年技术干部。
目前，中青年技术干部，在厂长中占81.8％，在生产副厂长中占93％，在厂一级正副党委书记中占38％。
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干部工作时，多次讲到“知人善任”。
何谓知人？
何谓善任？
从首钢党委和周冠五同志的胆识和作为，不是可以窥见端倪了吗？

纪念潘汉年同志
夏衍
二十七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
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情况下，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原始资料，核对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记载、来往电报和大量的人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明：
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
党中央于今年09月01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
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
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10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1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志《A11》①和主编了《幻洲》。
1928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
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二十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
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
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
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
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一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
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1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
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
正和这之后一大段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
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罗列搭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
“……普罗列搭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
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
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
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
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
1980年0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联”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
从1929年0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同志领导的。
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1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笙、冯乃超等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
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况下出生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0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冯乃超、沈叶沉等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出版了许多进步杂志。
由于他的机智精干，受到领导上的重视，从1930年起，他还担负了“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等方面的工作。
在第1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过，所以他有许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
有一次他去找杨杏佛，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笑着说：
“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民大会，十五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
这之后，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书记职务。
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
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
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
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
“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
“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
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
潘又补充了一句：
“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
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
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
出了门，他才告诉我：
“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
停了一会，又说：
“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
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
“我叫杨晢子，杨度。”
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关于这件事，1978年08月我写了一篇《杨度同志二三事》（见1978年09月06日《人民日报》副刊），其中有几句话：
“到上海后，他（杨）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
二十年代他在创造社时，干的是捆书籍、跑印刷厂、邮政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叫他“小伙计”。
到三十年代，他已经可以和杨杏佛、杨度这样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个人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叫“小开”。
“小开”上海话是小老板的意思。
这之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
1934年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协定。
1934年底他参加了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遵义会议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领导同志化装经上海、海参崴去苏联。
1935年0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派他回国，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整个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与尊严，谈判未成，他回返延安。
1936年“西安事变”后，再次由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第2次国共合作问题。
我再一次遇见他，正是“七七”和“八一三”之间的1937年07月中旬。
当时，文艺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已成尾声，但是，由于1933年到1935年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上海和大江南北的党组织遭到了连续不断的破坏，以致中央机关、电台、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等保存下来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战的党员，由于他的到来，才得到联系和团结。
他熟悉上海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经他和李克农同志建议，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党员与必须长期隐蔽的地下组织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利用第2次国共合作才开始的时机，和“救国会”、“各界救亡协会”等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人合作，放手组织公开合法的救亡队伍（如“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转入内地和前线工作。
同时，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
大约是1937年09月下旬，潘汉年被任命为第18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
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②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
这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出一张小报，国民党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
最后，还是汉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会谈，勉勉强强决定了国共双方各出开办费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
这一段时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个月（他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
他在这时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同时，他还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亲密真诚的“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这句话，是沈钧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刘少文③同志说的）。
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两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参加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
由于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那两年时间，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民盟、民革、民进……等民主党派都要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
刘长胜、刘宁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训工会干部；
东北解放区领导机关不断派人和来电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
更重要的是，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
单就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03月）。
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三百五十人以上。
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
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
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从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
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
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
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
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地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
他办事稳，抓得细。
租哪一家公司的船？
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
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
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
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
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
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
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
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
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干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
“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
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
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
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
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
象“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不一一细说了。
请问：
在这样一个两军对阵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
冒险拚死，为了哪一边？
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实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时间内，向解放区送走了上百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能是“内奸”干的事吗？
假若是“内奸”，那么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风，整个事情不就完全变样了么？
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没有儿女，但是他有无数个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为党、为人民工作过来的战友。
“潘案”发生，受株连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写信表示怀疑。
当然，在那个时期，在“左”风全盛的时候，不仅“下情不能上达”，连有关部门也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重审的。
但是“潘案”的复查，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
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
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五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从1955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二十七年。
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是属于早已过去的事了。
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
他冒过无数次危险，他见过许多大场面，他的“案子”来得那样突然，问题又那样严重，于是，这些年来，爱讲闲话的人就给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
凡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
我还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个“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
现在，真相大白，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
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
他说：
“这是纪律。”
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
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
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
“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
（“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现在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党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
“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记住过去的教训，引为鉴戒，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这就是产生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的保证。
注：
①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宝山路三德里A11号，所以他们就用“ A11”作为刊物的名字。
②“八一三”抗战开始时，陈诚、张发奎、罗卓英是淞沪前线三个兵团的指挥。
③刘少文，当时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
（附图片）
潘汉年同志遗像
《解放日报》供稿

充分利用水域资源广泛开辟生产门路
长岛县浅海养殖扇贝产量高
本报讯
记者徐放、通讯员徐英杰报道：
山东省长岛县利用浅海水域发展扇贝养殖业。
今年扇贝养殖面积3，000亩，总产达1，000万斤（鲜品），收入500万元。
扇贝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含蛋白质高达65％以上，是名贵的海珍品。
长岛县地处渤海湾中，周围浅海水域广阔，水质肥沃，是扇贝生长的良好场所，可养水面达3万亩。
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只捕不养”，“酷采滥捕”，扇贝产量逐年下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县调整渔业生产结构，把发展扇贝生产当作一项重要生产门路。
他们首先从地方财政中拨出30多万元，建立了扇贝养殖试验场，并帮助资源较好的3个公社，分别建立了育苗点，几年来，人工育出稚贝270多万斤，同时在进行笼养、袋养、串耳吊养以及与海带兼养等多种养成方法试验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他们还在北部17个采苗区，进行大面积自然采苗试验，去年投袋45万个，获苗一亿多个，保证了扇贝养殖的稳产高产。
为了解决人工养殖扇贝成本高、投资大的问题，他们选择经济价值较低的养成器材。
仅将过去的单一扇贝养殖改为与海带兼养，就使成本从原来每亩三四千元降低到2，000元。
今年他们又进一步试验了串耳吊养和间养相结合，每亩成本降到千元左右。

县委领导登门访问消除疑虑解决困难
平遥县专业户重点户生产发展
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雷应休、阴子明、记者李果报道：
中共山西省平遥县委领导成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帮助专业户、重点户排疑解难，使他们在致富的路上不断迈开新步。
随着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平遥县农村中逐渐出现一批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及加工业的专业户和重点户，这引起了种种议论。
有些人认为农村实行包干到户是解决温饱的权宜之计，现在生活富裕起来了，可能要搞“富过渡”了。
一部分专业户、重点户更是心有疑虑，怕方向不对，长不了。
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专业户、重点户的稳定和发展。
平遥县委、县政府多次分片召开座谈会，对专业户、重点户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大家认为，专业户、重点户靠自己的劳动致富，向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党和政府对它应给以鼓励和支持。
对一些顾虑较大的专业户，平遥县委领导成员分别登门帮助消除思想疑虑。
南依涧公社有一个集体农牧场，多年来一直亏损，今年春天打算包给北郭村社员宋振华。
宋振华想承包又怕再因此遭批挨斗。
县委书记李辅亲自爬上远离县城60多里的陆台山，到农牧场看望宋振华，对他反复解释：
你这是向集体承包，搞专业生产，是党的政策允许和支持的，放心干吧。
宋振华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逢人便说：
“解放后我生活最好的是这一年，现在我睡下还美得偷笑哩！”
平遥县委领导成员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专业户、重点户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不少，需要帮助解决。
县委副书记罗昌庚，三次访问养鸡专业户雷桂英，看到她养鸡200多只，麦麸和骨粉都有困难。
他建议县有关部门帮助专业户解决饲料问题。
于是，沿村堡供销社就和雷桂英签订合同：
售蛋1，000斤，有关部门负责供应1，000斤麸皮和骨粉。
在县委领导成员的带动下，全县各系统、各部门都派出人员下乡调查研究，帮助专业户、重点户解决了很多具体困难。
平遥县委帮助专业户、重点户排疑解难，激发了专业户、重点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十九街大队社员刘廷汉，原来养鸡200只，现在增加到1，200只，还把盖房的钱用来盖了五间鸡舍，搞了养鸡、产蛋、孵小鸡的一条龙生产。
全县沉睡多年的荒山、碱地，也开始得到开发利用。
编后
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专业化商品生产的雏型。
它的生产活动，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配合、协作和支持。
诸如提供市场信息，供应原材料，打开销路，解决加工、运输、储存、资金问题，进行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治等等，哪一个环节解决不好，都会影响专业户的发展。
这些问题大多又是他们本身的力量所不能解决的。
平遥县委负责人登门访问专业户、重点户，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统一干部的思想，帮助专业户排除思想上的疑虑，解决生产上的种种困难，受到群众的欢迎，促进了专业户生产的发展。
这种做法，于国于民都有利。

发展大湖养鱼业的新路
——宿松县集资联营发展黄大湖渔业生产的调查
安徽省宿松县去年用“国家、集体、个人三方联营，入股集资”的办法，发展大湖养鱼业，已经初见成效。
有40万亩水面的黄大湖，结束了“酷捕滥捞，只捕不养”的混乱状态，出现了“统一计划、养捕结合”的新局面。
最近，安徽省委负责同志和一些从事大湖渔业生产科研的同志，经过实地考察和经济论证，认为“集资联营”是发展大湖养鱼业的新路子。
宿松县境内的黄大湖，有三十万亩红菱、白藕、芡实、蒲草等水生植物，浮游生物丰富，水质肥沃，鱼类有广阔的栖息、取食场所，而且湖底平坦、水位稳定，没有污染，适宜鱼类生长，曾被邻近三省渔民称为“鱼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县政府经过多次研究，反复征求沿湖专业、兼业渔民的意见，决定试行“三方联营、入股集资”的办法，逐年增殖水产资源，发展大湖渔业生产。
具体做法是：
一、建立联营体制。
去年04月成立黄大湖联营渔业公司，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盈利按股分成，亏损按股分摊。
二、筹集股金。
将首次试养所需基金12万元，分为400股，每股300元，其中渔业公司200股，湖区社队集体和社员个人200股，到去年06月已筹齐。
三、明确职责。
联营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代表大会，职责是制订、修改联营章程，选举董事会，确定生产计划、检查财务开支和研究湖区治安、收益分配等重大问题。
代表大会以股定票，少数服从多数，每年召开一、两次，实行民主集中制。
四、加强管理。
成立公司、区社和大队三级湖管组织，建立水上派出所，实行群管与专管结合。
五、分级放养，统一捕捞。
将40万亩水面划分为育苗区、一级放养区、二级放养区三个水域，每个水域用拦网设施隔开，使小规格鱼苗逐步适应从小到大水面放养，提高成活率。
从去年07月至11月，已人工投放鱼苗1，200多万尾，据科研人员测定，成活率达到小水面投放鱼苗的水平。
六、民主理财。
联营公司年终要向股东公布帐目。
大宗开支和分配方案，须经股东代表大会通过。
盈利或亏损，捕捞一茬，按股兑现一茬。
联营公司成立近两年的实践证明，“三级联营，入股集资”最大的好处是，促使沿湖各方都来关心和保护水产资源。
过去黄大湖几乎天天发生电鱼、毒鱼、炸鱼，去年以来，却一起也没有发生过。
沿湖社员都自觉地巡湖管湖，防止了偷鱼事件的发生。
许多社员夜里睡醒还爬起来，跑上湖堤转一转；
有的农民拾到岸边搁浅的小鱼，不声不响地放回了深水。
今年8、9月份，联营公司在一级放养区进行了三次试捕，每次网网不落空，去年放养的鱼苗都已长到2斤半左右。
联营公司经理陈国华请几位老渔民和科研人员预测了一下，按最“保守”的估计，今年冬季可捕鱼250万斤。
除去各项开支，留足扩大生产资金，每股可净得红利300元左右。
“入股一年，本钱翻番，还可优先买平价鱼”，这个消息传遍湖区，社员个人要求入股的人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沈祖润
本报通讯员　陈正友

山东省崂山县红岛公社对虾养殖场，今年一千一百二十六亩水面产虾二十三点三万斤，比去年猛增一十九点九万斤。
这是社员们在挑选对虾装箱，准备加工出口。
本报记者　时盘棋摄

“家家风景有池塘”
以诺
“山果熟，水花香，家家风景有池塘”。
这是唐代词人李珣笔下的南方农家风光。
南方家家有池塘，当然并不是为了点缀“风景”，大多是用来养鱼、种莲、植苇等，以方便生活，增加收益。
前不久，美国密执安大学农学院的一位副院长，曾列举出我国在世界占领先地位的十五种农业生产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淡水养鱼，包括有悠久传统和精湛技术的池塘养鱼。
我国内陆水域点多面广，沟渠坑塘等小水面星罗棋布，尤其是华东、中南、西南等地农村几乎处处可见。
不少农家门前有大小不等的小塘堰，不少村边地角有可以开发的废坑荒塘，只要稍加改造修葺，即可成为淡水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的栖息繁殖之所。
这零星水面，最适合个体农户管理和个体农户放养，只要把千家万户养鱼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再现“家家风景有池塘”并非难事。
那种盲目填塘造地、毁堰种粮的蠢事，这几年已少见了，因地制宜，因水制宜，清塘挖坑、化废为利的做法，越来越多。
这确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福建建阳县水南大队提出“户挖一口塘，人养百尾鱼”，全队整修新挖了640口池塘，每户至少一口，不仅家家食有鱼，每年还有三四万斤鲜鱼应市。
湖北江陵县搞家庭养鱼的社员已有4万多户，占总农户的三分之一，养殖水面2.2万亩，产量占全县鱼产量的四分之一，社员养鱼收入达120多万元。
“家有小鱼塘，胜过喂猪羊；
来客不犯愁，花钱不急慌。”
池塘养鱼，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
许多地方调查材料表明：
池塘养鱼一般每亩产鱼量比湖泊、水库、河港等处都要高，而且大大超过一亩田地种植桑、麻、棉、竹、茶、麦、稻的收入，是农民劳动致富的好门路之一。
可见，如果各地都能象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面利用，象爱护土地那样爱护每寸水面，充分利用坑塘洼地等荒废水面大养其鱼，将大有利于“家家富裕奔小康”。

要用钱拉一网湖北社员家庭养鱼达52万户
“小鱼塘，象银行；
要用钱，拉一网”
湖北社员家庭养鱼达52万户
本报讯
通讯员高泽雄报道：
湖北省农村社员家庭养鱼已达52万户，有些社队养鱼户已占总农户的70％以上。
三中全会以后，湖北省在加速集体渔业发展的同时，积极鼓励社员家庭养鱼。
有的社队把小塘、沟渠分给社员养；
有的引导社员在承包的稻田里或者利用山溪流水养鱼。
为了普及养鱼技术，各地经常利用有线广播、夜校等向社员讲授养鱼的基本知识。
各级水产部门向养鱼户印发了通俗小册子，在关键时候，还专门派人登门向农民传授投放鱼种、管理喂养和防治鱼病的技术。
江汉平原的荆州地区，从1979年的28户已发展到现在的28万户；
枝江、当阳、钟祥、江陵、洪湖、黄冈、嘉鱼、潜江等县的一些社队已有95％以上的社员家庭养了鱼。
社员家庭养鱼后，不仅解决了社员吃鱼难，还增加了收入。
据统计，去年全省社员家庭养鱼面积达到14.7万亩，共产鱼1，286万斤。
今年的养鱼面积达到20.1万亩，已投放鱼种5，061万尾，预计产成鱼2，000万斤。
社员们说：
“小鱼塘，象银行；
要用钱，拉一网。”

沼气烧饭　秸秆还田
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公社友谊大队第5生产队的颜奶奶，前段日子卖给邻近一座队办窑厂1，600多斤棉花秆等柴草，引起本队社员的惊奇。
颜奶奶今年58岁，全家8口人。
前几年，她走路都不忘拾把柴草，但还是不够烧的，无奈，只好求亲托友到100多里外的海滩上去买草，每年都要买上两三千斤。
后来，柴草不好买，就托人买煤、买柴油。
就这样“三结合”着对付了十几年，每年都要花掉许多钱。
颜奶奶为了柴草，真是伤透了脑筋。
前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颜奶奶到外盘湾老姐姐家串门。
晚上，老姐姐划了一根火柴，点起了沼气灯，屋里顿时被照得通亮；
又划一根火柴，沼气炉上很快冒出蓝火，做饭、烧水，又快又干净。
颜奶奶看得着了迷，回家后就让家里人也设法建起沼气池，装好了沼气炉，一天三顿饭不烧一根草，点灯不要一滴油。
暑天，沼气多，烧不了，还替邻居代烧开水。
两年不到，她家门口的草堆就变高了。
今年06月，颜奶奶嫌草堆太大占地方，把20多担麦秆、蚕豆秆还田当肥料，20多担棉花秆等硬草卖掉。
当草船经过村子时，人们都很惊讶：
怎么？
老买草的人卖草了！
不久，周围社员户先后建起10座沼气池。
颜中一

牧民有了面粉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巩留县阿尕尔森公社，不久前建成了一座小型面粉厂，3，000多哈萨克族牧民加工麦子不再用石磨了。
阿尕尔森的牧民，由用手推石磨前进到水推石磨加工麦子，已有很多年了，直到去年年底，公社的“干打垒”简陋磨房里，一盘直径1.2米的石磨还在悠悠地转动着。
石磨磨面，先要一筛一筛地清除麦子里的砂石、泥土，遇到脏的麦子，还要用水洗，凉干；
然后，用牲畜驮上，走上十几、几十公里赶到公社磨房。
赶上磨面的旺季，磨房门前停满了牲畜，磨房里面堆满了粮袋，要等上一两天。
牧民的这个难处，阿尕尔森公社党委思虑已久，决心要建一座比较先进的小型面粉厂。
去年，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公社派人去内蒙古买来了带有洗麦设备、日加工粮2.5到3.5万斤的MFC—750型小型面粉厂的设备，并请来了技术人员安装。
由于各方的努力，这座小型面粉厂从筹建到建成投产仅用了半年时间。
当白花花的优质面粉生产出来之后，牧民们一批又一批地赶来换面，最多时一天达100人以上。
他们倒下麦子，就可以立刻装上面粉。
一位叫巴勒达拜克的牧民冲着马达飞转的磨面机连连说：
“这下我们可方便了！
加克斯！
加克斯（好！
好！）！
”
龙亚平

肇东县及早动手积肥造肥
本报讯
通讯员郭万昌报道：
黑龙江省肇东县为了搞好明年农业生产，要求全县人民及早动手积肥造肥。
早在9月份，县里就在力明公社进行了高温造肥示范，并于10月中旬和11月初分别召开了全县高温造肥经验交流会和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会议。
副县长孙天成与各公社主任签定了造肥合同，合同规定了造肥数量和质量。
全县准备对完成任务好的公社，由县发奖金，完不成任务的罚款。

适应专业户、重点户生产发展的需要
沈阳农村出现多种形式的协作组织
编者按：
专业户、重点户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协作和联合，是生产发展的需要，理应得到热情支持。
从一些地方的经验看来，这种协作和联合，一定要认真吸取过去“大呼隆”的教训；
一定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切忌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
本报讯
通讯员戴鸿武报道：
适应专业户、重点户生产发展的需要，沈阳市农村产生了一批形式多样的跨行业的经济联合和协作组织。
这种联合和协作，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饲养专业户与运输专业户协作。
苏家屯区八一公社大古大队朴鲁连等8户饲养奶牛的专业户，开始他们各自向市内送奶，既多花人工和费用，又影响正常饲养工作。
去年下半年，他们同本队运输专业户邓长贵组成一个联合体，8户负责生产牛奶，邓家专门送奶，大家给他一定报酬。
今年1至7月份，8家售奶75，000多斤，纯收入1万多元，邓家得800多元。
——果树专业户与运输专业户、果树技术员联合，共同承包集体果园。
东陵区高坎公社大仁镜大队的一处果园，有结果树1，700棵，过去由于管理不善，二十年亏损30万元。
去年春天，该队社员万德宝把这片果园包下来，又联合了13名社员（大都是他的亲属），和外队的一名汽车司机，一名果树技术员，共同经营果园，农闲时组织汽车拉脚。
技术员和汽车司机按月发工资，其他人记工分，年终分配。
去年水果丰收。
今年他们又扩大了生产规模，人员增加到27人，实行以果为主，养蜂、种菜、种瓜等多种经营，虽然遇到大旱，预计纯收入可达43，000元，除果园留积累10，000元以外，平均每人可分得1，200元。
他们准备明年还要发展山楂、葡萄、草莓、养鱼等生产项目。
这是突破“队为基础”的一种新的劳动组合。
——饲料加工业与养殖业协作。
根据饲养专业户发展较快、需要饲料较多的特点，全市已有13个公社的集体和个人办起多处从事饲料加工的厂（点），每年可生产混合饲料1，000多万斤。
使许多饲养专业户不出村就可以解决所需饲料问题，有的还实行送货上门。
——由集体组织专业服务队，为专业户和重点户提供方便。
苏家屯区大淑公社西淑堡大队于今年初成立一个专业服务队，配备五名劳力、一台汽车，并有一名大队干部负责，专为养鸡户服务，服务队只从中收取微利。
——农业技术部门参与专业户和重点户协作，实行技术承包制。
苏家屯区白清寨公社畜牧兽医站与养猪户签订了技术承包合同。
合同规定：
养猪专业户每养一头猪，交医疗基金3元，统由兽医站管理使用；
兽医站对生猪实行包防疫、包治疗、包猪本（每死亡一头由兽医站付猪本20元）。
站内人员实行分片包干、费用包干，责任到人，联系承包效果进行奖惩。
从而解除了养猪户怕搞不好要亏本的后顾之忧，又调动了兽医人员的积极性。
沈阳农村这种跨行业联合和协作组织的出现，受到专业户和重点户的普遍欢迎，最近沈阳市在有关专业户和重点户的会议上介绍了这方面的经验，大家认为发展这种联合和协作组织是对的，还需要继续做好工作，以求进一步完善。

阿訇用上了太阳灶
阿訇马十字是撒拉族人，住在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公社官坝大队。
这个大队地处黄河沿岸，社员烧柴很困难，有些人经常得冒着风险到黄河里捞柴烧。
马十字家七口人，用柴更多。
前不久，他到县里参加政协会时，买回一台太阳灶，当天便在院内进行烧水、炒菜和蒸馍等试验，招来了许多撒拉族老人、妇女和孩子们。
有个伊斯兰教信徒悄悄问他：
“用这个亮晶晶的家什，会不会招来不吉利的事情？”
马十字笑着说：
“你看，这太阳灶一点烟都没有，最干净不过了，快去买吧！”
过了几天，他又请人修了座沼气池，开始使用沼气。
这样，阴雨天缺能源的困难也解决了。
阿訇马十字现任甘都阿河滩清真大寺教长，在当地伊斯兰教信徒中颇有声望。
经他这么一带头，他所在的大队已开始普及沼气和太阳灶。
朱公甲

上海市昆剧团来京公演
习仲勋谷牧等观看首场演出
本报讯
记者易凯报道：
上海市昆剧团来京公演。
11月21日晚，中央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习仲勋、谷牧、周扬、朱穆之、周巍峙、刘导生等观看了首场演出。
在首场演出中，八十一岁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上海市昆剧院院长俞振飞，在《太白醉写》中扮演了不畏权势、醉态朦胧的李白。
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中青年演员华文漪、计镇华、梁谷音、刘异龙、王芝泉、陈同申等，分别在《弹词》、《双下山》、《挡马》等戏中扮演主要角色。
他们精湛的技艺、深厚的功力和良好的台风受到了首都文艺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观看首演的还有曹禺、吴作人、冯牧、赵寻等。

为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一条途径
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提出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要着重解决五个问题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国家有关部门最近提出，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要着重研究解决五个问题：
认真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努力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的关系；
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
统筹规划，加强领导。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为此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国务院已经向各地区、各部门批转了这个报告。
报告分析了我国工业经济责任制发展的过程和取得的显著效果，指出，经济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
实践证明，它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争取实现财政状况的好转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为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到一条途径。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的十二大的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认真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经济责任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认真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报告说，实行经济责任制，首先要明确企业对国家的经济责任，并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限。
企业的责任，首先是全面完成国家计划。
企业要顾全大局，勇于承担任务，不仅要完成国家利润指标，而且要完成产量、质量、品种、消耗、成本等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要努力提高计划的科学性，搞好综合平衡，逐步做到各项计划指标互相衔接，由一个部门下达。
报告说，根据不同的计划管理形式，企业应有不同程度的计划管理方面的自主权限。
对指令性计划要严格执行，发现计划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符合，或者由于主要原材料、能源供应不足，企业经过努力仍然解决不了时，可以向上级计划部门提出修改计划的建议，经过批准，进行调整。
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市场需要和能源、原材料的可能，挖掘生产潜力，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弥补计划的不足。
在执行指导性计划时，企业有权根据市场的供需情况，制订具体计划，报计划主管部门备案，组织生产。
对国家规定市场调节的商品，允许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自行安排生产，但必须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
不论实行哪一种计划管理形式，供产销各部门之间，都要逐步建立合同制，严格按合同办事。
报告说，为了把经济搞活，必须给企业一定比例的产品自销权。
除国家特殊规定不准自销的产品外，包括统配、统购包销和紧缺产品，都要允许企业有一定比例的自销权。
自销产品的比例，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不同产品，分别研究确定。
自销产品的价格，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物价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
努力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根据一些先进单位的经验，报告提出要抓好下列工作，以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一）根据国家宏观计划的要求和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制定一个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奋斗目标，层层落实到科室、车间、班组直到个人。
（二）切实加强各项基础工作和专业管理工作，特别要健全定额管理、计量检验、原始记录和考核制度。
（三）整顿奖励制度，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克服奖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真正使奖金起到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作用。
要做到限额不突破，单位不拉平，个人能升降。
（四）认真整顿劳动组织。
（五）加强民主管理，依靠广大职工当家作主办好企业。
（六）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同高度的政治责任心结合起来。
（七）调整好领导班子。
这是搞好企业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决定性条件。
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的关系
报告强调，在分配上，一定要做到国家多收，保证国家适当集中财力，进行重点建设。
企业和职工所得的增长，要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来实现。
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企业目前实行的利润留成办法、留成比例、包干基数进行一次整顿。
通过整顿，既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有较多的增加，支持重点建设，又要保护企业正当的利益，使之有条件进行技术改造和改善职工生活。
报告说，对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要进一步贯彻奖勤罚懒的原则。
在国家规定的总的留成水平范围内，各主管部门对那些特别努力、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经营好、对国家贡献大的企业，利润留成比例可以适当高一些；
经营差的企业，留成比例就应低一些。
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
报告说，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主要应依靠技术进步，依靠对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报告说，企业生产发展基金、更新改造资金的使用，应当坚持正确方向，主要用于技术进步、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
在奖励基金中，应有一定份额，专门用于奖励对技术进步作出贡献的职工。
企业主管部门要制订行业技术改造的规划，指导企业合理使用资金，有计划、有重点、分期分批地搞好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
要实行产品的优质优价，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产品，加快技术进步。
对分散在企业的结余资金，要研究采取适当的方式调剂使用，促进行业内部重点项目的改造。
银行贷款也应优先安排用于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
统筹规划，加强领导
报告最后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完善经济责任制工作中要统筹规划，分类指导。
按照各类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确定它们在生产、流通、分配等环节上的自主权限，提出不同的要求。
首先要重点抓好大型企业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工作，一个一个地研究落实，制定规划，使它们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加速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尽快地把潜力发挥出来。
同时，对一部分小型企业，可以实行上交所得税、自负盈亏。
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继续学习首钢的经验，同时也要总结推广本地区的经验，以点带面，推动经济责任制向前发展。
要力争在今后两三年内，使工业经济责任制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

乔石会见南斯拉夫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联部部长乔石今天下午会见并宴请南斯拉夫新任驻中国大使奥布拉多维奇。

卢嘉锡宴请印度国家科学院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今晚设宴欢迎印度国家科学院院长梅农教授率领的印度国家科学院代表团。
宾主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

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杨东生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杨东生同志（藏族），因病医治无效，于1982年11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根据杨东生同志的遗愿，他的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
邓小平送了花圈。
万里、习仲勋、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刘澜涛、帕巴拉·格列朗杰等送了花圈，并在杨东生同志病重期间前往医院看望，11月20日又到北京医院向杨东生同志的遗体告别。
送花圈和到医院看望的还有李维汉同志。
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杨东生同志生前友好杨静仁、阴法唐、天宝、扎西旺徐等送了花圈。
在京的西藏自治区党政负责人郭锡兰、巴桑、宋子元、张增文、陈竞波、李本善，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西藏驻京办事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等单位的各族干部，今天前往北京医院向杨东生同志的遗体告别、并向杨东生同志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西藏自治区党委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西藏军区，四川省金川县的中共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等单位送了花圈。
杨东生同志是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金川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0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征时在红五军团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新四军四师、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工作；
全国解放以后，任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工委副书记、西藏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
他曾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十二大候补代表和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第5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杨东生同志是我党的忠诚战士，是藏族的革命先驱者之一。
在党的领导下，他坚贞不渝，艰苦奋斗，积极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竭尽了毕生精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特别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杨东生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
他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他作风正派，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
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同群众保持了密切联系。
杨东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我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
他的逝世是民族工作和西藏工作的重大损失。
西藏自治区党政军和政协的负责人阴法唐、杨岭多吉、热地、张向明、胡宗林、王运祥、杨宗欣、桑顶·多吉帕姆、拉敏·索朗伦珠、江中·平措次旦、扎西多吉、盖玉宪、吉普和各族各界群众，17日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持，在杨东生同志遗像前悼念他的逝世。
（附图片）

宋双游览长城定陵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总理宋双由外交部顾问韩念龙陪同今天游览长城、定陵。

康克清等观看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
本报讯
11月22日晚，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文化部部长朱穆之、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筹委会主任荣高棠、全国剧协副主席吴雪等同志，在北京工人俱乐部观看了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南方片）的优秀剧目《宋庆龄和孩子们》（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演出）。
演出结束后，康克清同志等登上舞台接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演职员。
少先队员们向康克清同志和扮演宋庆龄的演员献了红领巾和鲜花。

杨得志设宴欢迎阿曼副首相法赫尔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阿曼苏丹国负责国防和安全事务的副首相法赫尔·本·泰穆尔一行。
杨得志在宴会上首先讲话。
他赞扬阿曼政府在卡布斯苏丹的领导下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主张阿拉伯团结，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其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他说，阿曼政府和人民不畏强暴，谴责霸权主义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渗透和扩张，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阿曼人民和军队坚决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加强自身的防务力量，取得了显著成果。
杨得志在谈到中阿关系时说，自建交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交往不断增多。
我相信，法赫尔副首相这次访华，必将为增进中阿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积极的、有益的贡献。
法赫尔副首相对于他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他说，这次访问是在阿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和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
他希望两国间友好亲密的关系与日俱增。
法赫尔对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并祝愿中国不断繁荣进步。
他还转达了卡布斯苏丹以及阿曼人民和军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意和问候。
有关方面负责人温业湛、徐信、张彤等和阿曼驻华大使阿瓦德·巴德尔·尚法里出席了宴会。
今天上午，法赫尔副首相出席了我国国防部举行的欢迎仪式。
在杨得志总参谋长陪同下，法赫尔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仪仗队。
随后，杨得志同法赫尔进行了会谈。
法赫尔还在今天上午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查清“深圳分部案件”罪犯走私偷税牟取暴利事实
深圳司法部门依法逮捕周志荣徐志良
本报深圳讯
本报记者报道：
经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深圳分部案件”检查组深入调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确认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周志荣等人走私偷税，行贿受贿，倒卖外汇，触犯了刑律，已构成经济犯罪。
10月30日，周志荣和徐志良已被依法逮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以下简称分部）自1980年05月成立以后，原行政主要负责人、临时党委书记周志荣和分部储运部负责人徐志良等人，为了牟取暴利，无视党纪国法，与不法港商合谋，采取多进少报、夹带走私，高税率产品报低税率产品，整装机、组装件伪报进口零部件等恶劣手法，大肆进行走私偷税等违法犯罪活动。
据查，1980年12月至1981年09月，共走私26起，走私进口的电子产品总值2，300余万元。
其中，电视机24，700台（套），收录机87，539台（套），录音带10万盒，钟控收音机4，342套，以及收录机收音部分零部件43，400件、录音部分零部件19，900件。
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在为其他单位代办进口电子产品时，不仅走私，还从中私收侵吞托办单位交的关税148万元。
海关总署负责人指出，周志荣等人走私偷税数额巨大，手段恶劣，是建国三十多年所罕见的重大走私案件。
早在1981年02月之前，九龙海关就查获和发现深圳分部的违章漏税行为，曾多次警告和罚款。
但周志荣等人置若罔闻，不仅变本加厉继续与不法港商合谋走私偷税，而且在国务院于1981年01月发出严格控制机械设备（包括电视机、录音机）进口的规定后，采取倒签合同日期的欺骗手法，骗取国家进口许可证。
经查证，已经执行和生效的倒签合同就有81份，其中电视机55万多台，收录机34万多台，录音带135万盒，计算器2万件，总值达4，750万美元。
这些进口产品销售到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共460个单位，冲击了我国同类产品市场，影响了民族电子工业的发展。
周志荣等还违背国家外汇管理条例，非法买卖外汇1，600余万美元。
他们非法进口、复制的15万盒录音带，已销售到15个省、市、自治区10万多盒，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香港、台湾的黄色歌曲，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
周志荣等人先后低价销售给原四机部和其他关系户单位的有电视机730多台，收录机、录放机800多台，有声和空白录音带19，000多盒，使国家损失近20万元。
在这些电视机、收录机等中，有一部分是周志荣等人为了便于进行经济犯罪活动，采取变相行贿等手法低价销售的。
有些人得到周志荣等人的好处后，或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们的违法犯罪活动开绿灯；
或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辩护，给这起重大走私案的调查工作增加了困难和阻力。
周志荣还接受了不法港商的港币、人民币、手表等。
周志荣等人的走私偷税等违法犯罪活动，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使不法港商发了大财。
他们帮助港商进口和推销大量质量低劣的电视机、收录机等组装件和零部件，有很多是不配套的，至今还积压在仓库里。
仅据国营750厂和南京无线电公司等五个单位统计，他们通过深圳分部与不法港商签订16份合同，进口电视机、收录机38万套，其中就有27万套因欠缺零部件不能装配，使这几个单位受到损失。
中央领导同志对“深圳分部案件”十分重视，作过重要批示，责成中纪委进行彻底追究。
中纪委坚决执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去年12月，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陆续查出了不少严重问题。
对此，本报已于今年03月11日、4月22日作了两次报道。
今年05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根据中纪委“深圳分部案件”检查组移交的材料开始立案侦查，并对周志荣、徐志良进行监视居住，又经过5个月的查核，取得了大量确凿的人证、物证，终于查清了周志荣等人走私偷税等违法犯罪事实，确认已构成重大走私犯罪。

评弹《真情假意》
上海评弹团曾于1961年在北京演出过，在阔别二十一年后的今天，他们带着老传统节目和新创作的优秀作品再次来到北京演出，受到了首都听众的赞赏。
左图：
上海评弹团演出中篇评弹《真情假意》。
该剧在今年03月全国曲艺（南方片）汇演中，获创作、演出一等奖。
建中、蒋铎摄影报道

黎巴嫩临时代办举行独立日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黎巴嫩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柯玛蒂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黎巴嫩独立日。
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等应邀出席。

为技术改造创造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副研究员　陈树勋
技术改造在工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据了解，1980年上海市工业总产值增长有48％是技术改造形成的。
但是，就全国来说，许多工厂对技术改造的方向并不明确，有的花了几年力气针对某个产品搞出了一条自动化生产线，而产品却被市场淘汰了。
要克服这种盲目性。
技术改造必须要有规划。
从资源调查和利用入手，把国家、行业和企业的规划制订工作衔接起来进行。
国家对行业规定目标，行业对企业指定方向，分清主次先后，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
价格政策要有利于技术改造、产品更新。
许多人为定价，使价格背离价值，造成市场混乱，使我们对一些科学技术方案的论证都发生了困难，对企业实行技术改造极为不利，必须及早改革才行。
技术改造的政策也需要研究。
我国人多，劳动密集的行业如不提早考虑技术改造的问题，到时也会站不住脚的。

冶金行业怎么办？
钢铁研究总院副院长　李世英
我们研究院组织了120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室主任一级的同志学习赵紫阳总理的讲话，准备花两个月的时间制定院里的规划。
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对我们冶金工业来说，重要的是抓好技术改造。
一定要发展自己的科技力量。
光靠引进是不行的，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冶金工业的技术改造要抓降低能耗，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改造关键设备与检测技术。
降低能耗可相应增加产量，而增加产值主要依靠增加产品品种和提高质量。
我们冶金工业的主体设备并不太差，所差的是关键设备和检测技术。
我们不需要把原有的设备全部推倒重来。
在老企业的基础上扩建和改造，比新建企业可节省35％—45％的基建费。
技术改造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政策。

我们厂靠科学技术站住了脚
北京光学仪器厂总工程师　骆东淼
近几年，我厂搞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试点。
实践证明，这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有效管理办法，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
过去，任务上面下，产品国家包，产量很高，积压不少，实现不了使用价值，反而造成浪费。
现在，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产品，开发新产品，实行多品种生产，势必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我们厂是运用光学、精密机械、电子学等多学科技术进行生产的新兴工业企业，面对永远吃不饱的社会大市场，只有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产品，以品种求发展，以质量求生存，才能站得住脚。
为此，我们除了本厂搞科研外，还主动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挂钩，实行生产、教学、科研三结合，解决了许多开发新产品的技术问题，尝到了依靠科学技术的甜头。
即使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我们厂还是吃得饱，获得较大经济效益。

赵紫阳同志10月24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所作的题为《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的讲话，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工作和科技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1月09日，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光明日报科学部和本报科教部邀请首都部分科学工作者和科技管理干部进行座谈，交流学习赵紫阳同志讲话的体会。
与会同志发言踊跃。
这里选登的是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
中国民航总局张国维、中国农业科学院梅方权、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李振宇、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曲延青、中国农科院农经所杨正明、石油规划设计总院袁宗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李泽中、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孙枢。
此外，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陈琦、北京化工学院王其祥、北京无线电仪器厂董宗光作了书面发言。
　——编者
搞科研要有经济观点搞经济要有科学眼光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钱三强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强调了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科学地概括了科技与经济的关系。
我在科学界工作多年，深感这两者结合的重要性。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有个口号，叫“任务带学科”。
当时配合有关部门搞国防尖端任务，动员了二十几个所，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一批学科也随之发展起来了。
另一方面，“学科促任务”，科学院所以能把一些硬任务很快拿下来，显得比有的部门高明些，就是因为有较长期的学科研究的基础。
现在科学院的力量比当年更大，完全可以承担起更多的经济建设中的科研攻关任务，这对于科学事业本身的发展同样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我们过去搞科研，有时暴露出一个缺点，就是少一点经济观点。
例如前几年搞的高能加速器计划过大，与我们的经济力量不相适应。
现在的计划作了调整，规模小了，花钱少了，技术比原来的更进步了。
同时，即使在搞这样的基础研究的时候，也尽量考虑到它的应用。
我们的加速器方案中就有同步辐射的应用工作，预计用不了几年，许多应用研究甚至工业生产方面都会用得上。
总之，不管搞什么科研都得有经济观点，一是要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二是要最大限度地省钱，三是要尽可能地快一点起到生财的效果。
科学技术可以生财。
搞经济的一定要有科学的眼光。
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一些工场主就利用科学成果开拓新的生产领域，象荷兰的眼镜制造业，在当时影响很大。
现代西方企业的资本家都懂得靠科学技术赚钱发财。
他们在企业里集中了一批科技人员，专门搞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许多研究成果是当作技术秘密加以保密的，那是他们的命根子，是决不会轻易给我们的。
五十年代我们从苏联引进一批工业设施，当时工业部门没有组织研究、消化、吸收，而是搞测绘，搞翻版。
当然，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即造成了我们不懂得怎样发展自己的技术。
现在，仍有一些部门热衷于引进国外的成套设备，引进后只当成本部门的东西，而不是组织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来消化、吸收。
这样做，将会影响国家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吸取以往的教训，引进一件，消化一件，并加以改进，特别要注意从中学会独立发展自己的技术的本领，这也是一种科学的眼光。

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厂办科研才能发展
北京重型机器厂总工程师　武成文
我们厂是全国几大重机厂之一。
从1965年起我就负责厂技术工作，感到基层最苦恼的是体制问题。
我们有先进的设备仪器，就是因为体制上的阻隔，作用发挥不出来。
我厂业务上归机械工业部领导，行政上属北京市管，实际上成了没娘的孩子，物资、人力、材料都难以解决。
在前两年调整时，当时的一机部没给下达任何任务，7，400多人的工厂，全靠厂长、总工程师等到处揽活，根本没有精力从事科研工作，规划没有人考虑，一些好的想法也得不到落实。
北京市要我们每年承担义务，要产值，对工厂过问很少。
我们要建一个中心实验室，坑都挖了，当时的一机部和北京市互相推来推去，一直没落实，建不起来。
结果，引进的设备、仪器无处安装。
这样下去，企业再有积极性，科学技术也搞不起来。

既抓技术改造　也抓体制改革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程庆国
现在铁路运输需要同运载能力之间矛盾很大，货、客运都很紧张，除新线建设外，迫切需要对旧线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造。
这就首先要打破部门所有制和单位所有制的界限，实行必要的体制改革。
体制不改革，一些地方就不得不实行保护落后的技术政策。
例如，发展重载列车是当前加强煤炭运输能力的有益措施。
假使每列车由3，500吨提高到5，000吨，多运的煤炭用于工业生产，可为国家增加几亿元的利润，但运输部门可能因改用多机牵引而损失几十万元。
这就有个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
不对现有的不合理的体制进行改革，就很难实行合理的技术政策，全行业的技术进步也很难推动。
我们铁道科学研究院有科技人员2，000多人，近几年来每年都有160多个课题，也出了一批成果。
但总的来说，这些成果对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的作用不够显著，因为有些成果并不都是生产中最关键的、最迫切的问题。
因此，贯彻赵总理所提出的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极为重要。
我们的科研工作一定要面向生产实际，选择生产中最急需、最关键的和综合性的课题进行攻关。

沟通生产与科研之间的联系渠道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高庆狮
现在科研单位与产业部门缺乏广泛沟通信息的渠道和环节，常常出现一些奇怪现象：
一方面，产业部门找不到最合适的课题承包单位，花了钱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一些科研力量很强的单位又承揽不到合适的课题，
“英雄无用武之地”。
为了沟通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渠道，我建议产业部门和科研单位之间采取投标、招标的方式来承包课题。
这样做可以使产业部门对承担课题的单位有所选择，科研单位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选择最适合的课题，从而大大加快科研进度，提高经济效益。
实行这种办法，可相应地建立电子计算机信息中心。
产业部门可把需要解决的科研课题作为信息输入到计算机里去，愿意承担任务的单位就可以经常去那里看看有没有你最适合做的课题。
如果同时有几个科研单位要承包同一个课题，就可以从要求投资的数量、完成时间的长短，经济效果的大小等多方面加以比较。
这就形成了竞争，对科研单位会有很大促进。
（附图片）
首都科技工作者在座谈会上热烈讨论赵总理讲话。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

消除弊端　发挥潜力
中国科学院代秘书长　顾以健
我们科学院和整个科技界一样是大有潜力的。
如何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当前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部门所有制的弊端。
这一弊端主要表现在任务互相重复，从研究、发展到生产互相封锁，互相扯皮，一哄而上，一哄而下，人才流动接近于零。
二、研究成果推广渠道不畅通。
在推广和应用科技成果上，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结合，都应积极。
建议国家对工厂在生产中应用新技术采取指令性措施。
三、对引进设备与技术要进行消化和改进。
我们要对引进的东西进行研究，变成新的东西。
这些问题逐步解决，科学技术是会有很大发展的。
我们科研部门、生产部门和组织管理部门的工作虽然还存在矛盾，但都是一条心，关系应当是亲密无间的。
在今年的适当时间内，科学院党组准备到有关部委走访，努力搞好协作。
石油部已经向我们提出全面协作的建议，煤炭部也提出了合作的项目。
我们还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同社会科学家结成联盟。
当代自然科学总要牵涉到经济和社会，搞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十分重要。
我们相信通过努力，科学研究、生产部门和组织管理部门必将走到一起，关系更加密切，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

科研教学生产的联合是时代的需要
教育部科技局副局长　黄仕琦
赵紫阳同志多次强调要建立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多种形式的联合体。
联合是打破部门所有制的有力武器。
我们的大学担负着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材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双重任务，重点大学则应当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当前，为了加强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使科研成果迅速推广应用，发挥经济效益，尤其要与生产单位搞联合。
科研、教学、生产的联合是一种时代的趋势。
美国、苏联等都出现了不同的联合形式。
我国今后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劳动密集的产业，就必须使知识中心与生产中心紧密结合。
目前，我们的一些产业部门、生产单位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不大懂得知识的价值。
有的大学好不容易搞出的科研成果，生产单位稍花一些投资立即就能变成直接生产力，有的单位却不肯出这个钱，反过来要提供成果的单位出钱。
例如，上海一家电机厂，由于动平衡不良，产品质量有缺点。
当地一所大学主动提出帮助解决技术问题，该厂却提出要大学拿一半研制费，结果什么事都办不成，其实这家工厂是很富的。
因此，搞联合先得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要很好贯彻赵紫阳同志讲话精神。

科研设计生产要联成“一条龙”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张泽祯
总结建国以来科研与生产正反两方面经验，要靠科学技术合理利用水资源，开发新能源，就不能不把分割、重复的“并联式”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成比较合理的“串联式”，使科研、设计、生产、施工等各项工作运行得象“一条龙”一样。
科研、设计、生产、施工本来只有分工的不同，是统一于某一经济建设项目的，它们是“串联”的关系（其中允许有些“并联”）。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水利水电科研首先要抓好重大建设项目的规划。
水利、水电是国家重要的能源。
我们所面临的课题，象水资源、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黄河治理等，都是关系全局的问题，不搞好科研规划设计，不与生产、施工结合，互相扯皮、互相脱节，损失就大了。
开拓性的、技术前沿的研究，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应提前进行。
实行“串联式”科研管理，有利于按主次先后考虑安排，也有利于与经济的结合，防止由于齐头并进而漏掉一些从科研上看似乎价值不大却有实际经济意义的研究项目。
如小水电科研，在一些人看来没有多少科学价值，但我国目前还有几亿农民没有电用，许多地方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怎么能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呢？
小水电虽不大经济，但能解决用电问题，也是可行的、合理的，就需要我们去研究。

订规划　抓协作　育人才
清华大学副校长　张光斗
赵总理的讲话说了我们的心里话，非常拥护。
下面想讲几点体会：
一、制订科技规划要面向经济建设。
现在制订科技规划，如果主要抓了科技行业规划，那么学科发展怎么办？
各行业在学科方面是有共同的东西的，如水力学和流体力学，同水利、土建、机械等都有关系。
而学科又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
因此，订了科技行业规划，学科也得考虑。
过去订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的规划有个缺点，就是只从学科发展出发，想着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好高、好大、好全，不结合实际，加上经费又不落实，所以执行得很差。
今后是否把科技行业规划中有关学科方面的题目收集起来，整理一下，在此基础上订学科发展规划，看有些什么需要发展的再补充进去。
如果光有科技行业规划，不照顾到学科，恐怕将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要缺少根基，跟不上国际发展的形势。
而订学科发展规划，也要面向经济建设。
这是可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要把科技人员组织起来参加规划、参加攻关，这很好。
现在我们的协作不好。
我们希望各个行业向高等学校开门，门不开，我们进不去。
协作的问题是个大事。
教育部门协作并不好，有的校与校之间、系与系之间、教研室与教研室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协作也不好。
各个部门也有这种情况。
这怎么得了！
希望科委、经委、计委抓好这个协作。
否则，不能组织起来攻关，不能有效地使用力量，往往在低水平上重复。
当然，教育部门首先自己要把门打通，也希望各部门向我们开门。
三、必须培养科技人才。
这方面我有三点想法。
首先，教育部门要把这件事办好。
现在，教育部门培养人才的结构、层次不清，比例失调。
我们需要多少各类人才，没有预测，胸中无数。
比如，我们工科，需要多少大学生，多少大专生，多少中专生，多少技工生，不甚清楚。
不能简单地按人口比例，说我们的大学生不够。
教育上要很好地研究培养人的结构、层次，预测各类科技人员的需要，据此培养人才。
其次，分配使用要改进。
分配不合理，专业不对口，要改变。
学工程科学技术的人都想留在大城市，不愿到经济建设第1线去。
这不好。
大城市不生产粮食，没有原料、水源。
不到经济建设第1线去，资源不开发出来，农业、能源、交通、水源等都上不去，生产就不能发展。
第3，工科大学主要教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工程师的“毛坯”，生产部门和科研单位要继续培养。
即使是研究生，得个硕士、博士学位，也不是什么都知道了。
需要继续加深理论，积累经验。
国外科技人员每年有4—8个星期学习，称为继续教育，否则跟不上科技发展。
他们回大学学习，带来许多科技问题，要教师进行研究，促进教学的提高。
总之，要重视科技人员的培养，否则再好的科技规划也难实现，经济建设也上不去。

重视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部　信乃诠（书面发言）
要使我国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这已是深入人心的方针。
靠科技，就要使广大农民能真正靠得上，靠得住。
农业科技部门除了要组织力量对关键性的科技项目进行攻关外，要花大力气组织好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
据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统计，各地推荐的农业科技成果有3，000多项，其中受奖的重大成果有381项。
近几年，各地又取得了一批新成果，还有从国外引进的若干适用的农业技术。
这些成果，有的已广泛推广应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如杂交水稻、“鲁棉一号”等。
但更多的成果却至今未能推广，这是国家的一笔潜在的财富，我们有责任让它发挥作用。
有关农业科研和生产部门应密切配合，组织力量对现有的科技成果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并通过各种途径，开展技术交流、普及宣传、教育培训、咨询服务，以及建立大面积的科学试验区，搞好示范推广，让广大农民感到我们推广的技术是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让他们乐意用。
这样就能尽快使这些成果变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

首先要解决技术政策问题
中国建筑科学院副院长　何广乾
要把我国的建筑业搞上去，有许多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要解决。
但是，我们感到首先要解决的是技术政策问题。
技术政策如果还不清楚，技术攻关的目标也就不会很明确。
比如，建筑工业化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结合具体条件有其不同的途径，而我国对建筑工业化，虽然提倡了很久，但究竟如何具体实现，还一直没有定下来。
再如，城市供热问题，究竟是提倡集中供热还是主张每个单位一个烟囱；
建筑设计是只顾节约原材料，还是在保证一定质量的前提下力求节约原材料等等。
这些原则性的政策问题不首先定下来，一些具体的攻关项目就不好定。
在技术政策明确之后，我们建筑业也有许多重大问题要组织技术攻关。

中国土耳其经济合作委员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安卡拉11月20日电中国和土耳其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19日结束时草签了一份备忘录，决定增加两国的贸易，并在水力和火力发电方面加强合作。
根据备忘录规定，土耳其将向中国派出水稻种植、生丝、陶瓷器生产和地震预报考察小组，中国将向土耳其派出研究牛奶工业、畜牧业特别是安哥拉羊和安哥拉兔饲养以及棉花和烟草生产考察小组。
两国还同意在向第三国提供承包服务方面进行合作。
中土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是根据两国政府去年12月在北京签订的一项协定成立的。
由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吕学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土耳其期间会见了土耳其农业和林业部长，双方希望两国间的友好和经济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代表团在参加联合委员会的3天会议后，今天去伊斯坦布尔访问，定23日返回。

亲戚越走越亲
——记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泰国
本报记者　王荣久　杨群
11月的北京，已是霜凝大地，而曼谷却依然是骄阳似火，一片翠绿。
彭冲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12日下午飞抵曼谷时，泰国下议院议长汶廷·通沙瓦和许多泰国朋友到机场欢迎。
当天晚上，泰国国会议长哈林·宏沙军在议会俱乐部举行欢迎宴会。
哈林议长和彭冲副委员长在宴会上发表热情洋溢讲话，一致认为发展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益于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
他们强调，柬埔寨问题是本地区动乱的根源，只有解决了柬埔寨问题，东南亚才有真正的和平可言。
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于访华前夕，在总理府接见并宴请了彭冲副委员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炳总理说，“我们两国的友谊不断加强，副委员长的来访，将使这种关系更加好起来。”
代表团在泰国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
在泰国北部的南邦府，主人以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康笃”晚宴招待代表团。
“康笃”是泰国北部人民专门招待远来客人的传统晚餐。
代表团全体成员挂着花环，席地而坐，品尝着泰国的风味食品。
在宴席上，南邦府府尹邀请彭冲副委员长一同跳泰国的“南旺”舞。
和着轻松愉快的旋律，全体团员与泰国朋友翩翩起舞，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参观水上市场，使中国人大代表团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泰国人民的生活。
这天早晨，彭冲一行驱车来到离曼谷80公里的叻丕府丹努沙道县。
这里位于夜功河流域，270多条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水路交通四通八达。
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水上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
每天，当东方鱼肚白时，各地农民就头戴竹笠，划着一叶扁舟，载满香蕉、椰子、桔子、豆角、冬瓜、西红柿等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市场。
市场上人头攒动，热闹异常。
中国人大代表团的到来，使这里更增加了热烈的气氛。
一位经营手工业品的商人，双手捧着一把佩刀送给彭冲副委员长，并说：
“按照泰国的习惯，一般是不将利器送人的，因此被送者要拿出一铢钱，表示这是‘买’下的。”
彭冲副委员长马上拿出两铢钱，笑着对这位商人说：
“按照中国的习惯，好事成双，因此，我用两铢钱来‘买’了。”
在场的泰国朋友都笑起来。
还有一位女老板，拿着泰国工艺品等候在代表团途经的码头上。
她对记者说：
“这些东西是我自愿送给中国人民的，虽然这些东西不值多少钱，但这是我们的心意。
前两天，我听说中国人大代表团要来，心里非常高兴。
现在我们的总理正在中国访问。
这样经常来往，很好！”
代表团团员林丽韫同志谈到这次访问时说，“我们感觉就象来到了自己的家里。”
这正是全体代表团团员们要说的话。
明媚的风光，勤劳的人民，好客的主人，友好的情谊，给中国人大代表团全体成员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10月19日中午，彭冲副委员长一行离开曼谷前往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继续访问。
当代表团全体成员同前来送行的主人依依话别时，大家相约，中泰两国人民要常来常往。
此情此景，使人想起了哈林议长在答谢宴会上的一席话：
“泰国议会曾经接待过许许多多代表团来访，但是，我们并没有认为彭冲阁下是来客，我们把你们当作亲戚。”
（附图片）
彭冲副委员长一行观看鳄鱼表演。
　杨群摄

伊拉克击沉伊朗哈格岛附近五艘油轮
新华社巴格达11月21日电
据伊拉克通讯社今天援引伊拉克军方的一份战报说，伊拉克军舰和飞机20日晚上在伊朗石油集散地哈格岛附近袭击并击沉了5艘国籍不明的油轮。
战报说，这次袭击是根据封锁伊朗在海湾的港口的命令进行的，是伊拉克—伊朗战争以来伊拉克空军和海军联合进行的一次“最大胆的”行动。
战报说，这次袭击也是对继续购买伊朗石油的外国石油公司的又一次警告。
伊拉克是在8月15日宣布对伊朗在海湾的港口实行封锁的。
哈格岛是伊朗的主要石油集散地，伊朗的石油几乎都从这里出口。
伊拉克军方发言人在同一天警告伊朗说：
“如果伊朗企图威胁伊拉克的经济目标，伊拉克军队将摧毁伊朗的经济目标。”

到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增加八倍
国际地方当局联盟呼吁各国解决城市人口激增造成的问题
据新华社内罗毕11月19日电
由国际地方当局联盟组织的大城市问题讨论会昨晚在这里结束。
讨论会呼吁世界各地当局解决急剧都市化造成的问题，改善居民生活。
来自25个国家、39个城市的142名代表参加了为期3天的讨论会。
他们就城市住房、交通、岁入和人员培训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联合国人类居住问题中心执行主任拉马钱德兰在会上说，今后20年内，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要满足目前城市人口的居住问题，而且将面临向新增加的10亿城市居民提供住房、基本设施和各种服务问题。
他还说，到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预计将增加8倍。
非洲的城市人口将增加30倍。
国际地方当局联盟主席汉斯·科施尼克说，犯罪和失业是世界各大城市存在的极为尖锐的问题。
该组织将致力于解决城市污染、人口拥挤、住房和交通问题。
他认为许多问题因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而更加严重。
国际地方当局联盟成立于1913年。
前两次会议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在马尼拉和慕尼黑举行。

哈克希望迅速结束阿富汗的灾难
呼吁联大对阿富汗问题通过更有力的决议
新华社伊斯兰堡11月22日电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说，使阿富汗灾难迅速结束是巴基斯坦的真诚愿望。
他是昨天晚上在卡拉奇为在赴印度尼西亚访问途中路经巴基斯坦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宴会上讲这番话的。
哈克总统指出，一切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所必需的不干涉原则在阿富汗受到了践踏。
它给遭受侵犯的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在谈到巴、罗两国关系时，哈克总统说，两国的友谊反映在“我们对国与国之间最基本的问题”具有广泛一致的看法。
在谈到中东局势时，他表示，巴基斯坦全力支持阿拉伯领导人最近在非斯提出的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建议。
齐奥塞斯库总统在讲话中说，罗、巴两国非常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两国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新华社伊斯兰堡11月21日电
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今天说，他希望联大在11月24日讨论阿富汗问题时通过一项更为有力的决议。
他是在卡拉奇机场对新闻记者说这番话的。
他说，在巴基斯坦有280万阿富汗难民，这还不包括大量没有登记的难民。
哈克总统希望外国能够向阿富汗难民提供更多的援助。

国际简讯
捷总统结束对奥地利的访问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于19日下午结束了对奥地利为期三天的访问。
访问期间，胡萨克总统同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和总理克赖斯基就双边关系和当前紧迫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
两国还签订了五个双边协定，其中包括关于两国边界附近的核电站安全问题的协定。
该协定规定，两国间就核能计划进行经常的和广泛的情况交流。
此间新闻界认为，这是东西方国家之间签订的第1个这类协定。
西班牙极右势力新力量党解散
西班牙极右翼政党新力量党21日宣布，该党“由于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得不到西班牙社会的支持”而决定解散。
西班牙报纸评论说，新力量党在今年10月28日大选中的失败以及西班牙右翼势力内部出现的分裂，是导致新力量党解散的主要原因。
哥伦比亚颁布对游击队赦免法
哥伦比亚总统贝坦库尔19日批准了对游击队的赦免法，并于20日零时生效。
哥伦比亚参、众两院法律委员会上个月曾分别通过了这项法案。
其中规定一切在押和已被判刑的游击队员将获得赦免。
哥斯达黎加香蕉工人罢工结束
哥斯达黎加政府和工人统一工会19日达成一项协议，从而结束了历时六十多天的香蕉发展公司一千多名工人的罢工。
这次罢工是从09月18日开始的。
加拿大安大略省酸雨污染严重
据加拿大环境部18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说，酸雨已经污染了安大略省萨德伯里周围大约一千四百到一千六百个大小湖泊和池塘。
酸雨是因冶炼厂和发电厂排出的废气而形成的。
酸雨危害了水生植物，毒死了鱼类，毁坏了树木，使大量土壤遭到侵蚀。
　（据新华社）

埃及外长向巴解组织通报访美情况
巴解领导人说埃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立场积极
新华社开罗11月21日电埃及副总理兼外长阿里今天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达贾尼进行会谈，通报了他最近访问美国的情况。
据埃及官方人士透露，阿里在访问美国期间，向美国转达了巴勒斯坦人对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意见。
他向达贾尼介绍了他在美国就推动和平进程以及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有关各方参与进程的问题进行接触的成果。
达贾尼在会谈后对记者说，埃及最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进行的接触是“积极的和有意义的”。
他认为，埃及的目标是不仅根据美国的方案，而且还根据国际准则来实现中东公正的和平。
他说，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埃及对其他阿拉伯国家起着一种补充的作用。
达贾尼指出，美国要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不久将举行会议，讨论新的事态发展以及巴解组织最近与各方接触的情况。
他在谈到约旦和巴勒斯坦关系问题时说，它们可能采取一种邦联的形式。
他还说，巴解组织和约旦正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

庆祝中扎关系正常化十周年
我驻扎伊尔大使举行招待会
据新华社金沙萨11月19日电
为庆祝中国和扎伊尔关系正常化十周年，中国驻扎伊尔大使李善一今晚在官邸举行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
扎伊尔外交事务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的代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秘书长博兰博，扎伊尔全国工人联盟总书记孔博·恩迪加，扎伊尔驻中国大使恩肖贝瓦。
李善一和博兰博在招待会上一致赞颂中、扎两国在发展友谊和进行合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并祝愿这种友谊和合作日益发展。

我国帮助斐济开发稻田议定书签字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苏瓦消息：
中国帮助斐济开发稻田的议定书今天在斐济首都苏瓦签字。
议定书规定，中国将以贷款的形式资助斐济政府开发大约60公顷稻田，并提供小型农业机械和有关水稻种植的专门技术。
中国驻斐济大使申志伟和斐济农业和渔业部长乔纳蒂·玛沃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我红十字会向阿富汗难民捐赠四辆吉普车
新华社伊斯兰堡11月21日电
中国红十字会今天向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捐赠4辆吉普车，支援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的医疗保健事业。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田丁，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把这些吉普车移交给巴基斯坦负责阿富汗难民事务的首席专员赛义德·阿扎尔。
田丁在移交仪式上说，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阿富汗人民反对苏联军事占领的斗争，对巴基斯坦政府为照顾阿富汗难民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赛义德·阿扎尔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崇高精神表示感谢。

民主也门和阿曼关系改善
朱梦魁
民主也门和阿曼最近就实现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有：
两国停止互相攻击；
在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睦邻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关系；
停止边界的敌对活动；
不允许外国军队利用各自的领土对另一国进行侵略和挑衅；
双方同意政治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并通过双边接触宣布建立关系。
这项原则协议是通过科威特和阿联酋居中斡旋，由民主也门外长达利和阿曼外交国务大臣阿拉维于10月底在科威特经过2天的会谈后签署的。
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和阿联酋外交部次官吉尔门也参加了会谈，并代表科威特和阿联酋在协议上签了字。
民主也门和阿曼是阿拉伯半岛南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两个毗邻国家。
在历时十五年的严重对立之后，通过谈判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协议，在两国关系的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对阿拉伯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贡献。
“海湾合作委员会”发言人说，原则协议的达成“给两国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和平、安宁和稳定的机会。
这样，这一地区的国家就有信心保卫自身的安全与稳定，维护本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排除世界大国以任何借口寻求落脚点的企图”。
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后，民主也门和阿曼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原则协议，反映了双方对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局势和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的迫切性取得了共同的认识。
因而都希望结束长期敌对状态。
此外，民主也门近年来致力于国内建设，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与阿曼改善关系将直接有助于民主也门的经济发展，使之逐步摆脱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行列。
阿曼也希望致力于本国的建设和维护波斯湾地区的和平。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民主也门与阿曼改善关系，给纷繁复杂的阿拉伯世界作出了通过调解实现对话的实例，对阿拉伯国家之间加强团结将产生良好的影响。
民主也门和阿曼长期敌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苏在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存在。
今后一个时期内，美国在阿曼和苏联在民主也门的军事存在还将继续下去。
目前，双方就这个问题取得了共同谅解，即这种军事存在不应妨碍两国建立正常关系。
民主也门和阿曼关系的改善，已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阿曼外交国务大臣阿拉维表示，两国今后还要进行直接的双边接触，以沿着消除障碍的道路走下去。

民柬部队又打死一名越军师级指挥员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又有一名越军师级指挥员被民柬部队打死。
广播说，11月06日，越军一辆吉普车从驻扎在磅同省斯当县的第44营营部开出，在“9·30”水库处遭到民柬部队袭击，车上一名越军师级指挥员和另外3人被消灭。
11月03日在磅逊港以东有一名越军师级指挥员被民柬部队击毙。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在“柬埔寨人不打柬埔寨人”的口号影响下，正在磅清扬省波雷克迈以南的达普卡山接受军事技术训练的金边伪军，在上个月有105人开小差逃回家乡。
电台广播说，在10月份，金边伪军和敌占区人民共有两百多人投奔民柬。
广播说，金边伪政权强行征兵的手段越来越野蛮。
茶胶省占卡县三隆乡有60名青年在村庄被越军包围的情况下被强征当伪军，甚至有些僧侣也被强迫还俗当兵。

穆巴拉克同意阿拉法特访问埃及
欢迎阿拉伯国家在时机成熟时同埃及恢复关系
新华社科威特11月22日电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昨天在开罗对科威特《政治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埃及同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能带着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新方案访问开罗。
穆巴拉克表示，他希望在他明年访问美国时能把阿拉法特的方案向美方提出来。
穆巴拉克在谈到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说，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已告结束，埃及已经停止了它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甚至同反对埃及的阿拉伯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宣传战。
他说，如果阿拉伯国家认为同埃及恢复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埃及表示欢迎。
穆巴拉克呼吁阿拉伯国家接受美国总统里根在今年09月01日提出的解决中东问题方案中的积极因素。
他说，他注意到美国的建议和非斯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建议之间的分歧。
但是，他认为，如果阿拉伯的建议没有外部的支持就难以取得进展。

约旦国王访问土耳其
据新华社安卡拉11月20日电
约旦国王侯赛因结束了对土耳其的两天国事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安卡拉回国。
侯赛因动身前在安卡拉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他强调约旦准备在一切领域同土耳其进行合作。
据这里的官方人士透露，昨天土耳其总统埃夫伦和侯赛因国王会谈时，着重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中东形势。
埃夫伦18日晚在为欢迎侯赛因国王举行的宴会上宣布，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巴解组织参加未来关于中东问题的谈判。
侯赛因在答词中说，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只有通过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才能实现。

蛮横无理的要求
以色列侵略军撤出黎巴嫩，是缓和黎巴嫩局势的关键。
但是，贝京当局正以极端蛮横无理的态度，为拒绝从黎巴嫩撤军制造借口。
据报道，以色列最近向黎巴嫩提出了新的撤军条件，包括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领空和领海拥有监督权；
以色列在贝鲁特南部巴鲁克山头上建立雷达站；
黎巴嫩市场向以色列产品开放等等。
以色列提出这种要求，分明不是在谈撤军，而是要把黎巴嫩变成它的附庸国或殖民地，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黎巴嫩政府的拒绝。
以色列借口巴勒斯坦问题入侵黎巴嫩，现在它竟然把黎巴嫩当作一个战败国，向它提出领土主权的要求。
这种行径充分证明，它入侵黎巴嫩是它整个侵略扩张计划中的一个步骤。
它向黎巴嫩提出的无理要求，进一步暴露了它的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
以色列提出这种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能答应的条件，无非是为了使它的侵略军可以赖在黎巴嫩不走，以便破坏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继续霸占和吞并阿拉伯领土。
显然，以色列谋求地区霸权的野心不死，中东和平就没有希望。
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决支持者。
现在美国特使哈比卜正在中东进行穿梭外交活动，据说目的在于解决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问题，以便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寻求一条出路。
美国的言行是否一致，且看它对于贝京当局的无理要求采取什么态度。

阿游击队在喀布尔炸死政府官员和特务十余人
新华社北京电
据西方通讯社16日援引驻新德里和伊斯兰堡的西方外交人士的消息报道，阿富汗游击队11月11日在喀布尔市连续炸毁阿富汗政府官员饮酒作乐的3家豪华饭馆，炸死阿政府官员和国家情报局特务16人。
据目击者说，被炸的这3家饭店尽管戒备森严，但游击队在饭店内安放了4枚定时炸弹，其中3枚爆炸成功。

阿萨德总统强调
作好准备对付以色列侵略
新华社大马士革11月21日电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
“以色列妄图无止境地向阿拉伯祖国扩张，并企图加以完全控制。
因此，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作好对付侵略的一切准备。”
据此间报纸报道，阿萨德昨天在叙利亚工会总联合会第20次代表大会致开幕词时说：
“如果说敌人过去对我们怀有仇恨，那么在黎巴嫩事件之后，敌人对我们的仇恨就更大。
我们应该估计到发生各种事件和危险的可能性，在近期内作好准备以应付可能的事变。”
关于从黎巴嫩撤军问题，阿萨德说：
“我们准备在黎巴嫩兄弟们感到不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离开黎巴嫩。”
他强调，只要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叙利亚军队从黎巴嫩撤出是不成问题的。
阿萨德还指责美国没有迫使以色列执行从黎巴嫩撤军的协议。

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将如期举行
乍得代表权问题仍未获解决
新华社的黎波里11月21日电
非洲统一组织副秘书长奥努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尽管第39届部长理事会会议因在乍得代表权问题上发生分歧后于11月19日休会，但是非统组织第19届首脑会议将按预定日期于11月23日在这里举行。
奥努指出，部长理事会会议由于在乍得代表权问题上发生分歧，引起14个代表团退出会议，使与会代表团不足三分之二的法定多数，因而不得不休会。
他说，过去6天来，部长理事会会议一直在讨论乍得代表团的席位问题。
有些代表团要让哈布雷派出的代表团与会，而另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应提交给首脑会议解决。
他说：
“遗憾的是，部长们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同时，他澄清说，没有一个代表团正式主张让古库尼派出的代表团出席部长理事会会议。
他说，不得不由非统组织最高机构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非洲国家首脑们将在第19届首脑会议正式开幕前，通过非正式的和私下的磋商来解决这一问题。
他还说，非统组织主席、肯尼亚总统莫伊已呼吁各成员国首脑前来这里出席首脑会议。
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将于今晚抵达这里，肯尼亚总统莫伊将于明天到达，尼日利亚总统沙加里也将随后来到。
奥努对非洲各国首脑将怀着维护非统组织和争取把首脑会议开成功的愿望前来与会表示乐观。

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大会通过行动纲领
要求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
据新华社突尼斯电
不结盟国家通讯社联盟第3次大会最近在突尼斯闭幕。
会议通过的1983年至1985年的“突尼斯行动纲领”，要求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打破西方新闻的垄断地位。
历时四天的会议还通过一份最后报告，强调这个联盟应该成为捍卫不结盟运动原则和宗旨的有效的战斗工具。
大会一致选举巴勒斯坦通讯社为联盟协调委员会成员，突尼斯非洲通讯社社长贝歇尔·图阿勒当选为协调委员会新任主席。

亚运会头四天奖牌统计
新华社新德里11月22日电
亚运会头四天奖牌统计：
国家和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中国 　8 6 6
日本　 8 6 4
南朝鲜　 3 3 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 5 5
蒙古　 1 1 0
菲律宾　 1 0 1
印度尼西亚　 0 1 1
伊朗　 0 0 1

印度积极筹备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英·甘地邀请不结盟国家首脑出席会议
新华社新德里11月22日电据此间官方人士消息：
印度已开始向97个不结盟国家的政府首脑发出邀请，请他们出席将于1983年03月07日至11日在这里举行的第7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此间官方人士说，预计包括80位国家或政府首脑在内的2，500多位代表将出席会议。
与会的还将有来自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的20位观察员和18位客人。
据印度《政治家报》今天报道，除邀请书外，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还向每一位政府首脑发出了私人信件，并提出了会议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预计阿富汗局势、伊朗和伊拉克战事、西撒哈拉问题、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冲突、塞浦路斯问题和巴勒斯坦等问题将是这次首脑会议讨论的议题。
会议还将讨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等问题。
会议还将就第6次首脑会议以来不结盟运动的报告进行辩论。
为了筹备这次会议，印度外交部已成立了4个由外交部秘书负责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经济、政治、宣传和后勤等事务。

古巴开始榨糖季节
新华社哈瓦那电
古巴1982—1983年糖季生产于13日开始，圣地亚哥省的“双河”糖厂首先开榨。
由于今年气候较好，古巴糖季生产可望获得好收成。
古巴政府号召全国农业工人要把甘蔗收割干净，保证糖厂的稳定生产，并要求糖业工人努力节约燃料和提高甘蔗出糖率。
蔗糖是古巴的经济支柱，约占出口总额的80％，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近几年来，由于国际市场糖价暴跌，古巴经济面临很大困难。
国际市场糖价目前已从1980年的每磅42美分下降到6.5美分。
据报道，每磅糖价下降1美分，古巴就少收入7，000万美元的外汇。
古巴政府最近宣布，它无力偿还近三年内到期的西方债务。
古巴欠西方国家的外债已达35.54亿美元。

中国著名举重运动员吴数德在亚运会以总成绩267.5公斤和抓举122.5公斤夺得两枚金牌。
他的这两个成绩分别打破56公斤级抓举和总成绩亚运会纪录。
这是吴数德抓举122.5公斤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胡越摄（传真照片）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长强调
反对超级大国把加勒比地区作为争霸场所
新华社金斯敦11月21日电
安提瓜和巴布达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莱斯特·伯德对新华社记者说，安提瓜和巴布达反对任何国家在加勒比地区进行冒险活动，并要求超级大国不要把这个地区当做它们争霸的场所。
伯德在加勒比共同体首脑会议结束后在奥乔里奥斯单独接见了本社记者。
他警告超级大国不要违背本地区人民的意愿，在加勒比国家进行渗透活动和制造动乱。
他说，安提瓜和巴布达虽然是个小国，但它坚持原则立场，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
它信奉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
它不打算成为任何国家的卫星国，并且认为各国人民有权参与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他还指出，安提瓜和巴布达已经调整了同加勒比地区其它国家的关系，并希望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我国女排以三比○击败南朝鲜队
新华社新德里11月22日电（快讯）中国女子排球队今晚在这里进行的第9届亚运会排球比赛中，以3∶0击败南朝鲜队。
三局的比分是：
15∶4、15∶8、15∶6。

格雷罗外长重申巴西是第3世界国家
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20日电
巴西外长格雷罗19日重申“巴西是一个第3世界国家”。
他说，巴西与其他拉美国家有许多共同之处。
上述讲话是格雷罗在会见巴西新闻公司的记者时说的。
他说，巴西是一个第3世界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不决定于政治选择，而是取决于巴西的发展水平。
在谈到里根即将访问拉美时，格雷罗说，里根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访问拉美的，表明美国对拉美有兴趣。
他说，里根访问巴西将会增进两国的了解，还有可能“鼓励”巴西的政治开放，而政治开放是巴西国内民主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糖价暴跌给古巴带来的困难
陈雄
最近一个时期，世界市场糖价连续下跌，给古巴经济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外贸逆差剧增，外债无力偿还。
素有“甘蔗王国”之称的古巴，糖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前不久古巴官方宣布，1981年—1982年度糖产量预计达到820万吨。
它所生产的蔗糖，绝大部分供出口，蔗糖的出口，每年约占全国产品出口总额的80％，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当前世界市场糖价的变动起伏很大，1974年世界市场糖价每磅29.66美分，1975年开始下降，1978年跌到7.81美分。
虽然1979年、1980年糖价回升，但1981年又开始大幅度下降。
到今年上半年每磅已降到10.39美分，9月中旬又进一步降到6美分上下。
在糖价下跌的同时，蔗糖生产的成本却显著上升了。
据拉美和加勒比蔗糖出口国组织估计，每磅蔗糖的生产成本增加到10—14美分，这就是说，目前出口蔗糖都要亏本。
这对依赖出口蔗糖来赚取外汇的古巴，不言而喻是个沉重打击。
据报道，它每年除了把相当部分蔗糖以比较“优惠价格”抵偿苏联债务外，还依据世界食糖协议国分摊的定额，把280万吨蔗糖投入世界市场。
按照目前市场糖价，它出售280万吨糖所得的外汇，还不足以支付它欠西方国家债款的利息。
由于糖价暴跌而导致外汇收入锐减，古巴的经济困难大大加剧了。
目前，它积欠的外债总额已达100多亿美元，其中欠西方国家35亿多美元，按人口平均计算是目前世界外债最多的国家之一。
由于蔗糖出口严重受损，外贸逆差急剧增加，外汇储备已告枯竭，现只得拿出硬通货来偿付西方外债。
古巴当局被迫于9月01日向西方债主提出，要求推迟偿付从今年第4季度到1985年12月到期的12.9亿美元债款。
同时，由于手中缺乏外汇，古巴从西方国家进口的能力大为下降，使不少工矿企业开工不足，有的甚至停工停产，某些基建项目则不得不停建，从而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
多年来，古巴国民经济建立在蔗糖生产出口的基础上，虽然试图努力改变单一经济结构，但是收效甚微。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决定
扩大本国能源和原材料生产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1月20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委会今天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主持下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充分利用并扩大矿产原料和能源基地的纲领。
扩大本国的能源和原材料生产，是罗共领导为解决国计民生需要和尽量减少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所采取的重大决策之一。
据罗通社报道，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这次会议通过的纲领，包括一系列旨在促进进一步综合利用全国矿产资源、扩大储量的措施，以使本国矿产原料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需要，确保在未来几年内实现能源自给。
会议要求有关部门重视开发利用各类动力资源，除石油、煤炭、天然气外，要特别重视太阳能、风能、氢气、沼气和生物能的开发利用。

行家谈亚运会乒乓球团体赛
本报记者　刘小明
以世界冠军郭跃华、童玲等优秀选手为主力的中国乒乓球队，今晚夺得亚运会乒乓球比赛男、女团体冠军。
比赛结束后，记者访问了几位亚洲乒坛权威人士，请他们谈谈对中国队以及这次团体赛的看法。
前世界冠军、日本乒坛宿将荻村说，中国乒乓球队最大的优势，首先在于后备力量雄厚，拥有一大批年轻的新秀。
中国国内象郭跃华这样水平的选手不是一名两名，至少有十名，这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
谈到这次团体赛，荻村高兴地说，从比赛中可以看到，亚洲各国乒乓球水平一年来普遍有所提高，其中日本和印度男队、南朝鲜女队进步更突出。
日本男队的名将小野和年轻新手斋藤过去进攻凶狠但不稳健，这次比赛他们不仅主动进攻多，而且注意进攻落点变化，减少失误。
印度男队这次打得很顽强，给中、日、朝选手很大威胁，象年轻运动员曼吉特同世界亚军蔡振华比赛时，不畏强手，经过三局激战才以接近比分失利。
经常与中国队共同练习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女队教练金钟万对记者说，中国队技术上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发球、发球抢攻和接发球抢攻好，一上来就能够压住对方，前三板争取主动。
朝鲜队学习了中国队的这一长处，运用在比赛中效果不错。
他认为亚洲选手就是应该抓好前三板球，否则一退到中台对拉弧圈，就很难与欧洲选手抗衡。
被称为“乒坛魔术师”的张燮林，已担任中国女队教练多年。
当问到他对这次比赛的看法时，他说，乒乓球女子三强中国、南朝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都参加了这次比赛，水平是很高的。
中国队虽然拿了冠军，但打得很艰苦。
比如与日本队比赛时，虽然日本队已输给朝鲜队和南朝鲜队，但仍然全力拚中国队，？
内战胜了中国的戴丽丽。
日本选手双打第3局还曾以二十比十九领先，幸亏中国队思想准备比较充分，临场没有慌乱，最后险胜。
南朝鲜女队这次由于主力队员李寿子腰臂受伤，不能出场，实力受到影响。
中国男队教练员梁友能表示，中国男队的主要劲敌在欧洲，但日本队为了迎接明年在东京的世界锦标赛，最近一个时期，训练上下了很大功夫，队员的技术水平有显著进步。
以往，反手方面是日本队的一大弱点，在这次比赛中看到，日本男子选手反手进攻能力打法较强，开始改变只能正手单面进攻的状态。
世界冠军郭跃华对记者说：
“我不敢说自己比对手占有多大优势，每场比赛只要稍一放松，就可能输掉，这说明我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的水平同其他队是相当接近的，我们绝没有理由骄傲自满。”
（本报11月22日新德里专电）

访平壤“电影城”
杨剑峰　徐宝康
人们称为“电影城”的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坐落在平壤市郊区风景优美的普通江畔，全厂占地100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米，有演员楼、导演楼、剧本创作大厦、录音合成楼、摄影棚等高层楼房，气魄宏伟。
在制片厂后山的岗背上，耸立着一片典雅别致的建筑群，这里有朝鲜民族风格的高堂楼阁、私宅家院；
有体现浓厚中国特色的“泰湖春”、“老德记”等字号的旧式店铺；
有欧美式洋房和哥特式建筑的大教堂；
也有一座座别致而又各具日本特色的洋房，门口悬挂着“明治洋行”、“金不代”等招牌。
这一座座建筑构成了“朝鲜街”、“中国街”、“日本街”、“欧洲街”，街景独特，布局紧凑。
走到这里，仿佛置身于二三十年代的情景中。
所有这些都是永久性的，可住人的建筑，虽说是专供拍片用的场景，却和真实的街道没有区别。
它们是朝鲜政务院各部委和平壤市机关干部以及制片厂职工利用义务劳动建起来的。
朝鲜同志考虑到拍摄有关金日成同志的革命历史是永久性题材，所以采取了这种一劳永逸的办法，从长远看，这样做也节约了拍摄影片的成本。
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不仅有现代化的齐全设备，而且还拥有一支优秀的导演、演员队伍。
现在，他们按照朝鲜劳动党的要求，争取以“八十年代速度”的姿态，向新的高峰攀登。
他们认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革命战士，是一个实干家。
一个人如果没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工作责任心，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是拍不出好电影的。
艺术副总长郑仁淳介绍说，他们非常重视电影工作者的政治学习、业务研究和体验生活。
全厂每周都举行一次业务交流、表演会，在会上艺术家们发表自己的体会或登台表演，由厂部进行评选，优胜者表扬。
演员们为了达到演什么象什么，在深入体验生活的同时，一个剧本经常要阅读一百遍以上，练习动作二百次以上。
在影片摄制中，他们抛弃了那种一天只能拍一二个镜头的“马拉松”摄影法，提倡作好准备工作，在镜头前试拍二至三次，就进入正式拍摄。
制片厂很重视各部门的配合和各剧组的统一指挥，每当拍一部新片时，各部门密切合作，同心协力。
为了拍好影片，有的名演员自动作录音工作；
有的名演员还争先恐后地抢着背照明器材和各种道具。
大家只有一个想法，为了拍出好的电影，干什么都行。
全厂各个部门上上下下，形成了一个团结互助的战斗集体。
现在，制片厂中影坛新秀辈出，荣获人民演员、功勋演员、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等光荣称号的就有80多名。
在制片厂里，我们见到了观众所熟悉的《无名英雄》主人公“顺姬中尉”。
她的真名叫金正花，1978年电影大学毕业。
在影片中，她塑造了一位深入敌人心脏，顽强战斗的女侦察员的英雄形象。
但在舞台下，她却是一位文静、含蓄的姑娘。
当问起她怎样在两年内拍完二十集大型系列影片《无名英雄》的情况时，她腼腆地说：
“我刚毕业，就承担起演这部巨作的角色，心里很不安。”
她强调她之所以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主要是金日成同志的教导和党中央的指导，还有同志们的帮助。
为了获得生活体验，她到有关部门，向一些有丰富敌后工作经验的老侦察员请教；
在拍摄过程中，他们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进行纠正和示范。
她本人也抓紧时间阅读国内外侦探小说，观看外国侦探影片，深入研究剧中人物性格和特点。
为了练好剧中一个转身360度的射击动作，她打了一千多发子弹，才取得成功。
《无名英雄》影片上映后，朝鲜国内轰动一时，大家都叫金正花为“顺姬中尉”。
为表彰她在电影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共和国政府授予她“功勋演员”的光荣称号。
虽然她一举成名，但她却不因此自满，停步不前。
她谦逊地表示：
“从我自己来说，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在创造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还需下大功夫。”
人民演员金世荣是朝鲜电影《劳动家庭》的作业班长大叔扮演者，他的演技在中国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见到朝鲜这位喜剧家，就被他的谈话所吸引。
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们一段往事：
“有一年我去中国访问，在飞机上乘务员一眼就认出我，说作业班大叔来了。
一次，在中国北海公园里，我没走几步就被一群热情的青年人所包围，他们一定让我讲几句话，我兴奋地说，同志们，你们好！
大家对我评价这么高，可我还做得很不够啊！”
金世荣是一位才华横溢、艺术造诣很深的老演员，他共拍了六十多部影片，其中大部分是喜剧片。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年代，他同我国著名演员赵丹、白杨、张瑞芳、金焰、陈强等人曾一起生活过，一起拍过电影，相互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我们询问他现在拍什么影片时，他风趣地说：
“这可叫事前的安民告示！
不过我讲了以后，你们可能对这部影片不再感兴趣了。”
在大家一片笑声中，他介绍了这部片子的简要情况，这部影片是《家庭问题》中的一部，叫《弟弟家的问题》，影片通过艺术形象，批评了那种当人在领导岗位上，亲戚就蜂拥而来，一旦从领导岗位下来，就没有人再搭理的歪风，以此说明在革命队伍中，一个人在遇到挫折或困难时，更需要帮助这一做人的准则。
最后，他满怀激情地说，“我儿子现在也是一名电影演员，我教他要为发展朝中友谊做出一切努力，使两国用鲜血凝结成的友谊世世代代传下去。
有机会的话，我恨不得背上现在拍的片子跨过鸭绿江，同中国的观众见面。”
夜幕已经降临，“电影城”一片灯火。
我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同朝鲜的艺术家们告别，衷心地祝愿他们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附图片）
图为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内建筑群中的“中国街”。

·共产主义思想与实践琐谈·
希望之光
舒展
最近看了刘心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如意》，感到很有一股激动人心的力量。
影片深刻地描绘了在十年动乱当时那种卑劣、龌龊以折磨好人为快乐的冷风之中，人间仍然有同情、友爱、扶助的暖意，象希望之光，在善良的人们心头闪烁。
即令在那七斗八斗、斗、斗、斗的年月，现实生活何尝没有希望之光？
云南京剧团的十余名同志，从1958年就开始对失去爱子的胡淑贞，悄悄地进行定期接济达二十多年。
直到去年才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中被人们发现。
救危扶困、以助人为乐而又不事张扬，不希望任何报偿的这种美德，古已有之，不过历史上记载的只是义侠仁儒匹夫烈女的故事。
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这种美德就发展为全社会的高尚风气了，其中虽遭残破，但并未泯灭，经过拨乱反正又渐渐发扬起来了。
单就今年以来出现的张华、周怡、蒋凤英、邵小利、陈燕飞……就可以看到这种美德发出了何等耀眼的光辉！
在火光、洪水、危难、险情面前，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抢救非亲非故的被难者，这如果平日是一个庸庸碌碌患得患失的人，在几秒钟的关键时候，顷刻作出见义勇为的抉择，恐怕是很难的吧？
人的一生中，见危而壮举毕竟不如平平常常需要你进行扶困的时候多。
令人欣慰的是，不图名利、默默无闻、隐名埋姓的活雷锋，在近两年又纷纷回到了人间。
您看：
《玫瑰表姐你在哪里？
》（见1981年10月13日和1982年05月24日《南方日报》）
《不知姓名的好姐姐，你在哪里？
》（1982年06月06日《北京日报》）
《林森呵，你在哪里？
》（1982年04月22日《合肥晚报》）
恕不一一列举。
直到现在，北京的那个好姐姐、合肥的林森，仍未找到。
玫瑰表姐也是在多方设法下才寻觅到的。
耐人寻味的是，当玫瑰表姐扶困济难的事迹公布以后，有个粤岚云（实为几个青年的化名）写信请问报社：
有这样的好人吗？
是不是捞取政治资本呀？
这几位自称是南方游子的青年还派代表从广州跑到云浮硫铁矿去求见，印象是“令人费解”，没有肯定的结论。
于是再派代表访玫瑰表姐，直到利用一个偶然机会偷看到玫瑰表姐的日记时，看破红尘、玩世不恭的一群游子的这个代表才从心眼里折服了。
回来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上街搞卫生、为人义务修车、打气、补衣服，还决心同玫瑰表姐开展作好事比赛呢。
鼓起对民风好转持怀疑态度者的信心的风帆的，是象玫瑰表姐那样的遍布全国的五十多万个学雷锋小组和青年服务队。
青年的风貌象征我们民族风貌的青春与未来。
久违了的雷锋精神，又在千千万万青年的心头复活了——这正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之光。
让更多的粤岚云醒悟振奋起来吧！

回延安（外二首）
刘异云
一别延河四十年，时时梦里回延安。
凤凰昂然展翅飞，宝塔巍巍头顶天。
新栽青松凌空起，老槐香飘溢延园。
毛周刘朱乘云去，延安精神代代传。
旧貌新颜多变化，奔腾延水永向前。
匆匆03日即将别，此行飞越万重山。
访八路军办事处奔向光明过此庄，西湖秋菊正傲霜，当年哭尽千行泪，破涕高歌上战场。
过灞桥征途匆忙过灞桥，无心折柳寄娇娆。
昂头忘唱阳关曲，要掀东南万丈潮。

峨眉山人
吴泰昌
10月的峨眉，象一壶鼎沸多时的开水突然冷息下来。
炎夏盛暑过去了，秋意袭来。
在阴雨蒙蒙的日子里，我们来到峨眉山脚下，抬头望去，似云，似雾，似烟，似气，模糊一片。
这是个容易挑人思绪、引人遐想的所在。
同行的是一群中青年作家。
有的熟悉，有的初识。
平日读他们的作品，脑子里活跃着一连串人物，留存着一个又一个悬念。
我读作品有点积习，总爱用自己的想象去联结作者和作品，有意给自己造就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
有人说，欣赏文学作品就得有点模糊感。
我们兴致勃勃地爬行在崎岖陡峭的山道上。
沿途说笑，不时住脚眺望远近的山景，偶尔从山的这边或那边，传来寺庙的钟声。
走着，走着，望着同行的伙伴，我会禁不住失声笑起来。
一身江南老农装束、脚着草鞋的高晓声，使人莫名其妙地想起他的那个“陈奂生”。
一米九个头的冯骥才，伫立在空荡的山谷里，不由使人想到他的那篇关于高个子的女人和矮个子男人的近作，他才是高个子呢，还说别人！
这些只是眼前即兴收集起来的一些印象。
而峨眉山在我的心里，却从来就是一个神秘的仙境。
我用童年稚嫩的幻想去想象她，几十年后，当我第1次不远千里来到她的身边，我又渴求从她那里充实丰富我童年的想象。
我的家乡属于长江下游平原，没有高山峻岭，离城五里，有座白纻山，李白的诗中好象提到过。
每当春秋假日，少年好友，少不了结伴冶游。
每次我们下山，都能遇见满载而归的樵夫，迈着稳健轻快的步子，哼着当地的山歌，松涛的呼啸声，常常使人听不清他们在哼些什么。
我想拾起童年的记忆，在上山的路上寻找樵夫。
失望，失望，两天中没有遇见一个，不，遇见了，不止一个，但不是樵夫，是背夫，背的不是柴，是煤，不是满载下山，而是负重上山，一步，一步。
我是个意志薄弱者，没有勇气爬上3，000多米的顶峰——金顶，到1，000多米时，就同几位年老体弱者止步了，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
从洪椿坪向上，是一路险途，能见到戏人甚至恶作剧的猴子。
我和两位同伴，向前走一段，去迎迎将要从金顶胜利归返的伙伴，心想说不定还能见到逗乐的猴子，在成都时为猴子准备的食物还不曾打发，一直放在手提包里。
渐渐听到了脚步声。
走近了，才知道不是我们的伙伴，是两个背空篓筐的汉子，他们步履稳健轻快，使人想起家乡的樵夫。
在洪椿坪庙子大门口，他们停下来小憩。
一个年近六十，一个五十，额角都沁满着汗珠。
他们是山下的社员，每天背130斤煤上金顶，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往返多年了。
他们开玩笑说，几代猴子都认识他们了，从不打扰他们，向他们讨食。
望着他们悠然抽烟的神情，健壮的气色，我脱口问道：
每天这样上下，不累吗？
那位年大的漫不经心地说：
习惯了，跑熟了。
另一位补充说：
山上天天要烧煤。
当他们启程下山时，暮色降临了。
晚上，我们这些从山顶下来的和从山下上来的全会聚在庙子里，没有一个不感到疲劳。
我们用热水烫脚，美美地躺在洁净的客房里休息，回想。
在我未上山之前，甚至在北京，就听去过峨眉山的人说，山上用水，尤其是热水很不方便。
但此行我们住过的几处，食用水都方便，因为山上有成堆的煤，有一个，一个，老年，中年，青年的背煤人。
次日清晨下山，将近十时来到一线天，这是峨眉山中风景极秀丽奇特的地方，瀑布直泻而下，山涧泉水汩汩，两岸险峰不绝，游人无不在此停脚观赏。
我不由拿起自带的比俗称“傻瓜”略好的相机，当我对准镜头，反复寻找角度时，从远处，山下，稳健轻快地上来三个人，近了才知道，打头的二个，就是昨天傍晚分手的背夫，还是背的煤，多了一个年轻的，一点没少背。
他们停步，用手棍支撑背篓，问我们累不累？
我反问他们累不累，怎么这么早又上山？
他们说：
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天凉了，山上要储备煤过冬。
说罢，又拾级而上。
我突然强烈地感到，他们才是这如画风景里的主人，猛然拿起相机，顾不得对焦距，将他们的背影摄下。
前些天报载，上峨眉山的汽车正式通车了，早上从峨眉县出发，到洗象池，走七八里地上金顶，下午返回。
过去上金顶要爬二三天。
真是现代化建设的好处，使更多中外游客，尤其是年老体弱者能有幸攀上祖国名山峨眉的顶峰。
我下决心再去，一定要上金顶，看佛光。
不过这样，也许见不到那负重而行的背煤人，那令人怀念、崇敬的峨眉山人啊，那怕是见见他们模糊的背影也是好的。
1982年11月于北京

平妖堂和《平妖传》
史树青
读雷梦水同志的《近代学人室名琐记》（本刊1982年09月24日），谈到马廉先生“平妖堂”和“不登大雅文库”的得名由来，使我联想到四十年前马廉先生一部分藏书在北京散出时，得到的钱玄同先生为马廉先生所书“平妖堂”和“不登大雅之堂”两分斋额墨迹。
“不登大雅之堂”额为楷隶，极近汉简书体。
“平妖堂”则为金文书体，上款“隅卿兄教”，下款“疑古玄同，十又八年03月十又08日书于急就庼”，十又八年为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
这在钱先生遗墨中是极为罕见的。
约在1950年，“不登大雅之堂”额，赠吴晓铃同志，而“平妖堂”额则仍由我保存。
关于《平妖传》一书，马廉原藏本正名为《三遂平妖传》，罗贯中作，明万历间王慎修刻本，全书共四卷，二十回，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而雷梦水同志所说原书为二十四回，显然是误记了。
《三遂平妖传》是写宋代贝州（今河北清河）王则、永儿夫妇起义，文彦博得三遂（马遂、李遂和由蛋子和尚化身的诸葛遂志）之力进行镇压，书中也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贪婪凶暴和军队中的腐朽状况。
马廉先生原藏的《三遂平妖传》现为海内孤本，从未印行出版。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即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付印，除对原文进行标点分段外，书中还选印了本书的书影和插图若干幅。
此书整理出版的目的，主要是为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一部重要的新资料。

水上人家〔木刻〕　张京德

汉宫春
——看秦陵出土兵马俑
蔡若虹
一禁卫成行，有庶民眉目，武士戎装；
扬威骏马，银蹄不越边疆；
长戈紧握，是刚强，也是忠良；
形象在，无容倾耳，泥胎会说兴亡。
千古英姿重现，借高原黄土，故国陵场；
君王未留宝座，独剩军防。
星移物换，问何人，捉住流光；
君不见，秦时明月，今宵犹照终南。
二总角男儿，想众多身世，黍麦人家；
早年耕作，后操戎马生涯；
勤劳双手，是烽烟，夺了桑麻；
茅屋下，同窗兄弟，戈矛挨着犁铧。
迢递风云历代，任高瓴演变，基础无差；
长枪伴同小米，奠定中华。
陵原举目，有雄浑，景色堪夸；
看一抹，终南残雪，留连十里繁花！
1982年03月下旬在西安

这样的年鉴好
顾峰
近年来，全国性的各类年鉴相继出版，一省范围内编印专科年鉴却很少见。
广东省戏剧研究室先后编印了1980年、1981年《广东省戏剧年鉴》，无疑是个创举。
尤为难得的是，在所谓“戏剧危机”的议论声中，出现了卷帙浩繁、内容充实的地方戏剧年鉴，使人精神为之一振。
这本《年鉴》分为大事记、剧目一览、剧论摘要、剧评选刊、剧史辑录、广东省戏剧在港澳和海外、演出动态、剧团与剧场、书刊诗词影片、文章索引等十大栏目。
“演出动态”和“剧团与剧场”介绍了剧团演出情况，并且评述了省内各剧团的组织状况和主要演员、音乐、舞美人员及创作情况。
这本年鉴立足本省，也照顾到全国和海外。
尤其对广东戏剧在港澳和泰国、新加坡等地的演出情况，以及香港和日本学者对粤剧的研究都作了详述，并富有地区特点。
可算是广东戏剧的
“百科全书”。
这种年鉴虽是地方戏剧资料的辑录，日后却是不可多得的文化史料，如果各省戏剧研究单位都象广东省那样，作一些细致的研究准备工作，将来要编写《中国戏曲志》，则会水到渠成。
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文化建设之需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民族戏曲戏剧的发展趋势，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戏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