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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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常委会决定五届政协五次会议二十四日举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二十日上午在政协礼堂开始举行。
会议决定：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

常委会还通过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议程（草案），讨论了常务委员会向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作的工作报告（草案）。

宋双总理抵京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总理宋双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二十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中国政府将于二十一日举行仪式欢迎宋双总理。

中国男子体操队在第九届亚运会上获团体冠军

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男子体操队在第九届亚运会上，以二百九十点六五分的总成绩，获团体冠军。

中国队获第二十五届南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男女团体冠军

第二十五届南斯拉夫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十八日在亚得里亚海滨城市斯普利特开幕。
中国队荣获男、女团体冠军。

（据新华社讯）

栏目：短评
版面：头版

铁道兵某师在开凿引滦入津隧洞工程中，师团领导干部带领部队勇挑重担，拚搏向前，工程进度节节上升。
天津人民赞扬他们为四化建设立了新功，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赞扬他们风格很高，发扬了光荣传统。

勇挑重担，拚搏向前，是铁道兵部队在长期执行艰巨的施工任务中形成的一种高尚的风格和传统。
为了发展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英雄的铁道兵部队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挑重担，打头阵，勇担最艰巨的任务，为我国铁路建设、特别是对边远地区交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当前深入学习贯彻十二大精神，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大力发扬这种革命风格。

开创新局面一定要发扬勇挑重担、拚搏向前的风格。
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要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还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劳动。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障碍，还有许多的“雪山”、“草地”等待着我们去征服。
认清这个历史责任，自觉发扬勇挑重担，埋头苦干的精神，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拚搏向前，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而吃苦流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
铁道兵某师干部战士，正是从根本上懂得了这些道理，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迎难而上，战胜了种种困难，推动了工程的进展。

在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面前，我们应该大力抓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觉悟，进一步发扬勇于献身、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创军队建设的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版面：头版

新华社11月20日讯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和他的主要随行人员，同他们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说，中泰两国关系是牢固的、自然的，两国在谅解、合作的精神指导下建立和发展关系，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状况。
他说，中国也愿意同其他东盟国家发展关系，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决策。
中国还要同亚太地区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他说，超级大国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威胁并未消除。
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正在增长。
美国干预这个地区的某些作为也不得人心。

关于中苏关系，邓小平说，我们同苏联还在打交道，但是我们同苏联就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谈到柬埔寨问题，邓小平说，柬埔寨人民抗击越南侵略的斗争是长期的，一时的得失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
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支持柬埔寨三派爱国力量共同抗击越南侵略的斗争。

炳·廷素拉暖对他同赵紫阳总理和胡耀邦总书记进行的范围广泛的会谈和谈话表示十分满意。
他说，我们始终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会谈。
我们的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果。

会见后，邓小平设午宴款待泰国贵宾。

国务委员黄华、外交部长吴学谦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据新华社11月20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和他的主要随行人员。

邓颖超对泰王国政府和炳总理近年来为促进柬埔寨三方联合所作的重要贡献表示钦佩和敬意。

对颖超回顾了1980年她访问泰国时受到泰国王室、议会、政府和各界人民热情欢迎和接待的情景。
她说，每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好象又回到了泰国一样。
她请炳总理回国后转达她对普密蓬·阿杜德国王和王后以及两位公主的问候。

11月2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泰王国总理炳·廷素拉暖。

新华社记者摄RW：邓小平；
外交活动；
照片

作者：周大可/冯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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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9日至13日，成都部队司令员王诚汉、政委万海峰等领导同志，召集军师领导干部共同研究深入学习贯彻十二大精神的措施，提出当前要把全面、完整、系统地学习理解十二大精神作为首要任务来抓。

到会同志分析前一段的情况，强调团以上领导干部要认真学好文件，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学习文件中，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请地方的同志讲一讲，解剖几个工厂、生产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国情。
还要联系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实际，清除“左”的和右的影响。
团以上干部要通过办读书班、党委会等形式，认真清理思想，总结出具体实在的经验教训，真正把思想统一到十二大文件精神上来。
要把对十二大文件的学习成绩、贯彻成效，作为评议党员、考核干部的主要依据。

会议还强调指出，学习领会十二大文件精神，必须落实到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的实践中去。
各级领导都要振奋精神，切实转变领导作风，深入到第一线，狠抓基层工作的落实。
各单位各部门要围绕开创新局面制定明确具体而又切实的规划，一点一滴抓落实。
部队当前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各级领导、各部门要继续开动脑筋，进一步解放思想，研究探索改革政治工作、军事训练、生产施工、管理教育等方面的新方法、新路子，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周大可、冯玉光）RW：王诚汉；
成都部队司令员；
万海峰；
政委

作者：木水/建义
栏目：一句话新闻
版面：头版

某仓库捉蜗牛六千斤支援外贸

本报讯 某仓库二股干部战士利用空余时间，捉蜗牛六千斤，卖给外贸部门支援出口。
（木水、建义）

某团开办大专文化进修班

本报讯 第二炮兵某团开办大专文化进修班，参加学习的干部两年内将学完《高等数学》、《半导体电路》两个单科专业。
（辛光军）

贾立州连续四年考上“特等射手”
本报讯 某团一连指导员贾立州任职四年，年年考上“特等射手”。
（王建祥）

班长赵长礼考核连夺十六次冠军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部炮团指挥连计算班长赵长礼，近两年参加军师团计算兵考核，连续十六次夺得冠军。
（王波）

给战士家长寄教育训练成绩通知书

本报讯 某团各连党支部普遍给战士家长寄去“教育训练成绩通知书”，汇报战士的进步。
（冯明青）

某部一中队三十一年无政治事故

本报讯 空军航空兵某部通信一中队抓好思想教育，严格管理，连续三十一年无政治事故。
（建文、建怀）

作者：阮生江
版面：头版

本报讯 11月19日至20日，总政治部机关、直属单位召开绿化工作总结表彰先进大会。

今年总政机关、直属单位广泛开展了植树造林绿化营区的活动。
共植树七万一千七百多株。
新建花坛五十五个，大小花园十二座，绿篱五千二百多米，草坪七万多平方米，防护栏八千五百多米，营区绿化占可绿化面积的76.2％。
参加地方义务植树劳动四千二百多个工日。
总政机关黄寺营区等两个大院被评为北京市绿化先进单位；
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被所在区评为绿化先进单位。

颜金生副主任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植树造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是我们对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尽的义务。
我们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投入这项伟大的事业，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上，对六个先进单位和三十个先进个人给予了表彰和奖励。
（阮生江）

作者：郭伴虎/聂兆洪/张升伦
版面：头版

本报讯 11月18日，总参炮兵部供管处党总支，表彰战士林乐华在一位领导同志生命发生危险的关键时刻及时进行抢救的事迹，决定给他记三等功一次。

10月底，原炮兵一位领导同志因病住院。
公务员林乐华和其他同志一起担任陪护。
11月7日，林乐华没有值班，但出于对领导同志的深厚情义，又来到医院。
晚上，当他发现这位领导同志心情烦躁、坐卧不安时，就格外细心观察。
8日凌晨一时十五分，这位领导同志突然面部发紫，浑身抽搐，呼吸中断。
林乐华判断是痰堆气管，便立即口对口地给吸痰，连吸了四次，吸出两口粘痰，才使这位领导同志呼吸得以恢复。
这时，他又拉响了警报器，医护人员赶快进一步采取了急救措施。
大家感动地说：“是小林救了首长的命啊！”
林乐华1977年1月入伍，这年11月调到这位领导同志身边工作。
几年来，他先后当过锅炉工、公务员、警卫员等。
他无论干什么，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地干好。
领导同志的亲属说：“小林是个干什么都叫人放心的好同志，他对领导的照顾比我们还周到。”
当我们走访林乐华时，问他对自己干的工作是怎么想的，他憨厚诚恳地说：关心老干部就是关心党的事业。
革命有分工不同，做公务员也是革命的需要。
我们的领导同志是老红军、老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照顾好他们是我的责任。
（郭伴虎、聂兆洪、张升伦）RW：林乐华；
战士；
立功

作者：何锦胜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广州部队炮兵司令部王参谋长和陈副参谋长，经过长时同思考探讨，提出了一个训练多能炮兵战士的设想。
广州部队领导同志认为，照此实施，炮兵训练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突破。

长期以来，炮兵部队由于专业多、分工细、技术难点集中，一直沿用按专业分工完成本职动作的传统办法施训，其最大弊端是战士“吃不饱”，“年年一年级”。
一个战士从入伍到退伍只能学到某一专业（有的只学会其中一个简单动作），在技术战术上都搞不清炮兵射击的全过程。
近年来各部队虽然进行了一专多能训练，但范围太窄，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王参谋长和陈副参谋长感到，按传统办法施训，在过去战士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无疑有一定优点，但现在战士文化水平已明显提高，这样训练满足不了战士的求知欲望；
更重要的是，训练出来的战士适应不了未来战争的需要。
为改变这种状况，今年2月中旬至8月底，他们先后多次深入部队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就改革炮兵训练提出了大胆设想。

这些设想是：一、改革传统办法，进行系统的多能训练。
一个战士从入伍到退伍，要精通本职专业，还要学会本连其它专业和有关射击指标要领；
二、改革现行的训练体制，变一年一个训练周期为三年一个训练周期，按一、二、三年兵编组实行三年一贯制，使训练内容年年不重复，常学常新；
三、按照这种要求，采取干部任教与专长任教相结合，以专长任教为主的群众练兵方法，以解决教员不足的矛盾。
（何锦胜）

栏目：编后
版面：头版

我们搞训练改革，无非依据两条：一是“知彼”（摸透作战对象），二是“知己”（熟悉训练对象）。
“知彼”，训练改革才有基本依据；
“知己”，训练改革才能有的放矢。
两者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
如果说，近几年通过深入研究敌军活动，在“知彼”上已经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取得了初步成绩的话，那么，关于“知己”的问题，应当适时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今天我们的训练对象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求在训练内容、方法和标准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
广州部队炮兵司令部两位领导同志的设想体现了这个要求。
只有从“知彼”和“知己”两方面突破，训练改革才能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发展。

作者：白天氛/张静惠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参加引滦入津隧洞工程的铁道兵某师的领导干部，带领部队振奋精神，苦干实干。
到11月15日止，已完成正洞掘进四千一百九十五米，衬砌八百五十四米；
完成明渠埋管七百三十五米。

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同志前不久看望这个部队时，称赞他们说：铁道兵是解放军的英雄部队。
你们的风格很高。
你们在地质不好、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么多的任务，的确是发扬了光荣传统。
你们在引水工程中做出的成绩证明，铁道兵是个英雄部队，没有辜负党的期望。

这个师在担负引水隧洞工程中，勇挑重担。
他们所担负的十一个洞口二十二个作业面，有八个洞口十六个作业面石质破碎，断层多，地下水丰富，经常出现塌方。
施工以来，他们先后战胜塌方五百多次。
指战员们在困难面前，英勇拚傅。
师长刘敏、政委张景喜、副政委常周传经常深入连队和洞口，组织召开会议，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副师长汲乃英、郑再硕分别带领工作组，长期蹲在施工条件差的八、九号洞口组织指挥，跟班作业，及时解决施工难点。
某团政委孔庆云坚持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施工生产一道去做。
他每月下基层和进洞时间平均在二十天左右，每天进洞不少于六小时。
他常说：“我一天不进洞，心里就不踏实。”
某团副团长刘以升自到引滦工地以来，下连队跟班作业三百四十多天。
当十连施工遇到泥石断层时，他凌晨三点钟起床赶到工地，晚上十二点才回宿舍休息。
他和连队干部战士研究出了三种施工方法，创造了好成绩。
某团团长解少文扑下身子抓施工，他和团的其他领导分工把口，责任到人，并同营、连干部一起跟班作业，接连取得很好的成绩。
某团副团长周启明夫妻分居二十多年，妻子刚随军，家还没安好，他就带领先遣组到引滦工地安营扎寨。
投入施工后，他有时昼夜坚持在工地指挥，为基层干部做出了表率。

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工地跟班劳动，掌握了各个作业面的实际情况，有效地提高了组织管理和科学施工的水平。
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对不同条件、不同地质的各个洞口，采取不同措施，提出不同的进度要求。
在施工实践中，逐步完善和推广使用了一些先进的施工技术和工艺。
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他们把引水隧洞施工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1月前半个月中，已完成七百三十九米掘进和四百三十二米衬砌任务。

（本报记者 白天氛 本报特约记者 张静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令

第十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1982年11月19日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委员长 叶剑英 1982年11月19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家对文物的保护，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继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受国家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文物鉴定的标准和办法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的保护。

第三条
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文物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文物较多的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可以设立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

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机关、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组织收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第五条
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

第六条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

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七条
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县、自治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

省、自治区、直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

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直接指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报国务院核定公布。

第八条
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

第九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记录档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时，事先要由城乡规划部门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纳入规划。

第十一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
如有特殊需要，必须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十二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
在这个地带内修建新建筑和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
其设计方案须征得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城乡规划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进行选址和工程设计的时候，因建设工程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应当事先会同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县、自治县、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确定保护措施，列入设计任务书。

因建设工程特别需要而必须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迁移或者拆除的，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该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迁移或者拆除，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决定。
迁移、拆除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

第十四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包括建筑物的附属物），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第十五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除可以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如果必须作其他用途，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必须作其他用途，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
这些单位以及专设的博物馆等机构，都必须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
使用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的单位，应当负责建筑物的保养和维修。

第三章 考古发掘

第十六条
一切考古发掘工作，都必须履行报批手续。
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
出土的文物除根据需要交给科学研究部门研究的以外，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进行科学研究和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必要时可以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调用本行政区域内的出土文物；
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调用全国的重要出土文物。

第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机构、考古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等，为了科学研究进行考古发掘，必须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始得进行发掘。

需要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的考古发掘，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八条
在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时候，建设单位要事先会同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文物的调查或者勘探工作。
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应当共同商定处理办法。
遇有重要发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及时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在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或者农业生产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立即报告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遇有重要发现，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及时报请上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十九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查，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确因建设工期紧迫或有自然破坏的危险，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急需进行抢救的，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进行发掘工作，并同时补办批准手续。

第二十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文物勘探、考古发掘的，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或者报上级计划部门解决。

第二十一条
非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务院特别许可，任何外国人或者外国团体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

第四章 馆藏文物

第二十二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对收藏的文物，必须区分文物等级，设置藏品档案，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并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地方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分别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馆藏文物档案；
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建立国家一经文物藏品档案。

第二十三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的文物藏品禁止出卖。
这些单位进行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必须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一级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须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调取文物。

第五章 私人收藏文物

第二十四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

第二十五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

第二十六条
银行、冶炼厂、造纸厂以及废旧物资回收部门，应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拣选出掺杂在金银器和废旧物资中的文物，除供银行研究所必需的历史货币可以由银行留用外，其余移交给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移交的文物须合理作价。

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的重要文物，应当移交给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第六章 文物出境

第二十七条
文物出口和个人携带文物出境，都必须事先向海关申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鉴定，并发给许可出口凭证。
文物出境必须从指定口岸运出。
经鉴定不能出境的文物，国家可以征购。

第二十八条
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除经国务院批准运往国外展览的以外，一律禁止出境。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事迹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

（一）认真执行文物政策法令，保护文物成绩显著的；

（二）为保护文物与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

（三）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的；

（四）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

（五）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上有重要发明创造或者其他重要贡献的；

（六）在文物面临破坏危险的时候，抢救文物有功的；

（七）长期从事文物工作有显著成绩的。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在地下、内水、领海及其他场所中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追缴其非法所得的文物；

（二）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私自经营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可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非法经营的文物；

（三）将私人收购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罚款，并可没收其文物和非法所得。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贪污或者盗窃国家文物的；

（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或者进行文物投机倒把活动情节严重的；

（三）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名胜古迹的；

（四）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情节严重的。

私自挖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以盗窃论处。

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以盗运珍贵文物出口论处。

文物工作人员对所管理的文物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文物的复制、拓印、拍摄等管理办法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三十三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61年国务院颁发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即行废止。
其他有关文物保护管理的规定，凡与本法相抵触的，以本法为准。

（新华社发）

作者：本报评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经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颁布施行了。
各部队对这一重要法令，要普遍进行教育，全体干部战士都要切实遵照执行，把保护祖国文物作为我军的光荣职责。

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是一个富于优秀历史遗产和革命传统的伟大国家。
历经沧桑遗存下来的古代文物和革命文物，既是祖国历史的见证，也是向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我军历来遵照党的政策，十分重视对文物的保护，为此不惜流血牺牲。
例如，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曾经深入日寇占领区，奋勇抢救稀世之宝《赵城金藏》，使这一珍贵文物免遭日本侵略者的劫掠。
解放战争中，全军按照上级颁发的《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精心地对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文物古迹实施保护，使许多象征着祖国文化的古老建筑，虽然经过战火，依然完好地耸立在中华大地。
全国解放以后，我军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保护文物的政策，发扬光荣传统，做出了可贵的成绩。

在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破坏法制，无视和践踏国务院颁发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等保护文物的法令，造成文物保护管理方面有法不依的混乱局面，使祖国文物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努力采取一系列措施，使破坏文物的情况得以扭转。
但由于人们对文物保护的法制观念受到破坏，保护祖国文物的责任感还没有普遍树立起来，有些人只顾个人或小单位的眼前利益，使文物遭到破坏的情况仍然存在。
因此，在总结建国以来文物战线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全面的文物保护法，把文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办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是非常必要的。

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施行，是国家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对祖国文物保护的重要措施。
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肩负着保卫和建设伟大祖国的光荣职责，毫无疑义，保护祖国的文物，也包含在这一职责之内。
保护文物，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
我军在战争年代中形成的保护文物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发扬光大。
我军广大指战员要从爱国主义的高度，认识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几千年遗存下来的祖国珍贵遗产，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受到损毁，那将既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子孙后代。
各部队领导机关要按照文物保护法的精神和具体条款，向所属部队做好遵守文物保护法的宣传工作，明确“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加强保护国家文物的责任感。
要奖惩严明，对保护文物有功者奖，对少数单位、少数人破坏文物的行为，按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使用某些古建筑物暂时不能搬迁的部队，要明确建筑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特别要严格遵守文物保护法中的有关条款，对使用的建筑物要加意保护。
各机关、部队对营区附近的文物古迹，应当备加爱惜，力尽保护之责。
执行营房基建、国防施工、农业生产等任务的部队，如果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文物，要及时向有关文物管理部门报告，采取妥善的保护措施。
在海边防执行任务的部队，有义务配合公安部队和地方政府，同从事盗运文物出口和文物走私活动的犯罪分子坚决进行斗争。
军队不仅要模范地遵守文物保护法，还要积极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文物保护法。

党的十二大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
做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道德、文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肩负保卫祖国重任的人民军队，我们一定要尽到自己的光荣职责，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把祖国的文物保护好，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盛开在祖国大地。

据新华社新德里11月20日电 中国举重选手蔡俊成今天在这里进行的五十二公斤级的抓举比赛中，以一百零七点五公斤的成绩，打破了这个项目一百零五公斤的亚运会纪录。
这是本届亚运会开始以来打破的第一个亚运会纪录。
蔡俊成还以二百三十五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银牌。

有十一名选手参加的这个级别的比赛争夺得十分激烈。
蔡俊成、日本的真锅和人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里亚曼三人的总成绩都是二百三十五公斤，但真锅和人体重轻于其他两人，因而名次在前获得金牌。
RW：蔡俊成；
破纪录

新华社新德里11月20日电 中国运动员11月20日在第九届亚运会各项比赛中的成绩：

体操：中国男队获团体冠军（二百九十点六五分）。

举重：蔡俊成获以十二公斤级总成绩亚军（二百三十五公斤），抓举，一百零七点五公斤（破亚运会纪录、第一名），挺举，一百二十七点五公斤（第四名）。

足球：中国队一比○胜马来西亚队。

篮球：中国男篮九十三比六十三胜伊拉克队。

乒乓球：中国男队五比○胜巴基斯坦队，五比○胜马来西亚队。
中国女队三比○胜越南队，三比○胜泰国队。

水球：中国队胜科威特队二十五比二。

据新华社11月20日讯 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杨东生同志（藏族），因病医治无效，于1982年11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根据杨东生同志的遗愿，他的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

邓小平送了花圈。
万里、习仲勋、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刘澜涛、帕巴拉·格列朗杰等送了花圈，并在杨东生同志病重期间前往医院看望，11月20日又到北京医院向杨东生同志的遗体告别。
送花圈和到医院看望的还有李维汉同志。

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杨东生同志生前友好杨静仁、阴法唐、天宝、扎西旺徐等送了花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单位送了花圈。

杨东生同志是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金川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征时在红五军团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新四军四师、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工作；
全国解放以后，任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工委副书记、西藏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
他曾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十二大候补代表和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杨东生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
他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他作风正派，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
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同群众保持了密切联系。

杨东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我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
他的逝世是民族工作和西藏工作的重大损失。

杨东生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RW：杨东生；
逝世

作者：张培章/薛仁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团党委重视副指导员的选拔和培养。
去年以来，全团副指导员平均年龄下降，文化程度达到初中以上，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有明显提高。

团党委注意从优秀排职干部当中选拔配备副指导员。
团的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对全团排以上干部中能胜任副指导员的人选进行考察，做到心中有数。
他们根据连队指导员工作条例，全面衡量预选对象，不搞论资排辈，着眼发展，把经过培养锻炼能接任指导员职务的优秀排职干部提拔起来。
去年全团提拔的十四名副指导员，都是一九七五年以后入伍的。

团党委还抓紧对副指导员的培养。
今年全团组织了七次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都吸收副指导员参加。
团里还组织了五次连队政治教育集体备课，通过制定教育方案、观摩教学和评教评学，帮助副指导员提高上政治课的水平。

由于团党委重视副指导员的选拔和培养，较好地解决了指导员配备难的问题，增强了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战斗力，活跃了连队的青年工作。
全团九个团支部工作有明显进步，有两个团支部分别被沈阳部队授予“先进团支部”称号。
（张培章、薛仁）

作者：薛国范
栏目：革命回忆录

中国稀世之宝《大藏经》，是唐代法师玄奘从天竺取回的梵文经卷的汉文善本。
南宋时期，北方金朝文化中心——山西平水（今山西临汾市）佛教界聘请高师，用三十年时间将《大藏经》汉文本刻印成功，共七千余卷。
因刻版于金朝，收藏于山西赵城县的广胜寺内，所以被称之为《赵城金藏》。
作为世界孤本的《赵城金藏》，以其历时悠久和卷目完整而成为我国的珍贵文物。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不仅占领我国的大片土地，实行野蛮的烧杀抢掠，同时贪婪地掠夺我国的珍贵文物。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到了山西临汾地区的赵城县。
收藏在赵城县广胜寺内的《赵城金藏》，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觊觎。

1942年5月，我党中央发现《赵城金藏》这一珍贵文物受到侵华日军的威胁，便急令太岳军区派部队设法抢救。
军区领导同志接到中央指示后，即指派二分区政治部主任张铁恒赶往赵城。
张主任向县委领导传达中央指示后，立即着手组织力量，制订行动方案，并派出侦察员对广胜寺周围的敌情和地形进行侦察。

广胜寺位于赵城县城东南三十华里处。
当时，赵城驻扎着约两个营的日、伪军。
在距寺院三华里的道教村设有据点，驻有鬼子一个班，伪军两个班。
日军大队部设在寺院西南十五华里的明角镇。
在寺院西北十多华里处的韩家庄，也有敌人的炮楼，驻着一个排的兵力。
正西洪洞至赵城的铁路沿线东侧，敌人有五个据点。
再就是位于寺院西南的洪洞县城的敌人，也只有二十余华里的距离。
这就是说，除东北方向通往我根据地外，广胜寺三面被包围，处在敌人的严密控制之下。

当时，我在县大队当排长。
我们排是县大队仅有的武装力量，加上张主任带来的两个排和县公安队，这就是参加抢救行动的全部兵力。

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取走重达二万余斤的七千多卷经书，而且不能惊动敌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在张主任的主持下，方案经过了反复推敲。
晚饭后，部队集合在山坡上，分区独立营刘教导员给部队作动员。
他习惯地扶了一下腰间斜挎着的驳壳枪，严肃地说：“今晚我们执行的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有意义的任务。
因此，要求大家：一、要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二、行军途中，枪不准走火，装备不准碰出响声；
三、所有人员不准掉队，不准传错口令。”
部队出发了。
初夏的5月，正是风光明媚的季节，然而，在这日寇频繁“扫荡”的年月，村庄很少有炊烟，山梁上也看不到羊群和牧童，只有铁路沿线的炮楼隐隐可见。
天快黑的时候，部队来到了郭家街集合点。
郭家街是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距广胜寺只有八里路。
因为我们常在这一带活动，群众对我们十分熟悉。
各单位清点过人数后，带队的张主任把干部召集在一起，拿出他那张按敌情、地形勾画的草图，给各单位具体分工。
他指着图上的道教村炮楼说：“这里由县大队一个班带一挺机枪，隐蔽占领据点堑壕外的有利地形，封锁吊桥，监视敌人行动。
两个班带一挺机枪，占领广胜寺水泉一线，注意封锁交通，防止走漏消息，警戒西南方向；
另一个班进入寺院。
分区的两个排，一个排包围寺院，负责对外警戒，一个排进寺院和公安队人员一起做僧徒的思想工作，并组织民工搬运经卷。”
最后还规定了联络和撤离的信号。

广胜寺的建筑十分讲究，与嵩山少林寺同等规模。
它有三层大殿，被高约七尺的青砖墙围着，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院。
头道院中有一座十三级高塔，青砖结构，一色琉璃瓦盖顶。
中院和后院除大殿外，还有东西禅房，是方丈与和尚的住室。

夜里八点多钟，部队悄然进入了预定位置。
教导员和公安局长刘谦同志带领进寺人员做僧徒的工作，了解藏经地点。
因张主任和寺院方丈李坤是同学故交，就由他找李坤洽谈。
旧友相见，叙一些家常之后，一个小和尚把我们来取经的消息悄悄告诉了李坤。
顿时，李坤平静的神态变得严肃起来，冲着张主任就问：“老弟，听说你是跟我要经来啦？
这经卷是属于佛家的，与你们共产党、八路军没有什么关系。
这部经是佛教的宝，佛教的家产。”
张主任看李坤已点破此事，便十分坦率地说：“我们这次奉命来取经，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
目前，日本人在中国杀人放火，寺院也不放过。
这是宝贵的历史文物，经卷要是被毁了，不仅是你们的损失，咱们国家也就没有这部经卷了。
我们担心你们没有能力把它保护下来。”
李坤方丈很不耐烦地说：“经书有佛法护卫，众僧保护，加上藏得严密，不会被日本人抢走的，这用不着你们八路军操心。
再说，日本是个信仰佛教的国家，他们会对佛经怎么样呢？”
张主任看李坤对经卷面临的危险不以为然，仍然耐心地劝说他：“你这话不对。
我们不能靠幻想来保护经书，凭你们三十几个和尚来保护，也无济于事。
目前，你只有依靠八路军才是最现实的。”
时间过去了近三个小时，他们之间的谈话仍然没有结果。
张主任面对着这位不开窍的旧交，真是心急如火，他紧锁双眉，不断地来回踱步。
在场的同志也急得搓手顿足，摇头叹息。

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寺院的其他同志，只好一边继续发动僧徒，一边动手搜查。
公安局长刘谦带着公安战士挨院挨房地查找。
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做僧徒的思想工作也十分艰巨。
他们有严格的佛规约束，而且思想也比较复杂。
他们中间有倾向阎锡山、国民党的，也有靠近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甚至还有倾向日本人的。
刘教导员首先把较老的管事和尚叫到一起，和言悦色地给他们讲清我们来取经的意义，动员他们讲出藏经地点。
然而，费了许多的口舌，得到的却是一片沉默。
我们分析了和尚的各种顾虑之后，采取了分散动员、个别交谈的方法。
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有一个知情和尚暗暗讲出了藏经地点。
我们将这一重要消息及时报告了张主任，他仍以做工作的形式稳住李坤，我们立即动手组织抢运经卷。

藏经地点是古塔下边的秘室。
室内有一尊三米多高的铜铸坐佛，铜佛内是空的，佛座是用青砖垒起的，没有留门，里边有很大的空间，是藏经的理想地方。
我们先找来了工具，把佛座的砖撬开一个能出入的缺口，然后进去两人，将七千多卷经书传递出来。
七十多只荆篮、荆筐很快就被装满了，余下一些经书，教导员让战士们分打在被包里带走。

时至凌晨，搬运经卷的民工和部队相继离开了寺院。
刘教导员来到方丈室，对张主任说：“主任，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张主任会意地点了一下头。
此时，李坤大概意识到我们拿到了经书，站起正想说些什么。
张主任给其他同志打了个走的手势后说：“再见，老兄！
我们这次行动的道理，以后你会逐步明白的。”
这时，寺院上空响起了通知返回的枪声。

通往正北方向的山道上，听不到说话声，只有山风吹动树枝发出的呼哨声和急促的脚步声。
道边的杂草和小树上的露珠，已经把同志们的衣裤打湿了一截，可大家顾不得这些，一心赶快脱离危险地域，把这部珍贵文物尽快送到根据地。

井子峪是通往我根据地的重要峪口，翻过山去，再有约八十里山路，即是我根据地腹地。
部队撤离寺院十多里之后，就转向东北，进入井子峪峪口。
这时，即便敌人追，也已经望尘莫及了。

清晨四点多钟，日军和伪军一个多连的兵力，从明角镇据点匆匆赶到井子峪和郭家街搜查。
待天亮敌人撤退时，隐蔽在山梁上的战士和群众，让过敌人的前卫部队，集中火力兜尾打了一阵机枪。
敌人拖着死伤人员狼狈逃回了据点。

稀世之宝《赵城金藏》安全运到了根据地。
刘教导员在总结时风趣地说：“我们这次取经，比起当年唐僧可算是顺利得多，他用了十几年，遇到那么多灾难，可我们只用了一夜时间，可见咱们比唐僧的福份大啊。
我们这次是从日寇手边抢救祖国的宝贵文物，今后佛教界看到保存完好的经书，一定会把咱们‘取经’的故事传为佳话的。”
（杜天杰整理）

作者：王儒云
栏目：革命回忆录

1937年3月底的一个中午，我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在古浪县西的一条干涸的河沟里昏睡过去。

朦胧中，我回想起这十几天的经历：我们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在石窝打了最后一仗后，编成三十支队，进入了祁连山。
我在战斗中与支队失掉了联系，一个人在山里转。
白天，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晚上，睡在山里的石缝中；
渴了，喝一口山泉水，饿了，吃一些雪中埋着的野果。
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向东走，过黄河，那里有中央红军……

一阵脚步声使我警醒起来，我伸手抄武器，可是抓了个空。
我想起来，枪已经砸碎了，刺刀也拚断了……心里一急，脑袋“轰”地一声，我又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座庄户人家的院子里，面前坐着一个马步芳匪军的军官，旁边还站着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匪兵。
我明白，这是被敌人抓住了。
我挣扎着站起来。

匪军官用饿狼样的眼睛盯着我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红军卫生员！”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

“跪下！”
匪军官象泄愤似地吼道。

自打我十五岁参加红军，这是第八个年头了，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到长征途中，从西渡黄河到河西走廊，大小战斗我参加了几十次，见到的只是匪军举手向红军投降，从没听说过红军下跪。
我想起，我们的师长熊厚发同志胳膊被打断了，也没吭一声；
我的同多战友陈见祥一条腿被打断，抱着一个匪兵跳下悬崖……

我冲口而出：“老子脑壳掉了也不跪！”
“好硬的骨头！”
一个匪兵抡起马刀向我砍来，我挺起了胸膛，刀背重重地砍在我的脖子上。
我轻蔑地看了看这几个匪兵，记起在西洞堡村的战斗。
那次，我们八十八师一个反冲击就把马步青的宪兵团全部歼灭了。
当时地上跪了一片俘虏。
想到这，我忍不住地笑了。

“笑什么？”
几个匪兵疑惑不解。

“大概你们跪惯了，我当了红军，腿就没打过弯！”
我的话里含着尖刻的嘲笑。

匪军官只好命令两个匪兵把我押到古浪城东的一座独立房屋里，里面还关押着三十军和九军的七个红军战士。
傍晚，一个匪兵给我们送来半桶高粱米饭，我下了牺牲的决心，心里很平静，吃完饭，躺下就睡了。

第二天，我们八个红军战士在马匪兵一个班的押解下，向永登县走去。

这条路上到处遗留着激战过的痕迹：四个月前，我三十军与马步青的五师在大靖打了四个来回，杀得他们退守城里不敢出来。
在土门，我们八十八师一鼓作气，全歼了马步青的军直工兵营。
我想起了在石窝最后一战前，军首长的讲话：“我们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但是，红军是有骨气的，我们要战斗下去，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拚到最后一口气……”
到了永登，敌人把我们和从凉州、武威押来的被俘红军关在城西的一个大院子里。
敌人把二百多名被俘的红军集中到城东的一个大场院上，四周架起了机枪。
一个马匪连长手提军棍，先讲了几句跟他们干可以吃喝享福的话，然后高叫：“愿意跟我们干的站出来！”
红军队伍中没有一个人移动脚步。

“站出来，要钱给钱，要官给官！”
匪连长提高了嗓子。

红军中响起了一片轻蔑的嗤鼻声，仍然一个个站着不动。
我清楚地记得1932年我入党宣誓时的情形：鲜红的党旗，庄严的誓词，“革命到底，保守秘密，永不叛党……”现在正是党考验我的时候。
我向周围望了一下，没有一个人吭声。

敌人拉出了一个十五、六岁的红九军的小战士，对他说：“谁是营长、连长，报告了，给你一百块！”
“给我多少粮，我也不知道！”
小战士回了一句。
敌人“啪”地打了他一个耳光。
这个战士晃了几晃，他咬着牙，鲜血从嘴角流出来。

马匪见无人吭声，只好把我们解散，分散押在各处。
我松了一口气，这场战斗我们又胜利了！

在永登县诚，敌人把我们关了二十多天，每天强迫我们挖土盖碉堡，我们不是装病，就是磨洋工。
敌人拿我们没办法，只好把我们送往兰州集中营。
在这之前，我们早就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时时刻刻渴望着听到党的声音。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5月的一天上午，敌人把我们集中在兰州飞机场，十分不情愿地说：“共产党代表要看看你们。”
大约十一点多，一架飞机降落了，机舱门打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们前面。
“是谢老！”
“谢觉哉同志！”
人群中一片惊喜声。
一、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会师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战士都见过他。

谢老走下飞机，站到我们面前。
他很激动，顿了一下才说：西路军的同志们，你们吃苦了，你们在战斗中很勇敢。
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听到党内领导同志的声音，我们心情激动，热泪盈眶，刹那间，队伍里响起了一片抽泣声。
我的泪水流进了嘴里，是苦的，也是甜的。

“同志们！”
谢老浓重的湖南口音响彻了机场。
“西安事变后，我们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
党中央想念着你们，派我先来看望同志们。
我们党正在和国民党交涉，想办法营救你们。
你们以后还要参加抗日战争，做好多的工作，要多保重……”
“党还惦记着我们！”
一个多月来孤独、苦闷的心情一扫而光，我们象是流落外乡的孤儿，听到了妈妈的声音，真是悲喜交加。

党中央派代表视察兰州红军俘虏营，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他们匆忙挑选出一批红军伤病员，说是送回老家，其实是准备送往南方。
我打定主意，在路上寻找机会逃出去。

6月初，我随着伤病员队伍，拖着虚弱的身体离开了兰州，在马匪兵的看押下，沿着公路向陕西走去。

一路上，饥饿折磨着我们。
有一天，一个押送我们的匪军官假惺惺地说：“你们饿了吧？
前面是通渭县，你们找着吃的，抢了就跑。
有人问，我就说你们是红军俘虏，他们也没办法。”
“不要脸的东西！”
我狠狠地低声骂了一句。
这些家伙贪污了我们的生活费，还想借红军之手，来破坏红军的威信。
我们暗暗串连：遵守红军的纪律，饿死也不拿群众的东西，不给红军丢脸。
我记得1936年10月，长征中我们打下通渭县城的时候，上万红军从这里路过，连老百姓的一棵草都没动。
今天敌人鼓动我们破坏红军的纪律，绝对办不到！

在通渭县休息的时候、我轻轻地推开一扇破旧院落的柴门，悄悄地问道：“老乡，你们要柴草吗？”
这里的群众做饭、取暖全靠上山打柴草，一位中年妇女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回转身，招呼着一些轻伤的红军向城外走去，匪兵们也只好跟着。

当我们用打来的柴草换回食物时，老乡们看看我们，又看看马匪军，眼睛湿润了，嘴里念叨着：“红军是好人哪！”
1937年6月中旬，我们到了陕西境内的三原附近。
我们遇上了西北军的一支骑兵部队。
我悄悄地问了一声：“这里有没有红军？”
其中一个人回答：“在北边，不远。”
我打定主意，找机会逃出去。
正巧，一个马匪军官要我们第二天上山砍柴。

晚上，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其他几个同志，他们都是重伤号，逃出去的希望很小。
同志们握着我的手说，“儒云同志，祝你成功，找到红军；
告诉党：“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
第二天，一个匪兵排长带着十几个匪兵押着我们上山了。
到了山脚下，我仔细地观察了地形，便往东边走，几个重伤的同志明白了我的意思，一窝蜂地往西涌去，敌人的视线转向西边。
我趁此机会，悄悄地爬上东山坡，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当敌人全爬上西边的山坡时，我已站在东边的山头上了。

“望山跑死马”，当敌人发现我时，干吼着要我下来。
我开怀地笑着，高声叫着，“再见，老子找红军去了！”
说完便隐藏在树林中，向北跑去。

我进出以后，在山上一位老乡家里藏了一夜，打听到往北绕过淳化到照金，那里就是红军的天下。
第二天天刚亮，我告别了老乡，翻山越岭，直朝北走。
6月20日下午，我终于找到了红军。
一军团的一位管理员，给我买了五个烧饼，把我领到军团司令部，报告了聂荣臻政委。
聂政委立即接见了我，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吃苦了，我们欢迎你！”
我告诉聂政委，还有不少西路军的同志没有逃出来。
聂政委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们忘不了他们，一定要想办法营救的……”这时，我象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到了母亲，痛痛快快地哭了。

（沈冶英、李金明整理）

作者：傅德胜
栏目：革命回忆录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
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抗日，反而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长期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我们。
为了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保持和壮大革命力量，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的鼓舞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当时，我因为在与胡宗南匪帮的战斗中负过伤，小腿粉碎性骨折，组织上送我住进残废院。
残废院原来在西安，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迁到陕北甘泉县。
这所残废院收容的大都是红军和八路军负伤致残的人员，以及部分东北军伤残人员，共两千多人。
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党组织对我们这些残废军人却关怀备至，千方百计保证我们吃饱穿暖。
每当我们捧起饭碗时，总要想起正在忍饥受寒的战斗部队和老百姓。
虽然我们不能上前线了，但我们决不能为党和人民加重负担。
我们残废了，可身上还有力气，还能劳动，几个人加起来总能顶上一个人，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我们也要尽自己的力量争取自给自足，为党和人民分忧。
就这样，残废院也编成了四个队，第四队由老、弱、重残二百多人组成，组织上派我担任队长。

我们领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上山烧木炭。

西北高原每年有三、四个月的冬天，取暖靠木炭。
烧木炭一般是在秋季，我们却要“笨鸟先飞”，立秋刚过，便组织人力向十五里以外的大山进发了。
我拄着双拐和指导员走在队伍的前面。
回头看看，队伍里有的同志是空荡荡的衣袖，有的同志折叠着半条裤腿，……行军时虽然无法做到整齐一致，但大家情绪都很饱满，一路上有说有笑。

上山以后，由于树木和杂草的遮挡，一丝风也不透。
蚊子、小咬成群地叮在人们身上、脸上，加上汗水的浸渍，痛痒钻心。
我们一边用衣服抽打这些讨厌的小虫，一边细心寻找适合烧炭的树木。
青gāng树烧炭最好，可这种树大都长在斜坡陡壁上，身体强壮的小伙子，登崖爬坡都要处处小心，我们这些人就更不易了。
腿脚不好的同志站不稳，就用绳子把自己拴在一棵树上，再砍周围的树。
爬不到崖上去的同志便留在稍平整的地方砍小树，或者把砍倒的大树锯成小段，以便往回运。

四川参军的李连明同志已经五十多岁了，胳膊上负过重伤，他平时不大爱说话，但总是第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攀登陡壁去砍大树。
砍完后，当他看到掉到崖底深沟的树不好抬时，又从山上跑下来，专门挑大头和同志们一起往回抬。
一路上，他边走边领着大家哼着自编的四川号子。
他那一声“同志哥”好似一股神击的力量，大家马上振作起来了，忘记了疲劳和伤痛，一边唱一边抬着走。
歌声在山谷里久久回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每个同志。

木头砍回来了，大家开始烧窑。
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受苦人出身，有的同志以前还烧过窑，所以大家很快掌握了烧炭的技术。
苦的是出窑，窑里温度高达六七十度，窑口只能容一个人出入。
每到这时，我们就在头上蒙件破棉袄，浇上水，象打冲锋一样钻进窑去，抱起一捧炭马上钻出来。
烟熏得两眼直流泪，高温烤得人头昏脑胀，抱不了几个来回，身上就被汗水浸透了。
汗水和炭末混在一起，弄得真象黑人一样，但我们的窑从来没停过火。

窑场离驻地有十多里远，我们没有运输工具，烧好的炭只好靠人往回背。
身体强壮一点的同志都进山了，家里只剩下一些双目失明的同志。
这些同志走平路时还需要人照看，这时却坚决要求参加背炭工作。
他们请求了几次，可是，让他们背着几十斤重的炭在沟沟坎坎的山路上击十几里路，困难太大了。
我和支委们反复商量，实在不忍心让这些同志进山。
这时，他们的班长找到我，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一、二区队的同志都能克服困难上山，为什么不让我们去背炭？
我们也要为革命尽一份力量啊！”
在这样真挚的要求面前，还能说什么呢？
我紧紧握着班长的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这部分同志当天晚上准备了背篓和探路用的棍子，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出发了。
这是一支多么特殊的队伍啊，走在前面的同志一只手拿棍子探路，另一只手拉着后面的同志，二、三十个人摸索着行进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老远就传来一片“得得”的棍子敲地声，时常还夹杂着“下坡啦”，“过沟啦”的吆喝声。
烧窑和砍树的同志看到这种情景，眼眶都湿润了。
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不管白天的劳动强度有多大，下工时，我们每人的背上都背着几十斤炭……

就是这样，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最艰苦的年月里，我们靠自己烧出的炭，把窑洞烧得暖融融的，送走了寒冬，迎来了明媚的春光。

春天，边区军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开荒高潮。
领导上考虑到我们的身体条件，没有给我们布置开荒任务。
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随着日寇侵华战争的升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边区的经济条件更困难了。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仍然尽最大努力照顾我们。
但是，我们这些曾经跟着党转战南北的同志怎么能呆得住呢？
要求上山开荒的请战书纷纷送到了院领导手里。
领导经过再三考虑，请示了上级，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离我们驻地四里多远有一片荒山野岭。
这片荒岭，长年来很少有人去过，山上长满了没膝高的野草，狼牙刺密密麻麻，连野兽都很少在这里经过。
当地的老乡听说我们这些残废军人要去那儿开荒，都摇摇头说，那里狼都钻不进去，你们要开荒种地，难啊！

要说难，那是真难。
没有工具，我们将每月的零用钱凑在一起，到甘泉城里买了一些，从老乡家里借了一部分，又支起铁匠炉，打了一部分。
每天天蒙蒙亮，我们就上山了。
初春的山里，露水打湿了裤腿。
坚硬的狼牙刺不时刮破衣服，刺破皮肉，腿脚不方便的同志稍不注意，脚底一滑，脸和手就会被狼牙刺划出一道道血印子。
没走多远，大部分同志已被汗水浸透了衣衫。
为了加快开荒的进度，我们采取烧荒的办法，在荒山四周先开出一圈防火道，防止烧荒失火。
等火渐渐小了，烟渐渐少了，多年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一片黑灰色的开阔地，一镢头刨下去，黑油油的土立刻翻了上来，那真是一片难得的好地啊。

经过火烧之后，虽然狼牙刺没有了，但是树根和一种杨胡草却没有烧净。
这些树根扎得很深，杨胡草也是盘根错节，十分难挖。
同志们用顽强的毅力克服了身上的残疾，表现了惊人的革命精神。
一些断腿的同志用破布包着棉花垫着跪在地上，刨一块挪一步，一会儿残肢就磨起了血泡；
一些只有一只手或一只胳膊的同志，拿不了长把镢头，干脆把镢头锯成二尺多长。
那些双目失明的同志也不示弱，同志们上山后，他们摸索着挑水、喂猪、做饭，同志们回来后，他们立刻把热饭热菜送到大家手里。
同志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硬是用坚强的革命精神战胜了伤残。
我们开了八十亩荒地，靠我们自己播种、锄草、收割、打场，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
到秋末，苞米谷子等共收了一千一百多担。
我们把这些粮食全都交给了政府，心情甭提多高兴了。
谁能想到，我们这些残废军人也能打出这么多粮食呢？

我们的艰苦劳动，为人民和边区政府减轻了负担，我们的生活也改善了，以前的“两稀一干”被“每餐两菜一汤、干饭稀饭尽管吃”代替了。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个星期杀一头猪，一个月杀一头牛或羊，新年、春节各班会餐时，都是八个菜、十个菜。
洗碗水熬干了，里面的油都可以用来点灯。
生活改善了，我们又组成了剧团，逢年过节就演上几场。
这与以前的生活比，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
后来，残废院专门召开了表彰大会，政委陈正举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们，并奖励我们每人一套衣服、一双鞋和一双袜子。
手捧着奖品，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
几年来我们的经历再一次雄辩地证明，有党的领导，任何艰难困苦也难不倒我们。

（田惠、任明生整理）

作者：吴世昌
栏目：革命回忆录

在我的书橱隔板上，摆着几匹用陶瓷制做的马。
它们有的昂首长嘶，有的奔腾向前，有的依草而卧。
我最喜爱的是其中的一匹白马。
它安详地伫立着，目光凝视着远方。
端详着这匹马的神态，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长征途中的生活情景……

1935年8月，我们从毛儿盖进入草地。
为了抢在妄图堵截我们的敌人的前面，部队一进入草地，便打破往日行军的惯例，分几路，有时甚至几十路纵队前进。
各级领导干部一边行军，一边做鼓动工作：“同志们！
不要掉队，走出草地就是胜利！”
于是大家不顾饥饿疲劳，个个争先恐后，奋勇向前。

当时，我在红三十军医院当卫生员，虽然才十五岁，参加红军却已经有五年了。
因此，同志们打趣地称我为“老兵”。
进入草地的第一天，军医王永新、护士苟邦润两位同志对我说：“‘老兵’啊，注意别离开我们俩，千万不要走散了。”
原来，过草地前，我得了一场重感冒，发了好几天烧，经过调理，虽说病是好了，但身子虚得很。
领导上怕我行军时掉队，决定一路上由王永新、苟邦润两协同志照顾我。
第一天行军总算没有掉队，部队前脚到了宿营地，我们三人后脚也赶到了。

第二天行军，我渐渐落在部队的后面。
王永新、苟邦润拉着我走，我说什么也不干，坚持要自己走。
正当我们争执不下时，医院宋克政委从后面赶上来，他的马上驮着一个伤员。
看到我掉队了，宋政委便下命令似地说：“‘老兵’，把干粮袋放在马上，拉着马尾巴前进，不许掉队！”
拉马尾巴行军，在我们红军中，许多小战士都亲身经历过，不过我拉马尾巴的历史，可能比谁都长。
我第一次拉马尾巴行军还是在1930年秋天。
一天深夜，我随部队夜行军，那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夜路，没走出二十里路，我就掉队了。
天黑得象锅底，前后见不到人影。
我正急得要哭，司令部的马夫老陈从后面赶上来。
见我掉队了，老陈告诉我说：“这匹马很老实，我在前面牵着，你在后面拉着马尾巴，只要不松手，就不会掉队。”
这次拉着马尾巴行军，果然没有掉队。
打这以后，每逢行军掉队时，我就拉着马尾巴走。
可是，今天听了宋政委的话，我却犹豫起来。
我已经十五岁了，还拉着马尾巴行军，真不好意思。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只好把手伸了过去，靠马尾巴把我拖到了宿营地。

部队走出草地，又要过雪山。
部队登上雪山这天，行军速度显然慢了下来，行走时呼吸十分困难，我只好又拉着马尾巴走。
由于高山缺氧，骡马和人一样，走起来也是气喘吁吁，常常是走几步停一下，喘喘气再前进。
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再也不忍心拉马尾巴上山，手一松，没多大功夫，便又落在大家的后头。
走到一个背风的山坳，我刚坐下想休息一会，被带领担架队的宋政委看见了。
只听他很严肃地说：“不准坐下。
快站起来，拉着马尾巴，跟上走！”
看见他那严厉的样子，我打心眼里不高兴，心想，牲口都累得走不动，人就不能坐一会儿？
我后来才知道，有的同志就是因为这么坐了一会儿，活活冻死过去，再也没有站起来！

越往高处走，越感到寒冷，呼吸也越困难。
马的负载很重。
加上我在后面拉着它的尾巴，只见它每走一步都更加吃力。
虽然宋政委在前面紧紧拉着缰绳，它还是走不快，于是我就偷偷地把手放松，尽量减少它的负担。

部队通过一个山口时，遇到了大风。
人如果不贴着山根走，就有可能被风抛向高空，卷到无底的深渊。
我们一进入山口，宋政委就大声呼喊，要伤病员立即下马，可是他的话还没有传到后面，一阵狂风呼啸着吹来，马一惊，失了前蹄，一下子便从山上滑下去。
真是万幸，我们跌落在一个小山坳里。
我和宋政委挣扎着从雪窝里爬出来，不一会担架队的同志也上来了，大家便一起七手八脚地抢救马。
有的在前面拉，有的在后面拽，有的索性几个人一起抬马屁股，可是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我们忙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马眨了眨眼睛，象是对红军战士作最后的告别，便无力地闭上了双眼。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匹老马浑身上下象雪一样白，没有一根杂毛，个头儿不高，但四蹄很大，是那样的可爱。
我清楚地记得，它是从鄂豫皖苏区参加革命的，算来也有好几年的革命历史了。
自从我们结伴以来，每每行军，它总是身负重载，忍饥挨饿，为革命历尽艰辛，如今，为了北上抗日，为了革命的胜利，它默默地牺牲在雪山上了。
我静静地站在雪山上，望着我们的无言战友——老白马，我的脸上，不知什么时候淌下了热泪。

告别了老白马，我们互相鼓舞，互相帮助，终于战胜了雪山。

从1930年秋到1937年春，我拉着马尾巴，从一个孩子长成了大人。
在这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我和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直到今天，我仍然喜爱马，它们使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艰难的岁月。

作者：郝世保
栏目：长征

“老战士摄影作品展览”展出的四百一十七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新中国的形象实录，也是我国革命摄影工作者血与汗的结晶。

参加这次展览的作者共一百七十人。
他们在当时有的是专业摄影工作者，有的是业余摄影爱好者；
有久经沙场的将军，也有入伍不久的新兵；
有早已著名的摄影家，也有初学摄影的新手。
有些作者牺牲在战场上，有些同志因积劳成疾或其他原因已先后逝世。
幸存者最年长的已年逾八旬，最年轻的也已年近五十。

战争年代的摄影工作者，在战斗的烽火中成长，开创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摄影事业。
他们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深入斗争实际，拍摄了许多思想性、艺术性兼优的摄影作品，忠实地反映和推动了当时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广大军民的革命斗志，记载了我国人民革命战争时代的光辉历程，为中华民族留下了珍贵史料。

摄影老战士在我国人民革命事业中作出的可贵贡献，值得我们赞佩；
他们开创的新闻摄影事业和积累的经验，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愿我国摄影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传统，不断创新，更好地担负起纪录时代，表现人民，反映四化建设，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荣使命。

1946年1月，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彭德怀同志在延安机场迎接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同志。

吴印咸摄

淮海战场一角。
（1948年冬）

郝世保摄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夜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挺进鲁西南，揭开我军战略进攻序幕。
二十天内歼敌九个半旅。

袁克忠摄

新四军三师九旅解放苏北重镇陈家港。
（1944年）

张爱萍摄

1943年秋季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三个月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都被日军杀害了。

刘峰遗作

1947年冬，东北我军冒着零下四十度严寒歼敌新五军。
这是战士们一口干粮一口雪坚守在阵地上。

王纯德摄

转战在古长城喜峰口的八路军。
（1943年）

沙飞遗作

冀中白洋淀的水上雁翎队。
（1944年）

石少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