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一个问题
——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
在讨论十二大文件时，争取在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内工农业年总产值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是个最热烈的议题。
举国上下，谈翻番，议远景，树雄心，立大志，腾腾热气，令人感奋。
但是，有很少数同志提出：
翻两番有没有可能？
是不是又是“高指标”，是不是又“冒进”了？
他们担心，1958年提出“钢产翻番”，后来发展成“大跃进”，结果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
1978年提出在本世纪末石油工业实现“十来个大庆”等一类口号，结果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论据，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给经济调整增添了困难；
现在又提出翻两番，会不会重蹈覆辙？
这些同志提出这种疑问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有人（哪怕是很少数）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有责任把为什么1981—2000年的二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有可能争取实现翻两番的根据讲清楚，使他们懂得十二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而1958年和1978年提出的一些口号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提倡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就是要抓住这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使大家的思想认识得到提高，使学习一步一步深入。
这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齐心协力地贯彻十二大精神，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很有必要的。
二十年翻两番，意味着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2％，这当然不是很轻松的事情，但绝不是不可能达到的“高指标”。
事实上，我国从实行第1个五年计划的1953年开始，到1981年，尽管经济发展屡遭破坏，特别是遭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破坏，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的速度仍然达到8．1％。
当然，这些年中有些数字有虚假的成份，但是总应该肯定，尽管我国经济的发展遇到很多曲折，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再拿1979年至1981年这三年来说，这是我国经济的调整时期，放慢了速度，但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仍然达到6．7％。
可见，设想今后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2％，不是什么“高指标”。
再从国外的资料看，苏联社会产品总产值从1956到1975年的二十年间翻了两番，每年增长速度为7．5％。
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被认为不是很快的，我们设想的速度低于苏联达到的速度。
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被认为是比较快的，从1957年到1970年，只用十多年时间翻了两番，每年增长速度为10．4％。
后来由于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速度下降。
我们设想的速度也低于日本达到的速度。
可见，我们的计划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不是什么“高指标”。
这些比较，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在这篇社论里，我们不准备更多地从这方面去论述，而想着重从历史条件的不同这个根本问题，来论证翻两番的现实可能性，供读者在学习和讨论十二大文件时参考。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都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1958年的“大跃进”，是当时中央领导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产物，是被作为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必然要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
而正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全国经历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开始受到破坏。
在那种情况下，全党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的“跃进”是从政治的推测和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的基本情况的认识很不足。
尽管后来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去“大炼钢铁”，那也不是认真的经济建设。
固然，1958年的“大跃进”，在经济上并不是完全没有成绩，许多新的工业基地、工业部门和工业技术确是在“大跃进”中开始产生的，但是究竟不能不承认，象“大炼钢铁”那样的做法，的确是一场包含着很多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
1978年初，提出“组织新的跃进”，不经过任何论证，任何测算，就要求搞“十来个大庆”，要求钢产量八年翻一番，甚至重提“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等完全不负责任的空想的口号，也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左”的指导思想的反映。
那时，粉碎“四人帮”才一年多时间，清查工作尚在进行，大量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一系列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是非尚未澄清，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恢复，新的个人崇拜正在推行。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建设问题并没有被认真地加以研究，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在经过十年浩劫以后，急需休养生息，国家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也不可能忽然增加那么多出口物资，忽然吸引那么多外资来建设多少个“大型项目”。
所幸的是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个错误，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才没有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更大的损失。
同1958年、1978年比较，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这一转变的第1个主要标志，就是我们党在思想上坚决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
我们党果断而妥善地解决了一大批长期遭到错误处理的重大问题，清除了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一系列重大因素，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政治稳定的新时期。
经过必要的组织调整和作风整顿，党内生活渐趋正常化，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上得到恢复，集体领导代替了个人专断。
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从1979年起就坚决地认真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精力，愈来愈多地集中于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开始得到清理，我国经济开始走上了适合国情、循序前进、讲求实效、稳定发展的轨道。
特别是我们党总结了长期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迈出了十分可喜的步伐。
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才提出翻两番的设想。
这个设想，不是哪个人拍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由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
因此，我们完全有根据说，翻两番不仅不是1958年、1978年两次冒进的重复，而且恰恰是吸取了这两次冒进的教训提出的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
它不是“高指标”，不是“说大话”，也不是“放空炮”，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不同的发展经济的规划或设想，当然有许多质的不同。
拿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同1958年的“大跃进”、1978年的“十年规划”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所要求的发展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958年要求钢产量当年翻番，即一年增长100％，这显然是荒谬的。
1978年要求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0％以上，其中钢产量要求从1978年的3，178万吨提高到1985年的6，000万吨，石油产量从1978年的1亿吨提高到1985年的2．5亿吨，这也是主观主义，缺乏根据的。
十二大提出了翻两番的设想，并没有提出任何没有根据的产品产量的增长指标。
例如，原煤、钢等的产量，二十年只要求增长一倍左右，每年平均增长3％多一点，不到4％。
这些都不能说是高指标，因为这些速度是过去经过正常的努力曾经达到，今后经过正常的努力也可以达到的。
另有一点不同的是，无论1958年或者1978年，都没有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提出要求，而是孤立地提出一项或几项指标，企图“以纲带目，纲举目张”，出现所谓“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奇迹，结果违反了经济规律，不能不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现在，计划部门反复进行综合平衡，既不搞“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也不搞“齐头并进”、“件件翻两番”、“处处翻两番”，而是按照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我国各经济部门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设想。
例如，到本世纪末，钢的产量、能源总产量，只设想比1980年增加一倍，多了做不到；
机械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则可能增长几倍；
电子、信息、核能、石油化工、新型材料等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这一点不同，很足以说明翻两番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决定，而是按照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慎重地提出来的，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再有一点不同的是，过去提的那些指标，看重账 面上的数字，而今天提出的要求，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
胡耀邦同志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这个前提是十分重要的。
离开了经济效益来谈发展速度，就不能不带有虚假的成份。
产值增长，仓库积压，人民没有得到好处，国家还受到损失，图虚名而得实祸，这样的蠢事我们不会再干了。
正因为这样，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过去的经济计划，对人民生活的改善考虑得比较少，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不顾人民生活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因而不可能实现。
现在的计划是根据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基本原则制定的。
十二大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从长远看，翻两番的目标实现以后，我国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从近况看，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特别是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城乡人民的生活都有所改善，并将继续逐步得到改善。
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他们自己的事业。
这种主人翁的使命感，也是翻两番的现实可能性的重要根据之一。
当然，现在提出的翻两番还不是计划，而只是设想。
但是这个设想不是只凭过去的数字推演出来的。
时代的条件不同了，基数不同了，质量、品种、效益和分配的要求都不同了，因此，翻两番虽然是可能的，但是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紧张的准备，采取一系列各方面密切配合的措施。
十二大报告并不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个奋斗目标，它还提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抓住的重点，必须采取的部署，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
十二大报告特别着重谈到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第7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广泛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展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完成企业组织结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并且在整个八十年代在能源、交通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基本建设，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和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进行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的“攻关”。
由此可见，实现二十年内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决不是象1958年和1978年那样的空想和胡来，而是以大量的扎扎实实、条理分明的工作为基础的。
我们分析了历史条件的不同，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经济工作方法的质的不同，就可以看到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同1958年的“大跃进”，同1978年的“新的跃进”等等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
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犯过“高指标”的错误，就不敢再提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在于它实行计划经济。
经济不要计划，计划不要远景规划，那还有什么计划经济，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过去的失误的原因，不在于有了规划和计划，正在于根本没有真正的规划和计划。
我们要通过认真的学习和讨论，认清翻两番根本不是什么“高指标”，什么“冒进”，而是有科学根据，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为把这个宏伟的蓝图变为现实而付出辛勤的劳动。
毫无疑问，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不是空想，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
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正因为这样，我们要象十二大所要求的那样，把我们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向广大群众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使全国各族人民象十二大报告所说的那样，“更加看清楚我们的光明前途，鼓起更大的干劲去迎接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的到来。”

巴基斯坦总统哈克到达北京
赵紫阳主持仪式并设宴欢迎
宾主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两国友谊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应我国政府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齐亚·哈克上将和夫人前来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哈克总统曾两次访华。
今天下午4点30分，我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隆重仪式，对哈克总统第3次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广场上空中巴两国国旗迎风招展，东西长安街上空彩旗飘扬。
欢迎仪式由赵紫阳总理主持。
当哈克总统和夫人乘车来到广场时，赵紫阳同他们热情握手，互致问候。
少先队员向哈克总统和夫人献了鲜花。
欢迎仪式开始，军乐队奏巴中两国国歌。
哈克总统由赵紫阳总理陪同，踏着红色地毯，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随后，哈克总统同欢迎群众见面。
200多名身着鲜艳服装的少年儿童手舞花环彩带，纵情高呼：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哈克总统满面笑容，连连向群众招手。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顾问符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郑拓彬，文化部副部长吕志先，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王传斌和夫人，参加了欢迎仪式。
随同哈克总统来访的巴基斯坦联邦顾问委员会主席赫瓦贾·穆罕默德·萨夫达尔，外交部长萨哈布扎达·雅各布·汗，财政部长吴拉姆·伊沙克·汗和夫人，内政部长马哈茂德·哈龙和夫人，总统旅游顾问维卡伦·尼萨·努恩夫人，总统首席参谋官哈立德·马哈茂德·阿里夫中将和夫人，驻中国大使巴蒂和夫人等出席了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后，赵紫阳总理、哈克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巴贵宾步入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晚在这里说，加强第3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发展和巩固中巴友谊是我国政府的既定方针。
赵紫阳在欢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和夫人的宴会上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威胁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赵紫阳总理对中巴两国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表示满意。
他指出：
“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已经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赵紫阳说，中巴两国同属第3世界，当前我们都面临着维护独立、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
我们愿同巴基斯坦朋友共同努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许多领域内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他说，中巴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的繁荣富强，也有助于维护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赵紫阳说，一年多来，国际局势更加动荡和不安，阿富汗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他指出，阿富汗问题是由于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入侵而产生的，也只有这个超级大国把它的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才能使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赵紫阳说，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在阿富汗问题上主持正义，坚持原则，为公正解决阿富汗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向流落在巴基斯坦的近300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慷慨的人道主义援助。
巴基斯坦的这种正义立场，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赞扬和支持，中国人民对此也深表钦佩。
赵紫阳赞扬巴基斯坦坚持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哈克总统在讲话时高度赞颂了巴中友谊。
他说，尽管国际形势不断变化，我们的友谊不仅发展到能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地步，而且成为世界各国所钦佩的美好榜样。
他指出，巴中友谊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的，这种友谊有助于加强第3世界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斗争。
哈克说他完全同意赵紫阳总理对世界局势的看法。
他说，巴中两国都渴望促进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这种和平和合作应该建立在平等、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独立自主、区域安全和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哈克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侵略。
他强调中东问题必须得到公正、全面的解决。
以色列必须撤出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一切占领区，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
他说，我们支持在非斯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八点计划。
在谈到阿富汗问题时，哈克说，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办法是在阿富汗创造条件，使在巴基斯坦和在其他一些国家的阿富汗难民能够体面和安全地返回家园。
这只有在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哈克说，在柬埔寨，和在阿富汗一样，国际公认的原则遭到了践踏，区域稳定与和平受到了损害，柬埔寨这个不结盟国家遭到了军事干涉。
哈克说，我们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
我们希望柬埔寨和阿富汗的自由和主权尽早得到恢复，他们的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得到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哈克呼吁伊朗和伊拉克立即停止战争，和平解决他们的争端。
在谈到巴印关系时，哈克说，巴基斯坦希望同印度建立没有任何紧张成份的关系。
他说，为了增进相互信任，巴基斯坦提出了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的建议。
我们争取这个协定得到签署，从而使巴印关系得到改善，区域和平和稳定得到加强。
哈克还表示巴基斯坦支持南亚区域合作的建议。
哈克表示相信，在这次访问期间，通过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宴会在热烈友好气氛中进行。
随同哈克总统来访的巴基斯坦贵宾和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巴蒂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新华社社长穆青，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对外友协和北京市的负责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王传斌和夫人出席。
（附图片）
少年儿童挥动花束向哈克总统表示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

胡耀邦会见法国记者
中国方面诚心诚意地希望能够排除一切有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晨会见法国记者时说：
“中国方面诚心诚意地希望能够排除一切有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使两国的正常关系从此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胡耀邦是在继续同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会谈以前会见法国记者的。
法新社记者问道，中苏关系现在有何进展，如果有，表现在哪些方面，在哪些问题上分歧最大？
胡耀邦说，各位是否知道，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已经来到中国，同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开始了磋商。
由于双方协议磋商的内容不得向外透露，因此，对不起，我不能破坏这项协议。
另一位法国记者紧接着问道，磋商会继续下去吗？
胡耀邦说，会继续下去的，而且双方协商好了，协商的地点轮流，先在北京，以后隔一个时期再到莫斯科去。
胡耀邦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内的一间陈设朴素、雅致而宽敞的客厅里同法国记者会见的。
他身穿一套深灰色的服装，在耀眼的水银灯和闪光灯下，谈笑风生地回答了法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在回答《世界报》记者提出的他对苏联实行的内外政策持何看法的问题时，胡耀邦说：
“我们一再指出，苏联领导人相当长时期以来奉行了霸权主义政策，我们对他们奉行的这种错误政策是从来不赞成的。
至于他们内部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是不发表意见的，也不应该发表意见。”
中法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合作有广阔的前景
法国电视三台的记者在会见开始时问胡耀邦，对法国左翼上台及其对中法关系的影响有何看法。
他说：
“那是法国人民选择的结果。
我们非常愿意使两国关系顺利地发展。
中法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合作有广阔的前景。
我们对中法建交以来两国的关系总的说来是满意的。
我们希望它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法国电视一台的记者问道，1965年你们同法共中断关系时，曾经谴责法共是依附于苏共的，现在你们怎么看。
胡耀邦莞尔一笑，说道：
“我们中国有句名言，不要纠缠于历史老帐，要向前看。
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
我们两党现在十分满意地重新恢复了关系。”
他说：
“我们相信今后中法两党会根据双方商定的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使两党的友好合作关系顺利地向前发展。”
我们对世界上一切霸权主义都坚决反对
《快报》记者问道，马歇先生前来中国访问，中法两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是否意味着同苏共保持良好关系的党也可以同中国党建立关系？
胡耀邦做了个表示肯定的手势，他说：
“我看可以。
因为我们遵循的一条原则是不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
不论哪一个党，工人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民族主义政党也好，只要愿意同我们友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建立关系。”
谈到这里，中联部有关负责同志对胡耀邦同志说，到了会见应当结束的时间了。
胡耀邦说，记者们好象还有问题要问，再延长5分钟。
记者问中国对待苏美两霸所采取的态度是否有所不同？
胡耀邦说，我们对世界上一切霸权主义都是坚决反对的，因为霸权主义是破坏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表现。
哪里有霸权主义，我们都坚决反对。
他说，一切霸权主义都不好。
法新社记者又问起中国对波兰形势的看法，胡耀邦说，“我们党曾多次声明，我们希望波兰能通过自己内部的协商，很好地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反对一切外来干涉。”
我国会一年比一年更加安定，更加稳定
胡耀邦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法国记者没有提出新的问题。
于是胡耀邦说：
“如果你们没有新的问题了，我想主动同你们谈一个问题。
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已经六年了，经常有某些外国记者提出疑问，中国的政局是否稳定，是否会有动乱。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每年都要宣布一、二次，我国的政局是安定的、稳定的。
我今天在这里还要向法国朋友们说，我敢担保我们国家会一年比一年更加安定，更加稳定。”
他说：
“朋友们知道，中国农村现在实行一种承包责任制。
我在这里也可以同法国朋友们在中国安定的问题上订一个‘承包合同’。”
说到这里，胡耀邦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做了一个表示十的手势说，“先包十年。”
胡耀邦说：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政局的‘承包’，比某些外国记者的猜测，是更客观、更真实、更可靠的。”
（附图片）
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随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访华的法国记者。
新华社记者摄

胡耀邦同马歇会谈结束
一致同意正式恢复中法两党关系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举行的会谈今天下午结束。
双方一致同意，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等项原则的基础上，正式恢复自1965年以来中断了的两党关系，并使两党之间的友好合作顺利向前发展。
据悉，在三轮会谈中，双方在诚恳、坦率、友好和同志式的气氛中各自阐明了本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根据，以及在当前国内国际问题上执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双方还就一般国际形势以及若干重大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充分交换了意见。
双方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对方。
会谈的情况表明，中法两党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点，但由于彼此的处境不同，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
但双方一致认为，这些分歧并不影响中法两党进行同志式的友好合作。
会谈结束时，双方一致同意着手制订一项具体的合作计划。
马歇总书记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访问法国，胡耀邦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邀请，访问的时间将通过双方磋商以后确定。

赵紫阳会见马歇时说
不断交换意见双方一致方面会越来越多
马歇说两党关系现在要写新的一页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对法共总书记马歇说，我们两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换意见，这次有机会能够充分交谈，这很好。
我们两党在许多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当然也有些问题各有不同的见解，由于双方的处境不同，这是难免的。
我相信，今后通过不断地交换意见，一致的方面会越来越多。
马歇对赵紫阳说，我们已经掀过了两党关系上已往的一页，现在要写新的一页。
赵紫阳是在今天下午中法两党正式会谈结束后在钓鱼台宾馆会见法共中央代表团的。
赵紫阳对法共中央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认为马歇总书记的来访对今后中法两党友好关系的发展会起很重要的作用。
马歇说，我们对两党的会谈很满意。
会谈是在坦率、开诚布公、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随后，赵紫阳设宴，请马歇和夫人一行尝尝中国厨师做的法国菜。
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胡启立、乔石、冯铉和钱李仁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法共中央代表团即将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参观访问。
（附图片）
赵紫阳同马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一个受农民欢迎的供销站
江苏盐城县北龙港潘刘供销站是个偏僻的农村小站。
今年以来，他们积极送货下乡，打开了农村商业的新局面。
以往，这个供销站的商品品种单调，社员们宁愿跑到大地方去买东西，如何把群众的购买力吸引过来？
俗话说：
“壶中有酒好留客”，今年一开春，供销站的同志深入社员家“摸底”，“行情”到手后，站经理潘文艺和其他同志分别行动，采购了一大批群众想买而又不好买的商品。
现在，站上经营商品品种由原来的1，500多种增加到3，600多种，专柜由三个增设至七个。
供销站从未经营过的中、高档商品，如电视机、手表等和群众见了面。
店堂里商品琳琅满目，农民不出庄就能买到可心的商品，都说：
“供销站办到社员心坎上了。”
三中全会后，农民揣着钱想买电视机，但又担心维修困难，不敢贸然购买。
针对这个情况，今年06月，这个站从县公司购进8台黑白电视机，并选择了一名懂行的同志担任五金柜营业员兼维修员。
他们把想买电视机的社员请上门试看，并且申明与城里一样实行保修，向农民讲解维修保养知识，社员们打心眼里满意，8台电视机很快销售一空。
这个供销站开展了“假如我是个农民”的讨论，收到了显著效果。
店堂不但设有复尺、复秤处和邮箱，还代售邮票、代写书信、代装手表带、代修收音机和出售一般的电器设备，共增设了二十多个便民项目。
大忙季节，站上抽人挑起货郎担把食盐、肥皂等日用杂品送货上门。
　张留城　王玉华

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实行专业化协作
打破“小而全”发挥各自优势
本报讯
通讯员屠正明、记者陶国栋报道：
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实行专业化协作，收到明显的经济效益。
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是在去年04月以第2汽车制造厂为基础，由具备条件生产和经营东风牌汽车系列产品的企业组成的一个跨省区的联营公司。
一年多来，参加联营的企业，打破行业和所有制的界限，由原来8省、区的9个厂发展到14个省、市、区的34个厂。
联营公司成立后，逐步改造了原来各自都搞整车装配的
“小而全”的格局，按照公司制定的东风系列产品发展规划，进行合理分工，搞专业化协作。
广州汽车制造厂原来是生产红卫牌汽车的“小而全”厂，在专业化协作中，他们淘汰了旧产品，利用东风牌五吨车底盘改装城市和近郊区用的中等客车；
杭州汽车制造厂、云南汽车厂也都改变了原来的老产品，扬长避短，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生产配套产品。
联营公司各企业经济效益越来越好。
今年上半年，汽车产、销与去年同期相比，产量增长41％，销售增长78％，上交利润增长1．4倍，单车成本降低10．47％。
联营开始时，八个联营企业有五个亏损，今年预计只有一个厂亏损；
品种增加到30多种，使用户购置汽车有了选择的余地。
随着生产的发展，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各企业，积极稳妥地由松散联营向紧密联营过渡。
最近，第2汽车制造厂分别与杭州汽车制造厂、新疆第2汽车配件厂，本着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实行产、供、销及部分财务“四统一”，从产品方向、生产计划、物资供应到产品销售、利益分配等方面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以方便用户为荣
最近召开的全国供电系统表彰大会，表彰了为用户服务好的38个优秀集体和16名优秀工作者。
这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热情为用户服务，受到用户的好评，为供电战线的职工树立了榜样。
近几年来，电力部门认真抓了服务态度和作风的整顿，联系实际开展了“假若我是一个用户”的讨论，进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传统教育，同时制订了《供电部门职工服务守则》，供电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电业部门面对千家万户，担负着为工农业生产和为人民生活供电的重要任务。
供电干部和职工，只有忠于职守，秉公办事，全心全意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义务，没有利用供电谋取私利的权力。
早在五十年代，电力部门就提出了“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号召，十年内乱使这个好思想好传统受到了严重破坏。
至今，有些单位仍然没有恢复和发扬起来，甚至借电权拉关系，吃用户、卡用户，刁难、敲诈用户。
因此，纠正供电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提高服务质量，还需要做细致艰苦的工作。
要坚持不懈地对职工进行“为用户服务”的教育。
供电部门的一切工作，包括电网的建设、运行、管理及营业等，都是为了用户更好地用电。
管电是国家和人民交给的光荣职责，不能把职责当作特权，刁难用户，“电衙门”作风和霸道习气必须彻底清除。
供电工作是一项为群众服务的公用事业，应该虚心听取用户的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要努力改革用电管理制度，简化申请供电手续，增设营业网点，尽力做到方便群众。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
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对供电部门来说，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改进服务作风和提高服务质量。
今天本报报道了宜昌市、开封市供电局和山西万荣县电业局以优质的服务工作，受到群众的称赞。
过去群众说他们是“离不开，惹不起”，现在说他们为用户办了大好事。
全国供电系统的广大职工，要以党的十二大的精神为动力，开展以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的，争做优秀集体、优秀工作者的竞赛活动，全面恢复和发扬“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光荣传统，把供电服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哈尔滨铅笔厂生产的天坛牌504普级铅笔，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同行业质量评比中，获得第1名。
他们在成绩面前找差距，图为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研究提高产品质量。
杨军摄

宜昌市供电局抓整顿见成效
本报讯湖北省宜昌市供电局发扬“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光荣传统，努力转变服务作风，受到用户的好评。
十年内乱期间，这个局规章制度松懈，少数职工把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的传统丢了，用户说他们是“离不开、惹不起”的“电衙门”。
近年来，他们认真进行整顿，服务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
自从实行《供电部门职工服务守则》以来，这个供电局职工在为用户施工中不讲吃喝，不要招待。
去年12月的一天，市轮胎厂变压器发生故障，全厂停电，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该厂要求供电局协助，供电局两位老工人立即前去处理事故，恢复送电后，厂里请就餐，被他们婉言谢绝了。
过去，用户为了解决一桩小事，往往“跑断腿、磨破嘴”。
现在，供电职工主动服务上门。
去年07月，市印染厂配电房因火灾烧坏了四个配电盘和几十根电缆，供电局闻讯后，副局长立即带队赶赴现场抢修，恢复了供电。
宜昌市内万寿桥一带部分公共厕所，几年来一直无灯照明。
供电局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配合环卫部门解决了这一片11个厕所的照明问题，群众高兴地说：
“你们做了一件好事。”

山西省万荣县电业局接受批评
由刁难用户到方便用户
本报讯
记者丁根喜报道：
山西省万荣县电业局接受批评，转变作风，最近荣获“全国供电系统为用户服务优秀集体”的光荣称号。
去年春节前后，山西省万荣县一些公社剧团演出了一出小戏《喇叭裤巧遇红背心》，讲一个电工借工作之便勒索受贿、后来转变的故事。
县电业局的电工看后极为不满，干预剧团演出；
这个电业局还对县文化馆停电数十天。
他们的这一错误曾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新华社就此作了报道。
在这以后，电业局党支部认真进行了检查和改进。
去年10月，县医院的变压器发生了故障，透视机停机6个月。
县电业局得知消息后，即派生产技术股长李儒光等3 人，登门排除故障，使透视机重新投入工作。
县医院领导为表示感谢，决定给他们3人每人发加班工资，并设宴酬谢。
李儒光等婉言谢绝说：
为用户服务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一年多来，电业局坚持做到计划停电时贴“安民告示”，克服了过去随便拉闸限电、刁难用户的不正之风。
万荣县化肥厂是用电大户，1979年投产时，由于停电频繁，加上管理不善，全年亏损29万多元，被迫停产。
今年04月恢复生产时，电业局及时掌握来电、用电情况，根据生产用电需要，日供电量由1979年的15，000度增加到现在的27，000度，化肥厂扭亏增盈。
今年03月，里望公社要进行10千伏线路换线工程，按原计划得停电10天，当时正值春播大忙季节，里望服务站电工打破常规，坚持白天施工，晚上送电，确保了灌溉用电。
万荣县电业局负责同志还先后到15个公社70多个大队征求意见，主动解决供电中的问题。
在开展为用户服务活动中，全局67名职工为用户办好事230多人次，受到用户欢迎。

广东省副省长曾定石最近提出
打开利用外资的新局面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副省长曾定石最近对全省各地外经部门负责人说，各地要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扫除种种障碍，大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促进现有工交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努力开创广东利用外资的新局面。
曾定石是广东省主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副省长。
他的这番话是在最近举行的全省对外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经验交流会上讲的。
他说，利用外资要围绕解决好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科学等重点问题来进行。
要努力引进各种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促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以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曾定石回顾说，三年多来，全省已签订补偿贸易合同185宗，合资和合作经营合同近600宗，利用外资引进了一批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使一批老企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他指出，各地要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统一认识，扫除种种障碍，开创广东利用外资的新局面。
他说，利用外资的政策要适当放宽，审批权要适当下放，手续力求简化，要加快经济立法和制订优惠政策，以利于外商投资。

开封供电局领导干部带头转变作风
本报讯
河南省开封供电局领导带头执行供电服务守则，转变经营作风，为职工作出了表率。
在十年内乱期间，这个局对用电户“吃、拿、要、卡”的事经常发生。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他们自觉纠正不正之风，认真执行守则，用户多次邀请这个局的领导赴宴，但他们从未吃过用户一顿饭。
这个局领导坚持每月到营业所站一次柜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有一次，一个小姑娘到营业所反映他家多年来申请用电没能解决的情况。
站柜台的领导经调查，解决了这家用电的难题。
这个局领导十分重视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
一次，开封市惠桥里一用户来信说，他们那里电压只有130伏。
两位局长和总工程师组织职工改造了14条街的线路，使200多处用户的电压上升到正常值。

改革不合理的运输　发挥铁路运输潜力
我国铁路运输一直十分紧张，除了建设速度慢、技术水平较低等因素外，不合理的运输占用了大量运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火车拉不了　汽车吃不饱
现在铁路承运的货物中，短途运输比重较大，100公里以下的运输占24％多。
运距短，装卸、编解、调车都很频繁，要占用很多劳动力和设备，路上也跑不快，这些都影响铁路长处的发挥。
办理短途托运，一般由货主用汽车把货物送到车站，到达目的地再用汽车运到销售或使用部门，一送一接，差不多等于火车的运距（汽车送接都是单程），本身就是很大的浪费，而且诸多不便（汽车、火车要反复装卸）。
可是人们还是喜欢用火车，而不愿用汽车，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铁路短途运输十分繁忙，公路运输却吃不饱（这是指国营运输企业，私人运输业倒很兴旺）。
原因是汽车运费大大高于火车运费（运程50公里的运价，汽车比火车高13倍）。
另外，从火车站接送货物，一般都用单位的自备车，不计成本。
其实，只要把铁路的短途运费适当调高，汽车运费适当降低，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就会逐步得到改变。
当然，这一变化可能会影响铁路的某些指标（如装卸车和吨公里指标）的完成，但是算大账，铁路提高了运输效率，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铁路本身的实际收入也会增加；
公路增加了货运量，即使降低了运费，也会收到薄利多收的效果。
一条“∩”形运输线路
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生产的轻油和重油，每年有80多万吨要经京广线上的琉璃河车站运往中南地区各省市。
东炼发车站是京原铁路线上的良各庄车站，距琉璃河车站仅20多公里。
现在，琉璃河到周口店已有铁路相通，从周口店到良各庄虽只有10多公里，但由于高差和地形限制，目前尚未修通铁路。
于是，从东炼发往南方的成品油列车只好沿京原线北段绕到丰沙线的石景山南站，再经丰台西编组站进到京广线，经琉璃河南下，整个运输线路成“∩”形，行程90多公里。
这种迂回运输，不仅增加了运费，多耗了能源，而且加重了北京地区铁路的压力，占用了京原、丰沙、京广北段三条线路的运输能力。
从线路情况看，京原线列车牵引定数为3，000吨，丰沙与京广线为3，500吨。
有的运油列车在丰西编组站补轴，有的不补就拉走，不补的每列车就少拉500吨。
解决的办法也是有的。
一种办法是修建输油管道。
现在东炼和琉璃河之间有一个叫石楼的原油转运站（距琉璃河8公里，距东炼13公里），设计能力年装油450万吨，因华北油田产量减少，目前只能使用九分之一的装车能力。
如果从东炼接出两根成品油管道
（轻柴油、汽油各一）通向石楼，就可以利用石楼的设备装车南运。
第2种办法是修通周口店至良各庄的铁路，沟通良各庄到琉璃河的直达运输。
专家们认为，不管是修建管道还是修筑铁路，都可以解决迂回运输问题。
这虽然需要一笔投资，但好处甚多。
油品乘火车　煤炭出关难
东北地区原油年加工量在3，000万吨左右，几乎占全国原油加工量的一半。
它加工的轻质油，本地区用不了，大部分要用铁路运往关内，1980年入关的轻质油就达900多万吨（油罐车返回时是空载，不能拉别的货物）。
东北工业烧油比重较大，目前进行油改煤工作最大问题是煤炭不足。
从关内调入，铁路又不胜负担。
铁路运输紧张，但东北通关内的输油管道（原油）却有余力。
如果适当减少东北地区原油加工量，把一部分原油用管道输往关内消费地区加工（关内许多炼油厂目前也吃不饱），腾出一部分铁路运力，从关内运进煤炭，就可以加快东北地区油改煤的步伐。
东北地区减少原油加工量后，当地石油加工业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应减少，对企业、对地方会有一定影响。
但是算大账，却是利大弊小。
从国家来说，把原油调往消费地区加工，是一种很经济的办法，而且这部分产值和利润并未消失，只不过转移了地方和具体企业，国家并不减少收益。
油龙围绕城区转
五十年代，济南市在城郊西南白马山建了一座大型商业油库。
七十年代，山东省石油化工局在济南建设炼油厂时（油品主要供济南市用），却把厂址放在远离油库的东郊，厂库之间又不铺输油管道，油品只好用铁路油罐车运送。
火车从炼厂到油库需经5个车站（包括运输特别繁忙的济南站），总行程25公里，每往返一次需3天左右。
据铁道部门统计，每年以运30万吨油品计算，运费和调车费达60多万元，运输装卸过程中油品损耗约2，000吨。
洛阳市的情况和济南市相似，该市在城西南郊建了一座炼油厂，油品全部供应市区。
炼油厂距洛阳石油站有10公里，也没有铺设输油管道，结果出现了油龙列车围着洛阳转的情况。
类似上面的情况，是举不胜举的，例如，由于我国煤炭洗选能力很低（入洗量仅占煤炭总产量的18％左右），每年铁路运输的煤炭中混杂的石头、灰分对铁路运力的浪费是十分惊人的。
再如，北京每年从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调入1，000多万吨煤炭，除了自用外，有一部分加工后又以二次能源的形式输往外地（1979年运往外地的焦炭就达120多万吨）。
这类往返运输，也加重了铁路运输的负担。
目前，各项生产建设都要发展，对运输的要求会愈来愈高，如果不注意合理地组织运输，不合理的因素就会随着各项生产的增长成比例地增加，即使新建了许多铁路，运输紧张状况也仍然得不到根本改变。
因此，改变不合理的运输，应是当务之急。
对于这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不少同志也认识到了，觉得应该改变。
可是真的要去改革，却又阻力重重，困难不少。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许多同志只注重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忽视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又同目前的管理体制有关。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提高思想认识以外，还需要在管理体制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
张广顺

“社会需要你们”
——记王晓莉开办的异型鞋店
年青姑娘王晓莉在长沙市开办了一家异型鞋店，专门根据顾客的要求制作各种异型鞋和特需鞋。
不久前，有位工人来到鞋店，要求替他的独脚父亲做一只布鞋，老人等着走亲戚。
王晓莉和妹妹当晚就照着鞋样做了出来。
当老人穿上这只新鞋时，连声称赞异型鞋店做了件好事。
湖南山区安化县一位叫刘国斌的邮电职工，身高脚大，过去穿的都是橡胶厂的特制胶鞋。
近几年他的收入增加了，写信给异型鞋店要定做一双29厘米的皮鞋。
王晓莉为他专门做了鞋楦，一个月后，当刘国斌穿上舒适美观的皮鞋时，热情地写信说：
“这是我第1次穿皮鞋，社会需要你们，你们的工作是光荣的。”
王晓莉的父亲是个因病退休的制鞋工人。
晓莉从小就跟着父亲学艺。
1980年秋，她在父母亲的帮助下，在市区老新河自己家里开办了异型鞋店，两年来她做过皮的、布的、呢子的大脚鞋、小脚鞋、尖脚鞋、独脚鞋和练功鞋等共600多双。
王晓莉对外地顾客，不是看了来信上写的码子就做，常常是多次写信与顾客联系，问清对方脚型的特征，脚背脚掌的肥瘦等情况后再动手下料，鞋子做成后又多是寄给顾客先试穿再收钱，不称心的可以退回来改制，直到顾客满意。
（据新华社）

“肉包肉”有感
吴昊
什么叫“肉包肉”？
到目前北京某些肉食商店看一看就知道了。
那三五角钱或一元钱一份的猪肉，外裹一层瘦肉，内包一块肥膘，故曰：
“肉包肉”；
有瘦肉做包皮，当然比只卖肥肉强多了。
问题是这样做，让人感到不是滋味。
此计不知始自何人，效尤者却是如此之多。
奇怪的是，对这样明显的弄虚做假的做法，却不听得有关方面加以制止。
猪肉出在猪身上，有肥有瘦，包它作甚！
现在有的商店卖“分割肉”，用价格进行调剂，愿吃瘦的吃瘦，愿吃肥的吃肥，光明磊落，入情入理，不是很好吗？
上策不取取下策，岂非失策矣！

苏州生产香衫香袜
苏州服装一厂生产的凤凰牌香味衬衫，领子里加了特制香片，经过多次洗涤和高温熨烫，香味可保持半年。
苏州袜厂生产的香味高弹力中统袜，香味经久不散。
（据新华社）

长春研制出水壶除垢剂
最近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制成功一种用法简便、对人体无害的水壶除垢剂，即将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劳动服务公司生产出售。

一个维吾尔族家庭
在乌鲁木齐市南梁，有一个70余口人的维吾尔族大家庭。
这个家庭被邻里称为“幸福之家”。
在新旧两个社会，这个家庭经历了天壤般的变化，说明了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在两个时代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这个家庭的成员大部分是工人、技术人员、营业员、服务员，一小部分是工厂企业中的干部，还有一名维吾尔族第1代空军飞行员。
为什么这个家庭竟有如此众多的人口？
原来按照维吾尔族的风俗，出嫁的女儿、女婿及他们的子女，都被看作是家里人。
因此，一家拥有数十口人，在维吾尔族中并不是很稀罕的事。
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之一乌古丽汗，今年46岁，在旧社会度过悲惨的童年。
有一年冬天，由于交不起房钱，一家人被赶出来，在风雪交加、冰凌满地的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街头流浪乞讨。
乌古丽汗有5位亲人在那艰难岁月中悲惨地死去。
解放后三十多年过去了，乌古丽汗的双亲依然健在。
她的父亲84岁，母亲72岁。
这一对饱经忧患的老人，现在是受全家人尊敬的“老福星”。
他们住在国家给盖的住宅里，和一个最小的未出嫁的女儿住在一起，愉快地度着晚年。
儿孙们共同提供的赡养费使他们衣食无缺，生活饶有乐趣。
在社会主义阳光下兴旺起来的这个家庭，先进人物辈出。
乌古丽汗房间里就有很多奖状。
她本人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
丈夫易卜拉音，是乌鲁木齐市电信系统技术表演赛第1名。
大儿子默合买提，在单位里兼任共青团团委书记。
二儿子阿合买提是空军飞行员，去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学雷锋先进个人。
这个家庭还是一个有文化的家庭。
全家有3人大学毕业，1人中专毕业，3人正在大学攻读，其他凡属参加工作的人都具有高中或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李犁

一定要把我们的党整顿好
杨易辰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这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
搞好这次整党，对于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几年来，我们黑龙江省各级党组织，坚定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领全省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感现在的党中央是团结的和谐的领导集体，是能够驾驭复杂局势的坚强核心。
但就党的肌体来说，就党员的素质和战斗力来说，还存在不少问题。
据我省各地委、市委的调查，全省有20％左右的党的基层组织缺乏战斗力，有15％左右的党员不合格或基本不合格，因此，必须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
只有把我们的党整顿好，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才有可靠的保证，我们的党才有生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四年来我们省连续进行了整党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例如勃利县抡恳公社整党之后，由于党员起了模范作用，公社、支部两级领导班子比较坚强，生产抓的紧，政策落实的好，生产大幅度上升，粮食总产增长了22％，人均收入增加了90元。
牡丹江市街道工业在整党前，年年亏损，欠债26万元；
整党后，他们从严格组织生活入手，教育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项工作都有了进步。
一年扭亏为盈，还债16万元，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产值计划，实现利润8万元。
调查表明：
凡是经过整顿的点，都有很大变化。
合格和基本合格的党员由85％上升到97％；
一类支部由29％上升到51％，有力地推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从我省几年整党试点的实践看，凡是整党搞得好的，都是立足于正面教育，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
整党进行得一般或者走了过场的，大都是思想教育工作粗糙所造成的。
在思想教育中，我们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
一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二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明确坚持“三个不变”：
无论何时何地党的利益第1的摆法不变，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原则不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要求不变。
三是坚持共产党员的标准。
要求党员在思想上把党员标准立起来，在行动上按党员标准做起来。
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是搞好整党工作的基础。
许多党员原来存在着不少不正之风，但还感到自己满不错。
学习教育之后，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不合格。
不仅把自己的问题和盘托出，而且按着党和国家有关文件的规定，认真进行了纠正，既解决了问题，还感到这是党对自己最大的爱护和帮助。
因此在整党中，要舍得下苦功夫，花大力气，把学习教育放在重要地位。
我省前三年整党试点时，只抓了基层党组织的整顿，没有对县以上党委和领导机关进行整顿。
整党的实践告诉我们，基层的许多问题与领导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领导机关的整顿如果解决不好，整个局面就打不开，整个工作就会处于被动状态。
因此，今年，我们在全面整顿、综合治理中结合了整党，并以整党为核心，在抓好基层整顿的同时，认真抓紧了领导机关的整顿，强调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带头。
耀邦同志提出整党“首先把一千八百万干部中的党员整好，然后才是工农党员”，很有道理。
县以上党委和机关担负的责任重大，关系到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全局，对下面影响大，上面的风气正了，可以带动下面。
整党是极其严肃的事情，必须坚持原则，不回避矛盾，敢于解决问题。
有些地区和单位在整党中，对上下左右有牵连、工作难度大的问题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抓，不敢管，不敢解决问题，结果使整党走了过场。
针对这个问题，在深入学习、教育的基础上，我们强调要讲原则，讲党性，敢于打破“关系学”，冲破
“关系网”，不回避问题的实质，不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严肃党纪党法，本着对党、对人民、对同志负责的精神，切实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纠正不正之风。
整党试点的实践还告诉我们，企业的全面整顿，农村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同整党有着内在的联系。
只有把整党和整顿企业、整顿机关、整顿社队有机结合起来，并以整党为核心，互相促进，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为了在三五年内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整党必须有点有面，点面结合，分期分批进行。
在抓点上整顿的同时，一定不能放松对面上教育的领导。
面上的教育实际是为全面开展整党作思想准备，也是为已经搞过整党的单位巩固成果。
同时，在面上普遍教育中还要同本单位党风的单项整顿相结合，把思想教育和解决党风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从群众意见最集中、要求最迫切的问题入手，一个一个地解决，进行“积累式”的单项整顿。
实践证明，搞得好的可以做到不是重点胜似重点。
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党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事业在发展，工作在前进，党的组织也需要不断整顿，不断提高。
我们经常提醒各级党委，务必把党的建设放在心上，握在手中，党的建设搞不好，要唯一二把手是问。
那种只抓经济建设，不抓党的建设，把党放在一边，而去忙于一般的整顿；
那种“毕其功于一役”整顿一次就了事的思想，以及放松经常性的党的建设工作而等待将来集中整党“算总账”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
在整顿党的组织方面，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作为一项历史任务，全面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个序幕。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报告和党章，是整顿好我们党的强大武器。
我们坚信，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导下，一定能把我们的党整顿建设好。

丰富多采的维吾尔族艺术
维吾尔族歌舞具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和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
早在西汉时期，西域的“龟兹（今库车）乐”就已负盛名，箜篌、琵琶、五弦、笙、箫、羯鼓、腰鼓等乐器开始传入内地。
维吾尔族几乎不分男女老幼，都能歌善舞，到处都有名噪一方的民间艺人。
许多长篇史诗、民间传奇，都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和表现深刻的哲理见长。
这些作品以传统民歌、歌剧和歌舞剧的形式流传。
如著名的《十二木卡姆》（木卡姆意为大曲），就是历代维吾尔族音乐家、诗人和民间歌手创造出来的民族音乐舞蹈史诗。
十二套大曲共包括167首歌曲和75首乐曲，演唱一遍约需20小时。
这部巨制，以其丰富的音乐语汇表现维吾尔族的历史和人民的生活，在第4次全国文代会上被誉为“流传千余年的巨大财富”。
此外，在民间还流传着《东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以及许许多多民间歌曲和乐曲。
维吾尔族的乐器种类很多，如独他尔、弹布尔、热瓦甫、沙塔尔、那依及手鼓等。
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人们在节日和劳动之余，举行集体娱乐活动，弹奏歌舞，尽情欢乐。
维吾尔族精巧的工艺美术也是独具一格的。
著名的和田地毯、壁毯，鲜艳美丽的小花帽和建筑物上的图案花纹等，都表现了维族人民的聪明智慧。

在生死考验面前
——记回乡女青年夏金华舍己救人的事迹
1982年08月23日上午，在湖北省谷城县表彰抗洪抢险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大会上，县委领导同志宣读了县委追认夏金华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
夏金华出生在谷城县大峪桥公社观音坪大队的一个农民家里。
她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
当她进入高中读书时，就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今年初，夏金华因父亲多病，决定申请回乡参加生产。
后来，她参加了筹建大队纸厂的劳动。
今年07月27日至28日，谷城县连降暴雨，每小时最高降雨量达56毫米。
29日，暴雨继续瓢泼似地倾泻，山洪在大峪桥公社观音坪大队的山川沟壑里横冲直撞。
下午4点半，山洪扑向大队纸厂。
夏金华同马学华、江忠琴、赵祖林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把厂里的一部分财产抢上山。
由于洪水太猛，厂房被淹没，实在无法再进去抢运东西了，他们才忍痛离开。
4位青年走到三里沟的公路上，路两边的洪水已翻滚着冲向路面。
他们手挽手趟着渐渐上涨的水往前赶。
忽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两个社员吃力地推拉着板车，板车上还有一头百把斤重的猪，此时洪水已经漫过车轮。
就在这时，三里沟上方15条沟岔里的山洪汇成丈把高的洪峰向公路的低路面席卷而来。
“快去救人！”
夏金华一声呼喊，猛力向板车扑去，3个青年紧跟而上，一起托住板车底部，死命往前推，溅起的水花拍打着他们的胸膛，他们两腿用力蹬着水下光滑的柏油路面，一步，两步，三步……浑浊的洪水中夹着一块石头，正砸在夏金华的腿上，她一个踉跄，双手仍死死地托住板车底部往前进。
不多时，两位社员和那头猪脱离了险区，而4位青年却被洪峰冲到了3米多远的山脚边。
“救江忠琴！”
只听夏金华一声呼叫，复员军人、共青团员马学华翻身爬起，就扑上前去，一把抓住江忠琴。
另一青年赵祖林爬起来，发现夏金华在洪峰的激流之中不见了身影……
31日，人们在离三里沟十几里路外的五家洲大队的一个沙丘旁找到了夏金华的遗体。
18岁的夏金华与世长逝了。
在谷城县委根据她生前的要求和表现追认她为中共党员之后，8月29日，团县委又决定追授她“优秀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县团员和青年学习她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做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接班人。
段宪明　胡立华　罗天庆　吴高升

怀仁县委认真学习贯彻十二大文件精神
抓紧对农村社队干部进行教育
本报讯
中共山西省怀仁县委联系本县实际，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抓紧对公社、大队党员干部进行教育。
怀仁县委在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精神中，根据县委领导同志下乡调查的情况，具体分析研究了公社、大队党员干部目前的工作和思想状况。
在这些干部中，多数同志对党诚实，努力工作。
但也有一些同志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弛。
甚至有的假公济私、投机钻营，违法乱纪，贪占国家和集体的便宜。
因此，县委认为，要开创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必须抓紧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
于是，怀仁县委采取了三条措施：
一是组织公社、大队干部学习十二大文件，提高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
二是以新党章为武器，采用组织生活会的形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三是利用县委党校分期分批轮训公社、大队党员干部。
刘志杰

晋太刚的“大将风度”
德民
不久前在张家口举行的“长城杯”足球赛中，河北省运动员晋太刚铲球时不慎碰了对方队员的脚，因此遭到对方运动员的拳打脚踢，但他坚持不还手。
打人的运动员被裁判举红牌罚下场，晋太刚受到广大观众和运动员的好评。
年轻的运动员哪个不是血气方刚、勇武有力？
在众目睽睽之下遭人拳打脚踢，这口气是不容易咽下的。
晋太刚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一时冲动的对手面前，能冷静地忍让，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人们常赞扬那些有高超球艺、更有过人气度的优秀运动员具有“大将风度”。
晋太刚的忍让，正表现了他的“大将风度”，表现了他的高尚道德品质和严格纪律观念；
打人者，虽一时逞强，却给自己留下了远远不能说是光采的记录。
不仅是体育比赛，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误会甚至冲突，都难以完全避免。
因此，晋太刚这种“大将风度”很值得人们学习。
有两句老话：
“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
气度宽广、胸怀开阔，就能避免许多无谓的纠葛与争执，把更多的精力用到革命事业中去。

维吾尔族少女本报记者卢传友摄

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
维吾尔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人口比较多的一个民族。
“维吾尔”是民族自称，意为“团结”、“联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汉文史籍中，曾被译为“袁纥”、“韦纥”、“回纥”、“回鹘”、“畏兀儿”等。
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维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丰富多采，书面文学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十一世纪维吾尔族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尤素福·哈斯哈吉甫所著《福乐智慧》，是一部包括82章，长达一万三千多行的长诗。
这部巨著在维吾尔族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同时代的语言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编的《突厥语大辞典》，也是举世闻名的珍贵文献。
历史上，维吾尔族与汉族在文化上的交往十分密切。
特别是元代以后，大批汉族被遣到天山南北屯田；
同时有不少维吾尔族进入内地，其中有今湖南常德、桃源的维吾尔和回族的祖先。
当时，许多维吾尔人入仕元朝后，接受内地先进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翻译家。
流传于明代的散曲《海盐腔》，就是著名维吾尔族文学家贯云石所著。
史学家沙刺班、廉惠山海牙参加了《金史》、《辽史》和“宋英宗、显宗实录”的修纂。
《资治通鉴》、《本草》、《贞观政要》，在元代就译成了回纥文。
维吾尔族男人，特别是年长的人，喜欢穿“袷袢”（圆口无领长衫）。
妇女多爱穿色彩艳丽的连衣裙，头戴花头巾或小花帽。
每逢喜庆佳节，人们都要穿上最心爱的衣服，带上礼物去探望亲友。
维族人民非常好客，每当客人来到时，主人常用他们最喜欢吃的“馕”
（一种烤饼）、抓饭、“拉条子”（拉面）等来招待客人。
维族人民在历史上曾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祆教、景教、佛教。
十世纪末，伊斯兰教传入新疆。
此后，伊斯兰教对维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有过一定的影响。
维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主要有宰牲节和开斋节。
解放后，维吾尔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作了国家的主人。
1955年10月01日，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在党的关怀下，大批维吾尔族干部和专业人材成长起来，维吾尔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胡振华
维吾尔族人口约576万，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其中80％聚居在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阿克苏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维吾尔族历史上曾先后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阿拉伯文字母的文字。
解放后，根据维吾尔族语言特点创制的拉丁化新文字，正在推广。
现在新旧两种文字并用。

西安电机总厂、鞍钢向职工宣讲十二大文件
据新华社西安10月14日电
西安电机总厂党委针对工人三班倒、学习时间少的实际情况，培训骨干，建立全厂宣讲辅导网，白班分片宣讲，夜班分组包干，使十二大精神人人皆知。
据新华社沈阳10月14日电
鞍钢万名宣传员向职工宣讲十二大文件，到目前为止，已宣讲了5，100多场，听讲的达15万多人次。

针对团员青年思想实际　做好思想政治
工作天津化工局团委进行“三热爱”教育
本报讯
天津市化工局团委在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中，回顾今年以来广泛开展的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情况，深深感到要开创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必须针对团员青年的实际思想情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天津市化工局团委开展“三热爱”活动，是从组织青年学习中国一百多年近代史入手的。
全局63个单位办起了近代史展览，组织了500多场历史故事会，观看了《宋景诗》、《林则徐》、《甲午风云》等影片，并引导青年开展讨论，弄清中国贫穷落后的历史原因，以及许多仁人志士虽然立志救国救民，但为什么最后都抱恨终天的道理，从而认识到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为了把“三热爱”教育引向深入，天津化工局团委还用本系统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感染青年。
他们采用报告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宣传先进典型。
市人民农药厂工程师陈烈仁，被称为化工局的“牧马人”。
近年来，他在国外的亲属给他买了房产，多次劝他出国定居，他坚决不肯，表示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
许多青年自觉地向陈烈仁学习。
市东风化工厂团员王臣友，前几年在家待业，思想上比较消沉，感到听党的话“吃亏”了。
在“三热爱”教育活动中，他的思想起了变化。
他说：
陈烈仁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仍然满怀赤子之心，我怎么能把听党的话，认为是“吃亏”了呢？
他已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这个局团委开展的“三热爱”教育，使团员青年增强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激发了他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
今年以来，市化工系统有59名青年光荣入党，623名青年入团，1，481名团员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全局400多名后进青年，一半以上有了显著进步。
在生产中，青年们通过多种途径，为国家多创造利润301万元，节约77万元，完成34项技术改革项目。

定教惊雷震海天
——记我国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只等一声令下
金色的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发射新型运载火箭的日子越来越近，盼望已久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从总设计师到每个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人人心中都很激动。
大家纷纷放弃星期天和节假日，全力以赴地投入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在试验场区的高山和岛屿上，一台台现代化的观测设备，对准模拟火箭的飞机，展开了紧张的调试校正；
在那波涛滚滚的海面上，一艘艘护卫舰艇和观测船只，同发射潜艇一起，反复进行认真的“战前”演练；
在那庞大的技术阵地上，研究人员一丝不苟地对火箭进行最后的测试。
为了确保发射试验成功，大家倾注了满腔的热情。
有的对火箭的数以万计的零件逐个反复测试。
有的为了练成操作仪器、设备的绝妙手，通宵达旦进行千百次苦练。
有的小伙子和姑娘在研制设备的过程中相识、相爱，婚后第2天又结伴主动要求来到发射场区，参加了新型火箭发射试验。
火箭总装厂的一位青年工人，为了做好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三次推迟了婚期。
他和爱人约定：
等火箭上了天，我们再喜上加喜。
从事国防科研领导工作二十多年的一位老将军和国防科工委、海军的负责同志来到了第1线。
他们翻山越岭，登舰出海，风尘仆仆地走遍了发射场区的每一个战位，检查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火箭总设计师向老将军汇报说，在最后的测试中，我们衡量准备工作的标准不是“基本上可以”，而是一定要确保试验胜利。
为了做到这点，参试人员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守则：
“宁可重复测试百次，绝不放过一个疑点！”
对这种严、细作风，老将军大加称赞。
发射艇的水兵，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老将军要亲自考一考他们。
会议室里人挤得满满当当。
老将军和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火箭专家们全神贯注地在听潜艇指挥员汇报发射前的准备情况。
这位指挥员从潜艇各项装备性能到战士的精神风貌、技术水平，逐项作了介绍，并且充满信心地表示，只等一声令下，随时可以出海完成发射任务。
老将军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对潜艇的导航系统、瞄准系统、水下通讯联络等，提出了一系列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胸有成竹的指战员们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
老将军放心了。
他兴致勃勃地挥笔为参试人员题词：
“那怕狂风激恶浪，定教惊雷震海天”。
“巨龙”跃碧海
“潜入发射深度！”
随着一阵有节奏的海水声响，担负发射任务的潜艇潜入了大海深处。
在潜艇指挥室里，我们见到了艇长石宗礼。
他是我国海军高等学校培养的第1代学习潜对地导弹的大学生，多少年来一直渴望亲手发射祖国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兴奋的心情就象大海波涛在翻腾。
他英姿勃勃地挺立在显示台和电视屏幕前，口对话筒，不断下达口令，时而指挥动力长校正航速，时而命令水手长把稳升降舵，确保潜艇水下航行的航向。
突然，一股湍流横冲过来，战艇一阵摇摆。
“报告艇长，航向××度！”
舵信兵紧急报告。
石宗礼镇定而迅速地命令：
“右满舵，航向××度！”
“是，右满舵，航向××度。”
舵信兵话音刚落，潜艇已经越过急流，迅速地回到了既定航线上。
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对潜艇航行的深度、倾斜度、摇摆度等各种运动要素要求极其严格。
在石宗礼的指挥下，每一项都达到了精确的要求。
火箭发射阵地是一间不大的舱室，周围布满了各种现代化仪表和设备。
站在发射控制中心的是身材魁梧的火箭发射部门长李桂仁。
1965年，他从大学毕业来到潜艇部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战斗了17个春秋。
他热爱自己献身的专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经常说：
“能够亲手把祖国的火箭送上蓝天，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火箭发射部门有17个不同专业，李桂仁不但个个熟悉，而且能够熟练地用现代科学知识把它们“捏”在一起，组成一部有机的“发射机器”。
发射时刻就要到了。
我们看见李桂仁准确接受和下达近百个操作口令以后，又大声发出最后一道射前检查的命令。
分布在各专业战位上的操作手们，有的把战艇最后的舰位和运动要素送入计算机，有的迅即校正了最后的瞄准方向。
测控台前青年水兵高新如一口气完成了13个动作，其中4个动作的间隔必须3秒钟，检查6次电压、电流，发出5次报告，全部时间29秒，耳、眼、手、口的配合真是到了“自动化”的程度。
在计时器指针指到“○”的同时，李桂仁发出了“发射”口令，巨龙般的运载火箭迅即跃出碧海。
胜利的轨迹
火箭按预定轨道飞驰，在湛蓝色的天空留下一缕白烟，一道胜利的轨迹。
一位科研干部告诉我们，这次发射的新型运载火箭的发动机，采用的是当前世界上新的技术，新的燃料，新的材料。
观察现场静得简直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脏在呯呯跳动。
指挥中心不断传出激动人心的报告：
“发动机工作正常！”
“火箭飞行正常！”
“头体分离！”
在场的科研人员有的高兴得跳了起来，有的任凭喜泪纵横忘记了擦拭，有的悄悄走到一旁，深沉地怀念为今天的胜利而献身的战友。
胜利得来不易啊！
我们访问了负责研制这种新型发动机的崔国良。
当崔国良和他的战友接受这项研制任务时，可供参考的资料很少。
火车把他们载到研究基地。
这里设备简单，生活艰苦，住的是土房，吃的是窝窝头就咸菜。
但他们没有怨言，没有叫苦，崔国良还把在北京工作的爱人动员到这里并肩战斗。
冒着冰封雪飘的严寒和炎热的酷暑，顶着扑面的黄沙和大海的狂风激浪，他和战友们年复一年地坚持到现场搞试验。
“十年动乱”中，他没有放松自己的研究，蹲在土屋里学习机械学、材料学、工艺学和化学、力学，为研制工作做了大量准备。
崔国良终于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脱离了发动机推力的火箭头部，按照惯性的轨道正常飞行。
代表人的意志驾驭火箭的，是装在仪器舱的一只小巧玲珑的匣子——惯性器件，负责研制这种惯性器件的是吕应祥。
白晰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透过镜片，我们看到他的双眼布满了红丝。
吕应祥刚从国外获得副博士学位归来，便离开大城市大机关，志愿到了崇山峻岭间的某工厂。
他和战友们奋斗了多年，才使这种惯性器件出世，为运载火箭的惯性制导揭开了新的一页。
火箭飞行稳定了，吕应祥却因为长年熬夜研究，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内耳平衡失调了。
他是在用心血和生命谱写我国自己的发展运载火箭的篇章啊！
遥测云天外
这里是电子计算机的世界。
一间间宽敞的大厅里，四周摆满了与计算机配套的各种国产精密仪器和仪表，五颜六色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耀，准确接受、处理并传递着来自空中、地面和海上测量船队的各种信息。
获取运载火箭飞行中的各种数据，对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执行发射任务的潜艇隐蔽在水下，还在不停地运动着，火箭速度又疾如流星，要在火箭跃出海面的刹那间就把它捕获住，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火箭刚出水面，我们就看到控制台上的一盏指示灯亮了。
这是一部经过改装的雷达最先抓住目标的信号。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扬声器里传来了心情激动带有颤音的报告：
“××号抓住目标！”
转瞬间，控制台上的其它指示灯全都亮了，表明电子计算机已经根据这部雷达的“报告”，自动引导所有测量台站的全部测量设备，迅速跟踪上去“咬”住了目标。
观阵的科研人员在轻声耳语，并把钦佩的目光投向坐在控制台前的一位中年科技工作者——测量控制中心负责人。
在濒临大海的山巅，我们参观过这部雷达，访问过这位负责人。
运载火箭发射试验需要一种新的测量雷达。
他带领大家设计图纸，又蹲到工厂，夜以继日地同工人一起干，终于把一台普通雷达改装得适应发射试验的需要。
在测量控制中央大厅，我们见到了另一位中年科技干部，他叫李福才，是某研究所数学程序室的负责人。
研究所政委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李福才，挑起了一副千斤重担。
他带领同志们用现代科学的结晶——“软件”，赋予电子计算机超群的运算本领，把试验中各种数据完整记录下来，分门别类加以处理。
它所依据的一系列复杂的运算方案，涉及到对地球物理、大地测量、控制理论、飞行力学、应用数学等几十门学科理论的应用。
1978年底，新型运载火箭试验要加快，搞“软件”的人才缺乏。
李福才毅然接下了“软件”总体设计的艰巨任务。
懂行的人惊诧地说：
“就你一人干？
24小时连轴转也难完成啊！”
李福才回答：
“现在正是‘冲锋’的时候，我不能临阵退却！”
他以充沛的精力顽强学习，忘我工作，如期完成了任务。
按照李福才的设计，电子计算机工作得十分和谐。
随着它的飞速运转，我们从大厅中央的巨大显示板上，看到了火箭飞行不同时刻的位置、姿态和速度，从两侧显示板记录的各种形状曲线中，真实了解到火箭在空中飞行的各种情况。
真是运筹大厅内，遥测云天外！
鲜花献给谁
那是刚来这里的一天，我们到火箭测试场去采访。
同行的一位诗人在山坡上采了一束紫红色的鲜花，准备献给为新型运载火箭上天作出贡献的战友。
我们走进检测间，只见一条乳白色的“巨龙”躺卧在大厅中央，周围聚集了科学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青年战士，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听口音，就知道他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一位工程师告诉我们：
这种新型运载火箭是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水平的结晶，也是军队和地方许多单位大团结大协作攻关的成果。
诗人茫然了。
他不知道究竟应该把手中的这束鲜花献给谁，只好把花带回了住所。
在一个多月的采访中，我们的本子上记下了许多有关团结协作保证发射胜利的事。
火箭总设计师告诉我们，全国有成百上千个科研机关、工厂和部队单位，为研制、生产和发射这种新型运载火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用八个字形象地描述火箭每个零件的构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他说，如果给新型火箭印商标，只能印上四个大字：
中国制造。
胜利的鲜花应该献给谁呢？
诗人的感情奔放了：
献给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献给为成功地研制和发射新型运载火箭的中华好儿女！
（附图片）
火箭跃出海面，掠过长空，飞向预定海域。
新华社记者　邓钧照摄

理工科学生也要有文史知识
苏步青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艺术，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长期以来，中华儿女为保卫祖国不受外敌侵侮，争取民主、独立和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出了壮丽的篇章。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祖国的进一步繁荣昌盛而奋斗。
高等学校的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重任将由他们来承担，要求大学生了解和学习我国古代文史知识，尤有必要。
我这里为什么特别强调理工科学生呢？
因为我发现理工科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对学习祖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仍缺乏正确的认识。
有的说，我将来要当科学家，又不从事行政工作，读文史有何用？
有的说，文史知识在中学已学过，现在学专业都来不及，哪有时间读古代文史？
现实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严重的。
象复旦大学这样的部属重点大学，前几年招收的理科学生中，语文科成绩不及格者竟有几十人之多。
近两年，毕业班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有的学术论文内容不错，却写不出一段好的“导言”；
有的论文缺乏逻辑，语句不通，错别字也不少。
更值得引起重视的是，一些理科学生，不了解祖国的历史，讲不出“三皇五帝”，说不清中国经历了多少朝代，我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强盛等等。
试想，连养育自己的祖国都不甚了了，又怎能为祖国而奋发学习，攀登科学高峰呢？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有必要加深理工科学生对学习祖国文史知识重要意义的认识。
首先，学习文史知识，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知识，把前天、昨天和今天作个对比，有助于大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是由古代的中国发展而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是怎样的呢？
学习我国文史知识，特别是近代史知识，就能了解旧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明白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屡遭失败的原因。
学习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志士追求真理的业绩，就可以使我们坚信：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今天的大学生，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黄金时代，也是世界观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
不管学文史，学理工农医，大学生都应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
我经历过中国的昨天，有一些切身的体会。
1917年，我在赴日本留学时到过上海。
那时的上海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
外滩公园挂有一块牌子，写着什么“狗与华人不准入内”，黄浦江上停泊的是英、美、日、德、法、意等列强的军舰，南京路上常见“冻死骨”。
中国人被人称为“东亚病夫”。
现在，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亚病夫”变为“东亚健夫”；
黄浦公园成了人们娱乐的场所；
黄浦江上停泊着我国自制的万吨巨轮；
南京路热闹非凡，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对比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读一读中国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历史，就会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幸福；
读一读中华民族的先驱为探求真理浴血奋战的历史，就会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有的大学生，不懂昨天，也不懂得今天，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向往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因此必须对大学生加强思想教育，其中包括对他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健康成长。
理工科学生读一点文史知识，还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激发为祖国而奋斗的热情。
通过读史，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林则徐率领兵民搞禁烟，洪秀全奋起扫荡人间不平；
邓世昌身先士卒抗倭寇；
义和团勇敢反帝爱国；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皇帝，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
爱国主义也是我学习进步的强大动力。
在中学读书时，我听到老师谈起中华民族备受列强凌辱的历史，心里就产生为中华民族争气的热望。
在日本留学时，我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931年，我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并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他们还准备聘我到某大学当副教授。
可是我想，我是祖国人民送出去学习的，学成后就应该回国培养人才。
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选择了爱国的光明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我和浙江大学师生多次内迁，全家住在贵州遵义附近的一个破庙里，吃山芋蘸盐巴过日子。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在西迁路上，我看到祖国的大片土地惨遭沦丧，心里十分悲痛。
但是，读着岳飞、陆游、辛弃疾等爱国诗人、词人的作品，他们“醉里挑灯看剑”的爱国举动，他们对失地的怀念以及所表达出来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坚定信念，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力量。
就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仍坚持科学研究，培养数学人才。
1949年初，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企图把我带到台湾去，但是，在地下党员和爱国群众的教育下，我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坚决不跟他们逃到孤岛去。
今天，我们学习文史知识，要把先驱者的爱国主义品德化为自己的爱国行动。
最近几年中，我校理科青年教师、学生出国进修、留学的人数较多，出国前，我总要跟他们讲自己的这段历史，希望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现在一批批进修生和研究生陆续回国了。
有的还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购买仪器、图书、设备赠送给学校，表现了一个中国青年应有的爱国情操，见到此，我深感欣慰。
读一点古代史，对理工科学生有效地阅读古代科学著作，以备将来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也是大有益处的。
我国古代科学家很早以前就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法、火药和印刷术，还给我们留下了象《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等十分珍贵的科学著作。
近代科学的先驱培根说过：
学史使人明智。
科学技术史是一块蕴藏着巨大精神财富的宝地。
读一点科学技术史，对我们今后选择研究课题，掌握研究方法，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然而，这些遗产大都是用文言文记载的，如果我们没有文史知识，不会阅读古文，学习科技史也就无法实现了。
相反，如果古文基础好，就能在阅读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小时候爱好文学，阅读了不少古诗古文，懂得一点古文的语法，这不仅提高了阅读古文的能力，而且在行文中也能做到语言简练。
五十多年来，我从事数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包括对数学史的研究，我通过阅读数学史，了解和熟悉一些古代科学家的情况。
前年，上海修复徐光启墓，我还为墓碑题了“明徐光启墓”。
徐光启是我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他除了写作《农政全书》外，还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
把一部欧洲文字写成的数学著作译成汉文，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
此书在当时流行极广，其中“几何”一词，以及点、线、面等许多数学上的专名，也是由徐光启首先使用而定下来的。
理工科学生不具备古代的文史知识，这些情况也许就不那么清楚呢！
掌握文史知识，还有利于理工科学生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撰写自己的研究成果。
我国老一代科学家如钱学森、茅以升、竺可桢，以及年轻一点的王梓坤等，他们不仅有高深的学术造诣，而且有广博的文史知识，能写一手好文章，博得读者的高度赞赏。
未来的科学家，切莫把当科学家与学习文史知识对立起来，要努力使自己知识面再广博些，这也会促使你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
当然，要求理工科学生安排较多的时间去学习文史知识是有一定困难的。
但是，如果对学习文史知识的重要性有了足够的认识，时间还是可以挤出来的。
近年来，某些大学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基础写作》等几门文史类的选修课，理工科学生报名选修很踊跃，看来，理工科学生还是有这方面的要求的。
我们在提倡理工科学生读一点文史书籍时，除了启发他们的自觉性之外，还要给他们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更好地进行这方面的学习。
同时，我这里强调理工科学生读古代文史的意义，也同样适用于文史、财经、政法类的学生。
总之，我希望大学生都能学好祖国的文史知识。
（原载《文史知识》第9期）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黎澍
党的十二大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任务。
这个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十二大召开以前，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提出：
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是否坚持这个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
十二大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并且从理论和政治的高度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和作用，它同物质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建设的内容和途径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
在举国上下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工作重点的情况下，党如此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这就给经济建设的健康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也使人们对实现十二大所提出的宏伟纲领增强了信心。
我们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唯一宗旨是建设社会主义，为全体人民谋幸福，因此我们就必须有社会主义的并且是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
如果我们不及时提出这个任务并努力加以实现，那么不仅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且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残余封建意识就会泛滥起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整个社会就会受到腐蚀和破坏，结果只能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痛苦和灾难。
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情况下，这种危险尤其值得注意。
所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又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任何一种精神文明都要以一定的物质文明作基础。
特别是科学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普及都必须有相应的物质手段和经济实力。
但是，总的来说，精神文明尤其是思想、道德、政治水平并不是被动地依赖于物质文明发达的程度。
人类物质文明的每一次巨大的进步，总是以某种思想文化上的革新为其先导。
在物质文明比较落后的时代和国家，产生了比较高的精神文明，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
资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发生在产业革命之前而不是在它之后。
“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
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
我国封建文化最为鼎盛的时代是汉唐，这两个王朝固然被认为是经济繁荣的时代，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显然高于汉唐的明末清初，总的说来却没有产生出更高的文化。
甚至先秦诸子在学术上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也是不多见的。
这并不奇怪。
因为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承受着许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中最直接最重要的有两个。
首先是现存的和正在萌生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是阶级关系）。
代表一定的社会制度、在社会关系中居于统治地位或起主导作用的阶级，它的利益和意志，它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素养，直接影响着和规定着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方向；
它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更决定着社会思想和道德风尚的根本内容，甚至成为支配整个精神文明的核心。
因此，一定的精神文明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
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某种精神文明的兴衰；
而一定的精神文明又反作用于社会制度，成为推动或阻碍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其次是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
任何社会的精神生产都只能从现有的思想资料出发，继承已有的形式，然后根据现实的需要加以改造，赋予新的内容，从而创造出更精更美的成果。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他们发展精神文明的一种养料，发展的高低同养料的优劣自然大有关系。
同时，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它在理论上、道德上的素养，对于建设新的精神文明也是一种条件。
这种条件往往是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情形比较复杂。
因此，在建设一种新的更高水平的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能不能正确地对待和利用民族传统、合理地批判继承本民族以及全人类的文化遗产的问题。
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如何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无疑有重大的影响。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特别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冲突，加上建国三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党又如此重视精神文明问题，这些都是极为优越的条件。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但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这些好条件，就一定能够在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起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包含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它的核心是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思想对文化建设的方向起着指导作用。
因此，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无疑是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在当前尤为突出。
然而怎样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们既不能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去贬低和取代精神文明的其他内容，也不能把这项工作本身看得过于狭窄，而应当把它同整个精神文明的建设联系起来，使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共产主义不是简单的几条公式，而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含有很丰富的知识内容。
没有相当的文化，要掌握它是很困难的。
因此，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对于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本来，许多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都是同愚昧无知相联系的。
有的青年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也是因为文化水平过低，缺乏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
当然文化水平并不是思想觉悟高低的决定因素，但却是提高思想觉悟的一个重要条件。
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尤其是这样。
这是因为不仅学习共产主义的理论需要知书识字，更重要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具有批判旧事物、把共产主义思想化为生动的实践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只有在具备足够的知识基础上才能产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
“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他说：
“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
“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
可见，对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文化知识方面的要求不能比一般人更低，而应当更高。
一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也是如此。
我们要普遍树立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风尚，就需要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
这就必须普及教育，办好教育。
这是文化建设的基本工作，也是思想建设的重要前提。
这里首先要抓好下一代的教育。
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决定：
全国要在1990年以前，以多种形式基本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经济比较发达、教育基础较好的地区，要争取提早实现。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使我们的下一代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健康的成长，而免于无文化的痛苦。
这是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基本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除此以外，还需要大力开展社会教育，扫除分布在广大地区的文盲，还要给许多在十年动乱中进过学校而至今仍是半文盲的人补课。
如果不及时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现有的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学校和职工业余学校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需要。
限于国家的财力和人力，应当多方鼓励民间办学，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
我国人口众多，平均的文化程度很低，只有在办好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广泛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才能事半功倍，有效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
列宁曾多次提出，要在广大群众中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最重要的是要反对旧社会所形成的那种“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
他说，共产主义教育的实质，就是要使人们把自己的工作和能力都贡献给
“公共的事业”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
列宁说的这个意思也就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或者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这正是一个人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这种道德水平高不高的集中表现。
正是在毛泽东同志这个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辉的口号教育下，千千万万的新中国青年在平凡的劳动中成长为无愧于革命先辈的共产主义者。
可惜经过十年动乱的破坏，这个著名的口号甚至在口头上也很少听到了，代之而兴的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为亲爱者服务，为小团体服务，只知一己私利，无视他人痛痒，更不顾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这种思想行为不但同共产主义道德背道而驰，也向来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不容。
可是有的人却以眼前物质生活的某些困难为理由，对此视为当然。
这是不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舟共济，患难与共”，这就是我们民族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所崇奉的原则。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更是需要团结互助，克己奉公，才能有效地克服困难。
人人为自己，实际上是互为灾祸，困难只会增多。
这种小私有者的心理习惯，不但是滋生罪犯的温床，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腐蚀剂。
它使斗志消沉，使团结涣散，使一切高尚的思想行为感到压抑甚至受到嘲弄。
认真批判这种利己主义、市侩主义思想，大力宣扬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精神，应当成为当前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一个重点内容。
只有在表彰高尚的思想行为和揭露不文明不道德的丑恶现象的过程中，在对种种错误的思想和心理的分析批判当中，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把共产主义教育同实际的思想工作和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有声有色，令人信服，真正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
上面围绕共产主义教育所说的两点意思，归结起来就是：
重视文化知识，注意联系实际。
我以为这两条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以至整个思想建设特别不可忽视的。
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作中，我们文化科学工作者无疑有着特殊的责任，应当作出更多的贡献。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不但要认真领会十二大的精神，还要在实践中经常探讨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从理论上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觉悟。

第1次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
为了适应编修大型《清史》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开大学历史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了第1次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后巩固确立，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经济上的发展繁荣和封建学术文化的兴旺昌盛，史称“康乾盛世”。
会上，对这一时期的阶级和阶层、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秘密宗教和秘密结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有新的发展和深入。
会上对于雍正帝在理财、用人、整顿吏治、改土归流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说明雍正继往开来，是清前期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
大家认为过去对于康、雍、乾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研究比较薄弱，特别是对于商业的研究在过去几乎是空白，这次讨论会在这方面提出了多篇论文，进行了研究。
会上较为集中地讨论了乾嘉学派的有关问题。
对于乾嘉学派，过去较为流行的看法是：
其产生的原因，是清廷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迫使封建学者走向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
从学术内容到治学方法，对它都趋于否定。
对此，讨论中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安定统一，为乾嘉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文字狱与乾嘉学派并无必然联系。
对该学派进行评价时，应实事求是，既要看到在文化典籍整理总结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要看到其末流脱离实际的烦琐弊端。
也有的同志不尽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固然是学术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但其联系毕竟是间接的，同时，从总体上看，乾嘉学派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其消极方面是主要的，决不能估计过高。
（王俊义）

经济合同理论问题的讨论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在哈尔滨市召开了经济合同理论讨论会。
大家认为，推行经济合同制，搞好经济合同工作，在理论上要研究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1，研究现阶段实行经济合同的客观依据和客观条件，提高自觉性。
现在，认为经济合同没有什么作用，起不了什么作用，推行经济合同制还不具备条件的观点，仍然带有普遍性。
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把经济合同的推广摆到应有的位置上。
实际上，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合同可以具体落实计划指标，促进产销结合，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最近几年，党和国家为推行经济合同制也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
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根据。
第2，正确处理经济合同和经济计划的关系。
经济合同和经济计划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经济计划可以为经济合同提供重要的依据，经济合同可以成为经济计划的必要补充。
经济合同搞得好，有利于提高经济计划的科学性。
当前，要特别注意促使经济合同更好地为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服务，按照计划管理的不同方式正确处理计划和合同的关系。
第3，要加强经济合同的管理监督。
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方式，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管理机构如何设置，如何对经济合同的执行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如何搞好经济合同纠纷的调解与仲裁，以及在这方面如何把行政干预与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密切结合起来，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找出适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和办法。
大家认为，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要加强经济合同法规的学习和宣传。
（王非）

两伊继续在苏马尔和曼达利地区交火
萨达姆说伊拉克要结束同伊朗的战争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伊朗和伊拉克部队13日和14日在伊朗西部战线的苏马尔和伊拉克中部边界的曼达利地区继续交火，双方各有伤亡。
据伊朗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部15日发表的战报说，伊朗军队挫败了伊拉克军队13日在苏马尔地区发起的反攻，打死打伤伊拉克士兵约170人，击毁了坦克两辆，军车两辆和弹药库5个。
战报还说，伊朗军队在伊斯兰阿巴德西部上空打下了一架伊拉克米格—23型飞机。
伊朗《消息报》13日援引陆军司令设拉子的话说，伊朗正计划在南部和西部战线采取新的军事行动。
据巴格达电台报道，从10月11日至13日，伊拉克部队在曼达利地区的激战中，打死伊朗士兵2，000余人。
报道还说，伊拉克战斗机14日上午袭击了伊朗的输油港哈格岛，岛上的石油设施被击中起火。
新华社巴格达10月16日电据巴格达电台广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今天在接见前来访问的孟加拉宗教代表团时表示：
“伊拉克想要结束同伊朗的战争，希望重新建立和平。”
他说，伊拉克将继续寻求和平，并抓住任何机会实现停火。
同一天，萨达姆在接见西德新闻代表团时说：
“伊拉克封锁伊朗哈格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封锁进行侵略的国家。”
他还警告说，如果伊朗人企图通过曼达利到巴格达来，“我们将在他们到达之前就把他们歼灭掉”。
萨达姆说，如果战争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更多的阿拉伯人将参加战斗，战争的规模就将扩大。
他说，“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国王和总统已经表示，他们准备派阿拉伯部队和伊拉克一起参加反对伊朗侵略的战斗”。

中国银行代表团结束访问四个北欧国家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4日电
哥本哈根消息：
由中国银行董事长卜明率领的中国银行代表团结束了对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的访问，今天离开哥本哈根回国。

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访问开城
新华社开城10月17日电以韩先楚为团长、解方为副团长的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今天上午到开城松岳山南麓分别向朝鲜人民军烈士陵园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献了花圈。
代表团在追悼曲声中献了花圈，并缓步绕陵园一周，悼念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朝中两国军队烈士。
随后，代表团访问了开城前线朝鲜人民军阵地，共叙当年人民军和志愿军并肩战斗的情景。
代表团是16日上午由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白鹤林上将等陪同乘直升飞机到达开城的。

印苏签订使印度武器现代化协定
据新华社新德里10月16日电
印度国防部长拉马斯瓦米·文卡塔拉曼15日在人民院（下院）说：
“印度已同苏联签订了使我们的一些防务系统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协议。”
苏联在大约两年前与印度签订了一项协定。
根据这项协定，苏联向印度提供价值15亿美元的武器。
目前签订的使苏制武器现代化的协定包括（苏联）提供改良型的和下一代的一些武器。
文卡塔拉曼告诉国会议员说，印度还同法国签订了一项在防务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友谊之花越开越鲜艳
——中国人大代表团访朝侧记
曲本进
紧接着金日成主席访问中国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率领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中朝友谊的热烈气氛中于10月08日来到朝鲜，16日圆满结束友好访问，离开平壤回国。
在访问期间，中朝两国战友对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获得圆满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一致赞扬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正在巨大地鼓舞着两国人民，推动着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共祝中朝友谊之花开得更加鲜艳，更加茂盛。
金日成主席10月14日会见并设午宴招待习仲勋团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谈到中朝两国关系时，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金日成同志用中国话说：
“我们是一家人嘛”。
这亲切的语言，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啊！
它是中朝根深叶茂的亲密友好关系的真实写照。
这次代表团无论是在平壤，还是在咸兴和开城，到处都受到如金日成同志所说的“一家人”式的接待。
咸兴市是朝鲜北半部的第2大城市，是中朝友谊的纽带，为中朝友谊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1958年02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金日成主席陪同下访问兴南化肥厂，在工厂的广场上，周总理迎着凛冽的寒风，向数万名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79年05月，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热爱心情，咸兴市人民在他当年发表讲话的地方建立了周总理铜像和纪念碑。
今年06月咸兴市又和上海市结成友好城市。
这里的一些工厂也同中国的有关工厂相互来往，交流经验。
中国人大代表团在黄长烨议长陪同下前来瞻仰周总理铜像时，受到工厂群众的热烈欢迎。
习仲勋同志深情地说：
凡是到这里来瞻仰周总理铜像的中国同志，无不为朝鲜人民热爱周总理、珍视中朝友谊的真挚感情所感动。
在咸兴海边的一个小岛上，朝鲜同志为代表团安排了别开生面的会餐，当地的水产事业所用自己捕获的各种海鲜招待中国客人。
中朝战友席地而坐，畅叙友情。
代表团团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铁木尔·达瓦买提高兴地用维语唱起了维族民歌。
代表团团员、天津市歌舞团的女歌唱演员于淑珍唱了一首又一首中朝两国歌曲。
陪同代表团来咸兴的朝鲜领导同志也高兴地同于淑珍同声合唱起来。
这是真正“一家人”的欢聚。
代表团在年过七旬、今年05月访问过中国的许贞淑副议长陪同下，还参观了朝鲜3大瀑布之一的朴渊瀑布，饱览了它的迷人的秀丽景色。
朴渊瀑布座落在开城以北24公里的苍翠的群山之中。
朝鲜同志给代表团讲了一个在这儿流传一千多年的故事。
相传有个性朴的青年，由于不满现实，到处流浪，走遍了朝鲜三千里江山，最后来到这里，看见一带银泉从奇岩怪石形成的天摩山飞泻而下，他为这种奇绝的秀丽景致所吸引，就在这里落了脚。
他每天吹笛，表达他对黑暗的控诉和对光明的追求。
悠扬的笛声感动了渊中的龙女，他们每天在一起玩。
有一天他们爬上很高的岩石，男的吹笛，龙女谛听，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
突然，两人一不小心从高空跌入水底。
他们双双到龙宫去过美满生活去了。
因此，这儿被称为朴渊瀑布。
大家感到，这优美的神话更为这游览胜地增添了光彩。
10月12日，代表团访问了开城市学生少年宫，受到上千名少年儿童极其热情的欢迎。
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对中国客人的真挚情感，使代表团全体同志深受感动。
代表团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孩子们的各种技艺表演。
据介绍，这个少年宫设有社会科学、科技，文体、缝纫、汽车驾驶等40多个小组，每周开放3次，同时可以容纳2，000多人。
少年儿童下午放学后可以到这里来，根据自己的志趣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艺。
1961年开办以来，在培育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仲勋团长热情地赞扬这个少年宫办得好。
当谈到这些小朋友对代表团的盛情欢迎时，一位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期间曾经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同战斗过的朝鲜司机同志对记者说：
这些孩子对中国客人的友情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对孩子就是要从小进行教育，把中朝友谊的种子撒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使朝中友谊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哈克总统离巴来华访问
巴基斯坦报纸盛赞巴中友谊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0月17日电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和夫人，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这里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齐亚·哈克总统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他对中国的访问是有深远意义的。
这次访问将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他说：
“我很高兴的是，我这次访问是在中国从潜艇上成功地发射了运载火箭的时刻进行的。
它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齐亚·哈克总统指出：
“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很好，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里·艾哈迈德·塔尔普尔和其他内阁部长，参谋长联席委员会主席伊克巴尔·汗上将，陆军副参谋长萨瓦尔·汗等到机场为齐亚·哈克总统送行。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临时代办田丁以及其他各国驻这里的外交使节也前往机场送行。
新华社伊斯兰堡10月17日电
巴基斯坦一些报纸今天分别发表社论，祝贺齐亚·哈克总统对中国的第3次访问，赞扬中巴友谊。
《巴基斯坦时报》在一篇题为《中国，真正的朋友》的社论中说：
“北京最真诚地遵守了它所宣布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
这方面，中巴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的发展史可为全世界的楷模。”
社论说：
“中国宣布在与别国的关系中不称霸，也反对称霸，这加强了第3世界国家的地位。”
社论说，在巴中两国经济合作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齐亚·哈克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将加强这一蒸蒸日上的经济关系。”
社论最后说，齐亚·哈克这次访问对进一步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具有深远的意义。
《时代之声报》发表社论说：
“巴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积极和持久的原则基础上的”。
“红其拉甫山口的重新开放进一步巩固了这些友好关系”。
《时代之声报》的社论说，“这些关系所以持久的另一个原因是两国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的政策。”
社论表示希望，齐亚·哈克总统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将取得意义重大而深远的成果。

国际简讯
尼泊尔卫星地面站建成
尼泊尔第1个卫星地面站17日正式投入使用，从而使尼泊尔可以通过印度洋上空的国际通讯卫星与世界各国建立直接的通讯联系。
这个卫星地面站座落在加德满都西部地区。
它有六十条通讯线路。
目前只利用其中八条线路，与英国、日本、新加坡和印度建立电话联系，并与欧洲、北美、非洲和亚洲各国建立电报联系。
莫桑比克苏里南建交
莫桑比克和苏里南10月15日在纽约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公报说，双方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运动的原则来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的。
南非的失业人数剧增
南非失业人数约二百五十万，失业率达百分之二十四。
失业问题对黑人影响最大，特别是黑人妇女首当其冲。
挪威一批艺术品被盗
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国家画廊在11日上午开馆时，发现有价值三千万瑞典克朗（约合四百一十万美元）的艺术品被盗。
这批艺术品中有毕加索1911年和1912年的两幅立体派作品。
仅这两幅作品就至少价值一千五百万瑞典克朗。
被盗的艺术品中还包括伦勃朗、戈雅、凡·高和高更的作品。
（据新华社）

巴基斯坦发展经济收效显著
史宗星
自1977年齐亚·哈克总统执政以来，巴基斯坦的国民经济一直在稳步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已连续5年超过6％，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超过了上届政府执政时期，而且还略高于阿尤布·汗执政的“黄金时代”。
世界银行今年08月发表的年度报告认为，目前巴基斯坦的经济“搞得很好”。
美国人口咨询局今年公布的有关资料表明，巴基斯坦年人均收入已达300美元，在南亚诸国中居首位。
巴基斯坦经济取得显著效益，与巴基斯坦政府采取的经济措施是分不开的。
哈克政府刚掌权时，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经济摊子”。
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民生，政府决定对中、小企业实行非国有化，积极鼓励私人投资，扩大私营企业的投资范围，并颁布《保护工业财产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随意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为方便私人投资，政府多次简化投资审批手续，使私人投资额从1976—1977财政年度的2．49亿卢比，增加到1981—1982年度的322．34亿卢比。
此外，政府降低了工商业贷款利率，为在经济落后地区建立工业企业提供多方面优惠，免征税5年。
政府还大力推进全国性职业训练计划，加速培养技术工人，在卡拉奇等地建立出口加工区，吸收外资建立联合企业。
上述政策使巴基斯坦的工业生产面貌大为改观。
工业生产年增长率由1976—1977年度的2．1％上升到1981—1982年度的12．1％。
目前，私营小型企业遍布巴基斯坦各地，国营企业的生产能力逐年增加，整个工业战线的形势相当喜人。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政府根据本国国情，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例如：
提高农产品价格；
成立国家农业价格委员会，研究农产品及化肥、农药等的价格，向政府提出建议；
逐年增发农业贷款，向小农提供无息贷款，对化肥实行价格补贴；
大力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机械；
发挥各农业研究机构的作用，大力推广科学种田，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
加之近几年基本上风调雨顺，巴基斯坦农村出现了自1947年国家独立以来少有的大好形势。
据统计，从1977年至1981年，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4．2％。
今年虽然先旱后涝，小麦生产受到影响，但整个农业生产总值估计仍可增长4％。
5年来，小麦、稻米、棉花、甘蔗等主要农作物的单产和总产都创历史最好记录。
其中小麦生产最为突出，3年前还须进口224万吨小麦，如今不仅实现了小麦自给，而且有少量出口。
正如齐亚·哈克总统所说：
“创记录的小麦收成，把我们带到自给自足的门槛。”
今年06月，巴基斯坦政府制订了新年度预算，这仍然是一个充满信心、保持稳定发展的预算。
其主要目标，一是尽量满足本国需要，部分产品争取逐步实现自给；
二是扩大出口。
总的看来，几项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2％，工业增长9％，农业增长4．4％）比较适中、稳妥。
新预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发展重点明确。
农业仍处于优先地位，农业投资占整个发展开支的三分之一。
政府已明确提出，在1983年开始的第6个5年计划内，把巴基斯坦变成向中东和海湾地区提供粮食的农业出口国。
工业方面，重点发展能源和动力，对能源工业的投资占整个发展开支的23．1％，投资额比上年度增加18％。
由于过去5年采取的经济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实现新的目标是充满信心的。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巴基斯坦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有许多难处，这主要是经济底子薄，资金匮乏，不得不较多地依赖外国贷款，致使债务负担加重，赤字增加。
对此，巴基斯坦政府正着手采取相应的措施。
（附图片）
巴基斯坦新都伊斯兰堡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城市，高大的建筑物座落在林海之中。
　齐松涛摄

抗议当局迫害一名大学生致死
南朝鲜光州市数千学生连日示威
新华社平壤10月17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今天报道，南朝鲜光州市青年学生13、14日连续两天举行集会和示威，抗议南朝鲜当局迫害朴官贤在狱中致死。
据报道，朴官贤原为全南大学学生会会长，因参加1980年光州人民起义而被捕入狱。
他在狱中为抗议当局的迫害最近曾几次进行绝食斗争。
10月12日在狱中被害致死。
报道说，为抗议朴官贤被迫害致死，全南大学3，000名青年学生10月13日在校内举行集会和示威。
14日又有许多学生冲破当局的警戒线到街头举行突击示威。
警察向示威学生施放了催泪弹并拘留了几十人。

摩洛哥首相会见李梦华
据新华社拉巴特10月14日电
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今天上午在这里会见了由体委主任李梦华率领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梦华一行是10月08日到达摩洛哥的。
访问期间，中、摩两国体育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李梦华和赛姆拉利分别代表本国签署了两国1983—1984年体育、青年交流合作协定。
代表团还参观了非斯古城、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的体育设施和青年之家。

日本自民党一些派系推出总裁候选人
停止一周竞选活动再行协商以决定是否举行预选
新华社东京10月17日电
日本自民党在总裁选举中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代表达成妥协，停止一周竞选活动，从18日开始，再行协商确定选举方式。
据报道，自民党总裁铃木善幸声明退出总裁竞选后，希望能通过最高顾问会议协商指定一、两名候选人，以避免实行预备选举。
但是，由非主流派代表同主流派代表组成的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会议于16日没有就“协商”指定总裁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此后，六个派系之中，除田中派和铃木派之外，其余四派都推举出自己的总裁候选人，准备竞选。
四派的候选人是：
主流派的中曾根派的中曾根康弘，非主流派的福田派的安倍晋太郎，河本派的河本敏夫和中川派的中川一郎。
根据自民党的章程规定，有四个以上候选人时，则要实施全体自民党党员投票的预选。
可是，主流派的铃木派和田中派没有推举自己的候选人，他们不希望进行预选。
因此，自民党总裁铃木善幸、干事长二阶堂进和前首相福田赳夫三人在10月16日协商的结果决定，停止一周竞选活动，从18日起三人继续“协商”，以决定是否举行预选。
日本舆论认为，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在是否实施预选的问题上意见对立，互不相让。
原因是主流派希望由“协商”指定候选人，再由自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全体议员投票选举，这样，拥有“国会议员多数”的主流派就能按其意愿选举出总裁。
而非主流派希望进行预选，他们想以“党员多数”来压倒主流派所拥有的“国会议员多数”。
因此，双方各有打算，争执不休。
围绕自民党总裁选举，日本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定之中。

欧洲议会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
新华社巴黎10月15日电
欧洲议会今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第1次呼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并对“正在受苦受难的巴勒斯坦人”表示声援。
欧洲议会说，全面解决阿以冲突意味着，“在政治上承认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为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国家和恢复黎巴嫩的全部主权”。
欧洲议会还要求，没有得到黎巴嫩政府明确同意而呆在黎巴嫩的所有外国军队必须立即撤走。

第3届英联邦国家地区性会议开幕
澳总理说南太平洋国家要谨防苏援意图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苏瓦消息：
第3届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地区性会议昨天在斐济首都苏瓦开幕。
出席会议的有17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英联邦国家的政府首脑或代表。
会议将就政治、贸易、能源、工业和农业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
据会议人士透露，在第1天的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把苏联拒之于太平洋之外，是符合太平洋地区利益的。
太平洋没有苏联的基地是该地区稳定的有利因素。
与会者对美国拒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表示失望，他们希望美国改变态度。
他们还表示反对法国继续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
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对记者说，南太平洋国家要谨防苏联提供援助的意图，因为苏联的援助经常带有附加的政治条件和要求。
弗雷泽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吸取教训，如果它们准备接受援助，应该接受那些不提出附加政治条件的国家的援助。
会议定于18日闭幕。

美国务卿舒尔茨发表声明
如联大驱逐以色列美将退出联大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16日发表声明宣称，如果联合国大会通过驱逐以色列的议案，“美国将退出联合国大会，并且停止对联合国的付款”。
舒尔茨在同一项声明中还宣布，美国决定停止向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经费，因为该机构在今年09月召开的会议上拒绝接受以色列的证书。
舒尔茨在声明中还表示，如果正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国际电信联盟会议接受阿拉伯国家关于驱逐以色列的提议，美国将撤回它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并且停止对它的进一步付款。
舒尔茨声称，如果联合国其它机构也驱逐以色列，美国“将在这些组织里采取同样的行动”。

美国反对巴解代表参加阿盟代表团访美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苏珊·皮特曼16日表示，美国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作为阿拉伯联盟代表团成员访问美国。
这位国务院女发言人还重申，美国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立场“没有改变”。

萨尔瓦多政府军同游击队发生激战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圣萨尔瓦多消息：
最近三天，萨尔瓦多政府军先后出动5，000多人，在美制战斗机和直升飞机的掩护下，分兵几路对东部和北部三省的游击队发动了大扫荡，企图收复几天前被游击队攻占的5座城镇。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游击队正顽强抵抗政府军的进攻。
14日，游击队在通向查拉特南戈省的公路上伏击了政府军一个300多人的车队，炸毁一辆卡车，打死打伤40多人。
15日，部分游击队袭击了首都圣萨尔瓦多周围10个政府军的据点，并进城伏击政府军的巡逻队和炸毁供电设施和电话线等，以牵制政府军进行的扫荡活动。
据游击队的“我们必胜”电台宣布，游击队同政府军的战斗已在全国13个城镇展开。
到目前为止，游击队仍然控制着上周末以来攻占的托罗拉、希卡罗和拉斯布埃塔斯等5座城镇。
萨尔瓦多军方人士也承认，政府军仍在同游击队进行激战，并认为游击队占据着有利地形，要夺回被游击队占领的城镇并非易事。

里根宣布将向苏提供更多的谷物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5日电
美国总统里根今天宣布，美国愿意在今年10月01日起到明年09月30日止的农作物年度内向苏联出售2，300万吨谷物。
这比美苏谷物贸易协定所规定的最高限额800万吨要多1，500万吨，比美国在上个年度里向苏联出售的谷物要多910万吨。
里根的这一决定是在白宫通过数十家电台向美国中西部各农业州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宣布的。
他还宣布，美苏两国代表将于两个星期以后在维也纳就美国向苏联增售谷物问题进行会谈。
里根政府向苏联大量增售谷物的决定是在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宣布的。
合众国际社认为里根的这一决定“带有强烈的竞选色彩”，企图扭转里根在中西部农业州里正在失去支持的势头。
里根在讲话中还针对有人指责他向苏联提供粮食是“软弱的表现”说，“那样的指责是错误的。
苏联人买粮食，我们是要求他们付现钱的。
我们没有给他们任何补贴，也没有把任何西方货币注入苏联人的口袋。”
美国一直反对西欧国家向苏联提供天然气管道设备，而它自己却不断增加对苏联的谷物出口。
一些西欧国家不断对里根政府奉行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对苏政策提出了批评。

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
〔文艺回忆录〕
蒋天佐
王任叔（巴人）同志含恨死去已经十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
文艺界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近年来，他的遗著正在陆续重印或新出；
他的孩子也已长大自立，并能不负先父于地下，除努力本职工作外，又积极配合谷斯范同志搜集整理他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多种文稿，已见成绩。
任叔地下有知，应能感到党的温暖而含笑于九泉了！
而且我深信，特别将使任叔破涕为笑由衷欣慰的，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全民族所依靠的顶天柱党中央指引下，已经拨正了祖国航船的方向，正在惊涛骇浪中胜利地奋进！
这不正是他在悲痛中离世时的最高遗愿吗？
任叔同志比我年长，他是二十年代早期的革命风云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斗士，不仅是我的前辈，而且无论在革命实践和文艺工作方面，在生活体验和书本知识方面都比我强得多，高得多。
我是迟至1936年才认识他的。
当他的同乡沈君把他介绍给我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和一位知名作家。
我始终把他当作兄长。
对于他全部六十几岁的生命中约五十年的战斗历程，他的沿着坎坷的道路艰辛地前进的带血的脚印，他的永不衰竭地喷涌着战斗豪情的博大胸怀，直到现在我仍然知之不多，认识尚浅。
我们只有工作的结合，同志的情谊，我不能谬托知己，对不能说话的亡友妄加评议。
我今天来写这篇不合规格的祭文，只是聊表我对他的衷心敬仰和痛心悲悼于点滴而已。
大约是1938年吧，当上海“孤岛”广大抗日爱国人民的革命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之际，组织上叫我到文艺界帮助王任叔等同志做一点组织工作。
不久，上海文协分会举行成立大会，那天到会的人并不多，大约不过一、二十人，郑振铎先生主持大会。
到了选举的时候，任叔就提出了我的名字。
郑先生一面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一面问：
“这是谁呀？
今天来了没有？”
任叔指指坐在身旁的我说：
“哪，不在这里吗？”
郑先生转过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脸对我看看。
他本来是认识我的，但是不知道我这个名字，于是会心地一笑说：
“呵，是你呀。”
从此以后我同郑先生的关系就加深了一层，我在上海文艺界也有了比较正当的活动名义；
同任叔的接触当然也就更多起来。
但我对他的精力充沛的活动所得而知者不过什一。
何况任叔写作勤奋，多才多艺，总其一生几十年间的著述，恐怕何止几百万、上千万字。
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评价，还要瞩望于现在和将来的他的万千读者；
对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必将有学者专家们为之付出辛勤劳动进行研究和讨论。
这些都不容我置喙。
但如果就他在“孤岛”时期的贡献说，我作为亲历其境的后死者之一，愿不揣冒昧地发表一种看法：
没有王任叔，也许就没有那个时期的革命文化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巨大辉煌的成绩。
这当然不等于说任叔同志一切都好，一贯正确，可以包打天下。
如果我的话说过了头，那实在出于我对他由衷的尊敬而然。
记得冼星海同志病逝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组织上除对他的老母倍加关怀照顾外，又叫林淡秋同志和我代表文艺界去慰问。
我同淡秋想，要说代表，我们两个也抵不上巴人一个。
任叔本来不想去，后来还是同去了。
当时他的处境已很险恶，早已上了敌伪黑名单，也接过恐吓信。
说实在的，就冼母方面而言，她于张三李四并无选择，但我们觉得这样比较郑重，比较心安理得而已。
作为一个文艺战士，任叔是当之无愧的大将之才。
不仅善于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而且能够跃马当先，提刀上阵，就象朱总、陈总那样，都曾经亲临前线，同普通士兵一起并肩战斗。
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工作都做，包括跑印刷所，校对，甚至推销刊物；
只要革命需要，他什么文章都写，从社论到“报屁股”补白，从杂文到多幕剧、长篇小说、长篇论著。
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之际，刀枪是武器，扁担也是武器，甚至擀面杖也是武器，难道事情不是确实如此吗？
象这样用笔战斗的忘我猛士，在我所知的老作家中，除首推夏衍同志外，任叔应该是第2人了。
由于文思敏捷，热情洋溢，技巧熟练，所以有求必应，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对于这种光辉战绩，我觉得唯有惊叹不置，又怎能用立意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者的条例来加以评头论足、掂斤计两呢？
伟大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献身者呵！
任叔同志那时的突出贡献决不仅是他的大量写作和编辑工作。
他是一座真正的桥梁，接通了一些五四时期的老作家们如陈望道、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等先生同三十年代形成的左翼运动的联系，亲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这一点，确实是当时工作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
当时还有不少老资格的左翼作家在上海，如许广平、阿英、戴平万、魏金枝、丘韵铎等，而且他们都有各自的有利条件，也都作出了许多贡献。
但是他们谁也不能代替任叔。
因此我想到有一位老作家前两年写了一篇回忆，说是当时有一个“浙东派”，其中包括谁谁谁，而以王任叔为盟主云云。
这个意见，至少我是不会投赞成票的。
其实，以《鲁迅风》为中心的许多辛勤的工作，也是任叔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文艺界统战工作。
说到这里，我就不能忘记孔另境同志，我应该在此对他表示悼念之情。
他对我们很亲切，帮助任叔做了不少工作，除为我们沟通了同茅盾同志的联系外（他同茅盾同志是亲戚），还对上述那批作家有很好影响。
他不是党员，但向党之心未改，这是可贵的。
由悼念任叔而说到这些，似离题而未离，愿读者谅之。
任叔同志在社会科学工作方面的贡献，文艺界一般未加注意，其实也是很突出的。
“孤岛”时期上海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做出了许多出色的成绩，其中一部分就与任叔不可分。
例如社会科学讲习所，他就是主持人之一，他与巴克同志等对此惨淡经营，培养了数以百计的革命青年。
那时还有一个经常举行的理论座谈会，是孙冶方同志直接间接所领导，参加的学者有胡仲持、胡曲园、李平心、戴巴克、赵平生、冯宾符、陈子英等，任叔也是主力之一。
我记忆尚深的是平心对鲁迅的研究。
他辛勤地写了将近二十万字，这是学术界比较系统地多方面地研究鲁迅的第1部大论著。
他曾将原稿广泛地征求意见，态度是虚心的。
任叔曾经同我一道到平心家里交换意见多次。
这部著作由于种种原因只发表了大约三分之二，回想起来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团结在任叔周围，以《学习》半月刊为主要的战斗堡垒。
我们都曾为这个刊物写过“义务的”文章。
这批青年中最活跃的有张纲、方行、徐达等同志，张纲同志是《学习》的主编，也是社会科学支部的书记。
我对他深为怀念，几十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不知道他的下落如何。
任叔同志对于这个刊物，对于这批青年，都发挥了他突出的作用。
正如他在文艺界热心扶持谷斯范、劳荣、何为等新作家一样，他也培养了不少理论人才。
至于任叔同志自己在理论战线的建树，有他的大大小小的论著如《文学读本》等书在，无须我的赘言。
我想顺便提一件小事。
他写过一篇《巴金论》（题目记不准确了），按我狭隘的见闻，这好象是左翼作家执笔对巴金同志进行较为全面评价的第1篇文章。
内容如何已记不得了，巴金同志本人的观感如何也不了解，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文章。
解放后他还同我谈过打算对老舍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评论，可惜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极有意义的抱负。
太平洋战争后失去了他的消息，生死未卜，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关心。
直到1948年我到香港，才知道他还健在，但并未见到。
1949年在中南海偶然相遇，喜出望外，才知道他也住在里面。
而且相距不远。
但因各自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闲谈，阔别后的思念之情始终未能倾诉，只知道他在印尼参加了抗击日帝的游击战争，和当地华侨和土著结成了很深的战斗情谊，并且学会和精通印尼语言文字。
对于他的这些光辉事迹，我除赞佩外不能置一词。
建国后不久，周总理指派他为第1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赴任前他委托我为他处理一些家务，就是每月由外交部把他的部分工资送给我，再给他的孩子寄去作生活费。
这个孩子就是王克平，当时大约也有十多岁了。
他的哥哥克明小时候我常见，不幸他已在解放初期因工作过度而死于炮兵连长的岗位上了，那时不过才十八岁。
给克平汇款时，因为工作实在很忙，没能多写信给他间接地带去他父亲的深情抚爱，这是我引以为歉的。
解放后任叔也写了不少文章，主要在他完成大使任务回国之后。
那时他在外交部主持研究工作，但渴望回到文艺阵地。
经过多次请求终于得到周总理的同意。
后来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但忙于编务，反而很少写了。
但我觉得他后期的杂文弥足珍贵，其思想的深沉，情操的纯正，笔锋的犀利而有节，决非等闲，堪与邓拓同志的杂文比美。
作为杂文家来看，说王任叔是鲁迅以下极少数几位达到卓越成就的大作家，恐怕不为过誉。
任叔同志胸怀坦荡，热情诚恳，与人为善，从善如流的品格，尤为我所敬仰。
有时我们也有争执，但他从来不以为忤，同意就改，不同意就争，不但不摆老大哥的架子，也从不放在心上。
几十年前我们曾有过形之于报刊的公开辩论，但是既无害于我们的工作，也无伤于我们的友谊。
反之只有更增加了我对他的由衷尊敬，因而也加深了我今天对他的悼念之情。
任叔并非完人，工作中难免失误，但他一生为党，历尽艰辛，经过几十年血与火的锻炼，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渗入他的骨髓，党的思想已经溶合于他的血肉和灵魂之中。
这个看法，我敢说文艺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们当能首肯。
然而可悲可痛的是，当他的生命之烛已残而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站立之后，却飞来晴空霹雳，刮起拔地狂风，是非颠倒，人妖不辨，一种不可理解而又无法抗拒的力量，用党的名义、党的权威，不可理喻地、不由分说地、无端地剥夺了他对党的赤诚信仰，等于摄去了他生命中的灵魂！
人间惨痛，还能有过于此吗？
他怎么能够理解呢？
怎么能够想得通呢？
他又怎能预见今天重又出现的日暖风和、杂花生树的一派胜景？
也许某有识之士，会为任叔的不幸扼腕叹息：
你为什么要“发神经”呢？
张三李四都没有“发”嘛！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应该更坚强一点才好！
但我要正告这样的贤明可敬的角色：
“大师！
您说得很对，可惜迟了一点，您应该在两千年前去教训屈原：
投江太愚蠢，应该继续行吟泽畔，终其天年，多做出几篇好诗来！
这样，由于您的高明，您的大名就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居于屈原之上。”
任叔！
我为你哭！
为生者幸！
为我们的儿孙祝福！

我的思念
露菲
二十八年前，我在白浪滔天的北戴河海滨住过一些日子。
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了北戴河的海滨。
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是这样的大，荒凉的海岸上，已经建造了不少高楼，其中许多是有很好设备的宾馆，可供游人们度假之用。
原来的那些长满青草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已被宽大、光亮的柏油马路所代替。
每当黄昏到来，我便走向海滩，不是为了欣赏大海的碧波，不是眺望晚归的渔帆，而是为了寻找一块礁石，一块突出在海滩上的方方正正的礁石。
过了这么多年，要找到一块只有两米见方的礁石，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我决心要找到它。
我脚踏着海水浸润的软沙滩，我走着，仔细地辨认着每块大大小小的礁石，最后终于找到了。
它已被沙粒掩埋了大部，露在沙粒外面的部分不足二尺高，因为海潮成年累月的冲刷，它已经变了形，不再是那么方方正正的了。
我看着这块变了形的礁石，听着海浪拍击着它而发出的哗哗响声，我的心里就升腾起无限的思念，我想起了二十八年前那个夏天，想起了我的一位老师王震之同志。
那年夏天，我和几位同志，来到了北戴河海滨，那个时候火车站是在没有任何遮挡的野地里，停车只有3分钟。
从车站到海滨没有公共汽车，前来接我们的是文化部电影局休养所派来的一辆马车。
石子路上，嗒嗒的马蹄声，倒也悦耳。
大车走了两个多小时，在一座古老的别墅门前停下来了。
早在这里搞创作的王震之同志迎接了我们，他以主人的身份把我们安置好，还答应明天带我们去游泳。
王震之同志身躯高大，性格爽朗，对人热情。
他写的《白衣战士》、《卫国保家》、《内蒙人民的胜利》等电影，在五十年代是很有影响的。
我也知道，他很早就到了延安，一直从事戏剧工作。
我认识他，是在1951年的5月。
那个时候，我从上海调到北京，住进了电影局的招待所。
一住半个月，不见组织派人来找我谈工作。
我心里纳闷，但也不能外出，后来电影导演冼群同志带我去见了王震之同志（当时他是剧本创作所的所长）。
王震之同志一见面就说：
“小鬼，你怎么藏在招待所不出来呀？”
“我等着组织找我呀！”
冼群同志和王震之同志笑了，大概笑我的傻气吧！
组织上分配我在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工作。
这年秋天又决定送我到新成立的电影学院编剧编辑系学习（后来叫编剧班，王震之同志是第1任班主任）。
当时我胆怯极了，我不曾进过什么正规学校，我那点少得可怜的文化，是在行军路上学的，是在战斗空隙中学的。
进这样的高等学校，我连想也不敢想。
特别当我听说这个班的学生，都是从大学中招来的，我就更加害怕了。
我有资格进这样的学校吗？
果然有的招生人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够格进这个学校。”
“在战争年月，她跑破了多少双鞋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最有资格进学校的就是她。”
王震之同志的回答，使得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瞠目结舌。
入学的前一天，王震之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郑重地说：
“小鬼，送你进学校提高文化，不是个人的事，是为了我们新中国的文艺事业。
延安时期的‘鲁艺’，培养了不少人，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也要培养大量的文艺工作者，人民需要很多很多作家啊！”
最后王震之同志还给我订了一条纪律，在学习期间不许分散精力，不许谈恋爱，要我珍惜这几年的学习生活。
虽然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半开玩笑的，而且是微笑着说的，但我明白它的分量，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在学习期间，王震之同志作为我们第1任的班主任，亲自为我们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专题讲座，使我们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教师们指导我们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古今的名著，我们眼界大开。
在几年的学习生活中，我经常得到王震之同志的鼓励和帮助。
我曾向他表示过，毕业后我要为少年儿童写作，我打算到中、小学深入生活，和孩子们交朋友……。
我们拿到毕业证书后，不少同学愉快地走向了工作岗位。
我也怀着又焦急又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工作的分配。
但是意外地，组织上分配我的是与创作完全无关的机关工作。
这一点，我毫无思想准备。
面对这种情况，我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怎么办？
多少年来，从来是组织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次是否要提出个人意见？
最后一个暑假，同学们都到大连参观去了，我的苦恼对谁说呢？
恰巧，这时我又生了病，遵从医生的嘱咐，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来到了北戴河休养。
当然一见面，我就把我的苦恼告诉了王震之同志。
王震之同志听了笑笑，没说什么，只要我好好休息。
在休息的20几天中，关于工作分配，他一句话也不谈。
他关心我们的吃、住。
每天早上都要问一问我们睡得好不好，每天下午他都带我们游泳。
那时我们游泳技术不好，他告诉我们：
“心里不要紧张，把头枕在水上，就象枕在枕头上一样，身子就会浮起来，手脚一动，就能前进。”
照王震之同志的说法去做，果然能浮在水面上了。
人在大海里畅游，就会忘记烦恼。
我个人的工作问题，也暂时搁置在一边了。
我们天天沐浴在海水、阳光里，把自己晒得黑红黑红。
假期到了，就要离开这座古老的别墅，就要离开大海回北京了。
心里有些留恋，但更多的是烦恼，情绪不好。
这时王震之同志约我散步，单独和我作了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使我终生难忘。
那天晚饭后，我随王震之同志沿着海滩由东向西走去，海风吹来，感到有些凉意。
王震之同志身披大衣，海风鼓起两边的衣襟，象海鸥的翅膀似的忽闪着，他边走边说自己的创作经验，说他十几岁写出了一个剧本是多么的高兴，他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特别强调，没有生活，就写不出好的作品。
我听着他的话，一方面更加端正了我对文艺事业的看法；
另一方面，心里仍然有着不可排解的苦恼。
他大谈特谈的这些创作经验，对我的工作分配又有何用呢？
我们走到一块方方正正的礁石上坐下来，这时远山已经溶入夜色，面对黑沉沉的大海，我有些茫然了。
我觉得自己就象一只无桨的小船，不知该往哪里飘荡。
沉默一会儿，王震之同志才说：
“小鬼，当初党组织送你上学，是为了培养电影编剧，电影学院设立这样一个专业班，也是为了繁荣创作。
我还是这么说，人民需要很多作家，几年的学习，我知道你很努力，理所当然的你应该有所抱负。
但是，你是党员，革命者首先要考虑工作的需要。
这道理你懂。”
他又说，“愉快地服从分配，愉快地走向工作岗位吧，象我们当年奔赴延安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只想到革命，并没有考虑干哪一行。
再说，创作所需要的生活是多方面的。
这跟组织上送你学习的目的并不矛盾。”
王震之同志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似乎想等我说点什么。
我无言对答，只有海浪撞击着礁石，发出深沉的轰鸣，一声接着一声。
“你记住这个地方，记住这块礁石，记住我说过的这几句话：
既然献身革命事业，在哪里都可以发光发热。
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不论碰到什么困难，都要愉快地勇敢地迎接考验。
我想，每一个老同志都会帮助你，只要你肯学。”
短短的几句话，使我豁然开朗。
作为党员，当然应该首先想到人民的需要。
他的话，如同岩石般的坚硬，他的话，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多少年来，我一直记着他的话，记着这块方方正正的礁石，还有大海翻滚的海涛……
十年动乱过后的今天，我又来到北戴河海滨。
在这里我见到了不少我所尊敬的老前辈。
大家聚在一起，谈过去，谈未来，谈文艺的繁荣，谈四化建设，但是没有王震之同志。
1957年，那时他在东北……迎着隆隆开来的火车，他离去了，永远地离去了。
现在我多么盼望他回来，再回到北戴河休假，再教我们游泳，再听听大海的咆哮呵！
然而，他是永远不会回来了。
当我两鬓斑白再来到海滨时，脚踏着细软的沙滩，看着这块并不引人注意，但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礁石，我的思念就象这浩瀚的海涛一样，是咸涩的，但也是滚滚不尽的……

鲁迅颂
〔巴基斯坦〕尼扎姆
当帝国主义的阴云，
笼罩着这不幸的土地；
当封建主义的残酷肆虐，
穷人死于市井和街头
无人认领、无声无息；
当老百姓受着官僚机器的压榨，
地主庄园里劳作的农民
遭到皮鞭的抽打，
妻子受糟踏，
女儿被扣作人质；
当鲁迅目睹
外国老爷的屠刀
向同胞砍去……
中国终于看到了
一个伟大作家的崛起！
鲁迅的光芒
不久即闪耀在中国地平线上！
他用如椽的大笔、火一样的诗情
召唤人们：
起来！
为正义而战斗，
打碎这颠倒的乾坤！
抬起头！
唱起新时代的歌，
在与过去不同的、光明的
新文化道路上，
前进！
鲁迅塑造了有名的阿Q；
他在嘲笑中哭泣：
为人类的苦难，
为当权者的残忍。
鲁迅的著作卷帙浩繁。
他唱歌，他演讲，
促人思考，点燃呆滞的心灵：
起来！
支援历史性的长征！
改变这腐败的秩序，
而代之以崭新的天地！
他告诫说：
延缓更替将会导致
慢性死亡、
更多的痛苦、牺牲，
更多的悲叹、惋惜；
与其永世沉沦，
不如赶快解救自己！
他吹响嘹亮的号角。
他向命运抗争。
因为时光似流水，永远不待人，
他向男女老少呼吁：
停止叹息、停止流泪，
把作人的尊严
归还给人！
让我们起立
向伟大的鲁迅致敬！
他没有死；
他虽死犹生，
活在后代的心里！
〔叶绍根译〕

厦门抒情（外二首）
董耀章
鹭江浓彩染，
碧中见湛蓝，
天在水中溶，
纷呈画一卷。
海鸥雪翼闪，
鲤鱼喷花串，
轮机声沸沸，
帆影点点远。
游子出海港，
情思剪不断，
耿耿赤子心，
与国常相伴。
海鸥展翅
湿风掀波涛，
雨点如鼓敲。
海鸥掠水飞，
双翼健且矫。
秉性爱弄潮，
不惧风雨啸，
生死恋大海，
啼声逐浪高。
台岛遥相望，
离人珠泪抛，
切切思乡情，
回归志不摇。
鼓浪声声
鼓浪屿上行，
犹如入仙境，
绿波托青山，
岛映水晶宫。
祥云头上飘，
长龙脚下腾，
曲径通幽处，
诗情郁葱葱。
珍珠灿若星，
珊瑚砌翠峰，
鼓浪声澎湃，
催我踏征程。

岭南巨匠
——写在《赵少昂画展》之前
吴作人
三十年代即已在国内外负盛誉的岭南名画家赵少昂先生，别故土垂四十年，现不顾年近八旬，以怀亲念故之情，欣然应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邀请，亲随画展自香港来京，深为我新老同行所感动。
回忆四十年代初，徐悲鸿先生在南洋各地举行为战区难民捐献展，从南洋归来就曾对我讲起过赵少昂先生，对其人品画艺，极为称许。
不久，香港失陷，得知先生义不屈顺，乘渔船过澳脱险，辗转粤、桂、黔入蜀至渝。
徐悲鸿先生曾为其画展著文，盛赞“其画可爱，抑其品尤可慕也”。
我也即在此时见到了赵少昂先生，而后，我去西北，先生归东南，匆匆一别，水流云逝，竟隔四十春秋；
去岁05月，我与萧淑芳访澳大利亚返来过港，才再次见到赵少昂先生，皓首重逢，往事如昨，深庆先生高龄，犹振笔不辍，神采不减当年。
赵少昂先生名垣，字叔仪，广东番禺人，幼年丧父，赖母佣工就读。
十六岁从师高奇峰先生，勤苦力学，画艺精进，早年即有出蓝之誉，蜚声于海内外。
作品出展亚、欧、美诸大洲，曾获万国博览会金牌奖等，载誉甚丰；
于介绍祖国绘画艺术，增进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尤著。
而赵老平居恬淡，不为荣利所动，更使人钦敬。
赵老为高奇峰嫡传高足，师意师迹，深得“岭南画派”真髓。
俯察山川品类之繁，内极思情，外周物理，自立风格。
他创以硬毫刚毅之笔，溢不阿之情，而又于刚直强倔之中，蕴藉温婉，韵而不靡，工而不诡，雄秀兼至，格调双谐。
于山水、人物、走兽、翎毛、花木、虫鱼，无所不能，而尤以花鸟虫鱼，择精取萃，传写入微，最为人所珍爱。
名作《春水池塘处处蛙》，通幅上下，一泓碧水，只写一蛙半浮水面，意趣夺人；
又如他二十余年前的另一幅名作《加省卡妙中国岛》，岸石嶙峋，白鸟群栖，近处只作一鸟掠水面横飞，空夷浩渺，胸次可见。
赵少昂先生的作品，早年赋色明丽高雅；
晚年多用墨色，老笔纷披，势愈磅礴。
他寓情于景，创造独特的艺术境界，所以能令人过目而历久不忘。
赵少昂先生设“岭南艺苑”已有四十余年，桃李满天下，为当代“岭南画派”最富影响的耆宿。
昔徐悲鸿先生赠诗中有“画派南天有继人，赵君花鸟实传神”句。
今赵老入室弟子余妙枝女士亦随师同来，并携有作品另展，均将于10月19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使人们有机会一睹南天“岭南画派”两代风华，固谨撰此短文以致贺。
1982年10月

秋林暮色〔中国画〕　赵少昂
编者附记：
赵少昂先生，1905年生于广州。
幼年失父，靠母亲做工就读于私塾。
十六岁学艺于高奇峰创办之美学馆。
他的作品曾获1930年“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牌奖。
历任中央大学、国立艺专、广州大学教授，在国内外多次举办画展，享有很高的声誉。
这幅《秋林暮色》是他的作品之一。

程砚秋夫人的忧虑
伯秋
“程夫人近来在家独自伤心落泪……”听到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这个消息，心头不禁一怔！
程夫人即已故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同志的夫人果素瑛。
细问之下，方知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近年来不断耳闻目睹某些程门弟子和程派艺术的后继者，互抱成见，难以合作，于是不得不亲自握笔，颤巍巍写下一纸嘱语，转交有关各位，希望能够彼此谦让，消除隔阂，搞好团结，为继承发展程派艺术之大局而共同切磋。
“否则，砚秋的这份艺术遗产可怎么再往下传哪？”
老人心里着急，为此哭了几回。
这是很令人不安的事。
程夫人的黯然神伤，我们是能理解的。
1959年夏，当程砚秋逝世一周年过后不久，周总理、邓颖超同志曾专门约请梅兰芳与程夫人以及程派学生们到中南海家里吃饭，总理语重心长地说，程砚秋同志艺术精湛，成就极高。
程先生不在了，程派艺术不能因此而散失湮没。
一定要多培养程派人才，为继承发展程派艺术而努力。
二十三年过去了，我们拿什么成果向周总理、向程砚秋这两位故人汇报？
程派艺术自发展形成以来，之所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正是由于其创始人程砚秋，一生正直无私，高风亮节，嫉恶如仇，在艺术上独具慧眼，千锤百炼，富于创新，才塑造出窦娥、张慧珠、申雪贞、贺后、祝英台、蔡琰等感人的艺术形象。
他那博得包括周总理在内的无数知音喝彩的“程腔”，给人以拨动心弦的艺术感染和美的享受，程先生与梅、荀、尚等其他京剧前辈的深厚友谊至今被人传诵。
这种传统美德，在我们年轻一代的身上，也有着体现。
人们同样传诵着刘长瑜与李维康的一段佳话：
刘、李当年同在中国戏曲学校习艺，有人在十多年前说过：
“刘长瑜遇到了‘挑战者’，李维康将是她的‘劲敌’。”
现在这两位都已蜚声剧坛的演员犹如春兰秋菊，各有千秋。
可是，对于自己的
“劲敌”，刘长瑜不仅无一丝敌意，相反还引为知己，情真意笃。
还特地撰文说：
“我为有这样一个‘劲敌’而高兴。
因为这不但有利于京剧事业，而且也有利于我个人艺术上的长进。”
人们对此赞美之余，也不免有些感喟。
这种新型的同行关系至今在影剧界还未蔚然成风。
有些演员在与自己的“劲敌”关系上或是孤芳自赏，讥人所长；
或是明争暗斗，互相拆台；
有的把自己所学的艺术流派作为个人的私藏家珍，挂上一个名师的招牌，沽名钓誉。
更有甚者，为了争角色、争排位、争名利，剑拔弩张，吵骂厮打，双方象个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虽说这是少数人所为，但其影响、危害却不小：
一使剧团的风气受到污染；
二使自己的私心杂念逐步膨胀；
三使艺术不能得到提高和发展；
四给观众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同行是冤家”，这是旧戏班的恶习。
时至今日，还有人再承袭这种陋习俗气，实是一种倒退。
须知，人们把文艺工作者称为“灵魂工程师”，要是自己灵魂并不美，又何以用艺术去陶冶观众的心灵？
〔原载1982年09月19日《文汇报》副刊〕

《蜗楼随笔》自序
夏衍
1980年，应三联书店之约，几位热心朋友替我编印了一本《杂文随笔集》。
这本集子，主要选自抗战时期在桂林、重庆和香港出版的《边鼓集》、《劫余随笔》等几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过的《杂文与政论》，这之外也加上了一些以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
但在当时，由于找不到1941和1947年在香港出版的报刊，所以这本集子编成之后，廖沫沙同志给我写的“代序”中就说，选进这本集子里的，只是我写的杂文随笔之类文章的五分之一。
去年春，得到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协助，看到了一本1941年韬奋同志在香港主编的《大众生活》合订本，发现这份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我写的文章，后来，顾家熙同志又给我找到了1947年至1949年章汉夫同志主持的全套《群众》周刊，我又发现了从1947年08月到1948年11月，这份周刊曾为我辟过两个专栏，也是每期都写，每期都有两至三篇，单单这两个专栏，据顾家熙同志估算，大约有十五万字。
为什么要开辟这个专栏我曾在一篇回忆《华商报》的文章里写过：
“《群众》是党的理论刊物，长文章多，销路打不开，也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章汉夫同志就开辟了《茶亭杂话》这个专栏，要我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
专栏叫《茶亭杂话》，而在广东，“王老吉凉茶”很有名，所以我就用了汪老吉这个笔名。
这个专栏从1947年08月起，一直写到1948年06月中旬，忽然，香港的一家小报发表了一条“消息”说：
汪老吉就是某人某人，他卖的不是凉茶，而是蒙汗药，并恐吓说“当局正密切注意中”。
这些勾当，本来是不值得一顾的，但是当时是“寄人篱下”，为了避免麻烦，于是从1948年06月17日起，我把专栏的名称改为《蜗楼随笔》，另用了任晦之这个笔名，继续写下去，一期也没有间断，直到同年11月底，我因工作关系而主动搁笔为止。
这些文章写在三十五年之前，可以说都是“陈年冷饭”了，自己看看，也觉得恍如隔世。
那么为什么又把这些过了时的东西拿出来呢？
说实话，当顾家熙同志不辞辛劳地把这些杂文抄录出来的时候，我的确迟疑了很久。
最后，促使我下决心让它和今天的读者见面，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正因为它写的是三十五年前的事情，而在1947、1948这两年，正值解放战争后期，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命运的转折关头。
今年07月13日，《人民日报》发了题为《历史的考验》的一整版文章，这篇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应该一读的文章一开头就说：
“……三十年来，历史前进了，形势变化了，中美之间也已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仍然是中美关系航道上的暗礁，使航船随时有触礁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回顾1948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那个转折关头，美国决策集团对台湾问题的种种考虑，其意义恐怕不止是为历史爱好者们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资料而已。”
正因为历史前进了，形势改变了，时间相隔了三十五年，所以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对于所谓美台关系的来龙去脉，就知道得不多了。
据我所接触的中青年朋友，不仅读过艾奇逊白皮书的人不多，甚至连毛泽东同志为此而写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的文章，似乎也渐渐淡忘了。
可是，我们淡忘了，人家却“永远不会忘记”
“多年的盟友”。
我写的这些杂文，正好是在这个暗礁的形成时刻，所以读了《历史的考验》之后，我的那些拙文也许可以向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细节”和感性知识。
除此之外，我决定把这些“陈年冷饭”端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读报有感”。
做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我想，做文章是要有一点感情和气势的——特别是政论、杂感之类。
我有一种感觉，近年来有一些报纸上的政论、杂文，包括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乃至犯罪行为的评论文章，似乎也太拘谨、太温良了。
写那两个专栏的时候，我才四十几岁，火气不小，对那些直到今天还把我们看作“潜在的敌人”的“决策集团”中人，以及他们的那批顺从的“盟友”，我是毫不留情的。
因此，说“自我暴露”也好，“陈年冷饭”也好，编印这本集子，对新闻工作者也许还有一点可供参考、可供批评的用处。
《蜗楼随笔》只包括上述发表在《群众》上的两个专栏，《大众生活》、《华商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写的杂文都不编入。
这一类书的部头不宜太大，写“自序”更不宜太长，把要讲的话讲完，就是自序。
1982年07月
〔编者附记：
夏衍同志的《蜗楼随笔》一书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

随感录
宜昌市的一个汽车司机，经常出车到山区。
他爱人要他顺便捎个绷子床回来，说比市内要便宜十多元。
他宁可多花十多元，也不同意顺便捎一个。
他有个亲戚，看到车从家门过，也请他顺便拉点东西。
但他宁可用板车帮他拉，也不顺便用汽车。
于是有人说他“迂”！
乍一听，“顺便”的事儿也确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不影响工作，偶尔为之也还合乎情理。
但细一想，又感到这位司机坚持得对。
因为这里有个变“便”为“变”的问题。
今天“顺便”捎个绷子床，明天“顺便”捎点土特产，后天“顺便”捎几根木料，干得多了，久了，很有变公车为私用的可能。
再说，若找方便，处处都有。
售货员有买东西之“便”，房管员有分房之“便”，人事干部有分配、调动干部之“便”，当领导的，“便”就更多了。
大家都去“顺便”，那就会酿成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陆先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