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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邓小平、彭真、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

金日成讲话说，对中国的访问在一切方面都取得良好的成果；
胡耀邦讲话指出，金日成主席访问我国取得圆满成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新华社9月24日讯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彭真、邓颖超同志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金日成同志在宴会上讲话时说，这次我们对中国的访问，在一切方面都取得良好的成果，将有力地鼓舞和推动朝中两国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指出，金日成主席这次访问我国取得圆满成功，是我们两党、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今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圆柱间挂起了宫灯，系上了红绸，大厅四周常青树上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彩灯。
宴会上洋溢着中朝两国友好的欢乐气氛。

在一片欢快的乐曲声中，金日成主席同胡耀邦、邓小平同志等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万里、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胡启立、乔石、郝建秀、耿飚、姬鹏飞，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金日成主席首先在宴会上讲话。
他说，这次我们访问中国给朝中友谊增添了光彩，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兄弟情义。

他说：“特别是，我们和胡耀邦同志、赵紫阳同志进行的正式会谈以及同胡耀邦同志、邓小平同志进行的多次会谈和谈话，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会谈和谈话中，就进一步加强传统的朝中友谊纽带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且对所有讨论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
金日成说，我们在北京、成都和西安，高兴地看到自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面貌方面以及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城中，正在出现着新的转变。
他说，中国的各民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抱着巨大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心，象一个人一样投入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斗争。

他说：“这次我们对中国的访问，在一切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满意。
这次我们访问中国的成果，将有力地鼓舞和推动朝中两国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并将在两国人民进行反帝共同事业中发挥出巨大的生命力。”
金日成说：“回到祖国以后，我们将向我们的全体党员和人民转达中国共产党员和人民的兄弟问候和我们在这里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
他表示，朝鲜党和朝鲜人民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通过这次同中国兄弟的会晤更加巩固起来的朝中友谊，并将作出积极的努力，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合作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扩大和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

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说：“金日成同志的这次访问，是我们两党、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对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说：“在金日成同志访问期间，我们双方不拘形式，多次举行同志式的会谈，在诚挚友好、融洽和谐的气氛中，就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党、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问题，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胡耀邦说：“我们十分感谢金日成同志对我们的工作和我党十二大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并把它看做是鼓舞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他说，中朝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硝烟烽火中结成的，是在国际上惊涛骇浪的考验中加强和发展的。
这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友谊，在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是十分难得的。
历史证明，我们过去不可分离，今后仍将不可分离，因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命运是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的。

胡耀邦重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并决心作出一切努力，增进和发展它，使之世世代代传下去。
同志们可以相信，今后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定地站在朝鲜人民一边，支持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
他说：“目前，朝鲜人民根据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路线和方针，贯彻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原则，高举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的旗帜，为实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十大远景目标，进行着气势磅礴的斗争。
我们相信，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委员李贞、武新宇、区棠亮、郭映福，轻工业部部长杨波，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人民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张震、梁必业、洪学智，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负责人王平、解方，战斗英雄代表，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国驻朝鲜大使宗克文。

随同金主席来访的吴振宇、金永南、徐允锡、许锬等朝鲜贵宾，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朝鲜驻华使馆外交官员，在京的朝鲜同志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9月24日讯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结束了对成都、西安的参观访问，今天下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陪同乘专列抵达北京。

金日成主席和其他朝鲜贵宾昨天下午离开西安时，陕西省党政主要负责人马文瑞、于明涛等到车站送行。

9月24日，金日成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
胡耀邦、邓小平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图为宾主一起步入宴会厅。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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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领导人在友好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新华社9月24日讯

今天，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
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国大使柯华会见时在座。

香港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参加了会见。

新华社9月24日讯

撒切尔夫人1977年第一次访华时曾会见邓颖超。
今天她们再次在北京见面，彼此都十分高兴。

当撒切尔夫人来到会见大厅时，邓颖超在门口同她热情握手，撒切尔夫人向邓颖超献了一束鲜花。

邓颖超对撒切尔夫人作为英国第一位首相，特别是一位女首相来中国访问表示欢迎。
邓颖超祝愿撒切尔夫人访问成功。

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国大使柯华，香港总督尤德、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等，会见时在座。

9月24日，邓小平同志会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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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9月24日讯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和丹尼斯·撒切尔先生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应邀出席了宴会。
两位领导人在宴会上先后发表了讲话。

撒切尔夫人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国政府给予她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她说：“我认为我们的会谈是有价值的和令人鼓舞的。
今天上午我和邓小平主席以及邓颖超副委员长的会谈也是一样。”
撒切尔夫人说：“在我到达北京时，我觉得我已经很了解贵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要点。
但是，我们的会谈使我对中国事务理解得更深了，也使我个人对中国政府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她说，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再一次表明，我们两国都非常重视我们良好的双边关系和我们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基本观点，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撒切尔夫人说：“我的日程主要是和贵国领导人会谈。
这和我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有那么多重要问题要谈。
我曾想对如何加强英中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赵紫阳在祝酒时说：“我们认为首相阁下的访问是成功的。
它不仅加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良好的个人关系，而且推动了中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也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今天上午，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同志进行了诚挚的交谈，还友好会见了邓颖超副委员长。
几天来，首相和我本人也进行了内容广泛和深入的会谈。
他说：“我们就当前的国际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这对加深相互了解很有帮助。
我高兴地指出，双方在一些重要国际问题上具有共同的或相近的看法。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两国最近几年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教育领域里的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双方在会谈中为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不久以前，双方就互设总领事馆达成了原则协议，这是两国关系的又一发展。”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长陈慕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铁道部长陈璞如，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中国驻英国大使柯华和夫人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香港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和夫人等出席宴会作陪。

今天中午，黄华设宴招待了撒切尔夫人及其他英国贵宾。

图为赵紫阳总理同撒切尔夫人在宴会上祝酒。
新华社记者摄

作者：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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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践问题，1978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有些同志提出这么一个论点：共产主义是真理，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可见真理不一定都要经过实践检验，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话是不对的，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同志写文章反驳。
这里想要答复一下这个重要问题。

十二大报告当然不是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的，可是它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部分的论述中，已经说明了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在实践中前进的。
共产主义运动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半世纪的实践，当然不能说它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

共产主义是指什么呢？
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将来要实现的一种社会制度，一方面是指关于为什么要和怎样才能实现这种社会制度的思想（通常也称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因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未象列宁后来那样地加以区别，只在晚年才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论点，所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名称的区别并没有什么意义），以及为实现这种思想而进行的实践，即共产主义运动。
有人问，这样说来，共产主义不是有了制度、思想、运动的三种含义吗？
这样分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不过我们认为，思想和实践或运动是不可分的，没有思想就没有相应的实践或运动，没有实践或运动也无从表现一种群众性的思想，所以这里还是说它有两种含义。
严格说来，这两种含义也不能完全分开。
运动和运动的目的怎能完全分开呢？
但在实际应用上为了防避某些混淆，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区别。
总之，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共产主义一直在实践中前进，并且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胜利。
由此可见，那些认为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以及与此相关的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空想”一类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从来不是靠空谈，而是靠实践。
自有科学社会主义以来，指导我们运动的是什么？
是共产主义。
我们为什么叫共产党？
因为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干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它包括从世界上有共产党成立到全世界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
有人说，我说共产主义渺茫不是说共产主义运动渺茫，是说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渺茫。
这种说法仍然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着着前进，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正确的，证明了我们达到最后目标的理论和方法是正确的，证明了这最后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比方登泰山顶吧，既然我们已经走到上泰山的中途，当然可以证明这泰山是确实存在的，因而泰山顶也可以预料是确实存在的；
尽管没有到泰山顶，还不能预先测定它的具体形状，但是绝不能说它是虚无缥缈的，因为人们爬山的实践已经证明凡山都有山顶，而我们登上泰山中途的实际经验，又已经使我们有相当根据对泰山顶的情况作某些粗略的想象，虽然这些想象究竟是否符合泰山顶的实际，仍然有待于将来的实践的检验。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胜利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的一个最有力的客观证明。

既然共产主义运动是指从有共产党到共产主义最后实现的整个过程，那么，不仅我们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所做的一切工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就是在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在党成立以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团结在党周围的革命群众所进行的斗争和工作，也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尽管当时和现在的运动的任务都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土地革命，抗日，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建立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这些斗争都是共产党按照共产主义理论领导的。
敌人也都把这些叫做共产主义运动（当然他们是故意用共产主义来吓唬那些不了解共产主义真相的群众的），不管我们在每个时期实际上执行的任务性质上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没有取得国家政权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他们就说这是“共产党地区”，我们取得了国家政权，他们就说这是“共产党国家”，根本不管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我们的军队从来都被他们称为“共军”。
说“共军”，我认为这也没有大错，我们的军队就是共产党用共产主义思想缔造发展起来的革命军队。
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领导我们的斗争，怎么能有八一南昌起义、建立井冈山和其他许多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实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一系列的伟大胜利？
所有这些斗争的直接目的并不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这些都是共产党领导取得胜利的，都是我们共产党员在那里带头干的，所以也都是共产主义的实践。
所有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每一天的革命实践，都是共产主义的实践，革命的一举一动，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共产党在今天的任务，当然决不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是继续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对于这个界限必须完全划清，不允许有任何混淆。
但是无论如何，这也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今天的任务。

宣传和实践共产主义的思想，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从我们党一成立就开始这样做的。
这同我们党成立以来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共产主义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始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时，就成立一个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为它写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但是他们从没有认为，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执政以后，都没有设想过可以立即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公有，相反，他们明确地说，“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而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
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被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称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巴黎公社，也没有实现社会主义。
所以，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并不等于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的国际社会主义经验，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真理。
这些都表明，共产主义运动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后者只是前者的终极目标。
但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任何性质的斗争，都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因而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步骤，正如登泰山所走的每一步，包括在各种迂回道路上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登泰山这个整个运动过程中的一步一样。

既然世界上自有共产党起，就有共产主义运动，就有共产主义的实践，所以，说什么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完全是无稽之谈。

如果没有经过实践，我们每次开会总结经验干什么？
我们总结经验，就是总结我们实践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无论这个经验是为了推翻反动统治，还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责任制和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经济责任制。
我们的实践已经非常丰富。
从共产主义小组到成立现在拥有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还不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实践之一吗？
如果这种实践还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那它是什么实践？
这种实践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就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了。

所以，我们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强的信心，因为我们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都已经证明共产主义运动是正确的。
要不然，共产主义小组怎么能够发展，取得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虽然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那么多的艰险，我们不但坚持下来了，而且继续胜利发展。
至于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我们还没有实践，我们现在不可能也不必要来讨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究竟会是怎么样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愿意对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详细的描绘，象过去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曾做过的那样，这正表明他们是多么严格的科学家。
他们把自己的任务限于发现人类社会必将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他们有时也作过一些很简单的设想，这些设想正确到什么程度，将来能否照所预料的那样实现，这当然需要实践的检验，如同任何科学假说都需要实验来证明或修改一样。
就连我们现在已经着手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怎样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也要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
可是，我们党从事的全部革命运动，一直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是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的前进，这一点是不能怀疑的。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彻底弄清楚。
我们现在大力提倡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实践，决不是说我们现在又要刮什么“共产风”：不让发展集体所有制以至个体所有制，不让彻底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
我们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各项“上层建筑”，我们决不允许采取任何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所允许的主观主义的、空想主义的和冒险主义的政策，如果那样做，那就只能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破坏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从而必然招致失败。
那种失败的苦头我们已经尝够了，我们已经学习得聪明多了，决不会再去干过去曾经干过的那些蠢事。
但是，同样必须弄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切就忘记了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就忘记了只有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才能指导我们建设好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决不能放松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尤其决不能忘记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就是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而奋斗终身，是全心全意地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永远保持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我们决不是为了拿薪水来革命，为了按劳分配来革命的。
自有共产党起，没有哪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是为了取得报酬甚至为了升官发财来革命的（如果有这祥的人，我们就要把他清除出党）。
这还不是共产主义精神？
无论担任什么革命工作，我们都不是为了报酬（这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给予我们以适当的报酬以维持我们的生活，那是另一个问题），完全是为了实现我们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这个理想绝对不是空想，相反，它已经成为一个一步一步胜利前进的伟大的群众运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在全党统一认识。
我们要坚决地反对任何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渺茫的空想”的误解和谬论。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忘我劳动的英雄模范，有那么多为了共产主义埋想而奋不顾身、牺牲一切的人？
这些人难道是空想家？
不是的，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共产主义的实干家。
我们决不是空想家，我们的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所以，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而且越来越坚定。
为什么越来越坚定？
因为实践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切正确的工作推动了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合乎人民的利益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且正在一步一步接近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问题，十二大报告里虽不可能详细说，但是主要之点已经说了。
我们希望通过十二大，全党在这个问题上要认识一致，行动一致。
所有的党员在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这个根本问题上丝毫都不能含糊。
如果有一点含糊，我们就会在群众里造成思想混乱，就会在群众里歪曲我们党的形象，削弱我们党的威信。
要抵抗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单靠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大而穷，人口多，就在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居于世界前列以后，每人的平均收入还是要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低。
主要要靠共产主义思想才能抵抗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因为共产主义所一定能够实现的人人都享有高度的物质幸福和精神文明的伟大理想，是同任何剥削制度水火不相容的，任何剥削阶级永远不会这样想，也永远不能这样做。
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其中包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牺牲的所有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从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焦裕禄、栾fú、赵春娥到无数同样奋斗牺牲的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男人、女人、非党员、非团员，他们能够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共产主义。
在法卡山扣林山牺牲的人，在抗洪抢险斗争中牺牲的人，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工作岗位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他们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共产主义。
没有共产主义精神，哪来的这种革命行动？
我们在座的同志成天从早忙到晚究竟为了什么？
假如只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房子，那么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早就完了。
我们就是为了共产主义，不但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首先是为我们现在干的共产主义事业。
共产主义的事业不等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陆定一同志：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
光有社会主义不行，一定要有共产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是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第一步，离开了共产主义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
十二大报告提出要整党，这就必须要靠共产主义思想。
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就没有力量说服党里面那些一味“按酬付劳”甚至“多酬少劳”的人；
对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也就不好说你们背叛了共产主义，你们不配做共产党员（当然他们也背叛了社会主义，也不配做进步的公民）。
我们为什么要在新党章里给共产党员提出那样高的标准？
我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将来才为共产主义奋斗，过去就早已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何况现在！
自有共产党起，我们就是靠共产主义思想同各种敌人斗争的，但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还不能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正在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因此就必须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作者附记：这原是我8月2日在十一届七中全会的一次小组会上讨论胡耀邦同志十二大报告稿时的一个发言。
这个发言的内容，有一部分已被一些报刊发表了。
但是发言对有些问题说得不够清楚，有些必须解释的方面（特别是关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坚持现行政策之间的关系）没有说到。
因为《人民日报》要发表这个发言的全文，所以现在作了一些补充和删改，请读者注意。
〕

（新华社发）RW：胡乔木；
言论

据新华社9月24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开始举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决定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的召开日期。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澜涛主持了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
他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十二大的文件，把学习、贯彻这次大会的精神，做为各级人民政协的第一件大事，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屈武、许德珩、胡子昂、孙晓村、刘良模先后发言。
他们认为，中共十二大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誓师大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大会提出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纲领。
他们说，通过对这次大会文件的初步学习，深感祖国振兴、富强在望。
他们表示，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认真学习和贯彻十二大的精神，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沿着党的十二大指引的航向奋勇前进。

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李维汉、康克清、庄希泉、胡愈之、何长工、杨秀峰、包尔汉、钱昌照，出席了会议。

新华社9月24日讯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下午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冯直、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卢绪章参加了会见。

邓小平主任会见包玉刚先生。
RW：邓小平；
会见

9月24日，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英国首相玛丽特·撒切尔夫人。

会见时，撒切尔夫人向邓颖超副委员长赠献了一束玫瑰花，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新华社记者摄

新华社西安9月24日电 记者从近几天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十八个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缓和公共交通拥挤座谈会上获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大城市的公共交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1981年同1978年相比，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增加了八千四百辆，增长35％；
公共交通线路长度增加了一万七千公里，增长28％。

——城市出租汽车发展很快。
去年年底，全国大、中城市拥有出租汽车五千辆左右，比1978年增加了两倍多，这对分散公共交通的客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城市新型交通工具正在研究和发展中。
如山城重庆已建成一条渡江索道。

一些城市的人民政府重视交通综合治理工作，近几年采取了错开职工上下班时间，加强交通管理，建设立体交叉工程，解决“断头路”和“细脖子道路”等措施，使公共交通拥挤的状况得到不同程度的缓和。

作者：肖阵

本报讯 历时六天的全国游泳锦标赛九月十日在北京结束。
我军游泳队在二十九个项目的比赛中，夺取了十二块金牌、四块银牌。
二人一队三次打破三项全国纪录，一人一次平一项全国纪录。

另外，我军游泳队还有九人三队十八次打破十三项全军纪录，以三百六十三分获男女团体总分第一名，连续三年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的流动杯。
（肖阵）

据新华社9月24日讯 叶剑英委员长去年国庆前夕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以后，回祖国大陆探亲、旅游、讲学和定居的台湾同胞日益增多。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去年10月到今年7月，已有一千一百九十七名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九十多名台湾同胞回大陆定居。
此外，还有不少台湾同胞回来短期讲学、参加科研工作或开展文化、学术交流活动，今年以来仅中国科学院就接待了三十多名回来短期工作的台湾同胞。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台湾同胞回来参观访问了一些工厂、农村后，都有这个共同的感受。
不少台湾同胞过去对大陆真实情况不了解，经过回来看一看，听一听，感到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台湾当局宣传的截然不同。
有一位台湾科技专家从1978年以来，已经第六次回大陆探亲和开展科研活动。
他每次回来都感到祖国在发展、在进步，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他一再称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祖国工农业生产带来了变化，表示要把亲眼见到的真实情况告诉台湾的乡亲们。

九条方针政策宣布后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知名人士当中，有原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长马璧教授、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范寿康教授、原国民党陆军政治作战部副主任肖学良、原台湾博物馆馆长陈兼善教授等人。
他们从台湾回到大陆后已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定居。
现在他们同亲人们团聚在一起，过着愉快的晚年生活，并为祖国的四化和统一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年来回大陆探亲、旅游、讲学和定居的台湾同胞，受到有关部门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生活方便。
回来定居的台湾科技专家，大都按照个人的特长和愿望，被安排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工作。
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的台湾同胞，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

新华社9月24日讯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撒切尔夫人在招待会上说，她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对加强英中之间的友好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她说，我同中国领导人赵紫阳、邓小平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就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六个多小时的正式会谈。
我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他们对中苏、中美、中日关系和东南亚、中东问题以及我们双边关系包括香港问题的看法。
通过会谈，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领导人对一些国际战略问题的看法。

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她说，今天我们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两国领导人各自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撒切尔夫人在招待会上还谈到了英中贸易关系问题。
她说，我们很关心英中贸易关系的发展。
她表示相信，这种关系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撒切尔夫人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

栏目：时事小测验

问答题：

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今后的五年间，我们要争取实现哪几个根本好转？

填空题：

一、十二大审议通过的新党章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党员、党的干部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分别提出了（ ）的要求。

二、我国九月九日发射的科学试验卫星，已按计划于（ ）月（ ）日（ ）时准确地返回预定的回收区。
这是我国发射成功的第（ ）颗卫星。

三、我国今年早稻产量创历史新纪录，在栽插面积减少一百七十万亩的情况下，总产量预计比去年增加（ ）斤。

上期答案

问答题：

九月上旬闭幕的第十二届阿拉伯首脑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一项解决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阿拉伯方案。
这项方案强调以色列必须撤出阿拉伯被占领土，重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有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民族权利。
这将大大有利于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公正解决。

填空题：

一、黎巴嫩前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九月十五日在一次炸弹爆炸事件中遇难。
黎巴嫩议会于二十一日选举阿明·杰马耶勒为新总统。

二、为了推行南下战略，苏联正在（阿富汗）建立巨大的永久性军事基地。

作者：榕青

本报讯 福州部队“济南第二团”共青团工委，教育和引导团员和青年争当先进个人，在“双先”活动中，积极发挥突击作用。
全团涌现出四个先进团支部，四十六名优秀共青团员，团员和青年中有二百四十多人立功受奖，八十人被各级评为建设精神文明的标兵。

“双先”活动开展后，团工委对团员、青年的思想进行了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同志上进心强，有争当先进的愿望，但有些同志存在着消极情绪。
他们首先在通信连进行思想教育试点，然后在全团团员、青年中上了一次学先进赶先进，努力争当先进个人的团课，引导大家克服“先进高不可攀”的自卑感，讲清人要有一点精神，先进要靠自己积极争创的道理；
讲清当先进光荣，以吃苦为乐的道理，从而增强了争当先进的决心和勇气。
二营原有二十多名同志认为先进轮不到自己头上，教育后人人振作革命精神，向连队写了决心书，制订了争创先进的措施。
四连有个过去比较后进的战士，调到炊事班后鼓起了争先进的勇气，刻苦钻研炊事技术，在福州部队召开的先进食堂现场会上作了野炊表演，成绩优良，入伍后第一次受到上级表扬。
他还为连队和战友做了大量好事，被连队评为精神文明标兵。

团工委根据“四有三讲两不怕”总的要求，以及本部队每个时期开展“双先”活动的要求，在团员和青年中提出行动口号，使大家有明确的努力方向。
如3月份全国文明礼貌月活动中，他们要求做到：宣传文明礼貌走在前，美化营区环境走在前，文明服务走在前，为民造福走在前。
各团支部根据团工委的要求，及时进行动员，组织开展革命竞赛。
全团成立了一百六十五个学雷锋小组和九个青年服务队，共四百五十余人，分赴七个村庄、六所学校和三个果林场参加公益劳动，做了大量好事，深受群众赞扬。
高机连团支部组织青年突击组，搞环境卫生，改变了营区面貌，受到团通报表扬。
三营在厦门执行施工任务，正当给一座大楼浇灌水泥时遇上雨天，团总支书记余金水立即组织青年突击队，昼夜苦干，保证了施工任务的完成。
三机连团支部利用连队在厦门执行任务的机会，组织团员和青年参观民族英雄郑成功纪念馆，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访问“鼓浪屿好八连”，对团员和青年进行革命理想和反腐蚀教育，做到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保证了连队施工任务的圆满完成，使团支部跨入了先进行列。
（榕青）

作者：赵可铭叶穗

今年上半年，与澳门毗邻的某部一连在边防执勤中，先后有四十七名战士拒受不法分子的贿赂。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能够在“糖弹”、“礼炮”的袭击下站稳脚跟呢？
我们采访了这些战士。

今年4月10日，战士陈卓耀和韦益明一道外出，在路上被一个“华侨”模样的人拦住了。
那人绕了几个圈子，提出一个要求：帮他拎两个手提袋过海关，事后给两人四千元港币作酬劳。
当陈卓耀得知那人要带的“是些碟子、香炉之类的东西”以后，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珍贵的文物。
在连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军队教育时，陈卓耀曾深深地被祖国古代的灿烂文化所感动。
他想，每个有爱国之心的人不仅不能收受贿赂，干出有损祖国的事，还要想办法把流落到不法商人手中的古董截回来。
他给韦益明递个眼色，两人将计就计，故意应承下来。
第二天，他俩在连队其他同志的配合下，擒获了四个走私分子，截回一百零五件明清时期的古董。

战士杨建云在两个不法分子拿出一块手表和几十元人民币作为“买路钱”时，也同样毫不动心。
小杨告诉我们，他刚入伍时，连队干部就带着他们参观了连队的荣誉室。
一连曾在“一条小街，两个世界”的深圳沙头角执勤，1964年被国防部授予“红色前哨连”的光荣称号。
小杨所在的七班，在战争年代由于班长张继战功卓著，还被授予“张继班”的英雄称号。
小杨说：“前辈们的英雄模范事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我总是想，自己是英雄连队、英雄班的新一代人，更要做好样子。
那两个人想用钱收买我时，我就是这个想法：决不能做出玷污连队荣誉的事来！”
……

我们座谈中发现，干部战士拒腐防变的能力，并不单纯由某个因素决定，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反腐蚀教育应该着眼于帮助干部战士在思想上筑起一个多侧面、大纵深的防御体系。
一连干部形象地说，组织纪律观念、法制观念是反腐蚀的防御体系的“前沿阵地”；
艰苦奋斗作风、革命英雄主义、良好的道德情操、正确的审美情趣是这个体系的“重要支撑点”；
而共产主义理想，祖国利益和荣誉高于一切的精神则是拒腐防变的“核心阵地”。

现在，一连和许多单位已经注意围绕有理想这个“核心”，从各个侧面进行反腐蚀教育。
但有些单位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注意从各个方面来提高干部战士的拒腐防变能力。
我们感到有必要把“防御体系”明确地提出来，从各个方面，运用多种具体生动的形式，切实搞好反腐蚀教育。
当然，这个“防御体系”的建设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作长期的努力，把反腐蚀教育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本报记者 赵可铭 叶穗

作者：杨功成
栏目：“双先”谱

乌鲁木齐部队某团八二炮连副指导员吴本华，论资历是个“小字辈”，当兵才六年。
可是比荣誉，他却是全团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荣立了三个三等功，被师团评为“学雷锋先进战士”、“优秀党员”、“精神文明标兵”。

吴本华的荣誉是怎样得来的呢？

他当新兵那年，部队担负国防施工任务，八二炮连负责筛砂。
戈壁滩上的细砂，全靠一镐镐地刨、一锨锨地筛出来。
面对繁重的施工任务，吴本华每天太阳还没冒出山尖，就扛着工具上了工地。
盛夏的戈壁滩上，高温烤得人喘不过气来，他也顾不得午休。
他光着的臂膀晒脱了皮，手心磨出了血泡，咬着牙坚持干。
每当同志劝他休息时，他总是说：“我力气小，不加点班完不成任务。”
这一年，连队施工八个月，他出勤二百四十天，筛砂总量达四百余方，超额完成连队规定指标的40％。
年终连里的立功簿上，第一次记下了他的名字。

有人说：创荣誉难，保持荣誉更难。
这话一点不假。
1979年2月，吴本华被提升为排长，有的同志好心劝他别再象过去那样拚老命了。
他回答说，干部干部，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怎么带动战士啊！
他给自己定了两条标准，跟班作业，当好“排头”；
抢挑重担，方便他人。

不久，团里给八二炮连下达修建靶场的施工任务。
他听说后，立即跑到连部，“抢”来了最重的采石活儿，第二天带领全排上了山。
施工中，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打眼争着抡大锤，放炮争着去点火。
有时遇上哑炮，他命令战士们留守安全区，自己奋不顾身去排险。
在他的模范行动带动下，全排提前一个月完成了采石任务，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他胸前也再次挂上了光彩夺目的立功证章。

持之以恒地实干，使吴本华皮肤变黑了，臂膀粗壮了，两只手心上长出了一个个老茧。
今年春节，他回家探亲，一下火车，未婚妻小孙看见他那副模样，就说：“黑不溜秋的，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老黄牛’。”
（杨功成）RW：吴本华

作者：彭冠富汉

十二大代表、兰州部队某部部队长张德福同志，党的十二大胜利闭幕后，从北京回到部队，立即满腔热情地向各级党委和部队传达十二大文件精神。
图为张德福同志（中）和红一连干部战士一起座谈。
彭冠 富汉摄

作者：张立

核爆炸过后，当空中升起的“蘑菇云”散落时，它的尘埃对下风区人们的健康有没有影响？
兰州部队防化某团二连就是担负着测量核试验下风区沉降物沾染情况的任务。
他们不畏困难，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

散落的尘埃随风飘荡，它可能落在一望无际的戈壁，可能落在杂草丛生的沼泽，也可能落在虎口魔鬼般的险地。
为了取得科学的数据，二连干部战士捕风追尘，驰骋在辽阔的作业地区。

一个严冬的中午，连长赵志凯和新战士刘积孝、余开生奉命去一片沙漠地带徒步侦察尘降物飘落情况。
他们一直走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多，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这时，远处的夜空突然飘起灰雾。
凭经验，他们知道是一场大风很快就要到来。
如果不赶快往回走，等风沙把脚印埋没，就有被荒漠吞噬的危险。

面对着艰险，赵志凯对两个新战士语重心长地说：“作业区的每一个数据，都与下风区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
现在，大本营的同志都等待我们的测量结果，我们决不能半途而回。”
他们喝了口水，又飞快地向南走去。
终于在天亮时查到了沉降物。
这时，大风已经刮来，凛冽的寒风象刀子一样刺着他们的手脸。
他们连手也顾不上揉一揉就赶快展开仪器侦察测量，小心翼翼地取样存放。
等他们完成了任务，狂风已把来时的脚印全部埋没。
满天的风沙使人辨不清方向，几天的疲乏饥饿使他们连抬腿的力量也没有了，但他们仍然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着，经过几天的奔波，终于把测量结果带回连队。

浩瀚的沙漠，无垠的戈壁，不知吞噬了多少探险家的生命。
二连的同志们为了获得每一个准确的数据，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各种测量、化验。
一次，在沙漠作业时遇到了一片沙峦林立的地带，战士们带上仪器和干粮，刚刚踏上这一地带的边缘，一位老牧民就骑着骆驼匆匆赶来挡住他们说，这一带号称“魔窟”，沙暴很多，再三劝他们不要进去。
但是二连的同志想到这片沙漠方圆百多里，如果少掉这里的数据，将来的结论就少一份把握。
他们婉言谢绝了牧民的劝说和关怀，毅然向沙漠深处走去。

变幻莫测的“魔窟”果然不同寻常，黄沙象阵阵烟雾刮个不停。
战士们顶着风沙，一点点地摸索着前进。
选定第一个测量点后，大家摆开仪器刚刚开始作业，负责观察风暴的战士突然看到上风地区黑烟滚滚，他赶忙大叫一声：“快撤，有沙暴！”
大家扛起仪器，刚刚撤离现场，一个大沙丘腾空而起，刚才作业的地方被十多米厚的沙子探深埋在地下。
满天的沙土还没有完全散落，二连的同志就赶忙利用沙暴间隙进行侦察，布样，测量。
就这样，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对这片“魔窟”的每个角落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化验，直到获得完整的数据后才离开。

十多年来，二连行程四百多万公里，获得近百万个数据，终于用辛勤的汗水向人们证明：“我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没有给人民的健康带来危害。”
二连曾先后受到兰州部队、总参谋部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和上级领导机关的表彰。
（张立）

作者：吴继利

本报讯 7月上旬，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收到河南省罗山县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一份公函，反映五一○八七部队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紧，建议给予表扬。

五一○八七部队一连连长李山清的爱人朱琴才，是罗山县城郊公社双店大队的社员，1980年他们已生一个女孩，夫妇当时商定只要一个孩子。
去年下半年，女方又怀孕，部队安排李山清春节探亲，动员家属做人工流产，但没有结果。
部队先后派一名副教导员和一名副政委专程赶到罗山县，协助李山清做朱琴才以及两家老人的思想工作。
在地方的协助下，终于打通了朱琴才和全家人的思想，安全地为她做了引产手术。
这个部队的做法，对克服阻力，推动罗山县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吴继利）

作者：文聪/郁文

本报讯 成都部队后勤部直政科干事陈松茂帮助爱人抵制多生超生歪风影响，受到赞扬。

陈松茂家住广东汕头经济特区，1978年与陈婵辉结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孩，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一段时间，特区刮起一股多生超生的歪风，陈松茂的爱人恰巧这时又怀孕了。
她觉得现在特区经济条件好了，想再生一个孩子。
陈松茂帮助爱人详细算了计划生育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细账，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计划生育直接关系到四化的成败，特区生活条件好了也不能忘掉国家的大业。
国家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子女，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军队干部，更应该积极响应，决不能被歪风刮倒。”
他通过一系列过细的工作，做通了爱人的思想工作，她愉快地做了手术。
（文聪、郁文）

作者：京军/纪生

作者：曾品禄陈其昌

4月的大凉山，冰雪未融，雷雨初行。
某部测绘队的四名队员带着两台贵重的仪器，来到普格县黎安公社的彝寨。
他们要从这里出发，登上海拔四千米的落机山顶，完成一项重要的测量任务。

当地有这样一句话：“要上落机山，雄鹰也要先练三年翅膀”。
为了配合他们完成这次任务，公社武装部挑选了精明强悍的民兵排长吉则子拉和吉诗次衣日，还有两个身体很棒的民兵，配上三匹马，带着测绘队员上了路。

经过四个小时的攀登，来到海拔三千四百米的干海口。
前面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林中大雾弥漫，行走十分困难。
大家商议决定，把马匹和部分干粮留在森林里，由一个民兵看守。
测绘队员和民兵一前一后，互相搀扶着，在茫茫大雾和重重障碍中摸索前进。

下午三点钟，测绘队员和民兵到达落机山的顶峰之下。
这时，山上的气候骤变，头顶上乌云越压越低，紧接着狂风卷着迷雾横扫，刮得站不稳脚跟。
吉则子拉和吉诗次衣日有经验，俩人把身子靠拢，紧贴着陡峭的岩壁，又叫测绘队员紧紧跟在他们的身后，用手脚抠住岩缝，一步步斜着向上攀登。
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狂风过去了，云开了，脚下又成了银光闪烁的世界。
测绘队员和民兵们一鼓作气，顺利地登上了顶峰。
（曾品禄 陈其昌）

作者：蒋世平

作者：李荣山张世家呼培兴
栏目：部队与民兵

山东高密县大栏公社谭家荒大队的基干民兵刘秀英，与八○三○一部队战士杜德弟，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随着年龄的增长，爱情闯入了他们的生活。
就在这年冬季，杜德弟在刘秀英的支持下，穿上了崭新的军装。
杜德弟家只有他这一个儿子，德弟参军的当天，秀英就把铺盖搬到了公婆家。

生活是美好的，但也是严峻的。
秀英来到杜家，又当儿子又当媳妇，里里外外的事情就都要动手了。
这倒也没什么。
最难听的还是个别人说的风凉话：“凭着个姑娘家，没结婚就住在人家门上了，这不是自找苦吃！”
面对繁重的家务和别人的闲言，秀英可不东想西想，她的心里只有德弟。
她对德弟的父母照顾得十分周到，也越来越会当家理事了。
村里人都夸这姑娘真好。
秀英说：“俺只为他安心。”
是的，秀英最怕德弟对家里的事情不放心，影响工作。
因此过不了多久就要给德弟写封信，把家里的事情详详细细告诉他。
杜德弟一门心思用在学习和训练上，入伍三年来，年年被评为优秀义务兵。
秀英看到部队寄来的喜报，高兴得流眼泪。
今年3月，她出席了县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代表会，并且发了言。
高密县武装部把她的事迹材料寄给了部队。
部队政治机关把刘秀英的事迹向干部战士作了宣扬。
（李荣山 张世家 呼培兴）

作者：卢纯田
栏目：思想战线

中国革命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发生的。
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自然会有很大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般的指导原理。
这些原理在各国的运用是不完全一样的。
如列宁所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三页）中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中国革命的各个具体问题预备下现成的答案，因而我们党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特殊环境，使它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但在党的幼年时期，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并不懂得这个道理。
在大革命失败后，当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和俄国城市暴动为中心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以及一系列适合我国情况的正确政策时，就曾被王明讥为“狭隘的经验主义”。
按王明的看法，中国的革命只需照搬外国的经验，无需了解本国的情况。
要了解的话，那也不是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事情，而只能由远在千里之外对我国十分隔膜的共产国际的人来了解，中国革命只能按外国的模式来进行。
这样做，结果是断送了大好的革命形势，把中国革命引向了失败的边缘。
血的代价使我们懂得，革命并没有现成的公式。
要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的方针、策略和政策。
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不再按照外国的模式，而是按照中国的国情来确定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革命很快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只用了十多年时间，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有过胜利发展的时期，也有过挫折和失利。
挫折和失利的主要教训之一，仍然是在国情的认识上。

所谓“国情”，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和历史传统、民情风俗等等。
因此，认识国情，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负有重要责任，但并不是党的少数几个人的事情；
而必须集中全党的智慧，由全党共同来做。
党的领导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具有洞察事物本质和预见事变进程的卓越才能，这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
但是，他们的认识也是有局限性的，并不能穷尽客观真理。
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中国的事情那么复杂，情况又在不断变化，人的认识需要随着变化的情况而不断发展。
要少数几个党的领导人，即使是最杰出的领导人来完成认识国情的任务，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但是，由于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现象的出现，有一度确实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似乎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规律这件事情只能由党的领袖来做，一般干部和群众是无能为力的。
离开党的集体智慧和群众集体的经验，任何人都难免会有失误，会提出和实际情况相违背的错误的意见和主张。
又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遭到破坏，有些错误的意见和主张明明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实践证明是必须否定的，群众也不能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表达了也不能畅通无阻地反映到党的负责的领导机关中去，依然强制性地加以推行。
这就是我们在一个时期中犯了“左”的错误，造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失利和挫折的重要原因。

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邓小平同志还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有很多重要的经验，我觉得这是长远起作用的很重要的一条经验。
三中全会以来的短短的几年中，我们党能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和进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能不能说全党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还不能这样说。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我理解它的中心思想是要我们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
在对外国的关系上，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在国内的各个单位和部门，也不能照抄、照搬别的单位，别的部门的经验。
同时，各级领导都不能只起“留声机”、“收发室”的作用，照传、照抄中央的文件、指示，而要将中央的指示和本单位、本部门的情况相结合，真正加以落实。
有的同志并不是这样，他们在工作中图形式、走过场，不讲实效。
有的不善于思考问题，以别人的思维为思维，工作推诿责任，毫无创造性。
所以，不能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问题，看成只是少数领导机关的事情，而应看成是一个思想路线的问题，是和全党每个同志都有密切关系的思想方法、思想作风的问题，这样才算是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的含义。
解决了这个思想路线的问题，在领导制度上确立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党都具有重视调查研究，注重实际情况，按实际情况办事的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我们就一定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实现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任务，我们军队的各项工作也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和进步。

作者：饶新建黎增嘉
栏目：思想战线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
搞好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是贯彻十二大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问题。
可是，有的同志却认为在群众中宣传、提倡共产主义思想是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毫无疑问，我们的一切宣传教育，都应该考虑群众的觉悟程度，考虑怎样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提出上面的问题，如果是为了在开展宣传教育的工作中注意从实际出发，讲求实际效果，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如果认为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超越了今天群众的觉悟，并怀疑它的必要和效果，那是没有根据的。

应该承认，经过十年内乱，人们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毒害，在一部分群众中，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念淡漠了，而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等等的思想却有了不同程度的滋长。
但是，这种现象毕竟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主流，更不能以此作为衡量广大群众觉悟程度的依据。
群众中既有觉悟程度低的，也有觉悟高的和中间状态的。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新人新事正在不断涌现，多数群众对共产主义思想是能够逐步理解和接受的。
我们不能看到一部分群众觉悟不高，便不加分析地得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的错误结论。

因为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同，我们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就要从不同群众的实际水平出发，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觉悟程度，提出不同的要求，而不能不加区别地搞简单化、一刀切。
这是讲的如何宣传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宣传的问题。
不能因为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同，就认为只能对觉悟高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对觉悟低的就不能宣传。
先进的思想不会在群众中自发地产生，落后的社会意识也不会自动地退出思想阵地。
列宁曾经说过：“党是阶级的先锋队；
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页）正因为现在还有一部分群众觉悟不高，更需要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去进行教育，引导和帮助他们摆脱各种旧思想的影响，改变落后状态。
共产主义思想是当代最先进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不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靠什么去引导群众前进呢？
不可否认，先进的思想，开始往往只被少数先进分子所理解和接受。
但是因为它代表历史潮流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经过先进分子的不断传播，就能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掌握。
回顾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拥护者可谓寥寥无几，可是一百多年后，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南。
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最初也只在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中传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宣传和实践，现在也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千百万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
我们应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在群众中的阵地，而不能因为现在多数人还达不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境界，便怀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效果。

当然，我们要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现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区别开来。
不能因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而否定现行的按劳分配的制度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共产主义者。
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少人降低了党的党性标准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有的人甚至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一律说成是“唱高调”。
现在有的单位正气下降，歪风抬头，有的人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得不到批评，有的人失去理想和目标，斗志衰退，精神不振，从根本上说，都是缺乏共产主义思想的武装。
从领导上作检查，是这些单位的领导，放松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

从我们党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是干的共产主义，也就用共产主义的思想去宣传、教育群众。
今天，我们已进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用共产主义思想去宣传、教育群众，更有着迫切的重要意义。
认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作者：杜静
栏目：思想战线学习方法漫谈

清代小石道人在《嘻谈录》中说：有一捐官善读别字，一次坐堂问案，把原告郁工来念成“都上来”，将被告齐卞丢叫成“齐下去”，又唤证人新釜为“亲爹”。
结果，不仅将原告、被告、证人的名字全都念错，案子也审了个稀里糊涂。
这虽是一则笑话，但对我们一些经常读白字的人却不无启示。

读白字在生活中是常有的事，有的人对于天天都打眼皮底下过的字，愣是一辈子读不准，有时甚至闹出了笑话。
有没有什么方子能治治这种白字顽症呢？
是有的。
那就是要养成鲁迅读书的好习惯：绝不让一个读不“真”的字滑过去，也不将一句自己还未了解其确切含义的句子轻轻放过。
鲁迅先生之所以学识渊博，是与他这种严谨的读书治学态度分不开的。
可我们有些同志无论读书还是看报，恰恰缺少这种把每个字读“真”的态度，遇到不认识的字，既不查字典，也不请教周围的同志，或者“认字认半面”，约摸着读个大概音。
结果是一些普通的字，也老是念错，一辈子改不了读白字的毛病。

有的同志认为“个把字读不‘真’问题不大，能了解个大概意思就行了”。
这种说法并不全面。
汉语中，一个字常有着多种用法，具有多种含义。
有时一句话中一个字读不“真”，就会产生歧义，甚至把全句的意思完全领会反了。
所以古人有“十目一行，字字入心”的说法。
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主张应当“读书先识字”。
这都是很有道理的。
识字，是掌握知识的根基。
读不“真”的字一多，读书中的“拦路虎”就多，掌握知识就困难了。
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
就是手要勤，嘴要勤，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随手查一查字典或请教周围的同志。
这样一个个你所读不“真”的字，就能逐步为你所认识，所掌握。
由于减少了学习中的“拦路虎”，学习的效率就能不断提高，知识也就能不断增加。

作者：刘汉中
栏目：思想战线

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中有个肥胖的职工，号称“大力士”。
可是有一次与身体结实的小李较量，却被摔倒在地，许久爬不起来。
一支军队也象一个人一样，编制上的臃肿，并不是有战斗力的表现，而是一种病态。

肥胖的人，看起来膀大腰圆，实际上多的是脂肪，而脂肪多并不产生力量，反而是一种负担，甚至会诱发出各种病症来。
军队也是这样，过于庞大臃肿的机构，也是一种包袱，不仅不能产生战斗力，而且会影响已有战斗力的发挥。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我党厉行精兵简政，压缩非战斗人员，减轻人民负担，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建国初期，我们实行裁减军队数量、加强军队质量的决策，使我军相继建立新的军种兵种，大大加强了我军的战斗力。
我军在精兵简政上的成功经验，是应当认真汲取的。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现在我们部队存在着机关臃肿，层次重叠的现象。
有的部门一人能办的事也得几个人办，一个机关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得许多单位来回扯皮。
这就必然影响工作效率和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战争的要求更是不相适应。
因此，需要改革，兵要精，机关和部队的编制要精干、科学，要指挥灵便。

现代战争，不仅是经济、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速度、效率的竞赛。
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不是表现在兵员的数量上，而是取决于兵员和武器装备的质量，兵不精，武器不良，数量再多，机构再大，也不可能有强大的战斗力。
目前，许多国家在实现和加强军队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重视精兵和改良武器装备，而不是把军费用在人头费的消耗上。
一方面是军费的增加，一方面是兵员的减少，这是人们所常见的看似矛盾、实则一致的现象。
二十年代初期，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曾经用了四年时间，将苏军从五百三十万人减少到五十六万多人，减轻了国家负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
美国为了实行霸权主义，军费一直很高，但在越南战争后，美军的总人数却几经缩减，从1968年的四百六十多万，到去年已降为三百一十多万，从而把更多的钱用到了武器装备上。
可见，即使从军费开支的角度来看，兵不精，机构臃肿，也不利于国防现代化。
我国经济力量还不够强大，军费也有限，更应该把有限的经费用到最有利于现代化的方面去。

人太胖了可以通过体育锻炼等办法来减肥，使身体结实起来；
军队太臃肿了也必须通过体制改革、精兵简政的办法来“消肿”。
现在，有的同志也满心希望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可是又往往习惯地把“提高”和“加强”理解为人员的增加和机构的扩大，好象兵越多、机关越大，才越象个“建设”的样子。
这种想法，如同把虚胖看成健康一样，必然会成为精简整编的思想阻力。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必须实行精兵简政，“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战争的历史证明了这个政策的正确性。
现在虽然还未发生大的战争，但是臃肿的军事机构与国防现代化和未来战争的要求，也已发生了矛盾，我们应该赶在战争未来之前，抓紧精兵简政，做好“消肿”工作，使我们的机构变得更合理、更扎实、更有力量，以保证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作者：杜树人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某机关一位干部对写材料比较生疏，领导就经常分配他“打零杂”。
一次，他主动要求参加某项中心工作，以便全面熟悉一下机关业务。
领导却说：“你擅长打零杂，这也是扬长避短嘛！”
领导者使用干部，是要扬长避短，使大家各尽其能。
明知某人拿不起某项工作，硬要让他干，这不是一个聪明的领导。
但是，倘若发现某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也不妨想方设法帮助弥补，以变“短”为“长”。
否则，失去了实践的机会，短处就将永远是短处。
就不利于培养和锻炼人才，有些同志还可能由此变成“瘸腿干部”。

在精简整编中，机关将变得比过去精干。
过去几个人干的事情，可能要落在一个人头上，更需要培养一批懂得和精通几门业务的多面手，解决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总之，在使用干部时，既要“避短”，也要“补短”，这是一门领导艺术，我们必须学会这门艺术。

作者：尚忠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在第三十五届世界乒乓球赛上，我国乒乓球男队虽然作了很大努力，成绩不够理想，只拿了个男女混合双打冠军。
对此，有些群众不满意，其中有个同志竟把一块鞋垫剪成圆形寄给男队，说是送给他们的“勋章”，以此作为对男队的批评。

这种作法颇有点恶作剧的味道，当然是不值得提倡的。
然而，乒乓球男队的同志们不埋怨，不计较，他们从奇特的“勋章”上看到广大群众对乒乓球事业、特别是对祖国荣誉的关心，从而激发了打翻身仗的决心和力量，终于在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赛上夺得七个项目的全部冠军。

由此想到，批评别人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要与人为善，摆事实，讲道理，不能讽刺挖苦。
但是作为被批评者，则不必过分计较方式，更不能以某些方式不妥为借口而拒绝别人正确的批评。
有些批评方式虽然一时难以接受，但如果批评者确是出于好心，也不妨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来激励自己，把它变成前进的动力。

作者：杨彦钧谭泽
栏目：哲学百题解

六四、有的教科书说哲学是自然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有的教科书说哲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正确？

答：就哲学是对一切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而言，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从知识总体分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考虑，应该说，后一种说法更为精确、完善。

哲学，是一切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些具体科学知识，涉及到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思维领域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得不多。
因为思维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而人类的认识只能由浅入深，由低级向高级地发展，只有先认识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才能进而认识人类自己，认识思维本身。
在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还缺乏深入了解的时候，要对思维有深刻的了解，是困难的、不可能的。
所以，关于思维的知识发展是比较晚的，而在关于思维的知识还不够充分时，人们把它分别归入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而没有把它作为一门专门的知识相对独立出来，认为哲学就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这是很自然的，在当时也是合理的。

然而，最近几十年来，关于思维的知识已有了巨大的发展。
人们发现，这些知识的内容，并不能简单地归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
例如心理学，虽然大部分是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却并不仅仅是自然科学；
而偏于社会科学的社会心理学，也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
逻辑学的几十个分支，也不能都归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去。
这表明，关于思维的知识正在形成一个单独的领域，这些知识的体系，正在构成一门门具体的思维科学。

思维科学作为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科学，它研究的是思维本身的具体特点和具体规律的知识，而不是体现在思维中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一般知识、一般规律。
就是说，思维科学是关于世界的一个领域——思维领域的具体科学，是哲学在作总结概括时应该给予重视的方面。
因而，特别指明哲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把思维知识作为哲学进行总结概括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对促进具体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是很必要的。
杨彦钧

六五、哲学并不能直接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为什么做各项工作的同志都要学哲学？

答：说哲学不能直接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是说哲学不提供解决各项工作具体的业务知识和方法，它不能代替各种具体的业务工作。
但决不是说哲学同具体工作没有联系，也不是说学习哲学时各项具体工作没有意义和作用。

哲学同具体工作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
各项具体工作尽管千差万别，概括起来无非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件大事；
从实践形式说，无非是从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等。
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各种具体工作，以及各种实践形式，固然相互区别，各有特点，但包含或贯彻着某些共同的规律和原则。
这些共同的规律和原则虽然不一定是我们自觉意识到的，但却是实际存在的，是任何工作都离不开的。
而研究这种共同的规律，提供共通的原则，就要靠哲学。

比如，做人的思想工作，要注意调查研究，摸清思想情况，并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
看病，要根据病情对症下药，药方要随着病情的变化而变化，等等。
在这些具体方法中，就包含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的，人的认识、思想要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哲学原理。
不仅如此，在具体工作中还贯穿着其他许多哲学原理，如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等等。
任何实际工作，都离不开这些关系，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和处理这些关系。
而要科学、正确地处理这些关系，就要学习哲学。

所以，一个人学不学哲学，懂不懂哲学，工作的成效是大不相同的。
不学习哲学，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不能正确处理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工作就会处于盲目的状态。
认真学习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才能做好各种具体工作。
所以，我们每个同志无论从事什么具体工作，都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杨彦钧

六六、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又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否矛盾？

答：列宁提出的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命题，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深刻论述，是认识的唯物论和认识的辩证法高度统一的鲜明体现。

实践之所以高于理论，就在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理论的源泉。
具体说来，实践高于理论，集中表现在两点上：首先，从理论的根源性上说，理论依赖于实践。
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发源于实践，是从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
理论的产生，以及理论的证实、深化和发展，都是在实践中进行或实现的。
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理论始终是依赖于实践的。
其次，从理论和实践对客观世界的关系看，理论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本身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只能认识世界而不能直接改造世界，理论要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必须通过实践。
实践则不同，它不仅是理论产生、验证和发展的基础，是认识世界的基础，而且是直接的现实的力量；
是人们变革事物、改造世界的唯一途径和物质手段。
就是说，实践既使认识世界成为可能，又使事物得到变革，使观念的东西转化为直接的现实。
从以上两方面看，实践都高于理论而居于首位。

但是，“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二三○页），这只是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
除此以外，还有另一个方面，即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四一页），指的就是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这一重要方面。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认为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正确理论，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因而又反过来能动地反作用于实践，对实践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无产阶级政党，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员群众、武装和组织群众，坚定斗争的信念和必胜信心，使人民群众自觉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历史经验证明，没有革命的理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理论依赖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这是认识的唯物论和认识的辩证法的统一。
承认这种统一，才能和消极、直观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划清界限，才能发挥革命理论对实践的能动的指导作用。
谭泽

六七、我们经常说要讲“两点论”，这同折衷主义有什么区别？

答：“两点论”是一种通俗形象的说法，它的意思是指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是辩证法的宇宙观的体现。
折衷主义则是反辩证法的；
它把各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和理论无原则的结合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辩证法的“两点论”认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相联系又相排斥、既相统一又相斗争；
矛盾不可能调和，一切事物是在矛盾双方的又统一又斗争中发展的。
折衷主义则把根本对立的东西，无原则的结合起来，企图调和矛盾，取消矛盾对立双方的斗争。
例如折衷主义竭力要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结合起来，抹煞这两者的原则界限，把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观点纳入同一个体系中。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抹煞正确和谬误、真善美和假恶丑、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在原则问题面前，采取无是无非的庸俗态度，也属折衷主义的倾向和表现。

辩证法的“两点论”是有重点的“两点论”。
它认为，在多种矛盾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
每一矛盾对立的双方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
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因此，在分析和处理问题时，“两点论”要求必须抓住起主要和决定作用的一方。
折衷主义的又一特点，是否认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貌似公允地宣称“这也重要，那也重要”，毫无主次的把各自占有不同地位、起着不同作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实质是以次要的东西掩盖和抹煞事物的本质。

“两点论”的重要方法论意义，就在于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对事物的联系和变化，对事物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确切的具体说明。
折衷主义拒绝对事物作具体分析，抹煞事物中一切具体的确切的东西，主观随意地对事物作诡辩的解释，具有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特征，这和“两点论”的具体性毫不相容。

由此可见，折衷主义和“两点论”是根本对立的。
要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必须反对折衷主义。
（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