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和主席团会议-胡耀邦同志主持预备会议；
通过了十二大的四项议题赵紫阳同志主持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大会将如期在9月1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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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8月30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今天下午三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题：

（一）审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二）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审议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四）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选出了由二百五十二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选举赵紫阳同志为大会秘书长。

会议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主持。
他说，我们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六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作出胜利的总结，同时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目标和战斗任务，使我们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和坚强的战斗力，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

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这次大会寄予殷切的期望。
我们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要集中精力开好这次大会，要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同心同德，集思广益，把大会开得生气勃勃，取得圆满成功！

会议通过了由二十九人组成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宋任穷任主任，程子华、甘渭汉任副主任。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确认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的决定的决议》。

新华社8月30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

大会秘书长赵紫阳主持了会议。
会议选出了由三十一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许世友、李德生、余秋里、张廷发、耿飚、倪志福、彭冲、陈慕华、万里、习仲勋、王任重、谷牧、宋任穷、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

会议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他们是：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邓力群、胡启立。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宋任穷在会上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报告说，据1981年底的统计，全国共有党员三千九百六十五万七千二百一十二人，其中预备党员一百零四万三千八百三十一人。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决定，全国共选出正式代表一千六百名，候补代表一百四十九名。

报告说，各选举单位在选举过程中，从提名酝酿代表候选人到正式进行选举，认真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需要调整的及时进行了调整，最后根据多数选举人的意见确定代表候选人。
选举中普遍采用无记名投票办法，较好地体现了选举人的意志。

报告指出，在酝酿选举代表过程中，有些老同志诚恳地向组织上要求不要选他们当十二大代表，把名额让给符合要求的中青年干部。
他们这种精神，体现了老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的共产主义胸怀，受到了广大党员的赞扬。

报告说，这次选出的代表、候补代表，绝大多数是在各地区、各方面、各民族中有威望、有贡献、能够联系群众的优秀党员，包括从建党初期、北伐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以后各个时期入党的党员。
中、青年占将近五分之二，各方面专业人员、专家也占相当比重。
代表中有极少数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曾经犯过错误，但也曾经为党做过贡献的同志。
这次选出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报告说，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各选举单位十二大代表、候补代表的选举是符合中央关于选举十二大代表的有关规定的，代表资格是有效的。

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宋任穷代表十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所作的审查报告。

会议通过了大会的日程，大会将如期在9月1日召开。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任务和机构设置的报告。

8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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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说，我们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六年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作出胜利的总结，同时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目标和战斗任务，使我们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和坚强的战斗力，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
RW：胡耀邦；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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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一 于光远 于素梅（女） 万 达 万 里 万 毅（满族）

马 信（回族） 马文瑞 马兴元 习仲勋 王 平 王 猛 王 震

王 磊 王从吾 王世泰 王任重 王国权 王首道 王恩茂 王崇伦

王朝文（苗族） 王鹤寿 天 宝（藏族） 韦国清（壮族）

尤太忠 毛致用 乌兰夫（蒙古族） 文敏生 方 毅 方志纯

尹林平 孔 原 邓力群 邓小平 邓颖超（女） 邓稼先 甘渭汉

卢嘉锡 叶 飞 叶剑英 白如冰 白栋材 冯文彬 冯纪新 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

成仿吾 吕正操 朱光亚 朱穆之 廷 懋（蒙古族） 乔 石

乔晓光 伍修权 伍精华（彝族） 任仲夷 华国锋 向和友（土家族）

刘 达 刘 杰 刘 震 刘田夫 刘华清 刘志坚 刘建章 刘明辉

刘复之 刘澜涛 江 华（瑶族） 江渭清 池必卿 安平生 许世友

许家屯 许梦侠 孙大光 孙晋芳（女） 阴法唐 苏 钢 苏毅然

杜义德 杜星垣 李 达 李 昌 李 强 李 鹏 李一氓 李井泉

李丰平 李东冶 李成芳 李先念 李志民 李作成 李坚真（女）

李学智 李维汉 李维康（女） 李葆华 李植南（白族） 李瑞环

李德生 李耀文 杨 勇 杨文贵（黎族） 杨成武 杨易辰 杨尚昆

杨秀山 杨秀峰 杨得志 杨静仁（回族） 肖 华 肖 克 肖全夫

肖劲光 肖望东 吴 波 吴克华 吴学谦 余秋里 谷 牧 谷景生

汪 锋 汪道涵 宋 平 宋一平 宋任穷 宋时轮 宋养初 张 震

张才千 张平化 张廷发 张劲夫 张启龙 张承先 张爱萍 张zhì秀

张富贵 陆定一 陈 云 陈 雷 陈火金 陈丕显 陈伟达 陈再道

陈国栋 陈野苹 陈锡联 陈慕华（女） 陈璞如 陈鹤桥 林 铁

林乎加 林丽韫（女） 罗青长 罗贵波 周 扬 周 惠 周子健

周建南 郑天翔 郑拓彬 项 南 赵文甫 赵守一 赵苍璧 赵辛初

赵南起（朝鲜族） 赵健民 赵紫阳 郝建秀（女） 荣高棠

胡乔木 胡启立 胡绩伟 胡耀邦 段君毅 饶守坤 洪学智 姚依林

秦仲达 秦基伟 袁升平 耿 飚 聂凤智 聂荣臻 贾那布尔（哈萨克族）

顾大椿 顾卓新 热 地（藏族） 钱之光 钱正英（女） 钱学森

钱信忠 铁 瑛 倪志福 徐立清 徐向前 徐健生 高 扬

高扬文 高厚良 郭 峰 郭林祥 姬鹏飞 黄 华 黄 镇 黄火青

黄克诚 黄新廷 康世恩 康克清（女） 章 蕴（女） 梁必业

梁步庭 彭 冲 彭 真 彭士禄 彭德清 董 边（女） 蒋南翔

韩 光 韩 英 韩天石 韩宁夫 韩先楚 韩念龙 覃应机（壮族）

惠浴宇 粟 裕 程子华 傅奎清 焦若愚 鲁大东 曾 生 曾 志（女）

强晓初 雍文涛 廖汉生 廖志高 廖承志 赛福鼎（维吾尔族）

谭友林 谭启龙 谭善和 谭震林 薛 明（女） 薄一波 霍士廉

穆 青（回族）

（新华社8月30日讯）

版面：头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考虑到十一大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充实党中央的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先后决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薄一波二十一位同志为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并请求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决定予以确认。
当时采取这一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历史上的大批冤假错案尚未平反，上述应当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没有可能参加这次大会。
实践证明，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的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大会一致同意对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的决定，予以确认。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于8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

这是大会秘书长赵紫阳在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于8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主持。

这是代表们一致通过大会议题。

新华社记者摄

版面：头版

主 任 宋任穷

副主任 程子华 甘渭汉

委 员 马文瑞 王从吾 王恩茂 王鹤寿 冯文彬 任仲夷 李 昌

李 锐 李丰平 李启明 宋一平 杨易辰 杨静仁 陈丕显

陈伟达 陈野苹 苏毅然 洪学智 胡立教 段君毅 高 扬

郭 峰 康克清（女） 韩 光 蒋南翔 谭启龙

（新华社8月30日讯）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朱穆之今天在这里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的伟大胜利进行总结，充实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制定党今后一个时期的奋斗纲领。

他说，可以预期十二大将为中国开创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新局面，在党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新篇章。

朱穆之在人民大会堂向一百多名中外记者介绍了十二大的议程和有关情况。
他说，将于9月1日开幕的十二大预计进行十天左右。

朱穆之说，自从1977年8月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全面清理了多年来的“左”倾错误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这样，党就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并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在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的胜利。

他说，现在我国已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正在进行调整、整顿，已基本上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干部手中。
我国经济已经走上稳定发展的健康轨道。
十二大就是在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变的情况下召开的。

朱穆之简要地介绍了大会即将审议和通过的新党章。
他说，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中的“左”的错误当然将得到清除。
新党章将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要求，对改善党的中央和地方的组织制度等，作出许多新的规定。

朱穆之说，许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党员将被吸收参加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如果新党章草案得到大会通过，大会除选举中央委员会外，还将选举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顾问委员会将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
这样，就可以有步骤地实现党的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

朱穆之指出，新时期奋斗纲领的确定，党的新的领导机关的建立，新老领导干部的合作和顺利交替，将有力地保证我国政治局面的长期稳定，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

朱穆之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时说，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一千六百人，全部由各地经过充分讨论、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这些代表中有6％以上是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各方面的专家、技术人员占17％。

他说，按照惯例，不邀请外国党的代表团或外国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栏目：资料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先在上海、后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十二人。
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为五十多人。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
出席代表十二人。
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为一百九十五人。
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二人。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举行。
出席代表三十多人。
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为四百二十人。
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五人。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上海举行。
出席代表二十人。
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为九百九十四人。
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五人。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汉举行。
出席代表八十人。
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为五万七千九百多人。
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三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
出席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
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为四万多人。
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
出席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
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为一百二十一万人。
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四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正式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候补代表一百零七人。
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为一千零七十三万人。
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九十七人，候补中央委员七十三人。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
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为二千二百万人。
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人。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代表一千二百四十九人。
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为二千八百万人。
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二十四人。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人。
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为三千五百多万人。
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二人。

（新华社8月30日讯）

作者：王任/秀堂

本报讯 兰州部队某团对干部实施综合训练，锻炼了大家战时应变指挥的能力。

这个团认真研究了外军编制装备、作战思想和战术手段，分析了中外一些有代表性的战例，根据战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拟定出干部综合训练方案。
即在训练中，防中有攻、攻中有防，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环环相扣。
把一些训练项目连接起来：防御的延续——退却——伏击——进攻——追击——遭伏击——反伏击……。
在组织方法上，先分解后结合，先沙盘后实兵，重点抓好转机应变训练。
比如在退却转入伏击时，他们认真分析，找出时间短促，易遭敌空炮火力袭击等六个特点，研究出拦头截尾斩腰协同打，火器纵深梯次疏散配置，中近距离集火打等九种处置的办法。
（王任、秀堂）

作者：才义海

本报讯 如何改变首长机关训练年年“推磨”的状况？
福州部队某师采取一种办法：内容不断更新，坚持逐年升级。
这样做使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近年来，这个师首长机关训练，每年都力求有新的训练内容和重点，即使对于上级给首长机关下达的年度训练课目，也注意区别分类。
以作战指挥训练为例，前年，他们以学习运用“统筹法”拟制战斗文书和标绘决心图的内容为主，着眼于打牢组织指挥的基础；
去年，则主要设置抗登陆作战和机动作战等多种复杂情况，反复进行图上推演，带通信工具到现地组织实兵指挥训练，锻炼如何达到展得开，收得拢；
今年，他们把作战指挥训练的重点放在提高应变能力上，组织“红”、“蓝”军对抗，来解决首长机关靠前指挥、荫蔽指挥、实施不间断指挥的问题。
这样搞，人人都觉得很新鲜，有学头。

他们根据首长机关军事素质不一，业务性质不同，人员变换较快，工作机动性大的实际，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措施：一是时间安排化零为整，保证每季度有十天左右时间用于集中学习。
二是训练内容既强调大体一致，又不搞“一刀切”，水平高的除完成规定内容外，尽量让他们多学一点，水平低的只要求落实当年的训练指标。
三是组织形式灵活多样，举办讲座同分组研究、个人自学相结合。
后勤部战勤科参谋张建忠，去年7月刚到机关时，训练跟不上趟，拟制一份较简单的战斗文书需要半天时间。
他针对自己的弱点，充分利用升级训练提供的良好条件，抓紧时间学习。
经过近一年训练，他已熟练掌握了一整套后勤保障组织指挥本领。
现在，他拟制一份十几个项目组成的保障计划，只需要两小时。
（才义海）

作者：刘怀强/张传有/廖达三

本报讯 江西省军区某团领导干部“集体研究定题目，分头下去做文章”，深入基层总结了政治教学改革、训练改革、开展“双先”活动、后勤建设等方面的经验。
今年上半年，他们总结的经验有九份被军以上领导机关推广。

夜间训练改革是个难题，易团长带着这个题目蹲到二营，组织备课示教，介绍夜视器材的种类、性能和工作原理，从理论上帮助干部战士了解敌夜视器材的长处与短处及对付的办法，运用到战术训练中去。
他在二营二十多天，坚持每天步行七公里深入训练场跟班夜训，经常干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摸索出了步兵和机炮分队夜间战术训练的改革经验。

鲁副政委针对部队开展“双先”活动存在的问题，到受福州部队表彰的“精神文明先进单位”二连蹲点五十多天，总结出二连搞好思想发动、把“双先”活动与连队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经验。

团党委常委总结出来的经验，都要经过实际的检验，以对部队工作确实有推动为标准。
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马政委组织政治教学改革小组，到地方有关部门和学校求教，深入连队召开干部座谈会，同战士谈心，广泛征求对政治教学的意见，归纳总结出了心理调查法、兴趣诱导法等基层政治教学方法，并在一机炮连进行试点。
部队全面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后，他又组织教改小组，巡回授课，课后召集干部座谈讨论，向十五个单位二百八十名战士书面征询意见，进一步完善教学法。
在6月底福州部队召开的政治教学改革研究会上，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
（刘怀强、张传有、廖达三）

作者：马旭升

8月上旬，北京部队某分部召开先进食堂现场观摩会，组织所属单位负责后勤工作的领导同志实地考察，总结交流经验，重点研究了培养炊事队伍、加强管理制度等问题。
图为代表们在某汽车团观看烹调技术表演后进行评比。

马旭升摄

作者：高凤章/肖庆来

本报讯 北京部队通信仓库提前半年竣工，在工程质量优良并多建一千多平方米公务用房的情况下，还节余经费二十八万元。
七月二十七日，北京部队在这里召开后方仓库施工现场会，赞扬他们是八十年代工程建设的样板。

一九七九年三月，这个通信仓库在某地正式开工。
仓库的四十多名同志为使施工部队和器材及时运进现场，他们怀揣干粮，肩扛铁镐，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风雪搏斗七十多天，完成了打井、铺设水管线和修公路等任务，创造出路通、电通、水通的局面，为迅速开工赢得了时间。

通信仓库的四十多位同志轮流到兄弟单位参观学习，请地方工程技术人员讲课，很快由外行变成内行，取得了领导施工的主动权，使仓库在施工中避免了常见的工期长和经费超支等现象。
四年多来，他们还自己动手，采碎石两万立方米，制作钢模板一百六十吨，打混凝路面一千多平方米，为国家节余投资十余万元。
（高凤章、肖庆来）

作者：熊文平

1979年3月7日，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随军家属何祖珍耳里：丈夫王文斌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壮烈牺牲了。
她悲痛欲绝。
一连几天，丈夫的音容笑貌和出征前的嘱咐萦绕在耳边：“打仗嘛，总要死人的。
如果我牺牲了，你不要给组织提任何无理的要求。
要好好哺育孩子。”
想起丈夫生前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的事，何祖珍决心按照他说的去做。

不久，原营部通信班长马国华烈士的父亲和未婚妻小李来队了，何祖珍马上到招待所去看望他们。
那一老一少痛哭失声，她忍着就要涌出的泪水，安慰说：“他们为国牺牲，是光荣的……”话还没说完，在极度悲痛中的小李说：“要是你家也死了人，你就知道是啥滋味了。”
这话象针尖一样扎着何祖珍的心，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双手捂着脸跑回家里，大哭起来。

第二天一早，何祖珍又到招待所去。
她打定主意，想办法安慰他们。
她刚一跨进小李住的房门，小李就扑到她的怀里边哭边说：“大姐！
你骂我吧，王营长是同小马牺牲在一起的，我不知道你是王营长的爱人。”
她俩象亲姐妹似的拥抱着……

亲切的安慰和耐心的帮助，使得马国华烈士的父亲和未婚妻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
几天后，他们到烈士陵园看了马国华烈士墓，接着，踏上了归途。

几年来，凡是二营烈属来队，何祖珍都去看望他们，协助部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何祖珍身为烈属，几年来从未要求过任何特殊照顾。
1979年3月，团领导同志问何祖珍有什么要求，她说只有一条，希望把王文斌生前的事迹告诉她，用来激励自己，教育下一代。
这年4月初，一位亲戚来看她，对她说：“现在就剩下你们母子了，你是不是要求把你妈从农村接到部队来，转成非农业户口。”
何祖珍觉得要是有位老人带孩子当然好。
但她不知道这是否合乎政策，就到组织部门打听了一下。
当听到没有这个规定时，她二话没说就回来了。
几天后，那位亲戚又问起这事，何祖珍回答：“这不符合政策，咱不提那种要求。”
不久，已经分家的王文斌的弟弟来到部队，对何祖珍说：“你去向领导说，前几年咱家欠别人二百多元钱，要求救济一下。”
何祖珍说：“听说没有这个规定，想要，你自己要去。”
这位小叔子很恼火：“人都死了，你还这规定那规定的。
一条人命值多少钱！”
何祖珍含着眼泪回答说：“生命的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计算。
我不能拿着你哥哥的死作为谋利的条件。”
丈夫牺牲后，家庭的重担完全落在了何祖珍的肩上。
她安排好自己的家务，坚持到部队军人服务社上班，更加尽心尽职地为部队服务。
一次，王文斌的大姐来部队，有人问她要不要请几天假陪大姐玩玩，有的同志还说：“你是烈属，请几天假，领导还能不同意吗？”
何祖珍严肃地说：“正因为是烈属，我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只能在烈属的光荣匾上添彩，不能抹灰。”
（熊文平）RW：何祖珍；
烈属

作者：祁苏闽/张文龙

本报讯 著名“爱兵模范”王克勤创造的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活动，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又绽新花。
最近，南京部队某军在王克勤生前所在团一连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在新形势下增强官兵团结的经验。

开展以“有理想”为核心的思想互助，打牢官兵一致的基础。
战士们带着各种现实思想来到部队，连队党支部注重用革命理想，把干部战士的心紧紧拧在一起。
上海籍战士毛永海一度不安心部队工作，老想着回家当工人。
指导员陈洪潮和他结成互助对子，给他讲述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本连三十四名战士坚决要求上前线的动人情景，还拿着在自卫还击作战中壮烈牺牲的老战士徐云峰的照片，介绍他的英勇事迹，使小毛懂得了革命战士不能老掂量个人得失，要时刻想到祖国安危的道理，从此安下心来服役。
一些战士对部队的待遇差别想不通，觉得“当兵吃亏”。
党支部在理想教育中，组织大家观看党史人物图片展览和电影《先驱者之歌》等，座谈感受，启发大家学习革命前辈的献身精神，为四化建设勇于自我牺牲。
理想上的一致，使官兵之间更加团结，亲密无间。
今年有段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因公外出，班长马贵文、乔秋宝等主动承担了连队“三打三防”等七项技术战术课目的教学任务，马贵文给全连上了学习《决议》的辅导课，保证了教育训练任务的完成。

搭起战士成才之桥，丰富技术互助内容。
连队想方设法让战士在服役期间多掌握些军事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满足于一般的技术互助，注意在一专多能、军事理论、外军研究等方面下功夫。
连队建立了二十四个“互助组”和军事理论研究组、外军研究组，办起了军事资料研究室，举办了“外军研究咨询台”，由干部和战士骨干定期回答大家的问题。
他们还根据战士的特长和爱好，开设了语言文学、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专业知识讲座，分别由干部和懂行的战士任教，有的课程还聘请地方教员授课。
连队还积极为战士自学成才创造方便条件，帮助解决教材、用具等困难。
近三年来，全连涌现了九十五名特等射手和投弹能手，有三十八名战士退伍后，被地方有关部门选拔为行政干部、教师、技术员或考上了大学。

关心战士业余活动，开拓生活互助的领域。
他们针对青年战士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日益增长的特点，开展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互助。
连队健全和充实了军人俱乐部，扩大了活动场地，增添了图书和各种文体活动器材。
他们通过俱乐部的各种组织，对战士图书阅览，音乐欣赏，观看电影电视，以及其它娱乐活动加以指导。
今年上半年，全连已举行影剧分析、书刊评论、音乐鉴赏等活动二十多次。
现在，在战士中很少发现看小说追求奇奇怪怪的故事，看电影赞赏庸俗情节，以及哼唱不健康歌曲的现象。
他们还把生活互助扩大到帮助战士解决婚姻恋爱和家庭问题。
连队先后有十四名战士在遇到婚姻恋爱方面的波折后，通过互相做工作，有九对重归于好，其余几个战士也没有因此影响工作。

官兵心贴心，连队面貌新。
上半年连队分别被南京部队和所在军评为管理教育、基层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和建设精神文明先进集体。
全连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军事研练任务。

（本报通讯员 祁苏闽 本报特约记者 张文龙）

作者：韩秋风

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所追求的崇高理想。
这个理想，是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支柱，是鼓舞我们奋斗不息的巨大的精神动力。
因此，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
然而，有的人却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想。
他们说：“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理想罢了！
它是没有什么现实性的。”
这种看法，对于我们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妨碍，有必要加以澄清。

首先，共产主义理想是现实经济条件的产物。
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并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主观臆造。
相反，它是由一定的客观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造就了大工业，也造就了与大工业相联系的无产阶级。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这样，自然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相对立，并形成日益强烈地仇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这一基本矛盾充分发展以后，饱受苦难折磨的无产阶级不能不考虑如何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办法。
这样，共产主义理想就有它产生的必然性了。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做了详细而深刻地论述与分析。
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一论述与分析，他的战友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作了这样的概述：“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
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426页）显然，共产主义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的，是现实经济条件发展的必然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理想本身不是很现实的吗？

其次，共产主义理想已部分实现。
共产主义理想，不仅就其产生来说有充分的现实根据，而在它产生以后，经过人们为之而奋斗的长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现在，这个理想在世界上已经部分地实现了。
这就是在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
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这一点来讲，它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没有多大的本质差别。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这样明确指出过：“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5页）这就是说，从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那天起，共产主义理想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理想，而已开始成为社会现实了。
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不断实现的过程。
对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三十多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我国来说，共产主义理想的部分实现早已是无庸置疑的了。
怎么能说共产主义理想“没有现实性”呢？

第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长期不懈的斗争，共产主义理想在世界的明天，必然会全部实现。
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是科学，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所以，不论今天在为全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时有多少困难，不管今天与共产主义为敌的力量还多么强大，人民总是要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最终全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当年论述恩格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即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时，曾经这样说过：“他的理想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
他的理想，也就是现实，但这是明天的现实，是将要发生的现实，它将要发生并不是因为恩格斯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而是因为目前现实的特性就是如此，因为那可以叫做恩格斯的理想的明天的现实，是应该从目前的现实中，应该按照目前现实本身的内部规律发展而来的。”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47页）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是多么的有启发呵！
这里非常清楚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
从共产主义理想是一种客观规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来说，这正是它的最大现实性之所在。
它既是“明天的现实”，又寓于“目前现实本身的内部规律”之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共产主义理想是具有充分的现实性的。
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理想，运用各种形式提倡和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共产主义理想。
当然，我们在充分看到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现在还处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由于生产力的水平还较低，由于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够高，共产主义的不少原则和内容在今天还不可能马上变为现实。
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重犯“左”的错误。
但如果不承认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怀疑、动摇以至丢弃共产主义的理想，那便是违背历史现实、落后于历史现实的右的错误了。

作者：于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革命又胜利地经历了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发展，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对我们军队来说，也必须立足现实，着眼于发展，大力加强自身的建设。
现在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领会毛泽东同志是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从敌我双方的现有条件出发，又着眼于未来发展，去分析研究战争的。
这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问题，是非常有益的。

在《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特别是其中的光辉著作《论新阶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观察研究问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不仅认真考察事物的过去和现在，还十分重视研究它的发展和未来，以寻求和掌握事物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
例如：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不仅分析了当时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而且从发展的眼光正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要经历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战略阶段。
还在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的十分困难的时期，他就高瞻远瞩地开始考虑将来的战略反攻问题，指出：为了准备反攻实力，必须“逐渐改善军队的装备，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他说：一方面“我们应该从实际看问题”，号召全国军民相信和依靠现有手中的“低级武器也能胜敌”；
另一方面，“在将来，为着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设新式军队不可，……不在这方面提高注意力，并就可能范围内认真开始去做，我们就只看见现在，忘记了将来，无以克服前途的困难。”
（以上引语均见《论新阶段》）这就告诉我们，只有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发展，才能对未来预有准备，有正确的方针，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我们军队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导思想，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
当时，红军技术装备很差，当然不可能搞什么“正规化”和“现代化”。
可是，毛泽东同志在批评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脱离实际情况，硬要搞什么“正规化”和“正规战”，从而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同时，仍然明确指出：“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我军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
不可“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3、215页）。
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执行的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军队的作战都处于极端分散和流动的状态。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着眼于未来和发展，设想在我军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在战略反攻阶段，军队建设和作战将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
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以后，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军武器装备的逐步改善，毛泽东同志又及时地向全军发出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号召，要求我军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以及在工作上、指挥上首先是在教育训练上，要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等等。
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幸的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给破坏了。
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军委对整顿我军的编制体制、加强武器装备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等问题，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
邓小平同志在去年华北某地检阅演习部队时，又向全军发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号召。
全军同志热烈响应，奋发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军在军事、政治、后勤等各方面都取得新的进步。

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要向高级阶段发展，由游击化向正规化发展，由“小米加步枪”向现代化发展，这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愿望。
目前，我军正在遵照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发出的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战斗号令，加强军政训练，改革体制编制，健全各种制度。
为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我们应该着眼于发展，要根据未来战争的特点，并立足于平战结合，来改革我军的体制和教育训练制度，使其在平时更有利于加强军队的合成训练，到战时，一切编入作战序列的军兵种、主力军与地方军、民兵与游击队、前方与后方等，在指挥上和行动上，能够密切协同，互相配合，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合得成、联得上、打得好。
我们要根据未来战争的需要，精兵简政，大胆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提高各级的工作效率和指挥效能，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健全责任制，加速部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工作中要开阔眼界，具有远见，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只顾眼前、不顾将来。
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告诉我们，既要使“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又要着眼于未来和发展，使我们的工作“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
并且指出：这是“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同时具有”的“两种责任”。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一方面要立足于现实，扎扎实实地完成当前的各项任务，另一方面又着眼于未来和发展，为把我军建设尽快地推向一个新阶段，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

作者：雷美田

有些同志看到，报上揭露的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大多是在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便怀疑起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正确性。
从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看待经济政策同看待一切事物一样，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

首先，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
它只能解决某一矛盾，而不可能解决与此有关的一切矛盾。
列宁说过：“应当善于规划政策，以便首先去解决最刻不容缓的和最‘迫在眉睫的’任务。
现在最刻不容缓的就是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32页）这段话，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针对农业的特殊状况讲的，但其中关于规划政策要首先解决主要矛盾的深刻思想，却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当前，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因此，我们判定一项经济政策的是非，首先要从能否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这个主要方面来权衡。
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就是正确的政策，反之，就是错误的政策。
至于在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矛盾，则需要采取另外的政策、措施去解决。
譬如，我国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它引进了外国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知识以及可以为我所用的建设资金，加强了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它就是好政策，实践也充分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对外开放后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则需要我们通过抵制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打击经济领域里严重犯罪活动等措施去解决。
指望一项政策解决一切矛盾，犹如希求一种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样，是不现实的。

其次，任何一项政策，都要有一个完善的过程。
而且一项正确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因此，看待某项政策是否正确可行，必须全面分析。
就拿当前实行的最富有成效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来说，它大幅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有利于解决几亿农民从贫困走向富强这个重大问题，是一项非常有效和必要的好政策。
但是，这项政策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如在一些农民中间的小生产者的私有思想有所滋长，有的农民只顾个人发家致富，不大关心集体的利益和国家计划。
再如，农村中的社队企业蓬勃发展，这不仅解决了一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而且突破了长期搞单一种植的状况，走上了农副工商综合经营的新路，繁荣了农村经济。
从长远看，对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也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发展社队企业经验不足，经营管理、体制结构不够完善，有些地方便出现许多漏洞，给一些经济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近两三年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与社队企业有关的。
难道因为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社队企业中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就否定这两项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吗？
当然不能。
我们应当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各项制度，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等措施，进一步完善这些政策，而决不应当怀疑甚至否定这些经济政策本身。

再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既然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另一方面，它就必然同极少数残余阶级敌人的利益完全对立，同一些剥削阶级思想严重的人也格格不入。
因此，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分子，资产阶级思想极端严重的人，干部队伍中经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进攻而被腐化了的人，他们总不甘心遵守现行经济政策；
为了攫取非法的物质财富，有的走私贩私，有的贪污受贿，有的投机诈骗，有的盗窃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这都是对于对外开放、搞活经济政策的破坏。
其中严重犯罪的一些人，他们和我们之间的斗争，正如中央指出的，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这说明，近两三年来猖獗一时的经济犯罪活动，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这种剥削思想影响的产物。
只要国内外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在我们国土上还存在，一小撮人妄图通过不劳而获的非法手段去攫取物质财富的经济犯罪活动，就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党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对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我们要长期坚持下去。
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一些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只要我们加以注意，认真对待，是不难解决的。

当然，我们强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的正确性，绝不意味着可以稍许忽视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不能有效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斗争，而听任其泛滥，其结果，不仅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难以坚持，而且必将严重危害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所以，正如中央指出的，我们必须有两手：一手是抓对外开放与搞活经济，一手是抓抵制资本主义腐蚀。
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

作者：赵仲三
栏目：哲学随笔

最近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读到内因、外因关系的问题时，想起一件事：一次，一位连长找一个后进战士谈话，连长说：“你要注意发挥内因的作用！”
战士说：“你的外因作用怎样呢？”
连长生气了：“外因再好，石子也变不成小鸡！”
战士也不示弱：“我若是个鸡蛋，恐怕早被你煮熟了！”
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
咋一听，双方讲的似乎各有道理，但细一琢磨，则发现他们各执一端，都有片面性的毛病。

“你要注意发挥内因的作用”，连长这句话当然是不错的。
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种豆所以得豆，种瓜所以得瓜，鸡蛋所以变成小鸡，主要是由其内部矛盾即内部根据决定的。
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当然要发挥内在的积极因素。

“你的外因作用怎样呢？”
战士提出的这个问题也不能说有错。
因为事物是相互联系的。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对于事物的发展来说，外部条件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比如，对于豆和瓜的生长，阳光、空气、水分、肥料是不可缺少的条件，鸡蛋要变为小鸡，适当的温度也是必要条件。
一个人的成长进步，也是离不开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的。

但是，这位连长和战士都犯了片面性的毛病。
一个片面强调“内因”，一个片面强调“外因”，所以才引出了“石子”和“熟鸡蛋”这两句斗气的话。

这样的事例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一方面，有些干部就象那位连长那样，动不动就把后进战士看成“石子”，认为再加“温度”也不会变成“小鸡”，而不是检查自己的“温度”加得怎样？
是否有过冷过热的现象？
我们对后进战士，应该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谆谆善诱，启发自觉，促其进步。
既不能熟视无睹，甩手不管；
也不能倾盆大雨，狠批一顿。
倘若“冷”时冷若冰霜，“热”时热得发烫，这样，即使是“好鸡蛋”，也会被“冰冻”，被“煮熟”。
不仅不能促使后进战士向好的方面转化，而且往往使他越来越缺乏信心，走下坡路。
另一方面，有些后进战士，对于自己的问题，不是从主观上去找原因，不是自觉地去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而是一味强调客观，埋怨环境，斤斤计较别人批评的方式和态度，认为这是自己这个“鸡蛋”变不成“小鸡”的主要原因，有的因此干脆“破罐子破摔”。
这种态度无疑也是错误的。
如此各执一端，都是由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

我们应该全面地看问题，把以上情况反过来：个人要着重于主观努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提高政治觉悟，使自己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领导上则要着重努力创造客观条件，加强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借以启发战士上进的自觉性。

作者：索爱群
栏目：哲学百题解

五二、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
既然这样，我国现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为什么工人阶级还存在呢？

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它们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而同时产生，并互为存在的前提。
无产阶级如果不出卖劳动力，不被资产阶级所雇佣，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
同样，资产阶级如果不雇佣工人阶级，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就不成其为资产阶级。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因而，作为出卖劳动力，被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作为社会化的工业生产的产儿的广大工人已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
也就是说，作为矛盾对立的一方的资产阶级消灭了，作为矛盾的对立面的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不存在了，但作为社会主义劳动阶级的工人阶级则依然存在。
它以全民所有制为主要形式占有着生产资料，并且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
它并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而存在，要随着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才能最后消亡。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不但是要消灭剥削阶级，而且是要最后消灭阶级，消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差别。
现在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大陆虽然消灭了，但剥削阶级的残余还依然存在，而消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差别则比消灭剥削阶级要艰巨得多，所需要的时间也长得多。
我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它们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
但今天它们之间的差别也还是明显的。
不但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有所不同，工人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在全民所有制下进行的，而农民的生产活动是在集体所有制下进行的，而且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在社会收入分配的具体形式上也有不同。
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区别于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劳动阶级仍然继续存在。

消灭工农差别，是全体社会成员工人阶级化的过程，是和消灭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重大社会差别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基础，因而是长期的历史过程。
认为资产阶级消灭了，工人阶级也就不存在了的认识是不对的。
（索爱群）

五三、既然事物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为什么社会的发展中有时会出现倒退的情况呢？

答：我们说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就事物运动发展的总的方向和根本趋势说的，如果考察一下事物的具体发展过程，就会发现：任何事物都不是直线式地发展、上升，而是螺旋式地上升、波浪式地前进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

在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中，社会活动的主体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人，而人的目的、意志又是各不相同的。
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总是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按照本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敌对的阶级之间常常为此而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这种斗争中，或者是由于先进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反动阶级的力量过于强大；
或者是由于先进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因而就会导致斗争的挫折和失败，以致出现曲折和倒退。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都不是径情直遂、一帆风顺的。
不但在革命胜利以前，要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
在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以后，弄得不好，也还会出现复辟。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在其革命胜利后，就经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复辟和反复辟、帝制和共和的激烈斗争。
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国资产阶级专政才在共和政体下稳定下来。
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后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最彻底的革命。
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开始剥削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强大，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可能占有优势，更是存在着旧制度复辟的可能。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页）正是针对上述情况说的。

然而，不论历史会出现什么样的曲折、反复，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和规律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要充分估计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又要充满革命胜利的信心，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并以搞好“四化”建设的实际行动，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而积极奋斗。
（唐合俭）

五四、有些动物经过训练可以识数、表演杂技，这是否说明动物和人一样，也是有意识的？

答：哲学上讲的意识，并不是泛指动物的心理活动。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以高度发达的人脑为物质承担者，以劳动生产为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并以同语言密切联系的抽象思维为特征。
意识又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同人脑的活动、同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种意识是动物所不可能具有的。

动物虽然没有人类那样的意识，然而，具有神经系统的动物，却有对外界影响作心理反映的能力。
伴随着动物在进化中脑的发展，动物的心理也越来越复杂。
较高级的脊椎动物，已经能够对同时起作用的若干刺激的总体进行分析，并以知觉的形式加以反映。
正是因为动物能够通过心理活动反映周围事物的某些特性，才得以满足对食物的需要和避开危险，以维持种族的生存。

人们训练一些动物识数、表演杂技，是利用了动物具有心理活动的特点，借助于食物的引诱和武器的威慑作为手段，以做出某些模仿性动作。
例如，让小狗识别实物的数目直至进行简单的运算，让猴子戴上面具模仿人的动作，甚至连人们认为笨的猪也能表现出不亚于狗的聪明。
国外就有一对夫妇养了一头猪，常常让小孩骑着玩，经过训练，这头猪学会了跳舞、打滚、跳水、拉车、拿报纸等。
但是无论多么“聪明”的动物，无论它们能做出什么样的动作，都只是一种初级的心理反映，不能把这称之为意识。

从意识的起源和发展上讲，人的意识是从动物的心理发展而来的。
但是，建立在生物本能活动基础上的被动的动物心理，与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觉的人类意识是根本不同的。
即使是除人以外的属于最高级的动物的黑猩猩，虽然经过人的训练，它们会比其他动物有丰富得多的表情，会使用简单的手势语言，有高于一般动物的心理反映，但是这只说明动物心理活动和人类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意味着猩猩真正具有人的意识。
因为它终究是以生物本能的活动为基础，以无语言的具体的感性形式为特征的，它与人的意识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郭湛

五五、思维是人脑的机能与特性，电子计算机能够代替人做许多复杂的统计、运算，能否说电子计算机也能够思维？

答：电子计算机不能够思维，但是能够模拟思维。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复杂的运算，证明几何定理和逻辑定理，整理资料和翻译文章，以至让电子计算机与人下棋，代替医生诊断病情和开处方等等。
这种用机械的、电子的方法模拟人脑的某些思维功能，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例如计算速度和精确程度，能够大大超过人脑的功能。
然而，“思维机”毕竟不是人脑，模拟思维毕竟不是思维本身。
人们可以借助于电子计算机代替人的部分思维活动，但并不表示电子计算机真的能进行独立的思维。

人脑及其思维的机能，是生物长期进化和社会活动的产物。
从物质运动形式的等级来看，电子计算机只包括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大大低于作为思维活动基础的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
尽管人造的电子计算机同人脑在结构与功能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可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活动。
但是，两者毕竟有本质的区别。
电子计算机的程序和规划都是人规定的，是人“教会”它模拟自己的思维，它只能越来越多地而不可能全部地模拟人的思维活动。
人的许多活动，如直觉和想象，提出问题和发明创造，都是电子计算机所办不到的。
正如奥地利一位科学家所说的，车轮不是腿，挖土机不是手，扩音机不是嘴，计算机也不是大脑。
人们造过许多代替人手工作的机器，从挖土机到生产自动线上的机器手，但无法造出一只能模拟人手全部功能的机器手。
同样，电子计算机也不能完全象人那样进行思维，不能及时反映随时变化着的客观实际。
人脑及其思维机能是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的最高成果，是任何电子计算机及其模拟思维，所不能完全取代的。
郭湛

新华社广州8月30日电 为缅怀我国民主革命家廖仲恺和纪念杰出的女革命家何香凝逝世十周年，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今天上午在广州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参加了揭幕仪式。

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还有日本友人宫崎世民和夫人，黑田寿男及其长子黑田明男。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座落在广东仲恺农校内，四周花木环绕，环境幽静。
纪念馆正门上方挂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书写的“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横匾。
入门大厅处矗立着廖仲恺、何香凝这两位革命伴侣的白色半身塑像。
馆内展出了四百多件图片、资料和实物，其中有1937年毛泽东写给何香凝的亲笔信，这封信称赞她“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
展出的资料、实物还有1919年廖仲恺翻译的孙中山用英文草拟的《实业计划》第一纲领的手稿，以及廖仲恺为呼吁南北统一亲自拟的通电稿等。

广东省副省长杨康华主持了揭幕式，省长刘田夫在揭幕仪式上讲话。
他说，廖仲恺和何香凝的一生，是伟大爱国主义者战斗的一生。
廖仲恺夫妇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是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
他们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促进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为推动国民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廖仲恺先生牺牲后，何香凝继续奋斗，坚决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刘田夫说：国共合作，共商国是，共建国家，这是廖仲恺先生、何香凝先生生前的一贯政治主张。
他们亲自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向前发展。
我们深望蒋经国先生和台湾国民党军政当局，珍重这一段历史，以国家利益为重，审时势，明大义，为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廖承志同志也在揭幕式上讲了话。

参加今天揭幕式的还有全国人大、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民革中央的负责人屈武、吴茂荪、孔原、杨拯民、李定，文化部文物局负责人马济川；
广东省和各方面负责人任仲夷、李坚真、尹林平、陈越平、刘昌毅、姜林东以及廖仲恺、何香凝的亲属、生前友好和知名人士廖梦醒、经普椿、何贤、马万祺、邓广殷、黄苑芬、胡兰畦、刘天素、翁会巧、柳无非等六百多人。

王震、廖承志、康克清等和日本朋友，今天下午还前往中山纪念堂瞻仰了孙中山先生铜像，王震献了花篮。
随后，他们还瞻仰了廖仲恺先生遇难处纪念碑，王震、廖承志、廖梦醒、经普椿等献了花篮。

新华社广州8月30日电 廖承志在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揭幕仪式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我今天想讲的只有两点。

第一，感谢党中央，感谢王震同志，感谢广东省，感谢省委，感谢等办这个纪念馆的所有同志所做的努力。
我代表廖仲恺、何香凝的亲属表示我诚恳的感谢。

第二，最近看报纸，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台湾也进行纪念廖仲恺的活动。
还有一些台湾的知名人士写了文章，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说廖仲恺是反共的。
廖仲恺的死，是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搞的。
那么，照他们的逻辑，就可以说孙中山先生也是共产党毒死的，邓演达先生也是共产党害死的，杨虎城将军也是共产党杀害的，闻一多、李公朴就更是共产党杀害的了。

这是荒天下的大唐的事，真是岂有此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今天不得不严肃地讲几句话。
大家都知道，1925年8月20日，暗杀我父亲廖仲恺的元凶，是胡汉民、吴铁城、邓泽如，其他名字，我不一一提了。
请诸位有空的时候，看看为纪念我母亲编刊的一部小册子，叫做《回忆与怀念》，里面有我母亲亲笔写的《我的回忆》，这篇文章把“廖案”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廖仲恺是中国共产党害死的。
世界上的颠倒黑白，无耻荒唐，恐怕没有超过这个事情的了。
所以我在这个纪念馆的揭幕仪式上，必须郑重地揭破台湾一帮人关于纪念廖仲恺所说的这类无耻谰言。
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同我们的三次国共合作、和平统一的事业相违背呢？
我看没有。
这是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历史问题；
第二个是政策问题。
我们姓廖的这一家人，从来没有想过算这笔帐，对这一帮人，一一报仇雪恨。
固然，我十七岁在我父亲死的那个时候，我就决心要找共产党了。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大家想一想，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工人、农民，死了多少？
真的是千千万万！
但是我们党，还是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并且推动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抵抗。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国内战争中，在监狱集中营中，杀了多少人呢？
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又是千千万万！
但是今天我们提的还是国共第三次合作，还希望同他们在一个桌子上面和平谈判，解决这么一个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
虽然有这一件极不愉快的事，但是我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中央的政策。
目前，首先重要的问题，是推进国共第三次合作，促进这个和谈。
但是这么一个历史问题，就不能够象台湾那一些人那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这个问题不说清楚，对于后代的教育，也没有什么好处的。
原来这个纪念馆里面，有意把这一段不提了，现在我看嘛，这个纪念馆恐怕还要增加这一段。
然后历史眉目才可以清楚，黑白才会分明。
刚才刘田夫省长讲了，我们希望第三次合作可以实现，我们希望和平谈判能够早日开始。
我也是心同此理。
但是这么一个历史问题，我看必须要弄清楚。
原来我不准备讲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三、四天里，看见这么一些报纸，看见这么一些言论，恐怕不讲是不行了，因此我就补充这么几句话。
RW：纪念廖仲恺纪念何香凝

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的投资，从1950年到1981年累计为七百二十九亿多元，其中，1979年到1981年三年累计就达一百四十八亿八千万元，相当于建国后三十多年投资总额的20.4％。
1981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3.3％，农牧民社员仅从集体分配中的收入就比1979年增加13％。

党的三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民族政策的再教育，结合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平反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妥善处理了一些历史上遗留的问题。
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讨论了西藏、新疆、云南、内蒙古等地的民族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
中央一些负责同志亲自深入到边疆民族地区，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和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恢复和发展了党的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在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方面，内蒙古自治区恢复了原来的区划。
经国务院批准，新建了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分布在云南、湖北、甘肃等省的七个民族自治县。
现在，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共有一百零七个，即五个自治区、三十个自治州、七十二个自治县（旗）。
在民族自治地方选拔配备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党、政领导职务，使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前进了一步。
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总数已由八十万人增加到一百万人。

党和国家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放宽了政策，减免了负担，采取了特殊的灵活措施。
各地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得到了发展，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逐年提高。
西藏贯彻中央关于西藏的指示两年，连年丰收，1981年，全区平均每人收入达二百元。
内蒙古自治区1981年粮、油、甜菜和牧业生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全区农牧民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二百三十元。
新疆1981年粮食产量接近上一年，棉、油、瓜果等大增产。
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对社员收入进行抽样调查，1981年农村每人纯收入（包括家庭副业）达到二百零九元。
云南长期贫困的五百四十万少数民族，有三百万人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二百万人吃粮水平有明显提高。

民族教育开始走上正轨，民族文艺、出版、卫生、体育事业也有所发展。
目前，在校的高等学校少数民族学生达四万二千九百多人，每年约有五万名大专、中技、中师少数民族学生毕业。

新华社8月30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今天上午会见了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路易·梅尔马兹和夫人以及由议长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执行局代表团。

邓颖超对梅尔马兹议长和夫人等法国贵宾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她说，1980年6月，我曾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法国，受到了热情接待，至今仍留下深刻印象。
她对法国议会、政府和人民再次表示感谢。
她说，虽然那次是我第一次访问法国，但我对法国并不陌生。
二十年代许多中国青年学生，其中包括我国的一些领导人和周恩来同志在内，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追求真理。
那时候我就对法国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通过亲身访问，我看到法国人民对中国非常友好。

邓颖超说，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下，我认为，加深中法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加强中国人大和法国议会间的往来，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

梅尔马兹说，中国对法国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国家。
密特朗总统重视发展法中友好关系。
我们代表团中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访问中国。
我们相信通过这次访问和同中国方面的会谈，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他说，我们希望法中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牢固地持久地发展下去。

会见后，邓颖超设宴招待法国贵宾品尝北京烤鸭。
邓颖超在宴会上祝酒，祝中法友谊不断发展。

曾随同邓颖超访法的人大代表汪锋，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中国驻法国大使姚广，法国驻中国大使马乐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新华社八月三十日讯 《廖仲恺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这部长篇传记忠实地记述了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先生光辉的一生，热情地歌颂了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及以后的反袁、护法斗争中，在改组国民党、积极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
歌颂了廖仲恺继承孙中山遗志、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英勇捐躯的伟大精神。

《廖仲恺传》是由尚明轩编著的。
作者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曾得到宋庆龄的热情关怀。
宋庆龄生前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
书中附有何香凝传略和廖仲恺主要活动年表，并印有廖仲恺的照片和手迹共二十幅。

本报讯 《刘邓大军南征记》一书自6月出版发行以来，深受读者欢迎，第一次印刷销售一空。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现河南人民出版社正组织第二次印刷，将在今年10月出书。
各军事院校和新闻、学术、科研单位，以及部队指战员欲购此书者速与当地新华书店联系。

新华社8月30日讯 越南军队继续对我广西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

8月28日十九时，越军用六○迫击炮向我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滩散地区射击。

8月29日六时二十分至十三时四十分，越军用高射机枪、重机枪不断向我广西法卡山阵地射击。
同日十五时十分，越军用轻机枪向我防城各族自治县滩散公社大垌田村附近过路的群众开枪扫射。

据新华社贝鲁特8月30日电 据贝鲁特电台广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今天上午十一时乘一艘希腊轮船离开贝鲁特。
阿拉法特在登上船只之前，在港口向贝鲁特人民发表告别演说。
他说：“贝鲁特是一个站，我现在走向另一站，这就是长征。”
他表示，巴解战士将为建立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而继续斗争。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法特将先往希腊访问，然后前往摩洛哥出席定于9月6日开幕的第十二届阿拉伯首脑会议。

新华社贝鲁特8月30日电 叙利亚正规军第八十五装甲旅今天开始分批撤出贝鲁特。

今晨六点，第一批约一千名叙利亚战士装运着包括坦克在内的各种重型武器，经国际公路撤往黎巴嫩的贝卡地区。

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撤离贝鲁特的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
29日，大约一千七百名巴勒斯坦战士分别从海上和陆路撤往叙利亚。
巴解组织军事领导人阿布·杰哈德同批乘船离开。
到29日晚为止，大约九千名巴勒斯坦战士已撤离贝鲁特。

据以色列电台广播，昨天举行的以色列内阁会议断然拒绝了美国方面提出的关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没有武装”的巴勒斯坦国的设想。
电台援引以色列总理贝京的话说，如果美国和埃及违背戴维营协议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条款，以色列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施以色列的法律。
同一天，贝京还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以色列将在叙利亚军队从黎巴嫩撤走的同时撤出黎巴嫩。

据新华社8月30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徐信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巴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阿尔济尔·本雅明·沙洛布上将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巴西高等军事学院代表团。

徐信在宴会上首先祝酒。
他说，中巴两国虽然相距遥远，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但是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
近年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不断加深，人员交往更加频繁。
徐信说，代表团的来访在两国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沙洛布上将在祝酒时说，我和代答团其他成员作为巴西第一批军人来伟大的中国访问，感到非常高兴。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陶汉章，巴西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庇雷斯等出席了宴会。

栏目：国际简讯

民柬部队击毁越军一列军车

（据新华社）

阿富汗游击队在坎大哈等省袭击敌军

（据新华社）

两伊互相袭击对方石油设施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炮兵在二十八日炮击了伊拉克北部石油基地基尔库克，使这个地区的石油设施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据新华社）

波苏军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波苏军队联合演习是在波兰团结工会地下组织号召波兰工人于八月三十一日（一九八○年夏季工潮两周年）举行全国反政府“和平示威”之后举行的。

（据新华社）

里根批准恢复美国新闻署的名称

美国新闻署在国外将再次被称为美国新闻处，简称美新处。

（据新华社）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8月16-30日）

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达成了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协议，从而使中美关系危机得到缓解。
我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协议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公报的有关规定能得到认真履行。

联合国大会8月16日召开为期四天的第七次紧急特别会议，会议最后以一百二十票赞成（只有以色列和美国投反对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允许巴勒斯坦人民自由行使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并谴责以色列拒绝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各项决议。

根据各方同意的计划，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于21日开始从贝鲁特西区撤出，预期两周内撤完。
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号召巴解战士准备继续战斗，为实现返回自己家园的正义事业而斗争到底。

我国外交部25日复照越南驻华大使馆，批驳越南外交部提出的所谓在两国国庆期间双方在边境地区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指出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完全是越南当局造成的。

我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28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指出中国政府不能同意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26日的谈话，再次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纠正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以利两国关系的发展。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8月16-30日）

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篡改日本侵略历史，不仅激起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愤怒抗议，也受到亚洲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最近一个时期来，朝鲜《劳动新闻》等报纸发表评论和文章，用大量史实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所犯下的侵略罪行，戳穿了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的险恶用心。
在南朝鲜，汉城、光州等地各界人士，也连续举行集会，强烈抗议日本文部省歪曲和篡改日本侵略朝鲜的历史。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近日向记者发表谈话，指责日本的教科书歪曲事实，美化战争。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日本文部省的这种做法，是“企图把战争责任推到被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身上”。
印度尼西亚报纸在揭露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时指出，这表明军国主义在日本重新露头。
泰国报纸认为，对于日本文部省的所作所为，“不能漠不关心”。
就连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舆论界也都就此发表文章，批评日本在教科书中美化侵略历史。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态度又是如何呢？
8月2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就教科书问题发表政府见解，虽表示对教科书中的错误“由政府负责纠正”，但对如何纠正态度暧昧，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具体的解决办法。
连什么时候纠正教科书中的错误都含糊其词故意拖延，对于日本过去进行的战争是否是侵略也避开不作回答。
日本政府这种只停留在抽象的、原则的表态，而回避实质问题的所谓“负责纠正”的态度，当然是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以及关心这一事件的国际舆论所不能接受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正当中日两国人民强烈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的时候，甲级战犯岸信介仍在加紧策划筹建“满洲建国之碑”，公开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承认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它关系到日本和所有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
日本在野党和广大人民对日本政府的态度表示不满，要求政府明确承认侵略，立即纠正教科书中的错误。
正如日本报纸所指出的，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已经受到了空前巨大的损失”，国内人民的不信任情绪也在增长，采取模棱两可的措施，“对于受到战争祸害的一般民众，是行不通的”。
因此，迅速作出决断，及时纠正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的错误，防止军国主义势力再起，便是中日两国人民以及世界舆论界对日本政府的期待。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8月16-30日）

8月21日开始，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分批撤离贝鲁特西区，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
历时两个多月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军事冲突，至此告一段落。
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十一年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抗击以色列的侵略扩张，一直在黎巴嫩坚持战斗，并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今年6月初，以色列在美国的纵容、支持下，大规模入侵黎巴嫩，企图一举消灭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摧毁巴解武装基地，抹杀巴勒斯坦问题的存在。
它凭借军事优势占领黎巴嫩大片领土，围困贝鲁特的巴解武装力量。
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巴解组织为了拯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免遭战火毁灭，和平解决由于以色列入侵而造成的黎巴嫩危机，根据有关方面达成的协议，决定分批撤出贝鲁特，使以色列的阴谋未能完全得逞。

巴解组织在关键时刻立足大局，采取战略转移行动，这表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不会完结，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坚定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将在新形势下“继续抵抗，继续斗争”。

这是因为，在历时七十多天的战斗中，巴解组织虽然受到重大损失，但有生力量保存了下来。
据报道，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仍在敌后战斗，黎巴嫩北部还保留着一批巴解有生力量，而从贝鲁特撤出的战士，只是斗争的阵地作了转移。
对此，西方舆论也指出，巴解组织“没有被摧毁”，“它的领导人还活着，它的成员人数众多”，“依然是一支不可等闲视之的力量”。
同时，巴勒斯坦战士在同以色列进行殊死搏斗中所表现的顽强意志和献身精神，大大提高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声誉，赢得了世界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而美国和以色列相互勾结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名声更臭了，在阿拉伯世界中十分孤立。
阿拉法特还明确宣布，巴解接受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切决议，愿意和以色列互相承认。
巴解的这一灵活积极的立场，为全面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供了合情合理的基础，受到阿拉伯温和国家以及西欧国家的重视和欢迎。
这将使以色列和美国阻挠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蛮横态度更加暴露，为今后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创造比较有利的国际条件。

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一天得不到合理解决，中东地区就不可能有和平与稳定。
经过这场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战争，使得谋求这一问题的公正解决变得更为迫切。
目前尽管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一些挫折，但他们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在阿拉伯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一定能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最后的胜利。
===== 以色列为什么能在中东地区横行霸道？
-——7月23日点将答卷

一、有美国政府的支持。
美以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
美国的犹太资本家拥有雄厚的财力，可以影响美国总统的地位。
因此，近三十多年来历届美国总统都不敢得罪犹太人集团。
同时，以色列战略地位重要，美国认为是保卫它在中东利益的一支可信赖的力量。
因此，美国不仅每年要给以色列大量的经济援助，而且还向以色列提供各种军事装备和尖端武器，使以色列有恃无恐。

二、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重重，纠纷不断，特别是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得不到解决，这样就削弱了团结对敌的力量，给以色列侵略者造成了可乘之机。

三、以色列反动当局死抱住犹太复国主义不放，在美国扶植下顽固地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侵占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大片土地。
贝京集团上台之后，更是利令智昏，野心勃勃，发动侵略战争，妄图消灭巴勒斯坦抵抗力量，控制黎巴嫩，实现其“大以色列计划”。

栏目：点将台

请三三六三六部队、八四八五五部队、三四五二六部队、五三五一二部队各抽测一个分队以及广东省陆丰县人武部回答下列问题：

一、日本文部省为什么要篡改历史、美化侵略？

二、巴勒斯坦游击队撤出贝鲁特西区，能否使黎巴嫩危机得到解决？

湖北省石首县人民武装部

八四八七五部队八十分队

八三一一五部队六十一分队

五四二五四部队九十四分队 钟齐生

南京部队后勤部某部 朱克虎

五四五七五部队 程长征

石家庄陆军学校政工教研室 曹书杰

八三四三一部队三十一分队 王平才、刘斌

信阳陆军学校 雷德胜

八一一五三部队 孙敬东、郭道庆

八三○一七部队六十四分队 乐培星

江西省鹰潭市人民武装部 黄继胜

本报讯 成都部队政治部文化部原部长、离休干部李漠同志，因病于1982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李漠同志1937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0月入伍。
194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RW：李漠逝世

本报讯 离职休养干部、三九二八七部队原副部队长贺威同志，因病于1982年8月1日在北京逝世。

贺威同志1936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一岁。
RW：贺威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