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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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爱兵模范”党翻身所在的兰州部队某团的各级干部，向党翻身学习，关心和爱护战士，官兵关系更加亲密。

党翻身原是某团三营炮兵连排长。
1980年4月，在连队组织的一次手榴弹投掷训练时，有个战士不慎将拉了弦的手榴弹掉到身后不到一米的地方。
在这危险时刻，党翻身冲上去，将战士推倒，迅速拣弹排险，保护了战士的生命安全，自己身负重伤。
中央军委授予党翻身“爱兵模范”的荣誉称号以后，团党委重视用他的爱兵事迹教育干部，组织全团干部开展“想想我当战士的时候”的活动，要求大家自觉做到：坚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反对管理教育上的简单化；
坚持科学管理，反对盲目蛮干；
坚持以身作则，反对只讲不做；
坚持和战士打成一片，反对说大话，办事拖拉。
今年3月，杨副团长在四连蹲点，发现有的班提前起床、推迟睡觉突击训练，少数班提出“小病不吭声，重病顶着干”，搞得一些战士很疲劳，他便在军人大会上宣布：“严格执行作息时间，不搞疲劳战术”，“有病及时看，病好了加油干”。
战士们十分感动，练兵的劲头更足了。
部队营区距火车站较远，战士家属来队赶不上末班公共汽车，就得步行几个小时。
战士们反映后，团里专门召开办公会议决定：凡是战士家属来队探亲夜晚到达的，团里派车到火车站去接。

党翻身说过“只要感情深，没有不可爱的兵”，干部学习他爱护和帮助后进战士。
今年以来，在各级干部的帮助教育下，全团十三名比较后进的同志有了明显进步，其中四人入了团，三人当了正副班长，四人受到奖励。
（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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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央军委授予海军西沙中建岛守备队“爱国爱岛天涯哨兵”荣誉称号的命名大会，8月14日在北京海军领导机关举行。
海军副司令员傅继泽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海军司令员叶飞代表中央军委将中央军委颁发的奖旗授给中建岛守备队指导员张言增，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在会上讲了话，他要求海军指战员积极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学习中建岛守备队的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掀起学先进、赶先进、创先进的热潮，推动海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会上，海军副政委方正平宣读海军党委关于开展向“爱国爱岛天涯哨兵”学习的决定。
中建岛守备队指导员张言增代表全队指战员表示，要把荣誉化为前进的动力，在守岛建岛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创造新的成绩。
出席海军第一次“双先”会的全体代表以及海军领导机关、部队的干部战士一千九百多人参加了大会。
著名书画家董寿平、邵宇、范曾向守备队赠送了赞颂“天涯哨兵”的作品。

（本报通讯员、本报特约记者）RW：叶飞；
海军司令员；
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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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8月14日讯 国务院于8月12日向参加黄河抗洪防汛斗争的河南、山东两省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出电报，祝贺他们团结一致，战胜了黄河1958年以来的最大洪水。

从7月底到8月初，黄河中游连降暴雨和大暴雨。
黄河花园口洪峰流量达一万五千三百秒立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于1958年的最大洪水。
沿河的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日夜防守堤防，并及时使用东平湖滞洪区滞洪，保证了洪水安全泄入渤海。

在抗洪斗争中，河南、山东的省委、省政府和当地驻军的领导干部亲临前线，坐镇指挥；
沿黄河的地、县负责人同广大干部群众和民兵，日夜战斗在黄河大堤上，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抗洪前线，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加固堤防，屡建功勋。
国务院在电报中，向参加抗洪抢险的全体干部、广大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常年战斗在黄河沿线的职工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诚挚的敬意。

电报指出，黄河汛期尚未结束，河道水位还比较高，希望沿河各地再接再厉，提高警惕，加强防守，夺取今年黄河抗洪斗争的全面胜利。

作者：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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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上旬，福州部队某师推广普及了某团六连围绕战争初期作战问题开展对抗训练的经验。
演练场上，干部战士斗智斗勇，争抗激烈，展现了复杂多变的战斗场面。
大家反映：六连的经验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使全师今年的战术训练推进了一步。

六连是福州部队战术对抗训练的试验分队。
去年他们摸索总结了一整套对抗训练经验，今年他们感到试验课题虽然相同，但训练内容不能简单、机械地重复。
在上级工作组的帮助下，六连认真学习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战争初期的作战思想，把今年战术对抗训练的重点放在围绕战争初期作战问题上，重点研究了敌军战争初期战略思想和进攻作战的原则。
他们收集了主要作战对象的战例及演习资料，编印成册，发到每个干部战士，采取分班自学、集中辅导和讨论会、答辩会、战例研究会等多种形式，深入进行研究。
干部主要熟悉敌人战争初期进攻作战的战术思想、作战原则、战略突袭和战斗突破的惯用手段及其特点，以及战争初期协同作战等；
战士主要了解敌人战争初期的单兵、单炮、单车、单机的战术行动。
同时，与六连对抗的模拟敌军分队，根据敌人战争初期的战术特点，进行了模拟训练，使六连有了强硬的对手，为展开对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连不简单重复去年实行对抗演练的内容，在已有战术水平的基础上，提出对抗训练的一些新课题，进一步提高连队作战本领。
根据去年的经验，今年以练对抗组织指挥、战术手段、协同动作为主，使干部战士较好地掌握战争初期的作战思想。
比如，去年对抗训练六连只注意对付敌人的地面协同。
今年在研究战争初期战军进攻手段中，看到现代战争中敌军往往以空地合同进攻，实施“垂直突破”，因此他们对火力配系进行了改进。
立足现有装备和根据本连在战时可能得到上级加强的火器，组成以坦克炮、八五加农炮、四○火箭筒为骨干辅以步机枪的多道对空火力网，建立“立体防御”。
在对抗演练中，着重演练了对付敌人“垂直突破”的手段，使连队协同作战的水平又比去年提高了一步。
（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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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8月14日讯 新加坡消息：中国青年足球队，今天晚上在第二十三届亚洲青年足球锦标赛东亚区预赛最后一场决战中，以一比○（上半时○比○）战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获得东亚区比赛的冠军。
朝鲜队为亚军。

中国队这个球是在加时赛中，由柳海光踢进的。

中国队和朝鲜队将同今年晚些时候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的西亚区预赛的前两名进行比赛，从中产生本届锦标赛的冠军和亚军。
获得冠、亚军的两个队将代表亚洲参加1983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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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8月14日讯 国务院于8月12日发出对胜利粉碎劫机事件的民航杨继海机组的嘉奖令

嘉奖令全文如下：

中国民航兰州管理局第八飞行大队杨继海机组，1982年7月25日驾驶民航伊尔十八220号机执行西安至上海2505航班任务，在飞临上海附近上空时，机上五名歹徒突然采用暴力手段劫持飞机。
杨继海机组怀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保证旅客安全的责任感，临危不惧，坚定沉着，配合有方，在地面正确指挥和机上旅客的协助下，与歹徒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搏斗，终于战胜歹徒，飞机载着全部中外旅客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着陆。
他们在当地人民政府和驻军的配合下，粉碎了一起劫机的严重事件，谱写了我国民航反劫机的一曲胜利凯歌。

杨继海机组的英雄事迹，体现了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坚定立场，体现了他们为确保旅客安全，为维护祖国声誉而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高尚品德。
他们为国家和人民争了光。

为表彰这一英雄事迹，国务院决定授予杨继海机组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的称号。
给机长杨继海记特等功一次，授予反劫机英雄称号，给副驾驶阎文华、机械员刘兆贤、报务员苗学仁、领航员黄振江、乘务分队长许克敏各记特等功一次；
给乘务员盖生兰、贾志梅各记大功一次，给杨继海机组八位同志各晋升一级，并分别给予奖金奖励。

国务院号召民航全体空勤人员和广大职工向英雄的杨继海机组学习，兢兢业业，戒骄戒躁，提高警惕，做好工作，确保飞行安全，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作者：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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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全盘覆灭而告终。
当前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始则武力蚕食，继而野蛮鲸吞，从1894年甲午战争起延续了半个世纪。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它又变本加厉于1937年7月7日袭击芦沟桥，向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对我国人民灭绝人性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大惨案，和难以数计的“万人坑”、“无人区”。
上千万中国同胞死于法西斯的屠刀之下，广大城镇乡村被毁于战火之中。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展开了东方历史上空前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配合下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英勇坚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赢得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使亚洲太平洋地区人民陷于水火之中，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正因为这样，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制造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同广大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民，从来都是严格区别对待的。
我们一贯致力于增进同日本人民的友谊，发展两国合作关系，把十亿人口的中国和一亿多人口的日本友好相处，作为维护亚洲和平的重要保障之一。
经过中日双方的努力，1972年9月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自此，中日友好关系获得了很大发展，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

然而，发展中日友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一直存在着阻力和障碍。
时至今日，日本国内还有那么极少数人，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他们通过种种手段，粉饰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起劲地为当年战争祸首唱赞歌，并不时掀起阻挠和破坏中日友好的逆流。
最近，正当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来临，铃木首相即将访问我国的前夕，日本文部省竟然在审定教科书中篡改历史，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改为“进入”，甚而把制造南京惨案的责任推到被侵略的中国人民身上。
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我国军民的无比愤慨和强烈抗议。
人所共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方面对它过去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曾经“表示深刻的反省”。
承认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历史，这是涉及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日本文部省要一笔勾销日本侵华史实，岂不是意味着要推翻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友好的基础吗？
它肆意美化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岂不是鼓励军国主义再起，重搞对外扩张的罪恶勾当吗？
文部省篡改历史，说穿了，实质上是反映了日本某些人由于日本经济的发展而忘乎所以，妄图重走政治上的老路，复活军国主义的一种表面化的活动。
对于文部省的这一拙劣行为，日本各界人士和群众也纷纷予以揭露和谴责，这清楚地表明了广大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深恶痛绝，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多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两国关系的悠悠长河中毕竟只是短暂的一段曲折。
但是，这一段充满血腥和苦难的历史，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任何人要篡改这段历史终究是徒劳的。
日本文部省当局应当迷途知返，纠正错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日本人民世代记取历史的惨痛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
让我们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努力，时刻警惕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任何企图，把中日友好和亚洲和平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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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七点四十分时，万里同志步行来到紫光阁。
他高兴地握着杨继海的手说：“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你的名字我已经早听说了。”
他还拉着阎文华的手，看着他面部的几处伤疤说：“你在同劫机歹徒作斗争中受了伤，为人民立了功，是光荣的伤疤。”
他还鼓励三位女同志说：“你们是空中女英雄，是光荣的女将。”
万里说，我们受赵紫阳总理的委托会见你们，向你们祝贺胜利，向你们学习，也当面听听你们的英雄事迹。
国务院高度赞扬你们的英雄事迹，给你们发了嘉奖令。
他说，我们国家大，好人好事千千万万，坏人坏事也有。
你们胜利粉碎劫机事件，没有高度的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觉悟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你们给我们大家，给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
希望你们今后不要骄傲，要继续为人民做出贡献。

耿飚说，你们的英雄行为确实给大家做出了榜样，因为劫持飞机的事件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生，而这第一次就被你们粉碎了。
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是旅客中的党、团员挺身而出，帮助机组人员同歹徒搏斗，这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会见中，机长杨继海和乘务分队长许克敏详细汇报了他们在飞机上同歹徒进行斗争的情况。
他们代表机组成员表示，一定要戒骄戒躁，努力工作，继续为祖国的民航事业贡献力量。

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参加了会见。

万里、耿飚、杜星垣等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胜利粉碎劫机事件的民航杨继海机组全体成员。

新华社记者摄

1982年7月25日胜利粉碎劫机事件的民航杨继海机组全体成员。
上排左起：机长杨继海、副驾驶阎文华、机械员刘兆贤、报务员苗学仁。
下排左起：领航员黄振江、乘务分队长许克敏、乘务员盖生兰、乘务员贾志梅。

新华社记者摄RW：万里；
耿飚；
会见
===== 创“双先”把眼睛盯在哪里？
-——采访随笔

最近，我们到某师了解情况，看到总政治部提出的在全军开展建设精神文明先进连队和先进个人的群众性活动，得到了广泛的、热烈的响应。
经过半年实线，广大指战员亲身感受到：“双先”活动，的确是在新形势下，提高政治觉悟，振奋革命精神，开展比学赶帮，促进工作落实的良好形式，是加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途径。
用一些干部战士的话来说，就是很顺茬，有奔头。

他们谈到现在的问题是：群众创“双先”的劲头鼓起来以后，把眼睛盯在哪里，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

一种情况是，有的注重有形的东西，不注重无形的因素。
譬如，对与争第一有关的容易见成绩的项目，就把眼睛瞪得很大，指标订得很高，要求抠得很死；
否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限，能搞多少算多少。
认为只要无事故，出成绩，伙食好，就能“榜上有名”。
至于有理想这个核心问题，看不见，摸不着，就看作“软指标”，不肯下大功夫。
当然，无事故，出成绩，伙食好，这都是应当努力争取做到的，这些也是衡量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
但是，如果不抓有理想这个核心，不用共产主义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有形的东西虽然见长于一时，却不能持久地巩固发展，甚至会损伤部队的根底。
诸如，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就会滋长，互不服气、闹不团结就会严重。

再一种情况是，有的只注重物质手段，不注重启发觉悟。
譬如，争了第一，就改善生活，提前休假；
丢了东西，就罚款。
当然，这不是说，争了第一，不可以改善生活；
丢了东西，不可以处罚。
而是说，如果单靠物质刺激或经济处罚，是收不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预期效果的。
有的虽可见效于一时，却不利于提高部队的思想觉悟，不利于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甚至会引起干部战士的反感。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只注重你追我赶，不注重互学互帮。
譬如，为了夺红旗，可从拚命工作，精神是可嘉的；
可是，自己完成了任务，却不肯对后进的“助一臂之力”，还说这是“责任制”。
得了红旗，就忘乎所以；
丢了红旗，就垂头丧气。
既不注重学习兄弟单位和周围同志的长处，也不注重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吸取失利的教训。
忘记了我们创“双先”，不是单纯为了争个我高你低，而是为了互相促进，取长补短，互相鼓舞，共同努力，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搞得好上加好。

我们离开这个师的时候，他们正按照总政治部关于开展“双先”活动的目的、要求，进行半年工作检查。
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把“双先”活动更好地开展下去，并取得更大的效果。

本报记者

作者：祖文/齐国

本报讯 截止7月中旬，沈阳部队某师党委已经收到师团主要领导同志撰写的十五份部队开展“双先”活动的调查报告。
不久前，师党委开会总结推广了这些调查报告的研究成果。

今年上半年这个师的师团主要领导成员纷纷深入基层连队蹲点，具体指导开展“双先”活动。
师杜政委带领工作组来到担负国防施工任务的某团后，走遍了在荒山僻岭中所属的施工连队，并在二连蹲点半个月，帮助这个团根据施工特点开展好“双先”活动。
他写出了《二连是怎样结合施工开展“双先”活动的》等三份调查报告，在全师进行了交流。

在深入基层帮助部队开展“双先”活动的过程中，师团领导同志从部队实际出发，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摸索新经验。
贺副师长从3月份开始到曾获得过“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的某团六连蹲点。
他针对基层干部的现实思想，指导连队党支部先后两次从安心连队工作，尽职尽责方面对干部进行思想整顿，并结合连队执行正规化示范的任务，在全连开展了“为连史增添光彩”的活动。
由于把开展“双先”活动同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和连队工作结合得很紧，六连上半年出色地完成了训练任务，干部战士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据此，贺副师长写出了《抓基层关键在干部》的调查报告。
由于这个师的各级领导抓“双先”活动的路子正，方向对头，全师训练、施工等任务都完成得比往年好，各种类型的连队都有进步。

这个师的师团领导同志通过具体帮助连队抓“双先”，提出了一些值得推广的经验和应引起重视的问题。
某团李政委在调查报告中提出，增强干部战士的进取心是把“双先”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的主要课题。
师张副政委通过蹲点，提出了抓好“双先”活动中的典型和正确适当实施奖励等问题，受到了师党委的重视。
师团领导在实践中还得出了一致的认识：要开展好“双先”活动，必须从育人着手，帮助干部战士树立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使他们脚踏实地地为部队建设做贡献。
（祖文、齐国）

作者：孔曹庆

五一○二七部队经常开展创先进食堂活动，使连队伙食得到改善。
全团每个伙食单位作到粗粮细做，花样翻新，一般食堂都能做七种以上糕点，最多的达三十多种。
战士们吃着这些可口的糕点，都很满意。

这是二连炊事班在烤制糕点。

孔曹庆摄

作者：朱争平
栏目：访问记

最近，笔者陪同象牙微雕《孙子兵法》的作者张毓基赴京参加建军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对于他爱戴人民军队的赤子之心，深有感受。

四十三岁的张毓基同志说，这两年读了一点中国近代史，了解到我国屡遭列强侵略的一些情况，常常想到在国际阶级斗争仍然尖锐激烈的情况下，自己却能在比较安宁的环境里备课教书，研究微雕艺术，不是与我们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去年底看了《钢铁长城》的纪录片，看到人民军队如此强大，就开始酝酿为我们的军队刻一点什么，表表拥军的心意。

“你是怎样选定要刻《孙子兵法》的呢？”
我问他。

张毓基回答说，这是经过反复考虑后定的。
因为《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有它独特的地位，英、日、俄、德、法等国都有它的译本。
毛泽东同志生前对这部著作有过很高的评价。
《孙子兵法》是它的作者孙武在古称吴都的苏州晋送给吴王阖闾的。
作为一个苏州人，将这部著名兵书微雕出来献给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军队，是很有意义的。

张毓基在雕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刻苦严谨的作风，使人感佩。
《孙子兵法》十三篇，加上《孙子传》和张毓基自己写的跋文共六千八百四十九个字，镌刻在长三十三毫米，宽十四毫米的象简上，岂是易事！
我曾去过苏州张毓基的住处，那是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小屋，拥挤而不明亮，和楼上及左右住家都只一板之隔，稍有响动就有干扰。
张毓基只能等到邻居们入睡以后，在一百多个深夜中从事雕刻。
微型雕刻，既不能用肉眼来掌握，又不便在放大镜下作业，全凭作者的手指来驾驭只有头发丝七分之一细的刀尖，旁人也几乎看不出手的动作。
为了做到落刀必就，古文基础并不太好的张毓基每天在雕刻前，先下很大的功夫把要刻的内容背熟。
雕刻和书法一样，要一气呵成才好。
分成多次刻，结合部不容易搞好。
所以，第二天动刀之前，他先要用二三十分钟进行一番酝酿，使自己的情绪，操刀的动作，同昨天吻合起来。
大概是这个原因，长达数千字的微雕并不多见。
张毓基在雕刻中，有两次已经分别刻到三千多字和五千多字，突然发现漏了字。
对此，张毓基毫不马虎和气馁，全部磨掉重刻。
因此，实际上他是花费了一万四千多字的劳动。

张毓基还告诉我，这件作品凝结了苏州人民的拥军心愿。
苏州市领导很关心这一创作。
民间工艺厂的同志特地做了一只精致的盒子；
一位老师傅听说这件珍品是送给解放军的，便毅然献出了他珍藏的道光年间的泥金签条，用在盒面上；
著名书画家谢孝思在盒面上题了字；
第四光学仪器厂的同志赶制了放大镜。

这件珍品送到军博后，总政治部赠给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兵法铭象简，微雕寄深情”。
是的，牙雕所表示的情意是深长的，真是军民一家人，鱼水不可分啊！
朱争平

图为张毓基同志在仔细检查自己的作品。

肖季摄RW：张毓基

作者：彭何柳初
栏目：“双先”谱

在汕头地区和汕头军分区联合召开的精神文明表彰大会上，人们奇怪地探询：“老风格”为什么没有来？

大家说的“老风格”，是饶平县武装部的老部长李元。
他是远近闻名的先进人物。
这次本来群众一致选他来出席大会，可是他硬是说服同志们把荣誉让给了年轻的同志。
代表们说他这样做本身就是好风格，建议在会上介绍他的事迹，立他为标兵。

说起这位老部长的事迹，也都是很平常的。
比如住房子，1962年他来武装部时，一家五口住进跟参谋、干事一样的三十多平方米的三间小平房，已经二十年了。
这中间，武装部先后盖成了两批成套楼房，每次都首先安排他住进去。
可是，他总是说：我现在住的可以了，比现在的工人、农民住得好，让别的同志进去住吧，别的同志住得舒坦，我们共产党员看着也安然些。
他是县委的老常委，地方的一些领导多次要从地方拨一套房子给他，他也坚决不要。
去年底，转业干部走了，空出了几套房子，同志们又劝他搬到宽一点的房间去。
他还是说：“留给以后新来的同志，有些参谋、干事住得挤的，也可调一调，我还是住老房子吧！”
再拿他的妻子罗贞妍的工作来说吧，二十多年了，她开始当临时工，后来才成了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
本来武装部每年都有招工指标，可以安排她转成全民所有制的职工。
她几次对老李说：“如果组织上照顾，给我转一下不好吗？”
老部长耐心地说：我们是老党员，要体谅国家的困难，要想到更多的群众需要工作。
以后，他的妻子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彭何 柳初）RW：李元；
武装部长

作者：万宝培敏

图为指战员们正在盐湖上架设铁路桥。

万宝 培敏摄

作者：祁军/李昆明

本报讯 6月中旬，笔者到东海前哨某守备团采访，连队的营区就象一幅清新明快的图画映入眼帘：层层营房依山而立，宽敞整洁：几幢刚建的楼房座落在山峦之中，新颖别致；
山坡上的水库、水井，通过一根根水管伸向各连；
营区周围树木成萌，花红草绿。
干部战士告诉我们：别看连队的居住条件这样好，团领导的住房却十分简陋。

这个团驻在岛上，原来住房条件很差。
近几年，上级每年都拨给一些营建经费。
团党委在研究安排营建计划时，始终坚持先连队后机关、先机关后领导的原则。
前年年底，上级专门给他们拨款建一个党委会议室。
这时，八五炮连因经费不足，正准备压缩营房建筑面积。
团党委经过研究，主动将建会议室的钱拨给八五炮连，帮助他们建起了一幢新房。
从前年到今年6月中旬为止，这个团已为连队建造了三千多平方米的新营房，连队营房的生活设施也都成龙配套，只有团领导的住房依然如故。
我们特意参观了团领导的住房，都是五十年代盖的老式房子，墙壁破旧，连天花板都没有，而且每户只有两间房子，面积不足四十平方米。
管后勤的鲁副团长说：“我们住的房子虽然窄一些，但只要连队干部战士住房好了，我们的心里也就宽敞了。”
（祁军、李昆明）

作者：宋群白天氛

床下的腌黄瓜

人们听了这个故事，一定都会象我们一样惊叹不已。
谁能相信，几条新鲜的黄瓜放在床下，几天时间就会变成腌黄瓜了！
这是完全真实的事情。
这事就发生在铁道兵在察尔汗盐湖上修路的时候。

让我们从头说起。

有道是：“南昆仑，北祁连，山下瀚海八百里，八百里瀚海无人烟。”
我们乘车穿过茫茫瀚海，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无边无际，好似被耕犁过的“土地”，黑乎乎的，多好的“沃土”呵！
但那上面却连一棵小草都不长。
如果不经介绍指点，我们那里会想到这就是著名的察尔汗盐湖！
那看来如同“沃土”的表面，是覆盖在盐湖上的一层盐壳。
我们走近仔细一看，它灰蒙蒙，皱巴巴，象春融的残雪、冻土，一块块翻转过来，又似蜂窝、珊瑚。
可是它比这些都硬多了，每平方米竟能承载四十多吨的压力。
湖中那条象混凝土铺筑的公路，就是慕生忠将军带领部队开创的著名“盐桥”。
盐湖在不断地蒸发，车的前方一片水雾茫茫，似海潮翻腾，又象湖水荡漾；
伸向远方的路被“淹”没了，路边的房屋、工厂在水雾中影影绰绰，象漂浮在海洋中的战舰。
“呜！”
汽笛长鸣，一列火车从“海浪”中钻出来，迎面飞驰而过。
多么引人入胜的绮丽景色呵！

来这里之前，我们翻阅了一些资料，访问过当年修建盐湖铁路的部队，心中有了“底”，这才没有因为展现在眼前的“海市蜃楼”而惊呼起来。

察尔汗盐湖在柴达木盆地的腹部，海拔二千八百多米，方圆一千六百多平方公里，坚硬的盐壳下面是十到二十几米深的卤水结晶盐。
青藏铁路就在这里由北向南，穿过这三十二公里宽的盐湖，经过两岸六十六公里长的超盐渍土地区。
世界上还没有这么长的盐岩铁路。

1977年3月，铁道兵战士来到这里时，四周一片皑皑白雪，寒风卷着盐屑、沙粒漫天飞扬，打得人睁不开眼睛。
他们用钢钎大锤撬下几十万块盐“砖”，砌围墙，垒盐屋，在盐湖上安营扎寨。
战士们生活在盐的世界里，整天跟盐巴打交道，连呼吸的空气中都散发着苦涩的盐卤味。
一次，从西宁运来一些鲜嫩的黄瓜，这在高原上是难得的上等细菜。
炊事班舍不得一下子吃光，便把一部分放在离地一尺多高的床下木板上，留着以后改善生活。
可是过了两三天，这些原先水灵灵嫩鲜鲜的黄瓜，却都变成了蔫头搭脑皱巴巴的腌黄瓜了，吃一口咸得又苦又涩。
这就是“腌黄瓜”的故事。

盐腌的何止是黄瓜啊！
住在盐湖上面，什么不被腌，什么不被腐蚀！
时间长了，战士们的衣物、被装都被盐卤浸蚀得变质、朽烂，不堪使用了。
刚发的背包带，不用多久，就象纸绳浸在水里一样，一拉就断成了几截。
着装时要十分谨慎小心，千万不能毛躁，不然一用力，衣服绽开了，脚趾头从解放鞋里窜了出来。
十班长李德柱的三双解放鞋都被蚀烂了，他干脆光着脚丫劳动。
两只脚被盐卤“咬”掉了三层皮，他还乐呵呵地对人说：“过去只听说过卤水点豆腐，没听说它能降服脚丫子。
今天看，它只能锻炼我们的适应性，反过来咱要治服它，在它身上修路，跑火车！”
战士们写道：“住在盐巴屋，美名天下扬，身在高原铺彩虹，再苦再累心欢畅。”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干部战士在歌声和笑声中甩开膀子干。
他们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想方设法制服了盐湖两岸十多公里的饱和粉细沙震动液化地段。
十六连在十个月的时间里，打成砂桩五万六千多根，总进尺十三万六千多米，相当于钻通了十五座珠穆朗玛峰。
于是，盐湖上的“公路桥”边，又展现出一条三十公里的“铁路桥”。
（四）

作者：曲绵绪/崔保军

本报讯 第二炮兵司令部离休干部、原门诊部主任吴占生，离休后主动到地方医院义务上班，受到群众赞扬。

吴占生离休后总想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他打听到阜成门医院分建不久，缺少有临床经验的医务人员，便主动上门要求当义务医生，为附近街道群众看病。
他待病人热情、周到。
有一位患糖尿病的人，每天都要来医院化验小便。
他觉得患这种病需要好好休息，便给病人讲了病情测试知识，拿来试管和药水，让病人自己在家观察情况变化，随时来医院检查治疗。
这样使病人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
医院每月给他一份保健津贴，他总是说：“我是义务上班，一分钱也不能要。”
医院领导过意不去，有一次执意发给了他十元钱。
他便又添了二元多钱，到书店买了医药书籍，全部送给了医院。
（曲绵绪、崔保军）RW：吴占生；
离休干部

作者：姚远方
栏目：长征

在欢庆建军节的日子里，虽然工作较忙，但是每晚寝前必读几页《忆长征》。
每读一节，总是心潮澎湃，激奋不已。
灯下掩卷思忖，耳旁仿佛响起飞夺泸定的冲锋号声；
仿佛听到千军万马强渡乌江，涌浪哗哗作响；
仿佛见到红军战士噌噌噌地攀上腊子口的悬崖绝壁……。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丽画卷一一在眼前重现。

杨成武同志的《忆长征》之所以能震动读者的心灵，我以为主要的是写得真实。
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感情，真实的战斗画卷，真实的社会背景。
连山山水水，自然风光，也写得真切。
使人有如亲临其境，感同身受。
过去虽然读过一些长征史料和回忆录，但是象《忆长征》所给我这样系统、连贯、具体、生动的印象，还是第一次。

作者不单记叙一次战斗或一次战役的过程，而是着力写出工农红军的新人形象，写出他们品格中最光彩的东西。
这些人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栩栩如生，有血有肉。
例如，强渡乌江的紧急关头，红军只剩下五发迫击炮弹，每发炮弹都系着乌江战斗的成败。
这时，神炮手赵章成不慌不忙，把炮弹打到敌阵。
当炮弹在敌群中开花时，他却不忍去开“杀戒”，喃喃地说：“我是奉命射击，冤魂不用找我。”
战功赫赫的连长王友才，却因在回民村吃猪肉，受到严厉批评，被撤了职，一听说要他指挥打仗，又咧开嘴巴笑了。
这些人物写得多么可爱，又多么真实。

作者还善于把人物的品德与革命战争的描绘融汇在一起。
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平日默默地工作，连汉话都说不清楚，但是在夺取天险腊子口的关键时刻，却挺身而出，“毛遂自荐”地说，他能用带钩竹竿攀援陡壁，抄敌后路。
他没有辜负全团的希望，终于成功了。
在哈垄恶战中，以寡敌众掩护大部队后撤的副营长黄霖，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他却历尽艰险九死一生地回到了部队。
连长毛振华，南昌起义时给贺老总当勤务兵，三河坝失利时，他弄丢了贺老总的一把调羹，数年来一直念念不忘，在这件小物品上寄托着对贺老总的深情。
毛振华在长征中成长为带兵模范，非常出色的指挥员。
在长征即将胜利的时刻，他牺牲了，长眠在黄土漫天的西北高原上。
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团长王开湘之死，更激起作者的无限悲恸。
他以浓重的抒情笔调，写出王开湘的品德，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
特别是吴起镇的彻夜深谈，闪耀着红军干部的理想光芒。

尤其令人感奋不已的，是作者在过草地前会见毛主席的一段回忆。
毛主席对怎样从茫茫草地走出一条北上的路线作了详尽指示后，得知杨成武同志一天没有吃饭，还要赶走几十里夜路，就把自己的晚饭给他吃。
当邓发同志端来六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馒头时，作者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写道：“毛主席要邓发把他的那一份饭端给我吃，我怎么能吃得下啊！
我望着这六个乌黑的小馒头发愣。
是啊，这岂止是六个馒头，这是毛主席对下属的一片心啊！
……如果我把它吃了，毛主席就要饿肚子。
不吃，毛主席不高兴，只好吃了两个。”
在艰难困苦时刻，我党我军革命同志的手足深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忆长征》所描述的红四团，是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的一个团。
杨成武同志一直担任这个团的政治委员。
正如聂荣臻同志在本书序言中说的：“这个团在漫长的征途中经常担负先头团的开路任务”。
“尤其是抢渡乌江，飞夺泸定，越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等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战斗和行动，任务完成得很好”。
红四团是整个红军的缩影，这本书描述的红四团从于都河到吴起镇的长征业绩，反映了整个红军长征的丰功伟业。

鲁迅说过：“能生与爱，才能文”。
《忆长征》这本书，是红军战斗生活的结晶。
唯有象将军这样几十年的革命戎马生涯，才能在将军笔下写出如此翔实的革命春秋。
它是史诗般长征的真实记录，又是沁人心脾的出色的报告文学。
这是一本革命传统的生动教科书，将帮助年青一代懂得创业维艰，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更加热爱党和祖国，更强劲地扬起理想之帆。
在这个方面来说，它可算是有传世意义之作。

作者：杜佐祥
栏目：长征

一场激烈的战斗刚过，战士们利用短暂的战斗间隙，在擦枪，在读书报，在写家信。
我拐进S形盖沟门口，见小刘握笔伏在炮弹箱上，正望着眼前的信纸和一张年轻姑娘的照片沉思着。
见我来了，他不好意思地站起来。
当他知道我是来采访的，神色立刻镇定下来：“你想了解哪天的战斗情况呢？”
我望着信件和照片，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新的题目：艰苦的战争和幸福的爱情，互相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于是，我朝信件和照片努了努嘴：“喏，能不能谈谈？”
他窘了一下，然后爽朗地说道：“谈就谈吧。
反正在我们阵地上，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他说，在坚守法卡山阵地的日日夜夜里，每一场战斗过后，最令人高兴的要数收到家乡亲人的来信了。
对我们这些年轻的未婚干部和超期服役的老战士来说，收到姑娘的来信，更使我们战斗生活中增添了新的乐趣。
爱情，在我们心中，朦胧而又清晰，遥远而又现实。
每当从送饭的炊事员手中，接过那信封上写着“内详”的来信，读着那一行行含情脉脉的话语时，一双握惯了钢枪的手，总也免不了微微颤抖……

小刘越说越激动，那粘满泥土和硝烟的脸上，闪动着光彩。
当谈到他自己时，他把那封信递给我。
信纸上有好些手指的泥痕，虽然皱皱巴巴，但墨迹却清晰可见。
这是一个远在太行山区的姑娘写来的，信中说，小刘的弟弟招工了，姐姐也已出嫁，为了照顾他年迈的双亲，使他安心在边防服役，这位还没过门的媳妇，不顾别人的嘲笑，现已搬到他家住。
她还写道：“你在边防干一年，我就等你三百六十五天……”
“多好的姑娘！”
我忍不住赞叹道。

“爱情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也有过苦恼。”
小刘冲着围上来凑热闹的战士一笑，“这还多亏同志们呢”我一下子弄懵了。
一位河南籍的战士接过话头，向我讲了其中的因由。

原来，年初小刘从内地调到边防，上了法卡山，姑娘小王突然来信少了。
过去写信三页纸还嫌少，现在浓缩到了三言两语，称呼后面还新加了“同志”二字。
一次，姑娘在来信中说在前方危险啦，辛苦啦，提出要“吹灯”。
小刘的神情瞒不过大家。
同志们咬着笔头，挠着头皮，合计着集体给小王写了一封信。
信中，讲到越南入侵者在我边境犯下的罪行，小刘带领大家英勇杀敌的事迹，讲到祖国四面八方给阵地寄来了慰问信等等，还附去了刊登着小刘战斗事迹的报纸。
没多久，小王回信了，感谢大家的关心、帮助，和小刘又重归于好了……

这里的战士，有淳朴的思想、感情，有真挚的友谊；
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忠于纯洁的爱情。
但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却可以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小刘告诉我，法卡山战斗事迹展览馆里，陈列着一封用弹药包装纸写好而尚未寄出的情书。
信还没寄走，信的执笔者就在当天晚上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他把不渝的爱情，火红的青春，献给了亲爱的祖国，献给了崇高的事业……

阵地上的这一席话，深深感动了我。
我打量着战士们那被汗水、泥浆染得发黄的军装，凝视着那一张张消瘦但却刚毅的面容，心里涌起深深的敬意！

作者：张钦若
栏目：长征

作者：谢云
栏目：长征

“八·一”前夕，有幸得到了一套《星火燎原》。
翻阅着这厚厚的十大本，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而英勇奋战的光辉业绩，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跃然纸上。
掩卷沉思，不胜感奋。

星火燎原，曾经只是一种预言。
长夜漫漫，风雨如磐，黑沉沉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点点火星。
这火星是微弱的，零落的，但它闪烁着，跳跃着，燃烧着。
近视者根本看不见这星火的存在，反动派断言它将被腥风血雨所吹熄、浇灭，怯懦者怀疑它还能闪亮多久。
惟有目光如炬的播火者则昂然宣告：它必将燎原。
这里显示了人们立场的不同，也反映出人们的见识、胆略的差异。

历史是权威的裁判者。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任凭雨暴风狂，那星星之火却总是燃烧起来，蔓延开去，逐渐变成熊熊烈焰。
烧毁了人间地狱的牢门，烧毁了反动残暴的蒋家王朝。
在火光和黎明的辉映中，神州上空飘起了新中国的红旗。

伟大的预言变成了伟大的现实。
因为这预言不只是美好的愿望，它是科学。
而凡是科学的预言，就包含着必然性，或迟或早，总要实现。

星星之火所以能够燎原，自然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遍地堆着干柴，但也因为有着千千万万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点火者。
在这些点火者的心头，有着永不熄灭的理想之火，正义之火，希望之火。
敌人的血雨腥风，可以扑灭地上的某些火星，却永远扑灭不了人们的心头之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心头的火去点燃地上的火。
无数先烈在播撒火种的斗争中倒了下去，他们流下的鲜血足以把长江染成红色，他们的尸体可以堆成一座山。
但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充当了助燃物，使未死者的心灵之火和大地上的物质之火，都燃烧得更加旺盛。

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来火种献给人间，那是神话。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者心里也曾进发出愤怒之火、反抗之火，决心烧尽人间的不平，却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只有我们共产党人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心灵之火，光焰万丈，威力无穷。
因为这火种来自人民，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它是我们胜利的源泉。

历史已翻到了新的一页。
前面还有漫长的征程和诸多困难。
但只要我们的心头永远燃烧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之火，共产主义的理想之火，那么，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将在祖国的大地上铸造起来。

作者：何映森
栏目：长征

作者：史而之
栏目：长征

最近，八一电影制片厂派人带着影片《天山行》来到我们部队，在五百六十多公里的天山筑路工地上巡回放映。
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指战员们每看一场电影，都要激动得流一次泪。
连日来，从机关到部队，从工地到饭堂，人们无不在谈论着《天山行》。
这部影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
除了它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天山筑路战士的生活和战斗。

“雷锋式的好干部姚虎成”生前所在营的同志们，看到影片中指导员余海洲牺牲的镜头时，都哭了，因为大家联想到了姚副营长。
记得那是个星期日，同志们都在休息，姚副营长还和往常一样天不亮就起了床，怀里揣着两个冷馒头就上了工地。
开饭了，他还没回来。
快中午了，炊事员把饭菜已热了三次，还不见他的影子。
大家正着急，传来发生雪崩的消息，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工地。
当大家从近二米厚的雪下扒出遍体鳞伤的副营长时，都不禁大哭。
从余海洲的身上，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姚虎成同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为边疆、为四化勇于献身的可贵精神吗！

我们部队有位营长，叫杨志桐。
据说编剧李斌奎采访中了解到杨志桐的事迹后，郑志桐这个人物才在他的构思中形成。
杨志桐曾多次立功受奖。
在打隧道时，一次出现塌方，他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救出两名战士，自己却被石头砸伤。

我们部队有这样一个老战士，他叫董如山，几次回家找对象，人家不是嫌天山远，就是嫌他人长得黑。
是他天生就黑吗？
不是。
我们筑路战士常年累月战斗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冰峰雪岭，忍受着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有多好的皮肤能不被晒黑呢！
可喜的是，自从话剧《天山深处》在首都上演和电视播放之后，我们收到了全国各地很多女青年的来信，她们纷纷表示愿意到天山深处与筑路战士结为伴侣，共同生活，建设边疆。
现在董如山同志不仅找到了对象，而且已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我们深信在当今的青年中，象田野、咪咪这些“坐车派”毕竟是少数。
从寄给我们的千百封来信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当一名天山筑路战士，无比光荣和自豪。

电影《天山行》描写了与丈夫长期分居的教师陆颖娴，宁愿自己吃苦受累，积极支持丈夫余海洲钻山沟，住帐篷，建设天山。
象陆颖娴这样的好同志，在天山筑路战士的家属中又何止一个呢！
她们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承担了全部家务。
为支持丈夫奋战边疆，支持部队建设，她们作出了平凡而宝贵的贡献。

影片《天山行》把我们天山筑路部队的事迹搬上银幕，我们打心眼里感到光荣和自豪。
党和人民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发扬成绩，戒骄戒躁，早日修通天山路，以优异的成绩向全国人民汇报。

作者：李世珍
栏目：长征

北疆的黎明是怎样到来的？

请问我们裹着冰雪沾满泥巴的双脚。

看那串长长的脚印，多象一条纤绳，

弯弯曲曲，穿过高山丛莽……

我们边防战士便是纤夫！

作者：文芒
栏目：长征

作者：赵宗诚
栏目：长征并非闲话

这里说的小家底是指某些单位的私房钱财。
因这一部分财物上边没有备案，财物部门又不记账，平时无人查询，完全是本单位的头头做主支配使用，故称为“小家底”。
这次清查经济账目，我们把各单位的“小家底”也来了个清查，结果露馅了。
开支不当者有之，挥霍者有之，贪污者也有之，问题不少。

说起来，有的小家底已经很不小，多者竟然上千元。
这家底的来源：一是本单位搞的小生产和对外小加工收入的钱，或是卖“破烂”的收入。
现在到营区收购破烂的人也真多，而我们部队的破烂也真不少。
这些收入在一个单位日久天长可不能小看，是一笔很可观的款项呢。
现在，明目张胆地用公款请客送礼拉关系的人不多了。
但有小家底的单位，可就“自由”得多。
因为这笔钱是属于“小集体”的资金，所以乱用起来就分外大胆。

“小家底”应亮出来，公开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不然其害无穷：一是个别人掌握，久而久之，人员调换，公私不分，来个顺手牵羊，谁也说不清楚；
二是容易被意识不好的人钻空子。
“花钱方便，用物自由”，却在不知不觉之间腐蚀了干部，助长了歪风。
有的人在“小家底”没什么油水可捞时，就会想点子挖“大家底”的墙脚了。
这种以个人方便为主的“小家底”应该取缔，还是把它纳入“大家底”，列入账目，有人监督为好。

作者：施盈福
栏目：长征传统画赞

栏目：文化阅览室

今年第七期《电影艺术》发表题为《军事题材电影还是要提倡以写人为主》的文章，对最近一个时期，军事题材电影质量不够理想的原因提出了看法。

文章说，从所描写的重点来看，军事题材影片可归纳为两类：一类以写人为主，另一类以写事为主。
总起来看，以写人为主的往往艺术感染力要强一些。
董存瑞、王成等人物形象至今在观众心目中犹栩栩如生，而一些描写战役和事件的影片，倒不大为人们记得了。

文章分析了一些以写事为主的影片的缺陷和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
以《南征北战》为例，它比较完整地描写了战役的发展过程，使人们形象地了解了什么叫运动战，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
但是，最重要的人物高营长，并未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在此之后，以战役和事件命题的越来越多，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固定的程式，即：表现战役或战斗的过程，再加一些人物的英雄行为和一些有关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的情节。
这种因袭成了人们厌烦的老套子，如果再不引起重视，势必要影响军事题材尤其是战争题材电影在观众中的信誉。

文章说，美国影片《巴顿将军》没有表现任何一个完整的战役过程甚至战斗过程，而是倾其全力塑造一个视战争如同生命的铁血军人形象。
《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等冠以特定战役名称的影片，也仍然是着力写人。
这些人物形象远远不只是狭窄地再现他们所经历的军事生活的片断，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战争观、道德观、世界观。
尽管它们宣扬、讴歌的东西有的是歪曲的、谬误的，有的甚至是丑恶的，但是它们的方法和手段却是有效的、可取的。

文章最后说，用电影着重反映重大战役和重大事件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也是可以有所前进、有所创造的。
但是，为了克服当前军事题材电影的某些程式化的东西，提倡以写人为主，把塑造好人物和通过人物来概括和反映主题作为创作的主要任务，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栏目：文化阅览室

唐朝以前，通常把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合称为《三史》。
后来，加上陈寿的《三国志》，称为《四史》，又称《前四史》。
到了北宋时期，加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十三部书，合称《十七史》。
明朝增加《宋史》、《辽史》、《金史》和《元史》，称为《二十一史》。
公元1739年（清乾隆四年），《明史》修成后，再加上《旧唐书》、《旧五代史》，经过清朝皇帝的钦定作为正史，这才合称“二十四史”。

（摘自《新村》）

栏目：文化阅览室

小说家言往往不为治学者所重视，但由于它通俗易懂，深入民间，成为民间俗话的来源。
如《三国演义》中，叙述马超为他的父亲马腾报仇，反出西凉，在潼关与曹操交战，曹操大败而逃；
当马超追寻时，正好遇着曹操骑马迎面驰近，但在战火弥漫中，马超并未认出即是曹操，却问曹操道：“曹操在哪里？”
曹操诓过马超，幸而逃脱。
这就是平时所说的“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这句俗话的来源。

（摘自《羊城晚报》）

栏目：文化阅览室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中，“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句诗，引自鲁迅赠给西村真琴的《题三义塔》。

西村真琴，日本生物学博士，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他作为所谓“医疗服务团”团长多次来中国。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又带“医疗服务团”到上海，在被战火焚毁的闸北三义里街道上，拾起一只饿昏的鸽子，命名为“三义”，带回日本。
第二年3月，“三义”死去，西村在院内用石头建“三义冢”，并写信给鲁迅，告知此事，同时请求题咏。

鲁迅遂题诗道：“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连一笑泯恩仇。”
鲁迅在诗中，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使多少无辜的人丧失了生命，使人们的家园成为废墟，甚而连一只鸽子也难以生存，即使它偶然遭到一副“慈悲心肠”带它离开险境，也终究只不过是在日本留下一个纪念塔而已。
鲁迅指出，两国人民要获得解放，只有觉醒起来，燃起“精卫填海”般的复仇怒火，坚持不懈地抗击日本军国主义。
劫难过后，亲如兄弟的中日两国人民，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两国人民的敌人是共同的，那么还有什么恩仇可言呢？

（摘自《北京晚报》）

栏目：文化阅览室

不久前，杨献珍同志在一封信中提倡文艺工作者、作家，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这个建议真是十分切时，至关重要。

有些文艺工作者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知识，因此在某些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有的小说让古庙的老僧向年轻一代灌输“大彻大悟”的所谓“人生哲理”，实际上宣扬的是唯心主义。
有的影片挂着“科普题材”的美名，其实是散布冤魂鬼影一类的迷信货色。
这就说明我们文艺界有些同志缺乏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以致贻害读者和观众。
又比如，在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方面，有些同志对一些理论问题，诸如“人性”问题、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好走极端，左右摇摆；
有的文艺批评常常犯形而上学的毛病。
这都说明文艺界一些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亟待提高。
因此，杨献珍同志的建议，可谓是抓住了“牛鼻子”，很有一点针对性。

（摘自《文汇报》）

栏目：文化阅览室

（摘自《文史知识》）

作者：张冬柏

如此“进入”
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材时，说日本当年对中国不是“侵略”，而是“进入”。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进入”的呢？

我的家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山区。
即使是老根据地，也未幸免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践踏。
1942年秋，日本侵略军调动了大量兵力到我们山区进行“扫荡”，虽然慑于我军民抗日的威力，只停留了三天，但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仅从我家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当年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行径。
日本侵略军在我们家乡实行“三光”政策之后，绑走了许多群众，我全家也在其中。
日寇企图把这些群众押到当时的东三省去为他们挖煤。
押运中，日本兵发现我祖父抽烟时有一盒火柴，便强行抢夺。
我祖父不给，他们就拳打、脚踢、枪托捣，打得我祖父鼻孔流血、遍体鳞伤。
当时，我们全家共有七口人（年迈的祖父祖母，我们兄弟三个和一个不足周岁的妹妹），只有我父亲是个壮实汉子。
一日黄昏，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偷偷地进入路旁的庄稼地然后逃跑。
为了避免日本兵的追赶，我们必须迅速涉过水大浪急的拒马河。
我父亲既要背着年迈的祖母又要抱着我那不足周岁的妹妹。
一块石头把他绊倒，妹妹便被河水冲走了。
到家后，我祖父看到三间房子被烧毁，全部粮食被抢光，加之小妹妹被冲走身亡和自身惨遭毒打，一气之下，身得重病，三天就断了气。
祖母过了几天也双目失明了。
象我家这样的遭遇在中国何止万千！
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难道是“进入”两字所能掩盖得了的吗？
掩盖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就是为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
曾经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中国人民，对此不能不引起应有的警惕。

五四八二五部队 张冬柏

无法抵赖的罪证

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千方百计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
但是，墨写的谎言怎能掩盖得了血写的事实。

在我们湖南省南县境内，有个叫厂窖的地方。
1943年5月，日本侵略军约一万五千多人由日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亲自指挥，来到洞庭湖区，其中三千多人窜犯到南县厂窖地区。
从5月8日至12日，穷凶极恶的日寇见人就杀，见女就奸，见物就抢，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四天四夜，杀害我男女同胞三万余人，使三千多人伤残，二千多妇女被强奸，满门杀绝的有两百户以上，民房三千余间被焚，船舶二千多只被毁。
在“厂窖惨案”中三万多遇害同胞中，有的被日军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剖腹挖心，不少妇女被强奸而后杀死，有的孕妇被剖开肚肠挑出胎儿供他们取乐，其状惨不忍睹。
据当时亲身经历这场大屠杀的老人回忆，日军烧杀过后，狗不叫，鸡不啼，遍地尸骨，一片焦土。

日本侵略者制造“厂窖惨案”至今已经过去近四十年了，但是，滨湖人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现在，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竟然强行删去对中国侵略字样而改为“进入”，这种明目张胆篡改历史的行径，怎不令人愤慨！
我们奉劝日本文部省中某些死抱住军国主义阴魂不放的人，正视事实，尊重历史，迅速改正错误，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

广州部队某部 高景然 周辉

倒行逆施只能自食恶果

日本侵华的罪恶史实，早已写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是任何笔墨所涂改不了的。
且不说日寇的南京大屠杀，冀、鲁、豫大屠杀和在东三省对劳工的大屠杀，单单说说我的家乡河南洛阳沦陷后日军的暴行，就叫人气愤难平。
一次，日军到我们村里抓人抢粮，年青人都躲避了，凶恶的敌人就把一位姓马的七十多岁的老人，绑在一棵树上用刺刀活活捅死。
还有一次，日军到附近一个村庄大肆抢劫烧杀，能运走的粮食都拉走了，一时运不走的统统烧光，企图把老百姓饿死。
更有甚者，在洛阳北的一个镇上，住着日军的一个小队，队长非常残暴，经常抓住青年人用刺刀取出脑浆食用。
类似这样的暴行，举不胜举。

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美化日军侵华的罪行，是妄图为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
当然，这完全是徒劳的。
因为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绝不会答应。
那些死抱住军国主义阴魂不放的人，最后只能自食其恶果！

五九三二二部队 李君道

DW：五四八二五部队

作者：章柏青

正当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篡改侵华史实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之际，从本月7日开始，日本全国各地又上映了一部名为《大日本帝国》的影片。
这是一部彻头彻尾地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影片，它再次证实了，在日本的确有一小部分人仍在做着复辟军国主义的迷梦。

在《大日本帝国》上映前，日本的一些报刊、电视对该片作了连篇累牍的宣传。
他们声称，这是一部以日本人的眼光彻底地追求“大东亚战争”真相的电影。
“在父母向子女、先辈向后辈根据自己的体验和信息讲述历史事实时，这部影片将是一座唯一的桥梁”，号召青年要从这部影片中来“重新评价战争”，“重新认识战争”，“体验战争生活”。
十分清楚，影片制作者、鼓吹者与文部省篡改侵华史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歪曲历史事实，欺骗下一代，为军国主义掩盖罪行。

长达三个小时之久的《大日本帝国》是以描写太平洋战争为内容的。
太平洋战争的始末众所周知。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为了摆脱国内政治经济日益严重的危机，寻求扩张的新出路，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了珍珠港。
次日，英、美对日，德、意对美正式宣战。
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迅速扩大。
从1941年冬季到次年的夏季，日军先后侵占了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灾难。
可是日军的这些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却在影片中彻底被颠倒了。
影片公然宣称，日本发动这次战争是被迫的，是为了“日本生存”与“解放亚洲”，是美国、英国、荷兰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的结果。
这真是强盗的逻辑！
特别令人吃惊与震怒的，是影片竟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美化成了和平主义者。
东条英机何许人也？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就出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七七事变前夕，他升任关东军参谋长。
在侵华战争中，他对中国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
1940年后，他出任陆相并晋级大将。
太平洋战争是他一手策划的。
对于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影片却把他描写得极具人性。
影片一开始，就用冗长的镜头，渲染他在首相官邸中的“哭泣”，以此证明他发动战争纯粹出于无奈；
影片结尾，又把他描绘成为慷慨就义、奔赴刑场的英雄。
这部影片的制片人曾经毫不讳言地说：“拍这部影片的着眼点之一就是要描写至今被抹煞的东条英机的形象以及他的立场和行动。”
为侵略战争翻案，为东条英机翻案，这是日本一小部分右翼分子梦寐以求的。
《大日本帝国》完全符合他们的心愿。

利用电影为军国主义树碑立传、涂脂抹粉，在日本并非从今日始。
早在1942年，由东宝公司和海军报道部为纪念太平洋战争开战一周年而共同摄制的《夏威夷、马来亚近海海战》，就是一部宣扬以死报国的“海军精神”，宣传军国主义的影片。
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又拍摄了《山下奉文将军的悲剧》、《战舰大和号》、《山本五十六元帅传》等歪曲和掩盖真实历史，为战争贩子张目的影片。
在六、七十年代，又出现过《军阀》、《啊，海军》等一些宣扬军国主义的影片。
《大日本帝国》的出笼正是日本电影界这股反动思潮的继续。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
《大日本帝国》上映后遭到日本进步电影工作者、许多报刊和广大日本人民的谴责、抵制，就是证明。
历史的车轮不许倒转，我们要正告日本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妄想利用电影为军国主义招魂，是永远行不通的！

新华社东京8月14日电 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7日报道：该报就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史实一事，走访了与审定教科书有关的历届文部大臣。
他们大都认为把“侵略”改成“进入”是错误的，中国所表示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

1966年12月至1967年11月任文部大臣的剑木亨弘说：“这次引起争论的‘侵略’还是‘进入’的问题，毫无疑问是日本错了。
正因为是这样，日本才无条件投降，并感到后悔。”
他说，关于审定制度本身，“我认为，现在的形式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

1972年7月至12月任文部大臣的稻叶修说：“很明确，引起争论的部分是‘侵略’。
全体国民也认为是‘侵略’，（文部省）要求把‘侵略’改为‘进入’是不合适的。
而且这件事成为问题之后，政府和文部省的态度也有错误。”
1974年12月至1976年12月任文部大臣的永井道雄说，中国这次就教科书问题表明意见，这是作为被侵略的当事国理所当然要这样做的。
“我认为侵略就是侵略，应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关于这次的问题，首先文部大臣要表明自己的意见，然后把意见提交给教科书审定审议会，审议会经过研究，表明见解。”
1977年11月至1978年12月任文部大臣的矽田重民说：“关于教科书问题的争论已经很长时间了。”
“关于这次的问题，国民和政府都有《日中友好条约》使用的措词所表达的那样感情。
没有改变认为（战争）给它们造成了麻烦的态度”。

据新华社平壤8月14日电 据朝鲜《平壤新闻》8月12日载文揭露，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期间，有一百五十万朝鲜人被强征去日本从事苦役，其中很多人惨遭杀害。

《平壤新闻》的文章说，1937年末，日本政府向各府、道、县知事下达了“征用”朝鲜人劳动力动员令。
其后，又于1939年7月炮制了强制性的“征用令”，制订了“劳动力动员计划”，决定将朝鲜工人强行征集到日本做工。

文章说，被强行抓走的朝鲜人在日本从事奴隶般的苦役，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致死致残的不计其数。
当时，在宫城县的日本海军兵工厂工地有几千名朝鲜工人。
许多人由于营养失调和患斑疹伤寒而接连死亡。
有病不能劳动的人被指责为“怠工”，被监工打死。
还没有断气的朝鲜工人被活埋。

文章说，在“桦太岛”（现萨哈林），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朝鲜人有进行暴动的征兆”为借口，把几百名朝鲜工人赶入洞穴，封死洞口，然后用炸药将他们全部炸死。

文章说，1945年8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以遣送回家为名，让三千七百多名朝鲜人（其中包括二千八百多名强征到北海道的工人）乘上日本海军“浮岛丸”号舰离开了青森县大凑。
24日，当军舰即将到达舞鹤港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毁了军舰，残忍地屠杀了舰上的朝鲜人。

文章说，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中置历史事实于不顾，美化、粉饰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进行侵略、掠夺和实行殖民统治政策的历史。
但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抹煞不掉的。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以日本侵华关东军用中国人试验细菌武器的史实资料为依据，于去年底出版了一部名为《食人魔窟》（也译为《恶魔的饱食》）的纪实性小说。
书中详细记述了这支魔鬼部队用活人作材料，进行细菌实验的罪恶行径，向人们展示了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惨绝人寰的暴行。

秘密部队

作者在书中写道，1933年，关东军在哈尔滨地区设立了细菌战秘密研究所。
开始时，日军为了掩盖它的性质，称为“加茂部队”。
到1938年，发展成为一支规模庞大的秘密部队。
1941年，部队的代号又改为“第731部队”。
这是日本陆军培植的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部队，它在六平方公里的特别军事禁区内，用一年多的时间，修建了包括机场、监狱、许多大小研究室的大批军事设施，约有二千六百多人在那里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其中有许多日本著名的医生和科学家。

恐怖试验

书中写道，在这个秘密的731部队里，共“设有十七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研究作业班”，分别进行病毒和鼠疫、霍乱、赤痢、伤寒、炭疽、结核等病菌的研究，以及从事制造细菌，管理“俘虏”等工作。
侵华关东军把宪兵和特务抓来的中国“战士、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参加抗日运动的中国记者、学者、工人、学生”乃至普通百姓，“一律以特种转移方式”，由各地送往731部队的特殊监狱之中。
对这些人毋须称谓姓名，而是给每个人编上一个三位数字的号码，从他们被送往部队之日起，“就全部变成了无法生还的实验材料”。
他们被“注射鼠疫、霍乱、梅毒、螺旋体等菌苗”，或者在他们的饮料和食物中“掺入这些菌苗”。
“有的也被用来进行冻伤实验、枪杀实验或瓦斯坏疽实验”。

书中记述，曾任731部队负责制造细菌的第四部部长川岛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所作的供词说，731部队经常关押着二、三百名“俘虏”。
这座杀人魔窟“大致是按照两天三个人的比例”，“使用”这些被当作实验材料的人的。
它们虐杀中国人之后，“为了消除犯罪的一切痕迹，所有尸体都在焚尸炉中烧掉，剩下的骨头全部扔入叫‘骨坟’的大坑里。”
作者根据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指出。
从1935年至1945年，731部队惨杀了“细菌武器的试验品”达三千人以上。
但是，原部队的人员一致证明说，实际数字“恐怕比这个数字还要多”。

激起愤怒

《食人魔窟》所记述的侵华日军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虐行径，激起广大日本读者的极大愤慨。
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评论说：“每翻一页，手就发抖。
一合上眼睛，被当作试验品的三千多人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要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员，以免人们再次堕落为恶魔的弟子”。
一位普通日本妇女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感到非常可耻，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我认为，罪恶就是罪恶，要承认它，决不能把它隐藏起来。”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惨无人道的罪行，一切有良知的日本人感到愤慨和震动是理所当然的。
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者之害的中国人民也不会忘却当年的苦难。
历史促使日本人民深思，如果再听任军国主义者摆布，日本究竟会走上什么道路？
现在，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这难道不值得警惕吗？

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告无条件投降。
至此，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世界人民的胜利，德日意法西斯彻底失败而告终。

中日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在这历史长河中，近代以来却出现了一段曲折，这段曲折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牺牲，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现将日本帝国主义从十九世纪末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侵华的主要罪行辑录于下：

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战争，并在1895年强迫清政府订立马关条约，强占我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1904年，日本攫取帝俄在旅顺、大连的租让权，并在东北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1914年，日本侵占山东省，攫取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一切特权。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2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打死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等十余人，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济南，屠杀军民数千人，制造了“五三惨案”。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吞并了我国东北三省。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并在当年5月与国民党卖国政府订立“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不得驻兵，取缔抗日。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省及山海关；
并在5月与国民党卖国政府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强迫中国军队退出河北省的滦河以东，后又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935年，日本在华北驻军的司令官梅津和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无理要求：撤退河北省的中国军队和宪兵，并把整个华北的军事、政治、经济交给日本控制。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
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战争中，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因战争而死亡的达一千万人以上，无家可归的难民达四千二百万。
全国直接或间接蒙受战祸损害的灾区人口达二亿六千余万。
全国因战争而损失的公私财产达五百亿美元以上。
被日寇侵占的城市有九百三十余座，占全国城市47％强。
被日寇破坏的工厂有三千八百四十家。

以上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部分主要罪行，但它已完全驳倒了日本文部省的谎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重温历史，无疑对于中日两国人民进一步携起手来，挫败日本某些人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报资料室）

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土地上到处烧杀抢掠，使我国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无家可归，四处逃难。
图为当时逃难中的一家人。

日本侵略者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了我东北三省，实行惨绝人寰的野蛮屠杀。
图为日军用铡刀残杀我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情形。

1941年1月25日，日军包围冀东丰润县潘家峪村，焚毁全部房屋，集中屠杀烧死村民一千多人。
图为潘家峪惨案中被枪杀后又焚烧的儿童尸体。

日军在华北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这是1943年秋季日军“扫荡”河北省阜平县时，烧毁的大量民房。

日军侵入南京后，对我同胞实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最令人发指的是，日军竟以“杀人赛”取乐。
图中的两个日军军官，一个叫野田严（右），一个叫向井敏明（左），他俩手提钢刀在大街小巷，见中国人就杀，以谁先杀死一百中国人为优胜。
结果，野田严杀死了一百零五人，向井敏明杀死了一百零六人，但他们无法断定谁先杀够一百人。
接着二人约定再赛，以先杀死一百五十人者为胜。
这两个刽子手杀人竞赛后竟得意地摄影留念，而今这却成了可耻的罪证。

在湖北省黄陂县刘店，日军设置了屠杀场和杀人沟六十多处，被日军杀害的我国同胞达四千多。
看，这就是从一条杀人沟中掘出的六十多具骸骨。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1945年8月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图为八路军接受侵占山东邹县的三百多日本侵略军投降时的情形。

（本栏照片由解放军画报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