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 星期日

今天下雨，整天在家，重读郭宝钧的《古玉新诠》。作者怀疑经传，有《古史辩》派的气概，以为“玉器自玉器，文献自文献”，盖由于考古发掘所得不符合于文献也，而未点破文献乃战国末与汉之文献，即“三礼”、《尔雅》及郑注、许书之类，出于儒家之理想化，或臆测，或望文生义。但郭氏推测各种玉器形制及定名之来源，其臆测之程度更超越前人。当年曾询之郭氏，答以史语所风气，当时提倡新说创见，故不甘于描述考古发掘新发现之收获，实则反而降低论文之价值。连轻信其说之凌纯声氏，对于郭氏之释命圭，亦谓“郭氏新说，虽言之有理，然终使人信疑参半耳。”（《民族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4页，1965，台北）。又阅凌纯声《战国古代瑞圭的研究》，虽搜集材料颇丰，叙述亦有条理，但不懂《周礼》为儒家理想化之著作，视为信史，又不懂考古学与古器物学，而以刻有星宿图之玉圭为汉代物（沿西人所著图谱之误），了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