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福/东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过去的训练试点通常抓在下边，南京部队某军搞正规化建设的试点选在机关。
2月16日，一百多名师、团干部和机关干部参观检验军机关的试点成果，都称赞说，领导机关带了个好头。

这个军的领导分析了军机关在正规化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决定这次抓试点先抓军机关，这样不仅有利于加强机关建设，而且对下边也是个有力的带动。
他们成立了试点领导小组，制定了正规化建设规划和试行细则，用三天的时间对机关人员进行了动员。

他们这次试点的内容包括工作、训练、战备、生活四个秩序和环境卫生、军容风纪、文化生活等方面。
试点中，他们狠抓了三个环节。
一是领导带头。
从军首长到各处的领导，从队列训练、打扫卫生到战备物资准备，都按正规化要求去做。
二是抓重点带动全盘。
针对机关人员作风纪律比较松散的问题，从一点一滴抓起，经过半个月的努力，作风纪律有了加强。
每突破一个弱点，就总结一次经验，表扬一批先进，有效地推动了正规化建设内容的落实。
三是对正规化建设的每顶内容，不抓出成效不撒手。
如战争物资携带的方案落实不好，他们就以紧急集合的形式多次进行检查，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经过一个多月的试点，军机关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基本建立起了正规化的训练和生活秩序，营区环境整齐清洁，办公室、宿舍和各类仓库存放的物资井然有序，干部战士组织纪律观念加强了，工作效率得到提高。
这个军抓机关试点并请下级检验的做法，受到南京部队领导机关的重视，已要求所属各部队向他们学习。

（国福、东辉）

作者：白天氛/华明芳/张静惠
版面：头版

本报讯 铁道兵所属某工厂青年工人、共产党员刘全立，不为名不为利，坚持学雷锋做好事，受到军内外群众的热情称赞。
2月22日，铁道兵在天津市隆重召开命名大会，授予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模范青年”的荣誉称号。

“活着，就是要使别人过得更美好。”
雷锋这句名言，是刘全立对待人生的座右铭。
他1972年到铁道兵某工厂当工人后，几乎每天都要用业余时间到附近的一个煤场义务劳动三四个小时。
有时煤场上夜班人少，他就去顶班；
送煤人手不够，他拉着上千斤的胶轮车走街串巷挨家去送；
遇到雨雪天，他常常深更半夜帮值班工人盖露天晾晒的蜂窝煤。
十年来，刘全立在煤场义务劳动累计工时近万个。

刘全立自费买过两套修自行车工具，理发了具和一套泥瓦工具，曾先后为群众修自行车一千二百多辆次，帮四十多户居民修过房子，给近千名群众理过发。
在刘全立家附近，住着一位赵大爷，三次病重住院，无人陪床护理。
刘全立得知后，白天上班，晚上就去医院照顾这位身患重病的老人。
人们夸他“有一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

（白天氛、华明芳、张静惠）RW：刘全立

作者：韩冰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没有担任训练改革试验任务的部队，怎样按战略方针的要求搞好基础训练？
沈阳部队某坦克团破除“等、靠、看”的思想，从改革入手，抓好基础训练，努力使基础训练更符合实战要求。

战略方针确定之后，坦克部队的基础训练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是按老路走下去，等上级发下新方案，靠试验部队介绍新经验，看形势随大流，还是积极主动地按实战的要求抓好基础训练的改革？
坦克团领导本着对战争负责，对部队建设负责的精神，扎扎实实地组织部队在实践中探索。

他们在对主要作战对象装甲部队的作战手段作了解剖以后，加强了隐蔽条件下近距离打敌多梯次坦克、装甲车、反坦克火器的基础科目，时间增加了七个训练日。
根据部队担负的作战任务，突出了符合预定战区地形的攻势防御的五个专业训练科目，并在可能条件下，走出驾驶场，到生疏地形上训练。
针对连排干部新，缺乏防御战斗指挥经验的问题，他们在干部随队训练的同时，又增加了“战区地形学”、“气质和谋略在防御中的作用”、“缩小近战差”等基础训练内容。
同时，他们还正确处理基础训练与合成训练的关系，加强了步坦、步工、步通协同所需要的一专多能基础训练和有关的共同科目。
由于坦克团领导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抓改革，这个团的基础训练形势比较好。
（韩冰）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
版面：头版

近两三年来，经济领域中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违法犯罪活动很猖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党员、干部，甚至负相当责任的干部也参与这些违法犯罪活动。
尽管他们在整个党员和干部队伍中只占极少数，但是这些人的犯罪行为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党的威信。
如果听之任之，任其发展下去，那就会毁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毁坏我们党和人民几十年艰苦斗争取得的革命成果。
对于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要有足够的认识。

应当充分肯定，粉碎“四人帮”五年多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同志的努力奋斗，我们已经把党和国家从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挽救过来，重新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
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忘记的。
但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除了战争危险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重大危险了呢？
当然不是。
在和平的条件下，危险仍然存在，那种使党衰败下去，走向“和平演变”的危险性远远没有消除。
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比三十年前的“三反”、“五反”时期严重得多；
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整个社会风气方面，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残余的侵袭和崇洋媚外等现象的严重性，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有的。
一定要看到还有很大的危险，这是第一个要清醒的地方。

危险主要来自哪里？
我们经常说要警惕外来的侵略和颠覆的阴谋，要警惕已被打倒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渣余孽的蠢动，这些话无疑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同时还应当明确认识，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党，只要党自身的肌体是健全的，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病菌”的侵蚀，自己不倒下去，自己不烂下去，始终和人民在一起，那么，任何敌对力量要把我们搞烂，把我们推倒，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来自别的方面，而是来自我们党内不坚定分子的腐化变质。
看到危险主要来自哪里，这是第二个要清醒的地方。

就党本身来说，关键又在哪里呢？
是不是全部三千九百万党员都是关键所在呢？
不是的。
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党内中上层的领导者。
如果我们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把我们的党带好，党就有力量克服一切错误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中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非常深刻，非常重要。
他那时说要有一两百人，现在历史条件不同，要有一两万人。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万到两万个干部真正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战斗力就可以大大提高。
党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管多么艰巨，都一定可以搞好。
反之，如果我们党内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在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而且不能及时地加以制止，任其滋长泛滥起来，那就很危险。
所以，关键是在于党的中高级干部，这是第三个要清醒的地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党中央决定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并且强调对违法犯罪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严加惩处，是多么正确，多么必要。
这场斗争确确实实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兴旺衰败。
如何对待这场斗争，是对所有党员和干部的严峻考验。
我们一定要在党内，在党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中，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党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都要重新学习并且切实掌握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又联合又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既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
既要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又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既要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又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等教导，并在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内实行搞活经济政策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党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一定要在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增强党性锻炼，严守党的纪律，保持清醒的头脑。
只要他们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任凭风吹浪打，我们党也自岿然不动。

版面：头版

杨成武同志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忆长征》，最近将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叶剑英同志为这本书题了书名，聂荣臻同志写了序言。
全书分二十六章，共二十余万字，并附有十二张珍贵的照片。
它是杨成武同志根据自己在长征中的亲身经历撰写的。
它如实地描述了在长征中经常担负开路任务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红四团的战斗经历，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工农红军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和革命品质。
其中关于抢渡乌江、飞夺沪定、穿越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等重大战役和行动的描写，读来惊心动魄，令人感奋。
这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今天本报特地发表叶剑英同志的题签和聂荣臻同志的序言，以飨读者。

——编者

右图是叶剑英同志为《忆长征》题的书名。
（图片）

作者：聂荣臻
版面：头版

接到杨成武国志《忆长征》的手稿，甚为高兴。
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实为人类历史所罕见，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是不朽的英雄史诗。
它不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革命事业不能中断，我国人民将继续从中汲取信心和力量。

长征是错误路线造成的结果，而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又是新的胜利的起点。
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已走到山穷水尽，红军不能不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一开始企图与湘鄂西的红二方面军会合，但未能如愿。
只好曲折辗转，经贵州、云南，渡金沙入川。
过了雪山草地，原准备在川、陕、甘开辟根据地，出了腊子口，在哈达铺获得了敌人一张报纸，才知道陕北还有块根据地。
我赶快派人把报纸送给毛主席，这才决定向陕北进发。
今天回顾起来，虽然错误路线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万里征途艰险异常，但是由于遵义会议改变了党的领导，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历史出现了伟大的转折，我军很快便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
有了陕北这个落脚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得以很快地深入华北敌后，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人民群众，我党我军的发展就更大了。
现在看，如果不从江西出来，局面还未必发展得那么大。
革命就是这样，胜利可以转化为挫折，挫折也可以转化为胜利，关键是看路线指导正确不正确。
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同样如此。
今天，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六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在路线问题上已经拨乱反正，所以共产党人没有理由对前途丧失信心，但又必须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始终把握住党的正确路线。

越过天险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惊心动魄的一幕。
当时在安顺场我对一军团的同志说：这里是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处。
今天，我们和石达开的处境虽极相似，但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与吃苦精神，这是石达开所没有的。
我的这些话，绝不只是鼓动口号，而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
农民起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近代的革命运动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都是不能成功的。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才形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铁流，终于冲垮了强大敌人的反动统治。
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各路红军始终未被数十倍的敌人所扑灭，就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可以肯定，在中国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能代替共产党的领导。
一切否定或贬低党的领导的行为，都是极端错误的。

本书所描述的红四团，是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的一个团。
该团在长征中先后由耿飚、卢子美和王开湘同志任团长，由杨成武同志任政治委员。
这个团在漫长的征途中经常担负先头团的开路任务。
当然，这些任务比较艰巨，如果完不成就会影响很大。
而红四团总的说都完成得不错。
尤其是抢渡乌江，飞夺沪定，越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等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战斗和行动，任务完成得很好。
他们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充分发扬了我军勇敢、不怕死、能吃苦的革命精神。
而没有这种精神，江山是打不下来的。
这就是我军极为可贵的光荣传统。
今天，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我军保卫伟大祖国的任务中，这种光荣传统不能有丝毫削弱。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3月15日讯 植树节以来，驻守在万里海疆的人民解放军海军广大指战员为地方植树二十万棵。
3月14日，正在上海检查部队工作的海军政委李耀文和指战员一起冒雨植树。
今天，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刘道生等领导同志带领领导机关的干部战士到北京市西郊苗圃起树苗。
连日来，海军驻旅顺口七千名指战员到驻地附近的三个山头，帮地方挖树坑十二万个。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三月十五日讯 人民空军三月十四日派出飞机炸开河曲地段的黄河巨大冰坝，为当地消除了凌害威胁。
今年开春后，黄河上游大量的冰块顺水南下，迫使这一带冰层鼓裂、卡塞，形成冰坝淤塞河道。
北京部队空军某部出动了两个机组飞向凌区，准确地投下了一枚枚炸弹，把冰坝炸得冰飞凌碎，滚滚黄水顺河道流去。

作者：楼洪洲/陈东淮/钱钢
栏目：文明礼貌月剪影
版面：头版

本报讯 连日来，古城合肥的工厂、学校、商店、旅社，以及街头巷尾，人们到处赞颂3月3日为保护民兵而献身的人武部参谋郭俊。
正在进行中的合肥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得悉郭俊光荣牺牲后，一致通过了号召全市人民向郭俊学习的决议。

3月13日，合肥军分区举行郭俊烈士追悼会。
悼念仪式原订三百五十人参加，后来竟到了近千人。
许多与郭俊素不相识的群众，在烈士的遗体前泣不成声。

目睹郭俊献身的一百零三位民兵，列队步行十里路，抬着用一百零三朵小花组成的花圈，表达他们对郭俊的怀念和对人民军队的由衷热爱。
市人民代表、合肥市模范教师徐玲君说：“希望解放军永远保持英雄形象，多出郭俊这样的好同志，来带动社会上的年轻人。”
（楼洪洲、陈东淮、钱钢）RW：郭俊；
烈士；
事迹

作者：胡雄威
版面：头版

作者：袁江/黄清
栏目：一句话新闻
版面：头版

本报讯 雷锋生前所在的工程兵某团十七名饲养员，最近有四人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三人荣立三等功，十人分别受到团、营、连嘉奖。

（袁江、黄清）

本报讯 乌鲁木齐部队某边防团骑兵三连哈萨克族战士巴合提江，精心爱护、管理和饲养军马，前不久被上级党委树立为爱马标兵。
（李培栋）

本报讯 藏历年期间，西藏军区政治部为部队藏族同志专场放映了一批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斗争的影片。
（郄北燕）

本报讯 最近，政治学院学员一队师团干部学员拜战士为师，请警卫连战士作分列式示范。
（石剑）

本报讯 2月27日，北京部队某团第四批转业的四十六名干部，全部提前到达新的工作单位，做到了人走家搬。

（杨松林、杨培忠）

本报讯 广州部队炮兵某团一营副教导员于文常认真钻研心理学，2月份被湖南省心理学会吸收为会员。

（高凯明、何锦胜）

栏目：述评

讲好政治课，是讲课的人和听课的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课讲得好，可以提高人的觉悟，提高人的政治水平；
而课讲得不好，听课的人收获不大，讲课的人也很苦恼。
在这方面，部队中有做得好的，“优秀政治教员”薛晓明是一个。
他针对青年战士的特点，用生动形象的道理和事实回答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取得了好效果。
在地方，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李燕杰，在两年多时间里，以《精神文明和心灵美》等为题，在地方和部队许多单位作了一百九十多场报告，受到广大青年和干部战士热烈欢迎。
他的报告，被称誉为“打开心灵之锁的钥匙”。
他们的实践可以使人们树立起一个信心：政治课是可以讲好的；
同时也可以从中领悟到，讲政治课是一门艺术，要讲得好，就需要下很大的气力，要进行长时间、多方面的努力，需要讲课的人和听课的人共同来研究和探索。

现在，“政治课难上”在部队中仍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政治教育改革中好好研究一下究竟“难”在什么地方，怎样解决？

“对上政治课兴趣不浓”。
这是一难。
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引导、启发干部战士关心政治、学习政治，提高思想觉悟。
有些战士对上政治课不感兴趣，这就要把原因搞清楚，是由于战士对红专关系认识不清，还是由于讲课方法不好？
我们对青年战士的特点了解得怎么样？
是不是以辩证的观点认识他们，以热情的态度对待他们，以科学的方法教育他们？
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道理讲得对，他们就是听不进去”。
这也是一难。
讲政治课当然要把道理讲对，但是道理怎样才能针对人家的思想讲到人家的心里去？
怎样才能吸引人家听？
做到你所讲的正是战士所想的，你回答的问题，正是战士急需解决的问题，既合他们的口味，又提高他们的思想，这里边也大有学问。

“自己肚子里东西不多”，这是又一难。
李燕杰的报告做得好，薛晓明的课讲得好，与他们有丰富的知识关系很大。
但是，知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自己艰苦学习，长期积累。
怎样积累知识，怎样把积累的知识运用到讲课中去，以及要讲究讲课技巧，等等，里边学问也不少。

当然，提高讲政治课的艺术，不只是讲课人的事，政治机关的责任也不轻。
怎样培养提高政治教员，怎样为基层讲好政治课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怎样总结、推广先进典型和先进的教学方法等等，也都是政治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总之，类似的难题到底有多少？
本单位和个人的难题在什么地方？
怎样才能改进？
这都是上好政治课必须悉心研究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改革政治教育，提高政治教育质量的任务，就不能落到实处。

中央军委对军、政、文训练时间比例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总政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今年部队政治工作作了部署。
现在，政治教育的时间有了充分保证，任务更加明确。
如何把政治课讲好，使政治教育时间充分发挥作用，关键就看我们政治机关和广大政治干部的主观努力了。
本报今天刊载了李燕杰和薛晓明两位同志探讨上好政治课的谈话，可供大家参考。
希望广大政治教员认真总结自己的实际体会，在工作中努力探索，为使部队政治教育向规范化、系统化迈进贡献自己的力量。
===== 肚子里没“货”怎么办？
-——李燕杰、薛晓明二日谈（一）

作者：刘波/李谦/大川/政举

2月9日，北京部队领导机关邀请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李燕杰同志做了一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报告。
某团政治处副主任、“优秀政治教员”薛晓明同志听了报告，当即向李燕杰同志取经。
在两天时间里，他们就怎样搞好青年思想教育特别是如何上好政治课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谈。
目前，全军不少单位正按照总政治部的部署，进行政治教育改革的试点，这两位同志的经验，对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是很有启发的。
本报将分三次刊载他们的谈话记录。
——编者

“打仗要有武器，讲课要有知识”
薛晓明（以下简称薛）：李老师，你昨天的报告，真的把大家给“镇住了”（地方青年听了李燕杰报告后说的话）。
领导上这次让我来向你取经，可得让我多“捞”点回去呀！

李燕杰（以下简称李）：哪里！
还是你讲课活。
你的政治课讲稿，报纸上登过，我都读了，很受启发。

薛：昨天散会一出礼堂，我就听几个同志议论：“李老师知识真丰富！
咱们的指导员要是肚子里‘干货’多一点，讲课就不犯愁啦！”
眼下我们指导员讲课的难处之一，是觉着肚里没“货”。
说给战士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问题是自己连半桶水也不到啊！

李：打仗要有武器，讲课要有知识。
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借用一下，指导员上课，也可以说是给战士“传道授业解惑”的（内容当然同韩愈说的大不相同了），没有知识，怕是做不到这三条。
庄子还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这也说明，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越多，力量越大，做青年的思想工作，知识多了，讲起课来就有味道，也容易让人接受了。

政治干部应有自己的知识结构

薛：李老师，你在学院是教古典文学的，怎么做起青年思想教育工作来了呢？

李：这个问题，说起来也简单。
我是教员，又是党员，首先是党员。
我看到，经过十年“内乱”，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有些青年缺乏共产主义理想，甚至有人连基本的觉悟——爱国也成了问题。
我们不能一味埋怨青年，而是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做工作。
作为一个党员，我觉得有责任了解青年，帮助他们进步。
实践证明，青年对我们这些人讲话也爱听一些。
所以，我除了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外，就把业余的时间和精力几乎全部用到这方面去了。
讲到知识积累，除文学外，我主要也是积累这方面的知识。

薛：我们政治干部，更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
李老师，有些指导员问我，上好政治课需要积累哪些知识？
我一时还挺难回答。
你的看法呢？

李：这涉及到人们的知识构成问题。
初、高中学生，学的是基础知识，到大学，就分理工科和文科；
工人、农民的知识结构也不同。
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讲政治课是一门艺术。
我觉得，这就对政治干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真正把自己的工作当成科学来看待，努力提高讲课艺术。
要热爱自己的工作，要把它当成一项事业。
从知识积累来说，就要有高标准，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不断丰富、发展它。
比如我吧，教古典文学，就努力在这方面积累多一些，涉猎多一点。
后来利用业余时间做青年思想工作，知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薛：做青年思想工作，你注意积累哪些方面的知识呢？

李：首先还是基本理论，学好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我上华北大学时是学政治的，理论上有点基础。
现在要回答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就感到那点“底子”不够用了，非多学点不可。
报纸天天看（我自己订了七份报纸），《红旗》杂志经常读。
有关青年的杂志，每月我都买几种，凡是青年爱看的，我都争取看看。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要经常了解的。
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同青年思想工作也有关，学这些也给了我不少新的东西。
我对古典文学比较熟悉，在做青年思想工作时，注意多运用历史材料，搞古今中外纵横对比，做到取之于历史，赋予新意，用之于今天，开阔了认识的天地。
各文学艺术部类如电影、戏剧、音乐、美术、雕塑等等，只要对做青年工作有用，我们都应处处留心学习。
就连讲课或谈心的方法，我们也应注意吸取。
诸如相声的幽默、戏剧的矛盾冲突等的长处。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活生生的实际知识。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知识的海洋中，只要处处留心，多参加实践，就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我同一千多名不同类型的青年直接接触，从上千封来信中，就学到了不少这样的知识。
我觉得，了解和熟悉青年特点，本身就是重要的知识（薛：部队的提法，叫做对战士要了如指掌。）这个“了如指掌”非常重要。
……我做思想工作是“业余”的，还远远谈不上有政治干部的知识结构，但这样做，也确实在已有的知识中增加了新的部分。

“不动笔墨不看书”
薛：知识积累离不开学习。
从我们那里看，指导员的文化水平不算低，看的书也不算少（团里买了一批书，订了不少杂志，加上上级发的，也有千儿八百本，还办了个指导员备课室），但有些同志看过之后记不住多少，“过目不留”，这么着一年一年过去，至今还没有什么“家底”。

李：我体会，读书首先要有个明确目的。
作为政治干部，应该是主要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而读书的目的明确了，什么知识对自己有用就好选择了，也就容易记住了。
同时，读书也有个方法问题。
比如做点读书笔记就是个重要方法，徐老生前讲过一句话：“不动笔墨不看书。”
按他的意思，只要读书，就要写读书笔记。

薛：我们现在缺少的正是这一点。

李：写读书笔记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摘要、提纲、评述、节录、眉批、圈点、划线、做卡片等等。
这样，看过一本书，总能得到点什么。

薛：我的体会，摘记卡片，是个好法子，简便易行。

李：对！
我看了军报上介绍你的通讯，一上来就说你有一千多张卡片。
我们大学老师也有这个习惯。
我口袋里就常年装着卡片，书桌上也摆着，床头上也放着。
不管看见什么，只要一受启发，就赶紧记下来。

薛：我开始积累，倒也能随手记录。
有的记在烟盒上，有的记在信封上。
可有一条不好，随记随扔。
后来吸取教训，才用比较容易保存的卡片。

李：有了卡片，要会用。
我的办法是这么三步：

一是随手摘记，二是整理归类，三是随时翻阅。
可不要小看这件事噢！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要想肚子里有点“干货”，就得靠这么着日积月累。
所以要经常记笔记、写卡片、搞剪报……我想，积累知识没有巧法，只有靠勤。
不是常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吗？
今天讲积累知识，可以说是“积累有路勤为径，知识无涯苦作舟”。

薛：确实懒不得。
有时候躺下来看书，或是一段好话，或是一个好故事，觉得特别有味，能一连看几遍。
当时想：行，记住了，就不想爬起来了。
谁知过一段时间，忘得差不多啦。

李：好记性不如赖笔头嘛。
那就要披衣而起，硬逼着自己记下来。
我希望指导员们记住这样一句谚语：“在知识的大海里，胜利的是潜水员，失败的是垂钓者。”
“处处留心皆知识”
薛：在我们团里，不少指导员积累知识的愿望都挺强烈，可是不知从哪儿入手。
李老师能不能开些书目出来？

李：恐怕不大好开。
当然，一些必读的东西，象马列的基本理论，我党我军的历史，那是非看不可的。
我想，政治干部主要围绕做好政治工作读书，读书的面应该宽一点。
积累知识，实际也有个毛泽东同志说的源和流的问题。
积累书本知识、前人留下的东西，这是流；
从现实生活中积累，这是源。
两者比较，我看源更重要一些。
我讲《精神文明和心灵美》一课，大量的例子是现实生活中的，是青年中的。
这就是取之于青年，用之于青年。
这样活生生的事例，青年们听了觉得不是可望不可及，而感到亲切，反映也比较强烈。
你那些讲课稿，我看了，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多。

薛：占三分之二强。

李：现实生活是源泉，感人的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也要靠处处留心。
处处留心皆知识啊！
去年我被车撞伤住院，遇到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是昌平县一个社办综合厂的，厂里的工人都是残废人。
这个年轻人有小儿麻痹后遗症，来医院做大手术。
我看小伙子挺坚强，就跟他攀谈。
说到他们的创业、工作分配、恋爱等等，我感动得掉了泪。
我昨天讲他们的工作姿态，讲他们高尚的爱情，讲别的残废人怎样照顾盲人，讲盲人怎样建议用公益金买来电视机，就是这么得来的。

薛：这个故事最抓人了！

李：当时要是不留心，这件事也就在手边溜过去了。
一留心，它就成了好材料。
我讲的那位归侨女教师教育后进学生的感人故事，是在北戴河疗养时见到的那位女教师。
我趁在海滩上散步的机会，请她谈了七八个小时。
今年大年三十，我去鞍山做报告，一上飞机，正好和一个香港青年人坐在一起，就主动和他攀谈。
飞了一个小时，了解到香港青年的一些思想情况。
到了鞍山连夜把他说的整理出来，做报告就用上了。

薛：这个我也有体会。
连队里买的科学日历，每一张都有点知识。
我每天看一回，需要的就抄下来。
我讲《志向·职业·成功》一课，有些事例就是从科学日历上得到的。

在工作中积累知识

李：要想有知识，就要这样边工作边积累。

薛：现在是大家都觉着忙。
指导员们常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哪有空搞积累呢？

李：忙是客观存在，谁不忙呢？
你当指导员时，不是每天挤一到两个钟头看书、搞积累吗？
这里面有个责任心问题。
责任心强了，时间总能挤出来。
历来有成就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是挤时间学习的。
其实，许多知识不一定专门拿时间，在实际工作中就积累了。
指导员平时和战士在一起训练、劳动、聊天、做思想工作等等，随时都能积累知识。

薛：我们有些指导员恰恰是把这两者分开了，工作是工作，积累是积累。

李：如果把这些事单纯当做事务处理，办过就算，不去思索，那确实不容易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这两年也忙得一塌糊涂，光是看信回信、接待青年来访，平均每天不下两个小时。
其实，处理这些事情，正是知识积累的好机会。
有一回，一个信基督教的青年到我家谈宗教问题，我正在备课，就停下来听。
他一气讲了三个钟头，我从中了解了不少东西。
有个小伙子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何结合有新的见解，几次来找我探讨，我觉得挺开眼界。
有几个失足青年多次和我讲他们的堕落过程，使我了解了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状态。
许多有志青年和我谈话，语言富有哲理。
他们走后，我就把那些于我有益的话记载下来。
这些，给青年人做报告，都用得上。

“勤积累，还要会运用”
薛：这样得来的东西，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感受就更深，讲起来就更实在。
现在多数指导员书本知识有一些，生活中的活教材也不少，如果把这些都用上，讲课质量就能提高一大载。
可这些同志没有把已掌握的知识用上，却在那里嚷嚷肚子里没有“货”。

李：这就是说，勤积累，还要会运用。
前面谈过，政治干部积累知识不是为积累而积累，主要是为了教育人。
所以，积累的时候，就要有明确的目的。
一句格言对哪种类型的人有启发，一封信能给人什么样的鼓舞，一个例子能帮助战士解决什么问题，都要有鲜明的目的。

薛：就是。
干这一行的，就要从这一行的角度看。

李：刚才忘了说，积累知识还应该加上自己的注解。
一加注就要去深入理解，吃透了就可以触类旁通，古为今用，他为我用。
我这两年积累的卡片，都要按内容和需要分类，一般都注着我的看法，写着它们的用途。

薛：有的事例，理解透了，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讲。
我们团有些同志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象指导员乔贵宝，有一次讲课，从四个角度运用“西安事变”的例子，和现实结合得都挺好。

李：运用知识一定要找准结合点。
结合点就是材料和现实问题的内在联系。
结合点找准了，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给人启发。
说起这个来，毛主席是典范。
讲调查研究重要，他讲了“三打祝家庄”；
讲有些党委书记搞“一言堂”，他讲了“霸王别姬”；
讲听取意见，他讲了刘邦。
翻开毛主席的讲话，这种例子到处都是，听着就觉得很新鲜。
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
当然，这里面还有个讲课艺术问题。

（刘波、李谦、大川、政举记录整理）

李燕杰、薛晓明在交谈。
卞志武摄（照片）

作者：杜言芝/韩德栓

本报讯 今年从施工转入全训的北京部队某团一连，善于学习和借鉴科学练兵方法，基础训练各个课目的成绩都名列全团第一。

这个连在训练底子薄、基础差、组训方法少的情况下，注意学习借鉴去年《解放军报》、《战友报》和上级转发的有关科学练兵的经验，结合本连各专业训练特点，将一些适用而有效的经验应用到组织训练中去。
例如在进行轻武器第一练习和班用机枪训练时，干部们研究了去年《解放军报》报道的福州部队某团四连讲究科学练兵，提高训练效率的经验，注意根据战士的生理特点和体力情况科学安排训练时间，在同一时期训练内容不安排过多、过于复杂，一项一项攻关；
在进行某一项较复杂的训练之后，给战士留有消化的时间；
在同一训练阶段，他们把室内外课目、轻重体力课目，时间前后穿插，互相搭配，使战士训练起来有兴趣，提高了训练效率。

（杜言芝、韩德栓）

作者：为锁

作者：陈臻

作者：颜文

作者：邱绪丕

作者：舒展
栏目：长征

听一位老同志讲，她在新四军当记者时，很向往有一架照相机，可当时全军仅有一架，还掌握在张爱萍同志那里。
那时，战士们要照个相可不容易了。

现在呢，有的一个团竟有照相相好几架，甚至有的连队也拿副业生产收入买上一架“照着笑”。
从近年来各地摄影热的兴起，说明了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的物质生活视高了，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新的需求。

不爱照相的人大约不多吧？
但也有。
比如我们敬爱的彭老总就不爱照相。
一些老摄影记者大约还记得，不管你怎么缠着彭总要求给他照相，咳——那算没门儿！
他说：“要照，照那些流血流汗的英雄嘛，照我干什么？
我这个人长得丑。”
爱不爱照相，无关宏旨。
但这却有趣而有力地表明，彭总对突出个人有一种条件反射似的反感。

我绝无贬责爱照相者之意。
年轻人爱照相，是爱生活、爱青春、爱艺术、爱美的高尚情趣的表现。
不仅未可厚非，有条件还应提倡。

但是可惜，在这种文明行为中却有的人表现得不那么文明。
例如有的青年人爬到故宫的铜鹤上照相，可怜两只细长腿的珍贵古文物，它受得了吗？
又如有的年轻人喜爱公园里万紫千红的春色，却攀摘几枝花木捧在手中，对准照相机留下一个（不怎么文明的）纪念。

一位颐和园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讲了一个战士攀摘花木的小故事。
这位战士因公路过北京，时值桂花飘香，便顺手摘了一枝，恰被公园管理人员发现，除进行批评外，还要罚款五元。
好说歹说，姑念不知规章，态度又好，就此拉倒。
谁知这件事让团长知道了，他赶出差之便，立即到颐和园，自己掏出五元钱，代表违章战士作了诚恳检讨，承担了教育不力的责任。
这位团长还要求把那枝已经枯萎的桂花给他带回部队，作为对指战员进行文明礼貌教育的一个教材。
这位团长对战士的爱护，不是溺爱；
对战士的批评，也不是倾盆大雨。
好，有学问！

当团长用惋惜、责备、深情的眼光，将这枝枯萎的桂花送到含羞、垂头、内疚的那位战士手中时，我想，若有哪个摄影爱好者把这个镜头拍将下来，那该多有意思。
这张照片可以标个题，叫做：人们，爱护美吧！

爱兵向来是我军指挥员的美德。
怎么个爱法？
大有讲究。
软弱涣散，骄纵放任肯定不行，那么抓住个典型来个“点名照相”，猛克一顿就好么？
也不行。
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行。
良好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增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催化剂”。

令人景仰的彭总，是伟大人民的儿子；
他从来不愿作人民的伟大儿子（详见彭总《致巴金的信》）。
这是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生动体现。
照相与摘花等等，似乎是个人爱好，生活小事，但也会关系到社会公德和精神文明问题。
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心中要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就会有美的心灵，美的言行；
就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人。

作者：郭米克
栏目：长征

“五九六九，河边看柳。”
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大都市里，人们总爱去公园寻找春天的第一缕信息。
然而当我漫游在郊外的公园时，却笑自己性急了。
原来柳枝并不曾翠绿，迎春也尚未金黄。
我听到游人遗憾地感叹：“来早了！
来早了！”
邻居昆平早就想带他的女友去拍他们谈恋爱以后的第一张彩色小照，他们跟着我来到公园，也一个劲儿抱怨，说没有长满绿叶的树，背景显得枯槁，憔悴，照出来也缺少情趣。
我虽不照相，也觉得没有翠绿，园林之美也未免大大减色。

第二天一早，我在上班的路上远远眺望公园的玉佛山，蓦然一惊：嚯！
只一夜功夫，山上的树竟然绿了！
翠绿翠绿的，远远看去，就象一副新着色的画。
那阵儿曙色刚刚升起，只见那绿色在晨风里微微浮动，给人一种格外舒适的感觉。

这天傍晚，我见到昆平，告诉他，玉佛山上的树绿了，可以去照相了。
“真的吗？”
他先是一喜，但很快又冷静了，他用手抚抚覆盖到脖领的长发，嘴角一翘说：“别诓我了，昨天还是紫不拉叽的枯条子呢。”
我说：“我分明是亲眼见到的呀！”
他还是不信。

可他第二天一早，还是穿着那件崭新的西装，鼻梁安上一架大黄太阳镜出门儿了，临走还冲我做了个鬼脸儿。
我会意地向他笑笑。

万没想到我却提供了一个“假情报”。
下午，昆平不知从哪打来电话，委屈地说：“我的老哥，你把我坑的好苦！
公园里的树绿什么哪？
那是一伙儿大兵在栽树！”
嗨，原来是这样！

第二天中午，我怀着“眼见为实”的心情又去了一趟公园。
昆平说的是实话。
我走到玉佛山下，看清了确实是一些忙碌的解放军在植树。
他们从远郊林场移来桧柏、塔松、扬苗、柳枝，一根一根、一捆一捆地扛上山，哼哟哼哟地刨坑，挑水，从土里挖出一堆堆碎砖块、琉璃瓦——这些几百年前的先人造完楼阁为图省事而丢弃埋没在山上的物什，然后又一筐一筐地抬下山去，每个人都干得汗淋淋的。
过路的游客，从山下、山上、山腰，从各个角度打量他们。
一群外国游客还拿起照相机向他们拍照。
也许，他们是出于好奇，他们那个国家的军队大概是不做这种事情的。
我不由得想起昆平，他竟用那种口气讲到那些栽树的解放军战士！
我真为他感到羞惭。

不久，我收到了在塞外当坦克手的外甥写来的信。
他在信里告诉我，他们也开始往戈壁里种树了，全师都动员起来，跟打仗一样，不过那儿的一草一木还没有一点绿意呢。
他猜想，内地的树一定开始泛绿了。

他猜得真准，这个城市的树是开始泛绿了。
我在回信中告诉他，我今年是第一次意识到，即使在寒冬的时候，也总会有一片温暖的、报春的绿色，覆盖着亲爱的祖国的原野。
我让他猜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他会猜出来的。

作者：喻晓
栏目：长征

山村，有这样一扇柴门，只够我们挤过腰身，昨天，我们的队伍曾驻扎在这里，柴门，吞吐过战斗的风云。

多么难忘的小院，多么难忘的母亲！
每当战斗归来，慈爱的目光拍落我一肩烟尘。

一铺热烘烘的土炕，温暖过多少勇敢的心！
月黑风高，油灯下大娘不眠的眼睛，象彻夜值更的星辰。

呵，山村的那扇柴门，牵着我三十年的梦魂，每当想到它，就热血滚滚。

当年，我们曾这样议论：等到胜利以后，给它换上新檩新瓦，修一个高大的门。

为了这不算奢侈的愿望，我们经历了几度风侵，几番雨淋；
今天，突然接到远方来信，说那栋房子已全部翻新。

我顿时感到稍释重负，喜悦镀亮了枪刃；
今夜，愿我有一个甜梦吧，走进那扇新漆的红门……

作者：凌行正
栏目：长征新作谈

在浩繁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中，曾经描绘过多少个我军炊事员的感人形象。
尽管如此，当我读罢《青春》（1981年第八期）上的短篇小说《女炊事班长》，仍感到一股清新之风迎面扑来，使人获得一次艺术享受上的满足。
一篇反映连队炊事班日常生活的短篇小说，没有使人感到题材陈旧，手法落套，反而具有较好的艺术感染力，奥妙何在？
思索再三，恐怕是它以新的格调，真实地刻划了成长中的新人形象。

小说的主人公——女炊事班长薛钢，在外表上与我军历来的炊事员几乎没什么不同。
她白围裙搭在肩膀上，手抓一根擀面杖，并没有写她操作面包烘烤机之类的新式器械；
她的体力，只能歪歪扭扭地扛一袋面粉，也没写她身强力壮，勇冠三军……那么，何以使人感到她是我们新一代士兵中的一个呢？
这里，作者对她有几段精彩的描写。
在对待炊事工作上，她不象另一位炊事员肖海那样，嘴上说要在炊事班“干一辈子”，心里却藏着个人的小九九。
她是看到有人老是倒饭菜，赌口气到炊事班来要把饭菜做可口；
她不信“有干不好的工作”。
“人各有志，允许人家想。
但工作不能马虎。”
在对待入党问题上，肖海的内心活动是：“舅舅来信说，只要入了党，复员后有个很舒适的工作在等着我”，炊事班工作虽然苦，但“发展党员被列入优先考虑范围”，因而感到干炊事员也有好处。
薛钢可不是这样，她坦率地说：“我觉得自己……能象个党员，让群众看了服气。
我能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和提高党的威信，我能做到。”
特别到了小说的高潮部分，要不要用“十个菜、两瓶酒”来接待分区吴副司令员的问题上，薛钢性格中的“盐味儿”，达到了升华的程度。
她在说服连长无效的情况下，跑出去找吴副司令员，真诚相见，慷慨陈词，充分表现了我们新一代的胆识。
这样，在薛钢身上，既有我军炊事员的传统品德，又焕发着当代军人的崭新风貌。
此外，肖海这个人物，尽管背着思想包袱，受到消极的处世哲学的污染，但是，他在与薛钢的接触中，在连队的沸腾生活中，象吴副司令员一样，也在变，在不断地往好的方面转化。
他也在成长的征途中。
我认为，他也是我们新一代士兵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这篇小说之所以耐读，还因为作者在艺术上作了认真的探索。
它的语言活泼、幽默，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具有个性；
它不单单是为叙述情节服务，更重要的是为刻划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心灵服务。
在结构上，它不拘一格，把日记体与一般叙述体融在一起，读起来感到别致、新颖；
再加上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虚写（如对吴副司令员）实写的交叉出现，使作品格调一新。

我们的时代在前进。
我们的新人有成长。
愿有更多的文学作品，来为我们连队成长中的新人画像吧！

作者：何养明
栏目：长征古镜篇

苏绰，陕西武功人，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21年（公元498年），死于西魏大统12年（公元546年），卒年四十八岁。
苏绰勤勉好学，博览群书。
有一次周太祖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讨论国事，惠达没有主意，说是出去考虑考虑，出去后就把苏绰找来请教。
如此回去答复宇文泰，宇文泰很赞赏，便问是谁给你出的主意？
惠达说是苏绰，并称苏绰有王佐之才。
从此苏绰得重用。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宇文泰完全采纳苏绰的建议”，“宇文氏政权开始趋于巩固”。
宇文泰曾赞扬道：“苏绰真奇士也”。
后来苏绰被任命为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
苏绰生活俭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史书说他“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己任”。
他做工作很认真，公事无论大小，了如指掌。
他提的六条建议，宇文泰极为重视，“常置诸座右”，不仅完全采纳，而且下令百官都要诵习，不通“六条”的人不准做官。

“六条”中的第一条是“治心身”，就是先作好思想工作。
他说：“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木。”
他认为做思想工作就是治“百行之本”。
他阐述说：“心不清净，则思虑妄生。
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
所谓“心不清净”就是胡涂认识，思想胡涂就分不清大是大非，那样就非出问题不可。
苏绰还进一步指出：“是非谬乱，则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
意思是自己思想就胡涂，哪里还谈得上治理人民。
可见思想工作古代也是讲的。
不过，苏绰所讲的思想工作是有其阶级局限性的，是为了让人民更加驯服于统治阶级。

苏绰六条建议之二名为“敦教化”，就是讲文明。
他说“性无常守，随化而迁”，意思是社会道德风尚是随时可以变化的。
他在建议中说：“化于敦朴者，则质直；
化于浇伪者，则浮薄。
浮薄者，则衰弊之风；
质直者，则淳和之俗。”
所谓“衰弊”就是社会道德水平下降，“淳和”也是文明的意思。
他进一步论断说：“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
这一论断可以说得到了社会历史的验证。
社会道德风尚是蒙昧野蛮还是文明礼貌，是社会祸乱或安定的标志。

苏绰面对的社会是“世道沦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岁”。
宇文泰有志于改革政治，讲求强国富民。
苏绰很赞成，提出了“敦教化”的建议，并阐述了精神文明与生产发展的关系，是难能可贵的。
他还在建议中说：“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
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
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
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
三者皆备，则王道成矣。”
这些见解，如果摒除其封建主义的糟粕，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可资借鉴的。

作者：杨闻宇
栏目：长征电视屏上

看了电视剧《你是共产党员吗？
》我一下子便被刘大山这个刚正不阿，坚持原则，敢于同不正之风展开斗争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吸引住了。

曾在战争年月及十年内乱中和刘大山共过患难的某铁路分局长白帆，凭手中职权袒护自己所辖单位的荣誉，包庇自己未过门的女婿、且自以为仗着“老战友”的情分，铁路局长刘大山是会开“绿灯”放行的。
解放三十多年了，由于种种社会的与历史的原因，一部分地位起了变化的共产党人，革命信仰逐渐淡薄，有的竟为了个人与小家庭的科益弄虚作假，搞起“共产党骗共产党”的把戏来了。
而刘大山则不然，他铭记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时刻以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原则问题上铁面无私，寸分不让，查清事故真相，给了白帆及其“女婿”以应得的处分。
刘、白之间的分歧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但又是发人深思的。
处理好这些问题，关系到《准则》的切实贯彻和党风的根本好转，这正是这部电视剧引人注目的焦点所在。

该剧于细微处见精神，通过气息浓郁的生活冲突显示刘大山的政治本色。
对秘书的善于逢迎，他有所警戒，及时教育；
对老伴的“枕边风”，他严加防范，巧妙排除；
对白帆的软缠硬磨，他慎重处置，耐心开导；
对白帆的女儿的彷徨无措，他妥善提醒，对肇事者的“送礼”哭求，他厉声拒绝……刘大山金凭着崇高信念，摆脱了错综纠葛的社会羁绊和感情网罗。
他说：“中国的落后，是共产党员的耻辱！”
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有力地显示了革命者金子般闪光的精神品质。

“你是共产党员吗？”
老师长在战争年代的宏亮声音，刻印在刘大山的胸中，成为激励他前进的“座右铭”；
这声音也将象号角一样，激励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为振兴中华而大步迈进。

作者：范保顺
栏目：长征新书架

栏目：长征新片剪影

图为影片中的一个镜头。
（照片）

作者：曹继荣
栏目：长征博采录

不少人只知道火柴曾称为“洋火”，殊不知火柴最早源于我国。
早在北宋时我国就有了火柴的雏形。
这是一种把硫磺涂在小木条上的东西，但不能摩擦自燃，需要用火点。
初称“引光奴”，后改称为“火寸”。
宋陶谷在《清异录》中对此曾有记载。
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些国家才有了摩擦粗糙表面起火的火柴。

1845年起，火柴生产开始在英国迅速发展。
当时，火柴头是用白磷制作的。
白磷易燃但却有毒，因此，1903年国际应用化学会议提出全面禁止生产白磷火柴的主张。
近代使用的安全火柴，是1855年瑞典人伦德斯托卢姆根据德国人布脱设计创造的，1865年传入我国，所以当时称为“洋火”。

1879年，我国开办了第一家火柴厂——上海巧明火柴厂。
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人们逐渐注意装璜，在火柴盒上饰以贴画，也就是“火花”。
我国第一枚彩色“火花”出现于1894年，画面是慈禧太后的坐像。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火柴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跃入了世界火柴生产的先进行列。

作者：余真
栏目：铁根小传

复习功课要抓紧，

战斗故事动人心，

爱国主义育幼苗，

带领孩子学雷锋。
（图片）

栏目：文化阅览室

柳亚子的《感事呈毛主席》一诗，过去的解释是说，柳亚子先生私心发作，大发牢骚，埋怨党和国家对他信任不够。

1980年第四期《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应国靖的文章《这也属不实之词》，认为过去的这种解释是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柳亚子写诗是在1949年3月，而政协会议在9月21日才正式召开，说柳亚子在六个月以前就已经知道自己的位子太小是荒谬的。
正确的解释是，当时柳亚子同一批民主人士到京，有些民主人士认为柳亚子一贯得到毛主席器重，这下可该获得高官厚禄了。
柳亚子不以为然，有“感”而“呈”毛主席，以开阔的胸襟进言：民主人士中有的很有学问，希望共产党能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待遇，免得他们发牢骚。
因此，“从亚子先生这首诗中不但没有看到他的私心，相反看到他虚怀若谷，不为名利的优秀品质”。

1981年8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汪达尊的文章《应当实事求是》。
汪文认为，过去那种评价是过分的，不正确的，但应国靖的看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当新中国快成立时，和共产党共事，做人民政府的“官”，为人民谋福利，这种“官”瘾柳先生确实是有的，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而当时全国解放在即，他没有被委以实权重位也是事实。
汪文认为，指出柳亚子这一缺点，无损于他的光辉形象。

1981年第三期《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发表高进贤的文章《不要人为地闪光》。
文章认为，柳亚子在他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是有过斗争豪情和不凡壮举的，但是他毕竟不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对于名誉地位、私有观念等，与我们的认识也相差甚远。
文章指出，柳亚子于1949年春夏之际写给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处的两封信中明白无误地透露了他的心迹，从中不难想象，他的牢骚是颇不寻常的。
至于牢骚的性质，在他5月18日写的另一封信中可以找到回答。
信中说：

“柳亚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流文学家，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而筹备会不推我为主席，实属岂有此理。
现在特地向你们声明，如果代表大会不推我为主席团首座主席，并派尹瘦石坐汽车来接，我决不到会，从此与文艺界断绝关系。
我素来不稀罕做什么文艺工作者也。”
高文认为，从信中可见柳亚子当时牢骚之大，不能说这是出于公心之所为。

（据《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一期）

作者：田小琳
栏目：文化阅览室

某篇述评，题目是《姹紫嫣红开遍 雄关漫道再越》，介绍了当地首届戏剧节演出剧目。
两句对比，推想作者是用前一句来肯定戏剧节的成绩，用后一句来鼓励戏剧工作者要继续前进。
后一句大概是从毛泽东同志《忆秦娥·娄山关》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紧缩而来。

其实，“漫道”的“漫”不是“长”的意思，而是“枉然，徒然”的意思。
“道”也不是“道路”的意思，而是“说道”的意思。
因此，“漫道”应该理解为“别说”、“莫说”或“不用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大意是，莫说雄伟的娄山关坚固如铁，现在红军战士正迈步开始跨越。
第一句按通常的词序是“漫道雄关真如铁”，因为词调的平仄关系，把“雄关”提到前面。

把“漫道”理解为“漫长的道路”，是犯了望文生义的毛病，想当然地以为“漫”是“漫长”的意思，“道”是“道路”的意思，不了解构词的语言单位“漫”和“道”的正确意义。
如果按照正确的解释，“雄关漫道再越”就是“雄伟的关隘别说再去跨越了”，这显然不会是作者的原意。
汉语里有不少词语是不能望文生义的，运用时要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
（摘自1982年2月1日《北京晚报》 田小琳文）

栏目：文化阅览室

据1981年世界野生物基金会统计：

爪哇犀牛，大约尚存五十头。
（印度尼西亚）

红狼，不足一百只。
（美国）

阿拉伯羚羊，约一百五十只。

大熊猫，数百只。
（中国）

夏威夷海豹，七百至一千只。
（美国）

考爱岛鸟，尚存不足十只。
（夏威夷群岛）

毛里求斯茶隼，二十四只。
（毛里求斯）

加州秃鹰，不足四十只。
（美国）

卡卡普，不足一百只。
（新西兰）

西班牙皇鹰，一百五十只。
（西班牙）

（原载1982年2月18日《工人日报》）

栏目：文化阅览室

《文学报》1月17日、14日发表了该报举行的“问题小说”座谈会纪要，21日开始专题讨论。
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是“问题小说有先天缺陷”。
叶孝慎说，问题小说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有“问题”大于形象的先天缺陷。
往往以“主题先行”的方法任意剪裁生活，概念地表现主题；
一味地追求问题的尖锐，而某种问题又很难反映生活的本质，容易失之偏颇。
肖雷认为有的“问题小说”是硬找“问题”，结果不是图解某种思想，就是失真或者歪曲生活。

二是“写人生与写问题本身并不矛盾”。
徐中玉说，写人生脱离不了社会问题，写社会问题也还是写人生。
现在的问题是为写问题而写问题，甚至为引起读者的兴趣，把问题写到了奇特的地步，脱离实际，片面、偏激。
蒋孔阳认为人生和问题是没法分开的，既然要创作就不可能不接触问题，关键是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发现问题，发现矛盾，解决遇到的人生问题。

三是“问题小说不是不可以写，而是应当进一步深化”。
吴欢章认为，我们不能对前几年出现的“问题小说”一概抹杀，而应肯定作家的愿望是好的。
但实际生活向前发展了，小说仍停留在从揭露弊病的角度上反映社会问题，已经不够了，要更丰富一些，更扩展一些。

栏目：文化阅览室

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我国最早的传记体史书是《史记》。

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史书是《汉书》。

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是《史通》。

我国最早的词典是《尔雅》。

我国最早的字典是《说文解字》。

我国最早的诗歌选集是《诗经》。

我国最早的长诗是《离骚》。

我国最早的小说是《搜神记》。

我国最早的医学书是《黄帝素问》。

我国最早的总结性药物学著作是《本草纲要》。

我国最早的本草书是《神农本草经》。

我国最早的植物学书是《南方草木状》。

我国最早的农业专著是《齐民要术》。

原载《八小时以外》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作者：程金明
栏目：在全民文明礼貌月里人物专访

许多来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顾客，都想见见张秉贵。
科研工作者说，张秉贵售货就是一门科学；
文艺工作者说，看张秉贵售货是一种艺术享受；
更多的顾客则说：“售货员都象张秉贵就好了！”
3月3日晚，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我见到了张秉贵同志。
房间的窗台上，有一盆青翠欲滴的“万年青”，我随口问道：“您也喜欢栽花养草吧？”
他诙谐地说：“讲文明，环境美嘛。”
当我们谈起正在开展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时，张秉贵同志说：“商业是社会的一个窗口，百货大楼又是北京的一个窗口，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文明礼貌好不好，影响不小哩。
2月22日五届人大常委会开会，胡乔木同志和我坐在一起，他给我写了个纸条，希望我们百货大楼在文明礼貌月中带个头，一定要把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搞好。”
我问张秉贵同志：“听说2月28日是您的公休日，您一大早就来站柜台？”
他笑笑说：“那天，老伴还埋怨我，说星期天也不知道休息，又往大楼跑。
我说，文明礼貌月的大幕拉开了，我哪能不带头‘登场’？”
我问道：“服务态度要解决一个‘差’字，您有些什么想法呢？”
他略为沉思一下回答说：“应该提倡建立顾客与售货员之间新型的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
“这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张秉贵说：“顾客与售货员之间应该象亲人那样互相关心，象同志那样互相尊重，象战友那样互相支持。
其实，服务是相互的，我们售货员要为顾客服务，广大群众也在为我们服务。
没有解放军保卫祖国，售货员怎能安心站柜台？
没有司机开车，我们上班要迟到；
艺术家演戏，这又是为了谁？
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建立新型的买卖关系才有基础。
社会主义的买卖关系，和旧社会完全不同。
我十七岁上，在东单‘德昌厚’食品杂货店当学徒，新开胡同住着国民党的汽车队。
一次，一个国民党兵进店往凳上一坐，一声不吭，我提心吊胆地过去问他买什么，他当胸就是一拳，说，‘你以为我是来给你拜年的？
’原来是嫌我打招呼慢了。
现在年轻的售货员谁受过这个气？
绝大多数顾客都是通情达理的。
象2月28日，我见有一位女顾客抱着小孩来买糖，因为人较多，总是过不来。
就说：‘请大家稍等，后面有位抱小孩的顾客，能不能让她先买？
’大家立刻闪开一条路。
女顾客买完糖后，走出大老远，小孩还在招手：‘谢谢老爷爷！
谢谢老爷爷！
’”
怎样才能与顾客建立起新型关系呢？
张秉贵同志说：“售货员往柜台上一站，就要处处为顾客着想，要想顾客之所想，顾客没有想到的也要尽量替他们想到。
还要有‘得理让人’的精神，要敢于‘卖瓜的说瓜苦’，这样，群众才会信任我们，愿意和我们交朋友。”
听张秉贵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个从东北来的老人，曾专门到百货大楼看张秉贵，但未看到。
差几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他又到百货大楼，正巧碰上张秉贵售货，他急忙上前拉住张秉贵的手说：“我只说一句话，您要多保重，千万别累坏了。”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商业新型的买卖关系的生动体现吗？

张秉贵同志今年六十三岁，是五届人大常委，工作很忙，但他仍然不忘自己是一个售货员，坚持站柜台。
大家对他表示敬佩，张秉贵谦逊地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靠全国人民长期共同奋斗，我一个老头子，能做的太少了，但要再加一把劲，再添一把火，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通讯员 程金明RW：张秉贵；
事迹

作者：黄齐国
栏目：在全民文明礼貌月里

早就听说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有个模范售货员张秉贵，这次我有机会从鸭绿江畔的丹东市来京办事，非要亲眼见见不可。

3月4日，我走进百货大楼，直奔糖果柜台，迎面看见一位胸挂0168号码的老售货员。
每当顾客在柜台前留步时，他总是主动打招呼。
一位女顾客想买点北方风味的糖果，他马上从货架上取来几盒，热情地介绍说：“这是海棠脯，吃起来清爽可口，这是琥珀花生，吃起来香甜酥脆……。”
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顾客问：“有啥子好糖么？”
0168号售货员接口说：“听口音您是武汉人，这有您家乡特产，湖北麻糖。”
那位顾客笑了：“好久没吃到家乡特产了，买两斤。”
我上前问道，“同志，您贵姓？”
“我姓袁，欢迎您多提意见。”
原来他不是张秉贵。

我又挤到一位老售货员旁边，他正在向顾客介绍颗粒棉花糖：“这是用蔗糖、葡萄糖、食用明胺等制成，经科学鉴定，营养丰富。”
见顾客争相购买，老售货员又说：“棉花糖保证供应，请您排队购买。”
这时，一位买过糖的顾客回来说：“我这袋气太足，不好带。”
他耐心地说：“我给您换一袋。”
看到这里，我暗想，这一定是张秉贵了，便再次上前打听：“老同志，您大概姓张吧？”
老售货员明白了我的意思，回答说：“我不姓张，可我在向张师傅学习。”
我有些失望，向一位女售货员询问，“到底哪位是张秉贵呀？”
她告诉我，张秉贵同志开会去了，但她又补充一句：“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我们都要象张师傅那样为顾客服务。”
我心中豁然开朗，今天看到的不都是“张秉贵”吗？
黄齐国

作者：廉洁李为国
栏目：在全民文明礼貌月里

内蒙古巴林右旗邮电局为了提高服务质量，根据少数民族地区部分群众不会写汉字的特点，设立代写服务台，负责代写信封、填邮单。
图为营业员姚淑珍正在为这些蒙古族老大爷填写邮单。
廉洁 李为国摄（照片）

作者：程金明杜宝中
栏目：在全民文明礼貌月里文明花絮

三月一日，一位双目失明的顾客摸索着走进了王府井百货大楼。
一楼化妆品柜台的服务标兵王中平见状，立即迎了上去，“同志，您打算买些什么？”
“我想买洗相片用的那个、那个……”盲人说不清楚。
“这好办，我带着您去。”
老王向同班的售货员交代了几句，就搀着盲人走向楼梯。
忽然，盲人一阵咳嗽，接着不好意思地说：“我想吐痰，可现在讲文明礼貌，这……”老王笑着说：“有痰还能不让吐，您等着。”
说着，从大楼一角端来痰盂，让盲人吐了痰。

在照相器材柜台，售货员李钢热心地帮助盲人买好了显影药品，又扶他到乐器柜台。
售货员王惠敏帮助盲人买了口琴，又帮助他挑选了一把三弦。
这时，那位盲人本来还想买些东西，但让这么多同志为自己忙活，感到很过意不去，就说：“还是让我自己摸着走吧，别耽误了你们的工作。”
售货员回答：“我们的工作就是为顾客服务呀！”
接着，商店团干部李延惠又扶着盲人，把所需要的物品都买齐了。
这位盲人顾客感慨地说：过去都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一个两眼看不见的人，就更难了。
现在这句话要改了，我说是：“文明礼貌好，出门事事易”。

（程金明 杜宝中）

栏目：大事记

南朝鲜当局迫于南北朝鲜人民和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2日宣布将著名民主人士金大中的无期徒刑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
这是南朝鲜当局长期来对金大中的卑鄙的政治迫害的又一次失败。

6日至7日，南部非洲六个前线国家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举行首脑会议，决定进一步协调行动对付南非，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我国外交部于8日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越南当局最近悍然出动炮艇袭击中国渔船，酿成严重流血事件。

9日平壤举行群众集会，谴责美国和南朝鲜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最近民柬部队在梅莱山区等地英勇反击越军的扫荡，取得了辉煌战果。

“七十七国集团”的一百二十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致认为，当前最优先的任务是举行全球谈判。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

最近一段时间，苏美两国围绕生产和使用生物化学武器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争吵。
在相互攻击中，双方都竭力为自己开脱，而把罪责推到对方头上。

2月上旬，美国总统里根亲自出面宣布，鉴于苏联方面大规模发展生物化学武器给西方安全造成了威胁，因而美国决定恢复生产这种武器。
在此之前，在马德里欧安会和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美国代表也多次指责苏联违反国际协定，把“大量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设施”“投入生产”。
据美国方面公布的材料，苏联已经储备了各种化学武器三十五万吨，有八家专门制造毒剂的工厂，拥有五万名化学武器专家和十万名化学兵。
而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苏联，目前仅储存三万八千吨化学武器，仅有四千七百名化学武器专家。
华盛顿指出，美国决定制造剧毒性的二元炸弹等化学武器是“迫不得已的”，其目的是为了“抵销”苏联在这方面所占据的“明显优势”。
美国官方和舆论还揭露，苏联及其仆从在阿富汗、柬埔寨和老挝使用了被称为“黄雨”的化学毒剂，使当地成千上万名无辜群众中毒死亡。

苏联方面则反唇相讥，对美国当局的说法予以“反驳”。
它近来开动宣传机器，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它的谴责和揭露通通斥之为“恶毒的捏造”、“诽谤的毒雨”、是“反苏歇斯底里”。
莫斯科宣称，“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使用过军用毒剂”。
莫斯科还反咬一口，指责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化学武器库”，制订了“把各大洲变成毒气室的计划”。
莫斯科说，“美国军队目前拥有九千多种化学弹药，其总重量超过了十五万吨”，并在“欧洲‘战场’，在日本，在太平洋各岛屿增长化学武器潜力”。
美国在今后五年将用二十五亿美元秘密研制新型武器，“为化学战和细菌战在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
莫斯科还指责美国现在已对萨尔瓦多、阿富汗和古巴“进行化学和细菌战”。

目前，苏美两国就生产和使用化学武器问题进行宣传战，并且还在愈演愈烈。
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如今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又在一个新领域激烈展开，试图在生物化学武器方面压倒对手。
这个动向是很值得警惕的。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

不久前，一艘国籍不明的核潜艇侵入意大利的塔兰托湾。
经过调查，意大利国防部长拉戈里奥于3月5日宣布，那艘核潜艇“确实是苏联的，它对意大利领海的侵犯是蓄意的”。
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再一次暴露了苏联霸权主义的丑恶面目。

苏联口口声声说，要使“地中海成为和平的海洋”，把自己装扮成地中海的和平战士，到处表白它“不侵犯其他国家的安全”的“诚意”。
然而，正是在这种漂亮的言辞掩盖下，它却偷偷把魔爪伸进了意大利的领水。
众所周知，塔兰托湾的附近有意大利的军事基地，而且最近意大利海军正在进行反潜演习，苏联核潜艇选择这样的时间闯到塔兰托湾水域，其险恶居心，是不问自明的了。

黑手被捉，按理说苏联应该认错道歉了。
可是，莫斯科不单没有这样做，反而倒打一把，攻击意大利政府蓄意“恶化苏意关系”，“公开捏造苏联军事威胁”。
然而，意大利对苏联的指控，是经过水下监听和监视之后，有事实为证才提出来的。
这也是苏联当局所无法抵赖的。

加强在地中海的军事存在，这是苏联推行南下战略，向中东、波斯湾地区推进的重要步骤之一。
苏联潜艇这次闯入意大利领水，正如意大利政界人士所指出的，“证明莫斯科在地中海的扩张，是对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表现了俄罗斯帝国对地中海的实力政策”。
从去年秋天瑞典抓获苏联间谍潜艇到最近苏联潜艇侵入意大利领海，这两件事无疑说明一个重要的真理：莫斯科所谓的“和平”、“缓和”，完全是骗人的谎言！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

最近，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接连破获了苏联的情报网，并先后宣布驱逐从事间谍活动的四名苏联外交官。
泰国报刊揭露，苏联不断向泰国派遣克格勃和军事情报机构的间谍，把他们安插在苏联驻曼谷的大使馆、商务处、民航办事处等机构，伺机从事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

这些苏联间谍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盗窃东南亚国家的军事情报、特别是有关海上要通的情报。
据报道，印尼一位高级官员最近透露，苏联通过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五年以上的一名印尼海军基地军官，窃走了印尼纳图纳群岛和丹绒不碌外的群岛的地图和从南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主要通道松巴海峡的声波导航及测距系统的资料，还盗去了望加锡海峡的水温变化情况和各层次水道盐份含量的情报。
菲律宾去年8月在一份外交部文件也说，装有精密电子探测器的苏联“商船”居然探测菲律宾水域的深度。
又据报道，苏联的水文调查船曾驶入南中国海绘制海底地图。
它的渔船也用电子窃听器，窃听东盟国家的海军情报。

苏联为什么对东南亚水域的各种情报如此感兴趣呢？
人们知道，东盟五国地处连结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津。
东南亚水域连结两洋的航道有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龙目海峡、马鲁古海峡、松巴海峡、苏联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就必须设法控制这些战略要道。
马六甲海峡由于水浅，潜艇穿过时往往会被发现。
因此苏联近几年来一直在探测其它航道。
据认为，苏联从印尼窃听的东南亚水域三个战略区情报资料，就是为了使潜艇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航道时，“大大减少被潜艇探测器察觉的危险性”。
因此，苏联间谍在东南亚活动日益猖獗是毫不奇怪的。
它的间谍活动正是为其军事推进探路的。

新华社上海3月15日电 上海纺织行业最近盛传着已故纺织专家童润夫的子女捐献父亲遗产十四万五千元，作为发展纺织科学技术基金的感人事迹。
3月12日，上海纺织工程学会用这笔基金，奖励了在科学普及工作中作出贡献的二十五个先进集体和六十多名积极分子。

童润夫是一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纺织事业的老技术专家，长期从事纺织技术工作。
曾担任上海市棉纺织工业公司总工程师、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1974年，童润夫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因病含恨去世。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市纺织局为童润夫举行了追悼会，落实了政策，并补发了工资，归还了存款，总共十四万五千元。
因为童润夫的爱人已经去世，去年10月，有关部门按照规定通知他的子女前来领取这笔遗产。

童润夫共有六名子女。
除了幼女童心札以外，其余五人长女童眉札、二女童雅札、三女童晓札、四子童本亮和五子童本一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有的已是退休干部。
去年秋天，姐弟们从祖国各地聚到上海，郑重地开了个家庭会，讨论如何处理这笔十四万五千元的遗产。
他们经过考虑，决定把这笔钱全部捐献给国家。
并写信给上海棉纺织了业公司和上海纺织工程学会的领导，恳切请求领导部门接受这笔钱作为发展纺织科技基金。

童氏姐妹兄弟的崇高品质，受到纺织工业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等领导部门的赞扬。
上海纺织工程学会决定接受这笔捐款，作为纺织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新华社科托努3月14日电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刘凯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贝宁为期三天的友好访问，今天离开科托努回国。

3月13日，贝宁总统克雷库接见了中国代表团。
接见时，克雷库高度评价贝宁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并热情赞扬在贝宁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中国医务人员的工作效力和谦虚态度。

3月12日，中国代表团与贝宁军事当局举行工作会议，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贝宁访问期间，中国代表团参观访问了阿波美博物馆和由中国援建的科托努体育场。

新华社昆明3月15日电 昆明铁路局第一工务大修队技术员姜凤huì，临终前将毕生积蓄四万四千二百多元，全部献给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这位孤身的老知识分子，十分关心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个人的幸福有赖于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幸福，每个人都应朝着国家所指引的目标贡献出全部力量。”
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愿望，姜凤huì平日节衣缩食，生活十分简朴，每月将八九十元工资的绝大部分存入银行。

今年初，姜凤huì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便立下遗言，将全部存款献给省科协，做为发展科学技术的事业费，并要求不要公布他的名字。
2月27日，姜凤huì溘然长逝。
面对他那极其简单的遗物和他献出的大量存款，同志们无不为他高尚的心灵所感动，并向他深深地表示敬意。
RW：姜凤huì

作者：张刘仁

新华社新德里3月15日电 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率领一个庞大的苏联军事代表团今天抵达这里。
这个代表团应印度政府的邀请，来印度进行六天的访问。

代表团成员包括苏联空军司令库塔霍夫和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以及三十名中将和上将。
据印度报纸报道，这是莫斯科第一次派出这样强大的军事代表团访问外国。

据印度《国民先驱报》透露，苏联军事代表团将同印度国防部长文卡塔拉曼就苏联向印度提供军事装备问题举行实质性的会谈，同时还可能进一步讨论在印度制造苏联米格—27型战斗机的问题。

新华社5月13日讯 著名解剖学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主任潘铭紫因病于1982年2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潘铭紫同志是江苏省苏州市人，1925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解剖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勤奋学习，孜孜不倦地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我军医学教育做出了贡献。

根据潘铭紫同志亲属的要求，潘铭紫同志的丧事从简，没有开追悼会，骨灰已安放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RW：潘铭紫；
讣告

作者：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