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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4月10日，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写信，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党的事业的问题。
他说，“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
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
他们引用毛主席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来吓唬人。
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作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国朋友时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他还说，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要善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他在谈到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中心斗争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
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
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
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
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
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
但是这些都不属于他们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同志在这次讲话中还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前进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前进着。
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
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什么是全党今天最大的新情况，最大的新问题呢？
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象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我们已经说过，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
二、要坚持实事求是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在谈到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时指出：“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当然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一定要在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这是唯物主义。
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邓小平同志还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
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又说，“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
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
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沈阳、长春等地视察时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主席为延安党校的题字，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这四个字，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精华。
毛主席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就是靠这个。
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
我们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有很多事情就提不出来。
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好的国际条件，现在我们有条件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吸收他们的资金。
毛主席在世时就没有这个条件。
如果说毛主席没说过的我们都不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
现在有毛主席没有遇到的条件，我们抓住了这个条件，利用这个条件，实现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就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如果只是毛主席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本身要发展嘛！
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
否则也会僵化嘛！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又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
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他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主席用中国语言概括起来，在党校的大门写了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陈云同志讲过，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主席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讲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
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多是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
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
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三、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77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提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
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
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
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能改造社会风气呢！
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
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移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条基本原则。”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在讲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时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
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
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
“我们的党员现在有一部分不合格。
在极左路线下入党的新党员中有一些因为一直没有受到党的教育，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合格。
我们有些老党员长时期很合格，现在也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那么合格了。
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
有些人就是死抱着那个派。
派性高于党性的大有人在，包括我们某些老党员在内。
这还怎么合格？
过去我们党的威力为什么那么大？
打仗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一个连队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这个连队一定好，战斗力强。
为什么？
就是党员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
这样他们就成了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
“现在有些共产党员不同了，他们入党是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后。
我们反对特殊化，其实就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特殊化。
所以现在我们提出，我们这个党要恢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有一个党员要合格的问题。
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这个问题不只是提到新党员面前，也提到一部分老党员面前了。
所以，我们党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时指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他说，“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
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
现在，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有些减弱，工作方法也有一些粗糙的地方，这些都妨碍党与群众的联系。

只有大力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调整中的许多困难才容易克服。
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党风问题，是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要严格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
邓小平同志在这次讲话中提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这些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
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
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的人民和国外的友好人士吗？
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否则，我们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
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
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有效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
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
邓小平同志还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种精神。
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种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以身作则地把这种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使它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前进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四、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纪律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整顿好领导班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作风整顿好。
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对军队的作风破坏得很严重，流毒和影响很深。
有些单位歪风邪气很严重，三令五申刹不住。
弄得好坏不分，香臭不辨，是非不明。
这种状况，群众很不满意，严重妨碍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损害了团结。
对歪风邪气，一定要批，要整。”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
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生效。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
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
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
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伸张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
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
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
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
“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
中央犯过错误，这早已由中央自己纠正了，任何人都不允许以此为借口来抵制中央的领导。
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
任何人如果严重破坏这一条，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必须对他严格执行纪律处分，因为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
我们要坚决发扬党的民主，保障党的民主。
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发表，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
从中央起，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考虑这些意见。
但是，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党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
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必须坚决肃清由‘四人帮’带到党内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在党内新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
这个问题，七五年就提出了，现在还存在。
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
这次全会以后，需要结合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准则，在全党进行一次教育。”
“不合格的就要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他们转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
不管谁犯了法，就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或逍遥法外。
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实行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和逍遥法外。
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各种特权和违法乱纪问题。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受到法律、纪律处分。
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
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
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能批评，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
现在我们搞批评、自我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
三大作风之一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它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很难做到。”
邓小平同志又说，“现在有些人，自以为是英雄。
没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地扭转。
当然，这种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同时也由于外来资产阶级的侵蚀。
各种人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这种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种现象的思想状态。
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
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
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
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自我批评一定不行。
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
（原载《红旗》杂志1981年第二十一期）

栏目：简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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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十月三十日打电报给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维尔·伯德，对安提瓜和巴布达宣布独立表示热烈祝贺。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委内瑞拉总统埃雷拉十月三十一日下午继续举行会谈。
据了解，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着重就拉丁美洲的形势和进一步发展中委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赵紫阳说，在当今世界上，那个超级大国往往打着支持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旗号，利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来达到控制这些国家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解决自己内部纠纷的时候，注意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涉和超级大国的插手，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话，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也有可能丧失。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耿飚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埃雷拉总统来访的委内瑞拉国防部长贝尔纳多·莱亚尔·普奇中将。

会见时，宾主就发展中委两国军队的关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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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0月31日讯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说，院校是培训干部的基地，院校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部队和干部队伍的建设。
我们必须十分重视院校建设，下大功夫把它办好。

杨得志这番话是在总参最近召开的直属院校政治工作会议上讲的。

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院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为部队输送了大批干部。

杨得志说，要进一步统一办校思想，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坚持按照现实和发展的需要来培训学员，并且把它落到实处。
同时，要搞好教员队伍的建设，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要注意选拔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教学工作，有专业知识，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员和教授充实各级领导机构。
所有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文化知识，钻研教学工作，变外行为内行，成为本职工作的专门家。

他说，学校是培养基层干部的地方，从开始就要打好基础。
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深入持久地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使广大学员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献身国防事业的战斗意志，使他们成为“四有”、“三讲”、“两不怕”的革命军人。
一定要加强正规化建设，从“三讲”抓起，搞好作风，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要赏罚严明。
要重视思想教育，切切实实搞出成效来。

他说，办好军队院校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那样一种革命热情和拚命精神，为办好院校鞠躬尽瘁，作出贡献，要树立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高标准、严要求，改变那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要纠正官僚主义作风，深入基层，认真研究和解决问题，他说，我深信，只要我们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带头行动起来，严格要求自己。
不说空话，多做实事，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院校的工作一定会有一个大的进步，在振奋精神、狠抓落实上走在前列。

10月17日至31日总参召开的直属院校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新的历史时期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出席会议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代表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和模范事迹。
与会同志还就加强院校政治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研究了具体措施。

杨勇、张震、伍修权、迟浩田、韩怀智、孙毅、江文等出席了会议。

作者：芬之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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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下午，曾在北京龙潭湖破冰救人的北京部队空军气象勤务站教导员张福阁和战士刘顺义、乔晓亮，到北京火车站亲切欢送被救同学鲍文利光荣入伍。

鲍文利前年12月在龙潭湖遇险被救后，深深爱上了解放军。
今年秋天，鲍文利中学刚毕业，就争先报名参军，得到组织上的批准。
芬之 宏建（照片）

作者：孟祖眉/方航

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我军广大指战员的面前：

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一旦爆发，我们的敌人必然要凭借其优势的武器装备，向我实施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的连续突击。
那时候，担负坚守防御任务的部队，应当用什么办法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访问了某师干部战士，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是：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依托既设阵地，长期坚守，反复争夺，并同执行运动战、游击战任务的部队紧密配合，顶住敌人的连续突击。
这是干部战士的共同决心，也是贯穿于他们平时训练中的一条主线。

过去打运动战进攻战是积极防御 今天坚守阵地作战也是积极防御

这个师的同志们深刻领会坚守阵地作战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必要和作用，有一个过程。

这个师是一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军部队。
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他们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等战法，取得了一次次辉煌胜利。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关于打运动战的思想，诸如“诱敌深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等等，不仅许多老干部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而且为广大新干部和战士所熟知。
一提到积极防御，同志们很自然地便想到运动战和进攻战。
而坚守阵地作战算不算积极防御？
符合不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
不少同志说不大清楚。

针对这个问题，师党委多次引导大家学习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克服“两个凡是”的影响，实事求是地分析敌情我情的变化，用发展的观点领会积极防御的方针。
大家看到，当年，敌人掌握着全国政权，占领着中心城市，我军处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之中，只有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保存和壮大自己，逐步夺取全国胜利。
在那种条件下，打大规模的阵地防御战是不可能的。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阵地防御，要求“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其结果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而今天，新中国成立已经三十多年，我们已建立了相当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
我军担负防御任务的部队，面对敌人的入侵，不但必要而且有可能以阵地防御战并结合运动战和游击战顶住敌人的突袭，制止敌人长驱直入，争取时间，掩护全国转入战时体制。
如果套用几十年前的战法，不顾主客观条件，搞“诱敌深入”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那就正符合敌人的意图，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联系战争全局看坚守重点阵地，它是现实条件下积极防御方针必不可少的部分，和历史上我军打游击战、运动战、进攻战是积极防御一样，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具体条件下的贯彻和运用。

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军事著作和回忆我军战史，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把运动战、进攻战看成是各个战争阶段的唯一战法，否定阵地防御战的必要，恰恰是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经过反复学习讨论，这个师广大同志坚守阵地作战的自觉性和责任心普遍增强，人人为如何坚守阵地顶住敌人开动脑筋，全师上下掀起了钻研阵地战法的热潮。

既要以我之长击敌之短 又要尽我所能破敌之长

在这个师，我们饶有兴趣地观看了他们进行的一次坚守阵地作战的实兵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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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师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首先是坚持全面深入地研究敌情的结果。
在训练中，他们响亮地提出：既要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又要尽我所能破敌之长。
既注意研究敌军的弱点和短处，又重视研究敌军的强点和长处，在此基础上摸索以劣胜优的具体战法。

任师长告诉我们，在未来战争中，敌人的主要进攻地段，必然是他们的长处十分集中并易于发挥的地段。
对于在敌主要进攻方向上担任坚守阵地防御的部队来说，可说是“冤家路窄”，对敌人的长处是不能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硬是要设法削弱和减煞敌人的优长。
“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法在这里难以用上。
对敌人的长处越回避，敌人就越猖狂。
只有敢于和善于对抗敌人的长处，我们才能发现其长中之短，优中之劣，识而破之，战而胜之。
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坚固阵地、现有的武器装备同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结合起来，尽可能集中我们的有利条件破敌之长，用阵地与各种障碍物消耗和分割敌人的优势，用火力和兵力的合理使用削弱和粉碎敌人的优势。

在战术上要尽我所能破敌之长，在技术上也应当这样做。
这个师有些连队的干部战士把敌坦克和我手中的反坦克火器相对比，找出了敌坦克的“三强”和“六弱”，我手中反坦克火器的“五强”和“三弱”，编成口诀，广为宣传，做到人人皆知。
经过准确地分析敌我双方武器的优劣，同志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击敌之短、破敌之长的具体打法。
打法越多，大家对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克敌制胜的信心更足。

反复争夺，寸土不让 把长期坚守同歼灭敌人统一起来

这个师有些同志曾有过这样的看法：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一向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今后的防御作战中，自然也应当继续这样办。
这些同志担心，面对强大的进攻之敌，你不打它，它就要吃掉你，不以歼灭敌人为主，阵地就守不住。
围绕这个问题，在上级帮助下，师党委先后十多次组织师团指挥员和司令部机关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分析敌人实施突击的企图和战法，然后结合实地摆兵演练，引导大家从全局着眼看坚守阵地与歼灭敌人的关系。
大家看到，重点阵地，是我们完成坚守防御作战任务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也是进攻之敌千方百计要夺取的对象。
所谓坚守阵地防御，就是要依托阵地同企图夺取阵地的敌人反复争夺。
离开阵地这个条件，就谈不上坚守防御。
如果忽视这一点，不适当地强调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即便能取得一定的歼敌战果，但因而影响了防御的稳定，那就会有害于全局。
担负坚守防御任务的部队，必须服从战略全局，树立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思想，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不论情况多么复杂和困难，也要按照上级总的意图和命令，做到与阵地共存亡，既不能照搬“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原则，也不能硬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法。
同时，守住阵地和消灭敌人是辩证的统一体，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
守住阵地不是被动挨打，它是要在阵地、武器装备等一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杀伤或消灭敌人，守住阵地，完成防御任务的目的。
就是说，消灭或杀伤敌人是守住阵地的有效手段，守住阵地是消灭或杀伤敌人的最终结果。

决心坚定了，这个师的同志们紧紧围绕如何抗击敌人多次冲击进行战术突破的问题，多次组织部队到阵地上反复苦练。
在一次实兵演练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当“蓝军”发起冲击时，坚守分队依托防御工事，发扬步兵火器的最大威力，一面顽强扼守，一面及时抓住“蓝军”冲击受挫、伤亡惨重等战机，实施小群多路的突然阵前出击；
当“蓝军”占领我大部表面阵地时，坚守分队就适时转入地下工事，在打好坚守工事口战斗的同时，一方面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特长，随时准备利用夜暗和不良天候，组织小分队近距离出击，一方面还准备配合上级预备队反击，夺取和恢复表面阵地。
李副师长告诉我们，在未来的实战中，这样的争夺战要反复进行几次、十几次甚至几十次，而且每次都要把顽强抗击同攻势行动紧密结合、交替使用，以此作为既歼灭敌人又守住阵地的主要手段。

反复争夺的阵地战，是未来防御作战中最壮丽的一幕。
看到了这个师坚守阵地防御作战的精彩演练，我们坚信，我军广大指战员只要坚决遵循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订的正确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不懈努力，把学习、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同研究现代战争的新课题结合起来，把主观和客观统一起来，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断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一旦敌人来犯，我军的每一个阵地，都将成为使敌人粉身碎骨的“肉磨子”，胆颤心寒的“伤心岭”！

本报通讯员 孟祖眉

本报记者 方航

作者：马德俊

作者：何经耀

兰州部队空军雷达某团一连，驻守在祖国北部边疆。
今年8月28日早晨，指挥排长石义高起床以后，鼻子突然出血不止。
卫生员杨安立即使用云南白药、注射止血针治疗，都不见效。
由于出血过多，石排长面色苍白，不省人事，血压很低，情况十分危急。

连队离最近的医院有三百多公里，他们急电向团部报告。
团毛参谋长和韩政委商量决定，命令正在进行巡回医疗的团卫生队医务人员马上出发到一连抢救。
巡回医疗的医务人员这时正在二连，离一连二百七十多公里，他们立即驱车赶往一连。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左右，病人继续出血。
如果等巡回医疗的人员赶到，最少需要六个小时。
团里请求上级派飞机运送病人出来抢救。
电话打到了兰州部队空军指挥所，值班的王副参谋长认真询问了情况后，决定派飞机前去。
十分钟以后，飞行任务下达到运输航空兵某团。
下午三时三十分，副大队长黄达仁、机长教员朱生俊，驾驶直升机载着军医任克忍冒雨起飞了。
这里离一连驻地九百六十多公里，飞机直达目的地油料不够，只好先到某机场。

经过十三个小时长途行车到二连检查工作的喻团长，听到一连有危重病人，立即到附近的边防营求援，拉着卫生队长连夜往一连赶，凌晨四时到了那里。
带来的代血浆输上以后，病人的血压慢慢回升。
但出血还未止住，石义高仍处在危急中。

8月29日，执行抢救任务的飞机向一连驻地飞去。
由于一连住在一条沙梁的旁边，在空中寻找这样的小目标很不容易。
飞机盘旋了几圈，也没有发现，油量不够了，只好返航。

中午一时三十分，直升机回到机场，两个机长仔细研究目标位置的特点，并请上级通知一连点火放烟，为飞机指示目标。
下午四时十五分，直升机再次起飞。
他们借火烟终于找到了一连。
十分钟内，病人被抬进了机舱。

为了减轻病人痛苦，黄达仁和朱生俊操纵飞机，绕开云块，避过气流，减小飞机震动。
任军医半跪半坐，一手抱着病人，一手扶着装有代血浆的瓶子，继续输血，飞行两个小时，他一直坚持着。
飞机在夜幕中慢慢接地，早已作好抢救准备的国防科委某医院的医务人员，迅速把病人送进急救室。
某基地九名体格健壮的战士赶到病房，给石义高输了九百毫升血。

出血原因查到了：鼻腔深部动脉血管破裂。
五官科主任安长清和主治军医李志远，小心翼翼地用高频电刀进行了焊灼，出血止住了。
石义高转危为安，渐渐恢复了健康。

何经耀

作者：于长林吕宝亮

在参加全军招待所卫生工作会议期间，我们的食宿被安排在济南部队空军第一招待所。
因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落实《军队招待所卫生优秀标准》，我们也就怀着一种挑剔的心情观察招待所的卫生情况，终于佩服了。

走进住房，想畅饮一杯泉城水，心里犹豫了：这是公用茶杯，干净吗？
招待所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茶杯每个人用后都要消毒，放心吧。”
原来，对茶具消毒的问题，他们还真动了一番脑筋。
开始用开水烫，起不到彻底消毒的作用，最后改用蒸汽消毒车蒸。
这种消毒车，是他们去年在地方机床厂的帮助下试验制作成功的，每次可消毒九十六个茶杯，十分钟就能达到消毒效果，每层楼都配置了一辆。

中午休息，我们习惯地打开被子，翻来复去想看一看哪一头干净，哪一面脏。
这条老经验在这里不灵了。
他们坚持做到卧具每人用后进行换洗，长期住所人员十天换洗一次。

分管食堂工作的副所长杨永良告诉我们，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严格的食品检验制度，从采购、贮藏、加工到配菜，道道工序都把关，卫生人员一日三餐下伙房进行卫生监督。
去年，招待所喂的一头三百多斤的大肥猪突然死去，他们先后请地方和部队的防疫部门检查，都没有查出原因。
他们把猪剁碎，放进锅炉膛里烧掉了，坚持病死的牲畜不吃。
在餐厅里，我们看到一张表，表中把餐厅卫生工作分为十二项，每一项都固定一人专管，每个人分管的片、段或项目，必须清洁无尘，整齐有序。
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建所十三年来没有发生过食物中毒。

我们发现，这里每一个楼梯口都摆放着两盆花草。
招待楼门口两侧摆放着一百五十盆茉莉和冬青，还有铁树等大盆栽。
招待楼东侧，有一个四十米长的花池。
楼后通向餐厅和礼堂的通道两旁，放置着别具风格的蜘蛛兰和扶桑。
在这小小的院子里转了几圈，也没有看到阴沟和垃圾堆。
原来，这个招待所建立后，为了给客人创造良好的卫生环境，招待所工作人员自己动手，用两万五千多个劳动日疏通排水管道，平整场地，铺设柏油路面，并且安装了升降式带盖垃圾箱，不但没有暴露的垃圾或污秽物，还做到“日产日消”，难怪苍蝇、蚊子都不愿“光顾”。

这个所从1977年以来，他们在济南部队、济南部队空军、济南市的卫生工作中一直名列前茅。
在这次军队招待所卫生工作会议上，他们又获得了全军爱卫会授予的“在开展卫生优秀招待所活动中，起了模范作用”的锦旗。

于长林 吕宝亮

作者：孙法章

本报讯 9月26日，某军郝副军长来到所属炮团检查训练情况。
开始，有的领导提醒管理员刘庆超买点东西，加几个菜。
可他跟往常一样，用两菜一汤的便饭招待了郝副军长。
郝副军长知道了此事，高兴地说：“你们真是选配了一把好‘锁’。”
刘庆超原是二连的司务长，任职六年多来，照章办事，对上对下，对友对己，管钱管物，历来都是“不对号码不开锁”。
天长日久，有的人就叫他“铁面包公”。
虽然少数同志对他看不惯，但团领导却认为他是个好管家。
今年3月底，团领导就餐的食堂要配一名管理干部。
经过研究，觉得把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干部选拔到领导眼皮底下，有利于堵住各种不正之风。
4月初，刘庆超被提升了。
他仍象以前那样坚持原则，严格把关。
无论那位领导，只要违背《准则》，搞不正之风，他就出来纠正制止。
半年来，团里先后招待过前来检查工作的十多位军区或军的首长以及驻地县政府干部，刘庆超都按标准迎送，从没破例设宴，使今年二、三季度的特支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2％。

这个团的领导大力支持他的工作。
9月的一天，从本团提升的某师何副师长“回娘家”，看望分手几年的老战友。
饭前，林副团长提议喝一杯，刘庆超立即搬出团党委的章法，说：“谁出主意谁掏钱。”
林副团长立即掏出酒钱，事后还在一次全团干部大会上表扬了他认《准则》不认人的好作风。
（孙法章）

作者：严堰美吴世斌刘代文

一阵哀乐掠过海湾。
在南海之滨的一个小渔村里，一位普通老大娘的葬礼开始了。
送葬队伍里，有公社、大队的干部，有同村的社员群众，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三十多名身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

村里的群众谁都知道这些参加送葬的战士，同杨大娘有着母子般的特殊感情。
十年前，连队驻防来到渔村旁。
一次，连队进行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的教育，请来杨大娘作报告。
战士们得知，杨大娘名叫杨月娥，当时已经七十一岁了。
解放前，这个海湾渔霸横行，海匪出没，杨大娘和许多贫苦渔民一样，受尽欺凌。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了革命队伍，儿子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直到解放后，杨大娘受到五保户照顾，才过上了好日子。
杨大娘的身世，给了战士们深刻的教育，他们想：为了大娘晚年过得更幸福，应该做些什么呢？

一个星期天，三班长毕家悦带着全班，背上烧柴，来到杨大娘家。
毕家悦拉着杨大娘的手亲热地说：“大娘，你为革命献出了儿子，往后就把我们当作您的儿子吧！”
从此，三班战士成了杨大娘的常客。
她灶里的柴、缸里的水，不是这个给送，就是那个给挑。
当时村里还没用上电，战士们又买了盏马灯送给大娘。
大娘屋子变得更整洁了。
十年来，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班长也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每一次新老班长都要到杨大娘家交接“班”，为杨大娘做好事的“接力棒”，也就一年一年传了下来。

在送葬队伍里忙前忙后的那个高个子战士，就是三班现任班长钟东平。
这两年，他带领战友们为照料好杨大娘的生活，不知放弃了多少休息时间。
特别在部队开展建设精神文明活动以来，他们想得更细，做得更周到。
大娘生病了，他们请来医生，熬好药服侍大娘吃下；
大娘缺少生活用品，他们就帮助上街购买；
连队放电影，他们就摆好凳子，把大娘接来，一起观看，再把大娘送回家；
每当海湾挂起台风警报旗，战士们又赶紧到大娘家看一看，该收拾的给收拾好，不牢固的给加固好。

象这样关心杨大娘的又何止三班的战士！
就说跑得满头大汗，刚刚赶来加入送葬队伍的连队司务长杜水源和卫生员肖付材吧。
小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给杨大娘检查一次身体，大娘要是平日身体不舒服，他总是风雨无阻地赶去看望。
杨大娘有时来连队串门，赶上吃饭时间，杜水源总是交代炊事班：给杨大娘弄点好吃的，烧烂一点！

母子情就象一根红线，把杨大娘的心和连队紧紧系在了一起。
连队来了新战士，老人家总要来连队认识一下；
老战士要退伍了，她又总要来送一送。
她几天看不见战士，就想得慌，拄着拐杖来到连队，在连部门前的石凳上坐一坐。
几个月前，杨大娘的病沉重起来。
每次战士们去看她，她不能多说话，就拉着战士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杨大娘在她弥留之际，对前来看她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作了这样的交代：“我的后事要解放军来帮助办……”
按照当地的风俗，料理后事要靠最亲的人。
大娘的这个遗嘱，是对战士的信任。
战士们要把杨大娘的丧事办得简朴而又隆重。
送葬的队伍沿着村边小路，向南山缓缓走去。
这条普通的小路，印满了战士们为人民服务的脚印。

严堰美 吴世斌 刘代文

作者：周发源

本报讯 五三六一九部队高机连在老战士退伍以后，及时调整留队人员，重新编班，配备骨干，使年终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忙而不乱，训练、施工等任务完成得好。

这个连今年在老战士退伍以后，面临年终军事考核、实弹射击、营建施工等多项任务。
怎样在战士骨干走得多的情况下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连里研究决定立即调整组织，调配骨干。
他们对留队人员逐个比较衡量，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和特长，挑选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的同志代理正、副班长。
这样，调动了骨干的积极性，有效地加强了管理。
原指挥班正、副班长都退伍了，连里挑选政治责任心强、曾参加过教导队集训的战士符壮生代理班长。
他虚心向留队的班长学习，处处模范带头，带动全班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专业训练任务，受到连里嘉奖。

在调整好留队人员的基础上，高机连还及时着手改选和健全了党团组织，对党团员和青年群众分别提出具体要求。
干部也明确分工，互相配合，抓好连队全面建设。
最近，他们对留队人员进行军事考核，取得了优秀成绩。
（周发源）

作者：张晓玉

本报讯 二七七医院为了进一步做好服务工作，组成调查组用九天时间，行程一千五百余里，深入到所属医疗收治范围的十六个单位，征求意见，改进工作。
五个月来，他们根据部队意见，积极采取措施，使服务质量有了提高。

过去，部队规定每周派车送病人就诊一次，但有的战士因医院规定的专科会诊日及一些检查项目不在这一天，仍需单独坐车前往。
现在，医院加强了门诊工作，改革了不方便部队的就诊规定，还让院、科领导和主治军医等有经验的专科医生定期轮流出诊，并在部队就诊的日子里，开放各种检查项目，实行门诊邮寄化验单制度；
他们对一些驻地偏远的部队简化了转院手续；
对一时难以确诊、病情复杂的患者实行住院观察，加强会诊制度；
对需要带药归队的，原来只开三天的药，现在也可以适当放宽到七天，尽量使来院就诊的干部战士满意而归。
（张晓玉）

作者：王明会何钢苏万强

沈阳部队某部农场所在的黑龙江“北大仓”地区，今年洪灾严重。
干部战士抢时间、争速度，夺得粮食三百万斤。
王明会 何钢摄

抢收。

夜间打场。
（照片）

海军某部农场战胜严重自然灾害，今年小麦平均亩产四百零三斤，总产量达七百万斤。
苏万强摄

农场领导在检查小麦收割质量。

把打出来的小麦封袋准备装车。
（照片）

作者：汤文德张升伦

工程兵某部长年战斗在高寒地区。
这儿，山高坡陡，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生活环境十分艰苦。
我们到这个部队采访，干部战士兴奋地告诉我们：现在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再不为吃住发愁了！

三年多前，这个部队绝大多数连队伙食费月月空，粮食超支严重；
文化生活单调，“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除偶尔有场电影外，别无其他娱乐；
营房既少，质量又差，临时来队家属没处住，要到几里外去租借民房。
由于生活抓得不好，影响了大家工作、学习的积极性。

1977年底，党委“一班人”分头深入各个连队，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召开党委会研究办法。
党委决心苦战三年，改善部队生活。

他们首先狠抓了部队的农副业生产。
在不与民争利的前提下，发动机关和连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垦荒地，种菜种饲料。
现在，每个连队每年除购买少量冬菜外，基本上达到了自给。
连长、指导员告诉我们，现在全连每人每月可吃肉十五斤，伙食费达到九角五分。

他们注意创造良好的居住条件。
上级逐年给了这个部队一些营建指标，为了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党委发动指战员自备砂石料。
三年来，部队领导和机关干部平均每人一年开挖回填土三十立方米，备砂石料一百四十八立方米。
仅此一项就使每平方米营建的造价节约四十多元。
经过大家艰苦奋斗，机关盖起了食堂、浴池、招待所和家属房。
分散的连队建起了小澡堂，盖起了临时来队家属招待所。
机关和连队的临时来队家属房里，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被褥枕头，一应俱全。

在搞好物质生活的同时，党委又注重抓部队文化生活的改善。
为了解决分散执勤点购买电视机、收音机的经费，党委除了从部队节余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照顾家底薄一些的单位外，还支持连队用副业收入购买。
他们为连队配齐了锣鼓、篮球、排球等文体活动用品。
各连也垒坝填土，建起了篮球场，和设置有单双杠、木马、山羊、吊环、爬杆、秋千等器材的操场。

战士们说：“党委把心操在战士身上，我们要一门心思扑在部队的建设上。”
三年多来，他们在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一千三百多项工程整修任务，成为全面加强部队建设的先进单位。

汤文德 张升伦

作者：蔡云骜
栏目：人物新闻

作者：冯锡保/杨阿四
栏目：人物新闻

本报讯 南京电视台于十月中旬拍摄一部电视片，介绍南京部队某部副参谋长倪阿庚的事迹。

倪阿庚与新中国同时诞生，是一名年轻的军事指挥员。
他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带领部队多次完成战斗任务，光荣立功，战后提升为部队副参谋长。
近年来，他认真总结作战经验，并用以指导部队训练，每年都有新道道，上级两次在这个部队召开训练现场会，并多次宣扬了他的事迹。
（冯锡保、杨阿四）

作者：李成祥
栏目：人物新闻

作者：范硕

“我的诗：卷起来是生活的花环，挺直了，挺直了便是呼啸的枪刺”。
这是《将军，好好洗一洗》诗作者叶文福同志对自己诗作的评价和要求。
追求“花环”和“枪刺”的效果，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怎样编织“生活的花环”，怎样使用“呼啸的枪刺”，是不能不作认真思考的。

社会主义文艺，包括诗歌，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这就要求文艺创作正确地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至少在作品中必须分清敌我，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自己同志的缺点错误，要采取批评、教育的方针，伸出爱助之手；
对于敌人，要给以无情的鞭挞。
这是革命文艺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人民对文艺作品的一个起码要求。
一首诗，是“花环”，还是“枪刺”，只能用这个尺度来衡量。

叶文福同志刚刚从事诗歌创作的时候，的确写过一些好诗。
他曾唱出《山恋》的赞歌献给解放军的干部战士，编织出讴歌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花环献给人民，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许。
但是，近两年多来，他的诗由于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又以这种错误的思想感情影响着读者，出现了越来越不好的倾向。
献给人民的“花环”很少见了，见到的大多是“呼啸的枪刺”。
这支枪刺不是刺向敌人，而是对准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在《将军，好好洗一洗》中，他写道：“我的诗的花环，是你的救生圈，冲破层层岗，砸破道道门，我把它扔给你！
扔给你！
扔给你——！
真危险——再晚一秒钟，你就要被这万恶的澡盆窒息！”
请看，他扔给将军的“救命花环”是多么友善，何等急切啊！
但是，只要看一看他虚设靶子的诗的小序，读一读诅咒谩骂同志的诗句，听一听强词夺理的解说，就不难看出，他投给将军的根本不是什么花环，而是锋芒毕露的枪刺。
他竟把解放军的将军比做中国封建帝王时代的“头戴花翎的将军”，比做十八世纪法国雅各宾专政的首脑、后来被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并且声色俱厉地咒骂将军：“就是死了，也该留一具不算太脏的尸体！”
爱憎何其分明！
这样的诗，能说是扔给将军的“花环”吗？
不，这是欲置将军于死地而后快的枪刺！
而且，枪刺的目标看来只是某一、二位将军，而实际上伤害的是我军高级干部的整个形象。
我们的将军是革命队伍中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
无可讳言，在我们的将军中，不是没有人在某一方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缺点，甚至错误，对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当然可以提出批评，但是决不应当采取敌对的态度，任意丑化和攻击。
试问，这首诗所刻画的“将军”，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军队高级将领的形象吗？
能够代表王建安、罗舜初这些受到人民爱戴的将军形象吗？
文艺作品对特殊化进行批评，难道能够脱离我们社会生活的实际，不讲矛盾性质的具体分析，任意加以挞伐吗？

更值得注意的是，叶文福同志的枪刺并没有停留在我们的将军身上，而在追寻更大的目标。
他在《解放思想的阵痛——〈将军，不能这样做〉发表之后》一文中说，将军只不过是小小的“苍蝇”，还有“握有更大的职权”的“老虎”。
于是，他竟然成了“打虎英雄”，枪刺转向带有“落后的阶级属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高级领导人”、“各级领导者”，当代的“秦二世”、“杨广”。
他端着枪向更高更宽的地方刺去。
这支枪，刺向所谓“封建”的“农民”的党；
刺向所谓“不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
刺向所谓“封闭式政治”的无产阶级专政；
刺向所谓“麻木一群”的人民；
刺向所谓被“中世纪的坚冰却依然顽固地封锁着的一个古老的王国”。
这真有点象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挥舞手中长矛，随心所欲地刺去！
这哪里是批评将军的缺点、错误，分明是歪曲和丑化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形象，然后加以攻击，作者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呢？
在文艺创作中，如此歪曲我们的现实生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封建统治者和人民革命领导人物混为一谈，这难道不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突出地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吗？

为了医治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给我们国家制造的创伤，使我们的国家向着四个现代化目标前进，党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特殊化、官僚主义现象，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切实可行的组织措施，进行了严肃的思想教育，使这些不正之风不断得到纠正。
党的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迅速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全国政治、经济形势蒸蒸日上。
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号召：“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
但是，叶文福同志却认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民主和特权的尖锐对峙”，“四个现代化和人民无权干预的官僚的尖锐对峙”（见《到底写的谁——〈将军，不能这样做〉是怎样写出来的》）。
按照叶文福同志的逻辑，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似乎应当转移到反对“官僚”“特权”上来。
叶文福同志完全不顾我国的实际情况，臆造出这个“尖锐对峙”的荒谬观点，这是造成他的“枪刺”搞错方向的一个认识上的根源。

勿庸讳言，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封建意识残余、官僚主义、特殊化等问题，叶文福同志却把这些现象统统说成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各种弊病”。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某些弊病，我们将在批评各种弊病和解决各种矛盾中前进。
但是，作家、诗人要帮助党和国家克服社会上的各种弊病，就要对这些弊病作具体分析。
应该看到，这些弊病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而主要是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一般说来是人民内部消极、落后的现象。
同时，还要看到，这些弊病带有局部性、暂时性，并且是不合法的，比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光明面来，毕竟是非主流的东西。
文艺创作要表现我们的社会，就应该用浓墨重彩去写光明面，而不应该专在夸大和渲染阴暗面上做文章。
而叶文福同志恰恰相反，他那支“枪刺”的笔触经常把局部的、暂时的、不合法的现象，歪曲为我们党、国家和社会的本质，进行放肆的诋毁。
他在《到底写的谁——〈将军，不能这样做〉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说：“我痛楚地想起了秦二世，想起了杨广！
……莫非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因为种种历史的局限而逃不脱腐朽的封建王朝的可悲下场么？”
“我们党的队伍里，农民的成分占了压倒多数。
……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成了我们党的各级领导者，但他们是否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呢？
他们的这种落后的阶级属性终于顽强地暴露出来了！”
真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党的个别领导人和少数党员的缺点错误，夸大为全党的错误，甚至认为党变了质；
把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痕迹和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夸大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致命弱点，整个社会是“沉沉的寒夜”，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不但否定了党的领导，而且抹煞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本质区别。
这种描写，将把读者，特别是青年，引向哪里去呢？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说过：“如果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那末我们决不隐瞒这种祸害，而是要揭发它，同它作斗争。
谁要是由于同新制度中的弊病作斗争而忘记了新制度的内容，忘记了工人阶级建立了并领导着苏维埃类型的国家，那他简直就是不会思索，信口胡说。”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五五八页）叶文福同志在反对官僚主义等“各种弊病”中，正是忘记了新旧社会、新旧中国的不同。
我们知道，旧社会的官僚主义是剥削制度本质的必然反映，而新社会里的官僚主义，并不反映新社会的本质。
相反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反官僚主义的，它在砸碎旧的国家官僚机构的废墟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权机构，它要求广大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准当官做老爷。
事实上，我们党和国家一贯采取积极措施去限制、克服官僚主义。
最近，在战胜黄河洪峰和其他灾害中，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同志，深入实际，与人民群众并肩战斗的动人事迹，就是有力的证明。
叶文福同志无视这个基本事实，对官僚主义等社会弊病不作任何具体分析，就举起呼啸的枪刺去刺，这只能是借助于诗的形式的一种宣泄而已。
对于官僚主义等社会弊病，只有通过加强并改善党的领导，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逐步地加以克服。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反对官僚主义，是个长期的最艰巨的斗争任务，如果认为一朝一夕就可以消灭官僚主义，那是一句漂亮的空话，甚至于是煽动。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同党和人民一道，正确地积极地用自己的作品去解决这个问题。

文艺创作如何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批评人民内部的消极面、落后面，不单是个思想认识和创作方法问题，从根本上说来是个立场和态度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和诗人，必须站在党性的立场上，无情地揭露敌人，热情地歌颂人民，对于人民内部的缺点应该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而不是敌视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恩格斯在1846年写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就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艺应该“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
被恩格斯称赞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他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具有“火一般的热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六、八页），无情地鞭笞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丑恶和腐朽，热情地讴歌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喜悦和光明，表现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爱憎分明的态度。
伟大的鲁迅也是一个光辉的榜样。
他主张对“旧社会的怒吼”，对“新制度的讴歌”，并且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鲁迅书信集》第一○六四页），而不是为暴露而暴露。
叶文福同志把他写的“将军”诗与《阿Q正传》相提并论，却无视鲁迅对阿Q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的态度，相反，对我们的将军倒挺直了“呼啸的枪刺”，结果正如鲁迅说的，由于立场错了，“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
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一个共产党员，作出了亲痛仇快的事情，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热切地希望，叶文福同志能够痛切地总结经验教训，转变立场，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决裂，让自己的诗化作匕首投枪，刺向社会主义真正的敌人；
化作讴歌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花环，献给党和人民。

作者：石国仕

叶文福同志在《将军，不能这样做》和《将军，好好洗一洗》这两首诗的小序中，无中生有地虚设了两个靶子，一个将军动用几十万元外汇为自己盖房子，一个将军花了近一万元购置一个澡盆。
一个澡盆，就花了近万元，笔者寡闻而又好奇，果然被诗作者吊住了胃口。
于是，特地到有关建筑材料部门进行了解，才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了。
原来，目前在我国，浴室用的澡盆无外乎这么三种：水磨石的，造价八十元左右；
陶瓷的，二百元左右；
搪瓷的，二百五十元左右；
就是特制的搪瓷澡盆，最高价格也不会超过七百元。
他们竟不知近万元的澡盆为何物？
就是有关设计人员不但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
这样的澡盆大概是诗作者在特有的、神奇的意境之中制造出来的吧。
至于有没有将军动用几十万元外汇为自己盖房子的事，笔者没有再去查访，干那种徒劳无益的傻事了。
因为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这同样是无稽之谈。
尽人皆知，我国的外汇历来控制很严，一个将军的不正之风不论怎样严重，也绝不可能动用几十万元外汇。
就是那个曾经窃踞要职，比将军还大得多的林彪，在叛逃时，不也只盗窃了五万元外汇吗？

其实，笔者如此老实巴交地去进行调查和分析，实在没有必要。
叶文福同志自己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他的诗是虚构，是艺术概括。
在文艺创作中，虚构，艺术概括，当然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需的，但是，绝不能违背生活的真实，这也是常识。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位自诩最讲“真话”的同志，却去蒙蔽不明真象的读者。
他一会儿巧言善辩地说，他的诗是艺术虚构，一会儿又信誓旦旦地说，诗中的情节确有其事。
这就出现了一个叶文福同志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叫读者相信他的哪一种说法好呢？
就是在这种扑朔迷离之中，叶文福同志便稀里马虎地将他诗中根本站不住脚的重要情节，以假乱真，混淆视听。
他首先把一种重得怕人而又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别人头上，然后装作一副悲天悯人的苦相，一副“跪着造反”的姿态，让人相信他的“诚恳”和“善意”。
这种做法实在违反了一个革命者为人和作诗的道德。

其实，从生活作风上对老干部进行造谣污蔑，早在十年内乱中就屡见不鲜了。
那时不但在政治上对大批老同志进行诬陷迫害，在生活作风上也捕风捉影，造谣惑众，把人搞臭。
但是，当人们一旦知道事情真象的时候，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的党和人民是反对特殊化的，党中央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在全党认真地贯彻执行。
笔者也是极不赞成特殊化的，并且认为凡是按照《准则》精神对特殊化现象进行批评和适当的斗争，都应该给予支持。
但是，文艺创作表现反特殊化这种题材，一定要以正确的立场，健康的感情，准确地进行艺术概括。
叶文福同志在上述那两首诗的小序中所采用的手段，是不足为训的。

作者：姚成友

讴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树立新中国的光辉形象，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忱，这是我国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崇高的任务。
现在，全国人民正响应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号召，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一个以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她的繁荣富强而献身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热潮，正在十万万中国人民当中兴起。
我们是多么需要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用激动人心的作品热情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呵！

爱国，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气节、情操和道德，也是文艺创作的经久不衰的主题。
屈原、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等的诗篇，和近代史上许多讴歌爱国主义和革命战争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生长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作家，以自己的赤子之情和生花妙笔，歌唱和描绘自己亲爱的祖国，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由于我们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遭受过十年内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给她造成了累累创伤，这就使得一些缺乏革命斗争锻炼，不很了解新旧中国的情况，而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懂得甚少的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怀疑和动摇。
这种情况反映到文艺创作上，就是不能积极地理直气壮地宣传爱国主义。
有些声言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作品，在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罪恶的同时，竟歪曲了新中国的形象。
这种情况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写好建国以来的三十二年？
如何正确描写新中国的形象？
最近，学习了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对这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一定要肯定我们建国三十二年来的巨大成绩，决不能把十亿人口所从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说得一团漆黑。
这是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观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了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十大主要成就，并且引用了数字来加以说明，这些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工作中不发生失误，不发生林彪、“四人帮”那样严重的破坏，我们建设的步伐会快得多，成绩也会大得多。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巨大成功，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有着不可限量的光明前途。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歌唱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歌唱我们这个不断取得成就的时代，以及推动这一时代前进的先进人物。
近几年来，出现了“伤痕文学”，这是十年内乱后的产物，其中一些作品，在揭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纠正我们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的生活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的事业中有那么多的成绩和进步，我们的人民中、军队中有那么多叱咤风云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的前途是那样充满光明和希望，为什么不能放开歌喉，尽情歌唱，挥动彩笔，尽情抒写呢！
有一首歌曲唱得好，“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阳光辉映下的文艺园林里理应结出丰硕的果实。

在揭露我们社会的阴暗面、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把新中国写得比旧中国还不如。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党的工作发生了许多失误，犯过“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给祖国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幸。
文艺创作无疑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而要对造成这一切严重恶果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揭露，要正确分析和表现造成这种恶果的社会的、历史的、国内的、国际的原因，从各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唤起人们的警觉，防止悲剧重演。
然而，这种揭露、批判、分析和表现，一定要严格掌握一个界限，这就是新中国和旧中国的界限，不能把新中国写得比旧中国还不如。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
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这里说了“四个没有改变”，把新中国和旧中国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把新中国的某个时期写得到处都是邪恶、污秽，干部都是官僚主义者，青年都是垮掉的一代，知识分子都是满怀怨恨，群众都是见利忘义的小人，这就不仅违反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混淆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新中国同旧中国的界限，而且将会大大伤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

无论歌颂和暴露，都要立足于鼓舞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我们的歌颂应当是实事求是的，应当是群众的切身体会到的，应当在歌颂的同时，动员人民同心同德去克服困难。
我们已经吃够了那种无原则歌功颂德的苦头。
同样，我们也要明确“暴露”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孽，批评社会的阴暗面，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从而坚定地与这种假、丑、恶进行斗争，满怀信心地去创造新生活，而不应是为揭露而揭露。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一场狂风暴雨之后，又迎来了灿烂的阳光、温暖的春风，万里山河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国可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更加可爱！
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经涌现出众多的杰出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家、艺术家。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处在新中国伟大转折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能够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祖国、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作者：方全林

在我国文学作品中，正面反映重大战役的作品还不多见。
正因为如此，最近出版的反映淮海战役的三部长篇小说：《淮海大战》（寒风著）、《决战》（孟千、苏茹著）和解放战争通俗演义《淮海大战》（夏宁著），引起人们的重视。

淮海战役，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之一。
这三部作品为我们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个重大战役的历史史迹，并从中着力讴歌了革命前辈英勇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和敢于胜利、善于斗争的英雄业绩。
它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继承革命传统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部作品虽然描绘同一战役，但是，又各自都作了可贵的探求，可以说都不落窠臼、各具特色。

长篇小说《淮海大战》和通俗演义《淮海大战》，是描摹战役全貌过程的作品。
这两部作品不同于过去我们常见的某些表现军事题材的作品，局限于战役的局部或通过某一具体战斗来展开情节。
而是着重写敌我双方统帅部的军事活动，写战役指挥，都是把驾驭和影响战役全局的历史人物作为描写的中心。
小说的作者在广阔的范围内，对整个战役的全局，如军事形势、战略思想、前线指挥，具体战斗行动，这一切方面都作了生动的艺术概括，真实而又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宏伟壮丽的战争史诗，写得气势磅礴。
自然，两部作品就具体手法来说，是不相同的。
通俗演义《淮海大战》侧重于写史。
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尖锐复杂的斗争，展示了淮海战役是在怎样的历史情势下、力量对比下展开的；
敌我双方统帅部的将领们以怎样的谋略、气度进行备战与作战的；
我方指挥员：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以怎样的坚定、勇敢，雄才大略指挥我军战胜敌人的。
作品汇集了大量的战报、通讯、背景材料，穿插了战地各种现场故事。
可以说，整部书都是真实可靠的史料编纂成的。
作者将错综纷繁的材料安排得有条不紊，叙述起来饶有趣味、真实动人。
在结构上以交叉对比的技法，一幕接一幕地把敌我阵营高级将领的精神状态的根本不同揭露出来，详尽地叙述了两军对垒的态势，双方力量消长的演变。
使读者对整个战役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明确的概念。

作为一部通俗演义作品，《淮海大战》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战役的进程，披露了一些以往人们所不知道的史实材料，这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是很有益处的。
但是以文学作品来要求，它的不足就是对人物缺少精细的描写。
与此相比，长篇小说《淮海大战》在这方面成就则比较突出。
它注意写史，但是更注意写人，在史料运用与人物刻划的结合上比较成功。
作者很善于通过写人来记事，通过对人物生动而又形象的描述来概括军事斗争。
小说不是把战役过程不分轻重、平铺直叙地一一写来，而是着重攫取最能鲜明地显示人物思想和行动的典型事件来加以表现。
如对我军总前委几位统帅的刻划，主要是抓住在战役发展的紧急关头，在战略决策中表现出来的水平和才能。
小说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刘伯承司令员怎样以“料事如神”的战略家眼光，洞察全局，制定战略，攻占宿县，置敌于被动局面。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敌军改变部署，黄伯韬西撤徐州时，华东野战军粟裕副司令员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挥军堵截，保证了围歼的胜利。
当敌军精锐黄维兵团重兵东援，邓小平政委、陈毅司令员以无畏气概，统率中原野战军以少胜多，奋战阻击。
在敌情变化的情况下，邓小平政委以敢于对战局负责的胆略，毅然改变原定部署，呈报坚持先打黄维……。
作者紧紧抓住斗争的焦点，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的尖端，在描写对战争有重大意义，甚至有决定意义的决策中，充分揭示我军统帅们各自的精神、风采、性格和感情，描写了他们开朗自信，即使在最严重的关头也从不失掉特有的胸有城府、指挥若定的特点。
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历史，深刻地体现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是党，是毛主席，同时也是许多卓越的领导者指挥了百万大军的决战，奠定了人民解放事业伟大胜利的基石。

表现重大战役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要写对战役有决定性影响的统帅将领，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战役的整体面貌和战略思想的指导作用。
但是如果仅写统帅人物的战略指挥，没有基层人物的战斗活动，也就不可能充分、具体地展示战争的性质，也难反映出在激烈的战斗中人们是怎样取得胜利的。
长篇小说《淮海大战》主要写战役指挥，对基层的战斗活动也作了一定的描写，如陈赓部的张乾静连在南平集阻击黄维的战斗，写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对于基层的战斗场景的描写还显得不够充分。
另一部长篇小说《决战》在这方面显示了特点。
《决战》对战役面貌的反映主要是通过我军某部钢铁三连的战斗行动来体现的。
作品着重描写了钢铁三连在战役各个阶段所经历的追歼、夺路、围攻、攻击等战斗活动，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大决战的战斗场景。
作品不是孤立地写连队的活动，而是把具体的战斗场景同统帅部的战役指挥结合起来写，把连队的行动置于战役的背景下展开。
在人物描写上，把重点放在三连的若干人物身上，如连指导员颜柏坚、连长于浩、文化教员季风鸣、战士陈永祥等几个中心人物，描写了他们的身世遭遇，从而展示出伟大战略决战对于时代和人们命运的决定作用，这都是很有特色的。
作品中也用颇多的章节写了敌我双方高级指挥人员的生活场景。
就我方来说，刻划了陈毅司令员的形象，写了陈毅司令员亲临前线部署，到前线连队视察，对局势的风趣谈话等，作者努力将上层的战役指挥与基层人物的战斗活动联结起来以反映战役面貌是好的。
但是由于未将领导人物置于斗争的中心，作品对陈毅同志形象的刻划还显得不够有力。

三部作品表现的是重大的战争史实，因此，作品的中心内容不能由虚构的情节所组成。
作为文学作品，又不能简单地记录历史，需要艺术概括。
三部作品对此都作了不同的处理。
通俗演义《淮海大战》侧重写历史，所以事件、人物都是真实的，没有虚构的成份。
小说《淮海大战》、《决战》文学性强，在忠实描写战役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史实的前提下，虚构一些人物和故事，使之融会于战役之中，丰富了作品的生活内容，深化了主题。
《淮海大战》作者显然并不满足历史事实的简单描述，而是想进一步地表现出这个伟大战役所包含的更为深刻的内容。
作者在小说中以军事活动为中心，触及到各个生活领域。
在着力描写我军几个主要领导人物的同时，又虚构了一些人物，表现了领导同他们的关系，力图从多方面写出革命前辈对战争、对和平、对爱情、对事业、对生活的看法，使作品富有生活的情趣和丰富的内涵。
在尊重史实与运用艺术概括的基础上，三部作品的处理给我们提供了经验。
但是也有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决战》对陈毅司令员的描写，写他在围歼黄伯韬兵团时亲临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这就不符合史实，而实际情况是当时陈毅同志一直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和刘邓在一起。
另外长篇小说《淮海大战》在对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上，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三部作品在史料运用上，战役的部署、打法、时间、地名都有不一致的地方。
因为写的是历史，在史实方面不能虚构，这方面的疏漏应当加以避免。

描写革命战争的作品，任何时候都是有生命力的。
关键是要写好，有新意，写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写出人们对战争的认识。
这三部作品在表现战役方面有所突破、创新，尽管取得的成就不同，可是这种探求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这三部作品的实践启示我们：作家们从各自的条件出发，发挥个性化的才能，我们的军事文学创作才能绚丽多彩，战争题材才能得到壮阔多姿的表现，以丰富的独特的样式满足读者多方面的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