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书良
版面：头版

新华社9月27日讯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徐向前、聂荣臻，9月24日在北京接见了最近胜利完成军事演习任务的军队领导干部，以及参观这次演习的中央和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并且同大家一起照了相。

参加接见和一起照相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彭真、邓颖超、王震、韦国清、方毅、李德生、余秋里、张廷发、耿飚、倪志福、彭冲、陈慕华、万里、王任重、谷牧、宋任穷、杨得志、姚依林、谭震林、廖承志、肖劲光、杨尚昆、康世恩、薄一波、姬鹏飞、杨静仁、张爱萍、黄华等。

接见后，举行了大会。

大会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先后在会上讲话，热烈祝贺这次演习的成功，勉励大家在新的起点上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就。

会议结束时，国防部长耿飚、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也讲了话。

参加大会的同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他们说，这次演习，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和关心。
这对我军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我军建设，是个有力的鞭策。
演习地区的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从各方面支持部队，充分表现了军政军民之间的亲密团结。
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努力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争取新的更大成绩。

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胜利完成军事演习任务的军队领导干部和参观演习的中央和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并同大家一起照了相。
本报记者李书良摄（照片）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9月27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哥人民联盟主席和创始人、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一行。

埃亚德马在介绍当前的非洲形势时指出，非洲国家面临的危险是大国在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之间制造不和。
他强调了非洲国家加强团结的重要性。
他说，为了共同对付大国的威胁，我们非洲国家要同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
中国一贯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它在促进非洲国家的团结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胡耀邦重申了中国支持非洲人民正义斗争的立场。
他在谈到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行径时指出，苏联霸权主义企图挑拨、分化、瓦解第三世界，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他希望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巩固民族独立，发展经济，使国家繁荣昌盛起来。

版面：头版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参加了会见。

会见以后，邓小平设午宴款待埃亚德马总统。

作者：燕钧
版面：头版

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结束了。
北京部队工兵某团就要离开演习地区返回驻地。

消息传开，山村街头巷尾挤满了送行的群众，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
有的热情话别，有的帮着装车，孩子们恋恋不舍，大嫂们把细针密线纳出的鞋垫塞进战士的挎包，老大娘拉着战士的手说：“下次再来还住俺家。”
老大爷望着渐渐远去的队伍，啧啧连声称赞：“这些后生真是好样的，多象当年的老八路！”
在短短的演习期间，这个团的干部、战士用自己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
战士们训练虽然很辛苦，但他们不忘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人民军队的宗旨，用学雷锋、做好事的行动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麦子熟了，部队帮助群众收割；
麦捆分到家里，战士们又用手一颗颗把麦粒搓下来，帮着房东收藏好。
遇到下雨房东不在家，战士们早把晾晒的麦子收回仓里，不让受到损失。

九连司务长和给养员的房东大嫂要回娘家，就把家务事托给他俩照料。
过了半个月大嫂回来，看到羊和兔喂得很好，鸡没少一只，下的蛋都放得好好的。

驻地中学二年级学生傅平家在外地，暑假期间留校复习英语，学校暑期不办伙食，八连的同志知道后，就把他接到连队。
从此，八连就有了一个“编外战士”，干部战士吃什么，傅平就吃什么，有了病，军医给他看；
过节时，战士分西瓜也有他一份。
这个中学生在写给八连的感谢信里讲：“解放军叔叔对我的关心，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工兵团战士们进到驻地时间不长，但已在广大群众中播下了军民友谊的种子。
当部队撤离时，团党委又一次对部队进行了建军宗旨的教育。
战士们临出发前，把街道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挑得满满的，住房内部队安装的电线、灯泡开关、窗户上的塑料布和门帘等一律不拆除，并认真检查了群众纪律。
部队撤离后，又派人携带机械返回村里，把全村的道路、中学的操场修得平平展展，电影组专门放了一场受群众欢迎的电影《喜盈门》。
群众感动地说：“你们走了，心里还想着我们，真是人民军队处做为人民啊！”
新华社记者 燕钧

作者：永杰/伦峰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党是母亲哨是家，云雾山中把根扎。”
黑龙江省军区某边防哨所干部战士怀着保卫祖国的高度责任感，出色完成边防执勤任务，连续六年被评为先进哨所，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不久前召开的黑龙江省共青团新长征突击手代表会议，奖给他们一面“北疆卫士”的锦旗。

这个哨所驻守在边境线一座高山上。
为了苦练边防观察的基本功，多年来干部战士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注重在强光、逆光，雪天、雾天和夜间等复杂条件下进行观察练习。
他们还注意摸索敌人各种类型的车辆、飞机在不同风向、不同距离上活动的声音将点，想各种办法锻炼自己区别这些声音的能力。
他们不仅把有关各种情况和当面的地形、地物、地貌等弄清背熟，而且长期坚持从纷繁、庞杂、零碎的流水记录中整理积累各种有用的资料。
在执勤中，无论条件怎样恶劣，困难怎样多，干部战士都尽职尽责，一丝不苟。
今年3月的一个上午，大雾弥漫，正在观察室执勤的副班长叶长风突然听到对面传来嘈杂的马达声，他凭着经验推测对方可能在搞一次比较大的军事行动。
在大雾弥漫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他仔细地寻找机会观察。
过了一会儿，一阵风把浓雾吹开几条缝隙，他抓紧时机察看，终于把对方的活动情况查清，及时地向上级作了报告。
（永杰、伦峰）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9月26日讯 今年的市场旺季已经到来，我国广大农村市场出现了进一步繁荣昌盛的势头。

今年以来，各地农副产品收购的数量，普遍比去年同期增加。
截止8月20日的统计，夏粮收购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十一亿斤，早稻收购计划也已超额完成。
秋季粮食作物丰收在望，各地正准备迎接更大的收购任务。

将要结束的这个棉花收购年度，已收购皮棉五千三百多万担，比上一个年度多收购一千多万担，这在历史上是一个新的纪录。
油菜籽比去年多收购二十六亿六千万斤，也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新烟上市才一个多月，到8月底已收购一千万担，比上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
在主要产地河南省，收购的上中等烟叶占68％。
黄红麻、苎麻、茶叶、毛竹、棕片、生漆、山羊皮、绵羊皮、干鲜果品等的收购量，也都比去年增加。

今年上半年农村出栏的肥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八十多万头，肉食市场供应充裕。

今年1至7月份，国家收购各种农副产品共支付现金一百五十三亿多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9％。

据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二百零六个集市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农村集市交易成交额达三亿五千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0％。
在农村集市上，大米、玉米、花生、食油的价格下降，蔬菜、鸡蛋、鲜鱼等价格稳中有升。

版面：头版

新华社石家庄9月26日电 塞外驻军各部队近半个月来派出大批指战员支援当地群众秋收。

今年，塞外广大农村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秋粮作物长势很好。
驻军各部队把帮助社队搞好秋收作为自己的责任，有的派出擅长泥水、木匠手艺的干部战士帮助加修粮仓，有的组织指战员为农村整修田间运输道路，有的派出农机维修组深入田间村头帮助修理打谷机、脱粒机和拖拉机等农机具。
宣化县崞村公社有大片早熟的谷子和粟子急需收割。
驻军某部二十多名师、团干部带领二千多名指战员赶去支援，及时把二千六百多亩庄稼抢回来。
某师驻地的九个生产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后，普遍扩大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秋收时劳力紧张。
指战员们在紧张的训练之余，组成二十多个秋收突击队，五天之内帮助抢收庄稼三千多亩。
从千里之外来这里执行训练任务的空降兵某部指战员，不顾跳伞训练的劳累，先后投入五千多个劳动日，帮助驻地社队修筑打谷场十二个，收割谷子、玉米、向日葵近千亩。

作者：贺广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今年全军许多院校改进学员毕业考核方法，由院校、部队和领导机关派人组成毕业考核检查委员会，全面考核检查毕业学员质量和院校各项工作。
目前，已有十九所院校组织了这样的毕业考核检查。
总参和一些部队、军兵种领导同志带工作组参加了所属院校的毕业考核。

各院校根据总参关于组织院校学员毕业考核检查问题通知精神，对今年毕业考核工作提出高标准，严要求，不指重点，不划范围，要求学员全面复习，以便考出学员的真实水平。
对于一些不进行考试的科目，进行考查或抽查。

这种“三结合”的毕业考核方法，对改进院校教学工作很有好处。
部队同志通过参加学员的毕业考核，对学员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有利于对学员的使用和培养。
（贺广有）

作者：兴华/杨芬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在云南省麻栗波县猛洞公社那秧塞后山，最近落成一座特别校舍。
它面向阳光，背靠山崖，凹进地面近三米。
教室墙壁全用一根根圆木砌成，两层粗大的木料整齐地横架在屋顶上，上面还覆盖着一米多厚的土层。

这座别致的校舍是云南边防某部六连指战员为那秧寨苗族儿童设计建造的。

那秧寨地处中越边境，近几个月来，越军几乎天天向这里打枪打炮，严重威胁着我边境群众的生命安全。
5月20日这天，越车向我境内发射了三百多发炮弹，苗寨小学教室被炸塌了，操场上布满了累累弹坑，学生和老师只好躲进山里。
驻守这里的某部六连指战员看到这一情景，个个义愤填膺。
他们一边狠狠回击侵略者，一边琢磨着为苗族儿童重建一所能防敌人炮击的校舍。
指导员侯一峰冒着敌人炮火到现场勘察，然后熬了几个通宵，精心设计出一张能防炮击的校舍图纸。
连长杨本清带领四十多名战士冒雨上山砍伐木料，从山崖上担来一筐筐细砂石……。

经过一段苦战，小学校舍终于在那秧寨后山脚下建成了。
苗族儿童背着书包，欢欢喜喜地走进新教室。
枪炮声中的边防线上，又传出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
（兴华、杨芬）

作者：江汝标代先军刘伟亚
版面：头版

清理施工现场 整理内务卫生

本报讯 国庆前夕，基建工程兵驻京某团十九连，为搞好首都环境卫生，发动干部战士清扫施工现场，整理内务卫生。
他们对三里多长的施工现场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把散扔在工地各处的砖块收捡起来堆放整齐；
把近二百根大小口径管道分类码放好；
把散抛于沟边路旁的几千块圆木、方木归拢一处，使施工现场面貌大为改观。
同时，全连还突击清扫营区卫生。
干部战士每天清晨起床以后，除杂草、清垃圾、扫厕所、擦玻璃，把营区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把个人的床单被褥拆洗一遍。
（江汝标）

彻底清扫环境 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讯 九月份以来，济南陆军学校学员一队对营区环境进行认真彻底的整理美化。
他们把办公室、会议室和俱乐部的地板用碱水或去污粉全部冲刷一遍，清除了营建施工长期积累下来的碎砖和垃圾一千多推车，对宿舍楼的走廊、楼梯和墙壁全部粉刷一遍，清刷了饭堂的桌凳和洗刷池，疏通了下水道，用硫酸擦洗厕所。
他们还在宿舍楼和学校办公楼前后砌起十一个花池，培垒八十多个树池，使营区面貌焕然一新。
（代先军）

积极帮助驻地 改变卫生状况

本报讯 国庆前夕，北京部队装甲兵某团利用训练间隙，抽出大批人力物力投入以除害灭病、美化环境为重点的爱国卫生活动，帮助驻地改变卫生面貌。
他们平整路面，挖土填坑，清理粪便。
卫生队专门派出医疗组，身背药箱，走家串户，为群众防病治病。

各连还相继成立理发组和补鞋组，满腔热情地为群众服务。
到目前为止，他们已为群众修路一万多米，填臭水坑一百多个，为群众治病六百余人，理发一千余人次。
同时，他们还利用幻灯、板报和标语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开展爱国卫生活动的重要意义，受到驻地群众的热情赞扬。
（刘伟亚）

新华社9月27日讯 周扬同志9月25日在首都举行的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题为《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的报告。
摘要如下：

鲁迅诞生以后的一百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我们伟大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复杂的斗争，排除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正以新的力量充满信心地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前进。
鲁迅虽然没有来得及目睹新中国在东方的出现，但是他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却为这场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变革，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他的作品和思想，影响遍及全球。

每个时代的伟大思想，无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的产物。
鲁迅思想产生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过挫折失败、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代。
鲁迅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是大变革时代产生出来的，是革命斗争造就出来的。
因此，他的天才和修养没有仅仅使他成为单纯的作家和学者，而是同时使他成为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战士、思想解放运动的杰出先驱、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鲁迅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痛苦而深刻的矛盾运动过程。
由学洋务到赞助维新，再由赞助维新转向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主革命，鲁迅的思想是和时代的发展共同着脚步的。
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和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思想先驱们，包括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站在一起，并直接参与了许多支援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的国际性反法西斯斗争，鲁迅在国内外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坚强旗手，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的道路，典型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道路，不断地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

鲁迅进行了成绩辉煌的文学创造。
他不畏艰辛，创造了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高峰，成为我国新文化最伟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鲁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最卓越的历史功勋是他在文化战线上，以自己辉煌的战斗实绩，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个方向概括地说，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
鲁迅所代表的文化方向，并没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而过时，而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而进一步发展和发扬光大。
鲁迅的方向，仍然是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并加以发展的方向；
鲁迅的遗产，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前进道路上无可争议的前导和明灯。

世界任何国家的伟大文化无不带有本民族的鲜明特色和独创性。
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或者说正因为是民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
鲁迅逝世之后，他的老友沈钧儒所题的“民族魂”三个字，正代表了人民对他的崇高评价。
鲁迅以其杰出的创造才能和富于民族特色的风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苦难和悲愤，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我们民族内在的最宝贵的品格，最高尚的思感情操，最坚韧的战斗精神。
在鲁迅身上和著作中，可以找到我们民族极其丰富的思想精华，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智慧、热情和创造力，找到我们民族的真正灵魂。

鲁迅在“五四”时期激烈地抨击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但是，他却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
他最善于鉴别我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
鲁迅为了民族的复兴，不能不怀着深广的忧愤鞭挞自己民族的弱点，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还没有人象他这样对我们民族的消极方面作过如此痛切而深刻的解剖和批判。
但是鲁迅在这同时，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民族向来就有一批埋头苦干、拚命硬干、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人，这些人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支撑着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前进的力量。
鲁迅是一个充分尊重外国人民并善于学习他们的长处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高度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尊严感的人，是一个象钢铁一样坚实的伟大爱国者。

鲁迅一方面实行把外国文化拿来以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拿来主义”，一方面又把民族文化的成果，介绍给世界，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
鲁迅坚持的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既反对夜郎自大，也反对妄自菲薄，崇洋媚外。
他鄙视那种丧失民族自尊心、对外国人卑躬屈节的“西崽相”，鄙视那种认为中国样样不如人的买办文人。
同时，鲁迅对从西方舶来的和自制的毒害青年的颓废文化，更象对待鸦片一样地进行扫荡。
他是保护人民、保护青年精神健康的卫士。
鲁迅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优秀作家，应当始终忠于自己民族最大多数的人民，善于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要具备能够突破狭隘的民族局限性的眼光，把握世界文化进步的潮流，善于择取外来的文化丰富自己，从而把我们的民族文化不断推向前进。
鲁迅正是一个能够勇敢地博采外国文学的众家所长，又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的人，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中国的国情都非常熟悉。
因此，他成为屹立于世界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代表，决不是偶然的。

我们要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联系今天的实际，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并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鲁迅从事社会活动，包括文学艺术活动，从来都是出于一片爱祖国，爱人民，力图改革社会的热忱，而又保持着一种严格的科学态度。

鲁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之后，他的科学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以及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识都达到更高的水平。
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认为这种科学将大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前进。

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确实象他自己说的，是经历了“事实的教训”之后才接受的。
在追求真理的中国人中，鲁迅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很早的，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故之后，才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和它所指明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救治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
于是，他毅然地纠正自己思想上的“偏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
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在“万家墨面没蒿莱”的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中，鲁迅挺身而出，公开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由于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状况、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之上，因此，他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言行和创作时，便毫无教条气息。
他知人论世，分析复杂的社会矛盾，比前期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他对于革命斗争的实际，革命队伍的状况，他们的力量和弱点的所在，也认识得更深透、切实。
他反复强调革命者应当“明白革命的实际”，他指出：“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
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
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
因此，他从不为血污所吓倒，不为困难和挫折所屈服，在革命非常艰难的时期，仍然相信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当革命队伍在行进中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时，他对革命事业的信仰，仍然坚定不移，深知这是革命行程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带着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鲁迅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宝贵的革命气节和政治操守。

鲁迅一生，都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贯彻到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坚持走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他从“五四”时代起就一直遵从革命先驱者的将令，甚至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遵命文学”，另一方面又始终忠实于艺术的真实，大声疾呼作家艺术家应当大胆地睁开眼睛观察社会。
他一再强调革命作家首先应当成为革命人，亲身体验革命的生活，这样，才不会把革命写歪。
鲁迅在强调革命作家正视现实的同时，又指出革命作家应当有远大的目的，应当有理想。
鲁迅的科学态度不仅在于他重视实际，而且还在于他重视从实际出发，不倦地追求远大的目标，远大的理想。
鲁迅的作品所以达到非常成熟的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现实主义是现实与理想相结合的，它能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增强人们走向伟大目的地的战斗力量。

鲁迅的这种科学态度不仅贯彻在他的创作中，而且突出地体现在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中。
鲁迅的战斗一生就是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旧社会、旧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一生。
他把杂文看成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主张“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或抗争”。

鲁迅经常指出，我们需要坚实的、懂得社会科学的批评家，需要科学的批评。
这种批评首先应当怀有“热烈的好意”，即纯正的动机和团结的目的；
这种批评，就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
鲁迅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正如他严于律己一样，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与他们也时有争论，对同志的缺点错误，从不轻饶，批评起来也很尖锐。
他常常告诫我们要注意克服“左”的思想情绪。
但他总是诚恳地对待他们，正确地肯定他们的长处和成绩。

我们每个经历过十年内乱的人，总结痛苦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放下批评的武器。
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放弃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要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为使我们的批评工作要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称，就要提高我们的文艺批评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批评（包括自我批评）的水平，使这种批评更加切实，更加科学。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
鲁迅在临终前曾高度地评价高尔基，说高尔基的崇高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
鲁迅也正是一个把自己融入大众，和大众的情感无不相通的人，他一生始终怀着对人民大众的最真挚、最热烈、最深厚的爱，为人民大众而呐喊，为人民大众而战斗。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用笔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他把自己的笔当成匕首与投枪，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在中国造成的黑暗和罪恶。
鲁迅以自己的战斗，为迎接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他是我国伟大革命前驱者中极其杰出的优秀人物。
他的声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要革命、求解放的心声。
他的声音引起我们人民大众的强烈共鸣，就在于他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
鲁迅的不朽力量就在于此。
毛泽东同志号召一切共产党员都应当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做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就是要我们学习鲁迅热爱人民、献身于人民的最本质的伟大品格。

对于人民大众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鲁迅并不是一开头就认识清楚的。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更自觉地找到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就在于人民大众，中国的文学艺术应当首先着眼于作为民族大多数的人民大众。
1930年，他针对我国一些资产阶级作家的偏见，强调指出“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
看到中国的改革的伟大物质力量和成败的决定力量在于人民大众之中，这是鲁迅后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了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的主人，鲁迅和他的同志，为文学艺术的大众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坚决反对文字和文学的贵族倾向和士大夫倾向，反对文字和文学的故作烦难和故作高雅，反对把文字和文学变成“特权者的东西”和“特殊阶级的工具”。
他以高度的热情，提倡中国文字的改革，提倡连环图画，提倡新木刻，提倡民间戏剧。
当时为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如连环图画，被许多人所不重视，而鲁迅却站出来为它作了感人至深的辩护。
在中国，鲁迅是文化素养极高的知识分子，但他又是科学普及和文艺普及的热情倡导者，他是把提高与普及结合得很好的典范。

鲁迅也坚决反对无原则地迎合与俯就大众的艺术尾巴主义。
他对人民大众怀有一种革命作家的高度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作为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作家、艺术家，他的崇高职责是他的“利导”，而不是“迎合”。
鲁迅说：“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
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
鲁迅作这样的论断决不是耸人听闻的。
在我们的时代里，如果文学艺术不是着眼于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是站在人民群众先进部分的立场上去观察生活、理解生活，而是降低思想的水平线，借大众的名义，用庸俗性的东西偷换通俗性的东西，用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去迎合一部分落后群众的胃口，污染群众的心灵，这种做法，文艺家不就变成新帮闲了吗？

鲁迅具有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
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上，时时考虑到艺术作品问世之后的客观社会效果。
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他自觉地改造自己，严肃地解剖自己。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家们，要学习鲁迅这种高度责任感，把这种责任感看成是一种对个人自由的束缚是不对的。
一切有抱负的革命作家艺术家都应当把这种责任感作为自己艺术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动摇。
有了这一点，我们的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才是坚实的，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鲁迅告诫青年作家、艺术家，千万不要把文学当作一种敲门砖，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取得了一点小成绩，就放弃艰苦的努力，以为用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就可立下“空前绝后的大勋业”。
同时，鲁迅也希望文学批评家注意保护和激励青年做长期努力的积极性，切不可“捧杀”和“骂杀”，这是语重心长的教导，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重视的。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作家艺术家们所开辟的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道路，是无比广阔的，只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党中央所指示的四项基本原则，认真学习党的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队伍，我们的文学艺术必将取得更光辉的战绩。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我们的国家，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曾经产生了以鲁迅、郭沫若和茅盾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巨人，今天，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更加需要涌现一批社会主义的文化巨人。
我们今天隆重地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既是表达我们对鲁迅的崇高敬仰，又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代新人寄予一个殷切的希望。
在我们的时代里，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沿着鲁迅等先辈所开辟的新文化方向前进的作家艺术家。
我们期望今后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中，涌现出更多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和冲锋陷阵的闯将。

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尽管并不平坦，但是我们的国家毕竟大大地前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是生气蓬勃的。
过去几年中，我们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恢复和发展了“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也闪耀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新的光辉。
一批优秀作家的作品，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正在把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推向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
但是，在我们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其他错误倾向，没有受到领导方面及时的应有的批评和斗争，文艺领导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状态，急待克服。
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确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以使我们的文艺队伍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富于战斗力，从而使我们的文艺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我们坚信，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传统的东方大国里，一个崭新的东方式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一定会到来。
让我们用自己千百倍的努力来迎接它的到来吧！

据新华社9月26日讯 我国广大铁路职工抗洪水，战高温，排除各种困难，超额完成了运输生产任务。
今年1至8月份，全路运送旅客六亿三千多万人次，货物运输量达六亿九千多万吨，分别超过计划6.3％和3.8％。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许多地区连降大雨和暴雨，致使全路五十三条干线和支线遭受不同程度的水害。
其中成昆（成都—昆明）、成渝（成都—重庆）、宝成（宝鸡—成都）、宝天（宝鸡—天水）、阳安（阳平关—安康）、长大（长春—大连）、沈丹（沈阳—丹东）、牡佳（牡丹江—佳木斯）等主要铁路干线，被洪水冲毁了路基桥梁，泥沙漫道，钢轨悬空，电缆折断，房屋损坏，灾情之重是历史上罕见的。
据统计，到8月31日，全路共发生水害一百一十次，累计中断运输三千一百多小时，严重影响了铁路正常运输。
此外，我国南方一些地区夏季出现的高温，持续时间长，也给铁路运输造成很大困难。

在洪水灾害和持续高温面前，广大铁路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争分夺秒地投入了抢修线路、恢复运输的战斗。
到目前为止，全路受水害的五十二条铁路干线和支线都已修复并投入正常运输。
只有宝成线红花铺至谈家庄段，仍在继续加紧抢修。

在一些主要铁路区段遭受水害中断运输的情况下，铁路部门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客货运输。
当宝成、宝天铁路相继被洪水冲毁、运输中断的时候，铁道部采取绕道迂回、组织专列、增开临时客车等办法，把停留在途中的旅客和运输物资安全送往各地，同时还把一千四百多辆车装的救灾物资及时运到了四川、陕西的灾区。
据统计，全路8月份平均日装车数超过计划一百二十八车，比7月份有所增加。

追悼会由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主持，装甲兵政治委员莫文骅致悼词。
悼词说，牛明智同志1937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0月入伍，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争年代，他执行命令坚决，作战勇敢，在完成转运、救护伤员任务和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中，成绩显著，被评为军分区模范干部和劳动英雄。
全国解放以后，他长期在军事院校担任领导工作，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亲自任教，为部队培养干部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曾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
牛明智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党的好干部。
他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河北省人民政府等单位以及杨尚昆、耿飚等送了花圈；
薄一波等领导同志和装甲兵指战员代表七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牛明智同志遗像（照片）

新华社九月二十六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今天会见由罗伯特·弗雷尔空军上将率领的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军事学院副院长陶汉章，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吉尔海德上校参加了会见。

据新华社9月27日讯 据悉，1981年度全国共有毕业的研究生和大中专毕业生八十多万人。
这是新中国建国三十二年来大中专毕业生最多的一年。
其中，毕业的研究生有一万一千多人，大学本科毕业生十六万多人，大学专科毕业生十多万人，中专毕业生五十多万人。
这些毕业生都是在我国招生制度改革以后经过考试入学的。
9月19日，国务院转发了国家计委、教育部、国家人事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1981年度毕业研究生和大专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报告，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对毕业生分配、使用工作的领导。

据新华社9月27日讯 1981年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今天在这里举行。
三十五岁的瑞典选手谢尔·埃里克斯塔尔以两小时十五分二十秒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这是一次水平较高的国际马拉松比赛，参加比赛的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挪威、朝鲜、瑞典、坦桑尼亚、美国和中国共十二个国家的七十五名运动员，其中有六十二名运动员跑完了全程。

我国开展马拉松赛跑还不普遍，运动水平不高。
在今天的比赛中，我国成绩最好的选手获得第十五名。

新华社曼谷9月26日电 柬埔寨三方爱国抵抗力量今晚在这里宣布，三方特别委员会今天举行的第四次会议已就一些重要问题达成协议。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一份新闻公报说，三方决定，把讨论和预先审查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政治原则和纲领列入特别委员会的议程。

西哈努克亲王、宋双和民主柬埔寨政府三方的代表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据消息灵通人士说，经过详细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会议取得一些进展，下次会议不久即将举行。

据新华社9月27日讯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9月24日晚同以色列外交部长沙米尔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举行了出人意料的长达九十分钟的会谈。
这件事受到了以色列各方面的欢迎，并在西方驻莫斯科的外交人士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这是两国外长1976年以来的第一次会晤，1967年两国断交以来的第二次接触。

据报道，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和苏联国内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问题。
塔斯社说，这次会谈表明了苏联领导在中东问题上的“现实主义思想”。

新华社9月26日讯 纽约消息：波兰“团结”工会24日在曼哈顿开设一个新闻办事处。

据“路透社”报道，这是波兰“团结”工会在“没有通知波兰政府的情况下”，在国外建立的“第一个办事处”。
办事处的任务是：“通过来自华沙的电传向美国报纸和电视提供关于团结工会的消息”。
报道说，该办事处是“在美国工会的帮助下筹建起来的”。
美国教师联合会向办事处提供办公室和机器设备上的方便。

作者：袁启雄张知
栏目：思想战线

对于各种错误倾向，要不要批评，这是个原则问题；
怎样批评，是个方法问题。
但是，方法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变成原则问题。
因此，弄清原则问题和方法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使批评沿着正确轨道开展的重要保证。
只讲原则不讲方法，或者强调方法而放弃原则，都不可能正确开展批评，不可能达到加强思想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改变涣散软弱状态的目的。

拿起批评的武器，认真地同错误倾向作斗争，是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的动力。
当前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要不要批评这种错误倾向，是关系到能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不能巩固安定团结和实现四化目标的大是大非问题。
不批评，就是放弃原则的表现。
同时，我们强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仅仅是为了克服自由化倾向。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武器。
因此，要不要开展批评，也是关系到能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优良作风的大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原则问题。

批评的目的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
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同时也要团结同志。
批评的方法不可忽视，但方法毕竟是从属于原则的。
比如，我们的目的是过河，要不要过河，是一个原则问题；
怎么过？
是搭桥，摆渡，还是涉水？
则是一些方法问题。
不解决方法问题，过河便是一句空话。
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是服从于过河这个前提的，对于根本不愿过河的人来说，讨论方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说原则是前提，方法从属原则，这是符合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
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或割裂开来，是不妥当的。

这样说来，是不是方法问题就无关紧要了呢？
当然不是。
须知，方法既然从属于原则，它就不是脱离原则而孤立存在的。
正确的方法有助于坚持原则，错误的方法则会导致原则的破坏，因而在一定条件下，方法本身就是一个带原则性的问题。
如果乱上纲上线，以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同志，那不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破坏了原则吗？
如果批评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是从别的什么动机出发，不是“治病救人”，以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而是以别的什么为目的，这能说只是方法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吗？
毛泽东同志在批评有些同志弄不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而自以为是方法不对时，总是说，这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方法、方式是态度决定的，态度错了，“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
可是，那种“只要原则对头，方法何必计较”的看法，也是应该纠正的。
否则，动机虽好，但方法简单粗暴，不讲分寸，看起来似乎很讲原则，实际上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并不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力，不利于克服错误倾向。

我们应当把坚持原则和讲究方法统一起来。
有的同志不讲原则，或有原则性错误，一提原则就讨厌，就抵制，一听批评就从方法上挑毛病，以别人的方法不当来掩盖自己的原则错误。
对这些同志，应该引导他首先从原则上分清是非，虚心接受批评，而不是光从批评方法上去责怪别人。
有些同志倒是讲原则，敢批评，但是不注意方式方法，不注意分寸和效果，因而往往事与愿违。
对这些同志，则应帮助他重视方法问题，决不能视为无足轻重而鲁莽从事，而应该力求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完满一些。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要求批评的方法都那么完美无缺也是不现实的。
因为各人的情况不同，所批评的错误又多种多样，不可能有一种适合每个人、符合每种错误的批评模式，所以即使确已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有“治病救人”的良好愿望，在方法上有时也仍然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缺陷。
从批评者来说，不能借口难免而原谅自己；
对被批评者来讲，则不应过分计较方法而拒绝批评。
总之，我们既要反对无原则的和平，用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又要反对采用鲁莽的态度，痛快一时，乱打一顿。
只有这样，才能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健康地发展，有力地克服自由化以及其他各种错误倾向。

作者：毕庶政广州部队政治部宣传部袁庆文
栏目：思想战线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解答

为什么要在现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什么要在现在作《决议》？
不是说对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结论，可以留待后人去做吗？”
——在学习《决议》中，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不错，党中央在前几年曾经设想，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否可以留待后人去作，以便把全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四化建设上。
但是，后来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的结果证明，还是应该及早做出这样一个《决议》。

从国内形势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奔四化，各项工作蒸蒸日上。
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由于长期以来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和社会上右的思潮的干扰，有不少同志对于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存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认识和疑虑。
我们党几乎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这些错误思想的障碍；
而这些思想障碍，又大多同怎样认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特别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等问题息息相关。
显然，对于这样一些涉及全局的、关键性问题，应该由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及早地作出科学的评价和总结。
否则，任凭人们随意理解就不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也就很难使全国人民沿着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地去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从国际上看，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安定、经济形势发展喜人，国际友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但也有某些敌视我国的反动势力，造谣诬蔑我们党内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严重分歧，国内政治局势不稳；
有些好心的朋友受了这种蛊惑宣传的影响，也怀疑我们是否会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担心损害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早地统一对建国以来党的各种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等重大问题的认识，由我们党作出一个决议，也有利于回击国际上一小股反动势力的造谣诬蔑，团结国际友人，进一步发展同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

还应该看到，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除旧布新，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这一系列工作，也为我们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科学、全面的总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党的六中全会前，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党内反复酝酿讨论，并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可以说，作出这样一个《决议》条件已经成熟，已经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了。
《决议》发表以来，受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一致拥护，不正是最好的证明吗！

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实际出发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这是共产党人必须牢牢记住的一个原则。
我们党原来设想有些历史问题的结论留待后人去做，但当客观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要求时，我们党作为一个对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郑重的党，当然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
实践证明，党的六中全会审时度势，作出这个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决议》，非常必要和适时。
《决议》通过以后，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明确，认识一致，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已经初步显示了《决议》的现实作用和伟大意义。
她的历史作用，还将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中进一步发挥出来。

毕庶政

怎样理解《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是“他的悲剧所在”的提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十二条，讲到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有些同志把“悲剧”一词理解为“不好的下场”、“悲惨的结局”，因而对这一提法感到难以接受。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什么叫“悲剧”？
据《辞海》的解释，“悲剧”的原意，是指“戏剧的一种类型”，“主要表现主人公所从事的事业由于恶势力的迫害及本身的过错而致失败”，可以用来“比喻不幸的遭遇”。
《决议》在分析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错误时，借用“悲剧”一词，意思是说：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都在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由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及他本人思想、理论上的失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背离马克思主义，犯了严重左倾错误；
而他犯了错误还不知道，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
这对于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和革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一种“悲剧”。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决议》借用“悲剧”一词，应该说是准确地反映了我们不愿意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希望他的领导正确无误那样一种愿望和心情，言词语气中体现了对他老人家晚年犯错误的惋惜和谅解。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决议》对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的分析和批评，是站在爱护他、维护他的光辉形象的立场上的，完全是善意和中肯的。
广州部队政治部宣传部 袁庆文

作者：王春岐
栏目：思想战线

据《成都日报》载：红军老干部的健康受到党的关怀，市属八所医院设立特约诊断室，认真做好老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
读此消息，颇有些感触。

人生一世，衰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岁月催人老，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老同志将逐步离开第一线，离职、退休。
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每个老同志都应当高高兴兴地接受这种安排。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方面：我们这些未老者，该如何对待已经“离”、“退”的老同志？
叶圣陶同志为《长寿》杂志的题词是：“多活几年，多做些事。”
我以为这八个字既表达了老同志的心愿，也反映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
老同志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现在年事已高，让他们晚年生活得幸福、愉快、有意义，“多活几年，多做些事”，这的确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所在。
为此，我们应该多为老同志想想，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安排照顾得周到一些。
诸如治病、疗养、用车、住房、看文件等，都应象在职时一样，按规定予以满足。
许多老同志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却不愿坐享清福。
他们珍惜自己的余年，总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党多做些事，把他们的丰富经验和知识留给后代。
我们应该尽量为他们提供方便，让他们参加一些适量的社会公益活动，如开展调查研究，组织撰写回忆录，给青年一代讲经验、传知识等。
这对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将起多么大的作用啊！

尊老、敬老，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道德风尚。
有的人惯于用“势利眼”看人，当老同志在位时，恭维得令人肉麻，一旦他离开了岗位，便立即冷眼相待，见面时连个招呼都懒得打了。
难怪人们有“人走茶凉”之感。
这种风气显然是违背尊老、敬老的道德风尚的，也是很不利于发挥老干部的作用的。
回顾林、江反革命集团为祸之时，老干部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谁要说声照顾老干部，便有“保皇派”之嫌。
新老干部的关系也被扭曲得变了形。
近几年来，经过拨乱反正，我们欣喜地看到，军队和地方又把照顾老同志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老干部管理机构、老战士协会、特约诊断室等相继成立和恢复。
社会上尊老、敬老的好人好事也越来越多。
但愿这种好风气能够遍及祖国大地，就象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各级党组织和所有被选拔上来的年富力强的同志，都要尊重老同志，照顾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

作者：舒思溪
栏目：思想战线

今年军校招考新生揭榜后，一部分青年被录取，大部分青年落了选。
前段，报刊上对落选者勉励颇多，希望这些同志振作精神，自强不息。
这是非常必要的。
但也必须看到，有些被录取的青年却开始飘飘然起来了。
我认识一位被军医大学录取的考生，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时，高兴得跳了起来，并当场赋诗一首：“十年寒窗苦，榜上有了名，鸿志已实现，文凭手中擎。”
为此，我想对“榜上有名”者也进一言。

说来也是，高考得中就象辛勤的耕耘者获得丰硕果实一样，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喜事。
但喜庆之余，切不可忘乎所以，需要冷静下来认真思索一番。

如同世界上各种事物都具有各自的复杂性一样，入选与落选也有着比较复杂的原因。
一般地说，平时学业优秀者会考出较好的成绩。
但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原来基础很好的同志，由于某种因素的影响，高考落选了；
而有些原来基础不甚好的同志，由于考前抓紧了复习，加之考场上沉着应试，因而考出了水平，结果也升入了院校。
我这么讲，并不是要贬低榜上有名者，而是希望被录取的同志要正确估价自己，在成功面前不要自我陶醉，应当有点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才好。

落选后固然需要振作精神，自强不息，入选了同样需要振作精神，再接再厉。
由于各人的心境不同，在录取面前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志者把它作为求知的起点，胸怀凌云志，振翼再奋飞；
无志者把它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本，踌躇满志，以为前途已经有了保险。
作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青年，不应当把录取通知书看成是四化建设人才的合格证，更不能把进院校获取文凭作为追求个人名誉、地位和享受的阶梯。
否则，榜上有名不但不值得庆贺，反而会成为悲剧的兆头。
这里有一个例子：去年以总成绩四百一十分考入某军校导航系的学员，入校后不谙专业，成天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一起混，多次考试不及格，后来只得作退学处理。
这些情况说明：考进院校，只不过是在人生的旅途上迈开了前进的一步，要使自己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更加艰巨的里程还在后头。
这就要求我们每个被录取的同志要有求知若渴的愿望和积极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切莫故步自封。
否则，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险。

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说过，“事业的成功既在于今天，尤在于明天。”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临终前还说，“我的事业没有完，我需要更多的明天。”
有鉴于此，不妨请“今天”考入军校的同志经常扪心自问：明天，我该怎样行动？

作者：乔建忠
栏目：思想战线读报札记

《空军报》有则报道说，5月初，驻陕西空军某师有十六名战士在西安市兴庆公园餐厅酗酒闹事，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影响。
为了挽回影响，师长亲自带领干部战士三次为公园打扫道路，铲除杂草，清除垃圾，擦洗门窗，为群众做好事。
部队的行动，在地方引起了强烈反响。
地方同志说，“部队这样做，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们感到很满意了”。
地方领导同志还给部队送来了一面锦旗和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部队的同志在与人民群众接触中，难免会有个别人做出一些有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也自然会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一些不好的影响。
为了挽回影响，部队同志主动、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检讨错误，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更值得提倡的是象驻陕西空军某师那样，用实际行动挽回影响，维护人民军队的声誉。

现在，为什么有些单位给驻地群众留下的某些不良影响没有能够挽回呢？
原因固然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恐怕同检讨多行动少不无关系。
群众看你是不是真心实意地改正了错误，并不是看你检讨得怎样，而是看你拿出了什么样的实际行动。
没有实际行动，光靠嘴巴子是难以彻底挽回影响的。
至于有了过错，请地方有关干部喝上几杯，在酒席上“挽回影响”，也许能堵住一些“食客”的嘴，但在群众心目中的影响却更坏了。
这种“行动”应该摈弃。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老同志讲过的一件事：红军长征时，有一个连队住在老百姓家里，有位战士在给老乡挑水时不小心将水缸打破了。
事情发生后，连长不仅三番五次地向老乡赔礼道歉，并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口新水缸给老乡，还带着全连将全村的水缸都挑满了水。
老乡们见了感动得眼眶都湿了。
驻陕西空军某师的模范行动，无疑是这种光荣传统的再现，值得发扬光大。

作者：孙洪元杜树人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道是有情却无情

有位干部因为没有按时上下班，受了领导批评，正在那里生闷气。
一位同志上前安慰道：“别往心里去，上下班差一会算个啥！”
日常生活中，类似这样“顺情说好话”的人并不少。
但不知这些同志想到没有：这番好话出口，效果究竟如何？
有补于上下级之间的团结么？
有助于受批评者的进步么？
如同一个人得了阑尾炎，医生要给他动手术，你非但不劝导病人赶紧治疗，反倒怂恿他讳疾忌医，岂不正是害了病人！
这不是“道是有情却无情”吗！

“顺情话”说不得。
然而，或因为同病相怜，或因为思想糊涂，有人免不了还是会说的。
这就有必要提醒那些受了批评的人注意：别领那份“情”，“顺情话”千万听不得！

孙洪元

补人之短

报载：电力部在培养中青年干部时，不仅注意用人之长，而且注意补人之短：将有实践经验而缺乏理论基础的同志送去学习，安排有专业知识而缺乏实践经验的同志下基层锻炼。
这种做法很切实又颇有远见。

有些领导者往往缺少这种远见。
他们使用干部，往往只用其长不补其短，或者说，只使用不培养。
这就眼下工作看，也许还过得去；
但从长远看，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的表现。
现在，不少单位都喊选拔中青干部难，难题之一就是有些选拔对象的长处很明显，短处也突出。
试想，如能早些注意补短，情形必会好得多。
不过，还可补救，办法就是学学电力部，有计划有步骤地补一补培养对象的短。

杜树人

栏目：理论之窗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列宁一贯同情和赞助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事业，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和积极的支持。

当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建立共和制度的重大成果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布拉格会议”）立即向“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示“祝贺”和“同情”，认为中国革命具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世界意义”。
在1912—1913年间，列宁陆续撰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和《中国各党派的斗争》等篇政论文章，构成了一组关于辛亥革命的犀利而深刻的述评。

列宁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肯定、支持和帮助，是与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需要密切相关的。

二十世纪的开端，意味着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
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发展阶段结束了，而“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
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所发生的“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更为列宁所关注。
他肯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国际意义，因为“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桩大事。

列宁所以高度评价辛亥革命，还因为民主革命运动对殖民地附属国具有进步意义。
列宁认为“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
所以，对于近代中国说来，为了实现独立、民主和富强，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民主革命乃是必由之路。
舍此之外，别无它途。

在1908年，列宁就指出和期望着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对中世纪制度”的斗争发展为“自觉的民主运动”。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所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此。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希冀经由民主革命的途径而使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和富强，他们制订了完整的民主革命政纲，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鲜明口号，既摒弃了农民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和皇权主义，又突破了改良派的君主立宪的藩篱。
他们组织了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坚持武装反清的斗争方式，策划了连续不断的起义。
经过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奋战，1911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推翻了屈辱于帝国主义的清朝政府，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

列宁对孙中山和革命民主派作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意义。
列宁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成为维护旧制度的反动社会力量；
“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还有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3页）孙中山就是仍然处于“向上发展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承认革命民主派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进步意义，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
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
（《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认为：“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选集》第2卷第628页）

列宁在充分肯定中国的革命民主派及其活动的同时，还深刻地剖析辛亥革命的对立面——袁世凯。
这不仅因为袁世凯是当时同革命民主派进行较量的主要对手，更为重要的是：在他身上集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一切黑暗面。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中外反动势力迫切需要一把反革命的“利剑”，并且迅速选中了袁世凯。
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革命民主派采取了妥协态度。
革命政府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孙中山就不得不把政权交给袁世凯，标志着革命出现了挫折。

袁世凯在一个时期内曾经蒙蔽了许多人，甚至孙中山也对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表现出幻想和轻信。
然而，列宁以敏锐的洞察力对袁世凯进行了剖析。
列宁指出：“袁世凯的那些党依靠的则是中国落后的北方”，即是“中国最落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资产者”（《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6页）。
同时，列宁还根据当时刚刚签订的善后借款协定，尖锐地指出这桩事件所包含的严重政治意义——“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
（《列宁选集》第2卷第450页）

列宁还不断地揭露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把他比作伪善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人。
还在1912年夏，列宁就告诫中国人民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因为“……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
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
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3页）稍后，列宁更指出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可能性——“昨天是君主派，今天革命民主派胜利了，他就成了共和派，明天他又打算当恢复君主制的国家的首脑，就是说，打算出卖共和派。”
（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列宁对袁世凯的批判是多么切中要害。

列宁以极大的关切注视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指出革命民主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并及时发出了警告，希望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能够把革命推向前去。

列宁在考察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时，分析了有关的各个方面和因素。
他看到了革命的敌人的强大——“欧洲的资产阶级跟中国反动的阶级和阶层在欧洲无产阶级面前结成了反动恐怖的联盟”，而“反对这种联盟对孙中山的党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在他看来，孙中山和革命民主派的“缺点”和“弱点”主要表现为“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新”；
同时，严重的问题在于“还没有能充分地把中国人民的广大群众吸引到革命中来”（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
列宁的判断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真正的胜利。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没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战斗口号，三民主义政纲未能科学地概括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
“反满”的课题，被过分强调到不当的高度。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甚至一度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当务之急，“即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
革命民主派未能在战斗过程中充分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则是与上述缺陷密切相关的。
他们在革命的准备阶段主要是通过会党、新军来联系群众，缺乏长期的、深入的群众工作。

“没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5页）列宁关于“共和国是不能巩固的”预言，完全为历史进程所证明。
辛亥革命，乃至全部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是必然的。
归根结蒂，是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还很弱小，因而还没有一个能坚决地自觉地为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的先进阶级”。
同时，作为民主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由于没有无产阶级当领袖，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

列宁为辛亥革命难以避免的悲剧性结局而忧虑，但却充分估计了这场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同时，对中国的未来则充满信心和希望。
他确信革命民主派和广大群众所进行的斗争“永远都不会是徒劳无功的。”
列宁满怀革命豪情和乐观精神瞻望未来——“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
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7页）

列宁的期望不到十年就开始实现。
中国无产阶级在1921年建立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将要到来。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1页）——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九十诞辰时作的历史结论。

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在华北某地举行了一次现代条件下的军事演习。
指战员们按照现代战争要求，演练以现代作战手段对付侵略者的本领。
步兵、坦克、炮兵、工程兵、空军航空兵等诸军兵种密切协同；
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后勤保障等各方面严密组织，展现了一幅人民战争无穷威力的壮丽图景。

一次演习，全军受益。
我们要把这次演习的成果变为全军的财富。
要更加努力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加强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努力把我军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更好地执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使命。

“反突击”开始了，合成军队的铁拳直向进犯的“敌人”砸去。

年轻的指挥员在演习中锻炼成长。

步兵和坦克部队神速地插向“敌”后。

活跃在阵地上的政治工作。

装甲输送车及时地把作战物资运上前线。

火箭炮弹怒吼着飞向“敌”群。

机降部队着陆后迅速出击。

民兵担架队积极配合“作战”。

“敌人”施放化学毒剂，战士们戴着防毒面具继续英勇战斗。

战士们冒着酷暑，趟着泥泞，按实战要求投入演习。

“天兵天将”出其不意地在“敌”后降落。

工程兵为部队开辟通路。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