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渔歌子

发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赞

凌虚驭风上青天，

徘徊指顾斗牛间。

友日月、超群仙，

太空奥秘夺桂冠。

张爱萍

我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简况

资料 1981年9月20日，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一组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这是我国发射的第九、第十、第十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以前发射的八颗人造地球卫星情况是：

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1年3月3日，又发射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此后，于1975年7月27日、11月26日、12月16日；
1976年8月30日、12月7日；
1978年1月26日相继发射了六颗人造地球卫星。

根据已公布的材料，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重一百七十三公斤。
这颗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四百三十九公里，最远点二千三百八十四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六十八点五度，绕地球一周一百一十四分钟。
1971年3月3日发射的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重二百二十一公斤。
这颗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二百六十六公里，最远点一千八百二十六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六十九点九度，绕地球一周一百零六分钟。
1975年7月27日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距地球最近点一百八十六公里，最远点四百六十四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夹角六十九度，绕地球一周九十一分钟。
1975年11月26日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距地球最近点一百七十三公里，最远点四百八十三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夹角六十三度，绕地球一周九十一分钟。

1975年11月26日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已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
1976年12月7日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已按预定计划准确地返回地面。
1978年1月26日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已按预定计划完成了科学实验任务，并成功地返回了地面。
（新华社）

作者：麦步初/章林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师通信架设连干部战士认真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五、七部分，提高了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认识。

党支部组织大家精读《决议》的一、五、七部分，讲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以“毛泽东同志晚年有错误，应该不应该影响我们学习毛泽东著作”为题开展讨论。
许多同志谈到，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观点和结论区别开来。
毛泽东同志有错误，但不能把这些错误归结到毛泽东思想上去，不能因此影响我们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著作大多是五十年代以前写的，现在搞四化建设，学了有多少现实意义？”
党支部组织大家对《决议》中列举的四十三篇重要著作进行分析，看到在这些著作中，既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总结，又有经济建设的论述，也有革命人生观的哲理，特别是贯穿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著作是一座丰富的理论宝库，其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许多同志还谈了几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正反经验教训，说明只有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指导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

在讨论中，部分同志提出：现在强调物质利益，学习毛泽东著作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革命导师论述，搞清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畅谈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经历，并用本连的经验教训，说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重要性。
去年有段时间，由于受错误思潮的影响，连队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结果吵架、违反纪律等现象时有发生。
今年在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中，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学习雷锋、张思德、白求恩的事迹，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和立身做人的道理，不良倾向得到了克服，学雷锋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多，各项任务也完成得较好。
事实使大家看到，毛泽东著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正确的指导思想。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党支部发动全连制订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计划。
在学习内容上，干部战士因人制宜，各有侧重，不搞一刀切。
在学习方法上，他们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与连队的各项工作、与个人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在掌握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
他们还挑选了十二名理论基础较好的干部战士担任辅导员，并定期总结交流学习经验。
（麦步初、章林）

作者：少先宝山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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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退伍时间的临近，一个“我为连队留下什么”的活动正在八一四○六部队坦克四连老战士中展开。
这些老战士中的大多数虽然就要离开部队了，但他们首先关心的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在有限的服役期里争分夺秒地多做贡献，为连队留下一份份珍贵礼物。
他们没有辜负部队的培养教育，无愧于革命战士的称号。

训练尖子杨宾——

射击图表留战友

瞧，坦克射击训练场上这个老战士教得多认真，他是谁？
是四连有名的训练尖子杨宾。
小杨1979年入伍，去年初当了炮长。
他认真学习专业理论，苦练操作本领，注意探索射击规律。
每次实弹射击，他都把射击诸元、射击修正、射击效果一项项记录下来，然后在训练日记本上用图表标出，总结经验教训。
随着老战士退伍时间的临近，杨宾把自己心爱的射击图表拿出来，作了整理，连同总结出来的快速精确一次构成瞄准等经验，准备送给排里的新炮长刘勇。
他还把自己的体会一点一滴讲解给刘勇听。
在杨宾的帮助下，刘勇在最近的射击考核中取得了好成绩。

“好参谋”张发贵——

再次提出新建议

这幅照片是老战士张发贵为搞好连队建设在向指导员晏飞献计献策。
小张入伍四年来，为连队提了多少条建议，人们已经记不清了，但大家都知道他心里总是装着连队，训练遇到难点怎样解决，坦克换季怎样保证质量，训练任务重时需要调剂伙食，农副业生产到了季节该干什么活，他都要帮助干部参谋参谋。
这次小张见指导员是刚从院校毕业的，对连队情况不熟悉，便主动帮助他分析连队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做老战士工作要多调动积极因素，要加强勤杂人员的纪律作风养成，连队干部要尽职尽责等三条建议。

节煤能手王永昌——

热心带出新徒弟

这是节煤能手、1976年入伍的炊事班长王永昌，在向新战士崔文华传授烧火技术的一个镜头。
提起王永昌节煤的事迹，许多战士伸大拇指夸奖他。
领导上曾在四连开节煤现场会，他只用十七斤八两煤泥块，就做好了五十多人吃的四菜一汤和大米饭，平均每人只耗煤三两半。
这次，他看新战士崔文华是个好苗苗，就把“绝招”传给小崔。
经过王永昌的细心传帮带，崔文华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掌握了节煤技术，有的方面还超过了“师傅”。

走过弯路的张廷利——

留下教训作财富

照片上这个老战士在讲什么？
他是在讲自己成长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
张廷利1977年刚入伍那阵子，刻苦钻研军事技术，很快成了连队的训练尖子，多次受到嘉奖。
实行入党、提干的新规定后，他产生了“当兵吃亏”思想，工作提不起精神，组织纪律性也差了，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同志们吵嘴，顶撞领导。
后来经过领导和战友多次耐心帮助教育，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张廷利每当回想起走过的这段弯路，心里总感到十分惭愧。
随着退伍时间的临近，这种感情越发强烈。
他想，别的老战士临走前把经验留给连队是“财富”，自己留下教训让新战友少走弯路不也是对连队的贡献吗！
他主动找战友谈心，现身说法教育新战士端正服役态度，还将一份书面总结留给连队。
干部战士赞扬说，张廷利留给连队的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啊！

“小指导员”徐恩文——

写出体会献连队

照片上凝神思忖的战士叫徐恩文，他正在总结自己当好思想骨干的体会。
徐恩文已经服役六年，不仅在各项工作中起模范作用，还是连队得力的思想骨干。
几年来，他配合指导员积极做后进战士的思想工作，和战士谈心近百次，帮助五名后进战士有了明显的转变，被誉为连队的“小指导员”。
最近这段时间，他考虑到自己在部队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便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把自己做思想工作的体会写出来，向连队的骨干作了介绍，大家听了很受启发。

“义务保管员”樊守瑞——

检修营具添砖瓦

“刨花带出满腔情，检修营具遍军营，争分夺秒尽义务，再添砖瓦立新功。”
这幅反映义务保管员樊守瑞工作的照片，登上了部队的光荣榜。
樊守瑞1978年入伍以来，经常利用课余和节假日时间为连队修理营具。
到目前为止，已修理门窗、桌椅等营具两千多件，被评为“学雷锋标兵”，多次受到嘉奖。
最近，他订了一个计划，决心把全连各种营具检修一遍。
他和新战士李相国结成对子，一边检修一边传手艺，帮思想，还帮助小李制定了完善的出入库管理制度。

少先 宝山 景江

作者：彦文/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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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9月19日电 17日以来，当五千七百五十秒立米的黄河大洪峰进入宁夏境内时，当地驻军六千多名指战员和广大群众团结一致，同洪水展开决战，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包兰铁路安全。

17日零点，洪峰到达中卫县胜金关地段，这里的黄河堤坝16日凌晨已出现四十多米决口，某师一个营奋战一天，将决口缩小到六米。
洪峰到达后，又有大量洪水从决口涌入跃进渠，威胁包兰铁路。
某师增派一百七十多名工兵前往支援，指战员们在自治区政府和铁道部领导同志指挥下，同广大民工一起，争分夺秒抛投铅丝石笼、草袋、麻袋，抢堵决口。
同时，采取紧急措施，堵住了通往包兰铁路的跃进渠，保证了铁路杨通。

担任保护青铜峡黄河公路铁桥任务的某团八连指战员，在洪峰到来之前就开始加固桥梁，16日洪水逐渐加大，铁桥负桥桥桩被冲走，桥头悬空，连长邓瑞华带头跳进水里，垫起石头草袋，防止桥梁下沉，随着洪水不断加大，他们随时注意排除险情。
17日晚洪峰通过时，大桥经受住了考验。

为了保卫煤城石咀山市，某师从9月13日凌晨投入加固防洪堤坝战斗，到19日共完成一万二千四百多土石方，新筑堤坝九百六十米，加高加固堤坝一千一百多米。
在广大军民共同奋战下，拦护堤坝不断增高加固。
19日下午二时，五千七百秒立米的大洪峰，顺利通过了石咀山市。

（彦文、成斌）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讯 北京部队战友文工团最近深入塞北山区，为野营训练的部队和当地群众慰问演出，受到广大军民的好评。
他们带去了一批歌舞、话剧、京剧和曲艺节目。
其中有反映我军指战员保卫祖国四化建设钢铁意志的大型歌舞《长城颂》；
有讴歌民族巾帼英雄的新编历史京剧《梁红玉》；
有宣扬全军各条战线英模人物的群口快板《群英赞》等。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讯 为推动全军文化活动的开展，解放军艺术学院教学人员到部队举办文化干部训练班，受到部队热烈欢迎。

在总政治部和各部队领导机关的支持下，他们今年夏天首先为总后勤部系统办了训练班。
设置的课程有：传统课，系统讲授我军文化工作的优良传统；
知识课，包括文艺理论、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曲艺、摄影、电影、体育等十多项专门知识讲座；
文化工作经验交流和实地参加文体活动的实践课。

目前，解放军艺术学院为海军办的文化干部训练班已经开学。

作者：关有昌
栏目：边防新闻集锦

边防连队食堂安装了暖气

本报讯 黑龙江省军区所属边防一线连队的食堂已普遍安了暖气。
今冬在食堂就餐，不用再担心挨冻了。

这些边防一线连队的食堂，过去大都是用火炉、火墙取暖，耗煤多，升温慢，不等屋子烧暖，大家已吃完饭了。
从去年开始，营房部门动脑筋，想办法，改造原有的洗澡锅炉，给食堂安上了暖气。
用这种方法取暖，耗煤少，升温快，造价低。
（关有昌）

“流动文化活动中心”到边防

本报讯 云南省军区临沧军分区为了活跃边防连队的文化生活，从7月份开始，组织“流动文化活动中心”，下到连队为边防战士服务。

“流动文化活动中心”的服务项目包括：放映电影、演出文艺节目、照相洗相、举办图片展览、教唱歌曲、辅导文艺骨干、组织游艺活动等十几项。
“流动文化活动中心”走到那里，就给那里带来一片欢乐，很受边防战士欢迎。
二十多天来，他们已行程一千一百多公里，跑遍了边防每个连队。
（陈实舜）

珍宝岛战士有了新式防蚊帽

本报讯 8月下旬，驻守在珍宝岛的干部战士领到了有关部门为他们改制的防蚊帽，干部战士再不担心蚊虫叮咬了。

珍宝岛地区咬人吸血的小虫子特别多。
过去，有关部门虽然为他们配发了防蚊帽，但由于孔眼较大，戴上后只能防蚊子、瞎虻，小咬等小虫却可以从孔眼中钻进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阳部队军需部又研制了一种孔眼小、不影响视力的防蚊帽，使难对付的小咬等小虫子再也钻不进去了。
（王张游）

军犬医疗小组到边防巡诊

本报讯 8月4日，在广西边防某部二连的营房里，医务人员正在奋力抢救一只军犬，十分钟后，那条危在旦夕的军犬转危为安了。
这是广西军区军犬队派出的医疗小组，在为边防连队的军犬防病治病。

广西边防部队大部分一线连队都配有军犬。
由于驻地偏僻，交通不便，军犬得了病不能及时治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军区军犬队派出了医疗组，下到边防连队。
某部有十条军犬患了病，经过医疗组的治疗，很快都恢复了健康，医疗组不仅为军犬防病治病，还了解各连队军犬的训练和饲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

（于礼谦、荣亚平）

（题头照片 赵忠路摄）（照片）

作者：成都部队某部八连指导员李振清
栏目：怎样当好指导员

我调到坦克八连当指导员不久，就发现回族战士任传喜成天愁眉苦脸。
有的同志向我介绍说：他性情孤僻，爱打架，是出名的后进战士。
可是，我仔细一了解，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

小任刚入伍那阵，上进心很强，干啥都是热火火的，还主动放弃开车学技术的机会。
到了炊事班工作，他的情绪变坏，是因为有一天，一个战士到炊事班乱拿东西吃，小任上前干涉。
那个战士不服，说难听的话，小任要拉他到连里说理。
不料，在拉扯中打起来了。
营连干部知道后，在军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小任。
小任觉得委屈。
连里工作又没跟上，时间一长，小任情绪低落，连里就把他当成了后进战士。

得知这些情况后，我很快找小任谈心。
我说，“你入伍那阵干得不错。
那次打架，你性急，出手打人是不对的，但开始你制止别人随便到炊事班拿东西吃，出发点还是好的。
领导当初调查不够，大会点名批评，给你造成了思想压力，事后又没帮助你放下包袱，这都是我们工作的缺点。
希望你谅解，振作精神好好干。”
任传喜原先觉得自己想把工作干好，没人理解，对他不公道。
现在感到有人理解他，干好有希望了，心里一痛快，情绪有了好转。
我又经常拉他一块去打篮球，玩扑克。
他生了病，我和同志们就给他请医送药。
小任见领导和同志们可亲可敬，深受感动，下决心从头做起，把工作干好。
从此，他干起工作来又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后来受到连里嘉奖。

回顾帮助小任的这段经历，我深深感到，战士出现一些缺点，有时闹情绪，这是难免的，决不能一遇到这种情况，就给扣上“后进”的帽子。
应该对战士出现的问题作具体分析，然后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
这里切忌把实际问题看成思想问题，把一时过错看成屡犯错误。
一旦把人“看扁了”，就可能采取不适当的处理方式。
这样，本来不是后进的战士就要真的变成后进了。
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是，战士闹情绪，有时是因为干部调查研究不够，批评、处分不恰当引起的，一经发觉，就应该马上赔礼道歉，作好补救工作。
这样，才不致挫伤战士的上进心。

（张元树、向泽整理）

作者：刘从礼/王立生

本报讯 空军轰炸航空兵某师认真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目前已有十六名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飞行员担任了机长。
这些同志精力充沛，好学上进，成为建师以来最年轻的战斗骨干力量。

党的三中全会后，师党委着眼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打破论资排辈思想，经过认真考察，大胆选用年轻有为的同志担任机长。
为了把这些年轻机长培养成具有战术头脑和良好飞行技术的人才，师、团党委舍得花本钱、下功夫，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
今年在航空油料减少的情况下，他们为这批年轻机长安排的飞行时间为各级领导干部和老机长的两倍以上。
同时，领导上注意帮助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最近这个师接受了一项实弹演习任务。
为了使这些年轻机长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得到锻炼，领导决定，把年轻机长全部编入战斗序列，让他们担任机长，一些副团长、副大队长等老机长居于二线。
这些年轻机长刻苦训练，每次出动，任务完成得都很好。
到目前为止，这些同志已有70％达到了“全天候”技术水平。
（刘从礼、王立生）

作者：唐乔

作者：王新斌/钟武

本报讯 8月初，南昌陆军学校学员大队、队、区队三级干部经过又一次调整后，基本上实现了干部年轻化的要求。
全校两个大队六名团职干部平均年龄为三十八岁，十二个学员队的四十名营职干部平均年龄为三十一岁，二十七名区队长（正连职）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

学校党委贯彻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精神，从学校建设的长远利益出发，大胆提拔优秀的年轻干部到学员队任职。
青年干部李玉强是1973年入伍的区队长，工作出色，先后四次立功，六次受嘉奖，被评为优秀党员，今年被提拔为队的副教导员。
二十六岁的区队长翁国汉，军事素质好，干劲大，他领导的区队被评为先进区队。
但他实际工作经验较少，工作方法有些简单。
党委在讨论对他的使用时，全面衡量，看主流，看发展，破例提拔他为队的领导。

学员队各级干部年轻化，使学校的军政训练有了新的起色。
大队干部年富力强，能经常深入训练现场跟班作业，指导学员训练很得力。
学员十二队的两名队的主管干部，都是1969年入伍的青年干部。
他们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学员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处处走在学员训练的前头。
全队进行十五次军政考核，十五次总评优秀，被学校授予“军政训练先进单位”的称号。
（王新斌、钟武）

作者：孙法章

本报讯 兰州部队某炮团针对转业干部在工作分配上出现的问题，及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转业干部愉快地服从国家的分配。

最近，这个团许多转业干部陆续收到所去省、县组织部门发来的报到地点、单位的通知书。
有些看到自己填写的志愿变成了现实，既高兴又着急，顾不上办交接手续，便匆忙地做离队准备；
有些得知自己填写的志愿没有实现，一时情绪受到影响。
根据这两种情况，团的领导对没有办清交接手续的同志提出具体要求，督促他们立即办清，然后再忙自己的准备工作。
对行业去向变动的同志，团领导普遍找他们谈话，耐心讲清道理，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地方组织的分配安置。
有一位干部在转业审批报告表上填的是其它行业，送到家乡湖南醴陵后，将他分到了需要干部的政法部门。
他接到通知后，认为干政法工作不如其它行业理想，开始不想参加政法集训班。
政治处主任吕大富到他家中做思想工作，谈政法部门的重要性，介绍本团转业干部自觉服从组织分配的先进事迹。
这个干部听了很受启发，表示决心到国家最需要的岗位安家落户，自觉参加政法集训班。
（孙法章）

作者：罗国财/王苟海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坦克团党委做好转业干部家属的思想工作，教育她们以大局为重，积极支持丈夫服从组织分配，到政法部门去，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

这个团党委在研究转业干部工作时，注意分析家属的思想情况，三次召开转业干部家属会，教育他们识大体，顾大局，正确对待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宣扬了副团长颜承福的爱人支持丈夫不去上海到山东的先进事迹。
团的领导干部还和机关同志一起，访问了所有转业干部家属，对三种情况的家属，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是夫妻之间提出去向不一致的，动员家属使双方意见一致起来；
二是做好入伍时间长，职务比较低的干部的家属工作。
有部分干部和家属多次找领导，要求调整干部的职务。
对这个问题，领导不回避，不迁就，摆事实，讲道理，说服干部和家属；
三是做好在去向和行业分配上，有思想问题的家属的工作。
教育她们体谅国家困难，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通过做工作，她们都表示要服从组织安排。

团党委还发动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转业干部家属的工作做深做细。
他们要求党员家属起模范带头作用，并帮助做好别人的思想工作。
党员孙桂芳不仅支持丈夫去政法部门工作，还做其他思想不通的家属的工作，受到好评。
家属委员会五名成员，先后找转业干部家属谈话十六人次。
家属工厂也三次召开家属会，协助领导做好思想工作。

（罗国财、王苟海）

作者：徐友初

作者：方航

本报讯 北京部队司令部通信部通讯器材修理所技术干部李国荣，今年4月被有关部门正式评定为高级工程师；
6月份，又被任命为总工程师。
两年半以前，李国荣还在天津市河北区武装部任军事科副科长，是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被调回到技术工作岗位的。

1951年，正在广东中山大学机械工程系读书的李国荣，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志愿报名参军，被分配在某通讯技术部门当技术员。
后来，上级派他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旁听，培养他掌握无线电通讯技术。
他努力工作，刻苦学习，用一年多的时间，写成并发表了《全通网络设计研究》。
这是我国头一篇研究这个专题的论文。
在文化大革命中，鄙弃科学文化的错误思潮影响下，李国荣辛勤劳动的成果不仅没有得到重视，相反，把他调离了技术工作岗位，分配到天津市河北区武装部任军事科副科长。
但他的论文已经受到国内通讯技术界的广泛注意，一些机构纷纷派人到天津找李国荣请教。
在武装部担任副科长四年多，李国荣利用业余时间为找上门来的一些科技部门解决了四项重大技术设计问题。
1976年3月，《无线电技术》杂志又发表了李国荣用四年业余时间写成的《全通网络相移器设计研究》专题论文。
1978年，李国荣出席北京部队科技大会，荣获“先进科学工作者”光荣称号，受到北京部队司令部通信部的重视。
通信部于1978年底调李国荣到通讯器材修理所担任副总工程师。

1980年春天，北京部队司令部为了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准确地评定科技干部的职称，有关部门先后派人或写信到一些科研机构，了解李国荣的科技水平，最后又请总参通信部总工程师陈太一教授主持对李国荣的考试。
陈太一教授对考试结果的评语是：符合高级工程师条件。
8月间，李国荣被推荐出席全国通讯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学会理事。
最近又担任了修理所的总工程师，主持全所技术工作。
（本报记者方航）

作者：徐纯中

作者：王辛声吕跃龙
栏目：军营内外

8月18日午后，内蒙古丰镇县红砂坝中学围墙角，两个少女被三个嬉皮笑脸的流氓截住，吓得不知所措。
驻军某部特务连副班长高栓林路过这里，挺身而出，进行干预。
三个流氓见四周行人稀少，就扑过来动手行凶。
高栓林面对歹徒，奋起自卫，但因寡不敌众，被歹徒一刀刺中，昏倒在血泊里。
群众闻讯赶来，把高栓林迅速护送到医院抢救；
两个少女也脱险。

王辛声 吕跃龙

警钟篇

迟泽云为报考军校，多次请河北省机电学院学生阎辉军来连队为其补习功课。
阎向迟提出要手枪和子弹玩，迟出于个人情面，擅自将连队干部的一支手枪借给阎，并给七十发子弹。
6月21日，阎在机电学院宿舍里玩弄手枪时，将一名同班同学打伤致死。
阎犯已由地方公安机关逮捕。
汪宗冉

辽宁省朝阳市公园里，从围观的人丛中飘出舞曲的音调。

“快来看，解放军在跳舞哪！”
几个小青年前呼后拥地挤进人群。

真的是军人在跳舞？
我们怀着好奇心，走近一看，有二十几个青年人随着录音机发出的旋律摇来摆去，其中有的着军裤，紧袖港式背心；
有的则全身军装军帽，正跳个不亦乐乎。
刘惠成

编者按：

作者：贺德田李芳才

有这样一个招待所：客人一到，服务员主动起立，给您安排房间，介绍饭堂位置和有关情况；
客人外出，不管什么时候返回，保证宿舍放有一壶开水；
您要是不慎挂破了衣服或掉了钮扣，也不用为难，每层楼都有针线包供您使用；
楼外晒的衣服忘了收，招待员会把它收起来工工整整迭好送到您手里……

这就是被人们热情誉为“文明招待所”的北京部队炮兵某师招待所。

有一次，一位客人患感冒，躺在床上用被子捂出了汗，待客人起床活动的功夫，招待员小王走进房间一看，被套、床单和枕巾紧挨身子的地方都湿了，他心里一动，就出去了。
客人回来一看被褥，全换上了新的，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感激劲。
在这个招待所，客人如果患病，服务员会主动上门征求意见，做上可口的病号饭送到房间。
一次，一个重病号住院，他们还买了两瓶罐头前去慰问，患者的心里该有多甜呀。

在这个招待所，炊事班的同志每天从凌晨四点起床，一直要忙到晚上十一点，保证客人随到随吃，有时，一天开饭达十次之多。
一次晚餐前，饭菜上了桌，正要开饭，临时来了二十五名同志，为了让客人先吃饭，全所工作人员主动离席，待客人吃完后，他们才重新做饭吃。
对于一些外出赶不上午饭和到野外执行任务的客人，招待所就给他们带上面包、香肠和五香蛋等，保证他们在野外也能吃上可口的食品。

从这些平凡小事上，反映了这个招待所开展“三讲”活动以来的丰硕成果，愿这朵精神文明之花越开越鲜艳。

贺德田 李芳才

作者：何益军郝玉庆
栏目：思想战线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评价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个结论，客观、公正、恰如其分，广大干部、群众都很赞同。
但也有少数同志产生疑虑：既然有千百万群众参加了这场运动，现在否定它，会不会否定了群众？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诚然，“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前前后后，特别是在它开始的阶段，是有千百万干部、群众参加了的。
但是，只要我们认真考察、分析一下“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就不难发现，这个所谓“大革命”，并没有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相反，是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
在这场运动中，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
党的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和各级干部普遍受到残酷斗争和打击；
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党的许多曾经受到群众拥护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针、政策遭到践踏和摒弃；
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取得辉煌胜利的十七年，遭到了全盘否定；
还出现了遍及全国的武斗、内战、停工、停产，严重摧残、影响了我国的国民经济、科学文化事业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这一切，使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怀疑、观望以至采取多种形式抵制和反对。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广大群众始终自觉地拥护和参加的。
否定这样的运动，当然谈不上什么否定了群众，相反，恰恰是顺应了群众的愿望，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的是党在这一时期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左倾错误，并没有否定我们国家这十年中的整个事业，更没有否定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而是对人民群众站在正确方面进行的斗争和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决议》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他们尽管遭受到种种打击、迫害，但热爱祖国、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立场没有动摇，并在坚持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作了巨大努力。
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仍然有所进展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这样，就把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以及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捣乱破坏，同广大群众在这场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严格区分开来，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

人们也许要问：既然“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在这一指导思想指引下行动的群众，又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呢？
当然，领导者的错误指导，可以把群众引向歧途。
但是，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下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性行动的独立的主体，而不是盲目的工具或傀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当一种革命的理论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并与人民群众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时，它可以提高群众的觉悟，唤起他们的热情，指导他们的斗争，而一旦某种理论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利益，脱离了革命实践，它就不成其为革命理论，虽然也可能暂时赢得部分群众，但终究会被觉醒的群众抛弃。
“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有多少群众出于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信赖，为一些响亮的口号所吸引，积极投身运动；
但由于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脱离了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意愿，结果逐步失去了群众。
人们渐渐由热情转为沉思，由满怀信念到怀疑观望，终于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了觉悟，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抵制态度，奋起同左倾错误和林、江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
这不正是每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志，都曾感受到的事实吗？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同志出于对革命领袖的朴素感情，曾经参加过一些“造反”活动，有的还可能说过一些错话，做过某些错事。
我们能否因此就觉得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会使自己脸上无光，甚至认为是否定了群众呢？
显然不能。
无论一个党、国家或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就可以“吃一堑长一智”，这对我们恰恰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以严肃负责的态度，认真分析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经过反复讨论和倾听群众意见，最后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形成了《决议》。
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决议》，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一步总结、提高。
这样，“否定”掉的是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的东西，得到的却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宝贵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振作精神，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作者：宣传股长李家坤
栏目：思想战线

最近下连队，听到有的指导员反映：“现在社会的影响太大了，我们费好大劲上了几堂政治课，刚收到一点效果，逛一趟街就被冲掉了。”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的确，部队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上的各种风气，必然会影响到部队。
但对此必须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

社会影响，首先是积极的影响。
我们是建国已经三十二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举世公认的良好社会风气。
比如人与人之间新型的同志式关系，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思想，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尚等等。
尽管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流毒至今还未肃清；
但是，由于“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因此，我国社会风气的本质和主流还是好的。
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点。

社会风气中也确有不少消极因素。
这里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旧社会遗留的封建迷信、赌博斗殴等不良习气和外来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等。
这些东西，是社会上和军队都应反对和抵制的。
二是社会上可以提倡或允许，但也应加强管理教育，防止其中出现一些不健康因素的，如青年们的跳舞、多样的服装和发型等等。
这些在部队就不提倡或不允许，并应防止社会上这些方面存在的不健康的因素对部队的影响。

总之，我们要看到，社会影响包括积极、消极两个方面。
首先要运用好的社会影响来教育部队。
比如，宋庆龄、栾fú等同志，一生追求共产主义，到临终前，还积极要求入党。
我们就应该以此来勉励广大指战员热爱党、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象陈景润等同志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心钻研科学技术，我们也可以以此来引导干部战士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专业技术。
象苏州女青年杜芸芸主动把十万元遗产献给国家，我们应当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同志要用实际行动爱国家，爱集体，自觉发扬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
许多海外赤子冲破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投奔祖国怀抱，我们更可以用来激发干部战士的爱国主义热忱。

在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面前，叹息、埋怨都无济于事，关键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动大家主动去抵制。
我军历来就是这样做的。
当年，“南京路上好八连”能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
今天，驻守在侨乡鼓浪屿的某部八连，身居“南风窗口”，巍然屹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顶住了外来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群众赞誉他们是“海上花园好八连”。
这说明，不良的社会影响是完全可以抵制的。
而且，只要我们加强教育诱导，有些消极的社会影响，也可以引出积极的效果。
比如发动干部战士分析研究一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冯大兴由“学习尖子”堕落成偷盗杀人犯的事件，对于帮助大家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提高改造思想的自觉性，是大有好处的。

那些部队不允许、但社会上允许的东西，有时确会对干部战士产生某种不好的影响，这也必须加强教育。
要使大家认识到，我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所担负的任务决定了对自己的成员要有特殊的严格的纪律和要求。
比如说，地方上八小时工作外的时间归个人支配，穿衣戴帽可以各随所好，军队就不能如此这般。
只要我们把有关的道理讲清楚，干部战士对这些是会有正确认识的。

在社会上的不好的影响面前束手无策，叫苦不迭，一味埋怨它对部队影响多么大，这是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无力的一种表现。
现在，党中央决定要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状态，我们应当紧密联系部队实际，不但要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卓有成效地学习地方上的好思想好作风，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
还要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努力改变那些不好的社会风气。
过去，在艰苦奋斗、严守纪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做好事等方面，我军曾经带了头，对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起了积极作用。
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

作者：袁学道
栏目：思想战线

画家范曾的作品，曾不止一次地打动过我的心。
我以前总以为他是位画坛老将。
最近读了《中国青年报》所载《把艺术献给亲爱的祖国》一文，才知是位后起之秀。
他的成长和经验之谈，引起我许多联想。

1980年4月，范曾与张仃的联合画展在香港举行。
一个半小时之内，所展作品就被各国收藏家抢购一空，一时传为艺坛佳话。
不久前，在日本举办他的个人画展，全部作品也被抢购一空，为祖国挣得了几十万元外汇。
范曾的成功，说明他的艺术造诣之深。

然而，他自己却认为，在艺术上，他并不是一个天才。
为了探求精深的艺术技巧，他曾“在苦海中沉浮”。
他说：“苍天没有给我什么独得之厚，我的每一步前进，都付出了通宵达旦的艰苦劳动和霜晨雨夜的冥思苦想。”
他认为：“每个人的头脑，最初大体是一块顽石，其中可能包着一块‘和氏壁’。
如果不把璞衣敲掉，顽石永远是顽石，‘和氏璧’就永远在石头里韬光养晦。”
这段精辟的体会，值得每个立志成材的青年同志深思。

我想，当初他如果以天才自恃，不刻苦用功，显然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
同样，如果他当时只认为自己是块顽石，而没有看到石里可能包着一块“和氏璧”，那也不可能那样满怀信心地“在苦海中沉浮”。
所以，青年人要想成材，首先要对自己作正确的估价，有自知之明。

我们有些年轻人，在生活的征途中，往往过早地给自己作终身的裁决，“唉，我就是这么块料子，这一辈子算是定型了，怎么努力也是枉然”；
“我基础差、底子薄，一无特长、二无天才，还求什么作为呢？”
对于这些同志，你说他胸无大志，可能有点冤枉。
问题是他没有正确认识自己，只看到自己象一块顽石，而没有看到这块顽石里面可能包着一块“和氏璧”，只要下功夫敲掉外面的璞衣，珍宝就会显露出来的。
“视己一朵花，看人豆腐渣”，固然不对；
“看人一朵花，视己豆腐渣”，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人贵有自知之明。
这个“明”，是说对自己的长短、是非要看得清楚，并不是说不要珍惜自己的长处，不要去寻找自己身上的“和氏璧”，不必去发挥自己的潜在力量。
一个人过于自信，夜郎自大，当然难有长进；
妄自菲薄，自暴自弃，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当然，人的天赋、才能是有差别的，各个“顽石”中所包藏的“和氏璧”，也会有大小的不同。
不承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
然而，一般说来，这种差别又是相对的，可以改变的，而且对人的后天成长发展并不起决定作用。
古人说“天生我材必有用”。
不管天资、才干如何，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刻苦学习，“敲掉璞衣”，同样能够挖出自己身上的“璧”来，为人类作出一分贡献。
我们应该具有范曾那样的自知之明：我是“顽石”，但其中可能包着一块“和氏璧”。

作者：战士聂兆祝
栏目：思想战线

常常听到一些基层政工干部为难地说：“现在讲大道理战士不愿听，政治教育真棘手啊！”
我觉得，对“战士不愿听大道理”之说，需要作一番分析。

应当承认，由于社会上一些人向钱看、讲“实惠”思想的影响，有些青年战士确实程度不同地产生了厌倦大道理的情绪。
但这只是部分人的情况，不是多数战士。
另一方面，还有个怎么讲大道理的问题。
据我观察，不少基层干部洪大道理，往往是照本宣科，空洞抽象，洋洋万言，“白开水”一桶，这能完全怨战士不愿听吗？
与其说这是讲大道理，不如说是讲空道理；
与其说战士不愿听，不如说是干部讲得实在不中听。
有些单位政治教育效果不好，或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问题较多，上级一查问，他们就以“战士不愿听大道理”来搪塞。
这是不能说明问题，也无助于改进政治工作的。

当然，说者容易做者难。
我是个战士，怎样才能讲好大道理，搞好政治教育，我不敢妄说。
但我记得军报介绍过优秀政治指导员薛晓明给战士上政治课的事迹。
你看他，说古论今，妙趣横生，一开始就用一个富有魅力的幽默笑话“抓”住战士，接着用寓理于事的方法逗得你非听不可。
通过一次随便的“聊天”，调整的大道理有机地揉进了生动的材料之中，抽象深奥的理论被形象化通俗化了，枯燥无味的概念有味道了，战士的思想疙瘩迎刃而解了。
听了他讲的大道理，就象喝了一杯茅台酒，余味无穷。
这样有针对性、知识性、趣味性地讲大道理，谁不愿意听？
要知道，今天的战士，文化程度比过去高了，求知的“胃口”也大了，对政治教育的要求也更高了，而我们有些干部所能提供的依然是那些淡而无味的“白开水”，这怎么能取得好的效果呢？
我想，要是我们的政工干部都下苦功提高自己的政工艺术，多给战士“茅台酒”，少给战士“白开水”，战士们是会欢迎大道理，愿听大道理的。
即使过去因种种原因对大道理有偏见的同志，也会被你的生动的大道理所吸引，变得爱听起来。

作者：刘双发
栏目：思想战线

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线上，扳道工人为了使火车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时时刻刻都在做扳道岔的工作。
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也需要学会“扳道岔”。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是复杂多变的。
一些同志由于一时受某些不良事物的影响，或被某种错误观念所左右，或对生活中受到的挫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因而思想上误入歧途、走向岔路的事，是常有的。
即使一贯表现较好、积极上进的同志，有时也不能避免。
这就需要我们政工干部帮助他们扳好思想上的“道岔”，通过耐心细致的启发诱导工作，用革命的道理，把他们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我们常常发现，当某个同志正在迷途上徘徊或因看不清方向而犹疑、痛苦的时候，领导干部和同志们诚恳的一席话、一句提醒、一个举动，都可能使他猛然醒悟而走向新的起点，犹如扳道工扳一下道岔，就会使整个列车改变行向一样。
我们政工干部都要善于做这种思想上导向、引路的工作。

扳道工最宝贵的是高度负责精神。
他日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来不得半点马虎。
稍有不慎，就会招致大事故。
我们做人的思想工作也需要扳道工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对干部战士思想的动向要做到及时发现，有了偏向及时引导，结了疙瘩及时解决。
处理不慎，也会出岔子的。
有些单位事故不断，就是防不了，什么原因呢？
恐怕与不善于及时“扳道岔”有关。
其实，许多事故都是早有苗头的，可我们的政工干部却没有及时发现、引导，扳好思想“道岔”，而是等到出了事故，这才恍然醒悟。
这种教训不是多的是吗？

所以，及时扳好“道岔”非常重要。

作者：王计元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人们常说，思想教育工作要对症下药。
这话很对。

可是，医生要做到对症下药，除了会正确诊断外，还得懂药。
据说药品有上万种。
一个医生虽不能全懂，至少也要懂得一些重要药和常用药，才能针对病症，选配出最佳药方。

治疗人们“思想病”的“药”就更丰富了。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心理学、教育学和其它各种知识。
现在有的单位思想教育尽管抓得紧，但解决问题总是不够有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者自己懂的“药”太少。
一些问题自己认识不清，就很难帮助别人解开思想疙瘩。
有的只会讲些空道理，不会结合实际讲清具体道理。
有的用一两种“药”不见效，以后就没办法了，于是不切实际地断定人家“不可救药”。

要提高思想教育效果，教育者必须加强学习，力求使自己头脑中多装些“灵丹妙药”。

作者：王计元
栏目：思想战线星火小集

看到我国优秀运动员的精彩表演和优异成绩，不禁为之叫好。
这时，不能不想到为培养这些运动员付出辛勤劳动的优秀教练员们。

据说，教练员大都是从老运动员中选拔而来。
他们年轻时驰骋沙场，战果辉煌。
一旦年龄大了，就愉快地退出比赛第一线，为选拔培养新运动员做努力，把自己的丰富经验和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运动员，以帮助他们超过自己为最大喜悦。

由此想到，为革命事业建立过丰功伟绩的老干部，也应发扬这可贵的“教练精神”，在年老体衰后，以无产阶级的千秋大业为重，退出领导第一线，努力作好选拔和培养新干部的工作。
这样，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一定会日益兴旺发达。

作者：沈新炎
栏目：理论之窗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这是一个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论断。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1956年以来，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成员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因而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
但是，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
“四人帮”的某些残余，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也还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活动。
这些残余势力虽然已经不能再形成一个完整的阶级，公开地全面地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但是从他们的阶级属性、从他们同我们之间斗争的性质来说，则完全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期内将继续存在的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还要看到，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它们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影响，还会起腐蚀和毒害作用；
加上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同世界各国交往的扩大，某些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作不可避免地随之侵袭而来。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予以重视，认真对待。

当然，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所存在的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两个对抗阶级全面的阶级斗争，与以往阶级斗争相比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具有新的特点。
我们可以把这种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叫做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对待这种阶级斗争，我们就不应采取过去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而要注重于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法制，针对阶级敌人的活动范围、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程度，依据社会主义的法律程序进行打击和处理。
他们在什么地方、什么范围内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就在什么地方、什么范围内打击他们。
我们只有对这种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有正确的认识，既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并采取恰当的有效的斗争手段，才能有利于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有利于我们聚精会神地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据1981年8月15日《文汇报》沈新炎的文章）

作者：许正民
栏目：理论之窗

《决议》指出，从建国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一提法是十分科学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两者包含的内容是有些差别的。
我国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即把个体农民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利用、限制、改造”和赎买政策，对城市个体经济实行合作化等等，都是围绕如何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来进行的。
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它还包括将公有制逐步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一直要延伸到共产主义。
显然，后者要比前者的时间长得多，困难得多，艰巨得多。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
象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大国，生产社会化程度低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决定了与我国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
不仅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不同形式要同时并存，而且劳动者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还必须存在。
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那个提法，很容易忽视生产力的状况，急于过渡、急于提高公有化程度。

（据1981年8月1日《文汇报》许正民的文章）

栏目：理论之窗

第一种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所有制变更了，价值规律已经成为一个“被认识了的必然”，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一起，调节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和流通，促进着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
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调节着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第二，调节着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的关系，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调节着社会主义商品流通。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指出，只承认价值规律有“影响作用”的观点，违背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内在规律的原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不起调节作用，但在个人消费品流通的一定范围上起调节作用。
商品供求之间矛盾会不断出现，国家还要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

第三种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代替了自由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价值规律作用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流通中不再起自发的调节作用，而只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第四种意见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引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的一段话：“社会发展、社会享乐以及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决定于时间节约。
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
因此，应该把价值规律理解成节约时间的规律。
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虽然是按社会必要劳动量交换产品，但它有促使节约劳动时间的客观作用。
因为个别劳动时间千差万别，但交换的标准则是反映大多数生产者实际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价值规律的作用，必然使生产单位的劳动时间不断减少。
价值规律必然要表现为节约时间的规律，也就是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的规律。
因此，对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毕竟是时间节约意义上的那个价值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价值规律不仅现在而且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存在和发生作用。

（摘自《新时期》1981年第7期）

作者：王森生
栏目：理论之窗

八路军、新四军改称为“人民解放军”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这个过程开始于1945年8月中旬，整体改变于1946年9月—10月间，完成于1947年12月底。

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中央军委和延安总部不仅批准和称呼过部分地区部队为“××解放军”、“××人民解放军”，而且在某些文件中将八路军、新四军简称为“解放军”。
1945年8月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七号反攻命令，其中第四号命令规定所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
这是我军最高统帅部文电中首次使用“解放军”这一称呼。

中央军委和延安总部当时决定将八路军、新四军改称“人民解放军”，是准备迎接内战的一项必要的战略措施，这一措施是与当时即将变化的国内阶级矛盾、战争性质和我军战略任务相适应的，是完全正确的。
只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出现了部分地区部队改称，而我军整体上又没有改称“人民解放军”的情况。
但这些部队是我军的组成部分，其名称改变又是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的。
因此，我军名称由八路军、新四军改称“人民解放军”的过程，应该说是1945年8月中旬开始的。

以后，由于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我党为表示对和谈的诚意，曾一度决定继续使用八路军、新四军番号，同时指示已经改称“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中止这一称号的使用。
但是，到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后，我军又公开使用“人民解放军”的名称。
如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1946年10月3日、7日的社论中，凡提到我军之处，一律使用“人民解放军”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呼。
10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也公开使用了“人民解放军”称呼。

“中国人民解放军”称呼的普遍使用，是从1947年1月下旬，华中军区及野战军与山东军区及野战军正式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取消新四军番号时开始的。
此后，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指示（包括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著作）中，普遍使用的是“人民解放军”称呼。
1947年3月24日，新华社第一次公开了“人民解放军总部”这一名称。
从同年7月底开始，各地部队正式改称“人民解放军”。
如：7月29日，晋冀鲁豫军区命令所属部队自8月1日起，改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臂章。
7月31日，中央军委批准西北野战军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
11月25日，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嗣后，“内蒙古人民自治军”也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
至此，我军名称改变的过程全部完成。

（据《党史研究》1981年第二期王森生的文章）

作者：顾勇华
栏目：时事信箱

编辑同志：

现在许多厂矿企业都建立了经济责任制，请《时事信箱》介绍一下：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有哪些好处？

战士 刘云生

刘云生同志：

工业生产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当前国民经济调整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
从全国范围来看，实行的时间还不长，目前正处于开始普遍推广的阶段。
但是，它的效果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首先，它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果，实现了增产增收。

其次，有效地克服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大大提高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推动了企业整顿，使企业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第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企业“统收统支”、捆得过死的状况，使企业进一步搞活了。

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的好处，有些方面已经看得比较清楚，有些还正在逐步显示出来。
这是因为它适合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当然，作为一个新事物，经济责任制本身还需要不断完善，在实行过程中更需要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但是，可以相信，只要我们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不断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就一定能使经济责任制得到健康的发展，在工业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顾勇华

十几天来，内蒙古沿黄河两岸八百多公里的防洪大堤上，十四万军民日夜奋战，给整个黄河大坝加土一百八十多万土方，加固了险堤九万五千多米。

19日下午四时，三盛公黄河枢纽工程开闸分洪，减少黄河流量每秒三百立米，把黄河流量控制在每秒五千三百到五千四百立米之内，这对内蒙古的抗洪斗争将起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9月19日讯 今天，万里黄河上游第一座水电站工地——龙羊峡水电站施了围堰前出现的最高水位，已经缓慢下落。
龙羊峡工地及其以下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沿黄河参加抗洪抢险的广大军民，再接再厉加强防洪工作。

9月9日以来，黄河上游龙羊峡以上发生的建国以来的最大洪水，已持续十天。
目前，洪峰从青海经甘肃、宁夏正向内蒙古境内黄河河段推进。

黄河上游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数十万军民，日以继夜地守护在黄河沿岸。
宁夏回族自治区参加防洪的军民已增加到十八万人，他们抢修加固了三百多公里长的堤防。
内蒙古自治区的十四万军民，连日来对境内的黄河堤防进行了检查，并加固了其中的九十多公里长堤防。
对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动脉——包兰铁路，加强防护，千方百计保证畅通。

当前，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正与四省、区紧密联系，密切注意黄河上游的雨情、水情、工情的变化，密切关注龙羊峡、刘家峡水电站和四省、区以及包兰铁路的安全问题。

龙羊峡围堰安然无恙，保卫着黄河中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是施工现场一万五千多军民连日奋战加固围堰的成果。
新华社记者 王精业摄（传真照片）

据新华社曼谷9月19日电 泰国《民意报》最近刊登的该报记者深入民主柬埔寨管辖区梅莱山地区采访后写的一篇报道说，民柬管辖区逐渐巩固和扩大，居民生活越来越安定。

报道说，记者参观了拥有两万多居民的四个大村落。
这些村落是今年2月才建立起来的。
居民们正在紧张地从事生产劳动，田园里种满了玉米、木薯、豆类、红薯、芭蕉等作物，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鸡鸭。
孩子们有的去上学，有的在树荫下嬉戏，老人有的在照料孙儿，有的在编织用具。
一些居民还在扩建自己的住房。
青年人有的背着枪在执行巡逻任务。
每一个生活在民柬管辖区的人，似乎都处在安谧的环境中。

报道说，在乔森潘领导下的民主柬埔寨政府管辖区里，那些不愿做亡国奴和热爱独立的高棉人民正在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据新华社曼谷9月17日电 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新闻处主任颂·卡达潘中将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近来，民主柬埔寨武装力量不断开展游击战，出动小股部队，主动向越南和韩桑林部队发起进攻。
据悉，在上个月，民柬方面仅在暹粒省就解放了一百一十八个村庄。

民主柬埔寨解放区注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许多村庄都办起了学校和识字班。
这是柏威夏省解放区的孩子们正在上文化课。
柳初摄

民主柬埔寨解放区军民积极垦荒，发展生产。
柳初摄（照片）

新华社石家庄9月20日电 河南省女神枪手巫兰英、冯梅梅，今天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1981年全国射击分项赛（飞碟和跑猪）的女子飞碟双向二百靶比赛中，分别以一百九十四靶的同样成绩，超过了由意大利选手汉斯伯格在1979年创造的一百九十二靶的世界纪录。

新华社9月20日讯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览今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共展出作品一百八十多件。

美术作品有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连环画等。
油画《永不休战》、《鲁迅和瞿秋白在一起》、版画《寒凝大地发春华——鲁迅与陈赓畅谈红军反围剿战斗中的重大胜利》、雕塑《于无声处》、《怒向刀丛觅小诗》等，刻画了鲁迅先生伟大形象，表现了鲁迅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气节。
更多的作品，则是用画笔艺术地再现了鲁迅小说的情节、人物。
三十年代，鲁迅曾大力扶持新兴的中国木刻。
这次展出的木刻作品中，有一部分就是当年木刻家们赠与鲁迅的作品。

展出的书法作品千姿百态，吸引着观众。
这些或篆、或隶、或草、或楷的作品，大部分是书写鲁迅的诗，也有的是书写自作诗，这些诗表现了书法家们对鲁迅的崇敬和怀念。

六十多幅摄影作品，真实地记录了鲁迅的战斗生活，引起观众浓厚兴趣。
其中，鲁迅与仙台医专同学的合影是新发现的。

新华社9月19日讯 全国铁路将从10月11日零时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按照新的列车运行图，各铁路线共增加旅客列车六十四对，货物列车一百九十四对。
新增加的旅客列车中有十五点五对是直通快车。
其中有北京到南昌、贵阳、银川的直通快车由现行图隔日开行改为每日开行；
还有北京到重庆、北京到太原、北京到包头、合肥到成都、徐州到成都、西安到成都，西安到乌鲁木齐等直通快车。

新运行图还把现行图原十对旅客直通快车改为特别快车。
这些特别快车是：北京到西安的35/36次、北京到武昌的37/38次、北京到兰州的43/44次、北京到福州的45/46次、上海到广州的49/50次、上海到乌鲁木齐的52/53和54/51次、北京到昆明的61/62次、北京到乌鲁木齐的69/70次，上海到昆明的79/80次、北京到广州的47/48次。
新运行图实行之后，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各省的省会、自治区的首府，以及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都有了直通北京的快车。

新运行图进一步改善了运输组织，调整了列车速度。
旅客特别快车减少了停站次数，保持或提高了旅行速度。
十对现行直通快车改为特别快车后，平均每对列车减少停站三十二个，停站距离达八十三公里，基本上改变了现在“快车不快，停站偏多”的状况。
例如，新运行图往返北京到武昌间的37/38次特别快车，一个单程需旅行时间十七小时三十二分，比现行图要缩短二小时四十三分。

我国铁路客货运输量日益增长，1978年编制的现行列车运行图已很不适应客观实际的需要。
同时，由于一些新线、复线相继建成通车，自动闭塞区段不断增加，主要干线的旅客直通快车又采用了内燃、电力机车牵引，运输工作也不断改进，使全国铁路运输能力有了提高。
新的列车运行图编制和实行，将会更好地发挥现有铁路运输设备的作用，以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
目前，全路职工正在积极做好实行新运行图的各项准备工作。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9日电 美国约二十五万劳动者今天在华盛顿市中心区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国会前集会，抗议美国现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反对损害美国劳动者的权利和福利。

这次“团结日”示威是由劳联—产联以及教员、学生、妇女、有色人种、教会等许多组织联合发起的。
示威者们挥动旗帜，高呼“降低利率、保障就业”、“对全体美国人实行公平的保健制度”、反对削减福利开支等口号。

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是劳联—产联主席莱恩·柯克兰，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常务理事本杰明·胡克斯，全国妇女组织主席埃莉诺·斯米尔以及被杀害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夫人科雷特·金。

劳联—产联主席柯克兰在集会上号召美国劳动人民和妇女团结起来，反对政府“损害着千百万人的家庭、健康和希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据新华社德黑兰9月20日电 据伊朗电台今天报道，伊朗八十四名持不同政见的人昨天清早在德黑兰的埃温监狱里被处决。
这些被处决的人大部分是最近在德黑兰举行的反对现政府示威游行的参加者。

据伊朗《世界报》今天报道，伊朗革命总检察长穆萨维·塔布里齐说，谁在街上进行武装示威游行，就判以当场处决，谁向示威游行者提供摩托车或汽车也将立即判以死刑。

作者：辛纪苏
栏目：述评

9月18日，在波兰首都华沙全文公布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就当前波兰局势致波兰党和政府一项措词极为强硬的声明。
这一声明向波兰当局和人民进行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露骨的指责和干涉。

在这项声明中，苏联领导人“提请”波兰党和政府“注意反苏主义的加剧已经达到了危险的边缘”，并责问波兰当局为什么迄今对“反苏运动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措施”。
声明指责说，在波兰这件事“不受惩罚地进行”，那件事“未被制止”，而且“从未知道有任何一次反苏挑衅肇事者曾得到来自当局方面的强烈反应和对他们进行惩办的情况”。
声明扬言苏联“完全有道义上的权利”，“要求结束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发生的蛮横无礼的反苏行径”，并威胁说，如果波兰当局“继续采取姑息态度”，就会对波苏关系“造成巨大损害”，并且要求波兰领导“立即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
人们记得，凡是不合克里姆林宫口味的东西，一概斥之为“反苏”，这是苏联领导人干涉他国内政的一贯使用的借口。

波兰人民的事情应该由波兰人民自己来解决。
然而波兰动乱一年来，苏联不断运用政治、军事、宣传、经济等种种手段对波兰进行威胁和干涉，今羊6月5日，苏共中央给波党中央的信，就明目张胆地攻击了波兰现领导人，指责波党的路线和政策，甚至号召“一切健康力量”起来“反击”和“斗争”。

最近时期，苏联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地区搞了十万大军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对波兰施加军事压力。

在最近几天中，莫斯科还掀起了一场更加集中的宣传运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和恫吓波兰的报道，并组织一些工厂企业在报上写信，表示要对波兰进行“国际主义的援助和支持”。

这一次，苏联领导人又迫不及待地再次对波兰当局和人民大张挞伐，要波兰当局“立即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把波兰局势恢复到合乎苏联心意的轨道上来。
这是对波兰内政更为严重的干涉。

目前，波兰局势进一步动荡。
我们相信，波兰人民终究会找到办法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斗争是复杂的，更不容外来干涉。
苏联究竟进一步要在波兰采取什么行动，正在引起人们的警惕。

本报讯 总参谋部离职休养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防化学院副院长刘凯同志，因病于1981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
刘凯同志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入伍，终年六十八岁。

本报讯 河北省唐山军分区干休所离休干部、原广西省军区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大队长钟国庆同志，因病于1981年8月5日在唐山市逝世。
钟国庆同志1931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六十九岁。

作者：肖斌
栏目：西方百态

“娱乐城成了恐怖城”，“一提起‘凶杀’和‘绑架’这两个字眼，明星们就毛骨悚然”。
这是美国报纸对著名影城好莱坞今日境遇所作的描绘。

据报道，好莱坞去年发生的凶杀案和绑架案达二千五百宗，抢劫案六千五百起。
对电影明星们的恐吓信件和电话，则多得难以统计。
一个名叫黛莱克的女明星，三个月内就接到七十封威胁信。

在恐怖阴影的笼罩下，美国好莱坞的明星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中有些人往昔喜欢在大庭广众出风头，而今却不敢轻易单独出门，有的甚至开始过起“半隐居”的生活来了。
有一个男演员由于长期在恐怖气氛中生活，患了恐惧症。
他最近到纽约参加朋友的婚礼，因害怕暴徒跟踪暗杀，看到没有防弹车候接而拒绝下飞机。
许多明星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惜花费钱财雇用保镳、添置家庭安全设备。
据报道，被称为“巨星”的约翰·特拉华达，除有一个“家庭安全专家”外，还雇有数名保镳，昼夜值班。
一个名叫戴维·布依的男明星赴外地演出期间，随行的保镳竟有六人之多。
至于女明星外出，更是保镳随从不离身。
而在明星的住宅区，有的在房舍周围筑起高墙并加上电网；
有的特设电子报警门并在窗上安装防弹玻璃；
有的在家中建有“安全室”，装上钢门和剪不断的电话线，以防歹徒闯入，并在紧急情况下与警察联系。
为了防止子女被绑架和杀害，许多明星还不得不给子女改名换姓，经常变更就读学校。

好莱坞明星的这种恐惧症，近来成了美国记者笔下的爆热题材。
一个记者写道：“电影明显和编导们往往对耸人听闻的谋杀、绑架和强奸故事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可以编拍成曲折离奇的电影而大捞票房收入。
但是，当这些故事真的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时，则是另一码事了。”
这话击中了要害。
好莱坞的老板和明星们今天所遭到的厄运，不正是对他们拚命拍摄诲淫诲盗影片的一种应得报应吗？！

（肖斌）

作者：肖斌
栏目：西方百态

在英国移民来到澳大利亚之前，这块为大洋所环抱的土地上大约有三十万以游牧为生的土著人。
由于白人殖民者的血腥图杀，到本世纪初土著人只剩六万六千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数量才开始回升，近年增至近二十万人。

今年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虽然不再有灭绝的危险，但他们仍受歧视，不少人还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据报道，土著人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二十岁，婴儿死亡率为全国平均数的四倍。
特别是这些土著人只要对当局稍有不满和反对，就会遭到拘捕监禁。
他们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但坐牢的人却占在押犯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七。

为了争取平等生存的权利，澳大利亚土著人已开始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他们要求在学校教授土著人语言，在议会有席位，在政府中有职位。
上图为土著人在首都堪培拉举行游行时的情景。
（肖斌）

作者：王宇
栏目：西方百态

演假

成真 王宇画（图片）

作者：俊鸣
栏目：西方百态

作者：廖西
栏目：西方百态

前几个月，意大利那不勒市一家殡仪馆的老板，头部连中五弹，横尸街头。
警察发现枪杀这个老板的是那不勒市另一家殡仪馆的老板。
据说，这个人所以开枪杀人是因为前者抢了他的生意。

在意大利，开殡仪馆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老板们可从代死者家属办理丧事中赚取大笔金钱。
正因为这样，在那不勒市就竞相开办了八十家殡仪馆。
但是，这个城市平均每天只死四十个人，于是殡仪馆的老板们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他们有的派出帮办半路追赶载死人的汽车，以便抢先包揽丧事；
有的派出耳目去医院探听病人死讯；
有的甚至用钱收买医护人员，以便事先得到准确的预报。
这样一来，往往病人还未断气，竟然有好几家殡仪馆的人同时找上门，争夺安丧事宜，弄得病人家属恼怒不堪。
有时为了抢夺“生意”，同行之间常常争吵殴斗，甚至动刀动枪打击对手。
这些老板为了赚钱，是如此不择手段，资本主义的“文明”由此可见一斑。
（廖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