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发/廖达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福州部队某师指战员在参加紧张的“八一”阅兵以后，又冒着酷暑活跃在福州市区的一些公共场所，为建设文明城市做了许多好事，尽自己的努力，使称之为榕城的福州市更加美丽。

这个师受阅期间住在福州大学、福州二中、鼓楼第一中心小学等七所学校里。
干部战士牢记我军宗旨，走到哪里就把“四有三讲两不怕”的文明之风带到哪里。
他们利用休整时间，帮助学校、街道清垃圾，除杂草，美化环境；
会木工和油漆工的同志带着工具，给一些学校修理门窗，油漆桌椅。
住在福州大学的某团干部战士，帮助学校师生员工，把校园内一万六千多平方米杂草除得干干净净，将三千多米人行横道和一百多条水沟整治得面目一新。
他们还在图书馆前修筑起五个花圃。
在通往学校广场的道路旁，战士们用碎白石精心镶上“美化校园，培育人才”八个大字，表达了他们期望学校为四化建设多出人才的美好心愿。

在福州市五一广场、公园、动物园以及风景游览区，每天都可以看到许多干部战士在修桥铺路、疏通阴沟、冲刷厕所、清除垃圾。
某团指战员曾在4月间把捕捉的一对小云豹，赠送给福州动物园。
这次他们在团长带领下带着扫把、铁锨，来到动物园把一座座兽馆里的喂养池、粪便沟掏干冲净。
动物园管理处职工怀着感激的心情，赠给他们一面“保护动物资源”的锦旗。
某团“红四连”干部战士来到著名游览胜地鼓山，从“大雄宝殿”到“喝水岩”，从环山路到望江亭，把每一条道路、每一座亭阁，都打扫得干净整洁。
前来游览的中外游人见此情景，都向战士们投去敬佩的目光。

在繁忙的车站、码头，干部战士冒着酷暑，满身尘土，帮助装卸货物，搬运行李。
福州火车货运站积压三千八百多件货物。
某团耿副政委带领“青州连”干部战士闻讯赶去，肩扛手搬，从清晨干到傍晚，完整无损地将这批货物装卸完毕。
货站职工看到战士们个个挥汗如雨，买来冰棒给他们解渴，可是没有一个人去吃。
工人们翘起拇指称赞说：“解放军讲文明，守纪律，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本报通讯员 刘发 本报记者 廖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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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8月18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昨天复信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重申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一边，支持他们恢复民族权利和收复失地的斗争。

复信说，“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以关切的心情，密切注视着中东形势的发展。
我们对以色列当局顽固坚持其侵略和好战政策，最近在黎巴嫩国土上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所犯下的新的侵略罪行，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
对巴勒斯坦人民不幸的遭遇，和他们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和表示坚决的支持。”
复信说，“你在来信中提到‘赤裸裸的侵略、重大的损失和巨大的痛苦都不能动摇我们人民继续革命长征，以实现返回家园、民族自决和建立巴勒斯坦独立国家的固有民族权利的意志和决心’。
这充分体现了巴勒斯坦人民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

复信最后指出，“面对当前中东出现的复杂、紧张和风云多变的形势，我们衷心希望并深信，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将能继续提高警觉，坚持自己队伍内部的团结和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暂时困难，最终实现自己的崇高民族目标。”

作者：欧阳如华刘从礼
版面：头版

本报讯 空军提出从驻京机关部队抓起落实“三讲”，已经两个多月过去了，现在情况怎样？
记者最近对此进行了采访。

记者每到一个单位，差不多都能听到或见到干部战士自觉讲究军容风纪，注重军人举止的事例。
北京入夏以来气候炎热，空军军以上干部读书班的同志，在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时，着装整齐，列队入场，尽管场内闷热，但大家坐姿端正，精神饱满。
空军司令部一位副参谋长曾带领司政机关一些干部，到北京站、王府井、前门、颐和园、动物园等处，检查出入这些公共场所的空军人员执行“三讲”的情况。
他们遇到二百六十七人，符合“三讲”要求的占95.1％。
空军政治部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提出，要演好兵，先要学好兵、当好兵。
有的男演员把大包头、大鬓角、怪发型剪掉，受到观众好评。

空军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战士还结合本职工作，认真搞好文明服务。
担任警卫任务的战士开展了“假如我是来客”的讨论，制订了《门卫值班员文明礼貌守则》和《文明用语十二条》。
对来客态度和蔼，礼貌周到。
一个多月来，他们先后为三十五名来客找到了单位不详、地址不详的被访者，使客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通信总站话务连的同志提出，工作中要做到“百问不烦，百接不厌，语言文明，主动热情”。
6月以来，他们每天平均接转电话六千二百多次，不仅没同用户发生过争吵，还为用户叫电话一千六百多件，传话二百二十四件，受到许多用户的表扬。

最近，空军司令部召开了空司机关、直属单位“三讲”活动经验交流会，有六个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发了言。
空军驻京机关部队决心把“三讲”活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做出显著的成绩。

（欧阳如华、刘从礼）

栏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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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央军委1977年12月作出《关于整顿和加强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制定了十条财经纪律以来，部队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在整顿财经纪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财务管理逐步加强。
今年初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纪委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精神以后，各单位抓紧检查和纠正经济领域中特别是违犯财经纪律的不正之风，做出了明显成绩。

但是，某些单位在财经方面违法乱纪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特别是有的精简整编的单位以及同港、澳、侨商、外商接触较多的单位，问题更为突出。
如：有的采购走私物品，非法购买国家控制的商品，甚至搞转手倒卖，从中渔利；
有的用公款大肆购买“纪念品”、“福利品”，随意私分，甚至侵吞和私分部队的军需装备物资；
搞计划外工程，超标准建房；
弄虚作假，多报冒领国家经费，损公肥私；
有的截留资金，私立家务，自行开支；
用营房开办招待所，接待地方旅客收费赚钱；
有的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等。
这些问题，尽管是极少数，但严重违反了党纪、军纪和国法，造成国家财产的极大浪费和损失，败坏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腐蚀党员、干部，损害党和军队的威信。
各级领导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在经济上不正之风之所以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十年动乱造成的财经纪律松弛的状况，并未完全改善，有些单位财务监督检查制度至今尚未建立和健全起来。
其二，有的单位少数领导干部存在着特殊化思想，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为着个人和小团体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
其三，社会上走私、投机倒把、“向钱看”等歪风吹到部队里来，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住考验。
其四，有的单位领导存在官僚主义，对严肃财经纪律重视不够，对经济领域里的不正之风，检查处理不严，甚至听之任之。

坚决纠正违犯财经纪律的不正之风，最重要的是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把严肃财经纪律列入议事日程。
许多单位的经验证明，党委严格把关，领导以身作则，是执行好财经制度的关键所在。
从过去发生的一些违犯财经纪律的现象看，同所在单位的领导往往有直接关系，个别单位的党委甚至作出了违犯财经纪律的决定。
武汉部队工建某团违犯财经纪律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模范地遵守中央军委制定的财经纪律，坚决执行各项财务标准、制度，廉洁奉公，勤俭节约，不搞特殊，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特别是精简整编的单位，要认真执行总参、总政、总后有关文件的规定，让干部战士都知道文件的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组织纪律，切实搞好财务物资管理，防止丢失、损坏、被盗，严禁私分公款、粮食、票证、公物，严禁突击花钱，乱购物资，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挥霍浪费。

要建立和健全财务监督制度，恢复和发扬我军经济民主、财务公开的优良传统，加强财经纪律的检查。
各级经费收支和管理情况，每年要向同级党代表大会或党委扩大会议作报告。
团以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切实监督检查部队贯彻执行财经纪律的情况。
根据中央军委和总部的要求，应坚持每年搞一次财经纪律检查，各单位还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
对违犯财经纪律的，要严肃处理，不能迁就姑息，搞“下不为例”；
特别是经济退赔问题要坚决兑现，决不能让搞不正之风的人占公家便宜。
对错误严重、情节恶劣的，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党委集体作出违犯财经纪律错误决定的，应认真检查，坚决改正。
搞好财务监督，还要保证财会人员履行职责的权利，对于违犯财务制度的不合理开支，财会人员有权拒绝支出或报销。
党委、纪委对坚持原则、敢于抵制不正之风的财会人员和其他人员，要给予支持和表扬，决不允许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进一步实行经济调整，军队的一切经济开支，都应从四化建设的大局出发，考虑国家的经济条件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厉行节约，精打细算。
各级党委、纪委和广大党员、干部都应自觉地维护和遵守财经纪律，坚决同违犯财经纪律的不正之风作斗争。

作者：张晓林/王建国/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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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8日讯 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政委高厚良，今天会见了原国民党空军少校黄植诚，对他驾机起义归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勉励他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贡献力量。

上午十时，黄植诚来到空军领导机关办公大楼正厅，庄严地向鲜红的“八一”军旗致军礼。
黄植诚来到会见厅时，张廷发、高厚良等空军领导同志同他亲切握手，对他光荣地加入人民空军行列和来到北京表示欢迎。

谈话时，张廷发说：“台湾要归回祖国，祖国要和平统一，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你驾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这条路走得对。”
张廷发指着在座的黄友寿、徐廷泽、唐世耀、阎磊、朱京蓉对黄植诚说：“1946年以来，从国民党空军起义归来的已有四十一架飞机、八十九人。”
黄植诚高兴地说：“我是第九十个了。”
张廷发说：“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不管什么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是爱国的，他归来我们都欢迎。
过去驾机归来的同志，他们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现仍在空军工作的同志，有半数是师以上领导干部，他们都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高厚良对黄植诚说：“希望你好好学习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共同把人民空军建设得更强大。”
黄植诚听了，非常高兴，连连点头。

张廷发还向黄植诚介绍了祖国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和党的六中全会的情况，希望他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一看。
黄植诚说：“我非常希望到各地看看。”
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定烈、政治部副主任毕皓等参加了会见。

本报8月18日讯 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政委高厚良，今天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同黄植诚同志共进午餐。
张廷发、高厚良向黄植诚举杯祝贺，对他说：“希望你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作出更大的贡献。”
黄植诚连声说：“谢谢首长。”
作陪的原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代表中，阎磊、黄友寿、徐廷泽、朱京蓉都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今天，这些从这个学校出来的校友们，为能在祖国首都聚会感到特别高兴。
大家频频举杯，祝愿祖国和平统一和繁荣强盛。

张廷发、高厚良还和黄植诚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巨幅漆画前合影留念。
（本报特约记者 张晓林 本报记者 王建国、武将）

图为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中）、政委高厚良（右）与黄植诚（左）亲切交谈。
江志顺摄（照片）

作者：张凌霄黄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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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8日，武汉部队某工建团党委上送了关于本团违犯财经纪律的处理情况报告。
团长郭山、政委陆配洲两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说：“作为共产党员，当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能为国分忧，反而违犯财经纪律，突击花费巨款，购买禁购物品，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给我们处分是应该的。
我们一辈子都记住这个教训。”
这个团在精简整编中，不顾上级三令五申，于去年12月下旬由团的主要领导同志提议，以给转业干部解决实际困难为由，决定购买钢丝床五百张，镀铬折迭椅二千把，毛毯五百床。
他们违反上级关于“不得年终突击花钱”的规定，在12月29、30日两天，不等到货，就瞒过银行，分别以“材料货款”和“货款”的转账支票，开销了十七万七千多元，并将床、椅的发票，在团工程经费账的一个工程点“其它收入”中作了支出。
此外，他们还购买一批钢笔、口杯，作纪念品下发。

这个团平时执行财经纪律也很不严肃，大手大脚花公家的钱。
本来全团每人已配有一床毡垫，去年又订购带帆布套的棕垫四千二百多床。
还没到货，就向订货单位要了十一万六千多元的棕垫发票，在团一个工程点的施工管理费中报销了。
棕垫到货正逢部队整编，他们又以没有地方存放为由，超标准配发：凡家属随军的干部、职工、志愿兵每人发两大两小，单身的发一大一小。
不少人把棕垫当作私产寄回家去，造成极大浪费。

不久，一位共产党员向上级党委揭发了这件事。
武汉部队和武汉部队后勤部党委，对这一问题很重视，要求迅速查清，严肃处理。
后勤部为避免经济上的严重后果，采取先退货、后查处的果断措施，并派财务部部长前往这个团协助督促执行。
紧接着，武汉部队后勤部政委又率领工作组前去，集中八天时间，对这个团的党委进行整顿。
经过严肃认真、反复耐心的批评教育，大多数党委成员认识和检查了错误。
武汉部队后勤部党委、武汉部队纪委先后就这个团的问题发出通报，教育部队。
团党委于7月13日通过了对郭山、陆配洲两同志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报上级党委核准。

在上级工作组的检查和监督下，这个团违犯财经纪律所购买的物品，已作了如下处理：订购的床、椅、毛毯全部退货，收回已支付的现款；
已购买的棕垫严格登记、保管，作为团里公用；
所购高级金笔等，封存待处理；
寄回家的棕垫等公物一律追回。
作为纪念品下发的钢笔、口杯等，主要是发给了基层干部战士，不再收交。

团党委和团的主要领导干部，经过整顿检讨，找出了三条教训：

一是“散摊子，捞一把”的思想。
这个团历年节余工程经费近二百万元，听说要整编，有些人就想从中捞一把。
有的还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一个党委成员检讨说，为了少数人的私利，把国家的困难和党的政策、国家的法令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是非常错误的。

二是家长制作风。
这个团的主要领导同志民主作风差。
在团的经费开支上，错误地认为：“团由我管，钱我有权花。”
所以，象购买“三大件”这样重大的问题，只是在一次布置工作的常委会的末尾，由团长当作第八个问题说了一下。
陆配洲同志追悔地说：“如果我们对购买‘三大件’的问题在党委会上认真地讨论一下，也许不会犯现在这样大的错误。”
三是党性不强，不能坚持原则。
这个团出现的严重违犯财经纪律的问题，检验了一些同志党性是很薄弱的。
在今年2月的一次团纪委会上，有人指出购买床、椅花大笔钱不合适，纪委书记却说：“党委定的，按党委的办。”
有个党委委员在工作组找他谈话中说了些实话，事后却怕得了不得，当工作组批评党委内部没人揭发问题时，他表白说：“看，不是我告发的吧！”
团党委通过整顿，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端正党风、杜绝类似错误发生的具体措施：一是每个党委成员都要从自己做起，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党委主要领导同志更要带头；
二是凡事关党的政策，事关全局性的问题，一定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党委书记要坚决克服“一言堂”、家长式作风；
三是坚持党性原则，对于违犯党的政策、纪律的言行，敢于提出反对的意见，党委要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四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财务工作制度，对重大开支项目，要认真研究，对不符合财务制度的开支，财务部门有权抵制。

（张凌霄、黄抗生）

作者：姜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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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地处海洋性热带地区，炎热的气候和每年三个月的强烈台风，给部队养猪种菜带来很大困难，部队吃肉主要靠大陆调拨冻肉解决。
可是，当地冷藏设施少，运来的冻肉难于储存。

总后勤部办公会议认为，当前虽然军费紧缩，但是部队指战员的实际困难仍要解决。
由总后军需部、广州部队后勤部和海军后勤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赴海南岛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决定修建二百五十吨和一百吨的大冷库各一座，另为陆、海、海军航空兵各部队建三十吨以上冷库四座，此外再配发一批活动式冷库和小型冰箱。
为了解决吃菜问题，除了支持部队自己生产解决外，总后每年将调拨一定数量的黄豆、蚕豆、花生米以及蔬菜罐头。
总后还决定在那个地方各建一个储煤场，解决部队生活燃料的困难。

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总后勤部的报告，并指示要教育部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努力把农副业生产搞好。
目前，广州部队和海军正在认真组织落实，争取把海南岛部队的副食、燃料供应问题解决好。
（姜达伟）

作者：李达甘渭汉张伯祥

每当回忆起老战友袁子钦同志，一个忠厚、朴实、持重、勤勉的形象就浮现在我们眼前。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反党集团出于反党乱军夺权的罪恶目的，抛出了“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反革命口号，袁子钦副主任被迫害致死。
至今追念，犹然痛心。

忠诚于党 矢志不移

1929年，当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直下龙岩、上杭，革命风暴席卷闽西的时刻，正在上杭县中学念书的袁子钦，由于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毅然终止学习，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二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确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远大理想。

袁子钦同志参加红军后，坚决要求直接参加战斗。
组织上分配他到连队工作，时隔不久，就投入了反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的战斗。
他从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的斗争中深切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是英明的，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是大有希望的，从而更加坚定了“跟着党和毛主席走就是胜利”的信念和决心。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
袁子钦同志先后在十三师政治部和五军团政治部工作。
在长征过程中，他一直随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一起行军打仗。
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翻越巍峨陡峭的越城岭，三次渡乌江，三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
在频繁激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袁子钦同志总是英勇战斗，充满胜利信心。
这年11月下旬，部队到达广西文市东南，袁子钦同志向三十七团传达了党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关于要克服一切困难，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指示和军团的命令：部队应于12月1日拂晓前在界首渡过湘江。
他对团长、政委说：“这里到湘江，整整一百六十华里，只有十几个小时，情况很紧急，部队必须马上行动，向西走，争取把所有部队带过去，即使被冲垮了，大家也要发扬独立自主精神，往西去找部队。”
部队到达文市后，他根据前三次过封锁线时辎重多，行动慢、损失大的教训，建议部队轻装，除枪枝弹药外，其他东西统统精减掉。
部队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的急行军，胜利渡过了湘江。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
消息传到部队，士气大振，信心倍增。
当时袁子钦同志正在三十七团，他在干部大会上兴奋地说：毛主席又领导咱们了！
今后有毛主席的指挥，准保打胜仗，革命一定能胜利。
同年5月中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向五军团发出命令：掩护红军从绞车渡渡江。
五军团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
袁子钦同志深入前沿，一面协同部队领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面和指战员一起阻击歼灭敌人，坚守九天九夜，为保证全军渡过金沙江，做出了贡献。

长征途中，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袁子钦同志爱憎分明，立场坚定，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
但张国焘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主张向川康边界的少数民族地区退却。
9月中旬，张国焘避开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在中阿坝喇嘛寺召开营以上干部会，攻击北上抗日“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不冻死也会饿死，不饿死也会拖死”；
叫嚷“南下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谁要动摇就给予纪律制裁”！
会议在张国焘一手操纵下，作了个所谓“阿坝会议决议”。
袁子钦同志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言行极为愤慨，当这个“决议”发到部队后，他和三十七团领导同志一起将“决议”全部烧毁，没有向下传达。

部队南下之后，五军团的干部战士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而对毛主席、周副主席及一、三军团北上的情况却非常关切。
军团有部电台保持着和党中央的联系，袁子钦同志及时把从军团部得到的关于中央红军出草地、攻克腊子口等重要消息，悄悄地告诉三十七团领导和其他同志，更加鼓舞和坚定了广大指战员北上抗日的决心。
这情况后来被张国焘发现，下令把电台密码没收了。
但袁子钦同志和广大指战员向着党中央的心，张国焘却永远没收不了。

任人唯贤 公道正派

袁子钦同志长期做干部工作。
他在“抗大”和太行军区工作时，按照党的要求，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输送到抗日前线。
建国后，他担任过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部长，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部长，任总政副主任后也是主管干部工作。
这一时期，他认真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组建、充实海、空军和各特种兵，参与制定各种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尤其是各项干部政策，选调干部、战士送院校培养，考核、配备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干部工作经验，具备了干部工作者的许多优良品质和作风，是一位难得的干部工作领导者。

他使用干部公道正派，讲政策，不徇私情。
他常说：“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仅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
要贯彻好这条路线，做干部工作的同志必须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他在选拔使用干部时，不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是自己熟悉的还是不认识的，是这个地区的还是那个地区的，都一视同仁，用“德才兼备”的标准去衡量，没有亲疏厚薄之分。
他做干部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安插或指使下级安插自己的老熟人、老部下或亲友。
工作调动时，他总是“单枪匹马”，不带随员。
对于那种拉关系、讲私情的不正之风，他是坚决反对的。
五十年代，有一位干部因犯错误授衔时受到影响。
这位干部带上当地的一些特产来到北京，并托人把特产送给袁子钦同志，企图达到提升军衔的目的。
袁子钦同志当即退回礼品，并严肃批评了这位同志。

在执行党的各项干部政策上，袁子钦同志表现了可贵的风格。
比如对干部的出身成份问题，他曾多次强调，不搞唯成份论，要重在表现，这是关系到许多同志的政治生命和前途的问题，切勿草率，他在某纵队任副政委时，有一次讨论一位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同志出身是资本家，不同意发展。
袁子钦同志认为，这位同志入伍后一直表现不错，不能因为出身不好就影响他入党。
由于他的坚持，这位同志终于被吸收入党。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袁子钦同志也总是强调党的重在教育的政策，强调要给犯错误的同志创造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条件。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为了达到“彻底砸烂”总政的目的，胡说什么军队执行了一套腐败的干部政策。
袁子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不同意林彪的评价，他在会上多次申明：我们执行的是党和毛主席制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军队任命的高级干部，都是经过中央军委或党中央批准的，并且当场把这些话写下来。
这种不信邪、不怕鬼，不屈从于林彪的淫威，正气凛然的严肃态度，博得了广大干部的赞扬和钦佩。

袁子钦同志十分关心、爱护干部，把干部当成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
特别是当干部蒙受不白之冤时，他能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努力把问题澄清，保护了一些干部。
延安整风时，康生出于险恶用心，诬指“河南党有问题”；
太行军区五分区有一位干部是河南党组织介绍来的，就把这位干部当成“特务”，进行残酷斗争。
袁子钦同志1943年到太行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后，对此事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查明这位干部不是特务，就及时予以平反，然后把这位干部接到自己家用，做耐心的思想工作，使他放下思想包袱，愉快地返回了工作位。
1943年，太行军区政治部由于受康生“抢救”运动的影响，造成了“小庙会议”的假案，把一些同志打成了“国民党特务”。
后来在八路军前总政治部保卫部帮助下，由袁子钦等同志主持，于1945年初否定了这个假案，使受冤屈的同志放下了包袱，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51年开展“三反”“五反”时，袁子钦同志在某军任政委，他发现部队打“老虎”过多，甚至有的连队也打了“老虎”，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纠正，使运动走上正确轨道，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保护了干部和群众。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把通信兵一位领导同志打成“三反分子”，以后又打成所谓“贺龙分子”，袁子钦同志知道后很生气。
他说：“这个老同志一贯很好，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呢？”
林彪反党集团要把总政一位部门领导同志打成假党员，袁子钦同志明确指出，他的入党问题我作过调查，不是假党员。
1967年10月间，一些人到袁子钦同志家静坐，要他批条子，把在医院里治病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一位负责人拉出来批斗，袁子钦坚决不同意，并做了耐心说服工作，保护了这位负责人。
这些，都充分表现了袁子钦同志无私无畏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袁子钦同志很注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无论是在“抗大”时期，还是建国后，他都能从革命斗争的全局需要和军队建设的长远利益出发，抓好培养干部的工作。
他尤其重视院校培养干部。
他说，好的熔炉，能出好钢；
院校搞好了，能出人才。
他很关心院校领导班子和教员的配备，提出，对于领导班子要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摸清，教员队伍情况也要搞清楚，然后，针对现实情况，提出调整配备方案。
他始终坚持“要选优秀干部或战士入学培养的原则”，亲自参加审查工作，以确保学员质量。
他任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部长时，每年都要组织部队选调数万名学员入学，分配数万名毕业学员工作，给部队不断地输送新生力量。
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抓干部的思想教育。
他说，只埋头具体业务，不抓思想，是做不好干部工作的；
应该把同干部的谈话，当作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机会。
他认为，干部有心里话要说，有问题要解决，才来找我们，我们切不可态度冷淡。
因此，他对要找他谈话的人，总是来者不拒，热心接谈。
谈时不性急，逆耳的，顺耳的，报喜的，出难题的，发牢骚的，他都耐心听，一直让人把话讲完，最后讲他的看法。
属于思想问题，帮助提高认识；
属于实际问题，能解决的尽量设法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作好解释工作，使每个谈话者都从内心感到亲切温暖。

袁子钦同志这种公道正派的品德，胸怀全局的气魄，实事求是的精神，耐心细致的作风，体现了我党我军干部工作的优良传统。
在当前向四化进军中，需要培养造就千百万合格的干部，组织部门、干部部门应成为干部之家，袁子钦同志的这些优良品质和作风，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艰苦朴素 为人表率

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进城以后，袁子钦同志生活非常俭朴，从不讲究吃穿住，不搞特殊，克勤克俭，以艰苦为荣。
在物质生活面前，他一贯关心同志，先人后己。
在长征路上，有时部队打土豪搞了点鸡、肉给他吃，他总是坚持留给伤病员；
有时弄到几双布鞋给他，他也不要，他说：“山区里出来的人，还是穿草鞋走路舒服。”
在“抗大”时，组织上每月给他补助一些细粮，他自己舍不得吃，常常留到与学员、干部谈话时一块吃。
三年困难时期，袁子钦同志担任总政秘书长，他想了不少办法，解决大家的困难；
而他家粮食不够，却从未要过补助粮。

袁子钦同志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他常对爱人鲁毅同志说：孩子不是私有的，而是社会的，国家的，要把孩子培养成为有用之材。
干部子女，不能娇生惯养，尤其要防止在思想上产生优越感、特殊感。
他的子女在校学习时，在学校食堂就餐。
上中学的男孩放假时，就到部队当兵锻炼，培养热爱党和军队的思想，磨炼吃苦耐劳精神。
为了了解子女在校表现情况，学校开家长会他总是尽量抽时间参加。
发现孩子有了缺点错误，决不轻易放过。
有一次，他的一个孩子骂了一位邻居，他知道后就带着孩子向那位邻居赔礼道歉。
还有一次，他的孩子放鞭炮，把邻居一个孩子的衣服烧坏了，他坚持叫孩子去道歉，并进行了赔偿。
孩子们的衣着很简朴，大孩子的衣服穿着短了，小的孩子接着穿。
他从不利用职权，在子女升学、参军、工作等方面谋求照顾。
有一年，他的孩子报考军队院校，离录取分数线只差一分，他说，差半分也不行，录取了岂不降低了学员质量？
他的大儿子1958年大学毕业时，组织上准备分配到军队系统工作，袁子钦同志却说，大儿子的身体不好，不够入伍条件，终于说服学校分配到地方工作。
1965年有一批在军队科技单位工作的干部要脱军装，他主动说服自己的孩子坚决执行军委决定，带头脱。
由于处处严格要求，事事不搞特殊，他的几个子女，在学校，在工作岗位，都能从严要求自己。

从1956年起，袁子钦同志一家一直和另外一位领导同志同住一个院子。
房子简陋陈旧，而且长年不见阳光。
他家人口又多，加上勤务人员，住得相当拥挤。
节假日孩子们都回来时，有的还得在办公室打地铺。
他的老战友看到这种情况，建议换一个住处，他总是笑着说：“这里已经不错了。
咱们过草地时，能找几棵大树下宿营就算好的了。”
管理部门为了让他休息好，曾建议把几个小孩子分到另一处房子去住，他说：“这里虽然挤一点，但比一般干部要好些，还是把别处的房子分给住房更困难的同志。”
十年多里，他的工作变动了四次，一直到担任总政副主任，住房却一直未动。
人们谈起这件事，都赞叹说：“袁副主任真正称得上是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模范！”
袁子钦同志在长期紧张辛勤的工作中积劳成疾，患有气管炎、肺气肿、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但他一直坚持工作。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斗争复杂，工作条件很困难，压力很大，身体更不好，医院诊断为高度疲劳，必须用较长时间住院休息治疗。
可他只住了几天医院就出来了。
1967年春，军委领导同志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曾批准他到京西宾馆住一段时间。
但他考虑当时总政的情况，为了顾全大局，仍然在家坚持工作。
这年夏天，总政几位领导同志先后被林彪整下去了，这时有人劝他说：总政已处于瘫痪状态，你还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他说，我也知道我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总得有人坚持工作。
到了10月，吴法宪要他揭发军委和总政领导的“问题”。
他意识到，不“揭”就可能被打倒。
但他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政治干部，任何时候都应该实事求是，不能趋炎附势，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什么可揭的。
不久，他就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
1968年2月13日，袁子钦同志被林彪反党集团关了起来，十天之后，含冤去世。

袁子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团结同志，坚持原则，公道正派，艰苦朴素，忘我工作，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用在培养干部的事业上，倾注在党的伟大事业上。
他生前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著述和材料，但他的革命实践和模范行为本身就是光彩照人的篇章。

栏目：读者来信

今年，我们部队先后派出五个走访组，到江西、四川、江苏、浙江和广东等省进行家访，并将一些战士和家属反映出来的需要地方政府协助解决的问题，向当地有关部门作了汇报。
7月份，我们收到了四川省青川县民政局的来信。
信中详细介绍了县委和各级有关部门认真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帮助战士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的情况。
当我们把来信内容转达给有关战士时，他们个个都十分激动。
座谈会上，一些原来因家庭困难不大安心工作的同志，都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不少同志说，地方党和政府这样关怀我们，为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们更应该自觉体谅国家困难。
他们表示：一定要安心服役，努力工作，为保卫和建设四化多作贡献。
我们希望《解放军报》刊登这封来信，一来让同志们都感受党的优抚政策的温暖，得到教育和激励，同时也借以向中共青川县委和民政局及全县人民表示我们的谢意。

八七四三○部队政治处

八七四三○部队政治处：

你部派两位同志来我县对所属部队战士家属进行家访，这对我县进一步做好优抚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对个别军属所反映的实际问题，县委很重视。
在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负责同志专门作了布置，责成各地迅速处理。
各地按照县委指示，对一些军属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认真解决，现将情况介绍给部队，请转告战士本人：

1、骑马公社李坪大队现役军人冯自彬的父亲患瘫痪病，治病有困难，口粮不足，缺少衣、被。
根据这个情况，区、社给救济粮一百一十斤，借销粮一百斤，补助现金五十元，减免药费二十元，照顾棉被两床、蚊帐一顶、单衣两套。

2、红旗公社上马大队现役军人张满东的父亲治病有困难，口粮不足，1980年评定优待工分七百分未予落实。
公社研究解决救济粮一百斤，借销粮一百斤，补助现金五十元，未落实的优待工分，在今年小春分配中兑现。

红旗公社铁炉大队现役军人邓和平的父亲患病，家里需要维修住房。
经公社研究，凭药费单据，经公社证明，医疗费予以减免。
维修房屋，待今年下半年安排优抚对象修房款时，由公社平衡后重点考虑。

3、齐庄公社大沟四队现役军人马光荣家里，1980年评定优待工分二千分未兑现；
石元大队现役军人刘清满家里，1980年评定优待工分二千分未兑现；
石元大队现役军人范金书家里，1980年评定优待工分二千分未兑现。
根据这三户的情况，公社党委在大队干部会议上作了布置，要求必须在今年小春预分中落实兑现。

4、大院公社新华大队现役军人李玉龙家里，1979年评定优待工分二千七百分，当年只落实一千五百分，1980年评定优待工分五百分，当年落实三百分。
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对于未落实部分，在公社下拨临时救济款中予以补助。
桂花大队现役军人赵金萱家，1980年评定优待工分四百分，全部未落实，公社决定在今年小春预分中落实兑现。
立新大队现役军人李德品家，1980年优待工分只参加产值分配，未参加实物分配，公社最近从临时救济款中补助现金十五元。

5、工农公社联盟大队现役军人何先忠的父亲患胃溃疡，去年家里生猪、耕牛死亡，给家庭生活造成困难。
公社党委、区公所及时送何先忠的父亲到医院治病，公社解决医药费七十五元，区公所解决五十元，卫生局减免药费一百元，民政局补助住院费一百元，计三百二十五元，其父已术后痊愈出院。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过去工作没有做好，现有些问题已落实，有些问题正在落实，我们一定要继续督促各地进一步落实。
请你们转告军人，安心服役，为四化作贡献。

青川县民政局（章）

作者：辽宁省锦西县武装部政工科副科长郭殿君
栏目：读者来信

1980年10月中旬，我们武装部搬进了新办公楼。
办公环境改善了，适当地增加一些办公用品是必要的。
但应本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原则。
特别是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中，更要精打细算。
而我们武装部的一些领导，在办公室搬迁后，以完善办公室设备为名，花了一些不应花的钱，购置了一些不应购置的物品，仅半年时间，就花了七千多元。
干部战士有意见，地方的同志有议论，说锦西县武装部是“鸟枪换炮”，神气透了。

一、购置沙发。
去年12月份，我部购置二十对沙发，加上原有的，几乎平均每人一对。
除科长以上干部办公室配备沙发外，还专门设置了全沙发的“会客室”。

二、做高级窗帘。
我部原有一部分旧窗帘还可以用，但为了好看，今年4月份买了五百尺深绿色的尼龙绸（每尺一元一角）统一制做窗帘。

三、买高档衣帽架。
我部各科室由部里统一买了衣帽钩钉在墙上，总共花了不到三十元钱，既节约又实用。
而部领导的办公室则又都配上了高档的电镀管衣帽架，每个三十四元，共买六个。

四、购置铁卷拒。
我部各科原有的木制卷柜基本够用，质量也是不错的。
只是由于购置时间不一，卷柜样式、颜色不尽一致。
为了整齐划一，去年12月份，花三千多元钱买了铁卷柜，木制卷柜全部放入仓库。
在原来的木制卷柜还能使用的情况下，又花这么多钱去买铁卷柜，未免有些不太合适吧！

此外，我部领导中的吃喝风也比较严重。
凡上级领导来都要设酒招待，在机关的部领导全部参加，但往往是吃了不交钱。
以上这些问题，希望能引起上级党委的重视，并能作出认真的处理。

辽宁省锦西县武装部政工科副科长 郭殿君

栏目：读者来信

我们接到省军区党委纪委转来郭殿君同志向解放军报社和部队领导机关写的批评信后，分区党委十分重视，先后两次召开常委会进行讨论，并指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政委肖春绵，政治部副主任刘庆祥带领工作组赴锦西县武装部进行调查处理。
经查，郭殿君同志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锦西县武装部党委学习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有关政策规定。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向全体干部做了检查，接受群众的批评。
并联系实际对干部进行了一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教育。

分区党委纪委将这一问题通报所属各部队党委，从锦西县武装部讲排场、铺张浪费的错误做法中吸取教训，加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执行财经纪律的教育，加强对财务工作的领导，坚决纠正违反财经纪律的不正之风。

本着勤俭节约和实际需要的精神，经分区党委研究，把锦西县武装部不该买的六个大衣架，买多了的十一对沙发椅，四套铁卷柜由分区后勤部封存，待处理。
由于武装部领导对问题认识比较深刻，检查较好，免于纪律处分。
分区工作组已找郭殿君同志征求了意见。
郭殿君同志感到领导很重视，相信组织上的处理。

锦州军分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作者：丁长友
单位：八八七一○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

军报四月九日刊登《“巨人”盼穿合身衣》一信后，我部军需部门主动与制作军服的工厂联系，请他们为左大新同志订做服装。
目前，已为左大新提前订做棉衣；
蚊帐，被子短小，暂时又领不到新的，军需部门一边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一边想办法把原来的蚊帐、被子加大加长。
左大新同志深受感动。

八八七一○部队 丁长友

作者：辛幸
栏目：读者论坛

入夏以来，在营区外训练和施工的一些连队，常有人在傍晚到驻地附近的稻田里、水塘边，打着手电捕捉者蛙。
这些活蹦乱跳的小生命，一旦被擒，顿时遭到剥皮剖胸，继而经过高手烹调，变为捕捉者盘中的佳肴。

每每耳闻目睹上述情景，不平之感便油然而生：

青蛙是捕捉害虫的能手，是农作物的“卫士”，是农民的朋友。
小学常识课本里，有一课是专门讲青蛙的。
说一只青蛙一年可以捕捉一万多只害虫，一亩稻田里放上几百只青蛙，就能有效地控制住稻飞虱。
青蛙吃害虫保护了庄稼，无疑对于农业丰收作出了贡献。
宋朝词人辛弃疾在《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中曾写道：“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这不能不说是对青蛙的赞颂吧！
历史上，人们早就知道这种生态平衡的道理，何况在讲究科学种田的今天，难道不应该更加保护它吗？

捉青蛙者，如果不是缺乏常识，那可能是属于馋嘴巴。
青蛙俗称田鸡，确实鲜嫩味美，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但是，为了贪吃美味，而伤害青蛙的生命，使害虫得不到捕捉，将会给庄稼带来危害。
特别是在青蛙产卵的阳春季节，捕捉一只雌蛙，就等于杀害好多只青蛙，岂不因小失大！

有人说，我们的条令条例上没有禁止捉蛙的规定。
诚然如此，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却有“爱护群众的庄稼”这一条，如果杀害了庄稼的“卫士”，实际上也是间接地损坏了庄稼。
“四有”“三讲”“两不怕”的活动正在全军展开，捕捉青蛙既不科学又不文明，当然也应在禁止之列。

作者：余心言
栏目：党团生活尺子与镜子

有些孩子就有点怕洗脸，更不愿意用肥皂洗。
也可能是因为哪一次被肥皂水刺激过眼睛，不知道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一听见妈妈叫洗脸，条件反射就来了。
妈妈当然不让步，于是孩子的头被硬捺在脸盆里。
孩子一面洗，一面还嘟囔着，甚至哭叫着，一直要到洗完脸，一照镜子，干干净净，这才笑逐颜开。

孩子毕竟是可爱的。
他们在怕洗脸的时候，也并不形成某种为怕洗脸辩护的理论。
他们确实可能分不清上次洗脸中的误差和洗脸这件事本身的区别。
可是他们决不会在听到妈妈叫洗脸的时候，提出抗议：“你又要来辣我的眼睛了！”
有些大人显然要比孩子厉害得多。
你对他说：“同志，你的脸上有点脏，请洗一洗。”
他会怫然大怒，说是：“又来打棍子了！”
有一段相声，说一位北方人到了上海，进了理发室，在听到理发员问他要不要洗头，并且说人人都要洗时，误认为人人都要被打头（上海方言“洗”和北方话的“打”音相近），于是抱头而逃。
有的同志对批评有抵触，也有类似的情况，以为一开展批评又要搞运动，挨整了。

我们还有些同志拒绝批评，是因为心有余悸。
在十年内乱中，确有以“批评”为名，行打棍子之实的，一旦受到了这样的“批评”，便“永世不得翻身”。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听到了善意的，正确的批评，也以为是“棍子”来了。
还有些同志却是没有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他们把批评看作是对自己的利益或者面子的损害，一听见批评，就给一个“棍子”的封号，使人开不得口。
于是，“棍子”一词就真成了他们扼杀批评的棍子了。

我们党的六中全会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自我批评作风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而且对党在过去三十二年中的实践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象我们党所作的这样的自我批评，可以说，超过了世界上任何政党。
我们党这样做，表示了我们党是光明磊落的；
表示了我们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唯一宗旨的，只要发现了任何不适合于人民利益的毛病，都有决心把它丢掉；
也表示了我们党具有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能对历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的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
更表示了我们党对自己、对中国的前途有充分的信心，相信自己有力量能够克服过去的缺点错误，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我们的那些“闻过则怒”的同志，听到从上级、下级、朋友、同志那里来的批评就跳起来的同志，是不是应该从这里得到一点启发呢？

人所以天天要洗脸，就因为洗脸有益，它可以去掉灰尘，保持我们肌体的清洁。
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沾染一点灰尘是不可能的，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无非是吹牛皮。
承认有错误并不是什么坍台的事，敢于和错误及时告别却正是大智大勇的表现。
欢迎批评，勇于作自我批评，我们就会前进得更快，也就一定会更受人民的欢迎。

作者：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家文副主任何克全
栏目：党团生活党的工作研究

最近，我们下部队考察基层党支部建设情况时，发现有一个连队的党支部书记，基础理论知识少得可怜。
因此，他在对党员进行党课教育时，讲不出多少道理，不少教育流于形式，影响了党员队伍的思想建设。
而另一个连队的党支部书记，由于平时注意理论学习，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因此，党支部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扎扎实实，党员的思想水平也普遍较高。
从这两位支部书记的对比中，我们感到，要加强党员队伍的思想建设，提高大家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必须注意提高基层党支部书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据了解，一些基层党支部书记缺乏基础理论知识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有的同志对于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上边管路线，基层管实干”，自己只要“捋着胳膊挽起袖，每天到班排走一走”，就算尽职尽责了。
其二，有的党支部书记大小事情“一揽包”，或者不会科学安排时间，忙得没有时间学习。
其三，有些同志由于前些年吃了林彪、“四人帮”搞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亏，对理论产生了厌烦情绪，一说到理论学习，他们就摇头叹气。
这些情况说明，有的基层党支部书记还不懂得为什么要学习革命理论。
如果一个党支部书记，不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知识，怎么能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呢？
又怎能带领党员和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呢？
当前全军正在深入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普遍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如果一个党支部书记不懂得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怎么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呢？
记得列宁在《怎么办？
》一文中说过，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头脑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在实际工作中就有偏离党的方针、政策的可能。
至于连队任务重，事情多，时间少，这也是事实。
但是，也不能因为忙，就认为理论学习可以不要了。
为什么有的党支部书记既有时间读书，工作也做得不错？
很重要的是科学安排时间，正确处理了工学矛盾。
斯大林在列宁重病的年月里，日理万机，算够忙的了，但他还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读五百页”书的学习计划。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斯大林的做法，每天坚持读上几页书呢？
至于有一些同志吃过林彪、“四人帮”搞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亏，对理论产生了厌烦情绪，这也是不对的。
如果要接受教训的话，还是我们学习不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懂得太少，才上当受骗的。
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厌烦理论，而应该更加努力学习。

基层党支部书记理论水平能否提高，他们自身的努力是主要的，但是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也有责任。
各级领导应该为他们的学习创造些条件。
如分期分批举办理论读书班，有计划地组织他们读一点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书，经常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等。

作者：郑继续
栏目：党团生活

看到一份对驻某海岛连队的调查材料，其中有个题目是：“你所理解的幸福含义是什么？”
被调查的六十八名干部战士的回答是：“保卫祖国”，“扎根海岛”，“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为共产主义奋斗”，“助人为乐”……没有一个人把幸福的含义理解为吃、喝、玩、乐。
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用美好的心灵，奏出了一曲革命者的幸福之歌。

幸福的歌，是一首古老的歌。
古往今来，多少人所追求的幸福，往往都离不开吃、穿、住、用四个字，以为吃好、住好、穿好和玩好，就是幸福。
而革命战士用美好的心灵奏出来的这首幸福之歌，却是一支充满激情而又高尚的歌，它的主旋律就是奋斗与创造。
上面所讲的那个连队驻守在海岛的山顶上，常年云雾缭绕，一推开窗户，雾气便扑面而来，房内立刻布满水珠，床上用具经常是湿乎乎的。
太阳难得露一次面，一露面连队就放假让大家晒被褥，晒太阳。
更讨厌的是那为期半年之久的台风季节。
当台风袭来时，战士们从宿舍到饭堂只能匍匐着前进，或是四、五个人手挽手一起行走。
连续刮台风的时间一长，连队有时还出现水尽粮绝的局面。
干部家属名义上随了队，却只能住在远离海岛的大陆上。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干部战士仍把“扎根海岛”、“保卫祖国”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
有时还象上甘岭的英雄们那样，伴着风声涛声，哼唱一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此时此地虽然没有丰盛的宴席、华美的衣衫和舒适的厅堂，但战士的灵魂却是那样纯洁，精神是那样充实，情绪是那样亢奋。
美好的精神生活，弥补了物质生活的不足，使他们领略到人世间最崇高的幸福。
他们犹如高尔基笔下矫健勇敢的海燕，在同暴风雨的斗争中，感受到了无比的快乐和幸福。
这些，当然不是那些企鹅似的庸人所能理解的。
西方有人断言，人与机器一样，不过是化学制品；
感情是大脑中化学物质的反映；
人生的幸福仅仅是追求各种感官的刺激。
这种理论把人们引向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坑，致使一些人不顾起码的道德准则，去追求感官的刺激。
于是，暴力、犯罪、离婚、卖淫、酗酒、吸毒等泛滥成灾。
追求这种“幸福”的人，虽然还活着，其实却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这样的生活，对新中国的青年，对我们革命战士来说，是最大的耻辱，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张志新烈士说过：“人活着，总得有个坚定的信仰，不光是为了自己的衣食住行，还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革命战士正是具有这种高尚情操的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以苦为乐，把保卫祖国、扎根海岛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是因为从个人小圈子里跳了出来，立志于为人民去奋斗，去创造。
他们的内心蕴藏着亿万人民的苦乐，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相反，一个整日陷在个人小圈子里的人，一个只为自己活着的人，由于脱离了火热的革命生活，离开了艰苦的劳动和创造，必然会整天患得患失，锱铢必较，遇到困难就会苦闷、彷徨，又怎能领略到革命战士那种战斗情趣和幸福呢？
当然，革命并不排除个人利益和自身的发展。
我们革命战士，也正是用自己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深厚感情，通过奋斗和创造，在推动革命获得完美发展的同时，求得个人自身的完美发展的。

“风如马，任我跨；
云如雾，随我踏。
哪儿有困难，哪儿就是家！”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艰难困苦踩脚下，志在四方干革命，这就是革命战士的幸福之歌。
让我们每一个革命青年都来加入这个合唱队吧，伴着向四化进军的雄伟旋律，用满腔激情去放声高歌！

作者：告华
栏目：党团生活党内通信

唐生同志：

你在信中谈到你们单位在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一些党员同志纠缠过去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十年内乱期间的历史旧账和具体细节，想争个谁高谁低，分出个对错是非来。
这样的态度是不端正的。
同志们对此提出了批评，可他们还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在联系实际嘛。
这样的“联系实际”，必然会影响到学习《决议》的效果，也不符合《决议》的精神。

我们都知道，建国三十二年来，曾多次进行过包括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政治运动。
《决议》对于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并对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原则清楚，是非分明。
我们现在应该按照《决议》的原则和精神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
《决议》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贯彻了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方针。
我们在学习《决议》时，也要按照这一方针去做，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以及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具体历史是非，不要再纠缠不休，特别对涉及到个人恩怨的一些事情，不要耿耿于怀，不要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那末，贯彻这个方针，学习《决议》是不是就不要联系实际了呢？
我们说，仍然要联系实际。
这个实际就是历史上的大是大非的实际，而决不是自己单位的有关个人恩怨的历史旧账和具体细节的实际。
联系实际正确不正确，首先取决于动机是否正确。
正确的联系实际，就是要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去评价历史事件，其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统一思想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
而纠缠历史旧账和具体细节是在向后看，并借“总结历史”之机来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其次也要看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正确的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并把着眼点放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一分为二，坚持看主流；
而纠缠历史旧账和细节，往往是在细节上作文章，对自己轻描淡写，对别人添枝加叶，甚至无限上纲、无中生有。
我们赞成学习《决议》要联系实际，但不赞成用“联系实际”的名义去纠缠历史旧账和具体细节。

事实上，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纠缠历史旧账和具体细节，效果只会适得其反，既不利于分清是非，更不利于增强团结。
早在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对待历史问题的处理，“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那一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很成功，在分清大是大非的基础上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重要文件，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形成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空前统一和团结，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今天，我们对待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也应借鉴上次成功的经验。
我们肩负着实现四化大业的重任。
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同心同德，全力以赴。
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决议》的过程中，放眼未来，襟怀开阔，以四化大业为重，加强党内的团结，而决不能去纠缠历史旧账和具体细节。
告华

作者：孙玉华刘海清
栏目：党团生活

不少勤于学习的青年人，往往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读书看报，记下一些名言警句，知识典故，……取那书海浪花朵朵，摘那书林枝叶片片。
点滴积累，丰富知识。
日后查阅，温故知新。
人们常把这种笔记本称为“聚宝囊”。

最近，我们有机会看了一些战士的“聚宝囊”，发现不少同志满满地记了一本子，有用的东西很多，但是也掺杂了不少“杂质”。
有的人甚至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腐朽观点和《新婚必读》里的内容，也当作宝贝收集起来。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勤于学习的人，在“聚宝囊”里记些这类东西，能帮助自己增长知识吗？

革命青年认真学习，善于积累，留心记下别人好的东西，这是应当提倡的。
但是，如果对别人的东西不加分析，不辨好坏，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装到自己的“聚宝囊”里，那对工作和学习不但没有什么帮助，对自己的思想进步还会有不好的影响。
笔记本记什么，“聚宝囊”聚什么，反映了一个人的志趣、爱好和情操。
因此，这里面也就有个记什么，怎样记的问题。
有人说：“聚宝囊”是给自己看的，想记什么就记什么。
当然，在“聚宝囊”里摘记些什么，别人不好干涉。
但对一个有志的青年来说，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高尚的人，学什么，不学什么，不能没有一个基本标准。
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随便记一两首不健康的小诗，一两句不正确的格言，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久而久之，就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效力，甚至把你引上邪路。
因此，我们读书要读好书，摘记也要择“宝”。
希望勤于学习的年轻朋友，不妨清理一下自己的笔记本，不要让“杂质”占据着你的“聚宝囊”。

作者：杜卫东
栏目：党团生活丰富多采的团日

团日活动的时间，一阵琅琅的说书声，从五四八一五部队侦察排的室内飞出来：“闲话丢开，且说岳飞把兵分作三路，由旱路进发，不一日，便到金陵，三军扎营城外……”一听便知说的是《岳飞传》。
那语调抑扬顿挫，激情奔放，那说、表、述、评，还颇有点刘兰芳的味道。

说书的是四班战士殷召俊。
小殷在家时曾学过说书，并把这作为自己的一种业余爱好。
他很爱听广播里刘兰芳说的评书《岳飞传》，并且仔细揣摩技巧，提高自己的水平。
侦察排今年在外执行任务，对怎样开展团日活动，想了不少办法。
当知道小股有这个爱好后，便决定给团日活动增加一个说书的内容。
在同志们支持和帮助下，小殷除选择自己熟悉的《岳飞传》里的一些章节外，还准备了一些诸如《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以及《刑场上的婚礼》等段子，热情地讴歌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小殷说书口齿清楚，有时还用点口技，说得维妙维肖，深受同志们的欢迎。

团日说书，不仅丰富了团的生活，而且也使同志们通过听书，更加热爱党，热爱老一辈革命家，陶冶了爱国主义的情操，真是一举多得呀！
（杜卫东）

作者：刘效仁
栏目：党团生活经验交流

八三四七○部队坦克十一连团支部，从今年三月份起开展了“我为战友解忧愁”活动，给连队建设带来了新气象。

十一连是驾驶学员分队，新学员大都十八、九岁。
开展“我为战友解忧愁”活动，使同志间互相体贴照顾，感受到集体的温暖，革命的情谊。

思想上互相启发。
哪个战士闹了情绪，同志们都主动靠上去帮助解开思想疙瘩。
八班学员王永祥，今年才十八岁，从小娇生惯养，对部队生活一时不适应，常常因想家背着战友流眼泪。
团员谢建龙知道小王的心事后，一面安慰他，一面谈自己克服想家思想的体会。
并告诉他：“咱们年青人吃点苦，受点累，正是对自己的锻炼。
咱不能围着父母转，连队也是咱的家啊。”
一席话说得小王心里热乎乎的。
班里其他同志也都象大哥哥一样处处关心他。
现在，小王工作、学习劲头很大，再也看不到他的愁颜了。
七班团小组长刘兴怀，因受批评背上了思想包袱，班里的团员青年都满腔热情帮助他，既诚恳地批评他的错误，又支持他的工作。
刘兴怀主动召开团小组会作了自我批评，鼓起了前进的勇气。

技术上互相帮助。
六班学员蒋西海，文化水平低，技术理论学习有困难。
连里三次测验，他都不及格，思想上很苦恼，连里也着急。
六班团小组就主动把帮助蒋西海赶队的任务承担下来。
团员丁明针对小蒋认为自己不是学技术这块料的自卑感，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帮他树立起信心。
他还根据小蒋记忆力差的实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每次下课后，帮他明确重点，及时消化当天内容；
二是对名词、数据进行小抽测，加深记忆。
蒋西海的技术理论学习进步很快，近两个月的几次考试，成绩都达到良好。
团里进行半年军事考核，十一连夺得了技术理论和实车驾驶课目两个第一名。

生活上互相关心。
一天午夜，五班学员周泉福突然生病，小周怕影响战友们休息，想硬撑到天亮再看病。
睡在顶头的邰卫生听到小周在轻轻地叹息，连忙起床，伸手一摸小周的额头，觉得滚烫，这时全班的战友都醒了，大家围在小周床前，有的倒开水，有的去请医生，使小周的病当晚就得到了治疗。
周泉福每谈起这件事，总是感激不尽。
（刘效仁）

作者：德春天明
栏目：党员学习之友

魏晋年间，有一批文人名士崇尚空谈。
当西晋灭亡之后，他们逃到了江南。
这些士大夫们面临国势积弱、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刻，却偏安一处，怨天尤人、长吁短叹、玄言冷语起来了。
而他们对耳闻目睹的现状，却不闻不问、无动于衷。
他们的言行，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箴指和唾弃。
当时王羲之曾针对这种积弱不振、伤风败俗的行为愤然痛责：“今四邻多垒，宜人人自效。
而虚谈会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外国有这样的谚语：“十个空谈家，抵不上一个实干家。”
“如果空喊能造出房子，驴子就能修一条街。”
人们从生活的实践中看到了空谈之害。

在新长征的征途中，我们大多数党员同志能够积极主动地站到历史发展的潮流里，尽心尽力、言行一致、忠诚不二，为我们党的建设事业，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图名，不图利，默默无闻地工作在生产第一线，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现美好愿望和理想。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个别党员同志，时至今日思想路线还不端正，对我们事业和个人的前途缺乏足够的认识，常常发出时运不济的感叹和怀才不遇的牢骚，高谈阔论，而对于党的利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却漠不关心。
这种人如果不坐下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扎扎实实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那么你对未来如何向往，憧憬怎样的美好，就象一片枯死叶片，是永远不会增添任何春色的。

口号不等于就是现实。
要想实现口号所提出的任务，就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奋斗的努力。
它是靠智慧和汗水来完成的，任何走捷径的想法和作法，到头来就是人们所比喻中的空中楼阁，这是最基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五杂俎》载有一则这样的笑话：有两个懒汉碰在一起，谈论起各人的志愿来。
一个说道：“我平生所不满意的就是没有吃足睡够，将来得志，我要吃饱了就睡觉，睡够了再吃。”
另一个接着说：“我跟你稍有不同，我要吃过又吃！
嘿，还有什么工夫睡觉！”
它告诉我们，光想坐享其成，而不作艰苦卓绝的努力，这种幻想永远不能成为现实，永远等于零！

我们不能忘记，敬爱的周总理年轻的时候就立下了“坐着谈，何如起来行”的豪言壮语，他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勉，表现出立志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表现出他对祖国、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他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全部用在埋头苦干、辛勤耕耘、呕心沥血的言和行之中了。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他不仅有共产主义崇高道德修养和思想情操，而更重要的是他有对同志、对工作、对人民爱的实际行动。
这种言出行随、脚踏实地的精神，是一种美德。
传说中的愚公及其一家，为了实现和完成把太行山、王屋山搬至大海的伟业，不仅从自己做起而后感动了上帝，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锨、一挑，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精神。
我们党的事业，同样需要这种精神，同样是靠战斗在各行各业的同志经过各自的努力去胜利实现的。
鲁迅先生说过：“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曾经对言行不一的人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说漂亮话的空谈家是“糊涂的苏维埃要人”，“懒汉”，“迷了心窍”的“木头人”。
列宁还告诫同志：“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这就说明，我们对待革命工作不但要有其言，还要有其行，大家常说的“听其言，观其行”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摘自1981年第六期《理论与实践》，作者德春、天明）

作者：一文
栏目：党员学习之友

对办事不实事求是、爱在会上讲漂亮的空话、大话的人，列宁专有一种惩治的特效药，这就是当众向他提一两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问题。

有一次，人民委员会开会讨论关于彼得格勒的工业恢复计划问题。
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作这一问题的报告。
施略普尼柯夫用了许多美丽动听的词句描绘了一幅十分诱人的前景。
作完报告，施略普尼柯夫颇有点喜形于色，可列宁早听出他报告里的空话、大话来了。
等报告一结束，列宁就向报告人提了几个问题。
列宁说，他感兴趣的是：目前在彼得格勒由哪一家工厂生产钉子？
产量多少？
纺织厂的原料和燃料还能保证用多少天？
问题就是这样简单，可报告人一下子给问住了，最后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说因手头没有这方面却材料，无法回答。
这时，列宁批评他说：“谁需要你们那些大吹大擂毫无保障的计划？
钉子、犁、纺织品在哪里？
你们如何为农村保证生产出这些东西？
您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实际的计划工作被你们用漂亮的言辞和废话代替了，这是哄瞒，这是欺骗！”
（原载1981年8月11日《北京晚报》，作者一文）

作者：黎生
栏目：党员学习之友

如果有人问：团结什么人难？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难。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团结什么人更难？
我也会不假思索地奉告：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为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更难。
然而，再仔细想一想，又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在反对过自己的人当中，还有另一部分，即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
能否团结这部分人，有时候，往往成为更加严峻的考验。

按说，真理在对方，自己是错的，理应不计个人恩怨，和人家搞好团结，向真理低头。
这不应该成为问题，许多同志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但是，对某些人说来，情况恰恰相反：你反对了他而又能受到他“不计前隙”、“予以团结”这种礼遇，仅仅因为你反对错了，你是失败者，他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宽容你，赦免你，这对他的权和利并没有多大害处；
而你反对对了，你是胜利者的话，这就可能触动到他的既得利益，他或者恼羞成怒，或者嫉火上升，或者闭眼不看事实，继续颠倒是非，甚至玩弄权术，想方设法遮掩粉饰，并伺机进行打击报复。
这样，你就不但别指望得到“团结”，而且往往聪明遭累。

翻开历史，这样的事情不少。
比如袁绍杀田丰，就是个突出的例子。
汉献帝五年（公元200年）春，曹操出兵攻刘备，袁绍的谋士田丰向袁建议：趁曹操不备抄他后路。
这个主意非常高明。
但无所作为的袁绍却以儿子生病为由拒绝了这个建议。
果然，曹操破刘备之后，二月，还官渡；
四月，斩袁绍大将颜良、文丑；
九月，会战官渡；
十月，袭击绍军辎重，焚烧粮草，袁绍大败。
消息传来，有人向囚禁中的田丰道贺，认为他这下子一定会被重用。
田丰摇摇头说：“袁绍貌似宽厚而内心妒忌。
如果他胜利了，心里高兴，还可能赦免我；
现在战败，一肚子不痛快，我不敢指望有活路。”
果然，袁绍失败后对左右说，当初我没有听田丰的话，现在被他耻笑。
于是命人去取田丰之首，田丰叹而自刎。
袁绍也由于嫉贤妒能，误己误国，终于导致灭亡。

这些是历史。
现在呢？
以古鉴今，袁绍遗风不可长。
我们在大力提倡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的同时，也要强调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
做到后者，也许比前者更难。
但无论多难，也应该努力去做。
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真正懂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完全解放自己，胸襟宽广，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一己一帮的私利出发，努力克服头脑中的封建意识或小生产者的狭隘偏见，认真地吸取历史的教训。
要看到由于十年浩劫和长期的左倾错误，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造成了严重的裂痕和创伤，许多同志在你整我、我整你的情况下，既反对过别人，也被别人反对过，很难说谁就是绝对的正确。
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来愈合这些裂痕和创伤，认真切实地贯彻党的各项有关政策，增强党的团结。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在党内、在人民内部要真心诚意地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不论是反对对了还是错了），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摘自1981年第三期《新时期》，作者黎生）

新华社8月18日讯 北京市土桥砖瓦厂党总支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注意组织职工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的有关著作。

北京市土桥砖瓦厂有职工七百多人，青年职工占绝大多数。
因为这个厂劳动条件比较艰苦，需常年在高温下作业，不少青年人工作不安心。
今年4月初，工厂党总支结合北京市开展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讨论，开始组织全厂职工学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的著作，强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
例如，他们针对一些职工中存在的纪律松弛的现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有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就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周恩来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帮助他们提高领导艺术和领导水平。
这样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进行学习，职工们的学习热清很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土桥砖瓦厂在组织职工学习《决议》的同时，订出了长远学习规划，计划在三年内组织职工学习《决议》中举出的毛泽东同志的四十三篇著作。
今年内，他们准备学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论十大关系》、《“七大”工作方针》等九篇著作。

据新华社贵阳8月18日电 贵州省湄潭县庙塘公社党委针对农村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后出现的新情况，对党员加强思想教育，使党员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中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庙塘公社有六个基层党支部，共有党员一百五十三人。
去年，这个公社普遍建立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
在新形势下，有些党员认为，现在党员和群众同样划分了责任地，各家在自己的责任地上干活，生产各搞各，生活各顾各，当不当党员都一样。
因此，不少党员同社员群众接触少了，党的方针政策不能通过党员迅速传达到群众中去，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不能通过党员及时反映到党内来。
针对这些情况，庙塘公社党委去年秋冬曾先后召开了七次党委会和党委扩大会，首先解决公社党委一班人的思想认识问题。
他们对照党章和《准则》，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党员中产生的糊涂思想，主要是因为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放松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
于是今年初，公社党委曾用三天时间，集中全公社的党员进行培训，给广大党员上党课，讲党章，讲《准则》。
接着，公社党委又帮助各党支部，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党内生活制度，引导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同时，还经常召开小型群众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党员的意见和要求。
这些活动，使党员能够自觉地去接触群众，热情地去关心群众，主动地去做好各项工作。
联合大队下中坝生产队女社员赵福荣，丈夫不幸病故，她又是老病号，不能参加劳动，几个孩子都还小，她常为生产和生活发愁。
去年这个队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以后，大队党支部的十一名党员和七名社员，主动把赵福荣家承包的责任地的农活全包下来，不仅不要任何报酬，就连一顿饭也没在她家吃过。

庙塘公社党委还十分注意言传身教。
今年春播以来，公社党委书记胡先荣经常到生产队为烈军属和困难户社员栽包谷、收打油菜籽和插秧。
在公社党委领导成员的带动下，全公社党员为群众办好事，模范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蔚然成风。

从省防汛指挥部和省气象局获悉：7月中旬曾经遭受洪灾的永川、绵阳、南充、温江，成都、内江、达县等地、市，从8月13日至17日又出现了暴雨。
到17日的初步统计，降了暴雨的县有六十二个，其中三十二个县降雨一百到四百毫米。
川西、川北部分县两次出现洪水灾害。
暴雨造成山洪暴发，江河水位猛涨，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的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水位分别接近、达到或超过警戒水位，有的还在继续上涨。
汹涌的洪水淹没了一些城镇，厂矿，冲毁部分农田、房屋和水利设施，使一些地方的公路、铁路、电话、供水、供电中断，其中成昆、宝成（省外段）两条铁路再次中断。
仅据永川、绵阳、南充三地区的不完全统计，洪灾造成十五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冲毁冲垮房屋五千多间。

新的洪灾发生后，四川省人民政府及时召开会议、部署紧急救灾措施，并由有关领导同志带队组成两个慰问团分别赶奔永川、旺苍重灾区，一面慰问灾民，一面协助当地领导抗洪抢险。
空军及时派出飞机前往灾区侦察灾情，成都部队派出两个舟桥连和四个步兵连火速赶赴永川、旺苍灾区救援。
灾区各级领导立即赶赴救灾第一线，组织群众抗洪抢险。
各种救灾物资正在紧急运往灾区。

新华社8月18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巴基斯坦新闻广播部秘书、广播、电视公司主席穆吉布·拉赫曼·汗少将为团长的巴基斯坦广播电视代表团。

在交谈中，李先念说，中巴两国是友好邻邦，我们相互信任，我们的友好关系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对许多国际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有许多共同语言。

李先念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
他指出，建国三十多年来，虽然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但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

穆吉布·拉赫曼·汗说，我们来到中国受到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巴中两国的深厚友谊。
他还介绍了巴基斯坦的国内情况。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副局长李连庆，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尤纳斯，参加了会见。

今晚，张香山设宴款待代表团。

代表团这次访问我国是根据中巴两国文化合作协定1981年至1982年执行计划而安排的。
代表团于8月16日到达北京。

作者：黄道明

新华社8月18日讯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共中央纪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刘型同志，因病于1981年8月7日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刘型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

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聂荣臻、彭真、邓颖超、王震等同志，中共中央、全国政协、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湖南省和醴陵县领导机关送了花圈。

出席追悼会的有彭冲、黄克诚、王首道，肖克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刘型同志生前友好等共五百人。

追悼会由江华主持，谭震林致悼词。

悼词说，刘型同志1906年出生在湖南醴陵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积极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参与组织了醴陵萍乡的农民暴动。
1928年，他率领醴陵秋收起义队伍到井冈山。
他任过红十二军三十四师政委、红五军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历次反“围剿”中，在开辟和建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他抱病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至1943年，他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等单位工作。
1944年10月他任南下抗日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环境险恶的南征途中，始终保持着饱满的革命热情。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四野十纵队副政委、嫩江省委常委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等职，为建设东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悼词说，全国解放后，刘型同志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城市企业部部长，1952年任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58年任农垦部副部长。
十年内乱中，他在身遭迫害的情况下，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悼词说，刘型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不顾体弱多病，为端正党风、维护党纪，为平反冤、假、错案，忘我工作。
他还搜集整理了大量党史资料，撰写革命回忆录，以教育后代。
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
他在弥留之际听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消息，兴奋地说：“党的事业可以继续胜利地向前发展了。”
刘型同志五十五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我党、我军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着共产主义的美德和情操，不愧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者：波涌
栏目：国际风云瞭望

不久前，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披露，里根政府将采取一个新的防御战略，即准备同时至少打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其他地方，很可能在中东。
里根政府这种新的战略构想，取代了以前美国政府所奉行的“一个半战争”的理论，引起国际上人们的普遍关注。

六十年代，美国历届政府均推行“两个半战争”的战略，即准备同苏联和中国各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并在其他地区打一场小型战争。
1970年2月，尼克松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同时也由于越南战争的困扰和自身力量的削弱，不得不紧缩战线，调整战略，从原来的“两个半战争”改为“一个半战争”，即既要准备在欧洲同苏联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个战争），又要在世界其他地方打一场小型战争（半个战争）。
这个战略思想，后来便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军事计划的理论根据。

但是，近十多年来，世界的形势和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美国在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已处于明显的守势。
而苏联则凭借它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力量，肆无忌惮地对外侵略扩张，把魔掌伸向世界各地。
它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特别是自己出兵侵占阿富汗，严重威胁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
在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美国的战略显然不能不再作调整和改变。
里根政府上台之后，为了扭转美国在国际角逐中的被动局面，强调苏联是“发生一切动乱的根源”，美国要担负起抗衡苏联的“重任”，因而提出了准备打“两个战争”的战略构想。
随着里根政府战略思想的变化，美国在防务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继续增加军费和“军援”。

扩展“抵消战略”的概念，增强常规军事力量。

大力发展海军，决心“夺取海上优势”。

与盟国协同动作，实行“战略分工”。

里根政府战略思想的变化，反映了美国对苏联威胁的认识有所加深。
但是，这种新的战略构想要变为现实，却并非易事。
因为它既受到美国自身经济衰退的制约，又受到本国及西欧国家绥靖思潮的掣肘。
在许多问题上，西欧国家从各自的利益和安全出发，与美国的看法不尽相同；
况且十多年来由于美国军费低于苏联所形成的“投资差距”，也非一时所能弥合。
因此，“两个战争”的战略思想付诸实践的情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新华社华盛顿8月18日电 美国总统里根中断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山区的度假，17日开始在洛杉矶一家旅馆里召开为期五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军事抉择。

美国国务卿黑格、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出席了会议。

17日的会议结束后，黑格宣布，美国政府决定向以色列运交最近两个月来停运的十四架F—16和两架F—15战斗机。
由于以色列悍然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和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谴责，里根政府曾宣布暂停向以色列运交这些飞机。
里根政府的这个决定是在以色列总理贝京预定在下月初访美之前作出的，这被人们认为是对以色列政府的一种姑息态度。

这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将讨论包括MX机动导弹的部署方式，是否制造被前总统卡特决定停产的B—1战略轰炸机以及是否为三叉戟潜艇制造一种更为精确的导弹等问题。
里根政府内外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MX导弹的部署方式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

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说，这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对于MX导弹和B—1轰炸机等问题，可能不会做出最后决定。

作者：欧阳如华

8月17日晚上八时，原国民党空军少校黄植诚乘福州——北京的直达快车，来到了祖国首都北京。

当晚黄植诚谈到北京的感想。
他说：“列车过天津以后，我就很激动，我做梦都向往的北京就要到了。
在电视风光片上，我看见过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那么雄伟。
现在马上到达了，我非常激动，非常激动。”
18日上午九点半钟，黄植诚从招待所去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
他乘坐的国产上海牌小卧车徐徐行驶。
他第一次经过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在明亮的阳光下飘扬。
“我眼睛不够用了。”
“我时而看北，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是祖国的象征。
我时而看南，烈士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一座座雄伟的现代化建筑。”
他第一次经过党中央所在地的南门——新华门，“中共中央就在这里面办公。”
金碧辉煌的新华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经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八一军徽在肃穆的大楼上闪光。
陪同人员向他介绍，这里有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还有徐廷泽起义归来时驾驶的F—86飞机。
他说，我以后一定要去参观。

从空军领导机关出来，他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政治委员高厚良同他共进午餐，欢庆他回归祖国。
张廷发司令员说：“人民大会堂是十个月建成的，你来的福建省有一个厅，你老家广西有一个厅。
你对面摆着台湾的水牛角。”
当张司令员问他：“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开过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吗？”
他说：知道。
“你知道审判‘四人帮’吗？”
“知道，我们看了北京审判‘四人帮’的电视，我们飞行员都讨厌江青那个样子。”
黄植诚的话引起了在座的人的大笑。

黄植诚到北京整整一天了，当记者们问他：“你第一次到首都，有什么感想？”
黄植诚略略思考后说：“北京人热情，北京街道宽广，北京市容清洁，北京人精神面貌好，北京的建设日新月异，同我在台湾听到的完全两样，证明台湾当局宣传的失败。”
欧阳如华

新华社8月18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最近在戈公、贡布等地袭击越军据点，破坏铁路线。

8月10日，戈公省国民军和游击队潜入戈公省北部基里翁村越军团部据点，打死越军十八人，打伤二十一人，击毁八二迫击炮一门、AK冲锋枪二十一支。
驻扎在博占伊据点的越军一个连前来增援，也陷入国民军和游击队的伏击阵地，又有二十八人被歼。
同一天，贡布省国民军和游击队袭击了三号公路上的杜略乡布雷道越军营部据点，打死越军十五人，打伤二十五人。

8月9日，暹粒省国民军和游击队袭击了绍尼贡县境内六号公路上的昂戈隆镇越军据点，歼敌五人，其余敌人全部逃离据点。
国民军和游击队控制昂戈隆镇一整夜后撤回营地。

8月10日，国民军和游击队在蒙县到菩萨市铁路线上的贡德罗车站以西破坏铁路路基二十一处，总长五百米。

新华社东京8月18日电 据日本海上保安厅向渔民发出的通知，苏联在17日突然发出警报：从8月18日到9月6日，苏联将在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和北太平洋等八个水域划定危险区，进行导弹发射训练。
东京的报纸说，日本防卫厅对这次军事训练表示极大的关注。

苏联划定的危险水域是：从堪察加半岛东南到日本房总半岛东南的一千六百公里水域为水中爆炸区；
从堪察加半岛南端到中途岛西北长达二千五百公里的带状水域为危险区。
苏联要在这一极为宽广的范围内进行发射导弹的各种训练。

防卫厅说：“1970年和1975年，苏联曾进行过两次世界规模的军事演习，但都没有设定这样宽广的危险水域”。

据新华社曼谷8月18日电 泰国《国家报》今天援引来自泰国外交部的消息报道，泰国和东盟不接受苏联要求泰国和东盟与越南和老挝就东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直接进行谈判的建议，认为现在举行这样的谈判对泰国和东盟都没有好处。

消息说，近来，苏联又在催促泰国和东盟同越南和老挝直接谈判，声称这将有助于达成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缓和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但是，泰国外交部认为这样的谈判没有什么作用。
泰国副外长阿伦·帕努蓬和越南副外长武东江今年6月在缅甸首都仰光的会晤就是一个例子。
这次会晤对泰国毫无益处，无助于柬埔寨恢复和平，因为越南坚持其原来的立场，不肯讨论联合国要求其从柬埔寨撤军的决议。

栏目：国际简讯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谴责美国恢复向以色列提供飞机

美表示要帮助东盟对付外来威胁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巴克利在吉隆坡告诉记者们说，考虑到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和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华盛顿对东盟国家在安全方面所面临的潜在威胁感到担忧。

西德拒绝苏联提出的分别进行裁军谈判的建议

苏联塔斯社八月十六日曾要求西欧国家必要时撇开美国“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同苏联进行裁减军备的谈判。

萨尔瓦多发生严重爆炸事件

据报道，萨尔瓦多游击队最近在东北部的莫拉桑省比较活跃，上星期游击队曾占领了该省的小城镇贝京，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
据目击者说，大约三千名政府军在战斗机和直升飞机的掩护下已向贝京进发。
（均据新华社）

作者：芮英杰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今年年初在接见埃及一家周刊的记者时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人民有自决权。
我们的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选择定将变为现实。”
这话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对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对胜利有充分的信心。
事情正是这样。
以色列统治集团的侵略扩张政策在变本加厉，巴勒斯坦人民为生存权利而斗争的道路上荆棘丛生。
但是，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在不断前进，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声援和支持。

阿拉伯各国、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自不必说，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人民，对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同情感也与日俱增。
西德《明星》周刊今年5月间就阿拉伯—以色列矛盾举行了该刊多年来的第三次民意测验。
对测验表态的人中，56％的人认为巴勒斯坦人有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只有16％的人还不太赞成。
然而在1970年和1978年该刊就同样问题举办的前两次民意测验中，表示支持阿拉伯、巴勒斯坦事业的只各占7％，而同情以色列政策的却分别占45％和44％。
从1978年到现在只有短短三年，人心向背的变化何其快也！
今年7月22日，美国的一个犹太血统人组织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局野蛮袭击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营地的行径，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以色列的所有军事援助，直到与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阿拉伯邻居达成全面的协议”。
该组织并要求苏联“停止所谓俄国犹太人迁居以色列的行动”。
以色列的失道寡助，巴勒斯坦的得道多助，由此可见一斑。

四百多万巴勒斯坦人，由于以色列的横行霸道，或被赶出家园，流离失所，或被迫留在占领区忍气吞声，在那里毫无安宁和稳定可言。
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一严酷的现实，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但美国对中东问题的立场仍有偏颇。
它要的着重是同以色列的“友谊”，而置一亿五千万阿拉伯人的利益和感情于不顾，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视而不见。
美国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对这一政策是相当担忧的。
在美国颇具影响的思想界重要人物、哈佛大学教授坦斯莱·霍夫曼博士在他写的《外交政策：怎么办》一文中急切地提出：美国只是强调抗苏的战略一致，而不重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结果这个战略一致就不可能存在。
阿拉伯世界在反对，欧洲国家要采取主动行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敦促，人们注意到，美方在对待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上也有微妙的变化。
它迄今尽管不承认“巴解”，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却设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新闻办事处，这个办事处本月7日还在华府公开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公正对待巴勒斯坦人。
国务卿黑格8月6日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拒绝称巴解为“恐怖组织”。
国务院代理发言人戴斯今年1月26日承认巴解中的“一些人是正义的和讲道理的”，说，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适应的现实”。
美国政府和议会在对待巴勒斯坦问题上是存在着分歧的，人们期待着，公正将逐渐取代偏见。
三十三年来，以色列一直梦想通过武力，把巴勒斯坦人赶尽杀绝，把“巴解”吃掉，它的这一罪恶目的永远也不会达到。
在“巴解”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同阿拉伯各国人民一道，在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不断壮大，不断胜利，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声援，巴基斯坦崇高的民族目标必将实现。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