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成富吴世斌赵可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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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州部队党委决定授予在法卡山战斗中建立战功的四个单位和六名干部战士以荣誉称号。

自5月5日以来，守卫在法卡山阵地的广西边防部队指战员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越境入侵的越军展开了浴血奋战，先后粉碎了越军从一个排、一个连，直到一个团的数十次猖狂进犯，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
在激烈的守备作战中，干部战士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涌现出一批英雄集体和个人。

7月24日，广州部队党委决定授予荣誉称号的单位和个人如下：

五 连 坚守英雄连

四连一排 能攻善守英雄排

六连一排 勇猛突击英雄排

二营机炮连三排 英雄机枪排

梁天惠（连长） 战斗英雄

邢玉海（指导员） 阵地模范指导员

李怀琼（副班长） 战斗英雄

袁焕高（战士） 孤胆英雄

莫金华烈士（战士） 排雷英雄

潘宜烈士（战士） 英雄电话兵

广州部队党委在决定中号召所属各部队广大指战员学习这些英雄单位和个人无限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高贵品质；
学习他们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和勇于为国献身的革命精神；
学习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
学习他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顾全大局，步调一致的高度组织纪律观念；
学习他们团结友爱，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风格。
在党的领导下，为保卫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张成富、吴世斌、赵可铭）

战斗英雄梁天惠

梁天惠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曾荣立一等功。
今年5月16日，越军一个团向我法卡山阵地突然进犯。
敌众我寡，我四号、五号阵地先后失守。
正在山下带领连队施工的连长梁天惠，听到山上枪声异常，便当机立断地大声呼喊道：“我们的阵地正在遭敌人践踏，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同志们，跟我上！”
他带领全连同志冲上主阵地，把爬到主阵地前沿和两侧的十多个敌人击毙。
梁天惠迅速察看了阵地情况，高声对大家喊道：“我是六连连长，阵地上的同志要听我的统一指挥！”
说罢，他把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组织起来，向侵占我四号阵地的越军奋勇反击。
他冲锋在前，带领战士勇猛冲杀，一举夺回四号阵地；
接着，又和大家一起，把五号阵地夺回来。
梁天惠及时地调整了兵力部署，组织防御，先后打退越军七次疯狂反扑，对取得此次法卡山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战斗英雄李怀琼

副班长李怀琼在5月5日的战斗打响时，争着担任第一爆破手，拉响了第一根爆破筒。
接着，他又勇猛机智地拚死搏斗，为打垮越军入侵起了重要作用。
5月10日傍晚，越军在猛烈炮击之后，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向我五号阵地猖狂进犯。
坚守在四号阵地的李怀琼迅速带领一个战斗小组冲向五号阵地，同敌人短兵相接，很快将越军打下去。
当晚深夜，几十名越军再次向我五号阵地摸上来。
李怀琼沉着镇定，等敌人到我阵地前沿约二十五米处，他大喊一声：“打！”
三个战士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掉头就跑。
不久，越军又纠集了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第三次攻击。
李怀琼一边做好战斗准备，一边鼓励战友坚定沉着，英勇杀敌。
当敌人摸到跟前时，他们又一齐开火，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丢弃二十多具尸体，狼狈败逃。

孤胆英雄袁焕高

5月16日，越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分多路向我法卡山阵地疯狂入侵。
守卫四号阵地的战士多数壮烈牺牲，只剩下袁焕高一个人了。
面对成批成批地轮番冲击我阵地的凶恶敌人，袁焕高毫无畏惧，端起轻机枪向敌群猛烈扫射。
后来子弹打光，只剩最后一枚手榴弹了，他的头部和右眼也多处负伤。
但他更加冷静坚定，决心和敌人血战到底，人在阵地在。
敌人又冲上来，他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敌群。
接着，他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纵身冲进敌群，与敌人展开肉搏，用石头砸死一名越南兵。
就在这时，一个越南兵凶恶地从背后用镐头击中他的头部，他昏倒在地，翻滚到山洼里，后来被战友们抢救回来。

排雷英雄莫金华

越军多次越过边境，在我方一侧埋设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地雷。
莫金华为了保卫我边境不受侵犯，他先后七次冲进雷区，冒着生命危险，排除了五十四枚地雷。
在法卡山战斗中，莫金华连续四十个昼夜没下火线，和战斗小组同志一起，在我阵地前沿埋设地雷一千六百多枚，架设铁丝网一千九百多米。
他每次执行任务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战友；
排雷，走在最前面探索、标号；
埋雷，专门负责装引信；
架设铁丝网，每次都到最前沿阵地。
在6月13日晚，莫金华到阵地最前沿架设铁丝网，由于敌人炮火袭击，不幸踏响地雷，壮烈牺牲。

阵地模范指导员邢玉海

在激烈的法卡山战斗中，指导员邢玉海冒着敌炮火奔走在四个高地之间，积极做好战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5月10日下午，越军用一个连的兵力在重炮掩护下，向五号阵地猖狂进犯。
邢玉海指挥各种火器向越军猛烈射击，他自己也操起轻机枪狠狠打击入侵的越军。
5月16日战斗中，邢玉海身负重伤，他带伤在阵地坚持指挥战斗十五小时。
后来，他实在走不动了，就在纸上写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发扬上甘岭精神，英勇作战，做到人在阵地在”等战斗口号，传送到各个阵地，鼓励战士们英勇杀敌，坚守阵地。
邢玉海和代理队长一起带领全队同志坚守阵地十三个昼夜，配合友邻单位先后打退敌人八次疯狂反扑。

英雄电话兵潘宜

在法卡山战斗中，电话兵潘宜让载有作战命令的电流通过全身，确保电话畅通。
这一英雄的事迹发生在5月10日凌晨。
越军的炮火轰击我法卡山阵地，电话线严重破坏。
七点半左右，当他第二次抢修线路回来时，通往主阵地的线路又被炸断。
潘宜马上带领战士刘肖能冒着炮火向法卡山奔去。
忽然，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左腿负伤。
潘宜忍着剧痛，以惊人的毅力艰难地往前爬去，身后留下一道鲜红的血迹。
他爬了二十多米，终于找到故障点，正在接线时，又一发敌人的炮弹落在两米处爆炸，潘宜不幸牺牲。
但他的两手始终紧紧抓住电话线，让电流通过自己的躯体，保证指挥部与前沿阵地联络畅通。

栏目：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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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四周年，共青团北京市委文体部和北京朗诵艺术团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联合举办了“八一”文艺晚会，首都军民二万余人观看了演出。

二十八日结束的有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代表参加的城镇卫生管理现场会提出：要大力宣传和贯彻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建设精神文明要先从城市搞起，从清洁卫生工作上突破的意见，建设更多文明清洁的新型城市。
这次现场会在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赤峰市举行。
会议着重研究了赤峰市和喀喇沁旗锦山镇加强城市卫生管理，建设文明清洁城市的经验。

人民解放军驻西藏空军广大指战员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努力为西藏人民多谋利益，多办好事，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增强了民族团结。
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年来，驻藏空军各部队先后为支援工农业生产投入劳动日四万九千多个，派出二千二百多台次汽车，修理农机具三千一百多台（件），收割小麦青稞六千五百多亩。
此外，还为驻地社队培训了一批农林、气象专业技术人员。

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广大民兵积极配合边防部队保卫边疆，还击入侵越军作出了重大贡献，涌现了大批先进单位和个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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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八一”前夕，在张家口地区广大城乡，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赞语：“解放军真是文明之师！”
近一个时期，驻张家口地区各部队强调从建设精神文明入手，做好群众工作，以“四有三讲两不怕”的模范行动，改变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观瞻。
许多单位对部队进行军容风纪、待人接物、言谈举止、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养成教育；
有的单位制订了《驻农村文明守则》；
还有不少单位和驻地群众一起开展“文明院”、“文明村”活动，帮助群众移风易俗，落实“五讲四美”。
广大干部战士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并积极帮助群众清理环境，美化村容。
某团一营主动整理环境卫生，修整街道，清除垃圾二百多立方，挖排水沟十一条，使村容焕然一新。

在建设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干部战士大力为群众做好事。
某团二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帮助驻地群众抹房顶十二间，抹墙八间，制土坯四千多块，平整土地十亩，看病五十多人次，照料了五户孤寡老人。
各部队把做好事的重点放在搞好驻地公益事业上。
炮兵某团三营驻地，原有的四眼水井中，三眼井因泥沙堵塞不能出水，三营组织人员淘挖，使三眼废井重冒新泉。
坦克某师驻地有一台拖拉机坏了，这个师不仅帮助他们修好，而且帮助培训修理人员，赠送给他们部分修理工具。

广大干部战士在执行战备训练、施工等任务中，自觉按照“三讲”的要求，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处处维护群众利益。
有些部队外出驻训，深夜赶到驻训点，为了不惊动群众，就露宿在村外场院或村口街头。
某团驻训时，村外山坡上有十几棵杏树，很多成熟的杏子掉在地上。
在树下休息的战士们把杏子拣起来，一个也不吃，都交给了生产队。
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获“二级遵纪爱民模范连”称号的某师通信连，在收放线训练时，有的战士不慎踩倒了玉米，便小心地扶起来，培好土，并把水壶的水浇到上面。

张家口地区的干部群众亲身感受到部队讲文明、爱人民的新风貌，目睹了干部战士以“两不怕”精神，搞好战备训练的感人情景，感动地说，战士们训练这样辛苦，工作这样勤快，待人处事这样文明！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支援部队。
（本报记者）

作者：焦凡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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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某团组织干部战士结合《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使大家认清遵纪和守法的关系，进一步提高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颁布以后，这个部队有的同志对违犯部队的规章制度与违犯职责罪的性质一时分不清。
为了帮助大家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团党委组织干部战士对照《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学习《条例》。
他们把有关条款结合在一起阅读，先看《条令》是怎样规定的，再看《条例》是怎么讲的。
这样一对照，干部战士对于什么是违犯纪律，什么是违犯职责的犯罪行为，思想上就有了准绳。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保卫部门的同志还深入到连队，结合案例进行辅导。
干部战士认识到，遵守法律要从严守纪律做起，从落实部队的各项规章制度做起。
（焦凡洪）

作者：王锋夏国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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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8日讯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四周年纪念活动的英模、拥军先进人物代表共十八人，今日到京。

本报苏州电 苏州文艺界知名人士，二十七日上午在驻军某部战士之家和部队同志举行“八一”联欢。

联欢会上，《九骏图》作者沈彬如感慨地说，我今年六十六岁，学画五十多年，历尽人间沧桑，饱尝世上苦乐，深感唯有社会主义祖国才可亲可爱，唯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英雄才可敬可佩。
驻军某部负责同志对艺术家们说，拿枪的战士和拿笔的战士从来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并肩作战的战友。

苏州国画馆馆长张辛稼在欢声笑语里激动地说，我常想没有英雄战士在前方英勇杀敌，我们那有这样安定的环境挥笔作画。
他展示了草书的法卡山战士写的一首诗，委托将要去北京的沈老转交给战士。
年已七旬的著名评弹演员、苏州评弹学校校长曹汉昌抑扬顿挫绘声绘色表演了一段精采的评书，表达他热爱解放军的心意。
书法家江波即席朗诵了他歌颂军民情谊的一首新作。

会上，中青年艺术家也乘兴挥笔，表达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

为了酬答文艺界朋友，书法爱好者、某部政委彭勃把自己写的一个条幅送给沈彬如。

最后，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战功的“英勇顽强攻坚排”排长邵安华向来宾们介绍了当年的战斗经过。
他激动地说，战士上前线，人民是靠山；
打胜仗全靠人民来支援。
（王锋、夏国珞）

作者：谬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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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1日，桂林陆军学校党委发出通令，授予在学习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七九届七名毕业学员以优等生的光荣称号，并分别给他们提前晋级。

这七名优等生，都是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骨干，其中两人荣立二等功，三人荣立三等功，两人受到嘉奖。
入学两年来，他们勤奋学习，刻苦训练，取得优异成绩。

这次评选出来的七名优等生，都是根据总部关于《优等生暂行规定》所定标准全面衡量，由学员队提名，群众评议，校党委批准后产生的。
（谬永忠）

作者：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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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玉泽赵张阮许化龙

最近，四川省普降暴雨，山洪倾泻，江河猛涨，一些地区遭受几十年来没有过的特大洪水灾害，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面对严重灾情，驻川各部队广大指战员奋不顾身地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使被洪水围困的大批群众迅速脱险。
指战员们还积极帮助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这次抗洪斗争，充分显示了我军与人民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显示了我军指战员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为人民利益不怕牺牲一切的革命精神。
这里报道的，仅仅是许许多多生动事例中的一些片断。

抬舟涉水救人心切

7月14日上午十时，正在野外执行训练任务的舟桥连，突然接到上级通知：二百里外的南充市发生特大水灾，立即前去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下午二时，舟桥连冒雨向南充灾区开进。
汽车行驶到距灾区二十四公里处，公路被洪水淹没。
战士们八人一组，抬着一百九十多公斤重的冲锋舟，跑步前进，有的战士的肩膀被磨破了也一声不吭。
当夜十二点，舟桥连赶到现场，立即投入了抢救。
南充县新建公社六大队，六百多名群众被洪水包围，有的坐在屋脊上，有的爬在树梢上，有的骑在漂浮的木板上，到处是呼救声。
副营长蒙继华、排长李正高带领战士们及时赶到，与洪水奋战七个小时，使这批群众安全脱险。
南充地委机关的部分家属小孩，被洪水围困在大院里。
这里到处是冲倒的电线杆和葡萄架，冲锋舟无法行驶，战士们就将群众一个一个地背到了安全地带。
在舟桥连干部战士的全力抢救下，生命受到威胁的一千三百多名群众全部脱险了。

银鹰展翅灾民脱险

7月16日凌晨，空中浓雾还未完全散开，成都部队空军某独立运输大队的一架架银鹰，满载着救生器材和食品直飞灾区上空，被洪水围困的人们见了顿时欢腾起来。
他们向空中招手，呼喊：“解放军的飞机救我们来了！”
副中队长杨奎发和分队长万顺能等同志驾驶的两架飞机，飞到空投地区时遇到对流云，机身上下颠簸摇晃。
他们操纵飞机从一千二百多米的高度，降到二十米左右，准确地将物资投给灾区人民。
副大队长赵从政和战友们驾驶直升飞机飞到一个村镇上空，看见一些群众被洪水逼上楼顶，处境十分危险。
他们立即降低高度，投下救生器材，将楼顶上的群众一个一个地吊上飞机，送到了安全地方。
在五天时间里，这个部队出动飞机四十二架次，飞行近七十小时，空投各种救生物品三万四千多斤。

奋战高温抢救物资

暴雨倾盆，山洪倾泻，荣昌县城街道积水深达两米。
县土产公司仓库内的近五十万斤、价值六十多万元的棉、麻等物资被洪水淹没。
某部九连干部战士闻讯，立即前去抢救。
被水浸透的包捆一个就有三四百斤重。
战士们有的肩膀压肿了，腰扭伤了，手、脚划破了，可谁也不肯休息。
仓库内温度高达四十度以上，干部战士个个汗流浃背，也没有一个人喊累。
大家硬是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持战斗了二十多个小时，将所有物资全部抢救出来，平均每人完成了十二吨半的抢运任务。

排长张建明带着十个战士，到被水淹没的百货公司门市部抢救物资。
有不少牙膏、刀剪、纽扣等小商品被几寸厚的稀泥埋住了。
大家就用手在泥里摸，一件一件地抠出来，用水冲洗干净。
在药材公司，干部战士抢救出四万多斤药材后，为防止这批药材受潮，又拉来五十九车条石，将全部药材囤都垫起加高了。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荣昌县驻军就转运国家物资四百多万斤，清洗和晾晒棉布四百八十多万米，使国家减少损失两百多万元。
同时，部队还帮助许多受灾的工厂、商店很快恢复了生产和营业。

哪里危险奔向哪里

某师副参谋长李绍文随舟桥连参加金堂县抗洪救灾，已经连续战斗了二十多个小时，还没吃一点东西。
他刚准备稍微歇息一会儿，忽然听说有些老人、妇女和小孩还被洪水围困在县城东南角，便马上带领两个战士乘上冲锋舟赶去救援。
到了现场，只见几十个老人、妇女和小孩挤在一个房顶上，四周墙壁已全部倒塌，房柱难以长久支撑房顶，情况危急。
李副参谋长和战士迅速把群众接到了船上。
他让船开走，自己留下来，继续在摇摇欲坠的建筑物中寻找群众，又救出十一名老人。
李副参谋长哪里危险哪里上，和战士们一起，同洪水连续搏斗了三十五个小时，一共救出五十四名群众。
脱险的群众拉着他的手说：“要不是解放军，我们就没命啦。”
被困旅客营区安顿

7月14日，十一辆公共汽车在嘉陵江畔的某团驻地附近被洪水围堵，进退不得。
旅客们心急如焚。
这个团的营房，大部分也被水淹。
正在抢险的指战员们，立即把旅客接入营区，克服各种困难，热情地为他们做饭做菜，安排住宿。
对生病的旅客，及时给予治疗。
一炮连战士到一里外担回井水给旅客们烧开水喝。
团领导还不断向旅客介绍洪水涨落情况，消除他们的忧虑。
16日，洪水渐渐消退，开往南充的十一辆客车发动了。
登车前，旅客们拉着干部战士的手，依依惜别，眼眶里闪动着泪花。
一位老工人深情地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倍觉子弟兵亲！”
书记遇险深夜营救

7月13日晚九时，成都部队某测绘大队接到广汉县委的紧急求援电话：温江地区副专员、广汉县委第一书记常光南，到灾情最重的三水公社指挥抗洪救灾，被洪水围困在公社办公楼上已经十多个小时了。
省委要求当夜把常光南同志营救出来，以便去参加第二天省委召开的抗洪救灾紧急会议。
测绘大队的干部战士白天已同洪水连续搏斗了十二个小时，营救了几百名群众。
此刻同志们虽然都很疲劳，但听到常光南同志遇险的消息，都争着报名参加营救。
任务被四队队长王银章和其他十个同志抢到了手。
他们顶着狂风暴雨，涉水二十多里，迅速赶到三水公社，将年过半百的常光南同志接到橡皮舟上。
为了迅速脱离险区，战士们跳进水里推舟前进，有几个同志的双脚被树桩、杂物戳破了，他们也不在意。
上岸后，常光南同志激动地说：“我们一定带领全县人民战胜洪水灾害，来感谢子弟兵的大力支援。”
（本组稿件由陶玉泽、赵张阮、许化龙、李向泽、方沛元、赵明仁、张新元、周光翔、曾品禄、曾祥荣、胡郁文、冯玉光采写。）

舟桥连战士龙绍文正在水中抢救遇险儿童。
张和平 彭虎摄（照片）

作者：杨明齐胜

棍子，本来是指用树枝、竹子截成，或用金属制成的用具。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和它打交道，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
可是，如果把“棍子”借用到社会领域、思想领域里，它却又是一个十分不好的东西，有着很坏的名声，人们既讨厌它，又忌讳它。

在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手中的权力，“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抓住某些人的只言片语无限上纲，任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罗织罪状，使不少干部群众遭到无辜的打击和迫害。
这样，“棍子”也就成为一种专门整人、打人的代名词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花了很大力量，扭转过去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申了要坚决贯彻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这为我们解除思想顾虑，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讲真话，讲实话，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也听到另一种反映。
比如说，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人人都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可是有的人却很反感，把这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是四根“棍子”，只要听到人家一讲四项基本原则，就认为束缚了他的手脚，限制了他的自由，公然鼓吹要“突破”它。
其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为了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
对于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事乱打棍子是不允许的。
但是，决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实行什么“绝对民主”、“纯粹自由”。
大家知道，在世界上，“绝对民主”、“纯粹自由”是不存在的。
在标榜“自由”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里，公民的言论自由也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
四项基本原则对于为所欲为的人来说，的确是一种约束，但这种约束是不能没有的。
因为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如果把它丢了，我们的四化建设就没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全国人民将会重新遭到帝国主义的洋棍子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土棍子的重重殴打。
这种不堪回首的惨痛情景，在旧中国生活过的人们都是有深切体会的。

有的人还把对错误的东西的批评视为“打棍子”。
他们看到报刊上对有的文章和作品提出批评意见，就说现在又要“打棍子”了，担心已有的一点民主会被“扫荡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甚至把这种批评说成是“践踏、蹂躏和砍杀”。
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思想很活跃，但也出现了一些混乱，既有“左”的东西，又有右的东西。
对于这些错误的东西，一方面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乱打棍子，置人于死地；
另一方面也不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是非不清，任其泛滥。
及时地、正确地批评各种错误思想，对于我们沿着正确的、科学的轨道胜利前进是必不可少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有的人写了有错误观点以至严重错误的文章或文艺作品，其他人提出批评意见，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如果人家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那岂不是用“不准批评”的“棍子”反过来打人吗？
如果批评得不对，可以反批评，但不能把批评一概说成是“打棍子”。
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这要求批评者要有救人之心，被批评者则不讳疾忌医。
手术刀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不能一见手术刀就害怕、诅咒。
正确的批评是好事，应当欢迎。
不管是批评还是反批评，都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都不能用“棍子”吓人、打人。
通过正确的批评和反批评，才能使错误得到改正，使真理得到发展，使人民的事业更加兴旺。

至于个别人把我们对反动势力和反动分子的打击也看作是“打棍子”，那更是错误的了。
现在，阶级斗争虽然已不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但它并没有结束。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它“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
社会上还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和一小撮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心慈手软，掉以轻心，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依法予以狠狠打击。
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好人，乱打棍子，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是绝然不同的两码事。
如果不这样做，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遭到破坏，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就不能实现。
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

（原载7月27日《北京日报》）

作者：杨风栋卜鳌海

本报讯 在6月23日结束的1981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军代表队在主力队员童玲、李振恃、施之皓未参加比赛的情况下，夺得了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男女混合双打等三项冠军，和男子团体亚军，男子双打第三名。

参加这次锦标赛的都是去年获得全国前十六名的甲级队。
我军代表队由八一队、工程兵和原空军、二炮等单位的优秀运动员联合组成，我军名将童玲、李振恃、施之皓因出访等任务未能参加，实力有所减弱。
代表队全体同志发扬战斗作风，大胆启用新手，打出了好水平。

（杨风栋、卜鳌海）

作者：柳大成关富灵

本报讯 7月10日至13日在沈阳举行的1981年全军田径比赛，取得了优良的成绩，一人打破一项全国纪录，三人四次打破三项全军纪录。
福州部队运动员纪绍明以67.04米的成绩打破男子链球全国纪录；
南京部队运动员张楠打破了男子铁饼全军纪录；
南京部队运动员吕沪明打破男子撑竿跳高全军纪录；
“八一”青少年队十九岁运动员王贵华两次打破男子四百米栏的全军纪录。
获得男子团体总分前三名的是：沈阳部队队、福州部队队、北京部队队。
获得女子团体总分前三名的是：沈阳部队队、南京部队队、空军队。

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十六个男、女代表队。
沈阳部队领导同志观看了比赛，并为获得优异成绩的代表队和运动员颁发了奖品。

（柳大成、关富灵）

作者：陶林

作者：邓勋唐平岳

本报讯 福州部队党委纪委常务书记、部队顾问组组长卢胜，保持和发扬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自1979年分管纪委工作以来，亲自阅复群众来信六百多封，接待来访群众一百一十余人次。
同志们赞扬说：“卢顾问真是时时在为党搭桥，处处给群众送暖啊！”
卢胜对群众的来信来访，尽量安排时间，亲自阅复、接待。
去年初，部队机关一位复员干部由于对复员处理有意见，专程从江苏来到福州，要求见见领导。
秘书考虑卢胜同志开了一天会，晚上机关又安排看电影，便约那位干部明天上午会见。
卢胜知道后，对秘书说：“人家远道而来，见一次面不容易，还是晚上把他请到家里来”。
那位干部急匆匆赶来时，卢胜一家人正在吃晚饭。
卢胜知道那位干部还没有吃饭时，便把他请上了饭桌。
饭后，卢胜放弃了看电影，和他拉家常，谈思想，既讲清党的有关政策，又体贴关心他的实际困难。
事后，还交代业务部门帮助他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那位干部深受感动，取消了原来提出的不合理要求，高高兴兴地返回家乡安心工作。
某部机关一位副科长，接到组织上确定他转业的通知后，思想不通，怀疑是领导给自己过不去。
这位同志过去和卢胜相识，便多次写信要求卢胜替他向部队讲情，取消转业决定。
卢胜每次接到来信后，都自己动手写回信，耐心地给他做工作。
可是，这位副科长仍然想不通，又专程来到福州，要找卢胜同志面谈。
机关同志认为他思想不对头，卢胜同志已经费了不少心，便动员他回去。
卢胜知道后，严肃地说：“这是送上门来的思想工作，我们应该做好。”
于是，他把这位副科长请到办公室，当面和他摆情况，讲道理，严肃批评了他不服从组织决定的问题，使他心悦诚服，到地方后，工作积极，受到上级的表扬。

一次，卢胜接到平和县民政局转来该县南胜公社社员林火盛的来信。
信中反映他1936年参加闽南红三团独立营，因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致残离开了部队。
解放三十年来，因为找不到证明人而无法解决评残问题。
后来他得知当年独立营的营长就是卢胜，要求县民政局找卢胜为他写证明材料。
卢胜接信后，反复回忆当年的战斗情况，仔细查阅历史资料，写信、打电话询问当年的一些老熟人，证实了林火盛反映的情况属实，便亲笔写了证明。
后来县民政局根据卢胜的证明材料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查，为林火盛补办了残废证。
林火盛领到残废证后的第二天，就带着小儿子来到福州向老首长表示感谢。
卢胜把他们父子接到自己家里来住，临走时，还掏钱买好车票派人送他们上车。
父子俩含着热泪，激动地说：“老首长，您待我们太好了，我们全家感谢您。”
卢胜握着他们的手说：“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党！”
（邓勋、唐平岳）

作者：王德波王永湖

本报讯 从大连陆军学校毕业的十名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战斗骨干学员，到驻守在内蒙古克什克腾草原边防某团任职后，立即投入火热的军事训练，工作热情非常高。

这十名战斗骨干学员都是在南方长大的。
面对北疆的艰苦环境，思想情绪安定。
他们还互相提出倡议：看谁对连队建设的贡献大，看谁坚守北疆的信心足。
学员胡世恩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三等功，在学校学习刻苦，毕业考试各科都获良好以上成绩。
他到这个团的边防二连任二排排长，放下背包，没顾得上休息就召集排里的骨干开会，了解排里情况。
当他得知这个排有三名战士因家庭问题思想上有负担后，便逐个找这些同志谈心，并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的英雄事迹启发他们正确对待家庭问题，使三名战士认识都有提高。
学员徐国民刚到边防三连任排长那几天患感冒，为了尽快熟悉排里的情况，他一声没吭，带病组织战士训练。

（王德波、王永湖）

作者：饶华赵全

本报讯 云南边防炮兵某团政治处副主任李祖佑，确定转业后，仍把祖国边疆安危挂在心上，在参加还击越军入侵扣林山的作战中，做出了新贡献。

在还击越军入侵我扣林山地区作战中，这个团负责运输任务。
人员新，车辆多，时间紧，敌情复杂，需要一个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去带队。
团领导经过考虑，让一位副团长和李祖佑带领部队执行这一战斗任务。
李祖佑二话未说，欣然接受，并表示：就是献出生命和鲜血，也要完成好这一任务。
运输途中，要经过一段二十五公里长的敌人封锁线，上级要求他们在夜间闭灯开进。
这一地段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而且路面窄，弯道急，坡度陡，加上那几天一直下雨，道路泥泞难行。
在这种情况下，李祖佑和其他领导仔细勘察路况，冒着危险带领几辆车先在这段公路上夜间闭灯行进，摸索驾驶经验，使车队安全、隐蔽、准时地通过敌封锁线，圆满地完成了运输任务。
当部队在指定地点集结待命时，李祖佑又带领同志跋山涉水，到阵地前沿了解战斗中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对本部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激发干部战士的革命斗志。
上级让他们协助部队把炮弹扛到阵地上去，李祖佑被留下来，他一面组织人员巡视，保护车辆安全，一面让在家的同志做好饭，烧好姜汤和洗澡水。
他发现战士的衣服脏了，就和后勤人员一起帮助把衣服洗好；
看见从阵地下来的战士头发长了，就组织三个连队的理发员帮助理发。

李祖佑在执行任务期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副师长和副政委来前线慰问部队，让他回去处理自己转业的有关事情，他向领导再三请求说：“战斗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能中途下火线。”
后来，团党委给他写了一封信，并派来一名副教导员接替他的工作，他才依依不舍地回到部队。
（饶华、赵全）

作者：北京部队装甲兵庄严
栏目：党团生活党的工作

各级党委怎样开好民主生活会？
北京部队装甲兵三级党委书记会议对此进行了研究，大家感到要开好民主生活会，很重要的是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的首要内容。

从一些单位的情况来看，影响开好党委民主生活会的主要问题，在于不能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主要表现为：（1）不敢开展批评，怕得罪人。
为了照顾同志之间的关系，对政治方面的问题往往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要么不管不问，要么轻描淡写，转弯抹角地说几句；
（2）纠缠细小问题多，注意力往往集中于工作中的矛盾、同志间的相互看法上，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认识和贯彻执行情况却不大注意；
（3）作自我批评也多是工作上的问题，而对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不敢作自我批评，怕抓辫子；
（4）批评不正之风，多注意特殊化方面的问题，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往往忽视；
（5）在批评中不够实事求是，仍有乱上纲的现象。

在党内批评上存在的这些问题，转移或分散了党委的主要精力，妨碍着党委核心领导作用的发挥，给党内政治风气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在党委民主生活会上，通过交心通气，互相疏通思想，解决同志间的一些矛盾，这是必要的。
但是，不应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方面。
工作上发生的矛盾，同志间的相互看法，能在会下通过个别交换意见解决的，就不要拿到会上来。
实践证明，什么都拿到会上来解决，效果并不好。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个很严肃的事，应该注重大的方面，使每个同志思想上都能受到教育。
否则，就会把人们搞得谨小慎微，每做一项工作，不是想如何把工作做好，而是首先考虑如何照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降低了民主生活会的意义。
同时，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有一个团结的愿望和与人为善的态度，贯彻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原则，决不能把党内民主生活会开成泄私愤的会，也不能开成在原则问题上你好我好的“好好会议”，更不能把主观猜测和道听途说的东西，作为批评同志的依据。

为了使党委民主生活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会前有必要对其内容作一些规定性的要求。
根据一些单位的经验教训，党委民主生活会主要应该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检查党委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包括党委对自身学习抓得如何，党委成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是否认真，理解是否深刻；
党委是否做到了以主要精力抓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党委对部队提出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回答和解决得如何，党委成员遵守政治纪律如何，是否在政治上有自由主义，对部队中的错误议论抵制了没有，等等。
二是检查党风方面的情况，包括党委成员对党中央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
有没有利用职权搞特殊化，诸如插手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的入党、入学、提干、调动等。
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党委要认真研究，在党内开展严肃的批评教育，加以解决。
三是疏通思想，交换工作中的意见，不断解决矛盾，消除隔阂，统一思想，增强团结。
民主生活会的内容，应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

要开好这样的民主生活会，党委书记应注意做到以下几点：（1）抓住主要内容，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2）要有良好的民主作风，虚心听取其他委员的批评意见，对于党委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书记、副书记要主动承担责任，并找出发生问题的原因，拿出改进的办法；
（3）在政治问题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可乱上纲、乱扣帽子，要提倡实事求是的、中肯的分析。
对自我批评中主动检查出来的问题，不能抓住不放，以此整人，而应诚恳地帮助同志提高认识；
（4）书记要善于引导，把民主生活会的重点放在主要方面，防止在那些非原则性问题上扯皮；
（5）书记对每次民主生活会的情况要进行小结，不断解决在党内批评上存在的问题，确实使党内民主生活既注意政治，又开得生动活泼，真正起到提高党委战斗力的作用。

作者：李志民
栏目：党团生活青年思想漫谈

“舍己救人的好战士”孙家进说过：“做人总要有一个榜样，有的喜欢这样的人，有的向往那样的人，我喜欢雷锋、王杰那样的人。”
这朴实无华的话语表明，孙家进成长为英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选准了做人的榜样。

在人生的路途中，许多人都要选择一定的榜样，作为自己学习仿效的对象。
青年人正处在世界观逐步形成的时期，涉世未深，思想单纯，可塑性大，模仿力强，选择好自己做人的榜样就显得尤为重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好的榜样，可以引导人们向高的思想境界攀登，激励人们为正义的事业奋斗不息。
吴运铎从保尔·柯察金那里吸取了战胜伤残的巨大力量，立志“把一切献给党”，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雷锋把黄继光的画像端端正正贴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时刻激励自己向英雄们学习，终于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欧阳海舍身救列车的壮举，也映照出英雄的影子。
他的日记中就记着江姐的豪言壮语：“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学英雄的思想，走英雄的道路，创出英雄的业绩，这不正是榜样的力量所在吗？

同样的道理，如果选错了榜样，则会给人带来坏的影响，甚至把人引入歧途。
有个少年，因为崇拜一个流氓集团的“酋长”，佩服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把他当成效法的榜样，结果逐渐堕落成为杀人犯。

还有些青年人，虽然不把胡作非为的“好汉”供为榜样.但对某些能说会道、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却十分佩服，认为这些人“会来事”、“吃得开”，在生活中处处向这种人看齐。
到头来，自己也变得唯利是图，庸俗不堪。
这种教训，无疑是应当记取的。

担负着继往开来重任的革命青年，应当象孙家进同志那样，把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模范，作为自己的榜样。
在孙家进看来，雷锋、王杰等英雄们是新中国青年一代的优秀代表。
他们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改造世界观，把个人的一切无条件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事业中。
他们的高尚情操是那样令人敬仰，他们的思想境界是那样令人神往。
所以，当社会上对雷锋精神众说纷纭，毁誉不一的时候，他始终头脑清醒，是非分明，毫不踌躇地认准雷锋、王杰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终于加入了当代青年英雄的行列。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要选准自己做人的榜样，就应当加强自身的学习和改造，努力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学英雄与改造思想结合起来，在思想改造中学英雄，在学英雄中改造思想。
只有这样，我们的脉搏才能和时代精神一起跳动，思想感情才能和英雄人物相通。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地以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榜样，使自己的思想境界跟着英雄更上一层楼。

作者：林玉华
栏目：党团生活光辉的榜样

1931年5月，中央红军利用缴获敌人的一部半电台，侦听到敌人要进攻红军总部的情报。
毛委员和朱总司令亲率红军主力，出其不意地消灭了敌人。
刚刚诞生不久的红军无线电通信，由于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特殊的功用，被毛委员风趣地赞誉为“千里眼，顺风耳”。

6月中旬，无线电队随总司令部由建宁转移到康都镇。
电台充电机启动后，马达声引来了很多看热闹的群众。
为了防止敌人的密探和特务，保证总司令部的安全，机务员一面看守着机器，一面焦急地劝群众离开。
可是，前边群众刚离开，后边群众又围过来。
机务员没办法，跑到电台政委面前，埋怨事先没有派卫兵保护，政委则批评机务员没有尽到责任。
于是，两人当众争吵起来。
政委命令把机务员捆起来，个把钟头后才松绑。
党支部会上，大家对这两位同志进行了批评帮助，但他们仍各持己见，互不服气。

这事很快传到毛泽东同志那里。
一天，无线电队接到通知说：“毛委员要亲自来参加你们的党支部会。”
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
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无线电队的党支部会，亲自调解电台人员之间的矛盾，大家兴奋极了。

晚饭后，无线电队的党员同志们集合在康都街外小河边的草地上。
毛泽东同志没有坐预先为他摆好的石头，而是和大家一样席地坐了下来。
他让大家围拢一些，笑着说：“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要先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党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对电台政委和机务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批评。
毛泽东同志侧耳倾听着大家的发言。
等大多数同志说没有新的意见了，会议主持人请毛泽东同志作结论。

毛泽东同志亲切地说：“我不是作结论，而是发表个人的一些意见。”
他首先分析了发生矛盾的原因，既肯定了双方主观上积极的一面，又指出了互相应该担负的责任。
然后说，政治委员是党组织派在军队中的代表。
政治工作制度，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坚决维护。
公开在群众中损害政治委员的威信是不应该的，而政治委员采取捆绑的方法来代替思想工作也是不对的。
我们都是苏维埃的战士，都是为了消灭军阀、反动派而打仗的。
我们之间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不应该为无原则的纠纷争论不休。
我们要十分爱护红军内部的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批评，共同进步，以利工作之开展，战斗之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一番话，象清爽的晚风，吹开了同志们的心窗，使人豁然开朗。
最后，他又和蔼地对电台政委和机务员说：“你们说，是你们的意见对，还是我的意见对？”
两位同志心悦诚服地笑了。
他们当场作了恳切的自我批评，表示要团结一致，密切合作，努力完成无线电侦察和联络任务，保障好作战指挥，为打退敌人的“围剿”作出贡献。
党员同志们向他俩报以热烈的掌声。

红军总司令部转回兴国根据地不久，无线电队及时准确地侦收到敌人部署对我中央红军“分进合击”的重大情报。
在毛委员、朱总司令的指挥下，红军主力主动出击，在莲塘、良村和黄陂一带，连续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大捷后，毛委员亲自指示副官处奖给电台人员三块钱奖金，改善伙食，鼓励通信战士们再立新功。
（林玉华）

作者：祖国翔曹战军
栏目：党团生活

举手表决，是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的一种形式，也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表达方式。
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有的同志拿举手当儿戏，甚至以举手做交易，使这种充分体现党员意志和权利的形式名存实亡。
所以，有必要就举手问题上的种种表现议论几句。

一曰紧跟领导，看上司的脸色举手。
形成决议前，东张西望，领导举手了，他也就随之挺起腰板，把手举得老高。
领导脸色稍有变化，他尽管心里赞成，也不敢把手举起来。

二曰随大流，违心举手。
对党内某个问题、某项决议明明有不同意见，看多数人都举手同意，他也就随之附和，不当少数，不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

三曰搞人情交易，帮忙举手。
在党员发展、提职晋级、困难补助等问题上，私下向自己的“知己”交过底，保证在关键时刻拉上一把，投上一票。
会上抢先表态，象法码一样，给天平的一端增加些份量。
实际上，把举手当成了交易的筹码。

四曰会上举手，会后“反手”。
党组织集体通过的事情，本来大家都举了手的。
一旦出了点什么问题，或听到点什么反应，有的党员便在会后散布说，这是谁的意见，那是谁的主意，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放在圈外，忘记自己应有的责任。
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

为什么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在一些同志那里竟同儿戏一般呢？
有的同志在十年动乱中，中毒比较深，一时还转变不过来；
有的确属私心太重，党性太少；
有的则是党的知识懂得太少，不知道什么是党的优良传统，而又不肯学习。
这些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都有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
今天，我们党正在大力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每个党员都要按着《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加强党性修养，珍视并正确地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

作者：刘忠信
栏目：党团生活

记得过去当兵的时候，在我们连里有块大镜子，上面写着两行大字：“衣帽不整不出门，礼貌不周不见人。”
有谁要上街，到连部去请假时，指导员总是要让他照照镜子，看看衣帽整不整。

事隔不少年了，那块大镜子和那两行大字，至今还在我的脑际萦绕。
因为一念起它来，就把我带回到当年生活过多年的连队，唤起我对连队生活的美好的回忆。
就一个革命军人的仪表而言，健壮的体魄，端正的五官，匀称的身材，落落大方的举止，着一身草绿色军装，佩上鲜红的领章和红五星帽徽，等等，这些都是应该讲究的。
但是，从革命军队的军容要求来看，这还很不够。
比如，一个人蓬头垢面，胡子象高粱茬，指甲长期不剪，穿衣敞胸露怀，帽子歪戴，挎包搭在肩头上，腰带拎在手里……这样的人，能够称得上仪表美、军容好吗？
实在地说，这种打扮是很丑的。

要革命军人讲究军容风纪，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我军的素质。
军容风纪好不好，是一支军队是否有战斗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常言说，军容不整则军威不振，士气不高。
在人类的战争史上，没听说稀稀拉拉的军队能够在战场上使敌人望风披靡，军容整肃、军纪严明之军，倒是常常可以叫敌人闻风丧胆。

在理解和处理讲究军容风纪与不怕苦不怕脏的关系时，千万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
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不是有意颠倒它们的关系，谁也不会去责备勇士们在与敌人格斗中被撕破了衣服、脸上还流着鲜血的现象的。
但是，也绝不能因为要打仗，要搞建设，要吃苦，免不了要踩牛屎、趟泥潭，免不了要与“脏”字打交道，就认为讲究军容是多余的。
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很有必要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
象革命导师恩格斯那样，任务再重，工作再忙，“他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就象在普鲁士军队里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
他的房间里，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书籍全放得有条不紊。
保尔·拉法格说，恩格斯的“这个房间简直不象一个科学家的工作室，倒象一个客厅”。
对于恩格斯这种注重仪表、注重整洁的美德，马克思很称赞，说他是欧洲最有教养的人。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你什么时候见到他，总是那样富有青春的活力。
即使被癌症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时候，他的生活也很有规律。
仅从一位外国记者给他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上也可以看出，他那持重而泰然的英姿，整洁而朴素的装束，并不逊色于他身强力壮、金戈铁马的年代。

青年朋友们，革命导师和领袖在工作那样千头万绪，甚至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尚且能够注重仪表，讲究整洁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军人，不是更应该做到这一点吗！

作者：张慧林徐映珉
单位：八四八五九部队
栏目：党团生活青年思想通信

编辑同志：

我是今年入伍的新战士，到部队不到半年，就写了入党申请书。
不料却遭到一些同志的非议，说我“入伍才几天就想入党，思想动机不纯”。
难道新战士申请入党就是“动机不纯”吗？

八四八五九部队 张慧林

张慧林同志：

看了你的来信，我认为你这种积极要求进步的愿望是很好的，别人对你的那些非议则是不正确的。

首先，入伍不久的新战士想入党是不是“痴心妄想”，是否新战士注定要象“大路上的电线杆——靠边站”呢？
我看不一定。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她的大门向每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敞开着。
衡量一个人够不够入党条件，不是看他的军龄长短，资格新老，而是看他的思想觉悟和实际表现够不够党员条件。
条件够了，新战士也会被发展；
条件不够，资格再老也不能入党。
当然，党组织对申请入党者的培养和考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老战士入党的比新战士多。
但这并不说明，新战士就注定不能入党，就不该写入党申请书。

其次，认为新战士写申请书是“入党动机不纯”，这种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不知你看过《董存瑞》这部电影和《雷锋日记》没有。
年满十八岁的董存瑞入伍不久，在一次战斗结束后，双手捧着身上仅有的几元钱作为自己的“党费”交给指导员。
指导员望着这个自小在苦水中泡大的农家后代、战场上机智勇敢的战士，看出了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的一片深情。
指导员对他说，要入党必须先写入党申请书，接受组织对你的考验，然后经过党支部讨论通过，方可加入党组织。
董存瑞按照指导员的话去做，终于用鲜血和生命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入伍以后，就积极要求加入党的组织。
他在日记上写着：“……时刻准备着为了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
请看，董存瑞没有入党就交“党费”，雷锋入伍以后就想入党，难道这也是入党动机不纯的表现吗？

毋庸讳言，在对待入党问题上，“动机不纯”的人是有的。
这些人不是把入党作为更好地为党做工作，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加油站”，而是把入党当成为自己找“出路”的阶梯，整天苦思冥想找窍门，申请书写了一份又一份，实际行动却不对号。
这种现象，无论是发生在谁（包括新战士和老战士）身上，都是不对的，都应该坚决纠正。
现在你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就不要怕别人的非议，而要象董存瑞、雷锋等英雄人物那样，把坚强的信念化作巨大的动力，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不断改造思想，接受党组织对自己的长期考验。
我等待着你的喜讯。

徐映珉

作者：赫国才
栏目：党团生活丰富多彩的团日

作者：傅西路
栏目：青年文摘

人，既然必须在社会中生活，那么做人的最起码要求，就应该为社会尽服务的义务。
我国古代，对“服务”的解释就体现了这个意思。
在汉语里，“服”字有多种含义，涉及人与人关系方面，大致有三层意思：其一，服者，职也。
从事某种工作，担任某种职务叫服职，如出仕曰服官，务农曰服田，经商曰服贾等。
其二，效劳服侍的意思。
如为别人奔走、效劳叫服事；
侍奉别人、“服侍勤苦劳辱之事”叫服勤。
其三，驾驭的意思，古代一车驾四马，中间的两匹叫“服”。
至于“务”字的含义，既指事业、工作，也有致力、从事的意思。
把服和务结合起来，其含义即勤勉履行职务。

如果说为社会服务是做人的起码要求，那么为谁服务则是衡量做什么样的人的根本标准。
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公有制经济关系的建立，同志般团结友爱关系的形成，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国各族人民联结在以集体主义为生活准则的大家庭里。
在这个集体里，不论干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
人人既是服务者，又是被服务者。
你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为集体或别人尽服务的义务，同时你也这样或那样地享受到集体或别人为你服务的权利。
在这里，个人的方便是以方便别人为前提，义务和权利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责任，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体现。
从政治上说，服务和被服务，义务和权利应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
但从道德上说，尽义务和履行职责，却不是以享受某种权利为前提的。
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的服务态度绝不是为了追求享受某种权利，而是去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
在履行道德义务中，尽管他做出了有利于集体和人民的成绩，应该享受到一定的权利，但他的动机和行为决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东西。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从事的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劳动。
对于一个有觉悟、有道德的人来说，服务作为一种职责，虽然具有法定的约束力，然而他不是被迫去工作，而是自觉自愿地去履行自己的义务；
他不会仅仅满足于一般地完成份内的任务，而是自觉地去做更多的工作。

（摘自1981年6月22日《北京日报》，作者傅西路）

作者：孔德志刘德福
栏目：青年文摘

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重要的是我们要人人养成良好的习惯。

一个人的品德，与“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在生活中我们看到，有的青年养成了抽烟的习惯；
有的青年口头语“他妈的”成了习惯；
有的青年随地吐痰成了习惯；
有的青年睡懒觉成了习惯……这些不好的习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精神面貌。

卓越的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在他的世界名著《人是教育的对象》中，曾专门就习惯问题作了长达三章的论述。
对于优良习惯在人一生中的意义，他写道：“良好的习惯乃是人在其神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不断地在增殖，而人在其整个一生中就享受着它的利息。”
而坏习惯则“是道德上的无法偿清的债务了，这种债务能够用不断增长的利息去折磨人，去麻痹他的最好的创举，并使他达到道德破产的地步”。
事实正是如此。
古今中外，曾经有多少杰出的人物被埋葬在坏习惯里啊。
仅仅一部《三国》，我们看到曹操因贪图女色而险些送命；
关羽对人不逊而亡身；
张飞因吃酒成性而掉了脑袋。
可见，一个人养成怎样的习惯，对他来说是至关紧要的事情。

改变坏习惯的关键在于意志和毅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一度有吸烟的习惯，后来，共青团员们给他提了意见，使他认识到吸烟不仅对身体有害，而且还损害了团的荣誉。
于是，他把烟戒掉了。
唯物主义心理学认为，坏习惯的克服和好习惯的养成是完全可能的，保尔的事例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巴甫洛夫曾经证明过，人的一切可能的习惯大都是很长系列的条件反射。
大脑皮层中存在两个对立的基本过程：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
兴奋过程激发与皮层的兴奋中心相关联的器官的活动；
相反，抑制过程则削弱它的活动。
当我们想克服某种坏习惯时一方面可以用外抑制的办法，抑制原有的条件反射，如当你一想到吸烟时，马上就去做一件别的有兴趣的活动，这样就暂时抑制了吸烟的要求。
另一方面，更需要用内抑制的方法，即条件反射消退的办法来逐渐去掉坏习惯，如你想改掉说话粗鲁的习惯，别人和你说话时，便有意识地抑制自己，不吐粗话，长此下去，粗鲁的习惯便会改掉。
青年朋友们，愿你去掉不良习惯，养成文明的习惯。

（摘自1981年第6期《山东青年》，作者孔德志、刘德福）

作者：蓝雨
栏目：青年文摘

有些同志误把讲文明、讲礼貌看成是“虚伪的客套”，看成是“弯弯绕”，因此便以“直来直去”去抵挡文明、礼貌等要求。
看来对于这个“直来直去”很值得议论议论。
如果这里所说的“直”，意思是说为人正直，遇事直陈己见，不加伪饰，那么，我以为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赞许的品质。
但是，如果这个“直”是指说话口无遮拦，肆无忌惮，无礼固然无碍，骂娘则也不妨，那就“直”得令人不快了。
日前，上班乘车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乘客不慎踩了另一位乘客的脚，被踩者横眉竖眼地怒声责问：“你眼睛瞎掉了！？”
这样的“直”也就近于粗野了，它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同志友爱关系显然是不协调的。

这些同志以为，讲究文明、语言美等是知识分子的事情，工农兵群众不兴这一套。
这话显然是不对的。
鲁迅过去曾经指出过文学创作中的一种错误倾向：“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象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的作品似的。”
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似乎举止粗野，骂语不绝才象个“无产者”。
这实在是对无产者的曲解。
“言为心声”。
无产阶级具有崇高的理想，美好的心灵，因而应该是文明的表率，是语言美的模范，决不是不修边幅，不讲礼节的鲁莽之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祖国语言的纯洁而斗争，都要为社会新风尚的形成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诚然，资产阶级中有人把文明、礼貌看作尔虞我诈的一种手段的。
比如莫里哀笔下的“新贵人”，言行粗鄙，却假装斯文，附庸风雅；
《大卫·考柏菲尔》中的尤赖亚，满肚子诡计，却装出一副谦卑的样子；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虽欲置尤二姐于死地，嘴里却甜甜蜜蜜地“妹妹、妹妹”唤个不停。
这与我们所说的文明、礼貌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讲文明、礼貌，反映了人们的文化修养和道德面貌，是同志之间尊重和友爱的表现，它的内容与形式是一致的。
把粗野当作“直来直去”自我欣赏，我想这并不是好事情。

（摘自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作者蓝雨）

作者：宋琼钱钢夏国珞
栏目：长征

祝捷美酒从天降

雨来了！

农民们刚刚割完麦、打完场，正盼望着一场雨水抢种秋粮。
那晶亮亮的雨珠就象听到了凤阳大地的呼唤，趁着一阵好风落下来了！
在这午季丰收的喜庆时刻，这一场好雨，恰似祝捷的美酒从天而降。

这是凤阳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连续第三年夏粮丰收。
这三年，如同一个巨人在作三级跳远：1979年，全县小麦总产从历史最高水平一亿三千万斤跃到一亿七千万斤。
1980年，跃到一亿九千八百万斤。
今年，又突破了二亿五千万斤，几乎是“大包干”前最高产量的两倍！

可惜，我们来迟了几天，没有看到麦浪滚滚的壮丽景象。
但麦场上，公路边无数个金灿灿的草垛，在无言地宣告着丰收的喜讯。
一位作家在听到凤阳县今年小麦净增五千万斤的数字时，不由得动了感情，说：“有人认为数字是最枯燥的，在这里，我却感到数字是很美妙的，简直是动人的音符，回味无穷的诗句！”
大雨给采访活动带来了一点小小麻烦。
在一些晴通雨阻的路上，常常需要停车步行。
遍地泥泞，然而大家都兴致勃勃，洒落一路笑声，逢人便问：“你家打多少麦子？”
回答几乎都是“千”字。
“四千”、“八千！”
人均千斤粮不稀罕了，还有“人均吨粮”的。
乖乖！
长年搞农业的同志都说，这些话，若在几年前听到，象在说梦话，有谁信！

从我们6月5日到凤阳那天起，送粮的板车就在城郊公路上出现了。
一辆咬着一辆，拉车的大叔、小伙，眉飞色舞地打着招呼，脚步飞快地赶着路程。
在他们每个人的车上，用塑料袋精心包装着一个个硬皮小红本，那是今年新发的《生产合同书》。
翻翻小红本就会发现，在农民心中占据首位的是把晒干扬净的上好麦子献给国家，不仅公粮和征购粮如数交足，还要卖给国家上千斤、几千斤余粮。

县城内的府城粮站这些日子一片繁忙。
粮站副站长陈国禄告诉记者，这个粮站过去每年夏粮最多只能收购到二百八十万斤，实行“大包干”，1979年、1980年各收了六百五十万斤，今年预计要收一千万斤以上。
眼下因为雨后忙于抢种，送粮的高潮还没有到来。
可是粮站的大院里已经人头攒动，板车成行。
新建的能容纳四百万斤粮食的大仓库，四门大开，十一架台秤同时开磅。
在清脆的算盘珠子碰击声中，农民们把已经过秤的麦子抬进库房，顺着四条长长的踏板，登上麦粒堆成的“金字塔”。
随后，凭单据去兑取现款。
那一双双磨出老茧的大手，从来没数过这么多的大额钞票啊！

在凤阳，人们象谈论金子银子一样，谈论着丰收的麦子。
记者漫步街头田间，看到大大小小的孩子也都象过年节似的：有的手抓白面烙饼去上学，有的脖挂麦粒“项链”在嬉戏，有的提着成袋的小麦，奔跑着，送到爆米花的老大爷跟前。
随着“呼”地一声炸响，爆麦花倒出来了。
孩子们把它捧到我们跟前：“叔叔，快尝尝新小麦！”
记者是头一次尝到这种爆麦花，它原来这样香，细嚼时，透出淡淡的甜味！

“软腿户盖楼，熬出来了”
姚有国，一个憨厚的退伍军人，在他新盖的瓦房里接待记者，他不善言辞，泡上茶水递上烟，便涨红着脸，搓着关节粗大的手坐在你面前。
他的妻子成永翠也不会应酬，寒暄以后，便在一边踩着缝纫机。

这一对小夫妻，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1977年，姚有国从部队退伍回到考城公社姚郢大队的时候，两手空空，靠公社帮助，盖了两间草房。
自从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他们一跃成了公社的“冒尖户”。
1980年，两口子打了六千多斤粮，收入二千六百元。
他们把草房拆了，盖了四间新瓦房。
今年午季又收了四千多斤小麦，打算卖两千斤，一季超额完成全年的征购和超购任务。
姚有国说到这，踏着缝纫机的妻子突然插了话：“剩的麦子，两年吃不了。”
小两口溢于言表的喜悦感染了我们，不由得使我们细细打量起他们的新居来：粮囤里，装得溜尖的麦子散发着清香。
房梁上，贴着红纸对联。
堂屋前新制的镂花“家堂”上，摆着座钟、收音机、“冒尖户”的光荣花，还齐齐崭崭摆了五颜六色的酒瓶。
公社李书记说：“如今农民粮多了，人也大方了，待客不备酒，是过意不去的。”
“有国！
可去栽芋头秧子？”
我们正和姚有国拉着家常，突然有人大喉大嗓一声喊，跟着就是一个肌肉鼓突的彪形大汉横在门口，屋里的光线都显得暗了。
看到屋里有客，大汉先是发窘地“嘿嘿”笑了笑，见是几个军人，立时闪出快活的目光，随手抓个小板凳坐下来，接着就大大咧咧地“自报家门”说，他叫姚有康，也当过兵，在部队给师长开小车，退伍后在县石料厂当司机，这些天是领导给假回来帮爱人抢收抢种的。

“我的妈，这几天累狠了！”
这个自称体重有一百七十八斤的大汉，喧宾夺主，一说就刹不住车，象打机关枪似地告诉我们：他虽然每月有五十多元工资，但是老婆在家带三个孩子，过去一年每人吃二百多斤口粮，还要“冒”（超支）二百多元，在队里是个“软腿户”。
去年好了，全家包了九亩五分地，今年午季收了一百多斤菜籽，四千多斤小麦！
家里买了牛，打了大立柜，铺了水泥地坪，还买了一千多斤磷肥。
“走！
去我家看看！”
我们向姚有国告辞，跟着这个“气死牛”的壮汉来到他家。
他的妻子正在屋里拣麦子，三个孩子个个吃得脸蛋鼓鼓圆。
姚有康也不让坐，只顾领我们看，自己说个没完没了：“乖乖，累是累，蛮快活！”
看了两户退伍军人，我们又踏着泥泞，来到八三零二六部队七十一分队战士马学范的家。

三年前，小马是从三间草房里告别父母到部队去的。
他九口之家在“大包干”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小马是在《说凤阳》的电视片上看到的。
要是他现在回家探亲，很可能认不得自己的家门了，因为三间草房已经变成有八间新瓦房、带着阳台的石砌四合院了。
离家时插下的葡萄藤，已经果实累累。
去年，他的父亲马友道，母亲范桂珍带领孩子们包了十亩五分地，当年人均产粮三千多斤，人均收入一千五百多元，一年变样。
他家盖了新房，还和另一家合伙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台“江淮——50”大拖拉机。

记者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赶到马友道家，可是老马和两个女儿还在地里栽山芋。
范桂珍给我们倒上浓浓的红糖水，指点着家里新添的缝纫机、自行车、大挂钟和县里颁发的“冒尖户”奖状，笑眼迷离地说：“软腿户盖楼，熬出来了！
过去年年超支，做梦也没想到能熬到今天这样！”
我们问：“日子过的这么好，想不想学范回来呀？”
大娘忙说：“哪能这么想！
在家好，在外面也好，家里的事不用他挂心了，让他在部队好好干！”
花鼓咚咚唱悲欢

人们说，凤阳名声在外，有两个原因：一是出过皇帝朱元璋，二是穷。
凤阳的穷，偏偏通过优美动听的凤阳花鼓传播四方。
那些凤阳难民要饭时唱的小调，早就脍炙人口。
燃灯公社，是凤阳花鼓的发源地。
到凤阳，不能不看看这个“花鼓之乡”。

你瞧，燃灯公社的姑娘们，身穿桃红印花衫和浅绿绸裤，扎着黑丝绒围腰，在充满浓郁地方色彩的乐曲声中，载歌载舞，表演新编的凤阳花鼓。
她们左手执小圆鼓，鼓上垂下紫红的流苏，右手执双条竹节，竹节梢头绒球颤颤。
随着手指灵巧多变的操纵，两根细竹象轻扬的柳枝，忽而飘到身前，忽而荡向身后，无论身前身后，竹梢都能准确地击在碗大的小鼓上。
那词儿，不知是哪位中学生写的，有点学生味儿，可也把“大包干”以来农民们的欢悦心情酣畅地表达了出来。
这个公社刚刚收完了四百零三万斤小麦，比历史上午季产量最高的1977年多收了二百六十万斤。

凤阳花鼓起源于秧歌。
自宋朝以来，淮水泥沙沉积为患，位于淮河南岸的凤阳灾荒频繁。
朱元璋当了明朝皇帝，为了兴建豪华的“中都”，在他的家乡大兴土木。
人民徭役沉重，生活艰难。
一遇灾年，便背井离乡，打花鼓唱小调成了乞食的手段。
清人赵翼写的《陔余从考》中有这样的记载：“江苏诸郡，每岁冬必有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间始回，其歌则曰：‘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这凄凉断肠的花鼓调，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以后，凤阳迎来了它的兴旺时期。
凤阳人民至今还怀念着从土改到合作化初期那几年的“安稳日子”。
那时候，生产发展，社会安定，卖粮要排队，交公粮要在粮站门口过夜，真是国泰民安。
可是在后来的一些年头里，由于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和自然灾害，凤阳人民又开始受穷。
“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之风接二连三地刮，行乞的花鼓，又在刺骨的寒风里敲响了。
燃灯公社书记告诉我们：那时每年冬春，人口大量“外流”。
最多的一年，全公社八千人口“外流”了三千。
劳力不足，社员的积极性又受到极大挫伤，生产怎能不受到巨大的破坏！

此刻，在燃灯公社姑娘们咚咚的花鼓中，有一位怀抱孙女的大娘坐在人群里，她眯起眼睛在笑，可是眼里似有泪光闪耀。
这位彭文彩大娘，她的命运，就是凤阳人民命运的缩影。
解放前，她十二岁上就背着花鼓出去要饭。
解放后，她也欢笑过，可是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她又两度拾起了要饭篮。
彭大娘叹着气对我们说：“1960年没吃的，全家挨饿。
我从早到晚挑野菜，红根菜，面条菜，羊蹄棵子，野萝卜缨子，还勒洋槐树叶子。
旧社会有句话：‘一线之路不要饭，二线之路不帮工’。
有吃的谁出去？
要饭还能是光彩的吗？”
应我们的要求，彭大娘哼了一段昔日的要饭调：“……低头来思想，家中无有粮，叫声哥嫂和爷娘，不如去逃荒……”声调悲怆，把我们带到令人伤感的往事之中。
这一切，她怀中那个扎着红头绳的小孙女是无法听懂的。
彭大娘唱完，逗着怀里的小孙女，喜形于色地对我们说：“‘大包干’干到底，真发了！
家家都有老麦子，老米。
照这样干，再也不会要饭了！”
是的，不了解凤阳人民受“左”倾政策之苦的过去，就很难懂得今天他们为什么会那样热烈地拥护“大包干”，为什么会对党的三中全会充满如此深厚的感情！
在接触了许多有着类似彭大娘经历的男女社员，了解到他们的悲欢离合的命运以后，我们强烈地感触到：捆着农民受穷的那条“左”的绳索，在这里已经被“大包干”的利刀斩断了。

绳索是这样砍断的

到凤阳来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们党为了人民能过上好日子，操了不少心，办了不少事，花了不少钱。
拿凤阳说吧，从1953年到1978年，政府给群众回销的粮食多达八亿斤，发放生产贷款两千三百万元，生活救济款四千零五十万元，社会救济款一千一百八十万元……可是，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花钱买来千家怨”这是为什么？

如今，天还是这块天，地还是这块地，人还是这些人，粮食产量却大幅度跃升。
全县四十几万人民，有了饭吃，有了钱用，这又是为什么？

凤阳县的广大干部是真诚坦率的。
在和记者交谈的时候，他们总是无情地解剖着自己，用切身的经历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
他们中的一些同志，战争年代就在淮河两岸战斗过。
解放后，从大跃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学大寨，学小靳庄……他们象一只只小木船，在接连不断的浪头上颠簸，漂荡，受着冲撞。
放“卫星”，熬红了他们的眼睛；
“大跃进”，喊哑了他们的嗓子；
他们也曾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忙得精疲力竭；
为了制止“外流”，有的领导干部年年腊月里都要来到最穷的村庄，做思想工作，和社员们实行“三同”。
他们是辛劳的，然而汗水却并没有换来喜悦。
人民还在苦摔苦熬！
冷酷的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怀疑我们的政策是否出了偏差；
他们扪心自问：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究竟为的是什么？

“真理标准”的讨论，把“实践第一”的金钥匙交给了广大干部和群众。
多年的锈锁被他们打开了，一个个禁区的棚栏被冲开了。
他们看到：勤劳淳厚的人民，不是没有能耐，他们那一双双降天伏地的手脚，被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缠住了。
那种大呼隆的生产方式，“干好干孬一个样，黄鳝泥鳅一般长”，结果是：“上工喊一阵子，下田走一阵子，到田头等一阵子，干活磨一阵子，解手歇一阵子”。
由于凤阳人民受“左”倾政策之害特深，加之在管理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不仅农民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而且在计酬问题上也带来了许多扯不清的皮。

转机终于出现了！

党的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方针。
三中全会后中央发布文件，肯定了农村实行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
面对凤阳的现实，县委讨论来讨论去，提出可以搞包产到组，还不敢提“包到户”。
因为六十年代初安徽搞过“责任田”，包产到户。
搞了一年多，救了不少人的命，群众称之为“救命田”。
但好景不长，不久就说成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又作为“修正主义”的主要“靶子”大批特批，批“倒”批“臭”过的。
不少干部为之吃了苦头的东西，能搞吗？
俗话说谈虎色变，安徽是谈“包”色变啊。

1979年，推行“包产到组”的头一年，凤阳就甩掉了吃三十年回销粮的落后帽子。
粮食总产四亿四千多万斤，比1978年增长20％。
人们一扫愁容，大地初现生机。
但是，豁出劲来的农民，总感到还有点什么东西在磕手碰脚。
比如“定产量”，凤阳有八九十来种粮食，产量不一样，怎么定啊！
“定工分”，“定成本”，各种作物的用工、费工、成本不一样，也不好算。
收获以后，非要拢到一起再分给社员，也实在太繁琐。
怎么办？
在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上，县委书记陈庭元和干部们直来直去地讨论问题：

“你们讲怎么搞？
你想个办法，光咂嘴不行。”
“我们讲算不算？”
“只要能发展生产，就算！”
“我们给你包干：国家要多少，我们交去！
集体提多少，你们拿去！
剩下的，归我。”
陈庭元在农村土生土长，搞了三十年农业，在农业经营管理上听说搞“包干”，这还是头一次。
陈庭元心想，中央文件不可能把每个地方的具体做法都定得那么周全，执行中也有个因地制宜的问题。
按照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总的精神，应该尊重群众的意见。
他和常委们研究，跃跃欲试，又难下决心。
节骨眼上，他们得到了省委、地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支持，胆子一壮，就松开了口：“大包干，就这样干吧！”
说干就干，先是包干到组，以后又包干到户。

群众用诗一样的语言，准确而洗炼地对这一项农业政策作出了解释：“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党和群众想到一起了。
群众乐得眉开眼笑，拍手叫好。
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来到凤阳有名的穷庄子——梨园公社小岗大队，社员们争着拉他到家去坐，带他看家里的粮，看新盖的房，走时，又把大包小包的花生、瓜子塞进他的汽车。
这位省委负责同志把农民的馈赠带到省委常委会，摊在桌上说：“尝尝吧，这是凤阳人民的心意！”
党在这里恢复了她那可亲可敬的伟大形象，重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
在凤阳采访的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淮河两岸战斗过，他感慨地说：当年，凤阳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我们的党组织和干部。
可是解放后我们走了弯路，伤了他们的心。
今天，党按照人民的愿望决定政策，人民和党的关系又象战争年代那样鱼水难分了。

“劳动英雄”的雕像

见过水库开闸么？
那激流如烈马奔腾，浪声似惊雷滚天的情景，何其壮观！
斩断了绳索的凤阳人民，他们迸发出来的劳动热情正象那巨流出闸，一泻千里，声震四方！

记者亲眼目睹了凤阳人民在今年午收午种中的火热干劲。
烈日炎炎的中午，农民们还在花生地里紧张地锄草。
滂沱大雨中，他们依然穿着短裤在辛勤地耕田。
在晒堆上忙碌的小伙子们，上身一丝不挂，满是汗水的皮肤在骄阳下油亮发光。
在田野里，可以看见不能干重活的老人，在牵着牛吃草；
傍晚，还可以看见放了学的孩子们，手端脸盆，把沟里的水一盆盆舀进秧田。
一位公社书记告诉我们：过去讲社员的积极性，“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早上起早干，中午带顿饭，晚上跟着月亮转”，那是吹的；
现有讲这话，才是真的。
确实，如今凤阳大地，没有上工钟声，没有下工哨子，没有“大批促大干”时的红旗、标语、高音喇叭，有的是扎扎实实的力量。
精耕细作落实到了块块田土，生产责任落实到了千家万户，如今真是“家家有队长，块块样板田”。
实行“大包干”——“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把叨叨了多少年的“国家、集体、个人”的三者关系，结合得那么紧，处理得那么好！
劳动和农民的切身利益紧扣一起，汗珠子落在自己饭碗里，“饭票子”攥在自己手里。
农民的能量在喷发，土地的潜力被发掘，地热在猛烈升腾，光景似梦幻改变，成万上亿斤丰收的粮食，就是广大农民能量释放的结晶。

在凤阳的“冒尖户”里，梨园公社雁塘头的退伍军人、民兵营长吴凤启是一个出了名的人物。
他象当年的“劳动英雄”一样，上过报纸，还上过电视。
去年，人们知道他一家九口包了五十亩地，加上原有的饲料地、自留地和新开垦的荒地共计七十亩，年产粮食三万二千一百斤，总收入一万零五百二十五元。
今年，人们又知道他午季收小麦一万八千斤。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吴凤启这些赫赫战绩是用多少汗水写成的。

我们来到他家访问的时候，“铁将军”把门，全家都下地了。
从外面看，新盖的红砖瓦房在一片绿树间格外惹眼。
同来的凤阳人武部杨政委忍不住笑着说：“哎哟，比部队离休干部住的房子还好呢！”
我们在麦场找来吴凤启的弟弟吴凤高，请他开门让我们进去参观。
这是一个“两进”的房子。
第一进，是过去的草房，现在堂屋成了过道，厢房成了堆放化肥的仓库。
向里走，小院里几十只鸡正在觅食。
走进新屋，屋里明亮宽敞。
正面雪白的墙上，挂了七、八张“劳动致富光荣”的奖状。

等了好一会儿，吴凤启才满脸大汗地被人叫了回来。
他喝了一瓢凉水，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边和我们打招呼，边说：“乖乖！
种黄豆比收麦子还紧，跟打仗一样。”
刚才他是耙地去了，从早起到现在，已经耙完十亩。

真个农忙如救火啊！
吴凤启的妻子告诉我们：这些日子，老吴天天早上三点多钟就起身，晚上干到十点才回来。
为了夜间干活，家里先后买了四支电筒。
老吴嫌电筒占手，又买了能挂在树上的小提灯。
麦收开镰，吃饭不论顿了。
劳动强度大，老吴天天装两裤兜花生米下地，干一阵，往嘴里塞几颗。
这两天，早起还要加四个油煎荷包蛋。
说着，她出外摘了一葫芦瓢杏子招待远来的客人。
杏子还有点儿酸，但是已经可以品出甜味儿了。

记者打量着老吴：他的脸是瘦了，眼里布着血丝，手臂上有弯豇豆似的青筋，小腿上鼓起一疙瘩一疙瘩的硬肉，脚底不知被什么扎破了，穿着旧凉鞋的脚上贴了几片胶布。
这是真正的劳动者的形象！
是干四化的尖兵的体态！
苦难的岁月锻造了他们坚韧的性格，党的政策唤起了他们追求幸福的强烈欲望。
他们主宰着自己的命运，重新尝到了劳动创造的无穷乐趣。
当他们在天地间巍然站起来的时候，他们的主人翁精神产生了多么伟大的物质力量！
用不着担心他们会累垮，有了自主权的农民，对忙闲劳逸的安排是极其精细的，他们在一阵紧忙过后，有足够的时间歇歇身子，搞点农副业，听听广播，看看电影。

从吴凤启家出来，那四间红砖房久久不能淡忘。
农民凭自己的劳动冒尖致富，这有什么不好？
我们党领导群众治穷，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然，群众就觉得跟着共产党没意思，这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群众。

中都皇城登高望远

不到凤阳，不知道凤阳城西还有一处明代中都城遗址；
更不知道当年的这座中都城里，竟有一座比南京和北京的两个明故宫还要华丽的皇城，这是朱元璋平定天下后打算定都凤阳而修建的紫禁城。
一天清晨，我们快步来到皇城遗址，从承天门边登上高大的古城墙，但见荒草丛生，瓦砾遍地，几只觅食的绵羊在城头奔跑。
昔日的殿坛楼阁早已无影无踪。
承天门正南方向，是安葬朱元璋父母的“皇陵”，今天能看到的，也只有一座松树覆盖的山包，和一些残破的石人石兽了。
曾经煊赫一时的一切，今天都无可挽回地衰败了。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历史的脚步总在匆匆地前进。

瞧，当年的护城河，今天正灌溉着大片的“责任田”。
当年朱栏玉阶、画栋雕檐的地方，如今是绿树掩映的村落，正飘出袅袅的炊烟。
记者朝县城这边走的时候，看见早起的农民，横坐在牛背上，嚼着刚从城边买来的油条，悠悠地朝田里走去。
起得更早的农民，插足在水汪汪的稻田里，手起手落，用秧苗点缀出满眼新绿。
眼前的情景，田园诗一般恬静闲适，象暴雨狂风后的彩虹，叫人忘却动荡不安的昨天。
浩劫过去了，升平的气氛复苏了。
人们的心情是畅快舒坦的。
听，那是什么声音？
“咿哎哦—呃罗罗哟……”寻声望去，几个扶犁的大叔扬着牛鞭，正在唱犁田号子。
这号子此起彼落，和村里“喔喔”的鸡啼，树上“啾啾”的鸟鸣，田埂上“嗯呵—”的牛犊叫声那样和谐地交织在一起。
它象奔跃的溪水，时而打着涡旋，时而绽开浪花；
溢出一片欢欣。

这两年，穿上了的确良、戴上了新手表的姑娘小伙，已经公开表示对凤阳花鼓的老调不满足了。
犁田号子正如布衣、挂钟一样，在他们眼里也“不时兴”了。
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在改变生活的情调，在改变凤阳人的生活方式。
送粮进城的年轻人，挺“洋乎”地戴着“光致变色眼镜”（这是凤阳县变色玻璃厂的畅销产品）；
下地干活的农民，在田头上放着两件东西：一件是热水瓶，一件是收音机，流行的电子音乐、李谷一和苏小明的歌声在田间时有所闻。
庄户人家还很注意收听“天气预报”、“科学种田”和“广告节目”——他们的精神舒展了，荷包鼓起来了，都想知道和得到更多的东西。
这不，远处谁家新买的四轮小拖拉机正在犁地，那“突突突”的欢叫声，是多么诱人！

有的同志曾经忧心忡忡：搞了包干到户，农业机械化哪年才能实现？
这点，凤阳农民可以请他不必多虑。
1979年以前，凤阳全县只有一千多台手扶拖拉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国家贷款和无偿投资购买的。
实行“大包干”后，农民收入大大提高，迫切期望减轻劳动强度，仅去年一年，社员独户和联户购买的各型拖拉机就有五百多台。
今年初，山东荣成县运来“泰山—12”型四轮拖拉机百十台。
消息传开，两天内就被抢购一空。
这其中的奥妙说来也简单：“要想化起来，先得富起头。”
随着机械的大量增多，一种新的联合趋势正在出现。
据县委书记陈庭元说，社员联合买机械，是一种完全自愿的情投意合的联合。
此外，还有“换工互助”、“分户种菸，联合建炕”等种种形式的联合。
下步怎么走，农民自有好主意，大可不必“大声疾呼”。
我们领会他的意思，刚尝到一点甜味的农民最怕一个“变”字，农民需要稳定，农村需要安定。
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总会出来；
新矛盾出来了，总会有新招数对付。
例如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多余的劳动力。
考城公社有七千多个劳动力，地里的活只要一半劳力就够用了。
怎么办？
发展工副业！
这个公社及下属各大队采取集体投资和社员集资的办法，办起了水泥厂、磷肥厂、石棉瓦厂等二十一个企业，社员们还联户办起了加工、修理的厂、站、店五十八个，给二千四百五十一个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一个贫穷落后的凤阳，正向一个富庶文明的凤阳转化。
她象一只迎着艳阳高翔的凤凰，吸引着远近人们的注目。
在凤阳，记者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一批接一批的来访者：作家、记者、摄影师、美术家，北京大学经济系、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的老师和实习的同学……人们都在饶有兴致地了解、观察着凤阳的变化，思考、探索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
在蚊虫叮咬，暑热逼人的夏夜，“说凤阳，道凤阳”的热烈谈话声，常常延续到夜深…… 1981年6月21日于凤阳

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学打花鼓 吕大魁摄（照片）

作者：李华丰
栏目：长征

家住扫帚沟，

找根铁丝扎扫帚

——也犯愁。

好不容易找一截，

——斑班锈！

时光如水日夜流，

这记忆呵，没冲走……

今日呵，扫帚沟变样叫枣沟，

喜滋滋，探亲村中走。

树树枣子正泛红，

甜气扑心口！

蓦然见，竹竿儿高过树梢头，

——电视天线几处架，

金的枝，银的叶，

亮闪闪，挂着霞几绺……

晨风忽送山歌调，

唱得树梢颤悠悠。

看呀，看——

电视天线多——

象——手！

这是乡亲们，

向过去——在告别，

向未来——在招手！

作者：周保林
栏目：长征

别家两年常想家，

穷山沟有何新变化？

手拆家书心儿跳，哟！

抖出来一幅彩色的画——

绿柳掩映红砖房，

红灯白墙亮刷刷，

蜜蜂群群归旧巢，

为酿新蜜采百花……

干涸的池塘银鱼跃，

新生的梨树金果挂，

白鹅扑翅戏碧水，

公鸡引颈逗小鸭……

年轻人下地骑“飞鸽”，

收工回来开唱匣，

不是党的政策好，

农村哪来现代化。

心花放，情难压，

满腔喜悦怎回答？

回书不叙思乡情，

也寄边防一幅画。

画一株青松崖头立，

画一杆钢枪身边挎：

为使家乡画常新，

战士日夜守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