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建华/李谦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一支“反面部队”的演习，引起了千余名营以上指挥员的极大兴趣。
北京部队不久前在某师召开的“敌情设置现场会”，通过观看“模拟敌军摩步连仓促防御演习”，明确了一个指导思想：把研究敌军的具体化，作为搞好今年战术训练的突破口。

这次模拟连仓促防御演习，形象逼真。
模拟连的阵地构筑、障碍设置、火力配系以及武器装备和服装，都近似敌军。
演习防御阵地的工事构筑在三个高地上，成环形防御态势。
支撑点内设有假工事，实施了战术伪装。
阵地前沿由雷场、铁丝网、反坦克壕组成的障碍区，符合敌军仓促防御障碍设置特点。
演习中，模拟连的坦克、步战车迅速由预备阵地前出到基本阵地，实施直瞄射击，其他人员、火器快速向主要方向增援，体现了敌军防御中兵力兵器机动快的特点。
战斗中，在模拟连长的呼唤下，武装直升飞机时而俯冲打坦克、撒布磷粉设置火障，时而快速布雷、机降兵力，显示了敌军防御的立体性。
整个演习从军官的指挥方式，到士兵的战术动作，都有敌军的特点。
观看演习的同志们说：“这才象敌军的样子。”
负责模拟连情况设置的同志，介绍了他们的经验：模拟连不仅要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
为此，他们下功夫研究敌军，熟悉敌军，从上百本资料中寻找各方面的依据，对敌军的作战原则、火力配系、战术动作以至生活习惯等，都作了反复推敲，使头脑中立起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敌军形象，然后再通过一举一动把它体现出来。

模拟连的经验，使参加现场会的同志很受启发。
他们认为，敌情设置的水平，直接影响到战术训练的质量。
要使战术训练有所前进，必须改变以往敌情设置上那种“假”、“死”、“空”的状况，尽可能地按照敌人的实际情况设置敌情，使敌情“真”起来，“活”起来。
围绕这个问题，大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措施：

树立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不搞“想当然”。
准确的敌情设置依赖于可靠的敌军资料。
要在深入研究敌军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旧留新，做好资料、数据的充实、核准工作。

要敢于正视敌人，克服设置敌情“留一手”的思想。
为了研练对付敌人的战法，敌人有什么招数，就设置什么情况，不在敌情上打折扣。

改变摆“死”的多，抓“活”的少的状况，在了解敌人武器装备的同时，下功夫研究它的战术思想和作战特点，并在敌情设置上体现出来。

加强模拟敌军分队的建设，为部队训练树立形象、直观、逼真的对手。
各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模拟分队，已建立的要逐步提高模拟水平，使之能基本具备敌军的军事素质，促使部队提高战术训练的水平。

（吕建华、李谦）

作者：陶俊峰
版面：头版

版面：头版

新华社7月7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今天在会见由社长金声杰率领的朝鲜中央通讯社代表团时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健全的集体领导。
他还指出，中朝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必将进一步发展。

会见是在中南海进行的。

胡耀邦向朝鲜同志介绍了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情况。
他说，我们党中央现在的领导核心里既有起主导作用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有站在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年纪比较轻的、身体比较好的同志。
这样的领导班子能够保证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延续性，更好地体现我们党的正确的集体领导。

会见开始时，金声杰转达了金日成主席对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问候。

胡耀邦请金声杰回国后转达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体同志对金日成主席的问候，并感谢金日成主席对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和对他本人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的祝贺。
胡耀邦说，中朝两党两国间的战斗友谊经历过长期的考验，一直在稳定地发展。
我们两国领导人是相互信赖、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
中朝两国亲如手足。
两国的友谊必将进一步发展。

新华通讯社社长曾涛、副社长刘敬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等参加了会见。

作者：吴广浩/尹墨森
版面：头版

本报讯 黑龙江省军区某团八连在上半年基础训练考核中取得了全团共同科目考核总分第一名，夺得了“训练优胜红旗”。
这个连是今年1月新组建的单位，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干部齐心协力搞训练，针对连队训练中主要问题，集体制定训练方案，奋力攻关。
连队一半以上的人员未参加过训练，他们充分发挥技术骨干作用，根据战士军事基础、文化水平、入伍时间长短等，结成帮学对子，让战士人人都取得好成绩。
（吴广浩、尹墨森）

作者：冠生/福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4月10日到16日，五四七四三部队举办了一期由营、连、排干部参加的敌军研究骨干集训班。
集训中主要研究和探讨了敌军的编制、装备，战术、技术性能，摩步、坦克连（排）的攻防作战特点等科目。
通过集训，给连队培养了一批敌军研究骨干。
（冠生、福义）

作者：春风/训芳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团攻克了多年来四○火箭筒射击难点，上半年全团考核取得了良好成绩，突破了这项训练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的局面。
为了解开这个难题，这个团荟萃了全团火器排长和部分骨干，周副团长和他们一起从理论到训练方法一环一环地总结摸索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射击要领，经过十三天的艰苦努力，总结了一套方法，实弹射击取得了二十七发命中二十五发的优秀成绩。
（春风、训芳）

作者：刘迅
版面：头版

作者：刘光斌/胡秀堂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假如我是敌人会怎么办”，兰州部队某团三连在训练中经常引导干部战士这样问问自己，增强了训练的针对性，把兵练活了。
5月中旬，上级对他们进行射击、单兵战术等八项课目考核，均取得优秀成绩。

三连在训练中发现，有些干部战士虽然把敌军的装备、编制及基本的作战思想和战术手段背熟了，但在实际训练中却往往用不上。
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在训练中开展“假如我是敌人会怎么办”的活动，引导大家研究敌人将会怎么行动，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

“假如我是敌人会怎么办”的活动，引起了干部战士的兴趣，逼出了点子。
过去训练时，考虑打敌人多，想敌人打我少。
如今大家注意站在敌人的角度研究自己的训练方法。
如在进行土工作业课目训练时，以往都是挖散兵坑和堑壕，干部战士想到假如自己是敌人，就必然会运用强大火力的优势进行压制，他们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改革，把土工作业的时机选择在打伏击战和防御战的时候，注意在工事构筑的坚固程度上下功夫，使土工作业训练更符合实战要求。
在进行单兵战术训练课目时，以往战士们都根据排长的口令做动作，现在则根据假如自己是敌人的各种设想，自己出情况，自己去处理，培养了战士们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

（刘光斌、胡秀堂）

作者：卢德耀
版面：头版

作者：张晓林/周章和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成都部队空军在落实“三讲”的过程中，对团以上领导干部严格要求。

成都部队空军的领导同志首先注意自己带好头。
他们开会、作报告，注意不带粗话。
对下属人员态度和蔼、说话客气。
上班、开会严格遵守时间。
他们对所属部队团以上干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不久前，部队机关进行队列训练，所有领导同志带头参加。
在机关举行的阅兵式、分列式中，由八名领导干部组成的方队军容严整、步伐整齐地走在最前面，使部队很受教育。
他们还采取以会代训的方法，对师团领导干部进行“三讲”教育，狠抓养成。
六月中旬，他们组织师团长、师团参谋长和机关处以上干部集训，也及时提出“三讲”的具体要求：集合时，不乱动，不东张西望，不站错位置；
上课时，遵守纪律，坐姿端正，尊重教员，认真听讲；
休息时，不随地吐痰，不乱丢烟头。
在宿舍里，注意内务整洁，爱护营具。
报到那一天，他们在招待所门口设立了一个理发站，凡头发长的都按规定理短。
第一天出早操，部队几位领导同志和大家一起来到操场，检查着装，做示范动作。
这些师团领导干部和战士一样，吃饭、集会、看电影都整队进入，歌声嘹亮，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由于领导干部能起带头作用，整个部队从机关到连队，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出现了不少新气象，某航校等单位还受到了总参首长的表扬。

（张晓林、周章和）

作者：沈顺根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海军大院逐渐走上文明礼貌的轨道。
最近，一些来大院办事的部队同志说：开展“三讲”，大院风气越来越好，给下面做出了好样子，我们回去也要这样抓。

海军领导机关从本身抓起搞好“三讲”，他们由一位副司令员负责，抓了五个方面的秩序整顿。

办公秩序

车辆交通秩序

公共娱乐场所的秩序

宿舍秩序

营门出入秩序

（本报特约记者 沈顺根）

作者：吴金华
版面：头版

连日来，在云南省迪庆军分区藏三连的营房里充满了欢乐。
藏族战士拉起动听的弦子，跳起欢快的舞蹈，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歌中唱道：

“世界上最亮的是什么？

是金色的太阳，

共产党比太阳还亮；

太阳照不到雪山背影的地方，

共产党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心坎，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藏族人民的幸福时光。”
藏三连的干部战士收听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胡耀邦同志在庆祝建党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后，召开了座谈会，举行文艺晚会，歌颂党的领导。
指导员刘兴旺说：没有共产党，哪有藏族人民的今天呵！
在黑暗的封建奴隶制社会里，我们藏族人民受尽了农奴主的剥削和压迫，澜沧江水日夜奔流，流不尽我们藏族奴隶的血和泪。
“共产党是我们农奴的大救星”。
这是藏三连干部战士发自内心的话。
战士钱正坚说：解放前，我母亲受不了土司的欺压，逃出虎口找到党参加了民族工作队，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国家干部，并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翻开这几天各班座谈讨论的记录本，可以看到，过去当奴隶，今天当干部的，在全连同志的亲人中就有十七人，当上人民教师的二十九人，翻身农奴当上大学生的十三人。

在藏三连为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和六中全会胜利召开的专栏里，干部战士们满怀激情地赞扬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藏族地区农村的大好形势，歌颂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
有的同志这样写道：旧社会戴镣铐的手，今天戴上了新手表；
旧社会穿麻片衣的人，今天穿上了的卡料子的民族盛装；
旧社会被奴隶主当马骑，今天骑上了自行车。
六班公布了一份家庭生活情况统计表：家在农村的五个藏族战士，五家共有缝纫机四台，自行车五辆，收音机七部，存款平均每家二千一百多元，人平均每年口粮六百多斤。
在藏三连干部战士写的稿件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这样的真诚语言：新旧社会两重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藏族人民的今天，是党的光辉照得雪山闪闪亮，我们要一个心眼跟着党！
吴金华

作者：杨柳榭
栏目：思考笔谈
版面：头版

总后勤部几位出国学习考察的专家教授，本来，在规定的费用内，可以在高级旅馆住宿，可以在高级饭店就餐，外出租车也可报销。
但是，他们却没有按规定花钱，而是怎么节省就怎么办。
结果，为国家节省了大笔外汇。

这些专家教授当然也会知道，高级旅馆、饭店和出租汽车比较舒服。
按规定花掉规定内的费用，别人无可指责，自己也尽可以问心无愧。
然而，他们想的却是我们国家还穷，外汇来之不易，坚持生活上的低标准。
这种精神和作风，不正是我党多年提倡的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精神吗？
在有的人把出国看作开“洋荤”、捞外快的好时机的时候，在有的人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趋之若骛的时候，在有的人千方百计突破规定谋私利的时候，这种精神显得多么可贵啊！

刚刚开过的六中全会号召，要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穷，正是我们面临的一座大山。
要移掉这座大山，当代“愚公”们是很需要有那种铢积寸累为祖国的品格的。
（杨柳榭）

作者：刘世华
栏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1921—1981）

陈毅，多么熟悉的名字啊！
《陈毅市长》、《陈毅出山》、《陈毅诗词选集》……。
从二十年代湘南暴动开始表现出来的文韬武略，到六十年代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出的正义呼声，数十年的历史表明，陈老总文武兼备，才华横溢，雄风飒飒，斗志弥坚。
他，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创造的战斗业绩，在全中国人民的心头铸起一座巍峨的丰碑。
人们满怀着重睹雄姿的强烈愿望，走进了展览馆。

“革命重坚定”，“永矢贯初衷”。
陈列在展览大厅里一张陈毅同志曾在这里身带伤病辗转丛莽间的战斗地区的照片，正是他这种革命志向的有力佐证。
那是1936年冬天，陈毅同志在梅山被围二十余日。
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耿耿忠心，在衣底留下了豪气入云的诗篇《梅岭三章》。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陈老总过着“野菜和水煮”，“露侵衣被夏犹寒”的艰苦生活。
他的大腿负了伤，没有药品治疗，就让同志们帮助把大腿绑在大树上挤脓，扯块布条沾上清凉油，用竹签一点一点地塞进伤口。
在这种情况下，他“反抗气更高，再请把兵交”，拄着棍子率领部队突围到赣南地区，保存了革命力量，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
毛主席对陈毅同志和其他同志领导的南方游击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新四军战斗在大江南北，摧枯拉朽，横扫千军，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一支所向无敌的主力军。
它抗击和牵制着日寇侵华总兵力的六分之一，抗击和牵制着伪罗三十多万，象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摇在敌人的心窝里……。

这里有一段关于黄桥决战的史料，尽管大家都非常熟悉，仍然吸引着观众。
那是抗战的第三个年头。
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苏北号称掌握十万人马的反动头子韩德勤，妄想把新四军一口吃掉。
陈老总利用敌人矛盾，冒着风险来到当地国民党杂牌军的老巢，向他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道理。
杂牌军慑于新四军的威力，再加上敌人内部盘根错节的矛盾，作出了“中立”的保证。
战斗打响后，部队在陈毅、粟裕同志的指挥下，高呼着“打退顽固派，扩大根据地，撵走韩德勤，东进打日本”的口号，激战两天两夜，歼敌三万多人，敌八十九军军长仓皇跳河丧命。
这一仗，打开了整个苏北的局面，新四军也迅速发展起来。

展览馆里陈列着解放战争中陈老总指挥作战的许多历史镜头：1947年陈毅同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在五月间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孟良崮一战消灭了蒋介石的王牌军——张灵甫的七十四师，气得蒋介石呕血不止。
8月，他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和“外线作战”的指示，分兵出击，挺进鲁西南，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
1948年底，陈毅同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刘伯承等同志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在地方部队的积极配合下，取得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的胜利。
1949年4月，毛主席、朱总司令一声令下，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立即千舟竞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举占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巢穴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接着，又胜利地解放了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所有这些，都展示了陈老总高超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兼贤文武此全才”，这个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军事领域里的搏杀，陈老总称得上胆略惊天地，政治舞台上的斗争，陈老总可以说正气满乾坤。
展品当中有两项内容，特别引起参观者的注目：

——毛主席语录扉页的题词。
那是1966年，外交部编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
语录扉页上用的是陈毅同志1965年在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会上的题词：“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他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死背字句，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这和林彪那套三十字方针，是针锋相对的。

——在1967年2月一次会议上的斗争。
陈老总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整老干部的罪恶行径，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整老干部？
他激愤地说：“过去有人整干部整得很凶，几十年以后，自己成了反革命。
现在又有人这么整老干部，我怀疑他们今后是不是也会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陈老总恨之入骨，给他戴上“老右”等等帽子，反复批斗，又借口“战备”把他安排到石家庄市去劳动。
在这种残酷的迫害面前，他铿锵有力地说：“要我不讲话办不到，我素来不是这个性格，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随风倒我不干”。
“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了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出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陈老总坚贞不屈，奋斗不息的一生，不就象那历久而弥真的红叶么！

脱去戎装换上西服，元帅又成了外交家。
陈老总这样的经历使他的事迹更加丰富多彩，使他的形象更加丰满。
在展览室我们又看到了这张熟悉的照片：陈老总戴着墨镜，从容若定。
这是1965年9月29日陈老总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情景。
他怒斥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中国有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陈老总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发出了最强音，向战争狂人发出了战斗檄文。
这不仅为我们中华民族增添了骄傲与自豪，而且也给全世界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你瞧，十六年后的今天，那么多不同肤色的外国友人，还簇拥在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跟前，兴致勃勃地竞相拍照呢！

在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征途中，陈老总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然表现着无与伦比的革命坚定性。
你看他那手术后的照片，面容是消瘦、憔悴得多了，但是精神依旧那样乐观、坚定。
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
上午参加会议，下午做治疗，晚上写材料。
在夜深人静的病榻上，他以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亲手写下了一百多页愤怒揭发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材料。
他豪迈地说：“我倒要看看，我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大！”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陈老总1960年12月写下的这首诗，是陈列在展览大厅里的最后一件展品。
把这件展品摆在最后，用来概括陈老总光辉的一生，这是展览的组织者的匠心独运。
陈老总平生酷爱青松傲雪斗寒的风格，每每喜欢以松柏自喻。
用这首青松诗来比喻陈毅同志，不是十分贴切吗？

本报记者 刘世华

陈毅元帅 程允贤作（图片）

1939年陈毅同志和叶挺同志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

1950年，蒋介石集团制造上海“二·六”轰炸的当天，陈毅市长亲临杨树浦发电厂检查被破坏的情况。
（照片） （陈毅同志塑像、照片、生平活动年表均由军事博物馆供稿）

栏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1921—1981）

1901年8月26日

诞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一个小地主家庭里。

1919年10月—1927年

赴法勤工俭学，由于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中法反动当局押送回国。
在北平中法大学学习期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毕业后，成为职业革命者。
先后到四川做协助北伐军的工作和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做政治工作。

1927年—1929年12月

大革命失败后，赶上了南昌起义部队，协助朱德同志对部队进行了有名的大庾整编。
参与领导了湘南起义，同朱德同志一起与毛泽东同志会师于井冈山，成立了红四军。
曾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前委委员、政治部主任等职。
1929年6月，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并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年底，协助毛泽东同志召开了古田会议。

1930年—1934年

先后任红六军（后改为红三军）政委、红二十军军长、中共赣西南、赣南特委书记、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西方军总指挥等职。
并在中华苏维埃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1937年

主力红军长征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苏区中央分局委员。
与项英同志一起领导和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1945年

抗战爆发后，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后改称苏北指挥部）指挥、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
后任新四军代军长、华中军分会代理书记。
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1949年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1949年—1972年

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重要职务。
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在党的“八大”“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2年1月6日

在北京逝世。

湘赣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地区。
原为毛泽东在1927年10月所创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队伍，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根据地扩大到莲花、吉安、酃县、安福等县，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
留下来的一部分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坚持斗争，并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会剿”，使根据地又扩大到上犹、崇义等县，从而建立了包括十多个县的革命政权，1932年8月，成立了中共湘赣省委和工农民主政府，以后就统称湘赣革命根据地。
红军也有了发展，成立了红军第八军，后改编为红十七师。
1933年6月，红十七师与红十八师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湘赣根据地坚持斗争。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撤出湘赣根据地，开始长征。
留在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当地人民一起，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位于广西西部左、右江一带，包括百色、东兰、龙州等二十多个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韦拔群等便在右江地区的东兰县一带，建立了农民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29年12月，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等领导下，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革命士兵和农民武装，在百色起义，占领了百色、田东、东兰、凤山等十余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委；
同时，还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任主席，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3月，在共产党人俞作豫等领导下，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的革命士兵在龙州起义，占领了龙州、宁明、靖西等十余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政委，并成立了左江工农民主政府；
后因强敌进攻，退到右江地区，编入红七军。
后来部队发展到近万人。
1930年9月，红七军奉中央命令，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领下，离开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黔、桂、粤、湘、赣五省边境，经大小战斗百余次，行程一万二千里，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苏区，同中央红军会师。
会师后，编入第三军团第五师。
留下的少数部队，在韦拔群等率领下，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川陕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位于川、陕边界地区，包括通江、南江、巴中等二十二个县，人口五百多万。
1928年以后，共产党人李家俊、李光华、王维舟等人，先后领导川东、川北的农民，举行了多次起义，组织了工农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战争。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一万六千多人，在张国焘、徐向前等指挥下，由鄂豫皖转入川北，攻占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2月，成立了川陕工农民主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
同年6月，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指挥的“三路围剿”，并与王维舟等率领的“川东游击军”，在宣汉会师。
红四方面军扩编为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部队发展到八万余人。
1934年9月，又粉碎了四川军阀刘湘指挥的“六路围剿”，根据地扩大到达县、广元等二十二个县。
1935年3月，国民党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西康交界地区转移，放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又称“陕北革命根据地”。
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包括安定、清涧、延长、保安等十多个县。

1928年春，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在陕西渭南、华县一带，领导革命士兵和农民举行了渭华起义，组织了工农革命军，开展了游击战争。
1932年冬，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了以保安以南之南梁（桥山山脉中段地区）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秋，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开辟了包括安定、清涧、绥德、吴堡、神木、府谷等边界地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春，陕、甘、宁、青四省军阀，纠集了二十个团的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中共陕甘边和陕北特委，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谢子长和刘志丹分任正副主席，统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
打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配合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解放了延川、延长、安塞、保安、安定、靖边等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陕北工农民主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
同年9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此后，该根据地便成了革命的中心根据地。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位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交界地区。
1932年秋，红二军团在贺龙、夏曦、关向应等率领下，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经鄂北、陕南、川东，于1934年5月进入贵州沿河地区，开辟了黔东根据地。
同年10月，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军第六军团，到达黔东，与红二军团在印江县会师。
会师后，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
接着，二、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发动了湘西攻势，攻占永顺、桃源等县，歼灭军阀陈渠珍两个旅。
湘西攻势的胜利，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1月，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任弼时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和军区，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
1935年2月，蒋介石在以主要兵力围追中央红军的同时，训集了十多万兵力，“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军二、六军团先后在陈家河、桃子溪、板栗园、芭蕉坨等地，歼灭了大量敌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同年9月，国民党出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二、六军团于11月19日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三大主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合师后，正式成立了第一方面军，总兵力约三万，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兼任总政委；
同时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1930年冬至1933年春，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领导下，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先后增编了第五、七、八、九等军团，部队发展到十四万人。
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师，该军团也编入一方面军建制。
接着，进行了东征和西征，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
抗日战争开始后，编为八路军第——五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1934年10月，湘鄂西的红军第二军团和湘赣的第六军团会师后，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部队发展到一万七千余人。
1935年11月开始长征，次年6月到达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
1936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第二方面军，辖第二、第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原为一方面军的第九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委。
接着，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甘肃会宁，同一方面军会师。
抗战开始后，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1年11月，鄂豫皖的红军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正式组建成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张国焘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政委。
接着，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
1932年12月转移到川陕边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发展到八万多人，扩编为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
1935年3月，开始长征，6月在川西懋功与一方面军会师。
9月，张国焘擅自率四方面军南下，成立伪中央，分裂党和红军。
1936年6月，与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两个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师。
此后张国焘又擅自命令第四方面军渡黄河西进。
渡过黄河的三个军，二万五千余人，在西进途中惨遭失败，仅剩八百余人到达新疆。
未渡过黄河的部队，在抗战开始后，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红军序列中无第三方面军。
组编第三方面的计划因情况变化未曾执行。

解放军政治学院资料室供稿

认真学习《决议》，统一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
它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党工作的指导作用，是《决议》最核心的、第一位的问题。
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只是关系到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是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就是肯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丢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际上也就是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所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
《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几十年战斗历程中，在各个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为我们党的革命事业所建立的永不磨灭的功勋；
《决议》也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分析了他在工作中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工作的指导思想，不仅在过去指引我们夺取胜利，而且对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仍然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决议》正确阐述了经过长期实践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所包含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指导我们前进的那些基本原理、基本观点，这就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一）近代中国，许多革命的先行者，包括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指出了中国前进的方向，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二）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说明，我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任何私利的，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我们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取得的。
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我国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结果，但不应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
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位。
二十八年的历史说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是建国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二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一）三十二年的历史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二）我国建国时间不长，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
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发生过不少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
但在三十二年中，我们的成就是主要的。
我们的成就和取得成就的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
忽视或否定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同样是十分错误的。

我们应该采取的根本立场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一）我们党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二）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三）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一）在这十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工业、农业、文教、科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党中央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分别规定了各项具体政策，这些，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们现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依靠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内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二）在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一九五八年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泛滥；
一九五九年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在“四清”运动中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以后又错误地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
不过，十中全会以后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一九六○年冬以后，由于党果断地采取了一些政治和经济的措施，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国民经济有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三）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
这个时期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
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他个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曾被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它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二）对于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的评价要弄清两个问题：

（1）要把毛泽东同志的严重错误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他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以致犯了严重错误。
而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则是两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

（2）要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虽然在全局上犯了严重错误，但在国内国际的一些方面他仍然发挥了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作用。

（三）这十年中，中央领导同志绝大多数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
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我国国民经济仍取得了进展。
我们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
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四）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要作科学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对长达十年的这一全局性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要认真分析这些社会历史原因，共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防止以后再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

历史的伟大转折

（一）华国锋同志的功绩和他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两年中的错误。
《决议》充分肯定了华国锋同志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后他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但在这两年中，他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
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拖延、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继续维护和制造个人崇拜。
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他也负有责任。
这表明，由他领导全党来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二）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它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在领导工作中实现了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
经过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我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尽管我们工作中还有失误和缺点，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影响的干扰，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特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形成起来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三）毛泽东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主要是“三大法宝”，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主要是“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下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国工业化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思想。
三是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
四是关于政策和策略。
五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六是关于党的建设。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这是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的。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四）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
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

（五）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态度都是完全错误的。
一种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主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否认它的科学价值，否认它对我们事业的指导作用。
另一种是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两种态度都应当克服。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还要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

（二）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是不能容许的。

（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
过去，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
今后，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四）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大量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将使我国遭受严重的灾难。

（五）这一部分的十条经验是付出了重大的历史代价得来的，是我们党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
要认真地学习和领会它。

（六）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
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
要完成这个革命，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
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七）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的思考和总结，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已经大大提高。
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
我们坚信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全国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一致，并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我们新长征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都将被排除，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一定能胜利实现！

作者：阚士英

一个六十多岁的女副教授，不顾高山反应，曾连续六次带领她的助手们登上帕米尔高原，攀上险峻的喀喇昆仑山，探索治疗“高山反应症”的方法。
她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彭洪福副教授。

我坐在彭洪福副教授研究室兼办公室的案旁，彭副教授嘱咐完助手们的工作后，便兴致勃勃地讲起她所从事的事业——高山病研究工作。

高山病，也叫“高原适应不全症”，是偶尔登上超过海拔三千五百米高山（或高原）时，因空气稀薄缺氧而发生的一时性的病理状态。
主要症状有头晕，头疼，耳鸣，恶心，呕吐，以及脉搏和呼吸加速，四肢麻木，活动能力降低等，严重的还可能昏迷。
而我国高原平均海拔最高，面积大，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有许多部队长期生活战斗在这些高原地区，一有战争，还要从其它一些地区抽调大批部队奔赴高原。
彭副教授说：“如果高山病的问题不解决，战士的健康和部队的战斗力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她还讲了一次边境反击作战的情况，使人们从实践中更加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为了攻克这一病症，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了高山病研究室，领导经过再三研究，便把这副担子放在1943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一直从事教学和搞营养研究的女副教授彭洪福的肩上。
这项研究是一项新课题，一切得从ABC开始，她带领她的助手们经过短短的努力，使研究工作很快展开：4月建立研究室，5月就登上帕米尔高原。
那时，彭洪福的身体很弱，血色素只有正常人的一半，领导怕她吃不消，不让她上高原，她说：“搞高原研究的人不上高原，那还谈什么研究？”
她不但去了，而且先后去了六次。

“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看准了目标就要走下去。
高原战士盼着快点从高山病的痛苦中解放出来，我们就要迎着困难上。”
在“横扫一切”的年月，彭洪福只能在大字报缝里伏案搞科研，写论文。
小小研究室里，光贴她的大字报就有二百来张，有的大字报纸就垂落在她的桌子上。
她有一股子倔强劲，不管你怎么贴，仍然埋头搞科研。
搞实验没有动物，她就自己从天津跑到北京来运，有些研究用药供应缺货，她干脆自掏腰包到街上买；
有时上不了高原，为了考察青年战士上高原前的身体状况，她就带领室里的同志到驻地部队和中学搞调查。
“横扫一切”的风一过，不少人都变得两手空空，而彭洪福却没有辜负高原战士的期望，向党交出标志着征服高山病的一个个可喜研究成果：“复方党参片”、“复方党参茯苓一号”、“黄芪茯苓二号”、“黄芪茯苓三号”，以至“黄芪茯苓四号”等一批疗效显著的抗高山反应的新药。
因为这一研究成果，彭洪福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
彭洪福副教授告诉记者，为了适应战备，就地取材，最近她带领助手们又研究出以高原地区生长较多的并叶青兰为原料的新药“青兰片”，疗效也是很好的。

在高原战士的眼里，彭洪福副教授是他们的亲人。
在南疆军区，上自司令员、政治委员，下到高原连队的干部战士，几乎都知道她的名字。
高原战士热爱她，是因为她更热爱高原战士，对他们的要求，只要能做到的无不有求必应。
彭副教授拉开抽屉，记者看到至今还存放着许多高原战士写给她的信。
有的请她帮助买药，有的请她买书，还有的用通信方式请她看病。
对战士们的来信，彭副教授总是“遵命”“照办”，用她的话来说就是：“高原战士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四个现代化建设，吃了不少苦，是有功之臣，能帮助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是很光荣的。”
临别的时候，彭副教授精神抖擞地对记者说，这几天她正在做第七次上高原的准备工作，下决心再去看看。
当记者说她这么大年岁了，身体又不大好，还是要多多保重时，她满怀信心地笑着说：“只要我还能动，我还要上十次二十次高原，愿将平生献高原。”
本报记者 阚士英

作者：聂崇瑞

据新华社7月7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胡耀邦同志最近就归国华侨林青云来信希望对归侨应贯彻“政治上一视同仁”等问题作了批示。
胡耀邦指出，现在人事方面左的流毒还多，门户之见也深，没有尖锐的舆论和群众监督是不容易完全扭转过来的。
我们要注意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干部。

广州市经委办公室干部林青云是1951年回国的华侨。
他不久前从报上看到胡耀邦、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会见参加国内侨务工作座谈会代表的消息，很受鼓舞，于6月5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对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拨乱反正，党的侨务政策逐步得到落实表示充满信心，并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现在各级侨务部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侨务干部）的年龄普遍偏高，亟需有计划地挑选配备一些优秀的中青归侨干部接上班。
但当前某些领导和组织部门对归侨干部的偏见和论资排辈的旧习，使这个问题的解决阻力重重。

二，过去侨务工作侧重于做归侨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分散在街道、农村的归侨、侨眷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对大量在普通工作岗位上的归侨却很少注意到。
其实，这部分人正是归侨中的骨干力量。
重视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对进一步调动他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更广泛地团结海外华侨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意义。

三，近两年来，为了迅速消除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恶果，落实侨务政策的重点放在平反归侨中的冤假错案，这是完全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方面没有做完的工作还应继续抓到底。
但经常性的落实侨务政策的关键，应该是切实贯彻好党中央确定的对归侨“政治上一视同仁”的重要原则。

来信指出：真正贯彻“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原则是关系到稳定侨心，防止人才外流，更好地激发广大华侨爱国爱乡热情的大事，应当引起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

胡耀邦同志接到这封来信，于6月18日作了批示，指出林青云同志的意见提得对，同时要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商量，再发个有关落实侨务政策的文件。

新华社长沙7月7日电 湖南少年吴凤英挖到黄金一千二百八十克，价值一万六千三百零七元，全部交给了国家。

吴凤英今年十四岁。
家住沅江县杨梅山公社杨梅山大队。
今年5月9日下午，她帮助爸爸和姐姐挖土种烟叶，在堤坎边挖出了一个小长方形的铝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块金砖、三根金条。
他们全家都认为，这是国家的财产，应当交给国家。
5月20日上午，吴凤英的父亲带着黄金来到县城，将这一千二百八十克黄金全部交给了人民银行。
银行对他们全家进行了表扬，并给予一万零六百元的奖励。

作者：田应良/曾祥荣
栏目：老兵新传

在四川中部出名的老旱区乐至县，这两年发生了深刻变化。
1979年战胜严重干旱获得较好收成，1980年又比1979年增产四成，人均分粮达到六百八十多斤。
干部社员高兴地说：“干乐至，不再干，到处有水可浇田，年年都增产，有吃又有穿。”
当我们到这里采访时，人们齐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威力大，同时也夸新任县委书记李克勤为找水出了大力流了大汗。

李克勤原是乐至县人武部长，1978年11月转业在这个县任县委书记。
起初，组织上考虑他身体不好，乐至自然条件差，准备安排他到条件较好的资阳任县委书记。
当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回答说：“乐至是个老灾区，穷，困难多，但共产党员不能怕挑重担，我对这里情况又熟，有决心和乐至人民一道，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
请批准我就在乐至吧！”
组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

李克勤上任后，乐至县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干旱。
5月，正在内江地委开会的李克勤，接到一份旱情报告：全县三十万亩玉米大部分被晒死，部分地区人畜吃水已发生困难。
面对严重的灾情，李克勤坐不住了，他立即向上级汇报了灾情，没等会议开完，就提前赶回了县里，连夜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会，统一了思想，确定了措施。
会后，李克勤到了灾情严重的高寺公社，与社员一起抗旱栽秧。
他身体不好，患有骨质增生、肾脏肥大和冠心病等多种疾病，但他顾不得病痛，坚持战斗在抗旱第一线。
李克勤等领导同志的模范行动，鼓舞了社员的斗志，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旱的胜利信心。

旱情持续发展。
水库、塘堰、溪河基本干了。
玉米、苕苗晒死了。
干旱，严峻考验着乐至人民，考验着乐至县委，也考验着李克勤。
在灾害面前，李克勤吃不好，睡不着。
白天，他同社员一起打井挖泉，担水保苗。
晚上，他到办公室听取抗旱救灾情况汇报，部署工作，夜里还常常爬起来看看天空有没有云朵。
他一天一天消瘦了。
前来看望的老战友劝他：“老李呀，你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还是少操点心吧。”
李克勤说：“共产党员就是朝着困难奔的，干四化哪能不吃点苦，受点累。”
7月20日晚，全县普降大雨，旱情基本解除了，他又深入受灾最严重的文峰、胜利等公社，带领干部群众抢栽红苕，一连两昼夜没有合眼。
这一年，乐至县粮食总产达到四亿七千二百万斤，相当于一般年景的粮食产量。

乐至县十年九旱，人们称它为“干乐至”。
李克勤看到人畜用水都很困难，心里非常难过。
他想，我们当干部的，连人民吃水的问题都没解决好，这对得起人民吗？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千方百计把水的问题解决好。

为解决水的问题，他同县水利部门研究决定，多打机井、人力井，充分利用地下水源。
在寻找开发地下水的日子里，他忍着病痛，坚持同社队干部、技术人员一道，头顶烈日，翻山越岭，勘测定点，全面规划，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通旅公社四大队第二生产队，在大旱的1979年5月，打了一眼深二十二米的机井，除解决人畜吃水外，浇干田、水田九十亩，支援临近队灌田三十亩，大旱之年夺得丰收。
李克勤用这个典型教育大家，使一些认为乐至无地下水的同志解放了思想，一个打井挖泉活动在全县普遍开展起来。
两年来，全县打机井二百二十眼，打人力井三千五百多眼，人畜吃水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

乐至县大部分社队过去对囤水田、山平塘、石河堰等小型水利重视不够，认为小水利解决不了大问题，常常放过蓄水季节，使不少雨水白白流失。
李克勤深入全县八个区三十多个公社，帮助社队制定兴办小型水利的规划，与群众一起挖土筑坝，抬石砌堤。
近两年来，全县已修筑囤水田四万七千多亩，新修加高石河堰七十七处，扩建整治山平塘一千三百六十多口。

李克勤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坚决贯彻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因地制宜落实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狠抓全县的水利建设，使乐至县这个老灾区走上了致富之路。
田应良、曾祥荣

李克勤（左）和农业技术员一起研究杂交水稻生长情况。
（照片）

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7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结束了对比利时的访问，今天离开布鲁塞尔前往巴黎。

7月6日晚，比利时国防大臣斯瓦伦举行晚宴，欢送杨得志及其一行。

斯瓦伦在致词中强调说：“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或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世界紧张形势在加剧。
对于我们来说，忠于联盟（北大西洋联盟）显得更为必要。”
他指出，大西洋联盟是一旦发生战争冲突时保卫比利时的首要条件。
因此，比利时全力参加联盟的军事工作。

杨得志在致答词中指出：“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扩张越来越严重地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
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是当前爱好和平的各个国家和人民最紧迫的任务。”
7月3日，杨得志和夫人为比利时军方人士举行了招待会。
7月4日，杨得志前往无名烈士纪念碑献了花圈。

杨得志及其一行是6月30日到达比利时访问的。
他们在比利时参观访问了皇家军事学校、陆海空军事基地，并观看了空军和坦克表演。
他们到处受到比利时军方的热情接待和欢迎。

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朝中友好协会今天晚上在平壤千里马文化会馆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中国故事片《奸细》。

宅庵朝中友谊合作农场今天邀请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和大使馆官员前往农场参加友好活动。
农场举行宴会，招待中国客人。
朴允坤委员长和吕志先大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二十周年，祝愿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团结不断发展。

新华社渥太华7月6日电 加拿大最近举行了十七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

参加这次在新不伦瑞克省弗雷德里克顿附近的盖吉城军事基地举行的军事演习的有来自全国的一万一千名军人（约占加拿大正规军的八分之一），四千辆军车和一百多架飞机。
这次演习的费用估计为八百五十万加元。
美国空军的两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连的英军士兵也参加了这次演习。

演习于5月下旬开始，在7月上旬完成了以师为单位的模拟战争演习后宣告结束。
通过这次演习，检验了各部队在战争条件下如何协调行动，并使部队学会了熟悉通讯网和新的装备的技能。

新华社7月7日讯 圣迭戈消息：美国海军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太平洋上开始了今年最大的演习。

参加演习的有包括“珊瑚海号”和“星座号”两艘航空母舰的二十四艘舰只、二百五十架飞机和一万五千名官兵。
演习由第三舰队司令沃勒中将指挥，将持续到7月21日。

海军部说，在演习期间，飞机、水面舰只和潜艇将使用不同武器，包括三枚舰对舰导弹，击沉一艘旧商船。

栏目：国际简讯

阿根廷前总统庇隆夫人获释

庇隆夫人是从1976年3月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后被监禁起来的。
去年12月，阿根廷军政府宣布解除对她的军事监护，并将她的案子交由司法机关审理。
司法当局指控她在任职期间犯有滥用国家资金等罪。

今年五十岁的庇隆夫人在她的丈夫、前总统胡安·庇隆1974年7月去世后继任阿根廷总统，直到1976年3月24日被推翻。

英国利物浦爆发大规模骚乱

非洲人口增加到四亿七千万

伊斯兰共和党总部爆炸事件是该总部的一职员干的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七月六日电 据阿富汗新闻社六日报道，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六月二十五日向阿富汗游击队在查布尔省的控制地区发动进攻，遭到游击队伏击，丢下了七十多具尸体逃回据点。

阿富汗游击队和政府军之间的这次激战是在查布尔省卡拉特市以南十公里的皮希·班德地区进行的。
游击队用火箭和地雷击毁了敌军三辆坦克，五辆装甲车和四辆军用卡车。

另据报道，游击队六月二十三日在坎大哈市击落敌军一架米格—17型战斗机。
这架敌机是在向游击队阵地进行空袭时被击落的。
进行这次空袭的一共有两架米格飞机和两架武装直升飞机。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七月五日电 阿富汗游击队最近在库纳尔省和其它一些地区继续打击侵阿苏军和阿政府军，消灭了一些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据阿富汗新闻社五日报道，阿富汗游击队经过十二天激烈、艰苦的战斗，六月二十五日占领了库纳尔省特希尔·阿斯马尔地区的一个村庄。
在战斗中，游击队打死敌军三十五名，缴获三门迫击炮等大批武器。
有八名游击战士在战斗中牺牲。

据报道，游击队在六月十二日解放了离库纳尔省会二十公里的杜拉佩切区。
部署在那里的敌军，在遭受严重伤亡后被击退。
游击队打死敌军共五十名，摧毁敌军坦克多辆，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其中包括野战炮，重机枪和步枪。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电 据阿富汗新闻社报道，卡尔迈勒政府军有两百多人在六月二十五日的一次战斗中向阿富汗自由战士投诚。

作者：王景峰

作者：于民生
栏目：述评

据联合国发言人6日透露，目前已有六十二个国家的政府复信联合国秘书长，表示愿意参加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并且已有二十六个国家报名在会上发言，会议定于7月1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如期召开。
这意味着苏联和越南为阻挠国际会议召开所施展的各种阴谋的挫败。

去年10月22日，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以九十七票对二十三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规定在今年年初召开国际会议，讨论从柬埔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今年以来，东盟国家和其它国家进行了频繁的接触，争取国际会议的早日召开。
然而，越南和苏联继续抵制联大决议，并设置重重障碍，企图阻挠国际会议的召开。

今年1月间，越南别有用心地提出，要以它和老挝、金边傀儡政权为一方，以东盟国家为另一方，举行“区域会议”，讨论签订一项“东南亚和平与稳定条约”，企图用印支同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说法来掩盖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要东盟接受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的现实，使金边傀儡政权合法化。
这样，也就把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从日程上抹掉。

柬埔寨问题是由越南的武装侵略造成的，只有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其侵略军队，柬埔寨问题才能实现政治解决。
越南的建议恰恰回避了侵略和反侵略以及撤军这个关键问题，因此它一出笼，就遭到了东盟国家的拒绝。

所谓召开“区域会议”的建议，是苏联伙同越南共同安排的骗局。
在越南碰壁之后，苏联不得不自己出面。
2月间苏联领导人向东盟和其他国家发出一份“呼吁书”支持越南关于召开“区域会议”的建议。
并要东盟国家接受这个建议。
这一前一后的表演暴露了苏联和越南的意图：它们就是要用“区域会议”，来取代国际会议，以逃避在国际会议上它们将受到的强烈谴责和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国际压力。

自然，苏联的“呼吁书”也遭到了东盟国家的摈弃。

莫斯科和河内的最后一招，是拒绝参加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
按理说，苏联和越南，一个是侵略的支持和纵容者，另一个是直接侵略者，它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参加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
如果它们逃会，就恰恰暴露了它们的胆怯，以及它们自我孤立于国际社会的行径。
现在，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已经决定，即使苏联和越南拒绝参加也要按期召开，这是符合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愿望的。

从现在到会议开幕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团已陆续到达纽约，在联合国内外，各国正在就如何开好这次会议而进行频繁磋商。
此间观察家们指出，要使会议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紧紧抓住会议应解决的关键问题，即越南全部撤出其侵略军队和停止侵略，只有这样，柬埔寨的独立和主权才能得到维护。
在越南重兵占领柬埔寨，顽固拒绝撤军的情况下，是谈不上什么政治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