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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指战员认真学习六中全会公报、《决议》和胡耀邦同志重要讲话，决心响应全会号召，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为建设和保卫四化努力奋斗

本报讯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的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
各部队、各总部、各军兵种从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边防哨所，广大干部战士热烈拥护六中全会通以的各项决定，坚决响应全会号召，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全军上下把收听和学习全会公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胡耀邦主席在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当作大事。
驻守在中越边境扣林地区的云南边防某部一连通过电话，把公报转送到每一个阵地上、坑道里。
青藏公路沿线的十多个兵站的同志，和道班工人、勘察队员、藏蒙等民族牧民一起收听了公报和《决议》。
铁道兵某部杨连第生前所在连的同志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歌曲。

各部队分别召开党委会、军人大会、座谈会，初步传达、学习会议精神。
炮兵领导同志说，这次会议生动地表明我们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更加团结一致了，党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全了，充分反映了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
吐鲁番军分区司令员木沙尤夫听了公报，高兴地说，我们维吾尔族有这样一句谚语：“前进的时候，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脚印。”
这次会议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就能使我们今后的路走得更正。

全军指战员衷心拥护新改选和增选的中央主要领导成员，更加信赖党中央。
装甲兵领导同志、空军某部部队长韩德彩、南京部队某军干休所的老红军、老八路和战斗英雄们在座谈中都指出，全会选举胡耀邦同志为党中央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红军老战士、原某师后勤部长黄维纪说，由小平同志统帅我们军队，再合适不过！
“天安门前好五连”的指战员、某部“英雄总机班”的女战士和远航刚归来的二七六潜艇指战员都高兴地说，政治局常委中有老一辈革命家，有年富力强的领导人，有了这样一个人民信得过的新班子，我们对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某团“英勇善战钢八连”排长魏发礼在军人大会上兴奋地朗诵：“拨乱反正众欢乐，党史又谱新篇章。
新领导年富力强，建四化大有希望。”
广大指战员联系历史学习全会公报、《决议》和胡主席讲话，热情赞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勋，畅谈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武汉部队红军团和兰州部队红一连的干部战士谈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说明，毛主席的丰功纬绩是千古不朽的，是任何人无法相比的。
毛主席晚年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和他的功绩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毛主席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雷锋生前所在团党委成员在讨论中说，《决议》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我们要带领部队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更多的雷锋那样的共产主义战士。

学习中，许多部队的干部战士更加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的共同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认清了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
许多同志说，三十二年的成就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六十年的风风雨雨，革命红旗始终坚持，全靠党的正确领导。
曾参加过开国大典的济南部队某师党委成员和在发射运载火箭的试验中荣立集体三等功的某发射站指战员激动地说：开国大典时，我们的武器是缴获的三八大盖枪和美造榴弹炮，如今我们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大炮和各种新式武器装备，发展成为诸兵种的强大合成军。
这一切全是党英明领导的结果。
二炮机关和驻京单位的干部战士、“临汾旅”党委成员在学习中，回顾了粉碎“四人帮”后走过的历程，更加深切地感到，党的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国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自觉贯彻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学公报精神振奋，望前程豪情满怀。
广大指战员表示决心认真学习六中全会的各项文件，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六中全会精神上来，把精力集中到同心同德干四化上来，把全会的号召化为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
福州部队某军党委研究了学《决议》同四项原则教育紧密结合、为基层培养好辅导员等五项办法；
福州部队空军初步开列了十个专题，下发部队组织学习。
驻鼓浪屿某部八连党支部，对照全会提出的号召，制定了改进措施，决心争当建设精神文明的尖兵。
被誉为“打不烂，拖不垮钢铁掘进队”的基建工程兵某部一连和工程兵某团十一连指战员积极响应全会号召，决心为四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驻守在珍宝岛的边防某连，以“边防战士应该用什么样的行动响应六中全会号召”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他们正日夜警惕地巡逻在乌苏里江我方一侧。
广州部队领导同志豪情满怀地表示：尽管征途上有艰难险阻，只要坚定不移跟党走，我们就一定能胜利地通过“十八盘”，登上泰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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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7月3日讯 民政部最近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发出《关于1981年“八一”建军节前后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扎扎实实地开展一次拥军优属活动。

通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四周年即将到来。
在“八一”建军节期间，要通过各种形式，宣传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宣传云南、广西边防部队胜利还击入侵越军的英勇杀敌精神，边防、海岛部队的艰苦奋斗精神，宣传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祖国的钢铁长城，把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发扬起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通知要求在“八一”前后，县以上各级民政部门要组织工作组，深入农村，把今年农村社队优待烈军属的工作，作一次认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不论当地农村实行哪种生产责任制，也不论采取哪种优待办法，都必须使烈军属、残废军人等优抚对象的生活略高于和不低于本大队社员的生活水平。
对去冬今春回到农村的退伍军人，要普遍进行一次家访，采取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办法，把他们稳定在农村；
对回到城镇迄今尚未安置的退伍军人，要尽快安置下去。
对军队退休干部的住房建设要抓紧进行。

通知要求这次拥军优属活动要厉行节约，除对边防、海防前线部队的伤病员可赠送少量慰问品外，其它方面不许开支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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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7月3日讯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表公告，公布1980年全国金融统计数字。

公告说，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经济交流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今年开始定期发表全国金融统计数字。
金融统计数字的发表，将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方面了解经济情况，监督经济工作，研究经济理论提供重要资料，有助于增进国际上对我国的了解，促进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发展。

这次发表的金融数字有：国家信贷收支情况，农村信用合作社存款、贷款情况，汇率、黄金外汇储备情况。

根据发表的金融统计数字，全国各项存款1980年底余额为一千六百五十八点六四亿元，比1979年底增加三百一十八点六亿元；
流通中货币1980年底为三百四十六点二○亿元，比1979年底增加七十八点四九亿元。
全国各项贷款1980年底余额为二千四百一十四点三○亿元，比1979年底余额增加三百七十四点六七亿元。

截止1980年底，农村信用合作社各项存款余额为二百七十二点三四亿元，比1979年底余额增加五十六点四六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为八十一点六四亿元，比1979年底余额增加三十四点一亿元。

1980年底，外汇储备为二十二点六二亿美元，黄金储备为一千二百八十万盎司。

作者：郑穗华/成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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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水，而且有文明的军队。”
这是一位外国朋友对桂林驻军的赞语。
驻守在桂林市的广州部队某师最近几个月收到当地群众和中外游客表扬干部战士讲礼貌，守纪律，助人为乐的来信共一百六十四件。

这个师要求干部战士外出着装整齐，举止端正，干部进入市区尽量穿便服。
穿军装进城的同志，做到了不解风纪扣，不卷袖子，不挽裤腿，不把帽子拿在手上。
走路时不背手，不把手插入裤袋，不边走边吃东西，做到二人成列，三人成行，四人成方。
某团八连三排在为桂林陆军学校战术训练扮演假设敌期间，每天路过桂林市大街，都坚持做到训练后脱下“敌”军服，换上绿军装，排着整齐的队伍回到驻地。

这个师对干部战士外出时的礼节礼貌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例如，遇到外宾不围观；
外宾打招呼时热情回礼，举止大方。
接触地方群众和工作人员时，谦虚谨慎，说话和气；
乘车不抢座，走路不争道，有理也不争吵。
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自觉维护游览区的清洁卫生。
许多连队还派出学雷锋小组，在节假日到公园、饭店、车站种花植树，打扫卫生，携老扶幼，做好事。

这个师还教育干部战士遵纪守法，遵守公共秩序。
《桂林市人民公约》公布后，干部战士自觉遵守，做到了爱护和保护好桂林山水、花木和文物古迹，不在游览风景区乱写乱画；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服从纠察和公安民警的监督。
一个星期天，师检查组到桂林市主要街道和游览区仔细检查了一遍，全师只有五十一名军人外出，都做到了衣着整齐，举止端正，没有违反纪律的。
（郑穗华、成晓虹）

作者：刘标谦吴世斌赵可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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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邢玉海在法卡山还击越军的战斗中，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模范行动，鼓舞战士们英勇作战，荣立一等功。

5月5日，越军悍然出动大批兵力向我法卡山地区疯狂进犯。
上级命令广西边防某部侦察队配合兄弟连队奋起还击。
邢玉海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同志们，现在是祖国人民用到我们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给敌人迎头痛击，打出国威军威来！”
在他和代理队长徐春福的带领下，同志们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用手榴弹打退了偷袭的敌人。

在战斗中，邢玉海用自己的模范行动给大家树立榜样。
夜间，他顶风雨，踏泥泞，来到前沿阵地和大家一起抢修工事。
有的战士由于疲劳，挖着挖着就靠堑壕睡着了。
“同志们，挖吧，一滴汗水换一分胜利啊！”
邢玉海一边鼓励战士，一边甩掉身上的雨衣，抡起镐头使劲地挖了起来。
在党员的带动下，战士们振作精神苦干。

邢玉海也是个善于集中群众智慧的组织者。
他来回奔走于各个高地之间，把战士们的智慧一点一滴地积聚起来，变成杀敌的力量。
二班有两个战士被敌人的炮火杀伤，邢玉海同大伙多次研究，怎样少流血，多杀敌？
他发现几天来敌人在狭小的三班阵地上倾泻了四百多发炮弹，三班却无一伤亡。
邢玉海找战士们逐个交谈，弄清了二班的教训，是工事被敌炮火炸坏了，没有及时抢修；
三班的经验，是当敌人炮火袭击时，大多数人隐蔽，只留很少人观察警戒，敌步兵来攻，全班就冲出工事集中火力猛打；
战斗中工事被毁坏，不论多苦多累，也要尽快抢修。
邢玉海和干部们及时把二班的教训和三班的经验通报全队，成为大家的共同财富。

在战场上，邢玉海用火一样的阶级深情温暖着战士的心。
当一发没有爆炸的炮弹深深地嵌在四班的防炮洞边时，他拿起镐头就去排除。
几个战士不让他去，他大手一挥：“不要管我，你们注意隐蔽，这东西不排除更危险！”
他沉着地把炮弹挖了出来，熟练地取下引信，排除了险情。

5月16日凌晨，越军在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又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我法卡山地区扑来。
激战中，邢玉海的右腿负伤，血流不止。
战士们要背他下去，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下去，敌人还可能进攻，我是一个支部书记，党的重托胜于生命啊！”
他写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要严守阵地，杀敌在前，经得起祖国和人民对我们的考验”等十多条战斗口号，叫文书抄了十份，送到每条堑壕。
张张传单如催征的战斗号角。
“请指导员放心，人在阵地在，誓死保卫祖国的尊严！”
战士们纷纷在传单上写下了决心。
敌人的进攻又被打垮了。

谈起邢玉海，战士们激动地说：“每当在硝烟战火中看到指导员的身影，我们就仿佛看到了电影中所描写的当年的‘党代表’，我们的指导员多么象啊！”
刘标谦 吴世斌 赵可铭

图为指导员邢玉海向荣立战功的战士祝贺。
黄慧强摄（照片）

作者：黄代培/邵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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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海军航空兵党委从机关自身抓起，落实“三讲”。

抓办公纪律。

抓待人接物。

抓外出时的军容。

抓集会秩序。

在机关干部的带动下，机关勤务战士和直属分队的“三讲”教育，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汽车队在今年“安全月”活动中，讲军容、车容，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车，被海军评为先进单位。

（黄代培、邵开华）

作者：郑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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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总政治部发出通知，一九八一年军事院校和科研机构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即将开始，希望军内外符合报考条件、立志军事科学研究的人员积极报考，为国防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为了适应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的需要，培养更多的能够从事科学研究、高等院校教学以及专门技术工作的又红又专人才，今年招收研究生的军事院校和科研机构比去年有所增加，这些单位是：通信工程学院、洛阳外语学院、工程技术学院、第一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兽医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军医进修学院、海军工程学院和装甲兵技术学院。

《通知》说，凡高等学校本科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政治审查合格、思想进步、业务优秀、身体健康以及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的均可报考。
从地方招收的研究生，在录取时即办理入伍手续。
学习期间的薪金由军队发给。
关于报考的具体事宜，与所在省地县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联系，按教育部一九八一年国内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和出国预备研究生招生工作的规定办理。
（郑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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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7月3日讯 1980年全国好新闻照片评选结果于6月30日揭晓，有七张（组）作品获奖，十三张（组）作品受表扬。

获奖作品是（以得票数为序）：《王光美在郑州亲迎少奇同志骨灰》（新华社记者齐铁砚摄）、《拾金不昧》（新华社记者刘建国摄）、《三百万辆自行车》（《人民画报》记者孙桂琴撰文，张长江、孙树清、曾湘敏、刘文敏摄）、《十字街头》（《北京晚报》记者司马小萌摄）、《四川彭县的小吃摊》（《人民日报》记者张雅心摄）、《处处有雷锋》（《羊城晚报》记者叶健强、蔡俊荣摄）、《被告席上的江青》（中国新闻社记者吕相友摄）。

这次获奖的照片都具有真实、自然、生动的特色，并有浓郁的现场气氛和生活气息；
从拍摄方法看，绝大多数是选择抓拍的。

全国性的评选好新闻照片，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这次评选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北京新闻学会和《新闻战线》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好新闻评选活动的一部分。

参加评选活动的有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和新闻摄影工作者，他们一致认为，开展评选好新闻照片的活动，对提高新闻照片质量，促进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李维汉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

六十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
但是，这六十年间我国历史发生了多么大的飞跃啊！
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波澜壮阔而又艰苦无比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国家已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内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对外改变了被侵略、被凌辱的地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综观六十年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艰难曲折而又成功地结合和统一的历史。
这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根基轴。
六十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和失败，前进和后退，发展和停滞，都是围绕着这根基轴转动的。
在这过程中，又有三大历史转变的枢纽，就是：（一）从“五四”运动到党的成立；
（二）1935年遵义会议及延安时期；
（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段时间。

（一）自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主要的就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现在有些青年同志不大懂得这件事的意义，把它看得很平常。
实际上，这在中国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件，是中国历史转变的一个大枢纽。
我们翻开近代史就可以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其先进人物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无数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
但是，就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没有找到国家、民族的真正出路，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也没有能够使中国人民脱离悲惨的境遇。
只有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号炮，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唯一能救中国的武器。
我个人也是这样。
我出身贫苦家庭，青年时代就怀着爱国激情，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但是，只有到“五四”运动以后，在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才从爱国主义走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自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都起了巨大的变化。
党成立后立即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核心力量。
孙中山先生在屡遭失败，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遇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转而主张“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并在苏联代表和我们党的帮助下，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创建了黄埔军校。
这就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了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农民运动有如暴风骤雨，成为国民革命的深厚基础。
胜利举行的北伐，打倒了一批北洋军阀。
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从1927年“四·一二”开始，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公开叛变了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少分子也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
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我们党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党改组了中央的领导，组织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克服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决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的总方针，举行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由此开始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建立起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
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一套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土改等治国安民的政策和进行农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这些政策和经验逐步推广、传播到其他各个革命根据地。
这样，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就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从陕北到海南岛，建立了十多个红色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
所有这些都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被中国人民和代表他们的革命政党所掌握，就显示了无比的威力。

然而，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党，还不善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作完整的统一的了解。
因此，党在1924年到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犯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将革命的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甘心为资产阶级抬轿子、当苦力，特别是不懂得争取对军队的领导权，不敢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斗争，不懂得准备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实行武装斗争。
以致当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一齐向我们举起屠刀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一时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很快就失败了。
1927年“八七”会议，在紧急关头，克服了陈独秀投降主义，挽救了党，但是却为左的错误开了大门。
其后，党接连受到三次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极其严重的左倾错误，统治达四年之久，为害最烈。
他们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拿着共产国际的令箭，利用党内存在着经验主义的弱点，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及其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他们胡说“山沟里不可能出马克思主义”，诬蔑毛泽东同志是什么“农民意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等等。
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只留下一个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后来也被架空了。
结果，大好的胜利发展的革命局面又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断送，白区的党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红军丧失了百分之九十。
在长征中他们又实行逃跑主义，使党和红军面临被消灭的危险。
这就证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和统一，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胜利了也要陷于失败。

（二）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的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方面的错误，改组了党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这也是我们党头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重大问题的会议。
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才真正达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完整的、统一的了解，从而领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并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
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转折，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定过了幼年时期，进入了成熟阶段。
毛泽东同志1935年2月所作《娄山关》这首词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就是这一历史转折最好的描述。
联系我们党的历史来读这首词，深感“从头越”三字真有千钧之重！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我们党才达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呢？

首先，因为“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了遵义会议前后，我们党已经有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教训。
许多干部从实践中逐步识破了王明一伙的错误领导，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这才有可能实现遵义会议上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
我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我一听到传达就表示坚决拥护，就是因为实践教育了我。
王明等人在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了李立三冒险主义之后，仍然坚持要召集中央紧急会议，并且不服从中央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对此我是很有意见的，所以曾经主张同他们斗争。
后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中国，说王明等人是正确的，并指示要召开四中全会。
我出于对共产国际的信任，才转过来拥护他们。
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中央局决定红五月扩大红军三万人，要我负责，说只有扩军三万才能粉碎“围剿”，立下军令状。
由于各地各方面党组织的努力和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结果完成扩军五万多人。
但不久，反五次“围剿”即宣告失败，要我去江西、粤赣两省传达长征计划，要他们早作准备。
这是因为什么？！

有一次，我还在无意中听到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互相议论说：“上海完了”（指上海的组织损失殆尽）。
上海工作历史较长，基础比较深厚，所以“四·一二”时没有“完”，盲动主义下没有“完”，立三路线下也没有“完”，而在“国际路线”下反而“完了”，这又是因为什么？！

我对前线作战情况和白区工作情况都无所知，所以感到非常突然，十分吃惊。
还有，长征计划原定在湘西洪江地区创立根据地，但出发后，却只顾逃跑，不能立足，濒于失败，这又是因为什么？！

正因这种种严酷事实的教育，使我完全拥护遵义会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同时，也正因为有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使我们党能在延安时期，认真地加以总结。
毛泽东同志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
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完全符合事实，也表现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其次，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后写了大量主要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同时也批判经验主义的著作，又在延安正确领导了1942年到1945年的整风学习，教育全党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作完整的统一的了解。
在整风中，引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历史文件（《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总结经验教训，相互讨论，开展自我批评，进行调查研究。
延安整风开始，个别学校出现过大字报一类的东西，但是那时毛泽东同志没有采取这种方法，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民主方法、学习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
（至于康生搞的逼供信审干和“抢救运动”，那是另外一回事，不属于整风运动之内。）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即是共产党员的自我教育运动。
这个运动同时也在各敌后根据地得到推广。
它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严肃地实事求是地讨论党的历史，深刻总结了经验教训，使广大党员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使全党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它在当时既教育了中年一代（现在的老年一代），也教育了青年一代（现在的中年一代），经过整风学习之后，在七大前夕，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切，就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奠定了思想的、政治的基础，接着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终于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时期。
党的七大一致通过在党章上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就我个人来说，延安时期包括延安整风在内，是在毛泽东思想教导下获得世界观根本转变的时期。
我过去思想上长期受经验主义的束缚。
我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工作积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不闹独立性。
我同陈独秀、李立三也曾有过某些原则性的争论，但最后还是对他们实行组织服从。
从组织上说，这是优点。
但思想上却缺乏自觉的能动性，缺乏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而在党中央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的工作成绩比较显著，但在党中央的领导错误的时候，我的错误也比较突出。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以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先后被撤了职。
我心想，为什么我们多年工作，有些经验，反而犯错误，而王明等人没有什么经验，反而被认为正确？
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有“理论”，所以极力要求去莫斯科学习，到莫斯科后又要求进长期班，就是想多学一点理论。
实际上，我在莫斯科学到的理论不多，却受到了某些教条主义影响。
1932年底奉调回国，1933年4月到瑞金，正赶上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那时，我奉命参加江西省委开展的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首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我在斗争中出了力，犯了严重错误，遵义会议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场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打击毛泽东同志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
1935年，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干部问题，提倡独立思考、独立负责。
他说：“不能表现创造力的人，说‘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季米特洛夫选集》第一五六页）这对我很有启发。
但是我还未弄清何谓独立思考和创造性。
到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延安整风时期，我才懂得是要把握住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相统一这个根本原则，并以此从新解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改变理论同实践脱节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建立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
这是我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和世界观的一次转变。
此后，我一面注意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哲学，一面在工作中注意学习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
这使我得益很大。
我永远不能忘记：延安整风是我的思想解放的学校，毛泽东同志是我思想解放的老师。

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写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我们党形成和发扬了一整套优良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
例如：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
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精神；
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
等等。
这些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永放光芒的灯塔，万万不能丢掉。

延安时期，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和统一，首要的成果就是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以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基本观点是旧民主主义，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是幼稚”，“在国民革命中……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只能处于帮助的地位，在野党的地位，（参看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要待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而后来历次左倾错误，则急于超出民主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
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结合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两个战略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六七——五六八页）而这里所讲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
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1927年革命的失败，其客观原因，是反革命势力异常强大，而其主观原因就是我们党还不善于正确处理这两大问题。
1928年党的六大，肯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有重大功绩的，可是不但没有纠正反而继续贯彻了从“八七”会议开始的两个原则性的错误，就是：（一）不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性大资产阶级，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二）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党的任务就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
（均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后来的历次左倾错误，都重复了这两个战略性的原则错误。
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更发展到了极端。
他们把“九一八”事变以后不满蒋介石统治，要求抗日救国的第三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
他们把1933年冬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看作“一切在野的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派集合的中心”，（博古：《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
》）不但不予援助，反而把正在东线行动的、实际上起了援助十九路军作用的红军主力西调，并号召福建工农和军队反对福建人民政府使它“迅速的走到破产”，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特别在白区城市工作中创造了一套很好的策略和战术，如正确处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的关系问题，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宣传鼓动工作问题等。
但是，由于没有摆脱上述两个战略性原则错误，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直到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前，未能使白区工作得到根本转变。

瓦窑堡会议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了抗日战争。
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延安时期，才完全正确地解决了这两个重大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
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
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阶级。
在整个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对他们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之后，也要尽可能保持同他们的联盟。
后来，毛泽东同志还明确谈过，在1927年至1931年期间，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少分子附和了反革命，“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
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
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三二页）

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开辟了井冈山的道路。
到了延安时期，更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解决了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问题。
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
“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五○七页）“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同上，第五七三页）“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同上，第五九九页）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更进一步完备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
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
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
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二九页）“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同上，第一二四一页）我们翻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可以看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如何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政策全部走上正轨，从而保证了革命胜利的。

（三）发扬延安精神，走中国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和统一，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
当着我们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和统一，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且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之后，一个伟大的新课题又提到了党和人民的面前，这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怎样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统一，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
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
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
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一页）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的面前。

应当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统一，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比起革命方面来，要更加艰巨，更加伟大。
这不仅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农民占人口80％、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有它的许多特点和困难；
还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历史都还不长，至今还缺乏一套成熟的经验。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更应当借鉴革命时期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兢兢业业，戒骄戒躁，坚持并力求更好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统一。
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在连续取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胜利的巨大成绩面前，骄傲起来了，随着党的领袖的威望达到高峰，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也大大滋长起来，这样就逐步离开了我们党费了千辛万苦、付出多少血的代价才确立起来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统一这个根本原则，甚至走到了它的反面。
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利用和破坏，我们不仅没有能够象毛泽东同志所希望的那样缩短一些时间、减少一些代价，反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坚决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统一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
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转折。
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党通过总结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逐步进行调整和改革，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逐步从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和思想僵化状态中解脱出来，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
我们党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思想解放、生动活泼、生机勃勃的局面，都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继“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之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对我个人，也完全是这样。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的面前没有困难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已经够了。
不是这样。
我们的困难还是成堆的，我们的认识也还很不够，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认识也要随之向前发展和不断深化。
要探索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更艰苦的努力。
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和统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解放思想，认真地、艰苦地总结经验。
我们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
我们党六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之丰富，是世界上少有的。
只要我们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继续认真地、深入地、全面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那么，不论是正面的经验或者反面的教训，都会转化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可靠保证。

我们要继续发扬延安革命传统和延安整风的精神，就要认真地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远保持谦虚谨慎。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人民内部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同志还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
毛泽东同志的晚年，也正是这样。
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的是，现在新的党中央不但实行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恢复了在毛泽东同志晚年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我们应当以党中央为楷模，在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推广和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继续清除长期形成的左倾思想的影响，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和小生产习气的影响，抵制社会上种种反动腐朽思想的侵蚀。
这是我们党的各种方针、政策能够真正贯彻执行的保证，是党的正确理论和正确路线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保证，也是我们老同志保持晚节的保证。

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艰巨的事业，需要继续巩固和壮大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联盟，发展和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切爱国者的统一战线。
虽然我们党拥有三千九百万党员，但在全国人口中还是少数，国家各项事业的大量工作仍然要靠广大的非党人员来做。
早在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7页）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
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
……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
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家真正办好起来。”
（同上，第768页）我们共产党员、无论老、中、青，都应该严肃地遵循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

恩格斯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5页）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经济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还要经过许多的探索和试验，还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统一的原则，善于总结经验，研究和解决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奋发图强，那末，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党一定可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正确、更加伟大的党，社会主义中国的兴旺发达是肯定无疑的。

（原载1981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

作者：邵华泽

在我们伟大的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是党中央给全党和全国人民送来的最好的最珍贵的礼物。
认真学习和贯彻《决议》，也是我们对这个光辉节日的最实际最有意义的纪念。

《决议》以它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高度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极其丰富的内容，展现在我们面前。
它对三十二年来党在领导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
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作了正确的评价和充分的论述；
对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作了明确的肯定和具体的论证。
因而，它是一个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伟大文献。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包括破和立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就是要从过去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完全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也是一个艰巨的转变。
我们的党中央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一转变，这确是一件十分值得庆幸的事，是党的历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事。

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的。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为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创造了前提条件。
但是，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还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标志着思想路线上根本的拨乱反正。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政治路线上根本的拨乱反正。
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标志着组织路线上根本的拨乱反正。
党的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肯定了建国以来的伟大成就，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为全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作了进一步的思想准备。
五中全会决定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这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又一个重大的步骤。
所以，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完成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三中全会正确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伟大成果。

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同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紧密结合着进行的。
长期左的指导思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党的建设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遗留下了大量的问题。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解决这些问题，为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作了坚韧不拔的努力，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通过这些努力和工作，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气象；
使广大群众从正反对比中，更具体更深刻地认识到过去党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及其造成的危害；
还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实际的检验，积累了初步的也是可贵的新鲜经验，更加丰富和发展了原来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人们沿着三中全会路线前进的信心。
《决议》提出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共有十个方面，是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总结，其中就包含着三中全会以来大量新的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所以，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完成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的胜利成果。

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一个艰巨复杂的斗争过程。
过去的左的指导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开始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中持续了十年，时间很久，影响很深；
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们往往不容易认清它的错误的实质；
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如何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同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别开来，是一件十分严肃而细致的工作。
因此，完成这个指导思想上的转变，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需要有革命的胆略和科学的精神，也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干扰。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及其它肯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理论、政策和口号，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三中全会以后，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对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
对广大党员和群众中的模糊认识，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样，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才得以坚持、发展。
所以，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完成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党中央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体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的重大胜利。

党的指导思想转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就如同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航道一样，使我们事业的胜利有了根本的保证。
但是，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不等于整个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更不等于过去那种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已经完全肃清。
要把正确的指导思想深入全面地贯彻下去，通过亿万人民自觉的行动，使它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开出更鲜艳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还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做到的。
譬如，要把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决议》上来，统一到三中全会确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上来，就要加强学习，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事实为依据的说服教育工作。
又如，要把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同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贯彻到具体工作中去，就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艰巨的组织工作。
再如，有些敌对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也还会以各种方式来诋毁党的指导思想，破坏党的路线的贯彻，这就要求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惕，进行必要的斗争。
总之，我们既要充分估计到正确的指导思想本身将发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巨大力量，又要足够认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的艰巨性，既坚定必胜的信心，又踏踏实实地工作，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国民党

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
其前身为中国同盟会，曾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君主制。
辛亥革命失败后，几经改组，1919年组成中国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官僚政客集团。
孙中山在屡遭失败，已处于绝望境地的情况下，得到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巨大的帮助。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5手3月，国民党总理孙中山逝世。
接着，在中国共产党的参加和领导下，进行了北伐战争。
1927年，蒋介石和江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窃取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从此，国民党便成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动集团。
1927至1937年，国民党进行了十年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和军阀之间的混战，给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抗日战争爆发后，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祖国大片河山沦于敌手。
抗战胜利后，又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反人民内战。
1949年10月，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被推翻；
蒋介石及其残余势力逃到台湾。
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以宋庆龄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8年，这些从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解放后参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1924年——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国内革命战争，又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或“第一次大革命”。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1924年1月，孙中山接受苏联和中共的建议，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实现了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队。
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爆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
国民革命军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分兵三路，举行北伐。
主要的一路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迅速攻占湖南和湖北；
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击溃了军阀吴佩孚的主力，为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其余两路分别攻入江西、福建和浙江。
北伐军占领了长江以南广大地区。
1927年春，汉口、九江工人，驱逐英帝国主义者，收回两地租界；
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
以湖南、湖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也猛烈地开展起来。
帝国主义这时看到北洋军阀已不能阻挡中国革命发展，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并在革命队伍里寻找新的代理人。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积极准备叛变革命。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动，采取妥协让步政策，对工农运动实行压制和阻挠，并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交出了工农武装。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和江精卫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和武汉举行反革命政变。
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遭到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

1927年8月——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革命战争，也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甘肃、陕西、四川等省，领导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建立了几支红军和多处革命根据地。
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反革命“围剿”；
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政策；
中国共产党则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抵抗日本的侵略，并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内曾先后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
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
接着，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使红军一、二、四等三个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胜利结束了长征。
1935年12月，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西安事变发生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得到和平解决；
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条件。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时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至此结束。

抗日战争

1937年—1945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后，又发动“芦沟桥事变”，8月13日发动对上海的进攻。
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发表了《论持久战》等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的各个方面，英明地预见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战争发展的全部进程以及最后必然胜利的前途，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正确地制定了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政策。
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华北、华中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打击日寇，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
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
而国民党反动派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汪精卫公开投敌，组织伪军协同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
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粉碎了国民党的分裂投降阴谋。
1941年至1942年，我党在各根据地实行了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等政策和开展了大生产、整风运动，战胜了由于日寇疯狂“扫荡”和国民党封锁包围带来的严重困难，使革命力量迅速得到发展。
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会后，全党团结一致，为贯彻七大的政治路线而英勇奋斗。
八路军、新四军开展了更猛烈的攻势。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
次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延安总部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七号命令。
解放区军民立即向敌人展开了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取得辉煌胜利。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
至此，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在抗战中，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毙、伤、俘和投诚的日军五十二万多人，毙、伤、俘及反正的伪军一百一十八万多人。
抗战结束时，我党发展到一百二十一万党员，我军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兵二百二十多万，解放区人口一亿三千万。
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为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准备了条件。

解放战争

1945年—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推翻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继续其反动统治，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
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一方面充分作打的准备；
另一方面也为挽救和平、避免内战而努力寻求和平团结的道路。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抵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10月10日公布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6年1月10日又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国民党反动派完成内战部署后，竟撕毁两个协定，于1946年6月底7月初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挑起全面内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针指导下，奋起自卫。
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在我党领导下，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斗争。
到1947年6月，解放军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以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进军为标志，开始了战略进攻。
同时在各解放区实行了土改、整党，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下半年，战略决战形势已经成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及时抓住时机，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指挥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一百五十四万，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
在新形势下，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作了极为重要的报告，提出了取得全国胜利和全国胜利后的基本方针。
4月21日，在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接着人民解放军向福建、西南、西北、中南进军，消灭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解放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省份，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
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政治总代表。
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
1913—1922年，在上海等地与买办、投机商、流氓等鬼混，因在交易所投机失败，在上海无法生存，便到广东投机革命，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逐步窃取了国民党的军事、党务、政治大权。
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
并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勾结，在中国建立了反动独裁统治。
接着发动了十年反革命内战，围攻工农红军，镇压进步势力。
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策动了皖南事变等三次反共高潮。
抗战胜利后，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是头号战争罪犯。
1949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被推翻，蒋介石率残部逃到台湾。
到台后，曾连任国民党总裁和伪总统。
1975年4月，死于台湾，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汪精卫

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83年生于广东番禺，是国民党政客，大汉奸。
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
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孙中山逝世后，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1927年7月15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
以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一贯主张对日妥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
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
1939年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
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儿皇帝；
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反动口号，破坏抗战，残酷镇压沦陷区人民；
组织伪军，配合日军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罪恶累累。
1944年在日本病死。

解放军政治学院资料室供稿

综合新华社讯 连日来，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坦桑尼亚革命党首席执行书记、中央委员姆瓦卡瓦戈，瑞典共产党主席罗兰·彼德松，几内亚国家党全国政治局委员、常任书记卡马拉，塞拉利昂全国人民大会党中央委员会，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执行委员会分别打电报或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据新华社7月3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亚蒙·哈默董事长率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代表团。

西方石油公司是经营石油、煤炭、化肥等多种业务的综合性公司。
八十三岁的哈默先生在六十年前是与列宁领导的苏联做生意的第一个美国实业家。
邓小平副总理1979年访美时曾会见了他。
今天再次见面，彼此都感到很高兴。
会见时，宾主就中国同西方石油公司在石油、煤炭开发及其他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邓小平重申，在经济调整期间，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

据新华社7月3日讯 人大常委会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由自由党参议员戴维·约翰·海默率领的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主持今晚的宴会。
他在祝酒时称颂了中澳两国的友谊。
他说，中澳两国建交以来，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各个领域都有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他希望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今后不断得到加强。

新华社7月3日讯 今天经过一场闷热之后，北京地区下了大雨和暴雨。
这是1980年以来北京地区最大的一场雨。

据北京市气象台提供的材料，从今天早晨八时到晚上八时，北京市城区的雨量为三十五到五十毫米。
西郊和南郊雨量较大，为四十到六十毫米。
东北部山区雨量较小，不足十毫米。
这场雨使北京郊区一些平原地区基本解除了旱象。

据中央气象台说，天津市也下了大雨，雨量为四十六毫米。

问：

答：

从国际方面来说，我国发表金融统计数字，有助于增强世界各国对我国经济情况和金融情况的了解，促进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和经济合作的发展。

问：

答

如1980年银行各项存款增加，特别是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政策发挥了威力，生产有了发展，城乡人民收入增加，整个社会人心安定；
同时，也反映了银行发挥储蓄利率杠杆作用和加强储蓄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到1980年底，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近四百亿元，占各项存款余额的24％。
这对于平衡信贷收支和延缓实现市场购买力，有重要的作用。

1980年底银行各项贷款余额比1979年底增加了18.4％。
在国营生产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轻纺工业贷款增长幅度达33.5％，大大超过了重工业贷款增长的幅度。

银行从1979年起，对企业单位有条件、有限度地发放了中短期设备贷款。
1980年底，中短期设备贷款余额比1979年底增加了四十七亿六千万元，支持了以日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轻纺工业的发展，支持了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支持了集体企业、商办企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发展，还支持了一些企业调整转产。
这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搞活生产和搞活市场，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都有积极的作用。

问：

答：

为了改变市场上货币偏多的状况，国务院在1981年1月作出了《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把增加货币回笼和控制不合理的货币投放，作为落实经济调整方针的一项重要任务，强调应该管紧的一定要坚决管紧，需要搞活的要努力搞活，争取基本实现信贷收支平衡和停止财政性的货币发行。
实际情况说明，通过贯彻国务院的这个决定，在管紧信贷、增加货币回笼和促进搞活生产、搞活市场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国家信贷收支情况（单位：亿元）

项 目 1979年底余额 1980年底余额

各项存款 1，340.04 1，658.64

企业存款 468.91 573.09

财政存款 148.68 162.02

基本建设存款 131.30 171.75

机关团体存款 184.88 229.45

城镇储蓄存款 202.56 282.49

农村存款 203.71 239.84

国际金融机构往来 34.27

流通中货币 267.71 346.20

银行自有资金 427.88 477.33

当年结益 49.45 27.19

其 他 77.52 80.63

资金来源合计 2，162.60 2，624.26

各项贷款 2，039.63 2，414.30

工业生产企业贷款 363.09 431.58

工业供销企业及物资部门贷款 242.12 236.03

商业贷款 1，232.25 1，437.02

中短期设备贷款 7.92 55.50

城镇集体及个体工商贷款 57.51 78.29

预购定金贷款 6.98 7.88

国营农业贷款 6.88 9.40

农村社队贷款 122.90 158.60

黄金占款 12.16 12.16

外汇占款 20.58 -8.47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产 36.04

财政借款 90.23 170.23

资金运用合计 2，162.60 2，624.26

农村信用合作社存款、贷款情况（单位：亿元）

项 目 1979年底余额 1980年底余额

各项存款合计 215.88 272.34

社队集体存款 98.33 105.48

社队企业存款 21.93 29.47

社员个人存款 78.43 117.03

其他存款 17.19 20.36

各项贷款合计 47.54 81.64

社队农业贷款 22.54 34.54

社队企业贷款 14.15 31.11

社员个人贷款 10.85 15.99

汇率、黄金外汇储备情况

项 目 1978年 1980年

汇率：

一特别提款权单位折合多少人民币元（期末数） 1.9710 1.9517

一美元折合多少人民币元（期末数） 1.4962 1.5303

一美元折合多少人民币元（平均数） 1.5549 1.4984

黄金、外汇储备

外汇（亿美元） 21.54 22.62

黄金（万盎司） 1280 1280

新华社7月3日讯 7月1日复刊的《国际问题研究》季刊发表了一篇题为《评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的署名文章，摘要如下：

近来，美国政府领导人谈到美国对华政策时，一面表示要遵照《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原则发展两国关系，另一面又说要按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行事。
他们反复声称，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究竟《与台湾关系法》的实质是什么？
反映了什么政策思想？
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有无矛盾？
其实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关心中美关系前途的人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一些问题。

1978年12月，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并向全世界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长期公开主张的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国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驻台湾的军事人员。
在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这个联合公报，为中美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中美达成建交协议时，卡特政府曾表示，将“调整”美国的法律，以便根据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新情况，处理美台间的非官方关系。
1979年1月26日，卡特政府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与台湾关系法》的草案。
国会两院进行了两个月左右的讨论，分别在3月28日和29日通过了最后文本，送交卡特总统于4月10日签署。

美国国会在制订《与台湾关系法》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不是如何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来贯彻美国刚同中国签署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各项基本原则，而是如何利用《与台湾关系法》来部分抵销和否定那些原则。
有一位参议员承认：美国国会在制订《与台湾关系法》时所追求的，就是试图维持现状，同台湾照原样保持关系，好象中美建交后美国同台湾的关系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似的。

如前所述，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美国终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既然如此，美国也就应该承认，中国采取什么方式使台湾回归祖国，以完成国家的统一，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美国或其他任何外国都不得加以干涉。

但是，《与台湾关系法》却明文规定：“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
“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
“使美国保持能力，以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
“总统把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而产生的对美国的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

这些条款显然违反了中美建交协议和国际法原则。
对于中国台湾省的前途、安全、社会经济制度等纯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美国有什么权利横加干涉？

《与台湾关系法》中所谓“保证台湾安全”的这些条款，实际上是美国在宣布将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之后，紧接着又用变相的方式恢复了那个“条约”。
这不是一个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与台湾关系法》中特别规定了美国要继续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
谁都知道，台湾地方当局取得美制武器，是为了同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抗。
既然美国承认了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美国怎么可以用军火去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地方当局同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作对呢？
美国自己在南北战争时期，不也曾坚决反对英国向南方提供武器，认为这违反了国际法吗？
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不允许干涉各国内政和保护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宣言》，要求“任何国家不得干预另一个国家的内争”。
美国不是投票赞成这一宣言吗？
1970年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也明确指出：“任何旨在部分或完全破坏一个国家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企图，都不符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每一个国家有责任不组织、煽动、资助或参与另一个国家的内争”。
美国当时不还是这个宣言的提案国吗？
有一位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参议员也在国会中问道：“在我们已经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政府之后，我们怎么能再卖军事装备和武器给台湾人民呢？
我们岂不是出卖武器给一个叛乱的省份吗”？
这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卖武器给台湾，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不相容的。

《与台湾关系法》违反《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国际法，不仅表现在所谓“保证台湾安全”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美台关系的性质问题上。
《与台湾关系法》中的不少规定，实质上是要继续把台湾当作“国家”，把台湾当局当作一个“国家”的“政府”，力图使美台关系带有官方性质。

《与台湾关系法》规定：“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或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应包括台湾”。

《与台湾关系法》虽然说今后美台关系应该通过“非政府性实体”去处理，但又规定“美国在台湾协会”同台湾当局或它所设立的机构之间所达成的协定或交易，“需遵守同样的向国会报告、由国会审查和批准的规定和程序”，如同这些协定或交易是美国政府机构自己所达成的一样。
该法还规定美台之间所互设的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应享有“为有效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
美国一些议员也直言不讳地说，《与台湾关系法》所创立的“美国在台湾协会”，是一个“蹩脚的伪装”；
除了名称以外，“具有美国政府官方机构的一切属性”。

《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台之间在1978年底以前有效的“条约”和“协定”，除《共同防御条约》及其有关“协定”外，一律继续有效。
这也就是说，把美台间过去以“国家”名义签订的一大批“条约”和“协定”，一字不改地保留下来。
众所周知，只有国家才有缔结国际条约和协定的权利和能力。
地方当局除非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或授权，是没有资格同外国订立国际协议的。
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也明文规定：任何州都不得同外国缔结条约，都不得未经国会同意同外国订立协议。
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美台间原有的一切“条约”和“协定”，理应宣告无效。

《与台湾关系法》还规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不应以任何方式影响台湾当局于中美建交前在美国所拥有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财产”。
而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之后，美国政府有义务把原被台湾当局所把持的、中国在美国的官方财产，及时交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

仅仅从《与台湾关系法》的上述部分内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该法的中心目的，正如一位美国议员所说，是要“保证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在实质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下去”。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迄今，在美国当权派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一面想同中国改善关系，另一面又企图保持对台湾的控制。
他们为此费尽心机，在一个又一个盘算接连破产以后，又想使台湾成为某种“独立政治实体”，取得某种“国际地位”。
这是“一中一台”旧方案的新版本。
《与台湾关系法》就是这种政策思想的一种表现。
但是，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与保持对台湾的控制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二者是不可得兼的。
三十多年来中美两国围绕着台湾问题而进行的尖锐而复杂的斗争，应该足以充分表明：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的立场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如果美国顽固地按《与台湾关系法》办事，那么，在中美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正常关系，必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本报讯 空军离职休养干部、原空军南京第二医院院长陈森同志，因病于1981年6月3日在上海逝世。
陈森同志1932年入伍，1937年入党。
终年六十五岁。

栏目：时事小测验

一、填空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月 日 至 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一致通过 。
全会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结果是： 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  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
他们是：、、_、_、_、、。
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会议将以而载入史册。

二、问答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联合国6月22日正式宣布，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将于7月1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2）伊朗政局出现新的动荡。
6月22日霍梅尼解除巴尼萨德尔的总统职务；
巴尼萨德尔下落不明，总检察长下令逮捕他。
首都德黑兰和其他城市发生大规模冲突和爆炸事件。
（3）“非统组织”是非洲统一组织的简称，成立于1963年。
它的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协调并加强非洲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保卫和巩固非洲国家的独立以及主权与领土完整，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促进国际合作。
最高机构是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简称“非洲国家首脑会议”）。
现有五十个成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