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公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0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
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10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
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
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
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
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
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1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1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
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1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第1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
第2、第4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
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
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1935年0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
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
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
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
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
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
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
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
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
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
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
早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
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
在1927年至1949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
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
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
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
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
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
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
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
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
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
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
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
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
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
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
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
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
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1980年比1952年增长七点七倍。
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1980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1952年增长二点七倍。
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
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
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
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
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
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
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
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
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
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
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
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
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
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1）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
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
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
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
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
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1956年0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1954年09月召开了第1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5年0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1956年0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
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1956年09月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
大会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大会坚持了1956年0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
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
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
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
工业布局有了改善。
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
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
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
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
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
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
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
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
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
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
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从1958年底到1959年0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1962年0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
此外，还给被划为
“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
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在1962年0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
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
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
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
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1966年0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他的主要论点是：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
“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
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
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
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
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04月党的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6年0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0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
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7年0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季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02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
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党的九大使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08月党的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
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
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0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
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01月周恩来同志逝世。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
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同年0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0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
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
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
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
“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
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
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
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
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
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
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
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
例如：
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
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
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
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
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
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
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
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伟大转折
（25）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
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
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
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
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
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
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1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
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1977年08月召开的党的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26）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
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一、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
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统一。
1980年0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
同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
二、党在1979年0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
党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
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
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
在这些方针指导下，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
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财政分级管理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结合经济调整有步骤地进行。
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这两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由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树的历史功勋。
四、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
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
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
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
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了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正在普遍实行。
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
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
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
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
打击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依法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六、党大力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
五中全会增补政治局常委委员，成立中央书记处，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
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纪律检查机关为纠正不正之风所做的工作，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党的舆论机关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
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
由于调整了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和实行党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强。
此外，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工作，民族工作，统战工作，侨务工作，军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失误和缺点，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困难。
但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27）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他的功绩是第1位的，错误是第2位的。
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8）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
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
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
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
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
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
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
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
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
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
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
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
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
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
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
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
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他指出：
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
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
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
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
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2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
例如：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
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
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
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
《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
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
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30）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
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1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
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
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
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
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
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
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
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
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
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
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
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
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
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
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
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31）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
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
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
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
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
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团结起来，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2）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
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3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
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
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34）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
如果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
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
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以克服。
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
（35）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
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
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
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
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
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
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
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
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
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
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
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
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
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
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
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
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
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
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要恢复和发扬军队内部和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
民兵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
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
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
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
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
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36）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
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
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
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37）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来的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
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
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38）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一致，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那么，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趋势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
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
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上海口岸加快出口商品进度
据新华社上海电我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口岸——上海，今年上半年完成出口商品计划的进度比去年大大加快。
到6月20日止，出口换汇总金额已完成年计划的57．4％。
和近十年同期相比，这个进度是最快的。

勇于创新的粮库防化员——谌建辉
湖南省安化县东坪粮站谌建辉同志，是1977年入党的新党员。
为了保证国家粮食不受损失，他立足本职，带领仓库保管组的同志科学管粮，做出了粮库连续六年实现“四无”的突出成绩，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年新长征突击手。
谌建辉1973年刚当上粮站粮库防化员时，还不满19岁，他抓紧业余时间，刻苦攻读有关保管粮食的科技书籍。
他还经常带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向老防化员请教。
为了掌握老鼠的活动规律，他常常天一黑就钻进仓库，侧起耳朵细听，研究老鼠活动的规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谌建辉在科学保管粮食方面的革新精神。
他在几年防化工作中，发现用药剂熏蒸，虽然可以防虫治虫，但用药过多，保管人员在操作中容易中毒；
更使他不安的是，群众吃了含药量大的粮食，会影响健康。
谌建辉苦心琢磨，很快从民间石灰缸储藏法得到启发，在四号仓库进行了试验。
他用两百多个面粉袋分装了二千多斤石灰，铺在部分稻谷面上。
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放了石灰的地方稻谷干燥无虫，那末，在全部谷面上压盖石灰行不行呢？
谌建辉继续进行第2次试验，他用石灰把整个仓库进行了全部压盖密封。
过了一个夏天，打开一看，稻谷干燥、无虫、无霉。
试验成功了。
后来，谌建辉和保管组的同志又用石灰压盖了两个仓库的280万斤稻谷，保存了三年多，最近取出来一看，既没回潮，又未生虫，而每万斤稻谷年平均用药量由过去的143克减少到14克。
由于药费减少，加上石灰出仓仍可以出卖，每万斤粮食的年均保管费用也由过去的五、六元下降到一元九角七分。
他的经验受到粮食部门的重视。
刘宗凡陶田陔

包头市加强轻纺工业科技力量
本报讯
记者艾丁报道：
内蒙古包头市加强轻纺工业的科技力量，努力为市场提供价廉物美的消费品。
包头市是以冶金、机械制造为中心的工业城市。
长期以来，科技人才集中在重工业，轻纺工业的科技力量薄弱。
据统计，市二轻系统的四十多家工厂没有一名正式的技术员，影响了消费品的生产。
为了发展消费品的生产，近几年，包头市充实和加强轻纺工业的科技力量。
通过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组织技术人员归队，把一批工程技术人员输送到轻纺工业部门，帮助皮毛、制糖、棉纺等行业建立了11家科研机构；
打破部门、行业和地区界限，组织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科技单位协作。
去年全市试制成功一百八十多种轻纺新产品。
最近，包头市还鼓励重工业部门的科技人员，到轻纺工业部门兼职或担任顾问、咨询等工作。

十年无差错的出纳员——彭玉英
湖北省通山县人民银行出纳员彭玉英，二十七年如01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收付现金一亿一千多万元，差错率比国家允许的低，1970年以来，连续十年收付现金无差错。
她兼管的库房工作做到了十五年安全无事故，先后二十二年被评为劳动模范。
二十多年来，彭玉英不管工作忙闲，环境怎样变化，执行规章制度从不走样，养成了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一次高湖分销店出纳送来一大堆零钱和破票，数量多，票子很不好清点。
清点时人多手杂，差了一分。
为了找出这一分钱，彭玉英从中午到晚上翻来复去查了许多遍。
她想，一分钱虽然事小，却关系到一个财会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她没有泄气，将纸币一张张铺开，一直到第2天凌晨两点钟把一分钱找了出来才罢休。
在临柜收付款中，她坚持按规定操作，认真对待每笔业务，发现长款，立即如数退还交款人。
05月份，有一家公司的营业员下午来银行存款，由于不细心，长款100元。
彭玉英及时将100元钱退还。
余超防建生

吃穿用住消费品迅速增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全国工业企业认真贯物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工业内部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协调，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有了明显增加。
特别是与人民吃穿用密切相关的消费品，有较大幅度增长。
全民所有制单位新建的职工住宅面积，近年来也有了较大的增长。
（附图表）

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是党的重要任务
轻工业部代部长宋季文
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建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已经奋斗六十年。
陈云同志指出：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这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我们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工农业现代化的宗旨。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轻工业系统广大职工艰苦奋斗，取得显著成绩。
1980年，轻工业部系统总产值达到961亿元，比1949年增加20．9倍，平均每年递增10 ．5％，主要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
1980年生产自行车1，302万辆、缝纫机768万架、卷烟1，520万箱，产量均居世界第1。
第1个五年计划末开始建立的手表工业，1980年产量已达到2，216万只，仅次于瑞士、日本等四个国家。
轻工业品消费水平显著提高。
1980年轻工业部系统产品的商业零售额为599亿元，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全国已拥有自行车9，000万辆、缝纫机4，800多万架、手表1．3亿只，并已大量下乡。
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如海盐生产，采用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达到40％左右，井矿盐80％以上采用真空蒸发制盐。
大型糖厂的机械化程度已由50％左右提高到90％，部分工序实现了单机自动控制。
还出现了玻璃瓶、乒乓球、塑料图钉等自动生产线。
电子、微波、激光、远红外线、电渗析、可控硅等新技术，已在一些行业应用和推广。
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轻工业都有了不少的发展，边远省区也有明显变化。
提供税利和外汇增多，为繁荣市场作出了贡献。
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提供的利润和税金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7％，现在已占到20 ．8％。
建国以来累计为国家上缴税利2，619亿元，换汇248亿美元。
（二）
建国以来，轻工业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快的。
但是，发展速度并不理想。
1949年到1957年，比较注意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轻重工业的发展比较协调。
此后，在经济建设上有失误，犯了“左”的错误，没有把轻工业放到应有的位置，轻工业过轻，重工业过重。
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间，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平均为一比十点四，轻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重工业。
结果，挤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许多消费品在较长的时间内供应不足。
实践证明，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必须协调发展，而且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为农业、轻工业服务。
如果生产资料的发展过快于消费资料的发展而又注重自我服务，就一定会产生经济病态。
轻工业，以生产人民群众需要的生活消费品为主，同人们的吃、穿、用、住、行，息息相关。
发展轻工业，不仅可以繁荣市场，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而且经济效益大。
1952年到1978年，国家给轻工业的投资与轻工业上缴国家的税利之间为一比十三，而重工业投资与税利之间为一比一点七。
所以，轻工业的发展，对增加财政、外汇收入，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很显然，如果过去注意多发展一些轻工业，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也会快一些，经济效果会好一些，于国于民都大有裨益。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经济工作上“左”的错误思想还延续了一段时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左”的错误，端正了路线，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研究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为使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实现合理化，国家把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作为关键一着。
对轻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安排”的原则，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加以支持。
由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的正确，轻工业加快了发展步伐。
1979年轻工业部系统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6 ．8％，1980年又比1979年增长14．3％。
1980年与1978年比较，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皮革、皮鞋、布鞋、绘图仪器、味精、香精等产量增长50—60％，啤酒、漆器工艺品、钢琴等增长60％以上，新兴的家用电器成倍增长。
与此同时，品种增加，优质产品增多。
1979、1980年试制成功新产品一万多种，各地推荐参加评选的优质产品达两千种。
向国家上缴的税收、利润也增加。
1980年实现的税收、利润达到216亿元。
1979、1980年两年出口换汇连续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
（三）
不断满足人民吃、穿、用、住、行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人民政府应尽的职责。
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采取有力措施改善人民生活，调整了职工工资，企业普遍实行奖励制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社会购买力显著增加。
1979年、1980年社会购买力都增加三百亿元以上，城乡市场的需求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轻工业部门要在国家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依靠广大职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和出口的需要。
轻工业的行业多、品种多，根据原料资源、现有生产技术条件和内外销需要，各种产品应有不同的目标和要求。
今后五年内，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和一般日用消费品，要与市场需要基本适应；
食糖、家具、啤酒、牛皮鞋、工业技术用纸和新闻纸等少数短缺产品，做到供应情况好转；
服装两三年内基本上解决“买衣难、做衣难”的问题；
洗涤用品、灯泡、文化用纸、乳品等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要在数量上适应需要，稳定供应。
当前要拉长短线，缩短长线，着重抓好社会需要量大、回笼货币多、财政收入多或出口换汇率高的产品。
同时，必须吸取小商品往往被挤掉的教训，确保小商品、儿童用品和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的稳定发展。
质量、品种第1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越是畅销产品、市场紧俏产品，越要强调对质量一丝不苟，严格执行产品标准。
这是我们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少轻工企业近两年多来，普遍认识到“质量是生命，品种是前途”的道理，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搞好产品质量测试和评比，努力创造更多的名牌产品和优质产品。
各行业和各地轻工业部门每年都要有一批新产品、新品种、新花色投入市场。
轻工业部系统现有六万九千多个企业、一千一百多万名职工，是进一步发展轻工业的良好基础。
我们要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努力提高经济效果。
在国务院关于“轻工靠联合”的指示推动下，各地轻工业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较好地发挥了现有企业的作用，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已经显示出良好的经济效果。
打破地区、行业、所有制的界限，继续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特别是从中心城市、名牌产品的联合抓起，是贯彻调整方针，加快轻工业发展的一条捷径。
它有利于扬长避短，中心城市的技术加内地的资源将形成强大的优势，使各地共同提高；
有利于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不搞“大而全”、“小而全”，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发挥经济效益。
搞经济联合，在思想上，要强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既要讲经济互利，更要讲发扬社会主义风格。
如果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联合不能巩固和持久。
反之，不讲社会主义风格，斤斤计较也是搞不好的。
在工作上，要强调自力更生为主，打好基础。
外部的技术支援必须同内部下功夫搞好企业整顿、配好领导班子相结合，这是搞好联合的重要条件。
在搞好联合，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要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把生产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不断扩大轻工业生产创造条件。
最近，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我们轻工业部门的广大职工，一定要好好学习和贯彻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艰苦奋斗，加快前进步伐，努力实现党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既管卖鞋又管修鞋的售货员——沈彩娣
天津百货大楼塑料鞋柜组长沈彩娣，不仅管卖鞋，而且管修鞋。
十七年来，这位共产党员利用卖鞋的间隙或在班前班后，为顾客义务修理了上万双凉鞋，以自己的最佳服务推动着社会节约。
1963年，天津百货大楼增添了塑料鞋的经营项目。
有些质量不好的鞋，穿用时间不长就出现了断带、裂底、开跟等毛病。
按照当时的规定，鞋的磨损程度超过两毫米就不能退换。
眼看着还是八、九成新的凉鞋要成为废品，沈彩娣和用户一样感到心疼。
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她决心把修鞋的本事学到手。
她走访了塑料鞋厂，了解这种产品的化学成分和性能，学习修鞋的要领，很快就当上了义务修鞋师傅。
有一天，一个农民顾客来到柜台前，脚上穿的“八带式”凉鞋在脚尖处裂了一个大口子，他想马上买双两头封口的凉鞋去赶火车，恰巧柜台上无货。
沈彩娣热情地说：
“如果您不嫌弃，我给您修修吧！”
当这位农民看到整修如新的鞋后，一再感谢，说：
“大嫂，你的心肠实在是太好了。”
有位姑娘相中了一双乳白色珠光高跟凉鞋，款式、颜色、肥瘦、大小无不满意，只是脚踝骨偏低，几次挑选，双双如此，感到十分惋惜。
沈彩娣对姑娘说：
“统一鞋号的凉鞋，扦子位置都一样，如果您想要，我给您改一下好吗？”
姑娘欣然同意。
沈彩娣把鞋扦子烫下来，截去一公分，再融合好。
姑娘一试，高兴地拍着手说：
“师傅，你真是妙手回春啊！”
随着塑料鞋花色品种和销量的增多，找到柜台要求修理的顾客也显著地多了起来，不管业务多忙，沈彩娣从不拒修。
沈彩娣为顾客服务的精神，越来越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评选局系统先进工作者有她，评选最佳售货员有她，评选优秀党员也有她。
孟子君

石油企业全面超额完成上半年国家计划
铁路部门提前完成上半年客货运输计划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新华社记者从石油工业部获悉：
到今天下午四时止，我国石油企业全面超额完成了今年上半年国家计划。
据统计，上半年共生产原油5，010万吨、天然气61．3亿立方米，共加工原油3，573万吨，全都超过年度计划的一半以上。
上半年各油田共打井1，130口，钻井进尺252万米，超过国家计划1 ．7％。
上半年的上交利润共50亿元，比计划增长1．5％。
此外，石油工业部门上半年共节约原油、燃料油24万吨。
胜利、大港、华北、吉林、河南、玉门等油田，今年上半年月月超额完成原油生产计划。
大庆、辽河等油田，一季度因供电不足和气温偏低影响了一部分生产，经过积极采取措施，也如期完成了上半年的原油生产计划。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我国铁路部门已提前完成今年上半年的客货运输计划。
截至6月24日止，全国铁路共运送旅客四亿六千多万人次，运输货物四亿九千多万吨，分别为年计划的52．9％和50．1％。
其中，日用工业品、磷矿石、化肥、农药、粮食、棉花、水泥等重点物资的运量增长幅度都比较大，和去年同期相比，低的增长8％，高的达两成以上。
全国20个铁路局，已有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沈阳、锦州、北京、太原、郑州、柳州、成都、乌鲁木齐和昆明12个铁路局提前完成上半年客货运输计划。

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贺信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6月26日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贺信全文如下：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名义，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祝贺并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你们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一步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成就，祝友好的中国人民繁荣昌盛。
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是你们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节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在争取本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全体劳动人民和各族人民为你们党、劳动人民和友好的中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在争取进一步发展本国社会主义、争取有利于中国的全面发展的斗争中取得的每一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祝贺你们党的伟大节日之际，我们表示深信，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和友好关系将在独立、平等和尊重各自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上进一步顺利发展。
我们相信，在这些基础上发展我们的关系和合作，有利于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

朝鲜举行中国电影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新华社平壤6月29日电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今天在平壤举行中国电影周开幕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哲，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宽燮，党中央国际事业部副部长玄峻极等出席了开幕仪式。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和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歌舞团团长王仲方以及一些国家驻朝鲜大使馆的外交官也应邀出席了开幕仪式。
金宽燮委员长在开幕词中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赞扬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表示将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朝中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战斗友谊而继续努力。
吕志先大使在讲话时感谢朝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举行的友好活动，并愿中朝两党友谊与日俱增。
开幕式结束后，放映了中国故事影片《大渡河》。
在中国电影周期间，将在平壤、咸兴、江界和新义州放映《大渡河》、《吉鸿昌》、《小花》、《雪山泪》、《归心似箭》、《奸细》、《红牡丹》等七部中国故事影片。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贺电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6月30日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同志，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电文如下：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谨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党员、朝鲜人民的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贵党的全体党员和兄弟的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战斗的问候。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中国人民的革命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1天起直到现在，六十年来，作为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力量，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领导全体中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成功地经受了革命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考验，取得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辉胜利，创建了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第1个真正的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处境，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也使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地有利于革命方面的转变。
人民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遵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口号，积极地把中国人民创造性的智慧和积极性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从根本上改变了昔日中国的面貌，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建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力不断得到壮大和加强，她的国际地位在日益提高。
今天，兄弟的中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所有领域胜利地执行着党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及其威力的加强，对于促进世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主、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我们党和人民把中国共产党和兄弟的中国人民在建设新社会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看做是自己的成就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朝中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战斗友谊，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烈火中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我们对朝中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地日益密切感到十分喜悦。
我们相信，这一关系今后将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以更加符合于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的斗争中，我们将永远同兄弟的中国人民共同前进。
我们党和人民衷心祝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今后在把台湾归回祖国，统一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国家的繁荣昌盛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澳共（马列）主席希尔的贺电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6月24日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电文如下：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谨致以最热烈的共产主义的敬礼和祝贺。
你们党正确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赢得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确实走过了光荣的历程并开拓了新的道路。
这是对所有被压迫人民的鼓舞。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毛泽东思想中，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为革命斗争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
中国在当今动乱的世界中所持的立场，为抵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树立了令人鼓舞的榜样，而它在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整个人类做出了贡献。
在祝贺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我们相信并衷心祝愿你们获得更大的胜利和成就。

罗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第2次代表大会
呼吁世界人民团结合作保卫和平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6月29日电罗通社6月29日晚发表了罗马尼亚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第2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呼吁书，对当前国际紧张局势表示忧虑，郑重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和一切进步力量团结起来，紧密合作，以保卫世界和平。
呼吁书指出，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的加剧以及加强瓜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强权政治、发号施令和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已经在国际生活中造成了十分紧张的局势，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安全、自由和独立以及全世界的和平。
“罗马尼亚人民希望保障自己的和平劳动，希望创造条件使每个民族能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自身的繁荣和福利，因此对当前国际生活中的紧张局势感到忧虑，特郑重呼吁全世界各国人民和进步力量团结起来，紧密合作，以保卫和平。”
呼吁书强调说，“在当前情况下，和平与缓和的最大前提，就是在国际生活中和在一切国家关系中坚决奉行和尊重完全平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互利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等原则。”
“现在应该努力使各国人民主宰自己的命运，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或干预的情况下，使自由和独立发展的神圣权利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尊重。”
呼吁书最后说：
“罗马尼亚人民坚信，今天的世界上有着强大的力量可以制止事态朝着冲突和战争方向的危险演变，可以保障和平与安全。
关键是这些力量要团结起来加强斗争。”

罗对外友协和罗中友协举行酒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6月29日电罗马尼亚对外友协和罗中友协6月29日在这里的雅典皇宫饭店举行酒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党中央书记维·卡扎库，罗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瓦·维尔库等党、政、军各界负责人和代表出席了酒会。
罗共中央委员、罗中友协主席扬·普楚里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陈叔亮在酒会上发表了讲话。
普楚里在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她胜利地组织和领导劳动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以及为推翻旧制度和建立人民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事件。
它在世界范围内根本改变了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进步，有利于各国人民自由发展、独立和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愿望。
普楚里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和勇敢的中国人民通过坚持不懈和忘我的劳动，在新的条件下，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里，进行了深刻的革命变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普楚里强调说，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敬和尊重、平等和同志式相互帮助基础上的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和合作关系在各方面不断得到了发展。
陈叔亮大使在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开天辟地的大事，它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推上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流血流汗，顽强战斗，相继赢得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陈叔亮大使指出，中、罗两党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把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领导本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互相鼓舞、互相支持。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党与党的关系上，中、罗两党都坚持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独立自主地制定政治路线和政策等原则。
这些原则是完全正确的，而建立在这些正确原则基础上的中、罗两党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是必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的。
以陕西省委书记严克伦为团长的中国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全体同志和中国驻罗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出席了酒会。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的贺电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6月29日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电文如下：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光辉节日之际，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共产党员和兄弟的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悠久历史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人民为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而进行的长期英勇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高级阶段。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丰富革命传统的继承者，她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人民群众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国内反动派，为推翻旧制度和建立人民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在中国建设新的社会制度是具有国际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开辟了新纪元，对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全世界的阵地给予了沉重打击，对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各国人民为摆脱外国统治，争取自由、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强烈影响。
在新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动员和引导人民的创造性力量去实现经济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的革命变革，以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状态。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发展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方面，在提高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福利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对增强世界社会主义和进步的力量，对各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为确立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愿借此机会高兴地指出，罗马尼亚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之间，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并发展了友好、战斗团结和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这些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尊敬和尊重、平等和同志般互助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表示相信，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的这种传统的友好关系和相互合作，将在各方面不断地扩大和加深，这不仅有利于罗中两国新社会制度的建设，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整个事业。
亲爱的同志们，值此光辉节日之际，谨祝愿你们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以利于友好的中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

耿飚会见斯里兰卡客人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耿飚今天下午会见了斯里兰卡陆军司令戴尼斯·佩雷拉少将和夫人一行。
耿飚向佩雷拉少将介绍了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情况。
他说，这次全会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
（一）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二）调整了党中央的领导。
耿飚说，这次全会充分证明我们党是团结的，我们国家的政治局面是安定的。
宾主在友好的气氛中还就亚洲当前局势等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
我国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马汉德伦，参加了会见。
佩雷拉少将今晚在这里举行告别宴会。
佩雷拉少将和夫人一行将于明天离开北京前往大连、沈阳、昆明、桂林、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谷牧会见法中委员会主席贝利埃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了法中委员会主席贝利埃。
贝利埃是前来我国参加法国在上海举办的法国工厂技术设备革新展览活动，并同我有关汽车厂商谈合作生产事宜的。
会见时，谷牧同贝利埃就发展法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一机部部长饶斌、贸促会副主任王文林参加了会见。

马科斯总统在马尼拉宣誓就职
杨尚昆副委员长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新华社马尼拉6月30日电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今天上午在马尼拉宣誓就职。
马科斯在今年06月16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当选为菲律宾总统，任期六年。
今天上午约有一百万人聚集在马尼拉卢尼塔公园，参加了总统就职典礼。
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还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特使和代表，其中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利克、美国副总统布什和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尚昆以及苏联、罗马尼亚、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贵宾。
马科斯在宣誓以后发表了就职演说。
他说，新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发展和完善各种手段，依靠政府得以重新抓住社会的最根本的目标——提高我们社会中全体成员的福利”。
他在演说中号召全国加强团结。
马科斯还强调必需彻底抛弃过去的殖民主义。
今天下午和晚上，在马尼拉和全国其他地区将分别举行庆祝总统就职活动。

黄华副总理兼外长抵斯里兰卡访问
斯里兰卡报纸撰文赞扬中国是忠实的朋友
新华社科伦坡6月30日电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一行应斯里兰卡政府的邀请，今天上午从印度到达这里，对斯里兰卡进行正式访问。
黄华等在科伦坡机场受到了斯里兰卡外长哈米德以及其他政府官员的欢迎。
哈米德在机场贵宾室与黄华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哈米德在谈话中代表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黄华和夫人何理良的访问。
他表示相信：
“双方将进行非常富有成果的讨论，共同研究国际局势的发展”。
黄华说，他希望同哈米德讨论国际和地区的局势问题，就加强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并交流经济发展的经验。
他说：
“中国是南亚国家的邻国，我赞成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增加相互间的谅解、发展友好合作。”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高锷、中国在斯里兰卡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华侨的代表到机场迎接。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斯中友协主席拉·德·森纳那亚克等。
新华社马德拉斯6月30日电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及其一行结束了对印度的五天正式访问后，今天离开马德拉斯乘飞机前往科伦坡。
印度外交部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到机场送行。
黄华是6月29日晚上从新德里到达马德拉斯的。
途中，他在印度旅游中心阿格拉作了短暂停留。
在阿格拉，黄华游览了贾姆拉河畔的世界闻名的泰姬陵及其他名胜古迹。
泰姬陵修筑于十七世纪的莫卧尔王朝，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今天上午，黄华还参观了马德拉斯博物馆，并游览了市容。
据新华社科伦坡6月30日电斯里兰卡报纸今天发表社论和文章，热烈欢迎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来访。
《每日镜报》在它的增刊中发表了斯里兰卡外长哈米德欢迎黄华来访的信件。
哈米德说，斯里兰卡人民和他本人，对黄华的来访感到非常高兴。
他还说，斯里兰卡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密切的，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锡兰每日新闻》在一篇社论中说：
“当我们在斯里兰卡热烈欢迎中国客人的时候，我们热切地希望，这次访问将给亚洲带来更多的进步，给全世界带来更大的和平前景。”
社论说：
“副总理黄华对斯里兰卡的访问，是中国为了同南亚国家取得更好了解所作的一次新的努力”，他将受到斯里兰卡人民的欢迎。
社论还说：
“今天，中国再次列入了世界最伟大国家的行列，很显然这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必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每日镜报》的一篇文章在谈到斯里兰卡和中国的关系时说，中国始终是斯里兰卡坚定的、忠实的朋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1921年07月，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
陈独秀和李大钊因故未能出席。
毛泽东同志根据“八七”会议的决定，于1927年09月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图为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旧址——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
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09月在北京召开。
这次大会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提出了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任务。
1935年01月，在贵州省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总结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图为遵义会议会议室，墙上的挂像为（自左至右）：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刘少奇、朱德。
1949年0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伪总统府。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1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图为大会选举的情形。
1927年0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08月0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按照党的决定，领导在我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三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图为南昌起义时周恩来同志住过的地方，在这里曾举行过重要会议。
1939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新四军皖南驻地，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图为周恩来和新四军部分领导人在皖南的合影。
左起：
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
1949年10月0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