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健栗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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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斗，一连担负着“啃骨头”的任务：主攻被越军占领的边境线我方一侧几个高地。
战斗要在狭长的山梁上展开，是一场艰苦的硬仗。

一连在战争年代多次荣立战功，获得上级授予的二十多面奖旗和“千里进军模范连”称号。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又立集体一等功，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钢刀连”称号。
一连党支部荣获过“模范支部”，“支部挂帅、军政双胜”等奖旗。
看着一面面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锦旗，同志们充满信心和力量。
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李立忠说，我们整个革命事业，靠党领导。
只要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能战胜困难打好仗。
支委会向全连提出响亮的战斗口号：“发扬老一辈的传统，打出新一代的威风！”
支委都争着担负最艰巨的任务，党员也纷纷要求当先锋、打头阵。
支委、炊事班长韦兴达连续两年被团树立为模范党员，他想到自己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便再三要求下到主攻排当战斗小组长。
党员、二班战斗小组长朱帮华战前得知爱人快生小孩，家里无人照顾，但仍毅然上前线。
他在给爱人的信中说：“部队党员的最高职责就是保卫祖国，比较起来，家中困难再大也是小事。”
连队还以党员为骨干，组成四十多人参加的突击队，准备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发挥突击作用。

战斗打响了。
支委、排长罗志祥带领一排向侵占我一个高地的敌人后侧插去。
敌人用密集的手榴弹妄图阻挡一排前进，一枚手榴弹砸在罗志祥背上，在即将爆炸的瞬间，他向左一翻滚，顺势冲了过去，三班长兰春林等三个同志跟着他。
高地上的敌人非常惊恐，以雨点般的炮弹、手榴弹、子弹向他们倾泻过来。
罗志祥指挥火箭筒手任勇奇连发两枚火箭弹，摧毁了两个敌工事。
这时敌人一发炮弹打来，任勇奇腹部、手背都负了伤，罗志祥赶去救援，左手臂被敌人发射的子弹贯穿。
另一名火箭筒手也负了伤。
敌人趁势向他们冲击。
罗志祥想，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敌人阻击住，保证全歼敌人。
他用一只手架着冲锋枪向敌人猛扫。
两名战士越打越勇，很快又把敌人压了回去。
罗志祥他们打退敌人多次冲击，先后毙敌十三名，没让一个侵略者从这里逃掉。

支委、副连长蒋波跟在一排后面，受到敌人拦阻时，他立即赶到前面，把冲锋枪顶在肩头上，向高处的敌人猛扫。
全排的冲锋枪手跟着副连长一齐开火，很快压制住了高处的敌人。
蒋波带领战士们抢占了高地的一个山腿，变被动为主动，然后向高地发起了进攻。

在这个高地的正面，二排、三排发起的两次进攻都受挫了。
敌人在茅草中修筑的交通壕、盖沟工事、暗堡，形成一道道十分隐蔽的防线，火力十分密集。
这时，上级指挥员提出要派兄弟连队支援他们。
指导员李立忠代表党支部坚定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拿下被敌人侵占的阵地！”
他到各个班排，鼓励战士们发扬“钢刀”精神，顽强战斗。
副支书、连长刘宪沉着冷静观察，决定根据敌情，改变战法。
当连长刚发出冲击命令，支委、三排长肖登贵腾地跃起，直冲上去，两枪打死两个敌人。
其余敌人见他勇猛无比，吓得直往后退。
二排、三排的同志们很快占领了第一道战壕。
就在这时，前面工事里敌人打出两发子弹，射中肖登贵的胸部，这位二十一岁的共产党员，为祖国光荣地献出了生命。
战友的牺牲更加激发了对敌人的仇恨。
支委、炮排长穆小云组织全排以猛、准、狠的火力射向敌人，支援二、三排。
支委、副指导员朱瑞明一面组织救护组及时抢救伤员，一面寻机消灭敌人。
支委、司务长郭俊带领弹药小组及时把弹药运送到战友们需要的地方。

在枪林弹雨的激战时刻，一连支委们英勇无畏、冲锋在前的精神，象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每一个党员，推动着每一个战士。
肖登贵牺牲后，四班长邓德富主动指挥全排，后来，他头部和右手臂上各中了两块弹片，一直坚持不下火线。
一班新战士罗东成在冲击中与班、排失去联系。
三个敌人见眼前只有个“娃娃兵”，集中火力向他射击，子弹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罗东成临危不惧，滚到土坎后，一枪干掉了一个敌人。
另两个敌人慌了手脚，罗东成连发两枪，又将这两个敌人击毙。

一连夺回了被敌人侵占的我高地，毙敌五十七名，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

本报特约通讯员 郑健

本报记者 栗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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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6月17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罗马尼亚外长斯特凡·安德烈。

安德烈向邓小平转达了齐奥塞斯库同志和罗共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友好问候和良好祝愿。
他说，我这次访问，同赵紫阳、谷牧和黄华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建设性的谈话。
罗马尼亚祝愿人民中国强大起来。
我们将努力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加强同中国的团结。

邓小平说，中罗两国关系发展很好。
我们两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有着广泛的一致。
我们两党两国领导人经常交流情况是很有益处的。
他请安德烈外长回国后转达对齐奥塞斯库同志的亲切问候。

邓小平向罗马尼亚同志介绍了我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

作者：赵可铭吴世斌
栏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1921—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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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报记者赵可铭、特约记者吴世斌报道：在广西法卡山前沿阵地采访时，许多战士向我们讲述共产党员、排长陈建国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

五月十六日凌晨三点多钟，几天来遭到惨败的越寇，在重炮掩护下象疯狗一样向我法卡山阵地猛扑过来。
带领三名轻机枪手守卫在四号前沿高地的陈建国，一边向连里报告，一边组织火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向越境入侵的越军猛烈扫射，入侵者在英雄的边防战士的火网前倒下一大片，剩下的也屁滚尿流地逃过境外。
这时，有几个同志负了伤，陈建国跑过去，正想用急救包给他们包扎，一颗炮弹恰好落在他身边，陈建国脸部、手臂、小腿等处烧伤了，鲜血直流。
他还来不及包扎，就发现三号和四号高地结合部有一挺敌人机枪向我阵地扫射，掩护着大约两个班的敌人越境向四号高地冲过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共产党员陈建国一会用轻机枪向敌人扫射，一会拿起冲锋枪打，一会向敌群投掷手榴弹，打一下，换一个位置，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趴着不敢前进。
后来，一个敌人偷偷地爬上来，以为我阵地无人了。
隐蔽在防炮洞里的陈建国对敌人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
当敌人来到他的洞口时，陈建国象一只猛虎，向敌人扑过去，出其不意，一下把敌人撂到在地。
这个敌人拚命反扑，陈建国忍受着巨大的伤痛，一脚蹬地，一面用膝盖压住敌人的肚子，两手死死掐着敌人的脖颈，使尽全身力气把敌人活活地掐死了。

后来，陈建国又换到另一个防炮洞里藏着。
他已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了，加上刚与敌人搏斗和身上的伤痛，已感到精疲力尽，全身摇摇晃晃，差点晕倒下去。
这时，山坡底下又爬上三个敌人。
陈建国想：“我是个共产党员，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敌人爬上阵地！”
只见他一跃而起，拣起冲锋枪，一连三个点射，三个敌人被打得四脚朝天。
这时，我们的英雄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头晕倒在血泊里。
猖狂的越军向我四号阵地摸过来。
就在这时，战友们及时地赶到，又一次打退敌人的侵犯。
陈建国在战友们的抢救下脱险了。

在这次战斗中，陈建国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共产党员的颂歌。
为了表彰陈建国的英雄事迹，部队领导机关给他记一等功。
五月二十二日，记者到医院看望他时，他正躺在床上养伤，满怀激情地对记者说：“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全是党和祖国培养哺育的结果，等我伤好后，我还要回到边防去为人民站岗放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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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6月17日电 福州部队“济南第二团”的共产党员奋发工作，今年以来，二百三十人被评为标兵、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受到上级记功嘉奖。

今年2月，这个团在山区进行昼夜间多课目基础训练。
当时正值雨季，气候恶劣，时间紧迫。
团长汪江淮，学习战争年代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好思想、好作风，迎难而上，先后举办了六个集训班，向干部战士传、帮、带。
他还每天起早摸黑同骨干一起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
政委洪少虎利用训练间隙向部队宣传勤俭练兵方针，组织各连成立器材革新制作组，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千六百多件训练器材，节约经费一千多元。
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这个团今年两次进行实弹射击考核总评获得优等成绩，5月份，参加上级举行的十个军事项目考核竞赛，夺得了七个第一名。

“一等功臣连”指导员王惠宁，以火一样热情，鼓励青年战士奋发上进。
今年以来，全连有二十多名战士被评为军政训练、精神文明标兵。
他还结合工作，学习心理学，研究青年战士心理活动规律，写了六万多字的笔记，整理了六本有关道德修养等方面的资料，使思想政治工作既有针对性、战斗性、又生动具体，深受战士欢迎。
5月上旬，他在上级领导机关举行的青年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受到好评，被福州部队领导机关授予“模范指导员”称号。

共产党员、班长张志华入伍四年，三次调动工作，每到一个班都带领战士争得了先讲称号。
今年春，他再次主动要求到工作比较落后的炊事班工作，发动全班开展思想、技术、生活互助活动，努力钻研烹调技术，改进服务态度，使炊事班成为全营先进单位，张志华也被评为学雷锋先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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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6月16日讯 基建工程兵部队认真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实现减人增产、节支增收，努力为国家多作贡献。

从1979年3月至今年6月，基建工程兵按照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兵员压缩了五分之一多。
但是，广大指战员发扬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主人翁的精神坚持实现“减人不减产，节支要增收”的目标，施工量连续增长。
据工程部门统计，在煤炭、石油、化工、水电、公路交通和冶金等战线担负建筑安装任务的部队，1979年完成的工作量比1978年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八，1980年又比1979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八。
今年以来，他们承建的二十一项大中型工程项目已经交付使用，正在兴建的六十八项绝大部分都达到了计划进度要求，工程质量明显提高。
铀矿勘探部队去年提交的工业储量超往年，各项经济指标创本部队历史最好水平。
水文地质部队提前半年完成了一百九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普查勘探任务，为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等一些长期干旱缺水的地区找到了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全部队去年给国家上交利润近二千万元。

基建工程兵部队在调整中实现减人增产，主要经验是：一、把调整的指导思想搞对头。
二、搞好精简缩编，把施工队伍搞精干。
三、充分发挥广大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大力开展增产节支活动。
四、各级领导班子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作者：胡海辉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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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的第九路公共汽车，沿途停靠街道、工厂、学校、营房、乡村十二站。
南京部队某部驻地坐落在第九站的位置上，干部战士进城办事，接送亲友，都要乘九路公共汽车。
他们在车上扶老携幼，文明礼让，为群众做好事。
人们赞扬说：“雷锋”常和我们同乘九路车。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在淮海商场门口的公共汽车站，某部参谋徐加元和十名战士聚集在一起，等车回队。
当时，等车的群众很多。
战士们知道，这是最后一班车了，他们看到汽车到站时，车上已坐了不少人，站上的几十名旅客顶多只能上一半，站在车门旁的干部战士便退让到一旁，让身后的群众上车。
战士夏维善把一位老大娘扶上车，自己却不进车门。
不一会儿，站上的群众都上了车，只剩下十一名军人。
售票员同车上的乘客商量：“请大家再挤一挤，让解放军同志上来。”
徐加元摆摆手说：“车满了，我们就不再挤了。”
他带着战士排成一队，向十五里外的营房奔去。

又是一个星期天，进城的九路汽车停靠在机场一站，上来了一位带着婴儿的中年妇女。
一位五十多岁的军人见了主动让座。
带小孩的妇女看他年纪大，不愿坐他让的位置，那位军人笑着说：“我就下车了，你坐吧。”
妇女抱着小孩坐下来了。
这位鬓发花白的干部，一直站到终点站。
这位妇女很受感动，她从一位战士口里知道，给她让座的是某部因病休养的副政委张天德。

同一天，乘坐九路公共汽车的新战士周建新，上车后发现车门旁座位上的一位老大娘在呻吟，售票员走上前来卖票，大娘只说到李沃村，掏不出钱来。
原来她在城里看病回来，随身带的钱用完了。
见此情景，周建新急忙走上前来，给大娘买了票，下车后又将大娘送到了家。
胡海辉 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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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6月17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周年，首都文艺舞台从今天起，有三十六台文艺节目陆续上演。

在这次演出中，除一批最新创作的歌颂党的音乐、舞蹈和曲艺节目外，有六台最新创作的大型戏剧格外引人注目。
其中，由著名的女戏剧家李伯钊编剧、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北上》，以红军长征为题材，反映了党跟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张国焘的斗争。
总政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话剧《一代英豪》，以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为中心事件，塑造了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叶挺、贺龙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北京部队战友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平津决战》、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理想还是美丽的》，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中国的过去和今天，塑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歌颂了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

在这次演出中，北京京剧院一团将恢复演出著名京剧《芦荡火种》。
另外，在最近几年中创作并已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话剧《陈毅出山》、评剧《金沙江畔》、京剧《洪湖赤卫队》和独幕歌剧《彭德怀坐轿》等也将再次上演。

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剧《贺龙之死》和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祝福》，都是新创作的剧目，也参加了这次演出。

作者：崇信景荣昌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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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的突击性很强，部队抽出一定的力量，协助驻地社队搞好夏收夏种，是很必要的。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部队对地方的支援也要相应地有一些变化，可以更多更经常地把支援放在植树造林、美化环境、修桥铺路等社会公益活动和防洪抢险方面。
同时，也要适当参加一些季节性强的助民劳动，特别是帮助烈属、军属和困难户。
各部队要从驻地实际情况出发，作出安排，把支援地方的工作搞好。
——编者

支援社队割麦浇地

本报讯 连日来，济南部队某团指战员积极支援驻地社队搞好“三夏”，已帮助群众割麦一百多亩，抗旱浇地近二百亩。

今年，这个团驻地干旱，小麦成熟较早，急需收割，而生产队劳力比较紧张。
团领导及时开会，研究支援办法。
六连正在修建靶场，工作量很大，他们妥善安排施工，挤出时间，先后两次帮助驻地双龙大队和九曲大队割麦子五十多亩。
（崇信、景荣）

帮助烈军属和困难户抢收抢种

本报讯 五月下旬，武汉部队某部红军团，出动干部战士支援驻地夏收，重点支援烈军属和困难户抢收抢种，帮助收割小麦九百二十多亩。

团的领导干部带头参加助农劳动，机关干部白天参加抢收，晚上回来办公。
他们针对农村普遍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新特点，重点帮助烈军属和困难户搞好夏收。
全团先后派出五十三个小组，为二十一个生产队的烈军属和困难户抢收了小麦。
（昌廷、费亮）

运送肥料 修理农机具

本报讯 三四四五二部队在“三夏”大忙季节，积极支援驻地社队搞好夏收夏种，帮助收割麦子一千七百多亩，运送肥料八百三十多车，抢修农机具十台。

他们改变过去一个连队包一个生产队的做法，重点支援烈军属和缺少劳动力的社员家庭。
团里还派出医疗小组和农机修理小组，深入“三夏”第一线，为群众治病、修理农机具。
陶娄大队有台拖拉机坏在打麦场上，修理组的同志顶着烈日，连续干了两个小时，及时修好了拖拉机。
几天来，修理组共帮助群众修好了四台拖拉机、六台柴油机。
（严荣生）

作者：孙建国

如何评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与历史唯心论、形而上学在社会历史领域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目前在我国，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同样存在着一个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
毛泽东同志也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
但纵观毛泽东同志光辉的一生，毕竟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而且属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道路上所犯的错误。
作为后人，主要是从中吸取历史教训，使之变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不是过分地追究个人责任。

人和神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和一切正常的人一样，知识和才能都是后天获得的，决不是“生而知之”的“超人”。
他们只是比一般人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多一点，因此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也大一点。
但无论如何，他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要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
从客观条件来看，他们在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还没有充分暴露时，是不可能先知先觉的，由于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们的主观认识往往落后于客观存在，因而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同样只具有相对真理性。
从主观条件来说，每一个人的实践范围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工作都干，每一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全知全能。
由于这样一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方面对革命事业有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这是主要的；
另一方面，他们在工作中也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甚至是严重的失误，这是次要的。
我们应当看到这两个方面，决不可否认或过分夸大任何一个方面。

林彪、“四人帮”神化领袖，谁要是认为领袖也应该一分为二，飞天横祸就会顷刻而来。
对于这种神化领袖的倾向，我们必须反对。
同时，也存在着以毛泽东同志晚年有错误而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同志伟大历史功绩的倾向。
这也是违背历史的，不正确的。

我们说领袖是人不是神，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相反，承认杰出的人物可以加速历史的发展进程。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时曾指出：“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
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三八页）邓小平同志最近也曾指出，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这种看法，确实是符合实际的。
我们党在革命初期遭受挫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党早期的某些主要领导者不懂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成果，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所屠杀。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根据地由原来的十五块减少为一块，三十万红军只剩下二万五千人，共产党员由近三十万减少到几万人。
被机会主义路线的内部破坏和反动派外部打击而濒临颠覆危险的中国革命航船，之所以转危为安，重新扬帆起航，并且胜利地到达新中国的彼岸，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我们党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那种“没有毛泽东同志，也会有别的同志来领导”的说法，只能说是对历史的无知。
我们也相信，“会有别的同志来领导”，但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不也是完全可能的吗！

领袖和群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他的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因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需要有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意志的伟大人物来组织领导，否则，人民群众就不能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而只能是一盘散沙；
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需要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来制定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战略和策略，以保证革命斗争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和曲折，最终赢得胜利。
片面地夸大个人的作用而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或者在肯定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时抹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两者都是片面的。

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者，由于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英雄创造历史，所以，他们都是片面夸大个人作用，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
林彪、“四人帮”就是如此。
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把毛泽东同志在历史上的作用，夸大到可以取代人民群众作用的地步，似乎“一智能灭千年愚，一灯能除千年暗”，完全割裂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前提下，也不应当走向否定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另一极端，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领袖作用。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主要缔造者，他的一生，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紧密相联，代表了一个时代。
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实质上就是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否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历史。

还应当看到，如果否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用，就很容易走向“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
列宁曾经批评过德国党内犯有“左派幼稚病”的同志割裂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四者的关系，提出“打倒领袖”的错误口号。
列宁严肃地指出：“这是多么陈腐的、早已听腻了的废话！
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九七页）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必然会把事情弄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看看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煽动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恶果，不是可以从某些侧面说明这个问题吗！

集体和个人

列宁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时，说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集团”（《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九七页）。
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的一次讲话中也谈到，要指导伟大的中国革命，必须有伟大的党，有“几十个最好的领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五五页）。
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一个集团，不是一、两个人。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所以是一个集团，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决定的。
无产阶级要完成彻底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作为这个事业的领导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就必须由无产阶级中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代表组成，一个人是不可能承担如此繁重的任务的。
其次，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原则，即集体领导制度决定的。
既然凡属重大问题都要通过民主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形成决议，而不是由一个人专断，自然就要形成一个领导层或领袖集团。
在我国革命中，就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组成的领袖集团。
因此，把领袖看成只是一个人，那是不对的。
但同时又要看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个集团总是由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来主持的。
这些主持者与领袖集团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平等关系，只是在实施领导中发挥他们主持者的作用。
我们既不应当过分夸大主持者的作用，也不应当把这个集团的所有人的作用都平均看待。

林彪、“四人帮”否认领袖是一个集团，别有用心地把我们党的历史篡改成毛泽东同志一贯正确，其他领袖老犯错误的历史。
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过分夸大了主持者个人的作用，是为神化毛泽东同志、打倒老一辈革命家服务的。
另一方面，如果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错误都归到毛泽东同志一人身上，似乎其他成员与此无关，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又成了一部领袖集团中主持者老犯错误，而其他成员却一贯正确的历史，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而且同样是夸大了主持者的个人作用。
既然领袖是一个集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应该人人有份，错误应该人人承担，尽管其中有轻重、多寡之分。

邓小平同志前些时候曾经说过，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同志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老同志，对许多错误都是有责任的。
黄克诚同志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也说到：“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
“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
这样说，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是一个集团的科学论点。

作者：巩健芳张鹤驭

周恩来同志《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是在1942年全党整风和1943年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基础上写成的。
这篇著作，不仅对当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写出1945年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而且也是指导我们今天正确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范例。

周恩来同志总结“六大”，首先立足事实，认真分析历史的情况，坚持事实在先、结论在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他开头就确定了两条原则：“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要“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
因此，在分析“六大”时，他不是随便地发议论，搞推断，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前途等根本问题，对革命形势的转变，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策略的变换等问题，进行了具体深刻的分析，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找出真正原因，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通过这样的分析，对于“六大”的路线为什么基本正确？
在哪些问题上还有错误？
就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

周恩来同志在“六大”的研究中，一再反对片面性、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恶劣作风。
比如，对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当时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对这些复杂的事物不愿作具体的分析，而爱作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的结论。
周恩来同志指出，这些同志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
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1905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
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
在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国民党蒋介石只看表面革命的一面，不看实质反动的一面，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结果，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党内出现的左倾路线，教条地搬用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不仅把蒋介石看死了，而且把民族资产阶级也看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甚至把小资产阶级也看成是革命的障碍。
因此，在策略上，只讲斗争，否认联合，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结果，又使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正确总结了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了我们党当时在阶级关系分析上所存在的错误，这对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同志总结“六大”，总是把握事物的全过程，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党的历史。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过程。
周恩来同志讲到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时，他不是用当时革命已取得的胜利去批判过去的错误，也不是只抓住一些个别的现象议论一番，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中国社会变革的过程、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和党在认识上前进的过程，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的分析。
他指出：“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
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他也作了历史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
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
1925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
这样，就讲清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为什么当时不能产生，同时也讲清楚了毛泽东同志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并有个发展过程，做到了批评别人实事求是，不是简单作结论，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看发展，不是盲目颂扬，从而使周恩来同志的立论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周恩来同志所以能够正确地总结“六大”的经验教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具有立党为公、光明磊落、一切为了党的事业的高尚品德。
在党的“六大”以前，周恩来同志一直是我们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但是，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每当讲到正确和成绩的时候，他总是把功劳归于别人；
讲到缺点和错误，他又总是自己主动承担责任。
如在分析南昌起义的时候，他没有因为与自己有关，就文过饰非，满足于“六大”的结论，相反，他认为“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
并且把自己认识到的主要错误作了详细的叙述。
在处理党内斗争问题上，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总是从党的事业出发，坚持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原则，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比如，他不仅批判了由瞿秋白同志主持的“八七”会议犯的惩办主义的错误，而且也毫无保留地批判了由他自己参加主持的党的“六大”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这些地方，都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白胸怀和高尚品质。

作者：沈小平
栏目：读者来信新风赞

“五一”之前，我和弟弟游览了华山诸峰。

西岳华山素以奇险而著称。
我们游览的这天，游客云集。
人们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不料想，由于游人过多，“千尺嶂”和“百尺峡”两处道路完全堵塞。
据说从上午十点左右道路就不通了，上下山的人越聚越多，沿着崎岖的山路摆成了不见首尾的“长蛇阵”。
更糟糕的是后面有些人耐不住了，直往前挤，挤得人们身不由己地摆来摆去，有两回我都被挤到了悬崖边缘，还有好几个人被挤得一脚腾了空，幸而被别人拽住才没滑下去。
人群中不时发出惊叫声。

正在这危急之时，一个戴眼镜的海军干部站在高处，大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拥挤，现在请大家自觉排成一列，只要大家遵守秩序，道路就能畅通。”
顿时，拥挤吵嚷的人群静了下来。
接着，他又向人群扫了一眼说：“谁愿意协助我维持一下秩序？”
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几个游华山的解放军同志和青年工人自告奋勇，站在最危险的地方组织人们排成一队。

没多久，队伍开始移动了，人们焦急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可是，过了一会儿前面又堵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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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精心组织和其他几位同志的大力协助下，终于使堵塞了五个多小时的道路畅通了。
人们无不感激这位海军干部，纷纷夸赞：“解放军就是好啊！”
下午四点钟，我们游完华山准备下山了，见那位海军干部仍然站在最险要地方引导着上下山的人群。
我心里很激动，上前打听他的情况，得知他姓周，在一个工厂当军代表，也是第一次来华山游览。
可惜的是，我没能问出他的名字和具体工作单位。
洛阳铁路分局车辆段工人 沈小平

作者：倍敏
单位：五四七四二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

我是一名部队干部，现将部队政工费和党团费管理使用中的一些问题反映给贵报。

一、关于政工费的使用问题。
全军上下政治机关，每年都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政工费开支。
这笔钱本应用到部队正常的政治宣传教育和其他工作上。
可是据我所了解，有些单位在政工费的管理使用上比较混乱，有的存有某些漏洞。
例如，用政工费从地方新华书店购买一批批书籍，结果却装进了私人的书箱。
尽管有些书常常是以下发连队为名而购买的，其实真正下发到连队的寥寥无几。
连队图书室数年来还是那么几本书，大都是军内印发的。

二、关于党、团费的使用问题。
这本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可是有不少单位的组织部门随便将党、团费挪作它用。
这主要表现在购买书籍上。
按规定，党、团费可以购买党、团员读物，发给党、团员或党、团支部作为学习之用。
可是有些单位的组织部门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购买一些贵重书籍化为私有，而这笔钱也在党、团费中开支。
这种现象在少数单位还比较严重。

以上两种现象，实际都是一种变相的损公肥私行为。
有的同志在机关工作时间长一些，几乎由此途径可以开个小图书馆。
我恳切期望有关领导和部门加强对部队政工费和党团费用的管理，尤其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军费开支压缩的情况下，更应注意堵塞经费管理使用中的漏洞。

五四七四二部队 倍敏

作者：王柯华
栏目：读者来信读者论坛

“谁出主意谁拿钱”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赞同。
这一口号，对于抵制用公款请客送礼，端正党风，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不过，在有些单位或部门，动用公款请客送礼之风，至今依然存在，在个别地方甚至有增无减。
其原因之一，是大凡发生这类事情，挨批评、受处罚的多是那请吃者和送礼者，而那些吃请者和收礼者却往往安然无恙。
由此而想到，要刹住此风，在实行“谁出主意谁拿钱”的同时，也应实行“谁吃请收礼谁拿钱”。
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方可给那些热衷于用公款请客送礼者和那些有请必吃、有礼必收者都将上一军。

在实际生活中，除了那些为了奉承拍马，而搞请客送礼者外，也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些同志或一些单位，对请客送礼这一套本来也很厌恶，可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搞。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你不这么搞，就有可能受“阻”挨“卡”。
本来，是上对下或公对公的正常工作往来，然而你不给对方吃点、喝点、送点，以表“意思意思”，便会事情不好办，麻烦一大堆。
更有甚者，你不请不送，还有个别人暗示你请，变相地逼着你送。
如同有抬轿子的，首先是因为有坐轿子的道理一样，有请客的与送礼的，也首先是因为有人嗜好吃请与收礼。
于是，才有投其所好者。
所以，很有必要用“谁吃请收礼谁拿钱”来“限制”一下吃请收礼者。

当然，仅仅是进行“限制”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对请客送礼者和吃请收礼者加强思想教育，启发他们都自觉地按照《准则》办事。
这样，刹住请客送礼之风也就不难了。

作者：南京部队某部张志群
栏目：读者来信

最近，我们对沿海某地一百七十七个国防工事进行检查保养时发现，其中有一百零九个工事不同程度地遭到损坏，实在令人心痛。
有的工事门被弄坏，扶把、拉手、铁链、锁被人拿走；
有的工事被驻地一些群众当作厕所、鸡圈、猪圈使用；
有的工事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的还在里边垒灶起伙，私设宿舍。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社队或个人随意在设有国防工事的山上采石。
如在一座设有国防工事的山上，有三个单位同时采石，共开了七个塘位，其中有的塘位离坑道口仅五米，至坑道顶端的垂直距离仅有一米。
如果继续开采下去，坑道就会塌方堵塞，造成报废。
这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为此，我们紧急呼吁有关单位和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一切损坏国防工事的行为。

南京部队某部 张志群

作者：苑美尧
单位：八三三五四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来信拾零

希望为战士宿舍配发痰盂

过去，有的战士随地吐痰，营房内外痰迹斑斑，既影响环境卫生，又容易传染疾病。

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以来，战士们注意讲文明，改变随地吐痰的坏习惯。
但由于不少连队未给战士宿舍配发痰盂，战士们常常为了吐一口痰到处跑，看看吐在这里不雅观，吐在那里不合适，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吐在手帕上。
希望有关部门为战士宿舍配发痰盂，为连队的环境美做出努力。

八三三五四部队 苑美尧

我们需要高腰胶鞋

我是战斗在黄海前哨的一名工程兵战士，经常在沙地上施工作业。
因此我们很渴望适当给发些高腰胶鞋。
可是，我入伍近三年来，从未见发过一双高腰胶鞋，使战士们在紧张的施工中，稍不注意，沙粒、泥块之类的东西便进入鞋中，给施工造成了不便，给战士也带来了痛苦。
我们希望后勤部门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

三七三九九部队 杨友全

连队的报纸不应随意砍掉

自今年3月以来，我连战士常常为看不到报纸而苦恼。

过去，我们连队每排有一份《人民日报》，各班有一份《解放军报》、《空军报》和《战斗报》。
今年，我部为了压缩经费开支，竟不顾战士们的学习需要，随意砍掉了连队的大部分报纸。
现在，班里没有报纸了，排里也只有一张《解放军报》。
每当下发报纸时，各班战士你抢我夺，争执不休，不但影响学习，而且也不利于团结。

希望上级机关从实际情况出发，尽快改变这种报纸紧张的局面。

三九三二○部队 杨飞 孙非

二营的战士洗澡难

到目前为止，某团二营的浴池已有两年之久没有烧过水了。

二营驻扎在比较偏僻的山区，离县城、团部较远。
原先，这个团的司令部设在该营营区，浴池定期烧水，从不间断。
自1978年6月份团司令部搬走以后，浴室便无人过问。

目前，训练紧张，战士们常常练得汗流浃背，但由于不能经常洗澡，有的战士已得了皮肤病。
希望有关领导设身处地为战士们想想，把原来那些浴池设备充分利用起来，切实解决战士们洗澡难的问题。

五四七二九部队五中队 李振平

作者：舒英才彦页
栏目：军校园地

前不久，我们访问了几所高等技术院校，在与学校领导和教授们交谈中，常常听到谈起当前师资队伍建设中的一个紧迫问题——在今后五年至十年之间，可能出现师资水平下降的趋势。
如不预有准备，未雨绸缪，会对院校建设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仅以其中基础最好的一所大学为例。
早在五十年代末期，这所学校就被国家确定为重点院校之一。
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目前仍拥有一百三十九名教授、副教授和四百多名讲师。
就在这所教学力量比较雄厚的学校中，十年浩劫造成的“人才缺口”也在逐渐显露出来。
这就是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年事已高，教授的平均年龄已经六十四岁，副教授平均年龄也接近六十。
五年之后，这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学者，有的将会逐步丧失工作能力。
在讲师这一层中年教师中，多数同志基础比较厚实，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是十年动乱夺去了他们做学问、出成果的宝贵年华，五年之内争取其中的三分之一能接上老教授的班，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严重的问题在于青年师资。
目前的助教这一层，绝大多数是三年制毕业的学员。
这些同志逢上十年动乱，基础理论缺门甚多，如不以高度的注意做好这批同志的补课工作，五年之后师资队伍的结构上将会出现中层弱的严重缺陷，这对于学术水平的持续上升显然是不利的。

认识到这种趋势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陷入无所作为唉声叹气之中，也是无济于事的。
这所学校的领导同志认为，未雨绸缪就是要在师资培养，特别是造就尖子上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两年来，他们一方面在中年师资和研究生中发现和培养尖子，一方面对青年师资抓紧基础补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目前，有的尖子在科学研究中已经有了某些突破，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不少青年教师在基础补课中知难而进，表现了令人欣喜的刻苦和勤奋，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胜任所承担的工作。
这些可喜的现象目前虽然还仅仅是初见苗头，但却象一枝出墙的红杏，预示着未来的明朗前景：只要工作做得好，减弱或避免学术水平下降的趋势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看到十年浩劫造成的“人才缺口”时，不能悲观泄气；
在看到近两年出现的一些好的苗头时，也不可高枕无忧。
在几所学校访问时，一些同志谈到，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关系到人才培养的几个主要问题上统一认识，充分调动积极因素，促进更多的尖子脱颖而出——

（一）迟滞人才成长的重要障碍，在于对知识分子认识上的某些偏见。
我们听说了这类典型的事例：有的中年教师由于长期勤奋治学，学术上已经很有建树，个别的还在科学研究中作出了重要成绩。
但是，在对于这些同志的看法上却常常存在着分歧。
有的认为，这些同志有可贵的事业心，有扎实的苦干精神，在他们身上已经看到了学术发展的新希望，应当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给予热情的帮助，促进这些同志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也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同志业务上强，发展上“单”。
这就提醒我们，在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上，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样要求？
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热情鼓励他们在本科业务上有所创造，还是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们？
再如，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些非政治性的缺点，是在坚持正常的思想教育的同时，分清主流支流，还是求全责备，因瑕弃玉？
这些问题如不能统一认识，一些在学术上很有前途的人才就有可能在培养使用上受到影响。
这对于学术上接班和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二）事业需要尖子，但尖子总归是少数。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理应有利于快出尖子，多出尖子，但多年来我们的人才成长却是缓慢的。
这除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严重干扰破坏外，源于小生产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也是一个突出的障碍。
比如，学习和进修的机会必须平摊，科研条件、时间必须平分，一旦为少数有发展前途的同志开了“小灶”，吃点“偏食”，就会议论纷纷，弄得领导和被培养的人都很为难。
一个学校的负责同志说，在这个问题上，领导者既要做工作，又要采取果敢步骤；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重要的是知人善任，分别不同情况，安排发展道路，使各自的专长得到充分发挥。

（三）在一个学校，我们还听到这样一件事：去年晋升教授、副教授时，几位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中年讲师响应上级号召，毛遂自荐，愿意通过考核，争取晋升职称。
事情刚一露头，各种非议纷至沓来。
而且有的议论还是来自教员队伍之中，弄得他们赶快撤销申请，一件本来很好的事情在中途就夭折了。
这件事发人深思：看来，论资排辈或文人相轻一类的陈腐观念，克服起来并非容易。
在这里，我们高度赞美不少老一代学者的“人梯”精神，他们为培养新人甘当铺路石子。
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都能树立起这样的无产阶级的治学道德，以满腔的热情欢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尖子一定会更多地涌现出来，出墙的红杏将会引来满园春色。

本报特约通讯员 舒英才

本报记者 彦页

作者：王培炎
栏目：军校园地一周谈

学院大院里，有一批五十年代栽种的参天白杨，高大挺拔，独木成材。
据内行说，年轮二十多圈的杨树，木质最佳；
但如果株距过密，又不适时砍伐，树干会溢出黄水，坏死老朽。
后勤部门及时利用这批木材，给干部、教员宿舍添置了一些营具，这倒也是件好事。

可是，由于“十年浩劫”期间，院子里很少种树，大树放倒后，空旷之感，油然而生。
枝叶茂盛的大树虽然“物尽其用”了，但人们却因此尝到了冬不挡风，夏不蔽日之苦。
再看看刚刚移栽的小树苗，才指头那么粗细，人们不禁发愁：何年何月，才能绿树成荫，长大成材呀！

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伐木、种树想到我们的师资队伍。
我们的国家经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十年的“史无前例”毁了一代人。
在百废待兴的各条战线，人才奇缺，在一些院校，师资队伍明显的青黄不接。
以某些院校的教研室为例，有刚进入工作的二十才出头的年轻人；
有四十开外接近五十的壮年；
年过花甲，古稀之龄者照样到堂讲课，就是缺少三十来岁中间这一股。

当务之急是赶快培训师资，如果象没有计划的植树那样，等放倒老树，再栽种新苗，那就为时过晚了。

培养、使用和提拔教员，必须打破论资排辈的旧观念。
敢于大胆让年轻教员登台讲课，充分信任他们，发现不足，热情帮助。
“老姜虽辣，而嫩姜更鲜”，任何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

培养年轻教员，切忌“煮大锅饭”，搞“齐步走”，应鼓励“能跑则跑”，“能飞则飞”。
有的军龄教龄虽然不长，但政治思想好，教学效果优异，衔为“助教”，实为“主教”，该提讲师就应提讲师。
目前评定学衔工作中，“论资历”、“熬年头”的做法，对一些教员的积极性有一定挫伤。

老教授，老教师，对年轻同志要发扬“人梯精神”，热情传、帮、带，喜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甘愿后生超越自己。

至为重要的是院校领导要高瞻远瞩，必须有明确计划、有实际措施地培养年轻教员，应当现在就想到五年以至十年以后。
临渴方挖井，想荫才栽树，那是要误大事的。

作者：袁捷
栏目：军校园地

最近，我到学员队了解情况，觉得目前学员思想问题比较多。
譬如，有的学员只重视业务学习，不关心时事政治，不能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有的贪恋小家庭生活，厌倦紧张的工作，没有在部队长期干的思想准备；
有的看到国家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后，觉得在部队不如在地方，少数家在“经济特区”的同志，甚至要求退学。
我们若是把这样的干部送到部队，毕业后很快就转业，或者在部队干也不能起带头作用，甚至闹个人问题，我们院校这个“集体干部部”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常讲要培养红专健全面发展的人才，但一做起来，就往往只重视抓中间，忽视抓两头。
对教学问题，军政干部一起抓；
一说是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就以为是政工干部的事，其他同志不主动插手。
作为学校，集中抓教学是对的。
但看一个单位教学质量的高低，不光是看学员的学习成绩如何，还要看他们政治思想怎样。
如果不注意抓学员的思想，在校思想基础打得不牢，到部队工作后是不会有多大发展的。

有的同志说：“我能够保证学员在校不出问题就算不错了，他们回部队后怎么样，谁敢打这个保票？”
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我们学校的工作，如果只建立在“学员在校不出问题”的基点上，标准是太低了。
我们办校是为部队输送合格的人才，就象植树造林一样，首先要保证树活，活了还要成材。
如果只管栽，不管是否能成材，那么，栽树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当然，学员到部队后还有一个继续教育的问题，尤其是解决政治思想上的问题，是不能一劳永逸的。
但是，对我们院校来说，一定要千方百计使学员在思想、业务和身体上打下良好的基础，力争使他们在各方面都能过得硬。

院校要培养出政治上过得硬的学员，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因为思想改造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不经过长期兢兢业业的努力，是很难奏效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比学习上考一百分要难得多。
这就需要全校各个部门、各类人员共同努力，都来关心和抓紧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学员队干部和教员常和学员在一起，更应当主动担起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

院校对学员的政治教育，一个主要方式是通过向学员讲授马列、政治、历史等课程来进行的。
但目前政治课教学普遍存在着只重视向学员传授知识，不注意联系学员实际解决思想问题的偏向，因而在一些学员中出现了这样一些怪现象：他们的各门政治课程都是满分，但政治思想觉悟却不高，经常闹个人问题和思想问题。
这种现象不改变，学习和思想实际成了两张皮，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怎么能提高呢？

要使学员真正提高觉悟，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深入实际，改变作风。
现在，有的同志做工作仍然采取“大呼隆”的方法，只看表面如何表态，而看不到学员内心在想些什么。
结果，有些问题当着领导的面不讲，遇到“知心”、“知己”就什么都说。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对学员中的一些错误思想，不能简单地采取批和堵的办法，要努力成为学员的知心人和知己的朋友，使他们能对自己说心里话。
队干部要熟知每个学员的思想底码，每个时期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什么思想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没解决，都要心中有数。
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过细的工作，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作者：缪永忠刘海恩
栏目：军校园地

桂林陆军学校第一期战斗骨干学员很快就要毕业了，他们正面临着去向问题。
是到边疆，还是到内地？
是到艰苦的地方，还是到比较舒适的地方？
学员和他们的家长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一队学员吴汉慈的父亲吴鼎琨给学校党委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要求把自己的儿子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这封信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5月份先后有一千多名学员申请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大家介绍吴汉慈和他的父亲吴鼎琨写的两份申请书。

吴汉慈的父亲在给学校党委的信中写道：

敬爱的军校党委：

我是你校一队学员吴汉慈的父亲。
我代表全家向你们表示一点心愿和要求。

我儿汉慈入伍快四年了，这孩子入伍前，学习成绩一般，但劳动还好。
他进军校后，在校党委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已成长为一个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的战士了，每当我们看到他一点微小的进步，心里就很高兴，这是党和人民军队精心培养的结果，我们十分感谢！

军校党委，汉慈是在劳动家庭长大的，从小吃得苦。
我们请求，毕业时把他分配到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去，这有利于他永远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发扬我军优良传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钢铁战士，为保卫祖国作出贡献。
现在祖国正在搞四化，多么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啊！
我儿如能在边疆，为保卫祖国的安宁尽他的一份力量，这是我们全家的光荣！
……

吴汉慈给党支部的申请书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党支部：

我们正面临着毕业分配，对于去向问题，我想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到内地，一是到边疆。
我是个共产党员，哪里艰苦，哪里就是我的战斗岗位。
我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我决不辜负父辈的希望，我愿为保卫祖国，为保卫四化贡献自己的青春。
……

这两份申请书表达了吴汉慈父子的共同心愿，从中我们看到了这两代人崇高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
亲爱的学友，当你也面临毕业分配时，看到吴汉慈父子的申请书，心里肯定会有联想吧。

缪永忠 刘海恩

作者：姚剑宝
栏目：军校园地园丁颂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时针已移过十一点，在武汉部队军医学校病原病理教研室的实验室里，灯光通明，几位教员在李东阳主任的带领下，配合默契，紧张而有秩序地制做着教学涂片。
不知内情的人难以体会到医学教育工作者得到一张珍贵标本时的喜悦心情，此刻，他们竟高兴得忘记了饥渴，忘记了疲劳，也忘记了周末全家人的团聚。

“阿米巴痢疾”的某一种教学涂片，需要在患者的大便中采集，教研室为了采到这种标本，从1979年就和军内外四个医院挂钩联系，却一直毫无结果。
这天，恰巧有一位工人到驻地医院诊治这种病，教研室的同志得知消息后立即与医院联系，可是病人已经离开了。
为了不错过机会，教研室派专人到医院查清了病人的姓名和家庭住址。
这时天已经黑了，马路上川流不息的下班人群在赶路回家，而病原病理教研室的几位教员却在蹬车奔走，连夜查访，经过一番周折，他们才找到了这位病人。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把病人请到学校进行了标本采集。
新鲜标本要立即制作，否则就会自溶。
制作标本是一件需要连续性的工作，一张涂片要经过固定、脱水、染色和封固近二十道手续。
年过半百的李主任亲自动手，带领大家从上午七点钟一直干到晚上十点，晚饭也没顾上吃，爱人把饭菜热了又热，他却仍然在实验室忙活。
为了使学员多学点知识，教研室的同志们不顾脏和臭，不顾传染的威胁，整整十七个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制做出一百零八张清晰的教学涂片。
姚剑宝

作者：黄献国
栏目：军校园地

在空军军医学校，有一辆专门接送临床教员去教学医院工作的“交通车”。
不知是谁给它起了个有趣的绰号，叫“大篷车”。

“大篷车”的来历

其实这台“大篷车”呀，不过是一辆抗美援朝时期“入伍”的嘎斯——五一型卡车改装的，是一辆老掉牙的老家伙了，人们称它为“趴窝鸡”。

今年春季，校党委为了改进教学工作，决定临床科教员“医教结合”，即在不任教的时候，到教学医院去工作，以保持临床经验，便于提高教学质量。
这项措施立即得到临床教员的赞许。
可是，医院离学校较远，交通不便，有的夫妻二人都是临床教员，中午还要回来给上学的孩子做饭。
为了解决教员的交通问题，校务部承担了设立“值班车”的任务。

说来容易做起难。
学校仅有四台运输车，因为建校任务重，一台也抽不出来。
勤务连党支部急教学所急，立即在“趴窝鸡”身上打开主意。
连长王庆喜带领汽车排的战士四处寻找零配件，日以继夜全面整修车辆。
为了让教员们乘座舒适，他们还给车厢加上帆布篷；
连队的“小木匠”沿车厢板安装了“三排座”。
当首批临床教员去医院工作的时候，这台交通车便按时交付使用了。

开“大篷车”的人

“大篷车”修好后，领导决定挑选“安全节油标兵”刘清彪驾驶它。
刘清彪二话没说，就告别了陪伴他多年的北京吉普，愉快地跳上“大篷车”。

“大篷车”到了刘清彪的手里，一改过去的“寒酸相”。
别看它又老又旧，刘清彪总是把车篷了刷得干干净净的，每天早上出车前，他都要把那三排座席擦一擦，“大篷车”跑了没几天，就两次“拖锚”，这可把刘清彪急坏了。
回到连里，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整日在车上爬来爬去，细心地排除一个又一个故障。
从打“大篷车”走上为教学服务的岗位以后，他每天早、中、晚要往返接送教员，没有误过一次时间。
可是有谁知道，在这“安全正点”的背后，刘清彪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呵！

教员夸奖“大篷车”
“大篷车”为教学服务，受到教学人员的热情称赞。
一次，训练部副部长高世明和教员们一起乘坐“大篷车”。
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
有的称赞校务部急教学所急，帮教学所需，解决了许多教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有的说，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在为教学服务，就连五十年代就开始“服役”的老汽车都在立新功，我们在教学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更应该努力工作，把教育训练搞上去！
高副部长听到这些反映，十分高兴。
他对大伙儿说：“我建议宣传科的同志把这件事报道出去！”
就这样，我们写了这篇《“大篷车”新传》，不知能否表达出热情的乘客们的心情？
…… 黄献国

作者：赵建明
栏目：军校园地

作者：马国文
栏目：教育之窗外军院校一瞥

在美国社会里，除了以个人的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宗教信仰。
全国两亿二千万人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只占3％，仅信基督教的就有一亿一千多万人。
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有大大小小的教会三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二个，活象一个织得密密麻麻的大网，整个美国人的思想意识无不笼罩在这面巨网之中。

那么，美国军队里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我们在参观中看到，无论是在美军的院校还是部队的营房驻地，跃入你眼帘的都少不了十分漂亮的教堂。
这是官兵们精神生活中最神圣的地方。
星期天做礼拜，结婚时牧师证婚，人死了送葬等，都要在这里聚会。
在庄严的教堂中，现代化的空调器、电梯、电视机和电冰箱等新式的设备，比比皆是，使封建的宗教场所也涂上现代化的色彩。
《圣经》这本书在美军中很有市场，我们每到一地，住的房间里都庄重地放着这本书。

一次，本宁堡步兵学校为我们的到来举行晚宴，主持宴会的特罗鲍副校长，首先要大家站起来，只见他两手合拢，领头向上帝祷告。
他大声说：“今天晚上我们能吃到这样丰盛的晚餐，全是上帝赐给的，我们大家都要感谢上帝。”
然后其他的人也跟着低着头，默默无声地闭上眼睛，好象在沉思着什么。
完后才同我们碰杯欢宴。
这时我问身旁一个上校军官：“美国军队中有多少人信教？”
他说：“不信教的恐怕没有，绝大多数信基督教，其次是天主教，有少数人信犹太教或其它别的教。”
说完，他反问我：“你们信不信教？”
待我回答后，他失望地摇摇头说：“我不理解怎么可以没有宗教，如果那样的话，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生活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我们在美国空军大学参观，那里有一所牧师学校，是专门为军队培养牧师的。
可惜主人没安排我们去参观。
他们说，美国陆军也有一所牧师学校，建校时间比空军还早，规模也更大。
据了解，美军对牧师队伍建设很重视，独立战争期间就在军队中建立了牧师制度。
现在，国防部和陆、海、空军总部都下设有牧师委员会，陆军的营和海军、空军的舰只、中队以上单位都编有牧师。
我们看到，这些牧师既不穿法衣，也不戴牧师帽，而是穿着军装、佩戴军衔的现役军人。
牧师学校的学员大多是从部队虔诚的宗教徒中挑选的，也有从地方神学院中招来的，经过考试，择优录取。
他们在学校学习半年到一年，除了学习传经说道之类的学问外，主要是熟悉部队生活，学习战术和军事技术，空军牧师大都要学会开飞机。
他们毕业时授予少尉军衔，到陆军的营、空军的中队和海军的舰只从事牧师工作。
其生活待遇和以后的军衔晋升同指挥军官一样。
不过，牧师的最高军衔只能到少将。
团以上单位的牧师，还要经过中高级军事院校的学习才能担任。

美军中设立牧师目的在于以宗教的面目出现，对部队进行思想控制。
他们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士兵。
牧师以士兵的“保护人”自居，鼓励士兵向他们“说知心话”，甚至要士兵在开小差或自杀之前，也要先告诉他们一声；
经常对士兵进行“咨询”，了解士兵的困难和苦闷；
调解士兵和军官之间的矛盾；
战时深入前沿阵地，做礼拜、祷告和散发慰问品等。
在士兵看来，牧师就是上帝的化身，不向牧师说心里话，就是对上帝不忠。
而牧师则把了解到的情况随时向指挥官报告，并提出改进措施，以便更严密地控制部队。
马国文

美军院校学员在教堂念《圣经》。
（照片）

作者：逸师
栏目：教育之窗地方院校巡礼

一些地方院校把培训师资做为建校之本，舍得花本钱，下气力，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

华中工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工学院

山西大学

成都科技大学

栏目：教育之窗

作者：杨新
栏目：教育之窗教育家轶闻

陈玉先插图（图片）

作者：诗信
栏目：教育之窗

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一九三一年留学回国后，至今未离开大学讲坛。
五十年来，他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其中有二十三位已成为教授，并在国内外大专院校担任数学系正副主任。
“毕业事业一教鞭”，这是苏老一生最引为自豪的事。

苏老说，各种科学统计告诉我们，三十至四十五岁是出成果的最佳年龄期。
一些奋发有为的中年人，这时很需要有人指点。
我们应该把他们带起来，助他们一臂之力，从中选出拔尖人才。
选拔“尖子”，第一要有过硬的本领，第二要有高尚的品质。
我们带“尖子”要有学问，学问不好，人家不佩服，不跟你学，带不动；
学问好，还要肯教人，希望学生赶快超过自己。
不愿教出全部本事的人，是不配带“尖子”的。
诗信辑

作者：安仲皇徐光耀

选择

周廷儒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新近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他从1958年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后，始终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地努力着。
即使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期，周廷儒被批被斗，“特务”、“里通外国”一类的大帽子一齐向他飞来的时候，他也坚信党总有一天会为他推倒这些诬陷之词。

周廷儒坚定地信任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今年七十二岁的周廷儒教授，在黑暗的旧社会，目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觉得只有求学成名才是出路。
1933年，他从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之后，远涉重洋赴国外留学。
全国解放前夕，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并获得了硕士学位。
正当他刻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新中国诞生了。
他兴奋得夜不成寐。
当他得知新中国欢迎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时，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不顾种种利诱和阻挠，于1950年元月回到祖国。

从香港一到广州，周廷儒就强烈地感到，新中国到处生机勃勃，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深深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从此，他决心跟着党为祖国服务。

从1956年到1960年，周廷儒每年都要用一半时间参加新疆综合考察队，奔赴天山南北、戈壁荒原考察。
考察队餐风饮露，夜宿帐篷。
有时，一早醒来，帐篷已被大风吹倒，人几乎被埋在沙子里。
他想，为了探清新疆的自然奥秘，再累也心甘。
在艰苦的环境里，他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表示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党的事业。
周廷儒称这是他最终的选择。
以后，他就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四人帮”被粉碎后，周廷儒看到党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把被颠倒了的是非一件件重新摆正，喜不胜喜。
他想，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没有搞垮我们的党，我们的党之所以这样坚强，这样富有生命力，是因为我们的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他坚信，我们的祖国，我们党的事业，前程似锦。
1979年1月18日，周廷儒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不久，他的夙愿实现了。
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努力。

觉醒

1949年秋，在经美国旧金山驶向香港的一艘轮船上，有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女性。
10月1日这天，她在船上和一些归国留学生一起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党？
中国共产党打倒了腐败的国民党，但她能否团结起被人们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
能否把被外国人比作‘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引向富强？”
对这些，她心中还是朦胧不清的。
但她抱定这样的信念：谁能治理好中国，我就佩服谁，信任谁，就跟谁走。

她，就是现在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严仁英教授。

严仁英在南开女中毕业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以后又到协和医学院学医。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到北平大学医学院任教。
1948年，她得到一个美国医学团体的资助赴美国留学。
留学期满时，北平已经解放。
这个团体竟然提出要她留在美国或去台湾，严仁英固辞不受，同丈夫王光超一起回到了祖国。

新中国新事多，一件件在打动着严仁英的心，在解答她头脑中的问号。

解放初期，严仁英参加医疗小组，为妓女治病。
在那些日子里，她看到共产党禁绝妓院，解放妓女，免费给她们治病，让她们同家人团聚，组织她们学习劳动技能，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她想，这件事说明，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党，是彻底解放劳苦大众的党。
原来，她还以为妓女是自己出卖自己，不值得怜悯。
当她听到这些陷入火坑的姐妹们的血泪控诉，她一次次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
从此，她确信，中国共产党不仅能缔造新中国，也一定能把新中国引向胜利。
严仁英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

在党支部通过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报请上级党委审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她成了批判的对象。
她感到苦闷，但是她相信：党的政策迟早会在自己和广大知识分子身上落实的。

粉碎“四人帮”后，严仁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1979年，她又一次满腔热情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

入党后，严仁英更加勤奋，立志在有生之年为党的事业发出更多的光和热。

追求

“成为共产党里的一员，是我一生的追求。”
全国著名儿童心理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朱智贤，在几十年时间里，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处于逆境，他对自己的追求总是矢志不移。

“西安事变”时，朱智贤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研究生。
他看到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存亡为重，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心中闪现出希望之光。
他看到街头有马列主义的书籍出售，就买来读。
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就是在那时读的第一遍。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国，到桂林江苏教育学院任教授。
这时，他听到中国共产党担起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大任，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奋然前行、战绩卓著的消息，一次次为之感奋。
在进步人士的影响下，他同其他同志一道，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探索中国教育问题。
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他也主动参加。
他的行动激怒了反动的学校当局。
他被解聘了。
后经朋友帮忙，他又去广东中山大学任教授。
1947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朱智贤因同情和支持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再次被无理解聘。
于是，朱智贤赴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
不久，他向达德学院的经济系主任、共产党员杜国庠提出了入党要求。
从这时起，他就一直向着做一名共产党员的目标不懈地追求着。

1956年，朱智贤大病初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但在两年后，师范大学开展了批判心理学的运动，他被插上“白旗”，定为“资产阶级分子”。
心理学被全盘否定。
当时，他对自己说：要相信党，相信自己。
1961年，党为心理学恢复了名誉，他又向组织上重申入党的请求。

“文化大革命”中，朱智贤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在校园里挨批斗。
但他坚信这一切都会过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智贤看到党全力纠正过去的失误，冤假错案迅速得到平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心里非常兴奋。
他坚信，有这样的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有了保证。
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许多人向他热情祝贺。
他激动地说：“入党只是我重新迈步的一个起点。
我现在所要追求的，是以垂暮之年为党的事业再立垂暮之功。”
新华社记者 安仲皇 徐光耀

探索

芮沐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国际信托公司董事。
为了使“白首中国”变成“青春中国”，芮沐在旧社会整整探索了四十年。
最终，还是中国共产党帮助他找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真理。

芮沐教授的大学生活是在上海度过的。
在旧中国那乌烟瘴气的“十里洋场”，他看到外国列强纷纷侵入，到处逞凶肆虐，中国人到处受凌辱，他在心中怒骂：“这真是欺人太甚，天大的不公平！”
毕业后，他出于爱国、救国的热望，决心学法律、走以法救国之路。
他先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和德国佛朗克府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
可是，当他带着种类繁多的法律条文回国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
他想用所学的法律知识有所作为，但是，上海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照样挂着，帝国主义的军舰照样开入中国的领海……。
他终有所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并无救国之愿，靠法律来救国只能是一种幻想。

一九四七年，他怀着对资本主义社会万念俱灰的心情重新回到祖国，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授。

北平解放后，周恩来和刘少奇同志来到北大。
芮沐见到他们后，欣喜地说：“真是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写的一模一样，朴素、可亲。”
他确信，由这样一些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来治理中国，中华民族一定会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不久，他和同志们一道去广西参加土地改革。
当看到昔日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被打倒，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房屋、牲畜、农具流下喜悦的泪水时，他感到十分高兴。
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
五十年代初，芮沐怀着内心的激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一九八○年六月三十日，是党支部讨论芮沐入党的日子。
他思潮起伏，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对党充满了热爱。
他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自己今天的进步。

入党后，芮沐经常工作到深夜。
他虽年过七旬，还多次和年轻同志一起乘公共汽车到有关部门搞调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人民事业的热忱。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共产党员高庆狮（右），在国内最先提出“功能设计”的概念，发表了“直接执行高级语言”的论文，并以在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和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管计算机的体系功能设计和逻辑设计方面的出色贡献，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新华社记者杨武敏摄（照片）

据新华社6月17日讯 新华社记者周贻昶报道：记者新近在北京郊区，在广大的农村山乡看到，三年前的许多破旧茅屋如今已经被崭新的住房代替了。

主管部门新提供的调查材料说，1978年到1980年，我国农村共建筑了九亿平方米的住房，有一千五百万户社员喜气洋洋地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农村建房速度之快，是解放以来少有的。
建房质量也普遍比过去好。

近几年来，随着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集体经济和家庭副业发展了，社员逐步富裕起来。
不少地方社员生活需求的序列，开始由“吃、穿、住、用”变为“住、穿，吃、用”，住的消费比重大幅度增加。
社员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积极性很高，农村房屋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一些比较富裕的地方，不少社队几乎家家备料，村村动土。
辽宁省农村去年新建住房七十七万间，总面积约一千五百万平方米，其中90％以上是砖石结构。
有二十八万多户社员住进了新房。
现在，这个省农村平均每个社员住房面积达十二点三平方米。
浙江农村去年建房面积三千七百万平方米，相当于平均每户增加住房面积五平方米。
山东省农村社员近几年来已有20％左右的农户建了新房。
其中胶南和掖县两县住进新房的农户分别达到75％和46％。
经济基础比较差的甘肃农村，去年新建房屋面积九百万平方米，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
陕西省仅延安和榆林两个地区，近两年来已有占全部农户十分之一的九万户社员，新建了窑洞和住房二十七万孔（间）。
全国有名穷县之一的河南省兰考县，两年来将近一半农户搬入了新房。
这几年各地所建新房中，茅草房少了，砖瓦房多了。
不少地方还出现了一批经济、美观、舒适大方的楼房。

为了搞好农村建房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普遍加强了对农村建房的组织领导工作。
1979年，国家建委、国家农委、农业部、建材部、国家建工总局联合召开了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研究制订了农村房屋建设的方针、政策。
有些地方采取“自建公助”的办法帮助社员建房。
即由社员自筹资金、材料，由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组织施工，产权归社员所有。
这样就调动了社员和集体两个积极性，加快了建房速度。

近几年来，农村建房中发生了乱占土地、乱伐树木等问题，已引起各地的重视，并着手加以纠正。

新华社6月1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下午会见了日本自卫队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栗栖弘臣和夫人。
宾主就当前国际问题和全球战略问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马尼拉6月17日电 第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今天上午在这里开幕。
东盟五国外长一致表示，决心按照联合国宪章谋求解决柬埔寨问题并支持召开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
柬埔寨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

马科斯总统在致开幕词时说：“很明显，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的结果，不仅将影响本地区未来和平的结构，而且也将极为直接地影响世界和平。”
他指出：“作为一个集团，我们的共同倡议在国际论坛上，特别是在联合国得到倾听，我们共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这方面最重大的事例当然是即将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联合国根据东盟的要求和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下以压倒多数决定召开的。”
马科斯指出：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以及最近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的事件，说明“世界局势的严重性”。

开幕式后，接着举行了公开会议。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和新加坡外长达纳巴兰分别当选为本届会议的正、副主席。

新加坡外长达纳巴兰、泰国外长西提、马来西亚外长里陶丁、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印尼外长库苏马阿马查等在公开会议上发了言。

今天下午开始举行秘密会议。

中苏边界问题，是中苏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郑重声明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去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1969年重开中苏边界谈判时，中国政府又一再重申了这个立场。
可是，中苏边界问题却至今也没有解决。
这是为什么？
苏联政府究竟还要求什么呢？

这些年来，苏联力图使人相信，阻挠解决边界问题的责任在中国。
然而，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只要把苏联方面的言论同中国政府的立场同时加以研究，就不难看出中苏边界谈判的真正症结所在。

目前的中苏边界，是由沙皇俄国同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规定的。
根据这些条约，沙皇俄国从中国割去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
这样疯狂的领土掠夺，在历史上确属罕见。

中国政府在指出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中俄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的同时，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在谈判一开始就主动作出了这样重大的让步，这在世界上任何两国的边界谈判中恐怕是很难找到先例的。
然而，苏联政府的反应却是得寸进尺。
他们不仅不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也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从而为中苏边界谈判设置了又一个巨大的障碍。

本来，对于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列宁和他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是主张废除的。
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没有签订平等新约，中苏边界问题至今还是悬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时，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对于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和协定，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

对于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中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了慎重的研究。
尽管这些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但是，考虑到这些条约是沙俄帝国主义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迫中国签订的，苏联人民是没有责任的；
同时还考虑到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在这些土地上长期居住的情况，中国政府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

遗憾的是，苏联政府并不以继承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为满足。
因此，它蓄意在是否以中俄条约为唯一基础的问题上挑起争论。
这一点，在苏联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也反映出来了。
他们也讲边界的“条约法律基础”，但是，他们说，中苏边界不仅是中俄条约规定的，而且是“历史形成的”，由苏联军队“实际守卫的”，这就构成了他们所说的“现有的边界”。
他们谈论“历史形成”的边界线和“实际守卫”的边界线，有时候听起来象是同条约规定的边界线一致的，是一条线；
有时候听起来又象是不一致的，是三条线。
其实，今天苏联政府所主张的边界线，在许多地段上大大地越过了条约规定的边界线。
苏联政府玩弄的“实际守卫”线和“历史形成”线的概念，不仅是恶劣的，而且是危险的，它们散发出浓烈的扩张主义气味和火药味。

1969年10月20日，中苏双方又一次开始举行边界谈判。
在此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于9月11日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见，并达成了谅解，从而为边界谈判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
但是，苏联方面事后又变了卦。
多年来，这一谅解竟也成了苏联恶意攻击中国的题目之一。
这样，苏联政府就又为边界谈判设置了新的巨大障碍。

苏联方面拒绝履行两国总理谅解，并且对要求履行这一谅解的中国方面进行攻击。
他们一口咬定中苏边界上不存在争议地区，坚决不同意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反对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首先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根本否认两国总理已经就这些问题达成了明确的谅解。
他们甚至说，两国总理谅解的一些重要内容是中国方面“臆造”的。

苏联方面特别顽固地拒绝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他们就此攻击中国说，这是“指望苏联武装力量单方面撤出争议地区”。
但是，白纸黑字明明说的是“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何来“单方面撤出”一说呢？
前面已经指出，苏联所画的边界线，划去了一些按照中俄条约属于中国的、苏联军队从来也未能占领的地方，那里是中国边防部队在守卫着，例如珍宝岛。
一旦签订了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中国边防部队当然也将从这些争议地区后撤。
这是十分清楚的。
苏联方面抛出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只能说明它为了反华而不择手段。

苏联政府把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说成是中国方面为边界谈判提出的“先决条件”，并且造谣说，这是中国方面在两国总理会见之后才提出的。
对此，必须指出：第一，在边界问题通过谈判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早在1963年8月23日就本着这个精神向苏联政府发出照会，提出了六项具体建议。
怎么可能是在1969年两国总理会见之后才提出这个问题呢？
第二，两国总理会见中，已经就首先签订这样一个协定的问题达成了谅解。
要求履行两国总理的谅解，怎么是提出“先决条件”呢？
第三，签订这样一个协定，是从中苏边境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保证谈判在不受干扰和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所必需的。

全世界都知道，十多年来，苏联在与中国毗邻的地区大量增加武装力量，部署越来越多的进攻性武器，组成战区指挥部，并且不断地进行矛头针对中国的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和其他军事活动。
这就构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研究了中苏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之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问题很清楚，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苏联对中国实行的霸权主义政策，这是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根本障碍所在，也是实现中苏之间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障碍所在。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6日电 美国总统里根今天在这里说，美国一直希望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取消向中国出售武器的限制就是“改善美中关系的进程中的一个正常步骤”。

里根是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这番话的。
当记者就国务卿黑格在北京宣布将放宽对中国出售武器限制一事提出问题时，里根回答说，“我们一直想改善同他们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一直是这样说的，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向他们提供某些技术和防御性武器，把与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同其他国家关系一样的地位，而不一定是我们的军事同盟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改善我们同他们关系的进程的一个正常的步骤”。

当记者问到这样做将会对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时，里根回答说：“我对台湾的感情没有改变。
我们有一项法案，一条法律，叫作《与台湾关系法》，它规定了向台湾出售防御性装备和相互关系中的其他事项，我打算执行《与台湾关系法》”。

在谈到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三十亿美元援助的问题时，里根说，“鉴于阿富汗所发生的事情，巴基斯坦现在已成了战略要地。
我认为援助巴基斯坦是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的”。

栏目：国际简讯

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开幕

肯尼亚总统莫伊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他强调加速非殖民化进程的重要性。
（据新华社）

老挝政府军士兵打死越军十名

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有五名老挝士兵游过湄公河逃到廊开府边境地区，要求在泰国避难。
据他们透露，他们击毙了十名越军士兵，缴获火箭筒一支、步枪两支和子弹二十余发。
战斗中有七名老挝士兵被打死。
（据新华社）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制造紧张局势

伊朗和伊拉克交换第一批战俘

葡首都出现一百二十年罕见高温

委内瑞拉西部暴雨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