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韦国清、姬鹏飞等前往孟加拉国驻华使馆
沉痛哀悼拉赫曼总统不幸遇害逝世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等今天上午前往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馆，对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不幸遇害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以及外交部、对外友协、北京市人民政府送了花圈。
花圈摆放在吊唁厅内拉赫曼遗像的两侧。
今天上午到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贾石、李克、于一、王阑西、郭献瑞、徐信和侯桐等。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礼萨·卡里姆吊唁时在场。
（附图片）
万里、韦国清、姬鹏飞等到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馆，吊唁齐亚·拉赫曼总统逝世。
新华社记者摄

叶剑英等会见宋庆龄亲属和生前友好
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慰问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叶剑英同志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宋庆龄名誉主席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对宋庆龄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慰问。
叶剑英与宋庆龄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昆、黄寿珍、陈燕、倪冰以及宋庆龄同志的生前友好伍竞仁和夫人、郑恩基、李赣骝等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会见时，谭震林、廖承志、杨尚昆同志在座。
在这以前，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曾分别会见了宋庆龄同志的亲属，对他们表示亲切慰问。
（附图片）
叶剑英、谭震林、杨尚昆在宋庆龄同志遗体前致哀。
新华社记者摄

孟加拉国三军首脑祝贺粉碎叛乱
以最高军礼为拉赫曼总统举行安葬仪式
叛军首领曼苏尔·艾哈迈德被政府军士兵打死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据外国通讯社达卡消息：
孟加拉国武装部队的首脑6月01日下午通过国家电台和电视台，祝贺武装部队粉碎曼苏尔·艾哈迈德在吉大港发动的叛乱。
陆军参谋长艾尔沙德在讲话中说，陆军官兵在粉碎这次叛乱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纪律性和责任感，将是今后对付任何不测事件的力量源泉。
海军参谋长马赫布卜·阿里·汗在贺信中号召全体海军官兵继续保持警惕，要以勤奋、团结和坚定的精神对付任何局势。
空军首脑萨德鲁丁表示相信，“团结与纪律将有助于今后应付任何局面”。
孟加拉国电台报道说，在代理总统阿卜杜勒·萨塔尔发出要叛乱者限期投降的命令以后，许多曾卷入叛乱的官兵已承认错误，向政府投降。
另据报道，已故总统齐亚·拉赫曼的遗体已经在6月01日从吉大港用飞机运回首都达卡。
数以万计的人涌上街头表示哀悼。
06月02日，在首都达卡以最高军礼为齐亚·拉赫曼举行安葬仪式。
孟加拉国电台2日还报道，叛军首领曼苏尔·艾哈迈德2日凌晨被愤怒的孟加拉国政府军士兵打死。
他是在吉大港东南一个叫法蒂查理的村子被政府军士兵活捉后在押送途中被打死的。

宋子文的长女来电惋惜不能够参加葬礼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宋子文的长女今天从美国纽约打电报给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对不能前来参加宋庆龄的葬礼表示惋惜。
电文如下：
廖承志副委员长：
非常感谢您来的电报，这消息使我们大家深感哀痛，使人惋惜的是不能够参加葬礼。

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今日下午四时举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大会实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的追悼大会将于6月03日下午4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隆重举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3日下午将从3时55分开始，同时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

赵紫阳和齐亚·哈克会谈圆满结束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6月01日电中国总理赵紫阳和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今天下午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继续举行会谈。
双方对所讨论的问题持有一致的看法。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6月02日电中国总理赵紫阳和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的正式会谈，在进行了三轮之后，今天在这里圆满结束。
在会谈中，双方就国际形势、本地区形势、阿富汗问题等重大国际问题，以及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在广泛的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关于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问题，齐亚·哈克强调，巴基斯坦坚决维护本国的独立和主权，奉行睦邻政策。
赵紫阳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南亚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
这将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各国反对外来侵略和扩张。
双方热烈赞扬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并且探讨了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前景。
两国领导人还介绍了各自国家的情况，增进了相互的了解。
双方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
它将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首都十二万人瞻仰宋庆龄同志遗容
叶剑英等同志从外地和国外回到北京吊唁
百万群众夹道目送宋庆龄遗体移往八宝山火化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沉痛哀悼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的吊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
三天来，首都各界十二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宋庆龄同志的遗容，缅怀她一生革命的光辉业绩。
刚从外地回京的叶剑英、谭震林、周培源同志和出国访问回来的杨尚昆同志，今天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哀悼宋庆龄同志。
刘伯承、蔡畅、彭冲、阿沛·阿旺晋美、粟裕、张爱萍、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庄希泉、沙千里同志，因在外地或健康原因不能前来吊唁。
他们分别从外地或家中给治丧委员会打来电话或电报，对宋庆龄同志逝世表示深切悼念。
正在国外访问的习仲勋、荣毅仁同志分别发回电报，沉痛哀悼宋庆龄同志。
今天前来吊唁的，还有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权相万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萨拉耶沃市代表会议主席阿利亚·拉迪奇。
以朝鲜职业总同盟副委员长、朝鲜冶金机械工人职业同盟委员长金喜洙为团长的朝鲜产业工会联合代表团，昨天参加了吊唁活动。
宋庆龄同志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昆、黄寿珍、陈燕、倪冰今天参加了守灵。
宋庆龄名誉主席的生前友好郑恩基、李赣骝参加了吊唁活动。
今天共有五万多人前来吊唁宋庆龄同志。
哀乐声中，一支支吊唁队伍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在宋庆龄同志遗体前鞠躬默哀，寄托他们的怀念之情。
一位当年曾经给孙中山先生题写过挽联的94岁老人，托人带来了他悼念宋庆龄同志的挽词。
挽词写道：
“昔年挽孙公，此日悼孙媪。
中外八方同，纪录荣哀好。
媪名泰岱高，媪志日星洁。
不失赤子心，永宝儿童节。”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首都近百万群众今天下午伫立在长安大街两旁，目送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遗体移往八宝山火化。
在三天隆重的吊唁仪式之后，宋庆龄同志的遗体由廖承志、宋任穷、杨尚昆、杨静仁、康克清等同志和宋庆龄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等护送，从人民大会堂移往八宝山。
下午6时30分，夕阳西下，人民大会堂里传出的哀乐声，在长安街上空回荡。
行驶中的公共汽车、自行车就地停了下来，行人默默地聚集在大道的两旁。
刚下班的职工们，刚放学的少年儿童们，抱着幼儿的母亲们，由儿孙搀扶着的老人们，满怀哀痛，凝视着缓缓驶过的灵车，送别他们衷心敬爱的宋庆龄同志。
不少人的泪水从面颊上淌了下来。
由近百万人自动组成的厚厚的人墙，从人民大会堂一直延伸到二十多里外的八宝山。
由于沿途群众太多，护送灵车的车队不得不以很慢的速度行驶。
当灵车驶至八宝山时，已是傍晚7点40分。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停灵堂里，廖承志、宋任穷等和宋庆龄同志的亲属以及工作人员，再次在遗体前默哀，向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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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2日，首都各界群众继续瞻仰宋庆龄同志遗容。
新华社记者摄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的遗体6月02日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首都群众伫立街头，目送灵车，表示深切的哀悼。
新华社记者摄

齐亚·哈克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赵紫阳
两国领导人一致盛赞中巴友谊，强调要共同努力，为不断发展两国关系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01日电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今天晚上在伊斯兰堡新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中国总理赵紫阳。
两国领导人在洋溢着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讲话时，一致盛赞中巴友谊的重大意义，并且强调要共同努力，为不断发展两国关系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哈克总统在讲话中说，赵紫阳总理一行的来访，“使我们美好地回忆起已故周恩来总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这些访问表明了我们深厚牢固的关系。”
他指出：
“我们两国的友谊是极好的。
这种友谊是建立在我们共同遵循的睦邻与和平共处这些大家都承认的原则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我们对本地区和世界的问题有共同看法的基础上的。”
他说，“巴中两国双边关系在各方面年年不断发展，这正反映出我国人民要求在互利基础上不断发展合作的意愿。”
哈克认为，巴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是“极有价值的”。
他说：
“鉴于我们两国在所有问题上采取的原则立场，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肯定会对我们地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作出重大的贡献。”
赵紫阳总理对巴基斯坦方面所给予的热烈隆重的接待表示深切的感谢。
他说，最近逝世的宋庆龄名誉主席也是促进中巴友谊发展的先驱。
她在1956年01月访问巴基斯坦时曾表示了这样的信念：
中巴友谊将会而且必须加强。
今天中巴之间的亲密友谊完全证实了她的这一坚定信念。
他说：
“我国政府在宋庆龄名誉主席治丧期间仍决定我来贵国访问，也正是为了实现她生前的愿望，继续加强中巴友好合作关系。”
他指出：
“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巴友谊，是真诚可贵、值得珍视的。
我们愿与巴基斯坦朋友一起，继续共同努力，把中巴友谊不断推向前进。”
赵紫阳赞扬面对霸权主义严重威胁的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地捍卫着自己的国家。
他说：
“我们相信，具有光荣反帝、反殖传统的巴基斯坦人民一定能够加强团结，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
他再次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中巴友谊是经过时间考验的。
今后的历史也将进一步证明，中国人民是巴基斯坦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
随同赵紫阳访问的李强、韩念龙、陈楚、连田畯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徐以新等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参加宴会的有：
巴基斯坦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伊克巴尔·汗上将、外交部长夏希等高级军政官员，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和外交使节等共二百多人。

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
王昆仑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本宋庆龄同志的文集：
《为新中国奋斗》。
这本书由周恩来总理题写书名，有宋庆龄同志亲笔签名，是1952年国庆节前夕出版后，宋庆龄同志赠送给我的，是我多年来很珍爱的一本书。
经过十年浩劫，仍然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
“为新中国奋斗”——这就是宋庆龄同志毕生致力的奋斗目标，也是她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
第1次见到宋庆龄同志，还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是1923年，我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由于北洋政府委派他们的小爪牙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激起了爱国学生的公愤，认为这种不学无术的人也来长教育，实际上是摧残教育，侮辱教育界，便推选黄日葵、李国暄、屠安和我四人南下，去寻求上海各界的支援。
其中黄日葵、李国暄是共产党员，屠安是工业大学的学生，我是一个向往革命而又不知道如何“革”法的热血青年。
我们来到上海，接触了学生联合会、各马路联合会、总商会等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
特别使我们振奋的，是会见了慕名已久的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
当时，孙中山先生因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混战，革命遭到失败，正隐退沪滨，总结革命经验，探求新的革命道路。
我们来到莫利爱路孙中山先生私邸，见到了孙先生，宋庆龄同志也在场。
孙先生坐在他办公桌前的大靠椅上，听取了我们汇报北京学生的情况后，指示我们：
彭允彝的问题，不只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光反对彭允彝一人很不够，要反对他的主子曹锟、吴佩孚，还要反对曹、吴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
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
孙先生一席话，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眼前豁然开朗。
当时，宋庆龄同志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现，她在一旁娴静地谛听着孙先生同我们的谈话，然后熟练地用打字机打下来。
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第1次见到有这样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使我们肃然起敬。
过了几天，我又一次会见中山先生，他对我说，要革命，要救国，就要相信我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要参加一个革命党，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他听说我还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便介绍我到环龙路44号国民党机关，履行了参加国民党的手续，之后就奉命回北京，在北京学生中联络革命同志，进行革命工作。
这对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2次会见宋庆龄同志，是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为南北统一问题带病北上，到北京后住在铁狮子胡同五号，我经常出入其门下。
不久，孙先生一病不起，不幸逝世。
北京各界人民不顾北洋军阀的种种压制，举行了隆重的治丧活动，这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次大示威，也是革命力量的一次总检阅。
中山先生的遗体停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内，任人瞻仰。
自封为执政的段祺瑞借口腿病不来，派他的国务总理代表行礼，他慑于群众的浩大声势，草草行礼后就溜走了。
中山先生的灵柩决定暂厝香山碧云寺石室，以待全国统一、陵寝落成后国葬。
那时交通不便，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王素、王枫，头一天就从西直门出城，先到香山宋氏别墅歇足，陈毅同志和中法大学的一部分同学也都在那里，第2天一早赶往碧云寺迎灵。
丧礼过程中，不止一次地见到宋庆龄同志，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脸上流露出无限悲痛而又坚定沉毅的神色，她使我们确信：
孙先生虽然死了，还有孙夫人在，还有忠实于中山遗教的革命党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不会倒下，中国的革命不会中断。
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指引下，实现了第1次国共合作，胜利地进行了北伐。
但当北伐军打到长江以后，又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再一次被拖进了绝境。
在1927——1937年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中，我在南京国民党内部搞反蒋活动，同宋庆龄同志不在一起，但她在国外和上海所发表的言论，所进行的工作，有如穿透阴霾的霞光，给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鼓舞和希望，我对她的高风亮节、道德文章，是非常之景仰和钦佩的。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共第2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始终存在着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两条路线，存在着抗战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复杂的斗争，而宋庆龄同志，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
后来，宋庆龄同志因为不满蒋介石在大后方的种种倒行逆施，一度移居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从香港回到陪都重庆。
当时正是蒋介石发动第2次反共高潮之后，雾重庆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压，宋庆龄同志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各阶层的人民都非常振奋。
蒋介石虽然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尊之为“国父”，但对孙夫人宋庆龄同志却非常冷淡，就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正直的人认为这很不象话。
有人找了国民党元老之一的覃振，覃振又找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这才在国府礼堂开了一个茶话会，表示欢迎之意。
那天到会的国民党中委有一、二百人，象于右任、李烈钧、居正、张继、戴传贤这些国民党元老都来了，我也以中委的身份参加，而蒋介石就是避不露面。
这次茶会本来没有安排宋庆龄同志讲话，不让人民听到宋庆龄同志的声音。
覃振代表了大部分与会者的心意，他一面哭一面说：
“我们欢迎孙夫人给我们讲话，孙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们最敬佩的人！”
宋庆龄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站立起来，大义凛然，侃侃而谈。
她说，抗战军兴已经五年，必须坚持到底，收复一切失地，方能对得起流血流汗的前方将士和广大人民。
她还说，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发扬民气，搞专制，搞个人独裁，是一定要打败仗的。
最后她还说，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万不可兄弟阋墙，手足相残。
她指责国民党违反了中山先生的遗教，有人名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则是中山先生的叛徒。
当她说到激动处，也禁不住落了泪。
她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讲话，使一些天良未泯的国民党元老无不动容，也使那些躲在会场一角的顽固分子如陈果夫、陈立夫之流狼狈失色。
这是何等地爱憎分明、泾渭分明呵！
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历史总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之后进行了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大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埋葬了蒋家王朝，赢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1949年，宋庆龄同志来到解放了的古都北平，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的盛大欢迎。
我也从国外归来，出席了新政协的首届全体会议，我们又见了面。
就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同志光荣地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0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
在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天安门广场，人群似海，歌声如潮，红旗如林。
在天安门广场的正前方，矗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
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同志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朱德总司令并排站在一起，我站在周恩来总理的身后。
总理对我说：
“昆仑，你还记得吗？
五四运动时，学生在这里挨打；
三十年后，人民做了主人，我们上了主席台，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是的，历史无情，事情正是这样。
54门礼炮，齐鸣28响。
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声中，毛主席亲手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了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这历史的时刻，我看到宋庆龄同志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宋庆龄同志，这时您在想些什么呢？
我想，您一定想的是：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愿实现了！
您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了！
近百年来，特别是共产党成立后二十八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实现了！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宋庆龄同志耗费了全部心血，奋斗了终生，真是数十年如01日。
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人大常委会体现全国人民的愿望，授予您以国家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可说是众望所归，您当之无愧。
天丧斯人，哲人其萎。
现在，您在亿万人民焦灼的期待、衷心的祝愿中，终于撒手离开了时刻在念的祖国，离开了血肉相连的人民。
宋庆龄同志，您离开了我们吗？
没有！
永远没有！
您的品格，如同白玉那样无瑕。
您的操守，如同松柏那样坚贞。
您的丰采，如同和风霁月那样可敬又可亲。
您的光辉业绩，永存于我们共和国的史册之中。
您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是我国人民和青年一代取之不尽的宝藏。
宋庆龄同志，全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您！
全世界一切崇尚正义的人民也将永远忘不了您！
（附图片）
1949年09月，宋庆龄同志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的部分女代表合影。
前排左起：
何香凝、宋庆龄、邓颖超、史良；
二排左起：
罗叔章、蔡畅、丁玲；
后排左起：
李德全、许广平、张晓梅、曾宪植。
新华社发

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一）
廖梦醒
我和宋庆龄同志初次见面，是六十六年前的事。
那是1915年，在日本，当时我11岁。
她刚和孙中山先生结婚，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承志到中山先生家贺喜。
她和中山先生结婚，是日本律师和田瑞先生作证的，结婚证书现在还保存在我国历史博物馆。
自那时起，她待我和承志一直亲如子侄，我们叫她姑姑。
中山先生回广州当临时大总统时，我正在执信纪念学校念书。
执信学校就在总统府隔壁，中山先生和夫人叫我每天到总统府他们家吃午饭。
中山先生是吃素的，我们三个人吃四小碟菜。
他爱吃素馨花、豆芽菜等，偶尔有些蛋类而已。
第1次北伐时，中山先生率师赴桂林，庆龄同志和我母亲合作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
那时我只有十多岁，她们让我担任会计，每天跑银行，管理各方的捐款，等到她们一同赴桂林去劳军，带走了全部捐款，我才继续上学。
1922年陈炯明乘中山先生赴桂林督师北伐之际，骗我父亲到惠州囚禁起来。
陈炯明对北伐早存异心，说父亲是中山先生的“荷包”（即钱包），“锁起你的荷包，看你怎样北伐？！
”
中山先生赶紧从桂林回师讨陈，庆龄同志亦同行。
陈炯明竟丧心病狂深夜火烧总统府，想把中山先生夫妇烧死在观音山。
中山先生的卫士长马湘和黄惠龙为了中山先生夫妇的安全，催促他们赶紧逃出总统府。
庆龄同志考虑到中山先生带着她，势必惹人注目，反使中山先生难以逃脱。
于是她坚持自己留下，请中山先生先走。
中山先生又不忍心让她一人留下，两人相持不下。
天渐渐晚了，火势越来越大，陈炯明的包围圈也愈缩愈小。
最后中山先生不得不穿上长衫扮成中医，令两个卫士长一个跟随自己，一个留下伴送庆龄同志。
庆龄同志待中山先生走后很久，才穿着一套女工的服装逃出观音山。
由于紧张和劳累，到达岭南大学钟荣光家她就流产了。
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生产。
1924年国民党宣布执行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
庆龄同志和我母亲一直努力维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因而后来周恩来同志说：
“国民党还有什么人？
只剩了两个女人！”
孙先生和我父亲去世之后，国民党右派背叛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破裂。
庆龄同志与鲍罗廷夫妇、陈友仁等人离开中国到了欧洲。
那时我正在法国，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我父亲，母亲怕国民党当权派心狠手辣会斩草除根，把我送到法国，弟弟到德国。
庆龄同志到法国后约我到她的住处见面。
谈话时，她问我是不是共产党。
当时我已和少石同志订婚，但还未入党。
我回答：
“不是。”
她说：
“当共产党是件好事，你何必否认？”
可见当时她对党已很有认识。
1930年少石同志接受任务到香港建立联系苏区中央与上海中央的交通站，我便回国与少石同志结婚，婚后赴香港在交通站工作。
庆龄同志因奔母丧亦回到上海，从上海寄了一个马尾毛编织的手袋给我，并嘱我如赴沪一定要去看她。
1934年香港交通站被破坏后，我到了上海，又与她相见。
一次她宴请萧伯纳、史沫特莱、鲁迅、蔡元培等人，但拍照时，她因知道我已入党，不便拍照，便没有让我参加。
在上海时期，庆龄同志尽力帮助地下党和接近党的民主人士。
陈赓同志被捕，庆龄同志亲赴南京营救。
起初蒋介石坚持要杀，庆龄同志骂他说：
“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
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
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
蒋介石被她骂得俯首无言，只得让庆龄同志把陈赓同志带走。
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为了宣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被蒋介石特务逮捕，囚禁于苏州。
庆龄同志带着行李去苏州营救，打算如营救不成就与七君子同入狱。
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庆龄同志转移到香港。
白求恩过港赴延安时，承志、邓文钊与我组织了一个加拿大医疗小组，但苦于声望不足，迄无建树。
乘庆龄同志来港，便发起筹组保卫中国同盟，由庆龄同志任委员长，邓文钊任财务主任，我任办公所主任兼秘书。
工作人员起初只有我们几个及爱泼斯坦等人，任务是出版刊物，介绍八路军和延安解放区，为他们向海外人士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
我们支援过的机构有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延安洛杉矶托儿所、中央医院、鲁艺、抗大等。
后来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都陆续参加工作，保卫中国同盟在西摩道设了一个办事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迁渝办公。
在港期间，有个汽车商人捐了一部大型救护车，庆龄同志把它送往延安，随车还有几名支援解放区的外国医生。
这车大小象公共汽车，灯水齐备，还有手术床和七张病床。
送车证给庆龄同志那天，我们都到场观礼，许多记者来采访，报纸纷纷刊登消息照片，引为一番盛事。
保卫中国同盟常把一卡车一卡车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托外国友好人士送往延安。
但这些宝贵物资常被国民党军警无理没收。
有一次国民党在陕西三原没收了我们募捐的三卡车医疗器材，包括外科手术用的胶手套、Ｘ光机等。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假使白求恩大夫及时收到这些胶手套，也许不致于感染破伤风死去。

沉痛悼念宋庆龄同志
康克清
05月29日晚，当我得知宋庆龄同志
不幸逝世的噩耗，悲痛不止，哀思绵绵，立刻奔往她的住宅，向遗体致哀。
只见
她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双目紧闭，慈祥地安眠在鲜花丛中，多少往事一齐涌上我的心头。
傲风霜的劲松
我青年时代，正是北伐战争风起云涌之际，当时听说，中国妇女界有位杰出的人物——宋庆龄女士，她将带着女兵从赣江经过。
我渴望着参加这支队伍，去当一名女兵。
以后我在革命队伍里，陆续听到有关她的革命事迹。
她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高大形象，犹如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傲风霜而长青的劲松，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宋庆龄同志无愧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她几十年如01日，不管风云变幻，对反动派斗争最坚决，对人民热爱最真切。
她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一意跟随党。
她高瞻远瞩，胸怀宽广，爱憎分明，坚韧不拔，谦逊勤恳，善于团结……。
凡是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对她衷心崇敬，满怀爱戴之情。
建国以后，我有机会在她率领下，从事妇女、儿童工作，教益很深，我对她的敬佩更是与日俱增。
人民永远不能忘记，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同志怒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坚定地和人民站在一起。
为坚持伟大的抗
日战争，她奔波呼吁，发起和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即中国福利会的前身），动员国际舆论和争取国际援助。
她从世界各国友好人士和海外侨胞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然后，千方百计地陆续分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驻地，支援抗日战争。
她的言论和行动，鼓舞着全国人民和妇女。
妇女的光辉榜样
远在1913年，当宋庆龄同志还在大洋彼岸学习的年代，她就撰写了《近代的中国妇女》一文，论述人类一半人口的提高，不能不同时提高另一半人的真谛。
北伐战争时期，她号召妇女积极参加国民革命，明确指出：
“妇女是国民一分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
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
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
这一号召在妇女界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妇女们积极投入了这场战斗。
1949年春，在中国妇女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同志众望所归，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名誉主席。
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同志对妇女解放事业都提出了卓越见解。
她鼓励全国妇女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克服旧社会遗留在自己身上的弱点和缺点，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特别是在1978年召开的第4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同志虽届高龄，仍热情洋溢地为大会致闭幕词，精神振奋地表示，决心同大家一道进行新长征，鼓舞着广大妇女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宋庆龄同志不仅在国内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我国妇女学习的光辉榜样，而且也是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是我国妇女的骄傲。
今年05月0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宋庆龄同志当时已经身患多种疾病，但她仍亲自参加。
她说：
“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
这是多么谦虚、崇高的思想境界。
当我向她献上一束鲜花的时候，真实地感到她的思想比鲜花更加美丽。
儿童的慈祥祖母
宋庆龄同志为儿童事业呕心沥血，她是全中国儿童的慈祥祖母。
记得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陕甘宁边区有不少烈士遗孤、抗日将士的子女需要我们抚育。
遵照毛主席“好生保育儿童”的教导，边区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
但当时物资困难，缺医少药，严重地影响着孩子们的健康。
宋庆龄同志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送来了医药和物资，支援了解放区的儿童保育事业。
这真是雪中送炭，温暖人心。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同志主持的中国福利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福利事业的组成部分。
它举办了儿童剧团、少年儿童图书馆、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还有深受广大小读者欢迎的《儿童时代》等。
1951年，宋庆龄同志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她首先想到的还是妇女和儿童，她用这笔奖金在上海创建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中国福利会的各项工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中国福利会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国许多热心儿童事业的友好人士，它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1951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时，大会一致选举宋庆龄同志为主席。
她激动地说：
“这个会的成立很重要，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伟大的。”
此后，她一直对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从思想上给予指导，从物质上给予支援。
她把《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保委会，作为儿童福利基金。
1979年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恢复了工作，举行了年会。
当时宋庆龄主席健康欠佳，但她仍亲自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她强调指出：
“关心儿童，人人有责。”
并向台湾的儿童工作者致以热烈问候。
她说：
“我们热切关怀台湾儿童。
我们要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
最令人感佩的是：
宋庆龄同志虽身卧病榻，但依然关怀着儿童和少年。
今年05月14日上午，在她病重之前，还为庆祝“六一”报告会发出了贺信。
她说：
“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
一字一句都倾注着她对儿童和少年的深情厚意，激励着千千万万儿童工作者，为培养一代新人努力作出贡献。
一颗巨星殒落了，这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
宋庆龄同志为国、为民、为妇女和儿童所建立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宋庆龄同志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妇女和儿童的心中。

一座不需要国家投资的“工厂”
——记哈尔滨市“沙发街”
编者按：
亲爱的读者，您听说过我们国家有不需要国家投资、不建设厂房、不设立任何领导机构而又秩序井然的工厂吗？
假如没有听说过，那么，不妨读一读这篇报道。
这种事——不要国家投资的事，有的是，只要我们的同志高抬贵手，赞助、提倡就行了。
当然，有的事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费不多，问题是领导同志要到群众中去调查，去与群众商量。
对哈尔滨市的这一经验，建议各地从实际出发加以研究和推广。
在哈尔滨市道里区西侧，有一条狭窄的小街。
这条街由于待业青年从事沙发生产而闻名哈尔滨市，人们都称它为“沙发街”。
街道两旁普通的庭院式平房居住着44户居民，有待业青年48人。
一年半前，这里是当地公安派出所警察注意的“重点”。
有些青年无所事事，精神空虚，甚至发展到寻衅闹事，结伙斗殴。
居住在这条街38号的退休女工王桂芝，耳闻目睹这种情景，十分担心刚刚走出校门在家待业的儿子走下坡路。
一天，她和丈夫、老工人于兴隆一起，把儿子于登发叫到跟前说：
“现在政府提倡开两扇门安排就业，个人自谋职业是政策允许的。
我们打算让你学点木工手艺，先做做沙发，你看好吗？”
儿子答应了。
于是，父亲领着儿子求师学艺，于登发很快掌握了做沙发的技术。
一个月后，第1对沙发做成了，于登发拿到市场上，不到半天，就以120元的价格卖出去了。
这对沙发原料成本为60元，扣除上交市场管理费三元，实际得到了57元的劳动报酬。
于登发做沙发挣钱的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开了，待业青年纷纷登门求教，一个个紧张地忙碌起来。
有的购置工具，有的准备材料，有的拜师学艺，没到两个月，这条街上嘈杂的叫骂声再也听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家各户传出来的锯木声和敲钉子的叮当声。
44户居民，家家做起了沙发。
一个没有厂房、不需要国家投资、不设任何领导机构而秩序井然的“工厂”就这样出现了。
“工厂”有自己的门市部。
这就是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了搞活经济，去年新建的一个大型家具贸易市场。
“沙发街”的人们每天运到这里出售的沙发，适销对路，成为供不应求的“热门货”。
“沙发街”现在每月可做四百八十多对沙发，每月销售额四万元以上，扣除成本，每个待业青年每月的平均收入在150元以上。
薄利多销，这是“沙发街”的经营之道。
一年多来，他们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从电影、画报、杂志等多种渠道收集沙发的新颖式样。
同时，注意不断提高沙发的工艺水平。
现在，他们已经能生产各式新颖别致、美观大方、色彩协调的简易沙发、全包单人沙发、双人沙发以及两用沙发。
沙发的售价均低于国营家具商店的牌价，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待业青年有了职业，又增加了收入，改善了家庭生活。
于登发做沙发不到一年半，随着收入的增加，先后购置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一辆轻便摩托车以及录音机、手表等。
和于登发一起从事做沙发的待业青年于立河，过去全家十口人仅靠父亲一人的收入维持生活，困难很多。
自于立河兄妹三人一起从事做沙发后，家庭收入直线上升，生活大大改善，还新买了两辆自行车、三块手表、一台电视机、一台缝纫机和一辆手推车。
于立河的父亲兴奋地对记者说：
“政府的现行政策真好，我做梦也没想到家庭生活会变化得这么快。”
据统计，现在“沙发街”户户有存款，八户买了电视机，三户买了轻便摩托车，有的还买了缝纫机、自行车、录音机。
待业青年人人带上了手表。
记者看到有许多家的院子里堆放着建筑材料，人们正在准备修建新屋，改善居住条件。
“沙发街”的人当然也有难处。
这就是做沙发的主要原料——木材不足。
但黑龙江毕竟是木材之乡，一年多来，人们托亲靠友，也设法购买了不少木材，勉强维持了生产。
最近，中共黑龙江省委第1书记杨易辰同志到这里进行调查，青年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杨易辰同志已与有关部门研究，决定今后供应一部分边角木材给这座“工厂”，以利于推动安置待业青年工作和满足市场需要，使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更好地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
本报记者陈坚发

严格管理计划采伐综合利用
开化县树范大队林木蓄积量逐年增加
本报讯浙江省开化县中村公社树范大队，正确发挥山林优势，森林面积逐年扩大，林木蓄积量不断增长。
树范大队平均每人仅有八分耕地。
据1973年调查，全大队森林面积1．26万亩，林木蓄积量5．63万立方米。
从1971年至1979年消耗林木蓄积量1．5万立方米。
但截至目前，这个大队现有森林面积已扩大到1．34万亩，林木蓄积量增加到5．83万立方米，做到了越采越多；
集体经济收入逐年上升，1978年为20．2万元，1980年达到26．5万元。
这个大队的森林资源为什么能够做到越采越多，青山常在？
他们主要抓住了严格管理、计划采伐、综合利用等几个环节。
一、严格控制木材采伐计划，防止过量采伐。
自1973年以来，坚持四不砍：
超过林木生长量不砍，林木未成材不砍，不是国家计划不砍，未经公社批准不砍。
无论谁违犯了护林制度，都要按章处理。
二、节约自用木材，提倡烧茅柴、枝丫。
长期以来，大队对社员自用材实行“集体采伐，定量供应，按质论价，现款购买”的制度。
自用木材一律集体采伐，在集材点检尺出售，不准私人上山砍伐。
大队还规定社员只准烧茅柴，不准烧小材；
只准砍不能成材的杂木，不准砍杉、松、樟、油茶等16种树。
三、实行定山采伐与综合利用相结合。
这个大队自1979年就组织专业队，实行定山采伐，统一出售林产品。
他们把采伐下来的长材、好材首先保证完成国家任务，同时充分利用次材小料，加工成板材、包装箱等半成品、成品出售。
去年这个大队采伐的木材和前年一样多，上交国家的木材也未减少，但全年木材收入却比前年增加一倍多。
四、把造林和封山育林紧密地结合起来。
树范大队注意大抓植树造林，培育后备森林资源。
同时注意封山育林。
自1973年以来，已营造了杉木林733亩，松林100多亩，油茶140亩；
此外，还封山育林七片300余亩，共绿化荒山1，270亩。

从公园喝茶难说到工业品下乡
一个星期日，记者游北海公园。
园内风景虽好，但喝水、吃饭都很难，饥渴难忍，只得匆匆离去。
回来，我跑到商业部门提了一条建议，希望他们改进公园里的饮食业。
答复是：
公园内的饮食服务业由园林部门管，商业部门不能进园服务。
我访问园林部门，得到的答复是，限于编制，难于扩大商业服务。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对某些大事情却是个很恰当的说明。
工业品下乡难的问题就是这样。
这两年农村购买力大幅度增长。
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全国社会购买力增加二百多亿元，60％在农村。
农民拿着钱要买工业品，而工业品下乡却遇到重重困难。
目前农村供应不足的除长期紧缺的建房材料、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座钟这几种商品以外，市场上并不紧俏的商品如中长纤维及腈纶衣裤、毛线等，农村市场上也很难买到。
辽宁、江苏、安徽等省有的地区连白布、青布、大小花哔叽、灯芯绒、大花床单也缺货。
很明显，这就不仅仅是工业品少的问题，而是工业品下不了乡的问题。
今年第1季度轻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其中自行车增长23％，缝纫机增长21．3％，手表增长23．4％。
一季度商业系统收购的工业品比去年同期增加；
商业库存也是增加的，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等增长的幅度都比较大。
奇怪的是同一个时期内，商业系统调给农村供销社的工业品却比去年同期减少3．7亿元，自行车、缝纫机都减少了。
我国的商业体制是，国营商业部门经营县城以上的商业网点，供销社系统经营广大农村商业网点。
农村供销社出售的日用工业品，是从商业部门的三级批发站进的货。
三级批发站也兼营零售业务。
因此，商业部门一般不愿把好货俏货给供销社。
商业部门想自己下乡设店或摆摊售货，供销社则不同意。
供销社要想成立自己的工业品批发机构，商业部门也不同意。
虽然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的原则早已规定，但由于部门之间各自的利益不一致，看法也不一致，工业品下乡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
记者曾就工业品下乡问题多次访问商业部门和供销社，他们各执一词，各说自己的道理，也各自摆了一大堆困难。
听了也能引起人们的同情。
但是，听听农民群众的呼声，看看工业品下不了乡的严重情况，觉得更值得同情的既不是商业部门，也不是供销社，而是广大农民。
怎么办呢？
有人建议采取联合的办法。
工业部门在调整中可以联合，商业部门为什么不可以联合？
特别是在目前体制不能大变动的情况下，联合既可以满足群众的需要，又能照顾各部门的利益。
联合的形式可以多样，国营商业之间可以联合，部门之间可以联合，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联合。
解决公园喝水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公园出房子，商业部门出人出货，双方联合起来采取利润分成的办法呢？
新华社记者邱原

农贸市场为什么要收管理费？
编辑同志：
各地农村集市贸易开放以后，农副产品可以上市自由交易，使农村经济搞活了，群众都打心眼里高兴，感谢党制定的政策好。
现在，有些农贸市场的管理部门，对出售农副产品的社员要收取一些管理费，很多人不理解，意见纷纷，他们说，开放农贸市场是党的政策，为什么还要收管理费呢？
我对这个问题也弄不清楚，希望编辑同志解答。
山东省枣庄市彭楼大队张飞
这一问题，我们请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管理局予以解答。
——编者
农贸市场上收的是市场管理费，又叫交易服务费。
不是今天才有的，多年来都是这样收的。
对收费的标准和用途，政府都有明文规定。
1964年，财政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市场管理的文件规定：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于市场上的购销活动，在组织成交、提供服务和辅导管理中，可以收取一定比例的市场管理费”。
1966年04月26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转发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整顿农村集市交易所和统一市场管理的报告》中也规定：
“按规定允许上市的某些重要商品，如大牲畜、猪羊、粮食、油料以及其他大宗成交商品，应当指定集中场所，分行就市，加强管理。
按照服务收费，不服务不收费的原则，可以适当收取少量的服务费”。
“大牲畜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其他商品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并规定一定的收费起点。”
“收取的服务费，用于服务员和少数编外市场管理人员的报酬，添置必要的设备、修缮市场和政策宣传费用等开支”。
十年动乱期间，许多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了，有些地方虽没有“割”掉，也是萧条冷落，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市场管理费自然就停收了。
现在，随着党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农副业生产发展了，城乡集市恢复起来，并且一天天繁荣兴旺，可是原有的集市设备年久失修，破烂不堪；
许多集市毫无设施，群众进行交易活动时受到风吹、日晒、雨淋。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给群众提供较好的场所和方便，搞好市场建设，搞好各种服务设施，需要一大笔开支。
目前国家财力困难，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各地又恢复收取市场管理费。
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的1980年04月《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汇报提纲》又重申过去的收费标准和“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市场”的原则。
现在有不少集市已经修建起防雨防晒棚、售货台、鸡鸭笼、肉案、肉架，准备了公平秤、饮水桶、针线、药品等，不少城市还为进城的农民设有物资寄存处和农民旅店，深受农民的欢迎。
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还需要建造一些永久性的室内市场，以便春夏秋冬都能成交。
因此对所有进入集市成交的商品，收取少量的管理费是必要的，合理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当然，有的地方不按规定收取，费率过高，起点过低；
有的单位、部门乱插手收“市场管理费”、“卫生费”、“地皮费”等等，是不对的，应该纠正。

希望重视童装的生产
都说成人买衣难，我说少年儿童买衣也难。
少年儿童很多，一些地方童装却很少。
按全国童装产量匡算，平均三个儿童一年还不到一件成衣，加上品种、规格、花色不适应等因素，少年儿童买衣难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童装，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呢？
据了解，首先是有关方面给成衣生产安排的面料太少，许多中小城市的服装厂，生产任务不足。
二是，许多省市仍然沿用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的办法，面料由商业掌握，工业部门没有根据市场需要灵活安排生产的主动权。
三是，工业和商业利润分配不合理，致使很大一部分生产童装的企业亏损，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当前，城乡人民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家务劳动逐渐社会化，而且还希望给孩子们穿得更好些。
多给孩子们买成衣穿，成了城乡人民的共同愿望。
希望有关方面，一定要大力发展服装生产、满足市场需要，尽快对现行的服装面料的分配比例和供应办法，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
同时，建议有关部门真正把少年儿童服装的生产摆在适当的位置，加强调查研究，搞好市场预测，实行专厂生产，增加花色品种，满足市场供应。
要尽量减少周转环节，实行厂店挂钩，在工商都有利可得的情况下，降低销售价格，逐步做到薄利多销，物美价廉。
宫景隆

“树”与“数”
李垚
每到春天，许多地方就要忙着种树。
在一些荒坡、废地上，出现一片片嫩绿的小树，看了着实让人高兴。
种树，历来有两种做法，两样效果。
有的人真正心中有“树”，他们既重视栽，又重视管。
树栽下之后，就勤于浇水，除虫，防止糟踏，做到栽一棵，活一棵，长成一棵。
有的人，心中只有一个年年植树的“数”，今年又栽了几千株、几万株，写进统计报表，往上级一送，就一切完事，再无下文了。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仅一山一水或一地之隔，那边绿柳成荫，白杨蔽天，松青柏翠，桃李满园；
这边是秃岭荒山，茅草沙滩，树木稀疏，恶水泛滥。
一样的山，一样的滩，两个主人，两个模样。
在“四害”横行的年月，什么事情都搞大哄大嗡，不求实效。
加之林业政策得不到落实，真正植树的人不受重视和鼓励，统计报表上“数”多的倒吃香，可获得种种荣誉。
有些地方，当年造林的时候，真是轰轰烈烈，场面壮观，花了多少人力物力，如果把每年统计报表上的造林“数”加起来，宜林面积早已被森林覆盖了，可是实际上，许多地方却至今没有多少树，荒山依旧是荒山。
这两年，随着林业政策的逐步落实，造林的情况与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
但是，我们仍然应当认真记取过去“年年造林不见林，年年栽树没有树”的教训，切实检查一下今年的造林工作，是不是还有那种心中只有“数”而不重视“树”的情况？
尤其是那些绿化搞得不够好的地方，那里的有关领导干部应当问一下自己，岁月流逝，你那里的山川面貌有了多大改变？
你为绿化祖国做出了多少贡献？
发展林业，绿化祖国，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是有益当前、造福后代的伟大事业。
我们不能把绿化工作没搞好只看成是一般工作上的失误，要认识到这是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和后代祸福的大事。
一定要提倡扎扎实实的作风，切莫再搞那种浮而不实的东西。
都应让统计报表上的造林“数”，成为绿树成荫、覆盖大地的“树”。

沈阳南九副食品商店与所属第十门市部签订合同
把商店门市部包给职工经营效果良好
本报讯沈阳市和平区南九副食品商店对所属第十门市部，实行经营“包干”的办法，职工积极性高，两个月即转亏为盈。
这个门市部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只有四名职工和一间25平方米的营业室。
过去，由于吃“大锅饭”，几乎年年月月亏损。
去年11、12月份商店试行把门市部包给职工经营，与门市部职工签订合同，规定资金、进货由商店统一安排，保证计划商品的分配，并允许门市部到批发部门直接进货；
丢款差货和财产损失由承包人赔偿，违反物价政策要罚款，经营发生亏损取消奖金。
在收入分配上，规定门市部按合同每月交纳工商税和应摊费用，所得利润每月按定额上交商店，剩余部分作为职工分成工资，分配给职工。
实行“包干”办法以后，尽管时间不长，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从总的方面看，它体现了经济责任、经济利益和经济效果三者的统一，是成功的。
首先，扭亏增盈效果显著。
实行“包干”以前，这个门市部每月销售额不到5，000元。
去年实行“包干”后的11、12两个月，计划销售11，000元，实际完成13，883元，实现毛利额1，993元，扭转了长年亏损的局面，除去应摊费用、交纳税金，共获净利润639元，按规定上交商店300元。
去掉打更守夜职工两个月工资72元，职工两个月共得分成工资267元。
其次，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
过去职工吃“大锅饭”，对企业的销售计划和经营成果不关心，多进货怕挨累，经营的商品不到一百种，连咸菜、大酱有时也不去供应，群众意见很大。
实行“包干”以后，经济责任清楚，要求具体，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因此人人关心计划和经营成果，自采自运，主动组织货源，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新增加四十多个品种。
过去从不经营的水产、肉制品也经营了，并延长了营业时间。
人少，他们就合理分工，一人坚持门市售货，其余两人每人推一台售货车，早出晚归，走街串巷。
春节前他们进了一万多斤小杂鱼，为了把鱼卖好，三个营业员连续五天吃住在商店。
第3，经营管理水平有明显提高。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做到了账货相符。
过去管理混乱，账货不符，丢款差货经常发生。
“包干”以后，营业员每人都有一本小帐，做到日结日清，杜绝了丢款差货事故的发生。
二是做到了勤进快销。
过去进、销、存脱节，造成商品积压，损失无人过问，现在经常清仓查库，及时处理积压商品。
如干粉皮长期积压，他们就借车赶大集，一次收入五百多元。
三是经营费用下降，劳动效率提高。
1980年11、12两个月与1979年同期比，在人员减少的情况下，销货额净增3，800元，费用却减少840元，劳动效率提高一倍多。
（《辽宁日报》供稿）（附图片）
由上海、北京联合举办的儿童玩具展销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受到了广大儿童和家长们的欢迎。
图为展销处一角。
本报记者王景仁摄

精心设计不断创新
天津市童装厂积极增产儿童服装
本报讯
记者窦合义报道：
天津市童装厂精心设计，努力增产儿童服装，把孩子们打扮得更漂亮。
最近，一批新式童装陆续投放市场。
天津市童装厂是生产童装的专业厂。
他们生产的“雄鸡”牌童装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远销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早在今年初，这个厂就为孩子们能在“六一”节穿上称心如意的服装，积极做了准备。
他们及时购进各种合适的面料，精心设计，精心缝制各种童装。
除去年设计的一百多个品种花色外，今年又设计生产新式童装三十多种。
这些童装，在设计上有所创新，在缝制中精益求精。
为了给儿童们提供更多的服装，天津市童装厂克服生产地点分散、厂房不足的困难，挖掘内部潜力，增加生产。
他们加强了企业管理，健全了岗位责任制，严格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并采取每月上半月抓缝制，下半月抓后序的办法，合理安排调整劳动组织，逐步实现均衡生产。
今年，尽管出口任务很重，但头四个月为国内市场提供的童装，仍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多。

人大代表团访问西欧三国后回京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尚昆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结束了对奥地利、罗马尼亚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友好访问，昨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等到机场迎接。

她的名字早已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上海人民深切悼念宋庆龄名誉主席
1981年05月29日晚上九时许，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收音机的广播中，传来了宋庆龄名誉主席与世长辞的噩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她结下了深厚情谊的上海人民，顷刻沉浸在深沉的哀痛之中。
上海，是宋庆龄名誉主席的诞生地。
她光辉的一生中有几个重要时期是在这里度过的。
半个多世纪来，她和上海人民紧密相连，并肩战斗，赢得了上海人民的热爱和崇敬。
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宋庆龄这个名字早已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承宗，在担任解放前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期间，曾经安排地下党员和宋庆龄同志联系，协助中国福利基金会为解放区运送药品、医疗器械和其它物资。
张承宗怀着沉痛的心情追忆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他说：
“宋庆龄同志和她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当时对我们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承宗说：
“宋庆龄同志对革命的坚贞不渝是一贯的。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黑暗时期，她把保卫人民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鲁迅逝世时，我看见她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
在支援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中，我听到过她慷慨激昂的演说。
她和我们党早已休戚与共，心心相印。
“解放以后，尽管宋庆龄同志年事已高，政务繁忙，还深入基层，关心人民群众。
我曾经陪同她前往上棉十七厂视察和调查，她平易近人，亲切地和工人交谈，受到工人群众的爱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人员杨小佛，回忆起宋庆龄同志和他父亲杨杏佛之间的革命情谊，和对他的悉心关怀，忍不住双泪直流。
1933年06月18日早晨，当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的杨杏佛乘车外出，惨遭特务暗杀，16岁的杨小佛在车上也中弹受伤。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同志闻讯后至为悲愤，当即发表声明，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还冒着被暗杀的危险，参加了杨杏佛先生的葬礼，充分表现了铮铮铁骨般的浩然正气。
她对杨小佛和他的母亲也关怀备至，资助他们的生活，关心杨小佛的学习和成长。
杨小佛说：
“宋庆龄同志对我们一家的挚爱和帮助，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去年03月，宋庆龄同志还请我到她家里去，关切地询问我的情况，她多次教诲我说：
‘你爸爸为了革命，是不顾一切地工作的。
’”
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李云，在1936年到1938年期间，受党的委派，曾在宋庆龄同志身边进行工作联系，解放后，她又长期担任过中国福利会秘书长，亲身感受到了宋庆龄同志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赖。
许多往事，李云至今还历历在目。
李云说：
“‘西安事变’后，宋庆龄同志接到国民党蓝衣社特务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十分愤懑，但她镇定自若，通过我把信交给了党组织，要求给予公开揭露。
1937年，‘八·一三’抗战在上海爆发，党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同志的安全，拍来电报，要求她迅即撤离上海去香港。
宋庆龄同志收到我转交的这份电报后，当即表示尊重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意见，同意由我陪同前往香港。
1949年冬天，在相隔了11年之后，宋庆龄同志和我在她的家中重逢。
一见面，她就紧紧地和我拥抱在一起，情不自禁地在客厅里转了两圈。
宋庆龄同志以出自内心的喜悦，连连对我说：
‘我们胜利了呀！
我们胜利了呀！
’”
宋庆龄名誉主席创办和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和它所属的儿童艺术剧院、少年宫、《儿童时代》杂志社、国际妇幼保健院、幼儿园和托儿所的一些工作人员，惊闻她老人家不幸逝世后，纷纷含泪从家中赶到福利会，一起追忆宋庆龄同志毕生关怀下一代，在儿童文化教育和妇幼保健事业中作出的杰出贡献。
儿童艺术剧院演员刘安古追忆了宋奶奶生前对他的亲切教诲，哽咽着说：
“宋奶奶和我们永别了！
但是，她留给下一代的爱是长存的。
我们一定以她对下一代的爱去爱祖国的未来，这是对宋奶奶的最好哀悼！”
新华社记者

宋任穷会见罗马尼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6月01日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部长宋任穷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罗共中央委员、卡拉什·塞维林县委第1书记尼古拉·布舒依为团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

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往台湾的电报
台北电报局“拒绝收受”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北京长途电信局6月01日收到台湾省台北电报局发来的“加急业务公电”，称“拒绝收受”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5月30日凌晨分别打给宋庆龄同志在台湾的亲属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的电报。
电报告知他们宋庆龄不幸逝世的消息，并表示沉痛的哀悼。

广东省许多单位举行座谈会和集会
颂扬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革命功绩
新华社广州6月02日电广东省的许多单位，连日来举行座谈会、集会等活动，悼念宋庆龄名誉主席。
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坚真在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座谈会上回忆了1949年她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次会议期间，同宋庆龄同志首次见面的情景。
当时，李坚真是华东区妇联主任。
宋庆龄同志曾向她详细询问解放区妇女的情况。
当李坚真等谈起山东解放区有两个妇女担架团，为支援解放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时，宋庆龄同志非常兴奋，连声赞好。
她当即请山东的妇女代表们，把向敌人进行“地雷战”的动作做给她看，她边看边举起大拇指，一再说：
我们中国妇女又有智慧又勇敢。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梦觉说，1938年，宋庆龄同志和邓颖超同志一起从香港来广州。
宋庆龄看到广州的群众不论男女老少，抗战热情很高，非常高兴。
当时，日机经常对广州狂轰滥炸，宋庆龄同志对少年儿童的安全特别关心，她曾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要设法好好保护。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作尧，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副司令员。
他回忆说：
“在日军侵占广州以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曾在九龙设立了一个联络点。
当时在香港的宋庆龄同志主动派人找到了这个联络机构，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
不久，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就给我们送来了大批药品、胶鞋和其它军需物资，数量之多出乎我们的意料。
后来，这支游击队一直都受到宋庆龄同志的关怀。”
在民革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举行的悼念集会上，民革广东省主任委员肖隽英说，宋庆龄不畏强暴，几十年如01日地勇往直前，为民族尊严，为人类正义，为世界和平，奋斗了一生。
我们现在悼念她，就要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和祖国实现四化而奋斗。
中山大学师生听到宋庆龄同志逝世的消息后，在矗立在校园内的孙中山像前，敬献了悼念宋庆龄名誉主席的花圈。
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孙中山先生研究的历史系教授陈锡其说：
宋庆龄同志一贯站在人民一边，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她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今后，要认真研究宋庆龄同志的革命一生。
广东省儿童福利会和中山县也举行了悼念活动。
中山县的悼念活动是在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举行的。

方毅会见日本地震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6月01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日本地震预测联络会名誉会长萩原尊礼率领的日本地震代表团。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萩原尊礼名誉会长希望日、中两国的地震学家在地震预测研究方面进行合作。

梅米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突尼斯国庆
新华社北京6月01日电突尼斯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梅米和夫人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招待会，庆祝突尼斯共和国胜利日和独立25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对外文委主任黄镇，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以及外贸部、外经部、水利部、教育部等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各国驻华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港报继续载文赞颂宋庆龄伟大的一生
新华社香港6月02日电香港报纸继续发表评论和文章，颂扬宋庆龄名誉主席伟大的一生。
《星报》5月31日的社评说，一个伟大的女性——宋庆龄的心脏停止跳动了，“然而她对国家民族的爱，对下一代的爱，是永恒的。”
社评说，“宋庆龄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她希望中国繁荣昌盛，国富民强，人民康乐。”
“她为世界和平，为中国的统一，为儿童福利，努力一生。
我们也应当紧记她的一生，在力所能达的范围之内，为和平、统一和下一代的幸福，尽我们的责任。”
《华侨日报》5月31日刊登李文的文章说，“除了深切悼念之外，我们必须表达对孙夫人最高之崇敬与怀念。
这是中国人民应有的，对待开国伟人适当而又诚恳之态度。”
《新晚报》5月30日在题为《国之瑰宝人中杰》的评论中说，“宋庆龄的一生，首先使人敬佩的是她对爱国主义的坚持。
几十年来，她一直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振兴中华而不断奋斗，在极艰难极危险的时刻，也从不逃避动摇，总是挺然而立，挺身而出。”
《明报》5月30日刊登一则读者投书说：
“宋庆龄女士早年投身革命，辅佐中山先生反对帝制，振兴中华，堪称有胆有识。”
文章说：
人大常委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当之无愧。
（附图片）
1936年10月，宋庆龄同志在上海万国公墓纪念堂前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
新华社发
叶剑英等同志会见宋庆龄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和宋庆龄同志的其他亲属，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摄
宋庆龄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外孙女戴成功及其他亲属，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宋庆龄同志的遗体最后告别。
新华社记者摄
香港电影界人士6月02日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沉痛悼念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
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自是女中一尧舜”
——香港一些老人怀念宋庆龄名誉主席
当年图治尚言兵，带砺山河有重名；
众议持平徵鴃舌，时危卫国主鸥盟。
高城望断余鸿泪，黄卷秋怀揖鲤庭；
自是女中一尧舜，左书右史似先生。
这是84岁的香港老人、前港大教授陈君葆29日晚9点多听到宋庆龄同志逝世的噩耗后，为悼念她即赋的挽诗。
抗战初期，陈老曾随宋庆龄同志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他怀着沉重、崇敬的心情，给本报记者讲述这段难忘的历史。
1938年，宋庆龄同志为了求得为全民抗战服务的自由，不肯到蒋介石统治的汉口和重庆，转来香港，在这里停留三年，做了大量工作，直到香港沦陷前几小时，才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
陈老说，我在挽诗中说的“主鸥盟”，是指宋庆龄主席当年在香港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
因为国际人士对她非常景仰，所以由她担任主席的这个“同盟”，团结了许多中外人士和华侨，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她具有丰富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英语说得很好，善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领导大家工作，起到别人无法起的作用。
“同盟”还出版一份半月刊，有英文和中文版，进行抗日宣传。
陈老当时是中文版的负责人。
陈老谈到当时“同盟”发起过一次大规模的“一碗饭运动”，呼吁各界人士点滴捐输，救济伤兵和难民，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
这件事不仅取得经济支援，而且还扩大了抗
日战争的影响，收到很好的政治效果。
世界各地纷纷给“同盟”捐助基金和医药物资。
由于宋庆龄主席的国际声望很高，人们都希望在捐款收条上得到她的亲笔签名，并且都放心让她分配这些物资。
当时国民党政府歧视和封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
“同盟”通过各种方式把许多捐款和物资送到八路军、新四军手里，有力地支援解放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当时宋庆龄主席从事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她还担任香港促进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简称“工合”）的主席。
1939年，她在香港广播电台发表演说，说明“工合”的意义。
报纸称赞“孙夫人的演说简练、诚挚、中肯，具有中国最杰出的一个妇女领袖说话的特征。”
宋庆龄当时还领导香港妇女运动，1939年03月08日她在英京酒家举行的香港国际妇女节集会发表演说，呼吁援助游击队战士。
许多香港老人对这些事仍记忆犹新。
香港马可孛罗会会长陈丕士大律师也给我们讲述他所知道的宋庆龄同志。
陈律师的父亲陈友仁是孙中山先生的旧友，他们家同孙中山先生一家的关系很密切，可是他本人1926年才在广州见到宋庆龄。
81岁的陈丕士回忆说，第1次见面，她就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她美貌、端庄，气质与众姐妹不同。
后来到武汉，他和宋庆龄接触较多，对她更加了解。
那时，她不曾有一天好好休息过，在那种复杂的形势下，她总是把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
晚上，她不是忙于参加会议，就是接待一些外国友人。
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她面临重大的选择：
要么与反动派同流合污，要么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教导，走革命道路。
她排除了姐妹亲属的一切影响，毅然选择了后一条路。
陈丕士怀着景仰宋庆龄的心情说，这件事使我十分敬佩。
她是本世纪最杰出的女性。
她遵循孙中山的遗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对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最后说：
“整个世界由于她的逝世显得黯然失色；
然而，又由于她的杰出成就变得更加绚丽多姿。”
（＊先生指孙中山）
本报记者周毅之梁平

表达对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名誉主席的敬仰心情
许多华侨、港澳和台湾同胞、外国朋友专程到翠亨村孙中山故居悼念宋庆龄
新华社广州6月02日电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后，许多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外国朋友，从珠海市拱北和深圳等地入境，专程前来中山县瞻仰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和进行悼念活动，表达对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名誉主席的敬仰心情。
在孙中山故居的正厅，设立了宋庆龄名誉主席的灵堂。
从5月30日到6月01日三天来，有四千多人前往吊唁。
一位从台湾转往美洲居留的老人，在香港探亲时听到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的消息后，与友人一起特地到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瞻仰。
他在向宋庆龄遗像深深三鞠躬后，在灵堂内伫立良久，眼中含着晶莹的泪珠。
伦敦一家化学工业公司职员根努说，他早就知道孙逸仙夫人为人类谋幸福的许多感人事迹，对她的不幸逝世，他跟中国人民同样感到悲痛。

越军炮击广西边境重镇凭祥
炸伤我军民四人，击毁一些建筑设施
新华社南宁6月02日电越军昨天炮击了我广西边境重镇——凭祥，炸伤我军民四人。
凭祥，是广西友谊关内依山傍水的秀丽边城。
过去，它是我国援越物资最主要的集散地。
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个年头里，仅经凭祥火车站运往越南的军援物资就有40万吨之多。
1973年越南国家主席孙德胜曾授予凭祥火车站职工“一级军功勋章”，表彰他们为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树的功勋。
昨天17时57分，越军用重型加农炮袭击这个火车站，击毁了房屋、电线、铁轨等设施，使铁路运输无法正常进行。
在这同时，越军还炮击了凭祥市的居民区，炸毁民房十多间，炸伤了女青年李雪玲、女婴儿何小妹。
另外，还炸伤正在马路上行走的一名工人和一名边防军战士。

儿童文学正在走向繁荣
樊发稼
少年儿童，是我们革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
儿童文学是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德智体美的教育，使之成长为具有丰富知识和精神文明的新一代的重要工具。
因此，大力发展儿童文学，具有重大意义。
粉碎“四人帮”以后，因遭十年浩劫而一片萧条的儿童文学，重新显露了蓬勃生机。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进一步驱除了曾经笼罩儿童文学领域的阴云；
随着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思想解放，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又很快地发展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我国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还不到200种，1980年已经达到2，488种，其中文学读物约占三分之一。
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基本上都办有儿童刊物，专门发表儿童文学作品的期刊和大型丛刊就有十几家之多。
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数量不断增加，而且质量也在逐步提高。
回顾新时期的儿童文学，我们首先高兴地看到，一些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成就卓著的老作家，在愤然搁笔十几年之后，今天又重新握笔为孩子们创作了一批作品。
例如著名作家严文井，在短短一两年内写出了《南风的歌》、《不泄气的猫姑娘》、《春夏秋冬》等十几篇或长或短的童话、寓言作品。
著名童话作家金近，仅在1980年一年内，就连续发表了《爱训鸡的公鸡》、《小面人打猎》和《猫妈妈的担心》等童话。
冰心、贺宜、陈伯吹、包蕾、郭风等老作家，也都为孩子们献出了各种样式的新作。
虽然总的来说，老作家们的近年作品，由于各自不同的种种原因，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上，有些也许还没有超过他们以往的力作，但他们努力为孩子们服务的可贵精神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生动地体现了老一辈作家对祖国下一代的亲切关怀。
中年作家是当今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里的中坚力量。
他们近年来辛勤的创造性劳动，为新时期的儿童文学起到了增光添彩的作用。
以在北京的作家为例：
葛翠林的《翻跟头的小木偶》、《半边城》等童话新作，在以童话的幻想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使童话作品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征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和突破。
六十年代以著名的《小布头奇遇记》登上文坛的孙幼军，这几年先后创作了《小贝流浪记》、《神笔和笔帽儿的故事》和中篇童话《没有风的扇子》等作品，其中《小贝流浪记》通过对猫妈妈两个儿子小宝和小贝不同生活经历的描述，形象地揭示了家长不该过分溺爱孩子，儿童不该娇生惯养、贪图安逸的道理，主题很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郑文光的科学幻想小说和科学童话，金波的儿童诗，刘厚明的儿童剧和中篇儿童小说《小熊杜杜和它的主人》，都受到了广大小读者的欢迎。
其他省、市的中年作家，也都以各自擅长的样式，给广大小读者生产出了一批量丰质优的精神食粮，丰富了新时期的儿童文学。
近几年来各地涌现的一大批青年作者，是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里一支突起的异军，他们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众多的青年作者中，罗辰生发表了《白脖儿》、《“大将”和美妞》、《黑妮》等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花儿向她开》。
他的作品多数取材于孩子们的校内外生活，他善于通过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对话、动作和心理活动的生动
叙述，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少年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一般又都具有使孩子们感到亲切的戏剧性趣味，因此能引起广大小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
令人欣喜的是，在崭露头角的儿童文学新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女作者。
例如二十几岁的王安忆、黄蓓佳、程玮，正以她们各具特色的作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
总观新时期的儿童文学，我们欣喜地看到：
首先，随着批判林彪、江青一伙文艺谬论的深入，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对儿童文学的影响也在逐步消除，儿童文学本身的特点及其艺术规律，正在重新恢复并受到尊重。
例如，在儿童文学服务对象问题上，过去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儿童文学为少年儿童服务，有的同志提出儿童文学为儿童服务，曾遭到严厉的批判。
“理由”是：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儿童文学是整个文艺事业的一部分，理应也要为工农兵服务，否则就是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
这种极端片面地把儿童文学为少年儿童服务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相对立起来的不科学性，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假如儿童文学的具体服务对象不是广大少年儿童，就必然使儿童文学丧失其应有的特征，从而导致儿童文学存在价值的否定。
再如，在如何发挥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问题上，过去对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的理解很狭隘，同时在儿童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儿童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生活、怎样塑造儿童人物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片面观点，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导致儿童文学的停滞不前，以致曾出现过茅盾同志在《六〇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所讲的“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那样的景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儿童文学界为一批曾被打为“毒草”的优秀作品平了反，并开展了“童心论”等问题的讨论，过去极左思潮对儿童文学的束缚和影响逐步获得解除和廓清，从而使广大儿童文学作家和作者能够满怀热情，从各自熟悉的生活出发，切实按照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创作出了一批具有真情实感的，有着比较鲜明的儿童特点和时代特点的优秀作品。
其次，作品的主题有新的开拓，题材有新的扩展。
在主题和题材问题上，过去也有过相当混乱的观念。
由于片面理解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和政治性，甚至干脆在两者之间划等号，认为只要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作品就有了深刻的教育性，这样就促使作者们纷纷写“重大主题”、“重大题材”，许多“重大主题”、“重大题材”以外的所谓“一般主题”、“一般题材”，因为被认为“没有多大教育意义”，甚至会“消蚀儿童的斗志”而实际上遭到排斥。
于是，儿童文学作品的主题就愈来愈单一，题材就愈来愈狭窄。
在这方面，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可以说是有了根本性的改善。
儿童文学同成人文学一样，都是反映生活的。
生活内容的无比多样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儿童文学的主题和题材也应该是相当多样、相当丰富的。
这几年，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和作者突破了过去在主题、题材方面的种种禁区，创作出了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丰富多采的作品，生活气息较浓，而且大多能以情动人。
其中有象《弯弯的小河》（程远）、《海滨的营火》（赵惠中）那样歌颂男女同学纯洁友谊的；
有象《“欢乐女神”的故事》（程乃珊）那样描述香港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的；
有象《带血的文件》（黎汝清）那样反映过去艰苦岁月的革命斗争的；
还有一批作品如《小微微》（瞿航）、《失去旋律的琴声》（方国荣）等，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摧残少年儿童心灵的罪行……这些主题不同、题材各异而又各呈异彩的作品，为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增添了蓬勃的生气。
第3，增强了儿童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色彩，塑造了一批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少年儿童形象。
生活中的少年儿童是天真活泼、富于情趣而又各具性格特征的，但是，过去在艺术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作家却不能按照生活中的孩子的本来面貌去描写他们活生生的形象、丰富的感情和情趣，否则就会被斥之为
“人性论”、“写中间人物”、“资产阶级儿童情趣”；
表现在塑造儿童形象的指导思想上，就是不能写少年儿童的缺点，在作品中往往过分夸大他们的能力和作用，没有把少年儿童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
这种对孩子任意拔高、很不真实的描写，大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说服力。
林彪、江青一伙横行时期，儿童文学的“根本任务”成了塑造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高、大、全”的完美“小英雄”。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儿童文学作家和作者砸烂了这些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发扬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坚持从生活出发，塑造了一大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个性和性格特征的少年儿童形象。
例如《小薇薇》中的小薇薇和小航，《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中的张莎莎和李铁锚，《吃拖拉机的故事》中的柱子，《小蓓和小其》中的小蓓和小其，《ＮＯ！
ＮＯ！
ＮＯ！
》中的小伟等等。
由于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来之于生活，小读者感到亲切，从而容易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鸣，增强了作品艺术感染力，较好地达到启迪和诱导孩子们正确认识生活和对待生活的目的。
儿童文学创作近几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儿童文学的要求看，从我国三亿少年儿童对精神食粮日益增长的需要看，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总的来说，在儿童文学领域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须进一步肃清，同时，对过去长期泛滥的极左思想的影响，还须进一步澄清，思想还须进一步解放。
在这个前提下，当前我们要特别重视研究和探讨提高儿童文学的质量问题。
儿童文学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能不能塑造好儿童人物形象，能不能真实地、生动地表现儿童的思想、感情、理想、意志、爱好和情趣。
提高新时期儿童文学的质量，我们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深刻认识和理解新时期的少年儿童的问题。
由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因素，今天的少年儿童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生长起来的，在他们身上既有社会主义建设新长征给予的种种积极向上的影响，又有十年浩劫的动乱留下的种种消极的创伤。
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以及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和过去的少年儿童很不相同。
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在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一代少年儿童的复杂的特点的基础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从生活实际出发，塑造出真实可信的各种各样的新时期少年儿童的艺术形象。
要认识和理解新时期的少年儿童，就必须深入生活，同孩子们交朋友，通过仔细观察，深入分析和认真研究，把握住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等。
同时，还要求作家有娴熟的艺术技巧，能够自如地掌握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
生活和技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互相代替。
我们看到，有的在过去曾经写过不少佳作的作家，今天却写不出有重大影响的作品，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今天的儿童生活、特别是今天儿童的精神世界、思想感情缺乏了解、不够熟悉。
因此，对他们来说，深入生活、了解新时期儿童，具有更实际的意义。
而比较年轻的一些作家，由于他们多数置身于生活之中，对新一代儿童相对来说比较熟悉、比较了解，因此，对他们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要在艺术技巧上多下功夫。
生活不等于艺术，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不能代替艺术上的探讨和求索。
要广泛阅读和仔细研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作品，认真学习和借鉴，从中吸收艺术营养，以不断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只有这样，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才能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小读者献出既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又有动人的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
为了提高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促进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还要大力加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工作。
现在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队伍和评论力量相当薄弱，许多儿童文学创作上的理论问题没有人很好研究，不少好作品发表和出版后没有得到评论界的注意。
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是指导创作实践的。
过去在儿童文学领域内由于“左”的理论的干扰和影响，曾经使创作走上歧途。
这方面我们有极为深刻的教训。
今天，必须对那种形形色色的“左”的倾向和思潮，在理论上进一步加以廓清，彻底扫清创作道路上的种种思想障碍。
我们还要十分重视儿童文学创作的评论工作，帮助作家总结创作经验，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的成败得失，阐发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以利儿童文学创作健康地发展；
同时，通过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鉴赏作品，使作品更有效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宋庆龄与鲁迅
黄源
前些时候，我在扬州参加鲁迅研究学术讨论的预备会议上，得知宋庆龄同志被推举为“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的主任，我心中立即激起一股喜悦的热流。
她和鲁迅在“民权保障同盟”的共同战斗中结成的崇高友谊深埋在我的心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那天，我赶到先生住宅时，宋庆龄同志已经在三楼，和雪峰、许广平、周建人商量治丧大事。
雪峰凌晨五点钟就打电话通知她的。
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二楼，我们揩干眼泪在二楼照管着，接着大批的新闻记者来采访，亲友也陆续前来吊念，巴金、曹禺等都是第1次来他家里，我忙着接待。
下午遗体移至万国殡仪馆，我们日夜在那里守灵。
雪峰和地下党同志所处的地位，不能公开出面，一切重要的关键性事件，全仗宋庆龄主持和承担的。
鲁迅的灵柩是她亲自去选办的，钱是她出的，万国公墓的葬地是她去选定的。
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送葬的队伍万余人，结成一支示威的群众的战斗队伍，她跟着送葬队伍步行，并在追悼会上讲了话，号召继承鲁迅的精神，继续战斗。
安葬后，她跟着群众步行回去。
从鲁迅逝世到安葬完毕，她始终和我们一起，担负着我们这些小人物无法担负的任务，我的感激之心正是由此而起的。
后来我在被“四人帮”禁止发行的《宋庆龄选集》里才看到她在鲁迅先生病危时给他的信。
信的开头说，“方才得到消息”，这消息从何而来呢？
其实鲁迅先生在当年05月15日就感到身体不适，曾去须藤医院看病，说是胃病。
19日晚上，我送《译文》（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稿费去，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广东饮食店里吃了一点便饭，买了两匣松江茶食，提着走进他二楼的书房兼卧室，他躺在窗前写字台旁边的藤椅上，一见我手里提着两匣点心，随口而出：
“你送礼来了。”
我很窘。
我是一个很愚笨的人，鲁迅先生从来没有和我开过玩笑。
接着坐下来，随便谈笑，两匣茶点吃了大半，我一点没有感到他有病。
他也没有说起那天下午又去须藤医院看过病。
就从那天晚上起，他夜晚量体温是38度。
从20日开始他就请须藤先生来诊，从25日须藤先生每天来注射。
05月30日晚上，我又去了，建人先生也在，我们一起吃晚饭。
没有想到这是在鲁迅先生大病前和我们吃的最后一次晚餐。
当时我年青无知，不懂得鲁迅先生的病情严重。
许先生（广平）担忧，和雪峰、茅盾、史沫特莱商量，史沫特莱推荐请上海最好的两个治肺病的医生之一的美国邓医生来诊治，决定事前不告诉他。
因为他的病一直是由须藤诊治的。
须藤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从习医的时间说，是鲁迅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
但怕鲁迅不同意，因此是暗自协商定局的。
于是约定在6月31日下午由史沫特莱引邓医生来诊，茅盾当翻译，雪峰也在场。
史沫特莱和宋庆龄来往很密切，鲁迅病得很厉害的消息，正是史沫特莱转告也在病院中的宋庆龄的。
信中说的“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这不仅是就一般说的，在宋庆龄心中是有具体事例的。
1933年01月04日，鲁迅收到蔡元培的信，邀请他6日下午到中央研究院开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
大年初一，鲁迅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其中有个特辑，叫“新年的梦想”，有一百四十多人发表了“梦想”。
鲁迅看到这些文章中，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鲁迅认为“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钻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鲁迅又知道“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梦着将来，而是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
而这些革命的实践者必然遭到白色恐怖、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鲁迅身边的地下党员，就处在这境地中，人权、生命毫无保障。
所以宋庆龄、蔡元培发起人权保障大同盟，鲁迅积极支持，参加一切活动。
从1月06日开始，在1月份就去中央研究院六次，参加会议。
在17日的第3次会议上，推选宋庆龄为人权保障大同盟的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鲁迅等为执行委员。
鲁迅这样频繁的出去开会，怕是继1924至1926年参加北京女师大风潮斗争后的第1次。
宋庆龄在1977年08月02日写的《追忆鲁迅先生》中写道：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
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这个同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1933年06月杨杏佛被暗杀后，同盟即停止活动。”
这期间的活动，有四件留给世人以深刻的影响。
一是鲁迅在宋庆龄家会见萧伯纳。
02月17日蔡元培派汽车带信去，邀请鲁迅到宋庆龄家和英国文豪萧伯纳会见。
鲁迅后来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又和瞿秋白合作，以最快的速度，编译一本《萧伯纳在上海》，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就在2月里交野草书店出版。
二是宋庆龄、鲁迅等不仅反对国内法西斯迫害，也反对国际上的法西斯迫害。
05月13日上午鲁迅到中央研究院，和宋庆龄、杨杏佛等联名抗议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暴行，并且一同去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
这《抗议书》发表在5月14日的《申报》上。
鲁迅在6月26日、28日写了两篇痛斥国内外法西斯的文章《华德保粹优劣论》和《华德禁书异同论》，署名孺牛，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
三是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盟籍，鲁迅著文《光明所到……》加以痛斥。
胡适原是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任，他受“民权保障同盟”的委托了解北平监狱的政治犯情况。
他向中外各报发表谈话，却违反保障民权的根本原则，主张保障“政府权”，他说据他仔细调查所得的情况，无法得出曾经使用过这些酷刑的丝毫证据。
他反对释放政治犯，并对民权保障同盟作毫无根据的攻击。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03日开会，决定开除胡适之盟籍。
宋庆龄在会上重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并尖锐地斥责了胡适。
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任，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
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当局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
鲁迅在3月01日给北平台静农信，说“闻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在北平报上发表，兄能觅以见寄否？”
那时瞿秋白夫妇正在鲁迅家里，他先找到2月21日发表胡适博士谈话的英文《字林西报》，在3月05日写了《王道诗话》，经鲁迅阅后增加一二字，于3月06日发表于《自由谈》，署鲁迅用的笔名“干”。
鲁迅在3月11日得台静农复信，附有《晨报》一张。
鲁迅就在3月15日写了《光明所到……》一文。
鲁迅和瞿秋白的两篇短文，深刻而幽默地反戈一击，把堂堂胡适博士的可耻嘴脸，完全揭露在广大群众之前，有力地配合了宋庆龄在组织上宣布他的违反同盟的丑行和开除盟籍的决议。
四是1933年0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宋庆龄立即为此事发表声明，说：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
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杨铨20日入殓，许寿裳同鲁迅冒着生命的危险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殓。
鲁迅又曾写诗悼念杨铨。
宋庆龄正是从这些共同斗争中的关键时刻，深深感到鲁迅的生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所以她这封促鲁迅先生就医的信，信首用的称呼，是“周同志”。
经过数十年如01日的斗争，她在重病中深情地要求我们说：
“叫我‘庆龄同志’。”
其实，广大的革命群众早在心中称呼她为同志了。
现在我们更要同声哀悼敬爱的宋庆龄同志。

宋庆龄给鲁迅的一封信周同志：
方才得到消息，你病得很厉害，我十分担心你的病状！
我恨不得立刻去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旧不能起床行走，迫不得已才给你写这封信。
我恳求你立即进医院去医治！
因为你迟延一天，你的生命便增加一天的危险！
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病状。
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为厌恶进医院，拖延了数月之久，直到不能不割治的时候，才被迫进了医院，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了。
因此多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假如我早进医院，两个星期便可痊愈了。
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为你感觉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进医院去医治。
假如你怕在医院听不到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早日痊愈！
宋庆龄
1936年06月05日（附图片）
〔附记〕这是宋庆龄同志于解放后重新抄写的，重写时字句略有改动。

上沃尔特国家元首泽博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上沃尔特国家元首泽博6月01日打电报给叶剑英委员长，深切哀悼宋庆龄副委员长逝世。
电文如下：
我十分沉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女士不幸逝世，我谨代表上沃尔特人民、上沃尔特政府、上沃尔特争取全国进步复兴军事委员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十分深切的哀悼。
宋庆龄女士在伟大的贵国的政治演变中作出过重大的、决定性的贡献。
我们知道，她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领导人，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阁下，请你向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人大常委会以及杰出的宋庆龄女士的家属转达我诚挚的同情和衷心的慰问。

冈比亚总统贾瓦拉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贾瓦拉6月01日打电报给叶剑英委员长，对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电文如下：
我谨代表冈比亚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的逝世，向阁下并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及死者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宋庆龄是中国杰出的女儿，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她的逝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是巨大损失。
人们将永远铭记宋庆龄为贵国人民的事业和进步所作出的堪称楷模的贡献。

匈牙利主席团主席洛松齐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洛松齐·帕尔6月01日打电报给叶剑英委员长，对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表示诚挚的哀悼。
电文如下：
惊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请接受我的诚挚的哀悼。

印度总理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新德里6月02日电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今天下午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吊唁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甘地夫人用英文和印地文在吊唁簿上签了名。

哥伦比亚总统图尔瓦伊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哥伦比亚总统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6月01日打电报给叶剑英委员长，深切哀悼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电文如下：
我以哥伦比亚人民及我本人的名义，请阁下接受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阁下的不幸逝世的深切哀悼。
在她身上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塞内加尔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达喀尔6月01日电塞内加尔文化国务部长阿萨纳·塞克和国民议会第1副议长安德烈·吉拉贝尔今天分别代表迪乌夫总统和迪亚议长到中国大使馆，对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逝世表示哀悼。
朝鲜、民主柬埔寨和其他二十多个国家驻塞内加尔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宋庆龄在日本
本报记者陈弘
宋庆龄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6月01日，记者在东京虎门大仓饭店见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家久保田博子。
大仓饭店是在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08月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旧址上建筑的。
大仓饭店新址正面相距50米远的停车场，是孙中山故居的旧址，当时是东京市赤坂区灵南坂町27番地（海妻猪勇彦的住宅）。
孙中山先生从1913年08月到1915年08月30日曾在这里居住，宋庆龄同志也经常出入其间。
可惜这一住宅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时已全部烧毁。
久保田博子女士是日本研究宋庆龄的专家。
十年来，她收集了大量散落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国的有关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书报和档案资料。
据她介绍，宋庆龄1913年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大学毕业后，回国途中路过日本，8月29日到达东京。
当时她的双亲和姐姐正在日本，父亲宋嘉树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
久保田女士说，宋庆龄来东京，不单是为了探亲，也是为了会见孙中山。
宋庆龄从少女时代起就仰慕孙中山，受他的思想影响。
她曾说过，要象孙中山先生那样生活。
她离美国前在给她的老师信中说，她受当地的孙博士崇拜者之托，带给孙博士一箱加利福尼亚产的水果。
她自己也是带着给孙中山的私人信件的自豪的使者。
久保田女士说，据日本外务省文件档案资料记载，宋庆龄于1913年的9月16日见到孙中山，并在以后的半个月内见过七次。
她坚定地表示要协助孙中山先生做革命工作。
不久，她就回到上海，直到1915年10月24日。
这期间，她曾几次来往于东京和上海。
在东京逗留期间，她为孙中山担任联络和英文秘书的工作。
10月25日，她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
久保田女士向记者提供了西方一些著作中关于此事的叙述。
莱因巴格·保罗在《孙逸仙和中华共和》一书中写道：
“两人在革命运动的共同目标下互相吸引着，孙中山虽正流亡海外，但对她来说，他是两人都热爱的祖国——中国的领导人。
两人都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发展。
他俩的友谊不久发展成为爱情。”
哈思·埃米莉著的《宋家姐妹》一书中说，宋庆龄婚后，在给她美国同学的信中说，“婚礼尽可能简朴，因为我们两人都不喜欢多余的仪式。
我是幸福的，我想尽可能地帮助丈夫多作英文通讯工作。
我的法语大有进步。
我最近能看懂法文报纸，并能作简单翻译。
因此我相信你能理解，结婚对我来说，除了没有伤脑筋的考试以外，它好象是上学校。”
结婚后的第2天，宋庆龄就开始翻译密电和处理英文信件，一直到1916年04月下旬离开日本。
沙曼·莱曼在《孙逸仙，他的生活及其意义》一书中也提到，“她（宋庆龄）在日本生活的革命者中间起积极的作用。
作为她的丈夫最能信任的秘书，她不停地进行活动。
她后来发挥孙逸仙同年青活动家们之间的桥梁作用。
她对孙逸仙晚年的领导所起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久保田女士认为，宋庆龄同孙中山的结合是她自己选择的，她是自觉的革命家。
她对孙中山晚年的新三民主义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因此她在日本的结婚，应该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久保田女士正在写《宋庆龄传》，她一直祝愿宋庆龄能健康长寿，并计划在她的书稿大致告一段落时，到中国去探望宋庆龄并征求意见。
久保田女士说，听到宋庆龄不幸逝世的消息，感到无比悲痛，并为再也不能见到她所崇敬的宋庆龄感到抱憾终生。
（附图片）
06月01日至3日，日本人民到中国驻日使馆吊唁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图为日本妇女在宋庆龄名誉主席遗像前哀悼。
黎启榕摄（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亚西尔·阿拉法特5月31日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对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电文如下：
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得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逝世的噩耗。
我谨对中国人民失去了这样一位二十世纪卓有影响的妇女领导人，向您和友好的中国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宋庆龄名誉主席一直忠于孙逸仙博士为之奋斗的原则，在漫长的民族革命征途上，她一直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争取独立、自由和实现国家主权而斗争的中国农工大众一边。
她也一直站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被压迫人民一边。
她是正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为恢复自己固有的合法的民族权利而斗争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忠实朋友。
委员长兄弟，请再次接受我的最深切的哀悼，并请向友好的中国人民及死者家属转达我的慰问。

布隆迪执政党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布琼布拉消息：
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常任书记姆沃罗阿，妇女联合会秘书长欧弗拉西，革命青年联盟秘书长哈基齐马纳和工人联合会副秘书长尼杰姆巴西，6月01日到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吊唁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山德罗·佩尔蒂尼6月02日打电报给叶剑英委员长，对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电文如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阁下逝世的悲痛时刻，我谨代表意大利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与中国人民共分悲哀。
宋庆龄女士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新西兰总督贝蒂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新西兰总督大卫·贝蒂6月02日打电报给叶剑英委员长，对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逝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电文如下：
我悲痛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的消息，她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她把自己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繁荣。
中国人民将深切地怀念她。
在这悲痛的时刻，请接受我最诚挚的哀悼。

欧美国家友好人士电唁宋庆龄名誉主席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的友好组织、知名人士和华侨团体纷纷来电来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主席列纳特·佩特里在唁电中说：
“瑞典—中国友好联合会深知宋庆龄对现代中国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在这位伟大的人物逝世之际，谨表衷心的哀悼。”
意大利—中国友协在唁电中说，“宋庆龄主席为中国的统一，人民的幸福和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毕生的精力。
宋庆龄永垂不朽！”
正在中国访问的意大利威尼斯市市长马里奥·里戈发来唁电，代表威尼斯市对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英中贸易协会名誉主席约翰·凯瑟克在唁电中说：
“谨以诚挚的哀悼表达五十多年来对她的崇敬和友谊。”
希腊知名人士海伦·卡赞扎基夫人、瑞士知名人士雅克琳娜·玛泰和亚尼纳·罗夏在联名唁电中说：
“我们衷心地同中国人民一起，为宋庆龄女士的逝世表示哀悼。”
加拿大加中友协联合会主席艾丽斯·格里菲斯在唁电中表示，“我们将深深怀念宋庆龄女士，并以她那非凡的一生所体现的精神，继续为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美国友好人士、史迪威将军的大女儿南希·伊斯特布鲁克夫人在唁电中说，“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全家同你们一起哀悼全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主义者宋庆龄的逝世。”
美国友好人士约翰·鲍威尔夫妇的唁电说，“1947年至1949年，我们曾荣幸地同宋庆龄一起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
我们敬仰她的工作，热爱她的激情和气节。”
美国访华教育代表团成员赫斯女士在唁电中说：
“她是美国人民的朋友，促进了我们两国人民的紧密友谊。
她在中国和美国同样受到了仰慕和尊敬。”
在荷兰的旅荷华侨总会在唁电里说，宋庆龄名誉主席是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共同敬仰的杰出领导人，她的逝世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
它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祖国的四化和台湾归回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联谊会副主席刘敦仁的唁电说，“宋主席一生贡献于中国革命伟业，坚定不移，实为全球中国人之典范，足以策励我炎黄子孙，为完成祖国统一、促进祖国强大而努力。”
发来唁电、唁函的还有，美国波士顿美中人民友协主席詹姆士·梅，美国友好人士罗伯特·威廉夫妇，卡欣·惠勒，旧金山新中国教育基金会，加拿大多伦多加籍华人社会，以及多次受到宋庆龄名誉主席接见的中国血统的美国人朱庆祖和最近回国讲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徐璋。

泰国总理炳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赵紫阳总理今天收到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的电报。
电报对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逝世表示诚挚的哀悼。
电文如下：
我深为惋惜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逝世的消息。
宋庆龄女士就象她已故的丈夫著名的孙逸仙博士一样，不知疲倦地终生献身于中国人民的福利和国家建设事业。
她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得到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公认，也得到全世界人民的钦佩。
因此，宋庆龄女士的逝世确实是一个悲痛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谨代表泰王国政府和泰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死者的家属表示诚挚的哀悼和深切的慰问。

津巴布韦总统和总理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索尔兹伯里6月02日电津巴布韦总统巴纳纳和总理穆加贝今天下午分别前往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哀悼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穆加贝总理在吊唁簿上写道：
“英雄永远不死，英雄与世长存。
在哀悼你逝世的同时，由于你的丰功伟绩，我们感到宽慰。
安息吧！”

澳大利亚代理总督伯布里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澳大利亚行政长官（代理总督）斯坦利·伯布里6月02日打电报给叶剑英委员长，沉痛哀悼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电文如下：
我谨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就因宋庆龄女士的逝世而使你们遭受的巨大损失向阁下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
在她的一生中，宋庆龄女士无论个人还是和她的丈夫、中国伟大的领导人孙逸仙博士一起，都做出了卓越的业绩。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打电报给叶剑英委员长，沉痛哀悼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电文如下：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的逝世，我谨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

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阿达萨尼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优素福·阿达萨尼6月01日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对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
电文如下：
我代表科威特国民议会和我本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女士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
请阁下、宋女士的家属和中国人民接受我们诚挚的哀悼。
愿宋女士安息！

索马里议会和党政负责人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摩加迪沙6月01日电索马里人民议会第2副主席穆罕默德·布拉勒·伊斯梅尔、农业部副部长穆罕默德·阿卜迪·努尔和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经济局局长哈姆扎·穆罕默德·加达韦尼，今天分别代表索马里人民议会、政府和党到这里的中国大使馆，对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驻索马里的各国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6月01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委会委员、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格·勒杜列斯库，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对外文委主席苏·格德拉，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副主席埃·索内亚，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委员、罗中友好协会主席扬·波佩斯库—普楚里等党政领导人，6月01日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沉痛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逝世。
格·勒杜列斯库副主席代表尼·齐奥塞斯库总统和罗马尼亚政府对杰出的政治家宋庆龄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他说，我们了解宋庆龄革命斗争的一生，她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
她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的损失，我们分担中国人民的深切悲痛。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和大国民议会分别向宋庆龄名誉主席遗像献了花圈。

联合国秘书长到我常驻代表团吊唁
新华社联合国6月01日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今天到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地悼念。
在今天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高级检查委员会会议、政府间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会议和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会议上，分别在各会议执行主席的提议下，与会代表肃立，向宋庆龄名誉主席默哀一分钟，以志哀悼。
联合国会旗今天下半旗半天致哀。

苏联第1副主席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莫斯科6月01日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1副主席瓦·瓦·库兹涅佐夫、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维·彼·鲁宾、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会长奥·鲍·罗满宁、外交部第1副部长维·费·马尔采夫等6月01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吊唁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逝世。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宋庆龄同志的遗像献了花圈。
当天下午，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团主席齐·米·克鲁格洛娃，苏中友协理事会副主席谢·列·齐赫文斯基、阿·亚·卡利亚金和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妇女委员会代表团也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吊唁并献了花篮和花束。

菲律宾领导人吊唁宋庆龄逝世
新华社马尼拉6月02日电菲律宾总统兼总理马科斯和夫人今天晚上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送了花圈，吊唁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今天上午到中国大使馆进行吊唁。
罗慕洛告诉中国临时代办张景芳说，他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获悉宋庆龄的逝世，并代表菲律宾政府前来对她表示悼念。
他说，他个人认识孙逸仙博士和宋庆龄女士。
宋庆龄是一个伟大的国际性人物。

赞比亚党政领导人等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卢萨卡6月01日电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汉弗莱·穆兰巴、总理纳鲁米诺·蒙迪亚、国防和安全国务秘书格雷·祖卢、外交部长戈马和国防部长查库利亚以及一些其他高级官员，今天到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对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逝世表示哀悼。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赞比亚总统卡翁达6月01日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对宋庆龄同志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电文如下：
沉痛获悉宋庆龄同志于1981年05月29日在北京逝世。
她的去世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和卓越的领导人。
宋庆龄同志和男同志们一起，特别是曾同她的已故丈夫孙逸仙博士一起，为使人民大众过上美好的生活，而共同奋斗。
无疑，她的活动和贡献有助于为中国取得今日的政治地位和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主席同志，我向你，向中国党、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同时，请你相信，在这悲痛的时刻，赞比亚人民在精神上是同你们在一起的。
宋庆龄同志伟大的灵魂安息吧。

阿根廷总统比奥拉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6月02日电阿根廷总统罗伯特·爱德华多·比奥拉6月01日打电报给赵紫阳总理，对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表示最沉痛的悼念。
电文如下：
我谨代表阿根廷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尊敬的宋庆龄女士的逝世向阁下表示最沉痛的悼念。

马达加斯加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
新华社塔那那利佛6月01日电马达加斯加全国人民议会议长米歇尔—安德里亚纳拉欣贾卡，最高革命委员会成员拉齐费赫拉，兰德里安塔纳纳和拉科托尼里纳，议会副议长贝赞德里和拉韦卢瓦里梅菲等，今天到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吊唁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米歇尔—安德里亚纳拉欣贾卡议长代表拉齐拉卡总统和政府沉痛哀悼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联合国组织的一些代表，各国驻马达加斯加的外交使节和爱国华侨的代表，今天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

哈克总统在欢迎赵总理的宴会上说
巴基斯坦坚持反对外国军事干涉的原则立场
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01日电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今晚强调说，巴基斯坦坚持反对外国军事干涉别国的原则立场，并将继续努力维护南亚的和平与稳定。
齐亚·哈克总统在为赵紫阳总理及其随行人员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
“由于外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约二百万男人、妇女和儿童逃到我国避难。
尽管我们有自己的经济问题，但是，为了履行我们作为一个不结盟的、伊斯兰邻国的道义职责，我们正为这些无依无靠的受害者提供纯粹人道主义的援助，我们仍然殷切地希望促成这个严重问题的和平政治解决。
我们坚决支持按照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提出的四项原则解决这个危机。”
他说：
“正是基于这种精神，我们采取了反对外国对另一个不幸的国家、也就是柬埔寨的军事干涉的原则立场。”
他在谈到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时说：
“巴基斯坦一贯坚持与邻国、特别是印度关系正常化的政策，我们一直谋求通过与印度不断进行不同级别的对话，来消除妨害两国达成谅解与友好的障碍。
我们为改善同印度的关系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证明是有益的和令人鼓舞的。
不幸的是，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没取得进展。
我们将继续努力改善同印度的关系。”
他说：
“巴基斯坦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希望保持适当的防卫能力。
任何这方面的努力都将在我们坚定的不结盟政策的范畴之内。”
他说：
“我们奉行的是基于公认的国家行为准则的和平与友好政策。”
齐亚·哈克在谈到中东形势时重申：
“巴基斯坦一贯维护阿拉伯的正义事业，并坚决支持国际社会为使以色列全部无条件地撤出一切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以及为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所作的努力。
我们还谴责以色列侵犯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恶毒阴谋，并声援决心维护本国的独立地位的黎巴嫩人民。”
关于伊朗—伊拉克冲突，齐亚·哈克表示希望在两国之间恢复和平的努力能取得成功，从而消除这一地区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孟加拉国宣告粉碎武装叛乱
达卡百万群众参加总统葬礼
本报讯达卡消息：
06月02日，孟加拉国首都以最高军礼为已故总统齐亚·拉赫曼隆重举行葬礼，百万群众参加了哀悼。
以代理总统萨塔尔为首的孟加拉国政府6月01日宣布，政府军粉碎了为期三天的短命的武装叛乱。
萨塔尔代理总统在5月31日发出命令叛乱者限期投降的最后通谍后，控制吉大港的叛乱头子、前该港驻军司令曼苏尔一再拒绝投降，企图顽抗。
政府军立即向吉大港挺进，叛军官兵纷纷投降，叛乱部队迅速瓦解，曼苏尔逃出吉大港。
01日凌晨，叛军头子曼苏尔和他的主要支持者乘车逃向印度边界，但在吉大港东南40英里的一个村庄里被捕。
在押送途中，他被愤怒士兵打死。
政府军随即在离吉大港约24英里的工程学院附近的一座埋得很浅的坟墓里起出了被杀害的齐亚·拉赫曼总统的遗体，并立即用飞机把他运往首都达卡，停放在议会大厦。
据报道，已故总统的一位高级助手对西方记者说，叛军突击队在5月30日凌晨2点30分，趁暴风雨大作之机，包围了齐亚·拉赫曼将军下榻的吉大港政府宾馆。
他们起初用反坦克炮猛轰宾馆，继而破门而入，用轻机枪向齐亚·拉赫曼总统扫射，总统身中多弹倒下。
同总统同住在宾馆的四名士兵也被打死。
这位前总统高级助手说，“我们的总统虽然身材矮小，但他是我曾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之一，他挺身而出面对叛乱分子。”
06月01日，达卡数十万群众涌上街头悼念被杀害的齐亚·拉赫曼总统。
人们把鞋拿在手里，赤着脚走路，以示对死者的敬意。
一英里长吊唁的队伍蜿蜒在议会大厦的周围，齐亚·拉赫曼总统弹痕累累的遗体停放在鲜花簇拥的木棺内。
同一天，吉大港数千居民在总统遇害的政府宾馆外，悼念齐亚·拉赫曼总统。
根据宪法，孟加拉国将在六个月内通过全民投票选出新总统。
（附图片）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的葬礼，6月02日在首都达卡举行，百万群众参加哀悼。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06月01日，孟加拉国吉大港数千居民在齐亚·拉赫曼总统遇害的政府宾馆外，悼念齐亚·拉赫曼总统。
05月31日，孟加拉国军队的车队通过首都达卡的主要街道，开往发生叛乱的吉大港。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巴解放组织驻布鲁塞尔代表遭杀害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01日电据比利时广播电视台今晚广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纳伊姆·哈德尔，今天上午在这里遭杀害。
哈德尔在靠近他的办事处的街道上遭歹徒开枪袭击，身中五枚子弹，随后不久即行死亡。
凶手已潜逃。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一位负责人说，这次暗杀事件，实际上只是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世界各国办事处的代表进行暗杀活动的继续，是在黎巴嫩南部每天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袭击的继续。
他呼吁比利时舆论谴责这种暗杀行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建立一个民主和独立的国家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自1972年以来，已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法国、塞浦路斯、英国和科威特的代表被恐怖主义分子枪杀和炸死。
新华社贝鲁特6月01日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言人米泽尔今天在这里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间谍机关暗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纳伊姆·哈德尔。”
他说，这再次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统治的恐怖性质，以及他们决心要继续进行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罪恶活动。
声明呼吁世界舆论和一切进步力量强烈谴责以色列的恐怖罪行。
比利时驻黎巴嫩大使今天拜会了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对哈德尔的不幸去世表示哀悼。
他还转交了比利时外交大臣的特别信件，表示比利时政府决心追缉凶犯。
法国政府今天发表声明，对暗杀巴勒斯坦驻布鲁塞尔的代表表示极大的遗憾。

挪威议长设宴为我人大代表团饯行
据新华社奥斯陆6月01日电挪威议长古托尔姆·汉森今晚举行宴会，为习仲勋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全体成员饯行。
汉森在宴会上说，中国人大代表团对挪威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他表示愉快地接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他的访华邀请。
汉森在发言中，对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
他说，宋庆龄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
今天上午，挪威石油和能源大臣阿维德·约翰森会见了习仲勋及其一行，向他们介绍了挪威的石油生产情况和石油政策。
双方一致认为，中挪两国在海上石油勘探和生产方面发展经济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
29日，挪威代理首相、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接见了中国人大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天上午，汉森议长还向代表团介绍了挪威议会的情况。
中国客人会见了挪威议会各党的一些议员并回答了议员们提出的问题。
中国驻挪威大使丁国钰于5月31日晚为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挪威举行了告别宴会。
参加宴会的客人中有议会副议长斯文·斯特雷、上议院议长玛尔伊特·特斯塔尔夫人等。
代表团将于2日上午离开这里前往丹麦访问。

有力的回答
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
而且，撤军必须是无条件的，因为越南对柬埔寨的军事占领完全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侵略行径。
联大正是因此决定要一切外国军队立即全部撤出柬埔寨。
然而，越南当局为了使它的军队赖在柬埔寨不走，一再提出无理的先决条件，一会儿说什么只要“中国威胁”不消除，越南就不从柬埔寨撤军；
一会儿又说什么必须中国同“印支三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它才考虑撤军；
最近它又通过副外长武东江之口，放风说什么如果今年联大取消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越南将考虑从柬埔寨撤出部分军队，代之以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越南当局真可谓机关算尽，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使柬埔寨沦为越南的殖民地，使它的侵略行径合法化。
大家知道，在上两届联合国大会上，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四出活动，耍尽诡计，妄图把它的傀儡塞进联合国，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得到的是一片谴责声和两个要求它从柬埔寨撤军的决议。
今年07月13日，根据联大决议，将要召开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越南当局深感形势不妙，于是抛出新的花招。
按越南当局的如意算盘，如果联大取消了民主柬埔寨的合法席位，就将为实现它的宿愿——把金边傀儡塞给国际社会扫平了道路。
到那时，越南从柬埔寨撤不撤军，就谁也管不着了。
不难看出，越南当局在此时玩弄这个花招，是由于它心里很明白，在即将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上，撤军问题必将是首当其冲的议题，因此，它先下手为强，施展诡计，以便把水搅浑，破坏这次国际会议。
当然，越南当局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
东盟常务委员会主席、菲律宾外长罗慕洛6月01日向报界发表声明，谴责越南用撤出部分军队来换取联大剥夺民主柬埔寨席位的作法，是想拿柬埔寨人民的权利作交易。
罗慕洛指出：
“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和维护其领土使之不受侵犯的权利，是不能出卖的。”
东盟国家的声音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也是对越南当局顽固坚持侵略立场、玩弄新的阴谋诡计的有力回答。

苏共致函日本三个在野党开展“和平攻势”
新华社东京6月02日电据日本报纸今天报道，5月下旬，苏共中央分别致函日本社会党、民社党和共产党，“呼吁结成反美统一战线”。
苏共的信件是通过苏联驻日本大使馆交给这三个日本在野党的。
据社会党人士透露，苏共给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谈到美国里根政府采取了激化军备竞赛、扩大准备战争的方针，认为它动摇了和平的基础，加强了核战争的危险，表示要同社会党合作，加以阻止。
据认为，给民社党和日共的信的内容是一样的。
《东京新闻》说，苏联在这个时候向日本三个政党发出的呼吁，是根据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所作的报告而发动的和平攻势的一环。
苏联认为由于最近在日本发生了美国核潜艇撞沉日本货轮等事件，日本国民中的“反美感情”正在增长，这是向日本呼吁结成“反美统一战线”的良机。

赵总理参观阿富汗难民营时重申
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抗击苏联侵略者
据新华社拉瓦尔品第6月02日电在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陪同下，中国总理赵紫阳今天上午参观了白沙瓦附近的纳赛尔巴阿富汗难民营，对由于苏联侵略阿富汗而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表示同情和慰问，并且表示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反抗苏联侵略者的正义斗争。
上午十时，齐亚·哈克和赵紫阳一行从伊斯兰堡乘直升飞机抵达纳赛尔巴难民营。
这个难民营有三个村，共约一万五千人，大部分来自阿富汗的楠格哈尔省和洛加尔省。
难民举行集会，欢迎中巴两国领导人来访。
赵紫阳在会上发表讲话，强烈谴责苏联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对阿富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对巴基斯坦给予阿富汗难民的人道主义的救济和安置，表示高度的赞扬和敬佩。
他称赞阿富汗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英雄的人民，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行英勇不屈的顽强斗争，现在又在进行着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者的英勇斗争。
他指出，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站在阿富汗人民一边，联合国大会、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和不结盟运动都作出了支持阿富汗人民的决定，要求苏联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汗，恢复阿富汗独立和不结盟的地位，让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并且让阿富汗难民体面地、安全地返回家园。
他说：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站在阿富汗人民一边，支持你们的正义斗争。”
这时，难民们情绪激昂，高呼口号：
“苏联一定要失败！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阿富汗人民！”
赵紫阳说：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阿富汗人民通过自己的英勇斗争，已经并将继续赢得世界上更多的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阿富汗人民是不可侮的。
他强调说：
“你们一定能够把苏联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赶出去，你们一定能够重返家园。”
集会开始时，难民代表纳齐尔在讲话中指出，俄国人早就图谋侵占阿富汗。
他对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给予阿富汗难民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感谢。
纳齐尔说：
“阿富汗自由战士赤手空拳或者用陈旧的武器给苏联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他表示：
“为了阿富汗的自由，我们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在集会上，赵紫阳代表中国政府将一张票值人民币50万元的支票，交给齐亚·哈克，捐赠给巴基斯坦救济阿富汗难民总统基金，帮助难民度过暂时的困难。
赵紫阳在同难民告别时，再次祝愿阿富汗人民的正义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附图片）
06月02日，在哈克总统陪同下，赵紫阳总理参观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难民营。
图为赵紫阳总理同阿富汗难民代表纳齐尔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赵总理在哈克总统欢迎宴会上说
南亚形势向有利于人民不利于霸权主义发展
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01日电赵紫阳总理今晚在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在阿富汗问题及其他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坚持原则，为维护南亚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赵紫阳还“赞赏巴基斯坦为改善和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所作的努力”。
赵紫阳指出，“现在南亚地区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南亚人民而不利于霸权主义的方向发展。
霸权主义者占领了阿富汗自以为得计，但他们低估了阿富汗人民、南亚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力量，遭到了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阿富汗人民的坚决抵抗，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顾联合国大会、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和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决议，拒不从阿富汗撤军。
我们相信，只要阿富汗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下，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赵紫阳还说：
“南亚地区是我国的近邻。
我们对南亚各国人民都怀有友好情谊。
我们真诚希望南亚各国能排除外来干扰，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彼此分歧，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这不仅符合南亚各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阿富汗自由战士打击敌军取得新战果
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01日电据阿富汗新闻社今天报道，阿富汗自由战士5月下旬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两次战斗中，打死苏军和阿富汗军队82人，其中包括一名阿富汗军队的中校军官。
报道说，5月20日，阿富汗自由战士在库纳尔河岸同阿富汗军队的一次交战中取得了新战果，迫使一些阿富汗士兵将他们的武器丢于河内后逃跑。
阿富汗自由战士焚毁敌人装甲车三辆，36名阿富汗军队士兵携械向自由战士投降。
05月22日，阿富汗自由战士又在库纳尔省袭击了敌军驻阿斯马尔的一个重要兵营，打死兵营一名中校副指挥官。
在这两次战斗中，阿富汗自由战士缴获了敌人的大炮三门、迫击炮一门以及其它一些武器弹药。
据报道，5月17日，苏军和阿富汗军队从该省的基亚克三面向阿富汗自由战士发起猛烈进攻。
自由战士不顾敌人的狂轰滥炸，采取特别战术，按兵不动。
当敌军全部进入自由战士的包围圈后，遭到围攻，敌人被迫退却。
05月21日在纳瓦尔分区的战斗中，阿富汗自由战士发起了有准备的反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
自由战士击落敌军武装直升飞机一架、摧毁坦克十辆、打死敌军三十多人。
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02日电据《穆斯林日报》报道，阿富汗游击队缴获的苏联武器和军用物资展览会昨天在拉合尔开幕。
展览会将举行一个月。
这个展览会是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为庆祝阿富汗人民抗击苏联侵略者取得的成就而举办的。
展览会展出的战利品中有：
坦克用的火箭、饵雷、米格飞机投掷的轻燃烧弹、无线电台和探雷器等。

黎巴嫩首都治安状况严重恶化
据新华社贝鲁特6月02日电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治安状况两天来严重恶化，市区上空浓烟滚滚，弹片横飞，许多地区燃起大火。
05月31日，猛烈的炮火延续了18个小时，各方在一天之内达成的三次停火都遭到破坏。
从朱尼耶港到贝鲁特西海岸游人密集的海滨游泳场也遭到了自1975年以来的第1次轰击，造成20人死亡，二百七十多人受伤。
06月01日，炮战一直持续到深夜，又有数以百计的人伤亡。
昨天上午，在贝鲁特西区发生了主要有妇女参加的游行示威。
另一方面，参加冲突的各方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遵守停火。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叙利亚军队参谋长已命令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队保持克制。
长枪党民兵在昨天晚上的声明中保证“不轰击居民区”。
此间舆论界表示担心，贝鲁特的局势可能还会加剧。

世界人民永远感念您、赞颂您
朱子奇
不幸的消息终于传出了，那颗伟大而纯朴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
中国和世界在叹息，在哀痛。
欢乐的北京05月的夜晚，顿时蒙上了一层悲伤的云雾……
敬爱的宋庆龄同志，您不平凡的一生，证明您不仅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一位坚强领袖，是中国妇女儿童的可靠保护者和亲人，而且也始终是各国人民的一位忠诚朋友，是捍卫世界和平和主持国际正义的一位英勇战士。
我回忆起1951年，在北京举行的授予宋庆龄“加强国际和平”奖金的隆重仪式上，特地从欧洲赶来参加的当代著名智利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用西班牙语朗诵了他献给您的《颂诗》，那充满激情而亲切的声音，至今仿佛仍在耳中鸣响：
宋庆龄夫人，我们敬爱的和平战友！
这个黄金的麦穗来自斯大林的国土。
伟大而纯朴的妇女，现在戴上您的衣襟！
这绝非偶然，也非偏爱，
这是人民对您的热爱与尊敬。
我们也爱您守卫的和平，
您的战斗不仅为您自己的人民。
您的战斗，使全世界人民可以得到自由和新生。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也在仪式上念了他写的《祝词》，赞扬您走过的光辉道路，感谢您在苏联人民的困难时刻，向他们伸出了有力的援助之手。
爱伦堡把这篇《祝词》的俄文稿送给了我。
其中有一段话，简练、深刻，很有概括力，曾登在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编的，用俄、英、法、德、西班牙和阿拉伯六种文字出版的《和平之声》上：
“亲爱的宋庆龄先生，您生活的道路，使一切正直的人们——不论他们生活在那里，都受到了鼓舞。
您生活的道路，可以奉为崇高的榜样。
当黑暗势力气焰万丈，胆怯者收卷起战旗或投靠敌人的年代，您曾挺身为保卫人类的尊严，保卫正义的和平而英勇战斗。
亲爱的朋友，祝您精力充沛，永远健康，精神愉快，并再战胜黑暗势力！”
我特别难忘的，是1952年12月，我作为我国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随您——我们的团长宋庆龄同志，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了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那是一次有来自八十多个国家近二千名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具有空前广泛代表性的世界和平盛会。
您是大会“双主席”之一，另一位主席是尊敬的约里奥·居里教授。
您在大会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要讲话，成为那次大会的基调。
您那篇讲话，如同您的许多讲话一样，合情合理，平心静气，很有说服力。
周总理当年要我们学习宋副主席的文风：
道理清楚，语言新颖，又亲自动手写。
您提出的“各国人民有力量扭转事态的进程，恢复人类对和平的未来的信心”的观点和“现在是站在历史的三叉路口，是人们应该做出慎重选择的时候了”的号召，成了一个时期人们议论和深思的中心话题，给各国和平战士指出了团结和斗争的正确方向。
诗人们描写了您这位坚贞圣洁的中国女英雄，在蓝色多瑙河旁，在交响乐奏鸣的贝多芬音乐大厅，在庄严而辉煌的世界人民和平集会上，受到了应有的、极为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我当时曾写了一篇题为《宋庆龄在维也纳大会上》的散文报道，记录了那时的一些感人情景。
那是1952年12月13日上午，当执行主席宣布：
“现在，我们欢迎宋庆龄先生发言。”
这句话还未说完时，全场代表就一致起立、鼓掌，兴奋地呼唤：
“宋庆龄！
——宋庆龄！”
还有一些国际友人用中文齐声喊：
“和平万岁！
——和平万岁！”
人们看到了您的庄重美丽的形象：
那温柔而坚定的面孔，那安详而镇静的神态；
身穿长长的东方女装，朴素而雅致；
满头乌发，两眼闪光。
您从容地戴上黑边眼镜，向会场微笑点头答谢，用您那轻柔的上海口音发表讲话。
当您讲完后，会场又响起了有节奏的掌声。
许多人涌上前去围着您，排着队与您握手，向您表示谢意和敬意，向您献一束鲜花“米莫娜”，赠一首热情的诗，送一块彩色头巾，说一段友好的话，请您签个名、留个念……。
一位西德年轻诗人贝格尔，寄了一张有您签名的照片给他妈妈。
他的少年时光是在法西斯集中营与他妈妈一起度过的。
他对我说，他妈妈还珍藏着一张当年莱比锡地下报纸，上面登有孙逸仙夫人从中国上海寄出的谴责希特勒屠杀德国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的抗议声明。
妈妈要他代表她向孙夫人致敬。
他还高兴地告诉我，在孙夫人的抗议声明中，特别怒斥了对当代伟大艺术家凯绥·柯勒惠支，马克思·里伯惠，作曲家波卢诺·瓦尔特，小说家汗斯·鲍尔等人的无理迫害，要求立即释放他们，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和创作权利。
敬爱的宋庆龄同志，世界人民对您的尊敬，确实“绝非偶然，也非偏爱”。
还在黑暗恐怖的年代，您就挺身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1927年02月，您与爱因斯坦、巴比塞等世界名人共同发起，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反帝大同盟”。
您发出的反战、反帝，援助被压迫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声音，响遍欧洲和世界。
无论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岁月，还是在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紧要关头，您都坚定地站在西班牙人民和苏联人民一边，不断声援他们，鼓舞他们。
从五十年代起，您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席卷全球的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
您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创始人和主席，是世界和平运动有威望的领导者之一。
您和美国的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苏联的高尔基、法捷耶夫，英国的萧伯纳，法国的居里等许多世界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结成了战斗的友谊。
您还设法帮助了白求恩和印度柯棣华大夫去延安。
您帮助许多国际友人走上进步和革命的道路。
近年来，您持续地、广泛地接待了各国友好人士，为增进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做出了新的宝贵贡献。
敬爱的宋庆龄同志，您是国际和平与正义事业的坚定保卫者、是一颗照亮夜空的永恒之星，世界人民永远感激您！
怀念您！
赞颂您！

为儿童放专场电影
景远
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作出了一个决定：
从今年04月起，三十余家复映片影院、剧场每星期日上午均要放一场儿童场电影；
近五十家新片影院、剧场每月开放儿童场电影均不能少于四场；
成人带一米三以下儿童看儿童场电影，可享受儿童场电影票价。
我粗估一下，这样每月至少可以让上海的50万人次的儿童看到儿童场电影，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
放儿童场电影，不仅带来管理上的麻烦，而且减少了影院、剧场的经济收入。
但是，从教育与培养下一代的角度看，儿童场电影是不可缺少的。
然而，有了儿童场，还得有儿童电影，那才叫名副其实。
但是近年来繁荣起来的故事片创作中，儿童故事片少得可怜，因此，过去常常看到儿童场里放成人电影，结果孩子稀里糊涂，场子乱七八糟。
我想，这问题也不难解决，如果国家电影局规定各制片厂每年至少拍摄一部儿童故事片，那就可以保证每月有儿童故事新片；
同时设立儿童故事片奖，就能推动影片质量的提高。
这儿的关键在于，有关部门、有关同志是不是有“向明天看”的思想。
口头上，恐怕谁也不反对“向明天看”，可是一做起来呢，恐怕就忘在脑后了。
所以，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这个决定是很值得宣传一下的。

儿童班车
郭文杰
往幼儿园送孩子，在我们厂是不少职工的难言之苦。
由于市区地皮紧张，我们厂的幼儿园实在无法建在离厂区较近的地方，再加上全厂几个宿舍区布局分散，所以，往幼儿园送孩子一般都要多拐十几里，路上再碰几次红灯，仅此一事就要耗去早晨大半个时光。
因此，尽管我紧按拍节，快腿先行，还时常是披着一身汗水，拖着疲惫的步子晚点到达工作车间。
这天早上，我象往常一样，带着孩子慌慌张张地走进幼儿园大门。
突然，一个带眼镜的中年人拦住我笑眯眯地问：
“您住在第几宿舍区？”
我随口应了声“第5”，便匆匆而进。
当我送完孩子返回大门口时，见那人还站在门口，对连成线的送孩子职工一一询问着，并在小本子上一一记下来。
我一时也闹不清这人的身份和用意，心里想，这人真怪，大伙只嫌时间紧，他却在这火上浇油。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带眼镜的中年人是我们的新任厂长。
真没想到，第2天，在绚丽的晨霞中，一辆天蓝色大交通车在我们宿舍区停下了。
三声清脆的汽车喇叭声响后，两位身穿雪白罩衫的幼儿园阿姨从车上跳了下来，她们热情地向从各宿舍楼里跑出来的小朋友们打着招呼，又领孩子们排着队、唱着歌，有秩序地蹬上了车。
我望着慢慢起动的大交通车，望着车窗内被晨霞映得通红通红的张张笑脸，听着从车窗里飞出来的阵阵笑声和歌声，心里顿时觉得热乎乎的……这辆漂亮的大交通车呀，过去是专供接送科室以上领导干部上下班的专用车，可今天，它却以“儿童班车”的新颖称号出现在普通工人的宿舍前！

新一代〔木刻〕黄玲

“落榜”后的赞美声
丁瑜高信生
“落榜”后为什么有赞美声？
看了这个标题你会感到莫名其妙。
其实，当你读过这一短文之后，也会情不自禁地为这种“落榜”赞美的。
这一短文，说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忻县地区中心支行在招收录用144名新干部中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支行的领导干部秉公办事，严堵后门，不徇私情，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结果使中心支行的党组书记、行长、副行长和办公室主任四个领导干部的四个子女全部“落榜”，无一录用。
不少人闻之啧啧称道，他们发出了赞美之声，齐夸中心支行领导同志“做得对，做得好”。
本来，择优录取是我党所提倡的一贯政策，只要你条件合格，就录取，条件不合格，就“落榜”。
这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在党风不正，一些人假公济私、甚至贪赃枉法成风成灾的时候，上述这样一件小事，在那些正直的、善良的人们心里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因为他们看到了党风逐步端正的希望。
当今待业青年升学、就业是人们所瞩目的好事情，也往往是一些矛盾凝聚的导火线。
少数干部有时置党纪国法和社会舆论于不顾，在执行上级政策的幌子下塞进个人主义的私货。
忻县地区中心支行给本系统招收干部，“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便利的条件，只需略施小技，便可如愿以偿。
然而这里的领导干部却没有这样干。
他们虽然是做了党的干部该做的事情，但在社会风气不正的特定情况下，还是值得赞美的。
在我们的队伍里，毕竟还有一些自诩为门路宽广的“精明人”，拔一毛以利人民而不为。
相反，对自己以及至爱亲朋有利的事，他们却大慷国家之慨，竭力相助。
他们办什么事情总好留一点空子，美其名曰：
“留有余地”、“网开一面”。
说穿了，就是为自己捞油水、走后门的代名词。
礼尚往来，少数人沾光，却使国家、人民受害。
忻县地区中心支行的领导同志在招干工作中，以党的利益为重，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冲破社会上的重重阻力。
他们对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甚至顶头上司的子女，和自己的、其他人员的子女一视同仁，不予照顾。
这一点，难道不值得赞美吗？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要求共产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而不能在任何形式的掩盖和借口之下，企图牺牲党的利益去坚持个人利益。”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42页）。
目前，党正在用大力气纠正被林、江一伙破坏了的党风，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党员更应该用共产党员的高标准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言行，用无产阶级的高尚思想、品德、情操来约束和制止种种错误的不健康的思想倾向。
象忻县地区中心支行的领导同志那样，要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切按党的政策办事，以实际行动为党分忧、为民解难，而不要做偷梁换柱的“梁上君子”和高谈阔论的谎言家。

长城
丹军谁把飞天的彩带扔到人寰？
蜿蜒飘忽在群山之间，将无数的青峰翠岭穿成一串，化为绵亘的万里雄关。
谁以青砖代简刻下这部巨著？
包容今古，卷帙浩繁——记载着先辈们团结御侮的赫赫战功，也镌下饱受蹂躏的深重灾难。
而今，那耸入云天的烽火台上，仿佛还飘荡着报警的烽烟：
只要世界上还有虎豹豺狼，就得把长城牢牢筑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