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05月26日
早饭后，彭和黎来，我向他们介绍了批《苦恋》引起的反响甚详，并谈了谈我所知道的中央负责同志前两天的有关指示。
因为昨天下午陈进谈到一些情况，我也就这次事件的意义谈了些自己的看法：主流和支流；对待支流当然不能听之任之，可不能像批《苦恋》那样——既不能挥舞大棒，也不必一拥而上，以免造成“又来了”这样的印象，于安定团结不利。
而且这不只是文艺界的问题，整个知识界都会感到不安。
临去时，我交了两册全国文联有关三中全会以来文学创作的全面情况、文学创作评介工作，也就是领导上的得失的分析的材料给他们，并请黎代我联系一下，看心源同志、安部长、沈部长何时有空，我准备去看望他们。
午休后，崇素、洪钟来。
正闲谈中，心源同志来了。
前两位当即告辞。
我同心源同志谈的问题也不出乎上午同彭、黎的范围，但谈得更深一些：这不是一般问题，更不是单对一个电影脚本的问题，实质上是对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对某一两位大家素所尊重的负责同志的问题，我还向他讲了一点中央工作会议后，河南一两城市发生的现象。
他也谈了不少，最叫我注意的是有关《法庭内外》的某些不快。
他还提到《广角镜》，仿佛上面发表过什么不够恰当的东西。
可惜耳背，未曾听得清楚。
他精神不错，照旧连节制生育问题也管。
我可劝他，岁数不饶人，得注意休息。
井丹同志的情况我也向他谈了，还谈了谈王达安同志的困难处境；他答允，若绵阳地委解决不了，可以告诉沈，由省设法解决，送走他不久，午休起来，陈宗光、陈进和友欣来了，又照旧扯了一阵有关批《苦恋》的问题。
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已看到由贺传达的耀邦同志的指示了。
陈进还补充了我未提到的有关愿尔问题某个重要部分。
我说：“是呀，这种自我批评精神就值得学习！”
并深有所感地发挥了几句。
在谈到《假若我是真的》那位学者竟然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写出《陈毅市长》那样好戏，借以证明中央指出的疏导办法的正确时，文艺处长插言说，他后来写的另一篇文章也并不好，有问题。
真是莫名其妙！
于是我又就“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这一命题扯了几句。
看来此公也有点“左”得可爱！
他们走后，杨礼夫妇先后归来。
主要谈了治疗牙齿的问题，要他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