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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拉萨5月22日电 今天晚上，拉萨各族各界代表一千六百多人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三十周年。

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沛·阿旺晋美讲了话。

党、政、军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

阿沛·阿旺晋美在讲话中说，西藏的伟大历史变革，是从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开始的。
西藏的和平解放完成了祖国大陆统一的大业，为西藏民族开创了新的历史。
今天，西藏已经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藏的和平解放，为西藏民族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慎重稳进，积极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项建设事业，逐步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
这是一条光明大道。

阿沛·阿旺晋美指出，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确认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协议第一条就明确写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内，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接着，他回顾了签订协议时的具体经过，叙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工作人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以后，忠实地执行十七条协议的情况，以及在贯彻执行协议中尖锐复杂的斗争。
他还谈到了民主改革胜利后，百万农奴扬眉吐气，爱国热情高涨，在保卫祖国边疆和建设新西藏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

阿沛在讲话中还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对西藏的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情况。
他说，中央对西藏工作十分重视，对西藏人民十分关怀。
1980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
会后中央发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
5月，胡耀邦同志和万里、杨静仁同志受中央委托到西藏考察，和西藏的同志共商提高人民生活和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大计。

阿沛在讲话中高兴地指出，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下达一年多来，西藏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西藏地方治穷致富，发展繁荣，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也相继在会上发言。
他们表示：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贡献力量。

庆祝大会结束后，由三百多名三十年前进军西藏和在藏参加革命工作的藏汉族同志组成的老战士合唱团，登台演唱了《把解放的大旗插到喜马拉雅山》等三首进藏时的革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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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5月22日电 越军约一个连的步兵今天再次侵入我云南省麻栗坡县猛洞公社扣林地区，被我边防部队全部歼灭。

今天上午七时四十分，我扣林地区对面的越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后方的炮火支援，乘大雾茫茫、视度不良的时机，以一个连的步兵侵入我边境，焚烧村寨，残杀边民，抢劫财物。
我边防部队迂回到敌人背后，将其全部包围。
我英雄的边防战士奋勇杀敌，在高山密林中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将入侵之敌八十五人（其中尉官二人）全部击毙。
缴获中有轻重机枪、冲锋枪、火箭筒、电台等武器装备。

5月7日越军入侵我扣林地区失败后，加剧了对我云南省麻栗坡县边境的武装挑衅。
5月15日，越南一架军用飞机侵入我扣林地区上空进行侦察活动；
5月17日，越军向我麻栗坡县境内发射一○五炮弹和冰雹式火箭弹二百多发，炸死炸伤我边民二十多人，炸毁住宅、教室、仓库三百多间，炸毁橡胶林七十多亩。
21日，一股越军侵入我麻栗坡县边境，打开打伤我正在巡逻的边防战士各一人。
同日下午，一股越南特工人员潜入我境内，打伤我巡逻战士一人，我击毙敌人五名（其中尉官一名）。

今天清晨，越军还向我云南省麻栗坡县船头地区发射一○五炮弹和冰雹式火箭弹一百多发。

作者：刘标谦李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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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从战壕里钻出一个年轻的战士，把我们让进防炮洞里。
这位边防战士身上糊了一层泥浆，手脸尽是道道血口，两只鹰一般的眼里也布满血丝。
我们问他：“一排长在哪？”
他笑笑说：“我就是。”
我们不由得异口同声地说：“啊，你就是赫赫有名的周坤胜同志。”
我们半倚在战壕边沿，看他用树枝在地上画法卡山地形图，一边听他讲还击越军入侵的经过。
我们让他讲讲排里的英雄人物。
他为难地说：“同志们都表现得很英勇，我真不知从谁说起呀！”
“那就从你谈起吧，讲讲你们是怎么歼敌二十四名，牢牢地守住阵地，而全排只轻伤一个战士的吧！”
周坤胜仍是只摇头不讲话。
有几个战士在一旁刚要开腔，突然“轰”的一声，越军的一发落在附近阵地的炮弹打断了战士们的话头，接连又有一些炮弹落在山头上。
周坤胜机警地伸头四下观察，然后回过头来抱歉地对我们说：“敌人又打炮了，我得组织大家分散隐蔽，准备敌人反扑。”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递给我们，说：“它可能对你们有点参考价值。”
说完就匆匆地走了。

这是一本褐色塑料皮的袖珍日记本，字迹不知是被雨水还是汗水浸得大多模糊了，不过有一段话看得比较清楚：“我排每一个班和每一个战士，都在这次战斗中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敌无比仇恨，打得非常勇敢顽强。
大家在坚硬的泥石上挖防炮洞，构筑工事。
到今天，同志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但大家从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句累。
在艰难困苦的战斗中，正副班长和党团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一班长曾广偶冲杀在前，他们班在四号目标受到袭击，他当机立断，仅用两分钟就组织火力摧毁敌人的暗火力点，为保卫边防阵地的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上面发给他们班两瓶水果罐头，虽然又饥又渴，但他一口不吃，让给战士们，全班团结战斗，士气越来越旺。
二班长倪顺顶，二班副班长李怀琼……”日记中断了。
我们只好按周坤胜提供的线索，到其它防炮洞作了逐个的采访。

拐过一条堑壕，我们见到二班长倪顺顶。
这是个长得很秀气的小伙子，说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
战斗中，他们班接受了用排雷开辟通道的任务后，倪顺顶组织全班战士交替前进，实施爆破排雷。
他们仅用九分钟就在陡坡上投送十四支爆破筒，开辟了一百米长的通路。
接着又一鼓作气地冲上越军侵占的我军一个边防阵地，用火力掩护一班奋勇冲击，为全歼入侵之敌立下头功。
当我们祝贺他们班荣立集体一等功和他本人也荣立一等功时，倪顺顶谦逊地说：“功劳是大家的。”
我们猫腰来到另一个阵地，看到新战士邓继林正在擦拭机枪。
“你是机枪手吗？”
邓继林声调沉重地说：“不，我是副射手，我们机枪手负伤了。”
从这个新战士口中知道，机枪射手叫杨天恩，也是今年入伍的新战士。
在一次抢修工事中，杨天恩被敌人的炮弹炸伤六处，伤势很重，同志们把他抱上担架，他死死抱住树干不肯走，对邓继林说：“我把枪交给你了，你要坚决守住阵地……”看看吧，这就是我们战士的高尚的思想境界！
祖国有这样的战士，再凶恶的敌人也休想越雷池一步！

5月10日晚到11日凌晨，凶恶的敌人又向我法卡山倾泻了两千多发炮弹，接着出动一个加强连的兵力三次向法卡山反扑。
我英雄的边防战士象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阵地上，当敌人拱到阵地前沿，年轻的边防战士犹如猛虎下山般地跃出堑壕，奋不顾身地实施反冲击，迫使敌人留下几十具尸体狼狈逃窜。
战斗刚一结束，上级就授予这个连“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锦旗，并给一批战士记功。

我们离开法卡山阵地，汹涌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
那蹲在防炮洞里的一个个矫健身影，一双双警惕的眼睛，不断地在我们脑海里闪现出来。
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勇士们那一颗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心，象一团团烈火在燃烧着。

刘标谦 李汉生

作者：胡长生马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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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防部队在扣林山自卫还击入侵越军的战斗中，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某部一连新战士罗东成（中），英勇顽强，孤胆作战，毙敌三名，缴获轻机枪一挺，冲锋枪一支。
胡长生 马光亮摄

边防战士正警惕地守卫在阵地上，随时准备还击来犯之敌。
（照片）

作者：张维辛刘盛福冯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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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1日，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同志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报告会上，赞扬驻藏部队三十年来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进军西藏、修筑公路和支援地方生产建设上作出了贡献。
报告道出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心声，使驻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在欢庆西藏解放三十年的日子里，藏族人民一谈到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总是热情地赞道：“共产党是金色的太阳，把幸福带到雪山上；
金珠玛米是吉祥的星星，照得家乡变了样。”
三十年前，进藏部队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向西藏高原挺进。
他们翻过雪山，跨过冰河，战胜高寒缺氧、雨雪冰雹等恶劣环境，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粉碎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分裂阴谋，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
后来，他们又配合地方政府顺利地进行民主改革，把西藏各族人民从反动的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当家作主，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他们还坚守战斗岗位，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促进了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驻藏部队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方面全力支援。
进藏部队遵照党中央关于“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先后打通四千米以上的高山二十多座，跨过湍急的河流四十多条，架设桥梁三百多座，修筑涵洞三千多个，建成了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以及西藏境内的多条公路干线，使昔日交通闭塞的西藏布满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空军部队在号称“空中禁区”的世界屋脊上试航成功，开辟了成都至拉萨、西安至拉萨的航线，为繁荣经济、巩固国防作出了贡献。
西藏军区原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亲自带领部队到拉萨西郊开荒生产，建起西藏高原上第一个国营农场。
后来又陆续建成澎波、林周等七个大型农场。
各部队还帮助地方兴修水利，垦荒造田，发展西藏的农牧业生产。
1979年，驻藏部队把所有的国营农场全部交给地方，受到群众的欢迎。
驻藏部队还建成一批汽车修配厂、皮革厂、毛纺厂和煤矿，协助地方修建了一批大中小型电站和工矿企业，给西藏人民生活带来了可喜的变化。

驻藏部队各级党委深深懂得，要建设和保卫好边疆，必须依靠西藏各族人民自己的力量，因而，各部队在加强少数民族战士培养的同时，还举办训练班，深入厂矿企业和农牧区，直接为地方培训技术人材。
如今，从部队输送到地方的一大批骨干，有的担任了自治区各级机关和县、区以及城镇厂矿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职务；
有的成了西藏高原上第一代飞行员、第一代驾驶员和第一代教师和医生等。
1964年以来，部队为地方培训民兵九万多人次，培训学生一万多人，培训农机、医务等各类技术人员三千五百多人，深受藏族群众的欢迎。

（张维辛、刘盛福、冯玉光）

作者：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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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旗帜，《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这不仅对文艺工作者是重要的，对我军干部战士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迄今，已经三十九年了。
它的问世，在中国文艺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新的一页，是以革命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在空前规模和空前深度上的结合作为标志的。
当这种结合得到实现，使解放区的文艺和我国的革命文艺事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我国以往的文艺作品里从未见过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活生生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了；
新的风格、新的格调，赢得了以往所不能想象的千千万万工农兵的喜爱。
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我国一代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成长起来，锻炼出了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艺大军。
经过几十年斗争的严峻考验，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
党和人民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
这是我们这支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文艺队伍的光荣。

但是，三十九年走的并不全是坦途。
《讲话》作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曾遭到过各种非难和干扰：最大的曲折发生在十年动乱中。
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篡改《讲话》精神，盗用《讲话》名义，好话说绝，坏事干尽。
明里把《讲话》捧到天上，说“《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几百年了”，暗里把《讲话》贬到地下，说什么“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年是空白”。
作为篡党窃国阴谋的一个重要步骤，他们图谋用林、江记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纲领——《纪要》，来取代《讲话》。
他们把全国文艺工作在《讲话》指引下取得的全部成就，一概诬蔑为“文艺黑线”。
妄想强迫文艺工作者改变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立场，掉转身子去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
全国、全军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以各种方式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一历史事实表明，《讲话》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中是扎下了根的。

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和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一样，深知只有遵循《讲话》的方向，社会主义文艺才能繁荣和发展。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工作者被压抑了十年之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迅即迸发出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又出现了一个复兴的局面。
广大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尽情暴露了应该暴露的——林彪、江青这帮黑暗势力；
讴歌了应该讴歌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英勇斗争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
鼓舞了应该鼓舞的——同心同德向四化进军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
部队文艺工作也迅速恢复了被林彪、江青严重破坏了的面向连队，为兵服务，鼓舞士气，增强团结，巩固与提高战斗力的优良传统。
《讲话》的旗帜，又飘扬在祖国革命文艺的阵地上。

当然，《讲话》不可能包罗一切，预见一切，不可能穷尽真理。
《讲话》所阐明的思想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就是《讲话》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在我们党领导人民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发展又得到了继续。
邓小平同志1979年10月30日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胡耀邦同志1980年2月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党中央1980年提出的文艺工作总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都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毫无疑义，这是当前我国文艺战线上的主流。

主流之外也有支流。
这就是某些同志对《讲话》基本精神、基本原理的动摇。
由于《讲话》毕竟产生在三十九年之前，当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加以丰富和完善。
因此提出商榷或补充，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某些同志却因此而怀疑《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体系；
否认《讲话》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忽视《讲话》的中心内容，即文艺家要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和工农兵结合，把立场从小资产阶级方面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正确性；
甚至否认《讲话》应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
这些同志不懂得《讲话》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提出的一系列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是经久而常新的。

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工作者的立场（立足点）问题，是《讲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贯串在全文的核心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这是《讲话》的精髓所在。
今天，知识分子已成为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世界观的改造毕竟是长期的。
不仅是知识分子，包括工农兵及其干部在内，都有一个不断改造世界观、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的问题。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终身坚持站在党的立场、党性的立场。
周恩来同志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身体力行的毕生志愿。
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应该学习他。
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成绩的获得，首先是由于立场站得对；
而错误的造成，往往是由于我们的立场没有完全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站在党性一边，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边。
我们学习《讲话》如果能紧密联系实际，就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论述的立场问题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我们党和国家遭受了十年浩劫这样的挫折以后，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中产生了某些混乱和动摇，这是事实。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人民是多么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能象鲁迅那样在“血沃中原”中看到“劲草”，“于无声处”听到“惊雷”，鼓舞人们用战斗去迎接春天；
能象高尔基那样迎着暴风雨唱出“海燕”之歌，呼唤人们去向困难搏击！
然而，目前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毕竟还少了一些。
而在另外一些作品里，或多或少地流露着一种迷惘、空虚、怀疑以至悲观的情绪。
这类作品为数不多，但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在困难面前的软弱和动摇，效果是不好的。

无容讳言，我们党的确有过错误。
自从党领导人民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和国家就着手坚定地、切实地来纠正错误、疗治创伤。
广大军民都坚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战胜困难，实现四化，振兴中华。
但是在我们的极少数作品中，却出现了一种违背党和人民意志的情况。
在这极少数作品中，党和人民被放到了互相对立的地位。
有的作品把斗争锋芒指向党的领导。
有的同志身为共产党员，却置身于党之外，标榜自己比党更能代表人民。
这显然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不利于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的。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还说：为什么人的问题，立场问题，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而且要在实际上、行动上明确解决。
在现时，是不是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检验人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或非无产阶级立场的主要尺度。
做任何工作，立场是第一位的问题；
做理论工作和文艺工作，立场也是第一位的问题。
立场不对，谈辩证法就可能成为诡辩法；
立场不对，谈解放思想就必然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
立场不对，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必然忽“左”忽右。
立场不对，也就谈不上正确地、健康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谈不上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文艺工作者立场对了，就会事事想到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就会自觉地“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衡量自己作品和言论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就会用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来考虑自己的作品和言论对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就会经常把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兵对文艺的要求和意见放在自己心上。

我们相信，如果大家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又都采取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实用主义的实事求是方法，去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许多问题经过切实的探讨，是一定会有共同的语言，并得到一致的认识的。
譬如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是否应该坚持；
片面强调“写真实”和“为民请命”是否应该反对；
动机和效果是否应该力求统一；
正确解决歌颂和暴露问题的关键是否也在于立场；
文艺批评是否应该发展，使之成为“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等等问题，我们都应该通过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方法上来。
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我们坚信，如果我们文艺战线上的同志们都以党中央提出的文艺总口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共同立场，都以《讲话》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那么，我们的战线必将会有更大的加强，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并且重述和肯定了列宁说过的：“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整个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齿轮和螺丝钉”在整个机器中当然只是一部分，但它是整个机器运转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如果真正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只能为此而感到责任重大和无尚光荣，决不会耻于做“齿轮和螺丝钉”，更不会不乐于接受党的领导。
为了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必须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使之更加适应文艺工作规律。
这决不是说，可以认为文艺只是文艺家自己的事，文艺事业无需党的领导，无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主张，显然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
如果依了那样的主张，我们的队伍必将涣散，我们的文艺事业也会迷失方向，脱离人民，脱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强大生命力，已为昨天和今天、正面和反面的种种事实所充分证明。
我们只能坚持，不能动摇；
只能发展，不能否定。
这是三十九年的实践给予我们的主要经验。
发展是需要的，但发展的基础必须是继承，发展的方向必须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中继续前进。

《讲话》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改造世界观的锐利武器。
因此，不仅是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对各条战线的同志，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于我们军队来说，不仅是文艺工作必须遵循的方向，也是军事工作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一句话，全军上下都必须遵循的方向。
我们要认真学习《讲话》，学习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等著作。
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
做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
这是我们纪念《讲话》发表三十九周年的最实际的也是最有意义的行动。

让我们牢牢地掌握《讲话》这个理论武器，擎起《讲话》这面光辉旗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和其他各项工作，都伴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我军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的宏伟大业奋勇前进！
===== 光荣啊！
守卫世界屋脊的战士

作者：何映森

西藏和平解放整整三十年了！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驻藏部队的干部战士致以亲切问候。

从进军西藏的峥嵘岁月，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你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同西藏各族人民团结战斗，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赞歌；
你们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原缺氧的恶劣环境，驻守高原，保卫边疆；
你们协同地方，劈山开路，垦荒造田，兴修水利，建设工厂，帮助西藏群众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你们学雷锋，树新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陶冶了高尚的情操。
党和人民为有这样好的子弟兵感到自豪！
我们为有这样的战友感到骄傲！

巍巍喜马拉雅山，铭刻着“金珠玛米”的光辉业绩；
滔滔雅鲁藏布江，奔流着西藏军民的鱼水深情。
愿这光辉业绩，鱼水深情，源远流长，永放光芒！
——编者

冰峰雪岭边防队

朝阳给雪山抹上金辉。
一支军民组成的巡逻小分队，英姿勃勃地行进在昌隆公社地区的冰峰雪岭之间……

昌隆边防队1960年建点以来，认真执行我军宗旨，全心全意为边疆人民谋利益，热情帮助驻地藏族群众建筑房屋，发展生产，开垦了千年沉睡的荒坡秃岭，修建起盘山水渠，一举改变了过去的穷困落后状况。
如今出现了家家有存款，户户有余粮的喜人局面。
边防队的行动赢得了昌隆藏族人民的深情爱戴。
藏族群众高兴地唱道：“金珠玛米是吉祥的星星，照得家乡面貌一新；
重重雪山连得紧啊，我们和金珠玛米心贴心。”
他们把干部战士当作自己的亲人，把建设边疆、保卫边防当成自己的事情。
一段时间，因交通受阻，边防队缺乏燃料，驻地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将自己家里储藏的干牛粪送到边防队里。
隆冬，河水干涸，吃水困难，藏族群众就组织起来，到七八里外的冰湖里破冰取水，一桶一桶地背送到边防队。
公社妇女主任巴桑还组织起四十多名妇女，每天为边防队送水。

昌隆藏族群众还积极配合边防队站岗放哨，巡逻执勤，保卫防区安全。
一次，有个坏分子放火点燃了公社草场，民兵洛穷站岗发现后，立即向民兵排和边防队报告了这一情况。
军民共同战斗，很快扑灭大火，保护了草场安全，并将这个坏分子捉拿归案。
严冬的一天，巍巍的喜马拉雅山狂风呼啸，大雪纷飞，边防队奉命到海拔五千四百多米的雪山口潜伏巡逻。
昌隆藏族群众为支援部队顺利执行任务，组成牦牛运输队，驮着自己的牛毛帐篷和干牛粪，冒着风雪连夜送给巡逻队。
民兵排还和边防队一起，有时潜伏在雪窝里，有时巡逻在寒风中。
四十三岁的老民兵乔勃南木加身体不好，领导为了照顾他，让他离开潜伏地区，但他坚毅地说：“不完成任务，决不下雪山！”
一直配合边防队胜利完成巡逻任务。

何映森

僜人的知心朋友

在西藏东南部边疆，有一个藏族和僜人混居的察隅县。
这个县的武装部长叶栋梁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多个年头。
他努力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了解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各族群众把他当成了知心朋友。

1960年8月，当时还是排长的叶栋梁被分配到察隅县某边防队工作。
边防队做群众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僜人。
当时，僜人散居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
叶栋梁每天爬山越岭，动员僜人下山定居，可往往白费力气。
这使他明白了：要在僜人地区工作，必须首先学会僜人语言，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当好僜人的朋友。
从此，叶栋梁开始学习僜语。
为了工作方便，他还学习治病和理发。
不到一年光景，叶栋梁基本上攻克了僜语，接着又学藏语。
逐渐地，他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工作也越来越顺手了。
送鬼，抽大烟，买卖婚姻，是阻碍僜人发展生产和走向进步的三大难题。
叶栋梁决心逐步改变他们的这种不良习气。
有一个叫帕龙的僜人小孩患了痢疾，阿爸阿妈杀了二十多头猪给他送鬼，结果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更重。
待叶栋粱赶到时，小帕龙已被抬到房子外面的石板上等死了。
他一面做帕龙父母的工作，一面给帕龙清洗身子，和部队医生一起抢救。
经过几天的精心治疗，小帕龙的病痊愈了。
小帕龙的阿爸阿妈看到活蹦乱跳的孩子，对叶栋梁的话更加信服，再也不信鬼了。
很多群众在他的规劝下，也愉快地从山上搬到山下，过上安定的定居生活。

后来，叶栋梁当上了县的武装部长。
职务变了，但他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的作风没有变。
难怪很多群众都亲切地叫他“我们的老僜”。

驻西藏通信兵某部指战员，常年奋战在雾山峡谷，为保证电话线路畅通无阻作出了贡献。
（照片）

拉萨桥头“雷锋站”
在雪山脚下，拉萨河畔，一提起守卫拉萨大桥的某部二连一排战士，群众就会扳着指头讲述他们助人为乐的桩桩事迹。
当藏族群众在桥头候车歇息时，战士们总是笑盈盈地送来热茶；
遇到下雨天气，战士又及时送来雨衣草帽；
有时群众患病，卫生员就会迅速赶来医治……

拉萨大桥位于拉萨市东郊，是川藏公路的咽喉要道。
这里冬春常常滴水成冰，夏秋多是风沙蔽日。
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战士们坚守岗位，迎送来往车辆，照顾过往群众。
去年8月，连降暴雨，拉萨河水不断上涨，危及到沿河群众居住区。
一天晚上，三十多位藏族群众带着行李和牲口纷纷来到一排驻地，战士们立即打扫饭堂，热情地安排他们住下。
接着，各班送来开水，卫生员巡诊送药，有的战士还主动照料他们带来的牲口。
后来，群众增加到五十多人，战士们又腾出伙房仓库。
就这样，全排同志接连忙乎了两天。

三年来，一排战士还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跳进冰冷的激流中救起落水群众，十多次将受阻和迷路儿童护送回家。
去年初，部队领导机关通令嘉奖了他们，今年初又给他们记集体三等功。

“帐篷医院”军民称颂

提起医院，人们自然会想到高大敞亮的大楼，恬静舒适的病房。
可是，你可知道，在西藏高原还有一种你所想象不到的“帐篷医院”，这就是受到高原军民称颂的西藏军区第三野战医院。

第三医院自1959年进藏以来，随着部队转战万里。
北至柴达木盆地南沿的格尔木，南到喜马拉雅山麓的亚东地区；
从澜沧江畔的昌都到四季如春的察隅，都留下他们辛劳的足迹。
二十二年来，他们在帐篷里收治过的干部战士、各族农牧民和职工群众多达二十余万人次。
有一次，这个医院转战到唐古拉山区的托托河畔，为埋设输油管的工程兵部队提供医疗保障。
这里海拔四千七百多米，终年积雪，经常刮七八级大风。
由于高山缺氧，不少医护人员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胸口就象压着一块石头，喉咙里也象塞着一团棉花。
这些都难不倒医务人员，他们立即行动，支撑帐篷。
忽然，一阵狂风卷来，把刚搭好的三顶帐篷一下子掀跑两顶，同志们脱下棉衣，摘去手套，同狂风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终于架起四十二顶帐篷，提前完成了医疗准备工作。

“帐篷医院”对干部战士一片赤心，为人民全心全意。
藏族群众称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金珠玛米，我们的救命恩人！”
张维辛 宋黎明

驻西藏边防某部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常年巡逻在风雪防线上，保卫着祖国的西南边疆。
（照片）

一个节目一片心

歌如流水琴如铃，

舞似长虹映碧云；

送戏雪山哨卡上，

一个节目一片心。

这首诗是边防战士对西藏军区文工团巡回演出队的热情赞颂。

春末夏初的一天，边防巡回演出队来到海拔五千二百米的查果拉边防哨所。
这里空气稀薄，高寒缺氧，别说跳舞唱歌，就是走路也气喘难受。
演出队虽然生活在西藏，但一来到海拔这样高的地方，一时也不适应。
为了照顾年小体弱的同志，队里的领导决定减少几个舞蹈节目，可队员们说啥也不肯。
最后，除留下两名患病的女同志外，全部登台了。
演出中，舞蹈演员吴谷生因高山反应，鼻孔流血，他就一边跳舞，一边用棉球塞住鼻孔；
藏族演员德巧觉得眼冒金星，硬是坚持演完了节目。
看到这种情况，队里的领导再次决定，停演运动量较大的舞蹈《战马嘶鸣》。
队员们想，这里的战士看一次演出多不容易啊，便纷纷表示：就是有人倒下了，也不拉掉一个节目！
边防战士目睹着这动人场面，边看演出边流眼泪，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战胜艰难困苦、保卫边疆的革命斗志。

一次，他们在鲁鲁河兵站演出时，有三名外出的战士没有看上节目。
第二天中午，他们去定日县演出时，专程拐道几十公里，将这三名战士接来，请他们看戏。

三个多月来，他们就是这样怀着对战士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先后行程一万四千多公里，深入到边防哨所演出了八十二场。

驻西藏某部三营根据地社队缺医少药的情况，经常派医务人员送医送药到村寨和田间地头，帮助社队培训卫生员。
（照片）

安多兵站好班长

今年一月，一个数九寒天的清晨，从安多兵站所驻的地方机关里走出几个挑水的战士。
他们迎着刺骨寒风，一步一喘，一步一滑地向兵站走去。
领头的人就是炊事班长陶全德。

陶全德是一九七七年入伍的。
他以高原为家，以艰苦为荣，热情为过往客人服务。
正常情况下，兵站规定每餐三菜一汤，陶全德十分注意在饭菜质量上作文章。
他经常做点包子，炸点丸子，一有机会还带领班里的战士去附近河里打鱼，想方设法改善伙食。
平时，他们不论接待多少客人，陶全德都要求按时开饭，要让饭等人，不让人等饭，不耽误客人的宝贵时间。

今年一月，气温常常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
一天早上，炊事班上班后，他们打开抽水机电闸开关，却不见机器转动。
一查看，原来盖着一层草垫和一层毛毡的机井里结上了厚厚冰层。
陶全德毫不犹豫，立刻带着战士下井破冰。
同志们挥镐抡锤，砸了一个多小时，硬是砸碎了冰层。
但是，由于气候严寒，水位下降，水不够用，陶全德又带领战士，冒着严寒到一里多远的驻地机关去挑水，保证按时开饭。

陶全德热心为同志们服务，干部战士一致要求为他请功。
四年多来，他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两次受到团的嘉奖，六次受到营的嘉奖。

作者：马见盈

本报讯 黑龙江省军区某部一营党委，认真抓好新老干部之间、原有干部和外单位调来的干部之间，亲密无间，同心协力地做好工作。

不久前，一营调整了一批营连排干部，其中有四名主管干部是从外单位调进来的。
营党委在新调来的干部上任之前，两次召开会议，对如何做好干部之间的团结工作进行了研究，作出了四条具体规定。

党委会后，刘教导员和李副教导员分别深入各连，了解情况，具体帮助各连干部消除影响团结的因素。
新来的干部到职时，他俩去接回营里，鼓励这些干部在新的岗位上依靠党支部，加强团结，做好工作。
随后，全营又安排时间，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党的作风》一文。
经过上述工作，赛团结、赛工作很快成了干部的共同行动。
（马见盈）

作者：水工

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行动纲领，关系到人民革命成果的巩固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我们党通过思想斗争和学术探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党领导文艺、科学事业的基本方针。
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要贯彻双百方针，当然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

我们党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依据为出发点的。
贯彻“双百”方针，也是如此。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文艺战线上深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使社会主义文艺日趋繁荣。
党的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进一步促进文艺界的思想解放。
为了执行三中全会确定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防止和克服错误思想的干扰，党中央多次重申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两年多来的事实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没有阻碍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而是推动了“双百”方针的正确贯彻，促进了文艺的繁荣。
当前，文艺战线总的形势是好的。
各种题材、风格的作品日益增多，新的有前途的作家不断涌现，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发展很快，不同意见的争鸣日趋活跃。
可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贯彻“双百”方针，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
我们党通过贯彻“双百”方针，对文化事业实施领导，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从而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同样的，取消了“双百”方针，也谈不上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有人认为，文艺要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就不应当受任何限制，有人甚至公开说要突破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框。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不对。
是完全错误的。

四项基本原则，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政治立场和信仰。
我们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就为了要建设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强国，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我们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带根本性质的重要政治原则问题，是不属于可以这样或可以那样的争鸣范围；
当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真理，并不害怕批评，相反，它在斗争中可以得到发展，进而巩固并加强它的领导地位。

过去，我们犯过一些错误，决不在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恰恰在于在某些地方没有执行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
文艺，作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作为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怎么能离开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呢？
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你怎样来观察、体验，理解和表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呢？
用人文主义吗？
用批判现实主义吗？
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
用无政府主义吗？
用这样的思想来观察我们的社会生活，必然得不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只能是作出歪曲的反映。
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文艺又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呢？
有人主张，文艺不应当为什么服务，只为艺术服务。
对于类似这种奇谈怪论，早在二十年代，我国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包括象鲁迅、郭沫若和茅盾这样的大师，就曾经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种种文艺思潮作过尖锐的斗争，到了八十年代，竟有人又拣起了这类口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虽然我们不把“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为口号，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它不能不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是脱离不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脱离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的。
一个作家，如果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不管他打出什么口号，必然会落后于我们生活的时代。
可悲的是，竟有人把这种倒退称之为“突破”；
真不知他们要把文艺引向何处？

有人认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对双百方针的否定，于是喊叫政策变了，又要收了！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认为也是不对的。

诚然，我们党确曾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使双百方针并没有得到贯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更从极左的方面对双百方针进行破坏和干扰，使我国的文艺事业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党，迅速纠正了这些错误，恢复和贯彻了双百方针，推动了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是，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它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有本质的不同。
贯彻“双百”方针，不能违反四项基本原则。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正确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里，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鲜花，竞相开放。
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我们的文艺创作将有广阔的天地可以驰骋，创作自由可以得到真正发挥。
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放”，就容易滑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路上去，这种“放”实际是对“双百”方针的曲解。
这里，立场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问题。

还有人认为，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进行批评，就会妨碍解放思想，就是不讲艺术民主，于是嚷嚷着什么棍子、“无情棒”又来了！
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要正确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开展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对文艺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实行“双百”方针，决不是只有“放”，不能有批评和不同意见。
创作是一种争鸣，批评也是一种争鸣。
你的作品有错误，为什么别人就不能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呢？
错误的东西只有通过批评才能得到克服；
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的事业，包括文艺事业就不能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对好的作品要表扬，对不成熟的作品要扶植，对错误的作品要批评。
有人把对错误作品的批评，称之为棍子，强词夺理，拒绝批评，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作为他们的“棍子”，来对待善意的批评。
这样做都是不对头的。
我们必须划清有理有据的批评，相互切磋的争鸣，同打棍子的界限。
只有捧场，没有批评，不符合“双百”方针，也是很庸俗的。
我们要加强并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对艺术创作不要去横加干涉；
但是，对于某些鼓吹错误思潮，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运用文艺批评的武器，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
这是党领导文艺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横加干涉。
一个对党的文艺事业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是不会拒绝党的和同志间的正确批评的。
我们进行的文艺批评，应当完全区别于林彪、“四人帮”搞的那种罗织罪状，无限上纲的所谓“大批判”，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摆事实讲道理、对作品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分析。
我们既允许批评者进行批评，也允许对批评者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以至反反批评。
不要一批评就紧张起来，甚至连批评的文章和被批评的作品连看都没有看，就光火起来。
这种“条件反射”，是过去林彪、“四人帮”所谓“大批判”造成的，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正确的。
对背离四项基本原则，歪曲爱国主义的作品进行批评，决不要误解为要搞什么“运动”，这种误解是由于多年来没有经常的文艺批评造成的，只要大家习惯了，这种心有余悸的现象，必定会消除。

总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贯彻“双百”方针是一致的。
我们共产党人不会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放弃“双百”方针；
也不容许借口贯彻“双百”方针，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这样做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我们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正确贯彻“双百”方针，才能不断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造成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

作者：陈窗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文艺工作者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自然，这也是我们今天衡量文艺作品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就是一部对四化建设无益有害的作品。

这个作品一开始，就引用屈原《离骚》中的两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表明作品的主旨在于用形象来表现寻求新的理想和新的道路的思想。

我们国家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自然是很值得“求索”的。
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志之士就已经开始“求索”了。
那时，首先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希望能找到一条挽救中国的路。
但是，很遗憾，西方的一套行不通，失败了。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转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
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结果走通了，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几十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尽管有过一些失误和挫折，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前进的，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以上就是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求索”，在一百多年以来所走过的革命历程。
我们的文艺创作，如果要表现理想、道路的探求，不应当离开这个历史发展的轨道。

《苦恋》又是怎样“求索”的呢？
通过主人翁凌晨光一再从芦苇荡跳跃到过去的年月的回忆，构成各种对比。
它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对比中，终于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黑暗重重，和国民党领导的旧中国差不多。
甚至把新中国的人民群众，描写成是信“神”的“善男信女”，迷恋于求神拜佛，以至用“香火”把“佛像”“熏黑了”。
作品写到这里，便从“黑沉沉的大殿”一下跳到北京街头：“满街都是挥动着语录本的人，一张张虔诚、天真而狂热的脸……”
很明显，所谓“神”和“善男信女”不过是对党、对毛泽东同志以及对人民群众的隐喻和影射。
如果作品意在批判林彪、“四人帮”搞造神运动和现代迷信，那就应当把矛头指向他们。
但是，作品不去触及林彪、“四人帮”，却把他们的罪责转嫁于所谓“神”的统治和“善男信女”对“神”的信仰。
很清楚，作品作这样的隐喻和影射，只能是丑化党、丑化领袖以及丑化人民群众，起到极为恶劣的作用。
离开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难道能够“求索”出新的理想和道路吗？

作品在凌晨光这个主要人物的身上，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体现“求索”的思想的。
根据作品的描述，凌晨光除了在旧中国受尽苦难之外，一生中共走了两条路。
其一，是他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找到了出路和优裕的生活，也找到了“自由”和“人权”。
其二，是他回到了社会主义祖国，但是社会主义祖国并不爱他，以至弄得他只好逃进芦苇荡并惨死在雪原上。
本来，凌晨光的形象已足以引起否定社会主义和肯定资本主义的联想，但是作品还嫌不够，最后又用凌晨光的尸体在雪原上构成一个黑色问号，来让人们再想一想所以造成悲剧的原因。
不用说，“求索”的答案是什么，剧本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形象的回答。
我们亲爱的祖国真的没有前途和希望吗？
不是！
1935年，方志敏烈士被国民党关押在狱中，即已看到了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前景，因而写出了《可爱的中国》。
但是，发表在1979年的《苦恋》，却看不到祖国的这个前途。

真是令人吃惊！
中国人民早已在一个世纪以前“求索”过、而且早已被实践否定过的东西，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居然又把它当宝贝拿出来，当作新发现。
这说明，这个作品落后于我们的时代是多么遥远啊！
作品引用屈原《离骚》中的诗句作为卷首语，这种“求索”的精神无可厚非；
但是，“求索”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只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决不会有光明的前途。
我们的道路不管多么漫长而又曲折，但是历史已经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克服艰难险阻而走向胜利的。
中国人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在“四化”建设中胜利前进。
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一文中说得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前进。”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六二页）

在这个作品中，凌晨光是一个悲剧人物。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写悲剧和悲剧人物。
但是，怎样正确地揭示这一悲剧之所以产生的根源，是同《苦恋》在“求索”什么分不开的。

作品从开始到结束，凌晨光几乎都是躲在芦苇荡里，我们看不到群众对他的任何支持。
即使在凌晨光的回忆中，我们也看不到他与祖国广大人民的血肉联系。
凌晨光虽有热爱祖国之心，但没有和人民群众结合。

作品对这个悲剧根源是怎样表现的呢？
它告诉我们：凌晨光在美洲本来生活得很舒适，但是由于“苦恋”着一个没有前途而不值得爱的祖国，结果回到祖国后，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以致最后惨死在雪原上。
这样，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也就成了凌晨光悲剧的根源。

作品还描写了两种人物来和凌晨光相对比。
一是绿娘和教授冯汉声等人。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均由“苦恋”祖国而遭受了苦难。
二是逃往国外的娟娟。
她由于不属于“苦恋”之列，所以在二十余年以后回祖国探望已经显得苍老的凌晨光时，她“还是那么年轻，好象岁月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作品的这种对比，充分表明：凌晨光“苦恋”一个不值得爱的祖国，不过是和其他“苦恋”者一样，都是在自找苦吃而已。
这就是《苦恋》“求索”出又一答案。

作品也曾用凌晨光的画《屈原天问》，特别是用屈原《离骚》的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表明凌晨光的悲剧是屈原悲剧在现代中国的重演。
但是只要稍加研究便可发现，作这样的类比是不恰当的。
《离骚》这部不朽的爱国诗篇，是在屈原与祖国利益完全一致的前提下，把作品的基点放在屈原与君主、小人的矛盾之上的。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是在表明屈原爱国爱民之志；
意思是说：既然是我内心所崇尚的理想啊，虽粉身碎骨我也不会丝毫改变！
在紧接此后还有这样的话：“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意即：怨恨先王太糊涂啊，老是不能了解人民的心愿；
群小嫉妒我的美德啊，竟造谣诬蔑我行为不正，这就表明了屈原与君主、群小的矛盾。
《离骚》不止一处强调这一矛盾，也就相当充分地说明屈原悲剧的根源。
《离骚》既表现了对黑暗势力的恨，也表现了对祖国深切的爱。
但是，凌晨光的悲剧则不是这样，它不仅没有表现出对林彪、“四人帮”这些黑暗势力的恨，相反，却把对祖国的爱变成一种导致灾难的罪过了。

必须指出，作品把热爱祖国作为悲剧的根源来描述，这样的“求索”不可能是宣扬爱国主义，而只能导致对爱国主义的否定。

综上所述，《苦恋》所表现“求索”的倾向，不利于培养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操，也不利于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
许多同志明确地指出，《苦恋》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
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有道理的。
我们希望作者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深入生活，从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中摆脱出来，进行正确的求索。
以期今后能写出有利于四化建设的新作品。

作者：吕骥

不久前，我们参加了解放军报社主办的一次音乐舞蹈晚会，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很难得、很好的晚会。
这个晚会是旗帜鲜明的，他们在晚会节目单的前言中说得很清楚，是为了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伟大的人民、歌颂人民的军队，歌颂军民鱼水情，才主办这个“红五月歌颂祖国音乐舞蹈晚会”的；
是希望这个晚会有助于发扬部队健康的、前进的、革命的音乐舞蹈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正当我国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对经济建设进行调整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需要欣赏健康的、前进的、革命的音乐舞蹈艺术，鼓舞大家的建设热情，坚定大家在调整中团结一致、克服困难的信心。
这个晚会的音乐舞蹈节目，使我们欣赏了社会主义的艺术美，丰富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境界，帮助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生活的认识，也有助于培养一种美好的社会风气。

当我们听《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这些歌曲时，马上就被歌曲中洋溢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所感染。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金山战鼓》这样的节目对鼓舞我们的建设热情是有巨大力量的。
《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延安颂》、《依依不舍送红军》唱的虽然是过去时代的生活和战斗，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很深的教育意义，我们不能不想到过去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艰难地走过来的。
《象雷锋那样去战斗》激励着我们学习雷锋的革命精神，为人民利益而忘我地工作。
《青春在战火中闪光》、《空中之花》都是歌颂平凡而崇高的劳动的诗篇，我们的精神境界随着节目的进行，得到极大丰富与提高了。
《哎，小伙子你好糊涂》、《阿凡提之歌》通过克里木诙谐的表演，使我们的青年获得日常生活里十分缺乏的情趣，而又受到善意的规劝和鼓舞。
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节目，这里不能一一谈到了。
总之，所有的节目，不论是歌曲，还是舞蹈，都是健康的、有益的。
而所有的表演都是经过我们部队的艺术家精心地创造，达到了很好的水平。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是以严肃的态度进行表演，从事艺术创造；
整个演出从头到尾，从表演到服装都是极其朴素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一点非艺术的浮夸的痕迹。
这样就使得剧场空气十分纯净，真正使大家感觉到这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剧场中，舞台上是在进行艺术创造，舞台下是在欣赏艺术美，对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经常有机会欣赏这样的音乐舞蹈晚会，希望社会主义艺术演出的纯净空气从此建立起来，不再受到任何的污染和损害！
这个晚会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新风，祝愿这种音乐舞蹈表演艺术的新风继续下去。

作者：马新义

一位作家在谈到文艺作品的思想意义时说过：“文艺创作应当通过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使读者看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使读者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短篇小说《一排一号》（刊《解解军报》3月3日）就是这样一篇发人深省的好作品。

作品刻画的排长董小军，是那样憨厚、腼腆，当姑娘搭乘上他的汽车后，他“仿佛身边安了个火炉子，烤的脸直发烧”。
姑娘再三和他搭话，他却“脖子硬的象缺油少珠的轴承，转都转不动，只是低声说‘同志，当司机开车时不许和别人讲话，你心急赶路我知道，我快开车就是了。
’”当他急刹车过了停车线时，在态度不友好的警察面前又红着脸作检讨——他多么象一个含羞的大姑娘啊！
但是在遇到凶手行凶的时候，面对着凶手的匕首，他却象一头雄狮，理正词严，毫无畏惧。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
在不同的事物面前，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革命军人的素养使他时时处处注意谦虚，讲究礼貌，革命军人的责任感使他充满着力量。
当遇到翻了的马车时，他主动停车去帮赶车的老板抬正马车，帮他装上白菜，之后，他又看了看马腿，看看伤着骨头了没有。
直到一切收拾停当他才放下心来，没等老板说一个“谢”字就踩动了油门……“于细微处见精神”，作品通过一些细小的事件，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军人美好的心灵，崇高的品德。
也正是因为这些，使搭车的女演员受到感动，为了表示她的敬意，她向歌舞团团长要了张一排一号的招待券，并在那封短信中写道：“象你这样好的同志，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应该占据这个位置。”
董小军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心目中“一排一号”这个光荣的位置，但是在荣誉面前，他又是那样不安，“他觉得把他安排在这么好的位置上，不怎么合适，可是他只好硬着头皮，坐在那儿看下去了。”
小说构思巧妙，用一排一号的戏票这样一个情节来揭示主题，既在情理之中又含意深刻。
小说虽短，不到三千字，但是，耐人寻味。

不错，一张一排一号的戏票算不了什么，但是，一个革命军人，在行动上能时刻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象雷锋同志那样去做，在人民心目中赢得“一排一号”的位置，这是不容易的，也是极其可贵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战士。
希望作家和业余作者们多写一些这样短小精悍的小说。
===== 儿嫌母丑，恋从何来？
-——评《苦恋》中的凌晨光形象

作者：傅汝吉
单位：三五二○八部队

看了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之后，我对这个剧本所精心刻画的主人公凌晨光的形象产生了一些看法。

旅居外国的画家凌晨光，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毅然舍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富足的物资生活，携妻回归祖国。
按理，这样一位壮志满怀、才华横溢的爱国者，面对一穷二白的祖国，一定会为她的繁荣富强而忘我地工作吧。
然而从剧本上看，凌晨光回国二十多年来，除了1976年贴在天安门广场那幅《屈原天问》之外，我们找不到他的任何作品了。
《三峡烟雨图》，他摇摇头把它揉成团扔了。
《天山在歌唱》，又摇摇头把它揉成团扔了。
……“我无论怎么画都没法把祖国的新面貌表现出来”。
凌晨光这样自我表白。
也许这是描绘画家从爱国热忱出发，严格要求自己的画。
但是在我看来，不论怎样解释，这位画家确是无所作为。
等到凌晨光逃亡苇荡之后，他又哀叹：“我们的国家哪儿都是美丽的！
真可惜，没有纸，没有颜料，没有笔”。
难友冯汉声好不容易为他“借”来了笔纸和颜料，却又缺乏所需的蓝色。
表现凌晨光的这些情节，不正足以说明：无论是顺利的年代，还是落难之时，这个形象总是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状况。

如果说，凌晨光回国后在事业上感到报国无门，那么，在生活上他更加是含辛茹苦的了。
剧本对凌晨光回国前后的生活作了鲜明对比。
剧本还对凌晨光在新旧中国两种制度下的生活作了对比。
剧本中凌晨光确实没有讲怨恨社会主义祖国的话，可是通过以上情节的描写，却不能不使我们严肃思考，凌晨光对祖国到底是真恋还是假恋呢。
如果是真恋，凌晨光这个形象应当在国内外、新旧社会两种不同制度对比中，对社会主义祖国表现出更多的热爱才符合逻辑，可惜不只没有这种情节，而且回国后一直无所作为。
这就无怪他的女儿星星向他提出：“这个国家爱您吗”这个问题，使得“晨光晃动着身子，他连忙扶着墙壁，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斗室里是可怕的沉默”了。

读完剧本，我对凌晨光这个形象的看法基本形成了。
我认为，凌晨光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并非真心实意的苦恋，而是祖国对于他处处都是落落寡合；
也可以说，他爱的不过是祖国美丽的山川，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他对祖国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缺乏胜利的信心。
对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给祖国造成的贫穷落后毫无理解。
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
对祖国光明的前途怀疑悲观。
凌晨光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
我们看到或听到多少海外归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动人事迹呀，他们有的是驰名国际的科学家，有的是异国著名的工商业者，但是他们不忘自己是黄帝的子孙，对社会主义祖国母亲深情地爱恋着。
十年浩劫中，他们中有不少人也和那些老干部一样蒙受着种种不白之冤，过着非人的生活。
他们并不抱怨祖国的贫穷落后，也没有不满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
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一方面理直气壮地和困难、敌人作斗争，一方面争分夺秒地致力于使自己祖国迅速富强起来的事业，有的攻下了一门科学的尖端，有的为祖国的某项技术填补了空白，有的甚至在与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
总之，他们的言行都印证了一句俗话：儿不嫌母丑（指贫穷）。
凌晨光既然对社会主义祖国缺乏深厚的热爱，反而满怀怨尤，还谈得上什么“苦恋”呢？

作者：《中国青年报》/丁钢郑曙

全党全国人民深切关注宋庆龄同志的健康状况。
许多年轻人还打电话和写信，要求记者访问熟悉宋庆龄革命经历的同志。

五月十九日傍晚，我们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同志的住所，请他介绍了宋庆龄同志悉力支援新四军的一些片断。
抗日烽火在祖国大地燃烧的年代里，沈老曾任新四军军医处长，先后数次会见宋庆龄同志，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即现在的中国福利会的前身）那里，为新四军接运过大批药品、救急包、医疗器械、罐头食品和军用被服。
谈到宋庆龄同志这段光荣业绩，沈老浸润在深深的回忆中，……

“难忘啊？”
沈老无限感慨地说：“1938年，那个烽火连天的年头，我们新四军刚刚挺进江南，同八路军南北呼应，形成抗击日寇的铁壁铜墙。
蒋介石应名抗日，实则继续反共，经常扣发新四军的军饷和供给。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我军伤亡很大，许多干部战士患有胃肠病、慢性溃疡等，很多人生疟疾，长疥疮。
我们只有一点碘酒和石炭酸等消炎消毒药品，十分缺少药品，没有医疗设备，只好用竹子做代用器械，人称‘竹子医院’。
当地老百姓更苦，生了病，无处求医找药，纷纷涌到军医处来。
处境真难啊！”
“幸好，这一年秋天，宋庆龄同志介绍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访问新四军。
叶挺军长根据史沫特莱的建议，委派我前去会见宋庆龄同志，争取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支援。”
沈老当时将史沫特莱打印在一条手帕上的信件缝在衣服里，搜集一批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和医务工作实况的图片，带上被我军打得千疮百孔的日军军旗、钢盔和士兵家信、护身符等战利品，还有他自己拍摄的小电影片子，经过化装，秘密前往上海。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保卫中国同盟设在租界里。
宋庆龄同志象接待亲人一样，接待了沈其震。
她十分详细地询问了新四军的情况，并立即用带去的实物和图片，举办了一个介绍新四军战绩的展览，邀请上海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她还撰写外文专稿，满腔热情地向全世界宣传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业绩，呼吁国内外人士通过各种方式支援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
沈其震离开上海后，宋庆龄同志将保卫中国同盟从世界各地募集来的X光机、手术器械以及大量药品、食品、被服和文化用品，通过我们党的各种渠道，运送到新四军。
有一种叫白浪多息尔的消炎药（磺胺的前身），是当时世界上刚刚生产、国内还没用过的药品，还有很难得的青霉素，也送给了新四军。
利用这些药品和医疗器材，充实了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的医院。

沈老第二次会见宋庆龄同志，是在1939年。
当时，保卫中国同盟已转移到香港。
沈其震同志随同叶挺军长来到宋庆龄的住处，看到宋庆龄身穿一套黑色的香云纱衣服，做饭没有厨师，生活十分俭朴。
宋庆龄见到叶挺，兴奋异常，特意邀请一位厨师做了一桌菜，款待新四军的使者，亲切地同叶挺和沈其震同志谈论国内外的局势，介绍保卫中国同盟为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而开展的各项活动。
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宋庆龄同志又为新四军筹集了一大批物资，并且亲自深入仓库，和保卫中国同盟工作人员一起，过数封装，接连忙了好几天。
叶挺军长和沈其震同志回到军部后，很快就收到了这批珍贵的物资。
干部战士都交口称赞：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最令人敬佩的是，宋庆龄同志在孙中山先生健在的时候，就亲近我们党；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她始终跟我们党一条心，生死与共。”
沈老异常激动地说：“听说蒋介石挥舞屠刀，阴谋制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宋庆龄同志寝卧不安，十分焦虑。”
宋庆龄和何香凝先生等立即联名电斥蒋介石，严正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并盼望早日见到新四军的同志，了解皖南事变的全部真相。
刘少奇政治委员和陈毅代军长决定委派沈其震再次去香港，当面向宋庆龄同志介绍皖南事变真相。

宋庆龄同志见到沈其震，头一句话就担心地问：“咱们这次损失这么大，还有力量吗？”
沈其震详细地转述了刘少奇和陈毅同志的话，并说：“请您放心，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延安嘛。”
宋庆龄听到这句话，开心地笑了，轻声地说：“啊，延安……”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又筹集一批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到新四军。

“后来，我随同刘少奇同志到延安，在枣园见到毛主席时，向主席汇报了宋庆龄同志支援新四军的光荣业绩。
主席对宋庆龄同志是很赞赏的。”
沈老告诉我们，后来听说，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还为其它抗日根据地募集大量物资，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她还秘密地为解放区筹集药品和物资，其数量之大，一时难以统计清楚。
只记得，仅华东军区一次转移中，就用五百名民工搬运一天多。
沈老说：“这位令人敬仰的老同志，几十年来做的事情，都是我们党所需要的，当年她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入党，但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公开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她做到了。”
沈其震同志热烈祝贺宋庆龄同志入党，衷心祝愿她恢复健康。
同我们告别之前，沈老还一遍又一遍追忆宋庆龄同志给他写信、谦逊地讲她“没做什么”的感人情景，于是挥笔填写一阙《浪淘沙》，赞誉宋庆龄同志。
其中有这样的词句：

红透半边天，

并日争妍，

劲松挺秀入云端。

许国一生长画卷，

九十余年。

《中国青年报》记者 丁钢 郑曙

（原载5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一九四八年，宋庆龄同志检查中国福利会募集的即将运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医药器材。
（照片）

作者：傅继俊刘瑞年刘从俭
栏目：家乡喜讯

“飞燕”乐

徐州无线电厂工程师张和昌同志给在八一六六○部队的儿子张克岭的信中说：

我们厂过去是生产半导体收音机的，由于产品滞销，年年亏损。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从1979年3月开始，我们厂决定转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市场又很短缺的电视机。
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就拿出了二十台样机，经过省电子工业局和有关业务部门的考核鉴定，“飞燕”牌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十二项技术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
上级同意定型批量生产，使我们厂成为苏北地区第一家定型生产电视机的工厂。

为了加快电视机的生产，我们技术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根据电视机的生产流程，因地制宜地将十多间互不相通的房间，穿墙打洞连接起来，自己设计、制造了一条一百五十米长的生产自动流水线。
由于改进了工艺，调整了部件结构，使“飞燕”的灵敏度、选择性、图象、音质都得到进一步改善。
去年，“飞燕”牌电视机销往十多个省市，受到了广大用户的欢迎。

“天鹅”美

徐州缝纫机厂车间党支部书记成兆洲同志给在八三三六八部队七十分队的儿子成德祥的信中说：

我们厂原来生产的天鹅牌JC70—1型缝纫机，由于质量不稳定，谁买谁摇头。
有人说，这哪里是什么“天鹅”，纯粹是“旱鸭子”。
工厂也被这些“旱鸭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每生产一台机子，就要赔本五十多元，一九七六年一年竟亏损了六十多万元。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徐州市委根据调整方针，决心给“天鹅”开小灶，在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给我们厂拨出了三百万元，新建了铸工、机具和总装三个车间；
又安排刀剪厂、打火机厂和车辆厂等八个单位，跟我们厂组成了生产“一条龙”。
同时确定制造JB8—2型缝纫机。
这种新产品，当时全国只有四家缝纫机厂生产，市场销路很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工艺复杂，精度要求高。
在上海缝纫机一厂的积极支援下，我们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让“天鹅”飞起来了。
去年全省六种机型质量评比，“天鹅”飞在最前面。
一九八○年上级给我厂五千台生产任务，我们却完成了二万二千多台。
今年头两个月生产形势更是喜人，共制造了七千六百台缝纫机，大大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
工人们为调整后厂里出现的新气象，编了这样几句顺口溜：“调整方针如春风，‘天鹅’展翅舞晴空；
洒汗千滴我情愿，换来万家喜盈盈。”
“海鸥”飞

徐州合成洗衣粉厂党委副书记刘志江同志给在八一○七六部队后勤部的女儿刘英的信中写道：

你可能在报纸上看到了吧，我们厂生产的“海鸥”牌洗衣粉在1980年全国同类产品质量评比中，和其它一些名牌洗衣粉一起荣获并列第一名。
现在，我们厂正继续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争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并增加出口，为国家换取更多的外汇。

我们这个厂底子很薄，是在“四害”横行时筹建的。
当时只建了一个成型车间，原料靠进口，生产不配套，产量上不去。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以来，在市场竞争激烈、原料供应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从本厂实际出发，狠抓了厂里内部结构的调整，在不到半年的光景，相继建起了配套的原料车间，对原来的旧设备进行了革新改造，填平和补齐了车间薄弱工序，年产量由原设计能力的一万吨，去年一下子增加到两万吨。

为了对人民负责，我们厂经常进行“质量第一”的思想教育，开展“争先进，创名牌”的活动，同时组织技术人员攻克产品质量关键。
经上级业务部门考核，“海鸥”牌洗衣粉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国家要求，具有颗粒匀称、色泽鲜艳、气味芬芳、去污力强等特点，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信誉。
一些外商对这种洗衣粉赞不绝口，纷纷向我国外贸部门订货。

（傅继俊、刘瑞年、刘从俭整理）

作者：王海
栏目：国际风云瞭望

自去年7月波兰工人掀起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罢工浪潮以来，波兰国内出现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互相交织的严重局面。
这本来是波兰人民的事情，应当由波兰人民自己解决。
但是，一向以“大家庭”家长自居的苏联当局，却一再向波兰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企图进行武装干涉。

在宣传上，莫斯科统治集团竭力散布波兰出现了“反革命势力”，“力图使事态的发展转到反革命轨道上去”，并鼓吹1968年苏联侵捷的“宝贵历史经验”在当前仍具有“现实意义”，以便为其军事干涉制造借口。

在军事上，苏联进行了一系列入侵波兰的实际准备。
据报道，苏军已组建了侵波指挥机构，靠近波兰的苏联西部三个军区部队曾征召了部分预备役，部分部队向波兰边界推进，在苏波边境储备大量坦克、直升飞机等武器装备，驻波及波周围的苏军至今仍然处于战备状态，“有五十五个师配置在随时都可以攻击波兰的距离之内”。
所有这一切表明，苏联已经完成武装干涉波兰的准备工作。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苏联却未敢贸然下手。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从各方面情况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苏联有“四个担心”：

担心武装干涉会遭到波兰人民的坚决抗击。

担心华约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导致分崩离析。

担心加重经济负担，又背上一个大包袱。

担心掀起更大规模反霸浪潮，“缓和”攻势彻底破产。

由于上述种种担心，苏联目前未敢进兵波兰，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怕放松了政治军事压力，会失去对波兰的控制，以致一块“基石”的松动会引起整个“后院”的倒塌。
因此，它继续大军压境，箭在弦上，时刻准备征服别人。
在波兰问题上，苏联表现出如此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窘态，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了霸权主义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
然而，人们不能不看到，虽然目前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通过谈判，使国内局势有所缓和，可是内外种种深刻的矛盾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
苏联一贯把东欧国家视为自己的领地，而波兰又处于欧洲的战略枢纽上，它绝不会轻易罢手。
一旦波兰局势的发展超越于它设置的“轨道”，严重影响到霸权主义全球战略，苏联就可能铤而走险，向波兰猛扑过去。
不过这也只能是在它的脖子上套上一条新的绞索罢了。

新华社5月22日讯 专程从美国旧金山赶来北京的孙穗英，孙穗华和她的丈夫张家恭，今天上午看望了他们病中的祖母宋庆龄名誉主席。
一同前往看望的还有宋庆龄名誉主席的亲属陈志昆和夫人黄寿珍、女儿陈燕。

据新华社5月22日讯 我国广东乐器厂制作的《红棉牌》高级小提琴荣获美国纽约第四届国际提琴制作比赛音质金奖。
这把小提琴工艺精细，造型美观，音质优美，受到中外专业演奏家的称赞。
这是老工人陈锦农主制的。

据新华社柬埔寨扁担山5月20日电 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切春说：“国民军和游击队在上个旱季的一个重要战果是：西部战场和东部战场已经连成一片。
过去，国民军在东部战场力量比较薄弱，现在他们在西部和东部战场的力量已相对均衡。”
5月19日，切春在民柬北部战区扁担山某地接见新华社记者组时，畅谈国民军在刚结束的旱季中所取得的战果及全国各个抗越战场当前的总形势。

切春说，国民军总的作战目标和要求是：消灭和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单纯为了解放据点。
但在可能时，是要解放一部分据点的。
国民军的打法是，以游击战为基础，配合炮击，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和通道，袭击越军据点，不断打击和消耗敌人。
利用这些方式，我们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使他们吃不好，睡不好，难以招架。

关于当前战局，切春说：“当前，双方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是戈公北部和全国重要的公路和运输线。
越南从柬埔寨各地调兵到戈公战场，但是不断被我们消灭。”
民主柬埔寨部队最近袭击和攻克了隆河越南侵略军据点。
图为民柬指战员在攻克的越南侵略军的地堡上面休息。
新华社发（照片）

据新华社巴黎5月21日电 法国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今天正式就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原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向密特朗移交职权的正式仪式今天上午在爱丽舍宫举行。

在仪式上，密特朗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
他说：展望世界，可以看到由于敌对的利害关系和许多冲突给和平带来了危险。
他说：“法国必须强调指出，当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把他们的人力和物力用来战胜饥饿和反对屈辱，就不会有名符其实的国际社会。”
密特朗最后呼吁大家要对未来抱有信心。

密特朗就职后立即任命皮埃尔·莫鲁瓦为法国总理。

新华社巴黎5月22日电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今天宣布解散1978年3月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

密特朗根据宪法规定，今天上午同总理皮埃尔·莫鲁瓦，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和国民议会议长雅克·沙邦—戴尔马进行协商之后作出这一宣布的。

在刚被解散的国民议会中，法国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占有多数席位，密特朗决定解散国民议会，是希望社会党及其同盟者在新的立法选举中获得胜利，从而在议会中组成一个左翼多数派。

按法国宪法规定，国民议会由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五年。
一旦解散议会，普选要在解散后的二十至四十天之内举行。
接近社会党的人士指出，立法选举将在6月举行。

新华社5月22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伪政权的一批士兵最近在磅逊市暴动，击沉越军一艘猎潜艇。

广播说，驻扎在磅逊市奥彻迭的一批柬伪炮兵部队的士兵，不堪忍受越军的欺压，在5月15日暴动，向越军一艘猎潜艇发射了数百发炮弹，在奥彻迭附近的海面上击沉了这艘猎潜艇，艇上的越军士兵和苏联军事人员全部毙命。

另据报道，5月1日，柬伪政权的一批士兵在暹粒省芝灵县奥村至丹德镇的六号公路上，击毁运送军用物资的越军汽车两辆，打死打伤越军十人。

新华社5月22日讯 河内消息：今年以来，除十二种凭票证计划供应的人民生活必需品之外，河内市又有一些物价上涨、有的上涨了几倍。

继去年报纸和车、船、飞机票涨价之后，最近电话费每台电话机每月由三十一元涨至三百元（一越元相当于人民币零点七二元），自来水费每吨由零点一一元涨至零点三○元。
每吨纸从一千二百元涨至二千五百元；
收购废报纸也从每公斤一点七元涨至六元。
由于纸张缺乏，不仅小学生的课本、笔记本一向困难，不少报刊杂志也都缩减了发行量。

供应外国驻河内机构的一些商品的价格也明显上涨。
鸡蛋从每个三角涨至七角；
活鸡从每公斤七元涨至二十元；
植物油从每公斤五点二○元涨至七元。
煤油从每公斤一点八七元涨至四点一二元。

越南当局对粮食、猪肉、鱼、蛋、豆腐、调料、盐、糖、味精、蔬菜、布匹、肥皂、等十二种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证计划供应，至今这些物品的价格没有上涨。
去年，越南当局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使今年以来市场商品有所增加，但是有些商品如布、毛巾等仍然很缺，商店里很少见凭票供应的布。

从去年开始，国家出售不凭证的议价商品，如尼龙蚊帐二百二十元一床，花毛毯二百五十元一条，风雨衣二百七十元一件，猪肉每公斤四十元，白糖每公斤二十五元，肥皂每块六元。

自由市场的物价更高。
煤矿工人抱怨说，挖一吨煤的价值才等于一只老母鸡。

据新华社5月22日讯 贝鲁特消息：美国总统特使哈比卜在以色列进行了几天的调解活动之后，今天从特拉维夫飞抵贝鲁特，开始了他为解决黎巴嫩“导弹危机”的第四轮穿梭外交。

正当阿拉伯联盟各国的外交部长就要在突尼斯举行紧急会议，商讨黎巴嫩“导弹危机”，西方报界传出哈比卜的使命似乎露出一线希望的时候，贝鲁特报纸今天报道，苏联突然在昨天把它驻黎巴嫩大使馆人员的家属六十五人撤回莫斯科。

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昨天发表文章，渲染“有演变成为第五次中东战争危险的大规模冲突这几天就可能在此间爆发。”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叙利亚部队昨夜用五十四辆苏制卡车拖着十八门远程大炮从靠近叙利亚边境的贝卡河谷东部向贝鲁特开去。

美国官员说，里根认为哈比卜的调解努力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局势虽然仍旧“微妙”，但战争的爆发到目前为止是避免了。

栏目：时事小测验

问答题：

1、黎巴嫩为何战乱不止？

2、南朝鲜光州起义的意义是什么？

填空题：

3、南部非洲的___，至今仍在白人种族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

上期答案：

（1）5月上旬日美首脑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是：面对苏联的威胁，日美两国加强了“同盟关系”，协调了战略，在防务上日本将按照“关岛以西、菲律宾以北”的范围分担责任。
（2）中东地区一般指亚、非、欧三洲连接的地区，主要是亚洲西部一带。
远东地区一般指中国、朝鲜、日本和苏联太平洋沿岸地区。
过去，欧洲殖民主义者向东扩张时，按照距离欧洲的远近，把东方各地分别称为“近东”、“中东”、“远东”，它们之间的界限特别是近东和中东并没有明确的划分。
现在“近东”的提法很少使用。
（3）津巴布韦位于非洲南部，它是1980年4月独立的。

本报讯 铁道兵石家庄干休所离职休养干部、铁道兵后勤部晋城化工厂原副厂长方云同志，因病于1981年5月2日在石家庄市逝世，终年五十七岁。

方云同志，1933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