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林/赵可铭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团三营机枪连发扬政治、军事、经济民主有一个好形式：每月召开一次“民主会”。

三机连从去年10月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随时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每月召开一次民主会。
基本做法是：（一）会前，由连长、指导员向全连军人大会报告一个月来连队的各项工作，汇报上一次民主会所提意见的落实结果，使战士更多地了解情况，提出更切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
（二）民主会一般以班为单位谈意见，然后各班派代表向连队干部汇报。
（三）党支部认真讨论战士的意见，制定出改进措施，传达给全体战士，以便监督落实。
（四）设置“意见箱”，作为士兵民主会的补充形式，战士有什么意见会上不好提，或者当面不好提的，可以写出书面意见投入“意见箱”。

民主会的召开使战士们更加关心连队建设。
过去的一些“自保户”，现在成了“管得宽”，过去爱“小广播”的，现在成了连队建设的“小参谋”。
民主会一开，战士把心里话倒出来，是干部处理不当的，干部就作自我批评，是战士误解了的，干部就解释清楚。
有四对“老疙瘩”，在民主会后都重新搞好了团结。
有的干部模范作用不够好，战士们提出批评后，干部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党支部还规定，干部不得徇私情，不得多吃多占，不得化公为私，不得受礼送礼，不得无故不参加操课。
这些规定干部都能自觉做到，受到战士好评。

三机连干部体会到，开好民主会关键在干部有个正确态度。
他们约法三章：干部对战士的意见不追查，不求全责备，不打击报复。
他们还注意教育战士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由于引导得好，战士们在提意见时基本上能做到批评注意政治，不纠缠生活细节；
出于公心，不泄私愤；
实事求是，力求准确；
与人为善，不扣帽子；
向干部提了意见更服从干部管理；
意见没被采纳，自觉服从连队的决定。

（李林、赵可铭）

作者：张偶良/方航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团三机连积极开展业余活动，让战士充分发挥特长，贡献聪明才智，使连队工作生气勃勃。

三机连有二十多名具有能歌、善画、懂无线电等特长的战士。
要不要发挥他们的特长？
起初，有的干部以“不务正业”去加以限制。
支委会认真学习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决议的有关章节，分析解剖典型事例，体会到战士们有这样那样的特长是很可贵的，只要加强组织和引导，对于陶冶战士情操，建设精神文明是十分有益的。
于是他们组成了幻灯、演唱、墙报、木工、副业、无线电、照相、兽医等十多个业余活动小组，添置了一些工具、器材和文娱用品，并在时间上给予保证。
一年多来，墙报组每半月出一期墙报，精心编排，文图并茂，在全团评比中名列前茅。
演唱组自编自演了二十多个文艺节目，每周教会全连唱一支新歌。
幻灯组绘制了六套幻灯，有的节目被北京部队评为“连队幻灯宣传一等奖”。
其它业余活动小组也各显其能。

发挥战士特长，组织好业余活动，好处很多。
它不仅丰富了文化生活，配合了政治教育，而且陶冶了高尚情操。
爱学习、攻技术、钻科学在连队形成风气，思想感情引向健康，过去那种打扑克入迷、和老乡说东道西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张偶良、方航）

版面：头版

据新华社5月14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泰王国公主玛哈扎克里·诗琳通殿下。

邓小平请诗琳通公主转达他本人对普密蓬·阿杜德国王和王后陛下的问候和良好祝愿。

邓小平说，中泰两国间没有纷争，我们之间只存在友谊。
他希望中泰两国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更加密切。

诗琳通公主说，我这次来中国是想看看中国人民如何团结合作建设国家。
我认为中国有许多东西值得学习。

会见后，邓小平设宴招待诗琳通公主及其随行人员。

版面：头版

新华社五月十四日讯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

在友好气氛中，胡耀邦同穆加贝亲切交谈。
他们表示，中津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的过程中，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使双方在长期斗争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进一步向前发展。

胡耀邦说，非洲对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作出过辉煌的贡献，非洲人民也曾遭受悲惨的命运。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非洲人民进行了惊天动地的斗争。
五十年代以前，非洲只有三个独立国家，现在已有五十个国家获得了独立。
非洲人民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他说，现在非洲人民的斗争进入了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造福于人民的新时期。
这个任务同样是艰巨的。
我们祝愿非洲国家和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合作。

他说，三十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密切注视着非洲人民的斗争。
今后，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也将永远站在非洲人民一边。
我们对非洲人民的斗争充满信心。

津巴布韦财政部长伊诺斯·恩卡拉，卫生部长赫伯特·乌谢沃孔泽，教育和文化部长津加伊·穆通布卡，土地、安置和农村发展部长西德尼·塞克拉马伊，外交部长威特尼斯·曼格温德，人力、计划和发展部长弗雷德里克·沙瓦，和通加米莱少将，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褚启元。

版面：头版

新华社5月1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院长威廉·理查森中将率领的美国军事教育代表团，同他们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陶汉章，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芮效俭参加了会见。

今天下午，芮效俭为代表团访华举行招待会。
我国国防部副部长肖克等应邀出席。

作者：张挺
版面：头版

本报讯 5月14日下午，总政治部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参加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部队四名运动员童玲、李振恃、施之皓、沈剑萍，祝贺他们在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为祖国、为我军争得了荣誉。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给四名运动员授了军功章。

参加接见的还有总政副主任梁必业、黄玉昆、颜金生、华楠等。

华楠同志在讲话中说，今天老中青欢聚一堂，我代表总政治部领导热烈欢迎你们胜利归来，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他说，你们不仅带回了奖杯，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场上表现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发扬了“四有、三讲、两不怕”革命精神，你们是青年一代建设精神文明的榜样，我军运动员在比赛场上应该这样，我军指战员在战场上也应该这样。
广大干部战士要向你们学习，发扬这种精神。
要刻苦地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努力为祖国、为人民、为军队争取更大的光荣。

会上宣布总政直属政治部给童玲记一等功，八一体工队给李振恃、施之皓记二等功，工程兵政治部给沈剑萍记二等功。

总政领导同志和运动员们进行了座谈。
四名运动员汇报了锦标赛的战况，汇报了个人的思想和今后努力方向。
接见结束时，总政领导同志与四名运动员合影留念。

参加今天接见的还有吕正操、杨白冰、辛明、孙蔚等有关部队领导同志，以及总政各部的领导同志和运动员代表。
（本报记者 张挺）

韦国清同志将一等功军功章授给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解放军运动员童玲。
林茂兰摄（照片）

作者：李广哲张寿禄
版面：头版

5月5日中午，济南部队某团营区响起了午休的号声。
团长郁亚来到团直高机连、一营炮连检查午休情况，看到班排宿舍里不少铺位空着。
他一了解，原来是有的战士出公差、会老乡去了，有的在提水浇菜、洗衣刷鞋，还有的忙于看书写信，……类似现象在其它连队也程度不同地存在。
于是，他提出了几点意见，要求全团：连队建立午休查铺登记簿，干部轮流值班，督促战士按时就寝；
午休时间，无特殊情况，一律不派公差勤务，不搞业余练兵、业余生产；
控制车辆进入营区，严禁家属小孩在营区喧哗吵闹；
平时一般不占用星期天、节假日和自由活动时间，保证战士有充足的时间洗衣、写信、处理个人事情；
生产分队、训练分队和勤务分队因特殊情况占用午休时间，事后都要尽量补休。
各连队都照这几条办理，午休的军营变得静悄悄……。

李广哲 张寿禄

作者：赵霍/定祥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团二机连团支部，从2月份开始举办“祝你成才讲座”，引起了战士们的兴趣，激发了大家的学习热情。

为了办好讲座，团支部购买了许多介绍人才成功之路的书刊。
他们还组织四名有一定水平的干部战士，先后讲了“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人才成功的知识结构”、“人才成功的时间运筹”、“人才成长的环境影响”等七课。
（赵霍、定祥）

作者：齐轩
版面：头版

作者：桂高明/李矗森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乌鲁木齐部队某团机关，今年以来开展热心为哨卡服务的活动，给哨卡解决了不少问题，受到哨卡一线连队干部战士的赞扬。

这个团个别地段的巡逻路线最近有变动。
变动后的巡逻路线从哪儿进出为好？
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处置？
康副团长带领司令部的同志，深入实地调查。
他们踏着崎岖道路，反复查看，认真记录，多方听取意见，进行具体研究，对巡逻执勤中哪些地方便于骑马，哪些地方需步行，哪些地方可乘车，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受到连队欢迎。

哨卡提前吃上新鲜蔬菜，这是边防战士特别高兴的。
这个团的一些哨卡，与团部驻地的气候条件差别较大，往往是机关吃鲜菜好长时间了，哨卡的同志还在吃干菜、咸菜。
有时他们虽从山下买些青菜，但因路远和交通不便，拉回去不是烂了，就是蔫了。
今年，团后勤机关专门组织人力物力，派出流动服务组，带着设计图，开上工程车，来到边防哨卡，先后帮助两个边防连队建成了蔬菜温室，种上了香菜、萝卜等蔬菜。
吃上了鲜菜，干部战士都很高兴，说机关同志给他们送来了“盘中香”。
4月10日，都拉塔哨卡新战士周林，欢天喜地的把自己在温室绿菜丛中照的相片寄给家里，报告了这一喜讯。

守卡的干部顾不上处理家务事，机关的同志就经常到他们家里走走，询问有什么困难和要办的事，及时帮助解决，使这些同志无后顾之忧，安心守卡。
前一段时间，哨卡有个干部的家属病了，政治处立即派人把她送往医院治疗，并找人帮她带孩子。
这位同志赶回家后，见机关同志照顾得这么好很感动。

（桂高明、李矗森）

作者：本报评论员
版面：头版

在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军费缩减的情况下，如何立足于现有条件办好院校，培养合格人材，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立足现有条件办好院校是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
院校建设的规模大小，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以及发展速度，是和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现状及其他各项条件紧密联系，并受着后者的制约的。
考虑院校工作，必须从当前我国的国情、军情和院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挖掘潜力，艰苦奋斗，力求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而不能超越客观条件所允许的限度，去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

我军院校建设成绩很大，为军队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院校建设上也是存在的，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
譬如：有的同志制订规划时往往提出过高的指标和要求；
有的领导机关给院校增加任务而不给必要的条件；
在专业设置上，有的院校急于培训几年以后我军也不可能拥有的技术装备的使用人材；
在教学设备上片面追求“洋”“尖”“大”“多”，不注意全局和实效；
基本建设搞计划外工程，甚至想照搬外国的设计和质量标准；
教学内容盲目照搬地方重点高等院校的一套；
科研工作追求“冷门”和“尖端”，忽视我军战时的需要，等等。
尽管这些问题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一所院校样样都有，但是仍然需要从思想上认真清理一下。
哪些是“左”的思想影响，哪些是本位主义作怪，哪些是“小而全”、“大而全”或别的什么思想影响，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找一找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

对于合格人材怎么理解？
也要从我军实际出发去考虑。
时代不同，各国军队的情况不同，“合格”的具体内容也不一样。
拿“抗大”来说，那时一无教室，二无桌椅，三无课本，几个月学几门课就毕业，在当时就算合格，这是为战争实践所证明了的。
现在，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但不能照搬那时的某些具体做法，也不能采用那时的合格标准。
外军院校，也各有各的合格标准，而我们有我们的标准。
外军院校对我有用的经验应该借鉴，但是不能一提合格人材就硬套美国西点军校或其他国家名牌军校的标准，否则就是不从我军实际出发，那是行不通的。

脱离实际，把将来才能做到的事硬要马上做到，把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要求一个早上完成，那叫急躁冒进；
可是，条件已经具备却不去做，短时间能完成的却拖拖拉拉，无所作为，这种懒汉和懦夫的精神状态，同样会给工作带来损失。
条件，既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观条件。
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唯意志论，但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立足现有条件并不是说人们只能消极地任凭客观条件来摆布，这是一种机械论的思想。
我们要在客观条件的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好戏来。

立足现有条件办院校，在课程设置和内容选择上要处理好打基础和求发展的关系。
好高骛远和因循守旧都是不对的。
叶剑英同志在全军第八次院校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先求稳定，次求变化。”
“先求得稳定的东西，基本原则，然后把这个基本原则结合实际，它就能够变化了，所以要巩固基础，逐级上升。”
世界各国的军事院校都非常重视基础课，我们也要根据我军实际抓好基础教学。
要教给学员专业技术、专业战术、合同战术以及政治理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搞好作风培养和体育锻炼。

基础的东西打不牢，培养的人材就难以合格。
重视打基础，同时也要着眼于近期的发展，有计划按比例地开设一些必要的现代化军事课程，学习必要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忽视这一点也不行。
但是，不要一提现代化，似乎过去的一切课程都不行了，盲目地开设若干年后都办不到用不上的课程。

立足现有条件办院校，教学内容必须符合我军现有武器装备的实际，立足于以劣胜优的思想。
陈旧的内容要积极改革，从研究敌情入手，在继承我军丰富的作战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搞好学术研究，改进现有武器装备的战斗使用方法，充分发挥现有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找出扬长避短以劣胜优的具体方法来。
我们的武器装备是处于劣势，但是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上一定要比敌人高明。
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如果没有体现这一方针的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各种战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不少未知数，还有许多文章可做。
这是一个有关战争胜负国家安危的大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花大气力去研究。
要把古今中外的一切先进的军事思想，都拿来借鉴，搞出我们自己的一套来。
在这方面，军队院校有条件、有能力作出贡献。

立足现有条件办好院校，就要大讲精神文明，抓好校风建设，把我军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光大。
在这个问题上，院校要先走一步，通过院校和部队的互相促进，使我军的精神文明和作风建设有一个大的改进。
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校的革命精神。
近几年来，多数院校都添置了一批新的教学设备，要很好地使用、保养和维修，使之发挥最大的效能，为教学服务。
同时，在一定条件下，还要积极而又慎重地改革现有教学设备。
有一所高等院校，原来打算在国内买一套闭路电视控制设备，要花二十余万元。
后来他们动脑筋，想办法，自己动手设计安装，并对现有电视机进行改革，只化了三万余元，一套比较先进的闭路电视控制设备就诞生了。
这类事例在其他院校还有不少。
我们相信，尽管国家当前还有困难，只要我们鼓足干劲，肯动脑筋，处处精打细算，齐心协力为教学服务，在现有条件下，也能够完成培养人材的光荣任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为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杨英萍/李慎明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最近，乌鲁木齐部队领导同志在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同意撤销原办公会作出的关于从历年结余经费中拨款购买十五台北京牌越野车的决定。
机关干部纷纷赞扬他们带头遵守财经纪律的精神。

乌鲁木齐部队为解决边防旧车的换装和机关勘察边防用车的问题，在年初的一次办公会上，决定拿出二十多万元购买十五台北京牌越野车。
后勤部财务部计划预算科的同志认为此项决定不符合总后勤部有关的规定，便及时写了报告，说明情况，建议部队领导复议。
肖全夫司令员听了财务部门的意见，当即明确表示：按财经制度办。
谭友林政委也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意见，请后勤部遵照办理。
其他领导同志都同意暂不购买新车。

决定作出后，乌鲁木齐部队领导同志责成有关部门讨论研究了保证边防用车的问题：（一）优先保证边防指挥车和其他车辆的大修及材料的供应；
（二）组织巡回修车组深入各边防哨卡就地维修；
（三）教育边防站加强对车辆的管理和保养。

（杨英萍、李慎明）

作者：徐源先/海琪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军从军长到营长四十七名军事主官，深入训练场，摸索、总结和推广步兵、炮兵、通信兵等七个不同兵种，三十多个课目的训练方法和经验，提高训练质量。
目前，这个部队的训练已出现一派喜人景象：步机分队、专业分队的技术战术课目比往年减少八至十六个小时；
投弹、射击、单兵火箭、战术基础课的优秀率均比往年提高15％左右，完成率也相应得到提高。

这个军多年执行全训任务，但训练质量一直上不去，一个主要原因是各级军事主官满足于一般化的领导所致。
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决心用当年指挥打仗的劲头，迈开双脚到训练第一线去解决问题。
朱军长深入某团，发现有些干部在任教中动作做的不够准确，他就亲自组织八十多名担任教学任务和负责训练的干部，进行了队列、投弹、战术等课目的示范教学。
在演练单兵利用地形地物时，他在二百五十米地段上，往返四次，一动一动地帮助大家掌握动作要领和组织训练的方法。
某团团长王道宽主动承担班用机枪的连发点射的训练难点后，查阅了大量的射击资料，又找打得好的干部骨干虚心请教，花费七天时间摸到了点射规律，编写了教案，组织营、连长进行示范作业，收到较好效果。

各级军事主官在平均深入基层的三十天左右的时间里，还先后抓了三个营、八个连的训练试点，把总结出来的按级任教、分步细训、单个教练等基础课目的训练经验，在训练现场会上推广。

（徐源先、海琪）

栏目：编后

只动口，不动手，是嘴把式；
只动手，不动口，是哑把式。
我们练兵既要动嘴又要动手，这样才能练出真把式。
指导军事训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迅即结合，一个动作，既要说清“怎么办”，又要说清“为什么”，这就要求军事主官讲明道理做出示范。
不要含含糊糊，大而化之，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拿出指导训练的真知灼见来。

夜幕降临，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把上海市打扮得更加美丽。
霓虹灯下，一队队、一组组警卫战士正在为人民的安宁和幸福忙碌着。

杭州路上，三个战士背着一个小孩，在挨家挨户地寻找他的家。
这个小孩出来玩，走到外滩迷了路，哭着找爸爸妈妈。
战士们哄他问他，孩子只会讲“杭州路”三个字，别的啥都说不清。
三个战士轮流背着他，冒雨从外滩来到这里。
他们帮小孩找到父母时，孩子欢乐地笑了，孩子的父母朱宝同夫妇却流下了激动的泪花。
当他们回过头来向战士们致谢时，三个战士已经消失在雨夜中。

在上海警备区某团做了好事不留名的又何止这三个战士！
一天晚上，南京路上有两个战士用门板抬着一个病危的妇女，急匆匆地向第三人民医院奔去。
原来，他们巡逻来到河南路口时，听到一座房子里传出了哭叫声，进去一看，一个脸色苍白的病人躺在床上，身边一个女孩子哭叫着不知如何是好。
战士们就象自己亲人得了重病一样地忙碌起来。
经过医生抢救，病人转危为安。
医生说：“幸亏你们送得及时，不然这个妇女的命就完了！”
又一个月色西沉的夜晚，车水马龙的街道渐渐静寂下来，警卫战士正在街头巷尾巡逻。
在朦朦的月色中，新战士杨维新和班长朱乃平发现新开河路口有一位老太太在寒风中东张西望，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走过去，亲切地询问老人有什么难处。
老人告诉战士，她已经八十七岁了，多年不出门，晚上出来看戏，想不到回家时乘错车来到这里。
她从身上东摸西摸，摸出了一张她女儿的照片。
两个战士根据这个线索，决定送老人回家。
杨维新没等班长开口，背起老人就走。
一路上过往的行人都投来敬慕的眼光。
一位踏着三轮车的工人见此情景，把车子推过来说：“快把老人放在我车上，用车拉比背方便多了。
你们解放军学雷锋，我也要学雷锋。”
警卫战士平时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关键时刻更是自觉挺身而出，英勇地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在苏州河畔有一位坏人见了害怕、群众见了喜欢的警卫战士李德宝。
一个月暗风紧的深夜，他带领巡逻组在冷僻小巷里行进。
突然，对面跑来两个男女青年，气喘嘘嘘地说：“解放军同志，前面有四个流氓抢了我们的钱包，现在又在调戏妇女。”
李德宝听了，气得两眼直冒火，二话没说，带领战友跑步追去。
夜深人静，他们放轻脚步利用路旁的树荫隐蔽前进，远远望见那四个家伙正围着一个下夜班的青年女工动手动脚，急得那个女青年左顾右盼不得脱身。
李德宝抢先冲了上去，大喝一声：“住手！”
四个家伙回头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威风凛凛地站在他们面前，吓得拔腿就跑。
这时，后面的战友和民警也赶到了，当场把四个流氓抓住。
遇险的青年非常感激，一定要让他们留下地址、姓名，可李德宝却说：“没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哨兵，保护人民是我们份内的事。
谁遇见都会这样做的。”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通讯员

仓小宝插图（图片）

作者：孙其海/黄群文

展览通过二百多幅画面，展现了我们党从初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所走过的战斗历程。
干部在讲解中着重阐明了党是怎样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以及毛泽东同志发挥的作用和建立的功绩。
结合参观图片展览，连队还组织大家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以及黄克诚同志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讲话，请团政治机关的同志作辅导，围绕“为什么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展开了讨论。
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更加了解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坚定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
最近，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和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他们选学了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许多同志还联系实际写了读书笔记。

（孙其海、黄群文）
===== 桂其中探家为什么能次次按时归队-他说：“我是革命军人，必须遵守纪律；
我是党的干部，应该以身作则？”

作者：罗际明/时云福

本报讯 3月17日，武汉部队某师文化科长桂其中度完探亲假回到部队，在当天的日记上又一次写下了“按时归队”四个字。
这是他从1953年入伍以来第二十六次探亲休假按时归队。

桂其中家在浙江宁波，妻子在家乡当教师，上有八旬老父，下有两个幼儿。
他参军二十八年，一直与家人分居两地。
1977年桂其中回家休假，正逢妻子生小孩，原打算等妻子满月后带她到部队休养。
可是，到家第三天妻子才分娩，他的假期满了，妻子还未满月。
按家乡规矩，妇女月子期间不能出远门。
亲人和邻居都劝他缓两天再走，他说服大家，做好了途中护理的准备，按时带着妻子，抱着婴孩上路了。

桂其中回家要经过上海，几次利用自己的假期为部队购买物品。
有人对他说：“为什么不多要几天假呢？
为公事延假，合情合理嘛。”
他笑笑说：“在上海转车，顺便办点公事，这也合情合理，这个假不能延。”
今年初，四十六岁的桂其中将要转业。
最后一次休假，不少好心人都建议他在家多住一些日子，找地方同志“活动”“活动”，安排一下“后路”。
他说，回地方后的工作，组织上会安排，自己在部队一天就要干好一天。
假期一满，他就愉快地归队了。

同志们问桂其中为什么能长期坚持探家按时归队，他回答：“我牢记两条：一，我是革命军人，必须遵守纪律；
二，我是党的干部，应该以身作则。”
（罗际明、时云福）

作者：窦孝德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作者：舒英才/江林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本报讯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门诊楼新近在西安市落成，并于四月十五日开始门诊。
这是我国目前同类医院中建筑面积最大的一座门诊楼。

这座新楼建筑面积为一万一千五百平方米，外形壮观，内部光线充足，宽敞舒适。
水、电、空调、空压、吸尘和隔音等设备，均按专科需要设计。
楼内设有口腔内科、口腔颌面外科、口腔矫形科及病理、放射和理疗等科室，可设置治疗椅位一百五十张，还没有可供口腔教学、科研专用的教室、实验室等，是一座符合口腔专科教学医院特点和要求的新型建筑。
（舒英才、江林）

图为四医大口腔医院门诊新楼全景 杨群摄（照片）

作者：梁登龙黄代培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海军航空兵某团近十年来，先后组织飞行一千多场次，三万多架次，参加海空协同演习二十三次，既完成了任务，又确保了飞行安全。
最近上级给他们记了集体二等功。
他们在庆功会上介绍的着眼于提高训练质量，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引起了与会同志的兴趣。

从严重事故中接受教训

在十年前的一次编队飞行中，这个团发生过僚机坠毁的一等事故。
他们总结教训时，认真作了分析，发现这次事故和以前的一些严重事故主要原因是飞行员技术不过硬。
“艺不高，胆不大，遇上复杂情况抓了瞎”。
沉痛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训练质量与飞行安全是密切相关的。
只有提高训练质量，安全才能更有保证。

这以后，全团上下在认真落实维修保养等各项规章制度的同时，下大力气努力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增强保证安全的能力。

抓好飞行技术基础训练

这个团针对各类人员技术上的薄弱环节，普遍进行了加工补课，专攻起落、仪表、编队训练等基础科目。
后来，这个团改装新型轰炸机。
对于技术基础训练，他们更是从严要求，带飞次数常常超过大纲规定的一至二倍才放单飞。
为激发训练热忱，他们还大力开展“一题一处置”活动：要求飞行员每天复习一道理论题，熟悉一个特殊情况的处置方法。
在严格按大纲组织新科目训练的同时，注意安排一定数量老科目的复训。
在有合适的气象条件时，抓紧低气象、小能见度及大侧风带飞和云中大航线训练。
由于扎实的基础训练，对特殊情况处置的能力有了提高，为复杂的战术训练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安全保证。

地面准备严格把关

这个团从分析一些飞行事故苗头中认识到，要想空中飞得安全顺利，必须预先在地面作好充分准备。
为此，他们加强了徒步演练、座舱实习、技术研究等各项准备工作，并健全了严格检查、把关制度。
个人准备时干部抽查，机组协同时互相提问，业务部门严格把关。
做到准备内容不简化，质量标准不降低，检查制度不马虎。
不久前，空勤三大队在地面准备检查中，发现一名发射长准备不合格，便让他回去重新准备。
经检查合格后，才批准他第二天参加飞行。
由于地面准备认真，空中“错、忘、漏”现象大大减少，飞机出勤率相应提高，千次返航率长期保持在规定标准以内。

坚持飞飞整整

有一位驾驶技术在全团“数得着”的副大队长，在一段时间里，连续发生三起险情。
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为本大队保持了连续十五年安全，本人技术又较好，因而对训练放松，技术回生，加之思想麻痹，以至出现险情。
针对这类问题，他们反复讲骄傲麻痹的危害，坚持飞飞整整，做到“未发生问题定期整，出现险情及时整，兄弟单位出了事故主动整。”
在思想上树立高标准，脚踏实地组织训练，仅暗舱仪表大航线飞行，平均每组就带飞十六七次，着陆时开暗舱罩高度，由过去的一百五十米，下降到一百米以内，使飞行员驾驶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在一次全团大航程穿场训练中，先后昼夜间在四个陌生机场着陆三十五架次，其中有的机场当时云层复杂，有的正刮大风，指挥员又缺乏新降落场的指挥经验。
但由于平时训练有素，都做到了一次着陆成功，受到上级表扬。

梁登龙 黄代培

作者：李序成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本报讯 群山环抱的训练场上，巍峨的导弹昂首挺立。
“转发射——点火！”
顷刻，“巨龙”发出轰响，尾部“噗噗”喷火，烈焰翻卷扩散。
这是某导弹部队利用点火器进行训练的情景。
3月12日至16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有关部门在这个部队组织了参观见学，推广了他们研制、使用导弹点火器的经验。

过去，这一型号的导弹只能进行实弹发射，不能实施点火训练。
研制成的这种导弹点火器，构造简单，使用方便，可装用液体或固体燃料，低温点火性能可靠。
在训练中，不改变原操作规程，不附加动作，就能通过导弹上原有电路、气路实施点火。
有火光，有响声，形象逼真，使这种型号的导弹训练迈出新的一步。
部队党委给研制小组的崔松友、靳双兴同志分别记了三等功。
（李序成）

作者：翟振廷/梁礼红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本报讯 三八六二六部队一连二十二岁的战士田克非，结合专业刻苦学习电工、无线电和晶体管电路等基础知识，并利用业余时间写出十万字左右的《收扩音机、电视机电源变压器的设计和绕制工艺》一书。
前不久，邮电出版社给田克非寄来稿费和一份下半年出版此书的通知单。

（翟振廷、梁礼红）

作者：志国/贤华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本报讯 根据全军院校会议确定的原则，沈阳部队对陆军学校、军医学校的编制体制、训练任务作了调整，调整后学员定额增加24％，教工人员增加13％。
在经费减少的情况下，采取压缩消耗性开支，充分利用库存等措施，调剂出四十一万元，解决学校急需的桌凳和厨具等用费。
目前经费已拨到两个学校。
（志国、贤华）

作者：林汉功
栏目：部队新闻集锦

作者：张澄寰

最近以来，报刊上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发表了批评文章，在读者中展开了讨论，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志感到：《苦恋》的政治倾向的确不好，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很有必要。
当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还有不尽一致的地方，这是正常的。
真理会越辩越明。
这里，愿就剧本存在的问题和提供的教训，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

一、《苦恋》产生的历史背景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这一精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我们正确分析、评价一部文艺作品，也指明了科学的方法。
那么，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问世的呢？

作者在剧本的后面注明：“1979年4月于广州，1979年5月于北京”。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部作品写作时的历史情况吧。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重申和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并且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建设四化的热潮迅速出现。
但是，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也出现了来自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
一种是“左”的错误倾向，不赞成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否认毛泽东同志晚年曾有错误，两个“凡是”的观点在头脑中没有得到彻底清除，甚至把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看成是“右”了。
另一种是右的错误倾向，一些人接过“解放思想”的口号，借我们党在总结三十年历史经验教训时，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巨大成就，全盘否定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勋，提出“要冲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束缚”。
更有极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公然污蔑社会主义“违反人性”、没有“人权”，用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期的口号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这些人实际上是“四人帮”的影子，其中有些人的思想体系就是“四人帮”的体系。
他们把新中国三十年说成是“封建主义统治”，因此要打倒层层“走封派”。
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在一个时期内活动很猖獗。

就是在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苦恋》的作者白桦同志在报纸、刊物和各种讲坛上，也公开发表了不少错误的言论。
他把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说成是“现代封建主义”，并且断言“比辛亥之前的封建主义还要厉害”；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又把党的领袖比作皇帝、封建统治者，认为直至今天，中国仍然有“想当皇帝的人”，“一旦时机成熟，就会‘黄袍加身’而当上皇帝”。
他甚至这样讲：“中国人民至今都很留恋民主主义时期的斗争”，“硬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了，这又是一个阴谋”。
他把新中国三十年历程，比作“古老的航道”，认为需要“彻底疏浚”。
他的这些言论，博得了一些人的喝采，是并不令人奇怪的。

针对极少数人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活动和自由化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及时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深刻指出：解放思想不能脱离四项基本原则，否则会走向邪路。
这对于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排除“左”的和右的种种干扰，使思想解放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以后，围绕着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争论，就一直存在着。
《苦恋》的出现，决不是孤立的现象。
它是当时思想领域中怀疑、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的突出反映。
事实正是这样：就是在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30日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后，作者于同年4、5月间抛弃了原先创作的电影诗《路在他的脚下延伸……》，而另外虚构了这部同四项基本原则相背离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的。

二、《苦恋》的政治倾向

在最近发表的一些批评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苦恋》混淆了一小撮国贼同伟大祖国的区别，混淆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同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本质区别，混淆了旧中国同新中国、国民党同共产党、资本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因而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损害了祖国、党、领袖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形象和崇高威望。
但是，有的同志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上述这些基本的政治界限是“无法区分”的。
是不是无法区分的呢？
这有必要加以进一步的探讨。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苦恋》是怎样混淆一系列最基本的政治界限，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一连串极其错误的结论。

首先，剧本把林彪、“四人帮”一小撮国贼同伟大的祖国划了等号，从而把林彪、“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责，转嫁到祖国身上，向祖国倾泼了污水。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上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团结、争取、改造和培养知识分子方面，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
当然，建国以来党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也有过偏差和失误，需要认真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
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分子同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遭受过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这是事实，大家至今还记忆犹新。
但是，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作恶的十年中，人民没有屈服，大批共产党员没有屈服，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之心，没有泯灭。
二月“逆流”（应该说是正流）和在党影响下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就是突出的表现。
在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党和国家的革命领导同志仍然尽力地保护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为他们恢复了名誉。
事实证明：祖国和党是关怀、爱护知识分子的，而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始终是向着祖国、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的。

然而，《苦恋》却不是这样来描写的。
这个作品的主题之一，是表现知识分子和祖国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作品的确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描写了归国画家凌晨光、诗人谢秋山、历史学家冯汉声等，抛弃在国外显赫的社会地位和阔绰的物质生活，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回归祖国；
一个个“苦苦地眷恋着祖国”，甚至到了“死不改悔”的地步。
作者确实赋予了这些人物不少爱国的言行，有些地方还是很动情的。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作者之所以着力写几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爱”，其目的是以此反衬祖国对知识分子的“不爱”。
作者笔下的所有归国知识分子，除了在五十年代有过短暂的“好的开端”，此后，便是“走了半辈子黑路”：或不能写诗、作画，或无处出版诚实的论著，或不敢娶妻，或遭批斗、鞭打，或亡于“五七干校”，或惨死于芦荡深处……凄凄惨惨戚威，没有一个有好的遭遇和下场。
总之，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爱，不过是“单恋”、“单相思”。
你爱祖国，而祖国却不爱你。
你对祖国“恋”得越深，你的结局越“苦”。
这样，作品把知识分子爱国言行渲染得越强烈，对于祖国的责难，也越加厉害。
这就是所谓的“苦恋”。
多么令人吃惊！
描写这段历史，竟不去谴责、鞭挞林彪、“四人帮”，却去控诉同十亿儿女一起受难的祖国母亲，把林彪、“四人帮”一小撮国贼同祖国等同起来，把林彪、“四人帮”摧残爱国知识分子的罪行，归结为“祖国不爱知识分子”，从而客观上也就推出了祖国不可爱的结论。
这怎么能说是“一首爱国主义的颂歌”呢？
由此可见，一部作品所写的主要人物是爱国的，并不等于作品的主题就是爱国主义的。

剧本还特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离国出走”。
不但充满同情地描述科学家陈先生对祖国失去希望，带着妻女再度飘泊海外，而且还描绘画家女儿星星反其父之道而行之——跟随华侨青年出国。
离京之时发出这样的质问：“爸爸！
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这样一个发问，竟使凌晨光长时间“扶着墙没有回答”，最后，又“很衰弱地依在他画的画幅上”。
“此时无声胜有声”，表面上好象“没有回答”，实际上已经回答了。
如此触目惊心的描述，怎么能说仅仅是几句“牢骚话”？
怎么能谈得上是“表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呢？

尽管作者辩解说：这里用的词是“这个国家”，没有用“祖国”，而“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人民的国家，已被‘四人帮’控制了”。
这种辩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我们不禁要问：作者为剧本所定的题名——“苦恋”，难道不是指对祖国的“苦恋”吗？
剧本中三次出现历史学家冯汉声的一句话：“我这一辈子都在单恋，单相思！”
难道指的不是对祖国的“单恋”“单相思”吗？
又如：当谢秋山看到妻子云英“死亡通知书”时，画外音传来了她在归国船上讲的话：“就会好的，回到祖国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这难道不是对祖国的嘲弄吗？
再说，剧本描写画家归国时，仰望着“五星红旗”，给女儿取名星星，到女儿出走时，又看见“五星红旗”而失声痛哭……，作者安排在“五星红旗”下重演的“古老悲剧”，难道不是对“新中国”的讥讽吗？
透过这一连串的描写，本意已不言自明，这是难以掩饰的。

还应该指出：说“文化大革命”时中国“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人民的国家，已被‘四人帮’控制了”，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根本不同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的国家。
即使在十年动乱中，我们党和国家也是同人民共命运的，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的。
我们是有强大的健康力量与害人虫进行斗争的。
而林彪，“四人帮”不过暂时窃取了国家的部分权力。
我们的国家性质，并没有变，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人民的国家。
怎么能够说我们的国家完全被林彪、“四人帮”控制而改变了性质了呢？
怎么能够把“祖国”同“这个国家”截然分开呢？
以偏代全，过分夸大阴暗面，必然会歪曲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丑化党和祖国的形象，从而动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念。
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作者是决不应该如此妄下断言的。

祖国，是多么庄严、伟大、神圣的字眼！
而爱国主义，则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美好的感情。
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上，千千万万优秀儿女为了祖国的光明前景而捧献赤子之心。
即使在国破家亡的年代，人民也总是深深地爱着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并且为反击异国侵略，为推翻反动统治，为解救国家和民族危难，而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义无反顾的壮烈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古老的祖国焕发了青春，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出现了糟踏爱国主义的林彪、“四人帮”一伙败类，但他们终究受到了祖国、人民的审判。
把林彪、“四人帮”同社会主义祖国混淆起来，进而去指责我们伟大的祖国，这对于每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每一个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华儿女，当然是难以忍受的。

第二，《苦恋》混淆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本质区别，批判的矛头不是指向林彪、“四人帮”，而是指向了毛泽东同志，指向了党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作品不仅安排画家女儿星星的“离国出走”，以控诉祖国“不爱儿女”；
而且着力描写画家凌晨光在祖国的“悲剧遭遇”，借此向党、领袖、社会主义制度追究“悲剧责任”。

剧本的最后，是这样描写的：仿佛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大家奔跑着到苇荡里去寻找失踪的画家，可画家已经惨死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是用余生的力量在洁白大地上画了一个‘？
’，问号的那一点就是他已经冷却了的身体”。
剧本用“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作为结局，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凌晨光的悲剧，是谁造成的？

尽管作者没有用语言回答这个问题，但从整体形象的描写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说明。
作品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描写成没有一线光明的“黑暗王国”。
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者口口声声说是写“十年浩劫”，但通篇竟没有一个能够激起人们对林彪、“四人帮”仇恨的情节，却使用许多隐喻、影射等手法，把锋芒对准党和党的领袖，对准社会主义制度。
剧本中有两段很引人注目的描写：

……画面出现了云雾，云雾中出现了长长的台阶，晨光拾级而上，上着上着，他听见了风铃的叮叮声，他继续上着，在这样大的台阶上，一个人显得那样小……他看见了金碧辉煌的庙堂，听见了咚咚的鼓声……他走进黑沉沉的大殿，大殿里香烟缭绕，高大的佛像已经不是金色的了，而是黑色的。
晨光凝视着佛像。

画外传来他自己童年时的声音：

“为什么这个佛爷这么黑呀？”
长老深沉的声音在大殿里发出回声：

“善男信女的香火把它熏黑了……”
“啊？”
“奇怪吗？
孩子！
尘世间有很多事物的结果和善良的愿望恰恰相反……”
晨光百思而不可解的面部特写……

晨光精神恍惚地在北京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走着，象梦游者一样……

满街都是挥动着语录本的人，一张张虔诚、天真而狂热的脸……

这两段文字，是相接续的。
在描写“黑沉沉的大殿”和“高大的佛像”被“善男信女”的香火熏黑了脸之后，紧跟着就写：北京大街上“挥动着语录本的人”，“一张张虔诚、天真而狂热的脸”。
很明显，上述所谓“大殿”、“佛像”、“善男信女”，无非是对社会主义祖国，对毛泽东同志，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老干部，对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影射和丑化。
这哪里是批判林彪、“四人帮”？

作者后来在谈到凌晨光悲剧产生的原因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他的心不断被祖国形形色色的敌人（包括‘四人帮’）所刺伤、污蔑和践踏，当朝霞般的希望照耀着祖国大地的时候，他却遍体鳞伤、精疲力竭地倒下了，倒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
原来剧本中只字不提林彪、“四人帮”；
时过一年，又说：残害知识分子的形形色色敌人，“包括‘四人帮’”。
“包括”二字，很有深意。
这就等于向读者宣告：作品所要揭露、批判的，不仅是“四人帮”，还有更重要的对象。
作者还公开宣称：这部作品是针对“历代当权者”，针对所有“自命为祖国象征的那些人”——自然，既包括过去的，也包括当代的；
并且鼓动人们丢掉“幻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我们不妨也在这里打上一个“问号”：剧本的形象、情节所表达的思想，以及作者对剧本所作的这些诠释，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第三，《苦恋》既没有区分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根本不同，也没有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界限，因而在丑化社会主义祖国的同时，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

作品运用电影的特殊手段，交替描写凌晨光在新、旧社会的逃亡，把新中国同旧中国相比拟，借以表明新社会同旧社会一样黑暗。
作品还通过具体的艺术描写，用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反衬社会主义中国的“野蛮原始”。
作者一方面“号啕着”描写画家凌晨光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祖国“途穷路绝”，另一方面却倾注满腔激情描述画家凌晨光和娟娟等在国外如何受到赞赏、尊敬和爱护。
你看，凌晨光客居于美洲的一个风景宜人的“海滨城市”，“阳光灿烂”，“雪白的楼房林立”，“海滨浴场，成千成百进行日光浴的男人和女人，彩色的遮阳伞象一片彩色的蘑菇”。
他在这里举行的“凌晨光画展”，备受重视。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作者笔下，社会主义祖国漆黑一团，而资本主义国家才是美妙的“天堂”。
一明一暗，一美一丑，鲜明对照。
由此可见，在作者的思想里，中国人民用无数鲜血换来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已经化为乌有，而听到的只有“温柔的圆舞曲”的声音，无数革命先烈举起的共产主义这面灿烂旗帜，已经失去了光辉，而看到的只是一片“彩色的遮阳伞”。
多么可怕的倒退！

剧本一开始就写：“雁阵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的文字左苍穹上写了一个铺天盖地的‘人’字。”
而且，前后十三次出现排成人字飞行的雁阵，同时在主题歌中一再强调，“她是天地间最高尚的形象”，“她是银河中最灿烂的星光”，“她是宇宙间最坚强的形象”。
作者说：“人是最值得讴歌的，我们尽情地歌颂了人，歌颂了真的人！
善的人！
美的人！”
作者为何把“人”说得如此玄妙？
其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活的人，都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和动物的根本差别，是人的社会性。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因此，我们并不反对使用人、人性、人格、人道、人类一类词汇，使用不使用这些词汇不是问题的所在；
问题是要看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和它所使用的范围以及被使用的地方。
资产阶级人性论者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阶级社会里的人性的阶级区分，鼓吹所谓超阶级的普遍的统一的人性，并把这种人性说成是永恒的、神圣的，以至可以决定人类的命运。
人性论的思想自古就有，但形成为理论体系，被大力宣传，则是在资本主义思潮兴起之后。
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打着人和人性的旗帜，用人、人性、人权和人的解放去反对封建制度，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
主张以人学代替神学，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道取代神道。
以人权反对神权。
并且在这一思潮的鼓舞下产生过许多灿烂的文艺作品。
这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运动。
历史地看，它的进步作用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但是，当资产阶级走过了自己历史发展中的革命的和进步的阶段以后，就一天天地趋于反动，它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对立也越来越尖锐起来。
资产阶级为了蒙蔽、麻醉群众，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便有意作伪地大肆宣传所谓超阶级的人和人性。
这时候，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就逐渐成为资产阶级宣传阶级调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
我们现在所必须坚决反对的，是这样的人性论。

同样，在文艺作品中，我们也并不一般地反对使用“人”的词汇和描写“人”，关键问题要看作者是否承认人的社会性，同时还要看作者在什么地方和为了什么目的使用“人”字，用“人”去反对什么。
当我们研究了作者关于“现代封建主义”的种种言论和《苦恋》这部作品的具体描写之后，便不难看出：作品中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铺天盖地的人字”，显然不是用它反对林彪、“四人帮”，而是用它反对“太阳”和所有的“当权者”的。
这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更为重要的主题。

三、《苦恋》提供的教训

《苦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它所提供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一个时期以来，大家经常引用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辞中的一段话：“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
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但是，有的同志并没有真正领会它的深刻含意。
甚至借此而认为：作家创作文艺作品，无需听取领导和群众的意见，也无需考虑自己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世界观的正确与否，可以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可以“突破”任何框框、界限。
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写什么，怎样写，实际上首先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
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诚然，世界观本身并不等于艺术，但是，科学的世界观能够照亮艺术家攀登艺术高峰的道路，艺术家一旦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必然会创作出灿烂的艺术珍品。
同样，错误的世界观，也一定会在作品中烙下深刻的印记。
世界观对于创作的影响，不可低估。
作家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才可能深刻地认识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理解生活中种种复杂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从而掌握生活中的主导因素和人们性格中新的特征。
相反，如果作家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那就难以正确、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生活中种种复杂的矛盾和最重要的特征，也就难以作出恰当而深刻的艺术概括。
在这里，让我们重温一下恩格斯的一段精辟论述：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
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
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
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革命导师这一思想，对于今天，有着多么深刻的现实意义！
真理不可能没有界限。
跨越真理一步，就成了谬误。
事实提醒我们：在思想解放中，如不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坚持正确方向，深入群众斗争生活，保持同广大人民的密切联系，如不注意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努力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观察、思考问题，我们就无法划清敌与我、“左”与右、是与非、功与过、爱与恨等界限，也无法区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界限，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思想的界限，爱国主义与反爱国主义的界限。
这样，就一定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扑朔迷离，无所适从，以至失去方向。

描写建国以后伟大而曲折的二十一年历程，无疑是我国作家、艺术家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但也是十分复杂而艰巨的课题。
应该承认，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确实要遇到许多敏感而困难的问题，包括对党在这一时期的成绩和问题的估计，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看法，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等等。
对于这些重大的历史性问题，必须采取严肃而慎重的态度，坚定不移地站在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上，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历史地、全面地、科学地进行分析，然后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党中央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
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
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也决不能说成是“反革命”。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同样，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
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
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说过火，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这是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特别是党的作家、艺术家，所必须遵循和坚持的基本观点。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无疑应该指出问题和错误，但对成绩，不能一笔抹煞。
搞本本主义、两个“凡是”，是形而上学；
但是，搞虚无主义、否定一切，同样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定要实事求是，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
切忌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切忌用一个片面性去反对另一个片面性，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
建国以来，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吃形而上学的苦头，已经够多了。
今天，我们应该用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步伐；
万万不可重蹈形而上学旧辙。
否则，就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所分析过的那样。

《苦恋》的作者于1979年1月，曾经根据“百分之百的真人真事”，写过一部电影诗《路在他的脚下延伸……》。
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个画家坎坷而壮丽的一生，赞扬了他顽强而不屈的斗争精神，鞭挞了林彪、“四人帮”在十年动乱中的倒行逆施，而并没有伤害祖国、党、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
在这部作品中，林彪、“四人帮”一小撮国贼同祖国的界限，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界限，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界限，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还是比较注意加以区分的。
然而，作者在几个月后写出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却为什么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呢？
为什么连一些最基本的政治界限，全都模糊、混乱了呢？
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
但是，作者本身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面转化，迷失了方向，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诚然，《苦恋》的作者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在党和部队的教育下，他受到过革命的锻炼。
粉碎“四人帮”以后，写了不少作品，有些作品在群众中产生过好的影响。
在对《苦恋》这部政治倾向有害的作品提出严肃批评的时候，对他过去的成绩，不应加以抹煞。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他思想上、创作上存在着的问题。
作者说过：“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
而且曾一再呼吁要当“突击队员”、“排头兵”、“冒尖的人”、“浪尖上的船”……，等等。
勇于“突破”的精神，本来不应该加以非议的。
但是，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突破”，“突破”什么，向哪里“突破”。
不是有人提出要“突破”四项基本原则吗？
如果这样“突破”，必然是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直至走向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面。
这种情况，已经在有的地方或有的作品中发生了，也在《苦恋》中看到了。
这是应该引起我们三思的。

今天，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踏上了新的伟大的征程。
尽管矛盾成堆，问题成山；
但是，这些问题，这些矛盾，正在一个个地被克服，解决。
多难兴邦。
只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创业，巨大的历史灾难之后，必将出现巨大的历史进步。
一个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爱国主义热潮，正在蓬勃兴起。
当然，我国目前仍然还处在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面临着前人所不曾遇到过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必须解放思想。
但是，解放思想，决不是意味着可以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不要努力学习，放弃思想改造，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
事实告诉我们：在历史转折的时期，一定会出现各种思潮。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对于我们，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各种矛盾、各种问题的能力，不断排除来自“左”的右的种种干扰，努力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我们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钻研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论著，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如若不然，单凭片面的口号，激烈的主张，难免不发生错误，甚至背离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苦恋》为我们提供的深刻教训。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恳切地希望《苦恋》的作者能够同大家一起总结和吸取这一教训，以便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沿着正确的方向去“突破”，积极创作有益于党，有益于社会主义，有益于人民的好作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章说：“为了促使文学事业的不断发展，作品需要批评，犹如人之需要空气和阳光，要把批评看做也是对作家的一种爱护。
现在有的作品基本倾向不好，公然背弃四项基本原则，甚至走得更远，但很少有人理直气壮地给以批评指正。
或者偶尔提出一点严肃的批评，让作家有所警惕，从而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作品对党和人民的时代责任感，却又引起一些同志的非议和惊怪。
这些同志不注重这种批评的积极意义和极端必要性，却过多地计较批评的方式。
我们不反对文艺批评应该有比较好的方式，即充分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
但是抛开了这种批评的积极意义和极端必要性，而奢谈方式方法，则是舍本求末，得不到真理的。”
文章还说：“至于文艺界的某些人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完全可以理解，但因此而产生种种猜疑，却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贯彻，将保证今后不会重复，也不会允许过去在思想斗争中的那种极端的做法。
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在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耐心地做工作，把道理说清楚，可以相信，人们心理上的余悸和怀疑，迟早是会消除的。”

作者：仲崇设
栏目：家乡喜讯

今天这组家乡喜讯，说的是工业战线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出现的新气象，读后令人喜悦。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大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工业战线的形势也越来越好。
今年来，通过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工交生产又在进一步调整中取得了新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消费品生产增长幅度比较大；
重工业正在按计划调整产品方向，为日用工业品生产服务，为供应市场服务；
交通运输在客运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基本保证了重点物资和进出口物资的运输。
这说明，尽管我们面前还有种种困难，经济调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和繁重，但是只要继续认真贯彻党中央确定的正确方针，坚决克服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任务是很有希望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很光明的。

欢迎更多的同志拿起笔来，通过自己所见所闻的生动事例，热情宣传我国工业战线在调整中稳步前进的好形势，让我们的干部战士从《家乡喜讯》专栏里，不但能够经常看到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农村篇，也能够经常看到多姿多采的工业篇。
——编者

四月里，我利用探家的机会，走访了山东黄县三家工厂，耳闻目睹了经济调整给家乡工业带来的可喜变化。

合并一年创名牌

山东龙口家用电器总厂是由一家轻工机械厂和一家电器厂合并而成的，合并一年就生产了四万二千五百台风量大、噪音小、运行可靠的金龙牌电风扇，质量在全国同行业评比中名列第三。

厂领导向我介绍说，1978年以前，原轻工机械厂主要生产普通车床，由于产品销路不好，造成了积压，有段时间处于半停产状态。
1979年转产电风扇，因为技术力量不足，一年只生产了五十台电风扇。
原电器厂的主要产品是农机电器配件和电动机，由于厂房、设备比较简陋，加之产品销路不好，生产也不景气。
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有关部门决定，将这两个厂合并起来，共同生产电风扇。

合并以后，电器厂带来了五千多平方米的厂房，八台生产电风扇的专用设备，七名大中专毕业的电器技术人员。
这些设备和技术力量，对加快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0年初，电风扇的月产量只有五百台，年底就增加到了七千台；
每台成本则由年初的二百一十二元减少到八十元。
现在，金龙牌电风扇已畅销全国各地，去年生产的四万二千五百台销售一空，今年又接受了七千台的出口任务。
这个厂已被轻工业部列为全国同行业六个重点企业之一。

喜得扶植发展快

在黄县羊毛衫厂，我看到了不少来自河北、辽宁、哈尔滨、佳木斯、青岛等地的催货电报。
这个厂的宋厂长高兴地对我说：“自打我们厂实行县社合营后，生产和销售都比过去有很大发展，这样的电报每月都要收到三四十份。”
接着，他介绍了这个厂的发展情况。

羊毛衫厂原来是个社办企业，生产的羚羊牌羊毛衫畅销全国十二个省市。
但是，由于资金不足，原料来源没有保证，使生产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
从今年1月起，县纺织工业局遵照在经济调整中优先发展轻纺工业的方针，对这个厂实行县社合营，从各方面加以扶植，收到了良好效果。

合营以后，省有关部门把这个厂的生产纳入了统一计划，保证了原料和电力的供应；
县纺织工业局还给他们批了二十立方木料，用来扩建一个五百多平方米的车间；
厂里的设备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新增加了四十台横机、一台糟筒机、六台缝合机和三台工业缝纫机。
由于得到多方面扶植，这个厂的生产不断发展。
今年第一季度羊毛衫产量达到七万八千七百件，完成产值六十六万九千元，实现利润二十二万五千元，分别比去年同期提高三点八倍、二点二五倍和五点六倍。

转产打开新门路

在黄县塑料厂的编织车间里，一台台圆筒编织机飞速旋转，银白色的塑料编织袋从机器上川流而下，犹如一道道小小的瀑布……

这个厂的王厂长告诉我：该厂原名叫黄县电石厂，主要生产工业用电石。
由于电力不足，产品质量不过关，加之原料运输困难，成本太高，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
后来又搞对外加工铸钢件，生产还是不行，去年7至12月就亏损七万多元。

今年初，县二轻局进一步贯彻调整方针，决定这个厂转产塑料制品。
厂里派人分头到上海、北京、常州等地学习，回来以后，边试制边带徒弟，很快试制出了塑料绳、塑料凉鞋、塑料编织袋等产品。
由于产销对路，仅三个月就扭转了亏损局面。
现在，物资部门计划每年供应该厂二百吨塑料原料，北京实验化工厂每月向他们定购十万条编织袋。
职工不是没活干，而是人手不够了，就目前的状况看，至少还需增加六十人。
预计今年全厂盈利可达十五万元。
职工们看到厂子前景光明，干活的劲头也象升腾的火焰，越窜越高了。
（仲崇设）

新华社5月13日讯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转发了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安徽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关于坚决反对和抵制招生中不正之风的通知》，并就此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坚决制止今年高校招生中的不正之风。

中纪委的通报说，高校招生中的不正之风，不但安徽省有，别的地方也有，有的甚至更为严重。
据教育部党组纪检组报告，在去年的高考中，一些地区在某些人的纵容、支持下，曾出现了严重的集体公开舞弊的现象。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区对揭发的严重舞弊问题，掩饰包庇，至今不作处理。

通报说，高考中发生的严重舞弊问题，反映了某些地区、部门的个别负责人，为了追求小团体或个人利益而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
它无视党纪国法，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影响对青少年高尚道德品质的培养，损害了国家对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人才的造就。
因此，各级纪委都要关心这个问题，和有关部门一起坚决向高校招生中一切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共同把今年的高校招生工作做好。

通报指出，做好今年高校招生工作的关键，在于严格执行国务院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另搞一套，徇私舞弊。
各级党的纪律检查组织，对本地区本系统所发生的招生舞弊事件，要协同有关部门，认真查处，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党纪处分，直至建议司法机关依法惩办。
对去年高考中的严重舞弊事件要抓紧处理，不能姑息迁就，不了了之。

通报最后指出，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严格按“准则”办事。
对于招生中利用职权和其他不正当手段，搞不正之风的，要坚决进行抵制。
对在高考中敢于坚持原则抵制不正之风，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揭发问题的，要给予支持和保护。

新华社平壤5月13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给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的贺信中说：“为了成立联邦国家，实现国家统一，必须在南朝鲜和海外开展全民族的爱国运动，希望统一的北方和南方以及旅居海外的各界人士应该一致投入这一斗争。”
这封贺信是在5月12日举行的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报告会上宣读的。

信中说：“为了实现民族大团结和建立联邦国家，必须在南朝鲜清除在民族内部散布不和的火种，清除造成仇视和对峙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实现社会民主化”；
必须释放被逮捕的民主人士和爱国人民，保障政党和团体的自由活动；
必须打倒南朝鲜的军事法西斯“政权”，建立爱国民主政权；
必须阻止美帝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金一，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委员会秘书长林春秋，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尹基福，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郑浚基等出席了纪念报告会。
尹基福作了纪念报告。

新华社5月14日讯 据纽约出版的中文报纸《北美日报》报道，因高雄事件被台湾当局判刑的非国民党人士，在狱中遭受非人待遇，有的已被折磨得周身是病，连走路都困难。

据报道，一些非国民党人士被关在台北土城看守所，那里环境恶劣，囚室通风很差，夏天闷热不堪。
被判十四年徒刑的黄信介，只因抱怨囚室内太热，就被拒绝与家人会面。
被判十二年徒刑的吕秀莲，健康情况恶化，她哥哥曾三次申请保外就医，都被拒绝。
另一位被判十二年徒刑的陈菊，自认会死在狱中，已给她的家人写下遗书说：“在这不公正的社会里，监狱是有良心的人最后的去处。
我迄今仍坚信，鼓励人民去争取及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良心的行为。”
报道说，被判十二年徒刑的林义雄是遭遇最惨的一个。
由于他曾将高雄事件被捕者受酷刑迫供的情况经由他的母亲传给外国一个团体，他的母亲和两个小女儿被暗杀身死，大女儿也被斩至重伤。
一般认为这一暗杀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
林义雄曾暂时获释处理家人丧事，但不久便又重新被拘。
为了抗议台湾当局残无人道的迫害，林义雄在“军法处”进行绝食斗争。
但特务不让他死去，在他绝食十一天后为他注射营养剂，随后将他送往景美军法看守所囚禁。
由于精神和肉体受到沉重打击，林义雄目前很瘦，人也变得很沉默。
他在绝食前给他的妻子方素敏写下遗书，希望她理解他的绝食行动。
他在遗书中还向亲友提出要求说，如果他的妻子作任何决定，包括选择死亡，都不要加以劝阻，因为她已承受得太多了。

据报道，被判无期徒刑的施明德，已在去年7月被送到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绿岛监狱。
他在那里受到极不人道的待遇，独关一房，不准“放风”，也不准接受医疗。
现在他健康情况恶化，患了脊椎骨神经炎、肝炎、膀胱结石、胃炎等病。
去年年底他的家人获准探望他时，见到他连走路都困难。
为了争取改善待遇，他在狱中也进行了绝食斗争。
斗争结果，只获准每周“放风”两次，每次十分钟。

据新华社5月14日讯 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和夫人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等应邀出席宴会。

穆加贝总理在祝酒时说，这次访问对我们双方都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在结束访问离开中国时，将比来的时候更加充实。
将会有一些新的思想和经验。
我们将更加决心成功地建立我们自己的新的社会秩序，就象伟大和英勇的中国人民成功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那样。

穆加贝说，津巴布韦人非常感激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教导他们在革命的各个阶段纠正错误的原则和方法。
他说，毛主席所阐明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确是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积极发展的基础。
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已经采用了这一方法以坚持我们革命的正确路线，我们同样感到高兴的是，你们正在坚持这一原则。

赵紫阳总理在祝酒时说，几天来，我同穆加贝总理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会谈。
我们的会谈是十分诚挚、友好的，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达成了在贸易、文化等领域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协议。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津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战斗友谊。

他说，我们一贯认为，援助从来都是相互的，津巴布韦人民的胜利也是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相信，中、津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在已有的坚实的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发展。

赵紫阳说，穆加贝总理等贵宾这次是在我国处于重大转变的时刻来到我国访问的。
当前，我们正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摆脱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在经济上实行调整方针。
中国人民正在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为稳步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工作。

据新华社5月14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民柬部队5月初在菩萨省列县多次袭击越军，攻克越军据点五个，歼敌百余人。
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在4月底切断了列县县城至安龙列的路段之后，日夜围困和炮击斯栋巴、威宗、咋和安隆格劳四个越军据点，打死越军四十人，打伤一批。
5月3日，越军被迫撤离上述四个据点。
5月6日，国民军特工队攻克了狠达劳越军营级据点群中的一个据点，歼敌十三人。
5月8日，国民军又袭击了守卫列县梅杜河沿岸越军直升飞机场的一个据点。
经过十五分钟的战斗，歼敌二十三人。

新华社曼谷5月13日电 据泰国《民意报》今天报道，越南军队在柬泰边界地区部署萨姆导弹的同时，在老泰边界地区也加紧进行新的军事部署。

这家报纸援引泰国东北部廊开军方人士的话报道说，在廊开府对面的万象省边境地区，越老军队正在进行频繁调动。

报道说，越军在距万象市约十公里的隆帕叻地区部署了坦克、装甲车和大炮，在他曲村地区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和两辆坦克。
同时，老挝军队在万象市附近的纳昆内村建立了四个远程火箭发射点，并向帕空村附近增派了炮兵。

栏目：国际简讯

法国巴尔政府提出辞职

吉斯卡尔·德斯坦接受了这项辞呈，并要求巴尔总理及其政府在新政府就职前继续处理日常事务。
当选总统密特朗将在5月下旬就职后任命一位新总理组成一个过渡政府，以便处理在解散议会和进行立法选举之前的政府事务。

北约防务计划委员会举行会议

美国搜查一架苏联客机

费希尔拒绝了苏联政府13日就这个事件向美国提出的抗议，认为抗议中对美国的指责是“荒谬可笑的”。

被刺的罗马教皇手术后情况良好

“爱尔兰共和军”又一成员绝食死于狱中

苏联和刚果签署“友好合作条约”

作者：李泰顺
栏目：天下谈

今年3月的一天，普拉希勒漫步在巴黎爱丽舍田园大道上。
突然，这位刚二十出头的青年，乘人不备，掏出一把锋利的刀子，猛然刺向自己的喉咙。
后经送往医院抢救，才幸免死亡。
苏醒后，警察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
他回答说：“我无路可走，只好与世彻底隔绝……”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象普拉希勒这样的青年失业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丹麦劳工大臣说，“我们必须承认，在西方世界，青年失业人数正在继续增加，那些感到走投无路的青年转而吸毒、酗酒或自杀。”
就连很多大学生也很难找到工作。
在意大利，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大学生，经过多次周折，才好歹进了一家饭店当堂倌。
在英国，一位学经济的专科毕业生竟然当了清扫垃圾的临时工。
在西班牙，一名在马德里大学毕业并获博士学位的二十五岁青年，一直未找到工作。
他迫于生活，不得不为有钱人家喂狗。

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报告中说，1979年，在七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中，占失业总数10.5％的人，年龄在十五至二十四岁之间。
1980年，这个百分比已增到二千三百万失业总数的12.5％。
预计今年失业人数为二千六百万，其中14.25％是青年。
据英国政府发表的数字，今年4月份的失业人数已超过二百五十万，达到了五十年来最高峰。
明年，英国青年人的失业率将增到75％。
西德和美国的青年人失业率也将激增到42％左右。
面对这么严重的失业问题，西方国家为什么不予解决呢？
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那个人吃人的社会里，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是根本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的。
他们保持大批廉价劳动力，正是为了更多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满足自己剥削的需要；
当前，经济危机袭击西方国家，资本家为转嫁危机，使得更多工人遭到解雇，正如法国里尔市市长莫鲁瓦所说：“这个问题难于解决，因为它是西方社会的一种癌症。
现在，我们还不能估计这种威胁的恶果。”

作者：怀成波
栏目：述评

中东形势依然今人捉摸不定：两伊战火未戢，黎巴嫩烽烟又起，以色列扩张气焰日盛，戴维营谈判搁浅，阿拉伯国家分合离聚；
里根政府上台已近四月，山东政策仍然难产；
西欧国家对解决中东问题心情急切，却也无计可施——可是中东的多事之春对莫斯科说来却未必是件坏事，而是一个插手中东的机缘。
事实上，人们看到，苏联恰恰抓住这个机缘，向中东发动了一场新的外交攻势：

一、重提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建议。

二、加强“邀请外交”。

三、假手黎巴嫩危机插手中东问题。

最近几年，苏联一直通过挑动阿拉伯分歧，在中东及其附近地区寻求立足点，甚至进兵阿富汗以窥伺中东。
现在，它又利用中东的动乱发动外交攻势。
所有这些都服从于一个目的：渗入并控制这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区。
莫斯科对中东地区无论是进行的武力威胁也好，或是开展外交攻势也好，都只能使这个多事地区更加动荡不安。

本报讯 北京部队离职休养干部王玉珍（女）同志，因病于1981年4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王玉珍同志1932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作者：科辉/爱群
栏目：越南透视

最近，广西边防部队的几位通讯员，采访了越境逃到我国的越南难民。
下面记述的，就是难民们对河内当局穷兵黩武带来的严重灾难的揭露。

为逃兵役断手指

在高平省保乐县那仑，有个名叫凌启吞的青年，今年十七岁，去年刚初中毕业。
他既无兄弟又无姐妹，父母年迈多病。
今年2月份，公安人员拿着阎王簿找上门来，要凌启吞去当兵。
凌启吞的父母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公安人员指着凌启吞说：“嘿！
不去也得去。”
征兵日期一天天接近，公安人员三天两头来催逼。
凌启吞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母亲体衰不能劳动，自己一去当了兵，二位老人日后生活该怎么过？
他便偷偷地拿起菜刀把自己的右手食指、中指砍断两节。
诸如此类的事件，在越南青年中并不罕见。
（科辉、爱群）

为了活命卖儿郎

去年6月10日，在高平市一号大桥南端，贴有一份广告：“兹有一名八岁男孩出售，价格五百元，愿买者请找本市古火街101号阮世忠”。
阮世忠是个工人，他每月工资才六十元，在市场上只能买到十二包香烟，如果买猪肉只得两斤。
他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把家当几乎卖光了，眼看再也无法活下去，才贴了这份令人心碎的广告。
（张世敏）

军费开支猛增 经济状况恶化

越南当局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对外侵略扩张，一味穷兵黩武，把总兵力扩大到一百二十多万人。
为了支撑庞大的战争机器，军费开支逐年增加，1979年和1980年两年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一半以上。

由于越南当局把大批劳动力和有限的物资用于军事，给本来就很薄弱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收入，连续下降了0.5％和4％，工业总产值连续下降了4.5％和10％。
按人口计算，1980年的粮食产量比1976年下降了十五点五公斤。
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赤字逐年增加，1979年和1980年的财政赤字达六十三亿二千万越元。
战后的五年中，财政赤字累计已达一百三十八亿一千四百万越元。
外债越来越多，仅1980年，就达二十九亿九千五百万美元，五年累计为九十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外汇储备则逐年减少，到1980年，外汇储备只剩八千零四万美元。

在经济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越南当局仍然不顾越南人民的痛苦，继续坚持侵略扩张政策。
越共中央宣传部长黄松声称：“1981年至1985年的国家计划的目标将是全国军事化”。
越军副总参谋长陈文茶说：“一切生产都要为国防，即使耗资大，利小，仍应安排”。
今年的越南军费开支预算，又比去年增加了近三亿越元。
现在，越南当局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的一轮征兵。
越南《人民报》最近在一篇社论中透露，今年第一季度，越南的“国营工业、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部门没有完成计划”，国内经济和人民生活方面的困难还在“继续延长”。
（据新华社）

冒牌假货坑害人

在生活日用品奇缺的情况下，越南工厂和投机商们为了捞取钱财，乘机伪造大量的假货上市出售。
河桥牌香烟是河北烟厂的名牌烟，牌价每盒八元。
投机分子与烟厂合谋，盗出烟厂里的烟盒，装上用土烟丝卷的纸烟，以每盒十至十五元的高价出售。
河内市生产的红火牌牙膏，又苦又辣，原来里面掺有石灰浆。
海防市生产的肥皂，每条十一元，里面夹有木渣、土块。
还有用白泥或牙膏皮做的自行车轴承用的滚珠，穿不到一个月就退色起毛的“涤确良”，掺有石膏粉的味精……真是五花八门，举不胜举。
（世中、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