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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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主任号召全军青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军事技术、战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向雷锋同志学习，向英雄模范学习，向全国人民学习，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祖国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
梁必业副主任主持大会

本报5月2日讯 总政治部于今天下午召开驻京机关部队纪念五四运动六十二周年大会。

会场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的革命传统”、“努力做四有三讲两不怕的革命军人”、“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祖国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的口号声和《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此伏彼起。
韦国清、伍修权、梁必业、甘渭汉、黄玉昆、颜金生、朱云谦、史进前、华楠、陈瑛等领导同志，胸前佩戴闪闪发亮的共青团团徽，与参加大会的优秀共青团员、新长征突击手、学雷锋积极分子、先进的青年工作者欢聚一堂，共庆节日。

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主持大会。
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
他首先向全军共青团员、青年同志表示热烈的节日祝贺。
他在叙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功绩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回顾了六十年来我国革命青年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历程以后，指出：目前，我们祖国正处在一个新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实现四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重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肩上。
最近，总政治部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结合我军的特点，号召全军广大青年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军人，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祖国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
“四有”、“三讲”、“两不怕”，继承了我军的光荣传统，体现了我军的宗旨。
它既是我军建设精神文明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培养青年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同志指出：总政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

韦国清同志要求部队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做到：第一，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要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第三，要认真向雷锋同志学习，向英雄模范学习。
第四，建设精神文明，要靠平时养成，点滴做起。
还要虚心向全国人民学习。
他号召全军共青团员、青年同志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四有”、“三讲”、“两不怕”的革命军人。

在大会上，第二炮兵副政委、曾任过总政青年部部长的王宗槐发言说：青年人要有远大的理想，努力学习、锻炼身体、打好基础，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好样子。
为祖国为人民赢得荣誉的八一排球队优秀运动员曹慧英表示，要时刻把祖国的荣誉和人民的期望铭刻在心，把崇高的理想同脚踏实地的精神结合起来，聚精会神搞训练，急起直追攀高峰。
优秀共青团员、破冰救学生的北京部队空军某部战士曹怀良发言说：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要做无愧于时代重托、无愧于党的培养、无愧于前辈希望、无愧于人民要求的革命青年。

出席大会的还有北京部队、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的领导同志，军队系统在京的共青团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京外各大单位政治部领导同志：万海峰、李君彦、何廷一、谢良、王屏、刘月生、李际祥、杨杰、相炜、栗在山、钱益民、聂济峰、谢有法、李雪山，刘安元、赵荣璧、钟孝登、吴永昌、宋德福、韦彩猷、李继耐、龚正飞、朱洪德、雷鸣球、张军、王向荣、马燕凌、熊兴明、蒋林川、崔毅，崔星权、孙育民、阎志敏、张维滋、宋焕文、王程明、王传安、孙治平、王郁文、郑志文等。

（本报记者 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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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自3月5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重新展出以来，到4月底，观众已达十七万余人。
人们从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光辉业绩中，受到了生动形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

展览通过大量图片和珍贵的实物，生动具体地介绍了雷锋同志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崇高品德。
许多单位的党、团组织把这次参观作为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青年学雷锋、树新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活动。
许多人在笔记本上抄下雷锋的话，摘下雷锋的事迹。
人们看到雷锋省吃俭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张张存款单，看到他在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写下的一篇篇为国分忧的日记，都深深被他这种“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的崇高思想所感动，决心以实际行动与党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搞好经济调整工作。
参观展览的一些共青团员在留言簿上写道：“雷锋的精神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现，有着它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雷锋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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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今天，驻京机关部队的青年代表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六十二周年。
我代表总政治部向出席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的同志，向到会同志，并向全军共青团员、青年同志们表示热烈的节日祝贺。

六十二年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了五四运动。
这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前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
它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毫不妥协的斗争气概，波澜壮阔的声势，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新文化，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以后，先进的觉悟的青年，自觉地走到工农民众中去，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宣传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青年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以磅礴的气势向前发展。
在党的领导下，广大青年更加踊跃地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洪流中去。
北伐战争，十年内战，革命青年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促进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抗日战争时期，许许多多有志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奔武革命圣地延安，热情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实践，为民族解放英勇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参战，为全国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开展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战斗中，我国青年一直是一支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在“四人帮”猖獗的年代，青年们以各种方式，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6年4月5日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爆发的革命群众运动，为最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在这场运动中，广大青年冲锋陷阵，作出了贡献。
近几年来，青年一代在党的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更加刻苦学习，奋发工作，在各条战线上都作出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历史充分说明，中国广大青年是热爱祖国的、富有理想的、奋发有为的，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支强大的突击力量。
党的关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正是中国青年产生巨大力量的源泉。

“五四”点燃的革命火炬，代代相传，经过了三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又经过了三十二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传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手中。
目前，我们祖国正处在一个新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实现四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重任，落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肩上。
党中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光荣任务。
我们青年不仅要在四化建设中起先锋作用，而且也要在建设精神文明方面起先锋作用。

最近，全国工、青、妇等九个单位提出了开展“五讲”、“四美”活动。
总政治部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结合我军的特点，提出“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号召全军广大青年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军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这是军队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的具体化。

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担负着保卫四化、建设四化的神圣使命，随时要准备打仗，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这就要求全军指战员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掌握军事技术、战术和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养成严格的纪律，锻炼坚强的体魄，能够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四有”、“三讲”、“两不怕”，正是继承了我军的光荣传统，体现了我军的宗旨。
它既是我军建设精神文明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培养青年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同志指出：总政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

我们这支军队从创建时起，就建立了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用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教育部队，武装头脑，规范言行，形成了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优良传统。
几十年来，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从根本上说，就是依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依靠了人的思想觉悟和勇敢精神，依靠了压倒敌人的精神优势。
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菜金，吃的是糙米饭、南瓜汤，但部队很团结、很巩固；
爬雪山、过草地那样艰苦的条件，也拖不垮，打不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生活条件和武器装备也很差，但广大指战员始终英勇顽强，斗志旺盛，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心。
这些都说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高度的精神文明，正是我军赖以成长壮大的精神支柱和取得一切胜利的重要因素。
我军历史上涌现的许许多多英雄模范人物，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董存瑞、黄继光、王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以及在保卫边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英勇献身的梁英瑞、李成文等，就是我军青年的杰出代表。
他们的英雄业绩，充分显示出精神文明的巨大威力。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既承认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必须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发展，会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
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
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我们就失掉了精神支柱，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就不能繁荣昌盛起来。
任何贬低和否定建设物质文明重要性的论点是错误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只有有了高度的物质文明，才能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不但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还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这些并不一定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才能建立起来。
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只讲物质条件，不讲精神条件。
即使将来我们的物质条件好了，我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们还是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还是要在部队中贯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使我军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
也只有这样，我们具备的物质条件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志们，今天我们部队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一，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武器，行动的指南。
我希望同志们认真读书，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才能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建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做到“四有”、“三讲”、“两不怕”，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青春。
第二，要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提高青年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所要求的。
部队青年要刻苦钻研，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掌握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把自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人才。
第三，要认真向雷锋同志学习，向英雄模范学习。
我军的英雄模范人物，是我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学习榜样。
最近我到部队去，看到学雷锋、学英模、树新风的活动开展后，部队好学上进，精神振奋，团结一致，气象一新。

我相信，这一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一定会培养出更多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的革命战士。
第四，建设精神文明，要靠平时养成，点滴做起。
人的精神境界不经过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不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是不会自然而然地高尚起来的。
我们要发扬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在一言一行中，逐步培养“四有”、“三讲”、“两不怕”的精神。
我们在建设精神文明活动中，还要虚心向全国人民学习。
学习人民群众建设四化的主人翁态度和建设精神文明的模范事迹，用以推动全军的精神文明建设。
人民群众十分关怀人民子弟兵的成长，我们要走在建设精神文明的前列，使“四有”、“三讲”、“两不怕”的精神，在全军生根、开花、结果，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青年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在新的历史时期，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光荣传统，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四有”、“三讲”、“两不怕”的革命军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作者：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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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五四运动的启示

1919年在我国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一次激烈地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
以这次运动为起点，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伟大的历史新纪元。

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
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发展是它的基础，新文化的传播、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思想解放则是它的先导。
历史前进的实际逻辑告诉我们，近代的中国，正是由于有了1915年至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即思想解放运动，才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由于有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从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由于有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领导，才出现六十年来翻天覆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新文化的传播和思想解放是起着重大关键作用的。
五四时期，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思想解放，曾经走过了十分艰苦曲折的道路。

近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为了打破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克服“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正在经历着又一次广大群众性的新的思想解放，并且已经获得重大的成果。
我们相信，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必将进一步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加强党的领导，高度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
同时，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出现一些问题、分歧甚至混乱，遇到一些艰难曲折。
如何使思想解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是值得大家认真研究和重视的。

斯大林说得好：“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重温“五四”时期中国人民要求思想解放的艰辛历程，前车之鉴，也许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从旧启蒙运动到新启蒙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启蒙运动。
这次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已经不是那种单纯反映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旧式启蒙运动，而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新式启蒙运动。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扼要地追溯一下启蒙运动的发展历史。

人们知道，所谓启蒙运动，乃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产物。
在古代各次社会形态的更替中，是不可能出现任何以寻求思想解放为目标的启蒙运动的。
野蛮的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专制的封建农奴制代替奴隶制，虽然都经过了新旧势力残酷的搏斗，然而，当时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不论新兴的奴隶主阶级或新兴的地主阶级，都是依靠愚民政策使人民处于蒙昧状态来建立其统治的，尽管在一定时候一定程度上也曾提出过反对天命论之类的主张，但总的说来他们只能是蒙昧主义者，决然谈不上什么民主和“启蒙”。
相反地，他们几千年间建立起来的顽固的蒙昧堡垒，正是启蒙运动要猛烈冲击的对象。

只是在从封建制向资本制过渡的时候，人类社会才开始出现启蒙运动。
资本主义发达较早的欧洲，成了启蒙运动的策源地。
还在十五世纪，意大利就出现了反对神秘主义、主张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
十七、十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的生产力迫切要求突破旧有的生产关系，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
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从封建主手中夺取统治权，以排除对于自由资本的重重壁障。
伴随着上述经济、政治的要求，在文化思想上寻求自由解放的思潮便蓬勃发展起来。
同时，新生的资产阶级要突破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势力，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能不动员和争取广大工人、农民及城市平民来支持，以扩大自己的同盟军。
资产阶级就是从这些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充当了自由解放的旗手，致力于打破封建迷信，废除贵族特权，摆脱愚昧落后。
他们呼吁尊重人权，解放个性，主张开明或民主，启发人们怀疑以至反对神权、教权。
这一切，都是为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就这样应运而生。
法国大革命前夜，兴起了以“理性”为旗帜的反封建、反教权的文化运动，无情地批判了一切旧的社会形态、国家形态、传统观念；
在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阐发了以人道主义为主旨的反封建反专制思想。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国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各种反对封建迷信，主张或倾向唯物论、无神论的文化思想活动，大都属于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

近代的中国，是否出现过上述“欧洲式”的启蒙运动呢？
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中国，没有象欧洲那样的几百年资本主义发育时期，并且近代中国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条件使它不能不带上东方的特点。

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解体的过程中，便出现了一些地主阶级开明派的思想家，他们和封建顽固派相对立，提出了变法革新的主张，例如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甚至要求以风雷之势进行“更法”；
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认为“大革则大治”。
他们是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然而，他们主张改革腐败的朝政，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和维护封建制度。
因此，他们的思想活动，不可能形成真正向封建意识挑战的启蒙运动。

1851年举义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战争，也是一次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的领袖人物洪秀全和天国后期的洪仁gān，是我国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人，在他们的纲领、文献中含有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因素，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然而，当时并不具备必要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他们的这类主张是从外部生硬地移植过来的，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取得实际的成果。
所以，太平天国的文化思想主流，是单纯的农民革命思潮。
这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是有区别的。

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农民革命战争起家的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张之洞等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开始倡导所谓洋务运动，要求在牢牢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变革，向洋人学点“船坚炮利”和“声光电化”之术，兴办军事工业，并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
在洋务运动的后期，由官办到容许官商合办，进而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买办也参加进去，富国强兵的改良主义思潮随之产生。
由于这些情况，有人便认为洋务运动是我国启蒙运动的开端，显然是不对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活动，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种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逐渐开始的。
在这期间，民族资本开办的机器工厂初步有所发展，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兼营工业，陆续转化为工业资本家。
代表这些新兴的上层资产阶级的要求，一些先进分子不仅主张向西方学习工业技术，学习自然科学，而且主张向西方学习民主政治。
于是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办学会，办报纸，宣传西方文化。
严复从欧洲翻译介绍了《天演论》等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名著，影响很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的思想风行一时。
谭嗣同的《仁学》，要求冲决一切网罗，充满了向传统思想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曾经具有相当的声势。
他们的思想政治活动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起了重大启蒙作用。
但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主要停留在一部分上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对广大农民群众抱着疑忌和对立的态度；
他们只能标榜托古改制，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一个皇上光绪帝，根本不敢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
他们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只是君主立宪。
所以，这次启蒙活动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们的地位很快被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取代，维新派也成了保皇派。

到了二十世纪初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兴起，中国才开始了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本来是改良主义运动的信徒和追随者，但是眼看着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清王朝统治者的日益腐朽不可救药，便进而转向革命，主张根本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
他们在全国各地广泛宣传革命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迅即压倒了改良主义思潮，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它呱呱坠地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了，从而先天地注定了自己的软弱性。
同时，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弊病已日益暴露，孙中山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使他深感困惑，向西方学习的美妙图景已经抹上了暗淡的阴影。
究竟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
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中就反映了难以解决的矛盾，他要求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但又希望避免资本主义的弊害，表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前不能与各地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辛亥革命失败后仍然不能与广大农民结成联盟，把革命的成功主要寄托于单纯军事活动和军事冒险。
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根本不敢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无力领导实现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不可能领导实现旗帜鲜明的强有力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启蒙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燃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启蒙运动火炬。
这次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孕育成熟的。
自从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窃国称帝，军阀连年混战，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政治腐败，文化思想领域也泛起一股尊孔复古逆流，真是民族危亡，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中国陷入一片黑暗。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的争夺，无暇东顾，趁着这个时机，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暂时的飞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迎来了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工人阶级的队伍同时壮大起来。
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迅即反映到思想界。
长久受到压抑的思想界，从苦闷和绝望中看到了希望，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勇敢地举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大旗。

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到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传来之前，是新文化运动的初期阶段。
这个阶段，以陈独秀为主将，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向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和专制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向封建主义的一切方面展开进攻，反对吃人的礼教和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
反对偶像崇拜和迷信观念，要求遵从科学；
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法制度，要求实行民主；
反对文言文和陈腐的旧文学，要求文学革命和提倡白话文。
这种果敢、坚决、彻底的反封建主义战斗精神，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不能相比的。
在这个阶段的斗争中，李大钊、鲁迅都是最杰出的战将。
由于冲破了封建文化的束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就为下一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然，这个阶段运动的性质仍然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仍然限于资产阶级新文化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它的主要武器还是进化论。
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弱点，例如当时对于西方文化的实质还很缺乏鉴别能力，只是渴望从西方寻找真理，各种各样的思潮一齐涌入中国，连同尼采的道德论、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倭铿的精神独立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等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动学说，也都被当作新文化的奇珍异宝，生吞活剥拿了过来，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新青年》杂志也是兼容并蓄，表现了这个时期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体系上的模糊和芜杂。
显著的特征是，反对封建主义鲜明而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则含糊而微弱，但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只反对封建主义文化，不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所谓新文化运动不过是沙滩上的大厦。
当时还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
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就为后来的向右摆、向“左”摆埋下了祸根。
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回避和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没有和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代理人袁世凯、北洋军阀的斗争结合起来，相反地，却公开声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表示了限于单纯文化活动的倾向。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后来质的发展变化，这个阶段的新文化运动是不会有更大的作为的，而且不可能持久，没有什么前途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这段叙述，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欧洲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候，都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质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把它接受到中国来。
十月革命的榜样，启发和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从1917年到1918年下半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激进知识分子，经过震惊、犹豫、观察、判断，毅然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他们一面继续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一面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他们还把文化思想斗争和反对北洋军阀内战卖国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于是，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等一系列论文，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稍后，陈独秀也提出效法俄、德社会党的榜样开展斗争。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和六三运动，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进一步掀起了思想解放的巨浪。
五四运动前后，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斗争中逐步认识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中间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等人。
全国各地新文化报刊如雨后春笋，其中不同程度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达二百多种，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

作为五四运动本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失败了，在当时条件下，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然而，争取思想解放的斗争却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成果，这就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潮深入人心，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中国人民终于走上胜利之路。

历史明白地告诉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为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
中国人民只是在找到这个武器之后，才开始了真正的思想解放。
从近代到现代，历史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已经让位于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
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思想解放，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思想解放，舍此别无他途。

近几年来我们的思想解放基本上是健康的。
广大的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基于他们的亲身经验和思想觉悟，要求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沿着五四运动开辟的思想解放之路前进。
但也有少数人出现一些“返祖”现象，自觉或不自觉地想回到资产阶级的旧式的启蒙运动道路上去，也就是企图把“解放思想”引向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四个坚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上去。
从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他们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一种所谓“桎梏”，要求突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框框”、“迷信”、“禁区”，甚至颂扬所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危机”。
这些想法是很错误的，因为它只会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削弱。
而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削弱了的地方，封建、奴化思想就会通过各种形式猖獗起来，成为真正的桎梏。
这是已经有了大量的事实教训的。

我们反对用教条主义、“两个凡是”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这种态度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反对这种态度，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而决不是相反。
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任何混淆的。
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思想解放。
重温我国启蒙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个问题。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民主与科学

在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民主与科学。
这个口号是我国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思想解放之路的一个总的概括，早在1915年就提出来了。
至于1937年文学革命的兴起，反对文言文和陈腐的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则是为民主与科学这个新文化运动总口号服务的。

民主与科学的首倡者是陈独秀。
他在1915年9月所写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提出了：“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里所说的“人权”即指民主。
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就是由于人权之兴，科学之兴，二者“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故欲改变陈腐朽败之中国社会，就要仿效西方的民主与科学。

不言而喻，当时从西方取来的这份经典，主要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遗产，夹杂着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学说。
但是就总的方面看，它的反对封建蒙昧，号召思想解放的旗帜是鲜明的。

所谓民主，当时的主要含义，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自由解放。
他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这种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用意甚明。

所谓科学，当时的主要含义，是指要按照科学法则去观察和判断客观事物。
他写道：“科学者何？
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由此可见，当时提倡的“科学”，虽独遵理性，并有轻视群众“无知妄作”之意，但主要是指的谋求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方法论，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当时已经认识到，不讲科学，就不能摆脱蒙昧状态，思想解放亦不可能。
他同时也提到了士、农、工、商、医都要遵从自然科学，基本意思仍是提倡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自此开端，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为锐利之武器，向着孔家店，向着旧礼法、旧伦理、旧戏剧、旧文学，以及一切封建专制制度、迷信、偶像、特权、国粹等等，展开了无情的冲击。
几年间，新文化运动在我国社会，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民主与科学，在当时是反对封建专制和蒙昧，争取思想解放的光辉口号。
从长远看，它还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自从有启蒙运动以来，究竟什么叫作思想解放？
怎样才能实现思想解放？
对于这个问题往往发生片面的、模糊的认识。
而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给人们作了全面的、明确的回答，完整地规定了争取思想解放所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民主是对专制主义而言，科学是对蒙昧主义而言，这两个方面密切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提倡民主，废除专制，科学才能发展；
提倡科学，克服愚昧，民主才有保障。
把民主与科学，作为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作为思想解放的共同准则，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贡献。
它不但促使人们同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宗法制度、迷信观念彻底决裂，争取民主、自由和解放；
而且唤起人们的新觉醒，热心研究科学，追求真理，学习新知识，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奋斗。

还必须指出，在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的内容含义，是有重大变化发展的。
如果说，在五四前宣传的赛因斯（科学）主要是进化论，五四后一些先进分子宣传的则主要是唯物史观。
五四前宣传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要是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五四后则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围，歌颂“劳工神圣”，强调社会解放和建立“劳工社会”。
他们开始认识到，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新兴工商资产阶级对于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
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新兴无产阶级对于工商资产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
他们提倡民主已不限于反封建，而是要求消灭压迫剥削，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它表明民主与科学已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了。
正是沿着这个方向，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得以深入发展，才能彻底反帝反封建。
不看到这个发展，不看到先驱者们由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变化，而单纯宣扬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显然是对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误解。

经过新的历史曲折，思想解放又成为今天广大干部、群众思想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课题。
随之而来，究竟什么叫作思想解放，怎样才能实现思想解放的问题又出现了。
有的同志只知道强调民主的方面，忽视科学的方面，甚至认为只有突破四项原则，才能真正解放思想。
也有的同志只知道强调科学的方面，忽视民主的方面，不敢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讨论，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由于存在上述偏向，一些“左”的、右的错误思想言论就容易泛滥起来，造成不应有的思想混乱，损害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应当从五四启蒙运动中得到启示，吸取历史上为思想解放而斗争的经验教训。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分化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促使我国新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
其结果，一方面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一方面是新文化阵营的分化。
在深入和分化的斗争过程中，教育锻炼了大批进步青年，强劲的无产阶级文化新军逐步地发展壮大。

新文化运动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开展起来的。
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尽管当时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之间，在许多问题上见解不同，主张不同，却并不妨碍他们在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旗子下联合共处。
因为那时大家的思想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
然而，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它的性质就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
这时候虽然反对封建主义文化仍然是联合共处的基础，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甚至勾结起来共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矛盾就不能不公开暴露出来。

五四时期，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就是在充满矛盾和斗争中完成的。
李大钊首先决心抛弃西方资产阶级的陈旧学说，热烈歌颂十月革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播种人。
1918年7月起，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论文，主要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和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到1919年5月，他经过初步研究便正式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发表了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题的长篇论文，第一次较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概述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
此后他在一系列论文中，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问题，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战斗。
接着陈独秀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并指出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资本主义，也和当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的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
在李大钊和许多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开来，呼唤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怪影”在东方大陆降临，风驰电掣，到处回荡，立即引起资产阶级右翼的疑忌和整个旧世界的惶恐、咒骂、压制。

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
这个分化，是由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的反马克思主义活动挑起的。
本来，胡适从青年时代起就一贯表明了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
他自1910年起到美国留学七年，备受帝国主义文化的熏陶，信奉反动的实用主义哲学。
他否定辛亥革命，赞颂袁世凯，对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采取了右翼的态度。
然而，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从美国寄回来的《文学改良刍议》，使他一跃成为文学革命的“旗手”，陈独秀曾称颂他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但有人把他主要限于文体形式的文学改良主张，说成是“文学革命的起点”，是不尽符合事实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他正忙于吹捧他的老师杜威来华讲学。
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阶段，各阶层群众起来，特别是工人阶级进入了斗争行列，吓坏了胡适，他七月间就抛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向马克思主义公开发起进攻，企图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幌子来阻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多研究些具体问题为烟幕来转移群众革命的目标，竭力宣传反动的实用主义，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效劳。
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同胡适派的分裂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的文化，决不能和任何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
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同年八月，李大钊立即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坚决透彻的批驳。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者一系列论战的第一个回合。
结果与胡适辈的愿望相反，它实际上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从新文化阵营中淘汰出去，并逐步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合流，在政治上堕落成为人民革命的敌人。

继胡适之后，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分子又一次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
他们本来是老牌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这时也乔装改扮，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反对社会主义思想。
他们虚伪地宣称“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但实际上是一面宣传“阶段论”，即先发展资本主义再实行社会主义，一面把一些劳资调和等改良措施当作“社会主义”鼓吹。
他们硬说中国还没有无产阶级，因此不应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成立共产党，而是发展资本主义。
《新青年》等革命报刊对张东荪等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揭露了他们假社会主义的面貌。

在当时的社会上，一切反动旧势力也都凶神恶煞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扑了上来。
需要说明一下，在五四之前的几十年间，一批一批被抛到时代后面去的政治沉渣，它们并未完全消失，一有机会就要翻腾浮泛，散发出恶人的臭气。
这时候，从文选派、桐城派，到国粹派、国故派，到保皇党人、筹安分子，到复辟派，直到当权的安福系，都摆出架势，强打精神，诅咒新文化、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是“过激主义”、“洪水猛兽”、“瘟疫”、“梅毒”、“魔鬼”等等。
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知识分子，分别给予了痛斥和反击。

此外，还有形形色色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诸如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合作主义、工读主义等等，也在“社会主义”这个大标题下面输入中国。
因为人们看到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流弊，转而向往社会主义。
加上中国是一个拥有广大小生产者的国家，这些思潮很容易流行开来，很快地各占有一定的市场。
其中影响最广最深的是无政府主义，它的主要观点，认为真理的标准是自我认识，纯粹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变种。
在这个基础上，它夸大个人作用，鼓吹个人万能，提倡一切为了个人，要求个人绝对自由，从而反对一切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切政治权威，反对一切组织纪律，无视人民群众的作用。

无政府主义本身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诱惑力，容易欺骗他们，毒害他们，把他们引上极端个人主义的歧途。
这种思潮直接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国家革命学说相对立，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流派。
但是，许多误入无政府主义歧途的知识青年，他们对现状不满，参加反对旧的反动统治的斗争，也起过一些作用，其中有些人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提高了觉悟，转变过来，并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及其它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就进行了大量的揭发和批判，既有坚决的斗争，又有耐心的教育，这个工作一直继续到建党以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运动，经历了多么复杂和艰巨的斗争，人们必须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选择，才能打开真正解放之路。
在中国思想解放史上，几乎所有种类思潮都上台表演过了，五四时期是一次大会演，后来的几十年间又屡次重复登台表演，不过用历史的镜子一照，实质上还是那些货色，基本内容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它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所以它能够战胜各种各样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潮，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观

五四运动过去六十二周年了，我们发扬五四精神，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就要批判地吸取五四时期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观。

首先，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对待思想解放，自觉地排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干扰，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争取思想的解放。

其次，要全面地完整地理解思想解放的内容和含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来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值得借鉴的，但应当给予阶级的分析。
胡适派所说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
所说的科学，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伪科学；
它的公式是：“民主、科学、资本主义”。
我们所说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民主；
所说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它的公式是：“民主、科学、社会主义”。
无分析地讲民主，讲科学，也往往会上当受骗，走错道路。

从思想解放的整个范畴来看，人们只能力求发展对自然、对社会、对思维规律的认识，并依靠这种认识的最高成果，来实现自己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就这个意义上说，争取思想的解放也是无止境的。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解放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有什么绝对解放的境界。

再次，思想解放就是要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统一起来，就是要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向客观实际作调查研究，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得到成功，才能得到真正解放。
如果按照主观主义的思想、感情、意志去办事，表面上似乎很自由，实际上不符合客观规律，处处碰壁，处处失败，还有什么自由解放可言。
恩格斯早就说得很清楚：“自由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
人们只有通过必然王国（认识并按照客观必然规律办事），才能达到自由王国（真正的解放）。
不要必然王国，只要自由王国，那是假自由，不自由，结果会碰得头破血流。
你要游泳，必须按照水的规律办事，否则会淹死人的；
你要煮饭，必须按照火的规律办事，否则会烧掉房子的。
这个最浅显的道理，往往被人们忘却。
我们一定要在每个领域里，每项工作中，每个问题上，坚持自由和必然的统一，争取真正的思想解放。

最后，我们还要提倡研究点历史，研究点启蒙运动史，了解一下历史上封建的、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没落阶段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它们的表现形态、流派和理论基础。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有了历史方面必要的知识，并正确地借鉴，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识别能力，在争取思想解放的航道上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迷失方向。

作者：椰林
栏目：追科学

有一则华佗的故事，其大意是：古时候有位妇人被蜂群螫伤，头面肿痛，请华佗医治，华佗束手无策，妇人大哭而归。
华佗为此甚为愧疚。
一日，他在院中散步，见墙角有只大黄蜂被蜘蛛网住，双方正在搏斗。
蜘蛛屡次近前收取猎物，都被黄蜂挺刺螫中，惨然坠地。
但它总是又慢慢爬到墙角的绿苔上，将身体不停摩擦，然后抖擞精神，再战黄蜂。
如此多次，黄蜂体衰毒尽，最后死于蜘蛛吮食之下。

华佗从中悟出苔藓有清凉解毒之功效，制成了专治蜂毒的膏丹；
而我却由此想到了蜘蛛的精神。
它盯准目标，锲而不舍，屡败不气馁，屡伤不退避，纵然历尽辛苦，义无反顾，顽强进击，终于取得全胜！
这种精神对我们搞科学研究不也有一些启示吗？

一位美国科学家说：“自然界严守自己最深奥的秘密，而不愿让人发现。
要有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这话很在理。

科技史上，没有一个科学发现和发明不是在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得到的。
爱迪生为了研制电灯，把一小段线牢靠地装进玻璃泡内，在一次两夜一个白天的试验中，竟用光了一大轴线。
爱因斯坦为了攻克狭义相对论，写过的草纸，足以堆成一座小山。
这些科学家们，正是以不畏艰辛、顽强进取的精神，才揭开了自然界深奥的秘密的！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蜘蛛的精神就十分可贵，它是一个人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最起码的条件。
我们有的同志却缺乏这种精神，他们对科学事业的艰巨性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往往开始雄心很大，而稍遇不顺，就退下阵来。
这样的同志，不是应该从蜘蛛战黄蜂的故事中悟出点什么吗？

作者：刘璞华
栏目：追科学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一名士兵抱着一个东西匍匐前进。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紧接着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声，而那个士兵安然无恙，一条宽一米、纵深三十来米的安全通道却开出来了。
这士兵拿的是什么武器？
是新研制的便携式扫雷器，他正在进行扫雷训练。

扫雷器是对付地雷的法宝，没有它，步兵、装甲兵便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损失的坦克几乎有四分之一是被地雷炸毁的。
美军在侵朝战争中，死于地雷的人数约占总死亡人数的4％；
被反坦克地雷炸毁的坦克占损失坦克的20％以上。
在中东战争中，埃、以双方也有相当数量的坦克毁于地雷的爆炸声中。

现代地雷种类繁多。
按用途可以分为反坦克地雷、反步兵地雷、特种地雷（如核地雷、化学地雷等）三类，按发火原理可分为触发地雷、非触发地雷和延时地雷三类。
触发地雷，士兵踩上或车辆压上时才爆炸。
非触发地雷，利用目标物理场（磁、声、振动、光等）作用起爆。
这种地雷可在最有利的时机起爆，因而爆炸力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定时延期地雷类似定时炸弹，可在预定的时间爆炸。
由于地雷的种类不同，现代扫雷器也分为接触式扫雷器与非接触式扫雷器两种。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触式扫雷器就已经广泛使用。
它们是在坦克前边安装扫雷辊、扫雷片轮、犁刀和链锤等物，用来把地雷提前引爆或推开地雷，此法又称机械扫雷。
安装扫雷辊或片轮的扫雷器，结构比较笨重，一般重达七、八吨以上；
扫雷速度也慢，每小时才四至六公里。
特别是在起伏不平的山地作业时，很可能由于扫雷器的升高而“漏扫”。
但是它的机械强度高，一般能经受八至十次地雷爆炸而不会损坏。
安装链锤的扫雷器速度较快，但作业时尘土飞扬，严重影响扫雷者的视线。
犁刀式扫雷器又称挖掘式扫雷器，其外表很象一排耕地的犁。
操作时，犁刀可以把地雷从土中翻出地面，推到扫雷器两侧。
此种扫雷器结构简单，重量较轻。
如苏军的KMT—4扫雷器，仅重一点一吨，而且速度也快，每小时可行十二公里。
但是，当土质很硬时，它就无能为力了。
再则，为扫几个地雷，要耕一大片土地，也很不上算。

非触发式扫雷器，是为对付非触发式地雷而研制出来的。
为了清除磁脉冲引信的地雷，出现了磁信号模拟车。
磁信号模拟装置安装在战斗车辆上，它可向前方发出磁信号，使地雷提前引爆。

为在全天候条件下清除地雷，正在研制燃料空气炸药扫雷系统。
有的空气炸药扫雷系统由三十管发射架、燃料空气炸药火箭弹和发射控制装置等组成。
火箭弹带有火箭发动机和减速降落伞，直射距达三百四十至一千米，一次可开辟宽十二米、纵深三百米的安全通路。

为了探测埋在土中的非金属地雷，最近国外正在研究采用微处理机的车载式探雷器。
探雷器的探头，是一组能自动转向的微波天线阵，它装在装甲车辆的前面。
作业时，探头位于车前五点四米处，随车辆前进。
前进中，天线可向地下不断辐射能量。
一旦发现地雷，屏幕上便会立即显示出图象，并发出音响信号。
探雷速度每小时十五公里，宽度为三点三五米。

栏目：追科学

航天飞机（照片）

作者：张廷芬
栏目：追科学

鳍（音奇）是鱼类和其它水生脊椎动物的运动器官。
鱼的鳍，有背鳍，臀鳍，尾鳍，胸鳍和腹鳍五种。
在江湖海洋里，鱼就是凭着这些鳍，来战胜惊涛骇浪的。

舰船在浩瀚的海洋上行驶，由于风浪的作用，也会产生纵摇、横摇、艏摇，上下颠、横漂和纵漂六个自由度的摇摆。
其中尤以横摇最为显明，危害也较大。
大幅度的横向摇摆给舰船人员的生活和行动带来不便，容易晕船、呕吐，降低工作效率。
大风浪下，舰船不能航行，结果限制了它们的活动范围。
航向不稳，狭窄航道航行难以保障安全。
大载量的货船在风浪中会造成货物损伤，而且损失速度，浪费燃料。
战斗舰艇由于颠簸，火炮、导弹命中率会下降，正常的火力得不到发挥。
装有直升飞机的舰只，上面的飞机也由于摇摆而难以起飞……为了消除舰船的摇摆，1923年，日本的元良信太郎博士，仿照鱼鳍，设计了一套船舶用的消摇鳍，安装到一艘“睦丸”号客轮上。
那年11月17日起，七级大风一连吼了四天，正在海面上航行的“睦丸”号客轮左右摇摆角最大达到二十七度，而启动消摇鳍装置后，一下就使船的摆摇下降到三度左右。
从此，消摇鳍就一鸣惊人，蓬勃地发展起来。
如今，无论是军舰、商船，甚至交通艇、游艇都装备了消摇鳍。
按它的作用分，有克服舰船前后颠簸的纵向消摇鳍，和克服舰船左右摇摆的横向消摇鳍两类，但用得最多的还是横向消摇鳍。

横向消摇鳍的鳍叶是仿照鱼的胸鳍和腹鳍做成的。
它安装在舰船的两舭部位，形状和安装办法同飞机的机翼相似。
根据舰船的大小，鳍叶有左右一对的，也有两对的。
鳍叶受控制设备的控制，可以作角度偏转，起到消减舰船横向摇摆的作用。

消摇鳍的控制设备由陀螺敏感元件、放大器、电动或液压执行机构几大部分组成。
舰船在风浪作用下，摇摆角度的大小和摇摆的速度，可以给出相应的电信号。
电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指挥由电机带动鳍叶偏转，便能使舰船产生反方向的摇摆，抵消舰船在风浪中的摇摆。
消摇鳍的出现，使人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这就大大提高了舰船在海上活动的范围和能力。

栏目：追科学

澳大利亚建造的一种轻便飞机，可以充当侦察机，也可用于放牧。

这种飞机的机翼长八点四五米，机身长五米。
它的飞行高度为九十一米，平均时速九十七公里，航行里程为二百公里，满载重量为一百八十一公斤。
起飞时，它需要七十五米长的跑道；
降落时，只需要五十五米。
每小时耗油七公升。

作者：郭立
栏目：追科学

两位法国人设计制造了一种新型飞机，驾驶它在空中滑翔，如同驾驶一辆机动自行车那样容易，有一天的训练时间就足够了。

这种三角翼双座飞机重八十公斤。
机上安装有一台十马力的发动机来带动螺旋桨。
它的特点是可以折叠起来放在车库内。
（郭立）

作者：谢信
栏目：追科学国防现代化讲座

弹道导弹核潜艇是战略武器系统的一部分。
现在世界上共有战略核潜艇一百二十一艘，其中苏联达七十一艘，美国有四十一艘，英国四艘，法国五艘。

弹道导弹核潜艇是以它装备的战略导弹为主要进攻武器的，因此，衡量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作战能力，主要看它装备导弹的数量和性能，如导弹的射程、弹头的数量、弹头的核当量和命中精度等。
所以导弹潜艇的发展，也首先从这方面表现出来。
预计在今年服役的美国“三叉戟”导弹核潜艇，装备二十四枚在水中发射的导弹，射程可达一万公里，命中精度比现役的陆基导弹还高，误差只有一百米左右。

核潜艇作为战略导弹的运载工具，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着这种武器系统的进攻效果，以及在遭受敌人进攻时的生存能力。

衡量弹道导弹核潜艇性能的主要指标之一是它的隐蔽性，其中以航行的安静性最重要。
尽管目前探测潜艇的手段很多，但最广泛使用的手段，还是根据潜艇航行中的噪音来发现潜艇的。
潜艇的噪音既容易暴露本艇，也影响本艇水声设备的工作，所以要在与敌人对抗中做到“先敌发现”，就必须注意降低本艇的噪音。
美海军控制潜艇噪音的主要措施是为全艇各项设备规定了严格的噪音标准，并且定期进行监测。

一般来说，增大潜艇的下潜深度，可以提高隐蔽性。
但由于目前潜艇的甚低频通信的最大工作水深，以及发射导弹的水深都在三十米左右，战略导弹潜艇为了能随时接受指令和发射导弹，潜艇都必须在接近水面的深度航行。
美国从1958年开始，曾先后花了近九亿美元来研究极低频通信。
1972年，核潜艇“黑鲹”号从意大利返前途中进行了试验，也只能在水下一百二十二米处接收信号，至今还未能投入实际使用。
因此，现代各国战略核潜艇的最大下潜深度均保持在三百米左右，没有大幅度提高。

改进潜艇惯导系统的精度，减少潜艇出水校准艇位周期，也是提高潜艇隐蔽性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般说来，核潜艇导弹要发挥它的威力，命中精度（圆概率误差）需要小于二至三公里，而潜艇上陀螺漂移引起的定位误差，每天达一点五至三公里。
因此，潜艇每天都要浮出水面，借助于卫星导航系统校正一番。
现在有些新型核潜艇，采用了静电陀螺为核心的惯导系统，据称精度大约可提高十倍。
这就是说，潜艇出水校准定位的周期可延长两个星期以上。

水声设备是潜艇的耳目。
研制高性能的水声器材，增强预警和探测能力，也一直是潜艇发展工作的重点。

衡量战略潜艇水平高低的另一项指标是它的在航率。
目前，美现役核潜艇的在航率为50％左右。
美新建三叉戟潜艇的在航率，估计可达到65％。
它采用的主要措施是：提高艇员的支持力；
缩短潜艇在基地（或供应船）进行检修或补给的时间；
提高反应堆活性区的寿命，延长潜艇的大修间隔期等。
苏战略核潜艇的在航率只有15％左右。

作者：郭仁松
栏目：追科学外国武器装备简介

作者：李宜龙
栏目：追科学外国武器装备简介

作者：辽阳
栏目：追科学知识宝库

只要你留心一下自己身体的生理活动，就会发现在一天之中会随着昼夜交替而有些变化。
比如，摸摸脉搏，白天快，夜里慢，凌晨四时次数最少；
数数呼吸次数，平静坐着每分钟大约十八次，白天快些，夜里慢点；
量量体温，清晨低，晚上高，凌晨一时至清早五时最低，而最高点在下午六时。
人的记忆力是夜间比白天差，而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和下午二时至五时，思维能力最强。
细胞分裂的速度也有时间性，往往晚上比白天快得多。
激素和活的催化剂——酶在血液中的浓度，也因时间不同而有差别。
如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早上八至九时最高；
晚上十时至凌晨二时最低，甚至为零。
总之，人体的许多生理活动，在一昼夜中有一定的波动，而且还存在着某种节律。
掌握这些节律性的变化，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服药都有一定价值。

在昼夜的不同时间里，人体对各种药物的敏感性是不完全相同的。
因此，应恰当地选择用药时间，以增加药力，减少浪费和副作用。
比如，心脏病的患者对强心甙，在凌晨四时要比其它时间敏感；
患有糖尿病的人，在凌晨四时用胰岛素可能效果倍增。
有些学者为了弄清癌细胞繁殖的节律，曾对小白鼠身上的癌细胞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癌细胞在一昼夜中的增殖也有节律性：早上生长的特别快，傍晚次之。
于是，他们给患癌症的小白鼠清晨五点钟服抗癌药物，也就是说，正是在癌细胞繁殖的高潮到来之前吃药；
另外一些患癌症的老鼠，则是在晚上五时服相同剂量的药物。
结果，前者症状好转，效果良好；
而后者却依然如故，毫无疗效。

现在医生给病人用药多是“饭后”。
如果能够根据人体的生理节律，查明什么时候对药物的敏感性最高，做到对时下药，那就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当然自己不要随意尝试，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作者：方勋/施欣
栏目：追科学外国武器装备简介

美国一研究中心正在研制一种新型军用飞机。
这种飞机的两个发动机，起飞时与地面垂直，不用滑跑它就可以升空；
水平飞行时，发动机转为水平方向，它又会象普通飞机一样飞行。
（方勋、施欣）

作者：王友林/曹文
栏目：追科学

五一○三三部队技师刘宝清革新成功光学仪器充氮器，为部队保养好光学仪器创造了条件。
王友林、曹文摄（照片）

作者：田陇
栏目：追科学科技新闻

据统计，全世界约百分之十五的人有轻重不等的听力损失，而且百分之六的人是中耳有病。

一位国际知名的比利时教授最先施行中耳再植手术，十六年来，他使成千上万的先天性和后天性耳聋的人恢复了听力。

进行这种微手术时，要借助四十倍的双筒显微镜，熟练地操作放在耳内的微型器械。
在耳内只有四分之一英寸宽、二分之一英寸长的“活动天地”，还挤着三块最小的骨头——锤骨、砧骨和镫骨。
声音就是靠这三块骨头传到内耳的。
稍微不慎，手术器械碰到它们，就会象一声炸雷传到内耳，造成终身神经性耳聋。
因此，施行手术必须万分仔细。
手术时，先将残余鼓膜切下，用镊子夹出。
再将健康人的中耳（包括鼓膜和骨头），植于患者的耳管上，然后缝合外耳。
整个手术要花一个小时。
成功率极高。
（田陇）

作者：吴铭
栏目：追科学科技新闻

纽约州立大学萨克逊·格雷厄姆博士认为：多吃洋白菜、萝卜和球茎甘蓝的人可以减少结肠癌的发生。
因为洋白菜族的植物中，有化学物质“吲哚”，它是对付某些化学致癌物质的有效而安全的抑制剂。
在各种水果、蔬菜中含有香豆素。
香豆素有阻断致癌物质引起乳腺癌的作用。

长期坚持低脂肪饮食，也有防癌作用。
俄克拉何马州的麦克凯博士说：给动物低脂肪饮食，动物患癌者较少，而那些已患癌的动物病灶生长也较缓慢。
相反，当给动物高脂肪饮食时，就出现了和上述不同的情况。
（吴铭）

作者：谢添水/王新民/赖兴旺
栏目：长征画刊

福州部队某部一连团支部，在开展共青团活动中，十分重视按照团员青年的特点，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他们把深刻的道理寓于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各种活动之中，促进团员青年身心健康，增长才干，培养“四有”“三讲”“两不怕”的一代新人。

一连团支部在连队党支部的支持帮助下，根据部队各个时期的任务和团员青年的思想实际，因地制宜，积极创造条件把各种活动开展起来。
他们成立了业余演唱组、墙报组、摄影组、报道组和篮球队、排球队；
经常举行晚会、体育比赛、歌咏比赛、图片展览；
定期开放图书室和收看电视；
运用墙报、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开展影评书评，介绍科学知识，并在节假日组织外出参观。
这些活动，深受青年的欢迎，进一步推动了连队学雷锋、树新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的开展。
团支部连续六年被评为“先进团支部”，受到福州部队领导机关的通报表扬。

请战争年代荣立战功的老同志回连讲传统，教育团员青年珍惜革命荣誉。

时时处处向雷锋学习，做建设精神文明的先锋战士。

参观民族英雄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时练兵的“水师台”，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优秀共青团员李景潮在训练中不怕苦，受到连队嘉奖。

组织团员青年修桥补路，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结合连队实际工作，学习科学文化和生产知识。

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全连百分之九十七的人达到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谢添水、王新民、赖兴旺、林茂兰摄影（照片）

作者：杨济淮顾国建
栏目：长征画刊

雷锋精神放光芒 杨济淮 顾国建

美的歌 深厚的情谊 吴涛毅

高尚的品德

心意 金横林

旅途姐妹 杨建明

鱼水曲 柴京津（图片）

作者：詹健/张先良/江志顺
栏目：长征画刊

云南边防某地，到处是崇山峻岭，不少连队驻地不通公路，军需战备物资得不到及时补给。
昆明部队后勤部派出骡马运输队，热情为边防连队服务。

骡马运输队的同志们爬高山，穿密林，涉江河，风餐露宿，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一身泥，历尽千辛万苦。
他们运送一趟物资，最远的往返一百六十四公里，涉水过河六十二次。
有次在途中，遇到狂风暴雨和冰雹袭击，八匹骡马被打伤，不能驮运，排长余兴贵带领大家用肩扛手抬，硬是将战备物资及时运到了边防连队。
他们自豪地说：“明月当灯，群山密林当家，为祖国四化，乐意走遍天涯”。
一年来，骡马运输队在崎岖陡峭的羊肠小道上行程上万公里，为边防连队运送了大量的军需战备物资。
边防部队赠送给他们一面“山高谷深，又显本色，兵强马壮，重上登途”的锦旗。

在密林中行进。

坡陡路险，干部战士推着骡驮攀登。

沿途群众为骡马打来饮水。

途中饱餐香喷喷的竹筒饭。

涉越急流。

夜间露宿，精心给骡马喂料。
詹健、张先良、江志顺摄影（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