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05月01日
一天回了四封信：肖鸣锵、杨礼、刚虹和王达安。
在刚虹信上，终于也谈到了房子问题：要她让出我去年回家时住的那间给她汤伯伯。
而且诉苦说，想回去，但怕卷进文联的人事纠纷中去。
我已来日无多，哪能再随意浪费？就是回成都度夏吧，我住她俩夫妇隔壁那间屋子也就行了。
吃饭、工作和接待客人都在那里，又有何不可呢！
同时要她注意：文联绝非久留之地。
当然也谈到她为去西德访问做准备的问题：全力以赴！
除屠宰问题而外，冷藏问题和制作罐头问题，看来都得储备一些有关知识，她暂时搁下正在试译的那本小说，做得对。
因为给王、肖的信都很简单，晚饭前，我又赶着给刚俊一信，并附上王的来信，要她和宋设法向绵阳地委反映一下。
王的信真不忍重读：七十了，残废了。
绵阳专区有名的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省人代会的代表，退休后竟然弄得穷困不堪！
当然，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孩子多了。
大女儿结婚后无家可归，一气就养了四个孩子！
女婿是个司机，东北人，收入有限，他的包袱也就更加大了。
他信上说，女儿有病，每年为自己和四个孩子得找补队上百多元才能领到口粮，等等。
我记得，五十年代提倡节制生育，他带头做了手术，还曾引起一些社员笑话：“王达安今天都骟了！”
既然如此，为何不警告一下女儿、女婿？真太麻痹大意了。
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