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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4月29日讯 国务院各部委和首都的二百三十多名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今天欢聚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他们在生产和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表达他们建设四化、建设首都的决心，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这次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座谈会，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工会联合召开的。
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工业、交通、财贸、城市建设、农林、军工、文教、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劳动英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既有老劳动模范，又有新的劳动模范。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方毅、倪志福、万里、谷牧、宋任穷、薄一波、杨静仁、张爱萍，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说：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于同志们的模范行动和努力的工作，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北京市西单菜市场经理许俊权，市皮革公司总工程师邢德海，京棉二厂细纱挡车工朱亚珍，市公共电车一场一零六车队售票员赵淑珍，市园林局绿化二大队队长刘玉藩，北京东城区环卫局清洁三队队长崔跃，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其敏等在会上发言。
他们以生动的事例，汇报了自己所在单位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执行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所取得的成效。
他们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进一步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发挥实干精神，发扬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以“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广大职工，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贡献最大的力量。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在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劳动模范一定要把团结、带动广大职工群众，特别是团结、带动青年职工共同前进，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
他说，劳动模范之所以可贵，不仅仅在于劳动模范本身以自己崇高的思想、忘我劳动的精神和先进的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更重要的是善于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广大职工一道前进。
他希望劳动模范们进一步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带动广大职工，使越来越多的人也先进起来，使少数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变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

宋任穷说，搞好对青年职工的传、帮、带，是我们劳动模范、特别是老劳模、老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在，全国三十岁以下的青年职工占职工总数的60％以上。
把这部分青年职工培养好、教育好，是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各级领导同志和劳动模范同志要主动地去接触他们，了解他们，熟悉他们，针对青年职工的特点，进行教育引导工作。
新老职工一定要加强团结，树立“尊师爱徒”的好风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拧成一股绳，在党的领导下，肩并肩、手携手地共同前进。

宋任穷说，我们全体职工，特别是劳动模范，一定以主人翁的态度，振奋精神，艰苦奋斗，积极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管理体制和企业组织的合理化，创造性地走出一条花钱少、效益高、适合我们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企业事业单位都要努力采取各种形式，吸引广大职工参加民主管理。
他说，在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是发扬企业民主、实现工人当家作主的一种好形式。
把建立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这件事办好了，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使他们真正成为四化建设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历史的主人。

宋任穷希望劳动模范能够成为学习的模范。
他说，新老职工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学习生产技术，学习经营管理。
青年职工还要学一点历史，要学习我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特别要学习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年以来的革命历史。

出席今天座谈会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总工会的负责人康永和、黄民伟、陈宇、宋侃夫、金直夫、韩荣华、段君毅、焦若愚、贾庭三、彭思明等。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工会四月二十九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联合举行了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座谈会。

邓小平副主席等出席了座谈会。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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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4月29日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公报说，1980年，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过积极努力，取得新的成果。

公报说，1980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六千六百一十九亿元，完成计划103.2％，比上年增长7.2％。
国民收入初步计算为三千六百三十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财政继续出现较大的赤字，货币发行量增加较多，不少商品价格上涨。

这项关于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长约九千字，包括十个部分：一、工业；
二、农业；
三、基本建设；
四、交通、邮电；
五、国内商业；
六、外贸、旅游；
七、科学技术、教育、文化；
八、卫生、体育；
九、人民生活；
十、人口。

（公报全文见第四版）

作者：朱悦鹏/朱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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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师师团两级党委按照中央军委和全军政工会议的部署搞好检查总结，他们的主要做法是：认认真真地学好文件，切切实实地清理思想，从而提高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这个师的师团严级党委最近分别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检查党委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态度。
他们首先在学好中央文件上下功夫。
有的同志为了搞清党中央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仔细阅读了三中全会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还学习了邓副主席前后八次讲话中有关的论述。
由于对文件作了系统的学习，使他们认识到，党中央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正是为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在学习好文件的基础上，党委主要成员经过认真思考和准备，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态度，清理了自己的思想。
他们注意抓住个人思想上的主要问题，解剖自己，找出经验教训。
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是：如何正确认识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
如何正确理解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尤其是农村经济政策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如何正确理解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如何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等。
不论检查哪一个问题，都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
有位同志分析了从三中全会以来自己思想发展变化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三中全会到1979年学习叶副主席国庆讲话之前。
这一段，对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衷心拥护，但对党的一些新的方针政策不够理解，担心“右”了。
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打开了他思想上的一扇大门，开始从“左”的束缚下逐渐解放出来。
第二阶段从学习叶副主席国庆讲话到1980年学习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文件。
这一段，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了认识，但由于学习不够，还不能更深刻地理解，有的疑虑没有彻底消除。
第三阶段，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来，又打开了思想上的一扇大门，认识到阻碍自己理解和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障碍主要是“左”的影响。
现在，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一步打心眼里拥护了。

许多同志说：我们十多年工作、生活在“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环境里，受“左”的影响深，对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往往用“左”的眼光去看，结果看偏了。
大家决心努力学习中央文件，努力把“左”的思想影响和其它错误思想清理掉，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把我们的军队建设好，担负起保卫祖国四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朱悦鹏、朱英秋）

栏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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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检查总结，不是搞什么运动，进行的时间也有限。
但是，决不能“走过场”，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学得好一些，检查总结得深刻一些，收到的成效大一些。
这就要求我们要搞得实实在在。

首先学习文件要实实在在。
一定要树立一个好的学风。
不要走马观花，不要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而要认真、系统地学习，弄通文件的精神。
从三中全会始，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仅需要重点学习好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而且有必要针对思想上理解不透的问题，有重点地重新学习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文件。
这样前后连贯起来学习和理解，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到三中全会精神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一致性，看到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致性。
学习这一步搞好了，清理思想就有了武器。

检查总结也要实实在在。
就是要从部队和自己的思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重点是清理“左”的错误思想，但又不搞“一刀切”，不把什么都说成是“左”，不把一时认识不清说成是政治倾向。
同时，要抓住重点。
例如，党的三中全会至今，已有两年多时间，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应当着重抓住对三中全会精神、对四项基本原则、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过程，进行历史的回顾，从中找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思想障碍。
把这些重点问题解决好了，就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除了要抓好重点外，还要避免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做法。
要在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抓住那些确实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作认真的解剖和深入的分析，实事求是地查出思想认识上确实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使思想认识来一次飞跃。

清理思想的工作能否做得实在，还取决于在此过程中，能不能做到和风细雨，心平气和，采取我们党所一贯倡导的治病救人的方针。
许多单位在清理思想的过程中，严格实行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方针，让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讲心里话，这是很值得提倡的。
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一部分同志的思想一时没有跟上，或者对党的某些具体政策一时不理解，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因此，检查总结的时候，简单了不行，急躁了更不行。
不能够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政治立场问题；
更不能把一时认识不清楚的问题，说成是一贯的错误。
这就需要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坚决克服思想工作上随意上纲，片面绝对，形而上学的错误做法。
任何一个正确思想观点的形成，都是由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逐步发展而来的。
对干部思想的发展，也必须看他的全过程和总倾向，不能片面孤立地强调一点。
无论是进行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必须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乱扣帽子。
对于某些暂时还不能完全想通的问题，应当作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不要强迫表态，允许有一个继续学习，逐步认识的过程。
对于已经认识到的问题，也要切实分析原因，正确总结经验教训。
总之，要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细致的工作，使这次清理思想，真正达到弄通思想，分清是非，自觉坚持四项原则，坚决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目的。

作者：郭林祥/林兴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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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下旬，广州部队某部给二营炮连班长文德荣记了二等功。
文德荣入伍一年，先后掌握了八二迫击炮、八二无后座力炮、四○火箭筒、重机枪、轻机枪、六○迫击炮等八种火器的操作技能，三十二次实弹射击除一次及格、两次良好外，其余都获优秀，被树为“全能炮手标兵”、“训练标兵”、“优秀义务兵标兵”。
今年担任班长后，仅一个月时间，就使全班人人成为多能炮手。

（郭林祥、林兴钿）

作者：文成/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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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三四三一二部队警通连炊事员杨继锋，白天自学军事地形学知识，晚上跟通信班进行实地训练，掌握了在复杂情况下火线送饭既快又准的本领。
考核时，提前十分钟到达指定位置，以满分成绩夺魁。
（文成、学礼）

作者：刘李/郑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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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州部队空军航空兵某师，教育在地方工作的随军家属积极工作，自觉遵守地方的各项规章制度，维护部队的声誉，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

这个师把加强对在地方工作的随军家属的思想教育，列入部队工作的议事日程，分工专人负责。
他们派人到随军家属所在的工作单位，了解她们的实际表现。
各团、站还根据她们在地方的情况进行讲评。
在开展“模范家属”的活动中，他们把随军家属在地方工作的情况列为一项评比内容。

在地方工作的随军家属把自己的表现与军队的声誉联系在一起，珍惜军人家属的荣誉。
她们在所在单位积极工作，谦虚谨慎，注意和地方的同志搞好团结。
某团飞行副参谋长易治敬的爱人袁秀英，是个大学生，原在某大城市工作。
随军后被安排在驻地附近县城的烟酒厂当技术员。
她在厂里积极工作，同工人打成一片，多次较好地完成技术革新和安装任务。
部队驻地离她工作的厂有十多里远，但她从不迟到早退。
厂里分配给她一间带厨房的房子，她看到有位女工结婚急需房子，就主动让了出来，搬进一间不带厨房的小房子。
最近，厂里工人推选她为“三八”红旗手，部队也评她为“模范家属”。
今年“三八”节前夕，在这个师驻地附近县城工作的二十五名随军家属中，就有八人被评选为县里的“三八”红旗手，有的还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刘李、郑继续）

版面：头版

新华社4月29日讯 赵紫阳总理同塞拉利昂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今天圆满结束了在北京的会谈。
双方对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表示满意，并保证今后在国际事务，特别是非洲事务中继续进行密切的合作。

赵紫阳在会谈中重申，中国永远是非洲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说，毛泽东主席生前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现在仍然是中国制订对外政策的原则。
加强同非洲以及整个第三世界的团结，是我国的基本政策，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
他说，中国近年来由于进行现代化建设，增加了同发达国家的经济来往，但这绝不意味着改变了上述方针。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大陆事务非常关注。
中国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
中国衷心希望非洲大陆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和人民在发展经济文化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赵紫阳在阐述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时指出，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对和平的威胁，但是，他强调说，苏联的侵略扩张不是不能制止的。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苏联张牙舞爪的扩张势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的困难。
因此，要加强一切反对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人民的联合，共同进行斗争。

史蒂文斯说，塞中两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在所有有关非洲和塞拉利昂的重大事件中，中国人民的代表总是很愿意同我们合作。
他说，我们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非洲事务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十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史蒂文斯说，他衷心希望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特别是非洲大陆的事务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他说，在当前的世界上，必须保持警惕，密切注视国际动向，做好准备，以防不测。

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中塞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的进展以及取得的成果，并商定了今后的合作计划。

赵紫阳感谢史蒂文斯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所做的贡献，并欢迎他再度来中国访问。

作者：吴江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指出，要认真学习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学哲学，就要尽可能在思想上、在思想方法上、在认识论上好好地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清查一下我们过去工作失误的原因，把思想路线搞对头。
和唯物主义对立的是唯心主义，和辩证法对立的是形而上尝。
学辩证法就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这里有没有形而上学，有多少，危害怎样。

一、我们工作中许多错误往往是、或者往往来自形同上学片面性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的工作屡犯错误，究竟为什么？
从认识上来说，毫无疑问，我们的错误是主观主义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就是脱离唯物论，陷入唯心论；
违反辩证法，搞形而上学。
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都是主观主义，都是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
从我们党这二十来年的工作情况看，形而上学片面性这种毛病更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往往是从形而上学片面性走到唯心主义去的。
我们党，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党。
我们犯错误，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并不一开始都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空想。
从事情的全过程看，有不少往往是从某种成功的经验出发，从某个真理出发，但是，把一定条件下的成功经验绝对化了，把相对的真理绝对化了，把真理搞过头了，就是说，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把片面当成了全面。
这种片面性搞得厉害了，不知回头，并且造出了理论，就难免跌入唯心主义。
举几个例子：

（一）关于生产关系的作用。

（二）关于上层建筑的作用。

（三）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

（四）关于经济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分清是非，纠正错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现在人们对于我们工作中发生片面性甚至已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因为看到了片面性的危害性确实很大。
经济工作中的片面性，使国计民生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呵！
但在拨乱反正当中，也有一种倾向值得我们注意。
这种倾向，还是一种片面性，是相反方面的片面性。
就是：不是对过去的片面性进行认真的具体的分析，用辩证法的全面性去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而是用一种片面性去反对另一种片面性，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旧的片面性还没有克服或者还没有完全克服，新的片面性倾向又来了。
例如：

我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思想僵化这种片面性，又来了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片面性。

我们批判“上层建筑决定论”、批判“突出政治”的片面性，有人又贬低上层建筑的作用，轻视政治的作用，否认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原理，否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这些政治的东西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我们批判“精神万能论”、批判夸大主观能动性的片面性，有人就贬低精神的作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甚至嘲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嘲笑艰苦奋斗的精神。

我们批判忽视物质利益原则的片面性，又出现了“斤斤计较”、“一切向钱看”的片面性。

我们批判“穷过渡”这种主观主义，又来了个否定五十年代初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的庸俗经济唯物主义。

我们批判过去不承认商品经济的倾向，提出应当重视市场调节；
又出现了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倾向。

我们强调国家民主化，反对政治上的专制倾向，有人马上跳到另一个极端，似乎可以不要领导，不要集中了。

在文艺工作方面，我们批评对文艺进行粗暴干涉的倾向，又出现了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

我们反对片面地讲斗争、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的倾向，有些人因此又不敢进行必要的斗争了，对原则问题也不敢讲自己的意见了，放弃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如此等等。

这里罗列的一连串片面性现象，提醒我们要注意事情的各个方面，各种倾向。
就是说，把事情看得全面些，在克服一种倾向时要注意和防止另一种倾向。
当然，现在情况毕竟好得多了，和过去有本质的不同。
这些新的片面性，有的还不过是少量的现象，刚在那里冒头。
但有一个情况必须指出来，就是现在这种片面性在有些人那里很吃香，很有市场。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人们厌恶旧的片面性造成那么大的危害，所以对新的片面性就一时丧失了鉴别力和警惕性，反而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对它有好感。
这种倾向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当然，决不能因为注意新的片面性，就把旧的片面性又扶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同时反对两种片面性的倾向。

这二十来年确实把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思想路线给破坏了。
不少人的头脑，程度不同地变成了跳跃式的形而上学王国，不断地从这种片面性跳到那种片面性，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
象恩格斯所说，老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比如最近中央指出，我们的经济形势很好，也有潜在的危险。
有的人就是不能把这两者统一起来。
又如物质和精神这两件东西吧，有的人在头脑中也总是不能达到两者的辩证的同一，不是主观唯心论，就是机械唯物论，或者庸俗经济唯物论，两极对立，互不相容。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也是一样。
这样，我们的事情往往就很难办。
由此看来，工作上、思想上的片面性不解决，要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很困难的。

二、工作中产生片面性错误的原因

工作中产生片面性，除了社会原因（我们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最多，小生产者最多，小生产者的思想方法容易犯主观性和片面性，容易左右摇摆等等）外，还有领导方面、思想方法方面和知识准备方面的原因。

就领导方面来说，我们党从延安整风以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创造了一整套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毛泽东同志还提倡把党的民主集中制作当作工作方法来运用。
我们党提倡这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我们从上到下，从中央到一般干部，在那几年异常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工作上、思想上犯片面性毛病比较少，所以工作成绩大，胜利来得快，干部的成熟也比较快。
可是后来，这种优良领导传统逐渐被“左”的错误破坏了。
在“左”的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就不可能尊重客观实际，不可能真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党内的不同意见，不可能不损害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
这就必然产生片面性。
领导的片面性主要来源于脱离客观实际，不从基本国情出发，不从千差万别的情况出发，单凭主观愿望，匆忙地决定方针、政策。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损害民主集中制、抛弃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必然结果。
大家可能知道这件事：1962年初，陈云同志曾经提出“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
他讲了六个字：全面、比较、反复。
就是说：要听不同的意见，要听反对的意见，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要反复考虑问题，然后决定问题。
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

有人说：领导是龙头，龙头偏一点，下边不知要偏多少。
这话是对的。
如果讲责任，我们多年来工作中发生这样那样的片面性错误，主要责任在领导。
至于自己在执行中有“创造性”，比方上头只搞一分片面性，你发挥“创造性”搞了三分，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也不是一本账，有时各人有各人的账。
但总的说，领导要多担点责任。

工作中产生片面性错误（即发生某种偏向）还有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这就涉及到我们每个人了。
从我们工作中所犯的片面性错误来看，是否有这么三个问题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第一，关于真理和错误。

我们常说，我们获得的真理性的认识是相对的，是相对真理。
固然相对真理当中包含有绝对真理的因素、颗粒，但它本身并不是绝对真理；
每个真理都有它一定的适用范围，超过这个范围，真理就会变成错误。
这些东西我们在理论上懂得，但在实际上常常违反。
比方，“穷则思变”、“穷要革命”，这在革命未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在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实现的条件下，是一种真理性认识，穷人就是要求革命嘛！
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人民群众已经当家作主的条件下，你提出“越穷越革命”的口号，甚至提出“趁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论，就是把贫穷的好处绝对化了，把它弄过头了，这样真理就走向了反面。
照我看，我们的“穷过渡”思想，也是把相对的真理绝对化了的一种产物。

对于错误的东西，我们也要加以分析。
不能因为有错误而否定一切，或者从一个错误的极端跳到另一个错误的极端。
这几年我们拨乱反正，有很大的成绩。
但是要注意，拨乱反正，也不要弄过头，就是说，纠错也不要纠过头。
特别是因为我们不少错误是由于把真理弄过了头，现在拨乱反正，是要把过头的部分纠正过来，而不是要把真理本身也否定掉，泼脏水不要把“孩子”也一并倒掉。
这里要有一个“扬弃”的合理的限度，如果讲“扬弃”的话。
比如说，反右派斗争，错在扩大化，扩大化错误必须坚决纠正，反右斗争不能一概否定。
又如“以钢为纲”不对，这里是要纠正自1958年以来对于搞钢的一系列片面作法，是要纠正那个“六千万吨”，而不是否定钢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是要把冶金部关门。

在理论上，纠正某些错误东西，也有这个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但在批判它的时候，不能连“革命”的概念也不要了。
批判“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把阶级斗争的事实也否定掉，国际国内都还有阶级斗争。
总之，拨乱反正不能搞矫枉过正。

第二，关于特殊和一般。

第三，关于重点论和两点论。

还有一个原因值得一提，就是知识准备不足。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
又说：“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
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
毛泽东同志讲的这些话使我们认识到：没有必要的知识准备，只懂得搞革命，不懂得搞建设，特别没有生产力方面的知识，没有经济学知识，要领导好经济工作是不可能的。
有的领导，知识准备不足而又自以为是，不肯虚心学习，不肯认真总结经验，这样的领导人叫他去从事领导，去决定方针、政策等，是没有不犯片面性错误的。
正好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样，没有必要的知识，也不可能有认识的全面性。
因为你根本不懂，或者半懂不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建设上多年的瞎指挥，恐怕许多是这样来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所谓科学技术至上，批业务尖子，后果非常严重。
所以领导工作的全面性，要由必要的知识来保证。

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从认识上来说，我们的错误是主观主义的错误。
“左”的东西也好，右的东西也好，其思想基础、思想路线都是主观主义。
什么是主观主义？
唯心主义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也是主观主义。
我们讲端正思想路线，就要弄懂唯物主义，也要弄懂辩证法。
应该全面地端正思想路线。
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第一个基本标志；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还有第二个基本标志，就是必须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要“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页）。
没有辩证思维，要了解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之间的联系，从而真正掌握实践标准，也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本质上，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全面地端正思想路线，要求在反对主观主义时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也就是进行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既反对唯心主义倾向，又反对形而上学倾向。
反对形而上学片面性，目前也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旧的片面性，也反对新的片面性；
反对“左”的偏向，也要防止右的偏向。

在我们党内，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是主体性错误。
现在，从指导思想上来说，从许多领导干部思想的根底或积习来说，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的，妨碍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的，最大量、最主要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偏向。
有时改头换面，但骨子里还是“左”。
“左”的东西也不限于经济方面。
当然，并不是说对右的东西可以掉以轻心，反“左”总得防点右嘛。
但反对右的东西必须用正确的东西，不能用“左”的东西去反对右的东西。
以“左”反右，必出乱子，历史教训不远。
所以目前从大局而言，从总体来说，着重点还是要放在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上。
清理“左”的思想影响，很不容易。
我们许多人，长期在“左”的错误指导下，“左”的东西在自己的头脑中已经习惯了，相当适应了，往往不自觉地把“左”的东西当成正确的东西，这是一个认识问题。
少数人，或者由于认识问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例如既得利益，还是用“左”的标准来评论是非，用“左”的尺子来衡量党的现行政策，把我们党纠正“左”的错误的正确措施，看成是右，不满、抵触。
“左”比右好的思想可以说根深蒂固。

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替代唯心的认识方法，用辩证法的全面观点来克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总结经验教训，克服主观主义和“左”的或右的两种片面性，把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搞对头，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便为四化建设这个宏伟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孔理

愚公移山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6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引用了这个故事，赋予其新的含义，用以鼓舞中国人民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从此，“愚公移山”成了一个提倡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的口号。
今天，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中，这个口号还适用不适用？
还要不要大力提倡？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几十年来，“愚公移山”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直激励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困难，使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在愚公移山精神鼓舞下，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随后，又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推翻了“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以后，“愚公移山”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鼓舞我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总之，“愚公移山”是我国人民精神面貌的典型概括，是我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光辉表现，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传家宝。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同心同德地为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这一新的历史任务，表面看来，似乎不象过去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那样艰难困苦，但实际上，它决不象某些同志所设想的那样一帆风顺。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条件差，加上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我国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得到彻底改变。
因此，全国人民必须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才能逐步改善和创造条件，保证四化大业胜利完成。

有的同志对“愚公移山”这个口号表示怀疑，主要是认为四化建设是讲科学的，而“愚公移山”这个口号则“不科学”。
这是对“愚公移山”的误解。
毛泽东同志讲的“愚公移山”，不过是一种比喻，是把敌人和困难比作“大山”，要求革命人民不管敌人如何强大，困难如何多，都要下定决心以顽强的毅力去战胜它们。
这种决心和毅力，同不讲科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干一项事业，没有一定的决心和毅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条件差时是这样，即使将来条件有了改善，也仍然是这样。
四化大业决不是按一按电钮就可以完成的，任何幻想轻易成功、侥幸取胜的心理，都是要不得的。

在过去“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愚公移山”这个口号曾经受到了歪曲。
例如不顾自然条件，不讲经济效果，不顾人民死活，大搞疲劳战术等等。
因而，这个口号在人们头脑中的信誉不那么好了。
今天我们就是要恢复“愚公移山”精神的本来面目。
我们所说的“愚公移山”，决不是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蛮干，而是主张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相结合。
“愚公移山”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者既有远大抱负、又有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的战斗风格。
我们当然要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把握“愚公移山”精神的深刻而科学的含义。

当前，我们的四化建设就是要彻底移掉我国人民头上的贫穷落后这座大山。
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一部分人还缺乏坚定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以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必胜信念，一个一个地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成堆成山的问题，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前进，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而奋斗！

栏目：军校园地

韩怀智总长助理说：教学协作中心是我军院校工作的一个新事物，尚处于试验摸索阶段；
在目前条件下，教学协作中心可以说是最好的形式；
教学协作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逐步扩大范围和项目；
教学协作中心不是一级行政权力机构，必须坚持民主协商；
现在还不能建立同类性质的教学训练中心。

从2月中旬到3月底，韩怀智总长助理到石家庄、南京和郑州等地，对军队院校教学协作情况作了一次实际调查。
最近，韩怀智总长助理就军队院校教学协作中心的现状、发展和怎样搞好，回答了本报记者提出的问题。

问：总长助理最近对军队院校教学协作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请你对军队院校教学协作的形势谈谈看法？

答：

问：在目前条件下，教学协作中心这种组织形式是不是最好的形式？
除了已成立的石家庄、南京、郑州教学协作中心外，还打算在哪些地区建立？

答：

除石家庄、南京、郑州等地区外，今年准备在北京、西安建立教学协作中心，今后还将在院校相对集中的其他地区陆续建立。

问：从石家庄教学协作中心一年的实践看，应如何扩大教学协作的范围？

答：

问：许多同志认为目前教学协作中心应该加强领导，总部有什么措施吗？

答：

为了推动教学协作工作的开展，我们已召集各军（兵）种和总部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了会，向他们介绍了这三个地区教学协作中心建立和开展工作的情况，要求他们积极关怀和支持各院校的教学协作活动。
为了加强教学协作中心的组织计划工作，已经决定每个院校教学协作中心成立办公室，从院校定额中定编二至三名专职工作人员，另由各院校指定一名教务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办公室工作，既是办公室工作人员，又是本单位的联络员。
此外，还给每个教学协作中心补助了少量经费，由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掌握，用于印刷文件资料及聘请教员等，并配备了必要的交通工具。

问：教学协作中心为什么要坚持民主协商？
怎样坚持民主协商的原则呢？

答：

坚持民主协商的原则，首先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
各院校都应围绕协作中心的计划要求，积极主动地协作，要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要主动把本单位的优秀教员、技术骨干、新技术和新设备贡献出来，帮助其它单位解决困难。
其次是要共同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协作计划。
三是要尽量保证协作计划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没有特殊情况，经过共同审定的协作计划不要轻易变动，以保证各院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和协作计划的贯彻落实。

问：将来军队院校有无可能搞一些训练中心？

答：

作者：郑显静
栏目：军校园地

作者：刘先廷
栏目：军校园地一周谈

在院校工作人员中，除了教员之外，还有一定比例的其他干部。
这些同志对培养学员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有个口号很有针对性，叫做“当好不是教员的教员”。
这是后勤工程学院党委向非教学干部提出的。
这个口号正在起着积极的作用。

不要把“上课”一词理解得过于狭窄。
实践证明，院校工作人员的模范行动，对学员是一种不在课堂上的上课。
据调查，部队中经过院校培养的干部，在自己的专业工作中，固然要反复运用在院校学过的知识技能和训练方法，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也往往仿效院校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
这就是说，院校的各类人员，院校的各项工作，都能在学员的头脑中打下烙印。
所以在院校工作的所有干部，客观上都在给学员上课，都是不是教员的教员。

“要给学员一碗水，教员必须有一桶水。”
这个原则对于不是教员的教员也同样适用。
在院校工作的干部，必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在思想、工作和作风等方面都要堪称楷模。

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水”多一点呢？
关键在于加强自身的学习。
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不断地去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院校在这方面应该走在部队的前面，为部队闯出一条路子来。
假如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训练工作、后勤工作总是拘泥于老的一套，甚至落后干部队，使学员感到院校没有给他们以新东西，怎么能使院校完成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呢？

刘伯承同志有句名言：“治军必先治校。”
近几年来，中央军委强调要把富有斗争经验并懂得教学的干部调到院校任职，强调要把学有所长的同志调到院校任教，从这个意义上说，院校是个“藏龙卧虎”之地。
只要所有教员和不是教员的教员（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都认清院校在治军中的地位，明白自己责任之重大，切切实实地“上好课”，我们的院校是肯定会培养出大批合格人才的。

作者：王金朝
栏目：军校园地

当你解除病痛，恢复健康，高高兴兴地走出医院的时候；
当你看到一批批年轻的医务工作者经过学校深造，朝气蓬勃地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你可曾想到那些为提高教学质量，常年累月跟尸骨打交道的人们？
北京部队军医学校解剖教研室就是这样一个受人称赞的战斗集体。

茫茫荒野寻尸骨

初冬时节，教研室副主任陈金源参加全国法医工作会议时，听说青海有个地区可以找到制作标本的原料。
他乐得跳起来，说：“太好啦，我们正缺的人体解剖标本，现在有门了。”
不久，陈金源便和教员张兴和一起来到青海，四处寻找尸骨。
这天，他们来到一个村庄，一位老大爷介绍说，1931年，马步芳匪徒因内部分赃不均，引起一场相互残杀，死了许多人，埋葬在凤凰山一带。
陈金源说：“好，我们现在就去找。”
老大爷忙劝阻：“不能去呵，你们外乡人不适应高原气候，身体受不了。”
陈金源笑着说：“我们不怕。”
他们一人扛起一把铁锨，当天就赶到凤凰山。
这里果然是个苦地方，山高缺氧，气候恶劣，他们鼻孔出血，呼吸困难。
但他们仍坚持翻山越岭，寻找埋葬尸骨的地点。
找到葬区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劳动，终于收集到人体骨骼两千二百多斤，其中头颅骨就有二百多个，可制作几百件标本，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

幽幽尸库作战场

解剖教学确实是教学中最苦的工作。
处理新尸非常艰苦，大家抢着干：从尸库中捞尸体最累，大家争着干；
福尔马林熏得眼泪直流，没有谁吭过一声。
技术员陈洪斌搞解剖工作五年了。
五年来，他握着一把手术刀，在大大小小的尸体上精心剥制。
整天工作在摆满尸体的实验室，接触的是福尔马林和尸体腐肉的气息，但他却总是那样严肃认真，兴致勃勃，就是爱人生孩子，他也没有请过一天假。
有一天下午，教员正为上课缺少内耳迷路标本着急。
陈洪斌连忙说：“我这就去做，保证满足教学需要。”
他急忙找来样品模仿着制作，一连失败了十几次，白天时间不够用，晚上“开夜车”。
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艰苦工作，终于赶制出十二个内耳迷路标本。
近三年来，他先后制作了一百多件标本，质量很好，有的还在上级召开的教学观摩会上展出，受到人们的好评。

静静病房育良才

解剖教研室的同志以巨大的革命热情，精心培育新一代医务人才。
在这个学校，传颂着一个“病房教室”的故事。

教员邹锡升，长期患胆囊炎和溃疡病，仍坚持战斗在教学第一线上。
一次，他在课堂上发病，不得不住进医院。
邹教员躺在静静的病房里，心里却想着教学。
这时，他看到几位学员因病住院误了课，正急得火烧火燎。
邹教员说：“别着急，我来给你们补课。”
他叫爱人送来教材，当医生查完房后，就把住院的学员集中到自己的病房，认真地给他们补习功课。
病疼发作时，他悄悄地吃几片药，继续讲解。
他为四十多名学员辅导了解剖课。
一位住院学员耽误了四十个学时，邹教员为她全都补上来。
这位学员出院时，含着热泪说：“我住院不误课，学到了知识，更要学习邹教员忘我的高尚精神。”
王金朝

作者：路名良马文纪
栏目：军校园地

空军某航校学员刘桂彬的家，离营房不过一公里路，步行只要十分钟。
刘桂彬心想：自己是一名飞行学员，在校期间必须全力以赴学好本领，越是离家门近，越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因此，他从来没向领导提出回家看一看的要求，就象没这回事一样。
领导上早已了解刘桂彬的底细，在新学员来到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不由分说地把他“撵”回家了。

刘桂彬一到家，父母兄弟喜上眉梢，特别是小弟弟，不住地问长问短，还说哥哥每个星期都能回家来看。
刘桂彬耐心地向全家人说明军校的纪律和有关规定，讲清学员在校期间不能经常回家的道理，然后说：“你们要给我保密，不要到学校去找我，也不要打电话找我。”
五个多月来，刘桂彬没请过一次假回家，也没有一个亲友到校或打电话找他，原来的同学们至今还不知道他就在本地的军校学习。

路名良 马文纪

作者：卫茂宽
栏目：军校园地

前些日子，沈阳部队坦克乘员训练基地举办的教学骨干集训班，因为有八个难点课题找不到胜任的教员而“卡壳”了。
训练部门很着急。
不开这些课吧，开训日期临近，正“等米下锅”；
开吧，教员从哪来？

正当他们犯愁的时候，有个科长随便说了一句：“若能从院校请几位名师来讲讲课就棒了。”
这话一下子提醒了主管这次集训的刘家起副参谋长：“对，何不去装甲兵技术学院请几位？”
可是他继而一想，路程这么远，再说去找谁呢，他决定先打个电话试试。
刘副参谋长伸手抓起电话耳机，但他一转念，觉得人家也有教学任务，能不能派出人？
再说又没有熟人……他紧握话筒的手又松开了。
时针转了几圈以后，还是没有好办法可想，刘副参谋长就硬着头皮抓起电话耳机。

装甲兵技术学院接电话的是训练部教务处佟处长。
一听说是部队来求援的，当即表示：“部队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忙。”
并答应马上请示领导。
一天以后，佟处长答复说：“我们决定派在坦克技术方面比较专长的孙嘉林副教授和射击方面比较有研究的团职教员田振龙、邓广曾等三位同志前去任教……”这个电话这么灵验？
刘副参谋长和在场的同志都喜出望外。

过不几天，孙副教授等三位同志带了四十多本教材风尘仆仆地乘飞机来到某部驻地。
他们下了飞机，顾不上欣赏滨海城市的风光，立即了解教学对象，分头对八个课题准备教案，第二天孙副教授就开课了。
教学小组为两个专业班九十一名教学骨干讲了八天半的课，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卫茂宽

作者：空军雷达学校教员施芝华
栏目：军校园地教员手记

教员在解答学员的提问时，有时会遇到自己不懂或不甚懂的疑难问题，有时则因一时遗忘而解答不了。
怎样处置呢？
曾经有个教员向我传授他的“诀窍”：“有一次自习，我被一个学员问住了。
我灵机一动，来了个‘果断处置’。
‘我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我？
这个问题非常容易理解嘛！
’学员被我‘镇’住了。
然后，我赶紧回到办公室，查看明白后再给他作了解答，这就叫‘遇难处，连蒙带唬；
保威信，须有妙计’。”
与此相反，有一位老教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懂就坦率地向学员承认不懂，然后一起共同研究，这不仅不会降低教员的威信，反而会使学员从教员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里增加对教员的敬意。”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置法。
前者，有遮疵盖丑之意，无实事求是之心；
后者，有诚实自知之明，无虚伪取巧之弊。
诚然，教员是应当力求准确地解答学员的提问的。
但是，知识的浩瀚，学术的发展，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全部掌握的。
《学记》中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如果连一点“知困”的勇气都没有，又怎能“自反”以至“自强”呢？

空军雷达学校教员 施芝华

作者：伯孚
栏目：教育之窗

苏联教育科学博士列·符·赞科夫（1901—1977），从1957年开始，从事“教学与发展的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
逐步形成了五条新的教学论原则，现简介如下：

一，教学与发展的关系

在赞科夫的全部论述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所说的“发展”，主要指智能的发展。
他指出“我们的时代不仅要求一个人具备广泛而深刻的知识，而且要求发展他的智慧、意志、情感，发展他的才能和禀赋。”
赞科夫认为：“知识”和“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不能忽略它们之间的差别。
例如，一个学生按学习成绩来说属于优等生，但在发展上却处于中等的甚至更低的水平。
而没有文化的人中间也有许多聪明人。
因此，不能认为学习成绩好，掌握知识多，就是发展水平高。
但是，发展和掌握知识又是密切联系的。
掌握知识应当促进学生智能的发展，而智能的发展又应当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

赞科夫反复强调要“在学生的发展上下功夫”。
他形象地比喻说：“教学的安排好比是‘因’，而学生的发展进程好比是‘果’。
这种因果联系是重要的。”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人类知识的总量每隔七至十年就要翻一番，给学校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赞科夫说：“无论学校的教学大纲编得多么完善，学生在毕业后必然会遇到他们所不熟悉的科学上的新发现和新技术。
那时候，他们将不得不独立地、迅速地弄懂这些新东西并掌握它。
只有具备一定的品质、有较高发展水平的人，才能更好地应付这种情况。”
因此，赞科夫强调，学校必须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发展他们的智慧、意志、才能和天赋，发展他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二，关于“发展”的内容

（1）观察力。

（2）思维能力。

（3）实际操作能力。

作者：郭风忠
栏目：教育之窗

说话通俗化；
说话要明白；
说话要有趣味；
以姿势助说话；
……

——毛泽东

教员必须作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自己的话，用母亲所教会的口气。
要研究文法，使得语句通顺，但要说得自然，要说普通话。

——加里宁

说话时必须避免那些现成公式，现成公式是凭记忆力来记，而不是从脑筋里想象出的。

——加里宁

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语言真正的美，产生于言辞准确，明晰和动听。

——高尔基

在教师的许多特性中，声调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
从根本讲来，声调并不是教师的技能和设备中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一种不好听的或低沉的声调，很可能阻碍教师成功的事业。

——塞门斯（郭凤忠辑）

栏目：教育之窗争鸣与探讨

近几年许多大学热衷于搞电化教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最近，我国赴美进修的一位学者来信对此提出异议，主要根据是：

（一）目前欧美一些教育发达国家，大中学校教学并未实现“电教”。
如美国具有二百二十七年教育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除了几个系配有主要供学术讲演用的电化教室外，其余绝大多数教学仍然采用老师讲学生记的传统教学形式。

（二）当前国外一些教育人士认为，虽然电化教学对于某些复杂的实验演示、外语训练等具有一定的教益，但从整体教学看，它很有局限性。
美国的大学教授们普遍认为，电化教学不如教员直接讲课灵活。
因为摄影成录象只能照播模式。
而教员讲课，可以针对学员的不同情况，随时增减内容，甚至明天上课，今晚也可以往讲义中补充最新的科技知识。
另外，遇到学生不懂之处，教员可以重点讲几遍；
对学生都懂的地方，则可以简略一点。

（三）实行“电教”要切合国情。
我国经济底子薄，教育资金有限。
如果花费大量资金购置价钱昂贵的整套电化教学设备，诸如彩色录象机、闭路电视等，势必影响院校的其它建设。
况且，国内外的许多教育实践证明，没有“电教”设备的学校，同样能够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
我们说“电教”是方向，但不一定是急务，不宜一窝蜂般地开展。
可先搞好少数试点，再视需要，有计划、按步骤地普及。

作者：赵蔚中
栏目：教育之窗教育家轶闻

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选拔教师，特别强调招贤广聘。
他主张，用人皆“以学诣为主”，凡有真才实学者，不论其学派、年龄、资格和国籍如何，均视若“校宝”而聘用。
他选任的教师，就政治而言，有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有无政府主义者李煜瀛，有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学者梁启超，有帝宪制保守派刘师培；
就哲学思想而言，有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陈独秀，有鼓吹实用主义的胡适，有崇拜封建礼教而梳着长辫子的辜鸿铭；
就史学而言，有朴学大师章太炎，有厚古派陈汉章，有薄古派钱玄同；
就文学而言，有提倡白话文的鲁迅，有坚持文言文的黄侃，有擅讲昆曲的吴梅；
就年龄而言，有二十多岁的梁漱溟，有白发苍苍的崔适；
就资历而言，有清代科举的进士，有现代学位的博士；
就国籍而言，德、英、法、美等国大学的许多教授均接到过北大的讲学聘书。
另外，蔡校长对于那些不学无术、缺识少才的教员，则坚决辞退。
一次，几位混饭吃的教师被蔡校长辞退，他们多方托人求情，均遭回绝，最后搬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说情，没想到蔡校长答复依然如故。
朱尔典老羞成怒，威胁说：“我看你蔡元培是不想再当校长了！”
蔡校长轻蔑一笑，置之不理。

由于蔡校长兼容并蓄，博取众家，使一大批有学之士得以在北大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繁荣了北大的教学事业。

仓小宝插图（图片）

作者：序谋
栏目：教育之窗你知道吗？

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克一军校，负责培训美国驻外办事机构的警卫保安人员。
学校课程设置有社会礼节、机密文件管理、对付暴徒、消防等。
每年毕业五百余名学员。
目前美国在世界一百三十多个驻外机构里的一千一百五十余名警卫人员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伊朗扣留美国人质事件发生后，该校增设了人质课。
他们从驻外机构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全由驻在国负责这一实际出发，主要教授学员在被做为人质抓走时应如何保持军人的军容和气节、怎样争取活下来，采取什么手段进行斗争等有关问题。
序谋

1980年，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过积极努力，取得新的成果。
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六千六百一十九亿元，完成计划103.2％，比上年增长7.2％。
国民收入初步计算为三千六百三十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注一）。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财政继续出现较大的赤字，货币发行量增加较多，不少商品价格上涨。

国民经济各部门计划执行情况如下：

一、工业

1980年，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工业内部结构逐步向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
全年工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四千九百九十二亿元，完成计划103.1％，比上年增长8.7％。
其中，轻工业产值为二千三百四十四亿元，比上年增长18.4％；
重工业产值为二千六百四十八亿元，比上年增长1.4％。
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上年的43.1％上升到46.9％。
在100种主要产品产量中，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有原煤、原油、发电量、钢、生铁、钢材、水泥、平板玻璃、硫酸、纯碱、烧碱、化肥、汽车、机车、化学纤维、纸、糖、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93种；
没有完成计划的有合成洗涤剂等七种。

1980年，由于继续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以及对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进行市场调节，进一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加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
在能源生产下降1.3％的情况下，工业生产仍取得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工业产品的品种规格也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消耗有所降低。
全国有二百五十五种民用工业产品获得了国家金质和银质奖章。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一万二千零三十一元，比上年提高2％。

但是，总的来说，工业企业的经济效果仍然不够好。
不少产品的质量指标和单位产品的消耗指标，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
国营工业企业中还有23.3％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亏损，影响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980年末，全国钢材和机电设备库存超储积压较多。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如下：

项 目 1980年 1980年比1979年增长％

原 煤 6.20亿吨 -2.4

原 油 10，595万吨 -0.2

天然气 142.7亿立方米 -1.7

发电量 3，006亿度 6.6

钢 材 2，716万吨 8.8

生 铁 3，802万吨 3.5

钢 3，712万吨 7.7

焦 炭（机制焦） 3，405万吨 1.5

木 材 5，359万立方米 -1.5

水 泥 7，986万吨 8.1

平板玻璃 2，771万标准箱 18.9

硫 酸 764万吨 9.1

纯 碱 161.3万吨 8.5

烧 碱 192.3万吨 5.3

化 肥 1，232万吨 15.7

氮 肥 999万吨 13.3

磷 肥 231万吨 26.9

钾 肥 2万吨 25.0

化学农药 53.7万吨 持平

乙 烯 49万吨 12.6

塑 料 89.8万吨 13.2

化学药品 4.01万吨 -3.8

电 石 152万吨 8，0

轮胎外胎 1，146万条 -2.0

矿山设备 16.3万吨 -38.3

发电设备 419.3万千瓦 -32.5

机 床 13.4万台 -4.3

汽 车 22.2万辆 19.4

拖拉机 9.8万台 -22.2

手扶拖拉机 21.8万台 -31.4

内燃机（商品量） 2，539万马力 -12.7

铁路机车 512台 -10.6

铁路客车 1，002辆 17.1

铁路货车 10，571辆 -34.1

民用钢质船舶 81.8万吨 1.1

电视机 249.2万部 87.5

收音机 3，004万部 117.5

照相机 37.3万架 56.7

化学纤维 45万吨 38.0

合成纤维 31.4万吨 46.7

棉 纱 293万吨 11.4

棉 布 134.7亿米 10.9

128亿平方米 12.0

呢 绒 1.01亿米 12.2

丝 3.54万吨 19.2

丝织品 7.59亿米 14.5

麻 袋 433亿条 25.9

机制纸及纸板 535万吨 8.5

糖 257万吨 2.8

卷 烟 1，520万箱 16.7

啤 酒 68.8万吨 33.3

原 盐 1，728万吨 17.0

合成洗涤剂 39.3万吨 -1.0

自行车 1，302万辆 29.0

缝纫机 768万架 30.8

手 表 2，216万只 29.8

灯 泡 0.5亿只 11.8

二、农业

1980年，不少地区遭受了多年来少有的自然灾害，但由于贯彻执行了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除湖北、河北等少数地区粮食减产比较严重外，大多数地区仍然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627亿元，完成计划103.3％，比上年增长2.7％。
在八种主要农业产品产量中，除粮食没有完成计划外，棉花、油料、甘蔗、甜菜、黄红麻、蚕茧、茶叶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
农村社队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主要农业产品产量如下：

项 目 1980年 1980年比1979年增长％

粮 食 31，822万吨 -4.2

稻 谷 13，925.5万吨 -3.1

小 麦 5，415.5万吨 -13.7

薯 类（注二） 2，784.5万吨 -2.2

大 豆 788万吨 5.6

棉 花 270.7万吨 22.7

油 料 769.1万吨 19.5

花 生 360万吨 27.6

油菜籽 238.4万吨 -0.7

芝 麻 25.9万吨 -37.9

甘 蔗 2，280.7万吨 6.0

甜 菜 630.5万吨 103.0

黄红麻 109.8万吨 0.8

蚕 茧 32.6万吨 20.3

茶 叶 30.4万吨 9.7

全国造林面积455.2万公顷，比上年增长1.4％。
有些林产品产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橡胶产量比上年增长4.3％，核桃产量比上年增长31.7％，板栗产量比上年增长41.8％。
生漆、油茶籽比上年减产。
不少地区乱砍滥伐林木严重。

1980年，主要畜产品产量都有增加，牲畜年末存栏头数，除猪以外，也都有所增加。

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牲畜头数如下：

项 目 1980年 1980年比1979年增长％

猪、牛、羊肉总产量 1，205.5万吨 13.5

猪肉产量 1，134.1万吨 13.3

牛肉产量 26.9万吨 17.0

羊肉产量 44.5万吨 17.1

牛奶产量 114.1万吨 6.6

绵羊毛产量 17.6万吨 15.0

肥猪出栏头数 19，860.7万头 5.8

猪年末头数 30，543.1万头 -4.5

大牲畜年末头数 9，524.6万头 0.7

羊年末头数 18，731.1万头 2.3

水产品产是为449.7万吨，比上年增长4.5％。
其中，淡水产品产量比上年增长11.1％；
海水产品产量比上年增长2.1％。

国营农场生产全面增长。
1980年，农垦系统国营农场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4.7％，棉花产量比上年增长11.2％，油料产量比上年增长4.1％，糖料产量比上年增长28.6％，牛奶产量比上年增长8.7％。
全国农垦系统国营农场总算起来，盈利额比上年增长52.7％，但仍有40％的农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亏损。

1980年，各地注意了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机械。
全国年末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达到74.5万台，比上年增加7.8万台；
小型和手扶拖拉机达到187.4万台，比上年增加20.3万台；
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达到七千四百六十四点五万马力，比上年增加三百四十二点四万马力；
农用载重汽车达到十三点五万辆，比上年增加三点八万辆。
全年机耕面积为四千零九十九点一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41.3％，农用化肥施用量为一千二百六十九点四万吨，平均每公顷耕地施用化肥一百二十七点八公斤，比上年增长17％；
农村用电量为三百二十一亿度，比上年增长13.5％。

1980年末，全国累计共有大小水库八点六万座，配套机电井达到二百零九万眼。
由于水利设施的管理改善，抗旱排涝的实效有所提高。

1980年，气象部门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对旱涝，台风、霜冻等重大灾害性天气比较及时地发布了预报和警报，有力地配合了防洪抗灾斗争。

三、基本建设

1980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为四百二十七亿元，比上年增长2.2％；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9.2％，比上年降低4.5％。
全年竣工房屋建筑面积一万四千五百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0.8％。

1980年，基本建设新增加的年生产能力主要有：煤炭开采八百二十九万吨，原油开采五百七十五万吨，天然气开采八点八亿立方米，发电机组容量二百八十七万千瓦，铁矿石开采二百七十四万吨，炼钢七十一万吨，化学肥料二十七点九万吨，化学纤维六万吨，水泥二百八十八万吨，糖十一点三万吨，棉纺锭七十六点一万锭，新建铁路交付运营里程一千零八公里，新建和扩建港口吞吐能力八百一十三万吨。

1880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五百三十九亿元，比上年增长7.8％。
其中，国家预算内拨资二百八十一亿元，比上年减少24.9％。
在投资总额中，用于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由上年的27％上升到33.7％，其中住宅投资比重由上年的14.8％上升到20％；
用于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由上年的6.4％上升到9.1％。

1980年，停建、缓建了一批项目，年底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九百零四个，比上年减少二百八十三个；
但是，由于新开工的建设项目，有的规模较大，因此总的建设规模没有压缩下来。
全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八十二个，比上年减少四十六个；
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的单项工程二百一十六个，比上年减少一百二十四个。
大中型项目的建成投产率，由上年的9.7％下降到8.3％。
在列入国家计划的三十四种主要产品新增能力中有十六种没有完成计划。
投资效果不够好。

1980年，探明的铁、煤、磷、硫铁矿等21种主要矿产新增储量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
其中，铁矿新增储量二十一点四亿吨，煤矿二百四十八点四亿吨。
铌、钽、钴、蓝石棉、石膏、石墨、陶瓷粘土、云母等四十种矿产储量也都有新的增加。
全年完成地质钻探进尺一千二百四十九万米，新发现和评价了一批油气田及一百多处金属、非金属矿产地。
但是基础地质工作、矿产普查和矿山地质工作仍然薄弱，勘探经济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交通、邮电

1980年，各种运输工具完成的货物周转量共计一万二千零二十六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5.6％。
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五千七百一十七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2.1％；
水运货物周转量五千零五十三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10.7％；
公路货物周转量七百六十四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2.6％；
空运货物周转量一亿四千零六十万吨公里，比上年增长13.9％；
输油、输气管道运输周转量四百九十一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3.2％。
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二亿一千七百三十一万吨，比上年增长2.2％。

1980年，各种运输工具完成的旅客周转量共计二千二百八十一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5.8％。
其中：铁路旅客周转量一千三百八十三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3.7％；
水运旅客周转量一百二十九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3.2％；
公路旅客周转量七百二十九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20.9％；
空运旅客周转量四十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4.3％。

1980年，全国邮电业务总量十三点三四亿元，比上年增长6.3％。
在各类业务中，信件比上年增长7.6％，报刊发行比上年增长29.6％，电报比上年增长8.7％，长途电话比上年增长4％。

1980年，全国铁路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每万吨公里消耗燃料，分别比上年降低2.8％和2％。

1980年，铁路部门对原有线路的技术改造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陇海线的宝鸡至天水段、石太线的石家庄至阳泉段、襄渝线的襄樊至安康段，实现了电气化牵引，提高了运输能力。
但是，目前运输仍然比较紧张，铁路主要干线的某些区段的通过能力较小，沿海一些港口的吞吐能力也不能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汽车运输管理分散，空驶浪费严重。

五、国内商业

1980年，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比上年增长13.6％。
其中，工业品收购总额一千五百六十七点六亿元，比上年增长12.8％；
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六百七十七亿元，比上年增长15.4％。
主要工农业产品收购量，多数都比上年增加。
其中，棉布收购量比上年增长17.9％，化纤布比上年增长71.3％，皮鞋比上年增长43.5％，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电视机分别比上年增长24％到40％，收音机、录音机比上年增长85％以上，棉花比上年增长25.8％，食用植物油比上年增长26.7％，肥猪比上年增长3％。
粮食因遭灾减产，收购量比上年略有减少。

198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注三）二千一百四十亿元，比上年增长18.9％，扣除零售物价上升的因素，实际增长12.2％。
各类消费品的零售量全面增长，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增长更快。

各类主要消费品零售量同上年相比：食用植物油增长20％；
猪肉增长15.3％；
食糖增长9.2％；
棉布增长7.6％；
化纤布增长32.5％；
呢绒增长34.2％；
绸缎增长25％；
皮鞋增长34％；
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手表分别增长23％到66％；
电视机、录音机分别增长一倍和二点四倍。

1980年末，全民所有制商业库存商品总额，比上年增长9.2％。

1980年市场商品货源增加较多，但是仍赶不上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增长，有些消费品供不应求，适合农村需要的一些工业消费品和建筑材料货源不足，有些库存商品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

1980年，国家又先后提高了棉花、羊皮、黄红麻、木材、生漆、桐油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加上各地用议价和超购加价收购的农产品增多，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在1979年提高22.1％的基础上又提高了7.1％。
从1979年11月份起，国家提高了主要副食品零售牌价；
1980年，各地又先后调整了少数工业品零售牌价，使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包括国营牌价、议价、集市贸易价）全年平均比上年上升6％（注四）。
其中，城市上升8.1％，农村上升4.4％；
消费品价格上升7.1％，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1％。

在消费品价格变动中，衣着类价格持平，食品类价格上升10.5％（其中国营商业经营的副食品牌价上升13.8％），日用品类价格上升1.2％，文化娱乐用品类价格上升0.7％，医药类价格上升0.9％，燃料类价格上升0.7％。

六、外贸、旅游

1980年，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五百六十三亿元，比上年增长23.6％。
其中，出口总额为二百七十二亿元，比上年增长28.7％；
进口总额为二百九十一亿元，比上年增长19.2％。
进口大于出口十九亿元。

在出口商品中，重工产品和矿产品所占比重，由上年的44％上升到51.8％。
其中煤炭、成品油、机床、轴承等出口量都有较多的增加。

在进口商品中，成套设备进口比上年增长103.9％，占进口商品总额比重由上年的7.6％上升到12.9％；
棉花、化纤、纸浆等轻纺原料进口比上年增长68.6％，占进口商品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17.2％上升到24.3％；
粮食、动植物油、手表、电视机、录音机等消费品进口比上年增长35.6％，占进口商品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18.6％上升到21.2％；
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进口比上年增长48.4％，占进口商品总额比重由上年的5.9％上升到7.3％。
单项设备、钢材、生铁等进口减少较多。

1980年，来我国旅游、探亲或从事贸易、体育、科学文化交流活动的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同胞共计五百七十万人，比上年增加一百四十九点九万人，增长35.6％。
其中，来自一百六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五十二点九万人，比上年增长46％。
全年收入外汇折合人民币九点二亿元，比上年增长32％。

七、科学技术、教育、文化

1980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五百二十九点六万人。
一年中，全国取得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达二千六百多项，经国家批准的创造发明一百零七项。

1980年，全国高等学校达到六百七十五所，比上年增加四十二所，在校学生一百一十四点四万人，比上年增加十二点四万人，其中当年招收新生二十八点一万人（包括地方扩大招生数），比上年增加零点六万人；
广播电视大学在校学生三十二点四万人，比上年增加四点四万人。
厂办大学和业余大学在校学生四十五点五万人。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一百二十四点三万人，比上年增加四点四万人。
中等教育继续进行结构改革，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五千五百零八点一万人，比上年减少三百七十三点四万人。
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在校学生四十五点四万人。
技工学校在校学生六十八万人。
小学在校学生一亿四千六百二十七万人。
在幼儿园受教育的儿童一千一百五十一万人。
为了培养专门人才，教育部门全年共派出留学生二千一百二十四人。
不少部门、地区和单位积极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组织职工、农民和待业青年进行学习和培训。

1980年，文学、戏剧、电影、曲艺、音乐、舞蹈、美术等日趋繁荣。
全年共生产故事片八十二部，发行各种新片（长片）一百一十六部。
全国上演了一千多台现代题材、新编历史题材和优秀传统剧目。
全国共有各类电影放映单位十二点五万个，艺术表演团体三千五百三十三个，文化馆二千九百一十二个，公共图书馆一千七百三十二个，博物馆三百六十五个。
全国共有广播电台一百零六座，发射台和转播台四百八十四座，电视中心台三十八座，一千瓦以上的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二百四十六座。
全国性和省一级报纸全年出版一百四十点四亿份，各类杂志出版十一点二亿册，图书出版四十五点九亿册（张）。

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事业还存在着科技人员数量少，校舍不足，仪器设备落后，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以及有些人才使用不当等问题。

八、卫生、体育

1880年，各级卫生部门继续调整、整顿了医疗卫生组织，加强了科学管理。
全国医院病床达到一百九十八点二万张，比上年增长2.6％；
全国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共有二百七十九点八万人，比上年增长5.9％。
其中，中医二十六点二万人，西医师四十四点七万人，西医士四十四点四万人，护士四十六点六万人。
各级卫生部门加强了在职卫生人员的业务培训，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和疾病防治工作。

1980年，体育运动员打破了举重、射击、航空模型、飞机跳伞、航海模型七项世界纪录，平了三项世界纪录。
在乒乓球、体操的世界比赛中，我国运动员获得了三项世界冠军。
全年打破了一百二十项全国纪录和四十六项全国青少年纪录。
全国举办县以上运动竞赛会二点三万次。
全年有八百五十六万人达到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比上年增长37％。

九、人民生活

1980年，城乡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农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从集体经济基本核算单位分得的收入为八十五点九元，比上年增加二点五元；
由于社员家庭副业发展较快，加上部分农产品提高收购价格等因素，农村社员的全部收入比上年有较多的增加。

1980年，全国城镇安置待业青年和其他人员以及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共九百万人。
年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达一亿零四百四十四万人，比上年增加四百七十七万人。
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八千零十九万人，比上年增加三百二十六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二千四百二十五万人，比上年增加一百五十一万人。
另外，城镇个体开业人员达八十一万多人，比上年增加五十万人。

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调整职工工资，扩大计件工资面和实行奖励，以及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等，1980年全国工资总额达七百七十三亿元，比上年增长19.5％。
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六百二十八亿元，比上年增长18.5％；
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一百四十五亿元，比上年增长23.9％。

1980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七百六十二元，比上年增长14.1％，扣除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7.5％因素后，实际工资增长6.1％，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八百○三元，比上年增长13.9％，实际工资增长6％；
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六百二十四元，比上年增长15.1％，实际工资增长7.1％。

1980年末，城乡人民储蓄存款达三百九十九亿元，比上年增长41.9％。

198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竣工住宅面积八千二百三十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31.6％。

人民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受灾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困难；
由于物价上涨，一部分没有奖金收入的职工，生活水平受到了影响；
城镇还有一部分待业人员需要安排就业；
有些单位不按国家规定，乱发了一些奖金和津贴；
不少单位随意提价和变相涨价。

十、人口

1980年末，全国人口为九亿八千二百五十五万人，比上年的九亿七千零九十二万人增加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人，增长1.2％。

注：

注一

注二

注三

注四

据新华社4月29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中央委员皮埃尔·恩孔齐马纳为团长的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干部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先念向布隆迪客人介绍了中国发展农业生产与合作化的经验教训。
他说，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农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走了不少弯路，而其中主要是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

他指出，农业合作化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
既要发挥集体化的优越性，也要发挥农民个人的积极性，在分配上则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生产上要给农村社队更多的自主权。
在发展多种经营时，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哪样能取得财富，就发展哪样，不能搞一刀切。
在公社办工业方面，应该发展为农业服务的粗加工之类的小型工业，不能贪大求全，也不要同大工业争原料。
他强调说，任何国家发展农业都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行事，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和布隆迪驻中国大使加洪古等。

据新华社四月二十九日讯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会见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统瓦尔特·谢尔一行。

赵紫阳说，一九七二年谢尔先生担任外长时来中国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后来在担任总统期间，又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他说，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充满危机和困难的情况下，加强中国和西德、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无论从维护世界和平，或是从两国人民各自的利益出发，我们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完全有条件这样做。
中国政府将为此继续作出努力。

谢尔说，近几年来，世界面临的危机是加剧了，而不是减少。
中国是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你们承担了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责任。
我们两国建立良好和扎实的合作关系是很重要的。
他转交了施密特总理给赵紫阳的一封信，并转达了施密特的问候。

赵紫阳重申中国政府对施密特总理的访华邀请，并请谢尔转达他对施密特的良好祝愿。
还同谢尔就当前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

据新华社4月29日讯 国务院小礼堂5月1日将对外开放，为首都少年儿童举办电影专场，放映新片《黄英姑》。

这是国务院小礼堂首次对外开放。
今后逢节日均安排影剧，对外开放。
为迎接首都少年儿童来看电影，这里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专门打扫了环境。
小朋友们看完电影后，还可以参观紫光阁、武成殿，在中南海边浏览。

紫光阁建造于明正德年间。
清康熙皇帝玄烨每年仲秋，常召集侍卫大臣在阁前演习射箭。
这里也曾是清代殿试武进士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贵宾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