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04月25日
同王鹤寿联名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月30日修改稿）提出62条修改意见，共16700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充分地表明了他们的意见：
一、关于阶级斗争。
“不要提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这样写容易使人感到好像我们建国后搞的政治运动都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
……从理论上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解放自身及全人类的理论武器。
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宗旨。
在这个理论问题上如果发生偏差，可能会动摇马克思主义根基的。
因此，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应该十分慎重。
从现实来讲，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如果我们不清醒地看到这点，就会吃大亏。
……所以，讲毛主席‘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处理上’发生了错误，将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就足够了。
这样讲比较符合实际，能够说明他为什么揪住阶级斗争不放，把一切问题归于阶级斗争，为什么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党内矛盾，为什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1975年冬提出来的口号，在当时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确实起了很坏的作用。
但是，我们觉得不宜把这个口号说成是错误的。”
“不宜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简单地否定了。”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十分害怕讲阶级斗争，因而极大地束缚住了我们的手脚。
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打击很不得力。
这不能不说和我们党内在这个理论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有关系。
因此，我们今天纠正毛主席的错误时，不宜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简单地否定了。
二、关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中心任务是经济还是政治，这个问题要处理得非常辩证、灵活。
如果片面地、绝对地处理这个问题，不仅会在实际工作中束缚我们的手脚，而且甚至会使我们在政治上迷失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两个阶段的。
在巩固政权阶段中，经济建设和政治思想战线的继续革命是同样不可少的两个方面。
可以说，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疑要用去我们绝大部分精力。
针对过去的错误，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完全正确的。
但提到‘中心任务’就要慎重考虑。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有时经济问题突出，有时政治问题突出。
如果片面、绝对地把经济当作中心任务，把政治放到从属的地位，是不妥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是什么？我们感到现在也没有讲清楚，怎么好在这点上责备毛主席呢？毛主席的确把过去战争年代搞供给制、搞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绝对化了，所以幻想单凭政治热情就可以解决经济建设上的问题。
再有就是‘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
但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探索，比如《论十大关系》、论农轻重发展的先后次序等等。
现在有些人把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歪曲为‘赚钱’规律，模仿资产阶级那一套办法完全从‘利润’出发来考虑问题。
如果让这种倾向发展，那会搞得农民不愿种粮食，重工业、军事工业等等无法发展，会出乱子、碰大钉子。”
四、关于“高度民主”。
“现在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较乱。
我们觉得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宜多讲‘高度民主’这个口号，我们只能讲社会主义民主、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讲民主集中制，讲对多数的民主和对少数的专政等等。”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主要表现为三条：
一条是在党和人民中间对各种损害人民利益的言行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包括在报纸上的公开批评；再一条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具体工作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第3条，就是逐步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群众的意见能够充分地发表，并且具备有效的制约力。
我们的这种民主只能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在宪法和法律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实行。
民主到什么程度，并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客观条件的许可程度。
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不能不决定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只能是‘有限度的民主’，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也仍然只能如此。
……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条件逐步‘放宽’对民主的‘限制’。
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很大的现实政治问题。
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给那些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等等提供其存在的借口和理论根据，束缚我们的手脚，而且有可能使我们在政治上被动，引起人民的不信任。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宁可说得留的余地大一点，而在实际中尽可能做得多一点。”
五、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的偏差在于太强调人的主观作用，而忽视了法律和制度的作用，纠正这个偏差是必要的。
但现在有些人则以为制度、法律万能。
这种有片面性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会使党和国家吃亏的。
中国的古话讲‘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虽然有片面性，但也有几分道理。
我们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几乎可以说首先是依靠人的革命觉悟。
不能幻想有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六、关于“封建主义”。
“把‘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之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些人甚至把封建主义当作我们党的一切错误的根源），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很不妥当的。
这种论点现在已在党内外风行一时、是被广为宣传和接受的论点，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很有必要给予纠正。”
“我国的封建制度确实历史很长，封建思想影响很深，这是无疑的。”
但是，讲这个问题不能离开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个前提。
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
中国也是如此。
“讲封建专制主义就要讲它的代表人物，现在已经有人说‘毛主席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总代表’；讲封建主义还要讲它的社会力量，现在已有人把我们党说成是‘封建官僚阶层’；讲封建主义还牵扯到我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对象，现在已有不少人说‘要再来一次民主革命’，要革封建官僚阶层的命，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等。
这样推理的结果，必然会全部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这股‘反封建’的潮流中出现的这些危险信号。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封建主义已经是历史的‘遗物’了，其残余影响虽然还可能长期存在，但它已不能作为一支阶级力量或政治力量出现了。
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威胁只能来自资产阶级方面。
有不少言论、文章看起来似乎是反对封建主义，但仔细分析便可以看出，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称之为封建专制主义。
……现在我国文艺界、理论界、宣传界、教育界中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们人民（包括一些干部），特别是对青年腐蚀最厉害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的货色。
近几年来，党内外确有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眼花缭乱，盲目崇拜，甚至发展到像陈云同志严肃批评的那样，忘记了外国的资本家也是资本家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的地步。
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有足够的认识。”
七、关于“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
这是毛泽东思想关于‘人生观’的核心，也是我们党的基本原则。
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则是这个问题的具体运用，是方法问题。
明确地重申这一点，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党内现在有些人不讲革命、不讲原则、不讲组织纪律、不讲斗争、不讲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讲工作等等，根本的一条就是丢掉了‘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思想而去追求个人利益了。
这种状况非常危险。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要经常地、反复地、长期坚持不懈地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色。”
八、关于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是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武器，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在党内出现许多矛盾和纠纷，但又十分缺乏在原则问题上的积极的思想斗争，缺乏开诚布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因而许多错误思想，许多不正之风得不到纠正。
这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
……如果丢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进行斗争，是不可能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的。
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上述原则，正确地开展斗争，认真吸取过去斗争过火的教训，不仅不妨碍安定团结，而且会有助于真正实现安定团结。
在原则问题上，不能搞‘和平共处’或者‘和稀泥’，任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自由泛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个理论“有错误的内容，但也有很多正确的内容，比如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不能简单地否定。
……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命题更不能否定。
在毛主席的这些思想中尽管有错误，但却表现出很强的革命进取精神，这更是我们要保持和发扬的。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讲继续革命，讲什么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1步，我们革命的路程还很遥远，需要继续革命。
所以，从总的方面来说，要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原则。
如果不讲政治方向，只埋头于经济建设，那就会偏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表现在他对继续革命的内容、对象和采取的形式做了一些错误的论述，并随之采取了错误的行动。
革命本身包含着突变与渐变两种形式。
过去我们搞暴力斗争是革命，现在我们进行不流血的改革也是革命；阶级斗争是革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是革命。
毛主席的错误在于把过去夺取政权时期的那种突变的暴力革命的理论和经验绝对化了，并搬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所以采取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渐变的方式，是通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长期、艰苦、细致的变革，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而不是采取那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我们纠正毛主席的错误时，一定注意不要伤害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的基本原理。
稿子中这一句的讲法，容易给人造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命题是错误的印象。
如果否定了这个命题，那我们今天的改革就失去了方向，而且可能产生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危险。”
十、关于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目的。
写这个《决议》的目的要十分明确，要充分考虑到这个文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根本目的和影响。
我们认为，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全党、全国人民振奋精神、同心同德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因此，能否恢复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能否恢复毛泽东思想这面鲜明的旗帜的光辉及其生命力，是这个文件写得好坏的关键所在。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们党批评、纠正过去错误的同时，党内外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
大量的电影、戏剧、电视剧、文学作品等等，都是以我们党的错误和“阴暗面”为题材的。
在这一段时间里，对我们党的错误进行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揭露和批评是必要的。
但长期这样，就在全国造成很不正常的气氛，好像共产党、毛主席一无是处，犯了大罪。
特别是极少数人利用我们党总结检查错误，采取夸张、渲染的手段丑化、歪曲、诅咒、诽谤我们党、社会主义祖国和毛主席。
……如果不坚决制止这种倾向，后果将是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决议》如果写得好，我们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言论、行动统一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切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中全会的路线；《决议》如果写得不好，不利于维护、提高党和毛主席的威信，那就会被国内外的敌对力量所利用，进一步损害我们党和国家，涣散党和人民。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对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促进党的团结和统一，而不是为了毁坏党。
所以，写《决议》的目的一定要明确，要充分考虑在实际中产生的效果。
“意见”还提出了写《决议》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例如，写党所犯的错误不宜太细，只能从政治上，从总体把教训总结出来就成了；写“文革”应把林彪、江青一伙的责任和毛主席的责任分开，“文革”的主要责任应由林、江一伙负责，不要把责任全推到毛主席身上；今后的方针也不必写得太细，因为许多方针、政策还要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但三中全会的基本点要有力地明显地表述出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