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农业科学家、专家和科技人员在农委座谈会上说
制订农业发展规划要从批“左”入手
要把搞好农业的眼光，从局限于15亿亩耕地，放开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和广阔的海洋上，使农林牧副渔五业俱上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为了研究和制订农业发展长期规划，国家农委最近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农业科学家、专家和农口各部门的科技人员进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农业战线上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这种影响的危害程度不能低估。
要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农业发展规划，必须从批“左”入手，大力拨乱反正。
与会者列举了大量事例，说明农业战线
“左”的影响很深，需要结合这次制订长期规划，加以澄清和清除。
不少人在发言中说，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不断落实和完善有关农业方面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因地制宜落实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把八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肃清农业战线上的左倾流毒，改变我国农业现状，使农业规划落在实处的根本。
参加座谈会的许多科学家、专家和科技人员，还就我国国情、国力的情况以及当前农业生产的现状，制订一个符合我国实际的农业发展规划，交换了意见，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
很多人在发言中指出，要使农、林、牧、副、渔五业俱上，就要把搞好农业的眼光，从仅仅局限于15亿亩耕地，放开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广阔的海洋上。

山西省提前超额完成首季原煤生产计划
山西省在30日提前超额完成了今年第1季度原煤生产和开拓进尺计划。
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以来，这个省共产原煤二千六百四十八万多吨，开拓进尺一万六千四百多米，都超过国家下达的计划。
其中，原煤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七六。
洗精煤、无烟块煤也都超额完成计划。
山西省各地方煤矿经过调整整顿，改善了生产条件，也提前超额完成了第1季度原煤生产计划。

把职工教育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
今年02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
最近，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职工教育工作会议，讨论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交流各地开展职工教育的经验。
我国的职工教育事业，将会更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党中央、国务院指出：
“职工教育是开发智力、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的可靠保证，它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还指出：
“今后要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加强职工教育是实现调整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
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各级党政领导和所有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行政、工会、共青团都要十分重视职工教育，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当前，职工教育的形势是好的。
在十年浩劫中被摧残的职工教育事业已经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全国企业已举办职工学校和短训班的单位占50％左右，参加学习的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0％左右。
职工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和职工高等教育也有了加强，去年，在各类职工高等学校学习的达到153万人。
但是，从总的来看，职工教育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职工教育的状况适应不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不了广大职工对学习的要求。
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支宏大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职工队伍。
我国职工队伍的本质是很好的。
但是，由于十年浩劫造成的灾难和我们多年来放松了职工教育工作，这支队伍的现有水平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远远不相适应。
在政治思想方面，有一部分职工对社会主义缺乏正确认识，缺乏主人翁态度，劳动纪律差。
在文化知识和业务技术方面，据1979年底对两千万职工的调查，80％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8％；
工人实际操作的技术水平低，技术等级多数在三级以下；
管理人员多数缺乏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知识；
工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2．8％，其中相当多的人未受过高等教育。
人才缺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
不改变这种状况，现代化建设就搞不好；
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大力开展职工教育。
有些同志常常把现代化建设看作是物质方面的建设，一讲生产，就只想到增加设备，多要投资，而忽视人的智力开发。
由于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低，往往设备掌握不了，企业管理不好，浪费很大，经济效益很差。
我们一定要汲取这种教训。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即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要素。
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生产发展速度的快慢。
特别是现代化企业，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这种科学技术水平，只有通过包括职工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才能掌握。
我们的实践经验一再证明，同样的物质条件，由于企业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不同，其经济效益就大不一样。
因此，完全可以说，加强职工教育是使我国现代化建设投资少、经济效益好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一个领导者必须既重视物质生产，也重视职工教育，重视人才培养，否则，他就是不懂得现代化建设。
为什么有些同志不重视职工教育？
究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受到多年来“左”的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
“左”的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轻视文化知识，轻视科学技术，轻视知识分子，因而也轻视教育事业。
小生产习惯势力，容易使人患近视病，满足于技术落后的现状。
希望这些同志自觉地清除“左”的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带头参加轮训，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技术业务知识。
自己增长了知识，才能深切体会职工教育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职工教育也是关系到当前经济调整和社会安定的一件大事。
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教育事业要尽可能有所发展，职工教育更要前进。
调整期间，有一批企业关停并转，有一批企业生产任务不足，这正是大力开展职工教育的好时机。
这些单位在安排好必要的生产、工作和职工生活的同时，一定要用很大力量抓好职工教育。
要充分利用停产的时间和现有厂房，调配师资力量，把干部、职工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有计划地进行政治、文化、技术、业务培训，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取得较大的成效。
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利于做好调整工作，更有利于提高职工队伍的政治、文化、技术、业务水平，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准备。
如果这些单位对职工的培训撒手不管，或者组织不好，流于形式，就可能使人心涣散，造成一些混乱，增加调整的阻力，影响社会的安定。
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那些正常生产的企业，也要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职工业余教育，切实保证职工的业余学习时间。
有条件的行业和单位，可根据自己的生产特点，在不增加定员的条件下，经过批准，采取缩短工作时间、改进倒班制度等措施，为分期分批组织职工进行脱产、半脱产轮训创造条件。
当前职工教育的任务是：
下最大决心，力争在第6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职工普遍轮训一次，提高职工队伍的政治思想、科学文化、业务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并通过今后的定期轮训，使他们在各个方面继续得到提高，从中造就一大批精通本行的专业人才和懂得现代经济、现代科学技术的经济建设人才。
近两三年内，职工教育的重点，是领导干部的训练，并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参加工作的青壮年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技术补课。
这是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
这不仅是企业、事业单位的任务，也是各业务部门、教育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任务。
各级党政领导要切实抓好这项工作，把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要认真制定和修订职工教育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把它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和国民教育计划轨道；
要在组织上建立和健全职工教育的管理机构，逐步形成职工教育的管理体系；
要采取得力措施，有计划地逐步改善开展职工教育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如教育经费、教师队伍、教学基地等等。
总之，我们的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要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
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
我们相信，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的职工教育事业，必定会在现有基础上取得新的进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根据伟大的革命作家生前请求及其一生的表现
党中央决定恢复沈雁冰党籍
党龄从1921年算起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收到了沈雁冰同志病危时给中共中央的信，于3月31日作出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决定全文如下：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沈雁冰同志逝世前给中共中央的信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
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
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沈雁冰
1981年03月14日
沈雁冰同志近影（附图片）

欧洲共同体重申同台湾没有任何关系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30日电 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哈费尔坎普今天在这里对新华社记者说，欧洲共同体同台湾没有任何关系。
哈费尔坎普在谈到西方报刊报道的台湾与欧洲共同体就台湾进一步削减欧洲产品的关税进行初步接触一事时说，“这条新闻是以台湾当局单方面发表的声明为依据的。”
他说：
“我们同台湾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我们没有同它（台湾）进行过谈判，也没与它达成协议。”

要重视小商品的经营和生产
近来，沈阳市人们购买小商品感到很困难。
如中、高档的儿童玩具大部分商店无货，儿童服装、鞋帽品种少，规格、花色、式样也很单调，就连人们经常需要的钮扣、帐圈、短鞋带、塑料花、杂色鞋油等，也往往买不到可心的。
经过调查，我们认为主要是一些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的经营思想不端正，重大轻小，偏重抓价值高、利润大的商品，单纯追求卖钱额和利润，而对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小商品的经营和生产则比较忽视。
先说商业方面，有的商店缩小了小商品营业面积，减少了柜台；
有的经营比重下降，品种减少。
沈阳联营公司的“儿童世界”，过去专门经营儿童用品和小商品，很受群众欢迎，现在儿童用品分散了，小商品柜台减少十个。
有些经营小商品的营业员嫌交易零星、麻烦，不愿积极经营小商品。
从生产部门看，有些生产小商品的工厂不稳定，有时生产，有时转产。
因此，当地产品减少，有些依靠外地供应的品种也时有时无，致使零售商店的货源没保障。
小商品在群众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
商业部门应尽快把撤掉和挤掉的小商品柜台、经营面积恢复过来，增加经营品种；
发展专业网点。
工业部门应该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一些生产小商品的工业，以保证小商品的货源。
辽宁省商业局基层工作处
郑祥令

认真总结新经验积极解决新问题
河南不断完善各种生产责任制
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春耕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决心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据新华社郑州3月30日电 新华社记者伊心恬报道：
中共河南省委和各地、县委加强对以联产到劳为主的各种生产责任制的领导，继续清除“左”的影响，认真总结经验，积极解决新问题，使适合当地情况的责任制稳定下来，逐步完善，健康发展。
全省广大农村干部、社员春耕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对夺取今年农业全面丰收充满信心。
目前，河南省三十七万多个生产队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比较富裕的地方主要实行小段包工、定额管理责任制，占全省生产队的19％左右；
较贫困的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大包干，占全省23％左右；
中间状态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计酬到劳、管理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占全省58％左右。
两年的实践证明，因地制宜和群众自愿建立起来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去年，全省粮食总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经济作物增长幅度更大，绝大多数生产队农业增产，社员增收，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今年以来，中共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到开封、南阳、安阳、洛阳和商丘等地区，调查了解推行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新情况，总结典型经验，研究解决新问题。
省委要求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各种生产责任制的领导，总结经验教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因势利导，进一步稳定、完善和提高各种生产责任制。
省委认为，不论哪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要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增加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收入的，都要稳定下来，不要轻易变动，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及时地、因地制宜地具体解决，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撒手不管，不能一般化号召，更不能一刀切。
两个多月来，河南各地、县委许多领导干部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农村社队调查研究。
各地在调查了解中，发现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村干部的思想水平、工作方法、经营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是一个普遍而突出的问题。
为此，各地首先注意搞好干部的训练工作，大多数地区分期分批轮训地、县、社三级农业经营管理干部和大队、生产队干部。
开封、洛阳、许昌、南阳等地区训练了二十多万基层干部，使大家普遍提高了对各种责任制的认识，一些干部原来认为实行责任制以后，担子轻了，不用操心了，现在感到任务加大了，要求更高了，不拿出全身本事来干不行了。
河南各地在加强和完善以联产到劳为主的各种责任制中，强调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按照群众自愿的原则，由社员群众充分讨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以及怎样使之完善。
如一部分生产队“四统”不完善，有的耕耙、浇地争先恐后，有的收打出现争畜力、争农机具的矛盾，使生产受到影响。
最近，这些生产队经过群众讨论，对饲养和使用耕畜、保养和使用农机具建立了责任制，对耕耙、浇地采取民主协商的办法解决争先恐后的矛盾，使联产到劳责任制逐步趋于完善，加快了春耕和浇麦的进度。
目前，全省大多数实行联产到劳的生产队已同社员签订了承包合同，在春耕中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社员的积极性。
商丘、信阳等地区和伏牛山区的一万多深山独居户实行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比较多，这些地区就注意解决合理包产、奖罚比例、干部补贴和照顾、优待“四属”等问题，使干部和社员都满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投入当前春耕生产。

谭友林在乌鲁木齐部队政工会议上强调
部队干部教育要清除“左”的思想影响
本报讯 记者秦卫东、张万来报道：
乌鲁木齐部队政治委员谭友林在谈到当前部队干部教育的问题时说，“左”的思想仍然是我们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障碍。
必须在干部教育中继续清除“左”的思想，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
谭友林的这段话是在乌鲁木齐部队最近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讲的。
这次会议分析了当前部队干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有些同志至今没有摆脱左倾路线的束缚，头脑里还有“左”的框框，手里还有一把“左”的尺子，用以看待和衡量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衡量现在党中央的领导。
由于头脑里有“左”的思想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习惯于用“左”的眼光看问题，结果以
“左”为正，以正为右，“瘸子看戏台，一看全是歪”，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谭友林认为，在部队干部教育中克服“左”的思想和错误，必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希望每个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拿起这个武器，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开诚布公地互相帮助，进一步地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

赵紫阳总理电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威廉斯总理逝世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致电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新总理乔治·钱伯斯，对威廉斯总理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唁电如下：
“惊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埃里克·威廉斯阁下不幸逝世，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对威廉斯总理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威廉斯总理生前为争取和维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他为中特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赵紫阳打电报慰问里根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打电报给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里根总统遇刺受伤表示慰问。
电报说：
“惊悉你遇刺受伤，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里根总统遇刺左胸负伤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30日电 美国总统里根今天下午在离开华盛顿希尔顿饭店的时候遇刺，左胸负伤当即被送往华盛顿大学医院救治。
总统助理格根说，总统的情况是稳定的，并且能够自己走进医院。
医生在手术后说，里根已脱离了危险。
里根是在劳联—产联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以后在希尔顿饭店门外遇刺的。
陪同他的白宫秘书布雷迪头部中弹伤势严重。
据报道，开枪的是科罗拉多州一名25岁的失业青年，名叫约翰·欣克利。

黑龙江统配煤矿首季超产原煤四十万吨
黑龙江省统配煤矿提前四天和二十一天分别完成了第1季度原煤生产和开拓进尺计划，共超产原煤四十万吨，超产数量在全国各省居第1位。
黑龙江省是我国煤炭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已经连续六年超额完成生产计划。
全省第1季度原煤平均日产量比去年第4季度提高了百分之五。

不要国家投资增产出口电机
安徽省芜湖微型电机厂不要国家投资，积极生产国内外市场紧缺的各种微型电机。
去年，这个厂为国家创造外汇150万美元。
今年头两个月，生产又创历史最高水平，完成产值100万元。
上图为即将投入市场的DOL离合器电机。
这种电机已成为国际市场的第一流产品。
新华社记者徐光春摄

全国城乡市场出现多年少有的活跃局面
对当前市场存在的问题应采取疏导方针，用经济办法解决
据新华社北京讯 新华社记者邱原报道：
许多关心经济贸易情况的人士非常高兴地对记者说，今天我国城乡市场一扫十几年来单调、沉闷的气氛，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这些人士说，活跃的标志之一是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改变了。
据统计，到去年年底，全国集体所有制商业已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个，个体商业户已恢复和发展到近百万户，农村集市贸易已发展到三万七千多个，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已发展到二千九百多个。
经营的形式多种多样，这是第2个标志。
第3，商品的流通渠道多了。
国营的零售商店和基层批发站有了自己采购商品的自主权，改变了过去那种上边拨什么，下边卖什么的状况。
商店的货源也增多了。
市场的活跃，不仅给广大消费者很大的鼓舞，同时也给生产单位很大的激励。
现在各生产单位都在竞相提高产品质量，改进花色品种，力争自己的产品成为畅销品。
受到市场活跃鼓舞的人士说，全国市场出现的新气象，是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成果。
但是对于市场大好形势，有些人持有不同的看法。
这些人认为现在市场不是搞活了，而是搞乱了。
这些人做惯了独家买卖，对于多条渠道、多家经营这也看不惯，那也想关、想收。
这个不准，那个不准。
有的地方又提出要限制群众赶集，甚至又到集市上拆炉灶、没收鸡蛋。
刚刚恢复一年多的国营商业部门兴办的贸易货栈、信托公司，也有人想把它关掉。
有关人士对记者说，凡此种种，已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担心，他们生怕刚刚疏通的商业流通渠道又被堵住，刚刚活跃起来的市场又被卡死。
有关人士说，我国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商品流通也不通畅。
十年浩劫中，商业、服务业又遭到很大破坏。
目前这个领域十分薄弱，许多修理、服务行业没有人干，许多群众生活感到困难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我们要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就是发展商业、服务、饮食等行业，繁荣市场，利国利民，让目前刚刚活跃起来的市场进一步活跃起来。
他们认为，对于市场出现的问题，既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放手不管。
应当采用疏导的方针，经过调查研究，用经济的办法，加强税收管理。
对于那些利大大干的企业，要用税收加以限制。
在这同时，要建立规章制度，逐步建立经济法规，加强监督管理。
对于违法的经营，当然应当依法取缔。

在繁荣的槐店镇
这个地处豫皖交界的沈丘县城，集体所有制企业迅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走进河南省沈丘县城所在地——槐店镇，看到的是一片经济活跃、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去年，这个镇28，000人，个人储蓄达436万元，平均每人155．7元。
七百多户盖了新房，有的还建了楼房，310户新买了电视机，2，135名待业青年有了工作。
槐店镇地处安徽、河南交界，交通不便，原有的几家小手工业作坊，在十年浩劫中，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党的三中全会的和煦春风，给这里的集体所有制带来了生机。
全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发展到35个，职工2，758人，1980年产值达到1，400万元。
南关街白铁社年产值二十多万元，产品有一百多种，其中有只值2分钱一个的煤油灯芯，每只三角钱的鼠夹和鼠笼等。
这些东西看上去虽小，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却少不了它。
在这里，我们还欣赏了工艺印刷厂印制的八十多种包装装潢，品尝了回民食品厂加工的糕点、果品，这些利用本地资源制作的产品，有的还行销全国。
镇上的同志诙谐地对我们说：
“我们办的这些工业尽是拣破烂、吃残羹、小打小闹搞起来的，可是芝麻不大油水多噢！”
近几年来，槐店镇的知识青年和居民，集资办起了商店345座，饮食店130处，各种服务部94个，补充了国营商业网点的不足。
为了方便进城的农民选购商品，他们还设置了176个营业亭，七十多辆流动售货车串街游乡。
至于服务行业有的固定设点，有的服务上门。
在服务项目上，包括补鞋补锅、修伞修车、缝纫、织袜、浴池、旅社、骡马店、照相馆等等，拾遗补缺，群众称便。
在一个集体缝纫摊前，我们看到一位农村姑娘正在试穿新衣，缝衣师傅一边给姑娘整衣襟、扣钮扣，一边热情地介绍说：
“这是我们新近学来的上海剪裁技术，样式新颖大方！”
从姑娘的面部表情看，她是满意的。
我们问那位正在蹬缝纫机的女缝衣师傅：
“你们这里做件衣服需要几天时间？”
她笑着说：
“这里做衣论时不论天，快的立等可取！”
我们访问了派出所民警张卫东。
他讲了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前几年有个叫李建设的待业青年，整天领着一帮小兄弟在街上打架斗殴，派出所拿他没法治，群众说他是“桑树楞子串不成树，长废了。”
可是打从办起了合作商店，李建设象换了一个人。
他和大家起早贪黑地干，一年多时间，资金发展到了两万多元，租赁了八间门市部，建立了四个售货亭，还发展了七个售货车。
昔日的“打架王”，如今当上了知青综合商店的经理。
说到这里，老张感慨地说：
“人人有事做有活干，有机会读书，有地方看报，治安情况能不变好么！”
经济的繁荣，也使这里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近两年来，槐店镇新办了两所中学，其中的一所“回民中学”，是周口地区有史以来第1次为少数民族创办的中学。
为了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影剧院由两个发展到14个。
另外还新办起了曲艺厅、图书馆、阅览室、书亭、书摊等。
李同良孙冠德

孙耀宗和“半穗稻”
1980年，北京密云县古北口公社河西大队，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旱年。
可是种植的300亩水稻，却夺得了亩产875斤的好收成，创造了新纪录。
提起这成就，人们都要夸奖大队农科员孙耀宗的“半穗稻”。
事情是这样的：
1971年秋的一天，孙耀宗同社员们一起割稻，发现了一株齐头双尾的大稻穗，掐下来一数，整整230粒，他高兴得象得了宝贝似的。
晚上收工带着它回家，途中发现一处水渠跑水，老孙便把稻穗放在畦埂上，忙着去堵水。
等他堵住水口回来，稻穗却不见了。
转身一看，只见一只羊正叼着那株稻穗嚼呢！
老孙急忙追过去夺下稻穗，再一数，只剩下28粒了。
他赶紧用手绢把这28粒稻粒包起来，带回了家。
第2年04月，他同队里商量，找了三厘地，把这28粒种子种下去。
他精心追肥、喷药、拔草、挠秧。
结果，每株都分蘖到十多苗。
秋后，老孙把结的三百多个稻穗单拔下来，一穗一穗地捋下稻粒，用秤一称，足足二斤半重。
1973年春天，他把这二斤半种子单育了一个小畦，然后单插在一亩七分地里。
可是，秧苗插下不到十天，一场寒潮袭来，使刚返青的秧苗，又突然变黄了。
他急得吃不下饭，找出《水稻栽培学》翻阅，从中受到了启发，当天就采取白天晒畦、晚上上水的有效措施，战胜了寒潮。
秋天，这一亩七分地共打了2，324斤种子。
1975年，这批种子整整栽了100亩地，平均亩产八百三十多斤，比原来的“秋风”、“黄金”等品种亩产提高230斤。
到了1977年，全大队300亩稻田，全都种上了孙耀宗花了五年心血繁育起来的良种，平均亩产达到了846斤。
1978年，这半穗稻传下的后代，不但满足了本大队的需要，还支援外公社一万多斤。
去年县里又从这里调走了五万多斤种子。
王长青

广东奖励农牧业科研新成果
受奖项目中不少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在实际应用上增产效果也显著
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农业部门最近奖励了一批在1978年和1979年搞农牧业科研中取得新成果的单位和个人。
受奖的项目共有519项，其中获得农业部和广东省科技委员会奖励的有13项，获得广东省农业厅奖励的有36项，获得地、县两级奖励的有470项。
受奖的项目中，有不少是既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又在实际应用上有显著增产效果的。
如获得农业部农业技术改进一等奖的“广东省钾肥肥效及经济有效施用技术”，就是经过八百多次的探查测试，不仅摸清了广东省内各种不同类型的土壤钾素状况和合理施用钾肥的方法，而且对探明我国不同作物的不同钾肥合理施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获得广东省农业厅农业技术改进二等奖的早稻新品种“广二104”，经过两年多的培育试种，已在全省推广了四百多万亩，平均每亩产量要比“珍珠矮”早稻种增产一成以上。
获得广东省农业厅二等奖的“甘蔗新法育苗移栽技术”也已经在省内推广应用。
1979年采用这项技术种植的甘蔗，就节省原种蔗达十五万六千多吨。

提倡“惜土如金”
刘志炎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因为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却相当少。
据有的资料记载，按人均耕地计算，南斯拉夫和法国是我们的三倍，美国、苏联是我们的八倍，印度是我们的二倍多。
对我国来说，珍惜每一寸土地，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有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搞工程，建工厂，盖房子，大手大脚，动不动就毁掉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实在使人痛心。
当然，大多数同志是珍惜土地的。
前年在安徽省无为县作调查，县委一位副书记告诉我们，他在开城区看到一位信用社干部收了许多黄豆，一询问才知道，是这里的生产队在保证耕畜、行人方便的前提下，把“五埂一坟”地分给社员点蚕豆、黄豆。
这个干部分了两条埂，也收了170斤。
这位副书记说，全县有一百三十九万多亩耕地，如果五亩地有两条埂，全县就有近五十万条埂，按这个干部收的黄豆计算，就要多收黄豆四千多万斤，超过全县的收购量。
无为县委就是从这里得到启发，前年在全县开展了充分利用“十边”地的活动。
去年春天，我们去这个县时，果然看到农村塘边、埂边，碟子大的地都种起来了，到处是油菜花黄，蚕豆花香。
更为欣喜的是，一些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地方，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也“惜土如金”了。
在我们的记忆里，肥东县八斗、青龙两个区，每年都有大块大块秧田不能复脚，白白闲置一季。
去年我们到八斗跑了几个公社，看到块块田里都是满插满栽，一块空田也难找到了。
从一个生产队来说，空闲几分土地似乎无关大局，但我们办事情都要有全局观点，扩大到一个公社，一个县，乃至一个地区，这个数字就可观了。
这还只是一个方面。
如果把集体不便管理、常年空闲的小塘、小坝，也包给社员种藕、养鱼、放养菱角菜，那又将增加多少社会财富呢！

电工下乡如此吃喝，农民负担不起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调查了天台县平桥区王里溪水电站电工，到屯桥公社和民主公社的13个大队安装电灯时的吃喝情况。
这13个大队去年1至10月先后架设了十千伏高压线路6．5公里、十个大队的低压线路，装了十台配电变压器和897户社员的照明用电，共用去1，340个工，付给工资4，288元。
而这些大队、生产队在招待电工吃喝时，却用去吃喝费达4，980元，超过了工资。
电工没付一斤粮票、一分钱，平均每户社员负担吃喝费四元。
各大队、生产队由集体补给办饭的社员户每餐1．5元。
有的队自定每餐补贴二元。
有的队经济有困难，就由集体补贴每餐15斤稻谷或7斤稻谷、一元钱。
有些电工还不满意。
有个电工喜欢喝黄酒，遇到喝白酒，就很不高兴，竟将喝剩的白酒倒入菜盆里。
最近，我们还发现电力公司的线务工到一个大队装电灯时，当地以名菜“肉圆糊麦饼”当饭，有的电工竟将每个麦饼中间肉多的部分吃掉，留下周围麦粉多的一圈不吃，剩给主人。
群众非常气愤，影响很坏。
现在，不少社队在装电灯时，一怕电工叫不来，二怕来了出勤不出力，唯一的办法是招待得好一点。
这股吃喝风要坚决煞住，否则农民负担不起。
浙江省天台县齐毓水

经国家经济委员会批准
全国铁路从04月起试行货运经济制约办法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讯 经国家经济委员会批准，全国铁路从4月01日起，对货物运输试行经济制约办法。
这个办法规定，铁路和发货单位都应采取积极措施，共同保证全面均衡地完成月度货物运输计划；
运输计划未能完成的责任一方，应负经济上的责任。
未完成计划的责任范围，属于发货人应负责任的有三种情况，即未按规定期限向铁路提出旬日装车计划，取消托运或未按规定时间装好车，由于卸车迟延而耽误了铁路装车送车。
属于铁路应负责任的也有三种情况，即未按旬日计划拨给发货人以货车，未按规定时间送车，由于铁路的责任造成停止装车或拨给发货人不适用的车辆。
发生上述任何一种情况，责任一方必须罚款。
但由于自然灾害，发生重大行车事故和生产事故，以及由于省、市、自治区经委决定停止装车等原因未完成货运计划的，双方都不承担经济责任。
铁路或发货人对于未完成货运计划而承担的罚款，应在接到铁路部门通知的当月内付清；
如有一方拒绝支付，由所在省、市、自治区经委仲裁。

经济联合是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好途径
唐山自行车总厂建厂十年来，年年亏损。
1979年实行联合后，产量成倍增长，产品质量提高，扭转了亏损局面，去年盈利四百多万元，十年亏损的欠账全部还清
颇受山东、河南、黑龙江等省农民欢迎的燕山牌加重自行车，是河北唐山市自行车总厂生产的。
这个工厂过去产品名声不佳，产量很低，产品积压。
近两年这个厂搞了经济联合，燕山牌加重自行车扬眉吐气，产量猛增，畅销农村。
唐山开始制造自行车，是由一家全民所有制的自行车零件厂为主，同市内几家集体所有制小工厂建立“一条龙”协作，搞配套生产。
在生产发展过程中，他们遇到两个矛盾：
一是“龙”内企业隶属关系不同，有区属厂，也有街道管的工厂，领导多头，层次繁杂，一个任务布置下来要拐“九道弯”；
二是分散生产，不便于提高零部件质量和工艺水平，更不便于根据市场要求，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
1979年初，全民所有制的唐山自行车厂同五个生产配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组成专业分工、联合协作的经济联合组织，设立一个总厂和五个分厂。
总厂组成后，在发展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等方面取得很好的经济效果，显露出走联合之路的优越性。
稳定可靠的联合关系，保证了生产协调和均衡生产，提高了配套率。
以前各企业之间是松散的协作，缺乏约束力。
总厂组成后，各分厂的任务明确，责任清楚。
自行车全车共38个大的部件，总厂自供车架、手把、前后轴等11件，五个分厂提供辐条、脚蹬、链盒等八种配件，内外胎、车铃等部件由本市和外地企业协作配套。
各分厂根据总厂全年的生产任务，按季、月、旬、日安排自己的具体计划，按时、按质、按量向总厂交付配套零部件，保证了成车能持续均衡地进行生产。
自行车厂从1969年建厂到1978年的十年间，产量一直没有突破十万辆大关；
加上企业管理不善，年年亏损，十年亏损达五百多万元。
1979年实行经济联合后的第1年，作到了均衡生产，年产自行车十三万多辆，实现利润90万元，结束了产量在十万辆左右徘徊十年的历史，扭转了亏损局面。
去年生产26万辆，闯过了自行车生产特点中的“批量关”，实现利润四百多万元，将十年亏损的五百多万元欠账全部还清。
今年计划生产自行车35万辆，一二两个月已生产了五万辆。
经济联合组织的各企业分工精细，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逐步提高了产品质量。
联合组织组成后，为对消费者负责，树立产品在市场上的信誉，在冀鲁豫等省的农村站住脚跟，他们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抓质量升级。
各厂互相协作进行质量攻关，加强技术研究，建立统一、严格的工艺技术标准和检验、验收制度。
这两年燕山牌自行车在全国同行业评比中，每年的质量分数增加十几分，稳步上升，已达到87分左右。
自行车的承重量，耐磕、耐碰的结实程度，以及电镀、漆皮等方面都比以前好多了。
经济联合组织内各企业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使自行车的质量一步步提高。
既保证总体的必要统一，又保持各企业相对的独立，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水涨船高。
全民所有制的自行车厂和五个生产配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经济联合，为便于生产指挥，经上级批准，隶属关系由原属市二轻局或区、街道领导，划归自行车总厂管辖。
但是仍坚持所有制不变。
坚持各企业独立核算的权利和地位，充分发挥各企业发展生产的主观能动作用。
总厂在利润、价格方面给分厂合理照顾。
各个分厂在完成总厂配套和商品件生产计划后，多余产品有权向商业部门直接出售、结算。
去年，五个分厂中已有三个分厂由于内部挖潜、革新、改造，除保证完成总厂的计划配套任务外，还生产部分零部件供应商业作维修商品件或同外地搞协作配套，所获利润均归本企业。
经济联合组织的成败或能否发展的关键，是联合体各企业间要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利益分配合理。
如五分厂生产的辐条，每百根成本已降至3．6元，直接交商业部门每百根5．89元（加15％的工商税和包装费），本企业可赚2．29元，而交总厂配套，内部核算每百根4．65元，五分厂只赚1．24元。
虽然任务、材料、销售有了保证，但利润减少了。
承担装配成车的总厂就得从各个方面给予优惠，合理补偿。
没有实行经济联合前，这五个分厂有的有盈余，有的亏损，盈利最多时，总共才25万元。
而去年五个分厂的利润达155万元。
联合组织的一些小厂以往资金少，技术水平低，设备简陋。
实行经济联合后，统一调配部分资金、物资、设备和技术力量，在总厂帮助下进行挖潜、革新、改造，各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唐山市自行车经济联合组织的实践说明：
一些中、小城镇的日用轻工业企业，在工业调整过程中，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生产发展趋势和主客观条件，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原则，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是增加日用消费品生产的正确方向。
本报记者齐志文

“鲁棉一号”是北方棉区的好品种
“鲁棉一号”1976年育成，1977年以来在黄河流域棉区区域试验和全国生产试验、示范中证明，它是一个产量高，品质好，抗逆性强，早熟，适应北方棉区推广的新品种。
“鲁棉一号”1979年在山东省临清县（重点产棉区）进行大面积生产示范，使全县单产和总产超历史水平，单产为全省平均单产的二倍。
去年全县又获得较好收成，单产又提高20％左右。
山东省采用了高速繁殖的办法，两年之内使全省80％的棉田普及了“鲁棉一号”。
去年全省棉花生产获得特大丰收，人们总结说：
“‘鲁棉一号’是根本，政策落实是保证，老天帮忙是助威”。
他们还认为这三个因素中，“鲁棉一号”占40％，其余各占30％。
“鲁棉一号”的株型紧凑，果枝与主茎夹角小而上举，呈塔形；
叶中等大小、肥厚、色深绿、层次分明；
植株茸毛较多，耐蚜虫。
这个良种以伏桃和伏前桃为主，上中下部坐桃均匀而集中，成铃率高，结铃性强；
吐絮畅而集中，絮朵大，霜前花近90％，比当地原当家品种增产20％以上。
“鲁棉一号”是一个中熟陆地棉偏早熟的品种，不宜引种到无霜期长的长江流域棉区。
农业部种子局郭增敏

各地认真传达贯彻中纪委第3次贯彻《准则》座谈会精神
增强信心坚决纠正不正之风
本报讯去年11月中纪委召开第3次贯彻《准则》座谈会后，各地党委认真学习、积极贯彻这次座谈会精神，普遍提高了对端正党风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纠正不正之风的信心。
党中央转发了中纪委召开的第3次贯彻《准则》座谈会的纪要后，江西省委召开了县以上纪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三百多人的会议，用了10天的时间，认真学习讨论陈云同志关于端正党风的三条意见、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和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讲话，以及会议其他文件。
并结合本省的实际，研究制订出搞好党风的七条措施。
安徽省委常委听取了座谈会情况的汇报后，提出了四条贯彻意见，并在省直厅局长、大专院校党委和纪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传达。
接着，又召开了地市、省直机关党委、大专院校党委纪委负责人和新闻单位的同志参加的会议，研究讨论了具体贯彻意见和要求。
据各地反映，贯彻中央纪委召开的第3次贯彻《准则》座谈会议精神，主要收获有以下几点：
一、提高了对搞好党风重要意义的认识。
各地同志们认为，陈云同志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意见，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有些同志回顾党的历史说，从战争年代到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党有铁的纪律，保持和发扬了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群关系非常密切，党的号召一呼百应，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很高。
但是，在我们党执政以后，一些同志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思想和作风也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在十年浩劫中，党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威信大大降低了。
这种状况若不扭转，党就会脱离群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无法实行。
任其发展下去，党确有变质的危险。
因此，一定要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切实把党风搞好。
二、增强了搞好党风的信心。
针对有些同志认为不正之风严重，对搞好党风缺乏信心的状况，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讨论。
江苏省徐州地委纪委引导大家讨论了三个问题：
一是搞不正之风的人是少数，还是多数？
二是党内不正之风是减少了，还是发展了？
三是党委对纠正不正之风是重视，还是不重视？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大家认识到，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准则》公布以后，经过全党的努力，党风确实有了相当大的转变。
一些地方的同志还列举了搞好党风的四个有利条件：
党中央有决心，而且亲自带头，身体力行；
各级党委重视，把端正党风列入了议事日程；
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迫切希望把党风搞好，并对少数搞不正之风的人敢于批评和监督；
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准则》公布以来，又涌现出一大批按《准则》办事的好党员、好干部。
只要我们树立信心，党风是一定能够搞好的。
三、明确了当前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
各地普遍认为，当前重点应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1是保证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执行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或动摇、抵制的行为作斗争。
这是当前纪律检查工作的重点，也是贯彻《准则》的首要任务。
第2是狠抓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特别要抓紧检查处理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损公肥私、工作不负责任、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案件。
第3是继续贯彻《准则》，进一步搞好党风。
四、研究制定了搞好党风的措施和办法。
为了深入贯彻《准则》，进一步搞好党风，各地对原来制定的贯彻《准则》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又相继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空军党委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3次贯彻《准则》座谈会议后，进而研究制订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军以上领导干部，带头执行《准则》，端正党风的五条措施。
财政部为了纠正不正之风，除了要求部里的同志严格按《准则》办事外，并向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局）提出了有关具体要求。

陈淑爱一家，家里人虽多，但互敬互让，相处得很和睦。

学习马克思主义，清理“左”的思想
——记国家出版局第1期党员干部轮训班
在新的历史时期，还有没有必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
国家出版局开办的第1期在京直属单位部分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轮训班的实践，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是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部的一个班。
从去年10月至今年02月，用四个多月的时间，按照中央党校的教学计划，围绕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学习了马列和毛泽东有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的部分著作，学习了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听了许多负责同志的辅导报告。
大家学习理论，开动机器，总结经验，清理了“左”的思想。
学习结业时，他们说：
“这样的学习很有收获，很有必要。”
在学习过程中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
开始学习时，学员中有不少同志学习积极性不高，是“奉命”来学习的。
随着学习的深入，学员们对学习理论的认识和态度，起了显著的变化。
尽管他们的工作经历不同，理论修养不同，但都越学越觉得需要学，越学热情越高。
轮训班的学习条件比较差，四、五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又是“走读”，但不论刮风下雪，大家都能按时“上课”。
有两个学员，在一次下雪天，不慎摔伤。
他俩在治疗期间，仍按照教学进程，坚持自修。
有些同志读原著很吃力，就反复阅读，查阅资料，向别人请教。
有些同志还写了读书心得。
在讨论会上，学员们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互相探讨，虚心求教。
四个多月的学习，平均每人精读马列著作五十多万字，粗读各种辅导材料近百万字。
最后都写了学习小结。
这种学习精神，在出版局是十几年来少有的。
同志们学习理论的自觉性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
根本原因是这次学习是一次很好的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这批学员长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工作和生活，头脑里或多或少地残留着一些“左”的东西，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来得及认真清理。
因此他们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还不能完全理解，产生了一些问题。
这次学习中，由于坚持把学习理论同总结“左”的教训、清理“左”的思想结合起来，有的放矢，因而收效显著。
清理“左”的思想需要学习马列主义。
一位长期从事工厂管理工作的同志，在学习中自觉清理了左倾思想的影响。
他说：
这次学习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心里亮堂了，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工厂的负责人，不抓生产，只抓“政治运动”，就直接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不是搞社会主义。
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受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工作中搞了一些“左”的东西，什么“上管改”，批判“智育第1”、“分数挂帅”等。
打倒“四人帮”后，他受到了批评，但思想不通，有委屈情绪，精神不振。
这次学习中，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了历史经验，认真清理了自己头脑中的“左”的思想，心情大为开朗。
他说，过去受骗上当，跟着犯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学懂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一位读马列著作比较多的同志，在学习小结上深有感触地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马列经典著作都读过，有的还读了几遍。
现在联系三十年来的实践，联系自己的思想认识，重温这些原理，发现过去很多东西都被歪曲了，或者是被片面理解了，没有真正学懂弄通。
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只强调它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方面的特点，强调所有制要一大二公，强调它的过渡性质，强调在过渡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尖锐性，又片面强调政治运动的作用，等等；
而对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却避而不谈。
这种歪曲了的所谓理论，对自己思想影响很大。
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党中央进行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有肯定的一面，但也有些疑虑。
比如，党中央提出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觉得有道理；
但同时我又考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改变难道就不重要了吗？
这些疑虑，是我思想上“左”的思想没有清理的反映。
这次学习，学到了一点马列主义，解放了思想，解决了许多自己头脑中长期存在着的疑问，从而加深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的理解。
部分学员还在学习中，初步分析了出版工作中的“左”的思想影响问题，认为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版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片面地强调和曲解了出版物为政治服务，而忽视了出版物为提高和促进文化科学事业发展服务的任务，严重地影响党的出版事业的发展。
分析了当前出版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有几位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说，最近一个时期，出版界在摆脱了林彪、“四人帮”的禁锢之后，很快形成了生气勃勃的景象，但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不顾社会效果的不健康的现象，如任其发展，也会给出版事业带来严重恶果，影响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国家出版局党员干部轮训班的实践证明：
干部是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愿望和热情的，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正确的学习理论的路子。
这条路子就是：
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清理错误思想。
学习理论的这条路子，是适应新时期广大干部学习马列的新要求的。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
蔡岐青 卢玉忆

小事也须注意
乔建忠
有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是一位“老八路”，他要求自己很严，从不去搞不正之风。
人们请他谈谈体会，他说：
“端正党风是大事，然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就要从小事做起，小事往往能说明大问题，大与小有辩证法”。
他的话是很有见地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总要经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
在旧社会，老百姓打哪里认识国民党反动派的呢？
从吸鸦片、收买路钱、讨小老婆、吃喝嫖赌……从这种种桀纣之行中得出结论：
他们不是好东西！
同样道理，人们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并不都是从《共产党宣言》得到的，而大多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共产党员身上，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得出的结论：
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现在人民群众对党风很有意见，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也是从一些党员一件件小事上得出的结论。
一根木头，一头粗、一头细，党员扛细的一头；
筛石灰，党员站在上风头；
看戏，党员坐中间；
一个招工名额，党员先要了过去……这些事可谓小矣！
可影响很坏。
做“小事”看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却是不容易的。
如果每个党员都注意“小事”，我们的党风就会端正过来。

昭君墓
昭君墓，蒙古语称做“特木儿乌尔虎”，是一座大土丘，高约十丈，占地面积二十余亩，位于呼和浩特城南十公里的地方。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是西汉元帝时（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宫女。
南郡秭归（今湖北秭归县）人。
竟宁元年（公元前三十三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与汉和亲，汉元帝便将昭君嫁给他，后来受封为宁胡阏氏。
王昭君和亲之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汉与匈奴之间出现了五十年的和平局面。
这是符合汉、匈奴人民愿望的，因而王昭君受到人民的爱戴。
王昭君死后，葬于黑河岸边。
昭君墓就是后人追慕和纪念她的遗迹之一。
这座昭君墓，许多史书又称它为“青冢”。
据传说，过去每年到了“凉秋09月，塞外草衰”的时候，各处青草都已枯黄，唯独昭君墓上的草仍保持着青色。
“青冢”因此得名。
“青冢拥黛”又被列为呼和浩特的八景之一。
由于昭君墓周围景色宜人，加以晨曦和晚霞的映照，墓景好象时有变化，故民间传说昭君墓01日三变：
“晨如峰，午如钟，酉如？”
。
说早晨象个山峰，中午象个大钟，傍晚象个鸡？
（一种脚高、头散开的很美观的菌类植物）。
据史书记载，过去昭君墓一带有小湖泊，墓前有石虎、石马、石狮、石幢；
墓旁有一棵径围一丈有余的大柳树，“浓阴覆地，苍翠扑人”；
墓顶有小亭，内藏佛画、绸布、豆麦等物。
但到解放前，因年久失修，这里只剩下几块残碑，一座荒坟。
解放后，人民政府拨出大量资金修葺，将坟墓周围辟为公园，筑起了围墙，广植树木，栽培花草，重建亭阁，供群众参观游览。
走进昭君墓园，迎面竖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董必武同志1963年游昭君墓时的亲笔题诗：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董老赞美了昭君出塞和亲的高见卓识，歌颂了昭君为汉、匈奴两族和好作出的贡献，表达了各族人民团结的愿望。
这首诗受到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赞赏，在千里草原上被广为传播、吟诵。
历代的碑文，也重新修理，依次排列成行。
周围绿树成荫，花草茂密，垂柳牵衣，鹊鸟啼鸣。
墓前有一小亭，是从正前方上墓顶的必经之地，亭身雕梁画柱，玲珑剔透。
墓顶有一座八角凉亭，翘对蓝天。
墓旁还新建了陈列室，陈列着有关王昭君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
王尚铎

永新里新事多
河北省邯郸市永新里，过去风气不正，家庭之中、居民之间常为一点小事闹纠纷。
街道居委会认识到，居民院是生产和工作的后方，家庭、邻里团结和教育青少年等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职工的工作。
于是，居委会的大嫂大妈们积极工作，逐渐扭转了坏风气。
她们的做法是：
与职工所在单位联合评选“五好家庭”；
宣传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互相谦让的好人好事；
开办夜校，请居住在这个院的教师给待业青年补习功课。
此外，居委会还自力更生办了青年代销点、缝纫组、代营食堂等，既方便了居民，又使待业青年有了经济收入。
赵建军 王东
报道并摄影
王石民在女儿家瘫痪后，儿媳范秋玉把婆婆接来，日夜服侍婆婆，今年已是第9个春秋。
住在居民院的段家瑞老师，热情地给青年们补习文化课。
青年代销店办起后，既方便了居民，青年也有了收入。
陈淑爱一家，家里人虽多，但互敬互让，相处得很和睦。

要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
马学艺
在端正党风问题上，我以为那种“不管别人如何，只要自己好”的独善其身的态度实在消极。
当然，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如果大家都能做到“从我做起”，党风自然就正了。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党的肌体遭受严重腐蚀，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也受到影响，有的人成了只要党员称号、不尽党员的义务的“特殊党员”，有的甚至明目张胆地违反《准则》，大搞不正之风。
在不正之风面前，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态度，以“独善其身”而自慰，其结果必然是助长不正之风的蔓延。
因此，这种“洁身自好”的观点，是逃避现实斗争、丧失党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不正之风，是挺身而出，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还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得过且过，麻木不仁，这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真正合格的试金石。
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当然要担一些风险，可能还会穿“小鞋”，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决不能因怕打击报复而退缩。
想想党风不正的危害，想想共产党员的义务，我们难道还能以“洁身自好”而无愧吗？

这里的党风开始在改变
——灵山县陆屋公社党委转变作风纪实
人们也许记得，去年06月26日和28日，《广西日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委和有关部门，严肃处理了一起流氓暴徒当众凌辱女青年，党员干部见危不救的严重事件。
事情过去半年多了，事件发生地的领导——陆屋公社党委，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事情处理不到十天后，新任公社党委书记黄思深带着党和人民的嘱托，来到陆屋公社。
他带头交出公款购买的专供书记使用的一台收音机，转给公社气象站公用；
有来宾，黄思深不花公款请客送礼；
下大队、生产队，他也从不吃招待饭酒。
公社管财务的同志说：
仅去年元月至6月份，原公社党委用公款请客就花去一千六百多元；
而新书记上任以后的公社党委，从未用过公款去款待来客。
“百姓无灯火，公社光万道；
庶民饮污水，‘桃源’有清泉。”
这首题为“公社好象桃源宝”的打油诗，是陆屋公社群众在去年06月份写的，它反映了陆屋人民对原公社党委漠视群众疾苦的抗议。
陆屋公社党委改组以后，这首打油诗成为他们为民办事的动力。
为了改变陆屋镇晚上街道漆黑无光和路面坎坷泥泞的问题，公社党委决定暂把修建公社干部宿舍楼房的计划搁置下来，增添办公用具的资金腾出来，先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给居民群众安装电灯、修筑街道等。
王记光韦华仁

顾石喜不徇私情送弟归案
去年11月13日清晨，江苏省东台县红旗电线厂青年工人顾石喜，把外逃的盗窃犯弟弟顾石林押送到公安派出所归案。
顾石林是船民子弟，因偷窃曾被公安机关四次行政拘留。
1980年五06月间，他继续盗窃作案，被东台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天。
释放后他又盗窃作案，被转送盐城地区公安处收容审查。
去年11月12日，顾石林趁外出劳动之机逃跑，公安部门正在四处捉拿他。
这天深夜，顾石林携带收音机、呢上装、皮鞋等物，到姐夫王世林家借宿。
王世林心想：
他在盐城收容站被审查，怎么突然深夜回家？
他稍作安排后，借机到岳父母家喊来妻弟顾石喜一起对顾石林进行盘问，果然，他是从盐城地区收容站逃出来的。
顾石喜想：
他虽是我亲弟弟，但如果放纵他，不仅国家法律不容，也不利于他的改造。
于是，他对顾石林说：
“你犯了罪不好好接受公安机关审查，又外逃继续作案，实在是罪上加罪。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向公安机关投案”。
第2天清晨，顾石林手携盗窃的赃物，由哥哥顾石喜、姐夫王世林送进了东台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
曹金富叶百灵

不要等出了问题再指责
据报道，福建省在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省委强调要尊重多数社员的意愿，把选择责任制形式的权力交给群众。
同时指出，尊重群众意愿，还要帮助解决问题，不是放任自流，撒手不管，不要等出了问题再来指责。
尊重群众意愿，是十分重要的。
把群众不欢迎的责任制形式强加于他们，那是搞不好生产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减轻领导的责任，因为各种责任制建立起来后，还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才能健全和完善。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领导，正是更好地实现群众的意愿。
“不要等出了问题再来指责”，提得好！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有些同志只热衷于自认为最好的一种责任制，不顾各地条件不同，不考虑群众的意愿，强行“一刀切”。
你要搞其他形式，特别是带“包”字的责任制吗？
他先是横加干涉，竭力反对。
这一着行不通了，就来个大撒手。
等到群众在建立责任制过程中出了点问题，他就振振有词出来指责：
“我早就说过，你们那一套是要搞糟的。
怎么样，还是改回来吧！”
要么横加干涉，要么放任自流。
两种做法看起来大相径庭，实际上是受同一种思想——“左”的思想的指导。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预先指出这一点，给那些左倾流毒较深的同志打打预防针，看来很有必要。
钟怀

中南广播电视合作计划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南斯拉夫广播电视组织1981年至1982年广播电视合作计划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和南斯拉夫广播电视代表团团长、南斯拉夫广播电视组织执委会委员斯托扬·迪莫夫斯基代表双方在计划上签字。
代表团是3月23日到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张香山同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广播电视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与港商合资兴办机械企业有限公司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和香港吴炳昌有限公司合资兴办的华盛昌机械企业有限公司已在最近正式成立。
华盛昌机械企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中国机电产品的转口贸易，总部设在香港，北京设办事处。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进口原材料和配套件，组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合作生产和补偿贸易，出口单项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供应零配件，进行技术服务，组织来华参观机械工厂和技术座谈以及提供咨询服务等。
华盛昌机械企业有限公司将同有关进出口分公司、对外企业和企业联合体建立业务联系，积极为外客户提供有效的服务。

六百四十和一
报载，新战士、共青团员聂红修执勤时拾到一小箱进口手表，共640块，全部交还丢失单位。
又报载，某人拾到一块手表，失主登门讨还，某人竟百般刁难，最后向失主索取30元，才把原物交给失主。
面对同样的事情，两个人的思想境界高低差得太远了。
我们国家有悠久的文明历史。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古人的理想，这在五十年代确实做到了的。
但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弄得是非颠倒，沉滓俱至，“世间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为一时的风尚。
某人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恐怕还不能说是很坏的。
所幸，经过几年拨乱反正，形势大好，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思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唾弃；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美德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赞扬。
通过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定会逐步建设起来，不断发扬光大。
王行增

受贿渎职触犯刑律，渡口依法逮捕贾永年
本报讯 据《中国法制报》报道：
四川省渡口市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三井巷工程公司原党委书记贾永年，因受贿渎职，触犯了《刑法》第185条，构成渎职罪。
经渡口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于2月16日将贾永年逮捕归案。
贾永年从1978年03月担任三井巷工程公司党委书记起，便与该公司财务科贪污25万元的大贪污犯青素琼及其丈夫、窝赃犯罗尤金勾搭，经常在青素琼家吃吃喝喝。
青素琼、罗尤金先给贾永年送香肠、鱼肉、罐头、毛料衣服、尼龙蚊帐等价值三百多元的物品，进行贿赂，随后又乘贾永年添家具、儿子结婚、外出旅游之机，以100元到500元现钞给贾永年送去。
贾永年都来者不拒，先后13次共收下贿款二千六百多元。
贾永年受贿后，对青素琼、罗尤金百依百顺，罗尤金提出要调往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他予以支持；
职工群众怀疑青素琼有贪污，公司有关同志向贾永年反映了群众意见，并抱去几本青素琼所管的财务科帐簿，要求查帐，贾永年不予理睬。
由于贾永年的包庇纵容，青素琼贪污金额一次比一次大。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经济学家
管大同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经济学家管大同，因病医治无效，于1981年02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7岁。
管大同同志1936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开展社会主义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做出了贡献。
管大同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赵紫阳、薄一波、万里、谷牧、宋任穷、胡乔木、姚依林等送了花圈，薄一波、杨勇、段君毅等参加了追悼会。

廖承志会见大谷武一行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日本友好人士大谷武和夫人一行。
大谷武的父亲大谷莹润是日本的一位知名人士，生前为中日友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大谷武继承他父亲的遗志，热心于中日友好事业。
他这次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3月27日抵京。

德岛少年合唱团举行首场演出
据新华社北京电 来自日本的德岛少年合唱团3月28日晚上在天桥剧场举行访华首场演出。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休息时会见了合唱团团长松村益二、副团长村崎孝彦、指挥上田收穗、钢琴伴奏兼声乐指导筒井善子等。

日本钢管队和中国“八一”队在香港国际篮球赛中三战三胜
据新华社香港3月30日电 日本钢管队今晚在这里举行的第1届世界男子篮球俱乐部冠军队锦标赛亚洲区选拔赛中，经过激烈争夺，后来居上，以97比73战胜菲律宾雅各队。
中国“八一”队，今天以131比68战胜了马来西亚雪兰莪队。
目前日本钢管队和中国“八一”队都已三战三胜。

沈丽娟以十八米一五的成绩再创亚洲女子铅球新纪录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据《体育报》报道，我国田径运动员沈丽娟以18．15米的成绩再创女子铅球亚洲新纪录。
她的这个新成绩是3月27日在北京地区田径运动员比赛中创造的。
这个项目的原亚洲纪录是17．74米，是沈丽娟在去年的北京国际田径邀请赛上创造的。
沈丽娟今年22岁，她是亚洲第1个闯过17米和18米大关的女子铅球运动员。

沈雁冰——中国现代文学巨匠
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沈雁冰同志，于3月27日不幸逝世。
沈雁冰（1896—1981），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浙江桐乡县乌镇人，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写作和翻译了大量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及文学论著，为中国文学艺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全国解放以后，沈雁冰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和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1年，茅盾（左）、张闻天（中）和沈泽民在上海。
1940年，茅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课。
吴印咸摄
1949年，茅盾出席了第1次全国文代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家协会）主席。
1946年初，茅盾（左三）和郭沫若（左一）、洪深（左二）、叶圣陶（左四）等著名作家在上海。
1946年10月，茅盾和许广平在上海鲁迅先生墓碑前留影。
（本栏照片均为新华社稿）
1957年，茅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与读者见面。
吕厚民摄

男女一齐动手搞好托幼工作
黄冈地区十一位男县市长全部出席托幼工作现场会
本报讯 记者刘衡报道：
湖北省黄冈地区托幼工作现场会3月26日至30日在广济召开。
全区12个县、市除了一位女县长外，11位男县、市长全部到齐。
有人感到奇怪：
“托幼工作是婆婆妈妈的事，怎么惊动了‘县太爷’？”
主持会议的地委副书记郭实（男）回答得好：
“搞托幼工作，以前是为了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现在还要解除国家的后顾之忧，使共产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以前，是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现在还要保护未来的劳动力，抓好早期教育，培养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建设人才。
因此，这项工作，必须男男女女齐动手。”
会议期间，11位男县、市长和五十多名妇女干部一起参观广济城乡的托幼组织，听了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的发言，观看了幼儿的精彩表演，还学习讨论了报上发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儿童和少年工作座谈会的消息。
纷纷表示：
回去以后，要重视这项工作：
培训保教队伍，根据当地不同情况条件，办各种不同形式的托幼组织，不再重复一轰而办一轰而散的错误。

英国《莎士比亚时代》展览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英国《莎士比亚时代》展览，今天下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这个展览通过四百多幅珍贵图片、七十多本书籍以及幻灯片，向观众介绍了世界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所处时代的市镇、乡村、朝廷、建筑、文化和装饰艺术、教育、医药、科学等方面的概况，同时展出了莎士比亚时代的多边环形剧场模型。

鞍山市公安干警遵照公安部的规定
正确使用武器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报道：
鞍山市公安干警遵照公安部颁布的《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正确使用武器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02月09日下午，铁东区公安分局治安科长孟宪玉骑自行车外出工作，被一歹徒用刀刺伤倒地。
歹徒正欲抢枪，孟宪玉忍疼掏出手枪射击，击中歹徒的腿部。
歹徒窜上自行车企图逃跑，附近公安人员听到枪声赶来，将这个罪犯擒住。
郊区公安分局刑警队侦察员任连富，在公共汽车上发现前方有伙歹徒正举刀砍一青年，他立即要求司机停车，未等车停稳便冲出车外，边跑边喊：
“住手！
住手！”
歹徒闻声逃跑。
任连富鸣枪示警，歹徒仍奔逃。
任连富瞄准一个歹徒射击，当即将其打倒。
另一逃跑的歹徒见势不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饶。
车上车下群众见了拍手称快，一致叫好。

关心儿童文学和儿童戏剧的发展
——从茅盾等同志的建议谈起
叶君健
一、儿童剧院和儿童戏剧
为了儿童艺术剧院上演场所的事，《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一些戏剧家和儿童文学家的呼吁，看来有可能解决了。
茅盾等五位同志的文章中说：
“现在，儿童剧场的问题，对于儿童教育工作者和戏剧工作者来说，应该算得上火烧眉毛的事了。”
“其实，孩子们看不到戏，儿童戏剧工作者没有演出的场所，又何止是北京一地呢？”
这几句话概括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和急迫。
实际上，这不止是一两个城市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整个儿童文学艺术的问题。
儿童剧院在戏剧史上相对地讲，可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虽然现在已经不新了。
它是10月革命后的产物。
无产阶级领导的苏联政府，重视下一代的教育成长，特别创立了儿童剧院。
除了供儿童看戏外，它也给儿童戏剧工作者提供演出实验的场所，以便不断提高儿童剧的艺术水平。
后来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儿童剧院和青年剧院这类的演出场所。
我国解放后也建立了儿童艺术剧院。
但是，儿童剧却只能在儿童剧院上演。
这种“分工”一走向这个极端，儿童剧的演出就反而受到限制了。
试想，偌大一个北京，只有一个儿童剧场，而北京的儿童却有二百万，即使新的儿童剧场立刻建筑起来，恐怕也只能是救燃眉之急，还不能全面解决儿童看戏的问题。
因为儿童剧团只有一个，儿童剧场也只能有一个，儿童戏剧的创作也相对地不是那么容易繁荣起来，儿童戏剧的艺术水平的提高，显而易见，也不会是那么快。
这只是就首都北京情况而言。
至于外地，有许多大城市既没有专门的儿童剧场，也没有儿童剧团，在广大的农村就更是空白了。
不用说，这是当前的现实。
但现在中国的儿童有两亿多，我们必须重视这个现实。
最近文化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艺术工作的意见》，还成立了少年儿童艺术委员会。
这是一件大事，说明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但这在目前还只不过是一个号召，具体还有待于下一步的实际措施。
从这一点开始，我还希望对于“儿童文学”这一词的理解，不妨把意义更扩大一点。
儿童剧是整个儿童文学的一部分，正如我们不能把儿童文学局限于一批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圈子里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儿童剧仅仅局限于“儿童剧院”这个框子里。
茅盾等五位同志在他们的呼吁中建议将一些质量相当高的机关礼堂向孩子们开放，这是目前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但我希望这个办法不只在北京实行，而能推广到全国，时间上不只是“一年半载”，而应永远坚持下去，成为一种风气，一种制度。
二、“成年人”剧场为什么不能演儿童戏？
当今世界上，专设有儿童剧院的国家并不多。
但现在许多现代化的国家里，儿童文学却非常繁荣，儿童剧作的数量也是很大，每年上演的剧目也很多，观剧的儿童人次每天也是成千上万。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观剧呢？
在成年人的剧院里。
去年秋天，我应邀去挪威的奥斯陆大学讲学，遇见了挪威当代著名的童话作家和儿童剧作家托尔边·埃格纳。
回国后我把他写的一部三幕儿童剧《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译成了中文（已在《外国戏剧》今年第1期上发表）。
为此他给我寄了一批有关此剧演出的材料，其中有关于它最近几年在世界各地上演的一个统计表。
我现在从中摘出几个例子，供大家参考。
这个剧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国立剧院”上演了300次，在“国家剧场”上演了157次；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新大剧院”（最大的成年人剧场）上演了67次；
在安徒生的故乡“奥登塞剧场”上演了220次；
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歌剧院”和“皇家剧院”分别上演了35次和50次；
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国家剧场”上演了118次；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国家剧场“坦达里加”也上演了（次数不详）；
在日本东京的“牧马剧场”、“涩谷剧场”和“四季剧场”也上演了共81次。
上述这些剧院都是威望很高的成年人剧院。
由于它们向儿童剧开放，优秀的儿童剧剧目就得以大量上演，影响不仅在儿童中间扩大，也在成年人——即儿童的父母——中间扩大开来。
儿童剧本因之也多起来，优秀的儿童作家、儿童剧作家、儿童剧团、导演和演员也不断地增多起来，整个儿童文学当然也会繁荣起来。
我想，这也正是我们期望所要做的事。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事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好。
我们的“成年人”剧院是否能打破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束缚自己的框框，也为儿童剧开放呢？
三、儿童文学不是“下脚料”
谈到整个儿童文学的繁荣问题，我们的视野似乎也应从我们习惯中所理解的上述那种“分工”的框框扩展开来。
我们虽然没有“成年人文学”这个名词，但“儿童文学”这个名词却深深地在人们心目中扎下了根，以区别于成年人文学。
不错，儿童文学与成年人的文学有区别，因为它的读者对象很年轻，但这些读者是人类的花朵，人类未来的主人，他们逐渐也要变成成年人，负起社会的责任。
一句话，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因而为他们所写的儿童文学，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文学事业的一部分。
它不能只是儿童文学家所关心的事。
但是，多年来我们无形中却把儿童文学从我们整个文学的组成部分中“分工”出来了。
还有种看法把这个文学当成“下脚料”，认为它比成年人文学稍逊一筹，因而也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实，写儿童文学并不容易。
世界许多伟大作家都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的。
我们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者鲁迅先生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他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意义深远的论述，他自己也翻译了不少世界儿童文学的名著，作为我们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借鉴。
世界许多伟大的作家也是以同样态度对待儿童文学。
他们不仅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整个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自己也参加儿童文学的写作。
俄国的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契诃夫都写过儿童故事。
普希金写的儿童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现在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名篇。
英国的小说家狄更斯写了《雾都孤儿》和《圣诞节颂歌》，吉卜林写了《丛林故事》，兰姆和他的姐姐根据莎士比亚剧本改写了《莎士比亚故事集》，都为人们所熟知。
爱尔兰的诗人夏芝、比利时的剧作家梅特林克、法国的小说家法朗士和西班牙的诗人西曼尼斯也都写过不少儿童诗、儿童剧、儿童散文和故事。
他们都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
这些作品是他们整个作品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文学的一部分。
我们写成年人文学的作家腾出一点时间写儿童文学的人并不很普遍，这是否两种文学——成年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严格“分工”的结果呢？
这个框框应该打破，特别是现在我们学龄儿童的数目是那么多、而儿童读物又是那么少的时候，是否可以这样说，为我们的儿童写点作品，是我们每个作者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是为我国四化作出更多贡献——因为今天的儿童，就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除此以外，这也可以丰富我国整个当代文学的品种，提高我国文学的声誉。
一个国家的文学，不管怎样有成就，如果缺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会使人感到美中不足和有缺陷的。
四、儿童文学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两、三年来，我因为参加一些国际作家会议，跑了好些国家，当然也接触到许多国家来的作家们，和他们交换过有关他们国家的文学的意见。
我深深地感觉到，儿童文学在很多国家中都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以地处欧洲北部的丹麦、挪威和瑞典为例，那里的作家，包括人民，一谈起他们的文学，总以他们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儿童作品而感到自豪。
丹麦人还特别为安徒生的一篇童话《海的女儿》的女主人公在首都哥本哈根港的入口处的海面上竖立了一个铜像，把她当作丹麦的象征。
挪威人一谈到他们的当代的童话作家托尔边·埃格纳就眉飞色舞，认为他是他们国家的骄傲，他的作品被译成了四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流行，把挪威的声誉带到世界广大的青少年中去。
瑞典的童话作家阿·林格伦在她的人民中也享有同样崇高的威望，她的作品也被译成了四十多种语言，给世界无数的儿童带来了快乐（任溶溶同志已经译了她的好几本著作，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历史悠久，我们应该产生大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和作家。
我们确也产生了象叶圣陶、谢冰心、张天翼和严文井等那样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但是，即使把目前还正在创作的、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包括在内，数目还是与我们国家的需要不相称。
最近外文局的新世界出版社精选了一本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童话故事集，用英文出版，向世界发行，但内容一共也只不过二十来篇。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意义重大。
我们应该还有更多的选集和个别作家的儿童文学专集，继续向世界介绍，参加世界儿童文学的行列。
为此，我们还必须创造更适当的气候和条件，促使我们的整个儿童文学创作加速繁荣起来。
但是，儿童文学的繁荣，必须有写成年人文学的作家积极参加。
是否可以这样希望：
从1981年开始，所有的作家每年都腾出一点时间为儿童写些作品？
这不仅可以增加儿童文学的产量，满足广大幼小读者的需要，同时也可以加强儿童文学创作的力量，促进儿童文学的质量和艺术水平的提高。
我们的儿童文学也得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
目前儿童文学作品的刊物确也比以前多出了几种，儿童文学作品的数量也增加了一些，但是由于这种活动基本上还是局限在一个队伍还不是很大的儿童文学作者中间，成就与实际的需要还有距离。
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整个文艺界的重视和注意。
在许多工业比较先进的国家里，儿童文学是整个国家所关心的事。
如英国，据我所知，象伦敦《泰晤士报》这样全国性的报纸和《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这样全国性的综合杂志，它们每个季度总要出一期儿童文学的专辑，字数从五万字到十万字不等。
这种专辑不发表作品，而专载评论和书评，探讨、介绍过去一个季度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情况及其中所发现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要拨出这么大的篇幅来关心儿童文学呢？
因为儿童文学除了是国家整个文学事业的组成部分外，还牵涉到——而且这也是主要的——儿童教育与品德培养的问题。
五、应该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业
说儿童文学是一个国家和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事业，这并不算夸大。
在一些工业化、现代化比较早的国家中，情况就是如此。
不仅全国性的报刊非常重视儿童文学，每年所出版的儿童书籍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装帧之美，书价之高，也颇惊人。
尽管现在通货膨胀的速度很快，物价在不断高涨，书业日趋凋零，但儿童文学不仅仍在不断发展，而且还给世界提供了一些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这在上面已提到过了。
至于现代化比较晚的国家，如日本，儿童文学也发展得很快，象“儿童文学研究会”这类的组织就有好几打，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也很大。
日本所出版的儿童文学书籍，无论从印刷、装帧、插图、纸张方面讲，都是比一般成年人阅读的书籍精美。
当然书价也很昂贵。
但父母并不因为儿童文学书籍昂贵而不为他们的孩子购买儿童书籍。
我们有这样的体会：
父母都有爱儿女之心，别的费用可以省，用在孩子身上的开支不能减掉。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但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
正因为父母都有爱儿女之心，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身心都能够健康地发展，将来长大成人，能够具有一定优良的品德和独立生活的能力，甚至还争取能对社会、对人类作出一定的贡献。
大概没有父母会对子女作出与此相反的希望吧。
父母的这种愿望，不管在哪种的社会制度之下，恐怕基本上都会相同。
学校和家庭的直接教导，固然是达到这种愿望的主要手段，但儿童文学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它在丰富儿童精神生活的同时，还可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他们的性格和品德进行教育。
我们过去有许多年轻人因读进步文学作品而走向革命；
同样，儿童因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可以在生活习惯、性格和品德方面得到有效的培养。
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最集中的时期，就是在他们接受普及教育这段期间。
这段期间，大体上就是16岁以前。
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对象，实际上就正是在16岁以前受普及教育的孩子。
这是一个人一生最关键的一个期间。
父母和社会，在这段期间，除了集中力量使孩子们获得一般文化和技术知识外，还得集中力量对他们进行性格和品德上的教育。
这也就是每个爱护自己子女的父母所尽力要做的事，也是父母之爱的一种表现。
现在有不少孩子还不到受完普及教育的16岁，就参加了劳动。
他们对许多问题也得拿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对自己的生活行为也得有自己的一定尺度和自己的道德标准。
因此，在他们到达16岁以前，父母也应集中精力关心他们文化和技术方面的教育，注意他们在性格和品德方面的成长。
作为儿童的“灵魂的工程师”的儿童文学作家，作为儿童精神食粮的儿童文学，这时就面临着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配合国家的正规教育，协助培养他们成为具有高尚品质和远大理想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儿童文学更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一切父母、全体人民所关心的事。
儿童文学也是我们整个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文艺界和文艺领导还应该特别关心。
我想提一个建议：
我们的报纸和文艺刊物考虑一下改变过去每年在六一节发表一、两篇儿童文学作品的应景惯例，每个季度腾出一版（如《人民日报》的文艺版）专门发表和评论儿童文学作品和作家，以示重视和关怀儿童文学，逐步转变一下风气。
至于象《文艺报》这样的刊物，至少一年可以出两次：
六一节一次，春节前夕一次——主要评介优秀的儿童文学创作，供父母选择，以便在吃喝的费用中节约一点钱出来，为儿童买几本好书作为礼品。
儿童文学的繁荣，单从抽象的原则号召是不够的，还得有实际的具体措施。
如果这个措施能推广全国，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也许可以较快地出现一个新面貌。

《“御用……”之类》异议
刘金
新近读了《安徽文学》上王若望同志的一篇文章，题曰：
《“御用……”之类》。
文中一则曰：
社会主义新中国还有“御用文人”；
再则曰：
“最近又涌现出若干‘御用批评家’”；
三则曰：
“这些御用评论家也许以为自己是听党的话，是党性颇强的表现”。
把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扣上“御用”的帽子，这种做法，我实不敢苟同。
想写篇文章与王若望同志争鸣一下，忽然记起阿Ｑ的“谁认便骂谁”的名言，我一发言，岂不等于自己凑上去认领这顶“御用”的帽子？
然而转念一想，这篇文章所痛斥的“御用批评家”，明明白白，指的是对《唉……》等四篇小说发表过一点批评意见的同志。
不幸我对这四篇小说中的三篇，都曾发表过王若望同志很不中听的意见。
这顶“御用”的帽子横竖躲不掉，不如挺身而出。
何况，王若望同志所说的是“若干”，是一批，我的争鸣，当然不是为了个人。
那末，所谓“御用批评家”，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请看王文的论述：
“……最近又涌现出若干‘御用批评家’，他们厌恶作品里有揭露性的东西，一看到这一类描写，就勃然大怒，如对待《人到中年》、《重逢》、《说客盈门》、《唉……》等那样。
他们……想方设法指定作者跟着他的曲子跳舞，还美其名曰：
这是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
你要是不跟着他的曲调跳舞呢，那就是‘不合格的共产党员’，‘某某人又在翘尾巴了’等等”。
究竟“若干‘御用批评家’”对《人到中年》等四篇小说说了些什么呢？
不妨请读者查考一下。
就我所知，对于《人到中年》，报刊上确实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
那讨论，据我看来，是说理的，心平气和的。
一些同志持有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应当允许发表。
不然，还有什么“百家争鸣”可言？
对于后来得了奖的《重逢》，前年夏天确曾有过一场争论，我也参加了。
但那争论的焦点，在于应不应该让老干部朱春信承担“造反派”武斗死人的罪责，应不应该在“造反派”武斗伤人的问题上去审判这个老干部的“良心”。
关于《重逢》的某些批评意见（包括我的意见）是否正确，完全可以讨论，也可以反批评。
但其中绝无王文中所列举的那些罪状，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对于《上海文学》去年01月号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唉……》，也是有过批评的。
个别读者（例如周克家）的批评甚至是很激烈的。
至于讲到我对这小说的批评，并非如王若望同志所说，因为“厌恶作品里有揭露性的东西”，就“勃然大怒”。
而是我不赞成小说向我们提出“四人帮”“在若干年后，会不会得到历史的同情”这样一个“严酷的课题”。
我作为一个读者，有权不赞成这个“严酷的课题”吗？
有权讲出我自己的观点吗？
我想应当有这个权利。
至于对《说客盈门》，我从未在报刊上看到过批评性的意见。
我在《有感于火光和灯光》一文中倒是提到过这篇小说的。
不过那不是批评，而是褒美。
“若干”批评家对于《人到中年》等四篇小说的评论，简单说来就是这样。
王若望同志如果不同意这些评论，完全有权参加争鸣，或者说，进行反批评，但是没有权利给别人扣上“御用批评家”之类的大帽子。
我还想请问王若望同志：
你所指责的“御用批评家”的那个“御”，又是谁呀？
你也许会说：
“是指李国才式的部长们”。
可是，与那四篇小说有关的
“若干”批评家，跟李国才式的部长们究竟有何瓜葛，你能举出一丝半缕的真凭实据吗？
实际上，你心里很明白，李国才式的部长们根本够不上“御”的资格。
你心目中的“御”当然另有所指。
你也许又会说：
我早已在上海的《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上阐明了，我所指的“御”，是一个“党”，就是“以享受特权为荣，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或者专会打棍子，给人穿小鞋的那样的‘长官’的‘党’”。
可是我不明白，在咱们中国，真有这样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长官’的‘党’”吗？
或者，可以把中国共产党象切西瓜似的切成两个——一个，应当用“‘干预生活’的文艺”“使人民脱离”它的“‘长官’的‘党’”，另一个，按《准则》行动的真正的党？
不必讳言，我们党内的确混进过一些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这样的坏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坏人。
我们党内还有不少人沾染了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恶疾。
我们党，从来就是、今后仍要和这些坏人坏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但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一个由这些坏人组成的“御”，也不可能从中分割出一个这样的“御”——即所谓的“‘长官’的‘党’”！
单看王若望同志的文章，使人觉得这些“御用批评家”真正可恶得很了。
但如果把王若望同志指证的那些批评文章找来一读，读者就会发现，什么
“勃然大怒”、按“曲子跳舞”、“不合格”、“翘尾巴”等等，连影子也没有。
这完全是王若望“设想”出来，为了坐实“御用”的罪名，强加给“若干批评家”的。
文学艺术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对于某个作品，常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很不相同。
我认为，各不相同的意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而非王婆式的骂街，那就可以发表，应该实行真正的百家争鸣。
就说批评吧，也不能要求非百分之百正确不可。
批评有错，或其实不错而你认为错了，当然可以反批评，也可以反反批评。
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共同的总目标下面，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现在竟很难做到。
特别是对于所谓“有揭露性东西”的作品，不管写得怎么样，一律只许说好，不许说坏，不许有一句半句哪怕是极婉转的批评。
可不是？
“若干”批评家对《唉……》等四篇小说发表了一点稍稍不同的意见，王若望同志就给他们挂上“御用批评家”、“御用评论家”、“达官贵人”之类的牌子。
在这种情势下，“若干”批评家真是无所措手足了。
王若望同志把吹嘘李国才的京剧《春蕾初绽》与歌颂光明的作品混为一谈，等量齐观，似乎凡是歌颂“为四化做贡献的正面人物”的作品，都是“李国才之流指定作者制作出来的”“御用文学”，作者便都是“御用文人”。
其实，出了一个靠造反和弄虚作假爬上高位的李国才，并不等于所有在高位者都是靠弄虚作假和造反起家的。
曾经被吹成“锅炉史上的创举”的“国才式锅炉”是一场骗局，并不等于中国所有工人技术人员的创造发明都是吹牛骗人。
一出京剧歌颂了李国才，并不等于所有歌颂
“为四化作贡献的正面人物”的作品都是“虚假的歌德派文学”即“御用文学”。
这个道理不言自明。
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出了一个或几个《春蕾初绽》，就把凡是歌颂光明之作，统统骂为“御用文学”而加以“扫荡”呢？
我不反对“作品里有揭露性的东西”。
我不主张废除暴露。
同时，我也不赞成——直白点说，我反对废止和辱骂对于光明的歌颂。
偌大一个中国，近十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卓绝，革了六十年的命，真的就一无是处？
真的就没有几件事、几个人值得文艺家歌颂一番？
我不相信偌大一个中国，只有黑暗可供暴露，没有光明可以歌颂！
我们伟大的祖国，建国三十一年来，虽然几经折腾，使人民吃过很大的苦头，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也建成了约四十万个工业交通企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难道也“完全是一片假话”？
至于品格高尚、献身四化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动人事迹，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刊物上读到。
我们应当提倡文学家去熟悉他们，去表现他们，写出能够提高人们精神境界、鼓舞人们积极向上的好作品来，而不应以任何借口去打击、挖苦这些作家。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王若望同志有一着使论争对方不争自退的高招，这就是，谁要对“抨击在位者的特权，揭露官僚主义的危害”的“揭露性”作品提点什么意见，他就煞有介事地宣称：
他（批评家）是“要在里头获得一官半职就终身受用；……生怕把自己的优越性和特权改掉了”，“这就扰乱了这些达官贵人的安定，当然不能容忍”。
这就是说，批评家和作品所抨击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达官贵人原是一丘之貉，他批评这作品便是为的保护他自己的特权和官僚地位呀！
这一着是很厉害的。
先就把“批评家”抹上一脸黑，看你如何洗刷！
洗刷当然很难。
批评家如果把自己的职称、工资级别、住房面积、“住宅里的现代化”程度跟“御”有何关系等等，详细写出，辩白一番，我看是没有哪个报刊肯给他登载的。
批评家当然更不可能把读过王若望文章的数以万计的读者邀请到家里，向他们介绍情况，参观住宅，把自己洗刷清爽。
呜呼，“若干”批评家只好冤沉海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王若望同志的“‘御用……’之类”的战法可以休矣，我希望。

文艺要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劲旅
桑城
文艺工作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文艺应当成为这支建设大军中的劲旅。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的。
有一批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问世，颂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有一批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作品涌现，批判了封建的法西斯专制和现代迷信；
有一批回顾建国三十年来生活历程的作品发表，帮助党和人民总结历史的经验；
有一批反映四化建设的作品诞生，讴歌了新时期中开创局面的时代英雄。
当然，近年来在我们的文坛上也出现过某些调子低沉、感情不健康、追求低级趣味、脱离生活生编硬造的作品，个别作品甚至存在着倾向性错误。
对于这些，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不可忽视。
但就其主流来说，大多数作品充溢着扶正抑邪，拨乱反正，褒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浩然正气。
可以这样说，这几年的创作已经为文艺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其经验教训之一，就是怎样全面地、辩证地理解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近年来，为了批判“四人帮”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思想，我们曾经反复强调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从而保证我们的文艺取材于民，又取信于民。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
一切优秀作品的价值决不仅仅止于真实，而是在于真善美的统一。
唯其如此，艺术才能提高人，鼓舞人，推动精神文明的建设。
如果不讲选择、不讲概括、不讲典型化，对生活现象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这就违背了艺术的真实，也违背了艺术肩负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崇高使命。
近年来，为了批判“四人帮”在艺术上搞“样板”、“模式”那一套庸俗社会学，我们曾经强调创作应该具有独创性。
但是，如果以“创新”为名，脱离生活生编硬造，盲目追求刺激与猎奇，有的甚至连政治原则都不顾，这恰恰不是文明而是愚昧。
创新必须以丰富的生活积累为基础，独立思考必须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前提，作品的倾向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帮助党和人民总结十年浩劫的历史教训，我们曾经强调革命现实主义应该发挥它的批判功能。
在此影响下，文坛上已经涌现了一批反映十年动乱和总结有关历史教训的作品，这类作品大多数都是有益于医治人民的精神创伤、有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的。
今后，我们有待于作家们站在新的思想高度，更加深刻有力地总结历史。
但是，我们必须全面地认识革命现实主义的特征，决不能把揭露和批判视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唯一的功能，决不能用悲观失望的调子来描绘现实。
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
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还“应该把高尚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赞美它，歌颂它，使更多的人在这种榜样面前感奋起来，仿效它、学习它”。
生活在不断地前进。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心同德搞四化，生活中光明的事物、美好的事物、令人神往的事物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
我们要使自己的思想同新的社会现实相适应，要以最大的热情去关注、研究、反映当前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斗争。
写四化，我们首先要以满腔热忱去歌颂那些克服阻力、开创局面、为四化而英勇献身的新时代的英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现在各种各样干扰‘四化’的力量、倾向、错误思想、错误行为多的是”，在生活中，光明面是同阴暗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因此，写光明面，应该显示出它的主导性、必胜性；
写阴暗面，应该显示出它的暂时性、非法性；
既不自己麻痹自己，也不自己吓唬自己。
这样，才能鼓舞人民满怀信心地向四化挺进。
总之，几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
文艺只有真实地反映生活，正确地说明生活，能动地推进生活，才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只有继续坚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切实保证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自由，让各种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自由竞赛、自由发展，才能造成文艺园地中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
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克服和防止不讲艺术规律，对文艺工作粗暴干涉的现象；
又要反对和防止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轨道的自由化倾向。
只要我们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认真地回顾和总结四年多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缺点，我们的队伍一定会变得更加健康起来，更加成熟起来，就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就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劲旅！
（原载《上海文学》1981年04月号，本报有删节）

印尼突击队袭击飞机劫持者成功
四名恐怖分子毙命机上乘客全部获救
新华社曼谷3月31日电 一支印度尼西亚突击队在泰国协助下，今天凌晨在曼谷的廊曼机场成功地袭击了一架被劫持到这里的印尼飞机中的恐怖分子，救出了45名旅客和数名机组人员，从而结束了长达近60个小时的飞机劫持事件。
这次援救旅客行动只历时三分钟。
据泰国政府发言人今天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五名劫持者中的四名被印尼突击队打死，一名被捕获。
一名四岁的小旅客和一名机组人员受伤。
其余旅客全部脱险。
被劫持的飞机是印尼航空公司一架国内航线班机。
它在3月28日上午由雅加达飞往棉兰途中，被劫持到泰国曼谷的廊曼机场强行着陆。
印尼政府在劫持事件发生的当晚便派出一个代表团前来曼谷和劫持者进行谈判。
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指定副总理巴蜀·顺他兰恭、外长西提·沙卫西拉和交通部长阿蒙·西里卡耶组成代表团协助谈判。
29日，曾有一名英籍旅客冒死从飞机上逃了出来，另一名美籍旅客企图逃离时被劫持者用枪击伤，摔下飞机。
据泰国总理府今天发表的一项声明说，援救行动是在印尼代表同劫持者和平谈判遭到失败后采取的。

厄瓜多尔将同古巴保持代办级关系
厄瓜多尔外交部长阿方索·巴雷拉29日晚在电视节目中宣布，厄瓜多尔将同古巴保持代办级外交关系。
今年02月13日，一批古巴人冲进厄瓜多尔驻古巴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
20日晚，古巴保安人员进入厄瓜多尔大使馆，强行逮捕了这些要求避难的人。
对此，厄瓜多尔政府向古巴当局提出抗议，并召回了其驻古巴的大使。
（据新华社）

吉布提为我医疗队举行开诊仪式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吉布提消息：
吉布提共和国卫生部3月29日为中国首批赴吉布提医疗队举行正式开诊仪式。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接见我经济技术考察组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莫尔斯比港消息：
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艾姆巴基·奥库克今天上午接见了中国经济和技术综合考察组。
接见时，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屠国维也在座。

布什副总统就里根遇刺发表声明
美国政府正在充分有效地行使其职能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30日晚上从得克萨斯州返回白宫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正在充分有效地行使其职能。”
他是在获悉里根总统遇刺后立即从外地赶回华盛顿的。
布什说，他对医生提供的报告感到欣慰。
医生对里根总统完全复原的前景非常乐观。
布什说：
“我可以让这个国家和全世界感到放心，美国政府正在充分而有效地行使其职能。”

我党工作者代表团结束访委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3月30日电 以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张致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今天结束了对委内瑞拉的访问。
03月26日，委内瑞拉总统路易斯·埃雷拉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应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的邀请，于3月19日到达加拉加斯。
访问期间，代表团受到基社党最高领导人、前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的接见，并分别同基社党总书记爱德华多·费尔南德斯、副主席艾德·卡斯蒂略·德洛佩斯以及拉丁美洲基督教民主党组织总书记阿里斯蒂德斯·卡尔瓦尼等人进行了工作会谈。
代表团还同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总书记庞佩约·马克斯以及主席特奥多罗·佩特科夫进行了会谈。
代表团还分别会见了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和社会主义联盟的领导人。

支持东盟国家的严正立场
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3月27日以东盟常务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柬埔寨韩桑林伪政权正在举行的所谓“选举”。
声明指出，“在20万越南驻军的阴影笼罩下，柬埔寨人民无法寻求其民族利益，组成由自己选择的政府，或自由地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声明严正宣布，“对任何强迫柬埔寨人民接受由外国军队把候选人强加给他们的选举，东盟成员国都不能承认其有效性。”
这一声明，不仅反映了东盟各国政府和人民反对侵略的坚定立场，也反映了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意愿，中国人民给予高度的评价和完全的支持。
众所周知，所谓“韩桑林政权”，只不过是越南当局用刺刀扶植起来的一个傀儡。
越南当局为了使这个傀儡在国际上取得合法地位，从而使它对柬埔寨的侵略合法化，想尽了种种办法，从武装侵犯泰国以迫使泰国同韩桑林谈判，设法把韩桑林的代表塞进各种国际会议，直到建议东盟同所谓印支三国会谈。
但是这一切花招都毫无用处，韩桑林伪政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抵制。
在这种黔驴技穷的情况下，越南当局妄想用导演一出“选举”闹剧，给傀儡披上一件虚伪的“合法”外衣。
但是，越南当局炮制的这件“皇帝的新衣”，只能使它的傀儡更加丑态百出，为国际社会所耻笑。
越南当局妄想使它的侵略合法化的一切把戏，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柬埔寨问题完全是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支持和怂恿下一手造成的。
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就是越南无条件地执行联大决议，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问题。
现在，越南当局非但不撤军，反而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继续倒行逆施，妄图用使韩桑林政权取得合法地位的办法，来逃避联大决议召开的国际会议，继续兜售它那个主张东盟国家同所谓印支三国会谈的破烂货，以便使它在柬埔寨的侵略军永远赖着不走。
罗慕洛作为东盟常务委员会主席所发表的声明，重申联大决议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唯一途径，正是对越南当局这个阴谋的有力揭露。

欧洲经济共同体消费物价上涨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人士说，共同体02月份的消费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点一，是两年来最高的月上涨率之一。
在共同体十国中，上涨最多的是意大利，为百分之一点八。
从1980年02月至1981年02月，共同体十国的消费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十二点四。

比利时等国农民要求农产品提价
来自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等国的数千农民，03月30日下午在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所在地举行集会，要求把1981年至1982年度的农产品价格提高百分之十五，主要原因是，生活费用上涨，特别是十年来农业机械、化肥和服务费用不断提高。

民柬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
绝不承认越南在柬导演的伪选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民主柬埔寨政府3月29日就越南黎笋集团操纵并正在柬埔寨进行的所谓“选举”发表声明说：
“民主柬埔寨政府向国内外舆论再次郑重宣布，绝不承认越南黎笋集团在柬埔寨导演的这场欺骗选举闹剧。”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全文广播了这项声明。
声明说，在越南黎笋集团二十多万军队和五万多越南行政人员侵占着柬埔寨的情况下，这种“选举”是毫无意义的。
声明说，自从越南侵占柬埔寨以来，他们使用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各种武器，制造饥荒，杀害了大批柬埔寨人。
在1980年和1981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曾明确谴责黎笋集团在柬埔寨侵犯人权的行径。
声明指出：
“在越南黎笋集团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不结盟原则，无视国际法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宪法、选举可言？”
声明说：
“联合国一再作出决议，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侵略军，但它拒不遵守。
这一切表明它是对抗联合国的。”
声明说，在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的领导下，柬埔寨人民抵抗越南侵略者的人民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三个月了。
这场战争已遍布柬埔寨全国各地，使越南侵略者泥足深陷。
柬埔寨人民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抵抗越南侵略者的英勇不屈的战斗意志。
在这种形势下，越南黎笋集团宣布进行“选举”，不过是一场欺骗的闹剧而已。
声明指出，越南黎笋集团在柬埔寨导演的这场“选举”闹剧，“是为了使它在柬埔寨的侵略活动及其在金边的越南傀儡合法化，是为了根据它的侵略扩张战略及其苏联主子在东南亚和世界的扩张战略，继续侵占柬埔寨。”
声明说，越南黎笋集团必须执行三十四届联合国大会22号决议和三十五届联大六号决议。
声明表示：
“民主柬埔寨政府完全支持世界上热爱和平与主持正义的绝大多数国家的下述立场：
要求召开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以便执行三十五届联大六号决议，确定越南黎笋集团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侵略军的确切时间，让柬埔寨人民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直接的、自由的、无记名的普选，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波兰政府同团结工会达成协议
工会宣布停止总罢工政府将依法处理殴打工人事件
新华社华沙3月30日电 据波通社报道，“团结”工会全国协商委员会代表在结束了同政府的工会事务委员会的谈判之后，于30日19点（当地时间）作出决定：
停止原订在星期二（31日）举行的全国总罢工。
报道说，“团结”工会全国协商委员会将于31日在格但斯克举行会议。
按照本月24日全国协商委员会的决议，只有它才有权作出取消总罢工的最后决议。
03月2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八届九中全会确认了对话与谅解的方针之后，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立即于30日在华沙就比得哥什事件举行第5轮谈判。
谈判的结果，双方就所讨论的问题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当会谈结束，“团结”工会代表宣布停止全国总罢工时，会场外的人们欢呼，跳跃，并说，“我们波兰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联合声明指出，双方鉴于对祖国命运的至深关切，正采取共同行动，以便消除威胁性的社会—政治危机的根源。
关于比得哥什事件，政府认为，没有按照现行法律规定而宣布省人民会议闭会并动用治安力量把“团结”工会的代表从会场撵走等行动是违背政治手段解决社会冲突的原则的。
政府对副省长等有关人士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将作出相应的决定。
政府对三名工会活动分子被殴打表示遗憾。
但政府认为，工会组织，包括“团结”工会，不能以任何非法行动，比如说占领公共建筑物，来破坏社会安定。
政府责成对那些失职的人进行公务调查并停止那些有牵连的人员的公务活动。
调查仍在进行，以便确定并追究殴打者的法律责任。
一旦调查结束，殴打者将依法受到惩处。
政府指出，为了缓和社会紧张气氛，民警的和公安部门的一切特工机构都从比得哥什市区和郊区撤出。
联合声明说，双方将作出一切努力，以使在个体农民组织问题上不致出现冲突的形势。
政府同农业小组中央联合会总会协商后，将在不迟于4月05日的时期里，派人同参加比得哥什抗议行动的个体农民举行会谈。
政府建议在目前这次危机结束之后，着手进行谈判，目的是就整体问题和相互关系达成这样的协议，以便使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冲突都在不致使全国卷入到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紧张状态中去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联合声明最后说：
一旦撤销总罢工，劳动、工资和福利部长提请部长会议主席把因参加今年03月27日的警告性罢工而未工作的时间看作工作时间，按合理的工作缺勤付给报酬。

第3届国际妇女电影节闭幕
据新华社巴黎3月29日电 第3届国际妇女电影节今天在巴黎南郊索城闭幕。
电影节共上映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50部影片。
中国电影《小花》参加了本届国际妇女电影节。

美国已有八位总统遇刺
美国总统里根这次遇刺是美国历史上第8位总统、第9次暗杀总统事件，其中遇刺身亡的有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和肯尼迪四位总统。
1865年04月14日晚上，著名的解放黑奴的美国第16位总统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观剧遇刺。
凶手名叫约翰·布斯，是个演员，南方同盟的拥护者，本打算在3月04日总统就职典礼上行刺，但未得到下手机会。
后探知林肯将要使用的包厢专座，事先就溜进剧场作了一些准备。
在演出进入高潮时，布斯偷偷进入包厢，朝林肯头部开枪。
林肯被刺后，于4月15日死亡。
1881年07月02日，美国第20位总统加菲尔德在华盛顿的一个车站被芝加哥律师吉托开枪击中，于9月19日死去。
1901年09月06日，美国第25位总统麦金莱在纽约州布法罗举行的泛美博览会上，被一个名叫左尔格兹的凶手开枪击中，八天后身亡。
1963年11月22日，美国第35位总统约翰·肯尼迪乘飞机到达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进行访问。
他在坐车行经达拉斯市区一座大楼时，突然从一座五层楼上的一个窗口射出三发子弹，其中一发击中肯尼迪的头部太阳穴。
半小时后，肯尼迪就在医院里死亡。
凶手奥斯瓦德被捕受审前又被一个叫鲁比的人杀死，后来鲁比也不明不白地死去。
另外，美国历史上还发生过四次暗杀总统未遂的事件。
1933年02月15日，第31位总统罗斯福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一座公园发表演说后，准备坐车离去。
凶手赞加拉瞄准坐在汽车里的罗斯福，打了五枪，均未打中。
1950年11月01日，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也遭到一次枪击。
当时有两名波多黎各人托列索拉和科拉索在白宫斜对面的旅馆门口（当时白宫大修，杜鲁门总统住在那里）与白宫警卫队发生枪击，打算刺杀杜鲁门，未得逞。
1975年09月05日和22日，第37位总统福特两次在加利福尼亚州遇刺。
第1次凶手爱利斯用枪对准福特，尚未开枪就被抓获。
第2次凶手摩拉打了一枪，打偏了。
·伟·

芬兰十五万五金工人举行罢工
芬兰十五万五金工人03月31日开始举行为期二天的示威性罢工，敦促资方尽快同意工人在劳资谈判中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
由于罢工，芬兰全国的五金工业生产完全陷于停顿。

计算机控制的电力机车
日本第1列全部由计算机拉制的电力机车最近开始在神户人工岛到三宫的六点四公里线路上运行。
电力机车也可由计算机遥控。
（新华社发）

谷牧和共同体委员会主席托恩会谈
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30日电 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国贸易周”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谷牧副总理今天下午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加斯东·托恩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此之前，托恩设宴招待了谷牧。

里根遇刺引起强烈反应
本报讯 据报道，美国总统里根遇刺后，美国国内受到很大的震动，并引起国际上强烈的反应。
遇刺消息一传到，国务卿黑格立即通知在得克萨斯州讲演的副总统布什，同时宣布在副总统返回前由他在白宫主持工作。
黑格同一些部长聚集在白宫情况室密切注视局势发展。
他对记者说：
“现在危机处理小组开始发挥作用。”
布什返回华盛顿后即乘直升飞机到达白宫，匆匆去情况室同黑格及一些部长们相会。
会商后，他当晚发表声明，一面要全体美国人和全世界放心，美国政府正在充分而有效地行使它的职能；
一面表明他们整天都有充分的完全的联系，政府官员们一直在熟练地和小心地履行他们的责任。
当记者问到布什是否代理总统职务时，白宫发言人作了否定的回答。
美国国防部宣布，全世界美国武装部队处于正常的和平时期的戒备状态，战略空军也处于日常高度戒备状态。
正在审议里根的减税计划的参议院立即宣布休会。
美国两个主要证券交易所也在消息传出后几分钟就停止交易。
各金融市场提前停止营业。
前总统卡特和尼克松都向里根发了慰问电。
正在东京访问的前总统福特也表示慰问。
世界各国领导人获悉后纷纷发出慰问电函表示慰问。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谴责了暗杀的卑鄙行为。
（附图片）
与里根同时受到枪击的白宫新闻秘书布雷迪躺在右边地上，一名警察也倒在地上，凶手被保安人员和警察包围（右后）。
03月30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外遇刺受伤。
保安人员把受到枪击的里根总统拥入轿车。
这是美国总统里根遇刺的现场。
箭头所指从左至右为：
贵宾出入口、里根遭到枪击的地点、保安人员倒下的地点、刺客等待的地点和白宫新闻秘书布雷迪与警察倒下的地点。
右下为轿车停车地点。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里根遇刺记
周仲贤 徐林兴 王尚志
美国总统里根3月30日下午（当地时间）在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希尔顿饭店门口遇刺，现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治疗。
当天午后，里根前往希尔顿饭店参加劳联—产联下属的建筑工人工会的一次大会。
2点25分，作完演说的里根出现在饭店的要人出入口。
他的一辆黑色防弹轿车在离饭店大门几步远的地方等候。
里根面带微笑向大门口拥挤的人群招手致意。
这时，一些新闻记者纷纷向里根发问：
“总统先生，……”里根正要应酬，说时迟，那时快，事先隐藏在距总统轿车3米远的一名身穿西服、外裹棕色雨衣的金发青年亮出了他的20毫米口径手枪，“呯”的一声向里根开了火。
枪声一响，里根笑容顿消，愕然失色。
里根的便衣保镖立即大叫，“往后！
爬下！”
“呯、呯、呯”，凶手对准里根连发数枪。
中弹的里根被保镖猛然推入防弹轿车，飞速驶去。
枪响处，白宫新闻秘书布雷迪左眼上方前额命中一弹，子弹穿过脑瓜。
布雷迪当即倒下，脸部贴地，额上鲜血滴流不止。
接着，肩部、颈脖遭枪伤的警察托马斯·德拉汉蒂和胸部受伤的保镖麦卡蒂也在布雷迪身旁相继倒下。
负责总统安全的另外六个保镖和警察，手端左轮手枪和以色列制造的UZI型轻机枪，将凶手包围，以防被人杀死灭口。
“咔嚓”一声把他铐上，扭入一辆警车，立即押送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总部。
希尔顿饭店门口大乱。
15分钟后，数辆救护车赶到。
里根被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在两位保镖的搀扶下，自己步入医院。
下午四点，里根被推入手术室。
医生当即给里根进行胸腹部探查。
发现子弹从里根左胸第七根肋骨射入三英寸，子弹留在左肺下部。
弹伤处离心脏只差一英寸，胸腔积有淤血。
医生立即开刀取弹，在他的胸部左侧切开了六英寸的手术刀口。
手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从他的左肺叶中取出了一颗子弹。
医生说，手术后总统神志清醒，还同人说笑。
里根遇刺消息传入白宫，国务卿黑格当即宣布主持白宫工作，并将通知远在得克萨斯州的副总统布什。
他和国防部长温伯格、财政部长里甘和司法部长史密斯等政府高级官员，坐镇白宫的情况室注视形势发展。
布什当天傍晚赶回华盛顿后发表简短声明说，“美国政府正在充分而有效地行使其职能。”
凶手名叫欣克利，25岁，是科罗拉多一家石油勘探公司董事长的儿子，他的哥哥是这家公司的副董事长，他排行第3，却是个“失业者”。
欣克利1973年毕业于达拉斯市郊区的一所中学，上过耶鲁大学，中途退学，一度曾在丹佛电台当过迪斯科舞伴。
白宫发表的声明说，欣克利的凶杀动机尚未查清。
此人在田纳西州的什维尔进行总统竞选时，身带三枝手枪，被捕过一次。
案件仍在审理中。
里根遇刺后，纽约股票交易所“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惊慌失措”而关闭。
有关部门加强了对白宫的安全措施。
警察带了警犬在街上巡逻，气氛紧张。
里根的哥哥72岁的尼尔·里根说，“这简直不能使人相信！
不过，我预料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今天美国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马科斯接见我新闻代表团
据新华社马尼拉3月31日电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今天在总统府分别接见由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率领的中国新闻代表团。
接见时，马科斯总统回忆了他同已故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友谊。
马科斯总统和夫人同他们共同努力，建立了中菲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马科斯说，他一直把他同毛主席、周总理合影的照片作为珍贵的纪念品保存着。
他还谈到，在他访华时同邓小平副主席的个人友谊。
马科斯在叙述两国人员互访的情况之后说：
“我们两国之间互访的人不断。
我们对这些访问感到很高兴。”
在此以前，马科斯夫人同代表团进行了友好谈话。

马里和阿尔及利亚加强合作
马里总统特拉奥雷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03月29日在巴马科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加强两国合作关系。

东德的哈雷新城
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著名的化工中心哈雷市往西行，经过一条高架快速公路，越过萨勒河，便可以看到一座整齐干净的崭新城市，这就是哈雷新城。
这座新城全部建筑都是大板结构，在方便居民生活、解决污染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这个城市是四千名建筑工人经过十六年的努力建成的。
城市面积为十平方公里，居民十万人，共有三万四千套住宅，平均三人一套。
每套平均五十四平方米。
各住宅区内还有二十八所学校、四十三所托儿所、四十二所幼儿园、八个商店、十六个饭馆、两个医院和七个门诊部。
哈雷新城的布局为长方形，分八个住宅区，区与区之间有较宽的马路，可通公共汽车。
马路上隔一定距离有天桥或地道，便于行人穿过。
该城每幢住宅旁边都有停车场、晒衣场、儿童游戏场。
全市百分之四十一的面积是休息场所和绿化面积。
可以说城市的设计师在安排居民的生活方面，从大处到小处，都考虑得比较周到合理。
哈雷新城是陆续建设起来的。
该城全部建筑物都是大板结构。
这种建筑方式是近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建造住房方面实行一些适合本国情况的成功做法之一。
近年来，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住宅是用大板结构建造的。
这种方式开始于五十年代末，其优点是，省工、省时间、省资金。
哈雷新城被称为化学工人城，半数以上居民是全国最大的两个工厂——布纳化工厂和洛伊纳化工厂的工人。
过去工厂职工分散居住，上下班困难较多，有的住在工厂附近，又深受污染之害。
现在集中在这个新的城市，虽然离工厂远，但有专程电气火车接送，比过去方便多了。
而更主要的是没有工业，没有烟囱，空气新鲜。
象建设哈雷新城这样集中力量在城镇近郊建大片的新住宅区的办法，也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住宅建设方面的一个很好经验。
这样做可以避免大量拆毁旧房屋，避免大量的临时迁居，又便于大规模流水作业，提高工效，而且基本上不妨碍交通。
现在全国大约有一百个正在建设的这种新住宅区。
（冬编）

从总统选举看中非的政局发展
丹林
七十年代一度实行帝制的中非共和国，最近举行了一次总统选举。
中非民主联盟的候选人戴维·达科在3月15日的首轮选举中以50．23％的票数当选总统，任期六年。
这次选举是根据今年02月01日由公民投票批准的新宪法而举行的。
推翻帝制后制定的这一部宪法规定建立多党制的政体。
实施宪法，组织总统选举和即将到来的国民议会选举，标志着中非的政局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非共和国1960年独立。
1966年发生军事政变，原陆军参谋长博卡萨攫得政权，自任总统；
10年后他改称皇帝，建立帝国。
1979年，他下令枪杀示威的学生儿童，遭到国内外的强烈谴责。
是年09月，在法国军队支持下，13年前被推翻的前总统戴维·达科发动政变，废黜皇帝，取消帝制，重建共和国。
推翻博卡萨的残暴统治，国内人民欢欣鼓舞，但政派间的权力争夺又使人民群众沮丧。
1979年09月，达科建立救国政府，任命前首相亨利·迈杜为副总统，并录用大批前帝国高级官员，引起广泛的不满，工人学生罢工罢课，要求清算参与血腥镇压人民和盗用公款的人；
以前首相昂热·帕塔塞为首的中非人民解放运动和乌邦吉爱国阵线等反对派要求解散救国政府，实行自由选举。
政府一面逮捕某些臭名昭著的前高级军政官员，一面呼吁复工复课。
当年10月，达科与各政治派别的代表在首都班吉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国家前途，主要是法国军队的去留问题。
会上反对派领导人帕塔塞等指责政府独裁，强烈要求法军立即撤走。
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认为要法军撤走，意味着把中非交给“莫斯科及其代理人”，意味着要法国中止援助，而国家的经济状况需要外援。
会后，政府下令软禁帕塔塞，并禁止举行任何颠覆性的示威、集会和游行。
去年，中非共和国在制止外部颠覆破坏，与苏联、利比亚断绝外交关系的同时，加强了与喀麦隆、扎伊尔等邻国的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进一步争取法国的支持与援助。
对内，一面抓紧对屠杀儿童案件进行审讯，对博卡萨（缺席）和主要帮凶判处了死刑或长期徒刑，解除迈杜副总统等人职务，改组政府以平息群众愤怒，一面在法国的紧急财政援助、贷款和帮助下，开始一项经济复兴计划：
紧缩和控制政府开支，改革经济结构以增加信用和鼓励外国投资，同时尽量定期发放工资，缓和社会紧张气氛，刺激经济复苏，一面采取措施，如举行全国思考讨论会等，减缓政派间的冲突，放弃实行一党制主张，草拟多党制宪法，因而导致五个主要政党都提名参加总统竞选的形势。
目前，经济形势略有好转，钻石、咖啡、棉花的产量有所增加，但困难仍很严重。
上个月，莱布德尔总理接见外国记者时说，要恢复经济，需要3．3亿美元的援助，需要首先恢复公路和水上运输。
然而，友好国家承诺提供的援助远远赶不上需要。
总统选举的结果虽已正式公布，然而落选者颇为恼怒。
他们一面攻击达科得到了法国的支持，一面又竞相争宠于法国。
03月20日，帕塔塞的数千名支持者在班吉示威，骚乱中有二人死亡、一百余人受伤。
军队受令恢复秩序，驻在班吉的法军也处于戒备状态。
人们预料在未来的大选中，各政派间还会有一番激烈的争夺。

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工人正在清理一万四千年前冰河时期的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

奥地利出土石器时代遗物
据奥地利联邦新闻局出版的《奥地利情况》报道，最近在上奥地利州2，000米高处的一座荒山上的一个洞穴里，发掘出一件史前的工具。
一位专家认为它是“奥地利境内来自石器时代的最好和最有意义的物品”。
据报道，这件物品长约五厘米，是在大约七万年至九万年以前用角石磨制出来的削刮工具。
从找到这件工具的周围环境中可以看出，当年曾在上奥地利捕猎穴熊。

日本最古的计算工具
据日本《每日新闻》晚刊最近报道，在日本奈良等地出土的刻有横沟的小木棒，经日本计算机史研究家内山昭考证，认为此物原来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并经过改良成为日本最古的计算工具。
这些小木棒被称为算木。
一般长5．3到5．6厘米，上边刻有标志一、二、三、四等数的横沟，它们都是公元八世纪以前的遗物。
过去不知道它们的用途，经内山昭研究后才弄懂了它们的使用方法，用算木可以进行加减乘除的运算。

日本的学位制
穆小林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有识之士从欧美引入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文化，使日本奋发图强，一跃成为东方的资本主义强国。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教育、文艺、学术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著名学者日益增多。
1887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学位令。
以德国学位制为模式、采纳英、美学位条例的合理部分，设立了文、理科共五种博士学位。
到1898年又增设了农、林、药以及兽医等科博士学位。
1920年颁布新学位令。
规定各大学可以自行设立、授予各种学位，凡是在大学学部研究科从事二年以上研究，完成学分，提出论文，学部教授会议审定合格的人可以申请学位。
被教授会议认为有同等以上学历的人也有可能被授予学位。
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规定：
设有大学院（研究生院）的大学，根据监督厅决定可以授予博士和其它学位。
1953年的学位规则规定，学位设博士和修士（相当硕士）两种。
至1978年底，日本共有160，871人取得博士学位，184，681人取得修士学位。
日本的学位分为：
文学、艺术、教育学、神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学、政治学、经济学、商学、经营学、体育学、家政学、理学、医学、牙医学、药学、保健学、卫生学、营养学、工学、农学、兽医学、水产学等二十多种。
已获学位的人中以文学、法律、医学、理学、工学、农学为数最多。
日本学位由各大学自行授予，报文部省备案。
日本学位颁布条件比较严格，每年取得学位的人数远远不如英美国家，但质量较高。
至1980年初，日本有79所国立大学、20所公立大学、215所私立大学设有大学院，可授予学位。
以东京大学为例，大学院设有教育学研究、法学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理学系研究、工学系研究、农学研究、医学研究等共10个研究科，分为修士课程、博士课程和医学博士课程三种课程。
修业年限分别为三年、五年和四年。
医学博士课程四年中不包括必修的初期课程。
入学者要有大学毕业文凭或相当大学以上学历，经过严格的考试和挑选并交纳大量学费。
各研究科都有详细的规则。
对学业年限、必修科目、选修科目、学习单位时间、初级课程、指导课程、教师、教学方法、毕业条件、考试论文、费用及设备等均有详细规定。
在日本，大学院毕业之后获得学位的人找工作比大学生要困难。
原因是研究项目太专一，就业面窄，一般只在大学任教或去研究所任职。
日本现有不少有学位的人失业，从社会福利机构领取生活费，一般研究生毕业后，就职工资待遇稍高于大学生，但差额极小。
日本前不久还发生了出售假学位证书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轰动。
在日本，已具有学位的人，如果行为不轨，有损名誉，授予学校可以撤销已授予的学位。

旧石器时代的山洞
去年08月，一支西班牙考古小分队在吉普斯夸省挖掘出一个大山洞，发现数十件石器。
经鉴定，这是旧石器时代的山洞。
在这个被命名为“阿梅尔达”的山洞里曾住过十几个原始人，并发现其中有三个女人的盆骨。

智利发现一个古代土著人的村落遗址
智利考古工作者在圣地亚哥以北六十公里处发现了一个古代印第安人村落遗址。
这座村落可能是十一世纪至十五世纪土著居民群居的地方。
这次发现的有用泥土和草秸等材料盖成的房屋，可以用作农田灌溉的水渠以及大量陶土制品。
在村落以北还发现了一座采石场。
在此之前，智利考古工作者曾在附近发掘出同时代的坟墓。

武汉杂技团访问印度侧记
詹得雄
以夏菊花为团长的中国武汉杂技团于2月24日到3月18日访问了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印度，受到了盛情款待和热烈欢迎。
访问期间，印度朋友给中国艺术家们戴上了芬芳的花环，还在男女演员的额头上点上了红色的“吉祥痣”，祝愿他
（她）们生活愉快、吉祥如意。
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第1个大型文艺团体访问印度，为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好客的主人在风景秀丽的“国际中心大厦”的草坪上，安排了三家印度杂技班子为客人表演。
使中国同行感到亲切的是，印度的不少节目如走索、钻圈、爬杆、气功等，同中国的节目有相同之处，看来似曾相识。
据《旧唐书》记载，自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就有“天竺献伎”。
另一古籍《法苑珠林》称，唐贞观二十年“有五婆罗门来京师，善能音乐、咒、杂戏、截舌、抽腹、走绳、续断之类”。
可见两国杂技在古代早就有了交往。
武汉杂技团先后在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普尔、首都新德里、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和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演出了16场，观众反应热烈，掌声不断，常常情不自禁地赞叹：
“瓦赫！
瓦赫！
（好啊！
好啊！）
”。
演出以憨态可掬的狮子舞开始，以神采飞扬的二龙戏珠（龙灯舞）结束。
印度报纸说，观众们在演出的两个多小时里一直“心驰神往”。
武汉杂技团“腰、腿、顶（倒立）、跟（筋斗）”的杂技四大基本功都很扎实。
他们有两个“看家节目”顶碗（印度朋友说这个节目的柔术动作很象印度的瑜珈）和椅子造型向负盛誉，这次也受到了印度观众的赞赏。
他们说中国的杂技“融奇艺与丝绸般的温柔于一体”。
这次武汉杂技团来到印度，不仅给印度人民带来了中国的杂技艺术，而且也把此行作为向印度人民学习的好机会。
他们除了观摩印度杂技之外，还观看了印度的舞蹈、电影，欣赏了印度的音乐，真象是勤劳的蜜蜂一样在印度艺苑里广收博采。
在海得拉巴，主人请著名的舞蹈家拉达拉杰拉姆·克里希那先生带领学生为中国客人表演古典的婆罗多舞。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演出。
他首先介绍了印度历代古典歌曲的特点，介绍一段唱一段，使客人们在短短的时间里领略了印度歌曲的发展简史。
继而在舞蹈演员表演时，他又边演边讲，解释这些舞蹈的历史背景和表现特点，使大家领悟到了精湛的印度舞蹈的妙处。
克里希那先生接着又亲自上台，向大家表演怎样用眼神、嘴唇和手指动作来表达喜、怒、哀、乐、羞、念、疑、惧的表情变化和海水、河水、静水、流水的千姿百态，真是达到了形真神似的境界。
杂技团乐队的同志耳听笔录，细心领会，十分珍惜这一学习的好机会。
武汉杂技团在印度访问的23天中，自始至终受到了友好的款待，亲身体会到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亲耳听到了“印地—秦尼，巴依！
巴依！”
（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又在印度回响。
中国报幕员涂永珍和印度报幕员婀莎小姐只在一起工作了几天，情同手足，工作配合得很好。
临到分手的那天，婀莎小姐送给小涂一点小礼品作纪念，其中有一袋印度妇女点“吉祥痣”的红色香料。
她握着小涂的手说：
“我的姓叫婀莎，婀莎的意思是‘心愿’，我愿你点上‘吉祥痣’，一辈子吉祥如意”。
小涂高兴地收下了这情意深长的礼物，回赠了一只中国的五彩绒鸟，也祝愿婀莎小姐展翅飞翔，前程似锦。
（据新华社）

澳大利亚发掘出古村落遗址
澳大利亚考古学家不久前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西部发掘出了一个由石头建筑物组成的相当大的古村落遗址，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兴趣。
这些建筑物有的呈半圆形，直径为三至七米，墙壁高度不到一米。
在一个围场里集中了146间房屋。
据考古学家估计，当时可能有一千人同时住在那里。
他们还根据在当地发掘出来的石制工具等，初步断定这是二三千年前澳大利亚一些土著居民的定居点。
从而打破了历史学家过去一直认为澳大利亚史前时期的土著居民全都过着游牧生活的说法。
（本栏为新华社稿）

苏联发现古生代泥盆纪植物化石
苏联地质学家最近在靠近北极的巴伦支海岸边发现一块距今约3．5亿年的植物化石。
这块植物化石是砂和土的板块，长33厘米，宽50厘米，厚约14厘米。
而以前在其他地方发现的类似的植物化石一般不超过火柴盒大小。
在这块略呈绿色的化石表面上，可以看出一枝植物茎的印痕，还可以看到细长的叶子。
苏联科学家们认为，这块化石上的植物属于古生代泥盆纪。
他们还发现，这块化石同以前在苏联乌克兰、科拉半岛、挪威、加拿大北部以及北美洲的其他地区发现的植物化石非常相似。

阴谋·威胁·干涉
——各国报刊对苏联干涉波兰事务的评述
苏联给波兰的最后通牒
希腊《新征途》周刊3月14日发表皮利吉斯的评论文章，题为《苏联给波兰的最后通牒》，摘要如下：
目前波兰处于危险时期，可能在它伤痕累累的历史上再写出新的一页悲剧。
原因并非来自党和工会之间的争吵，而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主宰者的不断威胁。
看来，这位“老大哥”对于波兰当局向各社会阶层不断让步已经不耐烦了。
它向波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自己来恢复秩序，否则，将给予“兄弟般的援助”。
早在波兰工人要求成立自由工会时，苏联当局就表示了敌意。
它唯恐其它国家效仿波兰。
由于当时它入侵阿富汗受到国际谴责，没敢象1968年对捷克那样对付波兰。
波兰高级领导的更迭没能平息骚动，使苏联人大为恼火。
苏联人在二十六大期间，同波兰人进行了会谈，会谈公报表明，苏联要求波兰当局利用一切手段——军队和警察——制止事态进一步发展。
公报没有提出解决波兰经济危机的办法。
苏联关心的不是波兰人民的处境，而是自己的战略利益。
苏联担心火花蔓延
秘鲁《邮报》3月28日的社论，评论苏联干涉波兰的潜在危险，摘要如下：
不断的罢工，克里姆林宫直接和间接的干涉威胁，是引起波兰紧张局势的因素。
这种威胁，由于华约继续进行的军事演习而加剧了。
苏联和它的古巴走卒一方面炫耀它们对一些国家如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的“解放”运动的支持，同时又力图扼杀在它们自己领土上和它们领土之外的（如阿富汗和波兰）这类运动。
在波兰发生的事件可能不仅在一些东欧国家，而且可能在一些所谓“苏联软腹部”国家里点燃起义的火花。
“这些国家大部分是蒙古人种，并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它们在信仰方面同阿富汗是相同的。”
鉴于苏联卫星国的不稳定条件，形势将取决于苏联为实现其越过边界侵入别国领土的图谋准备采取什么形式的报复行动。
在波兰还是要流血吗？
西德《新莱茵报》3月26日刊登施特雷滕的一篇文章：
题为《在波兰还是要流血吗？
》，摘要如下：
波兰面临着对它的未来的决定。
作家和记者向其同胞发出惹人注目的呼吁，警告人们不要挑衅和使用暴力，尤其要当心党和国家机构中想结束这个革新过程的强硬派。
警察在比得哥什采取的流血行动被认为是对“团结”工会群众运动展开战斗的序幕。
波兰记者协会主席布拉特科夫斯基3月25日写了一封充满激动的急迫心情的公开信。
信中说：
“我们正在陷入一场新的危机。
我们不要有任何幻想：
对于那些想使我们的党离开谅解轨道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利用最后一次机会的决定性时刻，因为他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带入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之中”。
但是，布拉特科夫斯基警告说，“人们不可能在同一千万工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统治这个国家，也不能在同数百万农民发生争执的情况下统治这个国家。”
西方在紧张地望着克里姆林宫，看那里是否会象1968年对布拉格那样发布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的命令。
用和平的方法还是使用暴力——这是现在的问题所在。
自从去年夏季开始罢工以来一再找到妥协的办法。
在“顽固分子”出击之前，现在也必须找到妥协办法。
如果“顽固分子”采取行动，这对波兰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对整个欧洲将会造成难以预测的结果。
波兰已接近边缘
英国《每日电讯报》3月28日发表一篇题为《波兰已接近边缘》的社论，摘要如下：
在自去年夏季达成格但斯克协议以来的七个月中，波兰的一个又一个危机点得到了解决，但每一个危机点的严重程度都略有增加。
目前危机的严重性达到了新的高峰。
华沙条约的“演习”时间已延长到原定结束日期之后了，在这次“演习”中，俄国的舰载部队一直在炫耀在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登陆的行动。
电视每天都播映很长的记录演习实况的新闻片。
最新事态确实使得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增加了。
俄国显然希望首先由波兰部队来担当此任。
鉴于团结工会现已得到全国范围的支持，这种打算是否可行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一旦出现规模或大或小的冲突，距离俄国人感到它自己的武装干涉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也就没有多远了。
很明显，由于种种原因，莫斯科是不大愿意接受这一点的。
同样明显的是，有朝01日，它会觉得非这样做不可。

尺幅之中，意境无穷
南康宁
优秀的摄影作品，总是能够在对客观事物的表现中，显示出它的内在的气质的美，使尺幅之中，意境无穷。
这组照片取材不算鲜见，却十分耐看，原因就在于作者们善于发现蕴藏在生活与自然中的转瞬即逝的美好画面，并着力将自我感受与客观景物熔为一炉，准确而洗练地写出了景物的“神情”，从而使作品充溢着清新健美的活力。
这张《竹》看似信手拈来之作，实际上是颇费匠心的。
几株竹竿布局得体，疏密有致，竹叶枝条参差错落而不显杂乱，侧逆光清晰地勾勒出竹节的轮廓。
作者还有意在暗房制作时增强影调反差，省略中间色调，益发显示出竹子俊逸清秀的神韵。
《贪婪的小鹿》也是情趣盎然的作品。
作者采用剪影的形式突出展示了在山坡岩石上觅食的两只小鹿的体态轮廓，两只鹿取势一俯一仰，从形体线条上看颇为悠然自得，瞬间的抓取是恰到好处的。
《万泉河之晨》和《云海奇观》，一写晨光曦微之中万泉河畔波光人影的清丽景象，一写黄山云海云蒸霞蔚的自然景观，也都给人以美感。
寓抒情于含蓄之中，使《我的家住在东北大森林》这幅作品富有诗意。
照片拍的是一群上学的孩子的背影，但从形体动作中，人们却不难联想到那一张张稚气、欢乐的笑脸，以及他们对家乡的亲切、热爱、自豪的情感。
画面形象质朴自然，其艺术效果是耐人寻味的。

报影作品来稿选登
我的家住在东北大森林于敏摄
云海奇观傅振欣摄
贪婪的小鹿吴立国摄
万泉河之晨李明宣摄
竹徐殿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