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02月03日
吃完早饭不久，石同志就来了。
《评〈过渡集〉》她还有一部分未读完，本想读完后送还。
她今早八点过到全总去了。
可是，刚继续开头，就来了客人，只好作罢。
她捎来的东西，都是讲经济问题。
冯认为很重要。
我收好《抖擞》说，将来，可将复制让其带去补课、我找了四件参考资料给他，并托她捎了一小包普洱茶给冯，包装精致，看来是赠送外宾的。
刚虹为我买两盒。
不久，冯来电话，说，倘有空白磁带，可叫刚宜送去备用，已经周转不过来了。
随又得所里电话，说梅益同志下午将来看我。
小漪要午饭后就休息。
这时大明同志来了。
我乘机向他谈了我对十七年和近三年创作界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个是开国后面临的大变动；一个是“十年动乱”留下的累累伤痕。
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局面，需要人们思索、探讨，因而也就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要研究当代文学，不从这里入手，问题是不容易搞清楚的。
在他捎来的报刊、函札中，有一份美国纽约大学来件，原来是程步奎先生寄来的《读沙汀的〈过渡集〉》！
另外还附有两篇《抖擞》上的复制稿。
但只有一篇是他写的，叫《为革命谈情说爱》！
附信诚恳、谦虚，说明他那篇评《过渡集》批评的是一种文化风气，旨在借题发挥，要我原谅其措辞过火之处。
他是从哲学所两位研究员了解到我的近况的，同钱锺书同志相当熟识。
要我和所里的同志对《抖擞》提意见，因为他是该刊的驻北京编辑。
他原是教中国史的，无怪乎视野较为开阔，注意作品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探索。
今天午休，刚才一个半钟头就起来了。
可是，一问，才知道梅益、徐达已经来过，因我在睡，就留下一篮水果，几件材料，走了。
原来不是来谈问题，只是表示慰问之意而已。
于是我叫小漪同所里联系，明上午来个车去看茅公。
结果是，派不出车了，将为我租个车。
正翻阅材料，林非同鲁研室另一位同志来了，送来《鲁迅研究》创刊号，并要我写稿。
同时提明日去看茅公时约士菁一道去，为商量他的大会开幕词可否即由士菁代拟。
两项办法，我都给否定了。
认为当面去谈，没有回旋余地，不恰当。
不久，士菁本人也带上大会筹备计划、荒煤给我的信，来了。
这信，也是说要我约士菁一道去见茅公。
我把同样的理由说了一遍，士菁也认为我的想法周到，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