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01月27日
、2月01日
同新四军战史编写人员谈新四军三师（前身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的有关问题：
一、关于东进问题。
黄克诚说：
“一九四〇年05月，我率部南下，六月底、七月初到达豫皖苏地区，和彭雪枫会师，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
中原局刘少奇同志来电要我带一部东进津浦路东。
彭雪枫同志则要我留下。
我刚到几天，不了解情况，就在彭雪枫同志给上级发的电报上签了名，表示同意留下。
因为少奇同志的意见和八路军总部不一致，我究竟应怎么执行，不明白，遂向毛主席发报请示归谁指挥。
毛主席复电指示归中原局指挥。
因为部队南下长途行军很疲劳，且减员很多，我原准备休整个把月。
既然毛主席复电服从中原局指挥，我们只休息了几天，便出发东进津浦路，和南下的苏鲁豫支队、南进支队、第四总队会合，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进到淮海区。
这就是我们南下和彭雪枫部合并，以及东进的情况。”
二、关于第五纵队配合黄桥作战延误时机问题。
第五纵队到淮海区时，陈毅、粟裕率部已于7月从江南北上苏北，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黄桥为中心开展工作。
9月30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向黄桥进攻，陈毅同志要求我第五纵队南下支援。
我们率部迅速从淮海区出发南下。
在南下的路上，新四军发动的黄桥战役已取得决战的胜利，把韩部主力消灭，其残部逃往曹甸。
我第五纵队于10月初渡过盐河、突破旧黄河，顺利地占领阜宁、盐城。
10月10日，第五纵队和新四军在白驹镇会师。
黄桥战役的胜利，是在第五纵队没来得及参加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可见，我们第五纵队并没有贻误战机的问题。
三、关于曹甸战役。
黄桥战役结束没多久，华中总指挥部（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命令第五纵队第七旅继续向韩德勤进攻。
七旅渡过宝应湖，消灭韩军一些残部，韩德勤把淮东主力集中曹甸，筑围坚守。
指挥部接着要发动曹甸战役，企图消灭韩德勤守军。
我提议，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宜继续发动对韩部的进攻，曹甸不宜攻打，理由是这样几条：
1.统一战线中反磨擦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反顽固派斗争的原则。
以这一原则来衡量，可以看到，打曹甸是不符合这一原则的。
打曹甸和打黄桥不同。
黄桥战役是顽固派先攻我们，我们反击是有理的。
曹甸顽固派是退守老巢，已经不进攻我们了。
我们主动去攻他们，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说了，不仅政治上没有理，军事上是在敌后打攻坚，也是不利的，而且刚打过黄桥，又连续进攻曹甸，是不符合有节原则的。
2.从当时苏北斗争形势和要求来看，我们刚刚占领淮海和盐阜广大地区，有很多顽军残部、土匪、游杂武装等还没有肃清，根据地还很不稳定。
在这种形势下，是首先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对这部分顽军暂时放一下，然后再去加以解决呢？还是不顾根据地的不稳，仓促在敌人后方打一个未可必得的水围子呢？当务之急，应该是首先巩固根据地，做群众工作，将根据地巩固了，再从容解决顽军的问题。
3.从军事上看，打曹甸是一个攻坚战斗，是水网地区的攻坚战斗，和自卫战斗中可以用少数兵力在运动中歼敌不同。
就是要打，也要集中优势兵力，作充分准备，筑垒掘沟前进；而不能在不作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靠一冲解决问题。
当时第五纵队的力量分散在各处，八旅在皖东北，九旅在淮海区，手上集中的只是七旅和六八七团，这个力量是很不够的。
后来，把一师调来，会同总攻，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结果还是没有解决战斗，却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最后不得不撤下来。
这就是实践作出的证明。
在曹甸攻坚不成之后，又要我们部队在平桥、蚂蚁甸一带坚持，企图以长期围困来解决曹甸问题，这也是不对的。
这个地带是腹背受敌的位置。
运河线敌伪如出动，我们就要处于敌伪顽夹击之中。
我们不能长期蹲在那里让敌人夹击。
四、关于盐城反“扫荡”问题。
华中局、军部进驻盐城以后，搞了大的建设和宣传，造成很大声势。
我曾提议，在敌后方，机关不要搞得太大。
华北机关曾在“扫荡”中遭受了损失。
但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说华中情况和华北不一样。
1941年07月，敌人调动了很大兵力，发动对盐城的“扫荡”，我建议华中局、军部及早撤离盐城，转移到阜宁地区；部队分散，把主力隐蔽起来，避开敌的锐气，同时展开分散和游击战，袭击、消耗、疲劳敌人，等敌人占领了地方，分散了兵力，弄得疲惫、沮丧的情况下，再集中兵力，捡敌人薄弱的地方，一块一块地吃掉。
这样，敌人的优势就会逐渐减少，我们就可以相机反攻，“扫荡”就可以粉碎，根据地就可以恢复甚至扩大。
这是毛主席指示的，在内战时期反“围剿”、抗战中在华北反“扫荡”中多次使用的作战指导原则。
但是华中局和军部领导却不接受。
陈毅同志还曾问我华北反“扫荡”的经验，我说：
开始时主要是跑，陈毅同志就说我“你只知道跑！”他们让七旅在正面堵住敌人的进攻，企图把敌人阻止于盐城以外，提出了“保卫盐城”的口号。
这还是内战中第五次反“围剿”“御敌于国门之外”思想的重复。
他们过去作战遇到的多半是小股敌人，没有师团以上的，多用一冲而上的打法，缺少大规模作战的经验。
大兵团被敌人抓住，就很难脱身，就要吃亏。
在晋东南，许多同志就是这样牺牲的。
因此，我不赞成他们当时那样打法。
后来，敌人占领了盐城，他们又让七旅打湖垛，六八七团打上冈。
我提出要打也要集中兵力，作充分准备，不能平分兵力，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这就是关于反“扫荡”作战指导原则的争论的问题。
由于这些原则的分歧，华中局1941年09月专门开会，展开了争论。
陈毅同志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我不是机会主义，是华中局、军部作战方针不对，你们错了还怪我。
后来少奇同志作了结论，说陈毅同志是对的，我错了，我不同意，发报给毛主席申诉。
毛主席不好答复，把电报转给了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见到电报大为恼火，跑到三师师部找我算账，和我争了三天三夜，从早上争到吃饭，吃了饭又争，一直争到很晚才睡觉，第二天起来又争，各说各有理，互不相让。
最后少奇同志说，现在不是我正确，就是你正确，不是我错就是你错，并提出，要么你走，要么我走。
看到他这样说，我感到这就离开原则了，不是原则争论了。
我想，不管谁走，都对苏北的斗争不利。
我就表示组织服从，说算我错了，我承认错误。
他要我作检讨。
我在华中局会议上作了检讨，还给中央发报检讨，我说我不了解华中情况，提的意见不对。
少奇同志还作了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并报中央，并在三师干部中作了传达。
“以上问题都是原则争论。
可以写一个材料寄给原作者或出版机关[1]，加以申明和辩驳。
要把我的意见也写出来，或附在后面；也可以寄给一些机关或一定报刊发表，表明我们的不同意见，供将来研究历史问题时参考。
但在写苏北抗日斗争的历史材料中，只从正面写战斗经过等，不要提这一分歧。”
黄克诚还说：
“我因身体不好，精力不够，有时决心不够果断，对军事作战工作一直不想担任，但并不是右倾机会主义。”
最后，他历数了参加革命以来多次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降职、撤职的简单情况。
他说：
“我一生中，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戴了多次，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我都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一般说，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个别的错误也有。”
[1] 指1963年军事科学院组织编印的《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