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提出今后卫生战线主要任务
做好调整工作提高医疗质量
要求卫生部门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提倡优生学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卫生工作在今后五年内，要扎扎实实地进一步做好调整工作，要把主要力量放在调整、整顿、充实现有机构，发挥现有机构的作用和卫生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上面，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管理、使用好。
这是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提出的卫生工作进行调整的指导思想。
会议分析了过去卫生工作中存在着的“左”的影响和干扰，认真研究了在调整中搞好医药卫生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指出卫生战线调整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提高质量。
要努力提高现有卫生机构的管理水平和卫生人员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要重视和加强农村、城市两个基层的卫生工作，逐步做到城乡卫生机构布局合理。
对于农村基层卫生工作要做到有机构，有人管医疗、预防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
要注意加强中心卫生院和边远地区卫生院的建设。
会议认为，在调整中仍要注意加强中医这条短线，为中医的继承、发展与提高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同时要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支持“西学中”的工作。
会议要求，在计划生育方面，卫生部门要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提倡优生学，提高婴儿质量，把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内江地区着重抓思想教育
春节前后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工作
本报讯据1月24日《四川日报》报道，四川省内江地区确定利用春节前后的有利时机，把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公开信》和新《婚姻法》结合起来，通过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今年一开始，全区各地普遍注意了把思想教育工作放在首位，采取措施，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活动。
各县、市都培训了计划生育宣传骨干。
简阳县各大队、生产队的宣传组，深入到田间、院坝向群众宣传《公开信》的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
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简阳县石板公社通过宣传贯彻《公开信》后，有30名党员、52名团员、31名干部都提出只生一个孩子，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不少社队还注意针对某些青年男女要求在春节前结婚的情况，把宣传新《婚姻法》和《公开信》结合起来，对他们进行晚婚、晚育的教育，讲清楚法定婚龄是结婚的最低年龄，并不是到了这个年龄就得结婚的精神，使青年们认识到晚婚、晚育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个人的成长进步。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一批优秀学生入党
据新华社天津01月25日电新华社记者虞锡珪报道：
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近一年来，有六十四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天津大学机械制造工程系七七级一名学生，曾经多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但都因为他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入党问题迟迟不得解决。
他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粉碎“四人帮”后，他考进大学，终于入党。

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击毙一名越军师级上校军官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最近在磅同省磅斯外县击毙越军一名师级上校军官。
广播说，1月18日，国民军和游击队在磅同省磅斯外县斯雷村以北击毁越军吉普车一辆，车上的越军师级上校军官一人和少校军官一人以及卫兵四人全部被打死。
游击队还击毁手枪两支、冲锋枪四支和收发报机一部。
01月17日，国民军和游击队在桔井省桑戈村和上丁村之间的十三号公路上击毁越军汽车三辆，车上的越军14人全部死伤。

比利时副首相斯皮塔尔斯抵京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比利时副首相兼交通大臣居·斯皮塔尔斯和夫人以及由斯皮塔尔斯副首相率领的比利时交通代表团，应我国交通部部长曾生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成员中有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等。
在这次访问期间，比利时客人将同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探讨两国在航运、铁路、民航、城市交通运输等领域中经济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曾生因身体欠佳，委托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今天到机场迎接斯皮塔尔斯副首相和夫人等比利时贵宾。

第3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开幕
这次会议将讨论耶路撒冷的地位、阿富汗局势和两伊战争等问题
据新华社科威特1月25日电第3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今天下午在伊斯兰圣城——麦加开幕。
这次会议将讨论耶路撒冷的地位、阿富汗局势和两伊战争等问题。
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主持了开幕式。
他在书面讲话中指出，由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现在占领着耶路撒冷，占领着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苏联殖民主义对穆斯林国家阿富汗进行着武装入侵”，所以伊斯兰国家“必须全力以赴，加强团结，下决心，认真地工作，共同努力，克服我们面临的一切困难”。
来自37个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和阿拉法特主席出席了开幕式。
伊朗和利比亚拒绝出席这次首脑会议。
埃及没有受到邀请。
阿富汗抵抗组织代表将作为观察员出席首脑会议。
会议组织者没有理睬苏联的傀儡卡尔迈勒政权。

经济简讯
上海春节市场兴旺
今年上海春节市场兴旺，绝大多数日用工业品、副食品的供应量都将比去年增长。
目前商业部门正抓紧把各类节日商品投放市场。
据上海市第一商业局统计，今年一、02月份安排供应市场的各种生活用品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三。
节日供应的四十八种日用工业品，除部分品种同去年持平或略有减少外，羊毛化纤衫裤、床单、被面、照相纸、绸缎等三十七种商品都有增长。
今年春节，上海供应的猪肉、牛肉、咸肉，冻禽、蛋品、酒、糖果、糕点、茶叶等商品，都超过了去年春节供应水平。
沈阳春节供应物资陆续上市
春节即将来临，沈阳市场上粮油肉菜充足，糕点糖酒、干鲜果品齐备，花灯彩炮悦人，置办年货的群众成天熙熙攘攘，呈现一派节日的景象。
最近，供应春节的货物正在陆续摆上柜台。
现在全市的猪肉是库内盈满，库外堆垛如山，今年春节投放九百多万斤，比去年增多一倍。
牛羊肉可以满足居民在节日的需要。
蛋、禽、鲜鱼、蔬菜和豆制品，今年投入春节市场的数量也都多于往年。
青椒、芹菜、韭菜、元葱、蒜苗、菠菜等新年以来供应很少间断。
浙江省淡水鱼增产
浙江省去年淡水鱼产量达到一百三十五万担，是本省历史上淡水鱼产量最高的一年。
调出的商品淡水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左右。
这两年，浙江省在实行水产品调价和回供饲料粮的同时，认真推行了渔业生产责任制，社员养鱼积极性很高。

肃清左倾思想影响，提高对生产责任制认识
江苏冬训农村党员和干部
据新华社南京1月26日电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为主要内容，江苏省对200万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实行冬季轮训。
这次冬训，各地普遍采取总结历史经验和运用典型对比等方法，提高干部、党员对生产责任制的认识，帮助他们进一步肃清“左”倾思想影响。
金坛县薛埠公社东进大队，去年十个生产队搞联产计酬责任制，年终队队增产，有两个队未搞，都减了产。
这些地方的冬训班运用事实进行对比教育之后，效果很好。
有的地方还通过搞不同形式责任制的典型介绍，让大家权衡利弊，作出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选择。

计划生育工作要常抓不懈
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
1979年0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1980年09月，党中央就控制人口增长问题，向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出公开信。
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工人和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自觉坚持晚婚、晚育，带头只生一个孩子。
现在，全国领取独生子女证的育龄夫妇，已达一千多万对，更多的育龄夫妇采取了节育措施。
据初步统计，1980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9年的11．7‰，下降到11‰以内，其中，十多个省、市降到10‰以下。
计划生育工作的这些成绩，说明我国人民是有觉悟、顾大局的，说明党和国家的人口政策是正确的、得人心的。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尽管这几年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今后几年、十几年以至二、三十年内，哪一年都不能有任何松懈。
这是因为，建国后我们长期没有注意计划生育问题，人口增长太快，在目前的近十亿人口中，30岁以下的占了65％，即6．3亿，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进入结婚生育期，其余的也将在今后几年、十几年和二十几年内陆续进入结婚生育期。
如不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总数就可能突破12亿。
人口太多，已经成为我们前进的负担。
如果不把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抓得很紧很紧，今后十几年内仍将持续地出现人口出生的高峰，这就不仅妨碍国民经济的调整，而且会长期冲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影响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
对于这一点，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都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并不是宣扬“人多为患”的悲观论调。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是可以控制自身增长的。
问题在于如何对待，怎样抓紧工作。
一些省、市、地、县和许多公社、大队的经验证明，只要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政策对头，措施得力，人口出生率是可以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的，许多人是愿意只生育一个孩子的。
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认真总结、推广计划生育的典型经验，表扬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使更多的干部群众自觉响应党和政府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使更多的省、市、自治区把人口出生率降下来。
我国目前育龄妇女有1．2亿，1981年到1985年内又将有八千多万对男女青年进入结婚生育年龄。
当前一方面要动员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夫妇自觉不生第2个，已有两个孩子的夫妇坚决不生第3个；
另一方面要说服男女青年适当晚婚，结了婚的要适当晚育，自觉坚持只生一个孩子。
我国有近八亿农民，重点要抓好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
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也要坚持“预防为主”、避孕为主的方针。
预防为主，就要把大量工作做在结婚、怀孕之前，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大家懂得控制人口增长是于国于己都有利的事情，自觉自愿地坚持计划生育。
过去，我们经常宣传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
那是就总体而言。
如果以目前对重要资源的每人平均占有量来看，则是另一种情况。
据有关方面计算，我国陆地面积折合144亿亩，每人平均约十五亩，而全世界每人平均占有陆地面积50亩。
耕地面积，我国每人平均不过二亩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数。
全世界年地表迳流水资源每人平均一万一千多立方米，我国每人平均只有二千七百多立方米，而且分布得很不均衡。
至于森林资源之少，更是大家所知道的。
这是算的大帐。
每个省、市、自治区，每个地、县、公社以至生产大队，都可以根据建国三十多年来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消耗，算更具体的帐。
这样算帐，当然不是宣扬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理论，恰恰相反，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
人作为国民收入的创造者，生产的东西一般说来会补偿消费或超过消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总是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
但是，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资料总量毕竟是一个可以测定的有限数字。
人口增长过快，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这个道理，农民是很容易明白的。
一些典型经验证明，发动每个生产队以至社员家庭，联系实际进行算帐对比和讨论，是很有说服力的思想工作。
如果这些经验能在广大农村普遍推广，那么，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思想阻力一定会大为减少。
各种报刊和科普读物，负有宣传计划生育的重大责任。
本报愿同各兄弟报刊一道，继续为表扬计划生育的先进典型，大造“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舆论而努力。
我们也会看到更多的科普读物面向农村，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青年普及节育知识和优生知识。
为了把计划生育工作做的更好，要认真落实优待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具体政策，加强妇幼保健工作，照顾好孤独老人，组织好避孕药具的研制、生产和发放，提高计划生育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
所有这些，都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挥政府各部门的作用，齐心协力地进行。
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地方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有些地方则做得比较差？
为什么有的地方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降到总要求以内，有的地方却仍然很高？
认真检查一下，总有领导方面的原因。
党委认真抓紧，才能把各方面、各部门的力量协调起来，才不致发生简单生硬、强迫命令等脱离群众的现象。
根据一些省市的经验，县以上的党委，一年起码要抓四次；
县以下的党组织，更要常抓不懈。
各级卫生、教育、农业、劳动等部门，也要主动积极地利用现有条件，并创造更好的条件，贯彻落实中央公开信中对独生子女“七优先”的要求，从政策上加以保证，巩固计划生育已经取得的成果。
在计划生育工作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前几年的成功经验。
我们坚信，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加上相应的政策措施，就一定会使计划生育工作的水平提高一大步，把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

前往缅甸和泰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赵紫阳总理离开北京到达仰光
临行前在机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
彭真副委员长万里副总理等送行仰光一派节日景象，吴貌貌卡总理等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上午在启程前往缅甸和泰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时对记者说，他将同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东南亚局势问题和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问题。
赵紫阳总理在登机飞往仰光前对中外记者说：
“现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危险多变，可以说是危机四伏。
由于全球霸权主义者和地区霸权主义者的互相勾结、一意孤行，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和安全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在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加强相互磋商和交换意见。”
赵紫阳还说，这是他第1次去缅甸、泰国访问。
他将向勤劳勇敢的缅甸人民和泰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问候，将高兴地看到他们在建设自己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他相信，他的访问将会取得圆满成功。
陪同赵紫阳访问缅甸、泰国的主要随行人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中国驻缅甸大使莫燕忠（已在缅甸），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伟烈（已在泰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姬鹏飞等。
缅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巴巴，泰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沙瓦尼·空西里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昆明1月26日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一行前往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访问途中今天中午到达昆明。
云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安平生、李启明、刘明辉、张铚秀、刘志坚前往机场迎送赵紫阳总理一行，并在机场同赵紫阳一行共进午餐。
下午1点15分，赵紫阳乘专机离开昆明前往仰光。
新华社仰光1月26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应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到缅甸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一点半（当地时间）乘专机到达仰光，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
这是赵紫阳总理就职以后的第1次出国访问。
去年10月缅甸总统吴奈温曾访问中国，在仅仅三个月之后中国总理又对缅甸进行访问。
这表明两国领导人对中缅友谊的珍视。
缅甸总理吴貌貌卡、副总理兼计划财政部长吴吞丁到机场欢迎。
今天仰光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
机场的迎宾牌楼上用缅文和中文写着大幅欢迎标语。
两国国旗在机场跑道两边迎风飘扬。
在仰光几处中心街道也挂起了两国国旗。
赵紫阳及其陪同人员乘坐的专机在仰光机场徐徐降落后，中国驻缅甸大使莫燕忠和缅甸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吴丹伦登上飞机迎接赵紫阳。
当赵紫阳走下飞机时，机场上鸣礼炮19响。
吴貌貌卡在舷梯旁同赵紫阳亲切握手，表示欢迎。
随后同陪同赵紫阳来访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等握手。
吴貌貌卡陪着赵紫阳走在红地毯上。
他向赵紫阳一一介绍了前来欢迎的副总理兼计划财政部长吴吞丁等缅甸高级官员。
接着，吴貌貌卡和赵紫阳一起走上检阅台。
这时军乐队奏起两国国歌。
赵紫阳在吴貌貌卡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然后，两位总理走向候机室。
这时，站在迎宾牌楼一侧看台上的青少年挥动着手中的两国国旗，高呼“缅中友谊万岁”等欢迎口号。
赵紫阳向欢迎群众频频招手致意。
赵紫阳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他在讲话中说：
“中缅两国人民有着胞波般的传统友好情谊。
中缅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访问，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信任和友谊。
我相信，这次访问必将取得积极的成果，进一步增强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
赵紫阳同吴貌貌卡同坐一辆汽车离开机场前往宾馆。
在机场外面和宾馆门前的马路两旁，数千名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的青少年和劳动人民夹道欢迎。
他们挥动着两国国旗，不断高呼：
“缅中友谊万岁！”
今天到机场欢迎赵紫阳的还有：
缅甸国防部长觉廷上将、农林部长吴耶贡、第1工业部长丁瑞准将和外交部长吴雷貌等。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外交官员、援缅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代表和中国留学生也到机场欢迎。
各国驻缅甸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陪同赵紫阳来访的主要官员还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和外经部副部长程飞等。
（附图片）
赵紫阳总理在机场就国际局势和加强中缅、中泰友谊问题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
新华社记者 摄
这是吴貌貌卡总理和赵紫阳总理在停机坪相见时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唐理奎 摄（传真照片）

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一行。
会见时，邓小平同斯特里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林平，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邓安佑，会见时在座。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设计赠款换文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日本政府为中日友好医院建设设计提供赠款换文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
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和日本驻华大使吉田健三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换文上签字。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日友好医院是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1979年访华时双方商定的合作项目之一。
医院由一千张床位的住院部、门诊部、临床医学研究所、康复中心、护士学校等组成。
医院将建在北京，预定今年秋天开工，1984年春建成。

中药“八·一二”抗瘤剂带来福音
北京宣武医院宋慕玲医生和有关同志共同实验研究取得的这种新药，治疗小白鼠恶性浸润性胶质瘤获得明显效果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我国第1次用中药“八·一二”抗瘤剂治疗小白鼠恶性浸润性胶质瘤获得明显效果，对肿瘤抑制率达80％左右。
第1批接种肿瘤的小白鼠，服用“八·一二”抗瘤剂后，其中有五只小白鼠已五百二十多天仍健康存活。
这是北京第2医学院附属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宋慕玲和有关同志在院党委的支持下共同实验研究取得的成绩。
颅内恶性胶质瘤是威胁人们生命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目前，国内外对颅内恶性胶质瘤多采用手术治疗，由于胶质瘤多为浸润性生长，与正常脑组织无明显界限，因此，手术治疗不仅对脑组织损伤大，而且容易复发。
宋慕玲是我国较早的一批西医学中医的医生。
她为减少患颅内肿瘤病人的痛苦，于1979年初开始与宣武医院动物实验室王运芝共同进行动物实验。
他们在小白鼠身上接种了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研究人员传代建成的恶性浸润性胶质瘤——“G422”，然后对中药经过多次的筛选，于当年08月12日找到了治疗颅内恶性胶质瘤的有效药物，命名为“八·一二”抗瘤剂。
宋慕玲和有关同志于去年按全国抗癌药物研究协作会议制定的筛选规程，进行了三次重复实验。
他们每次都把接种胶质瘤株的小白鼠分为两组，一组服用此药作为实验组；
另一组不用药物作为对照组。
实验结果表明，对照组的小白鼠在接种部位90％到100％生长了胶质瘤。

伸张了正义
全国植棉劳动模范吴吉昌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判决，完全符合俺们的心愿。
这伙大奸贼，干尽伤天害理的事。
他们妄图篡党夺权，多少革命老将遭到他们的迫害；
十年动乱时期，被他们害死的无辜不知有多少。
俺这个种棉花的也差点被害死。
他们比蛇蝎还毒，对他们的判决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俺老汉痛快极了。
特别法庭对江青等罪犯的判决，伸张了正义，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体现了人民的愿望。
俺决心继续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进一步解决棉花蕾铃脱落的问题。
（张曙光、梁明虎代笔）

北京部队指战员上街打扫卫生
01月26日上午北京部队机关和直属部队在北京部队领导带领下，来到北京西城区展览路打扫卫生。
高凤章摄

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王光美
特别法庭代表人民的意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作出了严正的判决。
这件事，在我国历史上将大书特书，它标志着我国已经走上以法治国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审判过程中，我曾参加第一审判庭旁听。
当我看到江青一伙反革命罪犯被押上被告席的时候，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庆幸的是，这些祸国殃民的元凶也有今天！
难过的是，死难的人们已无法复生。
1967年夏天，当人民处于逆境时，刘少奇同志曾说过：
“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他的这个信念终于实现了。
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胜利。
旁听时，我一直是强咽着眼泪在悲愤中受教育的。
原来，当真正的革命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操劳的时候，阴谋诡计已在暗中策划和酝酿。
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使用极其残忍的法西斯手段，构陷人罪。
一个个熟悉的和不相识的受害者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
一句句正义凛然的斥责，一声声撕肝裂胆的呻吟，在我耳边回荡。
多少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在作着血泪的控诉；
多少被欺骗、被耽误的无辜者，在愤怒地呼喊。
冤狱遍及全国，党的威信下降，社会风气败坏，经济濒于崩溃。
林彪、江青一伙是千古罪人，就是死十次，也不足以平民愤。
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情，而是亿万人民的心情。
我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仇不只是家仇，而是国仇民仇，不共戴天。
今天，特别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执行。
我衷心拥护这个判决，赞成不立即把他们处死。
因为江青之流的死活，已经无关大局，不影响我们的事业。
按照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再给他们点时间，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这对人民是有利的。
马克思说：
惩罚也是教育。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轻开杀戒的。
这种作法同林彪、江青一伙乱捕无辜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安定团结。
事实证明，我们党的确是一个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好党，经得起各种考验。
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绝对离不开党的领导。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大好形势下，问题成堆，还潜伏着危险。
有人还妄想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
我们决不可以低估他们的危害。
小平同志曾说，决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
对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我们要提高警惕。
同时，也要冷静分析，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如果不善于区别，我们就会上当。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给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
在党和国家为刘少奇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在少奇的骨灰盒前，我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
“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也就是说，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大悲剧不能重演了！
我们这些大难未死的人们，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永远同人民一起，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刻。
这样，才不愧对死去的先烈，才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才算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
新华社记者 摄

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沙甸驻军同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据新华社昆明1月26日电驻云南沙甸地区的昆明部队某部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驻地回、彝、苗等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去年旧历正月初一，驻地苗族群众过采花节。
男女苗族青年吹笙歌舞，十分热烈。
部队同志尊重苗族风俗习惯，帮助他们维持秩序，让苗族青年尽情欢乐。
回族忌食猪肉猪油。
部队同志对因事来部队食堂就餐的回民，不管是一人还是多人，都单独给他们做清真饭。

帕特瓦尔坦举行招待会庆祝印度共和日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帕特瓦尔坦今天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印度共和日。
外贸部部长李强等出席了招待会。

我政府释放三名入侵我领土的越南武装人员
新华社凭祥01月26日电中国广西凭祥友谊关边防检查站，代表中国政府，于今天上午释放了三名因入侵中国而被捕的越南武装人员。
被释放的三名越南武装人员是越南第1军区第8军直属二十营二连二排准尉排长农春泰、班长冯文名、士兵麻文战。
他们在1979年11月25日晚，侵入我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龙邦公社境内进行侦察、破坏活动时，被中国边防部队和民兵捕获。
他们供认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在中国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良好待遇，体重都有增加。
在离开中国时，他们握住中国工作人员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中国友谊关边防检查站是在中国友谊关至越南的同登公路零公里处，将三名越南被俘武装人员释放回国的。
与此同时，十四名在海上捕鱼遇险后被越方非法扣留的中国渔民和越南武装人员侵入中国领土绑架的中国边境居民由越方交还回国。

拨款支持生产解决实际困难
党中央和安徽省关怀老区金寨县建设
据新华社合肥1月26日电中共中央、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积极帮助革命老根据地金寨县发展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把党的温暖送到老区人民心坎里。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在革命战争和建设年代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全县先后有十万人参军参战。
解放初期，为了建设梅山和响洪甸两座大水库，让附近各县数百万亩农田得到灌溉，金寨县又甘愿作出淹掉十万亩良田（占全县农田总数的三分之一），移民十万的重大牺牲。
对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党中央和安徽省委一直非常关怀。
中央在不久前专门给金寨县拨款五百万元，作为革命老根据地发展生产建设的年度基金。
省委和省人民政府负责同志曾多次来到金寨县，访贫问苦，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
当他们了解到这个县近几年来自然灾害频繁，生产和人民生活都有很大困难时，省委和省政府采取了具体措施，帮助老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
从去年开始，省里每年对金寨县的粮食供应，由四千五百万斤增加到了8，500万斤，使全县50万农民的每人平均口粮由三百多斤提高到了470斤。
金寨山区水力资源丰富，但因缺乏资金和技术，无法充分利用。
去年，省水电部门拨款50万元，并且派出技术人员，在金寨县的南溪区兴建了一座二百千瓦的水电站和变电所，使老区部分生产队用上了电。
入冬后，省里又及早将5．5万斤棉花、18万尺棉布和大批棉衣等救济物资，送到了灾区人民手中。
省卫生部门也派出医疗队深入老区。

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旁听代表认为
特别法庭的严正判决表达了人民意志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宣判，受到参加旁听的各省、市、自治区代表们的热烈拥护。
他们认为，特别法庭的严正判决伸张了正义，表达了人民的意志，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是我国各族人民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伟大胜利。
25日上午，各地代表旁听了特别法庭的宣判后，一直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
回到住地后，一些代表特意买来了酒，聚在一起把盏相庆，为人民的胜利频频干杯。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丕年说：
全国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陷害的干部群众何止千万，我作为一个幸存者，能亲眼看到这些元凶的可耻下场，太高兴了，太痛快了！
许多地方的代表来京时，带来了当地人民群众要求依法严惩罪大恶极的江青和张春桥的建议。
今天，他们对法庭的判决表示满意。
江青反革命集团曾经把上海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基地，给上海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上海人民对他们怀有深仇大恨。
来自上海的五位旁听代表对特别法庭的判决表示衷心拥护。
他们说，在十名主犯中，江青和张春桥罪恶极大，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特别法庭对他们的判处，刑罚相当，是依法办案的一个范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伊尔哈里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得很好。
但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一伙制造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罪大恶极，今天受到人民的惩处是罪有应得。
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陈盛年说，判决书中提到的“赵健民特务案”，是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重大冤案，云南省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受到诬陷迫害，以致家破人亡。
特别法庭的审判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将使人民政治上更加团结一致。
来自天津的作家孙振，曾被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诬陷为“叛徒”，因此遭受迫害被关押五年之久，他的父亲也遭株连、冤死狱中。
他说，受江青诬陷的天津文艺界人士还有一大批。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们所犯的罪行比判决书中所列的要多得多。
特别法庭的宣判，是人民的胜利。
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著名科学家谈家桢教授新近出国访问归来。
他说，我在国外会见了很多华侨和外国朋友，他们都很关心这次审判。
我国走上以法治国的道路，国内外舆论都表示赞赏。
安徽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安明说，这次审判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里程碑。
十年浩劫期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这次审判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今后审判工作，作出了示范。

道孚县人民团结一致抗震救灾
驻震区解放军大力抢救人民生命财产
据新华社成都1月26日电遭受严重地震灾害的四川省道孚县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协力投入抗灾斗争。
24日清晨道孚县发生强烈地震后，余震不断。
在这样情况下，中共道孚县委在废墟环绕的县委大院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接着，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派出干部了解灾情，组织抢救伤员，带领群众撤出危房，同时着手安排群众生活。
中共道孚县委两位领导干部不顾家里房倒屋坍，日以继夜地坚持在抗震救灾领导工作岗位上，其他一些干部家里房屋被严重破坏或倒塌，有的还有家属负伤，仍然坚守本职岗位，一心扑在救灾工作上。
道孚县地震灾区的救灾斗争，还得到四川省各地和甘孜藏族自治州有关部门，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
到今天为止，各地已派出16个医疗队到达道孚县，投入抢救和治疗伤员工作。
遭受地震灾害严重的道孚县城区，房屋倒塌约20％，其余大都倾斜或震裂。
目前，城区群众已全部撤出危险房屋。
城区已搭起150顶帐篷，搭盖简易房屋四十多间，使老弱妇幼得到了安顿。
包括干粮、糌粑等食物的救灾物资，已发到群众手中。
全部伤员已得到治疗，三十多个重伤员已分别转送到外地。
据新华社成都1月26日电新华社记者张维辛报道，驻川西道孚震区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大力抢救灾区人民生命财产。
01月24日，四川道孚县发生强烈地震，部队营房大都倒塌，人员也有伤亡。
但是，他们以人民的安危为重，在自救的同时派出二百多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当天就从倒塌房屋中救出四十多名群众。
五十二野战医院也立即派出两个医疗队赶赴灾区，救死扶伤。
25日气温急剧下降，道孚飘起雪花，指战员又赶搭了四十多顶帐篷，把一些无家可归的群众接到帐篷避寒。

邓安佑大使举行澳大利亚日招待会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邓安佑和夫人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招待会，庆祝澳大利亚日。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文化部长黄镇等应邀出席招待会，向正在北京访问的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和夫人一行、邓安佑大使和夫人等澳大利亚朋友，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

首都人民衷心拥护对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判决
坚持以法治国进一步实现安定团结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判决消息传来，首都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人们兴奋地说，彻底清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大家决心要把这一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胜利作为动力，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把祖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25日晚间，首都人民纷纷围在电视机前，观看特别法庭判决这伙祸国殃民的罪犯的电视节目，当看到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当即被法警戴上手铐时，许多人热烈地鼓起掌来。
不少人激动地说：
冤有头，债有主，这些猖獗一时、不可一世的家伙，今天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今天早晨，虽然许多人已经看过电视，还是冒着严寒赶到邮局、售报亭，排队买当天的报纸，阅读判决书和消息。
在十年动乱期间，北京市数以万计的家庭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人民的民主和尊严遭到了空前的践踏。
特别法庭判处这伙凶神恶煞的消息，在这些公民的家庭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在被江青迫害致死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家里，时传祥的老伴崔秀廷，听说儿子时纯利要去旁听特别法庭对十名主犯的宣判，立刻忙碌起来。
她买菜、买肉、又买酒，一定要庆祝一番。
中午，时纯利旁听回来，崔秀廷和儿媳庞喜英立即把炒好的菜和酒摆在桌子上。
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谈论起来。
时纯利说，对江青等十名主犯的判决，判得又严厉又公正，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崔秀廷说，要是老时能看到这一天，不知有多高兴哪！
儿媳庞喜英接过话茬说，我们报的不是一家一户的私仇，特别法庭给他们定的刑罚，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的总清算。
今天，在首都的工矿企业，职工们上班后一见面就谈论起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新华印刷厂平印车间党支部副书记狄成说，对江青等十名罪犯的公开审判和依法惩处，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胜利。
它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增强了全国人民搞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信心。
装订车间老工人周顺昌说，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奋发图强，团结一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用实际行动补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国造成的损失。
首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十年动乱中被打成了“黑样板”、“假典型”，许多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打击和迫害。
今天，他们看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受到了公正的判决，群情振奋。
这个商场的副经理张景良说：
对江青、张春桥等十名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判决大快人心。
这是我们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不会因为判决而一下子完全消失。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政治上进一步实现安定团结。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廖沫沙说，依法对江青一伙的正义的判决，充分说明：
真理战胜了谬误，光明战胜了黑暗，人民战胜了罪人，文明战胜了野蛮。
按正常的法律来制裁象江青这样祸国殃民的罪人，建国以来还是第1次。
这次审判，自始至终完全按照法律行事，是健全法制的一次很成功的实践。
照此办理，以法治国，人民会高兴，国家有希望，四化建设一定能顺利实现。
即将飞赴菲律宾参加国际芭蕾舞表演节的著名舞蹈演员白淑湘曾经遭受江青长期迫害，她听到依法判处江青等十名罪犯的消息后，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
晚上十点多钟，这个从不喝酒的舞蹈演员，高兴地与家人饮起酒来。
她一边喝，一边兴奋地说：
“我终于看到了江青的下场！”
她表示要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党的文艺事业，为四化作出贡献。

历史的审判
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
1981年01月25日北京时间9点18分，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经过两个多月的审讯以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进行了终审判决。
一伙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犯，终于受到了社会主义法律的制裁。
一伙妄图改变历史进程的野心家，终究未能逃脱历史对他们的审判。
凡是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们，决不会忘记林彪、“四人帮”一伙在中国大地上逞凶肆虐的那些恶梦般的情景。
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
如同神话中一股从铜瓶里冒出的青烟，很快变成了魔鬼一样，几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涂抹着各种油彩的角色，居然在顷刻之间窜上了权力的高峰，变成了一种似乎可以左右一个伟大民族的庞然大物。
他们盗用党和国家的庄严讲坛向全国人民发布着各种指令，愚弄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进行宗教式的朝拜。
他们装模作样地摇着“红色宝书”，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塞进了党章。
他们满以为可以扭转乾坤，操纵人民的未来。
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就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的第1天开始，无情的历史已经决定了他们今天的命运。
一百三十八年以前，马克思在一封书简里就这样写过：
“国家是一种极其严肃的东西，要它表演某种滑稽剧是办不到的。
一只满载傻瓜的船也许能在风里行驶一段时间，但是它终究要向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
看来，马克思笔下的傻瓜正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绝妙写照。
这些被野心和权欲弄得发狂的傻瓜们，乘船逆流行驶了十年之后，终于被人民的海洋吞没了。
一座建立在贪婪、欺诈、阴谋的沙滩上的权力大厦，象海市蜃楼一样消逝了。
历史经常用许多偶合嘲弄着那些过眼烟云的人物。
十四年前，当北京西山正是枫叶如丹的秋天，林彪、“四人帮”一伙开始了他们的冒险生涯。
得意洋洋地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十四年后，在北京又一次万山红遍的时刻，这些煊赫一时的显贵们终于把自己的政治日历翻到了最后一篇，无可奈何地坐在被告席上听候人民对他们的审讯。
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目睹了这场戏剧性的变化。
这不能不使我们深信“天网恢恢”这句古代名言中所含有的唯物主义的哲理。
在特别法庭上受审的这伙无耻的丑角，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疯狂演出了长达十年的丑剧；
现在，终于退场了。
尽管在审讯的过程中，他们中的某些人一直没有表现出“人”这个称号起码的诚实，江青百般狡辩，猖狂反扑；
张春桥拒不开口，负隅顽抗。
但是，在判决书列举的一桩桩铁证如山的罪行面前，任何伎俩也无法改变他们必将遗臭万年的结局！
其实，特别法庭对这伙罪犯进行判决所依据的罪状，仅仅是他们全部犯罪记录中很小的一部分。
即使如此，它们也足以使世界上一切有理性的人们为之发指。
正如李密在控诉隋炀帝的罪行时所说的：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中国大地上哪一座城镇曾逃脱过他们魔爪的践踏？
哪一个农村听不到寡妇孤儿的哭声？
那些被无辜抓进牛棚和监狱里已经死去和仍然活着的人们，都是林彪、“四人帮”这伙罪犯无法抵赖的见证……
（一）
当我们坐在特别法庭的记者席上，采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的报道时，十年动乱中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场景不时从我们眼前闪过，我们耳边又仿佛响起了千百万受难者的悲吟。
几百万字的罪证材料，象一部编年史一样，揭开了这一伙阴谋家是怎样窃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黑幕，记录了一个封建法西斯反革命集团是怎样产生和灭亡的过程。
马克思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是怎样登上法国政治舞台时指出：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在中国，林彪、“四人帮”正是巧妙地利用封建专制的“亡灵”和现代迷信的“梦魔”，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借以孳生和发育的温床。
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变成招引封建专制的经幡；
他们把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的感情，变成祭奠现代迷信的贡品。
他们把无数先烈用鲜血建树的历史功勋一笔勾销，把亿万人民拥戴的领袖人物神化为“几百年”“几千年才产生一个”的历史主宰。
他们把对待领袖个人的态度作为“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的唯一标准。
从这里出发，他们也就为自己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铺设了阶梯。
现在，当我们重温这段阴差阳错的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林彪、“四人帮”在进行许多罪恶活动时都惯于采用极其隐蔽的手段，唯独制造现代迷信倒是相当露骨的。
1967年01月23日，林彪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就正式宣称：
反对领袖，“就是反对一切”。
“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历史唯物论，什么自然科学，不学也行”，唯有学会忠于领袖，才是“超过一切、高于一切”的最大学问。
从这以后，神化领袖个人竟成了共产党员党性的最高表现；
对领袖个人稍有异议、包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意见分歧，都变成反党反革命的最大犯罪。
这样，在现代迷信的狂热中，林、江反革命集团象一条熬过冬眠的大蟒一样，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蠕动起来。
在那些日子里，林、江一伙编导的“三忠于”、“四无限”的滑稽戏，被强行普及到全国的城镇和农村。
农民在锄地以前要面向东方致敬，工人在车床旁要朝着画像行礼。
在学校，在机关，在医院的病床上，在飞翔几千米高空的民航机里，到处可以看到“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无神论者做“弥撒”的奇景。
在北京的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我们就多次目击过，数十万群众为一句“最新指示”的发表，进行通宵达旦的“庆祝”和“欢呼”。
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这种被赋予宗教色彩的现代迷信，在社会生活中制造了一条封建法西斯的政治逻辑，反对领袖个人就是反革命，反对林彪、“四人帮”就是反对领袖本人，因而也是反革命。
林彪、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制订的《公安六条》就明文规定：
凡是反对林彪的都以“反革命”论处，凡是反对中央文革的都定为“反动行为”。
随着他们反党夺权活动的加剧，这种政治逻辑的推理范围象数学概念上的“无限大”一样，每日每时都在随着不同的政治行情任意膨胀。
于是，反对林彪的亲兵家将，反对江青的食客门徒，都统统属于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之列。
据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而被定为“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
在“四人帮”惨淡经营的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案错案就有二十四万九千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一百万人以上。
在那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现代造神运动，象一场拔地而起的龙卷风，不知破坏了多少温暖的家庭，不知窒息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我们在全国各地采访中，耳闻目睹的各种无奇不有的冤案何止千万！
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多年；
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
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就不得不抱着孩子一起接受“革命”的批斗。
从人口密集的城镇，直到偏僻遥远的山村，印刷工人无意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废报纸丢进了废纸篓……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
不言而喻，在这种政治条件下，那些敢于向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挑战的人们，便不能不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话）以至“千刀割、万刀割”（江青的话）的惩罚。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已为人所共知。
遇罗克的遭遇宛如“一个冬天的童话”，也已家喻户晓。
然而，如果翻一翻那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档案，听一听人民群众饱含泪水的诉说，人们还会了解到更多至今仍隐姓埋名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
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
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
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
1968年05月0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
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
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
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
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
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
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象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经过了十年羞耻的退缩，我们民族终于象一头雄狮一样，冲出了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牢笼，勇敢地向林彪、“四人帮”一伙扑去，并把他们捕获到今天的审判台前。
（二）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曲折过程。
当林彪、“四人帮”这伙风云人物刚刚崛起时，人们还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在耍弄反革命阴谋和权术上竟有着如此巨大的能量。
现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纵观他们全部犯罪活动的记录，人们不得不承认：
他们在攫取个人权力上的贪婪无耻，他们在镇压群众时的狠毒无情，他们见风转舵的诡诈，他们指鹿为马的蛮横，可以说远在历史上某些暴君酷吏和奸党佞臣之上！
中国古代有一个荒淫无道的殷纣王，为了同自己的爱姬打赌，一句话就把正在涉水过河的两人的双脚砍断。
这件事在史书上被当作残暴的典型例证，受到人民的千古唾骂。
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皇”江青也只用了一句话便使成千上万的兄弟姊妹断股折臂，有些甚至丧失生命。
1967年07月22日，江青在召见河南省群众组织的代表时，公然煽动群众“拿起武器”自相残杀。
她的话一经传达，郑州等地立即成立了武斗指挥机构，拉起了庞大的武斗队伍，修筑了工事，配置了武器。
四天之后，郑州烟厂的硝烟弥漫，接着，开封化肥厂的枪声日夜不停。
这两场武斗的结果是37人当场毙命，290人伤残，300人当了“俘虏”，其中两名“俘虏”被枪杀和活埋。
事后，当人们向江青汇报这两次“战况”时，她竟听得眉开眼笑，连声称赞武斗指挥者的才能，说他是“杨子荣”式的英雄，他的事迹“可以写一本戏”。
从这开始，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场把千百万人民投入血海的“全面内战”的惨剧拉开了帷幕……
是的，这是在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
在这期间，我们党确实犯了令人痛心的“左”的严重错误，致使林、江一伙得以利用这种错误来进行自己的反革命勾当。
但是，正如不能将医生的医疗事故造成的伤亡与强盗打家劫舍进行的凶杀相提并论一样，我们决不允许林、江反革命集团把自己货真价实的刑事犯罪诡辩成什么“路线错误”。
特别法庭展示的大批罪证材料说明，对这伙破门而出的窃国大盗来说，实现“改朝换代”是他们的共同目的，施展阴谋诡计是他们的共同手段。
受审的十名主犯每人都有一套残害忠良的鬼蜮伎俩，都有一本血迹斑斑的罪帐。
他们象《西游记》里一群饱含毒汁的蜘蛛精一样，用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的蛛丝，在中国的大地上织成了一幅大诬陷和大谋杀的罗网。
从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到辛劳一世的掏粪工人，从南征北战的将帅到入伍不久的新兵，惨死在这幅罗网下的干部和群众何止万千！
千百年来受到人民诅咒的宋代大奸臣秦桧，在陷害抗金名将岳飞时用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罪状”叫“莫须有”，意思是“也许有”罪，结果就使一位驰骋中原的民族英雄屈死在风波亭上。
如果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相比，秦桧在诬陷别人时还多少有些遮遮掩掩，而林彪、江青之流却要肆无忌惮得多！
且以江青为例，她除了伙同林彪、康生、谢富治等人陷害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仅在有关单位保存下来的部分讲话录音中，她直接点名陷害的干部和群众就有174人，强加的罪名有四五十种之多。
什么“叛徒”、“特务”、“汉奸”、“恶霸”、“走资派”、“反革命”、“里通外国”等等，不一而足。
1971年12月29日，江青到北京体育馆观看游泳跳水表演后，在几分钟的“即兴”演说中，就“即兴”地宣布了两个“反革命分子”的罪状。
一个是有名有姓的“反革命”，罪状是“这个人很坏、最坏”，另一个“反革命”她连名字还不知道，但已判定了他的罪行。
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还有一个高个子，每次去都看到他好象要打我的样子，眼睛里充满对我们的仇恨，这个人关起来没有？
不关起来也要弄下去劳动改造……。”
毫无疑问，那个“高个子”很快就遭殃了。
在这次审判中，当特别法庭判定江青等被告应对他们制造的各种荒诞无稽的政治谋杀案承担刑事责任时，他们虽然对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无法抵赖，但却把这一切推诿为“群众运动”的“过火行为”。
这更是枉费心机。
在整个十年动乱中，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是他们，狂叫“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的是他们，煽动群众“不要担心过火行为”的也是他们。
过去，他们把“群众运动”当做自己手中猖狂进攻的矛；
今天，他们又把“群众运动”作为保护自己的盾。
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他们各自的罪责，相反使广大群众更加清楚地看透他们“运动群众”的罪恶嘴脸。
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他们在公开利用“群众运动”的同时，还承袭了中外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的共同手法，秘密地网罗死党，组织自己的“第5纵队”。
爬上了“副统帅”高位的林彪，建立了特务组织大小“舰队”，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钻进了中央政治局的张春桥，还亲自在上海组织代号叫“244”的特务小组，暗中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
试问，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身居要职的新贵们还要在国家专政机关之外，建立直属于他们个人的秘密组织，从事“隐蔽的斗争”。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
写到这里，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
这些“直接遵旨行事”的钦差，一面大讲“仁爱”的封建礼教，一面大兴冤狱捕杀志士仁人。
看来，历史虽然前进了几百年，但在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丑类们的身上，仍然免不了要出现政治上的“返祖”现象。
在林彪、“四人帮”这伙衣冠楚楚的“左派”们的背后，不正是露出了古往今来各种反动势力所共有的尾巴吗？
（三）
林彪、江青一伙一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大肆毁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一面却居然把这场浩劫称作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林彪）。
但是，这一比喻正如恩格斯嘲讽杜林时说的那样：
“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
被恩格斯评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的文艺复兴，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用“人道”代替“神道”，用“人权”代替“君权”，用思想解放代替宗教桎梏，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里为人类造就了多少象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巨匠，留下了多少如《蒙娜丽莎》这样的艺术珍品！
那么，被林、江一伙标榜的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究竟为人类创造了一些什么？
又为人类留下了一些什么呢？
身历其境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证词”。
1966年的秋天，这场浩劫开始不久，我们就在首都目睹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景象。
在五四运动发祥地的北京大学，一批素负盛名的学者、教授和科学家们的脸上涂着墨汁，头上套着纸帽，任人侮弄。
在一个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门口，一场“破旧”、“焚书”的“盛典”正在进行，两根竹竿挑起一块横幅，上面写着“送瘟神”三个大字。
一堆一堆图书被七手八脚投进冲天的烈火里，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和王实甫的作品，都在滚滚浓烟中化为灰烬……。
这种似梦非梦的情景使许多善良的人纳闷，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把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都贴上封资修的标签奉送给剥削阶级，那么，这场“革命”的结果，又拿什么留给“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呢？
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煽动和指挥下，“焚书”和“坑儒”同时并举。
知识分子不仅遭到体罚，还得忍受“触及灵魂”的“辱刑”。
如果把他们遭受迫害的经历汇集成书，这部巨著的篇页不知有多么浩繁！
在这里，我们谨向读者介绍发生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事。
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刘崇乐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学阀”。
这位年近七旬的昆虫学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
连昆虫没有足够的食料都难以生存，而这位病弱的老人却长期食不果腹。
有一次，他饥饿难忍，颤颤抖抖地去拣食掉在地上的玉米粒，马上挨了几个耳光，刚进嘴的玉米粒又被迫吐了出来。
接着，“勒令”他去走独木桥，他摇摇晃晃，在一阵哈哈的狞笑声中跌落河里。
就这样，这位享有盛名的学者，被一种他从未研究过的“毒虫”折磨死了。
动物研究所还有一位副所长，在浩劫来临前就离开人世，但仍逃脱不了死后受蹂躏的恶运，他的骨灰盒从八宝山被搬出来“杀鸡儆猴”；
当着许多科学家的面给用铁锤砸碎，浇上汽油点火焚烧。
人们知道，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迫害科学家，主要因为他们发表了触犯《圣经》、不容于人们愚昧偏见的学说，可是，在“文化革命”下的中国，一些早为人类文明史所证明的常识，也会成为讨伐的对象。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办了个《自然辩证法杂志》，搜罗一批“造反派”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造反”。
这家杂志的一个把关人连数学上“无限大”的符号“∞”都不认识，审稿时质问为什么要把“8”字横写。
就是这么一伙人，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终于发现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相对论”，就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把爱因斯坦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振振有辞地说，现代生物学的基础理论遗传学是“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把孟德尔划为“剥削阶级的代表”。
这个反革命集团好比一个石磙子，在中国的科学文化园地上滚过来，滚过去，撞倒树木，摧毁花草；
把泥土压硬压实，使任何种子都难以萌芽生长。
科研单位被撤销，科研人员下放改造，文艺团体被迫解散，刊物和文化馆站停办，文化古迹受到令人痛心的破坏。
司马迁身受腐刑还能公开地著述《史记》，哥白尼虽遭迫害尚可自由地观察星辰。
可是，在“全面专政”下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却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地下活动”。
他们有的在监狱里进行科研，有的在“牛棚”里从事创作，有的在专政队苦练台步……尽管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但仍然无法填补林彪、“四人帮”在光照千古的中国文化史上造成的大段空白。
文艺复兴冲破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而“四人帮”却把启蒙人民的教育事业当作死敌。
无休止的动乱，“停课闹革命”，使我国三亿多青少年丧失了正常受教育的机会。
江青一伙还不停地在如同荒原的教育园地上斩草除根，宣称学校只需设一个“斗走资派专业”，大反智育。
那十年对文化悠久的中国是一次大反动、大倒退。
它摧残了我们民族的美德，毒化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破坏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高尚的精神文明。
那时，无知不为耻，伸手要官是“革命行动”，结帮夺权叫“造反精神”。
行凶、抢劫、无赖、欺诈、告密、伪证，象“虎列拉”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猖狂蔓延，一批文盲加流氓式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
每个时代都造就符合社会需要的人。
恩格斯赞扬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而人们将如何评价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呢？
说它“是一个需要罪犯而且产生了罪犯——在残酷野蛮、愚昧和无知方面，在只有兽性而没有人性方面的罪犯的时代！”
这也许是符合事实的确切结论。
（四）
在采写这篇报道的过程中，特别法庭提供的大量罪证材料使我们深切地感到，用封建专制来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用现代迷信来疯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是林彪、江青一伙最大的罪行，也是我们民族遭受十年磨难的症结。
当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以后，民族和民主运动风起云涌。
即使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要镇压人民群众或迫害自己的政治对手，也不得不把法律当作自己的遮羞布。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竟敢随心所欲地囚禁和杀害国家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封建法西斯的独裁专政。
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史上一种极其罕见的反常现象。
在特别法庭的审讯中，反革命主犯江青毫不掩饰地供称，她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另一名主犯陈伯达也供认“文化革命”就象“发疯”一样。
借用他们的话来形容那动乱的十年是再也确切不过的了。
那的确是这帮反革命分子“无法无天”的“发疯”的时代！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些年月里，林、江反革命集团在扼杀社会主义民主和摧残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曾经制造了多么荒谬反动的理论，动用了多少残酷野蛮的手段！
林彪杀气腾腾地把“无产阶级政权”解释为“镇压之权”，张春桥穷凶极恶地叫嚣要对人民群众实行“全面专政”。
他们把社会主义民主当成自己任意玩耍的摆设，给社会主义法制强加上“阶级调和”的罪名。
就这样，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第1部社会主义宪法变成了一堆废纸，由一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把持的“中央文革”变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绝对权威”。
只要他们一句话、几个字、画个圈，深受人民拥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会销声匿迹，劣迹多端的政治流氓就会冲天而起。
特别法庭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说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就是民主、法制横遭蹂躏的一个典型事例。
江青一伙擅自“批准”中南海造反派对国家主席进行“批斗”和“抄家”，张春桥之流公然“指示”北京红卫兵掀起“打倒刘少奇”的运动。
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剥夺国家主席的职权，囚禁国家主席的人身，根本无视宪法规定的程序。
就凭一批“大字报”，几本假材料，亿万人民选举的国家元首便被“盖棺论定”了。
查遍中外历史，难道还能找到比这更加“无法无天”的事例吗？
正是在这种超法律的“镇压之权”的统治下，人民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国家的正常秩序被破坏殆尽，生产长期陷于停顿，经济面临崩溃边缘，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知识分子饱受倒悬之苦，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被拉回到了黑暗的深渊……
但是，林、江一伙的倒行逆施，从反面向中国人民揭示了一个真理：
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就会丧失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切，人民必须用前仆后继的斗争来捍卫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
1976年春天，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一伙的仇恨和反抗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如同古代那些身穿白衣白甲的哀兵举起丧旗发难一样，压制对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悼念，激发了一场酝酿蓄积已久的革命风暴。
这场被历史学家称为“四五运动”的高峰出现在首都北京。
五十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涌进了天安门广场。
从这里传向世界的声音有哭泣，有怒吼，有血有泪，但总的基调是要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是要推翻“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
这是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举行的一次缺席审判。
尽管这伙罪犯当时还大权在握，逍遥法外，但正义的力量已经在政治上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现在，这伙反革命罪犯终于被押上了法庭的被告席，亿万人民的心愿实现了。
它表明，不管道路多么艰险曲折，人民的意志终将胜利。
中国人民总结了自己惨痛的教Ull，决心铲除产生祸害的根源，同心同德兴建一道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法制的长城。
这是真正保卫人民权利的铜墙铁壁！
今天，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结束了。
从天安门的声讨到正义路的审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如果说五年前人民的奋起，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段暗无天日的旧岁月的即将终结，那么，五年后法庭的判决，则宣告了一个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新时代的开始。
马克思早就作过这样的科学论证：
历史总是要不断地前进，“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人类也总是要不断地前进，总是要
“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庄严宣判，表明中国的历史已把十年动乱中那种无奇不有的“生活形式”送进了坟墓，表明中国人民已经同自己灾难深重的“过去”诀别！
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最后的回光返照终于消失了。
当我们离开特别法庭驱车返回时，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人们正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着特别法庭对罪犯们判决的结果。
是的，重温十年浩劫的历史，不能不又一次勾起人们内心的伤痛。
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一次毁灭性的地震之后，清理废墟上的败瓦残砖，是为了重整田园，兴建新的大厦。
在一场灾祸酷烈的“政治地震”之后，我们的人民已变得更加清醒和成熟，我们的国家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人们满怀信心地预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旗帜下，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厦必将在新的神州大地上巍然吃立。
多难兴邦，义师必胜。
对于久经忧患的民族，对于饱受坎坷的人民，还有什么样的荆棘、泥沼、山岗能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
一支不忘以往苦难和屈辱的队伍，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战胜的！

从“毛遂”盈门谈人才问题
安徽省科委调研室张晓苍
去年，安徽省科委为了充实和加强几个直属单位业务技术领导力量，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公开招聘学有专长的人才。
现在，虽然整个招聘工作已经结束，但公开招聘人才所引起的“冲击波”，那“毛遂”盈门应接不暇的景况，却深深印在工作人员的心里。
人们经常思考着这个问题：
为什么公开招聘十来个人才，竟能产生一呼众应的效果？
为什么238名应聘者中，“自荐”者就有227人，占总人数的95．4％？
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出现“毛遂”盈门的现象，是因为人才过剩吗？
不是。
目前安徽省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仅占全省人口总数3．3％，低于全国平均数4．7％。
就是省、地、市专业科研单位，科技人员也很少，平均每个科研单位只有13．6人；
县级科研所的技术骨干平均只有3．5人；
副研究员以上的全省只有23人。
这些情况说明，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人才奇缺。
那末，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有专长的人前来应聘？
是因为想捞个“一官半职”吗？
也不是。
据了解，在应聘人员中，本人提出来可以担任副所长、副主任或副经理的只有40人，提出来担任所长的只有一人。
所有这些同志都敢于立下“军令状”，并主动提出要给正副所长规定二至三年的任期。
他们说：
“没有任期的干部制度就谈不上效率”，“本人如在任期内干不出成绩，就下来做具体业务工作，并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
许多人在应聘信中还谈了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有的说，他不善于做人的工作，不善于团结人，因此当不了所长或主任，就专业水平来说，只能胜任某个课题组长。
有的说，他来应聘，先不要安排领导职务，可以先做一般具体业务工作，如果确实胜任，经过民主选举，得到群众的信任，才担任领导工作。
可见，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于个人的职权，而在于事业的成败和工作效率的高低。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多难兴邦，求才心切，“毛遂”盈门，实在难得。
安徽这227个自荐者敢于站出来，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技术专长，而更主要的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强烈地鼓舞着他们。
自荐这一行动也体现了勇敢的进取的精神，这是很可宝贵的。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发挥科技人才“自荐”的积极性呢？
（1）对“自荐”，要鼓励不要阻拦，更不要嘲笑、打击和压制。
不少自荐的同志要求招聘单位对他们应聘的情况给予保密，以免被扣帽子、穿“小鞋”、招来麻烦，影响调资晋级，同领导关系搞僵。
有的单位不让应聘人员接受考核，有的责备应聘的同志没有组织观念，“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在报纸上，我们也看到了“毛遂”上任以后又被迫辞职的报道。
所以应当造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积极支持“毛遂自荐”。
（2）对自荐者要热情接待，不要求全责备。
只要确有专业特长，现实表现也好，可以胜任工作，就应当委以重任。
对于落选的“毛遂”，也要关心帮助，给他们建立人才档案，主动向有关专业对口单位或组织、人事部门介绍他们的情况，为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
（3）科技管理部门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及时了解各种人才的思想动向，特别要重视研究那些不安于现状的“毛遂”的进取精神，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开发人才资源。

全国近两年录用三万多闲散专业人员
据23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去年12月中旬，闲散在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已被录用的达34，370人，其中科技人员30，575人，外语人员3，795人。
各地人事部门认真贯彻有关文件的精神，解放思想，广开才路，采取多种形式，录用闲散在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这批被录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安排到教学、科研、外事、旅游单位和重点项目工作后，大多数同志工作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四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安徽一名被录用的闲散科技人员得到同志们的信任，被选为一个区的人民代表；
天津市外语学院录用的一位日语教师已成了日语教学中的骨干；
广东省闲散的外语人员自愿办学，经有关部门批准备案，他们开办了岭南外语翻译补习学校，已招收日、英、法、西班牙等语种的学员近千名，为国家培养翻译人才。
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挖掘人才潜力，去年，国家人事局在安徽召开的部分省市闲散专业技术人员安排使用工作座谈会上，各地人事部门交流了经验。
与会同志认为，闲散在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才来源。
他们中确有不少有用之才。
人事部门有责任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把他们挖掘出来，输送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为四化作贡献。
郑一民李宝芝（附图片）
安徽省建筑设计院由李业单位改为试行自负盈亏后，工作效卒和设计质量有明显提高。
这是设计人员在精心推敲一座大型剧场的设计方案。
新华社记者傅振欣 摄

固原县为啥要请科学家参加县委？
编者按：
这是一件值得各级领导和科技人员认真想一想的事情。
作为党政领导，要尊重科学，就得尊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渴望科学，就要渴望科技人才。
作为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要受到尊重和支持，一定要坚持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正确方针，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脚踏实地，开展工作，力争做出于国于民有利的成绩。
1980年11月，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现代化基地办公室主任苏继德等，带着自治区党委书记申效曾的托付和固原县委的请求，来到西安，与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副院长、宁夏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崔哲同志，西北水保所党委副书记蔡俊卿同志，共同总结了宁夏及固原综合治理工作，并恳切提出：
希望尽快选派水保所科学家兼任固原县委副书记。
对于这种“特殊”的请求，崔哲、蔡俊卿经过酝酿后，表示热烈的支持。
最近，西北水保所正式讨论，同意推荐该所具有组织管理才能，又有丰富水土学识的副所长、副研究员山仑同志兼任固原县委副书记。
宁夏的同志为啥要奔赴陕西，“请科学家”去兼任固原县委副书记呢？
长期以来，位于黄土高原西北部的固原县，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滥砍乱伐，靠大量开荒、广种薄收来增加粮食总产量，农林牧比例严重失调，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植被资源被破坏，水土流失相当严重。
春来苦于干旱，夏日暴雨成灾，秋冬风沙弥漫，冰雹霜冻频繁。
正如民谣所说的：
“无风一片黄沙丘，有风黄尘遮日头，风沙进门逼人走，不堪回首沙自流。”
成了黄土高原有名的穷县。
可是，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还要“越穷越垦”，结果“越垦越穷”，1949年，人均粮食达828斤，而到了丰收年的1979年，人均粮食只有530斤，歉年甚至下降到二百多斤。
从这种沉重的教训里，固原县委认识到：
如果不依靠科学来指导农业生产，要想改变固原县的贫困落后的面貌，是不可能的。
再者，固原县委从近年来尊重科学，按照科学家意见办事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看到了科学家的作用。
固原县，是我国16个农业现代化基地和14个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科学实验基地之一，科学家们十分关注黄土高原的治理，在固原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石山，西安分院副院长崔哲，西北水保所党委副书记蔡俊卿等，先后前往考察、指导和帮助该县的治理工作。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西北水保所等有关单位的科研工作者，则把综合治理黄土高原，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1979年以来，他们在过去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等单位综合考察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又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固原山区进行考察，发现和总结了固原农业建设的主要问题，分析了这个地区的有利条件，指出固原西部属中温带半湿润区，北部属中温带半干旱区。
而全县山、川、原、台、沟、坡、壕、掌类型多样，大部分为黄土分布，土层深厚，土性良好，利于多种经营。
同时，他们还查阅了历史资料，发现历史上这儿曾是“水甘草丰”、“森林茂密”之地，秦汉前是以“游牧为主”，明清还是“农牧并重”，有发展牧业的条件和经验。
又据西北水保所对于这个地区的泥沙冲刷量和降雨量的测验，这里现在的自然条件最宜于发展林、牧业，而粮食生产是极不稳定的。
因此，科学工作者通过大量的科学分析，向县委提出建议，固原县应该向“以牧为主”的方向逐步过渡；
要完成这个过渡，又必须是“草、灌先行”。
固原县委听取了科学家的这些宝贵意见，从1979年起，首先在八个不同类型的基点上开始实验，先走一步，以便取得经验。
目前，这些基点共造林三万六千多亩，种草二万八千多亩；
繁殖大牲畜六百六十多头，养羊三万三千多只。
还营造了乔、灌结合的防风林带，试种的油松、落叶松等23个品种都获得了成功。
由于大搞了造林种草，1979年雨水也略为分散，多年来第1次没有出现地表径流。
有的基点重现了草木丛生，被人们称为“干旱山区的阴湿地”；
有的基点过去干燥剧烈，现在使人有了潮湿清爽的感觉。
这八个试验基地的集体和个人收入都有了较大的增加，农林牧业都取得了初步成效。
同时，固原县委又根据科学家的建议，向全县人民提出了“大力造林种草，逐步向以牧为主过渡，兴牧促农，农林牧全面发展”的生产建设方针，1980年油料作物达一千万斤，获得了好收成；
林业一季完成造林七万八千多亩；
种草十三万九千多亩；
羊、猪、大牲畜都比1979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这些活生生的事例，进一步使固原县委体会到了科学的威力和科学工作者的作用。
他们觉得：
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有科学家参加县委领导班子。
于是，他们作出决定，并派同志奔赴西安分院，请调科学家兼任县委副书记，以便全面进行科学规划，用科学的方法把固原县治理好，使之变成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基地。
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已正式任命山仑同志兼任固原县委副书记。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赵武
本报记者何黄彪

水利部给予投资和支持
水利部和农业部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书
华中农学院为水利部培养淡水渔业高级技术人才；
水利部给予投资和支持
水利部和农业部就联合培养水产技术人才达成了协议，签订了《关于农业部部属华中农学院为水利部长期培养淡水渔业专业高级技术人才的协议书》。
国家农委批转了这一协议书，认为这种联合办学的做法值得推广。
华中农学院是农业部所属的多科性农业大学，设有水产系淡水渔业专业。
但过去水产系的教学、科研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现在，水利部和农业部签订了这个联合办学的协议书，既有利于发挥学校的潜力，也有利于解决今后对淡水渔业人才的急需。
协议书规定：
华中农学院水产系淡水渔业专业为水利部长期举办一个本科教学班，面向全国招生，从1981年起，每年招收40名学生，毕业后由水利部分配工作。
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
华中农学院根据教学任务和师资力量，积极承担水利部下达的淡水渔业方面的科研任务，并创造条件，在近期内开始招收研究生。
协议书规定，水利部对华中农学院淡水渔业专业的教学、科研加强指导，提出要求，为专业教学人员提供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和进修的机会；
对华中农学院有关专业的教学设备、教学基地、基建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投资和支持，在今明两年集中投资100万元，以后每年在教学设备和基地建设方面投资五万元；
今后随着专业发展的需要，如需增设新的专业，再协商决定。
刘佑庭

这样的联合办学好
看了水利部和农业部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书的消息，想起其它的一些事例。
上海市属的上海第2医学院口腔和儿科专业，教学基础比较好，除满足上海市的需要以外，还有潜力可挖；
福建省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就跟上海二医订合同，供给二医一些经费，委托二医为福建培养学生。
上海交通大学是国务院一个部主管的，该校的起重运输机专业基础好，但主管部不大需要这个专业，只得收缩，有力量也发挥不出来；
而交通部很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于是在交通部所属的上海海运学院新设立起重运输机专业。
这些事例，说明一个问题：
我国现在一些高等学校，由某个主管部门或某个地方领导，但它们却是多科性的，具有培养多种专业人才的能力。
主管的部门或地方，对有些专业的人才不需要，或需要量很少，就不愿意或不可能多投资，多花力量，致使这些专业的潜力发挥不出来，而其它部门和地方却又需要这些专业人才。
这是一个相当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一种办法是：
主管的部门或地方收缩或砍掉所属院校中自己不需要的专业；
而需要这种专业的部门和地方则另起炉灶，从头创办。
这样做，既会造成浪费，也会延误对人才的培养。
另一种办法是象水利部和农业部那样，部门与部门之间联合办学；
象上海第2医学院和福建省那样，地区与地区之间联合办学。
这样做，可以扬长避短，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既能挖掘现有院校原有专业的潜力，又能满足某些部门、地方对人才的需要。
从目前来看，这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至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有关方面继续进行探讨。

首都知识分子现状的调查说明：
还要继续纠正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
首都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
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落实党中央关于首都工作方针的四点建议，把首都建设成为第一流的现代化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记者对首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一些调查。
各方面提供的情况表明：
粉碎“四人帮”以来，经过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推翻“两个估计”，平反冤假错案等大量工作，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工作有劲了，敢于讲话了。
但是，许多单位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地调动起来，他们蕴含着的智力也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地挖掘出来。
影响他们发挥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对知识分子仍然抱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偏见，总认为他们政治上不大可靠，思想上问题很多，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知识分子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
据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调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是人民群众中科学文化水平最高的一部分人，而且觉悟水平也是比较高的。
这表现在他们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比一般人更为解放，工作上有责任感和事业心。
许多知识分子十分珍惜时间，下班后回到家里，也坚持学习、写作、备课、批改作业，总想为国家多做点事。
他们当中搞不正之风的和违法乱纪的也比较少。
当然，有些人思想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党组织有责任热情地帮助他们继续进步。
尽管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工作上、纪律上的表现是好的，但是，不少单位还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有个大学统战部门的同志提出要切实解决知识分子的实际困难，有的领导同志就斥责他：
“你还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为什么这样为他们使劲？”
有个县在套改农业技术人员的职称时，有的领导干部就说：
“这太便宜他们了，又想当农艺师！”
还有些单位的领导对知识分子总是百般挑剔。
知识分子提点意见，就说他们“翘尾巴”。
话说多了，说他们“夸夸其谈”；
话说少了，又说他们“阴”。
不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还表现在一些应由专家作决定的事，不放心让专家去办。
市科委一位干部以评定技术职称为例说，按照国务院批准的规定，技术人员的职称应由评定委员会评而定之，而且评委会是党委批准成立的，本该有职有权。
但是，实际上不少单位还是党委的一些同志说了算，评委会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由于思想上不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一些单位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的阻力很大。
有些工厂大专毕业的技术干部很多，但领导干部中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很少。
有的职工反映说，我们厂的领导干部只相信和提拔自己的“师兄弟”，不大信得过知识分子。
对待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不仅领导干部中有，而且在一般行政干部和职工群众中也有。
例如，在工厂企业里，后勤人员为生产第1线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学校、医院、科研、出版等单位，一些后勤人员却不愿为第1线服务，认为这是“伺候”知识分子。
由于思想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工作上也就不能很好地为业务工作着想，许多具体事务只得由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自己干。
有个大学修理温室，要教授自己骑自行车去买玻璃。
有的大学的教师编出教材后，要自刻蜡版，自己油印。
这实际上分散了知识分子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由于对知识分子仍然抱有政治偏见，许多单位不注意在可能范围内照顾知识分子的利益，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到了一些基层单位，也往往打了折扣，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北京市一些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同志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说明长期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的影响至今仍相当严重。
他们说，多年来，我们许多同志不把知识分子当作国家的主人，仅仅看成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许多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了打击对象。
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党中央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一些领导干部仍然没有破除左倾思想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不认为知识分子是四化建设的依靠力量。
因此，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际工作上继续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消除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
本报记者邵泉

《中国历史学年鉴》出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从1979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学年鉴》。
这部年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1部专业性年鉴。
《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近五十万字，栏目主要分二类：
一类反映本年度中国历史的研究情况和动态，主要有一年来史学述评、学术讨论会、新书选介、科研工作和有关的出版计划等；
另一类主要介绍现代史学家、史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历史系、中国史刊物、全国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全国部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工具书等，逐年刊载。
在“一年史学研究”栏目下，则分专题讨论、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三大部分，共21个专题，扼要评介这些专题在本年度的科研基本状况、重要进展和提出的新课题。
（陈有和）

依法办案的范例
马荣杰
我坐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旁听席上，聆听着特别法庭庭长对江青等十名主犯的宣判。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累累罪行，不禁使我回想起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中，人民遭受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在那样的年月，民主何在？
法制何存？
多少国家领导人、无数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受他们诬陷、迫害和镇压，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揪斗、关押、迫害致死。
他们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政变，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正如特别法庭的判决书所指出的，他们的犯罪活动，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对这样一个反革命集团案应当怎样处理呢？
办法不外有三：
一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取他们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手段来惩治他们；
二是不公开审判，秘密处理；
三是依法公开审判，使他们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前两种做法是封建性的报复行为、不依法办事的行为，而后一种做法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体现。
依法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其意义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它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司法机关，是要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
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实现四化的需要，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审判这个特别重大的反革命案件，是否能够严格依法办事，引起了国内外的深切关注。
事实充分证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活动是严格依法进行的，是依法办案的一个范例。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严格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列举了48条罪行，每一条罪行都提供了各种证据，其中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等等。
而每一项犯罪事实，每一个证据，在法庭调查阶段，审判人员都一一进行了查证。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法庭对起诉书提出的指控，都进行了客观的充分的审问和调查。
在作出判决之前，全部庭审调查的目的在于查清事实真相。
凡是在法庭调查中被确凿证据证明了的犯罪事实，则在判决书中加以认定；
否则，在判决书中则予以否定。
这反映了检察院与法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的关系。
比如起诉书指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1974年10月17日在北京钓鱼台17楼阴谋策划，18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阻挠邓小平出任第1副总理。
经法庭庭审调查，认为上述行为不属于刑事犯罪，因此，判决书没有追究江青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刑事责任。
在适用法律方面也是一丝不苟的。
这次审判，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严格依法进行。
比如起诉书指控江青等十名主犯分别犯有八种罪，而判决书只确定他们分别犯有六种罪，即组织领导或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未遂）、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
至于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留罪，对于本案某些被告人来说，已经过了追诉时效；
而对于另一些被告人来说，则因为刑讯逼供和非法拘禁是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因此未单独列为罪名。
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
如此重大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能否依法独立进行审判，这是举世注目的大事，它关系到维护法制的尊严，关系到是否能成为全国依法独立审判的表率。
事实证明，特别法庭做到了依法独立进行审判。
这表现在：
第1，在一个多月法庭调查和辩论活动中，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共开庭42次，每次开庭都由庭长或副庭长主持庭审活动，全部庭审活动都切实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在审理的过程中，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出现任何情况都由审判人员依法裁决，其他任何人无权干涉也无法干涉。
第2，这一案件的特点，是案情重大，问题复杂，证据众多，审理的时间较长。
只有直接参与这一案件的审判人员，才能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对这个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
特别法庭的35位审判员，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在法庭辩论和被告人最后陈述之后，充分地认真地进行了评议，最后郑重地依法作出了判决。
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法庭在评议时，认真考虑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
考虑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护；
考虑了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
也充分考虑了证人的证言以及其他各种证据。
只有亲身参与审理此案的审判人员，才能作出如此有理有据而又具有说服力的判决。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中，被告人的口供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1，被告人拒不供认。
比如被告人张春桥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一言不发，对法庭的审问拒不回答，但是法庭对于起诉书指控他的每一项罪行，都进行了认真查对，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即使他拒不回答，同样可以定罪。
张春桥指使蒯大富煽动“打倒刘少奇”，张春桥拒不认罪。
法庭出示了蒯大富当时的笔记、《清华大学井冈山战报》，又传讯蒯大富出庭作证，证明了张春桥的这一罪行，因而判决时确认他诬陷迫害刘少奇。
第2，被告人不认罪。
比如，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这个专案组进行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
法庭在审问江青的这一罪行时，江青不认罪。
法庭出示了大量证据，有关人员出庭作证，特别是播放了江青当时的录音，这些都是铁证，因而法庭在判决时对江青的这一罪行作了肯定。
第3，有的被告人由于对法律无知或由于其他原因，在法庭上的供述言过其实，但法庭根据有关证据，证明某项具体罪行不应由他负责，因而免除其刑事责任。
比如被告人吴法宪供认，他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因而对林立果进行的大量反革命活动要负直接罪责。
但是经法庭调查证实，吴法宪并不知道林立果利用他交给的权力进行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和策动武装政变，因而法庭判决时不要吴法宪对这一罪行直接承担责任。
由于特别法庭严格遵循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法律规定，使某些被告人的阴谋不能得逞，也使某些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最后法庭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贯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在我们国家里，不允许有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其中九名当年都是“大人物”，然而他们触犯了刑律，同样要受制裁。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有辩护权，可以自己进行辩护，也可以委托律师辩护；
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有向证人质讯的权利。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虽然罪行严重，但特别法庭按照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则，仍然维护了他们上述的合法权利。
被告人在法庭上回答审判人员的审问时，有的表示“想不起来”，法庭允许他们思考和回忆；
法庭在辩论阶段，允许被告人充分为自己进行辩护，被告黄永胜作了三个多小时的辩护，法庭认真听取了他的辩解。
即使象张春桥那样一言不发的被告人，法庭还是反复向他交代他在法庭上应有的权利，审判长宣布辩论终结后，允许他作最后陈述。
他放弃了这个机会，那是他自己的事。
这个案件，有四十多人出庭作证，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是谁，只要法庭认为应当出庭作证的，都可通知他到庭作证。
此案的证人有各方面人士，有中央机关的负责人，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
对于这个集团的十名主犯，定罪量刑也是严格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行的。
我国刑法第57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量刑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江青等十名主犯属于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动机和目的，因而形成一个反革命联盟。
他们的行为是共同犯罪，但犯罪事实和情节各不相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不尽一样，因此对他们的惩罚也就有所区别。
对江青、张春桥之所以判处刑罚较重，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反革命集团中处于重要地位，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由于特别法庭严格根据事实、依照法律办案，在各方面都产生了好的影响。
全国各族人民为这一案件的正确判决欢欣鼓舞，欢呼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胜利。
许多外国法学家都对我们的这次审判作出了评价，认为这次审判是“进步的”、“文明的”、“公正的”。
本案的被告人，大都在清楚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面前认罪服法。
他们在接到起诉书之前，有的不认罪或者不完全认罪，但是在接到起诉书之后，看到起诉书所列的罪行是实事求是的，对他们是宽大的，因而认罪态度起了很大的变化。
经过法庭的审理，在大量铁证面前，有的过去不认罪的现在认罪了；
有的在法庭上表示悔罪，痛哭流涕；
有的在证人出庭作证时，感到自己的罪恶深重，下跪请罪；
有的向法庭恳求给他一个悔罪、赎罪的机会；
还有的向法庭递交了悔罪书。
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严格依法办案的威力。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使阶级敌人受到了打击和震慑，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使全体司法干部有了依法办案的范例。

《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宓汝成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记述了一八四七—1949年中国铁路的发展史，是作者多年来广集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潜心研讨的结果。
全书五十余万字，并附有插图多幅。
我国铁路的兴建是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建筑铁路的过程就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进一步勾结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自然经济瓦解、商品市场扩大的过程。
作者在本书中着重探索了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究竟有什么表现，又是怎样表现的；
铁路的兴建在其中起过什么作用，又是怎样起作用的。
本书对于研究中国铁路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都有参考价值。
（冯佐哲）

当前国内法学的一些动向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全党思想的解放，法学界的思想也逐渐活跃。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七个重要法律以后，法学界出现了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
过去在法学上的许多“禁区”被不断打破，一些新的问题不断提出，法学论坛上的讨论正在广泛深入开展。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法学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根据掌握的资料，对当前国内法学的一些动向作一个概括的介绍。
在法学研究对象上，突破了以研究国家学说为主的框框
法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它应包括哪些内容？
法学界在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存在着争论。
苏联当时没有把政治学当做一门专门学科，长期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作为法学的基础理论课，因而我们也把国家与法一起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
后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法的内容更是被国家学说代替，法学研究几乎完全被取消了。
最近，法学界对此进行了讨论。
多数同志认为，国家和法虽然是由于同一原因同时产生的，二者有密切的联系，但毕竟是不同的社会现象，各有自己的范畴。
法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法律制度。
研究法学，当然要涉及国家问题，但应从法的角度来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国家问题，其出发点与范围是不同的。
去年09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上，对法制史研究对象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许多同志认为，它应该只研究历史上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的实质、特点、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规律，而不包括国家制度在内。
这就在法学研究对象问题上打破了原来的框框，大大前进了一步。
对“法是阶级斗争工具”提出了不同看法
过去，人们把法只看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压迫）的工具。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宣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法学界对法的阶级性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从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大家感到把法只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不全面的。
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法，还是剥削阶级的法，它们都不单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因为在人类历史中，剥削阶级的法除了把锋芒指向劳动人民外，也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除了用法律手段保护它们的私有制以外，还利用法律手段来调整整个社会生活。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法，除了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破坏和捣乱活动以外，更大量的是担负着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和国民经济建设中诸方面关系的任务。
如果把法只看作是阶级斗争（或阶级压迫）的工具，那么，《种子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等也是压迫阶级敌人的工具了。
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
但是，对于法在阶级斗争以外的那部分职能怎么看，是阶级性的表现，还是社会性的表现，目前还有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法应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专政性的阶级压迫的规范；
另一部分是普遍性的社会生活规范，例如交通规则、自然环境保护、卫生保健、宇宙空间利用等等，这些法律规范的实施，受益的是社会所有的人。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由此认为，法不仅有阶级性的一面，而且有社会性的一面。
另一种观点认为，把法分为有阶级性和没有阶级性两部分是不科学的。
倾向于肯定法的继承性
五十年代初，法学界曾经对法律有无继承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法律有继承性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进而又对主张法有继承性的人进行了批判，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禁区”。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法学界对这个问题又展开了讨论。
从目前情况看，虽然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倾向于肯定法有继承性。
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主要论点是：
旧法不能批判地继承，只能借鉴，因为从旧法的阶级性和旧法的实践看，都是十分反动的，必须彻底废除。
至于旧的法学、法的思想，则属于文化遗产，其继承问题可以讨论。
主张法有继承性的同志则认为，所谓法的继承性，是指新旧法之间的历史联系。
旧法不论在上升时期或没落时期，都可以批判地继承。
借鉴是继承的一种特殊形式。
法律规范和法学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
怎样理解“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54年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中都有明确规定。
但后来被说成是没有阶级观点，是“让反革命同革命讲平等”而遭到批判。
粉碎“四人帮”后，法学界冲破了这个禁区，重新肯定了这个原则的正确性。
目前，这个原则已重新写进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但是，对这一原则目前还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一种意见认为，这个原则指的是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为法律本身反映人民的意志，在立法时对社会各阶级不可能是一视同仁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它不仅是司法原则，而且也是立法原则，因为法律的适用是以法律的制定（立法）为前提的。
没有立法上确认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就没有法律上的“人人平等”。
在今天，即使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法律上也要保障其享有其他诸如人身安全、劳动等的权利。
所以把人人平等的原则限制在司法范围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有害的。
提出了任何机关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问题
过去，由于法制不健全，党政机关以组织或党委名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时有发生。
最近法学界有人主张借鉴外国的一些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第2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法律不允许公民对违法的国家机关起诉，因此，国家机构侵害公民权利的事屡有发生。
战后，英国法律不仅允许公民对违法的国家机构进行起诉，而且还设立了一个新的专门机构，以受理公民对政府各机关的控告，并负责对这种控告进行调查。
同时还设立了行政法院，以解决公民与政府机关的纠纷。
南斯拉夫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对违法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象对待违法的自然人一样要追究法律责任。
我国宪法第43条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
原则上肯定了国家机关违法同个人一样要追究法律责任。
因此法学界建议应该设立专门机构受理群众对国家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违法行为的揭发和控告，以维护法律的权威。
犯罪构成理论得到肯定
犯罪构成理论作为一种学说，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同封建社会的司法专横、罪行擅断主义相斗争提出来的。
它要求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构成犯罪条件才能定罪，法官无权擅自定罪判刑。
犯罪构成理论早在1957年以前，我国法学界就进行了研究，并在教学中采用。
但后来遭到了批判，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理论”，是“为犯罪开脱罪责”，讲犯罪构成是“对抗党的方针、政策”。
定罪量刑不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也就没有什么规格和标准，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混乱。
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出现了没有任何危害客体和客观方面的所谓“思想犯罪”、不存在反革命目的的“恶毒攻击罪”等等，造成了大量的冤错假案。
鉴于这些历史教训，粉碎“四人帮”以后，法学界重新提出了犯罪构成的理论。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理论已经得到普遍的肯定。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构成理论的影响，促进了一大批冤错假案的平反。
关于“无罪推定”问题有很大分歧
“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针对封建司法的“有罪推定”原则提出来的，它对于反对封建的司法专横，曾起过进步作用。
这一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中是否还适用呢？
法学界在五十年代初曾进行过讨论，后来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被列入禁区。
今天有的同志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法学界展开了讨论。
从目前讨论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资产阶级“无罪推定”原则和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只是在“有罪”和“无罪”问题上有所区别，而在推定上则是一致的，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表现。
不仅如此，它和我国刑事诉讼中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侦查、逮捕、起诉的实践也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这个原则对无产阶级来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糟粕，应该完全否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无罪推定”这个假定是从被告人在审判以前的法律地位这个意义上讲的，它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不矛盾，而且实事求是不能代替“无罪推定”。
对民法和经济法是分立还是合一有不同主张
民法和经济法都是调整我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它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关系十分密切。
法学界都认为有必要尽快制定民法和加强经济立法。
但是，民法和经济法到底怎么搞？
是分立还是合一？
它们各自的内容和体系如何确定？
这些问题还在探讨之中。
按照传统的做法，民法主要是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财产是私人占有的，因此，民法一向被列入“私法”的范畴。
第1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家参与和干预经济的加强，在民法以外又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立法，国家通过法律手段来干预竞争、价格、信贷等等，导致了“公法”与“私法”之间界限的逐渐消失。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出现一个系统的经济法或法典，有的只是各种经济领域中的立法和实践。
在苏联和东欧，虽然反复进行过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讨论，但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国家在民法以外制定了经济法典，其他国家都还在继续摸索。
对于我国如何处理民法和经济法关系，目前有合一和分立两种主张。
主张合一的同志认为，民法和经济法都是调整经济关系的，因此可以制定一部统一的经济法典来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
至于原来民法中调整公民个人所有的财产关系，可以规定在单独制定的公民权利法中。
但是，多数同志认为制定这样一个统一的经济法典目前还有困难，主张民法与经济法分立，既制定民法，也要制定各种经济法规。
（谢次昌徐澄清）

一只信鸽飞行九千公里返回老家
新华社里斯本1月25日电据葡萄牙通讯社报道，一只信鸽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经过七个月的长途飞行，最近飞到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行程九千公里，创造了世界信鸽的飞行纪录。
这只信鸽原是居住在比勒陀利亚的一位名叫安东尼奥·多明格斯的葡萄牙侨民的。
去年06月，他把这只信鸽送给了里斯本的一位朋友。
但是它在新主人家没有待多久就失踪了。
七个月之后它又出现在住在南非的原主人家里，仍系戴着原来的小铁环。
这个消息传出以后，据温哥华一位养鸽的专家推断，信鸽无法飞越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上空，它很可能是“搭乘”一艘南去的轮船抵达南非的。
但是，里斯本养鸽联合会副主席罗梅乌·费尔南德斯却认为，这只神秘的信鸽的历险不是不可能的。

一声警钟
几天前来自波恩的消息说，莫斯科已经向西德和奥地利发出通知：
因“技术原因”，今年第1季度向它们供应的天然气减少三分之一。
正当西欧各国为能源短缺发愁的时候，莫斯科来了这一手实在是坑人不浅。
去年，西欧国家通过输气管道从苏联进口21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西德和奥地利可算是个大主顾，进口量分别占它们的天然气消费量的16％和48％。
那时苏联真是慷慨得很，拧开龙头，高喊苏联同西欧的合作是缓和的可靠基础，有着“共同的利益”，自诩苏联是西欧“可靠的伙伴”。
可是，现在当西欧经济处于困难的时候，这位“可靠的伙伴”，一下子就关掉了数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所谓“共同的利益”原来就是乘人之危卡人家的脖子。
去年西欧人们越来越明白，天然气在莫斯科手中已经成为政治讹诈的一种工具。
当苏联侵略阿富汗而处于困境时，为了拉拢西欧各国继续玩弄缓和骗局时，它就把天然气的龙头松开些，而当西欧各国不愿上它的当，坚决指责苏联侵略阿富汗以及威胁波兰时，这个龙头就拧紧了。
答案是清楚的，苏联随时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松开或拧紧龙头，原因嘛，当然可以归之于“技术原因”或其他事情，反正不会发愁找不到借口。
无怪今天在西德有人惊呼这种控制在莫斯科手里的龙头“是靠不住的”，“硬说绝对可靠，这是不严肃的”。
不少人对这种“对苏联的依赖”感到担忧。
这种情景对于至今沉溺在缓和幻境中，迷恋于同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的人，不啻是一声警钟。
（附图片）
莫斯科行情冷远文方成图

伊斯兰教的摇篮——麦加城
第3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25日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伊斯兰教圣地克尔白清真寺开幕了。
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
它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部，离吉达港90公里，座落在一条狭窄的山谷里，四周群山环绕，气候炎热少雨。
这座城市约有30万居民，他们以接待每年来自世界五大洲各国的成百万朝觐者为主要职业。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诞生在麦加，并在此创立和传播伊斯兰教。
公元623年07月，穆罕默德把麦加定为穆斯林朝拜的方向，即朝拜时要面向麦加。
这样，麦加便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
麦加城中心还有一闻名遐迩的伊斯兰圣寺，高达24米。
面积为18万平方米，可以容纳30万人。
寺前有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巍峨方形石殿——圣殿克尔白（意即方形房屋），也称天房（即真主安拉的房子）。
据传，克尔白圣殿是先知易卜拉欣和他的儿子伊斯玛仪勒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建造的。
石殿外墙的东南角上镶嵌着一块圆形的陨石，它黑而发亮，高1．5米，长30厘米，相传是圣寺开始建造时的遗物，被穆斯林视为神物。
麦加在古代是一个商业中心，亚非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商队多汇集于此。
近些年来，沙特阿拉伯政府为了适应朝觐者的需要，从国库中拨出了巨款来修缮这座圣城。
今日之麦加，既有古色古香的宫殿，也有现代化的高楼，是穆斯林所向往的地方。
·从·

加强团结共同对付外来侵略
第3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隆重开幕
哈立德国王呼吁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对付以色列及苏联侵阿
新华社科威特1月25日电据麦加电台广播，第3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今天下午在伊斯兰圣城——麦加开幕。
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主持了开幕式。
哈立德在书面讲话中呼吁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对付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及“苏联入侵阿富汗。”
为期三天的首脑会议将讨论耶路撒冷的地位、阿富汗局势和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等问题以及伊斯兰国家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领域进行合作等内部问题。
开幕式是在麦加的大清真寺庭院内举行的。
来自37个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赤着脚盘坐在小块地毯上出席了这个隆重的伊斯兰教式仪式。
伊朗和利比亚拒绝出席这次首脑会议。
埃及没有受到邀请。
据报道，阿富汗抵抗组织的代表将作为观察员出席首脑会议。
会议组织者没有理睬苏联的傀儡卡尔迈勒政权。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副首相法赫德代哈立德国王宣读了他的书面讲话。
哈立德说，“今天，我们在伊斯兰历史转折的时刻进行会晤是伊斯兰世界觉醒的必然”，因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现在占领着耶路撒冷，占领着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苏联殖民主义对穆斯林国家阿富汗进行着武装入侵……伊斯兰民族渴望过高尚而美好的生活，他们希望加强团结，解放他们的土地和圣地。
这些愿望是崇高的，它要求伊斯兰民族领导人采取正确的立场。”
沙特阿拉伯国王说：
“伊斯兰民族的一部分—巴勒斯坦，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和阿富汗遭到欺侮、蹂躏和侵略，在我们的圣地耶路撒冷，穆斯林们在流血，他们的权利被剥夺，几百万人流离失所……为此必须全力以赴，加强团结，下决心，认真地工作，共同努力，克服我们面临的一切困难。”
他说：
“我们不应该忠于东方集团或西方集团，而要忠于真主。
伊斯兰世界的安全不能靠参加军事联盟或在一个大国卵翼之下来实现。”

他说：
“我们懂得，实现伊斯兰民族的目标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也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事。
这些崇高的工作落在伊斯兰政治领袖们的肩上。”

开幕式之后，与会者驱车前往麦加南部的塔伊夫，准备在那里举行首脑会议。
据今天来自塔伊夫的消息说，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已抵达塔伊夫参加这次首脑会议。
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沙提将同瓦尔德海姆进行磋商，讨论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共同合作来解决海湾战争、阿富汗及巴勒斯坦等问题。

外国漫画选
图中拳头两侧的阿文是“团结就是力量”。
旁边黑色的方形石殿象征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开幕的地方——麦加清真寺。
原载沙特阿拉伯《乌卡兹报》

意共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建党六十周年
贝林格号召扩大和加强意共同人民的联系
新华社罗马1月25日电意大利共产党今天在罗马举行了有近两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热烈庆祝建党60周年。
总书记贝林格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贝林格说：
“意大利共产党已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和牢固组织的政党在意大利确立起来，它是（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最有代表性的政党。”
他在讲话中强调，意共同世界其他政党的广泛联系，由于它去年“同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关系而进一步得到了扩大”。
他在讲话中回顾了意共的发展历史，并且提出了意共近期的奋斗目标。
他号召扩大和加强意共同劳动群众和人民的联系。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张越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使节、代表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为庆祝建党60周年，意共决定在1月12日到2月18日期间，分别在米兰、里窝那、罗马、佛罗伦萨等地举行一系列集会，党的领导人分别在这些集会上讲话。

比利时将把替换下的飞机给土耳其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25日电据比利时报纸报道，比利时已经决定，将其空军由于改用F—16式飞机而替换下来的第1批F—104式飞机，作为军事援助提供给土耳其。
在这之前，曾一度谣传比利时将把这批飞机出售给台湾，但比利时政府已正式加以否认。
比利时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在1月16日就此事对新华社驻布鲁塞尔记者说：
“比利时的政策是，只向它所承认的国家出售军事物资。”

沙特阿拉伯为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大兴土木
新华社科威特1月25日电第3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1月25日在伊斯兰圣地——麦加的克尔白大清真寺举行。
东道国沙特阿拉伯在塔伊夫专门为这次会议建造了一座豪华的会议宫。
会议宫从1980年05月动工，建筑和内部装饰用了八个月时间。
宫内所有房门的拉手都是用黄金做的，全部造价达3．5亿美元。
会议宫装有600条电话线，其中123条电话线可以通过人造地球卫星同世界各国通话。
此外，沙特阿拉伯每天为与会者准备五千份饭菜。
从十个国家聘进了35名高级厨师为各国首脑进行烹调。
厨师们在会前用三个月时间专门研究了各国首脑的饮食习惯。
沙特还聘请了500名来自四十个国家的工作人员为会议服务，特意为各国元首准备了从西德进口的高级轿车——奔驰六百号。
沙特阿拉伯为这次会议总共花了多少钱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20亿美元，有的说12亿美元。
总之是一笔庞大的数字。

泰国边防部队再次击退越军入侵
目前边界军事对峙紧张气氛仍未解除
新华社曼谷1月26日电侵柬越军今天又武装入侵泰国东部巴真府边境地区，泰国边防部队奋起还击，将入侵者击退。
目前，边界的军事对峙的紧张气氛仍未解除。
今天凌晨三时许，一股越南军队侵入巴真府达帕耶县讪洛差岸村以东离开边界八百多米的地方，并用迫击炮、火箭和轻武器袭击了正在那里执行任务的泰国边防巡逻部队，打死泰国士兵一人。
泰国巡逻部队当即予以还击，激烈交火两个多小时。
最后，在边防部队的支援下，入侵者全部被赶出泰国领土。
但是，在讪洛差岸村对面柬方一侧的越军仍然不断向泰国境内打炮和发射火箭。
泰国边防部队用大炮和迫击炮给予了应有的回击。
目前，泰国向讪洛差岸村地区增派了兵力，加强戒备。
这是越军今年以来第2次入侵泰国领土。
上次入侵事件发生在1月03日。

简明新闻
萨达姆表示愿同美国复交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最近在巴格达接见科威特《新闻报》记者时提出了伊拉克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条件。
他说：
“当我们看到对阿拉伯人有利、对伊拉克有利时，我们就将恢复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伊拉克是在1967年阿—以战争后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
土一些高级职位由退役军人接替
土耳其三个重要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已由退役将领接替。
国营“土耳其广播电视台”台长由退役少将马吉特·阿克曼接替，国营“新闻出版总局”局长由退役少将内贾蒂·奥兹卡内尔接替，半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社长改由退役准将杰弗代特·坦耶利（曾任北约组织司令部情报办公室主任）担任。
最近，包括中央银行行长在内的一些重要的国家官员、一些次长（相当于副部长）和局长也被撤换，并由退役军人接替。
南非开普省暴雨成灾
南非西南部的开普省连日来不断下暴雨，洪水泛滥成灾，许多地区陆路交通中断，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一百一十九人死亡。
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之间的主要铁路线已被洪水切断。
一些公路也因塌方而不能通行。
（据新华社）

美国国内对美伊协议存在分歧
获释的美国人质从西德回到纽约
新华社华盛顿1月25日电52名获释的美国人质在西德经过四天医疗检查和休息后，于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纽约，在机场上受到其家属的欢迎。
据白宫宣布，1月27日将在白宫举行正式仪式，欢迎获释的人质及其家属。
里根总统将接见他们。
遭伊朗扣留的52名美国人质是20日晚间获释的。
他们在西德的威斯巴登逗留期间，受到了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欢迎。
卡特是受里根总统的委托，专程前往西德欢迎这些美国人质的。
尽管这些美国人已经获释并回到了美国，但是在美国国内针对那些人质扣留者仍怀有不满情绪，并且在美国同伊朗的未来关系上存在着分歧意见。
有些人建议，新政府应考虑不要尊重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并拒绝其中的部分条款；
而不少人则从战略的观点出发，主张改善同这个波斯湾国家的关系。
前国务卿马斯基今天在美国广播公司发表电视讲话，主张美国“当前应该向前进，而不应后退到同伊朗进一步对抗”。
马斯基认为，伊朗地理位置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是美国在考虑它同伊朗未来关系时所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他说：
“我们应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我们的利益。”
他认为，美国新政府应该尊重同伊朗达成的协议。
美国在态度上的任何改变都将对美国造成损害，“破坏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信誉”而且在将来将为此付出代价。
同伊朗进行谈判的美国首席代表、前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今天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发表讲话指出，新政府在完成对协议的审议之后，应该继续前进并加以贯彻。
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并且将会“严重损害美国在全世界的声誉”。
（附图片）
01月25日，美国人质从西德回到美国。
人质和家属乘坐的汽车到达纽约州西点军校时，受到热烈欢迎。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苏联克格勃在越老柬窃取泰国情报
本报曼谷1月26日专电记者丁好德报道：
01月26日的曼谷《星暹日报》透露，目前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的许多所谓苏联顾问和苏联外交人员，实际上都是苏联克格勃特务，他们或者直接，或者指挥越南、老挝、韩桑林政权的情报单位，干着收集情报的勾当。
这家报纸指出，苏联克格勃在老挝和柬埔寨设立的雷达站，能够监视泰国东部和东北部边境地区飞机的动态。
苏联克格勃在柬埔寨的金边、马德望、暹粒等地设立的偷听情报的电台，能够随时偷听泰国、柬埔寨边境地区泰国军队动态的情报。
克格勃在磅逊港和戈公岛设立的电台，能够窃听有关泰国在暹罗湾活动的情报，还能窃听有关美国第7舰队动态的情报。
苏联克格勃在老挝设立的电台，能够窃听泰国东北部军队、政府的无线电通讯，还能窃听有关中国云南中国军队动态的情况。

英工党特别大会决定改变选举党的领袖办法
由议会党团选举产生改为由选举团选举产生
本报伦敦1月26日专电记者许庆美报道：
01月24日，英国工党在伦敦的温布莱召开的特别大会上，通过了一项修改选举工党领袖程序的决议。
工党的新领袖今后将由包括工党议会党团、工会及地方工党组织三方面人士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
在选举团中，工会占40％的票，地方工党组织和议会党团各占30％的票。
这种选举办法改变了过去工党领袖由工党议会党团选举产生的做法。
人们认为，特别大会的决议，较多地反映了工党“左”派的主张。
“温和”派提出的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由党员群众选举工党领袖的提案遭到否决。
1979年05月，工党在大选中失利下台后，党内的“左”派和“温和”派在裁军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以及企业国有化等问题上，表现出重大的政策分歧。
对党内的组织问题，两派分歧更为明显，改变选举工党领袖的程序便是焦点之一。
去年10月在工党第79届年会上，党内就选举领袖问题展开争论，并通过决议规定党的领袖今后不再由议会党团选举，而在一个参加人员更加广泛的选举团内进行。
但当时各方对选举团组成意见不一，决定在今年01月召开党的特别会议来确定。
在工党内部两派分歧明显存在的情况下，英国舆论界盛传，一些工党“温和”派人士正在酝酿筹组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号召的中间政党。
这次特别大会就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召开的。
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认为，这是一次关系到工党团结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工党历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近十多天来，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频频呼吁“团结”和“容忍”。
在特别大会的闭幕词中，富特一再强调保持工党团结的必要性，力争避免分裂。
在特别大会上，记者接触到的一些人士认为，会议的结果表明，工党的“左”派力量在继续增长，特别大会未能缓和两派的分歧；
并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迟早将出现一个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政党。
但是有的英国人士认为，根据英国传统的两党制度，中间政党在英国政坛上回旋余地不大；
然而也有人认为，尽管中间政党不可能取代保守党和工党的政治地位，但将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中间阶层”人士的支持，从而在英国政坛上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避免英国政治走向右的或“左”的极端。
因此，英国报刊认为，这次大会对英国政治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它的议题的重要性。

铃木发表施政演说阐述本届内阁基本政策
推行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在八十年代为日本走向二十一世纪打基础
新华社东京1月26日电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在今天复会的第94届通常国会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阐述了本届内阁的基本政策。
铃木提出的根本方针是，通过推行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在八十年代为日本走向二十一世纪打下基础。
铃木指出，在七十年代，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同时对世界应负的责任也显著增大。
七十年代发生的许多问题仍未解决，今后仍要从根本上加以对付，而这些问题都不仅是必须紧急对付的当前的问题，而且是开辟未来的基本课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严格的自我克制和顽强的努力。
这些问题包括：
石油以及资源、环境方面的制约、通商摩擦、人口老化和财政收支不平衡等。
铃木在谈到国际形势和对综合安全保障的考虑时说：
“最近的国际形势是，因为苏联军事介入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争端、波兰事件等，在世界各地出现了紧张局势的加剧。”
还有资源、能源形势不稳定等等。
铃木说，日本要通过对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积极地作出贡献，来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发挥作用，同时来谋求本身的和平与安全。
在谈到日本的防卫问题时，铃木表示决心坚持专守防卫、不作军事大国和不搞核武装三项原则，要有用自己的手保卫自己国家的气概，建立有节制的质量高的防卫力量，同时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轴，来确保日本的安全。
同时铃木又说，单靠建立防卫力量来确保日本的安全是困难的，重要的是要广泛地、综合地来运用外交、内政的各种措施。
其中，铃木特别谈到了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并说要在今后五年内把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在过去五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
通过综合安全保障有关阁僚会议，来推行综合安全保障政策。
铃木说，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以日美友好合作关系为基轴，加强同西欧各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团结，在全世界广泛开展友好和合作。
他打算努力同美国新政府建立进一步成熟的日美关系，在解决国际社会发生的各种问题时，在两国紧密提携下，去发挥期待日本发挥的作用。
铃木指出，日中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正在扎扎实实地增进。
他希望通过实务性交流的深化，来发展两国之间的稳定的合作关系。

友谊花盛开
本报记者李红
在乌干达共和国东部的布索加省境内，有一座中国援助的、由中国和乌干达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兴建的基宾巴水稻农场。
这座农场在1976年建成后，水稻年年丰收，农场越办越兴旺，因而被人们誉为是一朵盛开的中、乌合作的友谊花。
基宾巴农场的所在地——基宾巴河地区原是一片沼泽地，芦苇荆棘丛生，蚊蝇蛇蟒肆虐。
但我国技术专家考察后，认为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可建立水稻农场。
1973年，中国和乌干达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开始在这里建场，当时，施工条件较差，生活也很艰苦，面临的困难很多。
但是，为了使农场早日种出水稻，中、乌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河的上游筑起堤坝，造成可蓄水302万立方米的水库；
在河的下游沼泽地平整出八千多亩的水稻田，还修起了道路桥梁和房屋。
现在农场可产稻谷八百多万斤，成为乌干达产大米最多的农场。
在1979年坦桑尼亚反击阿明的战争中和1980年由于严重旱灾而缺粮的情况下，这个农场提供了乌干达人民急需的大米，满足了市场的部分需要。
现在这个农场已经成了乌干达发展和推广水稻的技术中心。
全国各地的官员和农民到这里参观学习。
有些地区的农民在中国专家的指导下种植了成千上万亩的水稻。
许多乌干达人民在农场学会了水稻管理和机械操作。
基宾巴水稻农场并不只是生产稻谷，而是多种经营。
他们还建起日产24吨碾米厂一座，又利用加工厂的副产品养猪、养鸭，种植蔬菜，供应市场。
此外还建设了年产120万块的制砖厂。
农场的农机修配车间，既满足本场需要，又对外提供服务。
农场很重视技术培训，开设过《水稻的一生》、《水稻病虫害的防治》和《拖拉机的维修和保养》等课程，培训了不少技术人员和工人。
有的工人经过刻苦学习，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能独立操作就提拔为技工，以鼓励工人学习技术的积极性。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乌干达朋友在共同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乌干达朋友赞扬说：
“中国专家工作出色，给乌干达人民很深刻印象”，“中国是我们的好朋友”。
以奥博特为首的乌干达新政府赞扬基宾巴农场是“各国援助乌干达项目中搞得最成功的一个，它打开了乌干达人民的眼界”，“为乌干达农业发展树立了良好榜样”，“是所有发展项目的典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乌干达代表表示“基宾巴农场是援助的最好方式，它教会人民生产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援助工作的榜样”。
她希望同我国合作多办几个农场。

吸毒的悲剧
卢继传
不久前在西德的一个城市，人们在一间森林小屋里发现一对兄妹自缢：
哥哥叫西格弗里德，26岁，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雷娜特，16岁。
自杀那天，雷娜特用头巾将自己吊死，她哥哥将她的尸体放在沙发上，然后把绳子套上自己的脖子，也悬梁自尽，这出悲剧事后经过调查，原来他们都吸食海洛因，上了瘾而无法自拔，可是买毒品的花费越来越多，无力支付。
在这种毒瘾纠缠下，经过反复考虑，便写下最后一封信，走上了这条死路。
这种由于吸毒而自杀的悲惨事例今天在西德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最近还发生过两个女青年惨死的悲剧。
其中一位叫玛西，曾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另一个是失业教师。
她们都只有21岁。
一天晚上，她们在酒吧间，一边默默地喝着香槟酒，一边写着信。
然后，她们带着两支海洛因注射液和一根尼龙绳，去寻找“一处能把一切抛到脑后的地方”。
第2天，人们发现她们吊死在铁路桥上。
这种惨事，在我们看来的确是令人震惊的。
可是，今天在西方已经成为司空见惯，引不起轰动的新闻了。
西方青年人吸毒成风，成为一种普遍而又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西方报纸报道，西德吸毒的青年很多，在18—25岁青年人中间，长期吸毒者占45％，他们当中每年有300人因吸毒而死。
在18—25岁的600万青年人中，“瘾君子”竟有24，000人。
更可怕的是，年幼的小学生中吸毒上瘾的人越来越多。
不仅在西德，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青年吸毒者也都不在少数。
在美国更不用说了，吸毒情况更甚于西欧。
难怪，西欧报界一再惊呼“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死于吸毒”。
西方社会，表面上看来，有比较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无数青年却沉沦于精神的空虚之中，他们从毒品的麻醉中寻求摆脱苦闷的出路。
这种矛盾的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吗？
今日的西方世界，猛一看的确花花绿绿，五光十色。
但是隐藏在这块漂亮帷幕后边的是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企业、工厂关闭，大批工人失业。
首当其冲的便是广大的青年人，他们找不到职业，精神上没有寄托，心里聚集着不满、失望、苦恼、消沉、郁闷……，于是乎，吸毒便成了他们最好的精神慰藉。
在个人主义极端膨胀的西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自我和金钱利益为中心。
他们视家庭、婚姻、道德为束缚，甚至放纵、儿戏。
结果非法同居，随意离婚抛弃家庭、儿女，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使得成千成万的家庭瓦解，孩子们失去家庭温暖和管教，流落社会各个角落，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
此时此刻，毒品贩子集团乘机而入，并设下圈套：
先是免费让孩子们吸一吸海洛因，吸上几次之后，就上瘾了。
毒品给青少年带来灾难，反过来又危害社会。
青少年吸毒成瘾，当他们无钱买毒品时，就不得不进行偷窃、抢劫、讹诈和卖淫。
结果，青少年犯罪率逐年增高。
这个问题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深思。

最近在西德，由于下大雪，交通混乱，数以百计的货车被阻塞在齐根附近的高速公路上。
（新华社发）

奇冤记
三、君子协定
破坏行动队副队长巴加比达休小四岁，少年时代生长在美国，并已取得美国国籍。
1923年回到德国，在慕尼黑参加了希特勒领导的“啤酒馆暴动”。
他是冲锋队队员，后来充当德军参谋长雷姆将军的副官。
雷姆被希特勒的党卫军杀害后，巴加也终于被捕入狱。
因此，他对希特勒十分不满，渴望获得自由。
他在狱中熬过17个月的囚徒生活，出狱后正逢特务学校招募人员。
以他少年时在美国的经历，很顺利地被录取了。
训练结束后他同达休一起潜入美国……
在旅馆14层楼达休的房间里，面对紧握双拳的达休，巴加笑了起来，原来彼此的想法完全一样。
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他们便具体研究行动计划。
他们商定，由达休去同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巴加留下来监视其他六名特务，不使他们实施破坏活动。
怎样同联邦调查局联系，对于达休来说，必须慎重行事。
因为在德国受训的时候他就听说，德国盖世太保已派人打入美国联邦调查局。
如果事情被盖世太保的人得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2天，联邦调查局在纽约的办公处电话铃响了。
值班员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我是一名德国特务。”
“什么？”
值班员感到莫名其妙。
“请你转告华盛顿联邦调查局，两天前来到这里的德国特务，有重要的情报要面交胡佛局长，在三四天之内，我将给华盛顿总部打电话，请预先代为联系。”
电话就这样挂断了。
值班员心想，哪有自称是间谍的，实在荒诞可笑。
虽然他作了电话记录，却没有同华盛顿总部联系。
在达休得知破坏行动队第2小组也已在佛罗里达州顺利登陆后，6月18日早晨，达休便乘汽车前往华盛顿。
在司法部内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接待室里，侦查处长托雷纳接见了达休。
他对达休的自供，起初不敢相信。
在长达五天的审讯期间，达休作了详尽的陈述，打字员打下的记录长达254页。
直到这时，托雷纳处长才确信达休是真正的德国特务。
达休提供了全部人员名单、住址，并交出随身携带的活动经费八万多美元。
于是联邦调查局将其余七名特务、14名与他们有关系的美国居民全部逮捕，缴获活动经费共计17万美元以及埋藏在海滨的炸药等器材。
作为交换条件，胡佛局长表示可以释放达休，但有一个条件：
达休必须承认自己有罪，并忍受六个月的监禁，等待总统颁布特赦令才能释放。
这是一个“君子协定”，既然是身为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亲自提出的，达休没有任何怀疑。
他哪里知道，这竟是胡佛局长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第1步！
（待续）（附图片）
向光文肖蕴插图

山道威——中缅友好的见证
刘正学
缅甸的山道威，依山临海，以风景优美著称于世。
在孟加拉湾畔有一大片被椰子树点缀的沙滩，叫做额不里海滩。
这里阳光充足，气候宜人，是一个上好的天然浴场和避暑胜地。
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我国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在过去访问缅甸的友好日子里，都曾下榻这里，和缅甸国家领导人一起纵谈国际风云，畅叙中缅人民悠久深厚的“胞波”情谊，并且在一块儿休息游泳。
1963年春，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应奈温主席邀请到缅甸进行首次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中国政府友好代表团受到缅甸各族人民极其隆重和热烈的欢迎。
无论刘主席走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股热情欢呼“中缅友好”的高潮。
为了让中国贵宾过得轻松愉快，奈温主席特地安排并亲自携带夫人陪同中国代表团到额不里海滩度过难忘的两天。
在那里，宾主双方不仅举行了一次政府级会谈，而且还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令人兴奋的足球赛。
球赛由奈温将军担任一个队的中锋，陈毅元帅加入他那个队。
在与另一队交战中，他们俩一个满场奔跑，一个接连踢出了几个好球。
在一旁观看球赛的刘主席和王光美同志以及其他人员，都为他们的精湛“球艺”频频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采。
这在中缅两国人民中间一时传为佳话。
敬爱的周总理总共九次访问缅甸，其中两次到过额不里海滩。
1964年的一次，是他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非洲十国后就风尘仆仆地到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为了让周总理很好休息，奈温主席亲自提议这次访问的大部分时间要在额不里海滩度过，而且应象老朋友那样，可以不必拘泥于任何外交礼节。
那时候，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其他中国客人都脱下礼服，穿上宽大的缅甸纱笼和拖鞋。
在祝酒会上，宾主双方又都用对方的语言共祝“中缅友好万岁”。
正如陈毅在诗中所写：
“彼此是胞波，语言多同汇。”
双方在举行会谈时，更是别具一格，饶有风味。
入夜，皓月当空，海风习习。
在一种缅文叫做“蓬涅”的大树下，两国领导人躺在乘凉用的躺椅上，一面远眺印度洋上的波涛，一面在月光椰影下促膝畅谈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
缅甸人民是热情、好客的。
出于对中国领导人的敬仰和爱戴，山道威的人民每当中国贵宾光临，总要千方百计地多安排些富于缅甸各民族传统色彩的节目，为贵宾们游览助兴，而且每次活动都力求新颖，不多重复。
1978年01月底，邓小平副总理访缅期间，在总理吴貌貌卡和外长吴拉蓬的陪同下来到额不里海滩。
他除了在篝火旁饱尝了主人特地烤制的全鹿肉，观看当地村民放在空中的一盏盏“天灯”和民间艺术家表演的精彩歌舞外，还跟数千名居民一起，观看了传统的划船、摔跤比赛，并应主人的邀请，给获得冠军的优胜者发奖。
另外，他还参观了晒盐场、珍珠蚌养殖场工人培育珍珠和当地渔民捕鱼方法，以及惹人逗笑的大象运木等项目。
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是两国领导人亲自培育起来的。
近几年来，中缅两国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现在，赵紫阳总理带着中国人民的一片深情厚谊去缅甸进行友好访问，为八十年代的中缅友谊写下了新的一页！
（附图片）
缅甸毛淡棉火力发电厂，经中缅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四年来的共同努力，已于1980年12月建成投产。
这是主厂房外景。

王秀庚 摄（新华社稿）

漫画在日本
孙东民
漫画在日本有广泛的影响，报刊、杂志上几乎都刊有漫画。
不少商品广告和儿童玩具采用漫画形式设计制作。
在出版业发达的日本，漫画图书的出版量之大令人吃惊。
据日本全国出版协会出版科学研究所调查，在人口不到1．2亿的日本，1979年售出的漫画杂志及单行本达二十九亿八千多万册，平均每人一年要购买二十多册。
去年，在周刊漫画杂志中，销售量最大的是面向青少年的《少年飞跃》杂志，约1．3亿册。
漫画单行本中最畅销的要数漫画家藤子不二雄的少年滑稽漫画《阿猫卫门》。
书中的主人公“阿猫卫门”是一只在“机器人工场里出生的、长着圆圆的眼睛、有六根胡须，被老鼠咬掉耳朵、颈上装着电脑的聪明的猫”，由于它能从“第四维（相对论中指时间）式的口袋”里取出各种奇异的工具，很能唤起孩子们的想象。
据说该书仅去年一年就销售二千万册。
日本的漫画，据说起源于奈良时代（相当于我国的唐代），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绘画艺术逐渐在日本确立自己的地位还是近百年来的事。
而逐渐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下来并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则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报刊、杂志上的漫画大量增加，漫画杂志出版得很多。
连载漫画也在这时兴起。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长谷川町子的家庭漫画《海螺》，在报纸上连载五千多次，长达25年。
突破连载五千次纪录的，还有横山隆一的《阿福》、加藤芳郎的《真平君》、佐藤三平的《富士三太郎》等。
日本漫画评论家认为，在发行量为数百万份的报纸上发表连载漫画，漫画家感到自己背上就象贴着命令书：
要画几百万人都能看懂的东西。
由于这些连载漫画时间长、内容广泛，漫画中的主人公起着“时代的证言者”的作用，因而本身也就成了体现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
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受欢迎的儿童漫画家手？
治虫，他以画故事漫画驰名。
最近在我国的电视上播放的日本科学幻想动画系列片《铁臂阿童木》就是他的代表作。
他创作的儿童漫画充满了科学幻想和戏剧性，不乏浪漫与幽默。
这位每年要看三百多部电影的漫画家，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吸取了电影的表现手法，漫画中插进惹人发笑的台词，不仅对少年儿童，对大人也很有吸引力。
从单幅漫画到多幅漫画，从故事漫画到漫画式的动画电影，日本的漫画到六十年代末迎来了以故事漫画为主流的兴盛期。
据认为，七十年代以来的漫画，是以故事漫画和滑稽漫画为主，与六十年代相比，以面向青少年的漫画居多。
在漫画的题材上，反映公害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教育问题以及超能力少年等科学幻想的内容占较大的比重。
对于日本现代漫画的现状如何看，在日本漫画界中有不同议论。
有的认为，当前日本的漫画缺乏反映时代的声音，缺少漫画应具有的独特的讽刺性；
有的对一些作者跑进商业主义的圈子表示反感，认为漫画不应成为赚钱的工具，而应该作为一种文化留给后代；
还有的人对一些漫画中的色情与暴力内容感到厌恶，担心这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总之，漫画在日本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有待解决。
（附图片）
铁臂阿童木和太空人

罗马尼亚的社会治安
冬诗
罗马尼亚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社会治安工作，在保障社会治安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近年来，罗马尼亚刑事犯罪率在逐年下降。
罗马尼亚党和政府首先抓法制这件大事。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就制订并公布了民法、刑法和民事、刑事诉讼程序法等基本法律。
此外，公民的权利、义务，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人员职责，各种经济、社会活动，都订有详细的法令或条例，使得事事有法可循，人人有法可依。
比如，为制止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靠投机倒把发财致富，在1969年制定了《非法收入检查法》，规定任何人的财产如果与其合法收入不相符，就可以被由法官或检查官等正式执法人员组成的检查组检查，证据确实的非法财产没收。
罗马尼亚在进行广泛的法制教育的同时，树立了以防为主的思想。
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是齐奥塞斯库总统提出来的。
他要求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其它措施防止犯罪案件的发生，他提出评价治安工作不能以破案数量为标准，而要以防止了多少起犯罪案件为标准。
因此，国家的宣传工具和执法机构都要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防止犯罪案件的发生，教育群众守法。
罗马尼亚的报刊和广播电视都经常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报道典型的犯罪事例和判决情况。
警察、法院、检察院等执法机构都负有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的任务。
布拉索夫县检察院去年上半年到群众中去进行了800次法制教育，同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领导进行了288次有关预防犯罪的座谈，给单位领导写了956份书面材料提醒他们采取措施以堵塞可能造成犯罪的漏洞，并向报刊撰写有关遵守法制的稿件。
罗马尼亚社会治安工作所以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是和执法机构健全、执法队伍充实分不开的。
罗执法机构由内务部、法院和检察院组成。
内务部主管全国治安和安全工作。
首都和各县、乡都设有警察局、警察站分管治安工作。
各单位的爱国卫队（相当于我国的民兵组织）、青年卫国训练队、警察后援小组、团员维护治安和秩序小组、居民委员会、社会主义民主团结阵线的检查小组（由各界劳动人民组成。
全国共有四万六千多个，主要检查商业、卫生保健单位、服务行业的工作），配合和协助专职执法机构确保社会治安。
罗马尼亚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具有一定政治和专业知识并经过严格考核后录用的，这就大大提高了执法机构的战斗力。

书的渴望
李伦新
最近，有两件小事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令我深思：
一位在党委宣传部工作的同志，托我这个在文化行政部门工作的老同事“帮帮忙”，给她想想办法弄一张市图书馆的借书证。
对于这样一个“开后门”的举动，我说不出是尊敬、同情，抑或是别的感情。
但我想尽办法，至今还没有弄到一张借书证，因为市图书馆实在没法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我想，一般老百姓被拒于图书馆门外的就更多了。
这是可想而知的。
前两天，我到一个区图书馆参观，看到阅览室座无虚席，门口还排着长长的队伍，睁大饥渴的期待的眼睛，他们大都是青年或中年人，静静地等候着，待里面走出一个读者，才放进一个读者……面对这种情景，我问图书馆负责同志，据说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了。
我说不出自己是喜悦，是忧虑，抑或别的说不清的感慨！
多么可爱可敬的人民，多么可爱可敬的青年呵！
他们渴求知识，勤奋学习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使我对祖国的前途，对四化建设充满了信心。
可是，我不禁要对有关领导部门的负责人大声疾呼：
请你们来看看、来听听吧！
把发展图书馆事业放到议事日程上吧！
上海这样一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解放三十一年了，对图书馆事业几乎没有什么建设，这是不是也算欠下的一笔债呢？

二丑
黄裳
鲁迅介绍过一种浙东戏班中的角色：
二丑（二花脸）。
在京戏里，也许可以类比为“方巾丑”，不过也不全是。
《群英会》中的蒋干是“方巾丑”，不过他其实还算是“老实”的。
他对曹操忠心耿耿，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拆他的台脚。
过江盗来了假书，使曹操上了当，杀了蔡瑁、张允，直至此时蒋干还不明白自己干了不可饶恕的蠢事，犯了大错误，却还想去讨赏。
这就说明他真“忠厚”、“老实”得简直有点可爱了。
《审头刺汤》里的汤勤，有点象了。
不过我们在全剧中还不曾看到他拿出那特别的一手来。
他没有机会在有严世蕃在场时向观众“打背弓”，表示他已看出主子就要倒楣的“预见”。
不过推情度理，在适当的场合，他必然要这么办的。
这一手，并不说明二丑的高明，正是说明了他的怯懦。
前些日子在电视里看公审张春桥。
特别审判庭上公布的材料，说明了张春桥在不同场合都曾表示过早已横下了杀头的决心，大概就是这类的表示。
当张春桥开始放手大乱中国、杀人如草的时候，是总不免有些心虚胆怯的。
他担心于这种反革命勾当日子长不了，也肯定不会有好下场，不过也只能这样干下去。
林彪这座冰山倒了，又立即收拾溃兵，重组了“四人帮”，越发破釜沉舟地干起来。
准备杀头的话大概就是这时说出来的。
张春桥咬牙切齿，对部下和自己的女儿发出这种“悲壮”“誓言”时，已经丧失了二丑特有的潇洒自如。
此时他早已摆脱了帮闲的身分，成为“杀人公司”的合伙老板，哪里还能飘飘然。
他只有鼓舞军心、激励斗志，并时时警告他手下的二丑们不可动摇反革命到底的决心。
二丑的重要特征之一大约是这样：
他们自知或自命为清客与帮闲，不是主人，只是伙计。
自然只关心自身的利益，不顾主人的安危。
受着主人的豢养，分着权势的余炎时，是心安理得的，同时也保留着清醒的估计，不过并不说出，只暗暗盘算着到别处去帮闲的打算。
在他们看来，其实这也是一种铁饭碗，不管在什么地方搞得天怒人怨，不可收拾了，只要换个地方依旧“清清白白”，可以照老样行事。
应该清醒地看到，希望在今天的社会里完全没有二丑，是不实际的。
如果二丑充市，或许多人都沾染了二丑的脾气，那可是极端严重的现象。
二丑们有一天也会发现，铁饭碗没有了，也再无处投靠。
请想一下，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呢？

人像〔木刻〕修军

写在长江第一坝工地
刘益善
怀念我汇入工地建设者的洪流，象是奔腾的江水中的一滴；
我在把我的理想和力量，一齐献给这上升的坝体。
虽然大江东去，岁月流逝，他勘踏工地的身姿怎能忘记？！
他是国家总理，他多么忙啊，但还亲自选定了第一坝坝址。
我开着翻斗车不停地奔驰，因为前面有他留下的足迹；
我操纵塔式吊提起料斗，我记起他挥动有力的手臂。
啊，万里长江第一坝工地，他的形象刻在建设者心里！
我们怀念他，我们学习他，我们愿作大坝中的砂石水泥！
这里夜夜星光灿烂不论晴天阴天风雨天，这里夜夜星光灿烂，犹如天上银河断了一截，掉落在长江的岸边。
巨大的基坑工地是河床，机械人流灯火装得满满，理想与实干在这里奔流，波涛上鼓满了前进的风帆。
大坝在星光下奠基长高，意志拌混凝土一起浇灌；
这里的工作日是24小时，太阳落山星光就接班……震捣器，在唱一支什么歌料斗将混凝土往模板内泼，千百支震捣器在唱着欢歌，日日夜夜，在这繁忙工地，各种机械中数它最快活。
震捣器，在唱一支什么歌，呼噜呼噜——它大声叙说：
阴霾终于散去，阳光灿烂，搞起建设，我们放开了手脚！
修建大坝这伟大工程，我们献上了一分光热；
捣实大坝的每一寸躯体，我们忠实于光荣的职责……啊，震捣器在唱一支劳动歌，歌唱伟大的事业，明天的生活，歌声里，万里长江俯首听令，歌声里，矗起了水电城一座。

重建新四军军部四十周年
周一萍
1941年0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
01月28日，刘少奇、陈毅同志奉中央军委之命，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迄今已四十周年。
追溯往事，赋诗志感。
重振雄师号角催，峥嵘岁月记光辉。
南柯幻梦成泡影，东进旌旗尽展眉。
赫赫殊勋垂史册，谆谆教诲印心扉。
当年慷慨歌一曲（注），犹在征人耳际回。
（注：
陈毅同志执笔作词的《新四军军歌》）

雪夜
张润洲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
红星机械厂党委书记老孟吃过晚饭，又朝厂区走去。
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当天的工作，早晨布置，晚上检查。
要是有一项没有回声，他会吃不下，睡不好的。
今儿个，他首先跨进办公室，拿起生产秘书整理出的当天的生产进度表来，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就转身出了办公大楼，向卸货场走去。
今天下午，进了两车皮水泥，火车站要求务必在今晚六点之前卸完。
这项活计包给了待业青年组成的服务公司。
这是孩子们第1次卸车皮，老孟不放心，怕出差错。
他走到货车场一看，发现自己的担心有点多余了。
车皮卸得干干净净，现场收拾得利利索索，水泥袋码得整整齐齐，还苫上了大帆布。
老孟禁不住暗自称赞：
好小子们，干得不错！
离开货车场，他本想到炼钢车间去转转，可推土机的隆隆声，年轻人的说笑声，使他记起了今晚厂团委组织青年突击平整新厂房的下水道沟的事，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大步向新厂房走去。
年轻人干活真热闹，又说又笑又唱。
突然调皮鬼小方大声嚷了起来：
“哎，我说咱们每次搞点啥活动，老书记都搀和进来，今天老头儿怎么没来，是不是捏酒壶把去了？”
“别瞎扯了，啥事都得他参加，还不把老头累垮。”
众人七嘴八舌地回答。
“我可不是泥捏的，那么容易就垮了！”
大伙随着声音一看，我的天啊，面前这个雪老头不正是老孟么！
年轻人一下子把他围起来。
他伸手捏捏小方的鼻子：
“好小子，说我捏酒壶把去了！
告诉你吧，什么酒也没有年轻人的笑声醉人啊。
今晚上我可得和你们比试比试。”
说完，抢过一把铁锹就干了起来。
和小青年一起干完了活，已经近十点钟了。
这时，雪已经停了，西北风呼呼地刮了起来，雪地表面薄薄地结下了一层冰。
老孟小心翼翼地走出厂区，准备回家休息。
不料在走一条较长的下坡道时，脚下一滑，一家伙溜出十来米远。
这一下倒把老头摔乐了。
呵，还是自动化来得快！
他爬起来没走两步，后边又摔下来一个人。
是收发室的老王头。
老孟一把把他拉起来：
“摔坏了吧？”
老王头也认出了老孟，忙说：
“不要紧，没咋的。”
老哥俩一边说着，一边互相搀扶着往家走。
“这鬼路，明天早晨上班还不知道要摔多少人呢！”
老王头这句无心的话，触动了老孟。
他立刻转身往回走：
“得想办法，明天上班，可不能摔坏了同志们。”
老王头连连点头说是：
“对，应该治治，我也不回家了。
兴许有用着我的地方。”
老哥俩来到收发室，和当班的老张头一合计，办法想出来了。
老孟给办公室执班的秘书挂了个电话，告诉他，立即通知党委成员和机关干部，明天五点在收发室集合治路。
然后，他分派老王头去找总务科科长，让准备扫把、铁锹。
他自己亲自去找车队队长，让准备车辆，明早好拉炉灰渣铺路。
第2天，人们踏着清扫了积雪，铲净了薄冰，铺上了一层炉灰的马路，兴冲冲地涌进了工厂的大门。
顿时，整个工厂沸腾起来了。
马达飞转，天车隆隆，喇叭声声，演奏起了一曲向四化进军的交响乐。
谁是这个交响乐的总指挥呢？
是他，是他们，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终生奋斗的老孟头们！

鲸粪与龙涎香
李松晨
一听到“粪”字，不免有人要捂起鼻子。
“粪”素来是和臭味相联的。
然而，有一种抹香鲸粪，却是目前世界上最珍贵的香料原料之一。
抹香鲸粪本来是抹香鲸胃里的一种病态分泌物，刚从体内取出时也有一种呛人的难闻气味，但是当人们对它进行洗涤、烘干等加工后，就变成世界驰名的龙涎香。
由此联想到对失足青年的挽救。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年干扰破坏，社会、学校和家庭削弱了对青年应有的教育，致使一些青年失足，掉进了污泥坑，沾染了一身臭气，养成了一些恶习。
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一种病态分泌物——社会病态分泌物。
那么，他们能不能也改造成“龙涎香”呢？
抹香鲸胃里的病态分泌物——鲸粪之所以能够变成龙涎香，那是因为它本身含有香的因素，抹香鲸粪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氯化钾、苯甲酸，但最有价值的是含25％的龙涎香素。
失足青年之所以被称作是失足，那就是说他们的本质还是好的，“香素”还在。
他们原本都是天真无邪的孩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儿童时期或少年时期都受到过比较好的教育，只是后来到了青年时期碰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分泌的毒素，才变坏了、变臭了。
只要耐心细心地给以“洗涤”、“烘焙”等等加工，他们完全可以变香。
鲸粪变成香料和药物原料的龙涎香，中间须经几道工序，特别是把它作为香料使用时，不拿火点燃是不会放出奇香味的。
而失足青年要变成有为青年，这中间改造、教育的过程，比起加工“龙涎香”来，自然更费力，因为人是活的，会跑，会跳，还会有反复。
不经几番琢磨，不对症下药，失足青年也决不会成“龙涎香”的。
然而失足青年可以改变成有为青年，这也毕竟是事实。
郑州市有个浑称“拉兹师傅”的青年，从十二岁开始偷窃，浪迹全国，被很多人看作不可救药，然而现在却变成了金不换的回头浪子。
这中间，街道干部邵玉华是下了“铁杵磨绣针”的苦功夫的。
开始，邵玉华上门谈心，总是吃闭门羹和遭受冷遇；
但她从不灰心，抱定了“就是一座冰山也要把他暖化”的决心，把这位青年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视他的错误为自己的耻辱，视他的进步为自己的光荣。
终于使这位“胆大而无识”的违法青年，从内心里感到党的关怀，一步步走上了痛改前非的道路。
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发展变化中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十分重要，失足青年的转变更是如此。
我们一定要做好失足青年的加工、改造工作，决不能因其沾染了臭味而对之掩鼻远避或在加工、改造过程中不愿下苦功夫，花大气力。
本来，我们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要改造世界。
从改造失足青年来看，也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一座大的香料加工厂，我们应该是香料加工者，是造就香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