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特别法庭判决林江反革命集团十主犯
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今天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特别法庭还判处：
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至此，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上午9时，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后，江青等十名主犯一个个被押送到被告席上。
这些祸国殃民的罪人，今天的神态都显得格外紧张。
当法庭宣布判处江青和张春桥死刑时，法警当即给这两个罪犯带上了手铐。
这时，江青等罪犯的脸色变得苍白，旁听席上人们则喜形于色，满面笑容。
在宣判快要结束时，江青胡乱叫喊，破坏法庭秩序，主持审判活动的副庭长伍修权当即命令法警把带着手铐的江青押出法庭。
坐在旁听席上的人们，看到江青那副狼狈相和可耻的下场，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顾不得法庭守则，热烈地鼓起掌来。
由江华庭长宣读的特别法庭判决书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前后共达十年之久，殃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特别严重的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判决书在详细列举江青等十名主犯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时指出，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
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张春桥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
在十年动乱中，张春桥是向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夺权的肇始者和自始至终的煽动者、策划者，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判决书宣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01日折抵刑期01日。
江华宣读完判决书后，传令将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
10时50分，江华宣布特别法庭闭庭，参加旁听的一千二百多名代表热烈鼓掌，表示拥护特别法庭的正义判决。
今天出庭的还有：
特别法庭副庭长曾汉周、黄玉昆和全体审判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和全体检察员。
为有关罪犯作辩护的律师也出席了今天法庭的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审理，是从去年11月20日开始进行的。
在四十二次法庭调查和辩论中，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
法庭还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
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共六万多人次，先后旁听了法庭的审判。

党中央、国务院向四川地震灾区致电亲切慰问受灾的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
杨静仁率中央慰问团今日赴灾区慰问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四川道孚县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发出了慰问电，电文如下：
1981年01月24日晨，四川省道孚县发生了六点九级强烈地震，使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党中央和国务院极为关怀，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各族人民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形势很好。
党中央和国务院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灾区各族人民，在四川省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迅速战胜地震灾害。
中央号召灾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困难面前要挺身而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群众，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为夺取抗震救灾的胜利而奋斗。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发生强烈地震极为关怀，已组成了以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为团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民政部副部长黄庆熙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并将于26日赴震区慰问遭受地震灾害的干部、群众和当地驻军。

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全面部署，兄弟省市区大力支援
首都今年春节供应将好于去年
本报讯首都今年春节供应可能好于去年。
北京市委日前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保证首都春节供应问题。
市财贸部门分别向商业部、粮食、供销总社以及河南、山东、广西、安徽、沈阳等兄弟省市联系，并在北京市有关部门配合下，今年首都春节供应的大部分商品比去年有所增加。
国务院商业部、粮食部、供销总社等有关部门关心首都的春节供应，为首都人民调拨了做豆腐、豆芽等豆制品的黄豆，做元宵的江米、还有黄花、木耳、大料和茶叶、纸烟等。
兄弟省、市、区大力支援，盛产大料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连夜将三万斤大料装车启运。
纸烟产地之一的河南也将全力支援。
湖南、甘肃、东北等省想方设法调运黄花、木耳等支援首都。
市财贸部门千方百计开辟货源保证供应，改进服务态度。
好烟、好酒、茶叶、白菜、黄花、木耳、大料将送货上门。
副食品如猪、牛、羊肉和鸡、鸭等可正常供应。
蔬菜除本市生产的白菜、芹菜、萝卜、韭黄、菠菜、蒜苗、大椒、菜花、藕、西红柿等外，还从外地调入一些细菜，供应市场。
穿用商品比去年有增加。
化纤毛织品、化纤布、丝绸被面、人造棉、化纤服装、呢绒服装、提花毛毯等12种商品供应量比去年增长10％以上。
手表和照相机也增加了货源。
为了保证首都市场供应，北京市财贸部门对全市商业职工提出约法四章，要求严格执行政策，对凭证、凭票、限量、定量供应的商品，要严格按规定办法执行，保证居民如数买到。
严禁开后门，走后门，“卖大号”、私留私分商品。
另外，全市在春节前将分片进行物价大检查。
北京市人民政府连日来讨论、制订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暂行规定》，决定于节前执行。
工人日报记者辜坚
本报记者刘时平

北京市委第1书记段君毅同市人大常委见面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焦若愚为代理市长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1月25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焦若愚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赵鹏飞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不再兼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贾庭三主持的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关于北京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和增补一位副市长的联合建议书，经过审议作出这项决议的。
建议书中谈到，鉴于国务院对北京市人民政府林乎加市长另有任用。
并根据工作的需要，经中共北京市委同北京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协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8条第7款和第26条的规定，提出联合建议书。
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1书记段君毅和中共北京市委第2书记、北京市代理市长焦若愚，今天同出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委员见了面。

孟加拉国国民议会议长说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
新华社达卡01月24日电孟加拉国国民议会议长兼孟—中友好协会主席米尔扎·古拉姆·哈菲兹23日说，中国是为维护孟加拉国民族主权和独立的可信赖的朋友。
他是在孟—中友好协会举行的两年一次的会议上讲这番话的。
他说，中国在孟加拉国民族主权受到威胁时一直是同孟加拉国站在一起的。
孟加拉国与中国之间的友谊是深入人心的。
米尔扎·古拉姆·哈菲兹还赞扬了中国对第3世界国家，尤其是对亚洲新独立的一些小国的政策。

正义的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公开审判已经结束。
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人心大快！
从特别法庭开庭的第1天起，举国上下就十分关注法庭的审理活动。
九亿多人民的心，同特别法庭息息相通。
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处处听得到对林彪、江青一伙义愤填膺的指控的声音。
广大群众要求庄严的特别法庭执行人民的意志，彻底清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希望特别法庭按照人民的法律，公正判处这一伙元凶巨恶以应得之罪。
现在，判决宣布了，人民的愿望实现了。
这是人民的判决，历史的判决，正义的判决！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了那么多坏事，犯了那么多血淋淋的罪行，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制造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使我们的人民蒙受了如此巨大的不幸。
他们的罪恶，倾长江之水也洗不清，不依法惩处，就无法伸张正义，不能平民愤。
今天，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终于受到法律的严惩，完全是罪有应得。
这10名主犯，连同已经死去的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6名主犯，将作为人民公敌、窃国大盗、民族罪人，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遗臭万年。
这次公开审判，是对敌人的有力揭露，也是对人民的深刻教育。
“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群众身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害，对他们切齿痛恨。
但是，如果只是局部地、片断地看一些现象，还是不容易看清问题的本质。
现在，透过“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对他们的全部活动进行审查，就能看出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确实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又相互争夺的反革命集团的一个反革命联盟，是十分阴险狡诈的反革命两面派和野心家、阴谋家；
他们的问题确实不是什么政见不同，而是有目的有预谋地蓄意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图各自取得最高权力；
他们不是犯了什么工作错误，而是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反革命刑事罪；
他们和我们党的斗争不是什么党内路线之争，而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生死大搏斗。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一贯打着毛泽东同志和革命的旗号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在审判中，江青仍竭力把她的反革命罪行同领导上的错误扯在一起，妄图把水搅混，借以逃避自己的罪责。
但是这个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
林彪反革命集团以谋杀毛泽东主席、另立政府、叛国出逃而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面目。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江青等人被拘留前后也是在上海私自准备和扩大武装力量，并直接策动武装叛乱，而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面目。
江青的卑劣企图在审判中被彻底揭穿了。
经过这次审判，全党全国人民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嘴脸和反动本质看得更清楚了，同时，认识上大大提高一步，更深刻地懂得了罪行和错误必须严格分开。
这就可以更好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不论对我们党还是对全国人民，都是一场灾难，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既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又有党的领导上的错误。
如果把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在一起，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现在，彻底弄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解决了敌我性质的问题，再来总结党内的是非功过、经验教训就比较容易，也能更加实事求是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公开审判和依法惩处，是我们国家依法办事，以法治国的重大标志。
这个特大案件的审理，自始至终完全按照法律行事。
整个诉讼过程，严格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对十名主犯，既考虑了他们犯罪情节的轻重，又考虑了他们历史上的不同情况，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
这样的判决，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有利于正确判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其他罪犯，有利于打击和分化瓦解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促使更多的人认罪、服罪和改过自新。
应当说，这次审判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胜利。
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解放初期，我们对法制建设是比较重视的，在七、八年时间内制定和发布了一大批法律、法令和法规，执行的成绩比较显著，绝大部分现在依然有效。
后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法制建设遭到干扰和破坏。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拚命鼓吹法律虚无主义，恣意践踏宪法和法律，公然砸烂公检法，大搞打砸抢抄抓，肆无忌惮地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把我国本来还不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摧残殆尽，使全国人民吃够了苦头。
这个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
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就根本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
这次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是健全法制的一次很好的实践。
象这样重大案件的审判，建国以来还是第1次。
这次审判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清算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一步揭露敌人，教育人民；
尤其在于恢复法律的尊严，维护法制的权威，树立一个依法办事、以法治国的范例。
这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列宁说过：
“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在我国，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发布的，是由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执行的，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的。
依法办事，就是依照全国人民的意志办事。
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
我们应当十分重视法制建设。
如果轻视法制、削弱法制乃至破坏法制，那就无异于自己破坏自己，就要受到惩罚。
我们要深刻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用极大的努力，使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起来。
今后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什么人犯了法，都要依法处理。
法制健全了，才能切实保障人民民主，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法制健全了，林彪、江青一类阴谋家要钻空子，就困难得多；
而且当这类阴谋家的阴谋刚露头时，掌握了法制的人民，就较有条件及时运用法制的武器进行揭露、抵制和粉碎，避免造成十年浩劫这样的灾难。
林彪、江青这一伙丑类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级堆。
他们同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进行的一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党和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虽然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
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更不能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也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因为这不符合客观实际。
当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局面，总的说来是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后，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但是，也应当看到，我们国家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
这不仅因为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残余势力有一些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林彪、江青一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散布的毒素还没有彻底肃清，也不仅因为社会上还有严重犯罪分于和严重犯罪集团（他们的一部分犯罪活动是直接破坏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而且因为受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分子和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在一部分人中间滋长起极端个人主义和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对依然存在的阶级斗争丧失警惕，动乱的因素、破坏的因素就会象病菌一样蔓延开来，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干扰和阻碍国民经济调整这个艰巨任务的实现。
所以，我们必须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专政正确地结合起来。
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这是我们从十年浩劫中得出的一条带根本性的教训，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但是，也一定要讲集中、讲纪律；
对阶级敌人则要讲专政。
应当很好地运用这次审判的经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于煽动和制造动乱的证据确凿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斗争和打击，绝不能手软。
广大人民饱尝多年动乱之苦，渴望有长期的安定团结，有一个人人能安居乐业、人人有革命理想和高尚道德的太平盛世。
不消除动乱因素，人民群众会对我们不满，国民经济的调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就没有保证。
曾经猖獗一时、不可一世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有力地说明了：
人民不可侮，真理和正义不会泯灭，历史的车轮不容倒转。
这次意义重大的审判，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用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历史的灾难，经过团结一致的长期奋斗，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泰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森上将号召全军作好准备，维护国家安全
新华社曼谷01月25日电泰国副总理、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森·纳那空上将今天号召全军官兵发扬英勇、顽强和牺牲精神，作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森上将是在曼谷为庆祝泰国军队建军节（01月25日）举行的陆、海、空三军阅兵式上发表讲话时讲这番话的。
泰国总理兼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炳·廷素拉暖上将以及三军全体领导人等参加了阅兵式。
森上将说，目前，由于国际上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矛盾，特别是能源短缺问题，使整个世界形势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
这种情况已经给包括泰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安全带来了影响。
有的国家正面临的情况已使人们看到，来自外部的威胁可能会出乎意料地迅速发生。
因此，全军要努力提高战斗力，密切注视局势的变化，而决不可麻痹大意。
他说，在过去一年中，泰国军队有效地保卫了国家的边疆。
但是，我们仍需要促进军队建设，加强训练，紧密合作，随时准备战斗，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特克斯县二公社二大队知青队人均收入一千七百多元
本报讯据《新疆日报》报道，“新长征突击队”——新疆特克斯县二公社二大队知青队，去年粮食、油料又获得丰收，小麦总产达五十二万三千四百多斤，胡麻总产为二千四百多斤；
31名各族知识青年平均每人生产粮食16，900斤，提供商品粮一万三千三百多斤；
创造产值五千六百三十多元。
每个工分值达八元五角，人均收入一千七百五十三元七角五分，比前年提高70％。
目前，这个队有集体存款十万多元，有五台拖拉机、一台联合收割机和一辆载重汽车；
还有850平方米砖木结构的宿舍、食堂、仓库、办公室和文化室。
各族知识青年安居乐业，城里父母也满心欢喜。

赵紫阳总理会见斯特里特外长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一行。
据悉，在友好的交谈中，斯特里特说，澳大利亚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
由于双方的努力，两国关系在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斯特里特转达了弗雷泽总理对赵紫阳总理的问候。
他说，弗雷泽总理邀请赵紫阳总理在方便的时候访问澳大利亚。
赵紫阳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并重申了他对弗雷泽总理访华的邀请。
赵紫阳说，我们对中、澳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感到满意。
建交以来，两国的交往不断增加，经济贸易关系有很大发展。
他强调说，中、澳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好的，我们希望今后两国对亚太地区的形势经常进行磋商和交换意见，以便协调彼此的行动。
赵紫阳在向客人们介绍中国的经济形势时说，中国当前的形势很好。
去年是农业受灾严重的一年，粮食虽然减产，但还是建国以来的第2个高产年。
工业生产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轻工业有很大的发展，连续两年超过重工业的增长速度。
赵紫阳说，国民经济调整的目的是恢复经济的平衡，为今后稳定、持续的发展打下基础。
在谈话中，斯特里特外长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对于昨天四川省西部地区遭到地震灾害，向四川省人民表示慰问。
赵紫阳总理表示感谢。
（附图片）
赵紫阳总理同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
特法字第1号
公诉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检察员马纯一、王文林、王芳、王振中、王瀑声、王耀青、冯长义、曲文达、朱宗正、江文、孙树峰、李天相、沈家良、张中如、张英杰、张肇圻、孟庆恩、图们、钟澍钦、袁同江、敬毓嵩。
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
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9、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现在押。
被告人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三岁，山东省巨野县人。
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10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现在押。
被告人姚文元，男，现年四十九岁，浙江省诸暨县人。
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第9、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现在押。
被告人王洪文，男，现年四十六岁，吉林省长春市人。
原任中共第10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现在押。
被告人陈伯达，男，现年七十六岁，福建省惠安县人。
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第8、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现在押。
被告人黄永胜，男，现年七十岁，湖北省咸宁县人。
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现在押。
被告人吴法宪，男，现年六十五岁，江西省永丰县人。
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
现在押。
被告人李作鹏，男，现年六十六岁，江西省吉安县人。
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1政治委员。
现在押。
被告人邱会作，男，现年六十六岁，江西省兴国县人。
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现在押。
被告人江腾蛟，男，现年六十一岁，湖北省红安县人。
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空军政治委员。
现在押。
辩护人律师韩学章、张中，为被告人姚文元辩护；
律师甘雨霈、傅志人，为被告人陈伯达辩护；
律师马克昌、周亨元，为被告人吴法宪辩护；
律师张思之、苏惠渔，为被告人李作鹏辩护；
律师王舜华、周奎正，为被告人江腾蛟辩护。
被告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黄永胜、邱会作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也不要特别法庭指定辩护人为他们辩护。
特别法庭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是根据1980年09月29日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成立的。
这个决定规定本法庭的任务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对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于1980年11月05日向本庭提起公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
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01月25日在北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
审问了各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
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
听取了证人的证言；
听取了部分被害人的陈述；
核实了各种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
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有共同的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国家机构、军事机关，在本案中也包括上述机构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犯罪动机和目的，有共谋的犯罪行为，形成了一个反革命联盟。
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和已经死亡的林彪（原中共第8、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康生（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共第10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谢富治（原中共第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叶群（原中共第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之妻）、林立果（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林彪之子）、周宇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政治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破坏。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国家领导人，诬陷迫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和破坏军队，镇压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群众，毒害广大青少年，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
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
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前后共达十年之久，殃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特别严重的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自1980年01月0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
本庭的职责是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刑事犯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本庭不审理各被告人的不属于刑事犯罪的其他问题。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犯罪事实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犯罪事实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颠覆政府，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
1967年01月23日，林彪确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方针说：
“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
有的早夺，有的迟夺”；
“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同年01月22日，张春桥说：
“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从1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上述反革命目的，虽然由于党、政府、军队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他们确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严重地破坏了政府的机构，严重地妨碍了政府的工作，严重地破坏了人民公安保卫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控制了中共中央的组织、宣传部门和国务院的文化、教育、卫生、民族等部门的领导权；
夺取了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权；
一度“砸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夺取了一些军事机关的部分领导权。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共谋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1966年08月，林彪让叶群把他们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
同年12月，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他组织游行示威，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
1967年07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从1967年05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
1967年，江青为了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11人。
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对专案人员说：
“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
江青的决定，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
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还指使对病势危重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
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1927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进行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1929年同刘少奇在沈阳同时被捕的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
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
1967年07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康生同意下，指使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组织实施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的人身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1970年11月03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彭德怀被折磨致死。
1966年07月，康生诬陷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等人在北京“调动军队搞02月兵变”。
同年0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的材料，1968年04月，李作鹏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
由于林彪、康生等人的诬陷，致使贺龙遭受监禁，被折磨致死。
1967年06月23日，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及所附的“第1号调查方案”，阴谋陷害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叛徒”。
1968年06月，黄永胜把诬陷叶剑英“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材料交给叶群。
1968年08月，黄永胜和吴法宪捏造事实，诬陷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1966年底至1968年，陈伯达多次诬陷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是“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并决定对他进行人身摧残。
1968年07月21日，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同年08月，康生又制造了诬陷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和诬陷第4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的名单。
同年12月，谢富治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名单。
在这四个名单中，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一百零三人，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五十二人，第4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七十六人，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嫌疑”、“特务嫌疑”。
这些被诬陷的人先后都受到了迫害，其中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八人，国务院副总理十二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二十二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十四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六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十一人。
1966年至1970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江青点名诬陷后，遭到非法关押，被打成重伤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干部，企图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受他们的控制。
1967年07月25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诬陷迫害了大批干部。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制造了大批冤案，使八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各级党政干部，以图夺取他们尚未夺取的部门和地区的领导权。
1968年01月，康生等人诬陷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干部，直接控制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权。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各级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大批干部、民警，被他们迫害致死的一千五百六十五人。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批干部。
在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指使、策动下，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十三人遭到诬陷迫害，市委书记刘仁、邓拓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被迫害致死。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使、策动下，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上海市领导干部十二人遭到诬陷迫害，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1967年至1968年，张春桥直接操纵、指挥上海的“游雪涛小组”，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拘禁、刑讯和捏造情报等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诬陷华东地区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一个地下武装”，“密谋兵变”。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大量冤案，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1967年，康生等人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冤案。
1967年至1968年，黄永胜等人先后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和广州部队“反革命集团”冤案。
1967年，由于陈伯达的煽动，使冀东冤案造成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
1968年，康生、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冤案。
同年，由于康生、谢富治的煽动，使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冤案造成惨重的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
1967年至1969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动下，制造了“‘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冤案。
1966年10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和煽动而造成的冤案，使各级党政军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大批干部和群众以及大批归国华侨遭受诬陷迫害。
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被迫害致死的有：
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云卫、郑君里、孙维世等人，著名教授熊庆来、翦伯赞、何思敬、王守融、顾毓珍、李广田、饶毓泰、刘盼遂、马特等人，著名科学家赵九章、叶渚沛、张宗燧、刘崇乐、陈焕镛、周仁等人，卫生界著名专家胡正祥、张昌绍、计苏华、陆瘦燕、叶熙春、李重人等人，体育界优秀教练员傅其芳、容国团、姜永宁，著名劳动模范孟泰、时传祥等人，侨务界知名人士方方、许立、黄洁、陈序经、黄钦书、陈曼云等人。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民族团结，使各少数民族的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迫害，吉雅泰等人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挑动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借此夺权和残酷镇压广大群众。
1966年12月28日，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在全国开创了利用武斗夺权的恶劣先例。
1967年05月，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支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制造了省革命委员会大院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
同年08月0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都各自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它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又有尖锐的矛盾。
1969年，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
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的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图谋提前“接班”。
林彪明知江青的野心决难得逞，但是要毛泽东主席支持自已提前“接班”是绝不可能的。
因此，1971年0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决心撕破一切假面具，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
早在1969年10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
1970 年10月，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
1971年03月，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纪要》。
03月3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和七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江腾蛟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负责人。
同年09月05日和6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主席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
09月0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并由林立果、周宇驰对江腾蛟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进行具体部署。
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谋杀计划失败后，林彪随即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到他当时准备作为政变根据地的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
根据林彪的命令，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八架，于9月12日将其中的256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
当晚10时许，周恩来总理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命令将该机立即调回北京。
胡萍一面谎报256号专机去山海关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拒不执行调回北京的命令；
一面将周恩来总理追查飞机行动的情况报告周宇驰。
周宇驰随又报告了林立果。
当晚11时35分和13日零时6分，李作鹏两次向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下达命令时，将周恩来总理关于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09月13日零时20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已经发现当时情况异常，打电话请示李作鹏：
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这时李作鹏仍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致使林彪、叶群、林立果得以乘256号专机叛逃。
林彪得知周恩来总理追查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后，判断南逃广州另立政府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13日零时32分登机强行起飞，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
09月13日3时15分，在北京的周宇驰等人得到林彪外逃消息后，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外逃，被迫降。
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窃取的大量国家机密文件和策划武装政变的材料。
林彪等人叛国外逃死亡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继续进行诬陷迫害各级领导干部的犯罪活动。
1974年至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指挥“梁效”、“池恒”、“罗思鼎”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他们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
1976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大批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
03月，江青在对十二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
同年，张春桥指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
同年，王洪文和姚文元指使《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人到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材料，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并且以此作为向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和地区进行夺权的根据。
1976年03月至5月，江青反革命集团捏造事实，诬陷南京、北京和其他各地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是“反革命”，诬陷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煽动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王洪文以上海为基地，建立和扩大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
早在1967年08月，在张春桥审批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的报告中，就提出所谓“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积极建立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
王洪文从1973年至1976年多次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
“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
“你们可给我抓好”；
“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要准备打游击”；
要他们加紧发展“民兵武装”。
江青反革命集团计划利用他们自认为属于己有的这支武装力量，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
1976年08月，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林彪余党、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驻在上海附近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最不放心”，“这个部队我指挥不动”，“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天水随即决定由他们所控制的武器仓库中发给“民兵”枪七万四千二百二十支，炮三百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
0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徐景贤汇报丁盛谈话和给“民兵”发枪的情况后，对徐景贤说：
“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09月23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
“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
10月08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
他们所组织的武装叛乱的指挥班子进入了指挥点，架设了十五部电台，沟通了联络。
他们还调集和部署了“民兵”三万三千五百名。
10月09日，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命令“民兵”集中，携带各种枪炮二万七千余件。
10月12日，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另一负责人钟定栋制定了取名为“捍一”、“方二”的两个作战方案。
当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庸、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等人开会，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宣称要“决一死战”。
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市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计划未能实现。

本庭经过四十二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
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十名主犯应负的刑事责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六名主犯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六人已经死亡，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决定对他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特别检察厅并决定，对江青等十名主犯以外的本案其他人犯，另行依法处理。
本庭确认，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如下：
（一）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1967年07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作出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自1967年05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
1967年，江青为了制造迫害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杨一辰、杨承祚、王广恩和郝苗等十一人。
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决定对他“突击审讯”，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
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害致死。
江青伙同谢富治指使对病势危重的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
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丁觉群、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
由于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
1968年07月21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侯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
“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1966年至1970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
1966年12月14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
同年12月27日，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是“工贼”，使时传祥遭受严重摧残，被折磨致死。
1966年10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1976年，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
同年03月，江青在对十二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
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
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二）被告人张春桥，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在十年动乱中，张春桥是向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夺权的肇始者和自始至终的煽动者、策划者，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1967年01月，张春桥说：
“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1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张春桥伙同江青领导他们的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大量活动。
1966年12月28日，张春桥为了夺取上海市的领导权，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
1967年05月，张春桥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
1966年12月，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指使他组织游行示威，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
在张春桥的指使、策动下，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
上海市领导干部十二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曹荻秋、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侨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诬陷华东地区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一个地下武装”，“密谋兵变”。
1976年，张春桥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
同年03月，张春桥指使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是他们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
张春桥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张春桥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93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三）被告人姚文元，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姚文元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姚文元直接控制宣传舆论工具，长期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1974年至1976年，姚文元指挥“梁效”、“池恒”、“罗思鼎”等写作班子，诬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煽动对他们进行诬陷迫害。
1967年，姚文元积极参与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活动。
姚文元参与诬陷上海市领导干部曹荻秋等人。
1967年05月，姚文元在济南参与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
1976年，姚文元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
同年01月至9月，姚文元指使鲁瑛派人到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材料，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
1976年03月至5月，姚文元捏造罪名，诬陷南京、北京等地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是“反革命”，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煽动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被告人姚文元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
（四）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
1967年08月0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
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93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101条反革命伤人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
（五）被告人陈伯达，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陈伯达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陈伯达控制宣传舆论工具，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1966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
1967年07月，陈伯达伙同江青、康生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1966年底至1968年，陈伯达多次诬陷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是“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并决定对他进行人身摧残。
1967年12月，陈伯达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
由于陈伯达的煽动，使冀东冤案造成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
被告人陈伯达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
（六）被告人黄永胜，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黄永胜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70年11月03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
1967年06月，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及所附的
“第1号调查方案”，阴谋陷害叶剑英为“叛徒”。
1968年06月，黄永胜把诬陷叶剑英“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材料交给叶群。
1968年，黄永胜伙同吴法宪捏造事实，诬隆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石黄永胜还诬陷总参谋部的领导干部。
同年12月，黄永胜诬蔑总政治部“招降纳叛”，积极参与林彪“砸烂总政”的犯罪活动。
1967年10月至1968年03月，黄永胜提出审查中共
“广东地下党”，决定对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文年生等人进行“审查”，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和广州部队“反革命集团”两个冤案，致使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诬陷迫害，副省长林锵云和文年生被迫害致死。
1971年09月06日，黄永胜向林彪密报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致使林彪下决心采取行动谋杀毛泽东主席，发动武装政变。
被告人黄永胜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
（七）被告人吴法宪，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吴法宪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6年08月，吴法宪受林彪的指使，于9月03日写了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送给林彪。
1968年08月，吴法宪伙同黄永胜捏造事实，诬陷罗瑞卿是
“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吴法宪在空军诬陷一些领导干部要“夺权”，批准关押、迫害空军干部和群众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部队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
1969年10月，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组成林彪反革命集团谋杀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联合舰队”。
被告人吴法宪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
（八）被告人李作鹏，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李作鹏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8年04月，李作鹏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
李作鹏在海军点名诬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干部。
1971年09月12日晚11时35分和13日零时6分，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
13日零时20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打电话紧急请示：
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
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被告人李作鹏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
（九）被告人邱会作，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邱会作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7年，邱会作指使人窃取总政治部的档案材料，诬陷总政治部的干部，在林彪“砸烂总政”的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7年至1971年，邱会作在总后勤部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直接诬陷迫害了干部和群众四百六十二人，致使汤平、周长庚、顾子庄、张树森、申茂兴、王述臣、张凌斗、华迪平八人被迫害致死。
被告人邱会作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
（十）被告人江腾蛟，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1971年03月31日，江腾蛟在上海参加林立果为建立武装政变“指挥班子”召开的秘密会议，被指定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负责人。
09月08日，江腾蛟接受林立果传达林彪发动武装政变手令，参与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主席，并担任上海地区第1线指挥。
江腾蛟在杀害毛泽东主席的计划失败后，积极参加林彪、叶群准备南逃广州的反革命行动。
被告人江腾蛟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第93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101条反革命杀人罪（未遂）。
上列被告人王洪文、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各自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江腾蛟在林彪叛逃的第2天，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吴法宪、邱会作、江腾蛟揭发了林彪、江青等同案犯的犯罪事实。
黄永胜供认了自己的部分犯罪事实。
姚文元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不承认是犯罪。
张春桥不回答法庭对他的审问。
江青破坏法庭秩序。
依照刑法对各被告的判决
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第101条、第102条、第103条、第138条和第20条、第43条、第52条、第53条、第64条，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01日折抵刑期01日。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981年01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
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
审判员王文正王志道王战平甘英史笑谈宁焕星
司徒擎曲育才朱理之任成宏任凌云刘丽英刘继光
许宗祺严信民苏子蘅巫宝三李明贵李毅吴茂荪
沈建张世荣张敏范之费孝通骆同启高朝勋高斌
黄凉尘曹理周翟学玺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1981年01月25日
书记员郭志文黄林异
（文中小标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无法无天”的历史不能重演
——写在江青等十名主犯被判刑之日
本报记者纪希晨胡思升
特别法庭对江青等十名主犯的判决，对我国实行以法治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谭震林同志说：
只要全党同志都能按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稳步前进，健全民主和法制，就可以防止今后再出现林、江集团这样的事。
王光美同志说：
这次判决表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触犯刑律的人，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办。
1981年0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庄严宣告了对江青、张春桥等十名主犯的判决。
这是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的第1次，九名曾经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正副总参谋长的“大人物”，因犯有对国家和人民危害严重的罪行，被特别法庭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和16年至20年的有期徒刑，并且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当江华庭长宣读到对每一名主犯的量刑决定时，两名法警在被告旁肃立。
江青、张春桥两名首恶被宣布判处死刑（缓期）后，当即被戴上手铐，由法警押下。
他们“无法无天”反革命生涯的最终结局，就是如此。
这是回首既往、发人深省的一页。
这是“无法无天”的时代的结束，是以法治国的新时代的开端。
一
林、江反革命集团为非作歹，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延续的。
由于这场“革命”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并采用错误的斗争方法，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了致命的破坏，因而使得林彪、江青之流能够放肆地在全国从上到下拼凑起反革命帮派。
他们以帮代党，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大曲折。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文化大革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中坚。
林彪1966年出席一次会议作一次讲话，就可以宣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为“反党分子”、“坏家伙”、“现在就想杀人”的“野心家”，而且不要调查，不需要证据，不准申辩。
林彪甚至在会上指着陆定一同志狂叫：
“我恨不得一枪打死你！”
大难未死的陆定一同志在追述这一往事时对记者说：
“乱加罪名，不要核实；
不准申辩，一哄而起；
无视党规国法；
那个时候党风不成样子，党不象党了。”
陆定一同志冤狱十年，曾经一度一天二十四小时带着手铐，直到1978年才恢复自由。
那个岁月，江青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绝境或死地。
据法庭调查，从1966年至1970年，仅仅根据查有实音的部分讲话录音，江青就信口宣布174人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现行反革命”，其中包括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4人。
康生这个迫害狂，可以根据一个人的长相来作出政治结论，发明了“相面”定案。
他曾经凭空诬指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为叛徒，说“我凭40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
他“敏感”一下，致使赵健民同志冤狱达八年之久。
显然，他们处心积虑利用“文化大革命”摧毁党的各级领导和领导干部，以便他们得以建立林家王朝或江青王朝。
林彪、江青的鬼蜮伎俩，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是没有人觉察和抵制的。
1967年初，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挺身而出，抵制林彪、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阴谋。
谭震林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写信公开点名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把老干部“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当时，谭震林等同志的直言相谏没有奏效，相反地，林彪、江青一伙，包括今天接受判决的九名主犯，相继窃取党中央的领导职务。
“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了盛极一时的时髦，致使党的领导几乎名存实亡，中国人民遭受了长达十年的灾难。
宣判前夕，谭震林同志对记者说：
“如果不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路线性、政策性的措施，公审也审不起来。
如今，只要全党同志都能按照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一步一步地稳步前进，就可以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的悲剧。
中央确定的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集体接班制，不断总结经验、防止骄傲自满，健全民主和法制，整顿和转变党风，以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都可以说是为了防止再出现林、江集团这样的事。”
是啊！
“无法无天”、乱我中华的历史不能重演。
这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的共同愿望和呼声！
二
实行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重要方面。
这次特别法庭进行公开审判，为我们重建法制树立了榜样。
这次公开审判，全国先后有六万多人次直接参加了审判旁听，新闻、报纸、广播作了充分的报道，有亿万人收看了审判电视，可以说是一次普遍生动的法制教育，对推进社会主义法制有深远影响。
“公开审判，好得很！
揭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
曾在国民党新疆监狱中领导英勇斗争的张子意同志，高度评价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审判。
作为横遭他们诬陷迫害的见证人，这位1925年入党的老战士，殷切希望全党和全国人民，从这次历史的审判中，吸取教训，加强党纪国法，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这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在特别法庭得到充分体现。
法庭调查的任务是要调查有无犯罪事实、分清罪与非罪，以及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
而要确定这一切，关键是证据。
这次，在特别法庭上共出示了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供述、鉴定结论在内的八百多个证据。
江青虽然经常以“不记得”、“不清楚”来抵赖罪行，但一出示书证、播放录音，她在证据面前也只能承认。
只要是同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有关，被告和律师可以充分行使辩护权，而不问其观点正确与否。
12月19日，姚文元在法庭上全文宣读了他精心草拟的辩护词，虽然这位被告矢口否认林、江集团通过他控制舆论工具的指控，法庭允许他讲完。
12月24日，江青在被告席站立宣读所谓《我的一点看法》，百般洗刷自己，为“十年浩劫”评功摆好，高叫什么“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
江青陈述的基本内容，报纸和电视进行了报道。
对黄永胜的法庭辩论延续了三个下午，他作辩护发言长达三个小时。
法庭允许被告陈述，并注意研究他们的辩护。
这是保障法律给予被告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能不能为全国人民切齿痛恨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进行辩护，人们不是没有疑虑的。
这一次实践表明，效果显著，影响深远，人民也是满意的。
江腾蛟的辩护律师周奎正对记者说：
“我出庭辩护后收到很多来信，鼓励我们，没有指责的。
有的人来信要求我为他牵涉的某一案件辩护。”
恢复律师制度，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很有作用。
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是于1954年试行，1956年开始推广的。
事隔一年，到了1957年，就被加上“为坏人辩护、丧失立场”的罪名，夭折了。
当时律师中的许多人被戴上右派帽子。
如今，三千多名律师又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起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经历了十年颠倒，我们的法制和司法工作，正处在健全的过程中。
这一次特别法庭公审江青等十名被告，取得了重大胜利和有益的经验，尽管出现个别经验不足或使用司法程序不熟练的情况，但从总体来看，无疑是我国依法办案的一个重大范例。
三
在司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保证法院独立进行审判，独立对法律负责，任何个人和组织均无权干预。
例如，在量刑问题上，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可以听取，但毕竟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
刑只能同有确凿证据的罪相适应，并由法庭依法独立决定。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崇高权威。
特别法庭的判决书，实事求是，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凡属混淆罪与非罪区别的，定性不准确或证据不足的，均行舍弃。
正因为这样，判决书最终确认的罪行，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十名被告的罪行，有了某些变动。
如原来起诉书中列举的第4项大罪“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指控姚文元为上海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因而负有罪责。
特别法庭调查后认为这一指控不能成立，判决书撤销了这一指控，这就减轻了姚文元的罪行。
判决书对十名被告的量刑，是恰当的，既伸张了正义，平了民愤，又坚持了“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这是刘少奇同志1967年08月在一次批斗他的大会后作出的预言。
王光美同志对记者说：
“刘少奇同志的愿望现在实现了。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等十名主犯的判决，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制，对我国实行以法治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她说：
“我国人民喜欢包公。
多少年来流传许多杜撰的故事，幻想能有包公那样的清官。
真正的清官应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政府和法庭以及其他人民民主专政的机关。
这次判决，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
任何触犯刑律的人，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办。”
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判决，将教育人民，总结历史的经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按法办事，执法如山，不让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重演！
特别法庭宣告闭庭，宣判之日结束了。
经历了严峻考验的中国人民，将在以法治国的大路上继续前进。
（附图片）
江青带着手铐站在被告席上。
张春桥戴着手铐站在被告席上。
判决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特别法庭。
新华社记者 摄

以优制胜以新制胜以廉制胜
北京市二轻工业出现多年未有的好形势
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好形势，去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5．5亿元，比1979年增长20．2％。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他们回答说，是因为产品在质量上以优制胜，品种上以新制胜，价格上以廉制胜。
去年以来，他们和所属的企业，采取多种形式，了解和熟悉市场，根据人民的需要，安排生产，改革工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二轻局要求各厂把提高产品质量放在首位，“争名牌，创优质”，以优制胜，占领市场。
不少企业对那些几十年“一贯制”的产品进行了革新、改造，对一些销路畅通的产品，也严格把关，做到精益求精。
前年曾荣获国家金质奖的天坛牌男衬衫、荣获银质奖的冬梅牌女衬衫，在去年名牌产品复查中又有新的提高，均被评为100分。
去年又有菱花牌印花薄膜、王麻子剪刀、环球牌女一带布鞋，获得国家银质奖；
28种产品荣获部、市优质产品证书。
在去年全国同行业产品质量评比中，有22种产品夺得全国冠军。
仅鞋帽公司布鞋产品，在10个品种的评比中，就有五个品种夺得全国第1名。
他们还狠抓了产品的更新换代，研究国内外新技术，大搞技术革新，增加花色品种。
首先落实对技术人员的政策，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各个单位也都增强了科研力量，不少厂成立了新产品试制组和试制车间，研究和试制新产品、新品种。
去年以来，二轻系统试制新产品、新品种二百多种，新规格、新花色一万多种，实现技术革新九千多项，有些项目达到了国内外的先进水平。
他们也千方百计地降低价格，做到物美价廉、薄利多销。
本报记者翟启运

去年中国第1机电设备公司
向农村销售载重汽车一万三千辆
为了支援农业生产，解决农副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运输问题，中国第1机电设备公司根据1980年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和国家计委关于《向农村人民公社销售载重汽车的试行办法》，1980年已向农村销售载重汽车1．3万辆，其中包括部分省、市将本地区生产的汽车纳入计划销售的3，000辆。
向农村有计划地销售汽车，对于解决农村运输紧张状况，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据反映，在销售农用汽车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国第1机电设备公司将在1981年销售中注意解决。

斯特里特外长举行答谢宴会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和夫人今天中午举行了答谢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黄华，文化部部长黄镇，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斯特里特在讲话时指出，这次在北京的会谈使他更加坚信，“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建立在一个范围广阔而又牢固的基础上，并且发展得很顺利”。
黄华在讲话中强调指出：
“只有坚持原则，坚决支持被侵略者，才能遏制侵略、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
而牺牲原则，屈从侵略者的讹诈或威胁，则只会损害和平。”
关于中澳两国关系，黄华表示相信，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的关系一定会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

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妥善安排
长春市压缩基本建设投资
为了贯彻中央要把基本建设退够的精神，近几个月来，长春市先后停建了一批基本建设项目；
压缩一千万元的投资，其中包括300万元以上投资的在建工程。
长春市基本建设长期以来规模大、战线长。
1980年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40％，超过了现有财力、物力和施工力量的可能。
有些项目上又上不去，下又下不来，停在那里久拖不决。
去年下半年以来，市政府认真学习中央有关的文件，提高了认识，下决心对所有在建项目进行一次清理。
他们组织计委、建委、建设银行等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着重对那些重复建设的项目，产品销路不好、原材料解决不了、能源消耗比较大的项目进行调整，该下马的下马，该缩减的缩减，认真进行了妥善安排。
长春市化工一厂为减少硼砂废渣硼泥的污染，从1976年开始建设硼镁磷肥车间，想利用硼泥生产硼镁磷肥，共需投资178万元；
现在由于市场形势变化，硼镁磷肥销路不好，同时生产成本高，建成投产后将会亏损，于是决定立即把这个项目停了下来；
为解决硼泥堆积和污染问题，已和机砖厂建立联系，用作生产红砖的原料。
正在建设的农安机械化养猪场，是长春市的重点工程，总投资450万元，建成后可机械化圈养万头肥猪，从1975年开始建设，到1980年共完成投资128．8万元，已建成三栋猪舍；
现在感到继续建立这样大的机械化养猪场投资大，见效慢，决定停下来，已建成的猪舍用来饲养种畜。
据《吉林日报》

理应分等出售
高明善
在北京，到一些国营食品商店买水果，要想挑选些质量好一点的，售货人员往往是这种语气：
“不许挑，你挑好的，坏的卖给谁？”
为什么不容许顾客挑选呢？
据说，怕损耗，亏了钱。
俗话说，买好才能卖好。
水果总有大小、好次之分。
商店既不分等，又不准顾客挑选，价格一律，显然不适当。
好货好价，次货次价，保持合理的质量差价，商店是不会吃亏的。
问题是有些商店人员怕麻烦。
只要他们费点心，出点力，事先分出等来，不仅销售的快，也能够降低商品损耗率。
总之，应为消费者着想，讲点经营鲜活商品的生意经。

短期痛比长期痛要好
——谈为什么基本建设要一次退够
本报评论员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该退的不退，该进的就进不了。
从目前的基本建设来说，退，一定要一次退够。
这是我们从全局出发，使整个经济由被动局面转为主动局面的一个根本问题。
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调整，但真正的全面调整还是从今年开始。
过去的缺点，就在于基本建设战线不仅该退的没有退，反而越拉越长。
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认真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该退的退不下来，原因很多。
重要原因之一是有的部门或地区的领导人，对中央这一方针执行不力。
你要把长线调下来，他却变着法儿继续上；
或者口头上也说要调整，实际上则明下暗上。
这主要是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没有很好地认识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经济工作中，多年来人们习惯上形成这样一些概念，就是：
上比下好，进比退好，大比小好，高比低好，快比慢好。
一句话，实际上是认为“左”比右好。
所以，中央提出调整经济，一批建设项目要下马，一些同志就感到不够劲，顾虑这顾虑那，怕这怕那。
有的同志说什么“要骑在马上调整”，深怕与“下”字、“退”字沾上边，似乎那就不算革命了。
其实，上与下、进与退、大与小、高与低、快与慢，都是辩证的统一。
每一对矛盾着的双方，是好是坏，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
该上不上、该进不进固然不好，该下不下、该退不退同样不好。
多年来的教训反复证明，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跃进，只能给人们带来无穷灾难。
“左”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决不能再干那种想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蠢事了。
调整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要树立全局观念。
不少地方出现这种情况：
预算内的基本建设计划虽然压缩了，但是预算外的基本建设项目则不断扩大，基本建设的总规模并没有压缩下来。
近年来全国增加了近万个企业，其中不少是盲目发展起来的。
有些棉花、烟叶、蚕丝产区，片面强调发挥地方优势，不愿按国家计划调出原料，不考虑自己的技术条件，重复建设纺织厂、卷烟厂、丝绸厂等，结果“以小挤大”、“以技术落后挤技术先进”，造成很不合理的现象。
这些问题，务必要引起我们重视。
有些建设项目，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考虑，上去是有利的，但是从全国衡量，则弊多利少，这就要以大局为重，坚决停下来。
基本建设退到哪里才算退够？
就是要退到建设规模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
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
我们国家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经济稳定极为重要。
建设的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进了，就会出现混乱；
两者适应，经济就会稳定。
有的同志不愿意一次退够，怕伤筋动骨，想花上三年五年时间，慢慢退。
这实际上是一种钝刀子割肉的办法。
很显然，短期痛比长期痛要好，痛一年比痛三年五年要好。
我们主动地采取果断措施，一次退够，虽忍痛于一时，但换来的却是国民经济的稳定，把失调的比例关系快些调整过来，使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健康前进。
如果对调整工作犹犹豫豫，拖拖拉拉，欲下不忍，欲上不能，旷日持久，恶性循环，整个经济就会越来越被动，到那时再被迫进行调整，才真正要伤筋动骨。

苏州市停缓建五十四个项目
本报讯去年12月份以来，苏州市革委会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会同有关部门，对基建项目进行了清理，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再压缩一批基建项目，压缩基建投资二千多万元。
这次停、缓建的54个项目中，包括这样几种类型：
一是属于楼堂馆所项目，二是重复建设的项目；
三是原材料、燃料不落实的加工性项目，四是产品销路不畅，生产规模不宜再扩大的项目。
据《新华日报》

薄一波会见美国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薄一波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肯尼思·普鲁威特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代表温弗雷德·莱曼率领的美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规划代表团。
双方就两国在社会科学方面学术交流的前景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藻鉴堂里春意浓
万里谷牧和老画家们共话新春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谷牧同志今天上午到颐和园藻鉴堂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看望老国画艺术家，和他们共话新春，共赏佳作，共同讨论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为继承、发扬祖国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力量。
万里、谷牧同志向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负责人朱丹、蔡若虹、黄胄以及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张仃、蒋兆和、田世光、董寿平、白雪石、许麟庐、溥松窗、肖淑芳等著名老画家们亲切问好，十分关心地询问大家的生活、创作情况。
当得知吴作人因病未到时，特请吴作人夫人、花卉画家，肖淑芳转达问候。
老画家们和国务院两位领导同志倾心交谈，畅所欲言。
他们谈到了中国画传统亟待认真研究和继承、发展的问题，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文化建设的问题。
万里、谷牧同志一致认为：
我们尊重世界上所有先进的优秀的文化艺术，但继承和发扬祖国民族文化艺术应放在首位。
现在我们正在筹备成立中国画研究院，将来有条件时，还应该成立民族化的油画、雕塑等研究院，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艺术遗产，以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的文化艺术。
老国画家们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鼓励。

王充是气（元气）一元论者吗？
周桂钿
多年来，学术界许多同志都认为王充是气（元气）一元论者。
他们说：
“王充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元气”，“天地是元气的产物”；
因此，“王充明确奠定了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宇宙观”。
近几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以及研究王充哲学思想的著作，几乎都说他是气一元论者。
可是，我反复阅读了《论衡》，觉得这个论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
第1，王充经常把“气”和有形体的“物”、“体”相对而言。
例如，他说：
“非物则气”（《论衡·纪妖》，下引《论衡》，只注篇名。），
“无体则气”（《祀义》）。
他明确地说过，草、鸟、土这些有形体的物，都不是气（《奇怪》）。
可见，在王充的思想中，气是无形体的，与有形体的物共同构成客观世界。
但是，王充并不是体气并列的二元论者，他认为气是从属于体的。
王充认为，天地都是体，而不是气，天地都包含着气，并且不断地施放出气来，由这些气产生了万物。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认为：
“在王充看来，‘气’从属于‘体’，‘气’是‘体’所含的‘气’，‘体’既是物质的‘体’，因此，这一物质的‘体’所含的‘气’也是物质的‘气’。”
这种说法可能更符合王充的思想。
第2，王充说过：
“万物之生，皆禀元气”。
（《言毒》）但是，能否据此得出一切自然物都是元气构成的结论呢？
我认为，就象草木生长需要接受阳光的照射，但草木并非阳光所构成的一样；
“禀元气”而生的物，不能认为完全是由元气所构成的。
王充明确地说过：
“元气所在，在生不在枯。”
（《状留》）既然枯木干草没有元气，那就说明元气只与草木之“生”有联系。
对于人和动物也是这样，元气只与活体有联系。
在王充看来，元气是一切生物的物质基础，它与生物的生命活动相联系；
失去生命的生物体都没有元气，非生物当然也就不会有元气了。
所以说，以“万物之生，皆禀元气”一句话为根据，似乎还不足以断定王充是元气一元论者。
第3，关于人的问题，王充说过：
“水凝而为冰，气积而为人”。
（《道虚》还说：
“人所以生者，阴阳气也。
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
（《订鬼》）这就是说，人从形体到精神都是气构成的。
但他又认为，气在人体中，就象火在炉子里，水在沟中那样，并且认为气、元气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形体一旦失去气，就丧失生命能力，成为尸体。
可见，在他看来，气是组成活人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因此，我们还不能说他是气一元论者。
另外，王充虽然十分明确地说过天地都是体，不是气；
但是，有的同志还可以这样提出问题：
天虽然是体，却是气凝聚而成的。
不过，王充却从来没有说过天体是由气凝聚成的；
也从来没有说过天地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东西，怎样形成的；
他只认为天地都是自然的。
他说：
“天地不生，故不死……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
（《道虚》）又说：
“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
天不变易”。
（《齐世》）可见，王充只提出天地“无终始”，“不变易”，并没有探讨过天地的产生、宇宙的本原这类问题；
我们怎么能说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元气”，“天地是元气的产物”呢？
王充说：
“天地，含气之自然也。”
（《谈天》）这是王充自己的观点，而且多次重复这一思想。
天地含有气，不能认为天地就是气凝聚成的。
王充认为天地都是含有气的体，它们能不断地散发出气来，因此，“气皆统于天”（《订鬼》）。
在王充看来，天地比气更根本，天地是气的本原，气是天地的产物，一切气都是从属于天地这个体的。
如果倒过来说，元气是宇宙的本原，天地是元气的产物，那恐怕不能说是王充的观点。
从以上分析，我认为，王充没有把气看作一切自然物的本原，也没有把天地看作是气的产物。
因此，我们似乎还不能称他为“气一元论者”。

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略论调整方针的深远意义
刘国光
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必然引起高积累，结果带来低效率和低消费，严重延缓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我国经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走的正是这样一条崎岖的道路。
为了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左”的错误，在当前的经济调整中，在今后的四化建设中，我们必须认清我国的国情，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
建设规模不可过大，积累率不可过高，要把经济的发展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重视质量和效果，主要依靠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努力提高微观的和宏观的经济效果，在把微观经济搞活的同时，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计划指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来，我们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农业生产有了比较快的发展。
工业生产在能源没有多少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轻工业生产增长得比较快。
市场供应也是比较好的。
绝大多数农民和城市大多数职工的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这样好的经济形势，是多年来少见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在这种很好的经济形势下面，潜伏着一种危险，就是财政上出现大量赤字，货币发行量过多，引起物价上涨。
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经济形势进行了全面的估量，认为如果不对这种潜伏的危险采取断然措施，三中全会以来城乡人民在经济上得到的好处就会失掉。
因此决定实行进一步的认真的调整，要求从现在起，各级党委和政府，各个财经部门，都要把主要精力转到调整方面，以调整为中心做好各项工作。
当前的经济调整，主要是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紧缩各项行政费用，某些该退的方面退够，以便尽快地消灭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稳定市场物价，使国民经济摆脱潜在的危险。
同时，其他方面，主要是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的建设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
因此，这次调整是一个有进有退的积极的方针，暂时的局部的后退是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从被动转为主动，使我们能够站稳脚跟，稳步前进。
实行进一步的调整，不但对克服当前潜在的危险来说是必要的，而且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就是使我们的经济工作从根本上摆脱“左”的错误思想和做法的束缚，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的经济工作中存在着“左”的错误。
当然，这不是说，过去的经济工作没有正确的东西。
我们的成就还是不小的。
如果不是由于“左”的错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然会发挥得好得多，我们取得的成就会大得多。
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存在于许多方面，就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来说，主要是脱离实际，盲目追求和轻率提出难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各项工作围绕着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口号转，使经济发展陷入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可以说，我们的经济过去走的是一条“两高两低”的崎岖道路，这就是“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
国民经济在这条路子上蹒跚前进，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不少的损失，严重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过去，我们强调高速度发展经济，这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都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的富强国家。
但是，经济发展速度不决定于主观愿望。
由于我们提出的目标和口号往往不切实际，计划安排的速度指标往往超过了客观可能，结果欲速不达，使实际取得的速度显著低于客观条件允许达到的速度。
例如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本想来一个大跃进，但结果与我们的愿望相反，整个“二五”期间国民收入不但没有高速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就是一个欲快反慢的例子。
不顾客观可能片面追求“高速度”，必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引起“高积累”。
为了保证高速度的指标，特别是“以钢为纲”的重工业高指标，就要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建规模扩大了，又要提高钢煤电等重工业指标，这样面多加水，水多加面，投资规模越加越大，摊子越铺越多，积累率就不能不大大提高。
“大跃进”时期曾经提到30％—40％以上，七十年代也长期处在30％以上，甚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又进一步提高到36．6％。
这都大大超过了国家力量和人民生活所能承受的程度。
这样的“高速度”、“高积累”必然带来“低效率”。
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等数量指标的做法，使生产的增长基本上是靠增人、增投资、增投料这样一种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方式，而忽视了生产发展的内涵因素即提高效率方面。
基本建设热衷于铺新摊子，造成战线过长，长期形不成新的生产能力，新建工程建成后又投不了产，而老企业的原有能力却不能得到及时的更新改造和充分利用。
生产中的低质量、高消耗、高成本，流通中的周转慢、积压多、资金占用量大，等等，都是低效率的表现。
经济效果下降的结果，现在两元钱办的事只相当于过去一元钱，建设工期比过去延长了一倍，由于单位产值提供的税利减少，财政收入每年比过去少收几百亿元，由于单位产值占用流动资金的增大，现在比过去多占用几百亿元。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为“高速度”、“高积累”付出的代价。
一面是“高指标”、“高积累”，一面又是“低效率”，那么我们过去的经济生活是靠什么支撑的呢？
只能是靠紧缩人民消费维持下来的。
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消费水平长期没有多少增长，欠账甚多，以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虽然党和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但是多年积下的欠账仍然不能一下子还清，还需要经过今后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来逐步解决。
上述“左”的错误，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错误，是代价重大的错误。
当然，在不同时期，这种错误的表现形式和程度是不同的。
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尽管经济工作中也有过一些缺陷，主要是积累搞多了一点，重工业搞多了一点，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也有注意不够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比较健康的。
突出的错误是在“大跃进”时期。
在这个时期，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左”的错误做法得到了集中的恶性的表现。
这个错误虽然经过六十年代上半期的调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纠正，但是由于没有从思想认识上认真总结，没有从根本上肃清凭主观愿望规定发展速度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以致每当形势有所好转，就要折腾，重走类似“大跃进”的老路。
1970年以来，当“四人帮”横行之际，又搞什么“新的跃进”，几次搞了高指标、高积累，造成忽上忽下，比例严重失调，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我们对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又没有来得及清理过去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还是急于求成，走过去的老路，又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的目标和口号，把本来已经超过国力负担的基本建设规模又大为扩大，使本来已经失调的比例关系更加失调。
在中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后，不少同志仍囿于过去“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对经济调整的方针认识既不充分，执行也不得力，在采取了提高城乡人民消费水平的措施的同时，却没有把基本建设的总规模相应地退下来，以致造成用于积累和消费的需求总额大大超过可供使用的国民收入，国家财政开支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
这就是当前经济形势中潜伏着危险的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比例失调说明：
虽然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整个社会再生产可以处于社会的自觉组织和有计划的指导之下（尽管还不完善），但是，如果我们的计划指导不符合客观实际，严重违反客观规律，无视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客观联系，削弱乃至放弃综合平衡工作，国民经济就会发生比例失调的危机。
我国经济工作之所以长期未能摆脱“左”的错误，从根本上说，同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同我们对我国基本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的基本国情是什么？
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大国，经济文化水平很低、底子很薄，1979年每人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3美元，在世界一百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中居于一百位以后的地位。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水平低、底子薄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个相当长
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决不能急于求成，指望一下子
出现什么奇迹。
过去我们没有认识清楚我国的这个基本国情，以致老是犯急性病，欲速而不达。
直到现在，真正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是不多的。
为了从根本上摆脱“左”的一套的束缚，在当前的经济调整中，在今后的四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加深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把我们的指导思想，真正统一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和其他客观规律办事这一点上来，并且通过认真贯彻经济调整的方针，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
首先，在发展目标和发展速度上，我们今后决不可再提出不切实际的预言和口号，提出不能实现的指标，而要量力而行，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要在摸清国情国力的基础上制定我们的计划。
党中央提出，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使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这是切实可行的目标，达到了这一步，我们才有可能进而向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前进。
其次，在建设规模和积累率上，我们今后决不可再搞超过我国国力和人民负担能力的过大建设和过高积累，而要把经济的发展与不断地逐步地改善我国十亿人口的生活结合起来，适当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
党中央提出要把积累率降到25％左右，这是我们应当通过经济调整逐步实现的。
再次，在发展的方式上，我们今后决不可再搞单纯追求数量指标，光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增加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等等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而要重视质量和效果，主要依靠现有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能源原材料等等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来发展生产，并且不断改进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力求适销对路，以节约资金，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微观的和宏观的经济效果。
在经济发展上摆脱“左”的一套思想和做法的束缚，走出一条新的路子，当然不只是以上几条。
我们还要在产业结构方面改变过去那种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全面地适当地安排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以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事业的关系。
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分集中和吃大锅饭的弊病，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物质利益关系，在把微观经济搞活的同时，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计划指导。
总之，只要我们科学地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真正肃清“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通过当前的调整和改革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途是极其光明的。

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
岳平
同业公会是官僚机构的唯物主义，而官僚机构则是同业公会的唯灵论，同业公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则是国家的同业公会。
官僚精神就是“形式的国家精神”。
因此，官僚机构把“形式的国家精神”或实际的国家无精神变成了绝对命令。
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
既然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
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
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
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
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
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
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
官僚精神纯粹是一种耶稣会的精神、神学的精神。
官僚是国家的耶稣会教徒和神学家。
官僚机构是〔国家祭司〕。
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
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
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
对于官僚来说，真正的科学是没有内容的，正如现实的生活是毫无生气的一样，因为他把这种虚假的知识和这种虚假的生活当做真正的本质。
……官僚把现实的生活看做物质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的精神在官僚机构中有其独特化的存在。
因此，官僚机构必须使生活尽可能物质化。
在官僚机构中，国家利益和特殊私人目的的同一表现为以下的形式：
国家利益成为一种同其他私人目的相对立的特殊的私人目的。
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
以上这些话，都是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0—303页）一书中摘引的。
这篇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比较难读，但是这几段话只要认真多看几篇，还是可以弄懂的。
这些话，言简意深，把普鲁士封建专制国家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揭露出来了，给历史上存在过的封建官僚政治画了一幅像，实在值得一读。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还是一个政治上不统一、经济上很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封建关系盘根错节。
当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在英、法等国开始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德国社会还在沉睡着。
所以，马克思说，“德国并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
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还没有达到”。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个时期，支配德国的国家哲学是黑格尔学说，而按这个学说的保守的反动的政治观点，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最高成果，普鲁士君主制是最良好、最完备的制度，这种封建等级制和官僚政治的存在是必要的，是“绝对观念”的体现。
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点，是忠实于普鲁士君主制度并为它服务的，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妥协、甘心向国王屈服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着手批判这个学说的前后，正是欧洲各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革命运动日益成熟的一个时期，好多国家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有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斗争。
在这种革命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下，社会生活日趋活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成立各种团体，以讨论哲学、宗教等问题的方式，抨击普鲁士的现存制度。
这标志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德国，德国处在革命的前夜。
德国的资产阶级很软弱，他们强烈要求统一，废除封建制度，但是又害怕人民，害怕革命，认为革命是“无理性的，野蛮而可怕的”（黑格尔语），宁可屈服于封建贵族，希望他们从上而下地实行改良，使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
也就是希望保持现存的君主政体和市民社会的秩序，由国王代表国家从上面赐给他们恩惠和雨露阳光。
最好国家的形象就象他们的同业公会那样，为他们谋利益。
实际上资产阶级的这种希望，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官僚机构中，国家利益和特殊私人目的的同一表现为以下的形式：
国家利益成为一种同其他私人目的（指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特殊的私人目的（指封建官僚们的利益）。”
简而言之，官僚机构实际上是只听命于君主一个人的，确切地说，他们只为属于他们封建官僚政治圈子里的人谋利益，其他的芸芸众生全不在话下，都不过是一堆
“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的“没有定型的东西”。
（黑格尔语）所以，马克思说，“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
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
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
这种制度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2、411页）这就是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封建专制国家最本质的特征。
至于封建官僚的其他种种特征，比如闭关锁国，故作神秘，迷信权威，等级森严，上推下卸，弄虚作假，例行公事，形式主义，不讲科学，追逐特权，图谋私利，贪图享受等等，马克思都作了生动的刻画，勿需我们多说了。
马克思对当年封建官僚的描绘，对我们说来已经是一幅历史画卷，但是同时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它象手术台上的无影灯，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看准我们自己的问题。
不久前，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曾经坦率地告诫全党，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为了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改革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将会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
马克思当年揭露的封建官僚是封建社会制度的固有之物，是它的头脑、心脏、神经，是这个制度本身不能克服的。
所以马克思对它用的“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还提出这样的著名结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他号召“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
一定要开火！”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只是它不完善，它在实践中，我们的一些弊端是同这种不完善有关的。
比如官僚主义现象有的就是这样。
而有的则属于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作风、党性修养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待这种官僚主义，是用解剖刀，掸子，洗涤剂。
有的动手术，割去健康肌体上的“赘瘤”；
有的除尘去垢，使其重放光辉。
总之，克服官僚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乍得当局对利比亚驻军感到担心
本报讯据法新社1月21日报道，乍得当局对利比亚在乍得“整个北部的存在”感到担心。
01月06日，利比亚和乍得两国领导人宣布利乍“合并成一个国家”后，利比亚加强了它在乍得的“常驻”部队，“巩固了”在乍得北部的存在。
报道说，这一情况已成为“乍得当局担心的问题”。
乍得当局“曾几次缩小”乍利“合并”的意义，“似乎在认真对待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所表示的担心”。
乍得新闻社19日全文报道了非洲国家14日在洛美召开关于乍得问题的紧急会议公报，这项公报谴责利乍合并，要求利比亚和其他国家从乍得撤军。
报道说，乍得全国团结过渡政府副总统卡穆格中校19日对法新社发表讲话认为，“乍得当局准备接受在洛美作出的决定”。
他甚至说，到时候，乍得全国团结过渡政府应“同利比亚当局商定”利比亚部队从乍得国土“撤出的办法”。
另据合众国际社22日报道，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说，利、乍合并是自然的事；
但是，重要的是要实现阿拉伯的统一，或者至少在一部分阿拉伯国家之间实现统一，然后才能进行同乍得实现统一的工作。

凶残而卑鄙
苏联当局为了欺骗国内外人民，经常开动它的宣传机器，竭力宣扬侵阿苏军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编造了许多所谓苏联军队同阿富汗人民的“友谊佳话”。
但是，这些弥天的谎言怎么能掩盖得住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呢？
苏联侵略军在阿富汗进行灭绝人性屠杀的罪恶行径实在是骇人听闻。
据逃出来的阿富汗难民揭露，苏联飞机在阿富汗山区除了狂轰滥炸之外，还投下许多定时炸弹和地雷，其中还有一种炸弹手表，款式精致，跟真的手表一样。
谁要捡起来戴在手上，到了一定时辰就爆炸，造成杀伤。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直升飞机仅在阿富汗库纳尔省就空投了几万枚地雷和定时炸弹。
许多炸弹做成钢笔、收音机、硬币和鹦鹉玩具的样子，残杀无辜。
仅仅这一个省，遭受手表式炸弹伤害的儿童就有五十多名。
这样的屠杀不仅是凶残而且是卑鄙！
另外，据报道，苏联侵略军使用了口径为122毫米到152毫米的大炮，炮弹是一种新型的杀伤面广的“葡萄弹”或钢箭弹。
他们还使用一种名为AKS的新式步枪。
这种步枪使用的子弹内有一个空心弹头和一个钢塞子，子弹击中目标时，钢塞子就向前冲撞，立即扩散成蘑菇状，伤口随之扩大，杀伤力甚强。
所有这些，不仅说明苏联侵略者为了屠杀阿富汗人民是如何的凶狠和残暴，而且告诉人们苏联霸权主义正在把阿富汗作为它的新武器的试验场。
俗话说，唯残暴者最怯懦。
苏联侵略者在阿富汗愈是凶残，愈是卑鄙，就愈是表明它的处境不妙。
这种残暴行径，除了进一步激起阿富汗人民的仇恨和反抗以外，决不可能得到别的结果。
殿杰

卢森堡议会批准卢中文化合作协定
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22日电卢森堡消息：
卢森堡大公国众议院21日批准了《卢森堡大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根据这个为期五年的协定，两国将在教育、文化、科学、技术、体育和青年活动方面进行合作和交流。
这一协定是1979年09月卢森堡大公让访华期间，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的。

去年世界原油产量下降3．9％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据英国《石油经济学家》杂志今年01月号报道，去年世界原油产量估计达306，562万吨，比1979年下降3．9％。
去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原油产量从前年的152，395万吨下降到134，083万吨，下降幅度达12％。
除沙特阿拉伯增产外，其余12个成员国全部减产，其中减产幅度较大的科威特减少了32．8％，减产幅度较小的印尼减少了2．1％。
伊拉克和伊朗因爆发战争分别减产17．9％和51．1％。
世界上最大的产油中心——中东地区，去年的原油产量为95，663万吨，比前年下降12．4％。
非洲地区同期内也下降了11％。
据报道，去年世界原油产量下降除了受两伊战争影响以外，根本原因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为保护石油资源、推迟石油枯竭期、保持石油价格的坚挺地位而实行保护性生产的方针。
它们根据石油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从去年第2季度开始普遍削减原油产量。
加勒比地区去年的原油产量达到24，054万吨，比前年增加8．7％。
其中墨西哥的原油产量第1次突破一亿吨大关，由前年的8，081万吨上升到1 ．1亿吨，增产高达36．1％。
西欧去年的原油产量也较前年增加了7．1％，达11 ，666万吨，其中8，000万吨是英国生产的。
苏联的原油生产自1975年起一直占世界首位。
它去年的原油产量达60，300万吨，比前年增加2．9％，但没有达到它预定的生产目标——60，600万吨。
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产量位居世界第2，年产达49，500万吨，比前年增加4．2％。
美国原油产量由前年的47，859万吨增至去年的48，500万吨。

土耳其总理强调
应在撤出外国军队基础上解决阿富汗问题
世界青年裁军会议代表继续谴责苏联侵阿
新华社安卡拉1月24日电据此间报纸今天报道，土耳其总理比伦特·乌卢苏昨天在伊斯坦布尔宣布：
“应当在从阿富汗撤出外国军队、结束外国对阿富汗的干涉和承认阿富汗人民自决权的基础上找到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
乌卢苏是在前往沙特阿拉伯参加伊斯兰首脑会议之前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发表讲话时这样宣布的。
土耳其是第1次派总理级代表出席伊斯兰首脑会议。
乌卢苏说：
“我相信，这次首脑会议将为伊斯兰国家之间缩小它们的分歧和加强团结提供一个大好机会。”
乌卢苏说：
“我们支持结束伊朗和伊拉克战争的任何建议。”
他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代表，在中东问题的和平努力中应该有他们参加。”
乌卢苏重申：
“土耳其政府的立场是：
以色列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

新华社赫尔辛基1月23日电由芬兰青年组织筹备召开的世界青年裁军会议今天闭幕。
在22日的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并指出阿富汗卡尔迈勒政权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言的唯一目的，是企图替一个重要的军事大国非法侵略行径开脱。
英国代表在发言中强烈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
他要求在最后文件有关阿富汗的条款中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并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走它的军队。
南斯拉夫青年代表也要求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走。
这次历时五天的会议约有100个国家近1，000名代表参加。
会议主要讨论了国际局势、军备竞赛、裁军等问题。
会议最后通过的文件对核武器竞赛和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形成的新的冷战表示深为关切。

外国漫画选
北极熊在宰割和平鸽。
和平鸽身上写着“阿富汗”。
（新华社发）

我援建巴基斯坦一棉纺厂投产情况良好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月22日电巴基斯坦工业发展局局长拉希姆·马赫苏德今天说，中国援建拥有二万五千纱锭的塔贝拉棉纺厂，今年01月01日投产以来情况良好，产品质量也很稳定。
马赫苏德是在中国援巴工程技术人员领队姚方伯在哈扎拉县哈拉巴特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这番话的。
他说，这座棉纺厂为我们两国在技术合作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马赫苏德说：
“棉纺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从中国朋友身上学到了很多经验和技术。
我们决心今后加强我们之间的合作。”

日本举行今年相扑首场比赛发奖仪式
符浩向冠军发中日友好景泰蓝奖杯
据新华社东京1月25日电日本1981年相扑首场比赛发奖仪式今天晚上在东京藏前国技馆举行，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首次代表中国大使馆，把一只一米高的中日友好景泰蓝奖杯发给了本场比赛的冠军——千代之富士力士。
这只景泰蓝奖杯是中国大使馆最近赠送给日本相扑协会的。
奖杯总重量为23．5公斤，底座上用银丝镶有“中日友好景泰蓝奖杯”的字样，杯上还绘有中国的长城、牡丹和日本的富士山、樱花等图案。
据悉，中日友好景泰蓝奖杯为流动奖杯，将在每场大相扑比赛结束时，由中国驻日本大使发给优秀力士。
在发奖仪式上，千代之富士还接受了日本天皇、总理大臣等赠送的奖杯和奖品。

日本舆论强调应为释放金大中继续努力
本报讯据报道，自南朝鲜全斗焕集团宣布减判金大中为无期徒刑以后，日本报纸在纷纷发表评论表示欢迎的同时，强调金大中问题没有解决，要为释放金大中的斗争继续努力。
《朝日新闻》指出，金大中减刑的消息“不过是暗夜里的一线光亮，问题并不会因此而从本质上得到解决”。
该报要求南朝鲜当局“尽早01日地作出让金大中完全恢复权利的决断”。
《每日新闻》认为判处金大中死刑的“最坏事态已经避免”，“但我们期望今后进一步发展，让金大中恢复自由”。
《读卖新闻》说金大中的命虽然保了下来，但“违背了我们的期待，我们不禁为之失望”。
该报强调，“我们要求”全斗焕集团“今后给予特赦，让金大中得到自由”。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虽然金大中减刑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问题并没有因此而一切都得到解决”。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强调“金大中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并没有得到保障”，社会党“将继续要求立即释放金大中，保障政治活动的自由”。
民社党国际局长渡边表示“决心进一步作出努力，以使（金大中问题）最终解决”。
另据报道，美国、英国、意大利、瑞典对金大中减刑表示欢迎或松了一口气。

日本采取措施保护野生动物
本报讯东京消息：
日本内阁全体成员本月10日没有参加皇室原定在千叶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猎野鸭活动。
依照惯例，各国外交官员和日本内阁成员每年均被邀请参加猎鸭，而近年来日本官员谢绝邀请者逐渐增多，以免激起保护野生动物人士的指责。
现在整个内阁成员都不参加，表明政界重视保护野生动物。
几年来，渔民捕杀海豚，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日本政府即规定船舶安装新设备驱赶尾随的海豚。
去年政府曾决定消灭栖息在东京浅草寺廊檐下的鸽群，使5，000只鸽子遭到枪杀。
经舆论抗议后，政府取消了杀鸽计划，而改用覆盖办法保护佛殿廊檐。
去年11月，日本政府按照保护濒临灭绝品种的国际贸易协定，开始禁止进口420种受到绝种威胁的植物，动物及其毛皮，包括犀牛角、象牙、信天翁，印度象和虎皮。
日本曾于1973年在该国际协定上签过字，但是议会在7年后才予以批准并付诸实行。

民柬部队在戈公、马德望等地袭击越军
泰武装部队官员说民柬部队在柬泰边境主动打击敌人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在戈公、马德望等地袭击越军车队和据点，消灭敌军二百多人。
01月21日夜间，由四辆汽车组成的越军运兵车队从戈公省北部的梅杜河东岸涉水开往西岸时，遭到当地国民军和游击队的猛烈袭击，四辆汽车全部被击毁在河中心，车上大约七十名越军被击毙。
01月22日，暹粒省国民军和游击队在吴哥通附近击毁一辆越军军车，打死打伤越军28人。
01月10日，柏威夏省国民军和游击队在罗文县斯外巴村到德山的公路上击毁一辆越军军车，车上的30名越军全部被击毙。
01月20日，马德望省国民军和游击队袭击了有一营越军驻守的诗梳风县奥德赛达据点，打死越军43人，打伤一批。
12日，国民军和游击队还在诗梳风县达贡村以西伏击一连越军，歼敌36人。
新华社曼谷电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新闻处主任颂·卡达潘中将21日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从去年12月中旬以来，民主柬埔寨武装力量在从戈公到拜林、波贝的柬泰边境等地，接连主动攻打越南和韩桑林部队，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本月初，他们还在梅莱山地区击毁了越军的坦克。
他说，最近，韩桑林政权暹粒省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带领当地官员和群众近二百人，逃到泰国四刹吉府对面柬方一侧的宗巴莱地区，加入了民主柬埔寨队伍。
他说，从去年12月28日到今年01月08日，有九名越军士兵向泰国达叻府和占他武里府边防部队投诚。
01月20日，又有三名越军士兵进入巴真府达帕耶县昂西拉村地区，向泰方投诚。
这些投诚者都来自越南南方。
他们反对越南占领柬埔寨，不愿为越南当局打仗。
他说，据逃到泰国的柬埔寨难民和向泰国边防部队投诚的越军士兵透露，越军在柬埔寨还使用了毒气弹。
颂中将还驳斥了越南和金边政权不断诬蔑泰国侵犯柬埔寨领土和领空的欺骗性宣传。
他说，泰国从未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
相反，它的领土和主权却不断受到越南和韩桑林部队的侵犯和威胁。

法国总理巴尔说
法国愿向非洲国家提供军援但不强加于人
新华社拉巴特1月24日电法国总理巴尔今天在拉巴特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非洲国家可以依靠法国的军事援助。
巴尔对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和不稳定局势表示关切。
他指出，紧张和不稳定对这些地区的国家的发展不利。
巴尔说：
“如果非洲国家要求法国提供军事援助的话，法国就将向它们提供，但法国不强加于人。”
巴尔指出，法国一直坚持对话的原则，但是应该认识到，维护和平既要靠对话也需要坚定。
据新华社拉巴特1月24日电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从1月21日到24日对摩洛哥进行了正式访问。
今天发表的两国联合公报说，双方“对非洲大陆出现的紧张局势表示担忧”。
公报说：
“法国和摩洛哥希望在非洲避免外来干涉，以便让那些承担确保这个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任务的非洲国家能够把它们的一切力量都投入到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去。”
公报还谴责对乍得的外来干涉。
公报在谈到阿富汗问题时说，法国总理和摩洛哥首相“认为对阿富汗的外来干涉是不能接受的，是与阿富汗人民的独立愿望不相容的。
他们认为必须迅速找到一项保证使外国军队从这个国家撤出去和让阿富汗人民自由选择其前途的政治解决办法”。
公报说，双方对中东局势表示十分关切，并认为“必须在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前提下，迅速找到一个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公报在谈到伊拉克—伊朗冲突时说，双方“希望这两个国家停止战斗，努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

法国重申奉行尊重非洲国家独立政策
新华社巴黎电法国总统府发言人让—玛丽·普瓦里埃最近说，“法国打算在尊重非洲国家的独立、文化和个性的情况下继续同它们进行认真和友好的对话。”
普瓦里埃说，法国政府重申对非洲政策的一贯原则：
“一、始终不渝地支持非洲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二、在尊重每个国家国内的选择的情况下，给经济发展以优先的地位；
三、同非洲国家就当前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继续进行对话”。

稻米之国——缅甸
柯贤伟
缅甸素以“稻米之国”著称于世，曾经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米输出国。
第2次世界大战前，缅甸每年出口大米三百多万吨，约占世界大米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二。
在缅甸辽阔的土地上，水渠纵横，稻田连绵。
缅甸常把自己的国土誉为“金色的土地”。
缅甸地处热带，终年雨水充足，土壤肥沃，自然条件好，种植稻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缅甸的稻谷种植地区主要集中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和锡唐河河谷一带，产量几乎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二。
缅甸有耕地一亿五千万亩（包括三千万亩休耕地），而水稻种植面积在各类农作物中居首位，占七千多万亩。
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
缅甸地多人少，平均每个农户占有土地近两公顷。
过去，由于长期遭受封建和殖民统治，农民祖祖辈辈都是靠天灌溉，不施肥，不除草，耕作粗放，因此产量低。
近几年来，缅甸政府一再指出要使农业生产面貌有个较大改变，强调通过农业增产，增加国内消费和发展出口，使国民经济获得发展。
在二十年长期经济计划和短期经济计划中，农业生产均占优先发展地位。
缅甸政府特别重视发展稻谷的生产。
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它采取了科学种田、推广良种等措施。
七年前，先在仰光省岱枝镇区（相当于我国的县），组织几十名农民，在两千一百多亩耕地上进行稻谷高产试验，并派农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结果，取得了比全国稻谷平均亩产量增加两倍的高产。
这样吸引了更多的农民积极参加，第2年高产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十多倍，并取得连续高产的优良成绩。
由于连续两年取得了成功经验，岱枝镇区成为缅甸第1个“全镇区水稻高产计划”的镇区。
从此，缅甸政府就在全国许多地方推广高产良种。
1978—1979年度，缅甸23个实行“全镇区水稻高产计划”的镇区，耕地达一百八十多万英亩（约合一千一百万市亩），共增产稻谷46万吨，占当年全国稻谷总增产额的一半。
由于实施稻谷高产计划，稻谷平均每市亩产量已由1974—1975年度的116公斤增加到1979—1980年度的146公斤，增长了25％。
现在，全部种植高产水稻的镇区已有四十多个。
与此同时，缅甸还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增加向农民供应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甚至专门设立农业银行以增加农业贷款。
近年来，缅甸每年都从农业大专院校和试验中心向农村输送大批技术人员，并为农民举办训练班，以推广科学种田和使用良种。
由于采取了以上有效措施，缅甸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稻谷总产量逐年增加。
1974—1975年度全国产稻谷844万吨，1977—1978年度增加到931万吨。
而1979—1980年度虽然气候反常，雨水不足，但全国的稻谷产量达到1，065万吨，创历史上最高水平。
根据缅甸有关部门公布的材料，去年缅甸又是一个丰收年，稻谷的总产量在一千一百万吨以上。
这个数字大大超过战前的740万吨。
缅甸生产的大米，不但能够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而且每年平均出口大米五十多万吨（由于缅甸人口增长率高达2．2％，大米出口量大大不如战前）。
1979—1980年度有七十一万多吨大米出口，占外汇收入的大部分。
预计今后大米出口还将会继续增加。
（附图片）
缅甸万塔之城——蒲甘。
李兆乾摄（新华社稿）

简明新闻
突尼斯—利比亚关系恢复正常
利比亚外交联络秘书阿里·图尔基24日下午在突尼斯对新闻界说：
“我对利比亚和突尼斯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表示满意。”
阿里·图尔基刚刚结束对突尼斯的三天访问。
在访问期间，他同突尼斯总理姆扎利等进行了会谈。
他说，双方已经商定恢复两国混合委员会的活动，执行两国间已经缔结的协定，开放两国之间的边界，鼓励旅游者的往来。
比工人游行反对紧缩开支法案
24日上午，布鲁塞尔街头大约有五万到十万人游行，反对政府紧缩开支的法案。
比利时政府为了对付经济危机，特别是钢铁、汽车、纺织和建筑业的危机，提出了紧缩开支的法案。
游行群众表示，这项法案工人不能接受。
美第6舰队一支特混舰队访希
美国第6舰队的一支特混舰队23日抵达雅典进行访问，这是希腊返回北约军事机构后，盟国海军对它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访问。
这支特混舰队包括十余艘舰只。
印尼强烈地震已死亡二百多人
印度尼西亚当局宣布，伊里安查亚省20日发生一次里氏震级六点二级的地震，迄今约有二百五十人可能已经死亡。
伊里安查亚省省长伯西利24日对记者说，这次地震引起了剧烈的山崩，毁灭了这个省中部山区的十四个村庄。
目前仍有一千六百多人未从震区救出。
苏联人口为二亿六千六百六十万
据苏联官方23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截至1981年01月01日，苏联的人口总数为二亿六千六百六十万。
在过去一年里，苏联人口增加了二百一十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七点九。
（据新华社）

美参院民主党领袖要求保持对苏粮食禁运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华盛顿消息，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昨天要求里根总统继续保持美国对苏联的粮食禁运。
伯德在参院的一次讲话中说，对苏粮食禁运“既有实际作用，也有象征性的意义”。
里根总统在竞选期间曾表示要取消对苏粮食禁运。
伯德说，苏联“对阿富汗人民的镇压仍然没有停止”，因此，“禁运依然是美国所应采取的合适的政策”。
他认为粮食禁运是“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恰当的和必要的组成部分”，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据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公布的材料，去年头九个月美国对苏出口比1979年同期下降了67％，其中农产品出口下降了75％。

阿富汗前驻联合国副代表
谴责苏联对阿富汗人民犯下的暴行
新华社日内瓦1月24日电据《瑞士报》报道，阿富汗前驻联合国副代表塔比比2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会上发表讲话时，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
塔比比说，阿富汗是一个中立的不结盟国家，它并没有做过一件违背苏联利益的事情，但却遭到了苏联的侵略。
他谴责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使用国际公约所禁止的武器以及对阿富汗人民所犯下的暴行。
他要求给阿富汗以自由。
他说，现在，阿富汗人民在严重缺乏食品和武器装备的情况下，正凭借对自己国土的热爱和信念进行斗争。
塔比比是在去年01月因反对苏联侵略阿富汗而辞去阿富汗驻联合国副代表的职务的。

黑格强调美国对外政策的三要素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华盛顿消息：
美国新任国务卿黑格22日在国务院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强调连贯性、可靠性和平衡性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要素。
他站在国务院大楼的门厅里对欢迎他的数百名雇员说，“根据宪法，美国总统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负有最后责任。
但是，我感到极其高兴的是，里根总统已明确宣布，他打算使国务卿担当对外政策的代表。”
接着，黑格详细阐述了他所强调的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要素。
他说，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就是要在执行对外政策时毫不动摇地保卫“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要有力地、有效地和始终如一地坚持这样做，而“不必忸忸怩怩”，因为“我们的国家利益”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价值的反映”。
对外政策的“可靠性是指朋友和潜在的对手时时刻刻都了解美国的立场。
这不仅有利于保证朋友之间的忠诚和合作，而且有利于保证对潜在的侵略者构成最大的威慑作用”。
对外政策的平衡性就是要把这个国家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道义、政治和安全利益都考虑进去。

“天惠之河”——伊洛瓦底江
冒荫寰
浩浩荡荡的伊洛瓦底江，自北向南，蜿蜒奔流，穿过崇山峻岭、平原峡谷，流经河网如织的三角洲，注入浩瀚的大海。
伊洛瓦底江是我国友好邻邦缅甸的第1大河，源于我国察隅的迈立，全长2，150公里，流域面积占缅甸全国面积的60％以上。
缅甸人民对伊洛瓦底江是十分崇敬的，古来即称它为“天惠之河”。
传说，古时这里是雨神伊洛瓦底居住处，大江是雨神钟爱的白象喷水而成，因以得名。
自古以来，缅甸各族人民在它身旁辛勤耕耘，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和文化。
伊洛瓦底江是缅甸各民族的摇篮。
在它哺育下，多少英雄儿女在伊江两岸涌现。
伊洛瓦底江上游沿岸多山，滩多流急，水力资源丰富。
中游谷地不仅是棉花和杂粮的重要产地，而且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下游三角洲自莫纽起分成九条较大河流，向南作扇形展开，形成幅员辽阔、土壤肥沃的三角洲平原，这里是缅甸的鱼米之乡。
三角洲的稻米产量约占全缅甸稻米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号称“缅甸的饭碗”。
伊江还是沟通南北的主要交通线，千吨轮船可上溯曼德勒。
它又是缅甸盛产的木材和大米的运输要道。
伊洛瓦底江两岸，名城林立。
位于中游的历史名城曼德勒，梵语为“叶德那崩尼卑都”，意为“多宝之城”。
它是古代缅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荟萃之地。
从曼德勒沿江南下129公里，即达古都蒲甘。
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塔之城”，是“东方文化宝库”之一。
盛极之时，这方圆几十里的城市，到处佛塔耸立。
蒲甘佛塔是缅甸建筑艺术的精华，风格独特，充分显示了缅甸人民的才智。
沿伊洛瓦底江继续南下，可达井架林立的石油城仁安羌和稍埠。
早在十三世纪，缅甸人民便在这里开采石油。
现在油矿已经收归国有，目前年产量达一千多万桶。
这里的石油工人具有光荣的反帝革命传统，著名的1938年石油工人大罢工，就是缅甸历史上反帝反殖的光辉一页。
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勃生，是缅甸的第2大港，这里万吨轮船畅行无阻。
缅甸的大米、木材、鱼虾、海货，很多都是由该港远销国际市场。
缅甸人民引以为豪的是，在近代史上，勃生是一座反抗殖民主义的英雄城市。
1824年，当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时，伟大的民族英雄班都拉将军曾在这里领导人民奋起还击，使敌人闻风丧胆。
伊江下游，有运河与仰光河相接。
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都仰光犹如一块晶莹的宝石闪烁在伊江三角洲上。
1948年01月04日，第一面民族独立的旗帜在仰光上空升起，缅甸从此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了独立。
今天的仰光，正以它那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仰光大金塔旁陈列着一口巨大的古钟。
过去，外国侵略者曾想劫走这口巨钟，但在运走时，竟坠入江中，外国侵略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捞起。
后来，勤劳智慧的缅甸人民将这口巨钟捞起，放回了原处。
1977年，邓颖超副委员长访缅期间参观古钟时，曾按照缅甸的传统一连击钟三下，表示对缅甸人民和对中缅友谊的良好祝愿。
那洪亮的钟声，和奔腾不息的“天惠之河”一起，放声歌颂中缅两国人民世代相传的胞波情谊！

帕金森定律与官僚主义
骆继宾
帕金森定律一词，在西方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国际会议上，已经成为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与官僚主义密切相关的术语。
帕金森定律是怎么回事？
简言之，就是有个叫帕金森的英国人，在研究了许多历史和现实后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事业机构不断在膨胀，然而机构的扩大、人员的增多，与所需完成的工作量并非正比例，甚至与工作量很少相关。
在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时，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一有可能人们往往要把一件既定工作的摊子大大铺开，以此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从而使其本人也显得更为重要”。
他认为，正是这一规律促使机构不断地膨胀。
然而机构的扩大、人员的增多，则使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工作效率却以指数形式不断地下降。
为了证明这一理论，他举出过许多著名的例子：
英国海军在1914年时是极盛时期，有现役舰船62艘，当时海军总部工作人员只有2，000人；
到1928年，海军势力已大为衰减，仅有现役舰船20艘，但是海军总部的工作人员竟增至3，569人。
舰船减少67．74％，而人员却增加78．45％。
他还发现在增加的人员中，行政人员竟比技术人员多一倍。
又如英国殖民部，它是纯粹的行政机构，从1935至1954年间，许多殖民地纷纷独立，然而殖民部的工作人员却不断增加。
再如美国旧金山与奥克兰之间的奥克兰大桥，建成之初只雇用12名工人定期油漆，那时人力并不感紧张。
但若干年后工人增至70人，与此同时还增添不少可以大量节约劳力的机械设备。
后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搞节约运动，当他把这组工人人数减至56人时就再也无法往下减了。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
机构的膨胀、人员的增加，已是这种制度的一个无法制止的规律。
帕金森原是历史学教授，1958年在新加坡教书时，由于偶然兴趣开始从事这项研究，并提出了这一论点。
出乎本人意料，他竟由此而闻名。
帕金森不是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这一定律也并不那么严谨，他的观点之所以受到西方各国的重视，是因为他不仅指出某些官僚主义的现象，而且一语道破官僚主义的心理实质。
帕金森定律发表已经二十多年了，从那以后他又对此作了充实和延伸，提出一些派生的次定律。
例如，他指出一支军队的将军越多，被消灭的敌人却越少。
他提出了所谓的琐事定律，即在会议讨论的项目中，花钱越少的问题往往讨论的时间最长。
此外还有拖延律：
官僚主义者对一个新的设想或建议的否定，往往不是直截了当地反对，而是采用拖延的办法，表面上可能表现为积极支持，甚至组织专门班子来研究这些建议，但拖到一定时候，这件事情就可能不了了之。
尽管人们很欣赏帕金森所作的揭露，但是，揭露官僚主义是一回事，克服官僚主义完全是另一回事。
帕金森定律并没有为克服官僚主义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
因此有人说：
帕金森定律在起作用，官僚主义也仍在增长。

我爱泰国的鲜花
袁俊林
妩媚的热带风光和众多的名胜古迹，充满神话色彩的古老寺院和金碧辉煌的宏丽宫殿，给每个来访者以难忘的印象。
但是，访问泰国归来，我却深深地爱上了泰国的鲜花，因为它们象征着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
记得我们乘坐的中国民航班机平稳地在曼谷廊曼机场着陆时，迎接我们的，就是泰国土地上开放的友谊之花。
泰国朋友亲手把缀满鲜花的缎带挂在我们的脖子上，表示热烈的欢迎。
那满是应时鲜花的两条缎带，红黄两色，艳丽无比地垂挂在我们胸前，飘溢着馥郁的幽香。
我记得，当我们抵达泰国北方“玫瑰城”清迈访问时，迎接我们的，也是鲜花！
泰国朋友手捧鲜花，泰国舞蹈家跳着典雅、优美的舞蹈夹道欢迎我们。
清迈府副府尹乌泰先生热情地把茉莉花环挂在我们脖子上，那素雅的清香，沁人心脾！
这时，“查约，查约（欢迎）”之声四起，那亲切的笑靥，那生意盎然的友谊之花，顿时化为一股股暖流，把泰国人民和旅泰侨胞的情意，注进我们的心田。
一位泰国朋友说，向客人敬献鲜花缎带和花环，是泰国的风习，是最美好的礼仪。
可是，向来访的中国朋友敬献鲜花缎带和花环，还有更深的含意，因为泰中人民是亲戚，鲜花般的友好纽带自古以来就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相连。
这朵朵鲜花，象征着泰国人民的心愿：
祝泰中友谊如花似锦，代代相传……
泰国地处热带，终年树茂花繁，满目芳菲；
奇花异卉，比比皆是。
虽是10月，曼谷仍是摄氏32度左右，因此，大丽花、番红花、荷花、美人蕉、郁金香、玫瑰和紫罗兰，到处可见。
我在曼谷“玫瑰公园”看到一种小灌木，是何名称，叫不上来。
我管它叫“一树两花”吧，即在同一根树枝上长着两种颜色的花：
红白相间，分外绚丽。
那含苞欲放的花蕾，生机勃勃；
那破蕾初露的花朵，带露方新，实在逗人喜爱！
说起泰国的花，我还想起清迈的兰花。
那确实是色润香纯，品种繁多。
清迈有一兰花园，终年向游人开放。
泰国的能工巧匠还巧夺天工地在新鲜的兰花上镀上一层薄薄的黄金，制成别致而实用的胸针、发饰或其它纪念品，向游人出售。
泰国人是爱花的。
如果你是乘坐泰航飞机的客人，一进入客舱，乘务员便会笑盈盈地把一朵清香的鲜花别在你的胸前，然后双手合十，两膝微屈，向你致意，为你祝福。
泰航利用本国的特点为旅客服务，使你觉得分外亲切。
中泰友谊是源远流长的。
当我们结束在泰国的访问登机返国时，泰国朋友给我们每个人献了一束玫瑰花，并热情地对我们说：
泰国的花种，有许多是从中国传来的，其中，用泰国湄南河水浇灌的玫瑰花格外雍容华贵，堪与故土的玫瑰比美，真不愧是姐妹之花，亲戚之花，友谊之花哩！
这一席话，那一束束花，还有那些缀满鲜花的缎带、花环，尤其是寓于其中的友好愿望，怎不叫人感动和讴歌：
泰国土地上的花，娇妍、芬芳，
寄托着泰国人民的深情，
愿你香飘万代：
泰国—中华……（附图片）
轻歌曼舞喜迎亲何韵兰 绘

瓦汗走廊风情
郑壮猷
阿富汗的瓦汗风光是诱人的。
但是，一年前苏联侵入阿富汗后竭力攫取瓦汗，却是因为瓦汗古来就是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走廊”。
苏联力图把它变为加紧镇压阿富汗人民的重要据点，以及向南威胁巴基斯坦和向东威胁中国的“匕首”。
半年来，大批邻近的苏联塔吉克族士兵闯进瓦汗，而世代生息于斯的当地居民，却被野蛮屠杀和驱赶出家园。
对故土的眷念，使流落异国他乡的瓦汗人愈益仇恨苏联侵略者。
从地图上看，阿富汗有如镶嵌在西亚大地上的一张妇女侧面头像：
兴都库什山象高高突起的发髻，而瓦汗，恰如插在这漂亮发髻之上的一支精美的玉簪。
瓦汗的“细腰”仅32公里，长约二百四十公里。
苏联、巴基斯坦分隔在它的南北，东端紧连着我国。
冰峰巍峙，看去它象一座白玉雕栏的桥梁，沟通东西方。
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
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正是从这里走向东方。
雄踞亚洲大陆中央的帕米尔的余脉，是瓦汗地区的北部屏障。
瓦汗河自东向西奔流，河两岸偶尔出现的村舍，星星点点。
高原之夏景色十分迷人：
湛蓝的天幕下，雪山高耸，白云缭绕；
广阔的原野上野花鲜艳，圆顶的帐篷三三两两地散布在水草丰茂的高原牧场上，成群的羊、马、骆驼，悠闲地啃着青草；
兀鹰在蓝天翱翔……这宁静、幽美的画面，不禁使人联想起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诚然，瓦汗人民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带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
瓦汗出产畜产品，还有珍贵的青金石；
当地织造的毛织品金黄平绒，色泽艳丽，质地柔软，闻名遐迩。
由于关山阻隔，交通不便，骆驼商队至今仍是物资交流的主要工具。
骆驼商队往返西部一次得历时两个月，运来糖、盐、茶、粮食及日用品，以交换羊毛、皮货等高原特产。
由于冬季苦寒而漫长，当地人为了储备粮食和燃料是十分艰难的。
瓦汗人殷勤好客，对初到的客人彬彬有礼，总要奉献用布包裹的自己烘烤的面包。
他们爱喝加盐的茶；
盐很稀少，糖在这里也是十分珍贵的。
妇女很勤劳，喜欢穿各种色泽鲜艳的服装。
已婚妇女的头巾是白色的，未婚姑娘的头巾是红色的，青年妇女胸前还挂着一串串圆珠。
当高原幽谷中传来阵阵清脆的驼铃声时，骆驼商队翻山越岭过来了。
夏天，山洪暴发，道路泥泞，行履维艰；
冬天，寒风刺骨，河流封冻，便于通行。
领队的人不仅要体魄健壮，而且要富于经验。
他们把耳朵紧贴在结冰的河面上，谛听冰下的水声，准确地判断冰冻的厚度，以决定骆驼商队是否能安全通过。
瓦汗人骁勇异常，精于骑术，扬鞭飞马，出没于崇山峻岭如履平地。
他们挥刀持枪，保护牲畜，保护家园，为反抗外来侵略者，古往今来从不屈服。
瓦汗人是不会容忍自己的土地被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的。
总有一天，他们会把苏联侵略军赶出自己的家园。
（附图片）
跨过冰川，骆驼商队把物资运到瓦汗。

生意兴隆的美国论文公司
王彦芬
目前美国有个十分活跃的行当，叫“论文公司”。
它在大学生中真可谓生意兴隆。
美国是个文化教育相当发达的国家，每年固然培养出大量人才，可是在美国的大学里，评定学生学习成绩优劣的，主要不是根据课堂的提问和测验，而是学生所交的学期论文。
也正因此，美国大学生中请人捉刀代笔或互相抄袭者，不仅是屡见不鲜，而且十分盛行，尤其是那些终日浪荡的公子哥儿们。
于是在那无奇不有的美国社会，论文公司就应运而生了。
七十年代初，沃伦兄弟首创了第1家学期论文公司。
公司一开张，就以每页3．5美元价格出售各种论文一万份。
这门生意虽然遭到教育界强烈反对，但在“财能通神”的美国社会，沃伦兄弟以重金聘请律师为该公司的合法性辩护，反对者只好徒呼奈何了！
自此，沃伦兄弟论文公司大展鸿图，不仅向全国各地收购优秀的作品，并且聘请某些硕士、博士们参与其事。
这一来，同类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在各地出现。
随着论文公司的生意兴隆，大学里的丑闻也层出不穷。
有些教授的讲稿不翼而飞了，它们成为论文公司的热门货。
为了多赚几笔钱，一式多份的论文也十分畅销。
哈佛大学就曾处分过两个交出相同论文的学生。
其实，论文公司的顾客何止学生，教员光顾的也不乏其人。
因为教员签订教学合同也得交论文，为此难免也有人求助于论文公司。
不过这种论文要价高得多，特别是供学报刊用的，价格每页甚至高达一千美元。
随着论文公司投机活动的愈演愈烈，司法部门只好出面干预了。
纽约州司法当局指责一些论文公司“明目张胆地以非法手段使学生获取毕业证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些名牌大学，也因学报刊登诸如此类广告而受到指责。
威斯康星等州还颁布了禁止和惩办条例。
可是，这些公司并没有因而关门。
它们轻而易举地转移，而且照样是生意兴隆。
美国司法部门和学校同论文公司之间为此展开的争斗，前后已经十年了。
不管人们开只眼也罢，闭只眼也罢；
笑也罢，骂也罢，论文公司的生意兴隆如故。
（附图片）
方成画

莫扎特剪影龚常
今年01月27日是著名的奥地利古典作曲家莫扎特诞辰二百二十五周年。
为了纪念莫扎特，在音乐之邦奥地利，人们保存着他的多处故居。
一七五六年，莫扎特诞生在萨尔斯堡。
他从三岁起就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能，他常走到钢琴边，按着琴键长久地认真听着，努力弹出和谐的琴音。
当他只有六岁时，就在父亲带领下前往维也纳和慕尼黑进行音乐表演，随后又周游德、法、英、荷等国演出。
莫扎特从小受到父亲良好而严格的音乐教育，显示出令人惊叹的音乐才华。
当他十岁时，已创作了六首小提琴奏鸣曲、三个交响曲和其他钢琴作品，名扬国内外，被誉为
“音乐神童”。
其实，他的成就，音乐天赋固然不能完全抹煞，但更重要的，是从四岁起的刻苦训练。
当年的奥地利，无论在维也纳或边疆城堡，到处可以听到琴乐之声。
一七七三年，莫扎特被聘为萨尔斯堡侯爵大主教科洛雷多的乐队指挥。
当时他仅十六岁，一心想在音乐生活上有所创新。
但大主教只拿他当金字招牌，还不时耍弄这位初经世面的音乐家。
莫扎特愤然斗争。
就这样，一七七七年，他怀着阴郁的心情告别了后人称之为“莫扎特城”的萨尔斯堡，迁往维也纳。
在维也纳，他加入了一个为争取信仰自由而斗争的组织，同时进行音乐创作。
尽管这期间他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可是却过着贫困的生活。
但他不媚权贵，而喜欢和穷人交朋友。
现实生活的辛酸冷暖使他得出结论：
“最好的和真正的朋友是穷朋友，阔佬根本不懂什么叫友谊”。
一七九一年，穷苦的生活使这位名扬世界的音乐大师过早地离开人世。
因家境贫穷莫扎特竟连一块墓地和墓碑也没有，最后只能安葬在维也纳的圣·马科斯公墓的集葬墓穴里。
然而，人们却从关于他的充满诗意的传说背后，看清这位勤勉而坚强的艺术家的真面貌，从他所创作的许多辉煌乐章中，寄托着对他的敬意和怀念。
（附图片）

不能一概“以男方为主”
沈阳汽车制造厂技校高楠
“以男方为主”这个话，常常使我这个既是母亲又做女儿的感到压抑。
例如，在我们这里，分配住房“以男方为主”。
可是城里愿意和女儿同住的大有人在，但是房子没女儿的份。
不仅如此，如果女青年在有“房权”的单位工作，因为分房“以男方为主”，那么她在考虑找对象时就会认真考虑找不找一个在集体企业工作没有房权的丈夫（除非“男方”已为她准备了住房）。
医药费报销这一劳动保险待遇也是“以男方为主”。
于是女儿即使在有劳动保险待遇的单位工作，父母也不能享受。
这岂不是“生女无用”？
除非经多方调查老头、老太太确属“绝户乐”方可。
现在竟发展到煤气罐的使用权也“以男方为主”。
男女同在一个单位，如果男方调走则煤气罐收回。
这样规定会不会促使女方阻止男方服从工作分配？
为此我常常想：
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和在职工待遇方面的“以男方为主”是一致的吗？

想想孩子们吧！
茅盾夏衍阳翰笙曹禺赵寻
读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四分之一和百分之一》、《孩子们到哪儿去看戏？
》两篇文章，我们很感动，也很不安。
儿童戏剧演员和儿童文学家们为了儿童，向社会大声呼吁：
给孩子们一个看戏的地方！
给儿童戏剧工作者一个演戏的地方！
其实，孩子们看不到戏，儿童戏剧工作者没有演出的场所，又何止是北京一地呢？
文化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艺术工作的意见”，又成立了少年儿童艺术委员会。
现在，儿童剧场的问题，对于儿童教育工作者和戏剧工作者来说，应该算得上火烧眉毛的事了。
几年前，我们有人看见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还凑在一起玩弹球儿，感到十分难过。
在十年大动乱的年代，百花凋零，青年人、孩子们没有一点健康的娱乐，没有他们自己的艺术和对美的享受与追求，真是十分可怜的。
现在不同了，随着文艺、戏剧事业的发展，儿童戏剧也繁荣起来，孩子和大人们都非常欢喜。
但是，现在，就象一个打扮好了的新娘，忽然得知迎亲的花轿不来了。
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孩子们是最有活力的，他们的全身心都在渴望、渴望着一切。
他们不会只满足于课堂的教育，或是做做游戏，看看小人书。
他们需要更多、更美的享受。
孔夫子时代，当然没有儿童剧。
但是，他小时候也和小同伴扮演“俎豆祭祀”的戏。
这说明只要是孩子，便有摸拟生活，类似演戏的要求，连“至圣先师”也不免。
鲁迅先生那时候也没有“儿童剧”看，只能看看“社戏”，读读《山海经》。
但在他成为文学家之后，儿时看“社戏”的情景，还使他长久地不能忘怀。
鲁迅有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作父亲》。
他提出“五四”时代的父母，应该“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半个多世纪已过去，今天我们应该更认真想想了。
在《上海的儿童》一文中，鲁迅还提到：
“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这个道理，是无人不知的。
然而一遇具体问题，就容易把孩子们的事情忽视掉。
西方有一位教育家把儿童比作太阳，认为一切教育措施都应围绕这个中心旋转。
我们虽不能象他那样看待这个事物，但是，儿童教育毕竟是成人教育的基础，关系到祖国和民族的未来。
而儿童戏剧又是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说来说去，我们就是为了儿童剧场问题说话，为成千上万的小观众说话，我们不能眼看着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停止活动，等待那不知何时才能“重建”起来的新剧场。
据我们所知，北京很多机关“大院”，都有规模宏大、建筑华丽的礼堂，有些利用率并不高，甚至经常闲置着。
那么，能不能借给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用一用，借给孩子们用一个时期呢？
北京城中心地区就有质量相当高的机关礼堂，地点也适中，如果向孩子们开放，让孩子们在那里看上一年半载的戏，那该多好！
我们衷心希望有关的同志们能把这件事看作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都是父母，都是爷爷、奶奶。
我们对于下一代应尽的责任是不能推辞的。
为孩子们做件好事，也是为祖国的未来做好事。
为什么我们不给孩子们尽可能创造一些更好的条件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把最好的东西给儿童呢？
一位长期从事儿童戏剧的艺术家，最近含着眼泪，连声对我们说：
“想想孩子吧！
想想孩子吧！”
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心里真感到难过和不安。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不要再让孩子们失望了！

星星［雕塑］ 唐荣祜

春联伟业千古秀神州万年青
祖国永红春风吹山川光明照中华
中华长春劳动创造世界国家属于人民
建设神州安定团结形势好锦绣江山展新容
实现四化拥军爱民谱新篇军民团结筑长城
军民一家盼台湾归回祖国望神州早日统一
骨肉欢聚十亿人民大团结万里江山起宏图
实现四化普天同庆欢呼胜利万众一心实现四化
励精图治

沧州铁狮子
河北省沧县吕风波
沧州铁狮子，是我国现存的铁狮子中最大的一个。
它坐落在渤海之滨的沧州市东南四十里的田野里。
它高5．3米，宽三米，长六米，约四十吨重。
每条腿都足有成人两合抱粗。
这个庞然大物（见附图）尾北面南，怒目圆瞪，昂首挺胸，巨口张开，似在仰天长啸。
它身披障泥，背负巨盆，前胸及臀部飘有束带，带端分垂于双肩及胯部，毛发波状，间有旋卷，披垂颈上。
它气势磅礴，巍巍壮观。
沧州铁狮子铸造于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但有关它的确切来历，众说纷纭。
有的记载认为，铁狮子本是旧州开元寺佛座，因狮身内曾铸有“金刚经文”，狮背之巨盆可解释为文殊菩萨的莲座。
有的记载认为，古沧州一带，渤海蛟龙作怪，经常泛滥成灾。
此狮为镇蛟龙而铸，故其名为“镇海吼”。
（附图片）

灰烬里的威吓声
管桦在那记忆犹新的年代里，从极左的宣言里传出声声号令：
财富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人类的伟大来自贫穷；
必须以极左的火焰，在人们追求富有的黑暗心灵，点燃起万盏指路明灯！
一声众口传呼的叫喊，——他们来了！
天上响着霹雷，地上卷着狂风，曲折的闪电象全身着火的巨蛇，同魔鬼般乌黑的天空一起抖动。
在这山摇地动之夜，极左象凶险的风暴一般卷来。
阵阵响亮的口号声在深渊似的天空回应。
那手上高举的旗帜，大街上到处都有——“红色恐怖万岁！”
他们横暴地冲进伟大时代的房门，捣毁人们生命中一切丰美的收获；
昨天刚刚升起的巍峨大厦，带着轰然巨响坍在尘埃里。
酷刑折磨着中华民族，男人和女人都被打翻在地，孩子们在荒凉的旷野上哭泣。
而在那满溢着谎言的怀中，极左痛饮着用人民的眼泪酿成的圣酒，醉熏熏的叫喊着：
破除一切欲望和思想，只要劳动的双手、奴隶的顺从，和一颗对首长忠诚的心灵！
于是一个最伟大的时代，在醉汉的笑声中度过了。
在那记忆犹新的年代里，极左象燃烧过的地狱之火，灰烬中消失了自己的身影。
当人们从血泊中站起来，在一片荒凉的废墟上建设幸福的家园，从那地狱之火的灰烬里，隐约听见极左的威吓声——看我要不要你们的命！
它被人海波涛的轰响淹没了；
“我们一定要富裕起来！”
吼声响彻大地，如同旋风里进军的鼓声。
写在公审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时候

芥菜籽官
上海市崇明县竖河公社方伟
每趟打城内回村，我总要特地去东宅看望阿甜婶。
并非有什么好吃好穿的东西送她，只是阿甜婶退休在家，患有关节炎，儿子媳妇又在外地工作，无人照应；
当晚辈的，顺便替她做些活儿也应该嘛。
阿甜婶呢，总是笑呵呵的，略带歉意地说：
“哟，老侄女，又费你心了，快坐，快坐！”
说罢，她跛着脚走进内房，从坛子里拿出炒蚕豆、山芋干之类的吃食，一个劲地往我口袋里塞。
然后，她拿出汇款单，让我到镇上银行里替她领取退休金。
每回如此，从不违例。
这次农忙时节回村，又去看望阿甜婶。
走到桥门口，我响亮地喊了声：
“阿甜婶！”
没人应声。
哟，铁将军把门！
阿甜婶哪去呢？
我怪纳闷的。
一问妈，妈笑着说：
“哈，你还不知道？
你阿甜婶呀，这回当上院长啦！”
院长？！
一个生产队哪有院长这个官衔？
妈又说：
“你自个去社屋里看看，就知道了。”
我向社屋走去。
微风里荡漾着一阵阵孩子的嬉笑声和唱歌声。
那社屋的南小间，原是芦芭壁、稻草顶的，如今换上了雪白的粉墙和红色的瓦顶。
屋前屋后，各种上一排向日葵和水杉。
再不象以前，腐烂的柴禾、谷壳淌着暗红色的“酱油汤”……我来到场心上，孩子们立刻尖声叫了起来：
“阿甜婆！”
“阿甜太太，阿姨找您！”
水桥上闪出了阿甜婶的身影。
她呵呵笑着，正洗着一盆尿布。
我迫不及待地问：
“阿甜婶，你可当上啥院长啦？”
阿甜婶哧地乐了：
“啥个院长、宅长的，还不是管教这群娃娃。
要说长么，呵呵，我算是十四品芥菜籽官罗！”
从水桥走上来跨六、七个石阶，阿甜婶好象完全没有腿病，走得挺稳当。
孩子们如同蜜蜂见了花朵，“嗡”地围上来：
“婆婆！
快放电视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阿甜婶把盆子一放，“乖囡，别吵，阿婆就来！”
进屋一看，果然木架上安着一台12英寸的电视机。
那天线架在屋顶高处，犹如展翅的蜻蜓。
阿甜婶一旋按钮，孩子们一片呼喊声……
我不禁楞住了。
虽说这几年队里逐年富起来，但说到用多余的钱买电视，恐怕……正在疑惑之时，队长掮着化肥进屋，笑咪咪地说：
“这电视机是阿甜婶用退休金买来的！”
阿甜婶责备地瞪了队长一眼：
“老阿侄，快别说傻话啦，大家都盼四化早日实现，我哪能坐享清福？
我多少也是个十四品芥菜籽官罗……”阿甜婶说罢，从怀里利索地拿出汇款单来塞给我，要我领了钱，打城里买些洋娃娃、小汽车、小手枪之类的玩具回来。
我接过汇款单，手里沉甸甸的，禁不住感叹起来——
是呵，比芥菜籽再小的“官”，恐怕是没有了！
其实，细细地想来，芥菜籽确实比芝麻还要细小——粗心大意的人，或者眼力不好的人，简直可以瞧不见。
但，农民却喜欢这种芥菜——可以当鲜菜吃，也能够做腌菜吃——是粗茶淡饭的必需品，自然，也喜爱芥菜籽，有了它，就会又有明年的绿色的芥菜……
阳光照耀着绿色的田野，我真想为这芥菜籽官痛痛快快地唱一支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