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01月04日
因为过生日，涟涟回来两三天了，家里的气氛也相当活跃。
不知怎么搞的，也许由于噪音太高，尽管口齿清白，有时她的话我总不大听得准确。
今天，我正在重校《敌后七十五天》，她来了，哇啦哇啦了一气。
我要她出去玩。
我得在今天定稿啊！
但她一出门却就向宁大娘说起来。
原来是她饿了，向我要茯苓饼！
一问清楚，我就立刻满足了她的要求，并告诉她：“爷爷耳朵不好，你要什么，说话慢一点我才听得清楚。”
她边吃边点头，悄悄走了，好让我继续做事。
晚上，算把稿子定下来了，又特别封好，交小漪于明日挂寄出，是直接寄《收获》编辑部的，以免如不合用不至于叫小林感觉为难。
其实，张盛裕也向我要过这部稿子，说是香港《文报》曾经托他在国内组稿，我这篇稿子又颇适于报刊连载。
同时他还认为《湘江文艺》也可在互相不冲突的条件下发表。
而这完全是可能的，我当然也愿意。
但我既已答允小林于前，怎么能对她失信呢！
晚上，刚宜的同学王来。
晚饭后，我们谈了些高干子弟特殊化问题，刚宜十分激动地要王证实他曾向我讲过，而我并不相信的事实。
我解说了几句，要他们注意维护党和负责同志的威信。
有问题，可以说，但要分别场合、对象。
因为“四人帮”的流毒，乃至残余力量并不小呵！
所以更要顾全大局。
这一来，刚宜更激动了：“我们正是为大局着想呵！
要不我们为什么这样辛辛苦苦工作？！”
我无话可说了，因为我返京后就常常见他一个人在过道上工作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