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油茶王”产籽二百一十七斤
油茶之乡——陕西省南郑县的塘口公社有棵被称为“油茶王”的油茶树，今年产油茶籽二百一十七斤。
这株油茶树是西北五省的油茶之王，生长三百多年，树高二丈二尺一寸，主干直径一尺一寸，在公社油科站的同志精心管理下，这株“油茶王”枝叶茂盛，四季常青。

保护国家财产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赵英志奋战烈火英勇献身
沈阳部队领导机关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新华社沈阳12月22日电新华社通讯员芦险波、记者杨民清报道：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助理员赵英志，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奋战烈火，光荣牺牲。
沈阳部队领导机关12月13日授予赵英志“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沈阳部队司令员李德生在授予赵英志同志“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大会上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很重要的是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赵英志同志为四化奋勇献身的精神，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李德生同志号召所属部队全体共产党员，向赵英志同志学习，在建设和保卫四化中为人民作出更大成绩。
赵英志是今年05月26日英勇牺牲的。
这天，他所在部队7公里外的一个油料洞库，因遭雷击引起洞内可燃气体爆炸，防潮用的40吨木炭起火，洞库内存放着二万五千多吨油料，一旦油罐爆炸，周围数千名群众的生命将遭到严重损失。
曾经担任过消防队长的赵英志闻讯后，撂下饭碗，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到现场，投入抢救。
当时洞库内温度高达六十多度，一氧化碳浓度已达致死浓度。
先进入洞库灭火的十几名同志已被熏倒了。
在危险面前，赵英志主动同救护队员一起进洞铺设水龙带。
在洞内操作，体力消耗很大，规定二十多分钟就要撤出，由另一组队员替换。
赵英志不顾个人安危，连续第2次进洞，扛起喷水枪，和救护队员一起喷水灭火，因疲劳过度，不慎将戴在面部的防毒鼻夹碰掉，以至致命毒气侵入体内，光荣牺牲。
在赵英志忘我精神的推动下，军民团结奋战，迅速扑灭了烈火。
1969年入伍的赵英志，曾先后十次参加抢险救灾，五次受到上级嘉奖。

四川省军区举办政治干部集训队学习政治经济学
从理论上加深对党的现行政策的理解
本报讯据12月22日《解放军报》报道：
四川省军区最近举办的县人武部政治干部集训队，结合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帮助大家从理论上加深对党的现行政策的理解，提高了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
参加学习的2百多名人武部政治干部，过去学过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只占12．7％。
集训队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分别由政治部机关的处长以及地方经济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专家作了辅导报告，然后联系实际进行讨论。
学习中他们注意突出重点，弄通某一个理论观点，回答现行政策中的一个实际问题。
例如对待竞争问题，过去大家看到工商服务行业开展竞争，促进了生产，提高了质量，改进了服务态度，方便了群众，都认为好；
但另一方面，过去学的、听到的，都说竞争是资本主义的特产，因而对社会主义提倡竞争、保护竞争想不通，甚至担心这样下去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通过理论学习，弄明白了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在坚持计划调节的前提下，必须有市场调节相配合；
认识到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竞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社会主义竞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区别。
通过理论学习，打开了正确理解党的现行政策的思想大门。
过去感到心里没准头的某些问题，现在有准头了；
过去觉得说不清的，现在比较说得清了。
过去一提“包产到户”，有的同志往往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说不清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这次通过学习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个基本观点，弄明白了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完全是我国农村现实经济状况的需要。
这期集训队虽然只用9天时间，但大家都反映收获不小。
有的同志说：
“把学习现行政策和学习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使我们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抓得好，抓得准！”

宁夏山区民办教师增加生活补助费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心山区民办教师的困难，今年从地方资金中拨出260万元，给八千多名中小学民办教师增加生活补助费。
同时，自治区还采取把民办教师送到师范学校进修和拨给招工指标的办法，将经过考试合格的一千多名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凡合格的民办教师，他们的生活补助费都由原来的15元，分别增加了10元到25元。
自治区人民政府强调，要切实保证把民办教师增加的生活补助费全部发给本人，投交社队的部分仍按原规定执行，社队应按同等劳动力给民办教师评记工分，参加分配。

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几件事
今年，齐齐哈尔市领导干部认真地为市民干了几件好事，其中包括加速住宅建设，清理下水管道，修路，增加自来水等，还亲自动手和老百姓一起清理了上千吨垃圾。
领导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体察民情，为群众排难解忧，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扎扎实实地办一件好事，比讲十次空洞的大道理更能打动人心，振奋人们的精神。
当前，要克服十年浩劫给我们造成的重重困难，尤其需要恢复和发扬这种好作风。
我们痛恨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无视群众的疾苦，只说大话，不办实事。
领导干部动手为群众解决一些应该解决，也能够解决的实际问题，是密切干群关系、克服官僚主义、动员广大群众实现四化的有效良方，也是广大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强烈呼声。
我们应该身体力行，做出成绩来。
张凤武

广东五斗大桥
广东省南海县新建的五斗大桥，是广州、佛山通往澳门的主要陆路交通要道，每天约有1，500辆客、货车通过。
新华社记者陆运祥摄

建议不要举行元旦春节茶话会编辑同志：
1981年元旦和春节就要来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统战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和其他政策逐步落实，人大、政协恢复了十年浩劫前的做法，在元旦和春节举行茶话会，邀请党内外人士座谈、叙旧，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各界人士的关怀，是有必要的。
但从去年的情况看，茶话会搞得还是多了。
许多行业、单位都举办，重复很多。
有的同志同时收到几个单位的请柬。
若是都去参加，实在太费时间、精力。
举办一次茶话会，用在每人身上往往要几元钱，加上租用场地，搞游艺的费用，浪费也相当不少。
党一再号召恢复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人们工作学习也很忙，我认为最好少搞或不搞这种费钱又费时间的事。
我建议，1981年元旦和春节，除了极少数确实必需者外，各单位不要再搞这类茶话会了。
这既是节约，也是作风的改变。
单史之

徂徕山上清水流
山东省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徂徕山的广大干部群众，用勤劳的双手装点绣绘着徂徕山，先后在徂徕山区修建了中小型水库四十五座，修塘坝二百三十八座，还修建了一百五十里的灌溉渠道和一百一十座扬水站，使徂徕山周围的五万多亩旱田大部分浇上了水。
昔日的荒山秃岭开始变成花果山。

我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指出
目前举行中越第3轮谈判无实际意义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中国外交部12月22日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就中越谈判问题强调指出，在目前的情况和气氛下，“举行中越第3轮谈判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
照会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和分歧，应当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中国方面本着这一立场，为促成中越谈判和促使谈判进展尽了巨大的努力。
遗憾的是，由于越南方面的原因，谈判进行了两轮会议而毫无进展。”
照会说：
“第2轮谈判结束以来，中国方面又曾一再提议，双方应很好地利用休会的时间，研究对方的观点和主张，寻求打破谈判僵局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越南方面认真对待中国方面的这些意见，本来是可以指望第3轮谈判能够早日开始的。
“但是，这一个时期，越南当局一直在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华仇华政策，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不断加剧两国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向中国边境进行猖狂的军事挑衅；
同时蛮横无理地拒绝联大决议，不但不肯从柬埔寨撤军，反而竭力加紧侵柬战争，妄图实现全面占领柬埔寨的野心，并且在柬泰边界地区集结重兵，侵犯泰国领土，严重威胁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越南当局为苏联称霸全球的政策效劳，充当苏联南下战略的工具和突击队，并向苏联提供军事基地，使西太平洋特别是东南亚各国蒙受苏联军事力量日益增长的威胁。
越南当局如此倒行逆施，决不是口说什么诚意所能掩盖得了的。
在这种情况和气氛下，举行中越第3轮谈判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
照会最后说：
“中国方面希望，越南方面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使两国间的谈判早日复会创造必要条件。
只要出现有利于谈判进行的积极因素，中国代表团将随时准备去河内同越方继续谈判。”

挤车时所见所闻
星期天外出，准备乘公共汽车。
等车的人不少，先还勉强维持着先来后到的顺序，不久，几个晚来的青年一到，阵势就乱了。
汽车尚未停稳，车门已被他们把住，尽管车里人多得已关不上门，他们扒在那里就是不放。
僵持了不少时间，直待他们都挤进去了，余下的人望着呯然关上的车门发呆的时候，车上还飘来一阵污言秽语，那是奚落挖苦未上车的无能。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风气之好，人们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之高，为世人所公认。
没想到，一个“史无前例”，来了个彻底颠倒，美丑换座，香臭易位。
特别是某些青少年，受了“流氓英雄”、“文盲革命”的影响，对基本的或说起码的社会公德既不懂更不行，难怪不少人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
为了净化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灵魂，开展文明礼貌教育，很有必要。
破除亡命称霸的英雄观、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和低级下流的乐趣观，应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吧。
李平

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结束法庭调查和辩论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经过22次开庭，今天下午全部结束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被控的犯罪事实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

甘肃造林九十二万亩
由于落实林业政策，甘肃省今年植树造林取得新的成绩。
据统计，全省造林九十二万亩，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百分之二点二，“四旁”植树一亿五千万棵，其中社员个人种树七千多万棵，成活率比往年有较大提高，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社员王振凯丰收不忘国家把一千多斤余粮卖给国家
辽宁省新金县大潭公社孙店大队杨树底生产队社员王振凯，最近把承包超产归己的和自留地产的1，050斤稻谷卖给了国家。
今年王振凯承包了一亩水田。
他起早贪黑，适时插秧、拔草，科学放水，巧施粪肥，秋季这一亩水田收了1，100斤稻谷，得到400斤的超产粮。
加上他家的一亩二分自留地，共收获稻谷1，700斤。
王振凯父子拿到丰收粮后想，今年之所以能收获这么多的稻谷，都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得了甜头不能忘了国家。
于是，他高高兴兴地拿出1，050斤稻谷卖给了国家粮库。

西安至乌鲁木齐直快通车
西安至乌鲁木齐的直达快车已于12月10日正式通行。
车次为193、194次。
193次快车在西安的发车时间是22点42分，到达乌鲁木齐的时间为18点25分；
194次快车在乌鲁木齐的发车时间为17点50分，到西安站的时间是12点零2分。
全程运行时间为68个小时。

《解放军报》就加深对党的现行政策理解发表评论
加强理论学习跟上新形势
本报讯12月22日，《解放军报》就怎样从根本上加深对党的现行政策的理解发表评论指出：
在政策学习过程中，结合学习基本理论，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从而进一步提高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
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提倡的经验。
这也是恢复和发扬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好传统、好作风。
前些时，我们有些同志，对农村经济政策和它的贯彻执行情况，了解甚少，疑虑颇多。
现在，亲耳听地方干部和群众讲一讲，亲自到农村看一看，感性知识增长的结果，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感到农业生产形势好，有奔头，有希望。
然而，感性认识毕竟是人们认识过程的起点，感觉到的东西并不就是理解了的东西。
在一些同志中间就有这样的情况：
一方面承认现行的农村经济政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新面貌；
另一方面，心里仍在嘀咕这样搞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界限划不清，道理说不明。
这说明只有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切实提高理论水平，才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从理论上加深对党的现行政策的理解，迫切需要学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也是理解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
对我国处于历史转折和重大改革时期的各项政策，只有在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才可能使人们打破旧思想的束缚，跟上变化了的新形势。
我们党现行的经济政策，都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也只有认真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当前存在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为什么要实行以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为基本原则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等。
总之，通过理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把金钥匙，就可以打开各种疑问之锁，并在广大干部战士中确立起这种信念。

陵川县落实林业政策煞住乱砍滥伐
确定林权国家集体个人一齐造林
据新华社太原12月22日电山西省陵川县认真落实林业政策，解决山林权属不清的问题，全县乱砍滥伐森林的现象基本停止了。
地处太行山麓的陵川县，全县森林面积有74万亩，覆盖率达24 ．2％。
过去，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党的林业政策遭到破坏，山林权属混乱不清，国家和集体之间经常发生林权纠纷，双方不积极造林护林，却争着砍林。
不少单位和个人趁机混水摸鱼，偷砍滥伐。
陵川县从去年12月份以来，积极宣传、贯彻、落实《森林法（试行）》，同时，派出调查组到11个林权争议较大的公社调查，了解林权问题的历史状况，多方收集确定林权的可靠依据。
经过将近一年的工作，使全县现有的74万亩山林基本上分清了权属，使11个公社、56个大队，45，877亩山林的纠纷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他们还按照党的林业政策，退给三万七千多户社员自留树112万株，退还社员小片林五百多亩，退还给二万六千多户社员平调树款475，800元。
在山区划出荒山荒坡五千三百多亩，让社员造林。
同时，对乱砍滥伐林木的案件，及时进行了处理。
随着林业政策的落实和山林权属的解决，全县的毁林案件显著减少，造林护林工作大有起色。
国家、集体、个人一齐兴办林业。
今年全县荒山造林23，000亩，比去年增加近1万亩；
四旁植树230万株，超额完成了全年植树计划，其中社员个人植树66万株，比去年增加两倍。
全县18个公社、406个大队都整顿和健全了护林组织，绝大多数社员户参加制订了护林防火公约，对护林员普遍建立了护林岗位责任制。

非法攫取巨款，巧立名目滥发奖金和补贴
北京证章厂主要负责人被撤职
厂级干部和供销、财务、生产科长超过规定多得的奖金补贴全部退回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新华社记者李亚非报道：
北京证章厂严重违反财经纪律，利用非法手段攫取巨款，巧立名目滥发奖金和补贴，情节十分严重。
从去年06月至今年07月，这个厂共发放奖金257，981元，全厂职工每人平均分得678元，相当于这个厂13个半月的标准工资，比按规定应发的奖金超过151，265元。
北京证章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生产证章、标牌、机制首饰和小件景泰蓝等产品，现有职工380多人。
近两年来，这个厂的生产发展很快。
但是，厂领导目无党纪国法，违反国务院、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用变卖国家材料，虚报加班费和厂内厂外加工费，截留产品销售款，转移资金等非法手段攫取巨款，进行集体私分。
今年08月底，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北京证章厂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最近，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决定，并经市委批准，撤销了北京证章厂党支部书记肖芳模、副书记安保冬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职务；
撤销了副书记兼厂长张述禹党内外一切职务。
5个厂级干部和供销、财务、生产科长今年以来超过规定多得的奖金和补贴要全部分期退回；
这个厂今年以来非法攫取的钱款和超过规定滥发的奖金以及各种补贴费用，都要从利润留成的福利基金、奖励基金中分别如数扣回。
按规定应补交的利润和税收要如数补交。
北京证章厂的上级领导人、原北京市特种工艺工业公司经理、现任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党委常委、副经理赵俊祺，知道北京证章厂违反财经纪律，竟同意这个厂用虚报加班费的办法发奖金，而且还把证章厂的这套错误做法当作“经验”加以推广，错误是严重的，也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上海完成今年出口任务
上海口岸到11月底止，出口总金额已超过国家下达的全年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17．24％。

云南保山发展服务行业
云南省保山县供销社，近两年来，全县已新增加食堂、饭店10个，旅社12个，照像馆17个。
（据新华社）

什么叫“物流合理化”？
物流合理化，就是力求物资的流通达到最经济、最便捷的要求。
这里所说的流通，包括生产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半成品在生产过程中的流转、成品的分类、包装、保管、配送、装卸、运输，直至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的全部流通过程。
物流合理化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运输合理化”是一致的。
但是它的范围更加广泛，同生产、贸易、运输等部门都有密切关系，不仅仅是运输一个部门的事。
在资本主义国家各个部门的生产成本中，流通费用仅次于原料费和人工费，而居于第3位。
因此，通常把降低物流成本视作“第三利润源泉”。
欧美各国和日本都非常重视物流管理和物流技术的研究。
政府和一些企业设有物流管理的专门机构，大学里开设专门的科系，研究和推行物流合理化。
为了沟通各国间的情况，交流经验，自1973年以来先后召开过三次国际物流会议。
我国于1979年首次参加了会议。

便饭要便民
杨家齐
人们用“家常便饭”比喻吃顿饭并不费事。
但在实际生活中，下饭馆吃“便饭”并不方便。
在不少饭馆里，顾客要排队买牌，然后自己取饭端菜。
一些大店是正菜上桌，点心、小菜、饮料却要自己去买。
几经周折，常常半个小时也应付不下来。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便饭不便民的弊端，在饮食行业的竞争中受到了冲击，开始出现了“便饭便民”的好兆头。
最近，在长江沿岸一些城镇的饮食店里，“服务上桌，鸣堂叫菜，餐后算账”的传统又恢复了。
顾客一进门，服务员就礼貌地安座、抹桌、摆杯筷、报菜名，然后端饭菜上桌，顾客再也不为“自我服务”发愁了。
这种便民的好作风，希望在商业改革和市场竞争中得到发扬，让便民的这股暖风吹遍全国各地的饮食店铺。

北京九五一工厂努力搞好职工生活
本报讯
记者卓福田、通讯员高凤云报道：
北京九五一工厂，自党的三中全会后，把群众生活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为职工办了许多好事。
如：
厂里大部分职工散住在市区，有的远离工厂四、五十里，一些老弱和带小孩的职工上下班挤公共汽车困难，厂里先后派出了两辆车接送职工上下班，最近又买了一辆带空调设备的大型旅游轿车作为交通车。
两年来，该厂兴建了两栋宿舍楼共6，000平方米，其中一栋已经建成分配。
厂里还压缩一些办公室和招待所用房，挤出30间平房，修缮后分给职工。
现在已经解决了160多户职工的住房。
为改善托儿所条件，厂里还扩建修缮了幼儿住房，拨款3，000多元购置了大批儿童玩具。
这个厂的领导同志经常深入车间、班组听取群众对生活问题的意见，及时采取措施解决。

贵州六枝矿务局地宗煤矿认真办好职工食堂，改善职工生活。
该矿食堂有2，000人用膳，昼夜供应，每日都有8个以上的主食品种和十多个炒菜，供职工选购。
新华社记者周浩荣摄

外贸物资流通要力求合理
张宏俊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外贸货物流通量增长较快。
由于进出口货物运距长、环节多、流向复杂，弄不好就会延误时间，增加成本。
因此，选择经济合理的流通渠道和运输方式，是发展对外贸易中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国务院在1978年提出大力开展合理运输以来，各地外贸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搞好合理运输，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经济成果。
两年多来，共节约运杂费用一亿二千多万元。
这说明外贸部门开展合理运输，潜力是很大的。
过去，许多出口货物是按照县、地、省的行政区划层层中转调运，造成迂回运输和重复运输。
近几年，安徽、福建、江西等省一些地区的外贸部门，按照合理流向，组织货物从公社和县直接运到附近的火车站装车发往港口或边境，实现了就地收购、就地加工、就地储存、就地检验、直接出口，既节约了费用，又加快了交货速度。
开展合理运输，不仅要打破行政区域限制，还要打破商品经营界限。
有些内地生产供应的出口商品，过去按照出口商品经营分工，不论路程远近，都要调到归口的口岸办理出口发运，往往形成迂回运输。
例如出口手扶拖拉机，分工归天津口岸统一经营，江苏常州产的手扶拖拉机也要运到天津装船出口。
近几年，天津、上海一些经营出口的外贸公司与产地外贸公司配合，扭转了违反经济规律的不合理作法，将海运出口货物由产地直接运至就近港口装船。
去年，仅天津市组织产地直发港口货物30余项，即节约运杂费34万元，节约运力1，831万吨公里。
河南省把过去要运到青岛出口的7万余吨货物调到连云港和上海代运出口，节约了运费30万元，节约铁路运力3，050万吨公里。
合理调整生产供货布局，可节省不少运力和运费。
如江苏徐州地区出口的叶粉，过去分散在好几个县生产，由各县运到徐州，再转运连云港出口。
经过调整，集中由赣榆县生产，距离港口只有40公里，一年节约铁路运力33万吨公里。
此外，加强车、船的衔接工作，减少在港口入库的中转环节，改进装载技术，提高车船运输效能等等也都能少花运费，多运快运货物，还可解决仓库和装运力量不足的问题。
现在，各级外贸部门对于合理运输工作正在逐渐重视起来，但是进展的情况很不平衡，不少行之有效的好办法有待于巩固和推广；
国外的许多先进的方法也需要学习和借鉴。
今后对外贸易的作法将日益灵活多样，外贸物资的调运管理更需要加强全局观念，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运输合理化问题，把这项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外贸部表彰合理运输先进单位
本报讯近两年多来，各地外贸部门积极开展外贸物资的合理运输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据各省、市、自治区外贸局和各总公司统计，两年多来，共节约运杂费1亿二千余万元，其中包括外汇运杂费三千七百多万美元。
由于避免了物资的迁回运输，减少了中转环节，对于加速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降低成本、节约运力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推动合理运输工作的开展，外贸部最近对79个成果显著的单位进行表彰。
其中26个单位被评为“开展合理运输的先进单位”。

广东完成原盐生产计划
到11月底，广东省盐业部门已经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了全年原盐生产计划。

广西玉林县石南公社建筑队
承包工程质量胜过了国营建筑公司
在广西大学的校园里，有8栋刚刚竣工的学生、教工宿舍楼。
凡是看过的人都说：
玉林县石南公社建筑队承建的两栋学生宿舍楼，比广西第一建筑公司和南宁市建筑公司承包的6栋教工宿舍楼好！
论工程质量，石南建筑队建的两栋学生宿舍，是砖和混凝土结构，共4，000平方米。
混凝土部分表面光滑，砖墙墙体平整，线条整齐笔直，抹灰均匀，内部木作也比较精细。
广西一建公司建的5栋教工宿舍楼和南宁市建筑公司建的一栋楼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质量问题。
看工程竣工时间表，石南建筑队更是遥遥领先。
他们建的两栋楼只花了一年时间，就按期竣工交付使用了。
南宁市建筑公司建的一栋楼，从1978年12月动工，到今年08月才竣工。
广西一建公司承包的5栋宿舍，也是1978年12月动工的，至今还没有全部交付使用。
比工程造价，石南建筑队建的两栋楼较便宜，平均每平方米为78元，共节省投资1万多元。
市建筑公司建的一栋，平均每平方米为95元，超支4万多元。
广西一建公司建的5栋楼，平均每平方米103元，共超支95，000多元。
石南建筑队的奥妙何在呢？
广西大学基建科的同志说，石南公社建筑队是一个只有200多人的集体单位。
他们没有“铁饭碗”可端，如果建筑工程质量不好，按合同，甲方可以辞退乙方，随时都有砸锅的危险。
为了自身的利益，这个建筑队讲质量，讲信用，讲服务态度。
甲方提出意见，他们就老老实实加以改进。
今年07月和10月，南宁市建筑管理部门，先后两次对全市在建工程进行质量大检查。
石南建筑队在广西大学和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承建的两项工程，以质量优良，获得表扬和奖金，而广西一建公司和南宁市建筑公司承包的广西大学的工程，都受到了批评。
新华社记者钟瑞林

竞争产生了巨大推动力
青海长毛绒厂努力提高产品质量
新华社西宁电青海长毛绒厂在竞争中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今年1至11月份，这个厂的产品品种由5种增加到7种，花色由7 个增加到14个，一等品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上缴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0％。
过去，这个厂生产的长毛绒全部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
去年有段时间，因为长毛绒质量和花色品种满足不了用户的要求，推销不出去，造成大量积压。
根据这种情况，这个厂就采取措施，加强设备、工艺和操作管理，把功夫用到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上。
在设备管理方面，他们建立了设备检修质量标准和维修交接验收等制度，使设备完好率经常保持在80％以上。
在工艺管理上，加强工艺审批手续，经常对职工进行工艺要求和技术标准的教育，严格按照工艺要求组织生产。
对操作管理，采取以老带新、互帮互学和举办技术讲座等办法，提高工人的操作技术水平，保证各道工序都按操作规程办事。
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这个厂还开展了试制新产品和创名牌产品的活动。
经过新产品试制组和全厂职工的努力，使一度中断生产的传统名牌产品5082长毛绒的质量有了新的提高，得到了国家颁发的银质奖。
同时，他们还试制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双面长毛绒新产品。

《财贸战线》报将改名《中国财贸报》
据新华社北京电《财贸战线》报从明年01月01日起将改名为《中国财贸报》，每周二、四、六出版，向国内外发行。
《中国财贸报》的报道范围主要是分配、交换、消费领域；
内容以商业、外贸、粮食、供销合作、工商管理、财政、税收、金融、物价管理为主，兼顾轻工业、纺织工业、手工业、旅游业等。

购销鲜活商品不可放松计划指导
——万县地区柑桔大量霉烂的教训
11月底，我们刚踏上四川万县市码头，浓烈的桔香味，夹杂着霉烂味和类似酒精的发酵味扑鼻而来。
从竹筐的一个个孔眼里，还能看到个儿很大的红桔和广柑，不少长了绿毛。
干鲜果品公司雇了一百多个临时工在挑拣，但烂桔实在太多，哪能忙得过来！
行署的一位负责人说，万县地区今年柑桔产量4万吨，已采下的一大半，估计要烂十分之一。
有的一个县就烂了二十多万斤。
在码头上积压的估计也要烂掉五、六万斤。
从北方来的人看到这种场面，不胜惋惜！
有的同志说，今年经营桔子有几个“想不到”：
一是去年桔子是大年，全专区产桔3．5万吨，今年按说是小年，“想不到”还能增产；
二是长江截流后，“想不到”运输困难这么多；
三是“想不到”今年社队不按柑桔成熟规律分期分批采摘，而是提前大批采下，再加只从重庆一条渠道运出，造成大批积压……。
这几个“想不到”，其实完全是应该“想得到”的，如应该估计到新栽的大批桔树开始挂果；
长江截流早有通知，鲜活商品哪能只安排一条运输渠道，实际上只要想些办法，完全可以有多条渠道。
至于社队为什么要提前突击采摘柑桔呢？
问题主要出在国营商业的计划指导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议价失去控制，这是柑桔大批霉烂诸种复杂因素中的重要因素。
今年在成都和万县都开过物资交流会。
会上，外省代表以高于国家收购牌价一倍甚至两倍多的价钱订购大批柑桔期货。
万县地区供销部门本来就对今年柑桔产量估计过低，面临这种形势，怕完不成收购计划，自己也乱了阵脚，柑桔一下来，纷纷投入抢购，自己也突破了议价规定的幅度。
于是乎，柑桔分批分期采摘的惯例被打破了。
可以说，那一阵子，万县地区的柑桔购销基本处于自流状态，价格上也乱了套。
本来，据行家讲，桔子挂在树上，一万个只烂一果；
摘到地下，一万果要烂20果，更不必说迟迟运不出去了。
待到柑桔一烂，外地采购员纷纷离去，国家为了照顾社员利益，只好包下来。
柑桔收购站去年盈利二、三百万元，今年估计反而要亏损200万元。
许多公社的桔子堆在地头就烂了。
经营的同志受累又挨骂。
消费者也吃不到便宜的桔子。
去年武汉的川桔3角一斤，今年要6角一斤。
万县地区有关领导和商业部门的同志在谈到这次烂桔的教训时说：
当前在放宽政策、活跃市场经济的时候，国营商业对二类紧俏鲜活商品的购销不能放松计划指导。
收购价格固然要订得合理，但议价部分一定要严格控制价格升降的幅度，不得任意哄抬。
订购合同要负经济责任，不能随意取消。
对二类紧俏商品，商业供销部门，物价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有责任进行指导和干预。
这些话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教训正在使人聪明起来。
万县地区财贸部门正在加强计划指导，对还未下树的柑桔，要求社队暂停采摘，俟积压情况缓和后，再按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分期分批采摘。
地区行署已经及时采取措施，开辟了多条运输渠道。
本报记者计泓赓周建英

集中地方财力扩大生活设施
天津市两年来住宅建设成倍增加，市政设施有改善
新华社天津电天津市非生产性建设显著增加。
近两年来，天津市在基本建设中，注意压缩生产性项目，逐步增加了和群众生活有关的住宅及市政建设等方面的项目。
据统计部门介绍，1978年全市用于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占地方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1．7％，去年上升到46％，今年又提高到55％。
——压缩在建基本建设规模。
从去年以来，先后两次对全市地方在建项目逐个进行了清理，把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建设项目压下来。
至今共停建、缓建了74个地方建设项目。
这些停缓建项目大部分是生产性的，共压缩投资5亿余元。
——集中地方财力扩大群众生活设施的建设。
两年来，企事业单位自筹建设资金成倍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两年来仅自筹住宅建设资金即达两亿多元。
——在施工力量和建筑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尽量保证住宅及市政建设的需要。
用于这些方面的钢材、木材和水泥，去年比前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今年又分别比去年提高20％、56％和35％。
全市的施工力量，过去用于非生产性建设的不足一半，现在占三分之二以上。
两年来，天津市住宅建设成倍增长，市政设施有所改善。
按竣工住宅面积计算，去年为205万平米，今年1至10月份为126万平米。
这一年零十个月所建住宅比“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所建的总数还多19万平米，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1957年至1966年十年的总和。
与此同时，还新建了中小学45所，商业网点190处，影剧院5个，还修建了医院、道路、桥梁和上下水道等。
这里有关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天津市的基建投资使用方向去年以来虽有所调整，但还有不少问题。
如战线仍然过长，生产项目还压缩得不够，在生活项目建设方面，配套设施还跟不上等等。
现在，他们正在学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基本建设项目的指示，决心对今年的基建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分别进行停建、缓建、压缩。
对明年的基本建设，突出解决群众住房和配套以及市政设施等薄弱环节。

靠价廉物美还是靠请客送礼？
最近几个月来，上海医药管理局在产品销售工作中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
一是禁止所属企业单位在购销活动中送钱送物；
二是根据市场需求和工厂生产情况，降低了一批药品的售价。
这两件彼此相联的事情，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究竟应该用什么手段来推销产品，进行竞争？
是靠价廉物美，服务周到，还是靠奖钱奖物，请客送礼？
今年以来，随着商品流通渠道不断扩大，各地药厂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
在竞争中，不少地区的药厂采取送钱送物、私下赠礼的不正当手段来推销产品，有的甚至送电风扇、彩色电视机等贵重礼品。
这种不正之风，不仅使国家在经济上蒙受损失，而且形成变相的贪污行贿，腐蚀干部。
据上海市有关部门反映，由于外地有些药厂用请客送礼的办法与上海展开竞争，以致上海生产的药品不但在外地的销售额下降，连上海本地的医疗单位有的也因外地药品有奖有物，转而购买外地药品。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医药系统也曾有人主张采取奖钱奖物办法，同外地药厂开展竞争，争夺市场。
但上海医药管理局坚决顶住了这种做法，明确规定，各工商企业之间在购销业务活动中，不准用公款奖钱奖物、请客送礼。
通知发下后，又对所属单位进行了初步检查，并对个别有类似活动的单位进行了严肃处理。
据有关部门分析，当前药品销售活动中出现奖钱奖物这股不正之风，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之一是长期以来药品生产的利润较高，办药厂有利可图，以致近几年来新办的小药厂遍布全国各地。
这些小药厂中，有相当一部分经营管理很差，药品质量也没有保证，为了把药品推销出去，他们就千方百计拉关系，走后门，送钱送物。
由于利润高，即使送钱送物后仍然有利可图，因此这股不正之风愈吹愈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今年08月份，国家医药总局、国家物价总局、财政部决定全面调整药价，使80％以上的药品价格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上海医药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经济手段，实行价格浮动办法，来同各地竞争。
这确是一个好办法，它可以迫使那些成本高、质量差、靠请客送礼推销产品的工厂，不得不考虑进行关停并转了。
新华社记者周永康
（本报有删节）

黑龙江省建住宅二百多万平方米
据新华社哈尔滨12月21日电截止今年11月末，黑龙江省各城市已建成住宅208万平方米，有四万多户居民迁进了新居。
黑龙江省今年建设城市住宅普遍注意提高施工质量和住宅的配套水平。
已建成的住宅中，有20％的工程质量达到全优。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在11月上旬组织市建委、市住宅办公室和市房地管理局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已竣工和即将竣工的362幢住宅，一幢一幢地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即通知有关部门限期解决，使交付使用的住宅都达到了水、电、气三通。
为加快城市住宅建设，黑龙江省想方设法筹集资金。
今年，除国家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比去年增长41 ．9％外，地方、企业自筹资金达2．82亿元，占这个省住宅总投资的三分之一。
此外，全省各地自建公助住宅也比去年增加，到11月末，已达七十多万平方米，预计年底可达91万平方米。

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所改革科研管理
实行成果有偿转让
本报讯
记者肖关根报道：
从去年年初开始，上海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扩大自主权，实行企业化管理，成果有偿转让，推动了科研工作的发展。
过去，这个所的科研计划只是由上级统一下达，科研经费则是采取“差额补贴”的办法，花多少算多少。
科研所只按上级规定办事，不用关心科研成果的应用推广和收入的多少。
不少项目成了“胡子课题”，有的项目轻易上马下马，浪费很大；
有的项目虽出了成果，但与生产脱节，不能迅速推广应用。
这个所试行企业化管理以后，在科研计划方面，在确保完成国家重点科研任务的同时，同一些工厂企业直接签订合同。
由于采取科研收费、成果有偿转让等做法，加强了合同双方的技术经济责任，科研所注意尽快出成果，并在技术上负责到底，工厂企业对成果的应用也抓得很紧。
去年全所完成鉴定的科研成果有30项，其中80％已在工业性生产或中试性生产上推广应用。
在经济方面，改为“增收节支、利润分成”的企业化办法，对科研、生产全面实行经济核算。
这就促使所领导经常考虑如何最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争取最佳地完成科研任务。
为了搞好管理，所领导积极学习科学管理方法，并制定和健全了一套管理制度，如岗位责任制，“按经济办法管理科研的暂行办法”、“按经济规律管理科研程序”和“科研项目鉴定程序”等。
现在每个课题都要根据技术先进性、经济有效性、方案合理性和其他要求四个方面评分，达到规定的分数才能立题。
任务确定后，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内外条件，确保计划进度。
采取了这些管理办法后，初步改变了过去科研工作中职责不清，管理混乱的状况。
考核和评奖也就有了依据。

云南采取特殊措施发展民族教育
本报讯
记者白筠报道：
云南省采取特殊措施，加强民族教育工作。
一、调整重点学校的设置。
全省决定先办好重点学校24所，基本上每个自治州有一所重点中学，各重点学校开设民族班。
二、云南省委和省政府拨款550万元，在民族地区选择办学条件较好的40所中小学，改建为寄宿制的民族学校，食宿包干，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
三、高等学校办预科，招收考分稍低于录取分数线的少数民族考生，先补一年基础课，然后升入大学本科学习。
今年，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云南中医学院试办预科，招收少数民族考生84人，民族学院也招了100人左右。
四、为了适应边疆民族地区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提倡办学形式和学制多样化：
半日制、全日制、隔日制、二部制、早晚班都可以办，教材内容也不和内地强求一律。
有民族语文教学任务的小学，学制可以延长为7年。

全国病理生理学会成立
中国通信学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据新华社广州电全国病理生理学会最近在广州成立，同时召开了第3次全国病理生理学学术会议。
病理生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医学基础理论学科之一。
它是利用生理、生化、形态学等手段及其新成就来探讨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为改进现有的防治措施，探索新的防治途径提供理论依据。
来自全国各地从事病理生理学临床和科研工作的专家、教授和医务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据新华社天津电中国通信学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12月14日至19日在天津召开。
在邮电、国防、铁道、交通、电子、广播、气象等部门和几十所大专院校从事通信科学技术和教学的工作者共258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讨论制订了中国通信学会章程，选举了第1届理事会。
王子纲当选为通信学会理事长，江文等9人被选为副理事长。

医学界与工程界协作
天津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取得成绩
本报讯新闻研究生罗荣兴报道：
12月05日，天津第1中心医院来了一名垂危病人，他吞服了速效安眠药速可眠100片，已超过24小时，一般认为是无法抢救的。
但当该院人工肾研究组使用一种吸附型急救解毒装置后，病人很快复苏了。
该装置的关键部分是以往在工业上大量应用的活性炭，现在用到医学中来，显示出不寻常的作用。
这是天津市医学界与工程界协作取得的成果之一。
近几年来，该市取得象这样在临床上效果显著、已经过鉴定的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成果共有25项。
把现代工业和技术上的一系列新成就引进医学，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我国同外国在诊断和治疗技术上的差距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医生不懂工程技术，不了解工业生产和技术发展的情况；
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又不懂医学，不了解临床的需要，两者的结合存在着障碍。
为此，天津市科委把全市25个有关单位组织起来，成立了生物医学工程协作组。
参加协作组的有合成材料、塑料、橡胶、针织等8个专业研究所，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3所高等院校，5个工厂和9家医院。
各种不同专业的大协作，给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的发展带来了以下好处：
一、加快了科研的进度。
生物医学工程的科研课题大都是医生根据临床的急需提出来的。
在协作组成立前，他们要自己独立摸索工程技术问题，困难很大。
如和平医院开始搞鼓泡式人工肺时几乎无法进行下去。
后来，通过协作组的安排，他们同东方红塑料厂协作，很快搞出了成果。
有时，在一个专业看来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另一专业看来却是轻而易举的事。
如人工心脏瓣膜上要用一种特制包布，许多科研人员束手无策。
后来，协作组安排针织研究所参加，迅速得到了解决。
二、形成了新的科研、生产基地。
发展生物医学工程需要各种特殊的医用材料，这在全国是个薄弱环节。
天津市通过几年的协作研究，逐步形成了若干专门的科研、生产基地，如合成材料所的医用合成材料研究、橡胶所的医用硅橡胶研究、针织所的医用编织物研究、塑料所的医用塑料研究和生产等等，都已建立起学科方向固定的研究室或专门的生产车间。
三、促进了学科的交叉渗透。
生物医学工程需要各种各样的工程技术。
随着协作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化工、冶金、纺织、机械、电子等越来越多的行业参加进来。
许多学科都同医学发生交叉渗透。
这不但对于发展医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对于发展其它学科也产生了新的动力。
通过协作研究，天津市成长起一支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队伍。

北京旅日归侨张文凯（左二）在家中教青年学日语。
新华社记者杨武敏摄

对迫害人才的事件不能听之任之
读了西安市石棉制品厂某些领导人打击迫害女技术人员唐安华的报道，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会感到愤慨。
可是，对这样的事，西安市建材局党组织和负责人却听之任之，一拖几年，至今未作严肃处理。
人们不禁要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到原因，有关同志很可能给自己戴上一顶官僚主义的帽子。
这当然不错，但远不是问题的实质。
这起迫害人才的事件，不是发生了几天、几个月，而是持续了几年；
不是没有向上反映，而是反映了许多次，为什么明知有问题而长期拖着不调查处理？
为什么在是非十分明朗的情况下，竟有人袒护违法乱纪的厂干部？
显然，用官僚主义作风是解释不了的，还必须从思想政治路线上，以至从组织上找找原因。
长期的极左影响和封建专制的遗毒，使得一些同志产生了轻视、歧视知识分子的顽固偏见。
他们总是愿意听领导干部的意见，不愿听或听不进科技人员的呼声；
总是信任、重用那些所谓“听话”、“顺手”的干部，哪怕这些人思想品质很恶劣，也觉得比用科技人员放心。
这种思想感情，这种习惯势力，这种用人标准，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封建宗法统治。
在这样的部门和单位，人才往往遭到压抑、打击甚至遭受迫害。
因此，在处理唐安华遭打击的事件上，绝不能就事论事，而要找一找根源，认真汲取一点教训。

岂能如此糟踏人才
——西安市石棉制品厂领导迫害女技术员唐安华至今不作处理
西安市石棉制品厂某些领导人无视党纪国法，打击迫害该厂女技术员唐安华，经多次反映，因有人阻挠，至今尚未得到处理。
唐安华是1959年西安交通大学纺织系机织专业的毕业生，1973年调到西安市石棉制品厂工作后，在“利用石棉下脚料纺纱”，“用5级短棉纺16支纱”的技术革新中取得过可喜成果；
在维修机械设备方面写出过颇有见解的技术资料。
但是，由于她抵制和揭露了该厂几个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行为，种种迫害便纷至沓来。
唐安华刚到这个厂不久，发现当时的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李树德，出于某种个人目的，违反党的原则和政府的政策规定，把死于“压缩性肝坏死”的前行政科长，当作革命烈士对待，没有被批准，后又擅自按工伤发了5年多的抚恤费。
唐安华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向西安市建材局揭发了李树德的恶劣作法。
靠造反起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当上党委副书记的杨峰涛，为了给自己盖房，滥用职权，先后从伙食费和职工储金会拿走595元，一拖数年不还，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唐安华同职工们一起，对杨峰涛进行了多次的揭露。
这个厂生产的主要产品“石棉瓦”，有一段时间质量太差，用户纷纷退货，给国家造成数万元损失，而厂领导却向上级谎报情况，骗取了荣誉。
唐安华向报社写信揭露了这件事的真相，厂里主管生产的领导人十分恼火，说唐安华给工厂“抹了黑”。
石棉纤维和粉末，进入人体或皮肤，对健康危害很大。
按规定，装过石棉的麻袋，绝不能出售给农民装粮食或其它食物。
现任党委书记李敬元等人，明知故犯，于今年10月将装过石棉的14，000多条麻袋私自出售给农民群众，从中牟利。
对于这种坑害群众的恶劣行径，唐安华曾多次口头向上级反映，呼吁严肃处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该厂的领导李树德、杨峰涛、李敬元等采取种种手段，相继打击迫害唐安华。
他们诬陷唐安华10岁的男孩，欺侮唐安华年近七旬的母亲。
唐安华觉得与李树德作邻居，再也住不下去了。
经过厂里有关领导的同意，就搬到另一个单位去了，房子由别的职工住。
厂里竟下令连续扣她的房租，唐安华去说理，还遭到蛮横的斥责：
“就是要扣，一直扣到你从石棉厂滚出去！”
尽管唐安华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遭到一次次的打击，但她仍然积极开展技术革新。
该厂生产管理混乱，原料浪费很大，车间内外石棉下脚料堆积如山。
唐安华决心解决用下脚料（回绒）纺纱的老大难问题。
她多次请求厂领导给予支持，但杨峰涛等人却说她“疯疯癫癫，能做个啥？”
加以拒绝。
无奈，她只好利用干部大都不上夜班和夜间部分机器停运的机会，偷偷地搞试验。
有的工人同志看到她一个人忙不过来，悄悄跑去帮忙，被领导发现后，遭到指责。
唐安华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十多次的试验，终于在1977年11月提出了利用大量下脚料（回绒）代替中长纤维纺16支石棉绳线的理想配方，并成功地做出了样品。
投产后四个月，下脚料就被吃掉了70％，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对于唐安华的这一成果，杨峰涛等人先是不承认，后又极力贬低，甚至说是别人搞的。
唐安华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成功地进行了用5级石棉纺成16支纱的试验，并且达到了生产水平。
但厂领导却在车间大会上宣布，成果是车间某领导刻苦钻研、学习外地经验搞成的，把唐安华的成绩一笔抹掉！
唐安华是该厂技术科最早参加工作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工作也很有成绩，调资升级本应优先考虑她。
但是，厂里某些领导人借口群众通不过，连续两次不让她升级。
今年调资时，唐安华开始还是榜上无名。
后来，群众十分不平，厂领导才被迫给她调资。
至于技术职称的晋升，也长期不予解决。
唐安华遭到以上打击、迫害后，先后向市建材局、市建委等单位写过十多次申诉材料，口头反映不知多少次，但都未得到同情和支持。
有的人指责唐安华是“闹而优”、“矛头向上”。
有的领导人甚至说：
“你不论告到什么地方，最后都要靠基层解决，得罪了基层，谁也无法解决！”
由于厂里某些领导人到处造舆论，说唐安华是“疯子”、“神经病”，所以，唐安华一切正义的呼声，合理的控告，都无人理睬。
有的人公开辱骂她，碰撞她，甚至向她吐唾沫。
有个车间副主任竟冲着她骂：
“滚出去！
我们不需要你！”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唐安华于今年05月向国家科委写材料申诉，材料转到国务院科技干部局。
就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向陕西省科委批复材料的时候，厂里主管人事的领导竟怂恿技术科长写出正式报告，把唐安华从技术科除名。
一个为国家工作了21年的技术员，只好含着悲愤和屈辱的泪水，等待着组织处理。
许多同情唐安华的群众发出了救救当今“祥林嫂”的呼声。
唐安华的遭遇，引起了陕西省科委和中共西安市委的重视。
西安市委责成西安市建材局严肃处理摧残唐安华的问题，并指示要改变石棉厂领导班子“无知加专横”的状况。
省、市科委和市委基建部也派人调查。
可是，在大量事实面前，打击迫害唐安华的人拒不认错。
市建材局的主要负责人对唐安华的申诉竟藏之箧底，不予处理，最近仍然偏听偏信，袒护参加打击迫害唐安华的李树德、杨峰涛等人；
对该厂存在的其他严重问题，继续听之任之。
因此，到底能不能伸张正义，打击邪气，严肃处理这个摧残科技人员的事件，人们正拭目以待。
西安日报记者孟西安光明日报记者刘炳琦
本报记者何黄彪

成都集体企业科研成果显著
本报讯据四川省科委、成都市科委联合调查组调查：
成都市的自动仪表厂、西乡电机厂、制药化学厂、塑料薄膜厂、成都蜀锦厂等十二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研制新、稀、缺产品过程中，共取得七十二项科研成果，其中六十三项已推广应用，二十九项达到国家水平。
这些集体所有制企业搞科研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艰苦创业的精神好。
他们没有“铁饭碗”，只能靠价廉物美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求得发展。
这就要求工厂必须兢兢业业地搞好科研工作。
工厂的领导和工人都比较注意动脑筋、钻技术、学科学。
二、珍惜人才。
集体企业的科技力量非常缺乏，偶然招聘到个把技术人员，就如获至宝，想方设法使其充分发挥专长。
三、企业领导人热心科技工作。
制药化学厂的厂长童恩文，是个高中毕业生，刻苦钻研制药化学，自学了英、日语，被全厂同志亲切地称为 “我们的药化专家”。
国外的亲友一再要他出国，他都谢绝了，说：
“我有自己的事业”，“我离不开我的实验室”。
科研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去年，这十二个企业的总产值为四千九百八十五万元，总利润五百九十三万六千二百元，人均利润一千四百七十二元。

科技显威力鸭儿湖复活
本报讯
记者龚达发报道：
几年前还是水草不长，螺蚌不生，水鸟不停，鱼虾绝迹的鸭儿湖，现在又复活了！
记者亲眼看到经过治理的湖面碧波粼粼，渔舟点点，成群的野鸭在湖里嬉戏。
鸭儿湖是湖北省鄂城县中部的一个大型浅水湖泊，原有水面9万多亩，是沿湖30万人民饮用、40万亩农田灌溉的水源。
1961年以来，由于附近化工厂废水污染逐年加剧，整整荒废了18年。
周围的农民饱受污染之苦。
鸭儿湖的污染问题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1972年以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鸭儿湖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性污染情况调查，提出了建立以氧化塘为中心的治理污水方案。
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利用污染最严重的鸭儿湖上游的子湖——严家湖，采用打坝分塘，筑堤缓流，强化净化能力的办法，建立了5个总面积为6，000亩的多级串联氧化塘系统，将过去长达7公里的污水带控制在氧化塘中。
利用太阳能，通过水体中藻类和细菌的协同作用，分解污水中的有机物质，并以收获鱼的方式，回收磷、氮等元素，达到化害为利，综合利用的目的。
据科学家测定，在氧化塘出口处，主要毒物指标基本达到地面水标准。
鄂城县政府还把治污与农田基本建设结合起来，在氧化塘两侧开挖了38公里长的泄洪港，实行清污分流，大大改善了沿湖灌溉和饮用水的水质。
经过科学治理的鸭儿湖，水产养殖事业得到了恢复发展，其中污染最严重的严家湖，今年国庆节就上调了10万斤鲜鱼供应市场，鱼种塘三年来培养出398万尾大规格鱼种。
今年11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委托有关方面召开了鸭儿湖治理成果鉴定会。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项研究课题的完成，为我国充分利用和强化某些自然水体的净化能力，因地制宜地采用氧化塘方法处理某些工业废水，创造了成功的经验，在区域环境污染的治理与控制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为我国农药废水污染水体的治理闯出了一条新路。

都象李政德同志这样关心教师把农村教育搞上去就有希望了编辑同志：
最近，我去镇赉县对教育情况做一点调查，许多基层领导和教师都反映县委书记李政德同志重视教育，关心教师。
这里略举几件：
1、关心教师入党。
1979年春节期间，李政德同志到重点学校工农小学同学校领导谈了几个小时，询问教师的工作、生活情况，提出了要加强党的建设，注意在教师中发展党员。
他还先后两次去重点学校一中，要求学校党支部积极培养优秀教师入党。
现在，县一中、工农小学已有8名教师光荣地加入党的组织。
2、严肃处理歧视教师的问题。
今年10月，嘎什根公社中心学校教师高淑文，在班上批评了农业助理的孩子。
这位助理就找高老师吵闹。
李政德知道后，当即给公社党委书记写了信，指出要尊重教师，并严肃处理这件事。
公社党委书记对农业助理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带他向高老师道了歉。
李政德同志还专门找这位助理谈了话。
3、优先考虑教师的工资待遇。
今年调整工资一开始，李政德同志就说，教师工作辛苦，工资偏低，任何人不准占用教师的调资指标，机动指标的使用应首先考虑到教师。
调资结果，全县教师调资占应调面的57％，而重点学校一中和工农小学的教师调资面分别达到87％以上。
4、关心教师子女的安排。
老教师宋德新，年高体弱，两个孩子都在农村落户，身边无人照顾。
在一次基层学校领导座谈会上，李政德了解情况后，就同有关部门商量，按照政策和手续，安排宋老师的一个孩子回城就业。
由于县委重视，1979年，全县安排了教师子女108人就业。
5、批给教师自行车。
去年，四中一位教师找李政德同志，要求他帮助购买一辆自行车。
经过调查，他发现有些教师离校较远，上下班走路花费很多时间，需要协助解决。
于是，他与有关部门商量，一次就批给各学校教师购买24辆自行车。
6、关心教师家属宿舍问题。
一中距镇内较远，调入的新教师又较多，住宿困难。
李政德建议，县财政应当挤出一部分钱，为教师解决住房问题。
县房产部门在一中院内盖了20间宿舍，使用权交给一中。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县里分期分批给县城的教师盖了56间家属宿舍。
7、把办公桌让给教师。
1979年08月，镇内四中调入一部分教师，但没有办公桌椅。
学校领导提出了这个问题，李政德立刻表示帮助解决。
不久，在一次县科局长会议上，他讲了四中办学上的困难，号召各单位把多余的桌椅支援给学校。
并说：
“老师总得有备课的地方。
可以先把我的办公桌搬去”。
在他的带动下，仅一周的时间，各单位就送到学校24套办公桌椅。
一些教师激动地说：
“县委送来的不单是几张桌子，而是支持教育、关心教师的一片心哪！”
8、为学校安装路灯。
一中距镇内4、5里远，没路灯，教师晚间来校给学生辅导功课，走这段路很不方便。
李政德便委托县委一位领导同志召开了有关科局的联系会，研究为一中安路灯的事。
由于各单位支持，很快把路灯装好。
9、召开教师春节座谈会，慰问教师。
三年来，每当春节，李政德总要主持召开教师座谈会，听取教师代表对教育工作的意见，表彰教师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
吉林省白城地区教育局傅长生

按照区别对待和罪、罚相当的原则
辩护律师建议法庭对李作鹏从轻判处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被告李作鹏委托的辩护律师张思之、苏惠渔，今天在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法庭辩论时说，按照区别对待和罪、罚相当的原则，建议法庭对李作鹏依法从轻判处。
两位律师在联合发言中说，被告人李作鹏被指控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共同犯罪活动中，是一名主犯，业经法庭调查证实。
法庭调查还证实，林彪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为首分子，应对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共同犯罪负首要责任。
在确定李作鹏的刑事责任时，除应考虑到他在这个集团中所处的地位，在实施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外，还应具体地分析他参与实施犯罪的程度。
为此，两位律师请法庭考虑以下情节：
第1，法庭调查的结果，证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行是利用各种手段，甚至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政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在这个集团性的共同犯罪中，李作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从法庭的查证来看，李作鹏并没有参与制订《“571工程”纪要》一类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策划，没有证据证明他直接参与策动了武装政变的反革命活动。
第2，起诉书指控李作鹏犯有向黄永胜密报毛泽东主席南巡谈话的罪行。
但经庭审调查，没有证据证明，他告诉黄永胜上述谈话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林彪“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泽东主席。”
庭审调查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在此以后参与了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种种阴谋策划。
第3，起诉书指控林彪反革命集团犯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罪行，涉及到被告人李作鹏。
经庭审调查，同案被告人江腾蛟在1980年08月31日关于南逃活动的供词中证明：
周宇驰等人按照林彪命令策划的南逃具体行动计划和实施步骤是，由王飞以林彪名义，打电话约黄永胜去机场，再由黄出面打电话告李作鹏等人到机场会齐，然后南逃广州。
江腾蛟的上述供词，在王飞1971年12月08日的供词中得到了证实。
由此可见，“在南逃广州，分裂中央”这个犯罪活动中，不能证明李作鹏参与了策划。
第4，起诉书指控李作鹏犯有诬陷罗瑞卿总参谋长，迫害海军大批干部、群众的罪行。
他在这方面的罪行，有些是在林彪的直接指使或授意下进行的。
关于诬陷罗瑞卿，林彪于1965年11月先后命秘书和叶群电告李作鹏，要他围绕海军的斗争揭发罗瑞卿。
于是，李作鹏伙同王宏坤、张秀川当天报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参与实施了陷害罗瑞卿的犯罪活动。
在诬陷、迫害海军干部和群众这一罪行中，林彪曾直接指使李作鹏，“很好把材料给我整出来，……”并限定“三天交卷”。
于是，李作鹏按照林彪的授意，审定了所谓《海军党委内部两个司令部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材料，点了12个人的名，随之进行了迫害。
辩护人的辩护词指出，上述具体情节中所包含的一系列具体区别，关系到量刑的轻重，希望法庭在追究李作鹏的刑事责任时，加以考虑。
辩护词还说，李作鹏在预审中主动交待过他所犯的一些罪行，今天在法庭辩论的发言中，对他自己的罪责也有了新的认识，态度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李作鹏的这个悔改态度，与他早年革命的历史没有必然的联系。
而作为辩护律师，我们有责任说明这样的观点：
在被告人开始认罪的基础上，对他过去的状况适当地给予考虑，对本案来说，可能会达到定罪量刑更为正确、更加恰当的结果。
综合以上的辩护意见，辩护人建议法庭，对被告人李作鹏依法从轻判处。

法庭就李作鹏的犯罪事实进行辩论
公诉人指出被告犯了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罪
李作鹏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辩解无法否定查证所认定的事实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被告人李作鹏今天在法庭辩论时说，“我承认犯了罪”，“起诉书上所指出的我的罪行基本上是对的，但不是全部都是对的。
因此，我基本上是承认的”。
在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今天下午进行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张肇圻首先发言。
他列举了法庭调查证实的李作鹏大量犯罪事实。
他指出，李作鹏积极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篡党篡国、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恶活动，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张肇圻着重揭露了李作鹏同林彪勾结的反革命本质。
他说，李作鹏长期投靠林彪，林彪对李作鹏十分看重。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当李作鹏在海军搞阴谋诡计遭到揭露，快要混不下去时，林彪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极力保护李作鹏，用封“左派”的手段，高度评价李作鹏。
林彪还说过，“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李作鹏”。
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和野心，共同的反革命利害关系，使他们紧紧地勾结在一起。
林彪在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关键时刻，总是把李作鹏作为重要的突击力量来使用。
李作鹏通过他惯用的阴谋手段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批军队领导干部横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打倒，为林彪效力。
李作鹏在海军还亲自点名诬陷迫害了120名干部，其中3人被迫害致死。
张肇圻说，李作鹏所犯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根据《刑法》23条，确认被告人李作鹏犯了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等罪行，触犯了《刑法》第98条、92条、138条。
张肇圻建议特别法庭根据其罪行依法予以惩处。
被告人李作鹏在法庭辩论中承认：
他诬陷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是犯罪”；
“文化大革命”中海军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诬陷迫害，他“不但有领导责任，还有直接责任”；
他在“九一三事件”中处理山海关机场场站问题（即他篡改周恩来总理关于林彪专机必须有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起飞的指示），过去“只承认有错，不承认有罪，”现在“既承认有错，也承认有罪”。
李作鹏对起诉书指控他犯罪事实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辩解。
关于密报毛主席南巡谈话内容，他说“不是我主动去打听的”，“是刘丰主动同我谈的”。
关于诬陷迫害海军干部和群众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能不能都算是我直接诬陷迫害，我请求特别法庭慎重考虑。
雷永通等3人被迫害致死，我完全不能承认”。
关于篡改周总理对林彪专机起飞的指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有保留地承认这个罪行”。
公诉人张肇圻接着发言。
他说，李作鹏提出辩解的这些问题的根本事实，早已在法庭调查阶段予以证实，被告人李作鹏在证据面前当庭也是供认不讳的。
现在，李作鹏的辩解只提出了他的某些观点，并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来否定其所犯的罪行。
因此，被告人的辩解无法否定业经法庭调查证实所认定的事实。
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张思之、苏惠渔在法庭上为被告人作了联合辩护发言。
法庭辩论结束后，李作鹏就他在辩论时提出的四个问题作了最后陈述。
关于密报毛主席南巡谈话的内容，他再次提出刘丰提供的证言“是不真实的”，“把事实完全颠倒了”。
关于处理山海关机场场站的问题，他说林彪是在山海关机场逃跑的。
山海关机场是海军管辖，这件事又是他直接处理的。
他说：
“我应负主要责任，我愿意承担罪责”。
但是，他对法庭调查这个问题时证人的一些证言和证词，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
“因此，我有保留地承认篡改了周总理的指示。”
关于他诬陷叶剑英、贺龙和罗瑞卿的问题，他说“法庭出示的材料是确凿的，性质是严重的。
特别是对叶剑英，是打击报复。
我完全认罪服法，接受刑事处分”。
对诬陷迫害张学思的问题，李作鹏说：
“我参加了对张学思的迫害，我承认。
说我把张学思迫害致死，我坚决不承认。”
关于诬陷迫害海军大批干部和群众的问题，他承认他应负的罪责，但他对自己被指控直接迫害120人、其中3人被迫害致死的事实，有保留看法。
他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现在不想多讲，如果将来有机会，必要的时候，我也许还要说。”

谢富治逃不脱历史的审判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犯罪事实的法庭调查中，已死主犯谢富治的罪行在法庭上被大量揭露出来。
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已作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
谢富治死后逃不脱历史的审判，这是他罪有应得。
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已经司法部门作了详细调查核实。
记者根据所获材料，择其要者，略加整理，公诸于众。
（一）
谢富治是个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善于看政治气候，见风使舵。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谢富治就搞政治投机，卖身投靠了林彪、江青一伙。
1966年0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带头诽谤邓小平同志，因而受到江青的赏识。
后来，江青曾多次鼓励他再出来讲话。
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百般罗织罪名，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
谢富治跟在他们后面，调子唱得特别高。
他诋毁刘少奇同志“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
他还污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
他提出要“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接着，1968年，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谢富治诬陷刘少奇“有个黑司令部”，提出要把刘少奇“交给广大革命群众公审”。
对邓小平同志，他也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诬蔑邓小平“伙同和包庇刘少奇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
他还在会上诬陷陶铸同志“是个叛徒”。
他多次说，“对刘、邓、陶要作拚死斗争，坚决打倒！”
谢富治除了在会上公开为林彪、江青打冲锋外，还进一步进行阴谋活动。
他散布谣言说，“北京有一个黑司令部”，煽动群众起来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
在谢富治等的挑唆下，北京街头很快就贴出了诽谤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毅等的大字报、大标语。
谢富治还几次煽动揪斗陈毅同志，并在人民大会堂操纵批判陈毅的会场，妄图把陈毅搞臭。
周恩来总理极为生气地斥责了他。
谢富治还指名道姓地诬陷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是“旧军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革命罪行”，等等。
江青对谢富治大为赞赏，提议谢富治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这个阴谋后来虽未得逞，但谢富治从此成为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成员。
谢富治同林彪、江青的勾结也越来越紧。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他死以前，谢富治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紧跟林彪、江青一伙的。
特别是对于江青，他处处表现得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1954年和1959年，曾发生几起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局长凌云等根据上级的指示，曾组织力量进行侦察。
办案人员曾查阅过30年代出版的报刊杂志，接触到江青的一些历史问题。
罗瑞卿1959年离开公安部时，曾就这事向接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作了详细说明，谢富治并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有关案件的会议。
1960年，在谢富治主持公安部工作期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竟诬陷公安部有人整了她的“黑材料”，要追查。
谢富治明明了解此事的全部真相，却不顾事实，按照江青的旨意，诬控侦破此案是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反革命黑调查”，把罗瑞卿、徐子荣等打成“现行反革命”，并把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以及上海、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公安机关负责人和办案人员30人逮捕入狱。
另一个例子：
1967年10月，为了澄清一个问题，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经谢富治批准，派人持谢的批件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历史档案，事后并向谢作了书面报告。
此事后来为江青所知，她大发脾气，要抓人。
谢富治嫁祸于人，跟着江青说严佑民去查档案，是要“替饶漱石翻案”。
后来严佑民便被以“盗窃中央档案馆档案”的罪名投入监狱。
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这件事本来毫无关系，也被诬“盗窃档案”而入狱。
严佑民、杨奇清等三人被关押达5年之久。
（二）
谢富治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安部长的大权，殚精竭虑地保护林彪、江青一伙，可称得上他们的忠实打手和保镖。
1966年12月，谢富治与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合谋，制订了《公安六条》，即《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颁发全国。
其中规定，凡是以匿名信、传单、标语、口号所谓“攻击诬蔑”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依法惩办”；
所谓“攻击诬陷”中央文革小组的，是“反动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处”。
这样就把保护林彪、江青一伙合法化了。
一大批革命同志后来就因为违犯这个《规定》遭受迫害，有的被关押、判刑，有的惨遭杀害。
谢富治还多次宣布：
“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有阶级感情，不能有一字一句损害”，“要忠于林副主席”，
“要热爱江青同志，保护江青同志”。
江青最怕别人知道她30年代的丑史。
1966年10月，有一个在押犯人写了一份揭发材料，涉及江青的历史问题。
为了讨好江青，谢富治利用职权把这份材料取走，由林彪亲自监督，由江青、叶群和他本人亲手将揭发材料销毁。
他还责令有关公安部门对这个案子要保密，犯人所写材料要一律销毁。
谢富治和林彪、江青一伙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这件事也是有力的证明。
谢富治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很卖力。
1968年03月，上海师范学院有两个学生，到青海调查姚文元的父亲——叛徒、特务姚蓬子的反动历史，并把调查材料带走。
这事是公安部一个副部长同意的。
谢富治得知后，对这位副部长大发脾气说：
“姚文元的父亲，你敢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想当？
你的脑袋还要不要？”
并宣布：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罪恶阴谋”。
他还通知有关部门对那两个学生进行追查，并且规定：
“公安部档案中有关姚蓬子的材料，未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
谢富治包庇康生，以及他们间的互相勾结，事实更是大量的。
1968年01月，谢富治发现一份群众印发的揭露康生的材料，他立即宣布，这“完全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并批示：
“要坚决全部收回材料销毁，要坚决追查印发者是什么人。”
谢富治还按照康生的旨意，制造了一起所谓“谋害苏枚”案。
苏枚是康生的小姨子，1967年04月服安眠药自杀身死。
康生利用权势，硬说是被人谋害死的，一定要追查凶手。
谢富治明知苏枚是自杀，但他与康生沆瀣一气，陷害好人，把苏枚工作单位的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等7人逮捕入狱，其他被株连受到审查或批斗的还有50多人。
在刑讯逼供中，逼死1人，逼疯4人。
（三）
在林彪、江青实行法西斯专政时期，谢富治的双手是沾满人民的鲜血的。
他伙同林彪、江青、康生等，制造了大量冤案，随意抓人捕人，大搞刑讯逼供，迫害了不可胜数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
1967年10月，北京发生了一起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反革命传单案，同年11月在天津破案。
作案人、传单原稿及作案工具等均已查获。
但是，谢富治伙同陈伯达为了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硬要继续追
“后台”。
谢富治对专案人员划框框、定调子说：
“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陆定一、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万里……”。
到1968年12月，谢富治等人在追
“后台”中，制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
还诬陷朱德等曾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介石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
这样一个离奇的、蓄意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假案，从开始制造到最后收场，都是谢富治直接指挥的。
1969年04月，党的“九大”召开了，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均已当选为党的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谢富治还不死心，一再指使办案人员继续搜集有关此案证据。
05月24日，经谢富治批准，还给一个“五·一六”专案审查对象的保姆一家五口办了一个“学习班”，硬说她家藏有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的材料，强迫他们交出，最后竟将这个保姆逼死。
直到1969年08月，谢富治还向办案人员布置：
“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
1968年07月，谢富治秉承江青、康生的旨意，抽调了七百多人，在公安部开展清查档案的工作。
谢富治对清档工作人员说：
“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又说：
“清档要坚决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江青同志，……不能有一字一句的损伤”。
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清档的目的。
在清档过程中，他们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任意把一些领导同志批阅或处理过的文件，诬陷为“包庇反革命”，“资敌通敌”的“罪证”，被涉及的领导同志达163人。
他们在一个案卷中找到朱德同志1942年代表八路军致函蒋介石要给养一事的材料，就诬陷朱德
“私通”蒋介石。
谢富治还荒谬地把香港一家反动报纸1934年造谣诬蔑叶剑英同志“企图投敌”的文章抄报中央。
毛主席看到材料后，曾给以严厉批评，批示说：
“还是老一套谣言，早已看过，现又送来。”
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许多轰动全国的大冤案，其中包括：
把刘少奇、王光美同志诬陷为“叛徒”、“特务”，使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以及“61名叛徒集团”案等。
这些案子，谢富治都曾积极插手，负有直接责任。
有的案件株连很广。
如1966年06月，谢富治伙同陈伯达制造了一起所谓“国际间谍”案，诬陷原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是“打进党内来的”“间谍”。
审查过程中，因发现范若愚与原科技大学教员蔡素文有来往，又将蔡拘留，诬陷她“里通外国”，有“特务嫌疑”。
在拘捕蔡素文时，因发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斌（女）及其兄刘源张（原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与蔡素文有亲戚关系，过去曾留学美国和日本，便诬控二人为“美、日特务”而将他们逮捕。
接着被捕的还有刘源张的亲属共10人，蔡素文和刘源张的其他亲友受株连而被审查、搜查的近一百人。
范若愚被关押了7年多，蔡素文冤狱达9年，刘源张和张斌也分别被无辜关押9年和7年。
这样大的冤案，其株连之广简直比得上封建时代的“诛九族”。
可是，谢富治居然还无耻地宣称：
“逮捕的不算多。
一百多个人没一个劳动人民，就是案子不成立，也冤枉不了他们。”
谢富治当时负责领导许多专案组。
他授意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
他曾对他直接指挥的“陆定一专案组”的人员说：
“我们对他们（注：
指陆定一夫妇等）要有阶级愤慨，杀他10个头的罪都够了，对他们就是坚决斗争，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
另一次，他说：
“要同这些阶级敌人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
在他的指使下，许多蒙冤入狱的同志受到残酷虐待。
据调查，仅北京一个监狱，从1967年到1971年的4年时间里，收监关押的中央及地方高级领导干部有500人以上，其中由于虐待和受刑等致死的有34人，被打伤打残的二十多人，折磨成精神病的六十多人。
（四）
十年动乱期间，全国公、检、法机关遭到彻底破坏。
现已查明，最先提出要把公、检、法“旧机器”
“彻底打碎”的不是别人，正是主管公安、政法工作多年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
林彪、江青一伙知道，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法西斯统治，必须改变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公、检、法的性质。
早在1966年，江青就把曾经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新中国的公、检、法机关诬蔑为“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鼓吹要由“军队接管”。
谢富治与江青一唱一和，在1967年08月07日公安部的一次大会上讲话，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并指使人把他的讲话印发全国。
接着，在全国各地就发生了冲砸公、检、法机关，抢夺所藏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甚至冲监狱、放犯人的严重事件。
在公安部内，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将225名干部、工人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有47人被逮捕入狱。
公安部除谢富治和一名兼职副部长外，其他副部长都被逮捕、关押；
副部长徐子荣被迫害致死。
在北京市公安局，谢富治等则捏造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有一千六百多人受到迫害，其中有72人被捕下狱。
据全国不完全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受打击迫害的公安干警共达三万四千四百多人，其中有一千二百多人被打死、逼死，三千六百多人被打伤致残。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社会上发生一些打砸抢事件，谢富治作为公安部长，对此不但不设法制止，反而表示支持。
他对公安人员说：
“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过去规定的东西，……不要受约束”。
在谢富治等的煽动和支持下，各地一时打砸抢成风，社会主义法制荡然无存。
统计表明，1966年08月下旬到9月底40天内，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多人，被抄家三万三千六百多户，被驱赶出北京市的所谓“五类分子”共八万五千多人。
“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良好的社会秩序曾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赞扬，但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动乱的年月里，社会陷入极度混乱。
哪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能不为此痛心？
谢富治对检察、法院系统也进行了严重摧残。
他诬蔑检察院“完全是抄苏修的”，法院是“沿用国民党的”，煽动群众“大破”、“大批”。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支持下，谢富治把“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做法推向全国，使公、检、法机构及其各项正常工作陷于瘫痪。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等和全国大批检察、法院的工作人员遭到诬陷、迫害。
谢富治是1972年死的。
当时，“四人帮”还在横行，谢富治的反革命面貌不可能被揭露出来。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
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垮台，谢富治的罪行终于被揭露。
今天，全国人民虽不能看到他站在被告席上受审，但历史已宣判他为千古罪人，他和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一样将遗臭万年！
新华社记者陈家咏

坚决贯彻调整的战略决策
王积业吴凯泰
正确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决定性环节。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6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及时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初，国务院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明确指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四个方面的任务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而调整是当前安排好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
一年多的实践表明，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决策，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坚决贯彻。
肃清“左”倾思想影响，提高对调整
的迫切性的认识
这一年多来，我国的经济形势是逐步好转的。
农业发展较快，抗灾能力提高；
长期落后的轻工业，这两年发展速度超过了重工业；
过高的积累率开始下降，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
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开始向协调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但是，也要看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调整目标还远未实现。
国民经济的发展之所以仍然处于被动局面，同我们一年多来没有有力地狠抓调整有直接的关系，这又同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有密切的联系，所以，进一步抓经济调整，首先要提高对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认真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
冰冻三尺，非01日之寒。
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不仅仅是由“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
往前追溯，1958年初批评“反冒进”以来，除少数年份外，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一直严重存在。
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追求高积累，追求“积极平衡”，计划留有很大缺口，等等，这些都破坏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使经济结构日益畸形。
并且长期以来，对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未清算，经验并未认真总结，教训未能深刻吸取。
在这种情况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同志急于求成，没有立即对国民经济着手调整，在1978年几乎又搞成一次“大跃进”。
结果，1978年积累率一下子提高到36．6％，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77年增长31．6％，这不能不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
60年代初期我们也遇到必须调整国民经济的局面，比例失调的具体内容也同现在的情况相类似。
但那时调整进展却较快，成绩显著。
为什么现在的调整进展迟缓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调整的迫切性的认识不同。
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症是急性爆发。
那时农业生产下降到全国饿肚子的地步，基本建设已无法继续进行。
在国际上不但得不到任何经济支援，还受到封锁、逼债和破坏。
整个经济不调整已经无法维持。
因此，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调整的阻力较小，行动起来步调一致，效果较好。
目前这次调整，形势则不同。
国民经济虽然严重比例失调，但它象慢性病那样已经存在多年；
农业轻工业尽管长期落后，但前两年恢复还较快；
基本建设规模虽然超过国力，然而还能拖拖拉拉地勉强维持着。
物资有缺口，不当回事，反而认为能鼓干劲，调动积极性。
财政有赤字，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在国际上，我们摆脱了闭关锁国状态，有可能从发展贸易、利用外资中得到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掩盖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
在“左”倾思想的长期影响下，不少同志中毒不知毒，已处于麻木状态。
经济发展中比例失调的危险，往往不易觉察，不象60年代那样明显、尖锐。
这一切使我们在行动上缺乏应有的坚定性，对调整贯彻得很不坚决。
然而，讳疾忌医只能坏事。
现在是进一步肃清“左”倾思想，提高认识，排除阻力，认真抓好国民经济调整的时候了！
改革要有利于调整，促进调整
这一年多来，我们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进行了体制改革的大量试点工作。
6，600多个企业扩大了经营管理自主权，开始成为具有一定的自主活动能力的经济单位；
消费品的流通开始冲破统购包销的束缚，生产资料部分地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企业的生产可以按照市场需要进行局部的调整，在一定范围内试行了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密切了产需联系，弥补了计划的不足；
财政方面试行了中央和地方“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制度，并进行了基本建设和挖、革、改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的试点，银行开始发挥更大作用。
体制改革的这些试点工作，调动了企业和地方主动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盈利。
因此，从根本上说，改革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是有促进作用的。
这两年轻工业的发展超过了重工业，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向协调方向迈进了一步。
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当然首先是由于国家采取了正确的宏观决策和措施，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展市场调节，确实起了良好的作用。
又如，体制改革试点对于当前机电工业的调整是有利的。
过去机电工业主要是为基本建设服务，基本建设战线的缩短，使机电工业遇到任务不足、生产能力闲置的困难，由于开始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部分机电产品有了“找米下锅”的可能，并可以促进机电工业加强为企业的更新改造服务。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进一步全面展开体制改革是有困难的。
这是因为，第1，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调整主要是通过调整比例关系以协调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从宏观经济考察，要使社会生产力能够顺利发展，国民经济能够稳定地持续地增长，必须把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安排好，这正是经济调整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经济规律所要求的。
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不能违背这个要求。
第2，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有一定的财力、物力做基础。
无论是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自负盈亏，还是改革税制、调整物价以及其他改革措施，都要有国家的财力物力作后盾。
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下，财政连年赤字，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进行改革。
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走得过快，势必加重财政收支不平衡，扩大赤字。
并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极其复杂，涉及上下左右各个方面的经济利益，总的原则应该是使基层生产单位和广大劳动者得到好处，获得利益。
没有这一条，体制改革难以成功。
所以，只有把比例调整好，财政状况根本好转以后，大规模的改革才能全面开展起来。
第3，由于体制改革异常复杂，加上我们缺乏经验，因而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问题，甚至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某些波动。
在比例失调、市场紧张、财政物资信贷极不平衡的状况下，整个经济缺乏承担某些曲折、波动的能力。
只有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经济形势，有承担波动的能力，体制改革才能全面展开。
第4，扩大企业自主权需要具备外部条件。
从生产领域说，如果供产销平衡不了，不能正常生产，由此造成的完不成生产计划、经济效果降低、减少盈利乃至发生亏损等情况，自然不能要求企业来承担经济责任。
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各部门七长八短，供产销不衔接，扩大企业自主权必然受到限制。
从流通领域说，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要求把生产资料真正作为商品来流通，而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这种要求只能部分地实现，市场调节的范围依然很窄，许多本来应当实行市场调节的产品，还不得不实行计划调拨，统一分配，统购包销，否则经济生活也会发生混乱。
同时，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多数商品供不应求，从而不可能有真正的买者市场，开展不起来竞争。
要扭转这种局面，从根本上说，就要调整好比例关系，建立供求相当或供略大于求的市场。
这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才能逐步建立起来。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经济调整时期，改革要停下来。
必要和可能的改革试点还是应当进行，以有利于调整，促进调整。
我国的经济比例失调，一方面是由经济决策失误造成的，如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
“以钢为纲”，追求高指标、高积累、高速度等；
另一方面也同我国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有直接的关系。
拿财政体制来说，由于实行资金无偿占用制度，各个地方、部门、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争投资，争到投资后又不负经济责任。
这样，不仅容易助长投资过多、基建战线过长，而且由于重工业屁股大，部门又多，轻工业和农业“人单势孤”，争不过重工业。
这样一来，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得不到加强，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
再以计划管理体制为例，我们长期实行的是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制度，而且又以总产值为主要计划指标。
这种办法容易助长企业片面追求产值，不按社会需要生产，从而加剧比例失调。
其他如物资管理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劳动工资制度也都存在着不利于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调整比例失调的问题。
所以，凡是有利于调整的改革措施，应当积极而稳步地推行。
这里可能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改革措施对经济调整有利无弊的，应迅速推行。
例如，国家基本建设拨款改由银行贷款，可以促进建设单位讲求经济效果，努力节约资金，减少不合理投放。
第2种是不利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眼下不宜采取。
例如，现在就削弱中央对基本建设计划的控制，显然不利于经济调整。
第3种是多数改革措施具有双重性，对调整既有利也有弊。
在各种改革措施还不配套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例如，财政分级管理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它当前很不完善。
它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又容易产生“划地为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等问题。
因此，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要认真研究每一种措施的利弊，使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每一步骤都有利于调整。
在调整中要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
当前，进一步抓调整，并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计划的指导和必要的行政干预。
现阶段体制改革的重点仍然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主要是解决微观经济的活力问题。
而调整则着重解决宏观经济的比例失调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整与改革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如何衔接和协调的问题。
既要发挥企业以及地方的积极性，又要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这是使改革有利于调整的关键所在。
过去，国家高度集中的、以行政办法为主的、实行单一计划调节的经济管理体制，使企业缺乏积极自主的动力和活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经过体制改革，要使直接生产经营的单位具有自主活动的动力和条件，积极地去组织生产，改善经营，争取较好的经济效果。
这是体制改革一个方面的要求。
但是，这不是体制改革唯一的全部的要求。
千百万直接生产经营的单位各自分别积极活动，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并取得最好的宏观经济效果。
特别是在原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比例的协调和宏观经济效果的提高，必须在一些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上，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和调节。
这是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要求。
我国未来的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是能够把上述这两方面要求恰当结合起来的体制。
同时，在改革试点过程中，也必须自始至终全面考虑这两方面的要求。
这样才能使改革有利于调整，调整为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这一年多来，为了搞活经济，我们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在新形势下怎样搞好综合平衡，如何加强计划指导，研究不够，办法不多。
例如，企业和地方权限扩大以后，积极性主动性很高，作用很明显；
但是，地方、企业手中的钱怎样使用，应当用在哪里，不应当用在哪里，成了问题。
地方、企业受本身客观地位和利益的限制，一旦缺乏国家计划指导，难免会发生盲目性，以致违背宏观决策的要求。
因此，在调整时期，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把企业搞活，把经济搞活，又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在一系列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上，加强国家计划指导，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
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从当前看，最重要的是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控制基建规模，调整基建投资方向。
这是逐步把我国过高的积累率降下来，逐渐使经济结构趋向合理的关键，是搞好当前经济调整的中心环节。
但是，一年多来，尽管我们再三提出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要求，进展却很慢，收效甚微。
这只能延缓调整时间，对稳定经济极为不利，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坚决下马一批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包括已经施工和正在做施工前准备的）。
只压缩当年基本建设规模而不压缩基建项目，结果只能是把当年应该压缩的部分拖延到以后一些年份去，收不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效果。
另一方面，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盲目建设、重复建设、以小挤大的问题。
这一年多来，体制改革的试点，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但也给基本建设带来新问题：
“财出多门”，基建资金渠道繁杂，既会发生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的毛病，又使全国总的投资规模和项目失去控制。
如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势必造成新的比例失调，降低经济效果，增加损失浪费，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
为此，一方面，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的行政干预和计划指导，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不能各行其是。
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投资方向，把企业、地方的自筹资金引导到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上来，或者实行国家与地方、企业联合投资的办法，以利于解决比例失调。

太平天国与封建主义
方之光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也是近代中国人民第1次大规模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斗争。
但是，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用来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基本上仍然没有越出封建主义的藩篱。
它最终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进攻下，于1864年悲壮地失败了。
回顾太平天国由反封建到搞封建主义的历史，对于我们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是有历史启示的。
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农民战争中“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又利用了西方基督教的一神论的神学宇宙观，塑造了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上帝”权威，对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无论从政治、经济、思想上，都进行了空前猛烈的冲击。
太平天国领导者虽然始终坚持推翻清王朝的专制黑暗统治，但是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把封建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
如果说从破的方面看，太平天国具有自发反封建的性质；
那么从立的方面看，则基本上没有越出封建主义的范围。
早在起义前，洪秀全就以“真命天子”自居，以汉明两朝开国皇帝刘邦、朱元璋为楷模。
后来则进一步声称“周武、刘邦是朕前步先锋”。
起义不久，他就在东乡登极称“天王”，令部下“山呼万岁”。
在永安，洪秀全又封了东、西、南、北、翼五王，从“九千岁”依次递降到“五千岁”。
尽管“太平天子”、“天王”等名称与封建帝王的名称有所不同，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并没有变。
1851年到1852年，太平天国规定“君道”时说：
“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
（《幼学诗》）在太平天国内部，天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出一言是天命”（《天命诏旨书》），“无心逆旨还有救，有心逆旨要斩头”。
（《天父诗》）这是道道地地的封建专制皇权主义。
1853年定都天京以后，这种封建皇权主义色彩更浓了。
太平天国的将领大肆宣扬“金陵为王气所钟，而建业于兹土矣！
由是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
（《建天京于金陵论》）洪秀全等首义各王，在清军围困的情况下，忙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去过皇帝瘾了。
1856年秋爆发的亲痛仇快的“内讧”，其实质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是一场“争当皇帝的内乱”。
这次“内讧”，使太平天国由强转弱。
太平天国领导者虽然以农民的平等思想反对封建清朝的等级和特权制，但是当革命取得一定胜利后，又大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
从起义到建都天京，太平军内部还以兄弟相称，“情同骨肉”，实行了大体平均分配的“圣库”制度，这对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也没有摆脱封建等级和特权制。
洪秀全早在起义前，在宣传平等思想的同时，又宣扬“何可乱常而败伦”的封建等级制思想，说什么“总之贫富天排定”，“富贵在天生死命”，“知命安贫意气扬”。
（《原道救世歌》）1851年到1852年颁布的《幼学诗》、《太平礼制》，讲的几乎都是“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等封建等级制思想，什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是不行的，“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
到了1853年定都天京后，封建等级特权思想在天国内部更是恶性膨胀。
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说：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又大力宣传什么“人伦有五，孝弟为先”和“兄则当恭，弟则当怜”，“出仕事君，移孝作忠”。
（《太平救世歌》）这完全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
首义各王不仅违背自己宣布的缴获金银财宝“归公”的规定，占有大量财富，而且后妃成群，拥有各种特权。
对太平军将士，领导者则施以私藏银五两即斩，夫妻团聚也杀的酷刑。
事实上，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内部等级森严，各王可以“世袭”等种种特权，并不亚于清朝封建统治者。
这里必须指出：
太平天国初期内部大体平等的制度，就是由最早宣传这种思想的洪秀全等人首先破坏的。
太平天国领导者，从向封建统治者争绝对平等，结果又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封建主义的绝对的不平等。
在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尽管具有强烈反对地主土地私有制的革命精神，但是好景不长。
这个纲领颁布不到半年，即1854年夏秋，太平天国领导者又转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
所谓“照旧交粮纳税”，就是沿袭清王朝“旧例”，向土地所有者征粮，即允许地主“取租办赋”。
这实际上是承认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
到了革命后期，太平天国将领甚至发展到公开保护地主收租，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
石门守将邓光明，公开攻击农民抗租斗争，是使“殷实之家，不能出头”，并声称要为遭到农民打击的地主富豪“一洗沉冤”。
太平天国从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保护地主土地私有制。
太平天国对以孔孟为代表包括法家等在内的封建思想文化，虽然进行了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触及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实质。
1853年太平天国宣布孔孟的书为“妖书”，规定“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
不久，天王又宣布删改《四书》、《五经》，说孔子“功可补过”。
东王杨秀清则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
这就充分说明：
太平天国领导者没有从本质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也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束缚。
恰恰相反，太平天国领导者的立国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
总之，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这次运动的初期代表农民的利益，提出要推翻清朝封建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新世界”，从而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掀起了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革命风暴。
当定都天京、革命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他们就“深居简出”，日益脱离群众，大搞封建主义，逐步蜕变为高踞群众之上的新封建权贵，酿成自相残杀的“内讧”。
这就使得太平天国内部“人心散乱”，得不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
太平天国和朱元璋所不同的是：
洪秀全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封建皇帝时，太平天国就被中外反动派绞杀了。
如果太平天国取得朱元璋那种“胜利”，洪秀全同样不可避免要走上他的老路。
为什么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会从反封建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呢？
我认为主要原因应该从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经济条件去说明。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发生在中国历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但它仍然是发生在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农民运动。
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向封建主义转化的根本原因。
太平天国的历史证明：
用农民阶级的神学宇宙观和平均主义是反不掉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
这就是太平天国从反封建到搞封建提供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历史启示。

宋明理学讨论会在杭州举行
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华东分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宋明理学讨论会，最近在杭州举行，来自各省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80余人和日本、瑞士两位学者出席了讨论会。
主要对宋明理学、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首先，大家一致认为，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都相当广泛、深刻，我们应当给理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肯定其积极部分，批判其糟粕。
理学的各个派别的产生和演变，与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有密切关系，应当深入地进行研究。
理学中的某些派别，对于后世思想解放，曾起过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理学传播到国外，其中王阳明的学说对日本明治维新曾经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许多同志认为，通过对朱熹、王阳明的研究，可以看出理学把本体论与道德观结合起来论述，正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之一；
追溯朱、王哲学思想的许多命题，也可看出佛教、道教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哲学的巨大影响。
有同志提出王阳明的“致良知”具有泛神论倾向，在当时有特殊的意义。
朱熹、王阳明的思想在认识史上有不少地方比前人推进了，对于思辨哲学的发展有一定作用。
因此，对于理学不能采取简单化的一笔抹杀的态度。
建国30年来，对宋明理学的严肃的科学的研究还很不够，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国外哲学界。
这是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
目前国外流行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不同国家的思想文化现象。
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开拓眼界，相互启发，值得我们研究宋明理学时参考。
但是，中国哲学史有自己本身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点，不能与欧洲哲学史机械地比附。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探研中国哲学史的有关问题。
大家着重指出，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生活的要求。
理学中许多封建主义的毒素，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此，对理学的深入批判很有必要。
在批判理学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揭示它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还要从理学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批判，使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更深入一步。
（士心）

一批阿富汗难民从印度去美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新德里消息：
第1批获准去美国的84名阿富汗难民21日从新德里乘飞机前往美国。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美国领事馆一名官员说，根据放宽的美国难民政策，今后12个月将有1，000名阿富汗人去美国。

两伊战争进入第4个月
伊拉克和伊朗战争打了整整三个月了。
尽管最近一段时间战争势头有所减退，但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这场武装冲突究竟还要打多久，战争的结局将会怎样，人们都在关注地注视着。
从三个月的战场态势来看，伊拉克在开战初期占得的上风，正在受到伊朗顽强抵抗乃至反攻的挑战。
双方军力消耗都很大，但是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早些时候，伊拉克曾宣布它的外汇储备足足可以再打一年，伊朗也说它的外汇储备再打六个月没有问题。
目前战场呈现一种胶着状态。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战争还要拖下去。
这里外交界人士认为，伊拉克和伊朗双方都在采取一种“拖”以待变的战术，把希望寄托在对方国内政局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上。
如果这种估计有根据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就更有旷日持久的可能，这是国际舆论所不愿看到的。
因为这违反交战国和石油消费国的利益，只会有利于那个希望乘海湾的战乱捞一把的超级大国。
到目前为止，在经济上，伊拉克和伊朗已经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两国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两国兵源已出现不足现象，两国的经济命脉和赖以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石油工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据初步估计，双方财力损失已高达四百至六百亿美元，仅仅石油业一个部门受到的损失就要四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随着战争的延长，两国已经出现的经济困难情况还会恶化，人民的生命财产还会遭到更多的损失。
从整个海湾地区战略态势来看，人们有理由担心海湾地区的这场战争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被第三者所利用。
伊拉克—伊朗战争发生在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石油供应的十分敏感的地区，中东地区本来就是个火药桶，因此，这场战争远远超出了地域的限制。
目前，超级大国正利用伊拉克—伊朗战争，在海湾地区加紧争夺。
美国总统卡特曾经宣布：
“对于伊拉克和伊朗的冲突，美国谋求达到的两个目标是：
促使这两个国家通过谈判解决分歧，防止苏联进行干涉而支持其中任何一个国家。”
他还强调，美国将“利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
看来美国的做法是保持海湾地区的现状，以保障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并进而恢复美国近几年来在海湾地区丧失的地位。
苏联在中东地区的策略一贯是唯恐天下不乱。
克里姆林宫显然又把海湾地区的这场战争看作趁机插手的好机会。
果然，伊拉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苏联竭力在谋求把更多的中东国家缚在自己扩张主义的战车上。
这里的外交人士指出，在阿拉伯阵营最近的新分裂和某些阿拉伯国家间出现的紧张中，无不可以看到苏联霸权主义者黑手的影子。
苏联一再指责海湾冲突是美国挑起的，企图挑拨美国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
苏表面上似乎不偏袒任何一方，实际上脚踏两只船，诡秘狡诈，伺机而动。
据阿拉伯报纸报道，苏联目前只按苏联—伊拉克原来的协议定期向伊拉克运去一些武器的零配件。
与此同时，苏联在伊拉克—伊朗战争期间曾向伊朗表示，在伊朗“当前的反美斗争中”，苏联和伊朗“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合作，并准备在军事设备方面提供协助”。
据报道，伊朗总理拉贾伊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警告苏联“不要利用伊朗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机会制造麻烦”。
显然，克里姆林宫多年来一直觊觎着伊朗的战略地位，他们不把这个“熟透了的苹果”弄到手，是决不会甘休的。
伊拉克—伊朗战争正在进入第4个月。
战争延长的阴影越来越使人们严重不安。
目前交战双方的停战条件还有很大的距离。
海湾和中东公正舆论热切地期望，双方能认清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避免两败俱伤而使第三者坐收渔利，在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调解下，寻求现实的和合理的解决办法，恢复海湾地区的安定与和平。
（新华社巴格达12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德铭王子雄

南国防部长在建军节前夕发表谈话
国际形势尖锐化要求南斯拉夫必须加强战备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2月21日电据南通社报道，南斯拉夫国防部长尼·留比契奇大将指出，南斯拉夫将根据人民解放战争的、社会主义自治的和不结盟政策的经验，进一步发展和建设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体系，同时使南斯拉夫的战略同进行全民防御战争的现代条件相适应。
他在南斯拉夫人民军建军39周年前夕就南斯拉夫全民防御体系的建设和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回答了南通社社长和主编的问题。
留比契奇首先引铁托的话说，南斯拉夫人民军从诞生到成长壮大的唯一源泉就是人民，因此她始终是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人民的武装力量。
留比契奇在谈到当前的国际形势时说，整个国际关系愈来愈尖锐，扩大势力范围和在世界上建立更有效的军事战略地位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危机温床愈来愈多，欧洲的形势也愈来愈复杂，各国的军费不断增加。
他说，这一切都迫使南斯拉夫必须加强战备，并使整个社会和国家做好防御准备。
在回答如何解决当前国际形势要求军队进一步现代化同国内为稳定经济要求减少军事预算之间的矛盾时，留比契奇说，南斯拉夫人民军理解国内的经济形势，因此明年的军事预算只占国民总收入的5．8％，而不是原定的6．7％，比今年的5．72％略有增加。
这就要求南斯拉夫人民军更加努力地采取各种节约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各种消费，更合理地和更经济地完成各项任务。
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捉摸不定的国际形势以及在当前国内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进一步使军队现代化。
正如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保证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样，只有稳定的经济才能保证强大的和可靠的国防。

南朝鲜当局被迫释放诗人金芝河
本报讯南朝鲜当局为缓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最近宣布释放了著名民主战士、爱国青年诗人金芝河等8人。
1970年，金芝河因发表讽刺南朝鲜统治集团的长诗《五贼》被捕入狱，1974年以所谓“违犯反共法”等罪名判以死刑。
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南朝鲜当局先后被迫改判为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
但是，南朝鲜当局并未解除对金芝河的起诉。
同金芝河同时获释的还有不久前因所谓“金大中阴谋内乱事件”被判刑2年的中央大学教授俞正浩。
但是，南朝鲜当局对金大中的迫害并未停止。

埃及反对以色列将西奈两个机场交美国使用
本报开罗12月21日专电记者林皎明报道：
埃及政府反对以色列将西奈半岛的两个军用机场交付美国作为军事基地使用，重申目前仍在以色列占领下的西奈三分之一的领土应按期在1982年归还埃及。
埃及政府的这项重要声明是由毛希丁副总理昨天在人民议会的演讲中公布的。
毛希丁副总理说：
“埃及拒绝美国和以色列要求由美国军队使用以色列在西奈建立的两个机场，这两个机场根据规定将应在1982年04月前归还给埃及。”
他声明，由于西奈的特殊地位，埃及不向任何一方在西奈提供军事方便和建立共同军事设施。
这是萨达特总统曾经多次阐明过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国防部副部长不久前在访问华盛顿时就以色列美国共同战略问题进行了会谈。
12月10日他回到以色列就表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在明年01月访以时，将视察由以色列控制的西奈空军基地。
外交界人士认为，以色列单方将西奈机场交付第3方使用，将使西奈最后三分之一的领土归还埃及问题变得复杂化。
今年以来，虽然埃及和美国两国武装部队在埃及西部沙漠地区进行过两次“共同训练”。
但是，埃及认为，它决不会允许在本国领土上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不久前，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访美，与里根政府班子的决策人物进行了接触。
据报道“双方取得重大谅解”。
但是穆巴拉克回到埃及后，一再提到基地问题。
观察家认为，这表明埃及反对以色列将西奈军事基地交移美国。

日本万余人集会反对南朝鲜当局杀害金大中
新华社东京12月22日电日本各界人士约15，000人今天晚上在东京明治公园举行国民大会，强烈呼吁展开行动，坚决阻止南朝鲜当局杀害南朝鲜民主人士金大中。
这次大会是由日本营救金大中联络会议主持的。
营救金大中联络会议代表委员青地晨、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议长槙枝元文、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共产党议员金子满广等在大会上讲话，呼吁为营救金大中而进一步展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会上通过了一项宣言，号召与会者同全世界人民一起，为阻止南朝鲜当局杀害金大中进行强有力的斗争。
大会结束后，与会者在东京都市区进行了示威游行。

民柬总理府发表声明
谴责越军在收割季节毁坏水稻制造饥荒
要求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继续向西部边境分发救济物资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府12月20日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由于越南入侵而造成的柬埔寨的严重饥荒，并采取措施援救柬埔寨人民。
声明还指出，只有迫使越南撤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柬埔寨的饥荒问题。
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的这项声明说，柬埔寨现在正是收割季节。
在上个雨季里，柬埔寨人民克服了重重障碍和困难，种了一些水稻。
但是，到收割季节后，人民能够收割到手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在许多地方，越寇用种种办法限制人民，不让人民去收割水稻，然后越南当局派军队去抢割，许多地方的水稻，几乎被越南军队抢割一空。
在一些边远地区，他们在稻田里埋设地雷或放火烧掉水稻。
这样，人民辛勤耕种的成果就所剩无几。
声明还指出，全世界为拯救柬埔寨人民而尽力募捐的人道主义救济物资，越寇只在靠近金边市和主要省会的一些地方分发一小部分。
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欺骗世界舆论。
除此之外，大部分被他们全部抢走，或充当军粮，或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
大多数贫苦的柬埔寨人，不得不携家带口离乡背井，冒着生命危险到柬埔寨西部边境寻求人道主义援助。
声明说，鉴于上述情况，民主柬埔寨政府建议联合国、所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和援助国采取措施，以便能够把援助物资分发到包括远离城市地区者在内的柬埔寨人民手中；
继续向在柬埔寨西部边境等待领取援助的数百万人分发援助，并制止越南屠杀从柬埔寨内地到西部边境寻求援助的柬埔寨人。
声明希望联合国、热爱和平与主持正义的世界各国采取措施援救柬埔寨人民，其中包括迫使越南遵照联大决议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军队，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附图片）
民柬运输队把粮食和作战物资运往前线。
《人民画报》记者李长捷摄

民柬部队在巴韦县粉碎越军扫荡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最近在马德望省巴韦县袭击越军，歼敌一批。
12月15日，越军两个营分别从奥占龙和达索山等地出发，企图对活跃在巴韦县的国民军和游击队进行扫荡。
国民军和游击队在越军经过的路上伏击越军，打死敌人15人，打伤27人，其余敌军仓皇撤回据点。
国民军和游击队缴获60迫击炮一门、B—40火箭筒一具、子弹1，300发和其他物资一批。
第2天，国民军和游击队潜入巴韦县波雷克博村越军一个连盘踞的据点，经过40分钟的战斗，打死越军15人，打伤17人，其余越军逃入附近的据点。
当国民军和游击队撤离时，附近据点的越军尾随追击，又被游击队埋设的地雷炸死8人，炸伤10人。

简明新闻
日通常国会会议开幕
日本第94届通常国会会议22日开幕。
众、参两院在会议上通过了日苏渔业临时协定延长一年的议定书后便自然休会。
根据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协议，本届国会可能在明年01月26日复会，05月20日结束。
国会的审议重点放在1981年度的国家预算上。
百慕大内阁改组
百慕大总理戴维·吉本斯最近宣布改组内阁。
吉本斯是在执政的百慕大联合党在本月初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后宣布改组的。
新的内阁成员中有内政和商务部长约翰·普洛曼，运输部长威廉·麦克菲等。
世界钢产量下降
国际钢铁研究所12月20日宣布，1980年世界粗钢产量估计为七亿一千七百七十万吨，比1979年钢产量七亿四千七百四十万吨下降百分之四。
据估计，美国今年的钢产量仅为一亿零八十万吨，比1979年下降百分之十八点二，在全世界退居苏联和日本之后，占第3位。
委内瑞拉明年再次提高油价
委内瑞拉动力和矿业部长卡尔德隆20日宣布，从明年01月01日起，每桶原油的平均价格为三十二美元，比原来的提高三美元。
卡尔德隆是在参加了最近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级会议后宣布提价的。
这次会议决定十三个成员国的每桶原油价格可分别提高二至四美元不等，即约提价百分之九。
土耳其提高石油销售价格
根据土耳其内阁发布的一项法令，土耳其的汽油、柴油、火油和燃料油等石油产品价格从21日起分别上涨百分之九到二十。
今年以来，土耳其的石油产品价格已经上涨了六次。
苏运动员创一项举重世界纪录
苏联运动员伊戈尔·尼基金21日在苏联利佩茨克举行的举重锦标赛中，以一百八十三点五公斤的成绩打破一百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
这个项目的原世界纪录为一百八十三公斤，是由尼基金本人在今年06月创造的。
（据新华社）

苏海空军在日本附近活动倍增
日防卫厅长官对苏军事活动表示关注
新华社东京12月22日电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厅长官大村襄治在今天举行的综合安全保障有关内阁成员会议上指出，从今年初到11月底止，通过日本附近的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的苏联海军舰艇达435艘次。
这个数字比1975年的240艘次增加了将近一倍。
他说，由于苏联加强了同越南的空中来往，通过日本领空附近的苏联飞机也一直在增加。
到今年11月底，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为此紧急起飞达498起，比1975年增加了一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31起。
他对苏联在日本周围军事活动的加强表示甚为关心。

苏联政府继续进行改组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21日电苏联政府在继续进行改组。
据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今天又解除了三个部长和一个国家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作了五项新的任命。
机床制造和工具工业部长科斯托乌索夫，建筑、筑路和公用工程机器制造部长诺沃谢洛夫，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以及国家物资储备委员会主席科卡列夫被解除职务，相应地任命了西拉耶夫、邱金、布连科夫和科瓦连科接替他们的职务。
与此同时，还任命了麦奥列茨接替刚升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安东诺夫为电机工业部长。

被以色列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市长在联合国绝食
据新华社联合国12月21日电被以色列当局从约旦河西岸驱逐出境的两名巴勒斯坦人市长，19日起在安理会会议厅外面的休息室内举行静坐和绝食，要求返回家园。
早在今年05月，以色列占领当局曾以发表煽动性的讲话为借口，把哈利勒市长法赫德·卡瓦斯迈和哈勒胡勒市长穆罕默德·米勒翰驱逐出境。
10月份，他们设法重新返回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当局抓了起来，并于12月初再次被驱逐出境。
安理会已于本月19日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以色列允许这两位市长返回家园。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已经发出指示，向这两位市长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便利。

越南加紧向柬泰边境地区增兵
新华社曼谷12月22日电据曼谷报纸今天报道，越南正在加紧向柬泰边境地区增运兵力和重型武器，准备采取新的军事行动。
来自泰国东部亚兰第1军区前线指挥部情报中心的消息透露，从12月14日以来，越南将驻扎在暹粒的直属第3军第10师、第31师和第351师3个师兵力调到巴真府达帕耶县和亚兰县对面的柬方一侧边境地区，增援原来驻扎在那里的越军第5师、第75师。
消息说，这些越军正在逐步向泰国边境方向推进。
在达帕耶县农占村对面柬方一侧，越军已部署在离泰柬边界只有4公里的地方。
在亚兰县对面离泰柬边界两、三公里的第5号公路上，有数百名越军士兵在挖掘战壕和掩体。
消息说，越军还向柬泰边界一带增运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许多重型武器。
在离亚兰约60公里的诗梳风地区，越军建立了两个导弹发射场。
在亚兰对面的波贝地区，越军又增派了装备105毫米口径大炮的一个炮兵营。
此间报纸还报道，12月21日上午9时1刻，从诗梳风东面的尼米村起飞的一架越南直升飞机沿着亚兰以南的泰柬边界进行侦察飞行。
泰国空军出动两架飞机前往边境上空监视后，这架直升飞机才飞向柬埔寨内地。
到下午1 时，又有两架越军直升飞机到同一边境地区上空进行军事活动，泰国军队立即出动直升飞机严密监视。
亚兰边防驻军一位高级军官向《前线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近几天来，越军的军事活动十分频繁，泰柬边境局势出现了新的紧张气氛。
如果越军侵犯泰国的领土和主权，泰国军队必将给予坚决的还击。
报道说，亚兰边境地区居民也已作好准备，随时同边防部队一起抗击入侵的敌人。

阿富汗人民坚强不屈
董振邦叶国城
10月的一个深夜，我们乘飞机向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飞去。
坐在旁边的是一位法国朋友。
当他知道我们去巴基斯坦并打算采访阿富汗难民时，眼睛里闪出兴奋的目光，讲他很同情阿人民反对苏联占领军的正义斗争，继而却又带着几分迷惘的神情说：
“阿富汗人凭他们的劣势武器要去打败拥有现代化装备的俄国军队，可能吗？”
在访问巴基斯坦的十几天，从西北边境省首府白沙瓦到俾路支省首府基达，这个问题始终在我们的脑际萦回，每参观一处难民营，每接触一个阿富汗抵抗组织领导人和自由战士，我们都竭力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言谈话语中去寻找答案。
在白沙瓦，阿富汗伊斯兰全国阵线领导人赛义德·艾哈迈德·盖拉尼对我们说：
“现在苏联军队占领了我们的国土，正在屠杀我国人民，我们被迫奋起抵抗。
不论敌人多么强大，阿富汗人民绝不会屈服，即使只有一个摇篮里的婴儿活下来，他长大后也将成为一名自由战士，定会跟敌人血战到底。”
阿富汗伊斯兰联盟总部设立的“难民医院”里的伤员，多数是被苏军空袭扫射打伤的，有的是被敌人投的玩具炸弹夺去了手脚。
他们向我们愤怒地控诉苏军的罪行，纷纷表示：
“我们养好伤以后，一定要回到国内战场上去报仇，一定要把俄国佬从我们神圣的国土上赶出去。”
许多阿富汗难民对我们说，俄国兵不敢和自由战士面对面地搏斗，平日龟缩在大城市的碉堡里不出来，每隔一段时间才开着大批坦克到农村进行扫荡，空中有装甲直升飞机掩护。
侵略者的暴行激起阿富汗全民族强烈仇恨，连政府军的许多官兵也开始觉悟，纷纷起义，现在已成自由战士游击队的重要力量。
据悉，阿富汗伊斯兰联盟所属的一个军事委员会主席就是前政府军上校，该委员会的60名成员中，有二十几名都是前政府军军官。
苏联当局妄图象当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一举占领整个阿富汗，这个美梦已经破灭了。
尽管驻阿苏军的人数已增至近十万，但要想占领阿富汗的整个国土，这个数目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苏军的策略是：
依靠军事优势守住城市，控制交通要道，以发放城市居民身份证的办法严格限制自由战士进城；
在山区及邻近巴基斯坦边界一带制造无人区，迫使大批难民逃往巴基斯坦，给巴方制造压力，断绝游击战士的衣食来源；
在战术上对游击队搞突然袭击，三、05日不等，杀光、烧光，然后再撤回城里。
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阿富汗人民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目前他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为今后的斗争做好准备。
一位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在同我们谈话时说：
“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注意从政治上教育人民，使人民懂得，勃列日涅夫一伙打着社会主义招牌侵略阿富汗，干的是帝国主义勾当；
在思想上，要加强国内各部族、各派别之间的团结与协作；
在战略上要有长期抗战的充分准备；
要改进战术，学会打游击战，学习军事技术。
去年一年，阿人民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英勇，但由于往往只靠传统方法作战，对战术重视不够，因而伤亡较大。
今后要教育战士听从指挥，加强纪律性。
要组织成许多小分队，灵活作战。
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后勤方面的困难，同时，也要尽量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以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当我们站在阿巴边界上的开伯尔山口向阿富汗国土眺望的时候，仿佛隐约听到从国境线那边传来的喊杀声。
“依靠劣势武器能够战胜强大的苏联侵略者吗？”
我们认为，历史将作出回答：
“胜利属于英雄的阿富汗人民。”
（附图片）
原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阿富汗伊斯兰党领导人指出
苏联和卡尔迈勒政权无法控制农村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2月22日电据巴基斯坦报纸今天报道，阿富汗伊斯兰党（哈利斯派）领导人穆罕默德·哈利斯昨天在白沙瓦说，游击队正在进行英勇的战斗，反对卡尔迈勒政权，使这个政权无法控制农村地区。
他说，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游击队只要见到卡尔迈勒政权和俄国的军队就袭击他们。
他声称，人民支持游击队，并断然拒绝卡尔迈勒政权的命令。
哈利斯说，俄国人不但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而且在开辟经济和社会战线方面也遭到失败，例如，俄国人最近分发食品、布匹、现款和其它东西给阿富汗的穷人，但是，这些具有自尊心的人民拒绝接受这些贿赂。
俄国人甚至得不到阿富汗军官的支持。
他们完全陷于孤立。

马斯基说伊朗新条件超出总统权限
卡特政府任期内难以解决人质问题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1日电美国国务卿马斯基今天说，伊朗向美国提出的关于释放人质的新条件是“不合理的”，“超出了（美国）总统的权限”。
他认为，在卡特政府任期内使人质获释是“很困难的”。
他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说，他今天上午同卡特总统讨论了此事。
尽管美国尚未就伊朗的立场作出正式答复，但他的话代表了本届政府的反应。
据报道，伊朗就释放美国52名人质提出的最新条件是，美国必须在阿尔及利亚中央银行存入230亿美元，以确保最终归还被冻结在美国的伊朗资产和前国王的财产。
马斯基说，美国对伊朗的答复尚未决定。
他把谈判过程称作是一种“令人沮丧，而且有时是极度痛苦的努力”。
但他又表示，本届政府无意把这一难题留给里根政府。

马科斯总统宣布特赦
新华社马尼拉12月22日电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昨天宣布对1，457名被拘留的人实行特赦。
总统府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在这些被赦免的人当中，375人属于菲律宾共产党和新人民军成员，另外1，082人属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成员。
总统的这次特赦使得这个月被赦免的总人数增加到2，657人。
公报说，菲律宾共产党主席何塞·西松，前参议员贝尼尼奥·阿基诺和劳尔·芒拉普斯不在赦免之列。

一年来的美国对苏关系
肖西
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把它同美国的争夺从“边缘地区”带到了“要害地带”。
以这个事件为转机，一年来美苏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如果说，70年代被称作“缓和”的“蜜月时期”的话，那么，80年代一开头，这种“蜜月时期”已为美苏激烈抗衡所取代。
西方人士认为，美苏关系“达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
用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说法，两国关系“正处于一个强化的紧张阶段”。
事实证明，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经过将近7年讨价还价才达成协议的美苏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还没有来得及批准，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美苏之间这笔最大的交易告吹，其他问题就更难达成协议。
例如今年10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关于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的初步会谈，以毫无进展而告结束。
与此同时，卡特政府宣布今后连续几年增加军费。
作为70年代东西方“缓和”、“合作”最得意的成果——欧安会，已经陷入了危机。
同5年前赫尔辛基欧安会首次会议相比，今年在马德里举行的欧安会续会开得冷冷清清，难以为继。
美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禁止输出超购谷物，停止出售尖端技术和其他战略性项目，严格限制在美国水域内捕鱼，推迟执行两国互设新领事馆和其他文化、经济交流计划等，使苏联受到严重打击。
两国外交关系降到了最低水平。
今年以来，除了两国外长举行了两次毫无成果的会晤之外，再没有举行更高一级的会晤。
美苏之间这种冷冰冰的关系是60年代以来所少见的。
这并非出于偶然。
因为，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已经把美国逼到了墙角。
卡特总统认为苏联的扩张是“更带根本性的挑战”，不得不采取对策。
因而其对苏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从过去强调谋求“缓和”、“裁军”、“合作”转变到强调竞争、争夺和对抗。
当选总统里根的外交顾问艾伦最近也说美苏“竞争是实际存在的，而且不会消失”。
从这种新的立场出发，针对苏联的全球战略，美国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作了一些调整。
第1，改变了过去对“区域性冲突”避免军事卷入的态度，提出了用武力保卫波斯湾、遏阻苏联南下的“卡特主义”。
宣布西欧、远东以及中东、波斯湾和西亚为三个相互紧密联系的“中心战略区”，“对于其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威胁，将影响其他两个地区的利益”。
为此，美国政府作了一系列相应的军事部署，对于苏联挑起的局部冲突从消极回避转变为积极应战。
第2，重新修订防务政策，力图扭转美国军事力量对比不断下降的趋势。
长期以来，美国错误地以为只要美国同苏联保持“战略均势”，就能确保安全。
阿富汗事件之后，美国当权者痛感实力下降的危险，决定增加军费，加速研制和部署新的核武器系统，推动欧洲战区核武器现代化，并提出了新的名为“抵销战略”的核战略，争取改变在军事战略上的被动态势。
第3，美国从过去带头同苏联搞缓和转为推动盟国共同抗苏。
美国领导人日益感到，要对付苏联的全球扩张，单凭美国一国的力量是不够的。
因此，在改变对苏政策的同时，也积极调整了同盟国的关系，加强联盟内的平等协商，减少盟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感。
在美国倡导下，西方国家共同筹划了对付苏联的“战略分工”。
对于第3世界国家，美国一再宣称要同它们“建立较健全和较良好的关系”，“扩大友好范围”，并向某些处于苏联威胁第1线的国家提供军事、经济援助，以增强它们抵御苏联的能力。
这些调整表明，美国对苏政策的变化不是局部性的或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变化。
回顾70年代当苏联利用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和战后的“新孤立主义”而在全世界大肆扩张的时候，美国却一厢情愿地想用妥协让步来使苏联有所收敛。
但是阿富汗的炮声终于使美国的一些决策者看到：
委曲求全不能换来苏联的克制；
姑息迁就只能助长对方的得寸进尺。
7年“缓和”的结果是西方的地盘一块块丧失，美国的地位一天天衰落。
特别是苏联对西方石油生命线的严重威胁，更使美国深感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美国人要求对苏联采取强硬的态度，对苏联的挑战作出坚决的回答。
卡特总统虽然顺应潮流采取了一系列对抗苏联的措施，但是不少人认为他还不够强硬有力，加之他过去在对苏政策上的软弱和摇摆不定，使他失去了一部分选民的支持。
结果，以对苏强硬派著称、并在大选中打出了“加强军力，对抗苏联”旗号的里根当选了美国总统。
由此看来，美国对苏政策的转变不是某个当权人物的一厢情愿，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在美国国内有着广泛的基础和深刻的原因。
当然，应当看到，美国对苏政策的变化是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一种反弹力，它基本上还是属于防守性质，居于守势。
它的强硬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这首先是由于美国的实力日趋衰落，国内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它在对抗苏联方面不得不受到一定的牵制。
其次，美国国内还存在着绥靖思潮，对于抗苏斗争会随时起干扰作用。
同时，也要估计到苏联还会施展种种手段，企图诱使美国“回到缓和道路上来”。
尽管由于种种因素，美苏关系今后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经过“阿富汗冲击”之后，两国关系要回到“缓和”的“蜜月时代”，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世界面对着挑战
八十年代的第1年表明，当苏联认为有必要向别国动武的时候，它可以无视国界的限制，它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实现其全球战略服务的。
现在，世界面临着苏联的挑战。
各国能否联合起来，挫败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计划，是八十年代中一个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
新华社记者晨曦
80年代第1年的世界，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
苏联越来越无视国界，在它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向别国动用武力。
这一点，现在怀疑的人大概不多了。
但在评价苏联战略意图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有人认为苏联在推行南下战略，有人认为它仅仅在局部地区采取局部行动，甚至也有人认为这种行动是防御性的。
归根到底：
苏联有一个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吗？
它是不是正在推行这个战略呢？
当然，如果说在克里姆林宫的秘密会议桌上放着一张向世界进军的路线图和具体的行动时间表，那未免有些玄乎。
可是，设想苏联这样的超级军事大国毫无战略部署和战略目的，而象某些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只是“纯机会主义地”在地球上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更是不可思议。
怎么解释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在“裁军”幌子下坚持不懈地进行迅速的、巨大的和远远超出防务需要的军事努力呢？
怎么解释自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在“缓和”烟幕下，打着“赫尔辛基精神”的旗帜，在北非、中东、西亚、南亚、东南亚，甚至拉丁美洲发动的一系列战略攻势呢？
恐怕，任何没有称霸世界野心的国家都不需要这样做，不会这样做。
一个对人类前途负责、珍视和平的真正社会主义国家，更不会这样做。
为了“缓和”而进行扩张，为了“防御”而进行侵略，为了支援“革命”而屠杀别国人民，为了“裁军”而扩充军备，为了“安全”而制造战争——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逻辑。
莫斯科辩解说，它是在“执行列宁的遗训”，“用武力支持革命斗争”。
世界上也有些好心人误认为苏联错只错在“输出革命”上。
“我们反对苏联干涉阿富汗，因为我们反对输出革命”。
——他们这样说。
倘若给一个国家的人民带来战争、流血、死亡、恐怖、屈辱和民族灾难，可以说成是输出“革命”，那么希特勒岂不也成了革命家！
现在，苏联化学武器的毒雾在阿富汗和老挝的群山中扩散。
苏联的坦克碾碎柬埔寨人、泰国人、阿富汗人……的尸骨。
克格勃的魔影在各大洲游荡。
这个残酷和血淋淋的现实，是勃列日涅夫之类的“革命输出”者们的杰作。
这不但与社会主义和革命毫不相干，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和革命的严重亵渎。
既然苏联有一个全球扩张的世界战略，它就当然要有这个战略的重点地区，这个重点仍然在欧洲。
这不单单因为欧洲是它的大本营所在地，它的主要家当——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都在这里。
尤其因为，用苏联国际问题权威扎格拉金的话来说，“欧洲不是抽象的概念！
欧洲，一部分是北约，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对立的政治方针冲突的场所”，而且，欧洲有成为“第3次世界大战某种孵化器的危险”。
所以苏联不能不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
它在欧洲部署了四分之三的兵力、最好的装备。
它在欧洲的战略程度最高，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的能力最强。
至于说苏联近年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加强了一些军事部署，那恐怕多半是战略策应，而看不出是战略重点的转移。
苏联恰恰是愿意制造它的战略重点东移的假象，使西方减弱在欧洲的防御能力。
由于前面提到的同样原因，苏联宁肯在欧洲搞“缓和”策略而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
苏联未尝不能用武力夺取西欧。
但力取不如智取。
不难理解，苏联需要的并不是化为焦土的西欧，它在废墟上既得不到先进技术，也捞不到经济利益。
它也不能不顾忌在欧洲实行强攻代价太大。
所以，它要用“缓和”来麻痹西欧，离间欧美，所以，它要插手中东和非洲，从侧面包抄西欧，抢占波斯湾战略要冲，掐断西方的石油命脉，迫使西方不战而降。
从这个方向上看苏联侵略阿富汗、窥伺波斯湾的战略意图，也许更清楚得多。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勃列日涅夫关于波斯湾的五点建议，说成是鸡笼中的狐狸的建议，是完全有理由的。
克里姆林宫在推行这个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已经背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包袱。
这种情况同当年美国向全球扩张时的情况有些相似。
现在，它又碰到一个大难题，波兰。
如果它不用武力把波兰人民的意志压下去，就可能使它的整个“大家庭”动荡和不稳，牵制它在世界上其他地区迂回包抄西欧的战略的实施。
但是，如果它冒险干涉，也有可能把它的整个战略棋局打乱，不得不转而直接在欧洲同西方紧张地对抗，可能把它迄今为止搞的“缓和成果”送入坟墓。
这是一个难下决心的、关乎全局的战略选择。
这就是它在波兰周围集结重兵，完成武装干涉的部署而又在是否出兵上犹豫不决的原因。
波兰危机本来是波兰的内部事务，然而它的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它已不仅仅是波兰工人阶级争取一点经济利益和与当局矛盾的问题，甚至也不单是涉及波兰与苏联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牵动世界战略全局的问题。
世界面对着挑战。
一切反对侵略、干涉、扩张，受到苏联威胁的国家能不能广泛联合起来，有效地挫败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计划？
这是80年代中一个关系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活动的苏联巡洋舰。
新华社发

在日本普通家庭作客
朱敏之
日本的一个普通家庭是怎样生活的，有些什么苦恼和欢乐？
中国妇女代表团最近在访日期间带着上述问题来到了律师、医生、小企业主、农民等6个日本人的家里作客，同女主人促膝谈心，并且在她们家里住宿，体验了普通日本人民的生活。
在同这些普通日本姊妹亲切交往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尽管日本一般人家的家务劳动已经电气化，但主妇们仍然很勤劳。
她们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很合理，挤出时间来参加社会活动和教育子女。
在这些普通的日本家庭里，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在东京访问的时候，我同代表团的另外两位团员曾一起到35岁的女律师浜四津敏子的家里作客。
浜四津夫妇有两个孩子，大女儿雅子今年7岁，在小学一年级读书，5岁的小儿子洋文白天送到附近的保育院里，晚上回家。
在交谈中，浜四津敏子告诉我们，他们住的这幢二层楼日本式矮房子是向银行借钱买来的，总共花了三千一百多万日元。
他们已经住了3年，每月还给银行20万日元。
要再过20年以后才能还清。
她的丈夫说：
“等20年后还清了债，这所木结构的房子恐怕也要重新建造了。
但是这块地皮终算是属于我们的了。”
主人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整个住房。
这所房子并不大，楼上楼下建筑面积总共为78平方米。
但房子布局很合理，派的用场不少。
楼上是二间卧室一间书房，楼下有客厅、厨房、厕所、洗脸间、洗澡间、楼道，外加一个小小的院子。
每间房间都很小，但因为不摆设什么家具，因此并不显得挤迫。
日本人十分喜爱花草，千方百计绿化环境。
浜四津敏子家还有一块约1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面种了花草。
她说，这院子虽然占掉一些住房面积，但这小小的天地却使人感到清新，给生活带来大自然的美。
夜已深了，主人盛情留我们在她家住一宿。
睡在“榻榻米”上，感到十分舒适。
日本朋友的友情温暖着我们的心。
第2天清早，雅子的小朋友来约她一起去上学。
浜四津敏子也要骑自行车把小儿子带到保育院去。
她告诉我们，交通方面的困难使她感到苦恼。
她把小儿子送走后，自己要骑自行车到地铁车站，把自行车存好后，再乘地铁去上班。
她们夫妇两人每天上班路上来回要花掉大约4小时。
这对讲究高效率的日本人来讲是很大负担。
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浜四津敏子说，东京普通人上班都是这么困难的。
我们离开浜四津敏子的家，踏上东京街头，只见人们熙熙攘攘，又开始了繁忙紧张的一天。

巴拉圭经济的“繁荣”和问题
姚春涛
“巴拉圭是拉丁美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书记、经济学家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不久前在访问了亚松森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巴拉圭这个南美的内陆国家，经济一直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十分落后，仅有的一些加工工业也多数由外国资本控制。
它的交通运输很不发达，4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只有一千多公里的铁路和一万多公里的公路，而且公路十有八九不是柏油路面，雨季难以畅通。
经济基础如此薄弱的巴拉圭，怎么成了“增长最快的国家”？
据巴拉圭官方公布，这个国家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1954年到1960年间为3．2％，1961年到1970年为4．6％，1971年到1977年达到7．1％，1978年和1979年连续突破10％，预计今年的情况会更好。
巴拉圭的经济是怎样出现稳步持续上升的呢？
原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国资本而得到发展的。
1975年颁布的新投资法，进一步鼓励了外国投资，并借助外资加快了国家资源的开发和民族经济的发展。
1979年，这个国家就建立了139家新的工业企业。
巴拉圭工商部的官员说，吸收外资提供了新的生产手段和新的就业机会。
巴拉圭也十分注重对外贸易。
政府针对国家本身的特点决定增加农牧业产品的出口，近年来一再扩大农牧业用地，并鼓励农牧业部门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制定刺激生产的计划。
外贸的兴旺推动了农牧业的发展，农牧业的增产又进一步活跃了外贸市场。
1975年到1979年期间，这个国家仅对巴西的出口就增长了372％。
与此同时，巴拉圭政府还加强了同邻国的经济合作。
1973年以来，巴拉圭已先后同巴西和阿根廷签署了在巴拉那河上兴建伊泰普、科尔普斯和亚西雷塔水电站的协议。
其中同巴西合建的伊泰普水电站是世界上工程最大的水电站，它的设计发电能力为1，200万千瓦。
这项工程的施工，迅速带动了巴拉圭的建筑业，建筑材料工业和一系列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巴拉圭由于这项工程从几家外国银行获得了大量贷款，几万巴拉圭人也因此获得了就业机会。
各行各业的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巴拉圭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逐年增加（1978年已达850美元），国际收支连年盈余，瓜拉尼（巴拉圭货币）的币值比较稳定，国内市场日趋繁荣。
但是，伴随着这样的经济发展而来的是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
依靠外资、外贸和外债带来的“繁荣”，其基础是十分虚弱的，政府向外国资本开绿灯，给外国投资者以各种优惠，结果不仅使国家的资源和经济命脉为外国资本所操纵，而且使广大劳动者创造的财富通过利润形式大量外流。
目前，巴拉圭经济的80％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这不可避免地会同民族经济的发展发生矛盾。
在巴拉圭市场上，从火柴到汽车，从电池到空气调节器，差不多都来自国外，民族工业的产品几乎完全丧失了竞争能力。
从统计数字看，巴拉圭的经济增长很快，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也已接近中等发展国家了，但是由于收入分配极端不合理，那里广大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这几年并没有得到普遍提高。
财富占有和分配的不合理，不平等，蕴育着危机的因素，自然会成为社会的一种不安定的因素。
巴拉圭是南美洲“最古老的极权”，国家，斯特罗斯纳独裁政权统治巴拉圭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
巴拉圭经济的发展，同这个国家政治上的不民主不自由现象同时并存。
过去二十多年，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外逃的巴拉圭人有近百万，几乎占这个内陆国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也可以说，巴拉圭目前的“繁荣”是以政治上牺牲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为代价的。
但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难道不会触动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发生的变化吗？

收不完的礼物
（原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议员天天过圣诞节
圣诞节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传统节日，人们在欢度节日时互赠礼品，是行之已久的习惯。
但世上哪有人会天天过圣诞节呢？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2月初发表一篇文章说，近来送给美国国会众参两院的议员的礼品如同雪片一样飘来，其数量之大，品种之繁多，是前所未有的，议员们简直是天天在过圣诞节！
文章列举了极少一部分礼品，其中包括漂亮的马、古老的武器、高尔夫球的设施、各种名酒、可爱的小狗，一直到免费供议员参加一个俱乐部或作一次花费很大的度假旅行等等。
在美国，议员们接受礼物是国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会有明文规定：
议员接受礼物只要公开报告国会，不能认为是非法的，但每次从某团体或个人接受的礼物价值不得超过100美元，一年内免费享受交通、膳宿、文娱费等也不得超过250美元。
有些集团或个人，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对议员施加影响，就不惜花钱给议员送礼。
在这种规定下，就出现一种微妙的情况。
某组织可请一位议员去著名的休养胜地去演讲，付给他几百美元的讲演费，这个数字倒不算什么，但他到那里去却可获得一次免费度假的机会，甚至还可以带上老婆和孩子。
国会还规定，议员由外国政府出钱去旅行是非法的，但作为美国某机构或个人的客人前往，则是合法的。
参议员威廉·斯·科汉夫人曾作为美国犹太人组织的客人在以色列呆了9天，据说整整花了6，600美元，而这样倒不认为是非法的。
还有其他一些议员也采取同样方式去以色列访问。
这种旅行使这些议员对以色列的政策会起什么影响，那是可想而知的。
世绍

太湖远眺
季涤尘
画廊
万顷碧波——无边浩瀚，
七十二峰——层峦叠嶂。
天地间布满杰作，
美极了！
这山水的画廊。
说是画，却看见鸟儿飞翔，
帆影闪闪，有几片飘向远方。
说是画，却有日出日落，
山色变幻，有时满湖波光，
风帆
是掠水低飞的海鸥？
是昂首漫游的天鹅？
不，是一艘艘扬帆的船，
御风而行，追逐着碧波。
张着几面帆的打鱼船，
象荡漾在水面的莲荷。
爽利的风迎面扑来，
伴随着欢乐的新渔歌。
三山
三座小山，垂影沧浪，
多么美丽，多么宁静！
有人说，这原是古代的神龟，
洪水袭来的时候，挽救过许多生灵。
有人说，它是山水盆景，
是王摩诘的图画被仙杖点化而形成。
有人说，那是一座大笔架，
伫立在浪涛中，等待着李白的彩笔来安
寝。
我看呀，它是三桅的灵槎，
我愿乘着它到银河去远行……

山泉
吉林海龙县山城镇赵贵忠
掘开条条生命的渠道，
为山野送去多少波涛！
赠给石头，赠给小草，
让山花快快含苞！
愿树上的绿叶格外舒展，
愿深山的儿女有更多欢笑，
愿高粱更红、山枣更甜，
呵！
大山珍藏在心里的珠宝……

期刊杂志的装帧艺术
叶然
重视文艺期刊的封面装帧，是过去进步文化界的优良传统，鲁迅先生就给我们做了典范。
现在，不少刊物的装帧，以新颖的姿态博得了读者的欢迎。
如《文艺报》封面（复刊后第1期·刘岘木刻）上印有一幅帆船的木刻画，这扬帆起航的帆船，不正是象征着在新的长征中行进的吗！
《战地》封面（1978年第2期·曹辛之设计）上用了茁壮的树丛图案，它是宁静的，但给了人们万木逢春、郁郁葱葱之感。
在装帧设计中，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绘画形式或其他表现手段，甚至印制工艺和特种工艺技术。
在各地出版的期刊杂志中，如《新苑》、《江城》、《文化与生活》等，都以别具一格的装帧呈现给广大的读者。
《新苑》封面（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第1期·章桂征设计）巧妙地以几株塔松和几只欢跃在田野间的小鹿组成富有装饰趣味的画面，构图简练，但那画面却把北国大地的景色寓意其中，透过它，仿佛看到了辽阔肥沃的东北大平原，又仿佛在那景象中看到了北方的长白松雪……。
《江城》封面（江城杂志社·姚伟生设计）上布有画法奔放的花卉图案，又颇为疏洒，江城的拼音字宛如一条带子，与花卉图案交相衬托着刊名，使它的装帧形成了一种只有它才能有的地方性特色。
《文化与生活》的装帧（1980年第3期）选用了照片作满版封面，它的各期都另换一幅新作，自然使人更觉丰富多采。
那红珊瑚的照片，好象朝向你开放的一朵朵瑰丽的鲜花，又象是一幅奇丽的图画，轻盈、灵巧，珊瑚在画面上被隐约在黑色里，但却流畅、明快，使人们联想那“碧海珊瑚映天红，波涛滚滚卷春风”诗画般的意境。
设计思想是体现装帧形式的基础，而设计格调却代表着刊物的面貌。
因此，应当从相应的选材中加以概括的构思，同时善于运用适当的表现方法。
这样，才能保证刊物的风格，刊物的地方性，刊物的时令、季节的特色。
目前，全国文艺刊物甚多，其传播甚广，在读者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深信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形势下，一定会有更多的刊物在装帧艺术上有所创新。

终身大事
萧乾
四变迁
多么老的人都年轻过，这总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感情生活方面，我是吃尽苦头才找到归宿的。
有些属无妄之灾，有些是自找，因而还害过旁人吃苦头。
一个走过崎岖道路的人，更有责任谈谈终身大事这个问题。
婚姻方式是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标志。
我成年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不大灵了。
比我大十岁的堂兄曾经历了那包办与自主的过渡阶段，就是说，订婚前还准许男的“相看”一眼。
这种“相看”不能让女的晓得，所以大都安排在“碰巧”的场合。
堂兄就是在一个街角偷偷相看的。
所以每逢他同堂嫂吵架，总听他抱怨：
“相你的那天刮大风，沙子迷了我的眼睛！”
我上初中时，男女可还不作兴互通情款。
有一回几家中学联合开运动会，我同班的一个孩子就乘机想同隔壁一家女校的某生攀谈几句。
那姑娘先是不搭理，后来就问他姓甚名谁。
他就象张生那样一五一十地倾吐出来，还以为是一番艳遇哩！
谁知那姑娘回去就告了状，不几天训育主任就在朝会上当众把他痛训了一顿。
另外一个更加冒失的同学索性给个女生写去一封表示爱慕的信。
这位女生警惕性很高，没敢收下，就交邮差退了回来。
不幸这封信落到男生的令尊之手。
他拆开一看，以为这两个根本没有见过面的青年已经有了眉目，就跑到学校（有其子必有其父！）
扬言要见见这位未来的儿媳。
教会学校那时把这种事儿看得可严重啦，认为是罪孽深重，结果，那位姑娘白警惕了。
修女把她喊进一间暗室，然后用蘸了肥皂的刷子在她喉咙里使劲捅了一阵，说是为她洗涤罪愆。
这也真是在劫难逃！
20年代末期，北京报纸的分栏广告里开始出现一种“征婚启事”。
从一条广告的细节（包括通信处），我们猜出是麻面的化学老师登的。
于是，就有人出了个主意，冒充女性去应征，信封是粉红色的，信纸上还洒了些花露水。
当时已近隆冬，信中要求他戴上夏日的白盔帽，手持拐杖，于某日某时在北海九龙壁前相会。
那天我们几个藏在小土坡上树林里，可开心了。
麻老师足足等到日落西山，才颓然而去。
30年代初期我进大学以后，婚姻才真正自由起来，恋爱至上主义大为风行。
据说个别青年读完《少年维特之烦恼》还真地寻了短见。
已故的一位著名史学家的令郎和我同班。
他结交上一位姑娘，家里不同意，但也不干涉。
于是，有一天他就在来今雨轩摆了喜宴。
本来程序上并没有主婚仪式，可是恰巧老史学家那天去公园散步，走过时给新郎远远瞥见，就硬把他的老父拖来。
记得这位临时抓来的主婚人致词时，开头一句话是“我本来是到公园散散心的……”
30年代中期，结婚的方式五花八门起来。
为了简便，流行起“集体结婚”。
还有更简便的，那就是什么手续也不办的“同居”。
解放后，婚姻制度才开始制度化，既正式（必须登记）又简便（大多买上两斤杂拌糖分送一下）。
而且男女双方都有工资，经济上各自独立了，所以“娶”、“嫁”这两个动词在汉语里有点用不上了。
结了婚，女方姓名不更改，没有什么“娃”，也没有什么“娅”，谁也不隶属于谁。
男女之间这种货真价实的平等，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然而，是不是在我们这里，婚姻方式就已经十全十美，无可改善了呢？

西行剪影
铁道兵某部吕希杉
一场席卷大地的暴风雨过后，我们乘坐的“北京——西宁”65次快车，呼啸着驶进宝鸡车站。
列车刚刚停稳，车站上的广播响了：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面线路临时发生故障，西去车辆暂停运行……”
仅仅两天时间，南来北往的旅客扶老携幼，拉家带口，一齐云集到宝鸡。
车站广场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
再透过检票口铁格子门远远望去，站台、货场上堆积着小山包似的水泥、钢材和战备物资……
正在愁得心焦时，突然，从人缝里挤进来一位同志，他气喘吁吁地说：
“大家别着急，别着急，有办法了。
铁道兵开上去了！”
呵，面对此情此景，几年前我采访过铁道兵部队的桩桩往事，仿佛又闪现在眼前……1975年，河南驻马店地区遇到水害，京广铁路中断，铁道兵部队星夜奔赴现场，提前15天抢通了线路。
1976年，唐山发生地震，京山铁路遭到严重破坏，又是铁道兵一马当先，开路夺隘，把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灾区。
今天，当旅途遇到危难的时刻，他们又出现了……
消息刚传开，喜讯就接着临门。
隔天后，车站象发布号外一样，贴出一张张安民告示，碗大的字写得又工整又醒目：
“西去铁路已经抢通，定于明天8点，宝鸡至兰州第1列客车准时出发。”
霎时间，车站广场沸腾了！
候车室里沸腾了！……
次日，列车行驶了三个多小时后，要通过抢修地段了。
这时，旅客们一下子拥向两边的窗口，好奇的要看个究竟。
列车的速度越来越慢下来，当我费劲地挤到窗口跟前，伸头向外看去——只见战士们满身泥浆，手握工具，站在路基旁边，一个个弓着腰，睁大眼睛直盯着滚动的车轮。
雨水从身上往下流，不理睬；
汗珠顺着脸颊滚下来，不去擦；
他们的脚步，紧紧地随着车轮向前移动着。
看得出，只要列车稍有一点颠簸，或路基出现点下沉，每个人的眉头就立即皱成疙瘩，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连那跳动着的心声，仿佛都能听得见呢！
突然，从前节车厢传来一阵阵喊声：
“铁道兵同志，感谢你们啊！”
“铁道兵同志，你们辛苦了！”
随着喊声，只见旅客们把一个个大红大红的苹果，把一包包奶糖从窗口向车下纷纷扔去。
坐在我身边的大嫂，从篮子里抓过几个鸡蛋，急忙塞到我手里，说：
“快递给他们吧！”
我连连点头，向车下一边招呼，一边伸长胳膊，小心翼翼地送到了战士手中。
当我转过身来，见大嫂搂着孩子的头，发愣地瞅着雨水哗哗地淋着的战士，泪珠扑簌簌地朝下滚……
眨眼间，列车开到刚刚抢修好的大桥上。
车轮咣当咣当地发出均匀的响声。
旅客们心头就象掠过阵阵春风，都盼望着早点越过坎坷，飞上坦途。
猛然，车厢重重的颠簸了一下，列车马上刹住，人们刚刚平静下来的一颗心，这会儿又怦怦地跳动起来，一个个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接着，列车广播室发出紧急通知，让已经开过大桥前八节车厢上的旅客下车，然后把停在桥上几节车厢的人们转移过去，于是，我领着大嫂小孩一起下了车。
来到桥头一看，战士们正在浊浪翻滚的河水中扛运木头，绑扎木笼。
一位40开外的干部，站在桥墩跟前的木笼架上，指挥着十几个战士往钢梁底下垫枕木。
原来，刚才三号墩的木笼架最上面一层被压断了，钢梁的一头悬空着，如果不立即加固，行车就会发生危险。
天不随人愿，雨越下越大，河水也不断地上涨。
战士们扛木头，钉木笼，紧张操作着。
那位干部浑身水湿地站在木架上，不停地帮战士传递木头。
不料，一股恶浪劈头盖脑地把他打落水中，几个战士“扑通”跳了下去，急忙把那干部扶起……
半个时辰过后，三号墩左右两侧立起了两座木墩子，被四条钢丝绳紧紧拽着。
这时，老营长站在高处向河岸上举小旗的军人一挥手，那军人转过身，朝火车司机摆动了几下小旗，只听一声汽笛吼叫着，列车便缓缓地开动了。
“呜——”，一声汽笛长鸣，列车通过了抢修地段，风驰电掣般地向西飞奔。
根根电杆向车后倾斜，排排杨柳从窗前闪过。
一曲热情高亢的赞歌，在我心中陡然响起：
“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

道德的力量
由广赋
法律的威力，是人所共知的。
它能明显而有效地防止犯罪倾向的扩大，保护社会公益。
但是，对那些违背社会公共道德、“丧失天良”、在法律上又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法律就难以施展威力了。
报载：
一个叫邓树凯的人，因为上了大学，进了大城市，当了大夫，就抛弃了原来海誓山盟的农村姑娘，同时与几个人“乱爱”，甚至给人造成终生遗恨。
象这种喜新厌旧、损人利己、败坏道德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目前虽然还不能绳之以法，但社会也不会无能为力的。
力在哪里？
在社会舆论，在道德谴责。
我们的报纸把邓树凯一类的卑污灵魂昭示于天下，这种无形而又无情的鞭挞和惩罚，便足以使之无地自容。
道德和法，互为表里，互相补充。
对有的人，光法不行，他不怕；
对有的行为，还必须依靠道德规范、社会舆论、信念和习惯的力量，来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或错误，用公众的舆论来约束个别人的越轨思想和行动。
报上登的那个为了在大大小小几个“山头”中得到“首领”位置，不顾一切地拚杀在刀枪棍棒之中的“拚命三郎”徐迟，后来转变成了新人，其中法的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强大而细致的社会公德教育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正是这种教育，才使许多人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从而弃恶从善。
由此可见，道德教育十分重要。
没有道德，就将失去人们对社会行为的自觉约束。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提醒并培养人们认识自己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明白只有强大的社会保护，才能使自己生活得更好；
明白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必须具备纯洁、礼貌、正直等品质，以及深远、博大、真挚的同志爱。
我们期望一切部门，包括每一个家庭，都应该视法律和道德教育为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