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湟中县华山二队地处高寒山区，有18，000亩高山牧场。
去年开始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
今年仅出口牦牛一项，社员平均纯收入达到130多元。
新华社记者何宗跃摄

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扎扎实实搞好调整是中心任务
各级各类学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强调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要提高教育质量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最近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当前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扎扎实实搞好调整，是整顿和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班子，充实和提高师资队伍，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切实提高教育质量。
这次会议是12月01日至13日在天津召开的。
会议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工作的形势是好的。
但是，由于十年浩劫，教育事业这个重灾区的元气至今还未完全恢复，遗留问题很多，当前仍处于休养生息的恢复阶段，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任务很重。
1985年以前，教育工作的侧重点应该放在认真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上。
通过调整，使教育事业能够逐步做到和经济建设相协调地发展。
通过调整，使各级各类学校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发展。
当前，要抓紧普及小学教育；
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办好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
切实调整高等学校的系科比例和专业设置，认真办好现有的高等学校，特别是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
会议强调，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要提高教育质量，必须从小学抓起。
要办好小学教育，关键是要对小学教育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还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国家办学为主，同时充分调动社队集体、厂矿企业等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
大力做好小学教师队伍的整顿、培训和提高工作，造成尊师的良好社会风气，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
会议提出，当前要切实加强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还就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改革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扩大高等学校的自主权，以及发展业余教育和民族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普遍建立生产责任制大旱之年夺得好收成
吕梁山区一千多个贫困队不再吃返销粮
据新华社太原12月21日电山西省吕梁地区的贫困山区有一千三百多个贫困后进队因为建立了生产责任制，今年在大旱之年农业获得较好收成，一年就摘掉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帽子。
吕梁地区是革命老根据地，90％以上的地方是偏僻山区和丘陵区，具有发展农、林、牧业生产的条件。
据统计，从1971年到1979年的九年内，全区共吃国家返销粮六亿六千九百多万斤。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吕梁地委解放思想，冲破“大、公、平、穷”的极左禁区，贯彻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从山区自然条件差和生产水平低的实际出发，积极调整农村生产体制，划小生产队的规模，建立生产责任制，尽量使农村经济活起来。
吕梁地区1979年在一些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山区生产队中试行“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
到1979年冬，实行责任制的生产队，农业生产平均比上一年增产20％以上。
地委及时总结经验，使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吕梁山区因地制宜普遍建立。
经过一年的实践，生产责任制对推动山区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吕梁地区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三千三百多个山区贫困生产队，已有一千三百多个战胜了伏旱，摘掉吃国家返销粮帽子。

正确认识和行使自主权
当涂县把钱用在解决比例失调方面
阜阳地区关停了二百九十一个小酒厂
据新华社合肥12月21日电安徽省当涂县实行财政包干后，正确认识和行使自主权，从全局的需要和利益出发，集中把钱用在解决比例失调方面，使有限的资金发挥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当涂县是安徽省实行财政包干的试点县之一。
根据规定，当涂县今年自己可安排使用的资金有二百多万元。
这笔钱应该怎么用？
年初，当涂县准备用来办一个纺纱厂。
他们考虑，本县有十万亩棉花，又有一个小织布厂，如果再办一个15，000锭的纺纱厂，就可以配套成龙。
这样，不仅县里每年可增加一百多万元的收入，还可安排近千名待业青年就业。
后来，他们对照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感到办纱厂虽然对本县有利，但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
因为离当涂30公里的芜湖市已有一家大纺织厂，本地区的宣城县也有一个纺织厂。
本来，他们的原料已感不足，如果当涂县再办一个纺纱厂，芜湖和宣城的两个老厂就更“吃不饱”了。
另外，建一个15，000锭的纺纱厂至少要五百多万元投资，如果这个项目一上，今后三年，县里的钱将要全部用在这上面。
这样做，将会进一步扩大比例失调。
于是，县里决定不再办纺纱厂了。
打消了建纱厂的念头后，当涂县把一大笔钱用于解决本县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方面。
到目前为止，全县共拿出110万元资金，有重点地支持童车、铁木家具、刺绣、羽扇、食品、塑料、鞋帽等原料充足、产品有销路的行业发展生产。
这样，不仅提高了轻工业在全县工业中的比例，而且进一步扩大了财源。
另外，今年，县财政拨出20万元用于兴建职工宿舍，加上各单位自筹资金70万元，使县城兴建职工宿舍的资金达90万元。
县里又拿出27万元用于县城的维护和建设，包括翻修马路，疏通下水道，清除污水沟，增添路灯，扩建自来水厂、菜市场、公共卫生管理所等。
今年，当涂县还增加了教育经费，使这部分支出占全县总支出的比例，比去年提高了11．7％。
最近，县财政部门又两次追加教育经费十一万多元。
据新华社合肥12月21日电安徽省阜阳地区从大局出发，先后关停了291个社队办的小酒厂（坊），以保证全国名酒厂亳县古井酒厂等大酒厂有充足的原料。

江苏南通港
新建深水泊位投产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交通部告知，江苏省南通港新建的两个万吨级泊位今天正式投入生产，可增加年吞吐能力80万吨。

浙江湖南镇水电站全部建成发电
据新华社杭州12月21日电浙江衢县乌溪江上的湖南镇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提前并网发电。
这座水电站共有四台机组，装机总容量17万千瓦，至此已全部建成投产。

满足各方面对专门人材的需求
吉林山东一批普中改为中专
据新华社长春12月21日电吉林省一批由全日制普通中学改建的中等技术学校，9、10月份相继开学，共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一万多名。
三年来，吉林省虽已恢复了一批中等技术学校，但仍不能满足各方面对中等技术人材的需求。
为此，吉林省劳动局、教育局和财政局等部门决定走联合办学的路子。
他们结合中等教育结构改革，首先试点，去年07月将长春市第95中学改办成一所机电技工学校，设机械、电气、土木建筑三个专业，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200名。
原有的在校生，由教育部门负责安排到附近中学就读。
德惠、榆树、农安等地参照长春市改普通中学为技术学校的经验，相继改办43所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
现在，全省各市、县基本上都有一所这样的学校。
据新华社济南12月21日电山东省近两年将60所普通高级中学改为农业技术中学，为农村社队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材。
目前，这些农业技术中学在校生有3，200人。
设有农学、农业机械、林果、水利、畜牧兽医、农业经营管理等专业。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
——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本报特约评论员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开审判，是举世瞩目的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它将以人民的公正判决，把林彪、江青一伙丑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它将以对这伙罪犯的依法惩处，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伸张正义，显示国家法律的尊严；
它将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胜利检阅，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在稳步地走向完善，进一步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奋勇进军。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人民的伟大胜利，民主和法制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民主和法制是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民主、法制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政权的性质、国家的前途。
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具有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
但是，由于我国有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由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还不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很不健全。
林彪、江青一伙正是利用我国政治制度上的这一重大缺陷，明目张胆地诬告、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肆无忌惮地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疯狂地进行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反革命犯罪活动，把本来就很不健全的民主、法制破坏殆尽。
然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它的前进道路上，尽管充满艰难险阻，但它的发展终究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能根本扭转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这个事实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必须是民主的。
所以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人们主观的善良愿望，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民从来是而且永远是历史的主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可以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遭到反民主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力量的迫害，甚至遭受十年动乱期间所受的那样的迫害，但是历史表明，人民终究会战胜种种困难走向自己的胜利。
当中国人民一旦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法西斯暴行中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懂得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极端重要性，就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各种形式，为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前途，在党的领导下，或在党的影响下，奋起同他们展开了争取民主、保卫法制的殊死搏斗。
1976年04月05日在全国发生的以天安门广场事件为中心的亿万人民的伟大民主运动，就是这样可歌可泣的斗争的集中表现和威武雄壮的篇章。
这场运动是以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同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广大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当时大批老干部由于被打倒，不可能直接参加，而是通过他们的子女、亲属以及同他们有联系的群众来参加的。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各条战线的工作开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
这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认识“四人帮”所作所为的反革命性质，增强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和信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场运动以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进一步为同年10月粉碎“四人帮”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为今天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一伙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兴亡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同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史，生动地证明：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按照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进行的，这是十亿人民的审判，这个审判在本质上是民主的。
它又一次证明人民必胜，民主和法制必胜，社会主义必胜，这是一条铁的历史定律。
人们也许要问，在中国大地上横行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中国人民打倒已经四年多了，为什么到今天才把林彪、江青一伙押上人民的审判台？
这是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革命集团，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当时所采取的是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因而能够钻进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面貌进行活动的。
这就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需要耗费必要的时间和人力，来进行十分繁重而复杂的工作。
举其大者来说，一是大量的问题需要审查、调查、验证、核实；
一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工作上路线上的错误同反革命犯罪需要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严格区分。
这两项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不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量活动进行周密的、严肃的、精确的、负责的审查、调查、验证、核实，就不可能对这个案件所牵涉到的人和事，正确地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地区分犯罪与错误。
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也要区分违反党纪和触犯刑律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
对前一种情况，要根据我们党的章程，在党内对他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审查，并分别作出相应的处理；
而对于他们的超出党纪范围，属于触犯国家刑律的问题，则要由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审理。
这次对他们的公开审判，就是审判他们的反革命犯罪问题，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不涉及错误，包括路线错误。
正确地、严格地区分和处理犯罪与错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对于任何曾经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一般说来，工作中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包括一切革命政党及其担负领导责任的人，工作中发生错误以至发生所谓路线错误，也都是难以避免的。
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必须适时地正确分析革命形势，估量阶级力量变化，作出战略决策，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地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然而，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
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适用于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通用模式。
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通向胜利的道路，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任何革命政党和革命领导人，都要受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以及其他主客观条件的制约，都难以避免在工作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直至产生路线上的严重错误。
完全不犯错误的政党和领导人是没有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多次路线错误。
例如1924年到1927年大革命后期出现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1年到1934年出现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尽管前者导致轰轰烈烈的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后者使白区党的组织几乎损失殆尽，苏区损失也极其严重，但是，人们只要站在革命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理所当然地把这种错误看成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看成是在争取民族的、阶级的革命利益的漫长的艰难道路上犯的错误，看成是由于在认识上离开了客观实际，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产生的错误。
这些错误的产生甚至与个人作风品质上的某些缺点有关，但是这种错误同反革命犯罪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而只能采取包括应有的党纪处分在内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来解决，而绝对不允许把这种性质的错误同反革命犯罪混为一谈。
这是我们党长期采取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方针。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样做完全符合革命的利益，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特别是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也犯了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不幸。
当然，不只是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我们党内其他一些同志在不同程度上也有过错误。
但是，这种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当我们谈论犯罪和错误的区别这样问题的时候，还必须指出，即使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人，他们的活动，也并非全部都是反革命犯罪，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各种错误。
正因为
“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上述这种错误与犯罪交错并存的复杂情况，能否正确地和严格地区分错误与犯罪，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问题，成为一个关系到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人的犯罪，同其他人的错误根本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1，它们的性质不同。
所谓错误，从根本上说是指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违背客观规律的行为。
犯罪是指一切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惩处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而反革命犯罪则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
因此，错误是属于批评教育、吸取教训、党纪政纪的范畴，而犯罪则是属于应追究刑事责任、受刑罚惩处的范畴；
错误是是非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的社会政治矛盾，而犯罪中的反革命罪则属于敌我矛盾（并不是一切犯罪都属于敌我矛盾）。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策动叛乱，以反革命目的杀人、伤人等等，都是按照刑法规定严惩不贷的反革命犯罪。
林彪反革命集团经过精心策划，根据1971年09月08日林彪手令，发动武装政变，妄图夺取全国政权，或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同时密谋用火焰喷射器打火车，派飞机轰炸，杀害毛泽东主席；
江青反革命集团经过周密准备和策划，根据张春桥、王洪文1976年09月底的指令，于同年10月08日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等等，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犯罪，而不是什么错误，这是很清楚的。
象他们的这些犯罪行为，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依据法律，都不可能不构成严重犯罪。
象谋杀、政变、分裂国家、武装叛乱这样的反革命犯罪，同我们上面说到的革命队伍内部、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在为争取民族的、人民的利益的道路上犯的错误，包括造成严重后果的路线错误，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这也是容易理解的。
第2，它们的手段不同。
实施错误行为的手段，一般是符合正常的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为当时的政策、法律所允许。
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手段，则是非正当的、为国家刑律所禁止的。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篡党窃国的罪恶目的，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
除了搞谋杀、政变、叛乱以外，还采用各种阴谋手段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一是蓄意诬告。
按照林彪的安排，由叶群口授，雷英夫执笔，林彪批转江青，无中生有地捏造诬告材料，蓄意致刘少奇同志于死地，就是一例。
二是制造伪证。
比如，江青一伙对孟用潜、丁觉群进行逼供，制造“叛徒”伪证，并非法扣压孟、丁多次更正、申辩材料，对上严密封锁，明目张胆地以假乱真，就是蓄意用伪证来达到其陷害国家主席的罪恶目的。
三是刑讯逼供。
他们为了陷害好人、杀人灭口，按照他们的“棍棒底下出反革命”的法西斯信条，设刑室，兴冤狱，实行惨无人道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使千千万万革命者死于他们的酷刑之下。
四是打砸抢抄抓。
他们用赤裸裸的法西斯暴力镇压广大干部、群众的反抗，死伤之多，难以数计。
仅1967年08月由王洪文直接指挥、张春桥亲自支持的围攻“上柴联司”的武斗事件，就打伤一千多人，绑架八百多人，关押判刑5人。
五是特务活动。
张春桥手下的配有武器、拨有活动经费、取有代号的“游雪涛小组”，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的特务组织。
这一切充分表明，不仅他们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干部、群众是预谋的反革命犯罪活动，而且为此所采取的种种手段也无一不是我国刑法所严禁的犯罪行为。
显然，这同人们按照正常的组织系统、工作程序和工作手段所犯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毫无共同之处。
第3，它们的目的不同。
犯错误，一般说是好心的，要革命的。
而犯罪则相反，反革命犯罪则是有明确的反革命的目的。
从法学观点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反革命犯罪，是以行为人的主观有无反革命的直接故意，即反革命的目的为必要条件。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这个目的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而林彪、江青一伙所实施的一切犯罪行为正是以此为目的。
只要我们全面地分析一下他们所提出的“改朝换代”的反革命纲领；
他们所实施的谋害毛泽东主席，发动武装政变，策划武装叛乱；
有组织、有预谋地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全部犯罪事实，就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目的就是妄图推翻人民政权，建立封建法西斯“朝代”。
这同其他人从我们党不变性质、国家不变颜色的良好愿望出发而犯的工作错误和路线错误是截然不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庭审调查和法庭辩论的结果证明，起诉书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罪行，事实是确凿的，证据是充分的。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决不是什么犯错误的问题，而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
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完全是执行“违法必究”的原则。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严格区分了反革命犯罪和错误的原则界限，只判处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而不涉及错误，这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这样做，对于正确地、严格地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罪与非罪，准确地制裁反革命罪犯，剥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切借口，充分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使他们难逃法网；
对于恢复我们党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必要的党纪政纪处分等方法，处理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的同志的优良传统；
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都有着明显的利益。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恶之大，危害之烈，迫害的人之多，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他们擢发难数的罪行，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无法估计的。
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对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是从什么永恒的正义、不变的道德和义愤出发，而是严格根据体现着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通过法定的司法程序，对他们依法治罪。
这次审判就是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办事，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子孙后代的检验。
这次审判贯彻了司法工作的独立原则。
尽管此案案情特别重大，许多极其复杂的情况在前一阶段已经过党内的审查，但仍然由人民公安机关进行侦查预审，由人民检察机关进行检察起诉，由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鉴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特别重大案件，根据法院组织法第31条第2款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设置“其他需要设的审判庭”的规定，建议成立特别法庭审理此案主犯，人大常委会对此作出了相应决定，并任命特别法庭的庭长和审判员，这是对自己法定权限的行使，而不是对司法事务的干预。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判，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完全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独立决定，任何个人和组织均无权非法干涉。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由35位审判员组成，除了绝大多数是专职审判员之外，还有少数非专职审判员，这部分审判员还能起陪审的作用，这对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是有利的。
这次审判贯彻了司法工作的民主原则。
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审判，完全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开进行。
为了保证参加旁听的群众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推举代表参加旁听。
鉴于这次审判涉及国家机密，因此，外国记者不便参加。
在审判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保障。
他们除了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聘请律师充当自己的辩护人。
辩护人完全可以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材料，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的其它法定民主权利，也受到切实的保障。
这次审判贯彻了司法工作的实事求是原则。
整个诉讼过程，都完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是就是，非就非。
是他们的罪行，一分不能少；
不是他们的罪行，一分也不能多。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诉罪，依据的都是经过验证的原始书证材料和原始物证，如档案、信件、日记、笔记、讲话记录和录音等。
真理是在人民手里。
我们决不搞林彪、江青一伙所惯用的“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那一套。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这次审判完全根据这个原则行事。
这次审判贯彻了司法工作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
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我们党和政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中，对于主动或被迫放下武器的敌人，包括罪大恶极的敌人，历来采取这个政策。
实践证明，采取这个政策是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利益的。
这次审判，我们决定对被告人适用新刑法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大家知道，关于“反革命罪”，早在1952年《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就有明确规定。
它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精神是一致的。
但是，《惩治反革命条例》是在全国刚刚解放、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处在高潮中制定的，对各种反革命罪所规定的刑罚都比现行刑法规定的为重。
根据我国刑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但本法“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定罪量刑，我们将根据这一规定适用新的刑法。
这不是追溯既往，而是在运用新旧法律上贯彻从轻原则。
这样做有利于被告，充分体现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这次审判贯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这一原则，是封建特权的对立物，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核心。
它的基本精神是：
人人享有依法规定的权利，也应尽法律规定的义务；
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
不管谁犯法都要依法受到制裁，无论被告人的政治地位、社会成份、职务高低有何不同，适用法律一律平等。
这次审判林彪、江青一伙，就坚决贯彻了这一原则。
这十名主犯，九名曾是党的政治局委员，他们曾经是所谓“大人物”，但并未逃脱我国刑律平等地适用到他们身上；
这十名主犯，个个为全国人民所切齿痛恨，但并没有因此而剥夺他们作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依法应当享有的一切权利，也并不会因此违背法律规定去加重其刑罚。
这次审判为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树立一个典范。
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是不可侵犯的。
一切组织，从党中央、国务院到每个基层单位；
一切个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到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受自己同人民一起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任何人以身试法，违法犯罪，都将毫无例外地受到同样的制裁。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绝不容许有置身于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
它充分体现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法律的崇高权威，认真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基本原则，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具有除旧布新的重大意义。
这次审判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人民胜利地清除了历史的垃圾，正团结一致、满怀信心地沿着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勇往直前，用自己的全部智慧，为把祖国建设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福建恢复平价定量供应鲜鱼
据新华社福州12月20日电福建省人民政府在整顿议价商品工作中，决定恢复平价定量供应鲜鱼。
从12月01日起，这一决定已在福州市付诸实施。
其他各市、专署所在地也将在短期内陆续实行。
今年以来，福建各个城市的国营副食品商店大都供应议价鲜鱼，群众意见比较大。
福州市恢复平价定量供应后，居民可以凭票按国家牌价买到黄花鱼、带鱼、鳗鱼、鲳鱼、目鱼、海螃蟹和淡水鱼。
小杂鱼平价敞开供应。
恢复平价定量供应后，农贸市场上的水产品价格也略有下降。
为保证各种水产品有充足的货源，福建省决定在渔区采取派购和鱼物挂钩等收购办法。

贯彻国务院《通知》发动群众监督物价
《长江日报》开辟《物价监督岗》专栏
本报讯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武汉《长江日报》于13日起开辟《物价监督岗》专栏，并发表编辑部写的《人人都来监督物价》的文章。
文中说，“今年0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通知》，12月07日，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省、市人民政府根据上述通知精神，也先后发出通知及有关规定。
这是关系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安定的大事，除了各级党政组织认真抓外，还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大家动手来抓。
为保证党和政府稳定物价方针的贯彻执行，要鼓励、支持最了解物价情况的广大消费者，对物价实行经常的监督，对违反上述通知的行为揭发检举。
欢迎广大群众把自己发现的违反物价政策的人和事及时写信告诉我们，我们负责转有关主管部门，并敦促其认真处理，同时选择一部分在本专栏发表。”
文章指出，“《物价监督岗》专栏主要任务是揭发问题，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解决问题还要靠各个主管部门），也发一些模范执行物价政策的好人好事的来信。”

青岛警备区炮团二连十名战士保持人民军队本色
退伍还乡一路做好事
据新华社济南12月21日电人民解放军青岛警备区炮团二连十名退伍战士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最近在乘车还乡途中一路做好事，旅客们赞扬他们不愧是革命部队培养出来的人。
12月10日，这批退伍战士告别连队，搭乘二零八次列车回乡。
在月台登车时，他们本来排在前面，看到后边还有许多群众，就主动退到一边，让群众先上车。
上车放下背包后，有的帮助列车员整理行李架，有的在车厢门口扶老携幼，有的帮旅客拿行李。
列车员劝阻说：
“你们在部队成年累月站岗执勤，十分辛苦，退伍途中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
但这十名退伍战士谁也不停手。
退伍战士刘克舟，看到一位老大爷上了年纪，行动吃力，就把他扶到自己的座位上。
一路上，他给这位老大爷倒水买饭，扶他上厕所，照顾得十分周到。
这位老大爷跟刘克舟在一个地方下车，刘克舟又热心送老大爷上旅馆，还帮他买好了第2天的公共汽车票。
火车从青岛开出没几站，旅客增多，车厢里很拥挤。
退伍战士张存信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位带小孩的妇女。
列车上开展红旗车厢竞赛活动，他们协助列车员做好工作，使车厢获得第2名。

农民服务部
在湖北钟祥县城关镇，许多农民都夸农民服务部为大家搭起了致富桥。
过去，这里的农民利用工余时间编制的一些木竹制品，进城出售，一耽误就是一天。
现在则可以把货放在农民服务部寄售。
这个农民服务部还增设了7个网点，帮助农民代销桌椅家具、花篓提篮、柳簸晒席、木竹编制等日用杂品和蔬菜、瓜果、家禽等。
同时，还增添了农民所需要的百货、纺织品和副食品。
这样，农民进城既可成交农副产品，又可当场选购一些生活日用品，及时回队搞生产，真是一举两得。
农民服务部坚持开早市、开晚市，全天营业，生意越做越兴隆。
据统计，今年前9个月，每日平均上市的农民达1，500多人次，经农民服务部代销的共有270多个品种，成交额达113万元。
李国雄

受欢迎的牛店
四川省夹江县是附近几个山区县向外销售耕牛的集散地。
过去，这些山区县的农民赶牛到了这里，先要在火车站附近找地方把耕牛寄养起来，再到城里找旅馆住宿，往返周折，很不方便。
去年07月，车站附近的姚桥七队经过主管部门批准，利用集体资金，整修和扩建了一些房屋，办起了一个旅馆，有80个床位，并备有牛棚、草料，接待外地赶牛农民，住宿费比城里旅馆低三分之一；
每头牛寄养一天一夜，自带草料的，只收4角看管费。
旅馆开张以后，外地赶牛农民，不论什么时候到了夹江，人有地方住宿，牛有地方寄养，十分方便。
有时，赶牛农民深夜到达，服务员们也马上烧洗脚水，煮面条，热情接待，因此许多不赶牛的旅客也喜欢来住宿，店里生意兴隆。
夹江县张致忠

40岁的藏族女干部央金（右）经过民主选举当选为西藏自治区曲水县县长。
这是她在色麦公社第8生产队了解今年的农业收成情况和年终分配方案。
社员高兴地告诉她：
今年由于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粮食总产比去年增长20％左右。
新华社记者康松摄

太湖之滨的无锡县保建大队从本地情况出发
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责任制群众满意
本报讯通讯员陈君毅、记者毛荣方报道：
江苏省无锡县保建大队，从本地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实际出发，在大队统一经营管理、统一核算的条件下，坚持实行专业分工、联产到组、定额到人的生产责任制，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调动了社员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副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保建大队是江南太湖之滨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大队之一。
这里农田集中连片，耕作精细，除拔秧、栽插、部分田间运输等少数农活外，大部分实现了机械化。
这个大队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他们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技术专长，按农副工三业进行了分工。
从事农业的，耕作队下面有作业组，每组约十四、五个劳动力。
大队对耕作队实行“四定一奖赔”（即定劳力、定产量、定农本、定工分，超产奖、减产赔），耕作队再将任务分到作业组，以组计算报酬。
作业组则对社员采取小段包工、定额管理的办法。
为了解决过去搞定额管理过程中曾经出现的少数社员不顾农活质量的问题，他们事先对每项主要农活都定出完成的时间和质量标准。
作业过程中，加强检查验收，违章的扣工或返工。
目前，保建大队的干部群众，对这种生产责任制都比较满意，他们认为有这样几点好处：
一、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农业机械的效益。
去年秋忙季节，大队集中收割机、拖拉机和播种机，按庄稼成熟的先后，统一调度，昼夜作业，保证了全大队的水稻及时收割登场；
一千五百多亩三麦，也比往年提前十天种完。
麦子种下后，又遇上天气干旱，大队立即用泥浆泵普施一次水粪，保证了麦子出苗整齐，生长平衡。
加上后期管理精细，尽管今年灾害严重，全县麦子普遍减产，这个大队的总产却比历史最高产量的去年增加了一万七千多斤。
二、作业组集体经营，适合科学种田的需要，使这个大队的选种、播种、育秧、施肥、治虫、管水等技术性农活，能够安排农技员统一负责。
这样做效果较好，几年来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药害、肥害，病虫害也很少发生。
三、有利于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促进了集体工副业的发展。
各耕作队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努力挖掘劳动潜力，发展工副业生产。
去年，第八耕作队从作业组抽出三人种蘑菇，搞运输，增收三千元。
今年，队队都搞起了副业，第六耕作队单河蚌育珠一项，预计可收入一万六千多元，每人增收四十元。
近年来，这里的干部和群众联系实际讨论过外地一些社队联产、包产的形式，他们认为应当从本地的实际出发，采用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巩固集体经济的办法。
在保建大队，实行专业分工、联产到组、定额到人的生产责任制，适合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这是因为，保建大队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群众具有多年搞小段包工、定额管理的习惯，干部的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
另外，这个大队基本上是稻麦两种作物，个人负责的田间管理部分比较简单。
多年来，从耕种到治虫、灌溉、收割等项主要农活，又大部分是由农技员专门负责，或者是在农技员指导下集体统一经营的，如果改由个人分散经营，就会削弱科学种田的工作，难以保证高产稳产。
保建大队在坚持实行这种责任制的同时，也看到它本身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对各项农活的报酬怎样尽量定得合理，农活的质量如何得到真正保证等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为此，每年年终，大队党支部都要抽出一定时间，发动群众进行总结，力求使这种责任制更好地适应生产的发展。

广纳人才科学管理灵活推销
遵义县尚稽综合厂生产迅速发展
贵州省遵义县尚稽综合厂是个社办企业。
从筹办至今，只有20个月的时间，就从生产民用肥皂发展到目前生产在国内许多省、市畅销的“克雷资尔型”和“双级蜗旋型”工业用除尘器。
今年10月，这个只有90个生产人员的小厂，同设备好而生产任务不足的大厂——国营遵义凿岩机厂，签订了为本厂加工除尘器配件的合同。
国营大厂为社办小厂加工配件，在当地传为美谈。
尚稽综合厂的熟练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差不多都是从外地聘请来的退休职工。
车工师傅陆长林和几个6级以上钳工、铜工、刨工师傅来自贵阳市。
最近，这个厂准备利用当地大量的低品位煤层生产煤气，厂长邓小昌专程到四川聘请了一位退休的煤气专家当技术指导。
邓小昌善于使用人才。
他不仅在厂内设有参谋班子，还在厂外聘请由技术人才组成的参谋班子。
厂里的每项重大决策，都是他综合、集中了两个参谋班子和全厂职工的意见以后作出的。
今年03月以前，这个厂是生产肥皂的。
邓小昌发现肥皂在市场上已近饱和，为了在竞争中站稳脚，他考虑工厂转产。
可是，改产什么好呢？
他和技术人员分析了各种经济技术情报，从中发现防止环境污染正在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若能生产适用于矿山、冶金、建筑材料、煤炭、化工、电力、粮食加工等部门的除尘器，销路一定会有保证。
于是，他们当机立断，为生产除尘器作好各种准备，派人到北京与中国环境科学院等有关科技部门联系生产除尘器的图纸资料，立即开始试制。
他们从下决心转产到试制成功、批量生产，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经贵阳环境保护监测站测定，他们生产的除尘器效率达90．2％，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这个厂全面实行经济管理，大家都围绕着“经济”进行工作。
在生产工人中，强调人人具备“下一道工序就是用户”的严谨精神，尽全力加工合格的部件。
下一道工序接到上一道工序交来的部件后，总要认真检查，认为合格才收。
由于各工序之间相互制约，工人们生产时，谁也不马虎草率，同时注意精打细算，点滴节约。
实行严格经济管理，职工因劳动态度、技术、能力的不同，出现了报酬差距。
邓小昌说：
“我不害怕出现这种差距，因为这种差距体现了人们对社会所作贡献的区别，而企业正需要利用这种差距去促进大家钻研技术，以便提高工作效率。”
这个厂还在职工生病等特殊情况下，对他们实行固定工资制，使大家既有奔头又有靠头。
今年03月以后，这个厂大批生产除尘器。
为使产销不脱节，工厂建立了拥有20名专职推销员和50名兼职推销员的销售网，并在贵阳、重庆设了两个销售办事处。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是具有销售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当地待业人员。
他们不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种做法，而是先给用户安装除尘器，等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后才收款。
用户如果一时资金短缺，用其它产品或多余的机器设备折款交付也行。
用户难以拿定主意时，他们就先把除尘器交给它使用。
由于重视销售工作，建厂以来不断接受各地的定货任务。
这个厂能够迅速发展，归根结底是拥有真正的企业自主权。
公社党委只对工厂进行政治领导，企业内部的产、销、人权、财权都由工厂自主。
厂长办事善于依靠群众，把自主权交给职工群众共同掌握，大家心情舒畅，干工作齐心协力。
徐筑敏刘庆鹰

提高农贷资金利用率搞活农村信贷工作
昌潍地区信用社实行跨县社贷款
本报讯
记者郭修生报道：
山东省昌潍地区打破基层信用社资金只能贷给本社的框框，实行跨社跨县发放贷款，调剂余缺。
对提高农贷资金利用率，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年年初，昌潍地区银行在调查中发现，县与县、社与社之间，农贷资金很不平衡。
有的信用社有款贷不出去，资金积压；
有的信用社又无钱支持集体工副业生产和社员家庭副业。
为了提高农贷资金的利用率，地区银行决定资金有余的信用社可以贷给其他社、队；
可以贷给外地基层信用社，也可以直接贷给外地的生产单位。
都按照贷给本社生产单位的同样利率收取利息。
五莲县的基层信用社可放资金较多，由地区银行搭桥，五莲县的中至、高泽、许孟等公社信用社直接同潍县寒亭公社的4个社办工厂和6个大队签定合同，共向他们发放贷款50万元，帮助发展造纸、建材、织布等工副业生产。

搞好定额计酬责任制
江苏省无锡县保建大队在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集体生产发展了，他们就及时变更经营方式，实行按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
同时，他们又根据本地生产力水平较高、干部管理能力较强等实际情况，在专业组内部继续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小段包工、定额管理的办法，因而生产得以持续发展，干部和群众都比较满意。
推行生产责任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既不搞“一刀切”，也不要“一阵风”。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调查研究上切实下功夫。
要深入调查本地的历史和现状，然后进行分析和比较，并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本社队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具体方案。
目前，实行田间管理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这种责任制的生产队，在全国大约占50％以上。
搞好这种责任制，对我国农业的关系甚大。
它与其它责任制形式一样，有其优越之处，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它没有把生产者的报酬与其劳动成果直接联系起来，所以在一些地方往往容易出现不顾农活质量等问题，这是需要研究解决的。
保建大队平时对每项农活都事先提出完成的时间和质量标准，并做出样子，搞好示范；
作业过程中又注意检查验收，每年年终还拿出一定的时间坐下来专门总结，努力使这种责任制健全和完善起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这说明，只要加强领导，切实做好工作，这种责任制也同样是有生命力的。

明确水利建设目的尽快发挥工程效益
内蒙古重点抓续建配套取得成绩
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19日电内蒙古自治区从去年以来，先后停建缓建总投资达五千多万元的33个在建的水利基建项目，把资金用到投资少、见效快的续建配套工程上，使这些工程尽快发挥效益。
今年01月到11月份，全自治区计划的续建配套工程已完成90．6％。
水利建设是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投资的大户之一。
多年来，由于有些水利项目建设的目的不够明确，基建摊子越铺越大，有的成了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
1978年下半年，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决定对那些投资大，耗费人力物力多，建设周期长，见效慢的工程停建和缓建。
把有限的投资集中用于水源充足，效益大、投资少、见效快的续建配套工程上。
去年，全区停建缓建了24个百万元以上的在建工程，当年尝到了甜头。
今年，总结了去年的经验，除没有新建项目外，又停建缓建了9个投资额较大的工程，水利基建经费从去年的7，160多万元，压缩到4，380万元。
内蒙古自治区在压缩水利基建投资后，对使用现有投资坚持了重点、优先的方针，即保证重点，不撒胡椒面，不遍地开花。
河套灌区和辽河灌区是自治区农产品重点产区，这里水源充足，水利投资效益也好。
因此，自治区把压缩后的水利建设投资的60％都用于这些地区的配套工程，使许多续建配套工程发挥了效益。
优先即在投资上对于同群众利益有密切联系的工程优先安排。
去年以来，自治区水利部门对全区一些险库险坝进行了摸底，然后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库坝的加固和除险工程。

“栽树就是‘栽富’”
——记河南省林业劳动模范孙登祥的事迹
最近，河南省沈丘县卞路口公社党委书记孙登祥同志，被提拔为周口地区林业局副局长。
消息传开，人们纷纷议论：
“栽富”书记当林业局长，真是合格合材合人心。
早在1965年，老孙在北郊公社大吴庄三队蹲点，亲眼看到社员群众缺钱、缺柴烧。
他就琢磨着怎样解决群众的这些困难。
一天，他看到焦裕禄在兰考栽泡桐的经验，很受启发。
于是，孙登祥带领大吴庄三队社员，从一百多里外买来桐根，搞了50亩苗圃。
第2年，除本队自栽二千多棵外，卖桐苗收入2．5万元。
从那时起，老孙认准了植树致富的路子，在他的心目中，“树”和“富”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栽树就是“栽富”，成了他的口头禅。
“栽富”书记这个称号就在全县传开了。
正当孙登祥和大吴庄群众满怀信心地“栽富”治穷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错误路线忠实执行者”的大帽子扣了下来。
可是，老孙并不灰心，他同队干部说：
“地里不让栽树，让它们跟咱学，也来个‘靠边站’吧！”
不久，这个队的坑边、路边、渠边都密密麻麻地栽上了树。
十年动乱期间，老孙先后被调动五次，每到一处，他就和群众一起给那里的大地披上绿装。
虽然受到无休无止的批判，但丝毫没有动摇孙登祥栽树致富的决心。
1975年，孙登祥到卞路口公社担任党委书记。
这里是一个由3个公社边缘组成的新公社，是全县有名的穷地方。
老孙上任的第1天，就来到植树造林比较好的高滩生产队。
这个队顶着逆风，栽下了1万多棵桐树，每年林业收入都在2万元以上。
老孙抱抱这棵，搂搂那棵，可高兴啦！
他建议党委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到会干部看着棵棵粗大的桐树，掰着手指算经济帐，深受启发。
经过几个冬春，全公社累计植树56万棵，农桐间作面积3万亩。
过去的秃路秃庄，如今到处是林荫夹道，绿树掩映，一派生机。
孙登祥栽树爱树，公社的每一棵树，都连着老孙的心。
为防止损坏林木，他和党委同志一起制订了严格的管护措施：
干部带头实行责任制，公社党委委员分点包干，大队干部包片，生产队干部包段，在谁的点、片、段里出现毁林现象，由谁负责；
制订护林公约，对乱砍乱伐林木者，一定追究责任，按规定罚款。
孙登祥带头住进护林庵，不管是寒风呼啸的雪夜，或者盛夏酷暑的黄昏，老孙经常在护林庵里和护林员“打通腿”，拉家常。
几年来，他在9个大队、13个护林庵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夜晚。
由于孙登祥带头爱树、护树，全社干部群众逐渐养成爱树光荣、毁树可耻的新风尚，毁树事件基本杜绝。
孙登祥还积极学习、钻研植树技术。
平时，他处处留心哪些树种生长快、木质好，哪些树适宜什么土质，并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每次去县开会，他总爱到林业局去和技术员拉一拉，临走，还要带上一叠子林业技术资料。
老孙还拜崔楼大队林业技术员崔传贤为师，学会了杨树嫁接，苹果剪枝、治虫，泡桐育苗等技术。
为实现桐苗一年出圃，他和公社林业干部高连军多次找有经验的老农座谈，根据红薯火炕育苗的原理，试验成功桐根火炕催芽育苗，大大提前了桐苗的速生期，使全社50％以上的桐苗达到当年育苗当年出圃。
目前，卞路口公社大部分桐林已经成材。
林业干部高连军算了一笔帐：
“到年底，全社桐树可达60万棵，平均每棵按15元计算，价值900万元；
十年后，每棵按80元计算，可收入现金四千多万元，全社人均1，000元。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可是，老孙却想得更多一些。
他说：
你们的帐只算的是林副产品，把树的生物效能给忘掉啦！
植树绿化了大地，促进了生态平衡，改善了田间小气候，全公社粮食产量每年都增加几百万斤，棉花产量提高了近1倍，逐渐富起来了，咱们办的是致富的“绿色工厂”呢！
孙冠德李同良

爱惜林木资源实现物尽其用
黑龙江省大力发展木材综合利用
本报讯通讯员杜玉亭、刘长生报道：
黑龙江省木材综合利用在调整中迅速发展，采伐、造材、加工三个剩余物的综合利用水平大大提高，综合利用产品已发展到200多种，不少产品远销国内外，总产值达到26，900万元，比去年提高85％。
林多，是黑龙江省的一大优势。
每年由采伐、造材、加工下来的可以利用的剩余物达300多万立方米。
为了更好地发挥林业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木材综合利用，黑龙江省木材综合利用领导小组，把森工企业、地方营林、二轻、社队企业、物资、建筑等几条战线的木材综合利用统一管起来；
与此同时，千方百计解决开展综合利用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
政策上，决定对各行各业搞的木材综合利用，都同轻工部门一样对待，在燃料、电力和运输上优先照顾。
在建设资金方面，除了积极安排一定的投资外，银行贷款也按轻工贷款待遇，实行低息，同时减低税收，让企业“滚雪球”扩大发展。
在管理体制上积极组织专业化协作，发展联营和合营企业。
现在，一个以生产人造板为重点，以大型企业为骨干的木材综合利用生产体系正在形成。
光是全省林业企业就拥有纤维板厂11处，制浆造纸和纸板厂8处，还有刨花板、细木工板、锯末酒精、浆泊抽丝等林化工厂以及集体经济兴办的各种小木加工厂450多处。
每年仅利用剩余物生产的三种人造板（纤维板、刨花板、细木工板）达10万吨（立米），可以节省70万立方米的森林蓄积，等于省内两个中等林业局每年原木的产量。
家具等成品、半成品畅销北京、天津、上海市场。

让社员及时吃上热饭
10月中旬的一天，刮着西北风，山东巨野县夏官屯公社棉花交售站前排着长队，虽然到了吃饭时间，人也不见减少。
因为交售站离饭店较远，大家都怕一走开挨不上号，晚交了棉花，耽误了农业生产。
这情形被交售站主任蒋稚东看在眼里。
他想，广大社员踊跃向国家交售棉花，应当让他们及时吃上热饭，喝上热汤。
第2天一早，全站职工一起动手，很快办起了一个临时饭堂，有包子、卷子、水饺、面条、小菜、稀粥等，经济可口。
这样，不论早晚，前来交售棉花的社员和干部都能及时吃上热饭，喝上热汤。
他们热情赞扬棉花交售站为大家办了一件好事。
陈来光

编者按：
多年来，一些轻纺产品品种单调，花色陈旧，被人称为“一贯制”。
这个老大难问题，主要是轻纺工业长期摆不到应有的位置造成的。
实行国民经济的整调方针，为改进轻纺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前，要使新产品的研制工作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必须切实解决体制、科研、新产品试制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上海、江苏轻纺部门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令人感到高兴。
上海轻工业局重视新产品研制
向新型、高级、精密、多品种方向发展
本报讯
记者谢荣镇报道：
上海市轻工业局发挥工业基础好、技术力量强的优势，积极研制高、精、尖的新产品，取得一定的成绩。
今年以来，已试制成手提式电动多能缝纫机、Ⅱ型油溶性彩色胶卷、Ⅲ型气压式保温瓶等一大批新产品。
怎样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轻工业品，提高竞争能力，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上海轻工局的同志分析了工业生产的形势后认为，上海的许多轻工业品虽然畅销全国，但要看到近几年来，许多地区的工业基础已大大加强，不少产品已赶上或超过了上海的水平。
因此，决不能再关起门来自称“老大哥”。
在竞争中，如果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不在新产品上下功夫，上海轻工业品的竞争优势就会逐步消失。
于是采取措施，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产品升级换代，向新型、高级、精密、多品种方向发展。
上海市轻工业局今年举办各种新产品展销会，鼓励积极研制新品种新花色，坚决淘汰那些没有竞争能力的老产品。
去年底，局党委就决定在今年国庆期间举办的“上海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就是动员全局各行各业都要拿出最新最佳的轻工业产品，与广大消费者见面，并明文规定，不是新产品新花色，都不能参加展销会。
这一决定极大地调动了各企业研制新产品的积极性。
今年，上海保温瓶各厂大搞产品升级换代，连续三次淘汰老产品。
他们还放下架子，虚心学习杭州保温瓶厂的经验，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仅1到10月，他们就试制出80多种优质新颖的新产品新花色，参加国庆节的展销，受到了广大用户的欢迎。
上海轻工局在研制新产品中，根据广大消费者的不同爱好，不同需要，改进新产品的设计，使群众在使用、携带、维修上三方便。
上海日用化学品三厂试制的液体鞋油，装在玻璃瓶内，瓶口是一个海绵塞头，使用时，只要将瓶子倒置，用海绵头在皮鞋上均匀涂抹，不需要揩擦，待油干后，鞋面即产生亮光。
由于这种鞋油使用方便，上市后销售量超过了普通鞋油的七倍。

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形成经济情报网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多数分行都开始重视经济情报工作，全国已初步形成一个联结着21个省、市、自治区人民银行分支行的经济情报网。
对于促进生产和流通，调节国民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市支行在收集氢气行业产销情报时，发现南京电化厂生产烧碱的副产品——氢气，由于用不了，白白放走了不少；
而一些用氢的企业，还向银行贷款添置设备，用电解水的方法自产氢气。
据有关部门测算，这种用电解水的方法生产氢气，每生产一立方米氢气要耗电8度，而南京电化厂每生产一立方米氢气只需电0．4度。
如果停止用电解水的方法生产氢，由南京电化厂负责全市氢气的供应，全市一年就可以节电七百多万度。
南京支行主动与电化厂联系，表示可以提供增加氢气储运设备的贷款，南京市有关领导部门也积极支持南京市支行的意见。
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掌握柞蚕丝全省和国内外的产销情报后，当一个县提出申请贷款50万元新建一座柞蚕缫丝厂时，便拒绝贷给，避免了重复建厂。
上海市卢湾区人民银行办事处今年09月从几个商店发现，上半年还在畅销的泡沫塑料皮夹克销不出去，立即向全市银行发出信息。
虹口区办事处得到这个情报，便告诉了正在进货加工这种产品的四、五家服装加工厂，使他们改产其他适销的产
品。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在苏州召开了经济情报工作座谈会，研究加强经济情报工作的具体措施。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指出，经济情报是银行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的前提，是提高贷款经济效果的基础。
各地银行应当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经济情报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

交通部提前完成水运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电全国主要内河、海运、远洋运输企业和港口已经分别提前22天和24天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
截至12月09日，水上货物运输量完成一亿三千四百多万吨，港口吞吐量完成二亿八千八百多万吨，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和2．6％。
煤炭、石油、支农产品等重点物资都完成了规定的运输任务。
主要港口和航运企业还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全年国家利润计划。
今年头十个月共节约燃料油十三万多吨。
秦皇岛、连云港、上海港、大连港抓紧对老码头进行改造，使年吞吐能力增加了400万吨，从而提高了煤炭、石油、百货杂货的运输通过能力。

八机部所属工厂
扩大民品生产
本报讯八机部系统的工厂积极扩大民用产品生产，现已接受商业部、外贸部、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的订货。
八机部所属工厂明年安排的产品包括电子、机械、轻工、化工和支农产品等，其中有卡车、电风扇、电唱机、电视机、收音机、洗衣机、食品烤炉、小金柜等300多个品种。
此外，这些工厂还接受来料、来样加工等业务。
孙月菁

沈阳市食品公司蛋禽购销站，制造成功一种卧式家禽打毛机，每小时可处理家禽五千多只。
新华社记者肖野摄

有用人自主权有奖也有罚
天津东沽毛衣厂实行新的管理方法，取得好的经济效果
新华社天津电新华社记者朱泽民报道：
天津东亚毛纺织厂和塘沽区东沽渔业公社联合投资兴办的东沽毛衣厂，在管理上不照搬一些工厂企业吃“大锅饭”，搞“铁饭碗”的习惯做法，从实际出发，以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果为目标，搞了一套新的管理方法，效果很好。
这个厂从今年05月份投产到现在，已生产出18个品种、40个规格的毛衣、童帽和披肩，质量达到全市同行业先进水平。
这些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开始出口，工厂有了盈利。
这个厂经营管理上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在招工、用工上不搞“铁饭碗”。
全厂四百九十多名工人，都是从东沽渔业公社招收来的妇女劳力。
她们在进厂时都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达到规定的水平后发给合格证才能成为正式工人。
在规定的培训期内达不到要求的要减发工资；
经过培训确实不能适应生产要求的，工厂就辞退，回去继续当渔民。
因此，这些渔业公社社员来到厂以后学习技术非常刻苦，绝大多数编织工和缝绣工在培训期内都取得了上岗操作的合格证书。
工人得到合格证顶岗操作以后，如果违反劳动纪律或者出工不出力，经批评教育不改的，工厂有权停止她的工作，甚至辞退。
这个办法实行以后，全厂再也没有违反劳动纪律和偷懒不干活的现象发生。
实行有奖有罚，不搞平均主义，也是这个厂经营管理的一个特点。
从投产开始，这个厂就规定：
编织工、缝绣工完成定额后，每多加工一件毛衣，可以提取60％的加工费归个人；
加工数量达不到定额的要按件罚款，罚款的数量相当于每件加工费的30％。
实际上，几乎人人超产。
10月份，全厂二百多名缝绣工，80％以上得了奖，最多的得二十多元。
对于各班组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指标，厂里也有明确的要求。
如果有的班组在产品产量和质量上出了问题，工厂就下令停产整顿，因为整顿而完不成定额的，要照章罚款。
由于操作不当而造成损失的，有关工人也要按规定负责赔偿。
这一来，就既保证了毛衣质量，又防止了材料浪费。
这个工厂还实行浮动工资，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厂里规定：
工厂盈利多，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就向上调，否则就下降。
这样，就把企业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目前，这个厂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33元，加上超额奖，高的达五十多元，低的四十元左右。
10月份，随着工厂收入增加，职工的生活补贴也由工厂开办初期的2元5角增加到5元。
最近，这个厂加工的4，200件出口毛衣，虽然质量要求较高，加工难度较大，正品率仍然达到97％。
东沽毛衣厂的管理机构也很精简。
全厂只有18名脱产干部，占职工总数的3．6％。
全厂不设车间，19个班组由厂部直接领导。
东亚毛纺织厂派到这个厂3名工程师和一般干部，分别担任厂长和副厂长，他们很少坐办公室，指挥生产都是一竿子插到底。
各职能科室中，供销科的干部最多，有8名，还兼管财务；
后勤组的干部最少，只有一个人。

杜家畈铜矿不断发生重大事故
工人和死者家属写了上百封信控告矿长聂培岭等人，结果都石沉大海……
最近，记者被几十封告状信“邀请”到河南省信阳冶炼厂杜家畈铜矿。
这座只有120多名井下工人的小型矿山，事故屡次发生。
仅从前年10月到去年04月的半年时间内，就发生中毒事故几十起，中毒工人达120多人次，死亡2人。
此外，这个矿还因井筒掉车、钢丝绳断和跑罐事故，使多人死亡和重伤致残。
矿上广大工人强烈要求改善矿山生产条件，重视安全生产。
但是，有关领导总觉得“矿山事故难免”，对群众的呼声漠然置之。
“矿山事故难免”吗？
据记者了解，这些重大事故，全是人为的。
危害最烈的炮烟中毒事故就是一例。
国家明文规定，在开矿时严禁使用“梯恩梯”炸药，矿长聂培岭等人对此规定心里十分清楚，但他们却长期违章使用这种炸药，往井下送风的一对风井，因长期缺乏维修，一堵一废，空气基本不能循环，聂培岭等人对此也熟视无睹。
老工人杨廷杰主动要求带两名工人去排除故障，他们都不理睬，致使中毒事故日益频繁。
矿长聂培岭等人独断专行，无视安全生产。
按国家规定，选矿场空气含尘量每立方米不得超过2毫克，这个矿竟高达428毫克，井下及采场尘粉浓度也分别超过规定标准几十倍到上百倍，严重地危害着工人的身心健康，而矿上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
根据设计要求，从井上到井下采场，要有方便工人上下的平台，梯子按60度倾斜角安放，聂培岭却硬要取消平台，把梯子按照90度垂直角安放，造成多次摔死摔伤事故。
技术员张世雄把矿山设计图纸摆在聂培岭面前，要求按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和生产，聂培岭却蛮横地说：
“我懂！
技术员都走了，我照样开！”
聂培岭等人对待工人的态度十分恶劣。
有一个工人死了，他的父母要求见见聂矿长，请求了一个星期，聂培岭拒而不见。
另一位工人遇难的当天，家属哭得死去活来，许多工人也跟着流泪，而聂培岭却兴致大发，伙同冶炼厂几个领导干部连吃两场酒席，猜拳行令，直至深夜。
工人死了，残废了，没个交代，领导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杜家畈铜矿的工人和死者家属怒火中烧，写了上百封控告信，上访了几十次，向省、地区有关部门揭发聂培岭等人的问题，结果都如石沉大海。
是上级领导不知道吗？
是知道的。
信阳地区工业局副局长说得很坦率：
“矿山死的人太多了，我们都习以为常了。”
现在，杜家畈铜矿容易开采的部分已经开采完了，不太好开采的，因事故太多停产了。
但是至今这些事故的责任“还没有划分清楚”。
广大群众对改组后的信阳地委寄予很大希望。
铜矿的问题能否很快有个结果呢？
广大工人和死者家属在期待着，社会舆论也在期待着。
新华社通讯员鲁嘉宾
新华社记者周国华

江苏纺织工业加强新产品试制工作
本报讯
记者华惠毅报道：
江苏省纺织工业部门根据市场需要，今年以来，试制成功了60支纯棉印花绉纱、混色纺中长薄型派力司、磨绒中长仿毛花呢等一批新产品，大部分已经正式投入生产，陆续进入国内外市场。
今年以来，江苏省纺织工业部门对研究和生产新产品比较重视，把它作为提高全省纺织工业水平，增强纺织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重要措施。
年初，省纺织工业厅和苏州、无锡等纺织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都成立了研究新产品的机构，加强对新产品试制和生产的领导。
有些新产品涉及到原料、纺织、印染等环节，省纺织工业厅打破地区界限，把有关工厂组织起来，根据产品要求，定质量，定数量，定工艺，定进度，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大协作。
常州、无锡等地还运用经济手段推动新产品的试制工作。
对研究和生产新产品成绩较好的单位和职工予以奖励，对因价格因素造成亏损的工厂，给以适当补助，从而调动了工厂试制新产品的积极性。

王庄煤矿吸取“渤二”事故的教训
狠抓安全生产产量稳步上升
本报讯山西潞安矿务局王庄煤矿，积极吸取“渤海2号”事故的教训，事故大幅度下降，生产稳步上升。
全矿已提前49天完成全年原煤生产任务，提前79天完成全年掘进计划。
国务院关于处理“渤2”事故的决定公布后，这个矿对安全生产更重视了。
矿党委认为，要搞好安全生产，继续肃清左倾路线流毒非常重要。
一些人习惯于过去那种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不顾工人安危、蛮干瞎干。
现在强调讲究科学技术，注重安全生产，就产生了畏难情绪，工作缩手缩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矿党委及时引导干部总结本矿历史经验教训：
在矿井投产的10多年中，什么时候安全搞得好，生产就发展快；
一般地说安全生产好的年份成本也比较低；
安全生产状况差的年份成本也比较高，浪费也大。
大家认识到：
安全与生产并不是对立的，可以做到既搞好安全，又搞好生产。
这个矿的领导干部对全矿的实际情况进行周密调查，对不同的生产条件区别对待，采取有效措施。
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一、安全条件很差，带危险性的生产作业坚决停下来，改善安全条件后再生产。
凡是违反煤矿三大规程的作业坚决停下来。
在安全与生产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先搞好安全。
订的指标过高的，要把指标调到符合实际的水平。
二、安全条件比较差，但不危及生产，属于可停可不停的就不要停止生产。
但要迅速采取补救措施，一面排除隐患，一面完成生产任务。
三、安全条件好的工作面也不放松警惕。
领导干部坚持现场指挥，定期检查安全状况，发现事故隐患及时排除，生产之前采取防范措施。
矿队干部还教育工人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采取按人包干负责的办法，做好安全工作。
由于思想问题解决及时，安全措施具体，全矿生产取得了较好成绩。
处理“渤2”事故后情况更好，伤亡事故和非伤亡事故比去年分别下降了18．2％和14 ．17％，生产也稳步上升，被煤炭部和山西省煤管局命名为文明生产矿井。
本报通讯员路灵章刘永全

由职代会选举的厂长提名组班子
临猗化肥厂生产明显增长
据新华社太原电今年10月底，临猗县化肥厂首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原副厂长孙历战当厂长。
孙历战同志今年41岁，曾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工研究所学习3年。
1968年以来，他一直搞工艺技术工作，多次参加过其它一些地方化肥厂的安装和试车工作，并解决了本厂生产中一些疑难问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孙历战当选后，他提出刘继浩、王百占、梁云厚3人为副厂长。
这3人都是40岁上下的中年干部，具有大学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懂技术、懂生产、懂管理，职工代表大会同意任命他们为副厂长。
临猗县化肥厂新的领导班子组成后，他们对职工代表大会提出的103条意见，逐条进行研究，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措施，首先抓了精简机构，压缩非生产人员。
把8个科室合并为7个；
把行政管理人员，由118名压缩到98名，抽出20名非生产人员充实到生产第1线；
其次是经过试点，改死工资为浮动工资。
把80％工资作为基本工资，把20％工资作为浮动工资。
11月份以来，生产变化较明显，平均日产化肥90．9吨，比历史上的最高日产量多8％。

遵化县建筑公司职代会行使权力
职工代表的提案有了着落
本报讯遵化县建筑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职工代表提出的提案和意见都有了着落。
群众高兴地说：
“我们的代表说话就是算数！”
给女工安排适当的工作。
公司曾成立一个32人的“三八”妇女瓦工队。
但妇女干不了搬石头、上大梁等活。
职代会提出解散妇女队，给她们另分工作。
公司根据职代会意见，做了妥善安排。
堵住招工“走后门”。
今年06月，劳动局给公司30名招合同工指标，公司领导暗中照顾了“关系户”和亲戚朋友。
职工代表知道了这件事，向公司领导提出了意见。
公司领导接受批评，按照职代会的意见，除了一名搅拌机手生产成绩显著，可由临时工变为合同工外，其余指标均分给各厂队，通过技术考核，按照工作年限、劳动态度、贡献大小等条件，由职工群众民主评议、确定。
米玉华张瑞增

镇江研制成冲调方便的婴儿奶粉
本报讯江苏省镇江市乳品厂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研制成功一种以新鲜牛奶为原料的婴儿调制奶粉。
最近经商业部门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鉴定，认为这种奶粉含有婴儿发育需要的蛋白质、脂肪、乳糖等多种营养成份和11种维生素、矿物质等；
冲调方便，适口性强，是目前可以代替母乳的一种较好的婴儿食品。
在南京儿童保健所配合下，已对30名婴儿进行了半年喂养试验，每人每月平均增加体重1．6斤。
现在该产品已投入小批量生产。

需要搭桥牵线人
梁家虎
有个城市的灯芯绒滞销，商业部门忧心忡忡地称之为“嫁不出的闺女”。
不久，百货公司送货下乡，把这个“嫁不出的闺女”捎上了。
很快销售一空。
有人感叹：
早有个“媒人”拉线就好了。
看来灯芯绒并不是“嫁不出”，只不过是没有找到“对象”，以至于长期在城市“坐守”仓库。
由于商情交流不畅，此地滞销彼地缺货的情况还不少。
虽然各种广告和采购、推销人员都起着“媒人”的作用，但这对于越来越活跃的经济交流来说，远远不够。
我认为，完全有必要设立诸如“行情点”、“交易中心”等媒介机构。
这样，因“嫁”而苦恼者的难题可以迎刃而解，因“娶”而发愁者也可以消抹愁容。

剥开康生的画皮
陈麒章金石
历史常常嘲弄人——狡诈的反面人物登台表演时，却画了正人君子的脸谱；
十恶不赦的坏蛋盖棺之后，还戴着璀璨夺目的桂冠。
古语“大奸似忠”，简洁地概括了这种历史现象。
拿它来勾划康生其人的真面目，确是再贴切不过了。
几十年来，康生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
特别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正赶上“史无前例”的年月，风云际会，又先后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央的副主席。
那一阵子，他算得上是生前红得发紫，死后备极哀荣。
怎奈历史无情，骗人的货色迟早是要露馅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揭、批、查的逐步深入，康生的“画皮”终于被剥开了。
这个人一遇适宜的政治气候，就以“最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
擅长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兴风作浪；
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
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更把他的这一套“看家本领”，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与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沆瀣一气，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多方制造混乱，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康生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刽子手，确实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确实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军师
十年浩劫，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康生充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军师，在这场浩劫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实际上都是他在背后出谋划策，或直接挑动搞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就为林彪、江青一伙篡夺领导权，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立下了“汗马功劳”。
康生在1967年07月伙同江青、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他进行人身迫害并抄家，康生还伙同江青、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
1968年09月17日，康生在他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毫无根据地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六顶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
“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康生不折不扣地是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元凶之一。
为了替林彪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康生伙同陈伯达修改审定了1966年05月18日发表的林彪那篇大讲中外古今政变史的、臭名昭著的“政变经”。
不仅如此，康生还紧密配合行动，在1966年07月前后，接连捏造所谓“02月兵变”事件，陷害彭真、贺龙同志。
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借房子。
07月上旬，北京大学有人贴出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康生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在7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蛊惑人心，大讲所谓彭真策划“02月兵变”的经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与此同时，他又在“中央文革”一次会议上，胡说什么“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02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
以后在一次专案工作会议上，他又硬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编造贺龙同志“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的谎言，说得神乎其神。
这些谣言，当时在北京市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为此受牵连，遭到无辜迫害。
康生还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篡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康生就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说得漆黑一团。
他声称：
“一个党校、一个组织部、一个联络部，基本上原来的领导人都是坏家伙，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监察委员会没有起什么好作用”，等等。
他进而提出：
“党校不能要”，“总的方针，斗批走，斗批散也好”；
“撤销中监委、中组部，只留少数人，其余下放”。
就是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搞大换班，大批干部“下放”、“劳改”，许多人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残酷迫害。
1967年01月，康生伙同江青等人，指使王效禹篡夺青岛市和山东省党政大权。
同年03月，他又紧密配合林彪对李井泉同志的诋毁，把四川省诬蔑为“黑司令部的大后方”，并伙同江青、王力，为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翻案，封之为“正确路线代表”，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篡夺四川省领导权。
同年11月前后，康生还造谣说：
“陕西是刘少奇、彭德怀、安子文、杨献珍的后方基地”，“西安是敌人潜伏的一个黑窝子”，“内蒙敌人是有很多的，有苏修的，有蒙修的，有日本的，有伪满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内部有乌兰夫的”，等等，为进一步篡夺各地区的领导权继续大造反革命舆论。
为了把全国搞乱，以便于林彪、江青一伙从乱中插手夺权，康生还极力煽动派性，挑动武斗，制造镇压群众的流血事件。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向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头头们鼓吹“越乱越好”，并把这些人的打砸抢行径夸奖为“群众革命”。
1967年07月24日晚，康生在北京京西宾馆一个批斗会上坐镇，他伙同吴法宪指使一些人，对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5位同志拳打脚踢，搞了通宵的残酷斗争。
在这前后，康生多次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一再煽动说：
“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
“（湖北的）‘百万雄师’已经到了河南，……我知道‘百万雄师’是反‘二七公社’的”，挑动两派群众组织大搞武斗，导致发生血洗郑州烟厂的惨案，当场打死10人，伤残一百多人。
同年08月间，康生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派群众组织封为“造反派”，要进驻宁夏的部队坚决支持这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而把另一派划为“保守派”，并说他们“性质变了”，要“武装镇压”，结果酿成青铜峡地区的流血事件，当场死伤各一百来人。
事后，康生竟然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林彪、江青一伙，把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以后，应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正确观点，硬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反动的理论，进而给反对只搞运动不抓生产的正确主张，贴上“唯生产力论”的标签，大张挞伐，煽动“停工停产闹革命”。
而为这个阴谋打头阵，最先提出要公开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正是康生。
早在1966年12月间，康生就公然诋毁国务院主管生产的领导同志“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胡说“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
他还把列宁的《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歪曲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经典，提出：
“把刘少奇鼓吹中国经济落后，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叫做‘生产力论’吧，这样可以把他同老修正主义挂起钩来。”
经过康生这一番胡诌，批判“唯生产力论”变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以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政治口号。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伙经常挥舞这根“理论棍子”，到处整人，破坏生产，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康生在林彪阴谋败露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以后，感到政治气候对他不利，就“病倒”了。
但他在养病中，仍然密切注视政治动向，一有机会，立即出动。
1974年初，“四人帮”利用宣讲“儒法斗争史”，批周公，尽人皆知，这是影射诋毁周恩来同志的。
江青一伙，1月2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01月27日，康生就打电话给中央党校一个人，要他立即组织写作班子“唐晓文”写一篇《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影射文章，并对文章的内容和写法都作了具体指点。
02月03日，康生又嘱秘书给江青写信，表示对批林批孔十分关心，并把组织党校写文章的事告诉江青。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写成后，把《庄子·盗跖》的寓言武断为史实，臆造出一个与孔丘生不同时竟能当面骂孔丘的柳下跖，并借“柳下跖”之口，对周恩来同志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影射攻击。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成为江青的反革命武器。
1974年03月10日，江青给中国科学院感光研究所的一封信中，就说：
“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借此打击了一大批人。
心狠手毒害人成性
十年浩劫中，康生和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诬陷和迫害一大批干部，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一直掌握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许多重大冤案，都是由他直接点名、指使逼供，以及定性定案的。
据查证，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达839名。
如1968年05月16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讲话时，诬陷贺龙同志说：
“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
“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
由此就给贺龙同志戴上了“国民党”、“军阀”、“土匪”等一大堆帽子。
康生还伙同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等，诬陷陆定一同志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
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八百多人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33人，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20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康克清、陈再道、梁必业、黄岩、李启明等二百多人，还有不少各界知名人士。
康生随心所欲，凭空捏造，任意给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死党”、“帮凶”、“败类”、“坏人”、“反革命”种种罪名，甚至把反他也作为“反党”的一条罪状，加害于人。
他对革命同志心狠手毒，还表现在他写的一些所谓“定罪”批语上。
这些批语使用了“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突击审讯”、“送监狱”、“铐起来”等许多恶毒字样。
一道令下，就置大批干部于死地。
已查明，被康生直接点名迫害致死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就达八十多人；
致残致病的，更是不计其数。
在党的“九大”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康生勾结江青等人，为了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入手，连续干了几桩罪大恶极的勾当。
一件是，1968年0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中附上他亲自排列的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
在这个名单中，康生把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竟达总数的71％ 。
再一件是，1968年08月23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报告，把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61％以上的同志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3件是，1968年08月28日，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把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的政治情况分类排队，开了个名单。
在这个名单中，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划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严重错误”的，竟占50％左右。
这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名单，在十年动乱中，成为残害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凭证”；
同时，它也成了康生所犯罪行的铁证。
康生诬陷和迫害干部，其特别恶劣之处，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些人的情况，却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利用权力，捏造罪名，制造冤案，蓄意陷害。
下面列举的，只是其中几个最突出的事例：
薄一波等61位同志1936年出狱，是由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经党中央批准的。
这一点，康生1943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1944年他向延安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为了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竟闭起眼睛说瞎话，硬是诬陷这些同志为“反共叛党”，并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揪叛徒”之风，陷害了一大批同志。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件”，也是康生一手捏造的。
1942年0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制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几十人全部拘禁，以后又关进监狱。
绝大多数被捕人员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很好，有的牺牲在狱中。
1946年，张治中先生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时，经我党中央营救，除公开叛变的十多人外，一百三十多人无条件释放，于同年06月回到延安。
中央对这批同志被捕后的表现和出狱的经过，是完全了解的。
他们回到延安时，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那时候，康生甚至跳上汽车，同一些同志热烈拥抱。
但是，1967年，这批从新疆回延安的同志，陆续在各地被揪斗和审查。
康生明知此案一切情节，不但不说明真相，反而无中生有，诬陷他们“投敌叛变”，“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是“叛徒集团”，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使许多同志重陷冤狱达8年之久，大部分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26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伙同谢富治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自治区诬陷、迫害了大批干部、群众，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
1968年02月04日，康生说：
“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1969年02月04日，康生又说：
“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
在康生、谢富治的唆使下，因“内人党”等冤案遭到诬陷、迫害的干部、群众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16，222人被迫害致死。
原中共北京市委第2书记刘仁同志，30年代在苏联就认识康生；
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和康生共事过；
以后他到华北白区工作的情况，康生也是了解的。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亲自指使专案人员，搞了大量假材料，制造了一个所谓“大特务刘仁案件”，陷害和株连了一大批人。
1968年01月，康生在一份捏造的报告上，杀气腾腾地加上批语：
“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
“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讯工作”。
从此以后，刘仁等同志被戴上手铐脚镣达四、五年之久，受尽残酷折磨。
刘仁同志在1973年10月含冤而死，徐子荣同志1969年惨死于狱中。
康生陷害干部，竟然荒唐到单凭他的一次“相面”就可以定案的程度。
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同志，就是这样被迫害的。
1968年01月2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一个会议室，康生对赵健民同志作了一次既是十分滑稽又是卑鄙无耻的谈话：
康：
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
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
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
1936年。
康：
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
我没有自首。
康：
你还骗大家。
你是个叛徒！
赵：
我不是。
康：
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
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
康：
好！
你保留吧！
你写个条子！
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
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在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
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注：
这是康生凭空捏造出的一个政治假案），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赵：
中央可以审查。
康：
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
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
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
我要求。
康：
你写一写。
赵健民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后，康即指使谢富治当场将赵逮捕。
这是发生在一个多小时内的事情！
赵健民被投入监狱达8年之久，直至1978年07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在康生、谢富治的煽动下，云南大批干部、群众被扣上“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帽子，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
1967年04月，康生在一次接见内蒙古代表时，信口开河，凭空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
他说：
“我不认识王逸伦，但是在一次自治区党委会议上，我见了他，在见的中间，使我一看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一些表现，他的一些做法，他的一些神态，……总觉得这个人象个特务。”
就这样，由于康生的“一见定案”，把王逸伦同志关押了6年，直到1978年底才得到平反。
明里伪装背后搞鬼的两面派
康生表面上装作正人君子，以“正确路线代表”和“理论权威”自居，背后则是心怀鬼胎，诡计多端，坏事做尽，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两面派。
康生对待人，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看政治气候行事，需要你时可以把你捧上天堂，不需要你时可以把你打入地狱。
原中央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曾经长期跟随康生写文章，经常朝夕相处，康对他十分了解。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贴了这位同志几张大字报，康生就立即把他抛出去，诬陷他是某某人“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并要他的秘书跑到中央宣传部一次大会上宣布，逼得这位同志当天就含冤而死。
还有中央党校一个人，“文化大革命”初期，紧跟康生“造反”，反对林枫同志，深得康的信任，还调他到中央文革小组搞宣传工作。
后来，他对康生在党校“打倒一切”、“彻底砸烂”的一套做法，提了不同意见，康就批他“右的要命”，并反咬一口，把他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小爬虫”扯在一起。
明明调他去中央文革，是康生同意的，这时，康翻脸不认帐，硬说是
“背着我调去的”。
1967年10月，这个人根据事实贴了康生一张大字报，说明真相，立即被宣布为“反康生”，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
在中央党校，康生还阳一套、阴一套搞了许多鬼名堂。
1966年10月，康生派他办公室工作人员到党校，召集几个“造反派”头头，秘密布置他们贴刘少奇同志的大字报，并且要他们一定抢在其他单位前面贴出去。
还传达康生的交待说：
“你们贴出刘少奇的大字报，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有人出来劝阻，你们不要理他，尽管贴。”
还特别关照：
“对外可不要说是康老让你们贴的。”
1967年秋，康生策划撤销林枫同志的中央党校校长职务，他亲自对一些“造反派”头头说：
“你们把林枫放了那么长时间，也不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撤林枫的职，你们不向中央写报告请求，我不好办呵！”
那些“造反派”心领神会，立即借用群众名义给中央写报告，送给康生。
不久，林枫同志就被撤掉了校长职务。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侵吞大量珍贵文物、善本图书，也是采取两面派手法。
一方面，他多次通知北京市文物部门：
“查抄文物图书，不再归还本人，一律归公。”
另一方面，他却偷偷跑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三十多次，拿走大批珍贵文物、善本图书。
特别是1970年05月02日那一天，他伙同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库房，翻箱倒柜，各揽一摊，又当场互相赠送，然后用汽车拉回，据为己有，库存的珍贵文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同年11月06日，康生又亲自陪同江青，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窃取名贵印章和砚台。
总计被康生和林彪、“四人帮”一伙掠夺的图书达三万四千多册，文物五千五百多件。
康生明明是盗窃和破坏文物的祸首，却又标榜是为国家收藏文物，将来要“归公”。
其实，这都是骗人的鬼话。
他在掠夺的大量图书上都加盖了“康生”的私章，有些窃取来的名贵印章被他改刻成康生图章。
还把一部分印章、砚台和图书分送了他的亲友。
康生的精神状态，也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经常反复无常。
当他认为有利的时机，他可以精神抖擞，到处奔走，夜以继日工作，当他认为不利的时机，又往往装病躺倒，又疯又傻，不做工作，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在他的一生中，装病最长的一次竟达六年之久。
这就是1950年初，他当山东分局书记的时候。
当时，一方面是对职位安排不满。
原来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这时只让他当一个省的书记，放在华东局之下，他闹情绪不想干了。
另一方面，他心怀鬼胎，从对职位安排不满，联想到中央是否对他政治上不信任，因此他一再向人表示：
“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就这样，从1950年到1956年，他先到青岛，又转杭州，后到北京，一直“养病”六年。
他住在北京医院四年多，可以作诗、绘画、写字，就是装疯卖傻，见了人不说话。
直至党召开“八大”前夕，他得知中央仍将安排他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让他出来工作，他的“政治病”也就好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见到有机可乘，就上窜下跳，大肆活动，干了大量坏事。
等到1971年秋林彪一垮台，无疑对他是一次沉重打击，他又“病倒”了。
到了1975年春，他看到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又听说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就假装要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
其实，他30年代就认识江青，对江青的历史最清楚。
为什么过去四十多年不吭一声，而快到临死之际才不明不白地说了几句？
这决不是出于真情，只不过是这个两面派的最后一次表演罢了。
历史告诉我们，两面派的结局都不光彩。
现在，康生的真面目终于被彻底揭穿，落得了其应得的可耻下场——撤销《悼词》，开除党籍，并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受到历史的审判，这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
（新华社发）

新闻司发言人谈荷兰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
中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和极大遗憾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新华社记者就荷兰政府决定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事访问外交部，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在回答记者的询问时阐明了中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
新闻司发言人说：
荷兰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劝告，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决定批准荷兰莱因—斯凯尔特—维罗梅集团为台湾建造海军潜艇，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极大遗憾。
新闻司发言人说，关于这家荷兰公司向台湾出售潜艇一事，早在荷兰政府作出批准决定之前，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曾分别向荷兰方面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明确立场，并要求荷兰政府以两国友好关系为重，不要予以批准。
遗憾的是荷兰政府未予认真对待，仍于11月29日作了批准的决定。
随后，中国政府于12月03日再次向荷兰当局进行了严正交涉，要求荷兰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新闻司发言人指出：
向台湾出售武器完全超越了民间贸易的性质。
荷兰政府这一决定违背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背离了中荷两国1972年建交公报的原则。
荷兰政府这一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不能不对两国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荷兰官方竟有人声称，荷政府的这一决定不会影响两国长远的经济合作，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显然是为其错误决定辩解。
新闻司发言人最后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任何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1980年国际足坛一瞥
张人民
1980年国际足坛异常活跃，比赛次数之多为近十年所罕见。
除各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外，曾有3月份在尼日利亚举行的第12届非洲锦标赛，6月份在意大利举行的第6届欧洲锦标赛，7月份的奥运会足球赛，9月份的亚洲杯赛，12月底还将举行有历届世界冠军参加的“小世界杯赛”。
第12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各赛区也已经或即将揭开战幕。
奥运会足球赛是今年唯一的世界性比赛。
按照奥运会章程，凡职业足球运动员都不能参加，因此，它并不是一次世界最高水平的较量。
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不少国家和地区采取抵制行动，原获得决赛权的16个队中，有阿根廷、美国等7个队拒绝与会，改由落选队代替，使本来就缺少第一流强队的奥运会更加相形见绌。
欧洲历来是足球群雄林立、人才辈出的地区。
但今年的情况并不理想。
反映欧洲最高水平的锦标赛，远没有达到赛前人们的期望，更未涌现出象克鲁伊夫、贝肯鲍尔那样的名手。
西德队尚不愧为欧洲足球的带头人。
它在1978年世界杯赛中失利后，更换了教练，调整了阵容，加强了进攻力量，水平明显回升，首战以1∶0打败上届冠军捷克队，接着以3∶2战胜荷兰队，决赛中又以2∶1击败比利时，继1972年后再次夺得欧洲冠军。
异军崛起的比利时队，拥有欧洲最佳射手温·登·贝格，这次战胜了西班牙，迫和了意大利和英格兰，夺得亚军，这是比利时足球史上最高的战绩。
南美各队今年除奥运会预选赛外，没有大的比赛，但练兵赛一直不断。
目前阿根廷队在南美居于首位，它充实了五名年方二十的新秀，包括举世闻名的球星马拉多纳。
今年夏天，阿队出访欧洲，虽首战负于英格兰队，但最后以5∶1大胜奥地利队，凯旋而归，不久前又在国内连胜捷克队等三支欧洲劲旅。
巴西队则每况愈下，从去年开始的足球危机仍在继续，国内比赛水平普遍下降，观众人数锐减，国际比赛成绩也很不佳。
巴西评论员认为，影响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比赛太多，队员得不到休息和训练。
他们惊呼：
竞赛制度不改，巴西足球前景不妙！
作为世界足坛一翼的亚非，是足球运动的新兴地区，水平正在提高。
非洲劲旅尼日利亚队，在洲锦标赛中先后以1∶0和3∶0分别战胜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夺得冠军；
亚洲的科威特队在亚洲杯赛中连胜伊朗、南朝鲜等强手，首次夺魁。
此外，一些亚非代表队还在奥运会上取得了较好成绩。
中国自去年在国际足联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之后，国际交往日趋增多。
但当前我国足球水平还比较低，在今年03月的奥运会预选赛和9月的亚洲杯赛中分别失利，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目前我国家队已开赴香港参加世界杯预选赛亚洲第4组比赛，对手有朝鲜、日本、新加坡、香港和澳门，这对我国足球队又是一次新的考验。

世界杯足球赛与世界杯
“世界足球锦标赛”，通称为“世界杯足球赛”。
世界杯足球赛是国际足联1930年开始举办的，每4年一届。
1942和1946年因第2次世界大战而未能举行，所以，至1978年共举行十一届。
第12届锦标赛将于1982年在西班牙举行。
参加决赛的队由16个队增加到24个队。
亚大地区由一个队增加到两个队。
我国足球队1957年第1次参加第6届世界杯足球赛的预选赛，负于印尼队而失去出线机会。
今年12月21日至1981年01月04日，我国足球队将参加在香港举行的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亚大区预选赛分组比赛，这是我国队第2次参加世界杯足球赛。
预选赛先分成4个组进行初赛，然后由4个组的第1名在一起决出前两名，出线者取得参加西班牙决赛的资格。
我国队将参加第4组的比赛，参加这个组比赛的有香港、澳门、中国、北朝鲜、日本、新加坡，共6个队。
世界杯足球赛冠军队获得的奖品是“国际足联世界杯”。
这只金杯的形状是两个大力士双手把地球高高举起，象征着这项足球比赛的规模和威力。
杯高36厘米，价值两万美元。
这是一个永久性的流动杯，西德人在1974年首获此杯；
1978年，它被阿根廷人夺走。
在此之前的世界杯，叫“世界足球锦标赛——雷米特杯”，是为纪念从1921至1954年任国际足联主席长达33年的法国人朱尔斯·雷米特而命名的。
奖杯的形状，是以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长翅膀的尼凯为模特，她身穿古罗马式的束腰紧身衣，伸直双臂，双手捧起一只大杯。
因此，人们也称它为“金女神杯”。
此杯用纯金铸造，重1，800克，加上大理石底座，整整4公斤，是当年世界体育奖品中最豪华的一种。
它不是永久的流动杯，那个国家3次获得世界冠军，奖杯就永远属于他们。
1970年它被巴西队第3次获得，于是此杯就永远属巴西所有。
黄河

冬泳小记
寒冬，给冬泳爱好者带来了欢乐。
从清晨到中午，位于北京军事博物馆后面的“八一”湖总是那么热闹。
每天来这里冬泳的，有一、二百人之多。
你看，清晨六时，朦胧的夜色尚未退尽，许多人还在梦乡中，上早班的人们因为黎明时的寒冷，把身子畏缩在厚实的外套里匆匆赶路。
而这时，一个个冬泳者却穿着单薄的衣衫驱车而至，稍事活动一下，便甩去长衣裤，纵身跃入冰冷的水中奋臂游将起来，有的人要游上数千米方觉尽兴。
当他们上岸来时，开朗的脸上泛着红晕，强健的躯干腾着水汽，周身上下洋溢着蓬勃焕发的朝气，寒意早已悄悄隐去，似乎此时不是北国的初冬，而是南国的夏日。
在一个严冷的冬日，我来到这里看冬泳的人们。
一对姓杨的孪生兄弟告诉我，前几年，来这里冬泳的除了他俩二十来岁外，别的都是中年和老年人，而近两年，参加冬泳的青年多了。
这些青年当中，有工人，有售货员，有战士，也有学生。
他们有的是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因为市区原可供冬泳的红领巾湖、龙潭湖水质污染严重，不能游了。
虽说今年北京天冷得迟，但前一段寒流袭来，刮起了五级大风，水面带冰碴，人们的意志和毅力受到了考验，也尝到了战胜严寒的乐趣！
他们还说：
这几天这里的水温保持在摄氏十四度左右，北大一位五十多岁的李老师和她的爱人嫌这里水温高，特地到京密运河去冬泳，那里水温只有摄氏五度左右。
他们谦逊地说：
“和这对坚持冬泳十几年的老夫妇相比，我们不过是冬泳的新学员！”
天色渐渐大亮了，太阳发出淡淡的光，寒气依然那样砭人肌骨，但冬泳爱好者的热情话语，象一团火，烤得人心暖烘烘的。
李小菲

怎样修建和维护滑冰场
我国北方已进入冰上运动的大好时节。
广大青少年和体育工作者也许正在为修建一个经济适用的滑冰场地而煞费苦心吧，下面就为人工冰场的修建和维护提供一点知识。
一、冰场的选择。
一般应选择离水源近，日照时间短，地面平坦而避风的谷地、运动场或高大建筑物的北面，同时要求土质坚硬，不带沙性。
二、浇水前的准备。
首先要在场地的四周用雪或土作一道二十五至三十厘米高的埂，然后清除场内的碎石、烂瓦片、垃圾、草根等杂物，铲平地面，并磙紧压实。
三、浇水。
有条件的地方使用自来水，用胶皮管浇水时，最好在皮管嘴上套上一个扁形喷口，使水成扇形向外喷出。
人要倒退着走，免得踩坏场地。
农村也可用脸盆、水桶来浇冻。
第1次浇水，只能浇薄薄一层水，让它和地面冻结实后，再浇第2次。
一般十厘米厚的冰场要浇七、八次。
遇上特别严寒的天气，也可以一夜连续浇灌而成。
四、注意维护冰面。
每次滑冰后，浇水前，必须清除碎冰屑。
冰面如有疙瘩，要用铁铲铲平，再浇一层水；
冰面上刮上了灰土，也得随时扫净，不然会降低光洁度，影响滑行。
下雪天气，要及时清除冰面上的积雪，不要浇冰场，因这样容易出冰泡。
如冰面出现裂缝，可采取两种方法治理：
一是用碎冰屑填平，浇洒热水，使其溶化重新冻结；
一是用雪末加上水搅成乳酪状，灌到裂缝里去，再浇上水，可使冰面恢复平整。
雪水辑

网坛新秀
——记东京女子网球公开赛单打冠军余丽桥
我国选手余丽桥，在日本1980年东京女子网球公开赛中，连闯五关，力克群芳，荣获单打冠军。
这个喜讯犹如一朵报春花，示意人们：
中国健儿已开始迈向世界网球球坛。
东京女子网球公开赛，是水平较高的国际比赛，优胜者可得一笔丰厚的奖金。
因此，参加比赛的绝大多数是职业运动员，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网坛名将。
余丽桥能在强敌如林的激战中杀出重围，足见其球艺非凡。
在比赛中，余丽桥先后击败了日本选手古桥富美子、英国运动员皮克特和中国的段丽兰。
半决赛碰上了日本一号选手佐藤直子。
佐藤是一名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职业运动员，过去曾多次同我国选手交锋，保持不败纪录。
小余去年和今年同她比赛过两次，均遭败绩。
如今第3次较量，佐藤既占天时、地利、人和，又挟胜利者的赫赫威风，各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
但余丽桥遇强不馁，敢打敢拚，利用佐藤上网好而底线差的弱点，尽量把对手压到底线，使其难以施展上网的优势，打得得心应手，以6比1、6比2连胜两盘。
决赛的对手，是这次比赛的第1号种子选手、捷克斯洛伐克名将托玛诺娃。
她跟佐藤刚好相反，底线好而网前差。
余丽桥跟她也是第3次较量了。
前两次各胜一场，比分都是2比1，可见双方实力不相上下，关键是战略战术的运用和临场技术的发挥。
这次比赛是在塑胶地上进行的，小余根据沙地和塑胶地的不同性能，采用迎上前去打、不放小球的战术，尽量跟托玛诺娃在底线对抗，有机会就上网。
这种稳扎稳打的战术，不容易立刻见输赢，你来我往，一个球往往要来回打30多下。
这是双方拚体力、斗意志的一场比赛。
余丽桥每球必争，寸步不让，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鏖战，终于以两个6比4的比分赢得胜利，登上冠军宝座，使日本体育界人士和各国朋友们惊讶不已。
阎乃华宋亿太（附图片）
在11月16日东京女子网球公开赛的单打比赛中，中国选手余丽桥经过苦战，夺得冠军。
图为余丽桥在比赛中。
黎启榕摄

防疫医生郑学修在工作
河南省卫生防疫站主管丝虫病防治工作的医生郑学修同志，每年都用七、八个月的时间深入公社、大队进行调查研究，防病治病，组织训练班。
经他直接培训的丝虫病防治人员就有近六百人。
本报记者蒋铎摄

世界杯足球赛亚大区预选赛开幕
我足球队以一比○胜香港队
新华社香港12月21日电中国足球队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的1982年世界杯足球赛亚大区第4组预选赛编组赛中，以1∶0胜东道主香港队。
今天下午，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在香港政府大球场主持了这次预选赛的开幕式。
当参加比赛的中国队、日本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澳门队、新加坡队和香港队在乐曲声中列队进场时，两万多观众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开幕式结束后，中国队与香港队进行了首场编组赛。
这两支球队过去曾多次交锋，双方知己知彼，今番再次对垒，虽说是编组赛不计积分，但都踢得积极、认真。
战幕拉开，双方都采用四三三阵式。
中国队在老将容志行策动下，频频发动攻势，多次深入港队腹地，紧迫大门。
港队打得谨慎，防守严密，一再瓦解了中国队的攻势。
上半时双方均未破网。
下半时，双方争夺更为激烈。
中国队基本上控制了中场。
在进攻中，中国队曾五次罚角球，但都未能把握好时机，失去不少得分机会。
直到最后一分钟，中国队11号陈金刚才在港队门前近射命中。
22日将进行两场编组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对澳门队和新加坡队对日本队。
然后，根据编组赛的结果，六个队分成两组进行小组单循环赛。
获得两个小组前两名的队将进行交叉比赛争夺决赛权。
最后的决赛将在明年的1月04日进行。

中毛合作举办的农业试验场取得成果
据新华社马达加斯加12月18日电路易港消息：
中国和毛里求斯农业技术合作的百务农业试验场，因地制宜，推广良种，取得多项良好成果。
百务农业试验场引进了广东的广二矮五一三水稻品种，每年可以两熟。
平均每亩产量分别达1，270斤和1，500斤，被毛里求斯农业部技术总部确定为推广品种。
试验场还研究出以农药
“加保扶”防治当地危害水稻生长的粗角螟虫害，效果较好。
毛里求斯当局很重视毛中双方农业技术合作的成果。
毛里求斯总督奥斯曼等领导人多次前往试验场视察和指导工作。
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不久前赞扬说：
“中国政府派来的农技组几年来勤劳工作，为毛里求斯农业多样化，为我们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农技组是根据中国和毛里求斯签订的农业技术合作协定于1974年10月到达毛里求斯工作的。

亚洲速滑赛在日本富士吉田举行
我选手获优异成绩有五人八次打破四项全国纪录
新华社东京12月19日电亚洲速度滑冰比赛于18日、19日在日本山梨县富士吉田市举行。
中国选手在男、女各四个项目的比赛中获得一个第1名、1个第2名、4个第3名和5人八次打破4项全国纪录。
来自日本、中国和南朝鲜的15名男运动员和15名女运动员参加了这次比赛。
在女子组1，0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苗敏和曹桂凤以1分26秒90和1分27秒31的成绩分别获得第1名和第3名。
这两个成绩都打破了1分28秒17的全国纪录。
中国的另1名选手刘国力以1分29秒33的成绩获得这个项目的第6名。
曹桂凤和刘国力还在500米比赛中，滑出了43秒12和43秒53的成绩，分别获得第2名和第5名，同时打破了43秒59的全国纪录。
在1，500米比赛中，苗敏和曹桂凤分别以2分18秒38和2分19秒30的成绩获得第3名和第4名，均打破2分20秒67的全国纪录。
中国的另一名选手孔美玉还以2分22秒40的成绩获得这个项目的第6名。
在3，000米比赛中，孔美玉和另1名中国选手李文玉以4分56秒57和5分15秒61的成绩分别获得第3名和第6名。
在男子组1，5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赵伟昌和郭成江分别以2分01秒97和2分02秒47的成绩获得第3名和第5名，均打破2分02秒69的全国纪录。
赵伟昌和中国另一名选手王年春还在500米比赛中，分别以39秒59和39秒68的成绩获得第5名和第6名。
郭成江还以7分40秒88、4分27秒62的成绩获得5，000米和3，000米比赛的第4、6名。
日本男、女选手实力雄厚，夺得了7个第1名、六个第2名（其中一个并列）和三个第3名。
女选手加藤美善一人夺得500米和1，500米比赛的两个第1名以及1，000米和3，000米比赛的两个第2名。
女子3，000米比赛的第1名为另一名日本选手富田茂子所获得。
在男子4个项目比赛中，除南朝鲜选手李永河夺得500米、1，500米比赛的第2名和中国选手夺得1，500米比赛的第3名外，其余前3名均为日本选手所获得。
其中山本雅彦一人夺得1，500米和3，000米比赛两个第1名，并获得5，000米比赛的第2名。
500米和5，000米比赛的第1名分别为福田熏和清水康弘所获得。
日本教练铃木正树在第1天比赛结束后对记者说，中国选手腿部力量均比日本选手强，如果在起跑上再下番功夫，提高速度，用不了几年就会超过日本。

出于政治和军事考虑
苏联大肆向第3世界销售军火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研究报告透露，1979年苏联向第3世界出售了价值84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比1978年猛增了59亿美元。
报告指出，苏联在出售军事装备的同时，还派出了大量军事人员，现在苏联集团在第3世界国家的各种军事人员有5．1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古巴人。
报告指出，苏联向第3世界国家出售武器，除了谋取大量财政收入以外，更主要的是出于“政治和军事考虑”。

印度向国外采购大批新式武器
苏联是印度武器的最大供应者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新德里消息：
印度为加紧进行武器装备现代化，今年已向外国洽购大批新式武器，而苏联仍然是印度武器的最大供应者。
据西方通讯社和报纸报道，印度正在执行一项5年内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计划，共需花费250亿卢比（合31亿美元）。
今年来，印度政府先后派遣国防部高级官员访问了苏联和美国、加拿大、法国、西德等西方国家，洽购飞机、潜艇、坦克、导弹、大炮和电子设备等新式的武器装备。
今年05月印度和苏联签订了向印度提供16亿美元军火的协议。
这是印度独立33年来同外国进行的最大的一笔军火交易。
据西方通讯社透露，苏联将陆续向印度提供4个中队的米格23式战斗机和100辆T72型坦克，并从苏联引进技术在印度国内生产这种飞机和600辆坦克。
此外，印度还向苏联购买了3艘导弹驱逐舰、大批an—32型运输机、导弹和电子设备等。
12月13日，印度官方人士透露，苏联还同意向印度提供最新式的米格25型高空侦察机。
从60年代初期以来，苏联已逐步取代英国和美国，成为印度主要的军火供应商。
1970—1976年印度共进口武器装备约16．5亿美元，苏联占66％。
目前印度军队拥有的8艘潜艇以及巡逻艇、直升飞机和导弹全部是由苏联提供的。
西方通讯社透露印度陆军三分之二的重型装备是来自苏联的。
印度为了避免在武器装备方面过分依靠苏联，上届政府曾提出实行武器来源多边化的政策。
今年01月印度国大党重新执政后，英·甘地总理在7月19日声称，印度采取明智的平衡政策，在国防供给品方面不完全依赖任何单一的国家。
今年09月，印度国防部秘书梅隆访问美国，据透露，双方已就向印度提供27，800万美元的武器取得一致意见，包括提供3，70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和61个发射器，230门M196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和炮弹等。
这是在中断了15年之后，印美两国首次恢复的大宗武器交易。

古巴共产党二大闭幕
据新华社哈瓦那电古巴共产党第2次代表大会在选出新的领导机构后，20日已经闭幕。
在大会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分别重新当选为古共中央第1书记和第2书记。
政治局委员从13人增至16人。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会上作的报告承认，上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第1个五年计划（1976年至1980年）要求国民经济每年增长6％的指标没完成。
他说：
“如果没有苏联的特别援助，古巴武装部队是不可能取得目前的发展的。”
他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

外国漫画选
《印度时报》12月10日刊登的一幅漫画。
勃列日涅夫脚下踩着的纸上写着“阿富汗”，他正在说：
“我完全同意，不应该有外来干涉，这个问题必须内部解决……你看，我们一直在那里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新华社发

日中协会强调为增进日中友好而努力
据新华社东京12月19日电日本民间机构日中协会19日在东京举行全体会议，宣布自即日起该协会为社团法人，并已取得日本外务省的认可。
会议强调，该机构的宗旨是，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基础，为了两国关系的健全发展，要集聚日本全国各界的有识之士，为增进两国的友好、相互理解和信任而努力。
会议选出茅诚司任会长，小川平四郎等三人任副会长，野田毅任理事长，林祐一为常任理事，白西绅一郎任事务局长。

日本一些地区地表不断下沉
新华社东京12月19日电据日本环境厅18日发表的调查结果表明，日本一些地区由于地下水减少，地表不断下沉。
目前，日本全国的地表下沉面积有8，450平方公里，其中1979年度新发现的有215平方公里，一年内下沉2厘米以上的有624平方公里。
地表下沉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东京都附近，这是因为近年来这些地区新建的大规模住宅区大量提取地下水造成的。
埼玉县鹫宫町东大轮，去年度内地表下沉了9．6厘米。
日本现在有面积为1，125平方公里的地区海拔高度为0。
据调查，过去下沉现象显著的东京湾沿岸、大阪市、04日市、青森市、七尾市等地区，由于采取限制提取地下水措施，地表下沉速度大大减慢，有的地区已经停止。

朝鲜劳动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
讨论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明年计划
新华社平壤12月21日电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12月19和20日，朝鲜劳动党举行了第6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
会议指出，1981年朝鲜国民经济计划的中心任务是：
使各部门的生产在高水平上实现正常化，促进技术革命，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主持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
全会讨论了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和198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会议回顾了执行今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取得的足以自豪的成果。
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孔镇泰作了有关报告。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金焕作了关于1980年的农业总结和1981年农业计划问题的报告。

民柬部队在柏威夏和马德望等地袭击越军
歼灭一批敌人控制越军两个据点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国民军和游击队最近在柏威夏、菩萨、马德望等地袭击越军，歼灭越军近百人，控制了越军两个据点。
12月14日，柏威夏省国民军和游击队袭击了有一排越军驻守的恰普县德罗边德姆据点，歼敌16人，击毁各种武器5件，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
国民军和游击队控制了越军这个据点。
12月17日，菩萨省国民军和游击队袭击了有一排越军驻守的列县西部的波罗茂村据点，歼敌14人，其余越军弃阵逃跑。
国民军和游击队控制了这个据点。
12月14日，他们伏击了从菩萨市到罗卢村去活动的一连越军，打死8人，打伤12人。
12日，他们还攻克了菩萨市以东4公里处的越军一据点，歼敌19人，击毁营房三座。
12月18日，大约400名越军，从马德望省诗梳风县的高村出发，忘图夺取国民军和游击队控制的达贡村。
这支越军走到达贡村南面时，遭到国民军和游击队的袭击，死伤47人。
（附图片）
民柬一支炮兵部队在练习操炮
《人民画报》记者李长捷摄

看未来全球气候的变迁
——亚太地区气候技术会议侧记
今年夏天，罕见的热浪冲击了美洲大陆；
在我国则出现了华北地区雨季少雨，南方地区旱季多雨的反常情况。
6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气候异常现象在世界各地接连发生，它是不是一次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开始呢？
未来几十年内，气候变迁的趋势如何？
它又将给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问题。
最近，在广州召开的亚洲西太平洋地区气候技术会议上，中外气候学者，就上述问题，纷纷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同时，就未来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和能源等的影响，也进行了探讨。
由于气候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复杂原因，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
许多气候学家认为，由于人类活动不断扩大，可能引起广大地区甚至全球气候的重大变化。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博林博士认为，全球气候将会逐渐变暖。
他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在决定全球的温度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石油、煤炭等矿物燃料的燃烧，使大量二氧化碳升入空中；
森林的砍伐和土地使用，使二氧化碳的吸收量减少，结果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在上个世纪中增加了约15％。
如果人类继续以矿物燃料为主要能源，到下个世纪的中叶，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预计将增加一倍。
二氧化碳的增加，加强了大气的“温室效应”，会使低层大气普遍增温，使气候变暖。
全球平均温度，到下个世纪中叶，估计将上升摄氏半度到1度半。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对气候的影响，中外学者们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
但是，对这种影响的含义，现在还有不同的认识。
普遍认为，在本世纪内，二氧化碳增多对气候的影响，在局部地区和全球范围有可能显示出来，而到下个世纪中叶，这种变化有可能变得明显起来。
然而，这种变化不会使全球气候一致变坏或一致变好，一些地区将从中得到好处，另一些地区则将会从中受到损失。
与会的另一些气候学家却认为，未来全球的气候将会逐渐变冷。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地球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小冰河期”。
日本前气象厅厅长、早稻田大学教授高桥浩一郎博士认为，尽管气候冷暖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还会有起伏现象，但全球气候变冷的趋势将可能变得逐渐明显起来。
其根据是：
近40年来，地球火山活动频繁，全球火山爆发的次数增加了。
每一次火山爆发，大量升起的火山灰将在大气中悬浮二、三年时间，才逐渐降落。
人类活动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大量悬浮在大气中。
这些悬浮物，使地面直接接受的太阳辐射减少，因而导致气候变冷。
中外不少学者认为，不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人为的原因，都可能导致未来气候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现在要来断言一种持续的趋势性的气候变化已经开始，还言之过早。
认为到下一个世纪之初，人类将面临一个新的“小冰河期”的说法，目前仍缺少充分的科学依据。
世界气象组织主席金特纳尔博士认为，对未来世界气候趋势要取得一致的认识，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都还需要动员大量的科学力量，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他说，去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气候会议上正式确定的“世界气候计划”，正在动员愈来愈多的各方面的科学家参加研究，这样将使我们的气候科学知识丰富起来，从而认识变暖和变冷两个气候过程那个是主要的，使我们对全球气候趋势的估计更加明确起来。
气候的变化同世界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研究和掌握气候变化的规律，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科学界的重要课题。
参加亚太地区气候技术会议的许多气候学者满有信心地认为，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加强全球气候的观测、监视，系统地进行科学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规律，一定会被人类所认识。
新华社记者汪振华

简明新闻
科威特实施新国籍法
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萨巴赫21日签署了一项关于实施新的国籍法的法令。
随着科威特石油财富的增加，移居科威特的外国人，以及申请加入科威特国籍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修改了国籍法。
修改的要点包括：
国家所需要的人材，在科威特居住满15年的阿拉伯人和满20年的非阿拉伯人可以申请加入科威特国籍，即分别比原来规定的期限延长5年。
巴西人口近一亿二千万
根据1980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统计，巴西现有人口为119，024，600人。
这次人口普查工作是从9月01日开始的。
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圣保罗，人口为一千二百五十七万八千多；
其次是里约热内卢，人口为九百零一万八千多。
波多黎各总督选举揭晓
卡洛斯·罗梅罗·巴尔塞洛在波多黎各最近举行的选举中获胜，连任总督。
波多黎各选举委员会18日公布的正式选举结果表明，新进步党领导人罗梅罗获得全部选票的47．2％，以0．2％的微弱多数战胜人民民主党领导人拉斐尔·埃尔南德斯·科隆。
波罗增加明年贸易额
波兰和罗马尼亚20日在华沙签署的两国1981年换货议定书规定，两国贸易额将比今年增长15％，达到26亿兹罗提（约合8．7亿美元）。
伊朗把苏一银行收归国有
伊朗中央银行20日发表一项声明，宣布停止已有57年历史的伊朗—俄罗斯银行的活动。
这家银行的资本是全部属于苏联政府的。
据早些时候报道，伊朗的所有银行，除伊朗—俄罗斯银行外，已于去年06月全部收归国有。
洪都拉斯开展灭狗运动
洪都拉斯在全国开展一场灭狗运动，以防止狂犬病的蔓延。
据报道，在圣佩德罗苏拉，至少已有两人因患狂犬病而死亡，还有12人住院治疗。
为此，有关方面组织了灭狗队。
计划在头一年灭狗15万条。
这个中美洲国家有50多万条狗，大部分是野狗。
（据新华社）

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举行会议
通过明年国家预算和投资法等法令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月20日电罗马尼亚第8届大国民议会12月18日至19日举行了第9次会议，讨论并批准了1981年国家预算、投资法、价格调整法等法令。
据报道，1981年罗马尼亚国家预算的收入 和支出均为3，136亿列伊，收支平衡。
在支出方面，用于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科研、地质勘探和住宅建设的开支为1，678亿列伊，占总支出的56％；
用于教育、文艺、卫生、社会补助的开支为757亿列伊，比1980年增长5．6％，占总支出的24％；
国家行政开支为38亿列伊，占总支出的1．2％；
国防开支为104亿列伊，同1980年水平相同，占总支出的3．3％。
以上4部分由国家预算拨款，约占总支出的80％以上，其余部分由经济单位自筹的资金和银行贷款开支。
鉴于采掘工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以及进口原材料价格的提高，大国民议会决定调整社会主义企业单位产品的生产价格和供应价格以及农产品的生产和收购价格。
但明年各种商品的市场零售价格不变，新的生产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由国家补贴。
大国民议会还批准了政府关于1980年第4季度和1981年上半年市场供应工作的报告。
大国民议会责成政府尽一切努力做好市场供应工作并号召社会主义农业单位和拥有农业土地的城乡居民提高农业产量和全面完成对国家的供应义务。

苏联为啥推迟宣布柯西金去世消息
新华社莫斯科12月20日电本社记者报道：
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已于本月18日去世，终年76岁。
塔斯社20日中午播发了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讣告，讣告中柯西金的头衔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还决定，成立以吉洪诺夫为主席的政府治丧委员会并将柯西金葬在红场的克里姆林宫墙边。
柯西金从1964年10月到今年10月这16年期间，一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团中居第2位。
在今年10月23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勃列日涅夫突然宣布应柯西金的请求解除了他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并由吉洪诺夫接替。
但是，柯西金是什么时候被解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苏联官方迄今没有宣布过。
人们只是注意到，在11月07日10月革命节这一天，莫斯科的主要街道上挂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画像中已没有柯西金。
自从柯西金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以来，苏联政府已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人事变动。
柯西金1904年02月21日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工人的家庭。
1927年参加苏联共产党，1946年开始进入政治局。
从苏联官方的安排来看，柯西金的葬仪是低规格的。
柯西金18日去世，塔斯社20日12点以后才发消息，21日中央各报都在不显著地位报道有关他去世的消息，并在第1版右下角刊登由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关于柯西金去世的简短公告。

苏联部长会议一副主席被解职
新华社莫斯科12月19日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今天解除了弗·尼·诺维科夫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任命原电机工业部长阿·康·安东诺夫和原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1书记伊·伊·鲍久尔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这是继解除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后苏联政府又一重要人事变动。

阿富汗抵抗运动宣布它已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
游击队在一个县的战斗中击毙一批苏联占领军
新华社开罗12月21日电阿富汗抵抗运动代表团成员萨纳塔拉·穆贾迪迪在这里说，阿富汗抵抗运动目前控制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其中包括一些主要省份。
穆贾迪迪说，尽管抵抗运动面临不少困难，但仍给了苏联军队以重创。
他还说，苏联军队由于损失惨重，他们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
他们毁坏种植园和房屋，屠杀老百姓。
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说，抵抗运动虽然缺乏武器、粮食和衣服，但是，战士们士气很高，继续进行抗击俄国入侵的斗争。
阿富汗抵抗运动代表团于昨天到达这里。
新华社伊斯兰堡12月21日电阿富汗伊斯兰党发言人今天在白沙瓦说，阿富汗游击队12月15日在帕克蒂亚省加尼希恩县的一次战斗中打死苏联占领军25人。
发言人说，同一天，在帕克蒂亚省索里科德县的一次战斗中，游击队打死了5名苏联士兵。
12月10日，游击队还在帕克蒂亚省的霍斯特和加尼两地分别袭击了苏联占领军，击毁敌人军车6辆，缴获机枪50挺和子弹5，000多发。
发言人说，游击队最近在楠格哈尔省纳兹扬县击毁3辆苏军坦克，击毙了坦克上的全部人员。
另据报道，在巴达赫尚省克沙姆地区，游击队与苏军发生激战，苏军损失严重，被迫撤退。
游击队完全控制了克沙姆地区。

名扬世界的建筑师——贝聿铭
梁柯日强
1979年，在美国波士顿港口，一座雄伟、别致的建筑物拔地而起。
它以新颖的设计、大胆的造型和高超的技术，吸引着成千上万美国人，轰动了美国建筑界。
这座被称为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永久性“纪念碑”的建筑——肯尼迪图书馆，被认为是美国建筑史上的最佳杰作之一。
负责设计这座图书馆的不是别人，正是载誉世界的建筑师贝聿铭。
年已63岁的贝聿铭先生三十多年来在美国各地负责设计过无数博物馆、学院、商业中心、摩天大楼和公寓，也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伊朗等许多国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他一向以严谨的态度和大胆的风格进行设计，特别善于运用几何图形，把古代传统的建筑艺术与现代最新技术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因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仅在1979年，他就在美国接连成功地设计了许多第一流的建筑物，因此，1979年被美国建筑界称为“贝聿铭年”，并授给他以这个年度的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
“贝聿铭年”的光荣和美国建筑学院授予他以金质奖，是对他在建筑学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的肯定。
贝聿铭是一位别具一格的现代派建筑师。
他设计的并非通常那种玻璃和金属结构的大方块摩天楼，也不是流线型的立方或球面的所谓“国际型”建筑。
他说过：
“一所建筑物的形状应该使人得到感情上的满足。”
他大胆地运用鲜明的几何形象，使这些雕塑式的混凝土结构显得雅致而毫不沉重，从不同的角度看，都是轮廓、形状全在变化中，并以光、影、线条组成的美的图景。
前年揭幕的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厅，仅在最初50天就吸引来100万人。
它那不同高度、不同形状的平台、楼梯、斜坡和廊柱交错相连，给人以变幻无穷的感觉；
整个设计，加上从不同的角度、透过不同图案的天窗射入的阳光，使每个参观者目不暇接，自始至终保持最高的兴致。
卡特总统在为这座建筑物开幕剪彩时，曾给它以高度的评价，说这不仅是首都华盛顿和谐而周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公众生活与艺术之间日益增加联系的象征，称赞它是设计者的一个杰作，具有永久的纪念性。
去年01月底，邓小平副总理参观这座名噪西方的建筑物时，贝先生曾亲作向导和讲解。
贝聿铭十分注意自己设计的建筑物与周围环境格调的和谐，为此，他不惜奔波，亲临现场观察和构思。
1960年他设计位于落基山脚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时，曾专门带上露营装备到接近沙漠的野地住了几天，体验当地的风、土等因素。
这座建筑物中带有乡土气息的石塔，就是按照几个世纪前当地印第安人的建筑式样设计的。
它高低参差，疏密有致，以当地山石加在混凝土里当骨料，浇灌后不加饰面，使它同落基山的景色高度谐调，远远看去就象天然长在山脚的一组嶙峋山石。
他设计的外貌具有中国建筑传统特色、内部拥有最现代化设施的北京香山饭店，不采用大饭店通常那种几十层高楼的形式，而是设计成一组拥有精巧庭园的式样各不相同的斜顶矮建筑群。
因为他认为庭园是中国建筑的精华，应力求在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中保留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
贝聿铭走过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
在通向建筑学高峰的道路上，他有成功的喜悦，也有过遭受挫折的苦恼。
1970年初，贝聿铭的合作者、建筑师科勃设计的一座60层大楼在工程竣工前发生了窗框莫名其妙掉落的事故，一时间他们成了人们抨击、嘲笑的对象。
但他并不灰心，他为科勃辩解并引咎于己。
后来，人们弄清楚了，事故责任完全在于建筑承包商。
这座大楼经过修缮，如今也是人们经常参观的波士顿著名建筑物之一。
贝聿铭祖籍中国广州市，在苏州长大。
在40年代攻读于美国哈佛大学。
虽然长期生活在美国，加入了美国籍，但关怀着祖国。
他曾多次到我国探亲、访问，对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热情支持。
他已应聘参加北京城市建设计划委员会。
美国建筑界有人评价贝聿铭的建筑设计“丰富多变”，称赞他得心应手地“使几何的作用远远超越了它原来的界限”；
更多的人称颂他是70年代、可能也是80年代最杰出的建筑设计师。
这些评价，并不是过分的。
（附图片）
贝聿铭在一块被认为极难处理的不规则四边形土地上，创造性地设计、建造了著名的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厅。

圣诞节琐话
徐纪兴
“天正下着雪……一个光头赤脚的穷苦小女孩正在街上走着……这简直是一幅悲惨的画面……她又擦了一根火柴。
现在她是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它的绿枝上燃着几千支蜡烛；
一些跟挂在商店橱窗里一样美丽的彩色图画在向她霎眼……”这是十九世纪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描绘的可怜的小姑娘对圣诞节的憧憬。
当读到小女孩终于在做了美好的圣诞节之梦后冻死时，人们怎能不对欢乐的圣诞节蒙上一层淡淡的忧郁！
圣诞节是12月25日。
它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盛行地区是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
在欧洲各国，人们从圣诞节到来前一个月起，就互赠圣诞卡片。
街上用彩灯装饰起来的圣诞树彩色缤纷，出售圣诞礼物的商店橱窗光彩夺目。
到了圣诞之夜，家家户户，都尽可能以圣诞树装饰起来，其上挂满糖果、玩具等礼品，并悬灯燃烛，使美丽的圣诞树熠熠生辉。
至于圣诞树的来历则有不少有趣的传说。
其中之一是某农夫于圣诞夜接待了一个极穷苦的孩子。
孩子临行时折下杉树一枝，插在地上，树枝立即成树。
孩子说：
“年年此日，礼物满枝，留此美丽杉树，报答你的好意。”
更有趣的是关于儿童圣诞袜子（有时用枕套）的故事：
圣诞之夜把它们挂在壁炉之上，从北方驾鹿橇来的白胡红袍的圣诞老人就会由烟囱进入人们屋里分送礼物，翌晨，家家儿童都可以得到圣诞老人的礼品。
在西方国家，圣诞节时扮演圣诞老人分送礼品的风俗一直流行。
成年人则在圣诞节早晨互赠礼物。
据说，这象征上帝的儿子耶稣赐福于世人。
然而，由于各国历史、风习不一，流传的庆祝活动也有不同。
在法国和意大利，无论在教堂还是家里，都习惯悬挂有关耶稣诞生的绘画。
据《圣经》记载，耶稣降生在马槽里。
在奥地利和比利时，圣诞节的特点是演圣诞剧。
在瑞士，最热闹的是孩子们头戴大法冠在街上做驱赶恶魔游戏。
在墨西哥，孩子们围在一起轮流蒙上眼睛，设法打开一个装有糖果、点心的用彩纸包好的泥罐，争享圣诞礼物。
在美国，有些地区还把01月06日作为小圣诞节。
尽管世界各国圣诞节的庆祝方式不尽相同，但内容都是纪念耶稣诞生。
自十三世纪起，世界各基督教区都演唱圣诞颂歌。
圣歌演唱者所到之处，都会受到盛情款待，有吃有喝，还有礼物。
这个风俗尤其流行于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终究还不能完全摆脱安徒生笔下揭示的一个现实：
圣诞节远非家家户户都是同样欢乐的。

普希金向往中国
蔡兴文
“让我们走吧，我在准备着，
朋友啊，不管是到哪里，……
我都准备着处处跟随你们：
到那遥远的中国长城脚下……”
俄罗斯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对中国感兴趣，甚至多次想到中国来。
一八二九年12月，普希金在他写的上述这首致友人的诗中，流露过这种愿望。
诗中的我，指的正是普希金自己。
时隔不久，诗人就向沙皇政府提出来中国的申请。
一八三〇年01月07日普希金在致朝廷的宪兵长官班肯道夫的信中说：
“我是想要到法国或意大利去旅行。
如果得不到同意的话，我就请求允许我随同派往中国的使节去访中国”。
过了十天，普希金收到班肯道夫的复函，说“皇帝陛下拒绝您去异邦的请求”。
这对普希金来说，当然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但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因为普希金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他的诗歌“力抗社会”，冲击沙皇专制制度。
普希金对中国发生浓厚兴趣，绝非偶然。
当他还在幼小的时候，就曾读过中国伦理方面的书。
一八二〇年诗人住在基希涅夫和敖得萨时，曾结识了一位名叫维格尔的人，这个人在一八○五年来过中国，因此普希金跟他交了朋友，喜欢跟他攀谈，听他讲述有关中国的趣事。
一八二三年，普希金在敖得萨写作他的名著《叶甫根尼·奥涅金》时，就在草稿的第1章中，留下了他思念中国的字迹。
当时，他常收集介绍中国的书籍。
至今在普希金图书馆里，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仍然保存着。
普希金对中国的了解还和著名的俄国东方学家尼·雅·比丘林有密切关系。
他们的友好交往延续许多年。
比丘林曾在中国居住十四年，对中国相当熟悉，也很有研究。
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关于中国的。
一八二九年，比丘林的第1部译作《西藏志》，就是“献给普希金”而出版的。
接着，比丘林又将自己在一八二九年翻译的《三字经》亲手用铅笔题名赠给了普希金。
《三字经》的俄译本问世后，当时的《文学报》曾援引过一个匿名作者的评论。
有人认为，被援引的评论的作者就是普希金。
普希金向往中国，想到中国来的愿望，在沙皇俄国的专制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这位俄国伟大诗人的光辉诗篇，却传遍中国大地。
中国人民喜爱普希金。

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俄国〕契可夫画

石油带来巨变
在石油工业兴起前，阿拉伯许多产油国是经济落后的封建王国，绝大多数居民分散在广阔的沙漠地区，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
但是，巨大的石油财富的开发，在短短几年里就使一些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沙特阿拉伯政府从1976年到1978年新建30万套住房，可容纳全国1／4的居民。
各种汽车的增长更是惊人：
1960年，沙特阿拉伯全国领牌照的汽车只有4万多辆，到1978年已增至60万辆。
科威特1978年全国共有39万辆汽车，平均每两个半人就有一辆。
在沙漠国家里，淡水贵如油。
但自1970年以来，沙特阿拉伯先后建成9座海水淡化厂，另有10座正在建设中。
科威特海水淡化厂免费向居民提供淡水。
这些阿拉伯国家还用石油资金广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在60年代，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居民不知电视机为何物，现在，彩色电视机已很普及。
但另一方面，阿拉伯不少产油国的富裕生活有其依赖性。
一是依赖大量的石油资金，二是依赖国外的供应。
它们不仅在设备上、技术上、劳力上依赖国外，而且还要从国外进口大量消费品。
沙特阿拉伯人口只有900多万，每年要进口12亿美元的粮食，甚至当地著名的“海湾小虾”，也要运往美国加工成罐头，再运回沙特阿拉伯出售。
为了向学生提供午餐，甚至每天从巴黎空运20万份客饭回国。
陈田

花束献给自由的歌颂者
——普希金纪念像百年祭
唐修哲
俄罗斯伟大的诗人普希金的全身铜像，在莫斯科已经落成100周年，铜像耸立在高尔基大街的普希金广场上。
诗人左手持帽，右手扪胸，仿佛正在漫步沉思，胸中酝酿着激动人心的诗句。
不论是晴朗的冬日还是夏季的黄昏，莫斯科人总爱坐在广场的长椅上憩息，凝视沉思的诗人形象，思绪自然而然地溶入诗的意境中。
这座纪念像在人们心中不啻是自由的一种象征。
但是它能在这个城市赢得一席之地，却经历过一段不平常的斗争。
普希金一生写了不少嘲讽俄国专制政权、揭露沙皇残暴和歌颂自由的作品。
他写过：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
“我憎恨你，我恨你的皇座，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你覆灭，你子孙的死亡”。
他还用行动表示对沙皇的轻蔑，故意回避参加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纪念柱揭幕典礼。
诗人称亚历山大是他“一生给喝倒采的人”。
正因此，沙皇对这位叛逆的诗人憎恨至极，在收买诗人为专制暴君歌功颂德的企图失败后，就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诽谤和迫害，最后导致1837年的决斗，对手违反决斗规定抢先开枪，夺走了诗人的生命。
诗人逝世后，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提出建立普希金纪念像的倡议，沙皇对此充耳不闻。
以后，曾与普希金共事过的82位外交部官员又联合提出建立普希金纪念像，也落得同样遭遇。
普希金的母校彼得堡皇村中学成立50周年时，校友们提出在校园中为普希金建立纪念像的要求最终也毫无结果。
但是，困难阻挡不了崇尚自由、正义的人们。
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在1860年成立了全国性的募款筹建普希金纪念像委员会。
热爱普希金的人民纷纷捐款，不少农民从自己菲薄的收入中捐出几十个戈比以表达对诗人的敬意。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决定把纪念像建在诗人的诞生地莫斯科。
1873—1874年公开征求设计方案时，应征者十分踊跃。
经过严格评比，出身农奴的雕塑家亚历山大·奥佩库申的作品入选。
奥佩库申摒弃了华丽渲染的表现手法，创作了朴实无华、格调非凡的诗人形象。
1880年初，纪念像的建造工作完成了。
但是揭幕典礼竟一再被迫推迟。
终于，6月06日举行了揭幕式。
那天上午阴云密布，疏雨飘洒。
人们一清早就涌到纪念像前，各地选派的100个代表团、著名作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和诗人的子女都出席了仪式。
当覆盖了几个月的幕布终于在12时20分揭落下来、诗人的光辉形象在人们的仰望中呈现时，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片“乌拉”声，多少人流下了热泪。
年迈的屠格涅夫由青年人搀扶着献上花圈，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演说。
仪式结束时出现了动人的场面：
许多人争先恐后地从花圈上摘下花朵留作永恒的纪念；
又有更多人把成束鲜花献到诗人的纪念像前。
纪念活动整整持续了3天，显示了人民对诗人的出自内心的热爱。
沙皇阻挠建造普希金纪念像的图谋落空了，又卑劣地进行了破坏。
按设计，纪念像底座两侧铸造普希金《纪念碑》一诗中的诗句。
左侧是：
“我的名声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
她的各民族的语言都会把我传诵……”右侧是：
“我将被人民喜爱：
他们会永远记着……
记着我怎样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
沙皇对“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的原句极为忌恨，通过书报检查官的指令改为“记着我怎样用生动美妙的诗句来为人们效劳”，完全抹去了原诗句中的革命性。
直到1937年即普希金逝世百周年纪念日时，莫斯科市苏维埃作出决议，才恢复了《纪念碑》一诗的原文。
普希金纪念像的经历说明：
人民心中有丰碑；
人民热爱在残酷的岁月里勇敢地歌颂自由的伟大诗人。
用赫尔岑的话说，在反动时代，当俄国最优秀的人们都绝望时，“只有普希金的铿锵而广阔的歌唱在奴役和痛苦的峡谷中激荡着；
这歌唱继续了过去的一个世代，不但给现在充满了勇毅的声音，并且要一直激荡到遥远的未来。”
今年，普希金纪念像揭幕100周年那天，莫斯科也是阴雨绵绵。
人们穿着雨衣、打着雨伞来到普希金广场，默诵着普希金的诗句，把一束束鲜花敬献在诗人像前。
不仅这天，普希金广场上经常回荡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普希金那“充满了勇毅的声音”，一直铿锵有力地激励着苏联人的心。

芳香飘四海
吴惠忠
没想到，以盛产咖啡驰名的哥伦比亚，她的鲜花竟也成为香飘世界的出口商品。
哥伦比亚人十分喜爱鲜花。
首都波哥大的大街小巷，人们充分利用宅旁空地，或在阳台上铺点土，种植各种花卉。
街上的花摊摆满丁香、小菊、玫瑰、兰花，绚丽多姿，香气袭人，把一座高楼林立的城市，点缀得万紫千红。
据植物学家估计，哥伦比亚有5万多种高等花卉，其中兰花就有2，000种。
兰花是哥伦比亚的国花，生长在安第斯山脉海拔1，000——2，000米地带。
兰开时节，漫步其间，清香阵阵，心为之醉。
哥伦比亚种花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种植并作为商品出口，只是十年左右的事，被称为年轻的出口业。
目前全国生产的鲜花95％供出口，全国有60家公司和企业专事种花，主要种植和出口丁香、小菊、菊花、玫瑰、兰花等。
那娇艳喜人、香风四溢的鲜花，源源不断地向美国、西欧、日本等30多个国家出口。
每年鲜花出口总额达数千万美元，占农牧产品出口第3位，在整个出口中占第6位。
去波哥大郊区一个鲜花农场参观途中，我们看到近郊道路两旁许多农田栽种着五彩缤纷的鲜花。
农场主告诉我们，这个农场是10年前搞起来的，开始时只有4名工作人员，种半公顷花，现已发展到500多人，种40公顷了。
农场平均每天出口鲜花15，000磅，每磅鲜花离岸价格为12美元。
仅一个农场，每天收入就达18万美元左右，真是一个大有可图的行业！
在花房门道附近，安装着大蒸气锅炉。
主人介绍说，栽花育苗前的土地得用摄氏100度的蒸气杀菌消毒。
这里的花房都是塑料棚顶，长60米，宽30米，分育苗室和生长室。
花房温室设有自动喷水、光照灯、保温暖气等装置。
鲜花一年四季欣欣向荣地生长。
技术员告诉我们，种花并不难。
我们在苗圃温室看到几个女工正在移植幼苗，她们操作如此熟练，谁能想到，不久之前她们还是家庭妇女呢！
哥伦比亚全国学徒工中心在波哥大近郊开办了种花训练班。
除了本国学徒之外，还吸收国外专门派来学习种花的留学生。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也派技术员到传统的种花国家荷兰等国学习种花技术。
我们带着美好的印象离开鲜花农场。
在返回波哥大的路上，不时想起农场主人谈到，中国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种花经验，一旦更大地发展鲜花种植业，将是潜力无穷的。

吴淞口炮台
上海博物馆嘉祐
吴淞口，烟波浩淼，是长江和黄浦江的咽喉。
地方志上记载，早在宋代，这一带已是海防要地，设立了清浦寨，在今浦东高桥镇附近。
明初为了加强沿海防务，建立卫所。
永乐十年，平江伯陈瑄在寨外沿海处用人工堆了一座高约30丈的土山，其实是个较大的烽火墩，可是明成祖朱棣却十分重视，撰文镌碑立于山上，命名为“宝山”，改清浦寨为宝山所。
吴淞口一直是江防和海防的重地。
东西两岸都有炮台，是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所筑。
道光二十年06月鸦片战争开始，陈化成出任江南提督，来到吴淞口，看见炮台已在7年前被大水冲毁，他便跟士卒一起，重新修筑，安装铁炮。
两年后，侵略者的舰船蜂拥而来，驻守西炮台的陈化成和士兵们沉着应战。
终因炮台的技术装备落后，县城内不少官僚昏庸无能，致使陈化成等81人在西炮台腹背受敌，壮烈牺牲。
上海的大门就此打开了。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筹议吴淞开辟商埠时，一些地方士绅声称炮台有碍商市的发展，得到两汉总督刘坤一批准，竟用炸药将炮台炸毁，留下残基，仅为后世有心人凭吊而已。
江水滔滔，岁月流逝。
今年夏天，部队在清理炮台旧址时，出土了三门铁炮，剔去了厚厚的一层铁锈，炮身上的文字说明了它们的来历：
一门是顺治三年铸造，正是清兵南下未久之时；
另两门，都是道光二十一年所铸，也就是陈化成修筑炮台之时，两门炮身上都铸上“平夷靖寇将军”几个字。
封大炮为将军，明代已有，而在此时，这种炮在世界上已落伍了，可是清朝的兵部大臣们，还打算靠它们来“平夷”呢。
忆古思今。
今日的吴淞口，是我国东海国防前哨，这就需要有先进的军事设施。
如果落后了，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加速实现军事现代化。

在制度的另一边
梁健怀
当前，许多人在讨论着制度改革，没有的要建立，已有的要健全。
但有的人把昨天和今天的弊病全归咎于制度；
有的人又把消灭弊端全寄希望于改革制度。
我决不是否定制度的极端重要性，也决不是说一些现象与制度无关。
提倡法治，这是对的。
我是说，在讲制度的同时，很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了讲人的觉悟，特别是身为共产党员的人的党性。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共产党员尤其要有高尚的情操和品格。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由具有高度觉悟、严格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先进战士组成的。
董存瑞用手擎起炸药包；
黄继光将身体去堵机枪眼；
雷锋用津贴支援公社建设，是觉悟的驱使，不是制度的约束。
因为有了觉悟，在他们遇到应该挺身而出的时候，没有制度要求他们必须怎样做，也决不会袖手一边的。
把党内的不正之风统统归咎于制度不健全、“没有法”是不能完全说服人的。
只讲制度的不健全，不讲人的觉悟的高低；
只讲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不讲人是需要改造的；
只讲社会上的现象，不讲个人应负的责任；
只承认有不正之风，不承认搞不正之风的人觉悟低、忘记了党的纲领、违背了党员应有的行为和他们参加革命时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公平的。
因为这样一来，人的思想觉悟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党的政治工作、党员的先进性，就很难解释了。
党历来是靠政治工作启发提高人的觉悟来展开工作的，党也正是因此而得以成长壮大。
电影《燎原》里，在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工人觉悟了，便组织起来，认识并喊出震天动地的口号：
“从前是牛马，今天要做人”，于是去斗争，去冲杀，去摧毁旧世界。
今天，干四化，多么需要党员，特别是身居领导岗位的党员，认识党是干共产主义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自己只是受命于人民的“仆人”，认识封建特权和不正之风是多么严重地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认识党的干部艰苦奋斗的模范作用对社会的影响是多么重要，从而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奔四化。
不管职务高低，觉悟都是不可少的，而职务高的党员的觉悟显得更为重要。
否则，纵然有许多制度，不也只是纸上谈兵么？
在人民——主人有权弹劾、废黜他们的公仆的制度建立之前，就只好望“风”兴叹了。

山村秋色
王耀东
山村秋后，社员喜欢在墙上挂上串串红辣椒，显示日子红火。
它曾指为危险信号，
只能忍痛将它革掉！
虽然墙上也进行了破立，
锅里碗里却失去了特有的味
道。
墙上没有了传统的色彩，
屋内院外显得格外枯燥……
今秋，将它重新挂得满满，
真象一串串喜庆的火爆！
秋风一摇，簇簇窜动的火苗，
院里噼里啪啦好不热闹！
看，缸里谷满了，囤里米尖了，
农家脸上菊花开了！

推磨有感
曾慧民
偶读清人笔记一则，述一寒士，数试不第。
某日推磨为食，其妻耻而骂之。
寒士羞愧，有感于磨房度日，即指石磨口出一歌。
歌云：
但求心中正，
何愁眼下迟，
得人轻着力，
便是转身时。
歌成不胫而走，立即为县老爷所赏识，于是他便来了一下“轻着力”，破格擢用了这位落魄书生。
我非推崇其人其事，只是觉得这首颇贴切、自然的歌，很有道理，耐人寻味。
石磨虽正，无人去推，永远也不会转。
我玩味这以磨喻人、借磨抒怀的歌，并非也要安慰自己的老婆，请她安居守贫，休发牢骚，而是呼吁社会，多有一些推磨人。
中国是个大国，石磨多的是。
但石磨不推是不转的。
推磨是要费力的，有的要费大力，有的也只需“轻着力”。
有的开始时需费大力，一经转动，由于惯性的作用，往后就只需小力了。
有的磨你给它安装上电动机，它就根本不需要你的力而自动运转……。
“你借磨谈人。
人非石头，有主观能动性呀！”
对！
但无数事实证明：
由于社会条件的种种限制，若无旁人那怕“轻着力”一推，人确实象磨摆在那里一样，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叫他何年何月才有“转身”之时？
当前，大家仍在谈论专业人才的发现、归队、使用；
平反冤、假、错案；
解放思想、调动积极性等，都是一个“转身”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很难，需要有胆有识之人，出以公心，冲破束缚，力排异议，敢挑担子，出大力气；
有时也不难，问题摆着，群众有数，你说两句公道话，摆一点真实情况，给人换个位置，搬掉一个包袱，他立刻能站起来，心、脑、手、足都象磨子一样运转起来。
而你，并不冒风险、花代价，只是“轻着力”而已。
幼时读《史记》毛遂自荐，对“锥处囊中”的话，不甚了了。
前十余年，看见在“牛棚”、“磨房”度日的人多了，渐渐懂得，锥子只有放在布袋中才能露出锋芒，若放在铁盒子里便什么也不见。
某些法力无边的诸公，将锥子放进布袋，易如反掌，就象推磨一样，“轻着力”即可。
这样的德政，何乐而不为？
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那样的憾事，但只要诚心诚意推起磨来，事情就好办多了。
不过，有人推，才有人转，大家推，大家转。
全党全国都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吧！

晏婴拒迁新宅
韩武勋
据《左传》载：
鲁昭公三年（公元前五三九年），齐景公打算赐相国晏婴一座新宅，说：
你住的地方距闹市近，尘土多，且嘈杂，房子陈旧简陋。
请迁到豫章之圃的新宅。
晏婴辞谢说：
我先辈能住的房子，如果我不能住下去，那就太奢侈了。
况且，我早晚需到市上买东西。
所以不能迁。
晏婴出使晋国。
齐景公趁机给他换了新宅。
晏婴回来之后，拆掉新宅，建造了原来样子的旧房子，并让因建新宅被赶走的邻居各返故居。
他也依然住在自己的旧宅里。
这样的事在古代当然是难得的，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在也是难得的。

河滩路
周渺
假期回乡，在县城换乘上长途汽车，我不由想起下车后那15里地的河滩路，委实有点发怵呢！
那是怎样一条路啊！
莽莽一川黄沙，滚滚满地乱石，仿佛一条怪龙巨蟒，蜷曲着盘踞在山谷。
走起来，步步沙窝，一蹬一陷；
遇到水就要一蹦一跳，踩着石头过。
就这样，清早离家，一直不歇脚，正午才能走到沟口小镇。
儿时，我便熟悉了这样的民谣：
“王盘镇，芦草湾，
十五里地走半天！”
童年，我常常做这样一个梦：
山里修了平坦坦的路，大马驾着胶皮轱辘车，在路上飞跑……我把梦说给爷爷听，爷爷呵呵一笑说：
“做梦心里想啊！
咱们山里自古不修路！”
不料，在我开始读中学那年，这梦却差一点实现。
那时，公社新调来一位崔书记，高高的个子，脸上总是乐呵呵的。
他翻山越岭挨村宣传修路。
谁知刚刚点起人们心头的火，却遇上“文化大革命”，他丢官罢职，被贬到西山嘴干校抬石头去了。
这样，直到我去外地上学，还是爷爷背上背篓，沿着世世代代走过来的这条河滩路，把我送到王盘镇……
如今，我又回到家乡的小镇，爷爷已经在站口等我。
他黑红的脸，短短的白胡子，精神很是旺盛；
那衣着打扮，也是过上舒心日子的模样。
他眯着眼，仔细打量了我一阵，才兴奋地说，他是搭喜妮开的拖拉机来的，等她在镇上装罢货，我们就可以坐车回家。
我十分诧异了。
爷爷仰着头，笑绽了满脸皱纹说：
“信上没有告诉你，咱这山沟沟也修上公路啦！”
喜妮开着拖拉机来了。
那原来的河滩上，一侧成了淙淙流水的河床，一侧是料石铺砌、水泥灌浆的公路。
一路上，爷爷和喜妮争着告诉我，当年的老崔又回来了，路是他领着大伙修的。
开初，也有人说：
“山中自古不修路，祖祖辈辈不是都走过来了？”
老崔就背上背篓，跟人们一起到镇上背化肥、背水泥。
一路背，一路算，先算背一吨化肥要花多少工，又算没有路有多少山货运不出去，……算着，说着，一下子人们开了窍。
接着，他们便说起修了公路的变化。
爷爷掐着指头算着，几个大队买了拖拉机，多少家置了小推车……正说着，一帮姑娘、小伙子，个个骑着崭新的自行车，载着一路笑声，迎面飞驰而来，纷纷跟爷爷和喜妮打招呼。
喜妮对我说：
这都是果树专业队的技术员，是到镇上的科技站上课的。
说着，喜妮忍不住笑起来：
“公路这才修了多少工夫，人们又编了新歌：
‘王盘镇，芦草湾，
十五里地一支烟！
’”
爷爷扬声大笑，喜妮笑得更响。
两代人开怀的笑声，在山山岭岭回荡。
在亲人的笑声中，我忆起童年的梦境，又想到家乡的明天……

终身大事
（连载）
萧乾
三实际
朋友讲过一个只有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才会发生的事：
据说（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有位臭名昭著的伪满大汉奸的外孙女，长得如花似玉，然而苦于身上背了个某某人的外孙女这么个无形的沉重包袱。
由于貌美，追逐她的大有人在。
她决心要利用自己的外形这笔资本，甩掉那个使她成天坐立不安的包袱。
在追逐者中间，她挑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之子。
她提的条件是：
给我党籍军籍。
她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只是婚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原来嫁了个难以容忍的浪荡子。
她抱怨，她抗议，因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创伤。
终于闹翻了。
她提出离婚，对方说，离就离。
军党二籍也随着婚姻关系一道消失，她作了场不折不扣的黄粱梦。
另一个同样属于“人生小讽刺”的真实故事：
一位刚满六旬的男人，有一次他的老伴儿患了重病。
他琢磨：
万一老伴儿病故，自己成为鳏夫，晚年既孤寂又无人照顾，岂不苦矣哉！
于是，他就托中人为他物色一名候补夫人。
恰巧有位待嫁的寡妇，觉得条件合适，就欣然允诺。
不料患病的太太还未去世，那位未雨绸缪的男人却因暴病先进了火化场。
有位英国文艺界的朋友，一个傍晚坐在壁炉前同我谈起一桩伤心事。
他是个戏剧家，曾爱过一位女演员，并且同居了。
他对女演员是一往情深。
一天，女演员在枕畔对他说，以我适宜演的角色为主角，你给我写一出戏，我给你五年幸福。
这位戏剧家并没接受这笔交易，他们分居了。
1966年08月，有位朋友象许多人一样，由于忍受不住凌辱和虐待，自尽了。
他的爱人咬着牙活了下来。
“四人帮”倒台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温暖又回来了，其中包括解决牛郎织女问题。
这时，一个调到甘肃边远地区的科技人员就托人同那位居孀的女同志搞对象。
她生活很空虚，所以马到成功。
登完记，甘肃那位立刻就积极着手解决“两地”问题。
新婚燕尔，领导特别关心。
于是，他真地调回来了。
可是调京手续刚办完，另外一种手续就开始了：
他正式提出离婚。
男女结合确实有实际的一面，然而实际的性质各有不同。
1944年比利时刚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时，我就由伦敦赶去采访。
在布鲁塞尔街头，我遇到一位华侨——青田商人。
他殷勤地要我去他家度复活节。
那是我第1次体会到飘流在外的华侨生活多么艰苦，也认识到中国人民超凡的生存本领。
除了青田石头，他们没有任何资本；
语言又不通，竟然徒步由浙江而山东……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了西欧。
他们那幢小楼住了三户青田人。
从那位萍水相逢的主人的邻舍那里得知，他本来是个单身汉。
一道从青田出来的另一对夫妇，男的前两年死了。
没有二话，他就把大嫂接了过来，成为患难夫妻。
最近住医院听到一个美谈：
一位患癌症的妇女临终前嘱咐她丈夫说，两个孩子还很小，我死之后，你可向这里某某护士求婚。
他马上制止她，不许胡言乱语。
不久，她离开人世，而且他也察觉由于自己不擅料理家务，孩子果然大吃苦头。
他记起已故妻子那段“胡言”，就冒昧地写信向那位护士求婚。
回信说：
“您夫人在病榻上早已一再向我恳求过了，她又对我保证您是位好脾气的丈夫。
既承您不嫌弃，那么我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