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决定采取措施贯彻执行国务院通知
许多省市区开展物价检查认真控制物价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许多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通知的各项规定。
国务院通知发出的当天，河南省副省长李庆伟召集有关部门开会，部署物价大检查。
目前，河南省政府已邀集有关部门的三百多人，组织起14个物价检查团，分赴各地、市开展物价检查。
江西省收到国务院《通知》后，立即组织起以副省长王实先为团长的省人民政府物价检查团，分16个检查组到各地开展全省物价大检查。
在这同时，全省各地、市和28个县人民政府，也组织起物价检查团检查物价。
此外，江西各地还聘请了四千五百多位各界人士和居民代表，作义务物价检查员。
甘肃省人民政府10日召开紧急常务会，决定开始全省物价大检查。
据悉，省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已决定参加物价检查团，对兰州地区的物价进行检查。
浙江省会杭州市，目前正在组织人民代表、政协和政府部门对全市物价进行大检查，同时还在各居民区成立了居民监督物价小组。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已作出决定，要求全区迅速落实国务院通知的各条规定，并决定对过去本地区某些实行浮动价格的商品只能向下浮动，不能向上浮动。
广州市还规定，各种进口物品要按专业分工归口经营，执行国家规定的作价办法和价格，不得自行定价，不准议价出售。
青海省人民政府为了尽快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
省人民政府还特别作出了一项规定，要求把蔬菜零售价格稳定在1978年同期规定的水平上，并要求商业部门积极安排好市场蔬菜供应。
山东省人民政府已研究制订了贯彻国务院通知的具体措施，强调大宗蔬菜不准搞议购议销，蔬菜零售价格要稳定在1978年的总水平上。
辽宁、湖南、云南等省，都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讨论制定了具体有效的措施，严格控制物价，并正在组织力量开展物价检查。

全国农村储蓄104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41亿元，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存款12．8元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全国农村储蓄在去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今年继续稳步上升。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1月底全国农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0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1亿元，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存款12元8角多。
今年农村储蓄的特点是：
增长幅度大，总余额和人平均存款数都比去年增加65％，是历年增长最多的一年；
存款额月月上升，改变了往年猛降猛升的状况，定期存款占了70％，比上年增加了10％左右。

团结起来乘胜前进
20年前的今天，第15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亚非43个国家提出的一项关于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
宣言严正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一切武装行动和镇压措施，要求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
这个宣言反映了战后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蓬勃高涨，对推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向亚非拉和其他地区赢得独立的国家，以及正在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20年来，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
民族独立运动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殖民体系土崩瓦解。
目前，世界土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以外，绝大多数过去遭受殖民压迫的国家都已取得了独立。
这一大批新生的国家，在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独立，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同时，联合起来，为打破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着斗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它们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殖民地人民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各国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不畏强暴，英勇不屈，坚持战斗；
其次是由于他们在斗争中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团结战斗；
第3是由于他们得到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帝反殖的各国人民的有力支持。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亚非拉国家在这个国际机构中占据了多数，联合国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也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殖民主义体系虽已瓦解，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却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进行垂死挣扎。
帝国主义、南非种族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还在进行破坏和捣乱。
要彻底肃清殖民统治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
许多新独立的国家，由于长期遭受殖民剥削和统治，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种种困难和问题。
它们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在为巩固独立作不懈斗争的同时，还需要争取经济上的独立。
一些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分歧和争端，这也需要有关各方根据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通过和平协商，公平合理地予以解决。
最严重的问题是，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新独立国家刚刚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现在又面临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
苏联为了夺取世界霸权，把它的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亚非拉地区。
这些地区的广大新独立国家，是苏联霸权主义的最早的受害者。
苏联打着“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招牌，唱着“反帝、反殖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高调，以“天然盟友”为幌子，通过经济、军事“援助”和各种卑劣的政治手段，插手中东，挑拨和分裂阿拉伯国家的团结；
它在南亚制造动乱；
它破坏非洲国家的团结，派遣雇佣军武装干涉安哥拉，入侵扎伊尔，在非洲之角挑起冲突；
它支持和怂恿越南侵略柬埔寨，控制老挝，威胁东南亚，直到对阿富汗进行直接的武装入侵。
与此同时，苏联还到处攫取军事基地，用不平等的贸易和其他手段对第3世界进行经济掠夺。
苏联为完成全球战略部署而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亚非拉地区进行的一系列侵略扩张活动，使亚非拉国家认识到，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是同反对超极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紧密相联的。
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现实告诉人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互相支援，这是亚非拉各国人民摧毁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也是遏制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重要法宝。
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第3世界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有必要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共同基础上联合起来，协调行动，以挫败苏联的霸权阴谋，巩固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联合国作为一个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庄严责任的国际组织，人们希望它在这方面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历史上曾经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长期侵略、剥削和掠夺，现在也面临着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
中国坚决站在第3世界和被压迫人民一边，永远不谋求霸权，不做超级大国，永远反对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
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同第3世界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在联合反霸的斗争中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我们坚信，各国人民既然有力量摧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也一定能挫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谋求世界霸权的阴谋，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伟大的贡献。

张春桥王洪文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特别法庭对张春桥王洪文犯罪事实的调查终结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王洪文今天在特别法庭上供认，上海武装叛乱是“四人帮”长期经营帮派武装的结果，“主要应由张春桥和我负责。”
第一审判庭今天上午就上海武装叛乱问题先后审问了被告人王洪文和张春桥。
法庭调查证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他们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以“武装左派”、“改造民兵”为名，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帮派武装力量，在他们覆灭之际，策动武装叛乱。
在庭审过程中，法庭出示了“四人帮”的余党策动武装叛乱的部署的文书证件，使用的武器和电台的照片等大量证据。
这次武装叛乱的组织者、指挥者、原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王秀珍，原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作证时，揭露了张春桥、王洪文等指使他们发动武装叛乱的经过。
王秀珍供认，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是和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长期经营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分不开的”。
王洪文曾多次对她说：
“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
审判员王战平问王洪文，为什么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领导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王洪文回答说，在成立民兵队伍时，张春桥就把这一任务交给由他们控制的“工总司”去干，这“实际上夺了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权。”
王秀珍还证实说，王洪文1976年09月23日在电话中对她说：
“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
王秀珍说，由于王洪文作了那些“指示”，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严重的考验时刻到了，就在上海策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审判员问王洪文：
你多次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这些话的涵义是什么？
王洪文答：
“修正主义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上台），所以一旦出现修正主义，就上山打游击。
‘打游击’是张春桥的思想。”
徐景贤在出庭作证时作了长篇供述。
他说，毛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了反革命指令。
1976年09月28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话说：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
“要看到斗争还有曲折，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张春桥还说，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徐景贤说，张春桥派肖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是张春桥给我发出的交底指令”。
徐景贤还说：
“到了10月0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候来到了。
我根据张春桥9月28日‘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张春桥在人证、物证面前，仍然拒绝回答法庭的提问。
审判长曾汉周最后宣布，特别法庭对张春桥、王洪文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已经调查终结。

我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
强烈抗议越南在中越边境武装入侵和挑衅
一个多月来，越对我广西云南边境武装侵犯和军事挑衅严重事件达二百余起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2月13日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指出：
“越南当局在大肆进行反华仇华活动的同时，不断在中越两国边境地区制造事端，加剧紧张局势。
最近一个多月来，越南方面对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的武装侵犯和军事挑衅活动有增无已，严重事件竟多达二百余起。”
照会说：
“在中国广西边境地区，1980年10月下旬以来，越南军队和武装人员不断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活动，肆意向中国境内打炮打枪，毁坏了许多建筑物，破坏了中国边民的正常生产劳动，打死打伤中国边民数十人。
主要事件有：
“10月22日，越军向龙州县水口公社打枪数百发，打伤中国边民三人。
“11月05日，越军向宁明县峙浪公社、大新县硕龙公社连续射击，打伤中国边民12人。
“11月07日，越南武装人员9人侵入靖西县龙邦公社境内，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
“11月10日，越军用迫击炮、轻机枪、重机枪向凭祥市叫隘地区猖狂射击，发射炮弹近百发，枪弹数千发，致使这个地区的4个村庄的群众11人受伤，1所小学中弹起火，许多房屋被毁。
“11月12日，越南武装人员向钦州县东郊公社2只小渔船开枪，打死中国渔民1人。
“11月15日，越军使用迫击炮和机关枪向凭祥市上杨村正在从事秋收的社员射击，打伤社员4人。
“11月中旬以来，越军几乎天天向防城县峒中公社开枪开炮，恣意进行挑衅，打死打伤10余人，毁坏民房数10间，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严重损失。”
照会说，“在中国云南边境地区，从1980年10月中旬以来，越南军队和武装人员侵犯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打炮打枪、杀伤中国边民和边防巡逻人员的活动也十分频繁，造成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20余人的伤亡。
主要事件有：
“10月17日，一股全副武装的越军公然侵入金平县十里村公社白马河地区抢劫粮食，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各2人。
“10月27日，越军10余人侵入马关县茅坪地区，向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进行突然袭击，制造了又一起流血事件。
“10月29日，一股越军侵入马关县金厂地区，打伤中国值勤战士一人。
“11月10日，一股越军窜至江城县曲水公社大平掌地区，打死中国社员二人，打伤四人。
“11月15日，越南武装特工人员六人入侵金平县马鞍底地区，强行抓走中国边民二人。
“11月18日，越军数十人侵入中国境内，袭击正在麻栗坡县边境地区巡逻的边防人员，打死中国边防战士一人。”
照会说：
“越南方面的上述行动充分证明，加紧制造中越边境紧张局势、蓄意恶化两国关系的正是越南当局。
然而，越南外交部在11月21日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却以贼喊捉贼的惯用手法，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妄图欺骗舆论。
必须指出，越南当局正在强化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加紧在柬泰边境地区集结兵力，威胁泰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现在，越南方面大肆宣传纯属捏造的谎言，企图转移国际舆论对其侵略扩张活动的注意力，完全是徒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地区制造的上述种种罪恶行径提出强烈抗议，并严正要求越南方面必须停止对中国边境的武装入侵和挑衅活动。
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只能由越南当局承担全部责任。”

轻工业部通知各地轻工业部门和企业
认真整顿各种自销产品价格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轻工业部昨天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轻工业部门和企业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通知的各项规定，认真整顿自销、展销、试销、代销产品的价格。
轻工业部的通知说，各级轻工业部门和企业的自销门市部、展销会、试销专柜、代销点以及各种自销渠道，无论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经营的，都要按国务院通知的规定执行。
凡由国家规定牌价的工业品，一律执行国家规定的牌价，不得提高；
各种议价商品的零售价格，一律按1980年12月07日的价格出售，只能降低，不许提高。
通知指出，轻工业产品议购议销，必须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原则和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品种范围执行。
一、二类日用工业品不准搞议价，三类工业品由工商企业协商定价，品种范围要从严控制。
通知要求各级轻工业部门和企业，凡经营议价商品的，必须将12月07日的零售价格如实登记，并报主管部门和物价综合部门存查；
如无12月07日零售价格的，按07日以前最近日期的价格登记查报。
对议价商品，要在当地物价综合部门统一布置下，进行一次整顿，议价偏高的要降下来，不该议价的不得采取议价办法。
通知规定各级轻工业部门和企业不得用抬高价格、变相涨价和其他不正当手段增加盈利，发放奖金，对违法乱纪的要严加处理。
通知指出，轻工产品出厂价和自销价的整顿，都要从严掌握。
按照规定，价格可以向下浮动的，仍可向下浮动。
今后凡要调整价格的，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物价管理权限，办理申请报批手续。

阜新市聘请数百名义务物价检查员
检查了九百多个单位，让他们退还违反物价政策多收的两万多元
新华社沈阳12月13日电最近，辽宁省阜新市聘请数百名义务物价检查员，加强物价监督，收到较好的效果。
前些时候，阜新市物价管理委员会抽查了35个门市部和售货点，发现程度不同地都存在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多收费用等违反物价政策的现象。
为纠正这些不法行为，市物价管理委员会从各机关企事业部门，街道干部和退休的老干部、老工人中，聘请了数百名义务物价检查员。
第1批经过学习物价政策的250名义务物价检查员，已于上月下旬对本地区各种商品的价格和一些服务设施的收费标准行使检查权。
这批义务物价检查员已先后检查了九百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十八万四千多个商品品种，发现多收款项达二万五千多元。
这些违反物价政策的事件都进行了处理，多收款项能退还顾客的都已退还，不能退的已收回上交国家。

鞍山市长关心大学伙食
新华社沈阳12月13日电鞍山市人民政府关心本市唯一的全国性大学——鞍山钢铁学院的师生生活，积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11月24日，鞍山市长孙洪志等来到这个学院，召开师生座谈会，了解到学生食堂粗粮较多，蔬菜副食供应不足，品种单一，自来水也不够清洁。
第2天，就由一位副市长带领市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来校详细听取学院领导、伙食科和学生会的汇报，逐一研究落实解决的办法。
两三天后，市蔬菜、水产和食品公司便给学院食堂送来白菜5，000斤、土豆一万斤，还有豆制品、肉、蛋等。
市粮食局主动为学院调剂粗细粮品种，适当增加一些细粮。
市自来水公司干部也带领十多名工人，到这个学院帮助解决水中的杂质问题。
近日来，在现有可能的条件下，鞍山钢铁学院师生饮食已有改善。
学生们高兴地说：
“市政府领导关心我们，问题解决得这么快，我们一定要用优异的学习成绩回答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

韩念龙在中外记者吹风会上说
苏联如出兵干涉波兰必招致严重后果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韩念龙副外长今天下午在中国记协举行的中外记者吹风会上指出，波兰问题是波兰的内部事务，完全应由波兰人民自己解决，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
他说，目前确实存在着苏联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的严重危险。
对此，各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
如果苏联不顾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公然出兵干预，它必将为此招致严重后果。
当记者问到中国对勃列日涅夫关于波斯湾建议的态度时，韩念龙说，我们认为，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是虚伪的。
这是因为，正是苏联以十万大军武装侵占了阿富汗，并且一再拒绝从阿富汗撤走侵略军，它还在印度洋加强军事力量，严重威胁波斯湾地区的安全。
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苏联必须无条件地从阿富汗撤走其全部侵略军，停止干涉阿富汗内政。
避而不谈这些，只能说明他的建议是不足信的。
韩念龙在吹风会上介绍了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中国的成果以及最近召开的中日两国政府成员级会议的情况。
韩念龙还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有关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柬埔寨问题等。
关于召开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韩念龙说，我们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
如果召开这个会议，它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讨论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
不谈撤军，这个会议就没有实际意义。
在回答记者提出关于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争夺的问题时，韩念龙说，超级大国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争夺，我们都是反对的。
当记者问到中国是否将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时，韩念龙说，中国早就表示要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方面没有困难，如果印度尼西亚方面有困难或不方便，我们可以等待。

三环路外有些工厂也订出治理污染计划
北京城区工业污染在治理中
三环路内部分工厂通过“治、改、并、迁”，减少了三废污染和噪音扰民；
三环路外有些工厂也订出治理污染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电新华社记者李亚非报道：
北京市三环路以内工厂的烟尘和噪音污染，正在治理中。
北京市三环路以内属于市经委系统的工厂共有616个，其中三废污染和噪音扰民比较严重的有403个。
截至今年06月底，已经有88个工厂通过“治、改、并、迁”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北京日用化学四厂鞋油车间化铅炉的铅烟，北京皮革五金厂电镀车间的酸烟，对空气污染很严重；
现在，鞋油交给社队企业生产了，电镀车间搬到近郊区去了。
东城区电器开关厂冲压车间，和北京市电器工业公司所属另外几个工厂的冲压工序都已经合并到郊区的电器冲压件厂去了，冲床噪音不再吵人了。
目前，三环路内，还有七十多家属北京市经委系统的工厂正在进行“治、改、并、迁”。
北京市汽车配件总厂在城区有11个工厂有冲压车间，共有大小冲床一百多台，噪音、震动很大。
目前，他们正在大兴县组建一个冲压件厂，准备把各厂的冲压件集中到那里去生产。
北京粉末冶金二厂分散在天桥一带十多处，球磨机、油压机噪音、震动严重扰民，目前这个工厂在大兴县新建的厂房已近完成，即将搬迁。
北京钢厂烟尘污染严重，这个工厂已同外商签订合同，引进除尘设备，明年可以建成使用。
北京市有些农药厂的污水污染北京地下水源和河流，最近，有关领导部门已初步确定这些工厂改产。
对生产任务不足而又有污染、扰民问题的一些机械加工等工厂，如阀门七厂等，市有关部门准备令其停产，将生产任务交由郊区同类工厂去完成。
此外，三环路以外的首都钢铁公司、燕山石化总公司等工业区，也已制订出治理污染的规划。
北京市经济委员会曾多次听取所属各工业局关于治理污染的设想，经过反复研究，制订出了全系统治理污染的计划，准备进一步治理三环路以内和三环路以外的部分重点保护区的工业污染。
北京市经委确定，治理污染要和调整轻重工业比例、改变首都工业结构结合起来进行。
污染扰民的企业要把生产发展资金和更新改造资金，优先用于治理污染。
北京市三环路以内地区，包括东至大北窑、西至公主坟、南至木樨园、北至太平庄的160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旧北京城区约大一倍半。

地铁车辆设备大修厂不该继续兴建
北京地下铁道第1期建设竣工投入运营后，电气客车共130余辆。
这些车辆使用了10年，需要逐渐大修。
第2期工程完成后，又将有一批客车投入运营，车辆维修问题也需要及早考虑安排。
1975年10月，经国家计委批准，兴建北京地铁车辆设备大修厂，计划投资2，073万元，近期建筑面积达57，306平方米。
1978年列入基建大中型项目计划，并破土动工。
这个厂该不该兴建，一开始就有争议。
因为北京已有一个地铁机械修配厂（后改名为951厂），地铁车辆大修无需另搞新建项目。
北京市建设银行前门支行不仅多次提出建议，有关部门也曾作过调查。
但领导机关对此议而不决。
因为少数领导人决定新建，使这项工程强行上马。
截至去年年底，花掉投资254万元，而主体工程还未进行。
承担这项工程建设的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最近向北京市计委提出，明年要投资1，000万元，才能完成主要厂房和部分铺轨项目。
据测算，该厂全部竣工投产所需投资至少为原计划的150％，时间至少还得四、五年，而建成后修理任务也不足。
为什么非要搞这项重复建设呢？
951厂是1960年初兴建的，占地345亩，设计能力为客车大、中修150辆，工程机械大、中修1，800台，汽车保修300辆，制造施工用金属结构3，800吨，还生产钢筋轨枕和机械修理所需各种配件。
1962年已完成铸工、锻工、机械等车间厂房和办公楼，铺设5．4公里铁路专用线。
1964年开始改建、扩建，生活福利设施陆续配套，并逐步承担地铁工程机械维修和配件制造任务。
这个厂1976年划归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领导，原承担的铁路系统机械修理任务被砍去，从此一直“吃不饱”。
951厂不仅生产能力有余，而且高大跨度的主厂房原来就是按地铁客车大、中修需要设计建的。
5．4公里的铁路专用线也是为客车修理而铺设的，多年来一直闲置在那里。
特别是该厂已形成一支技术队伍，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承担北京地铁运营客车的大修任务是不成问题的，这既能解决951厂“吃不饱”的问题，又能为国家节省大量投资，可谓一举两得。
新建地铁车辆设备大修厂是不必要的，这项工程难道还要继续搞下去吗？！
本报记者欧庆林

末日疯狂
——“四人帮”及其余党策动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始末
本报记者高集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于12月13日开庭，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庭审调查。
法庭先后传讯了主犯王洪文、张春桥，并传同案在押犯王秀珍、徐景贤、施尚英到庭作证。
这次庭审调查，充分揭露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始末。
一、建立“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张春桥、王洪文于1966年底和1967年08月初，在上海先后策动和指挥了两次大规模武斗，夺取了上海的党政领导权之后，立即着手“改造”上海民兵，建立由“四人帮”控制的武装力量。
张春桥为这支武装规定的宗旨是：
“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还提出，这支武装要“学会打巷战”，并且要建立8至10个高炮师。
1969年之后，他又多次告诉王秀珍等人，要他们在上海郊区造枪，造手榴弹，造地雷，并且说：
“你们不要看这些土雷、土枪、土手榴弹，打起仗来还是起作用的。”
王洪文在供词中说：
“我们抓这支武装的目的，就是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
也就是保卫林彪、‘四人帮’夺得的权力。
它是‘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王洪文和上海余党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张春桥为这支帮派武装所规定的宗旨和做法。
他们宣称要用这支帮派武装来“对付走资派”、“准备打内战”，还要抓所谓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因而，在1968年这支武装刚一建立，就对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上海办事处进行了查、抄、封，说这些办事处是藏“走资派”的地方。
他们还以上海市革委会的名义授予这支帮派武装抓人、关人、审讯和办所谓学习班的权力，用王洪文供词中的话来说，“实际上是镇压群众”，“抓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那些人”。
为了牢牢地控制这支武装，张春桥、王洪文公然剥夺了上海警备区对上海民兵的领导权。
王洪文说：
“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我是抓住不放的”。
“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他告诉王秀珍要把上海市和各区的民兵指挥部的领导班子配备好，并且说：
“对文化大革命态度有问题的，应调下去。
部队干部也要看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好的就调回部队”。
于是，以帮划线，“造反派”为主体，就成了“四人帮”控制上海民兵的组织原则。
王洪文和其余党还用地方资金在上海建立所谓“小三线”，为帮派武装制造武器。
他们还把上海新中华机械厂改为造自动步枪的厂，并要上海电缆厂用剩余零件装备半自动步枪。
1970年，王洪文又让摩托车厂配备一部分摩托车给民兵，装备了一个摩托团。
他说：
“上海的民兵应该装备好些，要达到和解放军平起平坐的水平。”
张春桥、王洪文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在上海经营了这样一支帮派武装。
王洪文承认，他和“四人帮”上海余党为建立帮派武装所做的一切，为上海的武装叛乱创造了条件。
二、“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
在1975年0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每当形势的发展对他们不利时，就对上海余党灌输“准备上山打游击”、“要打仗”、“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的思想，要余党抓好上海民兵，作好准备。
在1976年0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又连续发出秘密指示，阴谋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75年01月，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经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1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就忧心忡忡地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
“我最担心的是军队，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1974年到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多次批评了“四人帮”，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副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江青。
在这种情况下，王洪文于1975年07月跑到上海，一直呆到那年11月中旬才回北京。
在上海期间，他在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论中央任命了一批各军种、兵种和大军区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时说，“这些人邓（指邓小平同志）都很熟悉，我和春桥都不熟悉”。
马、徐、王要王洪文回北京抓权，王洪文说：
“邓小平的权是毛主席给的，我有什么权”。
王洪文还对马天水以及他的“小兄弟”们多次讲，“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他并在那年09月间召集上海民兵的头头们开会，进行所谓路线交底，在会上叫嚷说，谁要一个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再把民兵拉起来。
会后，他对马天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放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
之后，他还去看了存放武器的仓库。
1976年04月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惊恐万状。
王洪文从4月01日至4月07日，几乎天天同马天水、王秀珍通电话，要他们“把民兵拉出去”，“防止上海出现类似天安门广场事件”，“哪里出现问题就在哪里解决”。
王秀珍向上海民兵和公安局的负责人做了传达和布置，要他们“协同作战”，准备动用帮派武装镇压群众。
1976年05月07日，姚文元在北京接见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陈冀德时说：
“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
陈冀德回到上海后向上海的余党作了传达。
1976年07月上旬，姚文元又布置《红旗》杂志搞一篇关于《加强工人民兵建设》的文章，经姚文元审定于1976年《红旗》杂志第8期上发表，鼓吹“广大民兵……要同党内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为策动武装叛乱作舆论准备。
1976年08月，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
丁盛说：
“我最不放心的是6453部队”，“这个部队我根本调不动”，“这个部队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天水说：
“真正打起仗来，上海主要依靠民兵这支力量”。
随后，马天水立即检查对民兵发枪的情况，下令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为策动武装叛乱作了实际准备。
1976年09月21日，徐景贤在北京把丁盛到上海密谈和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张春桥对徐景贤说：
“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徐景贤在供词中说：
“我懂得，这话是提醒我们要注意行动的时间和行动的方式。”
1976年09月23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
“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
王洪文在供词中说，他的这番话对上海的影响很大，“在思想上对上海民兵叛乱创造了条件。”
1976年09月28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向“四人帮”的余党传达他的意见，根据徐景贤的记录，张春桥说：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
“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上海有大考验；
要打仗。”
徐景贤在供词中说：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
三、余党末日垂死挣扎
1976年10月06日，“四人帮”被粉碎。
08日，徐景贤、王秀珍派人到北京刺探消息，到了晚上，那个人就按照预定的暗语，从北京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四人帮”发生了最严重情况的消息。
从8日晚到12日晚，上海的余党多次召开会议，群魔乱舞，杀气腾腾，阴谋发动武装叛乱，进行垂死挣扎。
08日晚上，上海余党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召开了紧急会议。
参加的有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以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
会上，他们在议论了“四人帮”可能被捕的情况之后，朱永嘉就提出：
“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
朱永嘉的这个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叛乱的反革命主张，得到其他余党的同意。
他们一方面张牙舞爪，准备大干，另一方面又提心吊胆，害怕有人来抓他们，在康平路被“一网打尽”。
于是他们决定，组成两套叛乱指挥班子，设置两个秘密指挥点，当晚就撤出康平路机关。
两个指挥点的地点和人员的分工是：
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园，由徐景贤率领，有王少庸、朱永嘉等人，负责抓总和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是文的一路；
二号点设在市民兵指挥部，由王秀珍率领，有冯国柱、廖祖康等人，直接指挥武装叛乱，是武的一路。
后来，根据廖祖康的意见，在叛乱指挥班子里又增加了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李彬山、市总工会的头头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等人。
徐景贤当场写了调集33，500名民兵“加强战备”的手令，交给王秀珍执行。
然后，文武两路人马进入各自的指挥点，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文的一路叛乱班子中，朱永嘉极为猖狂。
他在康平路的会后，立即奔往上海的两家报社和广播电台做发动舆论宣传的部署。
接着，又到市委写作组布置撰写反革命宣传材料。
在他和王知常的煽动下，市委写作组的几个人，那几天一直处在准备叛乱的反革命狂热中。
武的一路，由王秀珍率领着，于8日深夜到市民兵指挥部，进行发动武装叛乱的具体准备。
这一路人马大多是王洪文的亲信“小兄弟”、“四人帮”在上海行凶作恶的打手。
王秀珍向他们布置了任务：
要施尚英等几个民兵负责人研究和提出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
要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等几个当年参加过大规模武斗的人，一旦打起来，分别到指挥点去指挥叛乱。
这伙人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心怀鬼胎。
他们怕引人注目，连市民兵指挥部都不敢呆，在9日凌晨就匆匆将二号点移往东湖路招待所。
在王秀珍的指挥下，李彬山、施尚英等人制定了民兵行动的初步方案，并由施尚英于9日上午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枪配套，枪弹配套，调集车辆、物资等等。
在那几天里，共动用各种武器27，000余件，调集车辆225辆和大量食品、物资，还在各民兵指挥所架设了15部电台，并沟通了联系。
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也按照王秀珍的部署调集了1，300人的机动力量，并增发了枪支。
08日之后，余党们纷纷烧毁材料，消灭他们为“四人帮”效忠的各种罪证。
有的表示“准备坐牢、杀头”、“要完就一起完”；
有的布置转移家属；
有的向老婆诀别，说“现在离婚还来得及”；
有的出门携带着枪支、匕首，以备亡命之用。
总之，在余党内部发出了末日临头的哀鸣，呈现了覆灭前的混乱。
09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从秘密指挥点回到康平路机关，接到马天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们以上海市委的名义对党中央8日发表的两个决定（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表态。
徐、王在电话中探问“三位领导”（即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情况，马天水含糊地支吾了一番。
当晚，马天水又来电话传达党中央的命令，要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参加会议。
10日下午，徐景贤、王秀珍去了北京。
让马天水打电话给上海余党，以及把徐景贤、王秀珍调往北京，对牵制上海余党发动武装叛乱，起了重要作用。
10日到11日，上海的余党在等待徐景贤、王秀珍到京后的消息。
一号点的那些人，在徐景贤走后，朱永嘉还在市委写作组中进行煽动。
二号点的那些人，由廖祖康、陈阿大带领着，每天还在东湖路招待所碰头，探听消息，窥测方向。
11日，他们探听到上海警备区去南京开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已经回到上海，并作了加强战备的部署。
他们于是又大为惊慌，认为东湖路招待所已成招人注目的地方，聚会地点必须转移。
12日，这些人在市工人文化宫碰头，廖祖康鼓吹要采取一些所谓的实际行动。
他们决定在国棉31厂另设一个联络点，由戴立清在那里值班，并负责拟定反革命标语（戴立清和黄金海等人一共拟了21条反革命标语），还要在他们的亲信骨干中进行反革命吹风。
12日晚上8时许，上海的余党又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
参加的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王日初、朱永嘉、廖祖康、肖木、何秀文等人。
会前，他们已经确知“四人帮”被粉碎。
会上，马振龙、朱永嘉为“四人帮”的覆灭放声痛哭。
朱永嘉提出要马上干，“再拖下去就全完了”。
陈阿大、叶昌明、肖木、王知常猖狂叫嚷要干就大干。
黄涛表示要干就坚决干。
这些亡命狂徒提出要发动群众，停产罢工，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用沉船封锁吴淞江口，切断电网，控制要害部门，破坏铁路桥梁等等反革命策划。
王少庸叫嚷要把全市搞瘫痪。
叶昌明还在会上打电话给钟定栋，要他连夜拟定发动武装叛乱的方案。
余党的末日疯狂发作达到了顶点。
会中，马天水、王秀珍从北京来电话，说他们13日可以回来，要余党们务必等他们回来。
朱永嘉、王知常认为不能等待，主张天亮前就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发“告全国、全市人民书”，放手大干，并且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张春桥，还我姚文元，还我王洪文”的反革命口号。
可是，群凶无首，由谁发布命令呢？
与会的几个常委同意加紧准备，但要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发动武装叛乱。
这个余党末日的疯狂会议，一直到凌晨才散。
13日凌晨，钟定栋拟定了名为“捍一”、“方二”的发动武装叛乱的方案。
市总工会和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们布置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反革命吹风。
下午，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王知常还曾进行活动，企图把民兵拉出来，作最后的挣扎，但未能成事。
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正式传到了上海。
“四人帮”对上海的十年统治和他们策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倾刻瓦解。
上海人民欢庆再生，“四人帮”的余党的末日终于降临了。

婆婆很多实际无人负责；
建设方针不明浪费严重
首都地铁究竟由谁来管？
婆婆很多，实际无人负责；
建设方针不明，浪费严重
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加快修建北京地下铁道的提案。
但是，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建议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北京地铁的建设和管理，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
第1、婆婆很多，实际无人负责。
北京地铁的领导部门很多，有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基建工程兵，谁都可以管，实际上真正主事的却很少，重大问题无人拍板。
以第1期工程验收移交问题为例，这项工程建成通车已经10年了，早就应该移交正式运营。
但是，应由哪个部门接管，长期定不下来。
北京市和铁道部都把它看成“包袱”，谁也不愿接管，多年处于临时运营的状况，运营单位不承担经济责任。
因此，机构臃肿，经营管理不善，连年亏损。
临时运营处职工定员为1，400人，现在实际上已有3，200人，平均每公里就有职工100多人。
负责临时运营治安的80多名公安人员的一切费用，都摊入地铁基建投资。
近10年中，地铁运营亏损达3，208万元，平均每年亏损在300万元以上。
运营亏损和经营费用全年平均400万元至500万元，都要从地铁基建投资中扣除，这就使基建资金大大减少，拖了地铁二期工程的后腿。
第2、地铁建设方针不明，造成巨大浪费。
北京地铁建设，是以战备为主，兼顾交通；
还是以交通为主，兼顾战备？
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认识是不一致的。
地铁一期工程的建设确定以战备为主，二期工程开始建设时的防护标准与一期工程相同。
1970年，有关部门又决定修改二期工程的设计，比一期工程提高了防护标准，致使建设工作量和资金大大增加，建设工期延长。
据有关部门计算，仅土方开挖量就比原计划增加1，690万立方米，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增加了172万立方米，使造价增加2．8亿元，造成很大浪费。
就北京地铁的建设问题，一些专家、干部和群众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应该以交通为主。
这样，对改善首都交通拥挤情况能起很大作用。
据统计，北京地铁一期工程正式承担运送职工上下班的任务以来，平均每日客运量达13万多人次，如果这些乘客全部用公共汽车，需要六百多辆次大型汽车。
增加这样多的车辆，必然会使北京市地面交通更加拥挤。
北京地铁究竟由哪个部门接管？
看来，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了。
本报通讯员兰书臣李培才
本报记者李训舟

也谈桑树坪煤矿的所谓“竣工投产”
《人民日报》9月09日刊登了政协委员常黎夫、邓以纯同志关于《桑树坪煤矿强行验收投产，后果严重》的发言。
我想对这个问题的有关部分作个补充。
197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现摘要如下：
“我国新建的一座现代化大型煤矿——桑树坪煤矿，在陕西省韩城矿区胜利竣工，经过试生产证明各系统运转情况良好，于11月10日正式移交投产。
这座煤矿的建成，对改变我国煤炭工业布局，促进西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桑树坪煤矿不是“大型煤矿”，而是中型煤矿。
我国煤炭工业划分大、中、小型煤矿的标准是，设计能力年产500万吨以上的为大型煤矿，年产200—500万吨之间的为中型煤矿，年产200万吨以下的为小型煤矿。
桑树坪煤矿设计能力年产300万吨，属于中型煤矿，而《人民日报》报道为“大型煤矿”。
桑树坪煤矿并没有真正形成生产能力。
该矿建设是分为两期工程进行的。
它的一期工程早在1977年就交付使用，二期工程于1979年11月“正式移交投产”。
一期工程设计能力年产煤90万吨，二期工程设计能力年产煤210万吨，两期工程设计能力共300万吨。
一期工程“投产”三年后的1979年，实际产煤33．8万吨，只占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
二期工程投产半年，只产煤6万吨，以全年计划产煤20万吨计算，才仅仅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9．5％。
由于各种原因，基本建设项目移交生产的初期不能完全达到设计能力的要求是不奇怪的，但象这个矿这样却是不正常的。
桑树坪煤矿生产不正常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生产环节没有完全形成。
今年安排二千二百多万元投资（据说明年还要安排），继续搞原设计方案内的未完工程，而不是搞新建或扩建。
按照基本建设验收标准衡量，这个矿根本不够移交投产的条件。
既然不具备投产条件，硬要正式移交生产，那么投产后的情况就不难预料。
一般情况下，一个中型煤矿建成投产后是有盈利的。
桑树坪煤矿是“现代化”的，去年煤炭又提了价，在其移交生产后理应获得较多利润。
事实恰恰相反。
它的一期工程，1979年亏损288万元，平均吨煤亏损8．52元；
二期工程半年来就亏损760万元，预计全年亏损一千多万元，吨煤成本要达72元。
这就是桑树坪煤矿“胜利竣工”“正式移交投产”的真象。
人们必然要问，是谁指示这样干的，这样干的目的是什么，产生的严重后果由谁来负？
这些问题只有当事者才能作出回答。
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些什么教益呢？
1、在基本建设战线上，一定要改变弄虚作假的坏作风，有关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基本建设验收标准行事。
2、新闻报道要力求真实、准确，新闻工作者要加强调查研究，学点经济知识。
师 广

保护草牧场迫在眉睫
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加上草场的沙化、退化、碱化，草场载畜量越来越少。
真叫人为畜牧业生产的前途担忧。
有些人为了搞副业，到草牧场挖甘草等药材，草牧场许多深坑遍布。
每年冬天都有很多牲畜因大雪覆盖深坑被绊断了腿以至陷死的。
个别社队为了增加收入，盲目开荒种瓜，有的一片达三千多亩，一、二年后就变成了大沙包。
还有的人到草场搂毛柴，一搂就是两、三遍，搂得草根外露，使大片草场草高不过半尺，载草量大大减少。
国家现有森林法，是否也可以制定一个草场保护法？
内蒙古扎鲁特旗广播站徐文彦

保障公民通信自由有罪吗？
编者按：
通过写信、发电报、打电话，向上级领导机关和党报反映问题，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人不得干涉、阻挠和检查。
邮电部门是保证公民行使通信自由的关键部门。
邮电职工有一项重要职责，同那些查、抄群众通信的违法活动作坚决斗争。
赵文先同志这样做了，理应得到表扬，但却遭到打击。
这样的违法行为和对这种违法行为的袒护，都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相信有关部门会加以过问和处理。
山东省沂南县农办干事姜保安，多次给党中央和《人民日报》写信，并且发电报、打电话，反映沂南县的问题，引起沂南县委领导的不满。
今年03月，县委派人来到我们邮电局，说要查姜保安打电话和写信的情况，问我：
“姜保安都向哪里写信？”
我当时任营业班班长，就说：
“要查信、查电话，得有公安局的证明。”
第1天他们没查成，第2天他们又查了打电话的情况。
沂南县委这一违法行为，引起了我局许多职工的不满。
我就向上级反映了这一情况。
今年09月10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李春光向我们邮电局华增全局长调查这件事。
事后，华局长找我训话，一再追问我跟姜保安“有什么勾搭”？
还说什么“你看你赵文先能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象你这样人的思想，干什么都干不好，连大门也看不好”，并命令我马上交接工作。
就这样，我的营业班长的职务被撤掉了！
因我患有胃溃疡病在家休息，医院开有证明，但华局长却以“不上班就没有工资”来卡我。
11月间又要我下公社工作。
因为我的孩子在县城上学，下公社有困难，我于是提出不同意见。
他却命令：
“你今天就走，把你的小孩也带上。”
我家7口人，全靠我的收入生活，加上我的病严重，华局长这一卡，使我全家生活难以维持，最近只好让两个小孩下关东谋生去了。
作为一名邮电职工，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
而我却因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遭到一场打击、报复，我很不理解！
山东沂南县邮电局
赵文先

“土政策”这一提法值得商榷
有些报纸刊物常常用“土政策”一词批评一些地方执行错误政策的事。
我认为这一提法值得商榷。
其一，就政策而言，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没有“土”、“洋”之别。
根据地方各级人代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在本级人大闭会期间，都有权根据国家法律，结合当地情况，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
从实际情况看，要一个车间、一个生产队保障生产、工作的正常进行，也必须允许制定某些切实可行的规章。
因此，不能说下级（地方）的政策是“土”的。
同时，上级的政策有时也有错误的。
上级的政策如果不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下级可以请示变通执行；
如果错了，可向上反映。
下级的规定、政策是正确的，也应该允许执行。
其二，容易引起思想混乱。
我们国家由于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又遭受十年浩劫，搞得不少同志谨小慎微，办事“看本本”，等上级发指示、作决定，自己不拿主见。
还有少数人，受“四人帮”一伙散布的无政府主义谬论的影响，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本地区、本单位制定的不合自己利益的一些具体政策斥为“土政策”。
因此，这种提法不利于当前广大干部消除官僚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解放思想，搞好改革，把各项工作搞活，促进四化建设。
报刊批评的“土政策”，显然是指那些单位和个人搞的一些违反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的错误政策。
鉴于以上理由，我觉得用“土政策”来概括“错误政策”是不准确的。
因此，建议报纸今后不再用这个提法，对其他类似提法也力求作到准确、鲜明。
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公社
李长江

坚决制止倒卖车船票的不法行为
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部分，在某些方面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这是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了的。
但有的人“浑水摸鱼”，将火车票、船票买来再高价倒卖，从中渔利，则很值得注意。
山东烟台市这种倒卖船票的现象，就十分严重。
有的人，趁节假日人们探亲访友之机，垄断了不少船票和排队购船票的顺序号，然后倒卖。
每倒卖一张从烟台至大连的船票则赚两元多。
因此，使我们因公外出的职工因为买不到船票（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高价买倒卖的船票），而要在烟台多呆好些天，这给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坚决的措施，制止这种高价倒卖车船票的不法行为。
三机部第六○一研究所孔宪贵

纠正“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让中小型水利设施充分发挥效益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由于“重建轻管”的思想影响，使好多水利工程设施不能充分发挥效益，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例如我们江苏阜宁县里下河地区各公社兴建的446座防洪闸，其中不能御洪的就有216座。
又如横贯县境44里长的恒河，因为失去排涝能力，先后整治了4次，共投资500多万元和成品粮1，000多万斤，投工1，200多万个。
全县象这样的河道有14条，总长达500多华里，大多经过三、四次整理。
由于这些整治工程的纠缠，使大量的劳力用不到田间小型水利建设上。
从1976年以来，全县每年都要动员三到五万强劳力参加大工程施工。
后方同时要花相应的劳力，保证前方粮草供应；
再留一部分劳力搞冬季田间管理，这样后方的劳力就所剩无几了。
小型水利只能喊几句“大搞”的口号。
几年来，这种大工程想下下不了，小水利想上上不去的被动局面一直改变不了。
主要原因有三条。
首先是管理不力。
大多数公社没有管理机构，工程一建成就算了事。
少数公社即使有个管理机构，也空挂招牌，人员不落实，任务不具体，报酬不明确。
尤其是几个公社共同受益的工程，命运更惨，谁也不愿出钱、出人搞好工程的管理、维修和养护。
其次是规划不定型。
有些地方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举棋不定，没有一个长期打算。
常常是谁的权力大，谁的意见就是规划。
今年王书记在职是南北向，明年李书记执政是东西向，变来变去，反复无常。
群众说：
领导调动，苦了群众；
寅订卯改，劳民伤财。
第3是缺少一部水利工程管理法。
由于法纪不严，奖惩不明，人为破坏往往严重于自然损坏。
在堤上耕翻种植，砍伐林木，拆走电力抽水站的零部件等现象屡见不鲜。
所有搞这些破坏行为的人，一直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由此可见，加强工程管理，已成当务之急。
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我们不仅要高速度地建设工程，更要高水平地管理工程。
既然舍得花必要的巨大投资建工程，就应当舍得花少量的投资管工程。
建一项工程，少则几千元，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上千万元。
但建成以后，只要花很少的人力管一管，出了毛病，只要花很少的财力修一修，就能把死工程变成活工程，岂不合算！
？
这个帐要好好地算一算！
江苏阜宁县水利局张永玉

表扬先进、发奖状不宜铺张
近来，有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在积极订制年终奖励的奖状。
有些奖状的设计，很精致、很复杂，不仅要用高级纸型套色印，还用进口的电化铝烫字，甚至要搞凸纹，凸出一些图案和文字。
这样，印制一张奖状少则也得两三元，甚至更多一些。
如再加上精致的镜框，每个就得十几元。
有些单位还跨省、市派人到大城市订制。
到年终了，对有贡献的职工从精神上给予鼓舞，政治上给予荣誉，这是十分必要的。
但制做奖状也应该厉行节约，为四化建设节省资金。
沈阳
杨燕山

要依质论价，不要看人验货
今年春上，按上级的意图，队干部要求大家多种花生，解决花钱的问题。
经过社员们的辛勤劳动，花生获得了丰收。
每户多者收入千余斤，少者也收四五百斤。
09月，粮食部门开始收购花生，每斤价5角8分左右，社员们争相出售。
但没有想到，本公社粮所只收购了一个星期，就把价格压低了四五分。
更为严重的是，验收先认人后看货，同样的花生，他说谁的好就谁的好，他说不好，就是好的也当成次的。
如10月14日我到峄城粮所卖花生，我们一个队的人，一块地种的同样的花生，又是一天收的，前面三个人去卖就收啦，后面我们两人去卖就不收，硬说我俩的花生不够标准。
无奈，我们又翻山越岭走了20余里到了金寺粮所。
他们说，不收啦，收足啦！
我们南跑北颠地窜了一天，耽误了农活，花生还没卖成。
农民出售农产品给国家竟这样困难。
我们认为，这与党中央所颁发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是不相符合的。
粮食部门收购农副产品怎么可以任意提价或降价，想收就收、不想收就不收呢？
我们要求上级能责成粮食部门，切实纠正这种不正之风，要以质论价，不要看人验货。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龙泉庄大队张鸿云

调查汇报
根据徐文彦同志的来信，我们就这一问题走访了国家畜牧总局、内蒙古畜牧厅等单位，证明读者反映的情况属实。
草场退化。
解放以来，草原建设速度缓慢，目前仍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
十年浩劫期间，草原站被取缔了，技术人员被迫改行，有的学木工、有的当瓦匠，草原的管理和利用处于无政府状态。
以后，草原站虽然恢复了，但由于上级某些领导对开发草原种粮与利用草原养畜的认识模糊，以及草原没有法律保护，草原管理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长期没有克服，因而造成牧草生产逐年下降，草原退化面积逐年扩大。
牧民们痛心地说：
以前到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如今却是“沙丘四起，满目荒凉”。
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自治区退化草场面积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其中，严重的如呼伦贝尔草原的退化草场面积占50％以上，鄂尔多斯草原的退化草场面积达80％左右。
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牧草产量10年下降了67％。
有的草场由亩产500斤降至100多斤。
草原退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为的破坏是主要的。
载畜量高。
长期以来，在畜牧业生产指标上，只强调牲畜头数的总增率和纯增率，牲畜头数成倍增加，但每头羊所占的草地面积却逐年减少。
解放前，全国牧区共有牲畜2，900多万头，现在已增加到9，000多万头。
内蒙古1949年每头羊占有天然草场70亩，1974年每头羊只占草场22亩。
正镶白旗阿拉腾嘎拉苏公社锡林敖包大队，每头牲畜占草地不到3亩。
由于牲畜发展与草原面积比例失调，破坏了生态平衡，使牲畜数量大上大下。
据伊克昭盟科学部门调查，养一只羊需14亩草场，而实际载畜量是6．6亩草场养一只羊。
据调查，全国牧区牲畜因过不了冬而死亡的约500万头，活着的牲畜体重也要下降三分之一。
死亡与掉膘两项相加，相当于每年牲畜收购量的5至6倍。
光是牲畜掉膘的损失，就相当于内蒙古每年牲畜收购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盲目开荒。
过去，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掀起了几次开荒种粮的高潮，使许多草原被开垦种粮。
内蒙古伊克昭盟30年来开荒600多万亩，造成沙化面积约1，800万亩。
鄂托克旗开垦草场373万亩，占总面积的10％，沙化面积由28％增至40％。
后套地区，解放初期有天然草场198万亩，现在都已荡然无存。
这样，使农区小片草场逐年被吞噬，幸存部分也由于掠夺式的利用，正日趋消亡。
最后，农区的牧畜不得不赶入牧区借用草场，致使农牧交界地区草场负担过重。
草场开荒种粮的，收成不好，亩产只几十斤、十几斤，有的连种子也收不回来。
同时，气候也发生很大变化，出现沙暴，雨量减少。
但是，有关部门还强迫牧民交征购粮。
如交不出，在半农、半牧区就以断粮卡他们。
由于草原属国家所有，许多单位都来侵占牧场开荒。
近几年来，黑龙江省龙江县头站公社擅自到呼伦贝尔盟扎赉特旗努示木仁公社红旗大队开垦草地几千亩。
牧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无人受理。
他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开垦的拖拉机步步逼进，无可奈何。
某部队单位1970年以来开荒达140万亩，牧民们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生活了几代的草场，投亲靠友，另找安身之地。
这不仅破坏了草原的生态平衡，而且严重地影响民族团结。
车道多而宽。
交通事业的发展，也给牧区带来了灾难：
车道纵横交错，占去了大片草地。
如克什克腾旗至锡林浩特公路最宽处达521米，因车来车往，草地成了沙路。
风一吹，公路形成很深的道槽，车辆不能通行，只得另开新路，使车道越来越多。
牧民说：
建设1万亩的基本草场，需花几十万元或上百万元和几年到十几年的时间，而汽车、拖拉机破坏1万亩草场，却只需一二年时间。
乱挖乱耙。
草原上生长着发菜、蘑菇等菌藻类植物和药材。
一到这些植物的收获季节，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聚到草原来采集。
去年以来，乌兰察布盟商都、化德等农牧区社员进入苏尼特右旗搂挖发菜的就有几万人。
他们成群结队，数次用耙子在草原上耙挖，牧草被铲尽，草根被挖起，风一吹则飞沙走石。
全旗26，000平方公里的草场，已有5，000平方公里不能利用。
牧民们迫切要求尽快颁布草原法，使草原得到合理利用。
本报记者高秀珍戴兰华

这种事究竟该谁管
不少铁路罐车装运的石油，从发货方到收货方，其间大量超额损耗。
超损原因主要是：
1、铁路罐车罐口或罐盖无胶垫或胶垫残缺不全，有的胶垫螺盖变型，盖不严；
有的罐盖只有螺丝无螺母，或少数螺母拧不紧，盖不严。
2、铁路罐车罐口以铅作密封材料，用久了，铅槽里的铅大部或全部脱落，有的新铸上的铅也没有铸平，盖不严。
铁路罐车有的呼吸阀帽脱落，完全不能控制装油后和运行中石油的自然呼吸，因而造成自然蒸发量增大；
在挂车、刹车冲撞时和翻越陡坡时，也容易大量溢油。
这些问题归谁管？
成都71号信箱职工
詹述圣周启富白瑞良

退田还湖越早越有利
常德县牛鼻滩群众赞区委办事合民意顺天理
最近，湖南常德县牛鼻滩区委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作出了明年退田还湖一万亩的决定。
消息传开后，群众高兴地说：
“区委办事合民意顺天理了。”
三面临水的牛鼻滩区，前几年在“向湖里要田”的口号下，大搞围湖造田，使湖田面积一扩再扩，调蓄水面一缩再缩，到今年止，全区耕地面积由70年代初的12万多亩扩大到15万多亩，调蓄水面由6万多亩，缩减为3万多亩。
其危害，从全区所算三笔帐中，可以得到说明：
一是农业生产成本账。
这个区低于外河正常水位27．5米以下的湖田有1万亩，都只能种一季稻，总产量常年为450万斤左右，就是全部按议价算，总产值也只有80多万元。
但为了使这些田保收，常年抽水7个多月，花电费16万多元。
仅此一项开支，就占这些湖田总收入的20％。
二是劳力账。
这些田一般离村较远，每年收、插，人们跑的路多、费的力多，许多生产队还出现了坐公共汽车去田间劳动的稀奇事。
同时，由于这些田低于外河正常水位，一下雨就遭灾，常常要插两、三次秧。
群众说：
插一亩湖田一季，比插一亩正田双季花的工还要多得多。
三是退田还湖的经济收入账。
如果用这些田种莲、养鱼，每亩至少可收入200元。
1万亩就多收入120万元，且成本少得多。
同时，丢掉了这些“拖腿田”，把劲使在正田上，不仅全区粮食总产不会减少，还有增产的希望。
牛鼻滩区委在算上述三笔账时，还从正反两方面剖析了两个典型队的情况。
一个是断港头公社株木山大队，插湖田越插越穷，全大队人平均纯收入要比周围的队低三四十元，共欠国家贷款16万元。
另一个是牛鼻滩公社栏马口大队的十五生产队，去年将60亩湖田还了湖，种上了湘莲；
加之，投入正田的劳力一多，粮食产量也有了提高。
去年这个队人平均纯收入达到242元，成了全区的尖子队。
事实不仅教育了区委，也开阔了全区干部、群众的眼界。
原来少数人担心退田还湖一万亩步子太快了，现在认为，早退早得利，再不退就会受大自然的惩罚了。
湖南贵发新正田校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茶会
各国常驻北京记者和中国作家会见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今天下午，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的茶会上，各国常驻北京的六十多位记者和二十来位中国作家友好会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荒煤首先向出席茶会的各国朋友致意。
茶会上，丁玲、姚雪垠、刘宾雁等著名作家被外国记者团团围住，回答了外国朋友所关心的问题，介绍了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文艺政策以及自己的生活、创作等情况。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第1书记王揖主持了今天的茶会。

侵柬越军多次侵犯泰国巴真府边境地区
新华社曼谷12月12日电泰国《暹罗之星报》今天报道，泰国东部巴真府边防部队第1师师长素钦·阿拉雅军少将11日在东部边境向记者揭露，11月初以来，在柬埔寨的越南军队入侵泰国巴真府边境地区并向那里炮击达14次之多。
他说，从11月04日到12月06日，越南和韩桑林部队越过柬泰边界侵入巴真府达帕耶县的昂西拉村、东隆村、谷松村、讪洛差岸村、暖马木村和亚兰县的他披村。
入侵者每次都同泰国边防部队发生了冲突。
打伤泰国士兵2人。
入侵者被泰国军队击毙3人。
他说，在这一期间，越南和韩桑林部队还向亚兰县和达帕耶县境内打炮和发射火箭7次，使一些村庄房屋受到破坏，一名边境居民被弹片击伤。
素钦说，目前，越南和韩桑林部队正在接近泰国的柬埔寨西部边境地区加紧调动，并增派了兵力。
他说，泰国军队决不大意，他们正警惕地保卫着边境地区的安全。

倪志福率我工会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为团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齐平为副团长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在圆满结束了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友好访问后，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余秋里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奥斯托伊奇也到机场迎接。

值得注意的危险信号
本报评论员
正当波兰面临外来武装干涉的危险、全世界担心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重演的时候，苏联《真理报》12月11日发表了题为《宝贵的历史经验》的书评，借总结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历史教训大做文章。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12年前，苏联以“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为名，粗暴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悍然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目的一次大暴露。
这一事件使全世界清楚地看到，苏联为了称霸世界，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对于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性和危险性必须有充分的估计。
然而，《真理报》却把苏联的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说成是“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在当前有“现实意义”。
其用意何在是不言自明的。
《真理报》所说的“历史经验”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无非三条：
一、“当前民族主义是反共主义的最重要工具”，凡是“关心社会主义的‘完善’，希望赋予社会主义以‘真正的’民族性，同苏联的‘模式’相对抗”的，就是“反革命”；
二、“永久和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原则”之一，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在对苏联的关系上得到始终如一的体现”；
三、“社会主义大家庭每个国家阶级利益的国际化，是现今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大家庭”有责任保卫“社会主义成果”。
这就是说，“大家庭”的成员国对内必须照搬苏联的“模式”，不得越雷池一步；
对外只能充当苏联的附庸，不许有半点独立自主，否则，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苏联就有权采取行动进行干涉，以“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保卫所谓“国际化”了的“阶级利益”。
这是地地道道的侵略有理的谬论，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新发展。
苏联口口声声说，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个成员是平等合作的“兄弟国家”，那末为什么别人就不能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只能死守住苏联强加给它们的“模式”呢？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已吃够这种苏联“模式”的苦头，不能不谋求变革。
克里姆林宫竟然认为这是大逆不道，非加以干涉不可。
试问谁给予他们这样的权利？
苏联当局俨然以“大家庭”的家长自居，随心所欲地订立“家规”，并且扬言它有进行干涉的责任，真是狂妄之至！
苏联当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它的借口是这个国家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威胁和出现反革命的颠覆活动。
而现在，莫斯科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在它的“大家庭”内，只要是谁打算突破苏联的“模式”，根据本国特点和民族利益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或者在对外政策上不愿唯莫斯科之命是从，稍为表现出一点独立自主的愿望，就要被戴上“反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帽子，就可以成为苏联进行干涉以至出兵占领的理由。
请看，苏联霸权主义为了牢牢地控制它的“大家庭”，已经到了何等蛮横的地步。
人们把《真理报》的这些论调同苏联最近围绕波兰局势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莫斯科在这样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不仅是为它当年的侵捷行径进行辩解，而且是为它今天准备对波兰进行干涉制造舆论，同时也是对“大家庭”其他成员国发出警告。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危险信号。

周小玲在英国体操赛中获女子全能冠军
据新华社伦敦12月12日电中国女运动员周小玲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的可口可乐国际体操比赛中，以37．60分的同样成绩，同罗马尼亚选手埃·埃贝尔列并列女子全能冠军。
中国男运动员许志强和李宁在男子全能比赛中，分别以56．55分和56．45分的成绩，获得第3名和第4名。
男子全能冠军为日本的梶谷以57．20分的成绩所获得。

“喂！
是波兰共产党吗？
当我需要你们帮助我来波兰援助的时候，我就向你们打招呼，以便让你们向我发出开进波兰的邀请。”
原载法国《费加罗报》

土耳其外长和科威特报纸指出
苏联建议的目的在于控制海湾地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土耳其外交部长伊尔泰尔·蒂尔克门昨天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解决阿富汗被侵占的问题，因此，在阿富汗问题解决之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长们不会讨论勃列日涅夫关于海湾地区“和平”建议。
土耳其《喉舌报》12日发表评论指出，勃列日涅夫的建议不过是为了“在波斯湾问题上，在保护那里的自然资源和航道方面取得发言权”，以便“控制这一敏感地区”。
评论还说，这个建议同苏联1979年10月作出的从东德部分撤军的决定一样，具有“同样的欺骗性”。
科威特报纸也发表社论，揭露勃列日涅夫的“建议”的虚伪性。
《新闻报》今天发表社论说：
“苏联的建议是它在阿富汗和亚丁获得利益之后提出来的，它实际上是要求（别人）不要反对它的军事存在。”

民柬电台指出
勃列日涅夫侈谈和平不过是老虎发誓不吃肉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的一篇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最近访问印度时侈谈和平，只不过是“老虎发誓不吃肉”。
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所谈的道义、原则和准则的动听言辞不能欺骗任何人。
正是苏联，在1978年底唆使和支持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它自己则在1979年底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
苏联现在正调遣军队、开动战争机器，随时准备寻找借口入侵波兰。
文章最后说，勃列日涅夫侈谈和平只能促使人们“对苏联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对
‘老虎的道义’不能掉以轻心，应该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支持柬埔寨和阿富汗人民以及正在遭受其危害的所有各国的人民，以便捍卫国际关系准则、联合国宪章和真正的不结盟原则”。

泰外长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新华社曼谷12月13日电据《泰人报》今天报道，泰国外长西提·沙卫西拉12日向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如果发生苏联出兵入侵波兰的事件，泰国和东盟必将采取某种方式进行抗议和反对。
他说：
“我们同世界上其它爱好和平的国家一样，希望维护世界的和平。”
同一天，泰国副外长阿伦·帕努蓬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苏联是否可能出兵占领波兰”这一问题时说，泰国外交部正在密切注视波兰局势的发展，因为那一地区发生的事件可能会给泰国和印度支那形势带来影响。
他说：
“我们必须时刻研究世界形势。
在当今世界上，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事件。”
“但是，我们随时准备对付这种局势。”

简明新闻
印度不签署防止核扩散条约
印度外交部长纳拉辛哈·拉奥12日在议会宣布，印度不打算签署目前这种形式的防止核扩散条约。
他说：
“我们认为目前这种形式的防止核扩散条约是不公平的和不现实的。”
利比里亚特别军事法庭庭长被捕
根据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的命令，利比里亚特别军事法庭庭长弗兰克·森克佩尼准将11日被解职，并被投进监狱。
特别军事法庭预定12日对以企图推翻现政权罪名受审的九名前高级军官宣布判决。
据透露，救民委员会和特别军事法庭在对这九名受审军官的判决方面可能意见不一致。
两伊恢复少量石油出口
伊朗和伊拉克在战争持续进行的情况下，最近分别恢复了少量的石油出口。
西方通讯社报道，目前伊朗每天约出口石油二十万桶。
伊拉克石油部长卡里姆12月08日透露，从12月01日起，伊拉克使用通达地中海的石油管道每天出口石油一百多万桶。
匈牙利撤销煤炭托拉斯
匈牙利政府在11日举行的部长会议上决定撤销现有的煤炭托拉斯，进一步扩大各煤炭生产企业的自主权。
匈牙利政府认为，企业组织过分集中和庞大，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不利于企业之间的竞争。
日本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油轮
世界上最大的油轮“海上巨人”号11日在日本钢管公司津制作所的船坞建成。
“海上巨人”号全长四百五十八米，宽六十八米，高三十米，五十六万三千重量吨。
（据新华社）

罗武装部队最高政委会举行全会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月12日电据此间报纸报道，罗马尼亚武装部队最高政治委员会12月11日举行全会，讨论了罗军全体指挥员和军人在执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尼·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方面所担负的任务。
与会者在给齐奥塞斯库的电报中表示，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随时准备执行齐奥塞斯库的命令，同全体人民一道坚决捍卫革命成果，捍卫祖国的独立、主权和完整。

美国将加快向泰国运交战斗轰炸机
新华社曼谷12月12日电泰国皇家空军司令帕年·干达叻同美国空军后勤部主任布赖斯·波会谈后对记者说，预期更多的美制新式F—5e型战斗轰炸机将很快运抵曼谷，以加强泰国皇家空军的力量。
帕年说，美国已保证加快运送泰国根据军事赊销计划向美国购买的武器。
泰国的一些空军人员已经去美国，接受使用这些新式飞机的训练。
布赖斯·波是到曼谷来了解泰国的防卫需要的。

联大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独立宣言二十周年
据新华社联合国12月12日电联合国大会今天举行特别会议，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20周年。
联大主席韦希马尔在讲话中说，“新的世界秩序是牢固地建立在下述信念的基础上的，即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必然导致仇恨和冲突，只有所有国家都拥有平等权利和自决权才能保证人类未来的和平和繁荣。”
他指出，“纳米比亚问题是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他表示，联合国将继续尽力履行对纳米比亚人民所负责任。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会上说，我们在纪念宣言发布20周年的时候，强调尚未解决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纳米比亚问题自然是我们最优先要处理的问题之一。”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弗兰克·阿卜杜拉在发言中对联合国成立35年、宣言通过20年以来争取殖民地人民权利方面进展缓慢表示不满。
他要求联合国大会敦促安理会积极支持并参与非殖民化工作，特别是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工作。
特别会议收到了一些国家和政府首脑的贺电，其中有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的贺电。

苏印发表联合公报只字未提苏联侵阿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新德里消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11日结束对印度的正式访问时发表的印苏联合宣言强调，要进一步发展两国间“全面合作关系”和“密切的传统友谊”。
宣言笼统地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问题”，但是只字未提发生在印度邻国的对阿富汗的军事入侵。
宣言说，双方决意“按照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加强和加深印苏友好互利合作”。
“苏联将对印度修建大型工程和发展特别重要的经济部门继续进行合作。”
宣言在谈到西南亚问题时说，“印度和苏联重申，反对对这个地区国家内部事务的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但宣言恰恰回避了苏军对阿富汗的侵略。
西方通讯社在报道时指出，勃列日涅夫在寻求印度“更加公开支持莫斯科干涉阿富汗”方面是“失望”的。
合众国际社说，在阿富汗问题上，宣言“没有产生对莫斯科政策的实质上的支持”。
宣言在谈到东南亚问题时，不提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所引起的紧张局势，而是表示所谓“支持东南亚国家争取局势正常化的希望”，“支持东南亚国家致力于发展睦邻与合作关系”。
宣言未触及世界关切的波兰局势，也没有提到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
勃列日涅夫10日在印度议会发表讲话，提出了所谓保证波斯湾地区和平与安全的5点建议，并表示希望得到印度的支持。
但在宣言里没有提到这项建议。

西共执委会委员阿斯卡拉特说
苏联如果干涉波兰 西共将与苏共断绝关系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马德里消息：
西班牙共产党12日警告说：
“如果苏联武装干涉波兰，西共将与苏共断绝关系”。
西共执行委员会委员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说，如果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那将是“对和平、欧洲安全以及社会主义发展本身的严重打击”。
阿斯卡拉特指出，在波兰问题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常危险和复杂的局势”。
他说，西共认为，波兰“工人的罢工不是针对波兰的社会主义秩序的，而是针对波兰领导的一些重大错误的。”
他强调西共完全独立于莫斯科，并呼吁其他共产党也“独立作出反应”。

难产的里根内阁
本报记者王飞
美国当选总统里根的发言人布雷迪12月11日下午在这里的“05月花”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里根的一项声明，和他决定提名的第1批8名内阁成员名单。
里根在他的声明中说：
这些内阁成员是“有经验的老手与新面孔、新观点与经过考验的观点的结合”，他们都经过“详尽而彻底的审查”，并且都同意他本人的“哲学与信念”。
会上，8名新内阁成员登上讲台，并分别简单地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有两点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是里根打破了过去由当选总统亲自宣布内阁名单的传统，而改由他的发言人宣布。
他本人则留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宾馆里，同一些黑人领袖开会。
其次，新内阁中的最重要职务，即国务卿的人选，由于存在不同意见，未能同时公布。
里根在声明中暗示，他即将宣布他13名内阁成员中其他成员的名单。
美国公众这些天来一直在等待里根宣布他的内阁名单。
里根早在11月06日即曾表示，他将在11月底或12月初宣布他的新内阁名单。
但事件的进程表明，他未能按照他原订的日程完成他的组阁工作。
美国报界指出，新内阁之所以难产，是由于里根在这方面遇到了困难。
比如，对于财政部长这个重要职务，许多人都垂涎，先是前财政部长西蒙，后是花旗银行总裁里斯敦，都想担任这个职务。
他们两人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因遭到另一些人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宣布退出。
关于国务卿一职，原列候选人名单前茅的舒尔茨，由于遭到共和党内一些人的反对，已宣布退出。
第2个候选人黑格的名字传开后，民主党一些参议员又借口要追查他同水门事件的牵连，表示反对。
但里根12月10日飞抵华盛顿回答记者问题时，仍然肯定黑格是他的选择对象。
这些情况表明，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争夺与牵制，里根的组阁工作不能不遇到种种麻烦。
美国广播公司11日晚在谈到8名内阁成员时说，他们都属于共和党中的“温和保守派”。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说：
8名内阁成员中有5名来自东部，2名来自西部，南部则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保守思想库”的人。
有5名曾上过哈佛大学，这些初步的反应可能预示着，美国主要舆论工具对里根新内阁的组成，将作出有利的反应。
（本报华盛顿12月11日专电）

齐奥塞斯库接见我工会代表团时指出
波兰问题要让波兰人民自己去解决
《火花报》编辑部文章认为波兰人民有能力战胜当前困难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月11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12月11日在党中央大厦接见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率领的中国工会代表团。
接见时，齐奥塞斯库介绍了罗马尼亚的工会情况，指出罗党十分重视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对社会的领导，希望罗中两国工人阶级、工会加强来往，密切合作。
在谈到国际问题时，齐奥塞斯库认为波兰问题要让波兰人民自己去解决。
倪志福同志表示要学习罗马尼亚工会工作的好经验，并相信中罗两党、两国、两国工会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工会代表团是12月03日从南斯拉夫抵达这里进行友好访问的。
访问期间，同罗马尼亚总工会主席博布等进行了会谈，交流了工会工作经验。
代表团于12月11日晚离罗回国。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月10日电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和罗马尼亚人民完全相信，波兰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有决心和能力寻求最合适的办法来战胜当前困难。
这是罗马尼亚《火花报》在12月10日就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莫斯科会晤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中指出的。
文章说，罗马尼亚“全力声援和支持波兰共产党人、进步力量、工人阶级和人民为渡过当前处境和争取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而进行的斗争。
我党反复表示，坚信波兰出现的问题可以并应当由波兰人自己解决，以便这些问题不影响国际关系，不影响缓和、独立与和平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