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制订《商业物价工作守则》
新华社上海12月12日电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为保证国家物价政策的贯彻执行，使物价检查经常化、制度化、法制化，最近在总结多次物价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制订了《商业物价工作守则》，颁发给所属各采购供应站、专业公司和商店，要求所有干部职工积极执行。
这个守则包括坚持贯彻物价政策，认真执行物价管理，制订各种收费标准，严格保守物价机密，禁止内部私分商品，以及向群众宣传物价政策等10条规定，守则还规定，对于模范遵守守则的，要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
对于违犯守则的，要区别情节轻重进行严肃处理。
有的要给予各种经济制裁、纪律处分，直至法律制裁。
多收货款和非法收入要退还给顾客，不能退还的要上缴财政，不许入企业利润，不得计发奖金。

为“事后诸葛亮”正名
某厂发生一起生产事故，人们纷纷议论事故产生的原因，厂领导竟当头棒喝：
议论什么，孩死来奶了，事后诸葛亮顶啥用！
人们顿时哑了场，只是面面相觑。
出了事故，议论一番，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是很必要很有益的。
办事情，事先有个预见性，多做几手准备，少出些问题，也就是说，当个“事前诸葛亮”，当然是好的。
可是，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际，事前预料不到的事情经常发生。
特别是有些人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倾听群众意见，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问题出现后，需要汲取教训，使自己渐渐变得聪明起来。
要说这就是“事后诸葛亮”，我看这个“诸葛亮”比刚愎自用、傲慢自负、不接受教训的那个“周瑜”要强得多。
反对“事后诸葛亮”的人，如果不是不虚心，很可能是怕把问题的根源找出来，涉及自己的责任。
这就更需要“事后诸葛亮”来明辨是非，分析责任，使渎职者受到应有的处理。
　焦永林

基建工程兵某团深入严重干旱的甘肃北部戈壁沙漠普查找水，为研究和改造沙漠提供了可靠的水文地质资料，被评为国家地质系统的先进单位。
这是普查一连向巴丹吉林沙漠挺进。
　张建明摄

实行财务包干制和生产责任制效果好
云南农垦系统首次盈利二千多万元
新华社昆明12月12日电
云南省农垦系统今年农业获得全面丰收，从而扭转了多年亏损的局面，第1次盈利2，300万元。
云南农垦系统所属各国营农场今年认真加强经营管理，把农场当成企业来办。
年初，从农垦总局到每个农场都分别制订了增产增收、扭亏增盈的措施。
农垦总局对农场实行三种形式的财务包干制：
一、橡胶农场实行利润包干上交，超过包干的经营利润全部留给农场；
二、经济作物农场实行自负盈亏，总局对农场盈不提、亏不补；
三、短期作物的谷物农场，实行计划亏损定额补贴，年初由总局将计划补贴的资金发给农场，作为活动资金，用于农场扩大再生产，年底节余归农场，超支不补贴。
财务包干制和包定奖生产责任制，把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经济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改变了过去农场之间、工人之间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现象，极大地调动了农场、职工的积极性。
今年，云南农垦系统虽然遇到春旱等自然灾害，全系统干胶生产仍然完成年计划的106．5％，比去年增长13．2％；
胡椒、糖、生猪的产量分别超过年计划任务的22％、33％和39％。

庆阳地区处分违反物价政策的人员
江西商业厅组成检查组分赴各地检查物价
本报讯
据《甘肃日报》报道：
甘肃省庆阳地区广泛进行物价大检查，狠刹随意涨价的歪风，受到群众的欢迎。
庆阳地区的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物价问题，由地区物价主管部门牵头，全区统一组织进行物价大检查。
对查出的随意提高商品销售牌价和收费标准进行贪污，短斤少两、变相涨价、克扣群众，降低价格、损公肥私、进行私分，议购议销范围不明、平价购进、议价销出等问题，分别按情节轻重进行严肃处理。
今年01月至10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区随意提价多收的价款达40，839元，除退还能找到顾主的9，173元外，其余如数上交财政。
另外还上交多收的粮票3，179斤、面粉1，000斤，布票8，114尺。
对违犯物价纪律的62名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对不执行价格政策的17名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或经济制裁。
本报讯
据《江西日报》报道：
为了贯彻国务院、商业部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通知，江西省商业厅已组成6个物价检查组，分赴各地、市开展商业物价大检查。
这次商业物价大检查主要是检查关系人民生活的消费品价格和服务收费为主，中央规定的粮食、食油、棉布、针织品、化纤织物、食糖、食盐、酱、酱油、醋、市场用煤、火柴、煤油、西药、课本、铝制品、塑料制品、民用橡胶制品等主要消费品的销价是否稳定；
商办工厂的产品质量、重量和包装规格是否符合要求；
厂销价格是否按规定执行；
饮食业毛利率掌握情况、饭菜质量是否达到规定要求；
及随意涨价、短斤少两、以次充好、以劣充优、掺杂使假、克扣群众等变相涨价的现象。

林业局副局长带头乱砍树木破坏森林法
肥西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任继珍
新华社合肥12月12日电
安徽省肥西县林业局副局长任继珍带头乱砍树木，导致群众滥砍国家山林。
最近，经肥西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已将任继珍逮捕。
09月26日，肥西县林场大潜山作业区经上级林业部门批准，开始砍伐被雨雪冰凌折断头的844棵树木。
砍伐的头一天，县林业局副局长兼县林场党支部书记任继珍带头违犯上级林业部门关于“砍伐后的规格材交县木材公司收购”的规定，带领儿子和其他亲属上山选伐了26棵树作为自己建房的木料，其中，还有三棵是不属于批准砍伐范围内的完好树木。
在他的影响下，作业区的一些职工相继上山，各自选伐好树。
接着，林场周围的一些社、队干部，退休干部以及“关系户”，都闻风赶来抢购树木，甚至连负责保护山林的两名公安干警，也趁机选购好树。
任继珍还让部分买主夜间上山自选、自伐、自运，整个作业区出现了一片混乱。
林场一些职工曾向任继珍提出：
“不能再砍、再卖了，否则将会出乱子！”
但任继珍拒不接受群众意见。
此后，前来争相抢购树木的人越来越多，盗伐树木的现象日益加剧。
任继珍不仅不向上级领导部门报告情况，反而宣布卖给附近六个大队每个队2，000斤树木，卖给大队干部每人一棵树，想以此手段来堵住群众的嘴，结果，更加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从10月14日起，林场附近四个公社的社员群众成群结队地上山砍伐树木，高峰时每天达一千多人。
中共肥西县委闻讯后立即组织各方面力量前来制止，到10月17日凌晨，事态才被平息。
据统计，大潜山作业区内，这次被砍伐了4，455棵生长期达二十多年的松树，毗邻的集体山林的松树也被砍伐了210棵。
肥西县林业局领导对造成这起滥砍山林事件也负有一定责任。
他们自1978年以来，违犯国家关于规格材应由计划部门统一安排，林业部门无权批售的政策规定，随意非法批售规格材，去年，甚至批准县林场批售木材。
这次滥砍山林事件中，县林业局局长曾到了大潜山作业区，他对作业区已经出现的混乱局面不仅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反而还叫林场给有关部门出售了三十多棵树。
最近，肥西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责令这位局长和其他有关人员进行检查，以后再作出严肃处理。

水文地质部队五年多来进行大量普查工作
13省区查明地下水和地热资源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我国13个省、自治区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最近胜利完成。
这13个省区是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初步查明了199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和地热资源情况。
这一普查任务是由1974年组建起来的水文地质部队完成的。
5年多来，这支部队的水文地质战士踏遍沙漠、沼泽、高山、雪原、林海，进行了大量的普查工作，找到了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通过普查，水文地质战士还找到了1，000多个地热点和100多条地热异常带。
在著名的云南腾冲地热区，又发现了一个东西长450公里、南北宽330公里的高温地热带，经钻井测试，水温达摄氏80度以上，单井昼夜涌水量达3，000吨左右。
在能源紧缺的四川西部，共发现了6个地热区约140个地热点；
在一向被认为地热资源贫乏的西北祁连山区和河西走廊，也找到了20多处地热点和大批出露地表的热泉。
结合水文地质普查，水文地质部队的科学工作者还广泛开展了科学研究活动，已向国家提交了180份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和80多篇科研论文。
为了表彰水文地质战士的功绩，水文地质部队指挥部于12月04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给200多名先进代表记功授奖。

河南从机动财力中拨款充实学校
全省办起十八所农民技术学校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报道：
为了加速发展教育事业，河南省人民政府今年两次从省机动财力中拨款2，385万元，有重点地充实了一批学校。
今年年初，河南省政府从省机动财力中拨款2，000万元给教育部门。
其中重点装备的24所中学共安排360万元。
加上过去两年拨给的重点中学补助费，经过充实以后，这部分学校的校舍维修一新，图书室、阅览室的设备都得到补充，理化教学可以进行分组实验，改善了办学条件。
重点安排给高等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的645万元，主要用于添置教学仪器、图书资料及实验室、图书馆的设备和教学所必需的家具等。
同时，还解决了高等学校扩大招收学生的经费和中、小学校校舍修缮补助费近1，000万元。
此外，河南省政府今年还从省机动财力中拨出385万元，解决了部分市（县）举办高等学校分校（走读班）和电视大学知青班的办学补助经费，以及信阳等5个地区灾区教育修缮费。
据新华社郑州12月12日电
最近，经河南省教育厅批准，林县、济源、洛阳市郊区等18个县和城市郊区，办起了18所农民技术学校。
各个学校设有农学、果林、畜牧、兽医等专业。
学校规模分别为200至400人。
学制为2年。

深入社队宣传《森林法》　重申林业政策不变
靖安县发动群众保护山林
据新华社南昌12月11日电
新华社记者罗苹、新华社通讯员黄尊英报道：
中共江西省靖安县委领导成员带领四百多名县、社干部，分头下到生产队宣传《森林法（试行）》，针对社员怕政策不稳而多伐山林的问题，重申放宽的林业政策内容，使民心安定，有效地制止了危害山林的各种活动，全县林政工作出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局面。
靖安是江西省林业县之一。
去年11月以来，县委放宽林业政策，使山区社员的生产和生活得到许多便利，经济收入每人增加了三、四十元，无人不说放宽林业政策好。
可是，许多人担心这些好政策不长久，急忙忙多砍树木出卖，有些生产队劳动力不够，还雇请外地人砍伐肩运，一时竟造成六千多外流人口涌进靖安县搞木竹，一些学校、街道等单位也趁机经营木、竹，使林政管理一度处于混乱状态。
县委及时分析了这种状况，他们认为放宽政策不等于不要政策，对于过去左倾路线限制山区致富的条条框框，要坚决取消，而那些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却必须继续坚持执行。
前一段工作的缺点，一不能怪社员，二不能怪基层干部，三不能怪放宽政策，更不能借此就收政策，把刚刚活跃起来的山区经济又卡死。
总结经验教训，应该赶快把政策准绳交给群众。
县委立即给全县每个农户发了一本《森林法（试行）》，同时派出工作组，由县委正、副书记和3名常委亲自带队，深入生产队去做工作，反复向社员说明今后要长期坚持执行的四条政策规定：
一、取消山价款由公社、大队、生产队“三、三、四”分成的做法，今后山林归谁所有，山价款全部归谁所得；
二、在保证砍伐量不超过生长量的前提下，超额计划交售木材，按国家加价标准收购；
三、采伐木竹之后修整下来的枝梢、霉烂材，社队组织社员清检下山，允许直接出卖，林业部门根据公社证明放行；
四、社队利用边皮、短次材加工的产品，允许产销见面，议价出售，林业部门按公社证明放行。
社员明了政策法令之后，基本上清走了外流人口，还主动揭露出偷砍、贩卖木材的案件二百六十多起，清出木材1，070多立方米。
现在，靖安县林区一扫前两个月的混乱局面，生产秩序已经恢复正常。
我们月初来到这个县，只见交通要道上，经过加强了的林业检查站工作秩序井然，一律按放行规定行事；
一条条环山公路上，整齐地堆放着社队准备交售的木、竹；
伐木后的山岗上，大多数已炼过山打了穴，只等来年春天植树造林。
过去山林不被爱护，山权所有者往往把山当成包袱。
最近，社员们看法大变，都说有山营林才能长久致富，争山的多起来了，要求县里解决的就有五十多起。
县里一一派人慎重处理，已有27起圆满解决。

解放军纪委办公室转发群众来信要求全军
在拥政爱民活动中严禁请客送礼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共解放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最近向全军各大单位纪委办公室发出通知，转发了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干部吴殿祥希望部队和地方共同纠正不正之风的来信，要求部队在新年春节拥政爱民活动中严禁请客送礼和大吃大喝。
吴殿祥的来信反映了一些驻京部队往年在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时，以座谈征求意见为名，宴请地方有关人员。
他认为，这是十年浩劫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不正之风，不是加强部队和地方团结的好办法，有损解放军的威信，希望在京部队各单位在春节期间不要再宴请商业局的干部和人员，节省每一分钱用于四化建设。
解放军纪委办公室通知指出，吴殿祥同志的来信，是对我军的爱护和支持。
这种宴请之风，是慷国家之慨，谋小团体私利，实质是一种变相贿赂行为。
各级纪委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经常检查《准则》执行情况，对违犯《准则》和搞各种不正之风的行为，以及在新年、春节期间拥政爱民活动中违反规定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的行为，要参照中央纪委的有关决定，严肃查处。

调整作物布局　改革耕作制度
全国冬油菜种得又多又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占全国油料作物产量三分之一的冬油菜，今年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了600万亩，是建国以来种植面积最多的一年。
今年各地把发展油菜生产作为调整作物布局、改革耕作制度、培养地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同时，各地都努力贯彻有关的油料政策，推行生产责任制，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油菜种的又多又好。
河南、安徽、贵州等省今年种植的油菜分别比去年增加了一百多万亩。
直播的油菜出苗齐全，移栽的成活率高、密度增加、缺棵少、生长茁壮。

谈谈“背靠背”
憋在心里很久了，前些天看了《今日谈》编者的话，借一席之地，也谈一谈。
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地方，评论干部，评先进，评工资，评奖……凡是认为当面不便谈的，领导就让来个“背靠背”。
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害于团结，不利于工作。
背靠背，被议论的人不在场，几个人、十几个人把某个人议论一番，品评一顿。
有时道听途说，流言蜚语，也在
“会上”传播一通，很难做到实事求是。
议论完后，一些未查证验实的话，常常再传播开去，甚至满城风雨了，被议论者还蒙在鼓里；
有些议论传到被议论者耳中，往往一场风波由此而生。
这种“背靠背”，一时看来顺当，却难免留下后遗症。
还是多来一点“面对面”好！
和风细雨，促膝谈心，这样评议的结果，人们才会心悦诚服。
小蛮

迅速行动起来贯彻国务院紧急通知
四川派检查组到林区制止乱砍森林
新华社成都12月12日电
四川省各地迅速行动起来贯彻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采取有力措施控制近期蔓延起来的乱砍滥伐森林歪风。
四川省原始森林资源居全国第2位。
然而，由于乱砍滥伐森林的歪风长期得不到控制，致使全省森林资源越来越少。
据省林业厅估算，全省每年消耗损失森林资源3，000万立方米，而森林生长量每年仅1，500万立方米，采伐量超过生长量的一倍左右。
如果按这个速度砍下去，全省的原始森林在20年内就将砍光，非原始林区的树木在10年左右就会耗尽。
为了贯彻好国务院的紧急通知精神，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在研究贯彻具体措施。
省里决定，全省新配备2，800多名林业公检法人员，分别在林区的23个森工局、4个水运局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乐山地区、渡口市单独成立林业公检法机构，其余林区则分别增设林业公检法的处、科、股、庭等机构。
现在，省里正组织由林业、农业、纪委、民委、公检法联合检查组，深入重点林区对贯彻执行国务院紧急通知的情况进行检查。
一些地、市、州、县派出的林业检查干部已到了林区社队，正在对乱砍滥伐森林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凉山彝族自治州林业局在检查中发现，州委所在地的西昌火车站堆放的27，000多立方米待运木材，80％没有任何手续；
另外20％虽然有手续，但大部分是无计划运输。
现在，他们正准备采取措施，冻结这些无计划调运的木材。

制止毁良田作屋场
我们水浸坪公社永红大队第3生产队地处丘陵地带，田少，荒山石坡多。
近二年，有的社员从外地请来“地仙”给选看了近十个屋场，没有一个定在荒山石坡上，都定在粮田里。
全队已有40％左右的肥沃粮田被选作屋场。
生产队会计是共产党员，他家在几年前找“地仙”选了一个屋场，占去半亩粮田，今年说那块屋场不好，又另选了一块，还是定在粮田里，共占一亩多地。
群众对此十分气愤。
生产队曾召开群众会，制止这样毁田造屋。
可是，毁田人用酒肉拉拢，大队党支部少数人竟在暗中支持毁田造屋。
社员多次送报告，要求公社党委前来处理，公社党委也不予制止。
党员带头毁田造屋无人管，群众也跟着毁田作屋场。
我队每人平均只有半亩粮田。
这样毁下去，怎么得了？
要求有关领导立即刹住这股毁田造屋风。
湖南武冈县永红大队三队　部分社员

增草减畜保重点　加强管理抗灾害
宁夏采取措施保证重点牲畜安全过冬
据新华社银川12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曼沧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在今年的抗灾保畜工作中，采取增草、减畜、保重点的措施，合理淘汰瘦弱牲畜，既增加了社队收入，又保证了重点牲畜的安全过冬。
今年，宁夏中部的盐池、同心、灵武、中卫、海原等县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旱情严重，草原产草量大大下降。
据盐池县测量，今年的草原产草量只有去年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各地牲畜膘情普遍较差。
为此，入秋之后，灾区社队在积极发动社员打贮野草的同时，有计划地对一大批非生产性和乏弱牲畜进行淘汰处理。
各地从草场、贮备的饲草料条件和牲畜体质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出发，能保证多少牲畜过冬就留多少牲畜，其余部分宰杀或出售。
全自治区今年共计划淘汰羊38万只，目前已淘汰处理了近30万只。
这样将会减轻草场的冬春压力，确保基础母畜、种公畜和后备母畜的安全越冬。
经过淘汰处理，灾区社队对剩下的基础母畜、种公畜等加强了管理，有些地方把一部分羊包给社员个人饲养，采取三七或四六分成的办法。
有关部门正抓紧对灾区抗灾经费和物资的落实以及畜病的防治等工作。

生产水泥构件　为农民提供建房材料
湖南省湘乡县涧山公社缺竹少木，农民建房困难。
为此，公社办了个水泥预制厂，生产水泥预制件和其他生活用品。
从去年09月投产以来，已生产出建房用的桁条、楼栿、门框、窗户、屋面板和群众日常家用猪食槽、床铺、桌子、谷柜等17，000多套（件），解决了200多户社员建房用材和家具、用具缺乏的困难。
潭桥大队第9生产队社员刘岳芳，多少年前就想建两间新房，由于木材不够，迟迟没有建成。
去年冬天，他高高兴兴从水泥预制厂买回水泥预制板和门框、窗户等，建成了新房，比用木材建房节约180多元。
用水泥预制件建房的好处很多：
一是节省了木材，保护了森林；
二是不怕风蚀、火烧；
三是不怕白蚁蛀；
四是造价低。
因此很受群众欢迎。
冬季是建房旺季。
目前，这个厂增加了人员和设备，准备生产更多更好的水泥预制件。
　谭泽银

生产队也要“精‘官’简政”
菏泽县佃户屯公社通过调整领导班子，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编者按：
长期以来，农村许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脱产人员多，占用大量补贴工分，社员负担很重。
为了把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组织好，配备少量队干部，并且由社员群众根据这些干部因公耽误劳动时间的多少，给予适当的补贴工分，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在有些大队和生产队，各种名目的干部很多，有的一年为集体办不了几件事，却享受不少补贴工分，这就加重了群众的负担，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
佃户屯公社及时抓住这个问题，对生产队进行精“官”简政，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提高办事效率，减轻农民的负担，一举三得，这个作法值得提倡。
当然，农村的“五多”，许多是从上级领导机关布置下去的。
基层单位的工作有了改进，希望上级领导机关也要作相应的调整，也来一个精“官”简政。
“基层干部多，补贴工分多，农民负担重”，这是在农村采访中听到的一种议论。
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山东省菏泽县佃户屯公社通过调整领导班子，实行“精‘官’简政”，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公社在生产责任制基本健全以后，精简了大队、生产队两级的一些干部。
全公社32个生产大队，原有大队干部258名，现在减少为112名；
228个生产队，原有干部1，140名，现在减少为684名。
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总数比以前减少43％。
这个公社精简基层干部已经收到一些效果：
一是干部队伍比过去年轻化了。
全公社32名大队党支部书记，三分之二以上年龄都在四十五岁以下。
二是责任明确了，办事效率有所提高。
三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佃户屯公社精简基层干部，给人们一个有益的启示：
“精‘官’简政”，不仅是上层领导机关的事，农村的基层领导班子，同样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以后，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
因为社员有了明确的劳动岗位和责任以后，干部再象过去那样晃晃悠悠，有的一年为集体办不了几件事，却享受大量补贴工分，社员就更有意见。
“精‘官’简政”以后，落选的干部怎么安排？
佃户屯公社的做法是，会烧窑的烧窑，会管树的管树，会开拖拉机的就让他当驾驶员。
对于土改、合作化时期的老干部，离职以后，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工作能力，分配到大队的林场、果园或副业队，安排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对有些勤勤恳恳为集体操劳二三十年、如今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干部，大队和生产队还给予必要的照顾。
这样离开干部岗位的一些老同志心情也比较舒畅。
实行“精‘官’简政”以后，工作会不会受影响？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拿团支部来说吧，现在，大队团支部书记不再享受补贴工分，团的活动由劳动时间移到工余时间，这不仅不影响团的工作，而且有利于把农村共青团的工作引向正轨。
大队、生产队“精‘官’简政”看起来是基层的事，但是要把这件事情搞好，关键在上面。
俗话说：
“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
如果基层班子精简了，上面仍然保持着庞大的机构，沿袭着老一套的领导方法，下边就会难以招架。
只有上下左右一起“精‘官’简政”，基层单位“精‘官’简政”的成果才有可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本报记者　南振中
陈必将

社员建房要统一规划
我们公社立新大队去冬今春有二十八户社员建房。
当时，大队的主要劳动力忙于烧砖、挑地基，耽误了冬播和农田水利建设，春季备耕工作也搞得马马虎虎，加之建房占用了十多亩耕地，造成今年早稻减产。
有些社员因建房欠粮欠钱，今年生活发生困难，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
社员建新房，这是件好事。
如果缺乏统一规划，放任不管，就会产生很多不良后果。
建议生产队对社员建房统一进行安排，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根据社员的居住和收入情况，区别轻重缓急，尽量不占耕地。
湖南新邵县　黄靠生、刘正安

秋后应当好好算算账
张连杰
河北省吴桥县今年农业生产全面丰收，总收入比去年增加一千多万元。
最近，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总结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有两件事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有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今年春上推行责任制时，觉得自己当干部多年，本大队又是全社的先进队，硬是拢着不让搞责任制，并且要和搞责任制的队“较量较量”。
没过三个月，就拢不住了：
队里的棉苗明显比人家差一色、矮一头。
他一看阵势不妙，干脆把手放开，不再拢了。
于是全队半路上搞起了责任制。
尽管这样，生产还是受到了影响。
今年队里的生产在全公社排到了第十几名。
还有一个大队，由于党支部“一班人”不大相信责任制的优越性，想看一年再搞。
在“三干”会上，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了解到搞责任制的大队粮棉增产，社员增收，他后悔了。
中央两个农业文件下达后，各地许多社队都因地制宜搞起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也有一部分社队至今没搞。
没搞的这些社队，主要是干部思想不解放，对生产责任制还不放心，老是在那里犯嘀咕，担心搞了责任制，干部不好当，工作不好做，生产不好领导，特别是害怕引出资本主义。
对这些同志应当怎么办呢？
除了应继续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外，还需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受到教育，使他们醒悟过来。
吴桥县的做法是对的，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秋后算账，本来是农业战线上坚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的一种形象说法，在极左盛行的时期，却被说成“秋后算账派”，成为挨批的一个罪名。
现在，我们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大家都应当在秋后好好算算账：
到底是实行生产责任制好，还是不实行好？
当地实行哪种生产责任制更好一些？
已经实行的生产责任制还需要如何进一步完善？
经过算账，干部和群众认识一致了，就会为明年的农业生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苗乡集市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岑松乡集，是历史上有名的苗寨乡场。
随着党的农村政策的逐步落实，这个乡场又活跃起来，集市足有三里长，有买有卖，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活跃。
新华社记者　龙启云摄

要重视农村的房屋建设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各地农村陆续改造了一些旧房，建设了一些新房，许多农民的居住条件有了一定改善。
有些生产发展比较快、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社队，还先后建起了一批新村。
但是，总的来看，目前农村的居住条件还是很差的，许多地方依然是古村旧貌，农民住房很紧，即使在富饶的江南，也有不少农民住在茅草房里。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一些农牧民的居住条件更差。
最近，农村房屋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
由于党的政策的落实，农工副业的发展，以及农副产品提价，农民收入增加，普遍要求建房。
无论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来看，还是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来看，农民住房的建设问题，都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当前的问题是，不少地方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有的把农民建房看成是可管可不管的小事，放任自流；
有的怕农民建房影响生产，不去关心，甚至加以阻拦；
有的不顾党的政策，不顾经济条件，搞“大呼隆”，搞一平二调，忽视发挥集体和社员两个积极性；
有的不注意规划，盲目建设，侵占了耕地，破坏了布局；
有的不注意合理组织施工，既影响了集体生产，又增加了农民负担，对集体、对个人都很不利。
农村建房材料，也没有一个正常的供应渠道，农民盖房困难很大。
对农村房屋建设，要有一个正确的方针。
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随着生产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壮大，社员收入的增加，采取全面规划、正确引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因地制宜、逐步建设。
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
当前，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解决：
（一）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重视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
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有些地方把生产和建房的关系对立起来，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割裂开来，农民要盖房，常常受到各种指责，动不动就割“私有制的尾巴”，搞得生产上不去，生活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
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
生产和生活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不努力把生产搞上去，单纯强调改善生活，就没有物质基础，想改善也改善不了。
反过来说，只强调抓生产，忽视改善生活，甚至连一些可以办到的事情也不办，就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生产也不可能搞好。
因此，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把农民的生活安排好，不仅可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还有利于稳定大局，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我们应当切实地把农房建设工作抓起来。
（二）要十分注意政策，充分发挥社员和集体两个积极性。
农村建房中的政策问题，最重要的是房屋的产权问题。
社员的住房，属于生活资料，产权应归社员所有。
修建的办法，可以在统一规划下，由社员筹集资金、材料，集体给予帮助，统一组织施工。
五保户由集体负责安排。
这种方式，有利于发挥社员建房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房屋的维修、管理。
公共积累多，经济条件好的社队，也可以在统一规划下，采取集体筹集资金、材料，集体建房的办法，产权归集体所有，农民住房交纳房租，也可以折价卖给农民。
在集体建房中，使用农民的旧房旧料，要合理作价，并在短期内偿还，不能搞一平二调，变相剥夺农民。
社员要求自己建房，只要服从统一规划，也应当允许。
不论采取哪种方式，都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绝不能够搞强迫命令。
建房中涉及农民自留地、自留树等所有权问题时，也一定要严格按照政策办事。
（三）要认真搞好规划，精心进行设计。
规划问题，事关新村建设的百年大计，要高度重视，切实抓好。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有的地方忽视规划，造成布局不合理，甚至乱建、乱占，有的地方已经发生了一些“建了拆、拆了建”的劳民伤财的事情。
从各地的经验看，搞好规划，首先要搞好县、社的总体规划，实行山、水、田、林、路、村统一安排，综合治理。
每个县、社，应根据各自的自然条件、生产特点、经济发展水平，提出新农村建设的近期计划和远期设想。
集镇的建设，要力求和公社所在地的建设结合起来，使之逐步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居民点规划，要根据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对点内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进行合理安排，努力创造具有当地风格和特点的布局形式，经过群众讨论，严格执行审批手续。
农村房屋设计，则要注意研究农村建筑的特点，设计出农民所喜爱的、经济、适用的建筑，不要机械地套用城市房屋建筑的设计模式，并要考虑防火、防风、防洪和抗震要求，以确保安全。
（四）要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地理、资源条件以及生活习惯，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也不平衡。
因此，农房建设的标准、规模、进度、形式，一定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能要求一个样。
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在一个县、一个公社之内，也要按照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在这方面，我国农民有许多创造，有许多传统的好做法。
例如，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农民根据当地雨量少、气候干燥的特点，采用以土为主的土拱结构，既经济又适用。
木材缺少的地方，采用砖拱结构，效果也很好。
山区，有的开山采石，砌筑房屋，有的修建石窑、土窑。
平原地区，墙体有的用砖，有的用土坯，有的半砖半坯。
近些年有的城市郊区，利用工业废料，发展砌砖建筑，这是一条新路子。
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采用预应力构件，代替木梁、柱、桁条，可以解决木材短缺问题，也是一个好经验。
建筑材料的解决，主要应当依靠社、队自己的力量，就地取材。
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也要根据资源和生产情况，开个渠道，专项安排，逐年给一定的补助指标。
凡是拨给农房建设使用的材料，要做到专材专用，不得挪用。
（五）要高度重视节约用地，切实防止乱占耕地。
新村选址，要尽量利用坡地、薄地和荒废地。
山区，要提倡依山建村。
各地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宅基地面积、院落大小、房屋间距、道路宽度等，确定一个有幅度的控制指标，以利合理使用土地。
公共建筑和社队企业用地要严格控制，占用生产队的土地要给予补偿，不能平调。
如果每个生产队能节约10亩地，全国481万个生产队，即可增加耕地近5，000万亩。
过去我国农村房屋建设，一般布局比较松散，土地浪费很大，应当在今后旧村改造中，精心规划，巧做安排，把这一部分土地潜力挖掘出来。
（六）要量力而行，分期分批逐步建设。
一些地方的实践证明，采取每年建一些，逐步建设，就可以做到集体无贷款，社员无超支，农业有增长，分配能兑现。
相反，有的地方不顾条件，不考虑可能，采取“大呼隆”的办法，短促突击，大兵团作战，搞一平二调，结果，“建了新村，伤了元气”。
这样既影响集体生产，又影响社员的生活，后果极为不利。
因此，农村房屋建设，一定要有计划，讲步骤，既要防止放弃领导，任其自流，也要防止操之过急，一哄而上。
农村房屋建设，涉及面广，地方性强，切实加强领导，是搞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的关键。
有关领导部门要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定期研究农房建设工作，认真贯彻有关农村建房的方针、政策，了解各地农房建设的进展情况，组织经验交流、技术支援和新村试点，推动居民点规划、设计工作的开展。
搞好农村房屋建设，是改变农村面貌、缩小城乡差别、巩固工农联盟的一件大事。
只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目前还比较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繁荣、富庶、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国家建委农村房屋建设办公室

陕西省决定缓建停建一批水利工程
广东省今冬重点抓水利工程维修配套
据新华社西安12月12日电
陕西省最近决定缓建、停建17项水利工程，以集中力量搞好配套工程和渠系整修，平整土地。
提高现有工程的灌溉效益。
目前，陕西省共有在建的水利工程94项，全部是70年代各地、县先后兴建的，绝大部分是边设计，边勘察，边施工搞起来的，多年来搞搞停停，成了长期不能受益的“胡子”工程，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浪费。
最近在全省水利工作会议上，经过和各地、县共同协商，提出了“保、缓、停”的方案，决定将规划不合理，工程量过大，短期内不能受益的泾阳等县9项工程停建和缓建；
另外8项工程设计方案全部或部分不符合技术要求，需要进行技术补课，在技术方案未批准期间，也停止施工。
这批工程的缓建或停建，可以少花1，200多万元。
陕西省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对今年和明年建成受益的工程项目，要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加快建设速度，限期竣工，不留尾巴。
对大量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也要本着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受益的原则，干一项成一项，发挥一项的效益。
农村社、队的农田水利建设，要因地制宜，重点搞好渠系配套和平整土地，不断提高现有工程的灌溉效益。
据新华社广州12月12日电
广东省在今冬的农田水利建设中，改变过去“重建轻管”的做法，集中力量抓好渠道清淤维修和工程配套，更快地提高农田灌溉效益。
多年来，广东各地兴建的大批农田水利工程，为抗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起了显著作用。
但是，过去长期存在着
“重建轻管”思想，忽视渠道维修和工程配套，致使有些工程建起来后，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
目前，全省各地已经落实了渠道清淤维修计划和措施，有的县、社已经动工。
今年各地在水利工程配套和渠道维修中，强调了这样三点：
一，统一规划，以大队为单位施工。
跨社工程由县统一安排，跨大队工程由公社统一安排。
任务分配到生产队，定额到人。
二，政策落实，互助互利。
严格执行多受益，多负担；
少受益，少负担的原则，防止搞平调。
三，各级领导改变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加劳动，及时发现和研究解决各种问题。

一场农村形势报告会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高炮团最近组织了一场农村经济形势报告会，报告人是本团的6名战士。
来自安徽嘉山县的战士孙守富说，1978年，他家有8口人，3个劳动力，一年忙到头，平均每人口粮只有300多斤，年终还倒贴生产队100多元。
去年，队里实行了定额包工的生产责任制，情况立即大变样。
这一年，他家里只有两个劳动力，由于全队社员的积极性起来了，生产比以往哪年都好。
今年，生产队进一步落实生产责任制，他的二妹妹又出嫁了，只剩父亲一人劳动，由于适时栽种，精心管理，小麦、水稻都获得了丰收，全家从队里分到和从自留地上收到的粮食有12，000多斤。
家里喂了四口猪，20只鹅，10多只鸡，光景又比去年向前迈了一大步。
从河南老家办完婚事回来的班长胡心志说，俺家11口人，兄弟姐妹8个，家庭负担重，过去只有3间破草房，是队里的困难户。
今年，队里搞起照相、做豆腐、打铁、运输等12项副业。
我们全家干完地里的活，就腾出手来搞家庭副业，弟弟妹妹也都能帮着干点事了。
全家经济上一年翻了身，盖了3间新瓦房。
四川战士杨思富家缺乏劳力，经社员大会讨论，评给1980年优待工分1，500分。
杨思富说，过去我担心家里缺了我这个壮劳力，会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这种担心全打消了。
新华社通讯员　魏尤龙
新华社记者　赵苏
（本报有删节）

吃苦在先　享受在后
王大可
住房紧张，是城市群众生活中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近两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兴建了不少住宅。
但是，由于多年来我们欠账太多，目前经济还很困难，职工住房仍非常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在住房问题上应该怎么做？
这里刊登的三篇报道，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青岛卷烟厂党委常委和浙江温岭皮革厂党支部书记夏林福同志，坚持和发扬了这个好传统，在分配职工宿舍时，首先想到群众，自己不伸手要新房。
从这些同志身上，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看到了我们的党风正在好转，进一步坚定了四化建设的信心。
但是，我们党内也有一些人不顾群众疾苦，只图自己住得宽敞，甚至用房子拉关系，作交易，谋私利。
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孙逢一同志就是这样的典型。
这些同志违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共产党人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优良传统。
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却很坏，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败坏了党的声誉。
《准则》指出：
“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
希望犯有这类错误的同志，要以群众的利益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翻然悔悟，痛改前非。

喜讯飞到布朗山
入冬以来，云南边境布朗山上的边防连队里，战士们争相传播家乡喜讯，赞颂党的政策好。
来自河南封丘县农村的连队司务长王振国，担心家里缺劳力影响经济收入。
不久前，他家里来信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六十多岁的父亲参加了修理组，和青壮劳力挣一样的工分。
母亲饲养了两头猪，仅卖猪一项收入就达三百多元。
全家今年人均口粮600斤，现金收入可达500元。
王振国高兴地说：
“这样的好光景俺还有啥不放心的！”
家住广东龙川县农村的8班长罗大明，起初听到农村放宽政策，担心会助长资本主义。
在家乡任教的父亲来信以当地市场商情变化为例说：
现在政策一宽，五业兴旺，市场上的东西较多，现在，谁想靠不正当手段发财比先前更困难了。
一些来自贵州、广东山区的战士也用家乡治穷致富的生动事例，赞颂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大家说，我们人民战士一定要艰苦奋斗守边疆，为保卫和建设四化贡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　王志耘
（本报有删节）

夏林福不要新房甘居陋室
本报讯
浙江省温岭皮革厂党支部书记夏林福，以身作则，甘居陋室，让有困难的职工先住进新房。
今年上半年，厂里新建了一幢三层的楼房，除一层作办公室和生产用房外，第2、第3层有24间共计400平米准备作职工宿舍。
厂里住房缺和住房挤的职工多，这一幢楼房根本不能满足需要。
老夏心想：
自己在厂里整整16年了，一直住在一间只有7平米左右的房子里，论条件完全可以分上一间，可是如果自己带头要房，去做职工的工作就困难了。
他更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领导干部，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
于是，他打定主意不要新房。
他的行动对全厂职工教育很大，不少原来千方百计活动要房的同志都纷纷表示不要了。
在老夏的带动下，全厂干部职工互相让，讲团结，讲友谊，讲风格，“争房”变成了“让房”。
　（林江　景贤）

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简介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近6，000万。
除回、满、畲三个民族通用汉语汉文外，其余的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
解放前只有19个民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其中7个民族的文字不完备或不通用）。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帮助10个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帮助5个民族对原有文字进行了改进或改革。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事业，从此才逐步发展起来。
现在，全国以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为主的出版社共有15家。
从1949年到1963年，全国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布依、苗、彝、黎、傣、柯尔克孜、锡伯、傈僳、景颇、拉祜、佤、哈尼、侗等19种民族文字出版各类图书13，853种，发行15，000万册。
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柯尔克孜、傣、景颇、傈僳、锡伯等民族文字出版杂志34种，报纸37种。
1965年民族文字图书出版1，694种，印行2，480万册，它较1952年种类增加两倍以上，印数增加近4倍。
十年动乱时期，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曾大幅度减少。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认真贯彻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被撤销的出版机构陆续得到了恢复，有些停止推行的新创文字又继续推广，中央还成立了民族语文翻译局，于是，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又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
1979年全国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共1，544种（其中新出1，290种），接近1965年的水平；
印行2，707万册，超过1965年的数字。
三十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支初具规模的从事民族语文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的队伍，其中包括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
新建和改建了一些民族文字印刷厂，增加了民族文字印刷生产能力，印刷技术也有一定的提高。
但是，目前少数民族读物品种太少，科技读物奇缺，民族文字课本还不能保证课前到手，远远满足不了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习的需要，这种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杨正旺

战士齐夸家乡好，政策落实气象新
据新华社沈阳电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来自全国各个省、区的战士，最近纷纷写信和投稿给部队报纸，赞扬党的现行农村经济政策给家乡带来了新的面貌。
来自山东省寿光县田家大队的战士杜茂叶说：
按自然条件，我们大队本来适合种小麦、蔬菜和果树，可是在“四人帮”横行时，上边瞎指挥，硬让种玉米和甜菜，结果收成不好，社员生活水平低。
现在，大队和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因地制宜，大面积种植小麦，抽出一部分地种蔬菜，还栽培了30亩果树，养了1万多只鸡、300多头猪，这一下，粮食亩产由过去平均800斤上升到1，100斤，劳动日值由7角提高到1元5角，口粮达到了600斤。
大队还更换了大型拖拉机，安装了农田喷灌设备，同时还给社员盖了新房。
来自河南省浚县张屯公社的战士王新民说：
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干部社员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很快使生产队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在遭受数年不遇大旱的情况下，粮食亩产还达到了600多斤，皮棉90多斤，口粮每人500斤。
来自河北省沧县皂坡大队的战士黄汝明说：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谁搞一点副业，就给谁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把社员的手脚捆得死死的。
现在，我们大队领导群众种好地后抓副业，鼓励社员个人扎扫帚、养鸡、养羊、养猪。
这样，集体经济发展了，社员个人的收入也增加了，劳动日值很快增加到一元二角，队里还增添了柴油机、抽水机、小拖车、脱粒机等。
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开沟挖渠，整修土地，改造盐碱。
由于有了钱，副业养了农业，使过去的盐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
大队还买了电影放映机，村里用上了自来水，一般的户都有存款，有的户储备粮就能吃一年多，社员的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
来自四川的战士车财礼说：
我回到故乡，只见我家屋前屋后，一个个滚圆的西瓜躺在那里。
妈妈告诉我：
“这是秋瓜，伏瓜早卖了，卖了三遍，一共卖了一百多元。”
听着妈妈的话，真是感到从心里往外甜！

武汉市房地局长孙逢一用公房谋私利
湖北省委纪委决定由武汉市委给予严肃处理
本报讯
记者叶子健报道：
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孙逢一利用房子拉关系，谋私利，违法乱纪。
孙逢一利用房屋分配权为其子女参军、招工、上大学走后门。
孙逢一的长子原是武汉市机械工业局所属的一个研究所的工人。
1976年这个所有两个上大学的指标，经全所职工投票推荐了9个人，孙逢一的儿子得票为第8名。
该所党支部的一名委员由于在前一年得到过孙逢一安排的一间房子，另一位负责人也想得到房子，便擅自向市机械局上报了得票多的前三名和孙逢一的儿子。
名单一公布，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这个情况，市机械局是了解的。
但是由于这个局的某负责人曾得到房地局私分的一套新房子，因此在审批时，不仅不纠正研究所的错误，反而推荐孙逢一的长子把另外两位得票多的同志刷了下来。
这就引起了群众更大的不满。
孙逢一为报答研究所那个支委的“恩情”，在武汉市中心的一栋新楼里，给他分配了一间宿舍。
1974年，孙逢一为了让临毕业的女儿逃避上山下乡，利用武汉驻军某部要求市房地局修大礼堂，把营房内居民搬迁的机会，向部队提出让他女儿当文艺兵的要求，得到了同意。
学校认为孙的女儿没有文艺特长，未予同意。
部队招兵人员硬用“点招”办法完成了任务。
这件事在学校师生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后来，孙逢一的女儿由部队复员，通过关系进了中国歌舞团，又以不习惯北方生活为名，要求调回武汉市文化部门工作。
这时，孙逢一想起市委4年前要求给文化局一领导同志分配住房的批示，加紧给安排了一套房子。
结果他的女儿在武汉市文化系统的一个公司里当了业务员。
孙逢一的小儿子1975年中学毕业后，因病留城。
按照武汉市当时的规定，病残留城的待业青年经过居委会和街道革委会推荐，只能进集体企业工作。
1976年，孙逢一通过原市机械局某负责人的关系，把他的小儿子安置到市机械局所属的另一个研究所工作，孙逢一给这个负责人安排了一套住房。
孙逢一为了讨好领导，疏通关系，他还给住房比较宽敞的个别领导干部的子女分配了住房。
1978年他拟定了一个方案：
把26个市、区、局领导干部的子女，都安排在闹市区的一栋新楼里。
这个方案在武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上遭到了反对，没有通过。
孙逢一却在私下征得当时市城委某负责人的同意后，按这个错误的方案分配了住房。
孙逢一的大儿子还没有结婚就占据一套新宿舍。
有的领导同志的孩子至今还没有结婚，一个人就占了三间房。
这事引起了群众的公愤，把这栋楼称为“公子楼”。
孙逢一还给和他关系密切的一些老朋友、老部下和保姆也分了住房。
他还违反国家的财经纪律，擅自动用国家维修旧房的经费盖新房。
新房盖成后，由他主持私分了一部分。
孙逢一的行径，引起了市房地局不少职工的不满，纷纷提出批评。
孙逢一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以各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把一些给他提过意见的同志调离了房地局。
《准则》公布以后，孙逢一迟迟不在局党组内安排学习，还指责局里党员学习《准则》影响了工作。
最近，他带三个干部去香港与外商洽谈业务，违反国家规定，变相套购港币买了一部彩色电视机和其他物品，被海关发现，扣留了购回的物品。
关于孙逢一的问题，湖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作出决定：
一、市委应责令孙逢一同志对其所犯错误作出深刻的检查，视其检查态度予以严肃认真的处理。
二、解放大道731号、735号（三阳路口）和鄱阳街21号中领导干部子女住房，应全部搬出。

“水霸王”变成贴心人
——沈阳市自来水公司和平营业所纠正不正之风成效显著
本报讯
辽宁省沈阳市自来水公司和平营业所纠正不正之风成效显著，由原来的“水霸王”，变成了群众的贴心人。
“四害”横行时，这个所不正之风严重。
全所对外服务的职工93名，有过不同程度“吃卡”用户行为的达74名，占80％。
用户给准备吃的就干，不给就卡，“大吃大喝大干，小吃小喝小干，不吃不喝不干”。
有的还带着孩子老婆一块吃，甚至连吃带拿。
有的索要财物，从木材、家具到副食品，见啥要啥，给啥收啥。
这种作风，严重败坏了企业的声誉。
群众意见很大，管他们叫“水霸王”、“水衙门”。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这个营业所经过整顿，初步采取了一些纠正不正之风的措施。
学习贯彻《准则》以后，他们进一步采取措施，情况更有好转。
首先，这个所党支部的领导成员定了“约法三章”：
有急修、大修工程必到，带头大干；
不以权谋私，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不讲情面，敢说敢管。
打这以后，用户请客他们不去，备饭不吃，送礼不收，给房不要，便宜不占，不为子女谋特殊照顾。
支部书记戴银庆，有一次和工人一起在一家工厂抢修漏水，正赶上端午节，厂里准备了饭菜再三请让，他们就是不吃。
戴银庆说：
我们有“约法三章”，不能违反。
你们请吃饭，不是对我们的照顾，而是违背党的优良作风，让我们犯错误。
该所主管生产的副主任张连山，一家5口，挤住在一间小屋里。
有个房管部门要给他弄个套间，张连山坚决不要。
党员张显达和老工人刘金贵，搞安装设计，天天和用户打交道。
用户请客招待，一年几十次，他们一次不吃、不占。
对这样的好典型，党支部及时表扬，号召大家学习。
发现不好的典型，则及时处理，以教育大家。
这个所还从制度上规定，不管什么情况，一律不准在用户吃饭。
对在用户吃喝的，扣分扣奖，取消评奖资格。
还发动职工制订了班组服务公约，实行互相监督，用户监督，违章者必罚，不管是谁，决不含糊。
1978年，技改组给一个单位烧焊铁箱，七个人去大吃大喝了一顿。
对此，这个所坚决按制度进行了严肃处理。
这样一抓，对大家震动很大，人人引以为戒。
现在，这个营业所“吃卡”用户的不正之风，基本上刹住了。
从去年以来，有二百余次请客、送礼、给票、给房、给酬谢费等，都被这个所的职工谢绝了。
大家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为用户服务上，基本上做到了：
用户报漏及时修，发现漏水主动修，开展普查全面修，管网大漏连夜修，困难单位协助修，双职工户预约修。
一年多来，这个营业所收到表扬信达130多封。

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受读者欢迎
本报讯
记者王溪元、李新彦报道：
以宣传思想解放的先驱张志新而闻名的辽宁《共产党员》杂志，以其生动活泼、旗帜鲜明的特色，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
党员、干部和党外积极分子亲切地称它是“良师益友”。
现在，它每期的发行量已达80万份。
中共辽宁省委十分重视办好《共产党员》杂志。
今年03月，曾专门批转了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办好〈共产党员〉杂志的意见》，要求把杂志办成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教材。
这个杂志积极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宣传党的基本知识、党规党法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宣传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的事迹，开展党内批评，发扬正气，打击邪气，对于拨乱反正，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个问题提得好
本报10月22日刊登《选拔中青年干部值得警惕的一个问题》的“记者来信”后，引起较强烈的反应。
不少读者来信指出：
“看后深有同感，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及时”，“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受害者的心里话”。
曾被“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地区、单位，对这个问题的反映更为强烈，有的来信说：
“林彪、‘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曾有计划、有目的地分批‘双突’大批角刺人物，训练了大批‘虎班战士’，放虎归山，被指定为一、二把手的接班人。
粉碎‘四人帮’后，有的调到别的单位继续当领导，美其名曰‘易地革命’；
有的‘带职下放’到低一级单位当领导；
有的又作为选拔干部对象，准备重新担任领导职务。”
某工厂的读者来信说：
“‘四人帮’横行时的派头头，当了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书记的，现在还在领导岗位上，他们继续耍两面派手法，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
我们厂的生产上不去，成为‘老大难’单位，难就难在这些人身上。”
“我们厂里的帮派势力严重，‘四人帮’横行时的一个‘双突’干部，是迫害干部群众致死致残的策划者，但他连‘认错’的表示都没有，却仍当副厂长。
1977年和1979年两次调资，都有他的份，被他迫害的人却不给平反，还继续受欺压。”
有的来信指出，要特别警惕政治投机分子趁我们强调选拔中青年干部之机，钻进领导班子。
信中说：
“我们地区明显的打砸抢分子已经撤职了。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风派’人物还很吃香，他们看风使舵，吹牛拍马，逢迎讨好，却被某些领导部门作为接班人。
这是很危险的。
老同志之间闲扯起来，大家无不担心。”
有的来信具体揭露、刻划了政治投机分子的面目：
“有一个人是某大学的‘最坚强的老造’，具有‘造反派的脾气’。
1972年强调落实干部政策时，他认为时机不利，装出‘老实’的样子。
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时，他认为时机好转，积极批斗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时，他认为形势对‘老造’又不利了，马上向被他批斗、谩骂过的同志‘认错’、‘检查’，发誓‘不乱造反了’。
可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却大骂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并且还亮出了篡夺某局领导班子的名单，自报要当××长。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刚公布，他立刻‘深刻检讨’，表现‘积极’，给这个买减价布，给那个买内销表。
调资时，群众不评他，领导却特意指名要给他提一级。
此人暗中对人说：
‘我现在啥也不说，等以后我非和他们（指批判过他的同志）大干一架不行’。
这就一语道破了他‘积极’、‘老实’的伪装。”
有的来信指出，造成组织不纯的原因，除“记者来信”中说的，还有：
“积极执行‘四人帮’的一套和左的路线并支持过‘造反派’的某些领导人，现在还搞派性，对‘造反派’感情深厚，而对受害的干部、群众仍存有对立情绪，所以平反工作不彻底，造反起家的帮派人物得以继续受到重用或被提拔，也就不奇怪了。”
这真是“过去提拔有人扶，现在有人保，揭发无人理，无可奈何！”
不少来信表示，要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纯洁领导班子的这件大事，虽有阻力，但有信心。
他们说，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有党和群众的支持，谁搞违背中央指示的事都是长不了的，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追随林彪、“四人帮”至今不改的那些人撤下去，把真正符合三条标准的接班人推荐出来。

青岛卷烟厂党委分房首先照顾群众
本报讯
最近，山东省青岛卷烟厂党委联系实际学习《准则》，在分配职工宿舍时，以身作则不要新房，也不调大房，并要求全厂党员干部与群众条件相同的要带头谦让，受到了全厂职工的好评和青岛市委纪委的通报表扬。
住房紧张是青岛卷烟厂职工生活方面最突出的问题。
不久前，这个厂的两幢五层职工宿舍大楼竣工了。
为了分配好这两幢宿舍，厂党委常委会提出：
第1，党委常委一律不伸手要新房；
第2，党员干部不要任何名义的特殊照顾，与群众条件相同的要带头谦让；
第3，不准“占窝下蛋”，以各种借口为子女亲友要房。
同时决定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发扬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好作风，把方便让给群众；
二是要做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将房子分配给最需要的职工；
三是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及时解决分房中的各种思想问题。
这个厂党委11名常委中，有5名住房困难应该解决宿舍，但他们都首先想到群众，没有伸手要新房。
常委张志俊5口人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小房里，他说，再困难也总算有个地方住，也比有的职工没房住强。
常委王宝琪3口人，借住在亲戚家的一间11平方米的屋厦子里，冬寒夏热。
他说：
这次是厂里多年来第1次分房子，领导干部应当往后站。
常委张国植、刘惠群和王志德也都表示不要新房。
最后，两幢楼106套房子连分带调解决了239户职工的住房。
　丁均

伙同康生诬陷八届中委革命干部证据确凿
江青竟辱骂证人扰乱法庭秩序引起公愤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今天上午第5次审讯江青，大量证据证实：
江青在1968年伙同康生诬陷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等；
江青还直接诬陷迫害了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齐燕铭、王昆仑、钱俊瑞、廖沫沙、张瑞华、黄杰等。
审判员曲育才审问江青，1968年07月21日，康生按照你的要求送给你一封绝密信，附有诬陷第8届中委、候补中委的名单是不是事实，你的目的是什么？
江青承认名单是她要的。
但却胡说什么这是“正常的、合法的”，说什么当时准备开十二中全会，她要“了解情况”。
审判员甘英当即指出，江青当时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合什么理，合什么法？！
江青竟然脱口说出他们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当时就“等于中央”的话，全场哄然。
公诉人江文、王振中批驳了江青的狡辩。
他们指出，江青、康生合谋搞的1968年07月21日的诬陷名单，是他们一伙为了迫害国家领导人，策划篡党夺权所搞的阴谋。
中共中央并没有委托江青或者康生讨论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名单，也根本没有什么定性的名单。
江青、康生合谋的诬陷名单，是他们两人私下秘密搞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康生一伙到处点名批斗和点名诬陷许多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
据查，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直接点名诬陷了592人，其中有中委、候补中委120名。
仅据江青从1966年底到1970年07月的一小部分录音讲话，其中就点名诬陷了172个人，内有八届中委、候补中委28人。
这些人都遭受迫害。
公诉人指出，江青在1968年09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中，就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诬陷胡乔木是“叛变”了，诬陷周扬是“内奸”；
江青还点名诬陷了齐燕铭、王昆仑、荣高棠、田汉、钱俊瑞、廖沫沙、孙泱、陈光、陈荒煤、刘白羽、阿甲、王昆等是什么“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等，致使他们遭到极为严重的迫害，有的遭迫害致死，有的家破人亡。
江青的这些犯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
审判员审问江青是否说过陆定一是“军统特务”。
江青说：
“我没有材料说陆定一是军统特务。
可能你们的记录搞错了吧。
你们可以把证人请来。”
法庭当场宣读并播放了江青1968年09月18日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代表时讲话录音：
“……陆定一是军统特务。
我们现在才知道，可能还要复杂”。
江青只好承认这是她讲的，是她的声音。
审判员问她有什么根据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
江青竟胡搅蛮缠起来，一会说“我不能承认是诬陷，你得让我想一想，你先问别的”；
一会竟诬陷说陆定一有个兄弟可能是“特务”，这跟陆定一“有关系”。
审判员接着就江青诬陷胡乔木、周扬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法庭上宣读并播放了江青1968年09月18日那次讲话录音的有关段落：
“胡乔木是在北京被捕，这个叛变的问题现在在落实……”，“……他（周扬）跟军统也有关系，……（他）跑到日本去了，到日本被捕叛变。
所以他是日本特务，也是美国特务，现在还没有最后落案，……不过国民党特务这一条是肯定的。
内奸、特务这都是肯定的。”
江青承认这是她的声音。
审判员问江青有什么根据对胡乔木、周扬作这样的诬陷？
江青答不上来。
审判员指出，江青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就在大会上点名宣布这些人是“特务”、“叛徒”，这是有意的诬陷迫害。
审判员审问江青，她是不是在1971年01月03日诬陷过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是“特务”。
江青承认她讲过这些话。
但她胡说什么那是因为1948年党中央迁到阜平县陈南庄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她怀疑是张瑞华“告密”。
审判员当场指出，这次轰炸，确系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密报造成的，但解放初期已经破案，罪犯已受惩处。
事隔多年，江青竟荒唐地把罪名栽到张瑞华同志头上，是别有用心的。
法庭宣读了公安部关于这一案件的处理证明。
江青在法庭上自己也承认，她知道当时即已破案，作案罪犯已经“全部枪毙”。
但她仍然拒不承认自己的诬陷罪行，说什么她是听康生说的。
公诉人指出，江青诬陷黄杰和张瑞华，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
法庭接着播放江青1970年07月03日的讲话录音。
江青在这次讲话中诬陷著名书法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是“现行反革命”，文化部代部长肖望东是“历史反革命”，王昆仑、钱俊瑞、曹亮、廖沫沙是“证据很厉害的特务”等。
法庭宣布，经复查证明这些纯系冤案，已对上述同志的问题予以平反。
但由于江青的诬陷，钱俊瑞、廖沫沙被关押8年，肖望东、王昆仑被关押7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折磨。
受害人王昆仑、廖沫沙先后出庭作证，他们控诉由于江青的诬陷迫害，致使大批革命老干部、有贡献的作家、教授致残致死，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
他们要求特别法庭对残害人民、草菅人命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给予严厉法律制裁。
由于被告人江青在法庭上无理取闹，继续进行诽谤、诬陷，甚至辱骂证人，不听审判长的制止，不断扰乱法庭秩序，审判长曾汉周命令江青退庭，法警立即将她押出法庭。

元帅之死
——贺龙同志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前后
本报记者　胡思升
1969年06月09日，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贺龙元帅，在暗害的屠刀袭击之下，倒下了。
这一天清晨，在面临死亡威胁之前，贺龙同志神志清醒，他对夫人薛明同志说：
“你可要当心啊！
他们可能要下毒手啦！”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中短短一句话，“贺龙被迫害致死”，包含着什么内容？
林彪、叶群、吴法宪、康生之流是如何必欲置贺龙元帅于死地而后快的黑幕，通过法庭的审理，触目惊心地被揭示了出来。
为了诬陷贺龙、打倒贺龙，林彪亲自赤膊上阵。
1966年0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召吴法宪去谈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劈头就定调：
“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
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
又说：
“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马上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空军内部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与此同时，林彪也召见李作鹏，诬蔑说：
“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
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
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也于1966年09月07日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从1966年到1969年，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相互配合，给贺龙同志加了无数顶帽子、数不清的罪名：
“大土匪”、“大军阀”、“向敌人投降”、“篡军夺权活动的里手”、“不知杀了多少人”、“一条以贺龙为首的黑线”、“定时炸弹”、“里通外国、苏修”、“搞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布置盯梢毛主席”，等等。
真是挖空心思啊！
贺龙同志愤然地说：
“他们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
如有证据，也是假的”；
“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冤枉’两个字”。
他想到的不只是个人的冤屈，而且是林彪一伙的用心：
“他们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
凡是在林彪陷害忠良的场合，决不会没有叶群的魔影。
这一次，叶群选中了军队内负责警卫工作的处长，此人名叫宋治国。
叶群数次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叫宋治国以自己的名义写揭发信。
从1966年09月07日至24日，宋治国一共写了四封诬陷贺龙同志的信给林彪，林彪立即下令印发。
叶群假宋治国之手写的诬陷信的原件，如今都已查获。
这些信，有些纯属捏造，有些十分荒唐可笑。
为了立此存照、录以备考，不妨摘引几例：
一、“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的合影，天天看。
但没有放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
他们经常密谈。”
“常去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不知为了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
如教育大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
等等，等等。
既要借刀杀人，又不想留下痕迹，叶群还精心导演了一番。
宋治国按照叶群的口授，在写好诬告信后，来到叶群处。
叶群当着林彪办公室三位秘书的面假惺惺地问宋治国：
“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
是，我们就送；
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答：
“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
双簧演毕，叶群还嫌不足，又叫“林办”三位秘书于1966年09月27日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无非是证明此事与叶群无关，是宋治国主动揭发的。
康生，这个专门经营诬陷勾当的坏人，也在贺龙同志背后插了一刀，制造了一个在北京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02月兵变”事件。
天下本无事，何来“兵变”之说？
1966年春，经军委批准，北京军区组建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商借房子。
不料到了7月上旬，北大有人贴出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康生马上抓住这张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
“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02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这是康生1966年夏天的信口雌黄。
到了1968年04月27日，这位身居要职的造谣家还对专案组说：
“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所谓“对准中南海”，就是要加害于毛主席。
康生血口喷人，就这样无中生有地把所谓“兵变”、“谋害毛主席”的罪名强加给贺龙同志。
从此以后，叶群、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四个人完全控制了“贺龙专案组”。
吴法宪于1968年04月18日对专案组布置任务：
“贺龙是国民党右派、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怎样打倒，就是把敌人的罪恶挖出来，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做到‘五个忠于’”。
忠于林家王朝的专案组，从各个方面向贺龙元帅进逼，他们把无说成有，把白说成黑。
他们拿来一个书面问题，要贺龙交代历史上的“罪行”，所谓1933年同蒋介石派到湘鄂西的“说客”熊贡卿“谈判”的问题。
明明是贺龙当时下令逮捕并枪决了熊贡卿，并报告了中央，现在却成了他“通敌”的罪名。
贺龙同志怒不可遏，吼道：
“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
栽赃！
完全是栽赃！”
贺龙透过吹来的黑风，看清了林彪一伙的罪恶用心。
他对薛明同志一再讲：
“咳，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
“党怎么办？
国家怎么办？”
1969年02月的一天，贺龙同志用手杖敲着当时到处泛滥的林彪相片：
“你这个家伙，整起人来啦！”
“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康生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贺龙不低头。
他们的折磨越加骇人听闻了。
对一个71岁高龄的糖尿病人，大热天只给一小壶水。
不洗脸，不漱口，都很难应付。
贺龙同志为了接天上的雨水以救急，有一次大雨中在台阶上滑倒，扭伤了腰，18天不能动弹。
贺龙同志经常吃的是清水煮白菜、糠萝卜。
有一次，送饭的人竟然把饭菜全部倒在地上。
薛明同志一次望着贺龙消瘦的脸，问他：
“你是不是饿啊？”
元帅凄然一笑：
“嘿！
算你说对了。”
派来治病的一个“医生”，是经过专案组六次“政审”、精心挑选的。
他没收了贺龙身边必需的备用药品。
贺龙的病情更加恶化了。
1968年03月27日，贺龙同志突然说不出话来，口角歪斜，剧烈头疼，被送进医院。
按照邱会作“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指示，诊断书上竟然写的是：
“诈病”，治疗措施是：
“请有关军医主宰”。
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病历上的姓名却写成：
王玉。
贺龙同志洞察其奸，对夫人说：
“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呵！”
1969年06月08日早晨，贺龙的糖尿病发展到了酸中毒的严重程度，连续呕吐，呼吸急促。
找医生，迟迟不来，拖了十几个小时，直到晚上八时许，才来了“医生”。
糖尿病是不能输葡萄糖的，却给输上了，输了整整一夜，整整2，000毫升。
次日，6月09日，宣布要把贺龙送往医院。
贺龙不愿去，反抗说：
“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上午9时，来人七手八脚地把贺龙同志往担架上抬，送上救护车，开走了。
下午3点多钟，来人把薛明同志带走，说是到医院核实一个材料。
到了医院，薛明同志听到一个冷冰冰的宣布：
“人已经死了。”
时间是6月09日下午3点零9分，也就是送往医院6小时零9分钟之后。
凝视着亲人的遗体，薛明同志不能自制：
没有花束，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床单覆盖着元帅的身躯和头部。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啊！
在反动统治时期，敌人悬赏10万大洋都买不去的头颅，却在自己亲手打下江山的土地上，被躲藏在内部的奸贼狠毒地谋害了生命！
元帅倒下了，他们也不放过贺龙的夫人薛明。
特别是叶群，心怀鬼胎，盘算着如何斩草除根的毒计。
有必要提一段往事。
1943年延安整风时，薛明同志曾揭发过叶群参加CC特务组织、当过国民党电台广播员的问题。
时隔23年之后的1966年，叶群对薛明说：
“过去你说我那么多坏话，今后你只要不讲，我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没有置理。
1969年11月的一天下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
“薛明很了解我的情况，把她迁送到离北京远一点的地方，放在空军的监护下。”
吴法宪一口称是。
叶群责令第2天就派人送走。
吴法宪选定贵阳磊庄的空军干校，作为囚禁薛明的秘密地点。
在派遣一个班的兵力押送之前，吴法宪、邱会作亲自交代：
“薛明去空军干校监督劳动，不许她乱说、乱道、放毒，找几个人监护。
不许她写信。”
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日子里，记者访问了薛明同志。
讲到林彪一伙竟然无法无天地对包括贺龙同志在内的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横加残酷迫害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时，薛明同志愤恨万分。
她说：
“对林彪、江青这一伙，不是私人的怨仇。
他们要毁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已经被毁掉的，何止一个贺龙！”

卡伦基举行招待会庆祝肯尼亚独立节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肯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卡伦基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肯尼亚共和国独立节17周年。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廖沫沙出庭揭露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
诬陷干部群众乱捕无辜造成严重恶果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受害人廖沫沙今天上午到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证，证实江青等迫害他本人和在北京市诬陷干部、群众，乱捕无辜，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廖沫沙说，“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诬陷、迫害了北京市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他们惯会无根据地诬陷好人，任意地乱捕无辜。
我就是遭受他们诬陷迫害的一个。
江青诬陷我是‘很厉害的特务’，她这是血口喷人。
她说我是‘特务’，而且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廖沫沙说，“我从十几岁在湖南当学生的时代起就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长大，几十年中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为党和人民工作。”
他追述说，1933年他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了江青。
廖沫沙说：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可见她是故意的诬陷我，故意制造冤狱。
我被无辜关押了八年多，又流放劳改了三年，肉体上受尽了酷刑。”
他指着江青说：
“遭受你们这样残酷迫害的不仅是我一个人。
中共北京市委第2书记刘仁同志被你们扣上‘特务’的帽子，逮捕关押，在监狱中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也穿不了，只能披在身上。
一个从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残酷迫害，惨死于狱中。
副市长吴晗同志，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教授，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书本，没有放下过纸笔，勤勤恳恳地教学和写作，是一位纯真正直的学者。
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接受党的抗战救国纲领，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主的斗争，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
象这样一位老学者、好同志，也被你们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逮捕关押，惨死狱中。
他的夫人袁震、女儿吴小彦也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搞得家破人亡。
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我们的党，全国一解放，他立即远从海外奔回祖国，回到北京的老家，响应党的号召，为人民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也惨遭诬陷迫害而死。
江青，你们这一伙实在是罪恶多端，擢发难数，北京市人民对你们恨之入骨。”

来函照登
《人民日报》9月06日一版发表的《为青年成才创造条件》的评论员文章，列举的事例中谈到我县青年李紫贤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我们认为有必要加以说明和澄清。
评论员文章说：
“只因他的出身不好，所在的大队把他赶出养蜂场”。
实际情况是，李在养蜂场犯有经济方面的错误，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大队才停止其养蜂工作。
评论员文章说：
“尔后县里又硬要他在食品站工作”。
实际情况是，李是个下乡知识青年，按1978年招工政策规定李属招工对象，本人也积极要求招工上调，后被分配在县食品公司。
当时李向招工人员表示自己愿去食品公司工作。
与此同时，李又向区、公社及县招工部门写过一封信，要求将他分配到国营蜂场。
但因本县没有国营蜂场和养蜂研究单位，无法满足李本人的要求。
最后由县食品公司安排到梅江区食品站工作，他也愉快地到站报到。
这篇评论关于李紫贤问题的批评虽不属实，但我县有关部门还是本着为青年成长创造条件的精神，根据李的特长，于10月份将他调到县农科所，让他在新建的养蜂组工作。
　中共浙江省兰溪县委员会

王昆仑控诉江青等迫害民主人士
他要求特别法庭对江青的累累罪行决不宽恕，坚决依法惩办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曾经被江青诬陷为“特务”并被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的王昆仑，今天上午在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诬陷他和民主党派成员的犯罪事实提供了证言。
证言说，“我被江青、康生及谢富治一伙诬陷为特务，江青还说我是‘证据’确凿的、‘很厉害的特务’，使我受到严重的迫害。
他们只说一句话，就把我逮捕起来，关进监牢达7年之久。”
证言说，“在监狱里，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还指使专案人员对我大搞逼、供、信，强迫我招认是‘特务’，是‘反革命’。
我从30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中央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曾经跟蒋介石面对面斗争过，而你们竟然诬陷我是‘特务’，是‘反革命’！
我坚决抵制。
他们就对我横加摧残：
带上背铐，拳打脚踢，我的牙被打断，头被打肿，双腿不能行走。
同时，我的全家都受到迫害，他们一伙不仅把我爱人曹孟君看作‘特务’，还要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女儿金陵，统统打成特务及特务嫌疑分子。
甚至连我的第3代、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外孙女儿也受到株连之苦。”
证言说，“江青、康生一伙这么做，并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他们是为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所以点名一大批，揪斗一大批，逮捕一大批，害死一大批。
仅就民主党派来说，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长期跟我党合作的，还是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同志；
无论是长期坚守统战工作岗位的共产党员，还是国内外知名的民主人士，几乎无一幸免，逮捕的逮捕，批斗的批斗。
这些同志，他们在解放以前跟国民党反动派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跟特务斗，随时随地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
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也有他们的血汗功劳。
当年，蒋介石反动派把他们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只是顾虑到人民的力量和社会舆论才不敢公然加以谋害。
然而，蒋介石所不敢做的，你江青竟然做了，当年反动派所不能干的，你江青竟然干了。
你江青破坏了我党的统一战线，迫使我们许多好同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多少同志饮恨而死。
江青一伙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证言说，“我作为受害人，作为证人，要求特别法庭对江青所犯的累累罪行，决不宽恕，坚决依法惩办！”
王昆仑今天由他的女儿王金陵陪同出庭。
因为他身体不好，由王金陵代他向法庭宣读证言。

谭震林会见博茨瓦纳议会议员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上午会见了由议员奥腾率领的博茨瓦纳议会议员代表团。
代表团共有4名议员。

别了，终身制
杨献瑶什么时候，历史老人给我们安排了一把金的交椅？
坐上去，就是一生一世坐上去，特权思想就把嘴巴张得大大的而且，伸出了贪婪的舌头露出了无情的牙齿而今，历史老人忽然醒悟了他说：
我的孩子们你们不要迷信我我也作过很多错事现在，我决定撤走我为干部设计的金的交椅：
终身制别了，终身制你象一块愚蠢的大石头压在中华民族的脊背上压得它抬不起头压得它弯腰驼背压得它热泪长垂压得它走路颤巍巍别了，终身制你象一块厚实的大黑布遮住了人民共和国的晨曦你把那巨大的阴影投在了苦难的土地上投在了希望的地平线上凡有阴影的地方叶儿不再吐绿谷子不再金黄别了，终身制你也使尽了人间威风你也应该去了，去了你威风如虎如狮你威风如印把子你威风如枪杆子你可以指鹿为马你可以指东为西别了，终身制你走了，有的人或许对你还有些留恋因为既往是不死的蚕扯不断的丝形成了传统和习惯缚住了感情的橹缚住了思想的帆缚住了生活的船别了，终身制我们知道，你也许不是封建主义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条尾巴最后一堆垃圾但是，你走了这却是新长征走向胜利的第1个信息

家在青山绿水间〔版画〕　章开森

芳草萋萋
〔报告文学〕
张锲
编者按：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调整和改革的滚滚热流中稳步前进。
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需要千千万万立志改革、勇担重任的实干家。
《当代》今年第4期上发表了由特约记者张锲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热流》，从一个窗口反映了祖国大地改革热流的气势，读后使人振奋。
我们今天选载其中一部分。
刊登前作者作了节略和文字上的改动。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有的是人材。
然而，许多年来我们做过的最大蠢事之一，恰恰正是用我们自己的手，来阻挠、摧残由我们自己培育出来的人材的成长。
一场场凛冽的风雪，一次次盖地的野火，一阵阵狂暴的乱棍，一双双无情铁蹄的践踏，曾经使多少芳草鲜花凋零败落？！
但是，人民要前进，正象小草要生长一样。
不管经多少雪压霜欺，受多少火烧棍打，春风起处，小草又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真正的有为之材，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的，它也必将冲破重重阻挠，脱颖而出。
芳草萋萋，新人辈出。
笔者最近有机会在中州大地漫游，接触了河南省、地、县直到基层的许多干部，深感到在改革的热流中，有许多好同志、好干部，他们一定会接好老一辈的班，改变河南贫穷落后的面貌。
这就是河南的各项工作必将有一个崭新局面的保证；
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能够兴旺发达、必将出现一个中兴年代的保证。
一、一个厂长的经历和苦恼
这里，我先向读者介绍一位60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研究生。
他叫张绍鼎，今年39岁，是许昌电机厂的工程师、副厂长。
1961年，他从北京矿业学院以“优秀毕业生”的称号毕业后，被选拔为研究生，跟随李迪勋教授，专门研究了三年多爆破力学。
李迪勋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开展岩石爆破力学理论的专家，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1960年摘去帽子。
他曾想带上10个研究生，逐步建立起一个新中国岩石爆破力学的新学派。
可惜，“文化革命”不久，他就被折磨致死。
张绍鼎是他带出来的第1个、也是最后一个研究生。
可即便是这么一个专攻岩石爆破物理的唯一的研究生，也因为“文化革命”而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
1969年11月，张绍鼎随着他所在的研究院迁来河南鹤壁，后来又因照顾爱人关系，以仓库保管员的身份被调到许昌市。
几经辗转，才被分配到当时还不到100人的电机厂里，在装配班当了个装配工人。
张绍鼎那时的确很注意锻炼自己，领的是又脏又旧的工作服，干的是又重又累的杂活。
这样干了一年零八个月，终于第1次派给他一个重要任务：
让他参加修理一部30年代美国造的50瓩发电机。
这对他几乎要全部从头学起，可他依靠在大学时学的基础课知识，又到处查阅资料，终于把这台被不少人判了
“死刑”的老爷发电机重新搞活了。
不久，他又被调往厂生产组领导下的技术组里。
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厂有了较大的发展，从生产一般电机改为生产微型电机，并且被列为一机部系统全国18家微型电机主要生产厂之一。
1979年，全厂职工发展到近400人，除仍然生产原有产品外，又搞了各种专用微型电机，以及空调器、电风扇等日用电器产品。
去年12月，他被任命为工程师，还被选为许昌市的先进工作者。
今年03月，河南省委副书记王树成同志来电机厂检查工作，在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之后，认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当即建议许昌市委，提升他为副厂长，分管生产、技术工作。
我是在今年07月陪同王树成同志又一次去电机厂时认识他的。
我们进到厂会议室里，首先看到有好几台造型新颖美观的电风扇正在同时运转。
屋外烈日炎炎，屋内却是另一个季节。
我原以为这是为了接待我们特地安排的。
一问，才知道是在进行电扇寿命试验。
其中一台，从6月17日开始，已经运转了31个昼夜，中间除因停电停止运转三个小时外，一切正常。
按当时运转情况看，有可能达到并超过同类先进产品——广州钻石牌电扇和上海华生牌电扇的水平。
张绍鼎同志就在“呼呼”作响的电扇运转声中汇报工作。
他长得很清秀，中等身材，因为在北京住得较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他从正在生产的电扇谈起，谈到随着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一些原认为是高档商品的生活电器用品：
空调器、电冰箱、洗衣机、自动控制的缝纫机等，市场需求量必将大大增加。
他说：
“国外每家都有好几台日用电器，我国就是每一百家、一千家添置一台，数字也大得惊人。
这些日用电器，全离不了微型电机。
我们厂生产起来不困难，一定要抓在前头。”
他们打算到1985年，把厂内各种电机和日用电器的产品，扩大到年产量15万台。
他分析了厂里条件，认为完全有可能完成。
他对于省内、国内和国外一些同类产品情况是那么熟悉，使我这个外行简直象上了一堂微型电机生产的专业课。
我暗暗佩服树成同志的眼力；
同时也为这个工厂有了这样得力的领导人感到庆幸。
下午四点钟，他骑着自行车来到招待所。
这时我才注意到：
他还有着腼腆拘谨的一面。
他坐在我的对面，与其说是一个工厂的领导人，不如说更象一个性格内向的姑娘。
当我向他提出：
当了厂长之后，遇到过哪些困难时，他竟然很久没有回答我，只是低着头喝水。
过了许久，他才抬起头来说道：
“困难，很困难！”
我连忙问：
“困难在哪里？”
他回答：
“困难就在于：
现在工厂的一切，都还是党委说了算，而多数党委成员偏偏不懂生产。
管生产的厂长没有权领导生产，这就够困难了；
再加上，我还不是党员，比别的厂长也就更困难些！”
稍停了一会，他把肚子里要说的话，全倒了出来。
他说：
“我是和这个厂一道摸爬滚打过来的，和同志们关系都还不错。
谁知，一当厂长，各种矛盾全来了。
从前我只是提点建议，现在却要自己决定问题，可我偏偏又什么也很难决定。
有一次，我有个紧急任务去向车间主任布置工作，车间主任说：
‘你去同指导员谈一下，我得听他的’。
我知道他很为难，只好又去找指导员。
指导员说：
‘好吧，我们支部先研究一下。
’支部要开会，我不是党员，当然得离开。
可是，事情又很急，支部那天偏偏又没工夫研究了，一拖就好几天。
我只得再去找厂党总支书记。
总支书记说：
‘嗯，这事情是得抓紧办。
不过，总支还得开会讨论讨论。
’我当然更无权参加总支委员会，只好继续等下去。
就这样，等来等去，许多该办的事，都这么等过去了。
我这个厂长，没有人权，没有财权，连生产指挥权都没有，想当好就困难了。
有时我也想过要打退堂鼓，可又觉得：
那样未免太辜负党的培养！”
我又问他：
“你写过入党申请吗？”
“写过，写过三次。
总支有人告诉我，还得考验考验。”
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怕我误会，又连忙补充：
“我绝不是想伸手要党票。
党委领导，我坚决拥护。
可是不是一定要把具体生产也管得那么死？
我逐渐有些怀疑。”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才好，只是答应他：
一定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树成同志。
他听了反而劝我道：
“不要麻烦他了。
这类问题，他也解决不了。
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懂行的，没有权；
有权的，不懂行。
不懂还不要紧，偏偏又不愿好好学习。
说多了，弄不好就变成要摆脱党的领导。
现在厂里已经有人放风，说我和另一个厂长在架空总支了。
有时我也很苦闷，难免急躁一点。
这已经得罪了一些人。
上面再来过问一下，我的困难还要加大。
上个星期，有位平素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在市里工作的党员同志，就专门到我家里，关照我的爱人说：
‘告诉绍鼎，不要管事太多，不能陷得太深。
不要忘记：
共产党是不会不搞运动的！
’”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扔下笔，猛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这是什么话！”
他苦笑了笑：
“这样想的人，不是他一个。
他也许还觉得是对我的一片好心，可我实在替这样的党员难过！
替党难过！
党叫我们搞‘四化’，他是个党员，还在私下里扯党的后腿！
我也见过很多好党员。
正因为这样，我倒更想入党了。
我相信：
党不会再象过去那样瞎折腾。
我们这个国家折腾不起了啊！
党想搞‘四化’，多一点愿意搞‘四化’的人进到党里，搞起‘四化’来就容易得多。
我在大学里学过俄语，也学过英语，可以直接看点外国资料，有时看了真替我们的国家着急！”
他动了感情，后来的话说得很低、很慢，可我却觉得一句比一句更响、更重、更急，一句句都敲打在我的心上！
那天，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谈到夜里11点多。
我送他出门后，他推着车子，我们两人又并肩在马路上走了一会。
许昌的夏夜，是寂静而又喧闹的。
多年不见的夜市又恢复了。
卖元宵、馄饨的，卖卤鸡、卤肉的，卖西瓜、香瓜的，卖油条、胡辣汤的，见有人来，都忙着兜售生意。
马路两旁坐在树荫下乘凉、打扑克、下棋的人，还没有散去。
暑热虽然尚未完全消退，毕竟已经大大减弱，一阵阵清凉的夜风吹过来，使人感到很是舒适。
我问他：
“你爱人现在的情绪怎样？”
他呐呐地说：
“嗯，还算好。”
我又问：
“家里几口人？
住几间房子？”
他回答：
“7口。
父亲是个营业员，已经退休了；
3个孩子都在上学，母亲在家做家务，没什么拖累。
住了两间房子，是我爱人医院的。
不算宽敞，可比起有些同志，也算很好了。”
二、一位童工出身的市委书记
第2天晚上，我在张绍鼎同志家里，认识了许昌市委的工业书记——徐庆耀。
我和老徐其实已经见过几面。
一开始，他就给了我较好的印象。
他约有50上下，虽然已经稍稍发胖，看上去还结实精干。
我第1次见到徐庆耀同志后，有次和许昌地委的经委副主任闲谈，他说：
“你真该去同老徐谈谈，他是个写家！”
我心想：
老徐准是在地委或者县委机关当过秘书的，起草过不少总结和报告，在干部中有点名气。
以后又有人向我说：
“老徐这个写家，写过几个剧本哩。
‘文化革命’中，因为他和田汉是朋友，可没少挨斗！”
我又想：
原来他还是个文化人，改行当了工业书记。
可是，他怎么会和田汉同志是朋友呢？
田汉的朋友，年纪少说也该有60左右了啊！
我问到他的顶头上司：
地委工业书记、副专员赵宏亮同志。
老赵说：
“他是写过几个剧本，还写过一些诗，可并不能算是个文化人。
他是个烟厂童工出身的干部，文化不高，喜欢写写画画，算是业余爱好。
过去到北京开会时，见过田汉同志，人家就说他是田汉的朋友。
他是去年才从漯河市调来的，在漯河当过工会主席、副市长、工业书记。”
一天上午，我和老徐在一起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他向我介绍了许昌市的工业情况，讲了一些工厂和一些人。
可是，关于他自己，却没有谈什么。
我急了，问他：
“听说你写过剧本，是吗？”
“是呀，我写过。”
他笑了，“那算啥剧本！
我写的影响较大的一个剧本，是58年大跃进的产物。
那年我领着修土铁路，就写了个《金鸡高唱凤凰飞》，还挺闹哄了一阵子。
现在回头看，已经没啥意思了！”
“你不是也写过诗么？
现在还写不写？”
我又问。
“还写。
其实，那都是些顺口溜。
你要听，我就给你念一段。”
他没有推辞，就随口念了他在漯河工作时写过的一段顺口溜。
漯河市有个省水利厅办的水泥预制品厂，占了市里好几百亩地，建厂资金、材料有不少也是市里出的，可就是不归市里领导。
从60年代开始，搞了十几年还没搞上去。
建筑工地糟蹋得不成样子。
市里想把这个厂接过来，省里又总是有人阻拦。
他就写了一段顺口溜，在省里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当众念了出来：
水利厅，预制厂，一图大，二求洋。
工厂变成北大荒。
满院是杂草，蒿子窜过墙。
兔子把窝抱，乱窜乱跳黄鼠狼。
乌鸦更舒服，塔吊顶上盖新房。
新修小铁路，七年推两趟。
几百亩好地不能种，为国家少打多少粮？！
也许它真的不能算作诗，但却比许多诗起了作用，在参加会议的人中引起了公愤。
又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那个厂划给了市里，后来那个厂办得还很不错。
我同张绍鼎约好要去他家看看的那天，老徐正好来向树成同志汇报工作。
我把自己的想法同他说了。
他一听就说：
“好。
我也正想去找他和他爱人聊聊呢。
我陪你一道去。”
傍晚，他坐了辆北京吉普来。
我说：
“我们是私人访问，还用得着派车？”
司机代他作了回答：
“足有好几里路。
老徐晚上回来还有工作，还是坐车去好。”
车上，我向他谈到张绍鼎的苦闷。
他说：
“我已经知道了。
今晚就想同他谈这些问题。
他的入党问题，也正在做工作。
不久就会解决。
这个同志早该入党了，可就是还有人在卡他。
现在还有人觉得：
知识分子入党，要更加严格些，怕他们入了党不好领导。
也有人觉得：
知识分子不能算是正牌的领导阶级，是后娘带来的，当干部管管生产还凑合，要入党，可不能那么容易。
你瞧，这么一件事就有多难！”
这话从一个童工出身的领导干部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挺新鲜。
说话间，已经来到张绍鼎家外面。
张绍鼎正站在马路旁等着我们。
这是一个大杂院。
进到张绍鼎家，还要穿过曲曲弯弯的过道。
过道两旁挤得房檐挨着房檐。
天上没有星，过道没有灯，张绍鼎领着我们摸索着走进他家，一家人正围坐屋里吃晚饭，见我们去了，连忙收拾碗筷，把我们让进里间。
这是多年的老房子，虽然旧些，每间也还有十几平方米。
可是，要在这两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安排下老少3代7口人，倒要费点周折。
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女儿就住在这对年纪不到40的中年夫妇床前，未免太不方便。
我笑着将了老徐一军：
“老徐！
你这个书记，可得关心关心绍鼎这个知识分子的房子了，能给他解决半间也是好的。”
老徐好象没听见，把话很快岔了开去。
不料，我的话首先遭到张绍鼎爱人田德荣的反对。
他说：
“没啥。
听说老徐家也是7口人，住的房子还抵不上俺家宽敞。”
我正犹疑间，送老徐和我来的司机开腔了：
“你不信？
真的。
老徐家还住在漯河，没搬来。
上月我送他和绍鼎去漯河办事，到他家去过。
两间趴趴屋，又矮又小。”
难道真是这样？
我转念一想：
也有可能。
这些年干部们受过的罪还少吗？
说不定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人强占去了，现在还没退回。
我便又问：
“老徐，你那房子住了几年了？”
老徐笑笑：
“住了20几年。
嘿，提那干啥？
那旁边有好多都是烟厂工人，我是从烟厂出来的，人家能住，我有啥不能住？
那房子我住惯了，还舍不得同人换咧！
倒是绍鼎的房子，是得想办法解决。
他是个工程师，晚上总得看点、画点什么。
这屋里，就一张大桌，到晚上他还得同妮和小子抢桌子！”
他说得那么坦然、俏皮，把我们都弄笑了。
他住在那房子里的20几年，正是他在漯河从副市长做到市委工业书记的20几年。
漯河是10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有个市长、市委书记，竟在那种房子里住了20几年！
这时，老徐已经同田德荣拉起家常来：
“德荣，听说有人来给你和绍鼎施加了点压力？”
田德荣长得挺秀气，说起话来却很厉害：
“啊，你也听说了。
老徐，我正想找你给绍鼎换个工作呢。
他害过肝炎病，最怕生气！
再说，他也受不住这么个累法。
天天都是黑更半夜才回家。
我也同绍鼎说了，要他在家休息，可他就是不听。
再这样下去，将来挂牌子游街，我可不跟着他去陪罪！”
老徐说：
“中！
他挂牌子游街，我去陪着。
我在这方面有经验。
这些年，挂过牌子游过街的，不一定是好人好干部；
好干部却很少没游过街挂过牌子。
绍鼎年轻，没捞住这机会，真能试试，倒也不错，威风着哩！”
空气渐渐活跃起来。
老徐谈起妇女在“四化”中的作用来。
他说：
“近来我常对一些同志讲：
开劳模会，要把劳模的爱人也请来，发戏票要发两张，出去疗养，也应该请他爱人陪着去。
当一个劳模和好干部的爱人，实在不容易，又受累，又受气，劳模挨斗还要陪着挨斗。
吃黄连有她，吃白糖时不能忘了她。
劳模们自己也得有点自觉性，工作忙回家少，到家时就得多陪点小心。
见不到你这个人，总得听到你几句顺心话呀。
我是直到前几年被关起来时，才算有点良心发现。
我对孩子们说：
‘我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你妈。
我和她结婚30多年，没陪她看过电影、逛过马路。
她要工作，又要生儿育女，不比我少累。
我忙时，她见不着我，这会我闲了，关起来没人找了，她还要来给我送‘官饭’。
你们可都得对她好一点！
’这些话，我没给老伴说。
可是，没多久她就全知道了。”
老徐还在说着，看来和他挺要好的司机，偏偏揭了他的底：
“老徐，我看你爱人王群，现在还少不了对你有意见。
上次你回家，只在屋里坐了还不到十分钟就走了。
你来许昌一年多，她来看你两次，也都没好好待承她！”
老徐解释道：
“那是没法子。
她第1次来，我不知道。
等我开完会，已经是夜里一点了，她第2天一早就得走。
第2次，我可是下决心要好好陪陪她的。
半夜里发生一件大事，电厂负荷太大，要停几路电，停哪路不停哪路，配电所不敢当家，因为大家都向他们伸手要电呀！
我只好亲自上阵，坐在那里指挥。
等到想起王群还在宿舍等我，连忙赶回去，天已经大亮了。
一进屋，她掂起东西正要走。
我就帮她拿东西，送她上车站。
一路上，王群不理我。
我向她说：
‘王群，我们这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可是有人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少。
’王群嘟着嘴说，‘还有谁？
谁也没有你这么忙！
’我说：
‘有。
年年有个07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
一年只见一回面，也没闹过啥情绪！
’王群被我逗得哭笑不得，气全消了。”
屋子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声，小屋里充满了欢乐。
田德荣也越来越开心，可还在埋怨张绍鼎：
“绍鼎能象你这样就好了。
往后，我也得让他跟你学着点，他当了厂长，愁得不轻，只知道埋头傻干生闷气！”
老徐顺着她的话头说：
“我哪能和绍鼎比！
绍鼎是个研究生。
我呢，解放前一个大字不识。
想偷着学点文化，挨了老板一巴掌：
‘哼，你还想当博士？
’解放后，我当工会主席，第1次主持会议，总共才讲四句话，我请人家写在纸上，背了五、六遍，到时候还没念好，气得回家哭了一场。
这才狠下心来进夜校学文化。
我当了副市长，有次上夜校迟到三分钟，站在门口立正喊：
‘报告老师！
’老师说：
‘进来。
’我才进去，说：
‘我迟到了，我检讨。
’老师说：
‘坐下！
下回不要再迟到了。
’我这才敢坐下。
“那时候，工农干部学文化，多认真呀。
现在许多人把这些事都忘了。
我学着写顺口溜、写剧本，也闹过不少笑话。
第1次学写稿时，才认识200多字，稿子上有不少字都是象形字。
有人挖苦我：
骆驼的蹄子，还想走猴路！
以后我慢慢摸着，总算也摸出了点路。
解放初期，学习光荣；
‘文革’十年，学习有罪。
闹得有些人什么也不敢学，不愿学了。
绍鼎，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往后我还得好好跟你学，恭恭敬敬地学。”
张绍鼎也说：
“老徐！
我也要向你学习。
我这人，钻点技术，象是还行，就是不会当领导。
有时候，我真都不想再当厂长了。”
“那咋中！”
老徐立即打断他，“‘臭老九’多少年站不起来。
现在上去了，不能自己下来。
要给三中全会长志气！”
屋里出现一阵沉默，好象每人都在心里秤着这句话的分量。
三、运动场上的哲学
过了一会，老徐才又继续说：
“当领导说难也不难。
你们厂的问题，我了解了一些。
有的得从上面解决，从制度上解决；
也有的，要从你这里解决。
你也要学点领导方法，要有点肚量，有点气魄。
周瑜会打仗，就是肚量狭小，诸葛亮把他气死了。
刘备这个人，论武的，不如五虎上将；
论文的，不如诸葛亮、庞统。
他只有一个本事，会用人。
刘备的江山越哭越稳，他摔了个阿斗，不光收了赵子龙的心，还收了文武百官的心。
他那一手我们不能学。
可是，空城计你也想去弹琴，过五关你也要去扛个青龙偃月刀，什么事你都自己出面，那咋中！
你现在是厂长了，也得学会用人、用干部。
第1步总得把你那些科、组长团结起来吧，然后再去团结更多的人。
还有，你们得注意均衡生产。
一季度天女散花，二季度张良品箫，三季度穷追韩信，四季度夜战马超，年年如此，这样下去可不中。
一定要搞出个科学管理的办法来。”
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
司机催促老徐，说是有人还在等他。
我们只好同张绍鼎一家告别。
回去的车上，老徐又同我单独说了一番话。
他问我：
“你喜欢打球吗？”
我说：
“喜欢。
你呢？”
“我喜欢看球。”
他说。
“我曾经建议一些当领导的、管干部的，不妨抽点空子到球场边去走走、看看、想想，在那里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当干部要学学篮球运动员。
有的运动员只是满场跑，不犯规，很卖力，体育道德也好，就是投不进球。
咋办？
只好换下来。
不换，那场球就输了。
还要学学裁判员，亲哥哥、亲弟弟，谁在场上犯了规，也得照吹哨。
犯了五次规，天王老子也得下场。
更要学学场外指导，换人不讲情面；
下来后，又很关心。
先给一碗水，再讲为啥要换他：
盯人不紧，投篮不准，体力不够了。
对他说出个原因，让他歇歇、想想，再找个机会换他上去。
场外有拉拉队，拉拉队里有不少老运动员。
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就在场外当拉拉队，给青年队员鼓劲。
英雄出少年，篮球场上不能总是几个老头子在跑。
那些老运动员们，很有自知之明，心甘情愿地当拉拉队。
篮球场上人很多，看看想想，很有意思。
还有足球场，也该去看看。
有人不踢球，光踢腿，我看得叫他们踢腿派。
观众看了，准嘘他。
现在各个单位，都有一些踢腿派。
要经常有人嘘嘘他们才好。
我这人没别的长处，就是愿意多想点事情。
各处走走看看，用脑子想想，都有启发。”
亲爱的读者，关于徐庆耀同志，我还应该再向你们介绍些什么呢？
如果说还有什么重要补充，那就是：
他在漯河的那个家，是否真象他的司机说的那样简陋？
说实在话，直到那天晚上我离开他时，对这一点仍然有怀疑。
这些年，我和许多容易轻信的同志一样，都曾经上过不少当。
有时你听到一个人的某一次谈话，觉得真是精彩之至。
可是，当你仔细去了解他的行为，却又发现：
实在糟糕之至！
因此，过了两天，当我去到漯河采访时，便特地约请地委书记老赵一道去他家看了看。
我要说的是：
尽管我事先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还是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惊讶而又崇敬的心情。
当某些领导干部削尖脑袋，不惜采用各种非法手段，来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儿女搞一套舒适的住宅时，那里有这么一对共产党员夫妇，他们在二十几年之久的时间内，只要愿意张张口，伸伸手，就可以住进一套好的住宅，可他们直到现在，仍然住在那两间象我这样的大个头走进时不得不稍稍弯下腰来的小屋里。
他们家的实际人口，最多时还不止7个，而是8个。
因为他们夫妇还要负责抚养老徐的一个在1960年死去的哥哥所留下的女儿。
当我从漯河再次回到许昌时，还看到过一次老徐。
我们没来得及谈话，他就又匆匆忙忙被别人拉走了。
我注视着他那胖墩墩的背影，尽管他实际上要比我矮好几厘米，可我却觉得他好象又高又大。
在他的面前，我简直成了个侏儒！
我在默想着：
从这个童工出身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上，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出：
尽管党在建国以来，曾经犯过那么多令人痛心的错误，可确实也培养出了多少真正算得上是人材的人啊！
党啊！
请爱惜这些人材，爱惜你的优秀儿女吧！
他们因为你的哺育而成长，万万不要再因你的疏忽和失误而夭折！

中东和海湾一些国家拒绝勃列日涅夫建议
强调需要真正的安全保障不要掩盖侵略和威胁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中东和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拒绝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10日在印度提出的所谓维护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建议，但也有一些国家表示支持。
据埃及《共和国报》今天报道，埃及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是“相当滑稽可笑的”。
这位官员说，滑稽可笑的是苏联是在它的武装部队正占领着阿富汗的时候提出这一建议的。
这位官员还说，埃及仍决心要争取这个地区实现中立，但它同时也懂得，这一地区的各国需要寻求安全，以防止苏联在入侵阿富汗后可能进行的威胁。
约旦新闻大臣阿德南·阿布·乌达今天在谈到对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时说，侯赛因国王一再阐明过约旦的态度。
他说：
“这个重要的地区不要任何方面的外国霸权。”
伊朗德黑兰电台11日发表评论说，苏联领导人企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和平的使者。
但事实是：
“俄国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从来不想让世界人民有片刻的和平与安宁。”
评论指出，中东和海湾国家只有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持久的和平。
巴林新闻大臣穆亚德10日发表讲话说：
“我们对勃列日涅夫关于海湾的安全计划没有兴趣，只有我们才对海湾的安全负有责任。”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团结报》11日发表评论指出，苏联这个建议可以看作是一个口号，用来“掩盖（大国）加剧紧张局势的计划和瓜分势力范围的阴谋”。
这家报纸说：
“大国能够遵守国际协定和联合国原则就足够了，因为这些协定和原则规定：
不准侵略和不准集结舰队恫吓别国。”
科威特内阁事务国务大臣侯赛因10日对科威特报界发表谈话，表示欢迎勃列日涅夫的这一建议。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在阿布扎比发表谈话说：
“任何旨在使这一地区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的计划都值得迅速予以研究。”

亲密的关系
本报记者　钟逢准
沙特阿拉伯王储法赫德亲王3天来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他同齐亚·哈克总统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汗，反对外来力量干涉海湾地区事务，要求以色列人全部都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去。
双方还表示希望下个月在麦加举行的伊斯兰最高会议的审议将对穆斯林世界的力量和团结，对伊斯兰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贡献。
联合公报表明，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持有相同的观点。
亲王在离开前访问巴基斯坦电台时说：
“任何对巴基斯坦内部事务的干涉和损害都将被看作是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干涉和损害。”
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国密切的政治关系。
在目前南亚的紧张局势下，巴、沙友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几年来，作为最大的石油输出国之一，沙特阿拉伯在对巴基斯坦等几个穆斯林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巴基斯坦几家报纸发表的一些文章称，1973年以来伊朗一直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援助者。
但是1978年革命后，伊朗无力再给别的国家以经济援助。
沙特阿拉伯便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援助者。
沙特阿拉伯提供的经济援助已达5．02亿美元。
发展两国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沙特—巴工农业投资公司。
沙特阿拉伯是仅次于科威特的第2个最大的对巴基斯坦供应石油的国家，同时它是巴基斯坦商品的第3个大买主，仅次于日本和香港。
巴—沙经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几十万巴基斯坦工人参加沙特阿拉伯的建设。
据估计，在石油生产国里有100多万的巴基斯坦技术人员和工人，其中30％以上在沙特阿拉伯工作。
巴基斯坦在海外的工人1979—1980年度寄回的外汇总额达17亿美元，其中近50％寄自沙特。
这样巨额的外汇收入对巴基斯坦的国际收支平衡是很有益的。
预计，两国之间各方面的合作将会进一步的发展。
法赫德亲王在离开巴基斯坦时说，“沙特阿拉伯王国总是乐于和愿意为巴基斯坦做总统阁下认为必要的一切事情。
我们谈到今后阁下要我们的援助，不论是军事、物质、道义、政治等方面，甚至在各个领域里都可进行帮助。”

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发表联合公报
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2月10日电
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今天在一项联合公报中要求苏联立即从阿富汗撤军。
这项联合公报是沙特阿拉伯王储法赫德结束对巴基斯坦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时，在拉合尔以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和沙特阿拉伯王储法赫德的名义发表的。
联合公报指出，双方重申，政治解决阿富汗危机的基本条件是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走。
联合公报说，事实上，巴基斯坦欢迎同印度举行会谈，以便在这方面相互作出保证，并考虑其它建立相互信任的措施。
沙特阿拉伯王储对巴基斯坦为本地区的友好睦邻关系和持久和平事业所作的积极贡献表示赞赏。
公报说：
“双方重申，维护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海湾国家本身的责任，不要外来的干涉。
双方还强调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重要性。”
联合公报说，两国领导人要求伊朗和伊拉克结束敌对行动，举行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双方强调，只有以色列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撤走，才能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他们强烈谴责以色列不断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代表在联大重申中国坚定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
揭露霸权主义者在亚非拉进行侵略和扩张
新华社联合国12月11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赖亚力今天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力图取代老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霸权主义者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进行渗透、侵略和扩张。
联合国大会从昨天开始就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进行辩论。
今年是这项宣言通过20周年。
自从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近一百个国家取得了独立。
在今天的世界上，为数众多的第3世界的国家已经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生力军。
赖亚力指出，殖民主义还在进行垂死的挣扎。
为了保持其反动统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正在加强军事压力和政治欺骗，无情地镇压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
赖亚力说，霸权主义声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打着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幌子，进行颠覆、控制、剥削和掠夺。
它利用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制造分歧，散布不和。
它继续使用雇佣军或者代理人进行武装入侵，甚至派遣它自己的军队侵略和占领主权国家，扶植傀儡政权。
赖亚力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定地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齐心协力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联合国大会在听取了十多名代表的发言之后于今天晚上通过了两项决议，重申它决心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加速根除殖民主义。
大会确定，承认处在殖民主义和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为行使其独立和自决权而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进行斗争的合法性。
大会要求在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独立和自决权得到恢复以前，所有的国家，通过他们在联合国及其各个所属机构的行动，立即停止向南非政府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南非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合法化的步骤。

日本共产党认为
苏联侵阿侵犯了民族自决权
新华社东京12月12日电据日本报纸报道，日本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于5日至10日在东京举行了会谈，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未取得一致意见。
日共代表金子满广在会谈后发表谈话说，关于阿富汗问题，日共方面认为，问题的核心是“苏联用军事干涉的形式搞了强加于人的政变”，“这种行为是对科学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践踏，是违反社会主义的大义的”。
日共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改正错误。”
金子说，苏联共产党在去年12月给日本共产党的通报中说：
“苏联军队是应阿富汗新政府的邀请而出动的。”
日共方面认为，苏联军队在阿富汗新政府建立之前就出动了。
苏联方面又解释说：
“对苏军的邀请，是政变之前的阿明政权提出的。”
日共方面根据苏联方面说明的变化指出：
“苏联的说明是不真实的。”
日共方面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介入侵犯了民族自决权，并且要求苏军早日撤军。
参加这次会谈的，苏联方面是苏共中央委员、代表团团长费多谢耶夫等；
日本方面是日本共产党书记局次长、代表团团长金子满广等。

明智的主张
在沙特阿拉伯王储法赫德对巴基斯坦进行了3天访问后，双方在12月10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重申苏联必须立即从阿富汗撤军，反对外来力量对海湾地区的干涉，并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出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这些主张，符合中东、西亚地区人民的利益，也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就在同一天，勃列日涅夫在印度议会讲话，抛出了所谓保证波斯湾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建议，并在顽固坚持不从阿富汗撤军的情况下侈谈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
莫斯科显然希望，它的这种手法能够欺骗世界舆论，改善自己的孤立处境，以进一步加紧南下扩张的步伐。
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联合公报无异是对苏联的伪善姿态的一个有力答复。
正如公报中指出的，政治解决阿富汗危机的基本条件是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走。
苏联在鼓吹政治解决的同时，硬说它把侵略军派进阿富汗是正当的。
这表明，它的所谓“政治解决”，无非是要使它所扶植的阿富汗傀儡政权合法化，并使阿富汗长期处于它的控制之下。
公报指出，“维护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海湾国家本身的责任，不要外来的干涉”。
这也是切中要害的。
海湾地区的动乱，根源在于外来势力的干涉。
而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更是当前海湾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
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建议，显然只有利于苏联进一步在海湾插手，而使海湾局势更加动乱，同稳定海湾局势是背道而驰的。
一个公报，一个讲话，两者在同一天发表，事属偶然。
但是，巴沙联合公报表达的明智的主张，正好表明，勃列日涅夫妄图玩弄遮眼法，用漂亮的言词来掩盖其霸权主义行径，只能是枉费心机。

根舍说苏联先从阿撤军才能提出和平建议
法国外长认为勃列日涅夫建议没有新东西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西德外交部长根舍11日在波恩对德意志广播电台发表谈话时说，苏联必须先从阿富汗撤军，而后才能提出波斯湾的和平建议。
他说：
“任何人想提出保障这个地区安全的建议，就必须首先结束对阿富汗的占领。”
根舍说，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是同让所有国家按自决原则解决地区性问题的前景不相容的，而没有自决权，也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和平。
西德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的外交事务发言人埃尔特斯指出，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是“陈词滥调”，目的是要转移人们对“阿富汗战争”和苏联本身对波斯湾地区所造成的威胁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阻止美国及其盟国进入这个海域。
法国外交部长让·弗朗索瓦—蓬塞11日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说，他认为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没有新东西”。
他指出，阿富汗也在波斯湾地区，不能把西方在波斯湾附近的基地和苏联在阿富汗的部队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考虑”。

美国一位参议员说
如苏入侵波兰应对它实行最强硬制裁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1日电参议员保罗·聪格斯今天指出，如果苏联入侵波兰，美国及其盟国应对苏联实行最强硬的经济制裁，包括断绝同它的一切贸易关系。
聪格斯说，无论对苏联人还是对华沙政权都并不存在实际的威胁。
“苏联报纸上与此相反的论调纯属捏造。
苏联人没有任何理由在波兰动武。
如果发生武装入侵或占领波兰，那就是明目张胆的侵略。”
这位参议员指出，“苏联军队包围了波兰并已作好了入侵的准备”。
他强调：
“苏联人必须懂得，波兰领土的完整对美国和西欧是何等重要。
我们过去对阿富汗事件的反应是克制的，也并不连贯。
如果发生入侵波兰事件，将会促使我们加强决心、团结和行动。”
聪格斯主张“对苏联及其参与入侵波兰的盟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实行最强硬的制裁”。

美国国务院拒绝勃列日涅夫五点建议
马斯基讥讽为钻进鸡笼的狐狸的建议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1日电
美国国务院今天拒绝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关于波斯湾地区的五点和平建议。
国务院发言人杰克·坎农说，“正当苏联继续入侵阿富汗显然是该地区安全的首要威胁的时候”，苏联政府竟然提出了这样一个保证安全的建议，这至少是一种讽刺。
这位发言人指出，勃列日涅夫昨天在新德里提出的建议没有新东西。
他说，鉴于苏联继续入侵阿富汗以及苏联“对该地区其它国家的潜在威胁”，“我们不认为这个建议是一个建设性的努力”。
他说，“在这一入侵结束以前，我们不准备把这个建议看作是一种认真的努力。
他们还没有从阿富汗撤军，所有其它事情都只能等到撤军以后再说。”
但是他说，“我们注意到勃列日涅夫最近说过，苏军将在阿富汗无限期地呆下去。”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
正在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马斯基，11日表示拒绝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波斯湾地区和平建议。
马斯基指出，勃列日涅夫在新德里提出的建议是“钻进了鸡笼的狐狸”的建议。
马斯基说，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是“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人马上离开波斯湾，放弃你们的基地，撤除你们的海军，把波斯湾交给我们，我们将保障你们的安全利益”。

苏联《真理报》影射波兰局势
借总结捷克事件暗示华约可对波采取行动
新华社莫斯科12月11日电
苏联《真理报》11日发表题为《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借总结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历史教训”，影射当前的波兰局势。
文章提出的值得注意的论点是：
“社会主义大家庭每个国家阶级利益的国际化，是现今的客观规律”。
文章强烈攻击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民族主义”，说“右派势力顽固地把民族主义强加给党和国家建设的一切领域”。
“当前民族主义是反共主义的最重要工具”。
文章说什么“现在的反革命”“装模作样地表示关心社会主义的‘完善’，希望赋予社会主义以‘真正的’民族性，同苏联的‘模式’相对抗”。
文章指责当时捷共内部的“民族主义势力”“打着社会主义‘复兴’和‘自由化’的旗号进行活动”，扮演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特洛伊木马的角色”。
文章还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有力量保卫“社会主义成果”。
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认为，“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提到波兰”，但“显然是针对波兰”的，它“发出了含蓄的通知：
华沙条约国可以在波兰采取行动”。

西方国家重视发展微型电子技术
新华社日内瓦12月10日电
微型电子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它甚至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得以生存的一个条件。
国际劳工组织办事处最近在这里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今天先进的西方各国为使其一蹶不振的经济得以恢复，普遍重视发展微型电子技术。
据估计，目前，微型电子技术设备在西欧、日本和美国年销售额已达到了1，200亿美元，在世界其他地方达100亿至150亿美元。
到明年底，世界对微型电子技术设备的需求量将超过两千亿美元。
作为微型电子技术设备的产销和出口国的日本，微型电子工业生产已接近美国的水平，而且，大部分日本的微型电子工业是在1976年至1979年期间由日本政府和私营部门投入了5亿美元的经费后，刺激发展起来的。
西欧共同体各国用于发展微型电子技术的经费达22亿美元，其中英国用于购置生产设备、实际应用和教学的经费为8亿美元。
法国直接投资了5至6亿美元用于发展微型电子技术。
西德政府在1976年至1979年之间拨出了15．74亿马克的经费用于促进计算机工业生产，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经费用于工业研究，三分之一以上的经费用于实际应用。

里根宣布部分内阁成员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1日电美国当选总统里根的发言人詹姆斯·布雷迪今天在这里宣布了里根的第1批内阁名单，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
但是国务卿的人选没有宣布。
温伯格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任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和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唐纳德·里甘是美国最大的经纪人企业梅里尔—林奇公司董事长。
今天宣布的其他6名内阁成员有：
司法部长威廉·史密斯，他是当选总统里根的私人律师；
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他是康涅狄格州的斯科维尔公司经理；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理查德·施韦克，他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运输部长安德鲁·刘易斯，他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由共和党众议员戴维·斯托克曼担任；
中央情报局长由里根竞选班子负责人和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威廉·凯西担任。
里根最初打算在上月末或本月初宣布他的内阁成员，由于在一些人选上有争论，使这一宣布推迟了。
发言人今天说，其他13名内阁成员将在本周末或下周初宣布。
（附图片）
11日，里根内阁班子8名成员会见记者。
讲话者是唐纳德·里甘。
后排自左至右：
威廉·凯西、戴维·斯托克曼、安德鲁·刘易斯、理查德·施韦克、马尔科姆·鲍德里奇、威廉·史密斯、卡斯珀·温伯格。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铃木表示苏如进攻波兰日将同西方协调行动
法国外长警告苏联不要干涉波兰内政
新华社东京12月12日电
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今天在这里表示，如果苏联向波兰发动进攻，日本将同西方各国保持协调行动。
据《东京新闻》报道，铃木12日在首相官邸听取了外务省事务次官高岛益郎关于最近国际形势的说明。
高岛在谈到波兰形势时说：
“苏联在年内进攻波兰是有可能的。”
铃木在谈到一旦苏联进攻波兰时日本可能采取的对策时说：
“日本要同西方各国保持协调，很好地考虑应该作什么。”
新华社巴黎12月11日电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外交部长让·弗朗索瓦—蓬塞今天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说，如果苏联对波兰进行干涉，欧洲人将充分地负起他们的责任。
弗朗索瓦—蓬塞是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时说这番话的。
他还说：
“如出现诉诸武力的情况，这将会在外交、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以及在加强联盟成员国的防务努力方面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他含蓄地警告苏联说：
“如有人认为，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利益将阻止它们从极其严重的、违反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事件中得出应有的结论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他强调说，“这些话是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的”。

靠欺骗不会有好结果
本报评论员
勃列日涅夫结束了他对印度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这是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之后苏联领导人第1次出访亚洲国家。
勃列日涅夫在访印期间作出了种种表演，装出一副关心印度洋地区和平的样子，但是他的印度之行实际上向全世界表明，苏联决心长期霸占阿富汗，并在南亚地区制造动乱，继续推行它的南下战略。
勃列日涅夫这次对印度的访问，是在苏联由于坚持对阿富汗的武装侵略而在国际上处境极端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的。
他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地跑到新德里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取得印度对苏联侵略阿富汗的立场的支持，以加强它在南亚扩张的地位。
然而，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完全如愿以偿。
在他访问印度的期间，印度总统雷迪明白表示，“印度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明的或暗的——外来力量对这一地区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
印度总理英·甘地虽然没有公开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出侵略军，还是重申印度反对任何外来的干涉。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公开宣称：
“印度的一贯立场是不宽恕另一个国家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形式的干涉或控制”。
看来勃列日涅夫尽管亲自出马，并没有能改变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
这也说明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如何的不得人心。
勃列日涅夫在印度依然坚持武装侵占阿富汗的顽固立场，以所谓“外来干涉”作为拒绝从阿富汗撤军的借口，说什么苏联“要把自己的义务履行到底，来援助友好的阿富汗”。
他竟然对巴基斯坦等阿富汗邻国施加压力，想迫使它们放弃联大和伊斯兰国家组织会议关于要求苏联立即从阿富汗撤军决议的原则立场，承认卡尔迈勒傀儡政权，接受苏联侵占阿富汗的既成事实。
人们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鼓吹的所谓“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不过是实现苏联霸占阿富汗合法化。
在印度议会发表讲话时，勃列日涅夫抛出了一项所谓保证波斯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5点建议，企图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使。
然而，不难看穿，这不过是借以掩盖苏联对波斯湾侵略扩张的烟幕弹。
勃列日涅夫避而不谈苏联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驻扎着威胁波斯湾的武装力量，并在亚丁湾和阿拉伯海等处建立许多军事基地，却侈谈什么“不在波斯湾地区和毗邻岛屿建立外国军事基地；
不在那里部署核武器和其他任何大规模破坏性武器”。
明明是苏联武装侵占阿富汗，严重地威胁着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安全，勃列日涅夫却侈谈什么“不对波斯湾地区国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干涉它们的内政”。
而他所谓“尊重波斯湾地区国家所选择的不结盟地位”，“尊重波斯湾地区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的主权”云云，就更是彻头彻尾的空话。
当苏联积极推行南下战略，不断增强它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随时可以切断西方的石油通道的时候，又有谁能相信所谓“不对正常的贸易往来与联系该地区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海上通道的利用设置障碍或进行威胁”这种“保证”呢？
因此，对于勃列日涅夫的这种“建议”，有关的国家都认为不值一顾，这是理所当然的。
莫斯科本来希望，通过勃列日涅夫的印度之行，来修补一下苏联的形象，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勃列日涅夫此行再一次暴露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凶恶和狡诈。
这正象勃列日涅夫在印度所说，“靠欺骗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从希腊外交看巴尔干的局势
张启华
地处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一直把加强巴尔干合作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
今年9至11月间，卡拉曼利斯总统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3国。
这些访问的成果，不仅对于谋求希腊自身的安全与权益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维护巴尔干的合作与和平也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希腊的巴尔干政策，概括地说，是在这个地区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实行各国独立和和平合作。
在执行中，希腊着力于逐个搞好双边关系，创造和好的气氛，与此同时就两国感兴趣的项目开展经济合作。
希腊政府这种积极而又稳妥的做法，被人称为“小步子”政策，然而却取得很好的效果。
几年来，希腊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有着令人满意的关系，和保加利亚两国领导人在去年会晤的基础上，重申了他们继续奉行睦邻、和平与合作的巴尔干政策，签订了今后5年经济合作的协议。
至于希腊同土耳其的关系，由于双方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原则，两国关系已有所缓和，并促使希腊重返北约这一悬案得到解决。
希腊的外交人士满意地认为，这些会谈巩固了巴尔干的地区性合作，因而受到了巴尔干国家、甚至世界各国的赞扬。
现在，国际舆论对于希腊对巴尔干的政策，称之为是“明智的见解”，认为“好的邻居往往胜过同胞兄弟”。
巴尔干6国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有的参加了对立的军事集团，它们还存在着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争端。
在这种情况下，孤立对那个国家都是不利的，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者时时窥视巴尔干，制造动乱的时候尤其如此。
希腊能够同它的邻国普遍地建立睦邻关系，以及这些国家间开展的相互合作都有利于防止外国的干涉，维护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合作，两国领导人经常会晤，密切配合，在巴尔干事务中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近年来，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关系有着新的变化和发展。
人们知道，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在马其顿问题上长期争执不休，是巴尔干半岛上尖锐的矛盾之一，成为超级大国利用制造纷乱的一个楔子。
不久前，保加利亚表示，它“对邻国绝对没有任何要求”，它愿意“努力通过谈判与互相让步的途径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这一姿态，被认为是在新形势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新迹象。
所有这些表明，双边关系的发展，对缓和巴尔干局势是有积极的作用。
据报道，卡拉曼利斯总统新近访问3国后，已经得到有关国家的许诺，预计新的巴尔干合作会议可望在明年春天举行。
1976年初在雅典召开的第1次巴尔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专家会议（阿尔巴尼亚没有参加），也是在希腊政府的倡导下举行的。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收到什么实际效果，但它毕竟奠定了合作的基础。
希腊领导人去年一轮的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会晤，直接导致了这年年底在安卡拉举行了第2次巴尔干会议，与会5国代表就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合作达成了协议。
人们期待，有着两次会议的基础，又经过多方的协商和准备，新的巴尔干合作会议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合作完全符合巴尔干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在经济上，各国在建设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些需要共同协作的问题。
比如地区间的公路、铁道的联营、水利资源的开发、输油管道的铺设，出海港口的使用等等，都是需要邻国甚至几个国家合作才能发挥最好的效能。
希腊政府还宣称，巴尔干的合作还可作为同阿拉伯和西欧国家联系的桥梁，预示这种合作有广阔的前景。
然而，巴尔干的合作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政治背景，即巴尔干只有通过建立双边，进而整个地区的合作，在保持各种政治力量相对平衡的基础上，才能抗御大国对巴尔干的渗透，以达到维护各国的主权和独立。
用卡拉曼利斯总统的话来说，就是“有必要阻止第三国采取可能使巴尔干国家对抗的行动”。
迄今人们还在谈论巴尔干是“战争火药桶”，这是因为巴尔干扼亚欧非3洲的要冲，既是“陆桥”，又是出地中海的通道，素为列强所觊觎。
巴尔干国家间长期存在的民族与疆界的瓜葛，极易为外国势力，特别是近在身边的霸权主义者所利用。
因此，无论是历史或现实，人们从来不能把巴尔干的局势和外界的影响分割开来。
有人形象地分析说，巴尔干就象一只沸腾的铁锅，锅里煮的是变幻无常的民族主义、种族仇恨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而给铁锅加热的却是怀有战略野心的外部强国。
人们早就警告说，巴尔干任何的不和，都可能给大国“敞开大门”。
因此，巴尔干各国之间加强合作和协调，显然包含着某种联合抗御外国干涉、渗透和颠覆的趋势。
当然这种趋势的前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将会在坎坷的道路上向前走。

国际经济问题的全球谈判
王子川
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长期滞涨、国际金融情况混乱以及保护主义盛行，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逆差扩大，债务加重，外汇储备减少。
广大发展中国家倡议举行全球谈判，讨论、制订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正确政策和措施，以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不利地位。
今年八、0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11届特别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全球谈判的程序和议程”。
有关程序和议程早已在近百个国家代表团参加的三届会议上讨论过，按理应当在第11届特别联大做出决定。
但是，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会议虽然延长了10天，却未能达成一致的协议。
原因不在发展中国家方面。
在第11届特别联大期间，77国集团和中国代表团，为促成全球谈判做了不懈努力，在同发达国家协商时照顾大局，作了不少让步。
77国集团本来主张“中央谈判机构”在全球谈判过程中具有最后决定权，有关专门会议（如世界银行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等）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中央谈判机构”解决，但考虑到一些发达国家的不同意见，特设委员会第2工作组主席（南斯拉夫代表）主动提出折衷方案，“关于中央谈判机构”只提“作为协调和进行谈判的场合，以便对所有谈判的问题取得同时并进、紧凑而综合的应付办法”，“将于指定的期限内从各专门会议和特设组织收取详尽的谈判结果，以便达成一揽子协议”等等。
这个方案得到77国集团和中国代表团的支持，大多数发达国家也表示可以接受。
只是因为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始终持僵硬态度，以致未能达成一致协议。
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主张对当前的国际经济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即对于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发展、原料等重要领域，把主要为少数发达国家所操纵的结构，改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拥有充分有效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的制度。
它们并且提出一系列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具体要求和主张。
发达国家中，有些中小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当前处境表示同情，愿意进行南北对话和全球谈判，赞成对现存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一定的改革。
少数发达国家死抱着既得利益不放。
因此对于全球谈判采取拖延战术。
这就是这方面的协商迄未达成一致协议的根本原因。
苏联为了实现其独霸世界的狂妄野心，极力离间第3世界国家同美国以及第2世界国家的关系。
它对于全球谈判内心是抵触的，因而伺机破坏，以“裁军”等提案进行干扰。
开始苏联代表对于第2工作组主席提出的关于全球谈判的程序，一直保持沉默和观望，直到特别联大将要结束，在美国等代表拒绝上述程序使会议一事无成的情况下，它觉得时机已到，表示“可以接受”，以掩饰其真实面目。
其实，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
发展中国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经济，需要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新型设备以及资金。
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原料、燃料以及某些制成品。
两类国家互通有无，对双方都有利，必不可少。
但是，市场经济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
发达国家要求的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除国内因素外，在国际上必须取得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而要取得这种合作，就必须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关系，使发展中国家能够稳定、较快的发展。
当然，改革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在短期内可能会给某些发达国家带来一些困难，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改革对广大第3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都是有利的，有助于发展国际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不同，发展水平不尽一致，目前经济处境、状况也不一样。
有些国家，对外贸易条件较好，收支有较多的盈余。
有些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入不敷出，赤字不断增多，困难较大。
这不仅要发达国家采取特别措施援助这类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的、特别是有大量盈余的发展中国家，也应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支援这类国家。
在第11届特别联大的讲坛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阐述了对此问题的意见。
现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虽告一段落，但问题依然存在。
支持或者赞成举行全球谈判的140多个国家的政府，仍然期待35届联大后期就全球谈判的程序问题达成一致协议。
（附图片）
1973年在英国建成了这所伦敦股票交易市场。
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这里进行着股票证券的买卖。
这里安装着现代化通讯设备，随时从西方世界各大城市来的各种经济情报和政治动向，左右着这个股票市场行情的上涨和下跌。
伦敦最早交易市场起始于1698年。
1773年在伦敦建成第1所股票交易市场。
新华社记者　夏道陵摄

法国人阿尔诺·罗斯纳驾4米长小船在太平洋航行4，000公里。
这种小船只能容纳一个人在船上操作或躺在一个充气垫上休息。
　新华社发

基础牢才能出尖子
凡世界足球强国，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南美注重于技术和个人能力，欧洲则着眼于体力和集体配合，而近十多年来，这两大流派通过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正在逐渐接近和融合，把足球运动推向新的高峰。
然而不管南美还是欧洲强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群众基础好，后备力量雄厚，这是保证足球水平飞速提高和保持世界优势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西德国家队教练德瓦尔说：
“下面的基础越好，上面的水平就越高”，这是从足球实践中得出的至理名言。
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素有“足球之国”出名的巴西，足球成了男女老少皆爱的全民族的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在1．1亿巴西人中，从事足球运动者不下千万！
巴西全国有足球俱乐部五千四百多个，登记的运动员有11．3万人，其中职业运动员占十分之一。
巴西的国手就是从这些人中万里挑一筛选出来的。
在西德，人们把足球“作为体育的第一需要”，足球运动深入到了各学校、机关、厂矿、基层。
全西德设有足球俱乐部16，000所，运动员38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2％，其中青少年就有130万。
荷兰是个小国，人口1，300万。
可荷兰的足球运动如火如荼，运动员人数去年突破了100万！
实为足球大国。
因此，荷兰国家队最近两届连续夺得世界亚军，决非偶然。
象巴西、西德、荷兰这样的情况在足球运动发达的欧洲和南美相当普遍，它已成为当今足球运动发展的一种趋势。
当然，在足球技术战术水平日益提高、争夺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仅凭广泛的群众基础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小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材。
上述国家的经验是把成千上万的青少年都吸收到俱乐部来，按年龄分组进行系统训练和比赛；
在苏联和东欧等国则成立少年体校和专项足球学校，进行重点培养。
二者做法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及早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如球王贝利，荷兰明珠克鲁伊夫等都是从10岁左右开始在俱乐部经过严格训练而成长起来的。
我们建国三十多年来，足球水平虽有提高，但很不稳定，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群众基础薄弱，开展不够广泛，是主要原因之一。
今后必须在这方面大下功夫，否则“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雄心将难以实现。
张人民

《木偶奇遇记》出版近百年
深受世界各国儿童欢迎的意大利儿童文学名著《木偶奇遇记》问世已快一百周年了。
意大利最大的两个政党——天主教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议员正在合作，准备在1981年举行电影戏剧节及国际学术讨论会来庆祝《木偶奇遇记》出版一百周年。
《木偶奇遇记》作者卡尔洛·洛伦兹尼（笔名卡尔洛·科罗狄），本来是佛罗伦萨的一名失业的新闻工作者。
他曾为一些讽刺幽默杂志撰稿，后来又从事法国童话的翻译工作。
1848年科罗狄参加了意大利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的武装斗争。
《木偶奇遇记》一书的原名叫《匹诺曹》，是书中人物尖鼻子小木偶的名字。
这书是科罗狄晚年的作品，最初于1881年07月07日以连载的形式在意大利杂志上出现。
这个可爱的小木偶深受意大利儿童所喜爱，并广泛流传国外。
百年以来，《木偶奇遇记》已经译成了八十七种文字，有一百一十一种英文译本。
以《木偶奇遇记》为题材的电影及动画片计六部，电视广播四百次。
据“卡尔洛·科罗狄基金会”的负责人说，“除了圣经以外，也许还没有一本书象《木偶奇遇记》这样阅读广泛”。
（凡）

漫话女子马拉松
20年前如果有人说，女子要象男子那样参加马拉松比赛，肯定会被当作笑话。
到了60年代中叶，西德的阿肯医生提出新的论点：
女子机体结构的生理特征表明，她们比男子更能承受长时间的运动负荷。
阿肯还指出：
慢跑对妇女特别有好处。
实践证明阿肯的论点有道理。
1964年05月，英国女运动员黛·格莱克用3小时27分45秒的时间跑完马拉松全程，世界上第1个正式的女子马拉松最好成绩诞生了。
7年以后，澳大利亚女选手阿·莉姆斯于1971年首次突破3小时大关——她的马拉松成绩达2小时46分30秒。
近年以来，女子马拉松越来越取得了人们的承认。
目前世界上已有几千名女子马拉松运动员。
1982年将在雅典举行的欧洲田径锦标赛，女子马拉松已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在这方面，今年27岁的著名挪威女运动员格·怀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不久前她在纽约一次马拉松比赛中，创造了2小时25分41秒的优异成绩——她比1948年奥运会马拉松冠军、阿根廷男选手德·卡布列拉还快9分多钟。
据说在马拉松赛跑的历史上，本来早就出现过令人羡慕的“女英雄”。
那还是1896年第1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的时候，35岁的希腊妇女斯塔玛西娅·波特莉西，在她的同胞斯·鲁伊斯成为世界上第1位奥运会马拉松冠军之后不几天，鼓起勇气沿着鲁伊斯比赛的路线，从马拉松（地名，马拉松比赛因此而得名）跑到雅典，花了5个半小时的时间。
广亭

西德印象点滴
本报记者　翁祖尧
应西德联邦政府新闻局国际接待中心的邀请，不久前我们曾到西德访问，采访西德大选。
十几天内，走了5个城市和一些乡镇。
不少见闻，印象很深。
陪同人员的知识水准
这次国际接待中心要接待来自60多个国家的150多名记者，其任务之繁重，是可以想见的。
但接待工作井井有条，使人普遍感到满意。
这除了得力于它设在波恩和各大城市的机构办事效率高以外，还由于各地临时雇用的大量陪同人员服务态度认真，又有相当高的知识文化水平。
陪同人员中，有些是大学生，有些是家庭主妇。
他们不仅对自己所在的城市都很熟悉，就是对西德全国和世界上的一些风土人物以及国际局势，甚至科技知识也知道得不少。
而且，他们掌握多种语言，特别是英语都讲得很流利。
在波恩，陪同我们的葛贺德先生，23岁，就读于著名的波恩大学，研读中国经济，已经快要取得博士学位了。
他向我谈了波恩的历史和现状，还向我介绍了莱茵河、歌德斯伯格古堡、贝多芬纪念馆等名胜古迹；
他谈到大选时，对政局有自己的分析和估计，认为施密特总理会得到连任。
他经常用英语同我们交谈，有时也说一些中国话。
在汉堡和斯图加特陪同我们的4名家庭主妇，也具有象葛贺德先生这样广泛的知识。
通过这些陪同人员，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西德的文化状况和人民的知识水准。
街道和剧场的公共秩序
在西德访问时，有时也走走路。
所经街道相当清洁，绿化程度很高。
特别使人印象突出的是，西德人有着共同维护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随地吐痰、乱丢烟头和瓜果皮的现象是没有的，连小孩也很注意这一点。
正因为人人都十分注意公共卫生，所以街道上的清洁工人并不很多。
访问西柏林的时候，我们听过一次音乐会。
音乐厅是新建不久的，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别具一格，非常新颖，而剧场秩序更令人称赞。
在整个演出时间里，没有什么人走动，更没有人讲话、吸烟、吃零食，全体观众都在聚精会神地欣赏音乐。
除了音乐的演奏声以外，音乐厅里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
一个容纳二千多人的大音乐厅，剧场秩序维持得这样好，说明他们十分注意遵守社会公共秩序。
在西德，谁不守公共秩序，不讲究公共卫生，都会被认为缺乏教养，引以为耻。
体贴入微的服务态度
同西德人在一起，总会感觉到他们有一种实干精神。
这就是说，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认真努力，一丝不苟，不怕困难，肯于钻研。
我们在西德所接触的人物，自官员、议员，到司机和服务人员，他们都具有这样一种精神，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风气。
西德议员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但他们很多人并不因此养尊处优。
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在西德被称为“满时间”的工作。
议员们每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选区，了解选民对政府工作以及社会生活的意见和要求。
因此，他们要常常奔走于首都和各地之间。
西德普通工作人员的认真态度到处可见。
有一件事很感动人。
那是在从西德回国的路上。
飞机在雅典机场停留时，上来一位中年男乘客，会讲英语，人比较清瘦，而且面色有点苍白。
原来，他患有胃病，饭食不适，就不打算吃了。
但是，机上的一位西德女乘务员却耐心细致地了解他的习惯和要求，并且三换食品，最后终于让那位乘客满意地吃了饭。
周围的乘客称赞这位空中小姐的服务精神。
她笑了笑，并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为乘客服务，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服务好，让每位乘客舒适愉快地旅行。”
我们参观过斯图加特市的一些商店。
顾客一进门，店员们总是热情而有礼貌地和你打招呼，然后询问你要买什么东西。
营业员对他们经营的商品是相当熟悉的。
当他拿出所需商品之后，都会详细地向你介绍这种商品的性能和优缺点，同时解答你的问题，而且常常推荐一些类似的商品，供你选择。
就是在无人售货的超级市场里，当你在陈列的大批商品面前难于选择时，也往往有服务人员过来对顾客说：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组织严谨，讲究效率，人民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教养，富有实干精神，我想，这大概就是曾经毁于战争的这个国家恢复发展得如此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足球战争”的结束
据报道，地处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最近已结束两国间持续十一年的战争状态。
早在1969年，这两个中美国家由于一场足球比赛引起的争吵而触发了为期四天的边界战争，人们称这一冲突为“足球战争”，从此两国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关系日趋紧张。
不久前，两国政府意识到重修旧好的必要，派出双方外长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才正式结束这场战争。

也是一份起诉书
——影片《枫》观后
秦康权
正当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元凶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时候，峨眉电影制片厂新摄制的影片《枫》与广大观众见面了。
看了这部影片，心里禁不住激愤地想：
影片《枫》，也是一份起诉书！
是一份以真实的历史画面，控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图谋乱中夺权，恣意煽动派性，挑起武斗，制造流血事件的滔天罪行的血泪起诉书。
《枫》通过两个年青人在一场武斗中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十年浩劫中一代青年人的悲剧命运。
影片展示出惊心动魄的画面：
在陈伯达炮制的反动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全国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林彪声嘶力竭的一连串“打倒、打倒、打倒”的叫嚣声中，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挑拨两派“红卫兵”武斗，于是，象卢丹枫和李红钢这样的青年人的纯洁的心灵被荼毒，蓬勃的青春被葬送，一代真诚的中华儿女倒在血泊之中。
《枫》的创作者们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摄制了这部影片，深深地吸引和感染着观众。
影片能深深地吸引观众，还在于它第1次正面处理了一个千百万人所关注的题材。
文艺要反映人民的心声，就一定要接触人民迫切关心的问题。
几年来，我们拍摄了一些描写十年浩劫中某些生活侧面的影片。
但在那些影片里，十年浩劫中的一些具有特征性的事物和场面（如武斗），往往只是被作为背景来表现，而《枫》则第1次把它们呈现在观众面前。
尽管它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还不那么成熟，但作者们在一年多以前就着手认真地思考和处理这一题材，而今又的确能起到控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作用，这就说明了作家艺术家所具有的胆识，说明了他们的心是和亿万人民的心在一起跳动的。
它所迈出的这第1步，又可以作为今后同类题材艺术实践的阶梯和借鉴。
因此，它比起当前某些脱离生活、闭门造车、编撰一些离奇、平庸故事的影片来，创作态度和艺术观点，显然都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影片《枫》还比较真实地描绘了两个主人公——“红卫兵”卢丹枫和李红钢的性格，展现了他们稚嫩的气质，纯朴的心灵，美好的愿望和真诚的信念，因而两个人物都给人以可爱的印象。
卢丹枫和李红钢，本是一对恋人。
他们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他们热爱党，热爱人民，心灵十分纯洁。
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极容易上当。
在那些披着革命外衣的骗子手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阴谋荼毒下，他们陷入了盲目的行动，疯狂的搏杀之中。
他们的青春被毁灭了，毁灭得那样没有价值，但他们却并不明白自己是受到了欺骗。
因此，他们又使观众感到十分可惜、可悲、可怜。
美好的、可爱的人物无端地被毁灭了，这就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这样，影片所描绘的这两个人物形象，就具有强烈的悲剧控诉力量！
诚然，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还不那么细致，他们在一场激烈的事变中的思想发展与变化，还描绘得不那么脉络鲜明，但两个人物基本上是真实、可信、容易理解的。
并不象有的影片那样，把“红卫兵”作了简单化、概念化的描绘：
他们一出场，往往就是凶神恶煞的样子，不是打人，就是掀翻书架，捣毁玻璃，却并没有表现出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情。
那样的描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够真实的。

参加晚会去〔木刻〕
刘宝平

听听孩子们的呼声
新华社记者
最近，首都唯一的为儿童演戏的剧场——中国儿童剧场，因房屋年久失修，宣布停止使用。
为了演员和孩子们的安全，这样做是对的。
但这样一来，北京的少年儿童，就再也没有自己的剧场，本来就贫乏的孩子们的文化生活就更为贫乏了。
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少年儿童工作者和家长们发出强烈的呼吁：
给孩子们一个剧场吧！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同志们对此心急如焚。
没有场地，他们无法演出；
儿童剧票价低，孩子们看戏秩序又乱，一般的剧场不太欢迎。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儿童剧场宣布停业的同时，文化部和团中央等5个单位联合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切实解决青少年文化活动场所的意见》。
接着，文化部又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艺术工作的意见》。
前者要求各级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尽快解决青少年的文化活动场所，后者建议，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要建立少年儿童艺术剧院（团）。
可是，就在文件发出的所在地，却连一个儿童剧场都没有。
据说，象这类只管发文件，而实际困难无人管的事屡见不鲜。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经济调整，不可能抽出更多资金来兴建新的文化设施。
但是，拥有一百多个影剧院和无数内部礼堂的北京，在儿童剧场停止使用期间，难道就不能腾出一个专门为儿童演戏的剧场吗？
问题在于有关领导是不是真正重视。
请听听孩子们的呼声吧：
“我们愿意把零花钱捐出来盖儿童剧场！”
我想，大概不至于要走这一步吧。

曲艺新作讨论会在京举行
最近，文化部与曲协在京举办曲艺新作讨论会，召集各地曲艺作者来京讨论、修改作品，交流创作经验。
讨论会还讨论了曲艺创作的现状，探讨了曲艺创作如何为四化服务、满足广大群众需要的问题。
大家认为，曲艺作者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深入生活，努力把四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表现出来，给人民以鼓舞。
在艺术形式上也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革新。
　（正中）

献给儿童的歌
陈奎及
天津新蕾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李群儿童歌曲选》，收入了60首儿童歌曲，是作曲家李群和词作家、诗人们共同采撷儿童心灵花蕊的结晶。
它所涉及的儿童生活面是比较广的。
歌集分《在祖国的怀抱里》、《快乐地歌唱》、《小社员爱唱歌》、《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小朋友的歌》、《唱起来呀跳起来》6个栏目，包括了早在建国初期就流传的少年歌曲《快乐的节日》和《小学生守则歌》、《咱们从小讲礼貌》等。
李群同志是在延安成长起来的作曲家，老一辈音乐家给予了她很多支持和帮助。
建国以来，李群同志没有间断过给儿童们谱写歌曲。
她的作品以富有儿童性格、情趣的音乐语言和丰富的表现手法，刻画了多种多样的儿童音乐形象。

艺术创造也要扬长避短
晓江
文艺是通过形象来感染人的。
形象性，这是艺术的共同规律。
但是，不同艺术形式的形象性，由于受着时间、空间的不同的限制，其表现和要求也是不同的。
小说和电影剧本，较之其他艺术形式，享有时间和空间的更大自由，在这一点上，它们有接近的地方；
但即使这样，在小说中是形象的东西，到了电影剧本中也可能变成概念的东西。
有个电影剧本中有这样一句话：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他（指主人公）如同一朵浪花，跟随时代的步伐奔腾向前。”
从文学描写来看，这不能说不形象，但它却难以化为银幕的形象。
如果一定要“化”的话，那就只能拍一条奔腾的江河，加上这段话的画外音，然而，这种简单的图解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呢？
正因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对形象性有各自的要求，因此，一切优秀的艺术家都十分注意各种艺术表现的特殊性。
巴金的小说《家》，是很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的，鸣凤自杀之前就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她面对着黑暗中的湖水，想起就要与之诀别的世界，想起春梦般的爱情，她想立即跳水，但又想再去见觉慧一面，为自己立即要失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得到过的那一点幸福的梦影而哭泣；
可是，她又清醒地意识到两人之间的距离，为了觉慧的前程，她甘愿牺牲自己……作家用细致的笔触，把鸣凤结束自己生命之前复杂而痛苦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
可是，在曹禺改编的剧本《家》里，却舍弃了这段深挚动人的内心抒写，改让鸣凤那天晚上接连去觉慧那里三次（小说中只去一次），前两次都未能与觉慧接谈，鸣凤第3次出场令人震惊：
周身湿漉漉的，头发凌乱地披在后面，发里有草叶小藻，手里握着凋残的莲花。
昏黄的檐灯，照着她那凹陷失神的眼。
显然，她已投过水了，但舍不得觉慧的念头又使她重新挣扎起来，再次来找觉慧。
但觉慧事情繁忙连窗也没有开，只是隔窗劝她回去，鸣凤无奈，绝望地喃喃低语“不来了，这次走了，真走了”，终于投湖自尽。
剧作者改编的成功，就在于他根据戏剧的特点，通过三上三下等一系列戏剧行动，细致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活动。
这表明戏剧与小说在表现人物形象的手法上是有区别的。
至于绘画这样的造型艺术，由于纯系空间艺术，刻画人物只能依靠直接性的形体描写，不能在时间的过程中展示人物、事件的发展，因此要特别注意抓住动静变化的一刹那，让观众通过这一瞬间联想出时间的过程，行动的来踪去迹。
宋代无款的《骑士猎归图》，画面上的那匹白马，还荷载着鞍子和猎获品，垂着头，眼光疲乏，正在喘息。
站在一旁的骑士，闭着一只眼，聚精会神地在检视那也许是刚从猎获物身上拔下的箭，虽是静止的画面，却显示了猎人和马刚经过一场紧张的角逐；
而从热心检视武器的动作中，又预示猎人将再次出猎。
这里通过直接描写一个行动的片断，使人联想到行动的过去和未来，“言已尽而意无穷”，很好地发挥了绘画的长处……。
总之，同是要求形象性，不同的艺术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
艺术家应该注意各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研究各种艺术形式的特殊美学规律。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各类艺术形式的优越性，回避其局限性，甚至努力把局限性转化成优越性。

话剧《岳云》观后的联想
袁世海
二十年前，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第1次公演儿童历史剧《岳云》（马少波编剧，陈颙导演）时，曾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0年代第一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重新整理、公演《岳云》，观后更觉可喜、可亲。
《岳云》全剧脉络清晰，再加上巧妙地穿插关玲打虎、拆字算命的“戏中戏”和别开生面地采用戏曲武打动作，使得全剧传奇色彩浓重，别具一格。
而且，演员们将各个角色刻画得性格鲜明。
其中，岳云、岳母、岳夫人、牛皋和秦桧、王氏等角色，形象更是生动逼真。
特别是扮演幼年岳云的李若君同志，她将岳云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立志继承父业、精忠报国的英雄气魄，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所具有的天真烂漫的性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小岳云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更加引人入胜。
动人的情节，精彩的表演，多么强烈地拨动了小观众的心弦啊！
我一直在想：
十几年前，我们京剧团也曾经常在星期日或寒暑假为孩子们加演早场、日场（学生专场）。
那时，虽没有特意为孩子们编排的节目，但《黑旋风李逵》、《闹天宫》、《哪吒闹海》、《锯大缸》、《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剧目，都深为广大的小观众们所欢迎、所喜爱。
然而十年浩劫，这一切都被禁锢了，使青年、少年儿童对祖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变得那么生疏。
以至打倒“四人帮”后，第1次上演戏曲片《杨门女将》时，青年们一看到西夏王脸上勾的脸谱，就被吓了一跳。
这样的事情今后绝不能再让它出现了。
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儿童们在需要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极为需要丰富多采的精神营养，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长知识、长身体、长志气。
用艺术去熏陶、教育下一代，使接班人茁壮地成长，是时代赋予我们戏剧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为我们京剧做出了榜样。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利用我们的京剧艺术挑起教育下一代的重任，为孩子们多演戏、演好戏。
不仅要恢复假期中的学生专场，而且平时也可以排演一定数量的以青少年英雄为主角的适合少年儿童观看的剧目。
还希望我们的剧作家能广开思路，为孩子们写出较多的好剧目。

革命回忆录《碧水苍山》出版
中篇革命回忆录《碧水苍山》（张明才口述，黄瑶整理），最近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这部回忆录通过张明才的亲身经历，反映了贺龙同志率领红二方面军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
“围剿”，进行长征的部分革命实践活动，热情地歌颂了贺龙同志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以及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艰苦朴素和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
书中通过一些红军指战员的不同命运，还使读者再一次目睹了机会主义给革命所带来的损失。
这部回忆录是战争年代斗争生活的真实写照。
（叶运均）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出版
江苏五院校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马、恩、列、斯论著中精选有关文艺论著三十六篇，从中可以看出马、恩、列、斯文艺体系的大致轮廓。
本书分正文和注释两部分，注释采用了国内外研究马列文论的最新成果。
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国内许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
　（王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