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庄公社帮助烈军属盖新房
新华社济南11月19日电山东省宁阳县东庄公社，今年帮助住房有困难的烈军属盖起了372间新房。
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社员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拆旧屋，盖新房的户越来越多。
可是，有些烈军属由于家中缺乏劳力，住房的困难无力解决。
这个问题引起了公社党委的重视。
他们于去年下半年，两次派出调查组深入各队了解烈军属的住房情况，并同各大队负责人共同研究，决定由大队帮工、帮料，尽快帮助住房有困难的烈军属增盖新房，对于盖房在经济上有困难的烈军属，公社还适当给予补助。
战士周隆昌家盖房有困难，公社给他家拨了些救济款和木料、砖瓦，大队抽出二百多个工日，为他家盖了五间新房。
东庄大队军属陈风兰两个儿子在部队服役，家中盖房无人料理，公社和大队干部就帮她操办，半个月为她盖起了三间新瓦房。
陈风兰很感动，立即托人捎信给儿子，要他们安心服役，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

胡耀邦同卡里略会谈圆满结束
中西两党对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一致看法
姬鹏飞设宴款待西共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3次会谈。
由卡里略率领的西共代表团访华期间举行的两党会谈至此圆满结束。
在今天的会谈中，双方一致认为，恢复并发展了彼此之间的传统友谊的中西两党，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必将使两党的关系得到十分良好的发展。
双方表示，将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为在世界上重新树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威望和形象而作出贡献。
在3次会谈的过程中，双方各自介绍了国内外政策，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并取得了广泛的一致。
双方认为，把两党团结在一起的因素远远多于两党之间的差异。
各国共产党之间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因而产生若干细微的差异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可以起互相借鉴的作用。
胡耀邦赞扬西共是一个同人民血肉相联，对于在国内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党。
卡里略对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向代表团所作的诚恳而明确的介绍表示感谢。
他说，中国同志在会谈中对西共同志平等相待、诚挚友好的态度，使他深为感动。
双方还商讨了今后开展双边来往的具体安排，确定今后将互派各种代表团，增加接触。
双方认为，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着广阔的前途。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姬鹏飞今天晚上举行宴会，热情款待由圣地亚哥·卡里略总书记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
姬鹏飞和卡里略在祝酒时，对两党在同志式的、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举行的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表示十分满意。
姬鹏飞说，中西两党的关系今后将不断增强。
卡里略说，在我们访问期间，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沉浸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中。
我们重新恢复了在过去斗争中结成的传统友谊。
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冯铉、区棠亮，以及今年先后访问过西班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王若水等出席宴会作陪。

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始庭审调查
主犯吴法宪出庭受审
承认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的犯罪事实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人民解放军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今天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承认，起诉书指控他私自把空军领导权交给林立果，致使林立果利用在空军的地位和特权大搞反革命活动，“完全是事实”。
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今天第1次开庭，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犯罪事实，开始进行庭审调查。
今天出庭受审的是主犯吴法宪。
其他主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也将陆续出庭受审。
下午3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庭审开始，吴法宪由法警押解到被告席上。
法庭调查开始。
审判员问：
吴法宪，起诉书指控你在林彪指使下，任命他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是不是事实？
吴法宪答：
“是事实。”
他承认，1967年，他把刚参军的、当时还不是党员的林立果安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后来又亲自介绍他入党，是为了“追随林彪、讨好林彪。”
吴法宪在法庭上承认，1969年10月17日，他签署命令，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是林彪和叶群当面向他授意的。
接着，审判员问：
吴法宪，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指挥，这话是不是你讲的？
吴法宪答：
“是我讲的。”
法庭宣读并同时用幻灯投影出示了1970年07月06日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记录。
根据这份原始记录，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的周宇驰曾在会上传达了吴法宪“两个一切”的荒谬主张。
他说：
“吴司令曾经说过，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
接着，法庭又宣读了空军原政委王辉球1980年09月26日的证言。
证言中说：
“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句话是吴法宪提出来的，他当我面就说过两次”。
接着，法庭传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梁璞出庭作证。
梁璞说，他曾向吴法宪报告过，“两个一切”在空军造成了思想混乱。
公诉人问吴法宪：
你听到这个汇报后，有没有采取措施收回“两个一切”？
吴法宪说：
“没有。
我私自把空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林立果。

实际上我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为林彪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提供了方便，提供了条件，培养了人材，培养了骨干。”
随后，法庭用幻灯投影出示了大量证据。
其中有林彪接见“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王飞的照片。
就在那次接见过程中，林彪授意周宇驰等推举林立果为“联合舰队”的头子。
法庭上还宣读了空军司令部原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的供词。
供词说，“联合舰队”是由吴法宪批准的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查研究小组扩展而成的。
林立果在看了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后，曾与周宇驰商量，把调研组扩展成“联合舰队”。
林立果是“舰队司令”，周宇驰是“舰队参谋长”。
同案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程洪珍出庭作证，交代了“联合舰队”成员的分工和建立秘密据点、大搞反革命活动的情况。
法庭上的白色屏幕映现了叶群记录的“联合舰队”成员代号。
法庭还出示了有关林立果在上海成立反革命组织“上海小组”的情况。
在“入组须知”上有这样的规定：
“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出示这些证据后，吴法宪说：
“‘两个一切’同这些严重后果有直接的关系，我负有直接的责任。”
最后，审判长伍修权说：
通过今天的事实调查和宣读出示的证据以及证人的证言，说明被告人吴法宪追随林彪、叶群，支持纵容林立果，给了他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
林立果利用他在空军的地位和特权，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组成了“联合舰队”，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
这个“联合舰队”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你提出的“两个一切”以及造成的后果，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充分的。
本法庭对这个犯罪事实调查结束。
随后，他宣布休庭。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副庭长曾汉周、黄玉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特别检察厅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出席了今天的庭审。
今天出庭的律师是马克昌、周亨元。
六百多名代表旁听了今天的庭审。

共同的归宿苗 地

化肥工业超额完成计划
到11月15日，我国已经生产化肥五千三百四十七万七千吨，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八点六，超额百分之四完成全年国家计划。

华国锋会见徐哲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检阅委员会委员长徐哲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
会见时，华国锋同志同朝鲜同志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他说，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经过考验的，是用鲜血凝成的。
他相信，这种友谊今后将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在谈到朝鲜统一问题时，华国锋说，我们对金日成主席在朝鲜劳动党六大提出的统一祖国的新方案表示赞成和坚决支持。
会见以后，华国锋同志设宴款待朝鲜同志。
中纪委副书记赵毅敏，中联部副部长刘新权、乔石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也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朝鲜同志是在参观访问广州、厦门、福州、南京后于昨天回到北京的。
访问期间，他们受到了各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热情接待。

宁德地区优先卖好茶给国家
据新华社福州11月23日电福建省主要产茶区之一的宁德地区从全局观点出发，优先把好茶卖给国家。
到11月上旬止，全区已超额8％完成茶叶交售任务，比去年交售数增长11．83％。
调拨和供出口的茶叶也都超额完成计划。
今年以来，宁德地委和行政公署多次向茶区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全局观点的教育，严肃对待国家下达的茶叶收购计划，因此，全区各县收购到手的毛茶，都及时调给国营精制茶厂加工，不擅自截留；
全区5个国营茶厂加工好的精制茶，如数调拨给省，以保证外调和出口任务的完成。
这个地区11个农茶场自办茶厂，也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顾全大局，不插手收购社队毛茶。

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
本报讯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于11月15日会见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现刊登谈话的主要内容。
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必须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
费尔：
请问你对里根当选有什么看法？
邓副主席：
里根当选为美国下届总统，布什当选副总统。
我们表示祝贺。
里根先生我也可能见过面，也可能没有，对他不熟悉。
但是帮助里根先生决策的一些人，我是熟悉的，算是老朋友。
比如布什先生就是我熟悉的朋友之一。
费尔：
你一再指出，苏联正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以推行它的全球战略，你认为布什和里根对上述观点会接受到什么程度？
邓副主席：
根据里根先生过去的讲话，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许多共同点。
费尔：
考虑上述情况，苏联一方面在印度洋扩张，另一方面也把手伸到东南亚，你认为里根在东南亚应发挥些什么作用？
邓副主席：
我不说里根，而说美国。
我认为美国应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当然包括东南亚，这是我们的一贯态度。
我们历来赞成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但是，我们认为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只有美国不够。
美国必须加强和它的盟国的合作，还要加强同一切抵制苏联的力量，当然包括第3世界的合作。
这样才能对付苏联的挑战。
费尔：
不久前我见到了西德总理施密特，他对苏联的力量，以及苏在中东产石油地区的扩张表示担忧，对苏的导弹发展也很担心。
它的所作所为不仅针对欧洲，而且针对土耳其、中东和中国。
从你和日本铃木善幸，法国吉斯卡尔·德斯坦交谈中，你认为在多大程度上，你同意他们对苏联威胁的看法？
邓副主席：
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认识，但现在还有人对这一点认识不清楚。
所谓不清楚，就是认为可以采取某种策略性步骤，用温和的语调，或者是利用一些会议，如欧安会续会，就能减轻来自苏联的威胁。
我看这些办法是不切实际的。
我在访问美国时就一再说过，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必须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
苏联扩张和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不改变，中苏关系改变不了
费尔：
我想问一下，中美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和看法上有多少共同点？
因为在美国有些人担心，随着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中美的共同利益将会改变，中国肯定会走自己的路。
在今后几十年中，中美的共同利益延续下去的可能性如何？
邓副主席：
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
一方面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来谈，另一方面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谈。
中苏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了分裂，主要原因是，苏联搞霸权主义，想控制中国。
我们不甘心让它控制，它的目的没有达到，因而就反对中国。
如果说中苏争论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后来就远远超过意识形态了。
有人说勃列日涅夫是比较温和的，我看这是受了骗。
赫鲁晓夫只是耍嘴皮，勃列日涅夫却是搞实力威胁的。
在赫鲁晓夫时代，只有十个师的兵力驻扎在中苏边境，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增加到五十四个师，一百万军队。
谈到中苏关系，不能不看到苏联对中国的威胁的现实存在。
苏联谋求在中国的霸权。
它不仅在中苏边境驻兵一百万，而且还派兵入侵阿富汗。
它还在中国的邻国驻军，来威胁我们。
比如在蒙古驻军。
费尔：
你认为在这方面，与卡特政府相比，里根新政府是不是更有能力对付这种军事局面？
邓副主席：
苏联不仅在蒙古驻军，而且还支持越南侵略印度支那各国，威胁东盟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它还直接出兵阿富汗。
我国同阿富汗有共同的边界。
苏联在我们邻国的所作所为，既是为了对付中国，也是对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威胁。
这只是构成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它的野心是称霸全世界。
有人向我提出，中苏关系会不会改变。
我多次对国际朋友谈，我问他们，苏联扩张和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会不会改变？
它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会不会改变？
如果它的全球战略、社会帝国主义政策能改变，现在就可以改善中苏关系。
为什么还要等到若干年以后呢？
苏联要有实际行动表明它改变了全球战略，放弃了霸权主义，要把它的一百万军队起码减少到赫鲁晓夫时代那样。
费尔：
你认为有没有哪些国家和个人可以帮助你们叫苏联减少它的驻军？
邓副主席：
我不知道。
我想，不可能有这样的国家和人物。
刚才讲到苏联要有实际行动，它必须从阿富汗、蒙古、东南亚地区全部撤走它的军队。
当然还有其他地方。
而且要放弃它的霸权主义政策。
今天是15号，如果它今天可以作到这些，明天16号就可以改善关系。
不然，中苏关系即使十年二十年之后也改变不了。
中苏关系的改善不决定于中国是穷还是富，而是决定于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
如果说现在中国还比较穷，装备很落后，都敢于顶住苏联霸权主义，有什么理由认为等中国发展了，反而要向霸权主义妥协呢？
这是从中苏角度来讲的。
就中美角度来讲，我听到一些美国人说，好象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是因为中国有求于美国。
我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发展了，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了，就不会考虑和美国搞好关系，共同对付世界上的挑战。
这种逻辑是不正确的。
我国现行政策的延续性的根本保证，在于政策本身是对的
费尔：
另一个问题是，中美商务关系问题。
近十五年来，中国的方向发生了改变，美国商人同中国进行了贸易洽谈。
中国政策的多变引起了美国商人的疑虑：
中国的现行政策是否有延续性，有何保证？
邓副主席：
应该说，中国人自己也有人担心我们政策的延续性。
粉碎“四人帮”后四年了，我们徘徊了两年。
从1978年底，特别是我们党的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
当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就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
特别提出的是要改革我们某些不好的制度。
不好的制度不改革，就不能保证政策的执行和政策的延续性。
从政治上来讲，几年来我们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有个民主问题。
比如从组织上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
这些都是政策延续性的保证。
我们可以说，现行制度的改革，要完成这种改革，还需要很长时间。
这种改革，从开始就受到人民的拥护。
这不仅增强了人民的信心，并且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
我在访问美国时，好些记者和议员也都提出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政策能否有延续性，归根结底要看政策本身对不对，是否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
如果这个政策不好，就没有延续的必要；
如果这个政策是对的，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想推倒也是办不到的。
政策的延续性的根本保证，就是政策本身是对的。
费尔：
我们和一些中国的小组织打交道，这些组织的人士认为，有些人并不反对现代化这一总的概念，但如果这对他们的职务造成不利时，他们就将抵制。
这就是说，官僚主义会阻挠中国的现代化。
邓副主席：
是有这个问题。
还有特权思想，不尊重科学，过分集权，还有其他。
这些我们都指出来了，要逐步改革。
费尔：
同审判“四人帮”相比，要解决这些问题，更不容易。
“四人帮”的追随者不能对四个现代化计划构成威胁，而那些不称职的人感到自己职位受威胁，他们抓住职位不放。
邓副主席：
要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追随“四人帮”的人是一小撮。
他们的面貌是清楚的。
审判“四人帮”的刑事罪时，因涉及国家机密，不能对外公开
费尔：
为什么你们不让外国记者旁听对“四人帮”的审判，是不希望记者来报道，还是根据法律规定要这么办？
邓副主席：
因为涉及到国家的机密。
国际上有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担心审判“四人帮”会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
其实，毛主席所犯的错误属于另一个问题。
“四人帮”是犯罪分子，是有严重的刑事责任。
对如何评价毛主席和审判“四人帮”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
我们是根据法律追究“四人帮”的刑事责任。
费尔：
是否可能，在追究其刑事罪责时让外国记者旁听审判，而在涉及国家机密时进行秘密审讯？
邓副主席：
“四人帮”了解我们国家的最高机密，而他们又竭力把他们的责任推给别人，因此就是在审讯他们的刑事罪时，他们也会乱讲国家的机密。
费尔：
我们对过去的历史很感兴趣，希望了解林彪后期的确切情况。
据了解，美国前国务卿腊斯克认为，林彪坚持战争。
据说林彪曾发表讲话，有个庞大的计划，说中国要向外扩张，计划扩张到印尼，这很危险。
美国务院认为他的讲话和希特勒的著作有相似之处。
我希望你能谈一下这方面的细节。
邓副主席：
对你说的林彪的这个计划，我不知道。
林彪干了很多坏事，为他上台开辟道路，打倒了一大批老革命家。
在他的末期，毛主席发现了他的问题。
林彪谋害毛主席，这在起诉书中是有的。
这有证据。
当他的阴谋被察觉后，他就乘飞机往苏联跑，结果摔死在蒙古。
当时蒙古人和我驻蒙古大使都到现场看过。
费尔：
根据调查，飞机失事是自然的事故，是由于飞机维修不好呢，还是别的原因？
邓副主席：
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
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
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费尔：
是不是由于你提到的那些材料，所以不能让外国记者旁听对“四人帮”的审判？
这些材料是不是包括中国军事、政治和对苏的机密文件？
邓副主席：
“四人帮”是长期生活在国家高级机关的人，他们知道国家的全部机密。
因此审判“四人帮”不能对外公开。
但国内组织几百人出席旁听。
费尔：
关于历史，我是很感兴趣的。
你在中国人民中德高望重，是个有贡献的人物。
鉴于你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可否考虑一下在你生活安定的时候，写一些回忆录。

你没有空，别人代你写也行。
邓副主席：
没有这个时间。
而且我这个人是个土包子，没有文化，我不太喜欢讲自己的事情。
当然我革命几十年也干了些事，但还谈不上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逐步把工作交给年富力强的人。
费尔：
受教育的程度与一个人的智力和能力没有什么关系。
有的人受教育不少，但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很差。
我总希望你写点回忆录。
邓副主席：
现在没有时间。
也许到退休以后作点回忆倒可能，现在不成。
你希望我们政策要有延续性，我想，选好一些青年人来接班，这就能使我们的政策有延续的保证。
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这是全球战略所要求的
费尔：
里根先生就任美国总统安顿后，你是否期待他到中国来访问，同你和中国总理会晤？
邓副主席：
当然欢迎。
这取决于里根先生的考虑和他的时间。
因为中美关系是和共和党执政时尼克松先生开始恢复接触的，又是共和党福特总统发展的，后来民主党卡特总统又发展了这些关系。
多次听到，发展中美关系是美国两党的政策。
希望里根执政后不要使这种关系停滞，更不要倒退，需要继续发展两国的关系，这是全球战略所要求的。
这是一个最富和一个最穷的国家打交道。
中国虽仍然是个穷国，但从战略上来讲，还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
费尔：
看来，你对里根先生对台湾出售军火并不过分担心。
邓副主席：
里根先生会干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们对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
真正造成中美关系危机的是对台湾关系法。
一句话，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要发展，不要停滞，倒退。
我相信美国人民的大多数会理解这一点。
费尔：
预料里根将同苏联进行第3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的会谈，以便向美国人民证明他不是战争贩子，你对这种谈判有何看法？
邓副主席：
我们历来不反对谈判，但也不相信这种谈判会缓和紧张局势。
如果要真正缓和，就需要我们作扎扎实实的工作。
这种会谈，我们不反对，但它靠不住。
我在美国访问时曾说过这些话。
费尔：
关于中美关系问题，我想是不是每隔三、四年，两国领导人就进行互访一次，还是通过正常外交途径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
邓副主席：
双方领导人进行接触总是有益的。
费尔：
你谈到关于建立新的体制，废除领导人终身制，这是否能防止个人迷信？
邓副主席：
肯定一个领导人在一个岗位上不能太久。
我们前不久就更换了总理。
以后要形成制度，太长了不好。
这一点人民是接受的。
费尔：
再过十年、十五年，会不会有人改变这个制度？
邓副主席：
我们要强调民主集中制。
只要搞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正确解决的。

我国制成电力破矿车
我国第1台用于露天铁矿二次爆破的电力破矿车研制成功，并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作为定型产品在吉林冶金电机厂投产。
电力破矿车是冶金部安全技术研究所和吉林冶金电机厂研制成功的。

最大山洞冷库建成投产
吉林省在长春地区新建的一座山洞冷库，于11月15日建成投产。
这座山洞冷库，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一座山洞冷库，总容量为一万五千吨。
其中冻室可冷藏肉猪三十万头。
（据新华社）

“不耻下卖”
姬乃甫
要得到学问，须不耻下问；
要多销商品，须“不耻下卖”。
何谓“不耻下卖”？
就是到处摆摊设点，以至串巷叫卖；
不要守店待买，坐失良机，死端着老爷架子，使人不便，甚至令人望而生畏。
最近，我到沈阳去看市场，那里的商店、工厂、饭馆，有许多都改变了坐等顾客的作风，都上了大街，到处卖东西；
服务员见人就招呼，劝你买他的东西，热情得很，商品销路大畅，买卖双方满意。
有人说人手不够办不到。
其实，人有的是。
沈阳有些工厂，请了一些待业青年卖东西，每卖100元的商品，给他们4元钱。
结果，这些待业青年“不耻下卖”，到处招揽生意，工厂扩大了销路，方便了消费者，待业的人也有了事干，岂不三全其美？

佛山地区科委取得新成果
解决天然二氧化碳气脱硫难题
本报讯
记者张跃良报道：
广东省佛山地区二氧化碳研究所在兄弟单位协助下，成功地解决了天然二氧化碳气脱硫工艺难题，使我国第一口天然二氧化碳气井投入生产，日产液态二氧化碳15吨。
这项研究成果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技术设备适合我国现有条件等优点。
这口天然二氧化碳气井是广东省地质局于1977年在南海县官窑打出的。
该井气体储量丰富，纯度很高。
但是，利用天然二氧化碳气制取二氧化碳首先要解决脱硫问题。
目前，国外只有几个国家可以把气体中含硫量降到国际市场的销售标准（百万分之零点五以下）。
为了节省购买脱硫工艺专利的外汇，佛山地区科委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攻克这个技术难关，他们集中了人力、财力，成立了二氧化碳研究所和实验工厂，开始了脱硫试验。
在试验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重庆情报所、广东测试所、广东省科委以及广州造船厂等单位的支援。
经过一年多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脱硫工艺技术，使这口气井生产的液态二氧化碳纯度达99．9％，含硫量只有百万分之零点三六。
目前，这口气井的产品已供应一些工业部门使用，并且同外商签订了供货合同，开始为国家提供外汇收入。

全国肉类食品加工销售经验交流会在京召开
中国食品总公司和商业部冷藏局，于本月15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肉类食品加工销售经验交流会。
右图：
会议期间展出的各地肉制品。
邵宏杰李小群摄影

公共汽车专用底盘在常州投产
本报讯最近，常州客车厂试制成功长江牌城市公共汽车专用底盘，并投入批量生产。
长江牌城市公共汽车专用底盘，是按照城市公共汽车使用要求设计的，性能比较好，承载能力大，制动安全可靠，适合城市公共汽车使用。
周泽清

各部门都要支持扩大企业自主权
目前，广东省有95个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从各试点单位的情况看，前一段只有各级经委和财政部门在抓利润留成，其他有关部门则对试点工作支持不够，还没有认真考虑改革本部门的规章制度，以适应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新情况。
工厂企业在试点中碰到的许多新问题同这些部门有关，但他们往往互相扯皮，致使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许多规定不能具体落实。
按照国家的规定，有出口业务的试点企业有权获得外汇分成。
可是，广东省试点一年多了，至今没有一个企业拿到应得的外汇分成。
广州电筒工业公司是我国最大的一个手电筒生产企业和出口基地，去年为国家换回外汇1，284万美元，今年上半年又换回590万美元。
今年初，这个公司按照外汇分成比例，算出去年应分得5万多美元。
但到市二轻局询问到哪里提取这笔外汇分成，答复是：
“我们不知道。”
最后问市经委，回答是：
去年的外汇全部被上级有关部门统一使用了，外汇分成从今年开始。
今年又过去了10个月，外汇到哪里去拿，至今仍无着落。
为了加强在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这个公司准备从香港买两支手电筒做样品，但由于没有外汇一直解决不了，后来只好通过本公司一个职工在香港的亲友带回来。
难怪公司的职工说，电筒公司虽然是个年创汇千万美元的富翁，但连买进两支手电筒的几块美元都没有，外汇分成权成了一句空话。
试点企业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不能按需招工，择优录取。
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许多试点单位要求精简人员，而有些地方的劳动部门还要给企业分配大量待业人员。
根据国务院和广东省的有关规定，试点企业超计划产品和自己组织原材料增产的产品可以自销，包括远销外省或出口。
但有些商业、外贸部门仍按老框框办事，使企业自销产品碰到重重阻力。
广东的水果糖味道好，包装也较好，北京、上海和东北各省纷纷来广东采购，但商业部门卡住不发外运证。
江门南方食品厂是试点企业。
今年以来，商业部门收购这个厂的各种糖果不到产量的一半，剩下的一半要工厂自找出路，但又不准工厂把水果糖卖给外省，使这个厂的糖果积压300多吨，产量从去年的7，000吨下降到今年的4，000吨。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中，如何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呢？
试点单位的许多同志认为，省委、省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责无旁贷地要亲自抓经济改革，经委、计委和财政、税务、银行、劳动、物资、物价、外贸、商业、人事等部门，都应大力支持试点工作，把试点企业真正当作是本部门的试点单位，积极主动地改革束缚企业手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现行政策、制度和工作方法。
目前不能大改的，也要研究过渡的办法，不能以试点办法与现行规章制度有矛盾为借口，拒不执行经国务院批准的试点办法。
新华社记者戚休

合成气透平压缩机制成
沈阳鼓风机厂应用引进技术，制造成功年产三十万吨合成氨厂用的合成气透平压缩机。
经过近半年的试车考核，证明这台机器运转平稳，性能良好，石油、化工等部门给予了好评。
合成气透平压缩机是大型合成氨厂的关键设备，制造这种机器技术难度很高。
它的试制成功，说明我国已有能力向石油、化工、冶金等部门提供质量可靠的各种透平压缩机。
（据新华社）

广州洗衣机厂不久前试制成功的双喜牌普及型洗衣机，价格便宜，容易操作，已成批生产。
投放市场后，受到用户的欢迎。
这种洗衣机采用涡卷自动换向原理，装有定时器和排水、进水阀，内箱由高级塑料制成，具有防腐耐磨等优点。
新华社记者杨震河摄

大批中药材霉变令人痛惜
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领导人的渎职行为应当追究
编者按：
河北省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大批药材霉烂变质，实在令人痛惜。
官僚主义破坏经济建设，压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建设四化道路上的拦路虎。
试问，对渎职人员不追究责任，严加处理，怎能惩前毖后？！
本报讯据《河北日报》报道：
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大批药材因变质失效而报废。
今年05月，该公司向省医药公司报损花粉106万多斤、怀牛夕74，000多斤、当药53．8万多斤。
今年08月份，该公司又向省医药公司报损花粉110多万斤、白芍12万多斤、怀牛夕20多万斤、葛根76，000多斤、首乌28，000多斤、马齿苋36，000多斤。
两次报损使国家遭受损失267万多元。
这一严重的经济损失，主要是由于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及有关部门经营管理制度松散，盲目收购，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
另外，省医药公司脱离市场销售实际，盲目下达中药材收购计划，也是造成大量积压以致霉烂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1978年起，花粉各地库存饱和，调出量大幅度下降。
省医药公司这年却给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安排花粉收购计划150万斤，该公司当年只调出44．5万斤，其余全部存放在库里。
1979年省公司又给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安排花粉收购计划80万斤，该公司当年只调出9万斤，使大量花粉堆积在露天货场。
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不仅没有及时向上级反映药材的市场销售情况，反而任意增加收购量。
1978年他们比省下达计划多收购花粉35万斤，1979年多收32．95万斤。
此外，这个公司还盲目收购了大批没有销路的其它药材，造成更严重的积压和霉变。
收购药材，本应十分讲究质量。
但是，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没有验收制度，收购上来的药材质量低劣，不好推销，难以保管。
每到收购季节，该公司总是强调人少点多，对下边收购工作检验、指导不力。
入库的药材按规定应该定期检查，适时倒垛、熏蒸、晾晒。
可惜这里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十几个药垛从没有进行过认真检查、翻倒。
从1977年开始，药材出现比较严重的霉烂、虫蛀现象，公司负责人却强调“没条件”、“费用开支大”、“不合算”，而不积极设法抢救药材，任其霉烂。
公司领导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也拿不出改进措施。
他们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而仓库管理却一片混乱。
去年，一个保管员勾结社会上的坏人，盗窃了库中价值5万元的牛黄、珍珠等贵重药材。
公司负责人不但不对仓库进行认真整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还说什么“谁作案谁负责，领导没有叫他们去偷。”
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并非01日，作为上级业务领导单位的省医药公司却从没有进行过追究和敦促，反而把这个中药材公司树为全省先进单位。
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大批药材霉烂变质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该公司负责人在5月份给省医药公司写了个所谓的检查报告，主要强调客观原因；
而省医药公司对此事又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批复把大批药材报废，使此事不了了之。
保定地区商业局也丝毫没有追查有关人员责任的意思。
这件事引起了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干部职工的不满，要求有关部门严肃处理这一问题，向有关人员追究经济责任。

建议北京市有关领导部门
抓紧解决上街吃饭难的问题编辑同志：
最近的一天，我从广安门中医研究院看病出来，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想就便在街上吃顿饭。
附近没有找到吃的，就登车至菜市口。
当我兴冲冲地走向上海餐厅小吃部时，远远便看见吃饭的长龙已排至大门外。
当时饥肠辘辘，长龙却一动也不动，原来鲜肉包子已经没有了。
据说，要等包好上屉出笼，起码要半个小时。
这当儿，店里又供应了馄饨，我实在懒得再排队，就吃碗馄饨权且充饥。
到馄饨吃完，包子尚未上屉，长龙仍在，我暗自庆幸。
但馄饨毕竟是馄饨，肚子未饱，于是出门往前走几步，想到餐厅里再找补点。
尚未进门，就碰了钉子，守门的嚷嚷：
已经到点了，不卖了。
无奈何，只好到另一地方买了两根油条填饱肚子。
一顿午饭，跑了三个地方，前后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而且又未吃好。
北京做衣难、吃饭难等等问题何时才能有所改进呢？
报载某市的第1书记和群众一起挤公共汽车，感受深切，于是下决心动手解决交通问题。
希望北京市有关的领导人，也能经常到街上了解了解这些情况，亲身感受感受，从而拟定有效的措施，抓紧落实，也许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杨泓

要把北京建设成为模范城市需要切实改善清洁卫生工作编辑同志：
听到北京市负责同志的讲话，要在几年内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第一流的模范城市，我很受鼓舞。
最近陪外宾参观香山和颐和园，听到他们的反映，为了改进工作，特把反映写给你们。
香山面积大，游客非常拥挤，其中有不少外宾来游览，欣赏著名的“香山红叶”。
我陪同的外国朋友和其他外宾，对香山服务设施之差深感不满。
有的说：
“太可惜了，这么美丽的地方，连休息喝一杯咖啡的地方都没有。”
我亲眼看见外宾走进厕所马上逃出来说：
“实在太糟，到处是粪便，没有人负责打扫，臭不可闻，天气这么冷，还有很多苍蝇。”
有一位女外宾说：
“我实在受不了厕所的味道，而且一无便纸，二无肥皂、毛巾。”
到了颐和园，长廊里到处是瓜皮果壳，有一个外宾脚踏上一块柿子皮几乎摔一跤。
我陪同的外国朋友很诚恳地对我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你们的北京车站和首都机场都是第一流的，可是服务工作很差。
为什么你们不用收费的办法，凡用厕所的外宾、外籍华人、港澳同胞一律收费。
他们将乐于付这一笔钱，可是你们要使得厕所没有臭味，要有专人负责，随时打扫冲洗。”
因工作关系我经常陪外宾去北京、上海游览，他们无不赞赏北京名胜古迹之多和伟大，但一谈到服务工作，都说“太可惜了，为什么不向其他国家好的游览地方学习呢！”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我建议北京所有公共场所，包括街道的男女公共厕所都要专人负责，打扫冲洗干净，让群众来评，工作好的受奖，工作差的受罚，这也可以解决部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当然要做好思想工作。
如果清洁卫生工作不搞好，还谈什么几年内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模范城市？
这是一个影响国际声誉的问题。
我呼吁北京市领导同志亲自抓这件事。
全国人大代表刘念智

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
在记者的案头，有几幅记录着林彪一伙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照片：
一架摔得残骸遍地的三叉戟飞机，尾部留着“256”机号，这是林彪座机的标号。
飞机残骸旁，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裸露的尸体：
一具脸孔瘦削的男尸，脑袋光秃，左腿摔断，他是林彪。
一具女尸，左臂摔断，她是林彪的老婆叶群。
另一具男尸，腰系手枪。
据当年我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人员报告，他们曾在这具尸体附近发现印有林立果姓名、年龄的工作证。
经过鉴定，他就是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
林彪一伙谋害毛泽东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之后，仓惶叛国出逃，折戟沉沙，暴尸于异国荒野，实在是历史的绝妙安排。
（一）
1971年09月林彪一伙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曾经是一场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及其一伙是怎样策划阴谋，又是怎样以自取灭亡告终的，历史是最公正的见证人。
追溯一些往事，我们就会发现林彪一伙为发动反革命政变，早已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还在1966年08月，林彪、叶群就勾结江青，采用极为卑劣的手段，第1个捏造材料诬陷、迫害当时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同志。
——1967年05月13日，林彪、叶群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三军造反派”的“领袖”，吴、李、邱当即向林彪表“忠心”。
1968年黄永胜来北京后，加入了这个行列。
黄、吴、李、邱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
林彪还勾结陈伯达作为他的“军师”。
他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伙，多方串连，网罗一批死党，为他篡权服务。
——早在1966年05月，林彪、叶群就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材料，从中研究搞反革命政变的伎俩。
——1969年10月17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令，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宣称：
“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在林彪的指使下，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到处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宣扬什么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光辉的助手”。
黄、吴、李、邱还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篡夺最高权力、建立法西斯王朝大造舆论。
林彪及其死党，就是这样在十年动乱的最初几年里，表面上“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而背地里却在千方百计地阴谋夺权。
这一切，当时善良的人们是想都不会想到的。
1970年08月下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林彪认为夺权时机已经成熟，就亲自出马，带领他的死党，向全会发动了突然袭击。
他们不顾毛主席早就多次提出，并得到党中央同意的关于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本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和要求，利用他们的地位，抛开会议原定的议程，抢先发难。
08月23日全会开幕，林彪第1个抢着在会上讲话，别有用心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
08月24日，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按照统一的口径，同时在几个小组会议上发起“攻势”。
当时的情况，就象毛主席形容的那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的这场“攻势”，是反革命夺权性质的严重事态，其目的就是要为林彪抢夺国家主席的职位。
林彪的这一阴谋，在庐山会议前的1970年07月叶群和吴法宪密谈中就讲得明明白白：
“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党中央很快察觉了他们的阴谋。
08月25日毛主席为此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陈伯达在全会上散布的一些谬论，并找林彪谈话。
周恩来同志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责令他们向党中央作出检查。
会议前一段留守北京的黄永胜刚上山不久，见势不妙，赶忙销毁了他早已按林彪的旨意准备好上庐山“开炮”的讲话稿。
林彪一伙在庐山发动的这场反革命抢班夺权丑剧，只有两天半的寿命，就此告终。
09月06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脸色苍白的林彪，在山间别墅里成天耷拉着光秃的脑袋。
疯狂一时的叶群哭丧着脸，一筹莫展。
林立果气急败坏地骂着：
“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指叶群）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但是，林彪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
他在山上就对吴法宪说：
“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09月07日，林彪带着叶群离开庐山。
黄、吴、李、邱一起下山到九江机场为林彪送行，并由叶群导演，把林彪拥坐中间，在飞机上合影，既是留念，又是言志。
林立果亲自开着汽车，在去庐山仙人洞的路上对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和七三五○部队政委陈励耘说：
“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二）
1971年02月，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来到苏州的一所别墅，开始秘密策划血腥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林立果1967年到空军时还不是党员，却由吴法宪安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
第2年，吴法宪自己作介绍人把林立果发展入党。
第3年，即1969年，25岁的林立果就被吴法宪封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吴法宪还宣布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都交给林立果。
空军广大指战员当时敢怒不敢言，但背地却流传一首打油诗以表示心中的愤怒。
打油诗说：
“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林立果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又加了一句：
“五年见阎王”。
林立果青云直上，凭借他的地位与权势，很快便在空军里纠集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一伙死党组成一支为林彪效劳的别动队，美其名为“调研小组”。
后来他们观看了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
林立果欣喜若狂地说：
“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
所谓“联合舰队”就由此得名。
1971年03月21日，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里，烟雾腾腾。
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在这里同“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和李伟信（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密谋制订反革命政变的具体计划。
当时林立果分析形势时说：
“现在首长（指林彪）接班有三种可能：
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
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
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Ｂ—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实行武装起义”。
林立果要他们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并向他们说：
“根据目前的形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他还对于新野说：
“这件事我和首长已谈过，就由你先写。”
经过一阵密谋，他们又讨论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问题。
林立果说：
“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两天后，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便制订出来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纪要》。
《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认为“Ｂ—52……对我们不放心”，提出“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纪要》强调“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把毛主席杀害。
确定的谋杀手段是：
“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Ｂ—52就范”；
“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纪要》阴谋“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纪要》还要求发扬法西斯武士道的“江田岛精神”，象蒋介石的反革命训词那样，“不成功便成仁”。
1971年03月3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原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
江腾蛟几年前因为反军乱军被解除职务，现在林彪却给了他以特殊的恩宠。
在林立果召开这次密会前夕，他以去上海治病为名，戴上大口罩，乘坐吴法宪给他派的一架专机离京。
一到上海机场，就被秘密送进了上海新华路的一幢楼房里。
这次会整整开了一夜。
林立果在会上说：
“现在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这次会议确定了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
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南京以周建平为“头”，江腾蛟被封为第1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宣告成立，这伙法西斯分子就走进餐厅，碰杯祝酒。
林立果得意忘形地说：
“我们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三国四方’会议。”
江腾蛟说：
“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话音未落，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从此，林彪一伙为准备反革命政变而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步步加紧：
在上海，林立果指使王维国秘密组织名为“教导队”、实际上是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敢死队”，他们整天在新华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广州，林立果指使广州民航局政委米家农组织
“战斗小分队”，多次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
并且制定了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
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组织了情报网，使用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向。
以北京为基点的秘密通信网也组织起来。
为了建立秘密通信网，林彪一伙盗窃了大量通信装备器材，私调了几十对专线。
在北戴河，他们秘密修建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从1971年03月到9月初，林彪一伙派出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刘锦平（原民航总局政委）、王维国、陈励耘等十多名死党，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阴谋活动。
林彪一伙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反革命部署。
乌云滚滚，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就要开始了。
（三）
1971年08月14日，毛泽东主席乘坐的专车从北京开出，跨过黄河、长江，向祖国南方驶去。
08月16日，毛主席到达武汉，停留了10天。
他在这里先后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5次谈话。
据当时在毛主席身边的同志介绍，毛主席着重谈了1970年08月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
毛主席还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
毛主席还特别交代，他的谈话内容，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08月27日至9月02日，毛主席在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
在长沙的时候，毛主席当着大家的面，直截了当地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
”
丁、刘二人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09月03日，毛主席从南昌到了杭州。
一些曾经多次接待过他的工作人员，纷纷前来看望，向他谈了一些情况。
据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在杭州同当地的负责人谈话的情况，同在其他地方的情况迥然不同。
他特别讨嫌那个鬼鬼祟祟的陈励耘。
毛主席面对面地查问了陈励耘的经历，并问：
“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
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陈励耘狼狈不堪，答非所问。
杭州的景色依然那般秀丽动人，可毛主席却在这里闯进了“虎穴”！
林彪的死党、“三国四方会议”上确定镇守一方的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着“警卫”毛主席住所的工作。
这时，林彪一伙正在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南巡路线，窃取他在各地的谈话内容，以便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选择时机。
1971年09月05日深夜，一条电话线在传递着两个死党的通话。
北京的于新野正在向广州的顾同舟（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探听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并随即密报叶群、林立果。
顾同舟还把毛主席的谈话整理成一份记录稿，让他的老婆以去北京治病为名，乘飞机到北京，交给“联合舰队”。
09月06日凌晨6时许，武汉东湖宾馆一间豪华的套间里，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
那是从北京专程陪外宾来武汉的李作鹏，正在听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密报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
李作鹏听完后，急得团团转。
当天他一返回北京，就把刘丰密报的内容告知黄永胜、邱会作。
黄永胜拿起保密电话机，又将这一情报立即传给了在北戴河的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黄永胜和顾同舟的密报后，心慌意乱，深夜策划，下决心乘毛主席还在各地巡视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这是1971年09月06日，毛主席正在杭州。
接着来的6天是惊心动魄的6天，一天比一天紧张。
09月07日，林彪指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
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电话机与黄永胜通话，随后，黄又同李作鹏通了话。
09月08日，林彪用红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下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与此同时，叶群也密封了一个亲启件给黄永胜。
当晚9时，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和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件，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星夜飞回北京，并让王飞将密件亲自送给黄永胜。
11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北京西郊机场他们的秘密据点，同江腾蛟、李伟信一伙死党，策划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
林立果在向这些同伙传达林彪手令的时候说：
“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Ｂ—52的火车；
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
三是让王维国乘Ｂ—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接着，林立果向江腾蛟命令道：
“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
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周宇驰插言道：
“要去就快去。
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
江腾蛟当场表示：
“坚决干！”
林立果又说：
“这次要论功行赏。
首长（指林彪）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
周宇驰随声附和着。
“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
有没有把握？”
林立果问江腾蛟。
“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
江腾蛟回答。
周宇驰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
“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
打仗就是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09月08日这一天，黄永胜、吴法宪多次同叶群通过电话密切联系。
09月09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来到空军学院，向“联合舰队”成员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说：
“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
我们要誓死捍卫！
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
接着他拿出林彪的手令给他们传阅，并说：
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
这天下午，林立果等一伙法西斯分子在西郊机场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江腾蛟在会上提出，如果毛主席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乱劲“上去干掉”，“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
“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
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
周宇驰问江腾蛟。
“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
江腾蛟回答着。
接着，他又献策：
“要炸铁路，硕放那一段比较合适。
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他部队。”
“现在来研究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吧。”
周宇驰说。
江腾蛟提出：
“如果Ｂ—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他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09月09日这一天，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过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高级接触”。
半夜，当叶群与邱会作的老婆通话时，还发生黄永胜、吴法宪同时争着要同叶群通话的事，大大为难了电话总机的值班同志。
黄永胜拿起电话同叶群一谈就是90分钟，吴法宪等得不耐烦，几次催促。
吴法宪同叶群通完电话后，即向死党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下命令：
“叶主任（指叶群）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09月10日，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等人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福州地区机场资料，为他们以后叛国外逃作准备。
同一天，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由林立果、周宇驰交给王飞，要王飞伺机送给黄永胜。
那封信上写道：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你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所谓“有事时”者，亦即他们搞武装政变发难之时，或危急之际也。
09月10日这天，叶群、黄永胜之间继续通过保密电话密谈，共达5次之多，其中通话最长的一次竟达135分钟。
从9月06日到10日，这短短的5天里，林彪、叶群指挥林立果一伙在“联合舰队”的魔窟里，就是这样密谋策划着一场罪恶的武装政变的实施计划。
这5天里，毛主席仍在杭州的住所。
09月08日午夜，大家刚吃完夜餐，毛主席突然叫过身边的同志，要他立即把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车趁夜转移。
09月10日下午3时许，毛主席又突然说：
“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
并且交代，不要陈励耘等送行。
这一切是那么突如其来，使得陈励耘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3个多小时后，毛主席的专列驶进上海，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停下。
这时在北京的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
“王维国因病住院了”。
“摊牌”的时刻快要到了。
林立果一伙按照“常规”推算，估计毛主席总得在上海停几天。
但是，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了。
09月10日晚，毛主席到上海后，没有下车，就住在专列上。
他要身边的同志往南京打电话，通知许世友立即来上海。
11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有人就领着他乘汽车直驶毛主席的专列。
由林彪一伙安排在上海动手杀害毛主席的王维国，这时没有被允许上车。
他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
中午，毛主席叫许世友同志和其他被找来谈话的人一起下车吃饭，王维国也被一同拉走了。
09月11日下午，毛主席的专车在江南原野上奔驰。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里，林立果一伙正进一步密谋策划杀害毛主席的具体措施。
林立果说：
“首长”的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指在上海地区谋害毛主席），接着搞北京。
他问关光烈（驻河南某部政委），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
江腾蛟插嘴说：
“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
林立果以命令的口气对关光烈说：
“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他（指江腾蛟）的指挥。”
“我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把喷火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
关光烈回答。
“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林立果说。
“如果在上海搞不成，就在（苏州附近的）硕放炸火车。”
江腾蛟还提出，这个“任务”交给空军××师，由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去执行。
当晚8时，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鲁珉继续在西郊机场策划。
“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Ｂ—52搞掉。
江政委（指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的第2次攻击了。
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2个皇姑屯事件。
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
林立果杀气腾腾地说着。
江腾蛟在一旁打气说：
“我是歼七，老鲁是歼八”。
周宇驰补充说：
“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就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话音未落，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密报毛主席“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过了上海。”
……这时已是9月11日晚上10点多钟。
毛主席的专车早已驶过苏州车站，安然地跨过硕放铁桥。
“主席，前面是蚌埠，停不停？”
毛主席身边的同志问。
“不停。”
“济南快到了，停不停？”
“不停。”
“快到天津了，停不停？”
“不停。”
专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一路不停，直驶北京。
快到丰台了，毛主席突然下令在丰台停车，并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
专列最后驶进北京站时，已是9月12日的黄昏。
（四）
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的消息，象一声炸雷，把林彪一伙从武装政变的迷梦中震醒过来。
连续六个昼夜苦心策划的阴谋顿时化为泡影。
这帮家伙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林立果嚎啕大哭：
“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呀……”
在北戴河莲花石96号别墅里，林彪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不吭一声；
叶群如丧考妣的哭声传入窗外服务人员的耳际。
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大势已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林彪、叶群决定带着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以图“东山再起”。
09月12日上午，林立果在北京同北戴河通了电话，接受了林彪安排的南逃新任务。
下午，他就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召集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具体策划南逃方案。
此时，林立果急于要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去北戴河同林彪、叶群会面。
他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对同伙说：
“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
由周宇驰同你们谈谈。”
室内空气顿时就象凝固起来了。
周宇驰压低嗓门向同伙们传达了林彪的南逃计划。
“情况紧张，（毛主席）要动手了。
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明天到广州谈话……。”
“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的形势。
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
“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
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会议结束后，这伙亡命之徒立即按照这一方案分头行动：
王飞回到空军大院的一间密室，同党羽具体拟定跟随林彪、叶群和黄、吴、李、邱南逃的人员名单，并确定组成几个小组保护黄、吴、李、邱安全登机南逃。
密谋还在进行，他们就从仓库取来30支五九式手枪和2，000发子弹，还有两支冲锋枪、200发冲锋枪子弹。
周宇驰同胡萍安排了南逃广州的八架飞机，并在下午派256号三叉戟专机送林立果回山海关机场，把这架飞机留在那里供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
晚上，周宇驰又召集死党们开会，宣布：
“明天（9月13日）上午8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黄、吴、李、邱明天早上7点到8点起飞，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一小撮准备跟随林彪南逃的死党，手忙脚乱地捆装着他们窃取的党和国家的大量机密文件以及胶卷、录音带和外币。
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登上林彪的专机。
当晚8时许，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
林立果等不及北戴河派车来接，便自己开着机场的一辆吉普车，直奔北戴河林彪住地。
莲花石96号别墅，表面上似乎一切依旧，大厅里还在放映电影。
但是在紧闭的房间里，气氛却很紧张：
那是林彪和叶群在低声密谈些什么，后来又加进了林立果；
那是叶群在收拾文件，整理卡片，刘沛丰坐在一旁，两眼通红。
晚上10时许，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得悉，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飞机叛逃，时间在明天（13日）早上6点，目的地是广州……，可能要叛国，黄、吴、李、邱同他们是一伙，预定明天早上从北京同时起飞。
警卫部队立即报告北京。
这时，首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正在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晚上10时30分，总理的秘书走近他身旁，悄声说：
中央警卫局来电话，说有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总理拿着电话机，听对方报告着。
他浓眉紧蹙，当即向对方说：
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随后，总理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查问：
“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
随飞机同去的有哪些人？”
接着又告诉吴法宪：
“要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支支吾吾地接了电话之后，即按照胡萍编造的一个假情况，向总理报告，说什么那是一架刚改装好的三叉戟飞机进行夜航试飞，到山海关机场后，发动机出了故障，飞机不能回来。
总理立刻命令：
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胡萍一面采取说谎的办法拒绝执行总理的命令，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立刻给北戴河去电话，告诉林立果早打主意，并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打电话，统一关于飞机“出故障”的口径。
林彪、叶群得知总理在查问三叉戟飞机的事，顿时慌了手脚。
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叶群在晚上11点22分故意给周总理打电话：
“林副主席想动一动。”
“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
总理问。
“空中动。”
叶群答。
“你那里是否有飞机？”
“没有。”
事实上，林彪的256号专机当时正停在山海关机场，而且几天以前他们还调去了一架伊尔—14，为什么叶群还要撒谎说没有飞机？
这就一下子露出了马脚。
山海关机场当时归海军管理，总理立刻打电话给李作鹏：
“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
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但是李作鹏给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的命令却将总理的指示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这天晚上，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情况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传到北京。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总理进进出出不知多少次，福建厅的会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
（五）
南逃阴谋已经败露。
林彪、叶群、林立果更加显得六神无主。
他们现在什么都输光了，预感到末日将临，便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保健员、公务员都打发去看电影，关上客厅的门，进行最后一次密谋。
09月12日深夜11点多钟，林彪决定改南逃为北叛，立即飞苏联伊尔库茨克，投敌叛国。
匆忙中，林立果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周宇驰：
“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11点40分，在别墅里值勤的警卫战士用电话向警卫大队队部报告：
“现在，他（指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
“现在，他在防空洞上了红旗车。”
“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警卫部队的干部，一齐从大队部跑了出来。
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辆高级防弹红旗轿车，打开前灯，高速驶来。
里面除林彪外，还坐着叶群、林立果等。
汽车驶近大队部门口，警卫战士们示意要车停下。
叶群在车上大嚷：
“警卫部队对林副主席不忠，冲！”
车子急速地闯了过去。
警卫部队的负责人随即分别坐上轿车、吉普车尾随追去。
林彪一伙乘坐的轿车，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穿过海边大桥，很快就超越了在几分钟前奉命去机场阻拦飞机起飞的两卡车警卫部队，往山海关机场逃窜。
车子一直开到三叉戟飞机前，未等停稳，林彪一伙就仓惶跳下来。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
“快！
快！
快！……飞机快起动！
飞机快起动！”
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
他们不等架上客机梯子，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一个紧跟着一个往上爬。
林彪的秃脑袋几乎顶着了叶群的高跟鞋。
他们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上飞机，也没等关上机舱门，就要飞机急速起动，强行滑出。
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
在机场奉命关闭了夜航灯和没有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在一片漆黑中于9月13日零点32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13日零点20分，当林彪的专机准备强行起飞时，机场负责人三次打电话向李作鹏报告：
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竟不下令采取阻止起飞的紧急措施。
“林彪坐飞机跑了！”
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向北京报告。
那是13日零点32分。
“林彪的飞机向北飞去！”
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报告总理。
周总理发出命令：
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的雷达，密切跟踪着林彪的飞机。
随时向总理报告飞机的方位和飞行角度。
“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总理问。
“能听到。”
调度人员回答。
“我要对潘景寅（驾驶员）讲话。
请给我接上。”
总理说。
“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他不回答。”
调度人员报告总理。
飞机来了一个狡猾的动作，改变方向，往西飞往内蒙古西部。
但到了西部上空，突然往北直飞。
“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
调度人员报告。
这是9月13日凌晨1时50分。
林彪叛国投敌了！
周总理把电话机一摔，立即驱车前往中南海毛主席住所报告。
毛主席气愤地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凌晨3时15分，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向总理报告：
“雷达搜索，发现一架直升飞机起飞了！”
这一突然发生的新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出逃命令，就通知江腾蛟、王飞、鲁珉等一伙赶紧撕毁南逃人员名单和会议记录。
他自己伙同于新野、李伟信以执行紧急任务为借口，窜到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了一架“直—5”直升飞机，携带林彪一伙盗窃的大量机密文件和美钞向北飞去。
周宇驰用枪口对着驾驶员陈修文，强迫他直飞乌兰巴托。
陈修文发现他们要叛国出逃时，沉着机智地骗过了敌人，把飞机又飞回到北京郊区的上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降落。
陈修文同志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
周宇驰感到末日来临，开枪杀害了陈修文。
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当地军民，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爬出机舱，不辨东西地狼狈奔逃。
解放军驻京部队和民兵、社员，把他们逼进了一块庄稼地里。
周宇驰绝望地说：
“看样子走不了了，今天我们要死在这里了。”
他对两个魂不附体的同伙说：
“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
你们不怕的话，我们都自己死。”
后来三人商定由周宇驰喊口号，一起开枪自杀。
于是这3个反革命分子就地躺倒，只听周宇驰有气无力地喊着：
“一、二、三！”
砰，砰，两声枪响，周宇驰、于新野自毙；
李伟信向空中放了一枪，最后被当地军民捕获。
东方开始微露晨曦，大会堂东大厅内的灯光似乎也显出倦意。
可是，周总理却还在不知疲倦地操劳着。
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
值班的服务员和秘书劝总理暂时休息一下，总理严肃地说：
“现在怎么能休息呢？”
13日这一天，从一早开始，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总理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一一打了电话，向大家打招呼，布置任务；
并随时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
一切都已安排停当。
周总理已经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
这时已是9月14日的中午。
总理躺了下来，好久才入睡。
下午2时，电话铃声又响了。
“我是外交部。
我们刚接到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要立刻送给总理。”
当外交部把电报送来时，秘书踌躇了：
“好不容易让总理休息下来，怎能忍心把他叫醒。
不叫醒吧，又可能耽误大事。”
他在总理卧室前徘徊着，最后还是轻轻地走到总理床边，叫醒了总理。
总理听说是我驻蒙古使馆发来了电报，连忙起来，叫秘书赶快念给他听。
当总理听到林彪所乘的256号三叉戟飞机13日凌晨2点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得连声说：
“啊！
摔死了，摔死了！”
总理接过电报，就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我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人员赶到林彪飞机坠毁的现场观察，只见飞机摔得粉碎，遍地残骸，右机翼擦地留下一道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
飞机残骸的四周，一大片野草被烧焦。
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的尸体，被抛在离飞机残骸十多米处，横七竖八地倒在茫茫荒野上。
叶群的一只高跟鞋，以及林彪一伙携带的六支五九式手枪、一支冲锋枪，也都在飞机残骸附近。
林彪、叶群摔死后，黄、吴、李、邱惶惶然如坐针毡，翻箱倒柜，销毁了他们同林彪、叶群等的来往信件、笔记本、电话记录、照片等罪证。
黄永胜因烧材料数量很大，竟把一个大陶瓷缸烧裂了。
他们既不揭发林彪、叶群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
中央鉴于他们毫无悔改之意，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要他们交代问题。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他们的罪行长时期没有得到清算。
今天，他们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新华社记者刘回年赵琦徐心华
周慈朴杨金洲（附图片）
1971年0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最后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新华社稿

初审吴法宪
——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侧记之一
本报记者胡思升
吴法宪出庭了。
他拖着臃肿的身躯，迈动艰难的步履。
他身上背负的罪恶过于沉重了。
11月23日下午3时开始，第二审判庭开始对吴法宪进行审问。
这是对他所犯罪行进行法庭调查的开始，也是清理他作为林彪集团主犯的罪恶生涯的开始。
“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
第二审判庭一开庭首先提审吴法宪。
吴法宪是林彪手下一员最为俯首帖耳的干将。
连吴法宪本人在亲笔供词中也承认：
“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我是林彪的走狗”……。
这帮以君臣、父子为信条、忠于一个人为准则的封建主义加法西斯主义的混血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把持着国家的重器。
今天，他们又在人民的法庭上受审。
真不知他们脑子里又在想什么？
在江华庭长宣布第二审判庭开庭后，伍修权审判长主持了今天的庭审。
法庭调查开始后，宁焕星审判员单刀直入地讯问被告：
“吴法宪，‘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简称“两个一切”）’，这个话是不是你讲的？”
吴法宪嗫嚅地承认“两个一切”是他提出的。
这“两个一切”事非小可。
长期担任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人都知道，作为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未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把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动权交给林立果，是理应科以重刑的严重犯罪行为。
事实是最雄辩的。
法庭上展示了书证、物证，并传讯了证人。
空军原政治委员王辉球1980年09月26日书写的证词证实，吴法宪当着他的面两次说过“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梁璞出庭证明，在1970年07月06日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正式传达了吴法宪的“两个一切”。
由吴法宪签署的空军（69）政干任字第94号命令当庭在幕布上投影，白纸黑字写着任命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
吴法宪面对这些证据，不得不承认确系事实。
“两个一切”的由来
不到两个半小时的庭审调查，终于揭开了林彪、叶群勾结吴法宪推行“两个一切”的过去不为人知的阴暗的隐秘。
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当时怎么会想到，在林彪之流手持“红小书”、口喊“万寿无疆”的闹剧的幕后，他们正在为建立世代相传的林家王朝投下一步步的棋。
“两个一切”是重要的一着棋。
它原来是这样投下并布局的：
1969年10月02日，林彪在毛家湾住地召见吴法宪。
密室之内，林彪透露了真情：
林彪：
“林立果在你空军工作不错嘛！”
吴法宪：
“很好。
林立果在空军我们可以经常听到你的指示。”
林彪：
“我脑子里经常想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训练作战问题。
我依靠立果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
我的意见要立果兼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你要放心，我的儿子在空军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不会挖你的墙脚的”。
很显然，林彪把林立果放到空军，当然不是去挖吴法宪的“墙脚”，而是别有所图。
吴法宪对此是心领神会的。
何以见得？
把年代再往回推两年，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林 彪 的 “眼 珠 子”
1967年03月，林立果年方23岁，林彪就把他交给吴法宪，安插进空军。
这个不是党员的林彪之子，立即被任命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
过了几个月，吴法宪和周宇驰（林彪集团另一名主犯、空军原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就充任介绍人把林立果拉入党内。
林立果一向被林彪称做是他的“眼珠子”，林彪把“眼珠子”放到最富于机动性的空军，是别有一番考虑的。
1969年02月16日，林彪亲笔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提出要让“老虎（林立果小名）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而在上述林彪、吴法宪10月密谈之后，这个没有当过兵、没有经过基层工作锻炼、没有空战实践的林立果，就被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这一从战士到师级干部的火箭式晋升，全过程仅仅两年。
为此，叶群亲自打电话给吴法宪，勉励有加，并情不自禁地说：
“立果升官了呀！”
吴法宪马上溜须拍马，说：
“是。
是你这做母亲的教导有方啊。”
交托了“两个一切”的权力，吴法宪意犹未尽，还要大树特树林立果的“天才”形象。
1970年06月下旬的一天，吴法宪叫他的老婆兼“吴办”主任陈绥圻打电话叫王辉球单独一个人去西山住地。
吴法宪这个空军的第一把手，要同空军的政委商议什么空军大事呢？
谁能料到，吴法宪不惜贬低自己这个参加过长征的五级干部，大加吹捧到空军入伍才两年多的23级干部，说：
“林立果不简单，……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
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
不行！
要靠林立果。
林立果又有那样的天才，将来要靠他。
我们要听林立果的。”
超 “天 才” 的 表 演
从此，一个围绕着林立果的奇特的大捧“天才”的运动，宣告开场。
1970年07月06日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吴法宪的老婆陈绥圻首先制造舆论，“应该向立果同志学习，立果同志在林副主席、叶主任（即叶群）身边，领会林副主席指示深，主要还是立果同志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老师。”
在这之后，阿谀奉承林立果之词日盛。
诸如“立果同志的指示要及时传达、照办，坚决照办”，“对立果同志的态度和对毛主席的态度是一致的”。
奇谈怪论，层出不穷。
被林彪亲信把持的空军政治部党委竟然通过决议，宣称为了贯彻“两个一切”，必须“时时想到”、“事事请教”、“处处保卫”林立果，什么要“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林立果“要求什么，就做什么”，等等。
1970年07月31日，超“天才”的主角出场了。
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
这一天，吴法宪和陈绥圻都在西山住地，当“讲用”即将开始前，他们尚未起床。
吴法宪一听说此事，马上叫陈绥圻亲临“讲用”会场。
林立果讲了整整一天，废话、空话、假话连篇，甚至胡诌什么对精神病患者和疯子，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病人就“热泪盈眶”、霍然痊愈，等等。
可是，这种现代符咒术竟被说成是“充满毛泽东思想，充满唯物辩证法”，给空军“指明了方向”，而陈绥圻在林立果“讲用”结束后，更带头振臂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不下十几次，丑态百出。
吴法宪也亲自出马，吹嘘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陈励耘等则大讲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3代接班人”。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竟印行70多万册，广为散发。
法庭调查所集中展现的这一切，令人愤慨。
一位旁听者对记者说：
吴法宪的所作所为，可以用6个字概括，可恶、可笑、可耻！
为 武 装 政 变 开 道
“两个一切”和“天才论”的喧嚷，这不只是一种丑恶的政治现象，更是为林彪、叶群密谋杀害毛主席、策划武装政变大开方便之门。
有了“两个一切”，杀气腾腾的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便很快拼凑而成，并四出活动。
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周宇驰才得以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空军内部设立十四个反革命秘密活动的据点。
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伙同空军内部的周宇驰等人就草拟出《“571”工程纪要》，准备“实行暴力突变”，以“夺取全国政权”。
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密令林立果动用空军的兵器、火器，从轰炸机到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图谋杀害毛主席。
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指使林立果私调三叉戟飞机，妄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并在最后仓惶北飞叛国。
林彪所谓“脑子里经常想空军的问题”，就是要利用空军这一最机动的兵种来念他自己的“政变经”。
吴法宪抛出“两个一切”，就把林彪“脑子里”的蓝图变为真刀真枪的实际。
下午4时47分，法庭调查结束。
伍修权审判长宣告：
对被告人吴法宪追随林彪、叶群，给予林立果以“两个一切”的特权的罪行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充分的。
吴法宪在今天的法庭上，对他干下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记者从特别法庭获悉，对吴法宪所犯的其他罪行，法庭将继续进行调查，并按照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进行判决。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冯文彬
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在现阶段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0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
小平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召开，在实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1步，引起了党内外、国内外强烈的反响。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这个概念首先是指国家制度。
把民主仅仅看作是让人讲话，仅仅看作是一个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是很不够的。
讲民主，不讲国家制度的民主，就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和实质。
民主从来就是有阶级性的。
在历史上，统治阶级享有民主权利，而被统治阶级则没有民主权利，或只有形式上的、残缺不全的一些民主权利，实际上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这就是民主的阶级实质，也就是国家的阶级实质。
资本主义民主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的作用；
其中有些关于民主权利的规定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斗争的成果，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剥削，不得不容许劳动人民享有某些民主权利。
无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过程中，可以从本国实际出发，对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些具体形式，经过改造，加以利用。
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社会主义民主究竟采取什么具体形式，要同它的性质相适应。
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工人革命的第1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说：
“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
“上升为统治阶级”也就是“争得民主”；
“建立民主制度”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按照列宁的说法，无产阶级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新型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国家。
这种国家在我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同志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制，是最高类型的民主。
第1，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绝大多数人的统治。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破天荒第1次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
而资本主义民主实际上是极少数剥削者的民主。
资产阶级法律虽在一些条款上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民主权利，但同时又规定了对公民民主权利的种种限制。
第2，社会主义民主建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公有经济能够逐步创造条件，从物质上保障人民行使民主权利。
在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民主的一些物质手段和工具，几乎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劳动人民缺乏行使民主权利的物质手段和工具。
资本主义国家搞竞选，为了拉选票，要花费大量财物进行贿赂，劳动人民根本无法参加竞选。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民主革命愈彻底，建设社会主义愈顺利。
有没有充分的民主，对建设社会主义关系极大。
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尤其需要实行民主，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首先，社会主义要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劳动和智慧才能建设起来。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建立在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过着丰裕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使全国人民以主人翁姿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英勇奋斗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人民不能当家作主，没有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支配权，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化，就很难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现代化。
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又为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创造条件。
其次，社会主义的国家事务和各项事业，应该由人民管理。
人民管理国家，并不是不需要专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由于旧社会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还不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中一部分人，有可能官僚化，甚至蜕化变质，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健全、发展民主制度，创造各种方便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和各项事业的民主形式，使人民能够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力，选举、监督、罢免干部，使干部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意志，才能坚持社会主义。
再次，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存在少量的个体经济，还存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
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存在。
只有用民主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造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生动活泼又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克服困难，经受风险，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从以上分析看，我们可以说，人民群众是不是真正具有当家做主的权利，也是区别真假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
我们党历来重视民主政权的建设，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苏维埃时期，1931年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1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2年和1933年，为健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又在各根据地进行了两次选举。
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中央苏区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当时各根据地的民主气氛是很浓的。
抗日战争时期，从1940年起，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了“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在政权机构中各占三分之一，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各级政府，还建立了边区参议会。
那时的选举，也是很民主的。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建国前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为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的、法律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他们积极参加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
1954年召开了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第1部宪法，按照宪法和法律开展工作，治理国家。
这一切，标志着我国人民政权建设走上了正确轨道，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初步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内遭到了挫折。
5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出现了某些混淆两类矛盾，不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现象。
我们不适当地强调和夸大了阶级斗争；
不适当地反对分散主义、地方民族主义；
不适当地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第1书记挂帅。
这样就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集中于中央，削弱了政权机关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作用，削弱了地方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康生利用我们“左”的错误，制造混乱，一方面煽动无政府主义，一方面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粉碎“四人帮”是我们国家的重要转折，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继续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大力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特别是今年0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届人大第3次会议的召开，提出并开始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在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30年来，我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十分可贵的。
要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应该认真地总结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其根源
邓小平同志在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
我们党和国家的现行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还很不完善，甚至存在不少弊端。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最主要的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家长制、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这些弊端严重地阻碍着民主的发扬，阻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特别是各级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引起广大群众极为不满，我们应该坚决地加以解决。
我们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还会存在这么多弊端呢？
这里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原因，有制度上的原因。
第1，把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歪曲为封建式的家长制，个人集权制，这是妨碍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
我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持续时间之长，形态发展之完备，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封建的官僚政治和专制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十分顽固的封建传统。
在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少得可怜的一点资本主义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软弱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对封建制度进行致命的打击。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但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
蒋介石王朝实行的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专政。
在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一直是个根深蒂固的力量，民主思想、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一直不多，少得可怜。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对封建主义思想也进行了冲击。
但是，封建主义的遗毒和思想影响并没有彻底肃清。
长期以来，我们对此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只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忽视和放松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更没有在政治制度的建设方面认真划清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限，防止封建主义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影响。
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所以能横行十年之久，正是集中反映了这种影响的严重性。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大肆宣扬封建思想，用封建主义批判社会主义，以“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为名，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江青甚至梦想当女皇。
这说明，封建主义的遗毒和影响，在一定的土壤和气候下，就要死灰复燃，借尸还魂，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使党和国家变质。
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
解放前，农民的小生产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家长制传统、迷信观念、保守思想根深蒂固。
他们的生产条件决定了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一定要别人来保护他们。
他们希望封建专制的朝廷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
皇帝就是整个社会的家长。
小生产者一方面祈求救世主，另一方面当他们掌权后，就会以救世主自居，转化为封建统治者，照样压迫人民。
这在历史上农民起义队伍中是常有的。
刘邦和朱元璋就是这样的人物。
所以小生产经济正是封建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土壤。
我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农民组织起来了，但是落后的生产条件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小生产的习惯和传统仍然存在，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仍很浓厚。
这种影响不仅在农民中，在整个社会各阶层中，在党和国家的干部中都存在。
当着人们用旧的传统观念来观察新社会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可以被看作“真龙天子”，马克思主义可以被当作带上迷信色彩的宗教教条，共产党可以被看作是按宗法关系维系着的行帮等等。
这就是我们国家中相当严重地存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特权等现象的社会基础，也是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我们还要看到，在我国，小生产者阶层，主要是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旧中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者，他们要求革命并且能够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但他们的革命要求往往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其中一部分人的革命行动又往往表现为革命狂热和无政府状态，缺乏坚韧性、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新中国，他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但是他们的那种弱点远远没有根除，而且往往在一定条件下，又被诱发起来，发生很大影响。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这种狂热煽动无政府主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给我们带来一场灾难。
我们要记取这种教训，要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清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仅要从思想上加以批判，从根本上来说，还必须在经济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在现代化的大生产的基础上；
在政治上大力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伟大历史作用，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
只有用现代化的经济和民主化的政治这个强大的力量，才能肃清封建主义遗毒和影响，社会主义才能牢固地确立起来，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2，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混淆和颠倒了敌我关系，是妨碍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另一主要根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对占人口极少数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
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也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经验证明，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存亡，社会主义事业兴衰的重大问题。
建国初期，我们对民主和专政的关系在认识和处理上还比较好。
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胜利地解决了民主革命所遗留的任务，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了人民政权，保护了人民民主权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我们在民主和专政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50年代中期以后，一再犯错误，以致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国家的主要任务，在经济上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政治上就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团结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去做，却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偏差。
偏差是从我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开始的。
由于我们过高估计了敌对阶级的力量，夸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夸大了阶级斗争，认为不仅老的剥削阶级分子“人还在，心不死”，而且还在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而片面地强调专政，发生了一系列理论的和实践的错误。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造成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1959年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为阶级斗争，颠倒是非，给彭德怀等一批同志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1962年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5年初制定的“二十三条”中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提出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1974年发展到不仅要在政治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而且要在经济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把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制度、工资制度、按劳分配制度等等当作和资本主义差不多的东西，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分析，发展到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曲解，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摧残。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我们党的错误并把它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林彪鼓吹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四人帮”宣扬的“全面专政”，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他们根本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把广大人民对反动分子的革命专政变成反动势力对革命干部和广大人民的反革命专政。
他们利用名为“大民主”实为反民主的所谓“四大”，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陷害许许多多无辜的人。
他们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指使他们的帮派分子，挑动不明真相、不懂事理的人，到处打砸抢，大搞刑讯逼供、株连九族，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
人民和干部连人身自由、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
国家的民主制度被彻底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净尽，出现了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这里应说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初期，面临着剥削阶级的强烈反抗，这时强调对敌专政一面，镇压惩办反革命和其他反动分子，是必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使社会秩序走向安宁，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然而，即使就在这时，也必须注意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发扬人民民主。
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才能形成强大的阶级统治力量，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和改造。
在剥削阶级的反抗已被粉碎，它们的私有生产资料已成为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形势已起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就应该在把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基本经济任务的同时，把扩大国家生活的民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任务。
如果这时仍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无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加强专政，不建立、健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可能使无产阶级专政变质，从根本上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这是必须牢牢记住的教训。
第3，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健全，也是妨碍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原因。
过去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第一把手，党的一元化领导成了“一人化领导”，全党服从中央成了全党服从一个人。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
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这个口号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并且在实践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问题发生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
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一些人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犯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
执政党的地位也容易使某些人把党的威望和作用、人民群众的作用，当作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把党和人民的功绩归于自己，滋长骄傲自满情绪；
以长官自居，对群众发号施令，有事不同群众商量，甚至利用职位搞特权等等。
长期以来，滥用“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不注意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的相对独立作用，一再强调“大权独揽”，甚至凡权必揽，凡权尽揽，逐渐形成家长制的领导。
这种家长制的领导，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堂，独断专行。
在家长制领导之下，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风滋长起来，甚至下级对上级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君臣关系、猫鼠关系，使革命队伍受到严重的腐蚀。
家长制是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以个人专断为特征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
它同革命队伍内突出个人、迷信个人的错误做法也有关系。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一直是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注意发扬党内民主的。
由党的集体决定重大问题，曾经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一条重要的组织原则。
1956年，我们党曾经正确地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指出个人迷信是过去人类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
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
“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
对于领袖的爱护，不应该表现为对领袖的神化。
党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
但是，时隔不久，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却逐渐盛行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大肆宣扬个人迷信，掀起现代造神运动。
正是在家长制作风和个人迷信这种气候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才得以形成并横行十年之久，使党风民风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
直到现在，不少地方和单位，家长制的作风还在妨碍民主化的实现。
历史深刻地教训了我们，把事业的成败安危系于某个领导者个人，忽视集体领导，一旦主要领导人出了毛病，就会造成严重后果。
领导人的家长制作风同职务终身制结合在一起，使其犯了错误得不到纠正，以致一再地犯错误。
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而且在制度上得到保证，象“文化大革命”这种灾难性的错误，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即使产生了，也不致为害十年之久，那样难于纠正。
所以，不彻底肃清党内家长制现象，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总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实现四化，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不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则林彪、江青之类篡党夺权、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悲剧就还有可能重演。
我们绝不要对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未完待续）

《清史资料》第1辑出版
《清史资料》是根据去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决定创办的，是供发表稀见的、重要的清代（鸦片战争前）史料的专刊。
清史资料汗牛充栋。
解放后，在收集、保管、整理、出版清史资料的工作方面虽有一定成绩，但显得很不够。
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还分散在全国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手里，没有整理，更谈不上出版；
少数民族文字和外国文字的清史资料，也大多没有汉译，使用不便。
目前清史研究的状况相对落后，需要大力加强，因此，狠抓清史资料工作，已成了当务之急。
《清史资料》是适应形势的迫切需要而出版的。
《清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辑的，第1辑最近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辑共收资料九件，十六万字，大部分是谢国桢先生珍藏的钞本。
此外，还有已故史学家邓拓同志收藏的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以及法国遣华传教团成员白晋所写的《康熙帝传》的新译本。
（宋毅）

几内亚比绍组成新政府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比绍消息：
最近政变上台的几内亚比绍革命委员会昨天宣布组成新政府。
新政府由12名成员组成。
他们是：
外交部长维克多·萨乌德·马里亚；
武装部队部长保罗·科雷亚；
内政部长曼努埃尔·萨图尼诺·达科斯塔；
农村发展部长马里奥·莱奥波尔多·雷贝洛·卡布拉尔等。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比绍消息：
几内亚比绍革命委员会最近颁布第1号法令，规定革命委员会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机关，立即由革命委员会行使全国人民议会、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原有的一切权力。
这项由革命委员会主席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签署的法令指出，解除国务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卡布拉尔的一切职务；
解散全国人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
取消部长会议；
上述三个机构的一切权力转归革命委员会行使。

北大西洋议员大会年会通过决议
要求苏联执行联大决议从阿富汗撤军
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21日电北大西洋议员大会第26届年会今天下午在这里闭幕。
议员们要求苏联从阿富汗“立即、无条件地全部撤出”它的军队。
年会通过一项政治决议，要求苏联执行联合国大会今年01月14日就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通过的决议。
它还敦促北大西洋公约各成员国政府和议会继续对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提出谴责，并且对上述侵略行动保持协调一致的反应。
这次年会一共开了5天。
在前3天分别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议员们讨论了阿富汗事件后联盟安全所面临的新挑战、北约受到的外来威胁及其内部分工、海湾地区局势、大西洋安全的经济问题等。
在后两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并且就海湾地区当前不稳定的局势问题进行了辩论。
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海湾地区局势的决议，对目前在该地区进行的战争和战争扩大的可能性深表忧虑。
决议敦促北约成员国政府就一项北约范围内的军事计划和政治战略达成协议，从而为某些成员国有效地应付北约管辖范围以外发生的冲突创造必要的灵活性。
决议还建议在北约国家之间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应付危机体系，以便在不同的冲突地区接受特殊的任务。
（附图片）
用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阿富汗游击队员训练使用缴获来的苏制轻机枪。
新华社发

南斯拉夫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结束
我队获五项冠军匈苏各获一项冠军
据新华社萨格勒布11月22日电11月19日至22日在萨格勒布举行的第24届南斯拉夫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经过4天紧张、激烈的争夺，已告结束。
中国乒乓球队获得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男女混合双打5项冠军。
匈牙利队获得男子双打冠军，苏联队获得女子双打冠军。
在男子单打半决赛中，施之皓和鲁尧华分别以3∶0和3∶1战胜了匈牙利选手克兰帕尔和盖尔盖伊。
在决赛中，鲁尧华又以3∶1战胜了施之皓，获得男子单打冠军。
在女子单打半决赛中，齐宝香以3∶2战胜了朝鲜选手朴英顺，沈剑萍以3∶2战胜了耿丽娟。
沈剑萍在决赛时以3∶2战胜了齐宝香，获得女子单打冠军。
在男女混合双打半决赛中，王会元、耿丽娟以2∶0战胜了谢赛克、沈剑萍，波兰男选手安·格鲁巴和荷兰女选手贝·夫里塞科普以2∶1战胜了施之皓、齐宝香。
王会元、耿丽娟在决赛中以2∶0战胜了安·格鲁巴、贝·夫里塞科普，获得男女混合双打冠军。
在男子双打半决赛中，南斯拉夫选手舒尔贝克、斯蒂潘契奇以2∶1战胜了王会元、谢赛克，匈牙利选手约尼尔、克兰帕尔以2∶1战胜了施之皓、鲁尧华。
约尼尔、克兰帕尔在决赛中又以2∶0战胜了舒尔贝克、斯蒂潘契奇，获得男子双打冠军。
在女子双打半决赛中，齐宝香、耿丽娟以2∶0战胜了匈牙利选手巴洛格、博尔娃丽，苏联选手瓦·波波娃、埃·安托尼安以2∶1战胜了朝鲜选手李松淑、郑全玉。
瓦·波波娃、埃·安托尼安在决赛时以2∶1（21∶15，14∶21，21∶19）战胜了齐宝香、耿丽娟，获得女子双打冠军。

印尼外长和斯里兰卡副外长强调
迫使越南遵守联合国决议从柬埔寨撤军
新华社曼谷11月22日电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在对泰国进行了两天访问之后，今天上午离开这里前往新加坡。
昨天，他同泰国外长西提·沙卫西拉就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在联合国取得胜利后下一步采取的行动会谈了两个小时。
西提还向库苏马阿马查通报了泰国总理上月末访问中国的结果以及泰国副外长阿伦·帕努蓬访问苏联和其它欧洲国家的情况。
会谈后，库苏马阿马查对记者说，他们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
尽管河内宣称东盟对柬埔寨内政构成一种干涉，但东盟对其在柬埔寨问题上所提的建议仍然坚定不移。
他说，东盟必须继续努力，迫使越南遵守联合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
他否认了一则新闻报道，这则报道说印尼总统苏哈托打算最近访问河内。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新加坡消息：
斯里兰卡外交部副部长蒂伦尼·费尔南多今天在新加坡说，斯里兰卡在柬埔寨问题上的观点同新加坡的一样，它要求越南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
费尔南多对新加坡进行了为时8天的访问。
他在启程回国时向记者发表了上述谈话。
他说：
“我们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我们不会改变对柬埔寨局势的看法。”
“我们不接受任何违反不结盟运动政策的政权。”
他还说，关于苏联军队占领阿富汗的问题，斯里兰卡也采取同样的立场。
在谈到斯里兰卡同新加坡的双边关系时，费尔南多说，现在新加坡有二十多家公司在斯里兰卡营业。
他表示相信，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斯里兰卡，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有吸引力的税收条件。

华国锋主席23日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检阅委员会委员长徐哲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法国一位教授主张
西欧应在世界上起更大作用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1月22日电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教授最近在布鲁塞尔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上说：
西欧“能够和应该对自己的命运发表意见”，局势“不是注定只能按照苏联的意思发展的”。
德蒙布里亚尔教授说，欧洲人应当在防务方面尽自己的义务。
近年来，特别是在部署战区核力量问题上出现的中立主义倾向应当纠正。
他指出，欧洲人不应限于对事件发表评论和意见，他们可以在经济、历史、文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流亡瑞典的阿富汗一高级官员
揭露苏军在阿富汗的暴行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1月22日电瑞典《每日新闻》今天发表了流亡在瑞典的阿富汗高级官员什林·古尔·谢尔德尔对该报记者的谈话。
这位官员在谈话中揭露苏联占领军践踏他的国家，要求苏军立即撤出阿富汗。
他说，今天，阿富汗已成为一个完全瘫痪的国家。
交通几乎完全停顿，学校和大学关闭，商业和农业死气沉沉，到处看到的是弹片和纷纷离开这个国家的人们。
什林·古尔·谢尔德尔是今年04月参加在瑞典卡尔马召开的联合国电信会议时要求政治避难的。
他说，长期来由于阿富汗执政党内部勾心斗角，政府部门的活动处于瘫痪状态。
阿富汗军队毫无战斗力，官兵纷纷离去，新兵征招也困难。
最近征兵年龄从22岁降到了21岁。
政府对外省也无法控制。
他说，他亲眼看到苏联军队怎样抢劫他所在的部门和烧毁文件的。
他说，阿富汗事件是苏联的一个尝试，它仅仅是苏联进入印度洋暖洋海港努力的一步。
苏联军队必须立即撤出阿富汗。

简明新闻
苏为卫星在加坠毁赔偿损失
加拿大外长马克·麦圭根21日宣布，苏联将向加拿大赔偿三百万加元，以补偿苏联人造卫星在加拿大坠毁（1978年01月24日，苏联核动力人造卫星“宇宙—九五四”在加拿大西北部上空坠毁，逸出大量放射性物质）所造成的损失。
捷总理访问罗马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总理卢·什特劳加尔应邀于11月21日至22日对罗马尼亚进行了工作友好访问。
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双边关系的现状和前景并就当前国际生活的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泰国探明一大型天然气田
泰国石油联合公司最近在暹罗湾探明了一个大型天然气田，其蕴藏量约为十五万亿立方英尺。
这个气田将于明年进行开采。
据估计，开采出来的天然气足以供应泰国使用四十年，并能供部分出口。
拉美将创办印第安大学
第8届拉丁美洲印第安学家代表大会在闭幕会议上通过一项动议，决定创办一所印第安大学。
这次会议于11月17日至21日在墨西哥尤卡坦州的梅里达城举行。
会议呼吁印第安人村社的领导干部和专业工作者支持创办这所大学。
日本去年发生六万多起火灾
日本全国1979年发生火灾六万三千七百九十四起，烧死的人数超过两千人。
据日本报纸报道，日本自治相石破二朗21日在内阁会议上就1980年版《消防白皮书》作了报告。
其中说，日本1979年因火灾而死亡的人数达二千零七十人，比上一年增加二百一十六人，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数字。
（据新华社）

美国和西德领导人举行会谈
强调改进北约防务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0日电美国总统卡特和正在这里访问的西德总理施密特今天上午在白宫就两国共同关心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据透露，双方在会谈中都强调了美国和西德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它们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的共同目标。
据白宫在双方会谈后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卡特总统和施密特总理对“没有证据表明苏联准备从阿富汗撤军和寻求阿富汗危机的政治解决”表示遗憾。
公报说，关于北约组织的防务问题，双方同意改进北约的防务态势和努力同苏联达成限制军备协议仍然是重要的。
显然着眼于波兰当前的局势，两国领导人强调，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自由行使其主权并“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涉”，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另据报道，施密特总理今天下午还会见了美国新当选总统里根。
会见后，施密特对记者说，他和里根就北约组织、东、西方关系和限制军备及共同防务等问题进行了非常友好的讨论。
施密特总理是今天到达华盛顿进行非正式访问的。
据信，施密特此行有两个目的：
重申西德以前已经同意的关于增加军费开支的许诺，以消除美国可能产生的疑虑；
通过同里根或他的助手们进行私人接触，以便了解美国新政府总政策的倾向。

苏日公众代表第2次“圆桌”会议结束
双方在苏日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1日电为期3天的苏日公众代表第2次“圆桌”会议于11月20日在这里结束。
会议表明，双方代表在两国关系问题和当前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尖锐分歧未能有所缓和。
据塔斯社报道，“苏日关系中的迫切问题是第2次‘圆桌’会议讨论的中心。”
双方代表除一般地表示愿意发展两国关系之外，还“在观点不一致的问题上进行了辩论”。
会后发表的公报提到，双方认为“不要把政治分歧转到其他方面的联系上去”。
据日本共同社驻莫斯科记者报道，日苏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石田博英在发言中强调指出，
“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使日本国民加重了对苏联拥护和平意图的怀疑，而且，苏联在远东、特别是在日本北方四岛上扩充军备，更使日本国民感到严重不安”。
因此，“日苏关系在近一年中明显后退了。”
苏联塔斯社在有关会议的报道中只字不提石田博英的这一席话，而大量报道了苏联海运部长季·古任科在会议上攻击日本的言论。
古任科说：
“最近时期苏日关系中根本没有出现向好的方面进展，其责任并不在苏方。
采取旨在限制两国间的往来和阻挠发展互利贸易经济关系措施的，不是苏联，而是日本官方人士。”
他还指责“散布所谓‘苏联军事威胁’谣言的势力”在日本“猖獗活动”，日本提出的关于归还北方四岛的要求“对苏日关系不能不产生不良影响”，等等。
古任科在对日方挥舞大棒的同时，又施展了拉的一手。
他“表示相信，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将在日本对苏联的政策中占上风”，说苏联“愿意通过睦邻关系和互利合作途径来发展同日本的关系”。
他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强调，苏日“在物质生产领域里进行合作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
据报道，苏日“圆桌”会议的宗旨是通过民间人士交流意见，使两国相互了解。
双方代表团由有影响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科学和文化活动家等知名人士组成。
第1次“圆桌”会议是于1979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
参加这次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次会议的日本代表有136人，苏联代表有二百多人。
据认为，这是今年01月日本政府采取限制日苏间正式人员交流以来，在苏日间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对话。

苏联对日政策的三部曲
新华社记者吴学文
日苏圆桌会议的空洞公报从莫斯科传到东京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苏联代表在会上提出分3个阶段来“改善”日苏关系的方案，却成了评论家们批驳的对象。
这次圆桌会议从18日开始后，日苏双方在阿富汗问题和日本的北方领土问题上一直对立。
日本代表说，日本对苏军进入阿富汗的意图“有疑虑”；
对苏联在北方四岛增强兵力“感到极大的不安”。
苏联代表却说，日本把阿富汗问题
“作为改善日苏关系的前提，是日本政府无意改善关系的表现”；
而提出领土问题，则是“日本政府在国内煽动反苏情绪”。
19日，苏联代表提出了分3个阶段来“改善”日苏关系的方案：
第1阶段，两国间政治上的对立不要波及到经济、文化、体育等其他领域；
不屈服于第三国的压力，冷静而自主地决定政策；
尊重对方的立场，不煽动不友好的空气。
第2阶段，日苏双方在上述“信赖关系”的基础上讨论和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或由日方提出什么条约。
第3阶段，缔结日苏和约。
评论家指出，第1阶段是问题的关键，这是贯彻勃列日涅夫不久前提出的“政、经分离”的对日政策。
按照第1阶段的规定，尽管日本在政治上反对苏联在阿富汗和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作法，但今后不能再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也不能再采取类似抵制出席莫斯科奥运会那样的措施。
正如《日本经济新闻》20日指出的那样，这是“强烈地要求日本以独自的立场废除对苏联的经济制裁”。
所谓“尊重对方的立场”又指何而言呢？
这就是：
如果日本遵照第1阶段的规定行事，今后就不能再提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和归还北方领土问题，否则就是“煽动不友好的空气”。
这岂不是迫使日本默认和容忍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吗？！
以这样的日苏“信赖关系”进入第2阶段，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不仅领土问题不再存在，而且使苏联有可能利用这项条约对日本进行干涉。
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长小坂善太郎18日在一次会上作报告时就曾指出：
“苏联要求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就象苏军入侵阿富汗那样，有着侵略日本的意图。”
日本一直警惕苏联企图用把领土问题搁置起来的睦邻合作条约来取代日苏和约，所以对苏联提出的缔结这项条约的要求未予理睬。
日本要求先解决领土问题然后缔结和约，为了使日本放松警惕，这次苏联代表在会上保证说：
苏联无意用睦邻合作条约来代替和约。
但是评论家注意到，如果日本在第1、二阶段顺从了苏联，那么在第3阶段缔结的和约，早已失去了今天日本要求缔结的日苏和约的真正意义，它只能使日本受到苏联的严格控制，或者比控制更糟。
用“政、经分离”政策离间日美关系；
用“睦邻合作条约”干涉日本；
用“和约”控制日本，这就是克里姆林宫对日政策的三部曲。
（新华社东京11月21日电）

英首相重申加强防务反对单方面裁军
新华社伦敦电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1月20日明确指出，单方面裁军是危险的；
她重申：
尽管存在着经济困难，英国政府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出贡献。
撒切尔夫人是在下院辩论中回答问题时作这番表示的。
她说：
“如果我们单方面裁军或者拒绝承担我们的防务义务，那么，西方安全作为整体将会受到损害，在和平时期我们将无法抵抗外来压力，而战时我们实际上将会束手待毙。”
她说，英国政府将坚持它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决定。
她说，英国虽然急切希望就军备控制达成协议，但是它只能作为平等伙伴而不是以恳求者的身份参加任何必要的谈判。
英国首相明确地说，尽管经济困难，她的政府将在以后两年内在防务开支上达到或非常接近每年增长3％这一目标，在以后几年里继续增加防务开支。
她要求那些认为此举是雄心太大的人们“再看一下华沙条约组织的军费开支在近10年里增长的情况并考虑一下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
在阐明欧洲的安全和北美不可分割这一观点时，撒切尔夫人欢迎美国当选总统里根所作的把保持一个充满信心而又强有力的联盟置于最优先地位的声明。
撒切尔夫人再次强调英国留在欧洲共同体的重要性。
她说：
“如果英国退出欧洲共同体，那么，英国的贸易——其40％以上是同共同体其它成员国进行的——将受到损失，英国的经济会受到损害，英国在世界的作用将减弱。”

葡领导人强调加强防务对付苏联威胁
据新华社里斯本11月20日电葡萄牙总理萨·卡尔内罗指出：
“国际形势中的危机因素正在继续增加”。
萨·卡尔内罗在昨天下午要求议会对政府举行信任投票时发表了讲话。
他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
“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对缓和战略前景的一个沉重打击。
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给已经错综复杂的石油供应问题带来了新的困难。
这些困难直接危害到葡萄牙。”
说政府将懂得保持严肃和冷静的态度，为了国家的利益在任何时刻都作出最有效的决定。
新华社里斯本11月20日电葡萄牙国防部长阿马罗·达科斯塔11月20日在《新闻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西方大国加强核威慑力量来对付苏联的威胁。
文章指出，“阿富汗事件表明了苏联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来扩大其霸权的政治和军事欲望”。
这篇题为《对欧洲的威胁》的文章强调说：
“自苏联正规军入侵阿富汗以来，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面对苏联的这种行径，大西洋联盟必须迅速对苏联的战争行为作出必要的反应。”
文章警告说：
“面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所奉行的进攻性政策，如果西方在讹诈下不顾现实地一意怯懦而天真地节节退让，就等于自杀”。
文章还指出，如果华约国家“认为大西洋联盟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不再拥有对付苏联进攻的有效抵御能力，爆发一场核灾难或一场战争的危险就会增长。”
文章在揭露了苏联不断增加核武器，加强对西欧的军事威胁后指出：
“控制军备竞赛的基本目标要求西方必须拥有足够的威慑手段。
没有这种手段，苏联将永远不会对我们采取认真态度。”
文章最后呼吁美国、法国和英国为增强北大西洋联盟的核威慑能力作出贡献。

谷牧会见加拿大教授林达光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在这里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林达光，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里根的外交事务顾问在曼谷对新华社记者说
里根愿意发展同中国的合作关系
新华社曼谷11月23日电美国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外交事务高级顾问雷·克莱因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里根愿意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的合作关系，他将寻找途径加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诚合作。
雷·克莱因在对泰国进行了3天访问后今天离开曼谷前往马来西亚。
克莱因启程前在机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我个人的印象是，里根政府将制定一项非常明晰的和现实的外交政策。
我的泰国之行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泰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问题与期望。
我相信，美国将继续同他们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和磋商。
东盟有一项在许多方面互相合作的政策，特别是在地区事务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的政策，并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采取建设性的态度。”
21日，克莱因和泰国外交部长西提·沙卫西拉举行了会谈。
据《曼谷邮报》今天透露，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苏联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是与泰国的安全利益和美国在世界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相对立的。
他们认为，加强泰国经济、社会和军事力量是符合两国的利益的。
西提对克莱因说，苏联正试图在马六甲海峡地带集结海军力量，这里是连结南中国海的重要环节。

阿拉伯外长会议决定首脑会议如期召开
新华社安曼11月22日电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今天中午在这里举行的闭幕会议上决定：
第11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将如期于11月25日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
但是，叙利亚正式宣布它将不参加这次首脑会议。
这次外长会议在21日上午开幕后，经过两次秘密会议，一致通过了供首脑会议批准的三个工作文件——关于下一阶段对付以色列的阿拉伯共同行动纲领草案、共同经济行动战略和阿拉伯联盟宪章修改草案。
今天上午，21个阿拉伯国家外长或他们的代表集中讨论了叙利亚在昨天上午秘密会议上提出推迟首脑会议的建议。
据宣布，经过一个小时“积极而认真”的讨论后，他们作出了如期举行首脑会议的决定。
会议官方发言人说，叙利亚在会上表示：
“我们不能参加这次首脑会议，我们不愿对会议的失败负责任”。
今天的会议原定上午十时半举行，后延至中午十二时才召开。
会议结束前，叙利亚外交部长哈达姆提前离开了会场，没有参加闭幕式。
南也门外交部长萨利姆今天上午对新华社记者说：
“我们将同拒绝阵线国家站在一起。”
但是到现在为止，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否参加首脑会议，还不明朗。
据早些时候的报道，叙利亚曾提出，因为阿拉伯世界有许多深刻分歧，它主张推迟首脑会议，并得到了利比亚和南也门的支持。
约旦外交大臣卡赛姆主持了今天的闭幕式。
他在发言中强调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和采取统一立场的重要性。
他说，“我们的人民决不允许再陷入分裂的漩涡”，“我们将继续阿拉伯团结的进程，不论要付出多少代价”，以便达到阿拉伯民族的目的。

韦国清会见并宴请罗马尼亚同志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罗马尼亚武装部队最高政治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伊利耶·齐奥塞斯库少将和夫人一行，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和夫人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
伊利耶·齐奥塞斯库少将和夫人一行是在访问上海、杭州、广州、海南岛和昆明以后，于昨天返回北京的。

从侦破案件到揭露黑暗
——日本推理小说一瞥
李德纯
夕阳时分，在海滨旅馆豪华的会客室里，五个素不相识的男女，正焦急地等待着那位以“大海”名义向他们发出请帖的东道主。
时钟在滴答作响，约定的时间早已过了，还不见主人的踪影。
大家正对东道主的盛情邀请迷惑不解，来客中有位社会经验丰富的记者打破沉寂，先开了腔。
在他的严密推理下，从来客中揪出了杀死东道主的妹妹的凶手……。
以上是笹泽世保的短篇推理小说《大海的请帖》的片断。
它大致反映了日本推理小说的特点：
一开头总是展现一片迷雾，继而以假乱真，经过层层推理，逐次拨开疑云，最后水落石出。
由于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推理小说在日本拥有相当多的读者。
曾在我国放映并受到观众欢迎的影片《追捕》，就是根据西村寿行的推理小说改编的。
日本推理小说其实就是侦探小说，因战后实行文字改革，压缩了汉字的使用量，“侦”字被废除，文艺界才根据“变格派”推理小说作家木木高太郎的倡议，叫起推理小说来。
日本推理小说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模拟我国公案小说蔚然成风。
明治维新后，在学习西方的时代浪潮冲击下，翻译和改写欧美侦探小说盛极一时，但推理小说独步文坛还是从江户川乱步于1923年发表《两分钱铜币》开始。
从此，推理小说逐渐盛行，并发展为风格不同的两派：
一是注重逻辑推理的所谓“本格派”（即正统派的意思）；
一是以科学幻想、变态心理、阴森恐怖和荒诞不经为特征的“变格派”。
到了50年代，日本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出现了“社会派”推理小说。
作者一改过去单纯侦破案件的俗套，以从不同途径搞到手的官方机密材料，通过文艺形象把那些道貌岸然的政客和资本家的犯罪行径公布于众，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时代特点的题材，揭露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侧面，尽可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故事情节，具有现实主义倾向。
作品描写的犯罪根源，也从过去那种出于个人恩怨或谋财害命，发展为官僚政客和垄断资本为了政治上的阴谋诡计而杀人灭口，为推理小说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提高了推理小说的思想性。
“社会派”代表作家松本清张在《日本的黑雾》中，通过对美国军事占领日本期间黑暗内幕的曲折剖析，客观上展示了部分黑暗现实，触及到战后初期许多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进入6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上升，成为所谓“经济大国”。
但在“空前繁荣”的后面，充满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这一时代特点也反映在推理小说的创作上。
以森村诚一为代表的“新社会派”，除继承和发展了“社会派”的传统外，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就是，反映日本社会在经济高速度发展情况下的黑暗侧面，刻画人们的物欲横流和精神空虚，揭示了资本主义并非天堂。
推理小说所以受到读者喜爱，原因是多方面的。
引人入胜的戏剧情节固然是很大的原因，但同大量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荧光屏也不无关系。
作品中的桃色新闻和色情描写，也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而一定的现实主义倾向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文坛一向轻视大众小说，对推理小说褒贬不一，但是，随着“社会派”的出现，推理小说已成为日本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之一。

墨西哥城的传说
刘习良
墨西哥城是美丽的。
关于墨西哥城的起源，有一个更加美丽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原来居住在墨西哥北部地区的阿兹台克人，根据他们信奉的主神乌伊戚洛波奇特利的指示，去寻找这样一个地方：
那儿，一只老鹰停在一棵巨大的仙人掌上，老鹰爪里抓着一条蛇；
找到这个地方，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国家，并会在那里得到大量的金、银、铜和许多珍贵的宝石。
于是，阿兹台克人在宗教领袖铁诺支带领下开始远征。
在前进的路上，一只蜂鸟为他们引路。
他们走呀走呀，终于在特斯科科湖的一个岛上看到了神所预言的情景。
于是，他们就在这个岛上定居。
经过阿兹台克人胼手砥足地艰苦创业，连接了岛屿，排除了部分湖水，终于在1325年建立起墨西哥城的前身——铁诺支提特兰城。
正是根据这个传说，人们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宪法广场”东南面，建立了一组青铜雕像——“铁诺支提特兰创业者”。
它座落于一个南高北低的倾斜平台上。
平台长十二、三米，宽五、六米，上面砌着深蓝和浅蓝色的方形小石块，那清澈明净的泉水，在平台面上哗哗地不停流淌，象征着这是一个湖泊。
平台北端有几块石头，上有一棵硕大的仙人掌，它的顶端落着一只张开双翼的雄鹰。
雄鹰昂首挺胸，嘴里叼着一条蛇，一只爪用力抓住蛇尾，象是要把蛇撕成两截。
平台南端有五个印第安人的雕像。
前面的一个披着斗篷，面孔略微上仰，两臂分开，掌心朝天，显露出一副虔诚的样子。
这大概就是铁诺支了。
后面两个健壮的男人，头上插着羽毛，一个人手持巨弓，另一人拄着木棒，面部显现出看到奇迹时的惊讶神态。
旁边还有一名印第安妇女蹲在地上，怀里搂着一个小孩。
整座雕像布局协调，含义鲜明。
五个人物的神情、姿势各不相同，但都栩栩如生。
在美丽的墨西哥城，这类雕像几乎随处可见。
它们形象地给人以历史知识，也饶有兴味地吸引着前来墨西哥旅游的外国客人。

尼泊尔的庙猴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一种栖居在寺庙里的猴子，人们称之为庙猴或圣猴。
这些猴子成天围着寺庙里精美的石雕、尖塔、佛像和祈祷台嬉戏。
大晴天，猴群在铺石路上觅食、晒太阳、玩耍，给气氛肃穆的庙堂增添了几分生气，同时也招徕了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加德满都位于大峡谷中，四周群山环抱。
大峡谷的东西两侧，有两座古庙，相距约七公里。
在这两座庙里，各生活着三百多只猴子。
这些猴子的来历，据说可追溯到两千年前。
当时古庙周围的山麓树木葱茏，猴子不少。
不知从何时起它们被教徒们奉献给菩萨的供果吸引下山来，开始在寺庙里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寺庙周围的荒山野岭被人开垦、筑路，建起了房屋。
这些猴子也就被隔绝在庙里。
在尼泊尔，猴子被视为圣物，受法律保护，不准任意捕杀。
这样年复一年，猴子在寺庙里繁衍后代，时至今日，两座庙里的猴子已达六百多只。
每年还以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的比例不断增加。
这六百多只庙猴以三十至一百只而群居。
这些猴群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
每个猴群还有一雄性猴王领着寻食和指挥“作战”。
猴子好斗，两群相遇就难免有一场追逐厮杀。
现在，这些猴群主要依靠人们给菩萨的供食为生。
因为它们从来不受人们侵犯，所以，庙猴对人没有恐惧。
相反，每当发现行人手里有食物，一群群庙猴便会在猴王带领下向人们靠拢，也有前来与人争食的。
有些游人也喜欢与它们逗乐。
·王孟包·（附图片）
尼泊尔的庙猴与游客在一起

碧水灯花
——泰国水灯节漫记
胡本英
夜幕降临，男女老少，身穿漂亮衣衫，手持五彩缤纷的水灯和绚丽的花束，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大江小河两岸，漂放和观看水灯。
整个曼谷的大小河面，都漂浮着色彩绚丽的水灯灯光，洋溢着人们的欢声笑语。
这就是每年泰历12月15日（公历11月间）泰国传统的水灯节的动人情景。
关于水灯节的来源，传说颇多，大都弥漫着神秘色彩和反映了泰国人民的美好心愿。
据说，在河流小溪密布的泰国，人们为了感谢河神给他们造福，庆祝丰收，往往在农闲时节，选择一个天晴气朗、月白风清之夜，用香蕉叶制成圆形花灯，置于香蕉杆上，环饰鲜花，在中间点燃蜡烛，放置水面，任其漂流以敬奉河神。
这种风习，相沿下来，便形成了水灯节。
近年，泰国的水灯节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它不仅是喜庆丰收、感谢河神的节日，还是男女青年追求爱情和祈求神佑的欢乐日子。
水灯的制作也更加精美多样，除用鲜花外，还用彩纸和各色泡沫塑料制成。
去年我在曼谷曾愉快地同泰国朋友一起欢度难忘的水灯节。
这天晚上，我们驱车来到市郊新建的“幸福乐园”时，那里已是车水马龙、万头攒动了。
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喜笑颜开，伴随着悦耳的乐曲，穿梭于装饰着五颜六色彩灯的树丛和甬道之间，观赏各种游艺节目。
特别是男女青年，更是欢声笑语，并肩相依。
我们来到小河边，立刻被那里动人的景象所吸引。
河畔，商贩们设置的一排排长桌上，摆满色彩鲜艳、多种多样的水灯，供人选购。
我们看见一对青年情侣，买了一盏漂亮的水灯，携手来到河边，点燃水灯的蜡烛，虔诚地举灯过顶，然后轻轻把它放到水面上。
接着，他俩面对水灯，并肩下跪，双手合十，口中念着祷词，目送水灯缓缓漂去。
此刻，那长长的河边上，象这对青年情侣那样放灯祝福的人，真是一眼望不到头。
这情景，使人们在充满欢乐气氛的水灯节里增添了一番幸福的憧憬。
夜色愈浓，河面上的水灯愈来愈多，那盏盏水灯，连成一片，顺流漂浮，与粼粼波光相辉映，把水面点缀得犹如银河繁星落人间，在皎洁的月光和彩灯照耀下，构成一幅欢乐、迷人的夜景！
我们在“幸福乐园”与曼谷市民一起，度过这令人难忘的欢乐时刻。
踏上归途时，夜已很深了，“幸福乐园”仍然欢声鼎沸。
而水灯节的动人情景，已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

美丽的布加勒斯特
不管春夏秋冬，布加勒斯特总是那样美丽、迷人！
11月，多瑙河流域已是初冬时分。
在美丽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从古老庄严的凯旋门往前漫步，你会看到街道两旁高大的菩提树正悄悄地脱下金黄的秋装。
公园里，人们坐在长椅上，凝视着粼粼湖水晒太阳。
可是，市中心的马皆鲁大街依然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
50年代的布加勒斯特，对人们最有魅力的，莫过于共和国广场附近的林荫道和火花大厦前以玫瑰花装饰的大街。
但从那时以来，布加勒斯特在不断地建设，不断地变化，高大的新建筑群不断拔地而起。
昔日郊区肮脏的“科连蒂纳”，现在已变成高楼林立的新市区；
过去街道狭窄的“班特里蒙”，已变成宏丽的现代化住宅区。
布加勒斯特，她扩展着，远比过去更加美丽，更加壮观了！
今天，布加勒斯特北郊正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她已成为又一个新的工地。
人们老远就能看到那里吊车林立，运送建筑材料的载重汽车奔忙着。
这热气腾腾的景象，预示着不远的将来，罗马尼亚首都将更加美丽，更加迷人！
·李宁来·（附图片）
在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街道，自动电梯正源源不断地把欢乐的人群送过路下的人行横道。

象恩格斯那样学习和工作
周锡荣
列宁曾经说过：
“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160周年和向四化进军的今天，恩格斯勤奋学习、忘我工作、求实而谦逊的崇高形象，对于我们更是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
恩格斯的知识十分渊博。
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曾经说过：
“恩格斯的多方面的才能也是令人惊异的……。
他精通自然科学、化学、植物学、物理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战术。”
恩格斯还能用十多种外国语谈话和书写，其中有的语种是他在七十多岁高龄时学会的。
恩格斯所以能具备这么多的学问，是和他善于抓住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一生谦虚好学分不开的。
例如，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乘帆船从热那亚赴英国，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每天写日记，记录太阳的位置、风向和海潮的变化，学习掌握航海知识。
1852年，恩格斯从科伦一个服役多年的军官那里得到了一大批军事图书，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
由于他在军队服役的实践和如此顽强地钻研军事科学，恩格斯终于成为卓越的军事家。
他直到晚年还在学习、研究产科学和挪威文，在知识的海洋中贪婪地觅取营养。
恩格斯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肃认真。
他反对那种认为学习“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的懒汉思想。
他尤其反对说空话、大话。
他说：
“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
他还特别嘲笑有些人惯用“套语”来掩盖自己贫乏的头脑。
实地考察调查研究
恩格斯极其重视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
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结晶。
他在写这本书时，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了解工人们的实际状况和疾苦。
他还阅读了有关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
恩格斯本人曾经描述过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情形：
“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
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
恩格斯即使在被迫流亡的处境下，仍然利用一切机会调查研究。
为了了解情况，1848年恩格斯被迫离开巴黎时，决定步行穿越法国中部。
在长达500公里的步行中，恩格斯和数以百计的农民谈话，了解了法国农民的生活，掌握了法国农村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我不要求任何奖赏”
恩格斯始终保持着谦逊的美德，他总是把自己排在马克思的后面，极其真挚地称自己是“拉第2小提琴”的，而且说：
“我高兴我有象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1小提琴手”。
他晚年更是德高望重。
1890年，他70岁生日时，无数同志和朋友前来祝贺，信件和贺电如雪片飞来。
在荣誉面前，他说：
“我远没有祝寿的情绪，而且这完全是不必要的热闹，我无论如何不能忍受”。
又说：
“我主要是靠了马克思才获得荣誉！”
1891年11月，当恩格斯得悉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将在他生日晚上为他举行音乐庆祝会时，他立即写信说：
“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
1893年，第二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在瑞士苏黎世举行。
代表们热情地欢迎73岁高龄的恩格斯亲莅大会。
大会闭幕后，他顺便访问了维也纳和柏林，受到了两个城市人民群众的欢迎。
恩格斯在维也纳的一次大会上说：
“如果说我在参加运动的50年中的确为运动做了一些事情，那末，我并不因此要求任何奖赏。
我的最好的奖赏就是你们！”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恩格斯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担任了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指导。
他每天要阅读大量的来自各国的信件、报刊，不断接待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问题。
他特别注意培养青年人，帮助他们提高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如美国的艾威林、法国的拉法格、俄国的查苏利奇等，都受过恩格斯的教育和培养。
为了帮助年青的“新手”，恩格斯经常把自己的工作推后。
他晚年曾经说过：
“我应该训练好在我死后继续共产主义宣传的人”。
恩格斯的晚年真正做到了：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他晚年的工作量是很大的，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资本论》的整理和出版。
虽然他晚年眼疾严重、视力减退，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辨认和推敲马克思潦草的字迹和许多缩写，将原稿整理誊清，终于在1885年、1894年先后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前后费时达11年之久。
恩格斯除了不遗余力地整理、出版《资本论》外，自己还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著作。
时间对他来说总是感到不够用，他74岁那年曾对人说，他恨不得把自己分成一个40岁的恩格斯和一个34岁的恩格斯，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他的密友、一位普通的裁缝工人列斯纳曾回忆恩格斯说：
“他热心支持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而自己则经常一天工作16小时，直到深夜！”
（附图片）
青年恩格斯在法国农村作社会调查。
高莽绘

冤有头债有主
王涵
“林、江之乱”为害十余年，如今，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终于一个个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坐在特别法庭被告席上的十名主犯，他们的手上，沾满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的鲜血。
他们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如今受到严正的审判，完全是罪有应得！
《红楼梦》中有一支曲子唱道：
“威赫赫，爵禄高登；
昏惨惨，黄泉路近。”
以此移赠坐在特别法庭的这些被告，不也是十分得当的吗？
面对着这几条毒蛇，人们不会忘记：
在已经逝去的那十年岁月里，他们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多大的灾难，犯下了多少罪孽：
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功臣、宿将惨遭诬陷、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有多少革命干部、劳动模范、科学家、教授、文艺家、仁人志士被加给莫须有的罪名，赶进形形色色的“牛棚”，投入大牢，以至残杀；
又有多少干部、工人、农民及其他革命分子无端身陷囹圄，一人遭殃，还株连一片，造成多少孤儿寡母，冤鬼枉魂……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硬是被糟蹋得机器生锈，田野荒芜，满目破败。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一个要改朝换代当“儿皇”，一个要扫清障碍做“女皇”，为建家天下，不惜万骨枯白！
冤有头，债有主。
林、江一伙是历史的罪人、人民的罪人，不折不扣的窃国大盗，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他们欠下的血债，一件件、一桩桩，理应公诸于世，依法论处，以告天下，以谢国人。
不过，也还要记住鲁迅先生说过的两句话：
“覆车之鬼，至死不悟。”
人们当然不会相信这伙恶鬼在正义和真理的谴责之下，会轻易地低下头来。
在法庭上，这帮老奸巨猾，惯于耍反革命手腕的家伙也许会有一番拙劣和可笑的表演，或装糊涂，或狡辩，或耍无赖。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法律是庄严的，有全中国人民为证，任何无视事实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

吉庆有余
吴尔泰
公社书记黄铁保骑车上路了。
看着满天星斗，他巴不得月亮慢点子出来。
今天是中秋节，老婆儿女都望自己回去团聚呀。
也该回去一趟了！
月亮一弯眉眼，悄悄从远山上露出来。
望着渐显渐圆的月亮，蓦然一件事使老黄的心陡地往下一沉：
这个中秋，家里没有鱼过节！
这一带地方有个习惯，逢年过节，一定要盘鱼上席，不图口福，为的是讨个口彩：
吉庆有余。
原来公社机关有口鱼塘，逢年过节，几网下去，一个干部十斤八斤，鲭鲢鲤鮸样样都有。
可是今年端午过后，由他——新上任的公社党委书记黄铁保亲自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这口以前从龚坊大队平调来的五亩塘，连同水里的鱼全部退还给龚坊大队。
今日上午，龚坊大队来起鱼，大队书记想留百把斤给公社干部过节，铁保一听，就对他作了个长揖：
“同志哥吔，不劳你费神，一片鳞都莫留，让我们干干净净干社会主义！”
话音刚落，社员的巴掌拍得雷声样响！
想起这些，他心里又有一点懊恼，条把鱼，照价还钱不就行了。
现在，两手空空，老婆弄不好要埋怨半日。
他叹了口气，一勾头，又猛地蹬起车来。
这一排都是土库屋，窗子不算高，从那些高低不齐的窗口里，透出一股股煎鱼、烧鱼的浓香，一阵阵大男细女的笑语，沿着灯光从窗口泻出来……忽然，他停下脚，向一孔矮矮的窗户靠过去，伸长了颈，倾听着。
因为他听到有人说了“黄铁保”三个字。
社员的口就是干部的功过簿，该听一听。
“听说铁保书记连一条鱼都不肯留，是真是假？”
“这还有假！”
一个年轻的响亮的声音在回答：
“我在他身边听见的。”
“嗨嗨！
你们就该丢下一些嘛，干部就不过节？
就不该‘吉庆有余’？
当家人有了这份心，年年吉庆有余就不难罗！”
他飞身上车，一阵风似地驶上了铺满银光的大路。
一路上，他低低地对自己说：
“告诉她，把这些话都告诉她，她一定会象我一样高兴的。”
风雨亭飞过去了，流浇渠飞过去了，那栋熟悉的小瓦屋的影子，扑入了眼帘。
他没向前门去，扶着车子踅近门，听听老婆有什么怨言，好解释解释，教育教育。
他从矮矮的窗口望进去，哎吔，老婆正揭开锅往里倒大蒜、生姜、红辣椒丝，一股扑鼻的鱼香兜头兜面涌过来。
“不好，莫非龚坊送了鱼来？”
他一急，隔着门就叫起来：
“水凤，哪来的鱼？
啊，哪个送来的鱼？”
“天，你回来了”老婆快活得声音有些发颤，在窗口打个照面就转身开门来了。
“哪来的鱼？”
他没进门，隔着车子又生气地问。
老婆嗔怪地瞪了他一眼：
“偷的！
抢的！”
随后噗嗤一声笑了：
“大队落实政策，鱼塘还给了生产队，今日分的！”
啊，真的？！
铁保心里象浇进了一瓶刚启缸的甜酒酿子，又甜，又醉。
他仰面望着银盘似的月亮笑着：
“好哇！
真是吉庆有余！
吉庆有余！”

审判，审判他们！
姜平章小草已经结合着身边的血迹讨论过了，房屋已经结合着大堆破碎的瓦砾讨论过了，大街已经结合着那些纷乱的脚印讨论过了。
审判，要审判他们！
那个妖精，她扭动着腰肢祭起了多少股飞沙走石的妖风！
那条毒蛇，他黑洞洞的多孔的心里喷出过多少条毒汁！
那条蛆虫，在丑恶里钻来钻去，身上带着多少亿病菌！
那只恶鹫，他带钩的长爪，扼杀过多少生灵！
审判，要审判他们！
大地、天空、森林代表那些还活着的，死去的，残废的，憔悴的，提出了天空的、大地的、森林的公诉，那声音是深远而又沉重的。
审判他们，就是毁掉吞噬光明的地狱，粉碎带血的权谋，清洗暗绿的毒汁，揭露脓状的无耻！
审判他们，就是捍卫党、人民和光明！
对真善美，他们七窍都发射仇恨。
他们毁灭道德、良心，毁灭孩童的真纯、少女的爱情、民族的自尊。
你们来说吧——那大片大片荒芜的青春！
你们来说吧——那民族的纵横交错的皱纹！
你们来说吧——那些被践踏的书籍，散乱过的校园，未愈合的伤口，还未干的泪痕！
他们大规模地进行他们的生产方式：
用捏造去陷害，用诬告去投机，用姿色去贿赂，用灵魂去换取。
他们大规模地倾销他们的产品：
迷信、武斗和灾难。
要他们交代：
他们把共和国的十年生命埋到哪里去了？
要他们交代：
他们怎样把元帅的鹤发童颜一夜之间烧成黑灰？
要他们说！
要他们说！
审判，审判他们！
这是何等庄严的宣布，这是真理获得的多么庄严的时刻！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旁证的案卷，每个人的胸廓都是一座审判的大厅。
一千座高山这样回响着，一万条河流这样呼喊着：
审判，审判他们！

干部要选莫要封
湖南江永县文化馆李隆汉有人当官抖威风，指手划脚训群众；
有人当官耍特权，养尊处优成懒虫；
有人当官闹宗派，结伙营私脸不红……只顾自己往上爬，不管百姓痒和痛。
这类问题咋解决？
干部要选莫要封！

康生左手〔漫画〕英 韬

“猪仔”的血泪史
——介绍长篇历史小说《海囚》
章武
一艘挂着大不列颠帝国国旗的三桅大帆船——飞鲨号，为了“试一试”它“航行的准确性”，竟然扯满风帆，对准南中国海海面上的几具华人尸体，象一把犀利的斧头，直砍过来……
长篇小说《海囚》（洪永宏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刚一开头，就把读者深深地吸引住了。
这是一部反映厦门人民反对掠卖华工斗争生活的历史小说。
它以新颖的题材，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以及相当浓厚的地方特色而引人入胜。
小说艺术地再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初期的历史风貌：
身兼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三国驻厦门领事的查理士，指使中华民族的败类——盛记洋行买办、人口贩子潘汝非，在厦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唐两姓大械斗，然后趁乱掳掠两姓子弟和其他市民，在半月之内凑齐500名华工，用英船飞鲨号运往澳洲。
途中，这些被囚的“猪仔”，一旦弄清了两姓械斗的真相，便立即团结起来，在唐金龙、潘火狮等的带领下，经过惊心动魄的反复搏斗，终于夺取了飞鲨号。
然而，当这些侥幸生存的华工返回厦门时，却被一向媚外成性的清政府下令斩杀。
本书作者出身航海世家，自幼在厦门长大。
这部小说虽然是他的第1部作品，但由于他熟悉闽南的风土人情，有过海上生活的切身体验，并得到厦门市史学工作者的帮助，对有关史料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能较为准确、精细、生动地再现清朝咸丰年间的历史画面。
作者在人物描写上，运用了我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白描手法，用简练的笔墨，塑造了一系列人物群像，包括海员、造船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私塾先生、闯棍（流氓）、妓女等。
对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刻画也颇见功力。
本书在语言上还大胆吸收了闽南方言的丰富营养，并加以规范化，从而，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地方特色，在福建、台湾、港澳及在东南亚的华侨读者中，它将引起浓厚的阅读兴趣。

诗的起诉
韩作荣
一一坡离离的荒塚，散落在冷漠的郊野，这是炙热的火山熔岩，焚过的点点遗灰。
历史，在这里凝固了，一丘墓庐，一颗铅字，记下了悲伤和痛楚。
二暗夜，子弹射穿了天幕，留下了密密的星星的弹孔，一颗颗炮弹在山坡炸开，血滴，浸透了流云。
“文攻武卫”的旗帜下，躺在血泊中的民族呵，为什么自己的左手握刀，却要砍断右手？
血，殷红殷红的血呵，一滴、一滴，染红了中国……
三这里埋葬的并非烈士，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没有花圈，没有挽联，只有无知觉的木碑。
不！
这里埋不去母亲的痛苦，妻子泪雨滴湿的梦境；
那个遗腹子长大了，问起父亲的死因，我们该怎样回答？！
难忘呵，我们的民族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曾被几个人捏来捏去，扔进滚烫的油锅……
四不要说：
一代人被埋葬了，墓园，只有秋虫的悲鸣；
活着的，灵魂也死去了，只留下伤痛和迷茫……请看“04月05日”吧，一代人的成熟、觉醒，青松，一夜间开满了白花，广场，响起了惊天的霹雳！
“帮天下”的丧钟敲响了，纪念碑，化作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一柄长剑，万簇鲜花，遥指着明天……
五已经等得太久了，太久了，今日，在法庭上，我要用诗来起诉——这里有千百万飘泊的冤魂，这里有母亲破碎的心房，这里有孤儿寡母斑斑的血泪，这里有丈夫无声的啜泣……法律呀，快履行你那神圣、公正的条款！
祖国，在你的土地上，我愿法制与阳光永远照耀绿水、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