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周顺重当乡邮员做出新成绩
由先进工作者提拔起来的陕西省白河县邮电局副局长刘周顺，先后5次主动申请辞去领导职务，重新当上了乡邮员。
去年他又一次被评为全县先进工作者，在质量月活动中，被树为全国邮电系统质量标兵。
刘周顺是从1959年开始搞乡邮工作的，他一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多次被评为地、县工交系统先进工作者和标兵。
1976年，年已5旬的刘周顺被提拔为县邮电局副局长，虽然他的职务变了，但他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和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却没有变。
在机关，他经常参加班组劳动，和职工一起背挑、分发邮件；
下基层，他同乡邮员一起爬山投递邮件。
但由于他文化水平低，缺乏组织能力和领导经验，工作感到吃力，有劲使不到刀刃上。
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做领导工作，就应该去干适合自己特长的工作，把副局长的职务让给有能力的同志去担任，这样才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经过反复考虑，他向县委和有关部门先后提出了两次书面报告和3次口头申请，要求辞去领导职务。
1978年08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申请，分配他到城外的中厂支局当乡邮员。
通知下达后，机关安排休假他不要，派车送行他不让，自己背着铺盖步行来到支局报到。
刘周顺重新当了乡邮员以后，工作劲头不减当年。
他每天一早出班，带上干粮，背着一、二十斤重的邮包，翻4架大山，过22条河沟，跑五、六十里山路，及时准确地把邮件送到70多个投送点上，一年四季，风雪无阻，从不脱班跳点。
两年来，他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没缺过一次勤，没误过一次班，投递十五万多份邮件无差错，使五十多封疑难信件有着落。
他走千家门，送万户信，不仅为山区群众传信送报，带取包裹挂号，还为群众代购日用品和药物，做了大量的份外好事。
群众赞扬说：
“老刘是我们信得过，靠得住的贴心人。”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同各地的传统流通渠道逐渐恢复
上海形成几个面向全国的商品交易中心
新华社上海10月07日电
上海正在形成几个以华东地区为主、面向全国的商品交易中心。
这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一个新的变化。
上海一向是我国的经济中心。
建国以来，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经济活动逐步转为以行政管理为主，在生产和分配上统得过死、包得过多，造成流通渠道单一，流转环节重叠。
近一年多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上海同全国各地传统的流通渠道又逐渐恢复起来。
据上海市计委经济研究室的调查，目前上海有几个市场在不同程度起着全国贸易中心的作用：
——上海生产资料交易市场。
这是个综合性市场，主要经营计划外物资和多余超储备物资，也有工业原料和热销产品，品种多达4万多个。
全国各地已有229个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同领导这个市场的上海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
这个市场还和华东七十多家生产资料公司一起组成了服务网，并以上海为中心建立情报网，沟通华东地区生产资料商情。
这个交易市场还接受全国一万四千七百多个工农业生产单位和科研部门直接委托的代购、代加工业务，直接委托代销的生产单位也有成百上千个。
今年在这个市场举办的春季物资交流会上，价值23亿元的资源中，外省市就占14．6亿元。
——“批、零、代”三位一体的化工商品交易市场。
这个批发、零售、代购代销的交易市场和市内市外发生广泛的联系。
仅同全国大多数重点化工企业和中小企业建立购销、协作关系的就有二千多个。
——上海市农副产品贸易货栈。
这里主要经营农副土特产品、废旧物资和社队企业产品的代购代销，也做门市收购和自营业务。
通过这个渠道，供应上海的商品有花生米、黄豆、柑桔、桐油、松香，还有多种干鲜果品、水产、小杂粮等。
上海货栈目前已同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七百多个农贸货栈建立了业务关系，并且同二百多个社队企业签订了302份合同，为社队企业推销7大类二百多种工业品。
——上海市综合贸易信托服务公司。
这个公司以经营日用工业品为主，也代购代销一部分农产品。
它们通过广告宣传、函电联系、上门服务、门市接待、举办展销会、参加物资交流会等途径，与市内外1，090个单位发生购销业务关系。
这个生活资料的信托贸易渠道，对沟通城乡和地区间的商品交流，调剂余缺，活跃市场起了积极作用。
——上海市小商品批发市场。
这个建立于1964年的批发市场，近两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目前经营的小商品已有240个品种、二千多个花色规格。
同它挂钩的单位有1，500个。
其中销往外省市的商品占80％。
在这个市场上产销直接见面，看样成交，有效地改变了那种“小商品大流转”的现象。

浙江黄岩县卷桥公社坚持科学种棉，今年种植的四千多亩棉花获得丰收。
图为大浦大队第11生产队社员正翻晒新棉。
新华社记者　沈楚白摄

应南共联盟邀请前往进行友好访问
彭冲同志率党代表团离京
方毅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冲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邀请，6日午夜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团员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天津市委第1书记陈伟达，中联部副部长刘新权，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王纯和中联部副局长谷力虹。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方毅，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中联部副部长区棠亮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叶林等。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斯托依奇和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我航海模型选手破一项世界最新纪录
据新华社广州10月07日电
浙江省航海模型运动员葛萌，今天在全国航海模型竞赛的A三级航模（汽缸工作容积10毫升）第3轮竞赛中，以10秒97（164．084公里／小时，噪声指标77．5分贝）的优异成绩打破了他本人在10月05日创造的12秒03的世界最新纪录。
大会名誉总裁判、世界航海模型运动协会主席莫里斯·费兰克在复检场地设施和运动员器材后，同葛萌热烈握手，祝贺他的成功。

政协常委会举行第13次全体会议
决定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组成筹委会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198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在政协礼堂举行第13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决定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有关问题。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乌兰夫主持会议，并就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有关问题作了说明。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在讲话中阐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赞扬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
会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决定和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1980年10月0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决定。
全文如下：
198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它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顺应历史潮流，根据人群的需要，领导了这次伟大的民主革命。
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宣传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学习和发扬辛亥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对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统一大业，同心同德，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本会决定：
成立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
筹备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组成。

群众称赞改革迎宾礼仪
国务院撤销新建迎宾场所的计划
编者按　我国政府实行礼宾改革、简化接待外宾礼仪，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不少读者来信发表感想。
现在选登一封，信中建议停止在钓鱼台修建新的迎宾场所。
据了解，国务院领导已撤销另建迎宾场所的计划。
这说明中央领导和人民群众想到一块儿了。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我国领导人欢迎外国国宾的仪式改在人大会堂前举行，给人面目一新之感。
作为一个目击者，感想很多：
一、选择的地点好。
人大会堂是我国政治中心的象征，她本身庄严、雄伟，在此举行仪式，气魄大，比过去在机场更隆重。
二、不脱离群众。
就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动集结观看仪式，可使外宾感到亲切、自然。
三、节约了领导同志的时间和大批车辆往返机场的开支。
四、广场的布置和整个仪式庄严、朴素、隆重、亲切，非常得体；
仪式用的时间也不多。
这是一个很好的礼宾改革，希望能坚持下去。
但是，听说目前的方式只是临时的，准备将来改在钓鱼台举行迎宾仪式，而且正在设计新的迎宾场所，可能还要花费几百万元。
我国经济不富裕，该不该花这笔钱很值得研究，特别是改在钓鱼台，或许还不能收到在大会堂前这样好的效果。
因此，要不要再搞新的迎宾设施很值得三思。
一个目击者

职工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企业的权力机关
大丰林业局民主选举局长
规定任期3年，如不称职，职工有权提请职代会随时撤销其职务
编者按　大丰林业局职工代表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局长，规定局长任期为三年，如不称职，职工有权提请职工代表大会随时撤销其职务。
这种作法对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办好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正在通过试点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的权力将越来越大。
把企业的自主权交给谁？
既不是交给厂长、经理、局长，也不是交给党委书记，而是交给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群众是企业的主人，由职工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大会应当成为企业的最高权力机关。
它有权讨论、审议、决定企业生产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有权监督干部的工作，也有权选举和罢免包括厂长、经理、局长等领导干部。
这样做，有利于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办好企业，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新华社哈尔滨10月07日电
黑龙江省伊春林区大丰林业局今年07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了一名局长，又由局长提名、经职工代表大会选出5名副局长，组成新的局领导班子。
最近，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已经上级正式批准。
大丰林业局新组成的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为45．7岁，都是有实践经验的内行里手。
他们上任后，朝气蓬勃，雷厉风行，使工作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
他们积极进行体制改革，推行林工农商综合经营，并改变了财务大包干的不合理制度，实行企业独立核算。
这个林业局的全局上下，都把这次选举局长当作一件大事。
为了使选举能真正反映广大职工的意志，首先由全局职工评议局级干部，在这基础上酝酿候选人。
提候选人名单时，领导上不定调子，不划框框。
全局七千多名职工，有五千三百五十多人参加了局长候选人的提名，被提名的共有15人。
接着，召开全局职工代表大会，会上338名代表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
结果，原局长毛景春因懂生产，会管理，年富力强，以335票当选为局长。
为了把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破除干部制度上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局职工代表大会还规定：
今后局长任期为3年；
如不称职，职工有权提请职工代表大会随时撤销他们的职务。
大丰林业局的44个基层单位中，有11个主要生产单位从去年开始已实行了民主选举班组长、车间主任和厂长的制度。

赵紫阳会见比斯塔
据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会见尼泊尔前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
赵紫阳赞扬比斯塔为中尼友好作出了很好的贡献。
他代表叶剑英委员长，华国锋主席，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向比斯塔先生和夫人表示热烈欢迎，并且请比斯塔先生转达他们和他本人对比兰德拉国王的诚挚问候。
赵紫阳说，中尼这两个友好邻邦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
他希望中尼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发展。
比斯塔转达了比兰德拉国王对中国领导人的热情问候。
他对两国关系一直在稳定地向前发展表示高兴，并祝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获得成功。

赵紫阳会见马来西亚议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会见了马来西亚上议院议长敦·奥马尔·翁毓麟和夫人以及马来西亚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赵紫阳对中马两国建交6年来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他介绍了最近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确定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
赵紫阳表示相信，翁毓麟议长和代表团的访问，必将使两国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翁毓麟向赵紫阳转达了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他还转达了马来西亚议会和总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问候，并祝贺赵紫阳当选为中国总理。
他说，马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重要的贡献。
赵紫阳请翁毓麟转达他对侯赛因·奥恩总理的亲切问候。
他说，中马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观点一致。
他希望两国今后在国际事务中经常交换意见，协调彼此的立场。

针对教师队伍不稳定、学生流动性大、入学率下降
云南省采取四条措施巩固农村教育
据新华社昆明10月07日电
云南省人民政府最近转发省教育厅的一个报告，要求全省各地重视解决当前农村教育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随着农村形势的发展和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当前云南省农村教育工作也出现了教师队伍不稳定、学生流动性大、入学率有所下降等新情况和新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学校停办等现象。
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有几十所小学因民办教师和学生回家劳动而停办。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也有几十所小学因师生回家劳动而关门。
针对这些情况，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了省教育厅提出的四条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加以解决。
（一）稳定民办教师队伍，落实他们的报酬和口粮。
各地在建立和健全生产岗位责任制的过程中，要保证民办教师的报酬和口粮不低于原来的水平。
为使民办教师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工作，一般不要给他们包产任务。
国家拨给民办教师的补助费，仍应按原来的办法实行，任何单位不得克扣和挪用。
任用和辞退民办教师，要严格遵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二）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以适应生产需要。
现在农村政策放宽，一些家长要求适龄儿童回家放牲畜、喂家禽、带弟妹等，在办学形式上就不能继续搞一刀切，搞单一的全日制，必须根据经济、民族、人口、地形、气候等不同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办学。
（三）认真办好重点小学和公社中心完小。
要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好一批农村全日制小学。
每个县要办好三至四所重点小学，作为示范。
公社要办好中心完小。
有条件的地区一个大队或几个大队联合办好一所全日制小学。
（四）加强对农村教育的领导，改进工作作风。
各地、县，特别是县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农村教育的领导，及时研究和解决农村教育中的重大问题。

为研究防治家猪寄生虫病提供新依据，开辟新课题
张顺祥发现两种家猪寄生虫新种
据新华社武汉10月06日电
新华社记者詹仲德报道：
湖北省阳新县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张顺祥，新近发现家猪小肠罗棘口吸虫和胃内狼旋尾线虫。
张顺祥今年48岁，1956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家畜寄生虫病的研究，1963年曾发现寄生于羊大肠内的结节虫新种，受到有关科研部门和专家的重视，确认这种寄生虫在世界上是首次发现，同时，根据张顺祥观测特征和写出的论文，将这种虫命名为“寄生于羊大肠内的湖北食道口线虫”。
张顺祥发现并研究家猪小肠罗棘口吸虫和胃内狼旋尾线虫是从1978年开始的。
有一次，他在显微镜下观测家猪寄生虫，发现有两种虫子同其它寄生虫不一样，有一种虫子虫体弯曲，头部十分明显，腹吸盘发达；
另一种虫体粗壮，虫体表面有数不清的细纹。
这是两种什么虫子呢？
张顺祥一时难以认定。
事后，他翻阅了有关资料，才辨认出前一种虫子为罗棘口吸虫，一般寄生于獴鼠和水獭体内；
后一种虫子为狼旋尾线虫，一般寄生于犬、狐、狼等毛皮兽和肉食兽体内；
但在中外文献上他没有发现家猪体内寄生这两种虫子的记载。
从此以后，张顺祥便开始对这两种家猪寄生虫进行研究，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他跑遍十多个县，搜集到一万多条家猪寄生虫，回到所里，逐条进行分类对比，共发现罗棘口吸虫和胃内狼旋尾线虫六百多条。
于是，他又把这些虫子一条一条地在显微镜下进行分体观测，并通过简易显微镜描绘器，将这两种寄生虫的每一个器官绘制成图，再进行反复对比分析。
大量的分析依据表明，这两种寄生虫确是两种家猪寄生虫新种。
经湖北省畜牧科研所和北京农业大学孔繁瑶等专家鉴定，张顺祥发现这两种家猪寄生虫新种，在我国不仅是首次发现，同时，也为防治家猪寄生虫病提供了新的依据，开辟了新的研究课题。

农村社队能生产配合饲料吗？
编辑同志：
我们农村养鸡、养猪，历来是有什么喂什么，有红苕就喂红苕，有包谷就喂包谷，这样养猪很不科学，饲料浪费很大。
现在有的地方为农民生产配合饲料，实践证明效果确实很好。
这些地方的农民普遍反映，吃了这种配合饲料的猪，平均每头每天增重量都比没有吃这种饲料的猪高1倍多。
看见这种情况，我们也想拿粮食换配合饲料喂猪，可就是换不着。
例如龙会公社粮站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所生产的配合饲料，由于原料不足，只供应附近的十多个生产队。
我们很想知道生产这种配合饲料需要些什么主要原料、生产方法复杂不复杂。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能够自己生产。
　四川威远龙会公社　周星明周星明同志：
农村社队能够自行生产初级配合饲料和混合饲料。
为了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不少地区的粮食和饲料部门在发展饲料工业的同时，积极帮助农村社队建立配（混）合饲料加工厂点。
以江苏省为例，到今年06月份，全省各级粮食部门帮助社队改建和新建的配（混）合饲料加工厂（点）有572个，共生产配（混）合饲料两万一千吨。
这些饲料厂（点）都是社队自筹资金，利用原有的粮食粉碎设备建起来的。
粮食部门主要是帮助设计和供应部分设备，提供配方，进行技术指导。
大量事实说明，因地制宜地发展社队配（混）合饲料加工，符合我国目前农村经济特点，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加工，就地使用，减少运输环节，降低饲料成本，增加集体收入，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好处。
生产配合饲料或混合饲料的原料，要根据当地资源就地取材。
江苏吴县越溪公社一大队加工混合饲料的主要原料是大麦、稻谷、玉米、渣糠、麸皮、菜籽饼、鱼粉、骨粉和食盐等，其中粮食占一半左右。
如皋县新民公社十五大队加工的初级配合饲料，在玉米、大麦、麸皮、棉籽饼、菜籽饼、蚕沙、猪血以外，再添加一定比例的盐、蛋壳、贝壳、土霉素渣和硫酸亚铁等。
其中粮食虽占30％左右，但能量和蛋白质成分都大大提高。
　《饲料研究》编辑部

帮助农民多得实惠
目前，农村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正在经过试验逐步发展。
许多联办企业办得好，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果。
在农村广泛兴办联合企业，关键是要调动社队、尤其是生产队的积极性。
生产队对经济联合积极性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联合企业能否合理分配经营成果，生产队能否从中得到实惠。
广东恩平县在兴办联合企业中重视企业收益的合理分配，农民从联办企业里很快得到好处，这样，已经参加联合的社队积极性更高，原来没有入股的自愿入股了，全县联合企业迅速增加到40个。
这个事实说明，搞经济联合，一定要坚持自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要努力搞好生产和经营，搞好收益分配，使参加联合的农民增加收入。
前些年，许多公社、大队从生产队抽资金，调劳力，兴办社队企业。
其中很多是办得好的。
但是，也有不少企业，名为联合，实际上是变相平调：
有的利润不向生产队返还；
有的吃生产队的粮，不向生产队交款；
有的光用工不拨款。
还有一部分企业，不能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只重视扩大再生产，忽视给生产队分配收益。
这样办“联合”企业，生产队出钱出力，却得不到多少好处，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势必挫伤生产队办企业的积极性。
还有些国营企业，在与社队联办企业中，要生产队出土地，出劳力，出原料。
生产获利之后，却不公平分配，农民得不到应有的收益，感到受了欺侮。
这种建立在不合理分配基础上的联办企业，当然是难以巩固的。
搞好联合企业的利润分配，这是关系每个企业、生产队和社员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是办好联合企业的前提。
四川会理县凤营公社三年中三次调整利润分成比例，给生产队增加收益，联营企业越办越好。
这是又一个生动的例证。
我们提倡在农村搞经济联合，是为了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恩平县和会理县凤营公社的领导同志懂得这个道理，自觉地发挥联合起来的优势，坚持互利原则，帮助农民多得实惠，进一步促进了联合企业的发展。
他们的这些做法，可供参考。

海上“牧场”
——记山东文登县的对虾养殖业
我国著名海藻学家曾呈奎教授1977年在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上说：
“人们总以为：
‘大海茫茫，资源无限’、‘有水就有鱼虾贝藻’。
却不知道：
水里捞金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海洋资源就一天比一天少，特别是在近海。
我们不能听天由命，靠天吃饭。
我们要改造大自然，大力发展养殖业，把我国领海建成稳产高产的‘海洋农、牧场’！”
曾呈奎教授的话说进了水产工作者的心坎。
若干年来，我国的水产养殖工作已经有了一些成绩。
现在，大伙儿在大海种田、放牧的劲头更足，海上农场、牧场年年在扩大，光是对虾的养殖面积已由1978年的2万亩扩大到15万亩。
山东文登县南、北两面靠海，海岸线有180里长，滩薄水浅，口小肚子大，筑一道小堤，就能围出一个大池，贝类、藻类很多。
沿海各社队经过多年试验，大力养殖对虾，取得很大成绩。
到今年春天，这里放养的虾苗1亿多尾，总产量预计可达全国的四分之一。
后岛大队走在前面
后岛大队西面有个五垒岛海湾，是文登县最大的河流母猪河的入海口。
每年清明节前后，对虾成群结队游来产卵孵化。
早在1956年，有位老渔民捧着几只小对虾对农业社的干部说：
“能捕到小苗，不愁养不出大虾！”
干部们一合计，带领社员修了一个30亩的虾池，捕了30万尾虾苗放进去。
没有想到：
08月里一场大雨，冲垮了池坝，虾苗跑光了。
第2年，池坝加固了，却忘掉了警世名言：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结果虾苗被？
鱼、鲈鱼吃光。
第3年清池除害，养虾成功，对虾在池里蹦高跳远，水花四溅。
社员舍不得马上出池，想等虾再养大一点。
谁知天气一冷，水温一低，对虾扎进池底取暖，在稀泥巴里死掉了。
好些人说：
“虾是龙王宫里出来的。
凡人养不了！”
再加上当时社会上刮“五风”，人心惶惶，谁也没心思养虾。
1968年，山东海洋学院180多名师生到后岛接受“再教育”。
大队支部书记曲衍行听说来了喝海水的教授，不避嫌疑，去向他们请教。
张明赞、陈大刚、王克行等老师不愿出头露面，就在背后出点子，帮大家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
这一年，30亩虾池收虾790斤。
社员们高兴了，一齐上阵，筑了一条大坝，建池500亩。
从此，后岛大队的对虾年年增产。
1979年，这里产虾55，020斤，平均亩产110斤。
目前他们正发动社员养蚯蚓，给对虾提供更多的饲料。
埠口虾场人工育苗
前些年，文登县的虾苗是从海里捕捉，靠天吃饭。
1979年，苗情不好，文登县出动100多条船，10多辆汽车，忙了一个半月，结果捕捉的虾苗很少，还大小不齐。
虾苗十分娇弱，几经折腾，死亡率高。
县水产局于士仁对大伙儿说：
“要大面积养虾，又要保护好海洋资源，虾苗还要达到早、齐、足、纯、壮，就要走人工育苗的道路。”
去年秋天，埠口养虾场开始建设室内、室外孵化池、育苗池、蓄水池，充气机房等等。
今年春天，放进去18，000只亲虾，让它产卵孵化。
经过两次失败，终于育出虾苗8，500万尾。
只一年功夫，就解决了全县所需的大部分虾苗。
国家水产总局要求各地在1985年做到虾苗全部自育，看来文登县可以提前完成。
他们争取在不久的将来，能把多余的虾苗投进海里自然生长。
人工养虾当年收获，养殖期只有120天左右。
如果不及时出池，对虾又会冻死。
县水产局局长时立堂想：
要提高对虾的产量、质量，就要想法延长养殖期。
前几年，这里利用温泉地热提早孵化淡水鱼苗成功。
能不能根据这个道理，搞对虾安全越冬，以便提前产卵孵化呢？
1978年冬，他让青年技术员孙世民在温泉搞试验，失败了。
去年12月，孙世民再接再厉，和其他同志一起，把69尾捕来的亲虾放养在用温泉地热调温的海水里，日夜观察，精心照料。
结果有40尾亲虾安全越冬，其中30尾在今年03月下旬产卵，4月上旬育苗40万尾，比自然虾苗提前近两个月。
到8月底，长到14厘米左右，比未越冬的对虾几乎要长一倍。
小观盐场一水两用
小观公社盐场原先也是靠天吃饭，潮水大时，有水晒盐，遇到小潮就要干滩。
1978年，建了一个2，000亩的蓄水库。
盐场职工利用这个蓄水库又晒盐又养虾。
原来春、秋两季是晒盐的忙季，夏季不晒盐，正好是养虾的时候。
这样，晒盐、养虾两不误，职工一年四季有活干。
同时，盐田天天要从蓄水库提水晒盐，蓄水库天天要从大海纳进新水。
库水活起来了，正适合对虾生长。
去年秋天，闸门一开，网起了9万多斤对虾，卖了18万多元。
职工们个个欢喜，说：
一池清水捞两次银子，还愁富得不快？
科学生产资源无穷
文登县的对虾养殖业，从规划、设计、测绘，到孵化、育苗、饲养，都滴进了科技人员的心血、汗水。
水产总局黄海研究所的金文灿，多年在这里，一边进行科研，一边指导生产。
1978年，他领着大家搞了4个试验池，各有2亩，每亩放苗5，000尾。
秋后，最高的池亩产1，102斤，最低的亩产822．5斤，4个池平均亩产976斤。
而全县去年平均亩产才52．3斤。
金文灿说：
“养殖是水产工作的必由之路。
全世界已有46个国家在养虾。
我国大面积养虾只有3年历史，今年总产量可以超过最先进的日本。
但是我们的亩产量太低。
这说明养虾潜力很大，前途很光明。
靠龙王献宝，所得有限，搞科学生产，资源无穷。”
本报通讯员　于拥勋
本报记者　刘衡

联办企业盈利后首先想到农民
凤营公社联办企业不断扩大生产队分成比例
凤营公社是四川省会理县一个山区公社，三年前是全县的穷社之一。
从1977年起，凤营公社在抓农业生产的同时，开辟了工牧副业门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联合兴办了马鞍山铁矿。
到1978年，这个公社各业总产值就突破200万元。
凤营公社有钱了，他们又想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呢？
头一年，虽然只开采了五个月，马鞍山铁矿产值就达到30万元。
到第2年春天，一笔笔产品价款结付凭证，陆续送到公社。
公社干部们心里开始琢磨：
解放以来，这个公社多亏国家扶持，大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兴办起几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至今限于投资，多数未能竣工。
他们感到，有钱了，公社一级的分成比例不妨大一点，很快把那些吊尾巴工程配套竣工，让全社人民早日受益。
于是，公社把铁矿石收入定了个“四、一、五”分成方案（即：
公社4成，大队1成，生产队5成），召集全社干部和社员代表来商量。
初办企业，社员就得到利益，分配立即兑现，人人喜笑颜开。
第2年，除农忙季节外，常有几百人上矿山。
这一年的矿石产值突破100万元。
在收入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又该怎样分成呢？
公社干部们想，全社的机械化还是空白。
现在该买点象样的农机具武装一下，并相应的办一些企业事业。
道理向大队、生产队一讲，再把收支帐一算：
既能满足购置农机具和兴办企事业的需要，又能使社员的收入有所增加。
于是，这年联合企业收入的分成比例，又调整为“三、一、六”。
各队实际分配结果，全社平均劳动日值达到8角4分，各生产队并一次还清了多年积欠的13万元贷款。
分配兑现那阵子，处处欢声笑语，供销社、信用社忙得不亦乐乎。
公社添置了汽车、拖拉机、推土机、抽水机、打米机等农业机械，工效成倍提高；
一座400千瓦的水电站动工兴建，输电线陆续架设到全社25个生产队。
70年代最后一年来到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和社员更关心、支持马鞍山铁矿了，矿部经过研究，实行了“五定三奖一惩”责任制，全矿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每吨矿石成本由3．3元下降为1．55元，经过一年奋战，总产值高达172万元，纯收入近120万元。
怎样分成的问题又摆到了公社干部们的面前。
从日常谈话中，人们常常听到公社干部们仍有许多雄心勃勃的设想。
然而，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头脑冷静了，社员日子虽然好过些了，但同许多富裕地区相比，还只能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
要真正搞好休养生息，就更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尽快让广大农民富起来，应该有更多的收入直接分配给社员。
大伙提出了“二、一、七”分成的新方案，立即被通过了。
这一年，全公社平均劳动日值上升到一元零八分，生产队从办联合企业得到的实惠更多了。
吴远勋

让太阳能为生产和科研服务
江苏省海安县积极开发和利用太阳能为生产、生活和科研服务，先后研制了太阳灶、太阳炉、热水器、育种器，以及太阳能浴室、温室、空调室等二百多台太阳能器件，其中有的科研成果经专家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受到上级奖励。
太阳能制冷空调设备可以使粮库内的粮食始终保持一定温度，防热、防霉烂、防虫蛀。
上图为海安县太阳能利用研究所科研人员在调节氨吸受系统的情景。
用太阳能育种。
种子（小麦、水稻、棉籽、玉米种等）经过聚焦脉冲阳光照射，具有提早成熟，当代增产及产生变异的特点。
　杨一秋摄

让联营企业各方都得利
恩平县合理处理利润分配比例，调动群众办企业的积极性
本报讯
广东省恩平县在联营企业的收益分配上，注意正确处理积累与分配的关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使社队迅速得到兴办联营企业的实惠，调动了社队群众办联营企业的积极性。
为了开发利用本地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近几年来，恩平县委组织县社队、社与社、社与队、厂与社等多种形式联合经营企业，兴办起一批总装机容量达14，000多千瓦的水电站和一些建材工业企业。
这些联营企业投产后，盈利不少，有的能正确处理企业所得利润，注意分配兑现；
有的只顾留积累，扩大生产；
还有的甚至把盈利挪作他用，使联营各方得不到好处。
县委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联营企业是经济上的联合，不是行政上的合并。
因此，合理处理盈利分配比例，关系到能否调动社队办联营企业积极性和群众的经济利益，必须认真搞好。
于是，这个县围绕联营企业的分配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作出了几条明确的规定：
一是明确联营企业是独立经济核算单位，其收益均属联办单位所有，受国家法律保护，未经联办单位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挪用；
二是根据按劳分配、等价互利的原则，各联营企业的收益分配办法，应按照参加联营的社队的实际投工、投物、投资的比例分成，多投多得，少投少得；
三是联营企业收入，除去职工工资福利、管理、维修、折旧留成费用之外，所得纯利润，用65％还国家贷款和其他借款，35％分红，如已全部还清国家贷款或其他借款的企业，除留一成用作扩大再生产外，其余九成按照各联营单位应占分红比例计算分配。
社队联营利润收入的分配，公社占10％，大队占20％，生产队占70％，把实惠分给群众。
去年全县联营企业总收入533万元，利润254万元，各企业都按规定，及时兑现分配，据统计，各联营企业已下拨给社队分红数177万多元，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例如全县公社联办的水泵厂，按规定一年拿出10多万元分给社队。
恩平县社队联营企业兑现了分配政策，进一步调动了社队兴办联营企业的积极性。
目前，全县已先后办起了小水电、建材工业、加工工业、种养业、补偿贸易等联营企业40个，由15个公社联办的第2水泥厂和铺地砖厂，最近又投入生产。

青海推广切洛经验放牧结合建设草场
据新华社西宁10月06日电
在最近召开的青海省草原建设会议上，介绍了藏族优秀放牧员切洛合理利用和建设草场，畜牧业连年高产的经验，并决定在全省牧区推广。
切洛是青海省同德县谷茫公社托士大队的放牧员，他为集体包放的一群母羊，常年膘肥体壮，从1968年以来，连续13年创造了百母超百仔的高产纪录。
切洛十分注意管好用好天然草场，他在山岩上修牧道，在激流上搭便桥，开发利用了过去未能利用的大片高山草场。
他根据草场的类型和气候条件，合理安排，分片轮牧，选留足够的产羔草场，严加保护，不到产羔时间决不使用。
切洛还尽自己的所能，因地制宜地改良天然草场、人工种植饲草。
多年来，他发动全家人采集野生草籽两千三百五十多斤，每年在植被稀疏的草场上进行撒播补种。
仅最近5年中，就补种改良草场八十多亩。
切洛一家人每年坚持打贮山间林地的青草，还在冬春草场的圈窝附近种植燕麦草三至五亩，1976年到1979年4年中，共青贮饲草142，000斤，大大增强了抗灾能力。
切洛的出色成绩，受到了党和群众的称赞，他先后被选为五届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在全省牧区推广切洛的经验，对于解决畜草矛盾，促进畜牧业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好处：
一、全省5亿亩天然草场就能得到认真保护、合理利用。
二、就地使用肥料，就地收割、贮存饲草和进行补饲，提高抗灾能力。
三、简便易行，花钱少，收效大，各类地区、牧民户都能推广。

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
马文瑞　刘澜波　王炳南　孔从洲　常黎夫
桥陵间气挺人豪，秋水襟怀松柏操。
子美家风天此醉，文山遭遇节尤高。
誓将热血培民主，唤醒睡狮吼怒涛。
告慰先生应瞑目，千章红叶满晴皋。
1947年10月07日，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杜斌丞先生，在蒋胡匪帮的屠刀之下壮烈牺牲了。
曾经与杜先生密切交往、共同战斗过的林伯渠同志于1948年10月写了上面这首悼诗。
在为实现中国民主革命长期共同的斗争中，杜斌丞先生与我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那秋水般纯净的革命品德和松柏般不屈的献身精神，时时引起我们的深切怀念。
“革命的教育家”
杜斌丞，陕西米脂县人，生于1888年。
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
在京学习时期，他痛感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怀着爱国主义的热忱，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主张深表赞同。
1917年秋，杜斌丞回到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陕北家乡，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次年担任校长。
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23县仅有的一所中等学校，由于创建伊始，沿袭旧制，读经尊孔，死气沉沉。
杜斌丞苦心擘画，锐意革新，联系各方，筹措经费，扩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
为了撙节开支，他自奉俭薄，每月只拿30元到50元的薪金；
而为了开创新的学风，提高教学质量，他以每月70元到130元的优厚待遇，从北京聘请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人士魏野畴、李子洲（魏和李是陕西我党组织创建人）、王森然、朱横秋，和地方上有声望的学者杜斗垣、李鼎铭、高竹轩等来校执教，分别讲授新文化运动、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等课程。
由于学校倡导学生自由思想，自由辩论，学术组织相继成立，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全校生气勃勃，面目一新。
成为陕北最早推行进步的文化教育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学府。
杜斌丞积极提倡并大力资助学生出外深造，投身革命。
刘志丹、霍世杰、谢子长等一大批人都是从榆中肄业或毕业，出外投考军事政治学校的。
他先后赞助筹办了绥德、延安、米脂等地的师范学校、中等学校和榆林职业学校，推荐了很多榆中学生分赴陕北各县，促进男、女完小的创建和地方教育的发展。
十年树人，成绩斐然。
周恩来同志说杜斌丞是“革命的教育家”，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站在长线上”——走共产党的道路
在大革命的影响下，杜斌丞越来越不满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的军阀统治，几次出外考察，1927年02月他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前赴西安，参加西安解围庆祝活动。
在那里，他参加了陕西各界追悼李大钊大会，出席了冯玉祥的军事扩大会议，积极支持冯玉祥出兵潼关，会师郑州，策应北伐。
他经常和中共陕西党组织的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史可轩等，以及共产党员黄平万、杨明轩、刘志丹、刘含初等在一起晤谈。
还多次会见冯玉祥部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和冯玉祥的苏联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人。
这使他眼界大为开阔，政治思想起了深刻变化。
他对学生和青年们意味深长地说：
“你们要站在长线上（共产党），不要站在短线上（国民党）；
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
他自己首先“站在长线上”，而且坚持不懈，至死不移。
这年杜斌丞还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考察。
他看到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也目睹了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革命工农的血腥镇压，更促进了他的革命思想的发展。
在上海，他曾想经海参崴去苏联，由于蒋介石“清党”，受阻未成。
后来的两三年间，他寓居北平，除协助勘查陕西水利事业，赈济陕北灾民等活动外，精心读书，研究国是。
他曾对友人说：
“中国没有因为民国而进步，国民却因民国而遭难。”
又说：
“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
这期间，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政治愈加黑暗，人民陷入更深的苦难。
1929年，河北省主席徐永昌曾邀杜斌丞出任职务，他对友人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婉词谢绝。
倡议“西北大同盟”
1930年秋，杨虎城率部入关主陕，电邀杜斌丞由北平返陕，从此杜成为杨的重要决策人物之一。
杜、杨早年结识，并有深交。
1922年陕西靖国军失败，杨虎城部退到榆林，因慕名拜访了杜斌丞。
后由杜介绍杨与魏野畴相识。
魏对杜、杨的思想起了很大影响，也为魏、杨之间和杜、杨之间后来的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
杜斌丞初到陕西，对杨虎城部入关后酒食征逐，安逸享乐的倾向，大为不满，本想离去，经李寿亭挽留，终于向杨虎城推心置腹地说明，这次回陕，“要治陕，不是为了作官”的宗旨，从而言归于好，协力共事。
杜斌丞在公开讲话中常以“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古训为戒，历述辛亥革命以来陈树藩、刘镇华、宋哲元等军阀的恶行，希望十七路军一定要励精图治，在陕西有所作为；
并且提出首先要抵御蒋介石瓦解吞并异己的独裁统治。
他说：
“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
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
由此产生了杜斌丞、杨虎城和邓宝珊三人谋取甘肃、宁夏、新疆，联络青海的意图，即后来广为传说的所谓“大西北主义”。
杜斌丞当时的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24个字。
他还形象地说这是“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和“关住前门”（拒蒋介石于潼关之外）。
为此，1931年07月，杜斌丞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身份，赴甘肃各地考察。
联络和争取甘肃地方各股武装力量，同杨虎城建立了关系。
同年11月，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由四川窜入兰州，甘肃保安司令雷中田发出拥吴出山，主持大计的通电。
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借杨虎城部入甘平乱。
杨乘机派所部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进军甘肃，杜斌丞以高级参议身份随军入甘。
由于地方武装势力的响应和配合，不01月而攻克兰州，赶走吴、雷。
孙蔚如出任甘肃宣慰使，杜任秘书长，襄理省政。
1932年04月，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9月收买了驻天水的杨部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反杨，迫使孙蔚如部撤出兰州，移驻天水。
蒋得手甘肃之后，对杜斌丞许愿封官，尽力拉拢。
杜斌丞嗤之以鼻，拂袖而去。
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蒋介石控制甘肃后，以追击红军为名，命令在甘肃天水的孙蔚如部和陕南的蒋的嫡系胡宗南部互换防地，把杨虎城在甘肃的军队全部赶到“剿共”前线。
这时，杜斌丞明确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博得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
1933年春，杜斌丞推荐孙蔚如部参谋武志平代表杨虎城部，与在川陕边区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通江地区会晤，取得联系。
从1933年至1934年之间，双方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从而使红四方面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四川之敌，并由陕南得到一些医药和急需品。
1935年10月，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
11月间，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同志派汪锋同志为代表，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
行前周恩来同志嘱咐汪到西安先找杜斌丞先生。
杜对党的重托尽力赞助。
12月，我党在西安成立秘密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开展西北群众救亡运动。
杨虎城委托杜斌丞负责和特别支部的徐彬如、谢华等同志联系。
杜积极掩护和支持他们的活动。
杜还介绍了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我地下党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
杜斌丞和东北的革命人士、东北军的爱国将领，也建立了友好关系。
他认为西北军与东北军“联合则生，分裂则亡”，坚决主张“西北人民要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对张、杨之间和西北军与东北军团结互助的关系起了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第2天，杜斌丞就接任了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承担政务，联系各方人士，积极推行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促使全省政令统一，秩序井然。
他还代表杨虎城参加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由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方面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曾多次和他单独晤谈，交换意见。
他很快接受了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认定“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喊出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响亮口号，在许多地方人士中起了积极作用。
正如南汉宸同志所讲的，在党外人士中“首先接受党的主张的总是斌丞！”
彭德怀同志也说：
“有识之士，就是那个杜胡子（斌丞）！”
西安事变后，尤其在杨虎城被迫出国后，杜斌丞对十七路军的团结和前途至为关怀。
他常亲自和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周等人共商部队的抗日和教育问题，他要求部队一定要和八路军加强团结，坚持抗战。
抗战胜利后，他多次对孔从周语重心长地说：
蒋介石打内战，绝不能参加；
万不得已时，要当机立断。
为这支部队以后起义走上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衷心拥护新民主主义
1937、1938年间，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杜斌丞任秘书长。
他和当时我党代表林伯渠同志建立了良师益友般的深厚情谊，并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历任负责人以及我党陕西省委，一直保持密切联系。
在国共两党商谈陕甘宁边区划界和八路军在陕北驻防地区时，他从中做了对我党有利的工作。
他积极争取陕北内战第1线上的国民党军高桂滋、高双成部。
他对许多地下工作同志如张苏、徐彬如、谢华等，在工作上、生活上尽力给予支持帮助。
他从危难中解救侯外庐等同志，使之免遭国民党特务毒手。
在这之前，他曾对被敌人逮捕的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等同志和处于困境的谢子长、马文瑞等同志给以积极的营救、掩护和资助。
他对平津失守后流亡来陕的大批学生和知识界知名人士十分关切，用省政府名义收容接待，给予充足路费，分别送他们或回家，或去延安，或赴敌后。
杜斌丞在省政府举办的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响亮地喊出：
抗战到底，一定胜利。
他针对国民党说：
“党派（指国共两党）已经形成了坚强的抗战阵营，作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决策。
这个阵营，这个战略是不允许破坏的，也是任何人破坏不了的。”
他还引用宋之亡，亡于汉奸弄权，明之亡，亡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教训，要大家警惕汉奸、卖国贼误国。
杜斌丞的讲话振奋了人心，打击了投降分子的阴谋活动。
1938年秋，杜斌丞卸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职，虚应省政府委员名义。
蒋介石对他极力拉拢，要胡宗南登门拜访，表示殷勤，许以军事委员会参议之职，按时酬赠高薪。
杜斌丞“富贵不淫”，断然拒绝。
国民党省党部两次送上国民党员入党登记表，他两次撕毁。
我党同志曾经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
“共产党员，组织决定加入国民党，可以是假的；
如果我加入了，假的也被他们利用为真的了。”
杜斌丞勤于学习，善于独立思考，常常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林老就亲自送他一本，两次约谈心得体会。
1940年，张文彬同志由延安赴南方，路经西安，特意送他一份还是党内文件的《新民主主义论》讲话稿。
他闭门谢客，精心细读，异常兴奋，到处宣讲：
“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
这就是毛先生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
为抗日民主运动坚贞奋斗
1940年06月一个深夜，国民党特务闯入杜斌丞家中，以搜捕共产党为名，抓走家里的佣人和客人。
他愤而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
不上衙门，不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
从此以后，他专心致志于抗日民主运动，南北奔走，为促进西北与西南民主运动的结合，发展大后方的民主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
1940年，他先到桂林，与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等人商议南北团结，坚持抗战，推动民主运动的方案。
后到重庆，加入了当时秘密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后来的“民主政团同盟”。
1943年，他由重庆到昆明，当时民盟组织在昆明已经公开。
他与华岗、周新民同志密切联系，与张奚若深交，并参加了当地的民主活动，广泛接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一些著名人士，结识了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曾昭抡、楚图南、罗隆基、潘光旦、冯素陶、杨春洲、张天放等人士。
他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八路军的英勇抗战事迹翔实地告诉大家；
同时愤慨地揭露蒋介石、胡宗南在西北的黑暗统治，闻之者耳目为之一新，无不感奋。
他在昆明期间的活动卓有成效。
这年冬天，他到成都与民盟主席张澜会晤，针对民盟内部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状况，向张澜明确表示：
青年党不是民主党派中的一支力量，它们靠不住，对它们不可信任；
要很好地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推动民盟向正确的方面走。
1944年10月，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人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1945年02月，正式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提出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吸收盟员标准，拒绝托派分子和其他政治面貌不清者入盟。
到1945年底，西北民盟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陕西的二十多个县、市和甘肃、宁夏等地建立了组织。
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杜斌丞、杨明轩促使《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出联合版，杜任董事长，使两报联合版成为很有影响的西北民盟机关报。
在这一切活动中，他十分注意依靠党的领导。
他在民盟内部讲：
“西北民盟唯一有利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接近，可以得到友党的有力帮助。
民盟必须依靠中共的领导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1945年，蒋介石采取“调虎离山”的阴谋手段，妄图把杜斌丞调到重庆羁縻起来，委以军事委员会参议，卑躬伪善，一再接见。
杜斌丞刚正不阿，仗义执言。
他痛斥时弊，畅谈民主为人心所向，国命所系，不容抗拒。
这就是董老诗中说的“共推国士谋能断，屡作罪言安复危”。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杜斌丞被补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
次年01月，旧政协在重庆开幕，杜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
他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竭诚拥护我党主张。
许多进步人士称赞他是真左派，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许多人希望他留下来，共同从事民主运动，也担心他回西北会出危险。
但杜斌丞表示他是西北人，离开西北对革命的作用就小；
西北需要人，再危险也要回去。
他还特别对我党领导同志表示：
“国家到这个关头，我怎么能坐到后方不动？
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进行抵抗，就太便宜了敌人。
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我应该回去！”
坚持斗争　终以身殉
1946年02月间，杜斌丞从西南回陕，立即在《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宣布他决心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斗争到底；
揭露国民党当局对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是不甘心的；
指出今日世界和中国，民主潮流澎湃汹涌，沛然莫之能御；
只要大家促进民主宪政之实现，谁也阻止不住。
杜斌丞的公开谈话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也戳痛了蒋、胡匪帮反革命的心窝。
他的寓所周围布满了特务，跟踪、盯梢，寸步不放。
我党领导和许多朋友要他或去陕北，或赴香港；
民盟总部也电邀他到南京去。
但他认定他的去留应取决于工作。
他说：
“蒋介石在关中屯集重兵，关中人民所受扰害达于极点。
为了个人安全把已进行的解放工作半途而废，对不起关中父老，也对不起共患难的同志。”
他镇定地告诉亲友说：
“革命不能让恐怖吓倒，斗争就难免有牺牲！”
1946年0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害，杜斌丞岿然不动，怒斥敌人：
“李公朴、闻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强权决不能毁灭真理，我们只怕没有人来发扬真理，并不怕蒋介石毁灭真理。”
1947年03月20日，胡宗南侵占延安的第2天，就栽赃诬陷，逮捕了杜斌丞。
在敌人牢狱之中和法庭之上，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痛斥特务栽赃诬陷的鬼蜮伎俩，说明内战之爆发，应由国民党反动派完全负责。
杜斌丞十分关怀同时被捕的难友。
通过看守监牢的士兵，转递了他写的《牢中慰问同难王菊人同志》五律一首：
国家正多难，南冠到此城。
望门思张俭，慷慨感侯生。
我志非石转，君心比月明。
衷怀诚怛怛，自足慰吾情。
他关注着时局的发展，系念着民盟的工作。
当他得知解放军威逼潼关的消息后，喜赋诗词，惜保留很少，残缺不全。
其中一首七绝仅存的后三句是：
“汉家旌旗满潼关。
为问元戎今何在？
不扫楼兰誓不还。”
一首五律今存的后四句是：
“人恨秦暴虐，群望汉旌旗。
我有擎天手，与子以为期。”
1947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
蒋介石图穷匕见。
10月07日，杜斌丞先生在西安的玉祥门外慷慨就义，终年60岁。
噩耗传出，在全国广大进步人士中激起很大悲愤。
中共发言人严正揭露了蒋介石匪帮的反动屠杀政策。
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将案情诉诸全国和全世界。
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挽词。
董必武、彭德怀、贺龙、吴玉章、谢觉哉、习仲勋、沈钧儒、柳亚子、高崇民等许多党内外领导同志和著名人士写了诔诗、悼词、挽联等悼念文字，赞扬他力争民主的丰功伟绩和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远在香港的柳亚子先生也写悼诗，倾诉了人民的愤懑：
“桃李春风愿未违，赤心报国几艰危，临安三字沉冤狱，构桧无端杀岳飞。”
诗人也预告了历史的宣判：
“一炬咸阳期不远，尽歼丑虏报仇来。”
在就义前两天，杜斌丞寄出的狱中书写道：
“自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
反动诬陷，早在意中；
个人死生，已置诸度外。
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
惟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
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
1948年10月07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在延安举行了隆重追悼杜斌丞先生殉难一周年大会，当时正在指挥向蒋胡匪帮胜利进军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写的挽词是：
秦岭巍峨，悼先烈舍身成仁，光耀西北，永垂不朽；
黄河怒吼，看三军气冲霄汉，直捣长安，胡贼难逃。
1949年05月20日，西安解放，1952年12月21日，杜斌丞遗体安葬西安革命陵园。
杜斌丞先生的一生，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英勇奋斗的一生。
早在1937年，毛泽东同志就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的朋友”。
一些老同志颂扬他是“非党的布尔塞维克”。
杜斌丞先生的确当之无愧。

访“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
《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同志在哪里？
十年浩劫，他经历了哪些磨砺？
在建设四化的新长征中，他又是怎样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呢？
最近，我访问了吴运铎同志。
老吴把我让进他的卧室兼工作间，室内南墙临窗一张书桌上，放着画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制图仪器，书桌对面是一张钳工工作台，台上摆着台钳、手摇钻、锉刀、斧锯和五金器件，还摊着几张图纸，特别引人注目。
坐下来后，我劝老吴：
“你身体不好，要注意休息。”
老吴却说：
“现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只嫌时间不够用，哪还有心思在病床上打发日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江青一伙将50年代给青年以深刻教育的革命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打成毒草，给老吴扣上了“走白专道路”、“不讲阶级斗争、鼓吹个人奋斗”、“反动权威”等罪名，遭到抄家、游街和批斗，关进了牛棚。
在风雨骤变的时刻，老吴想起战争年代，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他和战友们刻苦钻研技术，冒着生命危险，用血肉和生命的代价，获得制造枪炮弹药的技术和经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
解放后，党派他出国学习，鼓励他成为精通业务技术的专门家。
今天虽被关进牛棚，他相信阴霾一定会过去，为了明天，还须继续占有知识。
他理解自己数学的底子薄，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补习数学。
他就悄悄把数学书籍带进牛棚，白天劳动、挨批斗，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做习题。
1969年的严冬，老吴被发配到塞外一个草料场“改造灵魂”。
临行，除了日用品和书籍，他照例带上了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台钳、手摇钻、锉刀、斧锯、风箱等工具。
当地群众对照《把一切献给党》中的照片，认出他就是吴运铎，纷纷主动来关心他。
老大娘见他只有一只手，帮他洗洗缝缝，老大爷为他修补透风漏雨的住屋，青年们帮他挑水买煤，赤脚医生常去为他治病。
群众敬重老吴，老吴心里想着群众，他在自己的床前布置了一个“野战式的小车间”，利用休息时间，为民兵修理枪支，为生产队修理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等农业机械，他还从自己“生活费”中挤出钱买来马口铁、焊锡，为群众修锅补壶。
他还和村里的共青团员们组织了一个科研组，利用当地出产煤矸石的有利条件，生产氮肥。
当时，老吴的任务是喂猪，他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克服断手瘸腿的困难，把一桶桶泔水倒入大锅，一只手拉风箱煮猪食，别人刚起床，他就在猪食槽边喂料了，早饭后便集中精力试制化肥。
经过3个多月反复实验，终于生产出了氮肥，为当地生产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72年，吴运铎回到北京，可是仍没有给他分配工作。
老吴是从来不允许浪费时间的。
他在卧室内支起画板，布置了小车间，自选两个研制新型武器项目，不声不响地干了起来。
查阅资料、绘制图纸、制作模型，一天工作下来，常常眼睛熬出了血丝，手掌磨出了老茧，有时他心胸闷疼，起身走几步，继续干。
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给老吴彻底平了反。
他出席了全国总工会第9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
1978年，老吴重新工作，担任了五机部机械科学院副院长。
他分工领导一项重要科研项目的配套工程。
他不顾年老体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次去贵州，一次去杭州，一次去上海，两次去成都，三次去西安，三次去沈阳。
他深入工厂、车间，向技术人员和工人请教，开会商讨、解决问题。
今年元旦，老吴是在从沈阳回北京的途中度过的。
配套的科研项目完成了，老吴却病倒在出差的旅途中，不得不住院治疗。
在业余时间，老吴拿起笔，写作和修改了十几篇有关青年思想修养的文章，用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教育青少年树立革命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
谈到今后打算，老吴说：
“还是那句老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一切献给党’，根据我年老体弱，精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我已请求把领导职务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自己当顾问，但在有生之年，我仍将拿起笔来，继续新的战斗，为四个现代化竭尽所能。”
本报记者　鲁南

乔纳一行离京去朝鲜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迈因扎·乔纳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等，到机场欢送。

冒充“神医”装神弄鬼残害人命
武胜县依法逮捕巫婆文张氏
据新华社成都10月07日电
四川省武胜县公安局最近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依法逮捕了残害人命的巫婆文张氏，追究其刑事责任。
今年06月11日，武胜县桥亭公社社员胡泽惠的女儿胡忠秀患病，发高烧，说胡话。
13日，巫婆文张氏窜到胡家，声称只有她才能治好胡忠秀的病，不让胡忠秀就医。
她给胡家下了一条禁令，不准拿水给病人喝，不准用扇子给病人扇，说什么胡忠秀要成妖，喝了水要扑江，扇了风要上天。
她施展烧纸请神、吊魂避邪、除妖退煞等骗术，把胡家搞得一片乌烟瘴气。
14日，病人病情恶化、体温上升到摄氏40度。
巫婆文张氏又要胡家让神汉同她一起为病人“拿魂”。
那天晚上，巫婆在病人房间里装神弄鬼，一会儿拿着桃树丫枝在病人床上和身上乱舞乱打，一会儿手持菜刀到处乱砍乱划，闹得病人胆战心惊。
神汉同巫婆一唱一和，也在那里搞划水治病，但巫婆不准给病人喝水。
几天的高烧，烧得病人无法控制自己，胡忠秀不由自主地用手乱抓自己的脖子和胸部，哭着哀求给点水喝。
胡忠秀的父亲见此情景，想要拿水，也被巫婆制止了。
就这样，造成病人严重脱水，终于在16日凌晨死亡。

赵紫阳同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学习马列，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中直和中央国家机关轮训党员干部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临时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临时党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轮训班，今天上午在政协礼堂举行开学典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临时党委书记冯文彬和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国家机关临时党委书记宋一平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冯文彬说，十年动乱，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的高、中级干部的思想搞乱了，现在迫切需要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
我们要认真总结建国30年来的经验教训，正本清源，把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恢复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宋一平说，对干部进行轮训和培养，这是党组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许多重要的改革，特别是国家机关体制的改革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涉及到许多基本理论问题。
我们要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尽可能地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使我们在工作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这次轮训的主要对象是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中层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内容按照中央党校高、中级干部轮训的学习计划，统一组织，分散学习，每期5个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今天的开学典礼。
参加开学典礼的共1，200多人。

廖承志举行早餐会欢迎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在北京饭店举行早餐会，欢迎以泉田芳次市长为团长的日本下关市日中友好之船访华团。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杨得志会见并宴请罗马尼亚军官休假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由安德列耶斯库·杜米特鲁少将率领的罗马尼亚军官休假组，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江苏举行各种活动纪念黄桥决战胜利四十周年
学习先烈黄桥决战劲头建设四化
据新华社南京10月07日电
“黄桥烧饼黄又黄哎，黄黄烧饼慰劳忙哎……”这几天，在苏北黄桥的街头巷尾，人们重又唱起了40年前的歌颂黄桥决战的著名歌曲《黄桥烧饼歌》，表达他们歌颂当年新四军挺进苏北在黄桥一战所取得的决定性战役胜利40周年的心情。
从10月03日至6日，黄桥决战纪念活动筹委会分别在黄桥和南京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
06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许世友，中共江苏省委第1书记许家屯等和新四军老战士们一起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
亲身参加过黄桥决战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在讲话中说：
“黄桥决战已经过去40年，我们正在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完成先烈们的遗愿，现在，我们特别应该学习当年军民们以革命为第1的精神，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恢复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以加速四化建设”。
会上，南京各文艺团体演出了黄桥决战前后流行于黄桥地区军民中的歌曲和舞蹈。
10月03日，在当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旧址设立的“黄桥决战展览馆”正式展出。
当年协助陈毅指挥黄桥决战的粟裕副委员长，不久前在《新华日报》、《文汇报》发表长篇纪念文章《挺进苏北与黄桥战役》，详细阐述了战役经过及其重要历史意义。
黄桥决战时的新四军指挥员叶飞、姬鹏飞、钟期光等分别题词悼念战斗中牺牲的烈士。
黄桥镇在苏北泰兴县，南扼长江天险，北接苏中平原。
1940年，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陈毅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在黄桥地区建立了根据地。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企图消灭我新四军主力，于9月30日出动主力三万余人向黄桥发动进攻。
陈毅、粟裕等同志指挥新四军7，000健儿，果断地与敌在黄桥决战，从10月04日拉开战幕到6日结束，我军在黄桥地区人民支援下，以伤亡1，10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主力12个团共11，000余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
通过这次决战，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胜利会师，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陈毅慷慨赋诗歌颂这次著名战役：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10月满天飞。”

自学·成才及其他
周修强
要培养千百万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知识和精通业务的专门家，不仅要发展全日制的高等学校，还要广开学路，大力发展业余教育和提倡、鼓励自学成才。
学校的环境与条件，确实有利于人才的成长。
但是，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我们培养人才，还不能完全依靠全日制的高等学校。
我们每年人口增长的绝对数字很大，即使按增长率12‰计算，每年增加人口为1，164万。
今年大学招生不到30万，历史上最高纪录是40万。
在可以预计的时间内，每年录取的大学生很难超过100万。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每年至少有一千多万人进不了高等学校，有几百万人进不了高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进不了初中，甚至会有小学都未能毕业的。
这些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只能依靠业余教育、依靠自学来实现。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对劳动力质量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
我们许多工厂的设备并不太落后，有不少还是相当先进的，但是产量与质量却很落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质量差。
差就差在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术。
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尽快提高现有劳动力的质量。
工交部门对2，075万职工的调查，有80％的职工只有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要提高在职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只能依靠业余学习和自学。
从上面提到的情况看来，提倡和鼓励自学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应该长期贯彻的方针。
自学成才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
古今中外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等方面，对人类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自学成长起来的。
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曾经说过，他得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从自学得来的。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迫经商，在他父亲的营业所、贸易公司里工作。
恩格斯通过自学掌握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文艺学等等，几乎涉及所有科学部门的渊博知识，马克思称他为“百科全书”。
世界闻名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出身在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
他的成功完全依靠刻苦自学。
在一次实验中把耳朵震聋了，他没有灰心丧气，反而认为耳朵聋了，可以排除一切喧嚣的干扰，集中精力潜心研究，先后取得一千多项发明的成功。
爱因斯坦原来是专利局的一个小职员，通过长时期的自学，创立了“相对论”。
在我国历史上“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匡衡凿壁”、“范汪燃薪”传为千古佳话。
匡衡凿壁借光苦读，把仅有的几本书读完后，就到一藏书丰富的富豪家去当佣工，声明不要工钱，条件是允许他读主人的藏书。
他贪婪地读书，终于成为“当世少双”的学者。
东汉的王充，家里很贫苦，买不起书，常常到洛阳市场上读别人放在那里出卖的书，熟读记住，博通诸子百家之言，写了《论衡》一书，成为中国中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古今中外，历史上自学成才的事例是数不尽的。
在现实生活中自学成才的事例也并非罕见。
宁波硫酸厂青年工人李慰萱，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决心走自学的道路。
经过近20年的努力，在数学方面有所成就，得到人们的赞赏，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
苏阿芒接连三年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
他毫不气馁，发愤自学，经过持久的努力，先后掌握了英、法、德、俄、意和世界语6种语言，还程度不同地学会了21国文字。
苏阿芒向全世界介绍祖国的山河名胜、风土人物与民间故事，世界上四十多个国家的报刊发表了他的作品，被誉为“年青的、天才的中国的世界语诗人”。
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还陈列了他的半身铜像。
历史和现实都确凿地证明：
自学成才是完全可能的。
自学要靠自己。
要有学习的需要与自觉。
要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学好。
还要能够坚持，自学几天、几个月并不难，坚持几年以至几十年，就不容易了，需要很大的毅力。
自学也需要有自知之明，从自己的实际水平出发，不能好高骛远，而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循序前进。
明清之际著名的学者顾炎武说：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小也；
自大，亦小也。”
（《日知录》卷七《自视欿然条》）“不可自小”，说的是不能妄自菲薄，要树立远大的理想，要发奋立志，要有自信心；
“不可自大”，说的是不能骄傲自大，要虚心谨慎，一点一滴地学习。
顾炎武的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只要我们下定为祖国、为人民而努力自学的决心，脚踏实地坚持不懈，日积月累，知识不断增长，一定能够自学成才。
自学也离不开社会，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助。
苏阿芒自学第一门外语时，就得到一对意大利籍夫妇的帮助。
奚柳芳从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临时工变成古文学和历史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在他十几年刻苦自学的过程中，先后得到顾廷龙、王乘六、罗君惕、吴泽、谭其骧等教授以及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帮助。
苏阿芒、奚柳芳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他们都遇上了“愿做有志青年的领路人”的人。
但是，并不是所有有志于自学的青年都能得到热情的鼓励与帮助，有的同志得到的是不应有的对待，领导的种种限制，某些人的冷讽热嘲，甚至被指责为“不务正业”。
在北京就有不准职工报考电视大学的领导，连愿意停薪留职上电大都不被允许。
有的地方勒令电大79届学员退学。
甚至有个单位的领导人对一些要求报考电大的青年说：
“我只上了三年学，照样当领导，你们还上什么电大！”
自己文化低不以为憾，反以为荣。
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有些单位的领导对业余学习和自学缺乏应有的认识。
自学，不只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能否迅速提高，应该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关心和支持职工和青年的自学，造成支持自学、鼓励自学的社会舆论，形成自学的社会风气。
我们希望各人民团体，特别是工会和共青团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帮助青年自学。
各种文化教育机关，特别是图书馆、文化馆、出版社等，应该为自学者提供方便条件。
图书馆的没有工作证、会员证不得入内的规定，实际上是对很大一部分自学青年关上了大门。
这种现象应该杜绝，敞开大门欢迎自学者。
学是为了用。
为了鼓励和提倡自学，就必须对自学成才的人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我们应该建立制度，使自学成才的人，能够得到合理的使用，享受合理的待遇。
制定自学的制度或条例，主要应该包括下列几方面：
（一）自学应该受到支持和鼓励；
（二）拟定切实可行的考试办法，由国家主持自学者的考试。
采用学分制，每一专业累计得到一定的学分，或者通过一次全面的考试及格，国家承认其学历，颁发自学毕业证书；
（三）在职职工，由所在单位根据用其所学，人尽其才的原则，调整他们的工作（我们应该提倡在职人员尽可能结合本职工作进行自学）；
（四）获得自学毕业证书的待业人员，优先录用；
（五）自学毕业证书获得者，和全日制学校毕业生一样使用，享受一样的工资待遇。
如果我们及时地制定、颁布和实施关于自学的立法，必将有力地激发人们自学的积极性，从制度上保证自学成为我们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使我们能够较快地培养出大批人才，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解放人才的几点建议
关于人才流动问题，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政治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但进展不大。
主要原因是对人才流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有人还认为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人才培养使用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部分。
国家根据需要，对专业人员进行统一分配，无疑是必要的。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分配单位不可能对每个人的专长都深刻了解，用人单位不可能任务、方向一直不变，再加上人才管理上的官僚主义、小团体主义、开后门之风的影响，必然会造成一些人用非所学。
如果有允许人才适当流动的制度或法律，就可以使这部分同志的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因此人才适当流动，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补充。
人才流动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异常迅速，学科的分化和综合十分剧烈，新的综合性学科层出不穷。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即使在位的人才（即目前看来已尽其才的人员），也会有不少人面临着知识老化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除了向国外派遣研究生、进修生外，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就是允许人才适当流动。
因为在各个具体部门中，每个人的知识累积面和水平千差万别，如有一定的流动，就能有效地促进知识转移，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起到“异花授粉”的作用。
近几年，为了加强科研，有些科研单位增添了不少人。
但是，有一些人并不是科研人才，这就造成了有的科研单位既人浮于事、又人才缺乏。
如果允许科研单位招聘所需专业人员，有些科研单位就不至于如此“浮肿”。
人才流动的方式，过去有两种：
一种是国家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进行流动。
例如，解放初期的沿海城市支援内地建设，60年代初期的中央工业支援地方工业，国防工业支援民用工业，就属于这一类。
另一种就是个体自适应的流动。
这在50年代初期实行过，历史也证明了这种方式有它独特的优点。
我建议制订一些法规，对高级人才（正、副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允许跨省市定期兼职、受聘或流动；
一般中、低级专业人才先在本省、市、自治区范围内自由流动。
为了制约一些无政府主义倾向，可在今后的工资改革中，考虑把单位连续工龄计入工资补贴。
这样，一般不是实在不得已就不会要求流动。
还应提倡单位之间的人才集体流动的方式。
可通过单位与单位（可不受地区限制）签订合同，定期交换人员。
例如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交流人员，合同期满，再回到本单位。
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定期到国家机关任职，把科研成果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去。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可定期到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学习、研究某个专题。
这种集体交换，是一种双向流动，但也不排除单向流动（如派遣来访学者）。
我认为，此类人员一般以中、高级人员为宜。
这种流动方式在科技界尚不多见，但在医务界比较普遍。
许多大医院进修医生连年不断。
医院有专门管理进修医生的机构，负责这些同志的理论学习和实践。
这一点很值得其它科技战线上的同志们学习。
上海4055信箱科技处　郭仁根

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名单
（共171人）
主任委员　叶剑英
副主任委员　宋庆龄（女）　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　邓颖超（女）　乌兰夫　韦国清　彭　冲廖承志　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　胡厥文　朱蕴山　史　良（女）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刘澜涛　沈雁冰　康克清（女）　季　方　周建人　庄希泉　胡子昂
委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丁光训　于光远　于树德　马寅初　王　力　王　匡　王竹溪　王任重　王鲁明　王昆仑　王首道　文正一　巴　金　邓初民　甘祠森　古耕虞　平杰三　叶圣陶　田　桓　田富达　包尔汉　吕叔湘　朱学范　朱穆之　伍　禅　任质斌　华罗庚　庄明理　刘　斐　刘大年　刘宁一　刘念智刘瑶章　关山复　汤元炳　孙起孟　孙晓村　孙越崎　严济慈　严信民苏子蘅　杜聿明　李世璋　李纯青　李铁铮　李维汉　杨秀峰　杨拯民　杨静仁　肖　克　吴茂荪　吴贻芳（女）吴桓兴　何　贤　何长工　何柱国　何思源　沙千里　沈其震　宋希濂　张　杰　张　冲　张天放　张申府　张执一　张孝骞　张含英　张学铭　陆定一　陈此生　陈逸松　武新宇　茅以升　林一心　林巧稚（女）林乎加　林丽韫（女）罗青长　罗叔章（女）金宝善　金善宝　周　扬　周士观　周叔弢　周培源　郑洞国　宗怀德　屈　武　奎　璧　赵朴初　赵忠尧　赵宗燠　赵祖康　荣毅仁　胡子婴（女）胡乔木　胡愈之　钟惠澜　侯镜如　洪丝丝　费孝通　费彝民　姚依林　贾亦斌　夏　衍　顾颉刚　爱新觉罗·溥杰　钱三强　钱伟长　钱学森　钱昌照　钱端升　倪志福　徐伯昕　徐彬如　高　戈　高登榜　郭棣活　郭瑞人　浦洁修（女）　陶述曾　陶峙岳　黄　华　黄　维　黄　翔　黄　镇　黄一欧　黄鼎臣萨空了　曹　禺　梁必业　梁漱溟　姬鹏飞　董其武　韩　英　覃异之　程子华　程思远　童小鹏　曾　三　谢冰心（女）楚图南　雷洁琼（女）蔡　啸　裴昌会　赛福鼎　缪云台　潘　菽
秘书长：
屈　武
副秘书长：
　平杰三　朱穆之　刘宁一　童小鹏　高登榜　甘祠森　吴茂荪　贾亦斌　高　戈（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陈慕华会见即将离任的土耳其、加纳大使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下午分别会见了即将离任的土耳其驻中国大使詹卡尔德什和加纳驻中国大使艾杜。

黄华会见并宴请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夫妇
据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中午会见并宴请了尼泊尔前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不能只强调“怎么写”而忽视“写什么”
陆贵山
读了李准同志《对“本质真实”的一点理解》（载8月27日《人民日报》第5版）一文，深受启发。
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和研究。
我曾在《怎样理解“写真实”》一文中这样论述过现象和本质的关系：
“本质固然寓于现象之中，但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能反映出本质：
假象是本质的歪曲的反映；
偶然性的现象不一定都能反映必然；
至于那些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是远离本质的……”（见《红旗》1980年第9期）。
李准同志不同意这些看法，认为这是主张“不能写社会生活中的假象，不能写‘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和‘细小的’偶然现象。”
这完全是误解。
我这段话的本意，是想说明不能用现象混同或取代本质，表现本质必然对现象有所选择。
所以，我在文中所开列的那些现象不是“不能写”，而是应当有选择地写；
不是不准它们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而是使它们能够更合理更有目的性地进入文艺作品。
正因为“假象是本质的歪曲的反映”，所以才必须有选择地描写假象，拨开假象的迷雾，揭示出人物和事件的实质；
正因为“偶然性的现象不一定都能反映必然”，才需要艺术家去捕捉最能反映必然的偶然性现象，经过精心的构思和创造，以展示出必然性；
正因为“那些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是远离本质的”，尤其需要艺术家进行“过滤”、“选择”和“提炼”。
我以为，凡是进入文艺作品的现象，包括“假象”、“偶然性现象”、“表面的、零碎的、分散的、稍纵即逝”的现象，都应当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现象。
李准同志认为：
“一切现象都是本质的表现，一切偶然中都包含着必然。”
这从事物的整体和原则上看无疑是正确的。
但必须对偶然性现象作具体分析。
我认为，笼统地说生活中的某些偶然性现象一定能反映出必然是牵强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
如果认为豌豆荚中所含有豆粒的数量、动物尾巴的长短等偶然性现象都必定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必然性上面，那只是一种“可怜的安慰”，这非但不能提高必然性，“倒是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
可见，不加分析地说所有的偶然性现象都一定能反映出必然性是未必妥当的。
严格地说，世界上没有与本质完全无关的现象，但却存在着“远离本质”的现象。
“远离本质”不是“与本质无关”。
“远离”和“不远离”是相比较而言的，是用来说明现象切近本质的程度。
诚然，现象是表现本质的，但不同现象表现本质的程度和深度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形态有深浅、曲直、明暗、强弱、聚散的差别。
有的现象浮在本质的最上面，较为零乱、模糊和淡漠，不能充分地、鲜明地、深入地反映事物的本质；
相对而言，有的现象则更加切近事物的本质。
据我个人的理解，马克思指出现象和本质不能“直接合而为一”，正是表明科学的重要，恰好说明选择和提炼的重要。
歌德说过：
“本来的自然含有许多不重要、不合适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所选择。”
因为艺术的真实“并不是那种照像式的真实，而是综合性的、概括性的真实。”
（绥拉菲摩维奇语）所以，艺术家必须“从所描绘的人物身上提取最鲜明最本质的特征，剔除一切对烘托人物性格没有帮助的偶然的东西。”
（别林斯基语）这就是说，要对现象作应有的分析，认为“一切现象”“都可以成为文艺作品的描写对象”是失之偏颇的。
写反面的丑恶的东西尤其需要经过过滤和筛选。
鲁迅曾说过：
自然主义的描写只能使人感到象“吞下一个活苍蝇”那样难受。
因此，恐怕不能完全这样说：
“一个文艺作品能否达到‘本质的真实’，关键不在于它所描写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生活现象，而在于怎么写。”
“怎么写”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写什么”也不可忽视。
“写什么”，指艺术描写的对象；
“怎么写”，指艺术家对描写对象的处理和创造。
尽管作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对作品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面貌，但被反映的生活和被描写的对象对作家、艺术家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这表现在：
（一）作家只能写生活所能提供的东西，他们的胸襟和视野是受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所局限的。
比如，富于幻想的古代作家写人飞上天，也只能想象出“人身肉翅”和“脚踏风火轮”，却无法写出喷气式飞机和宇宙飞船。
高尔基曾计划写一部描写阿尔达曼诺夫的家事的小说，企图通过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的三代人来反映俄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几个基本阶段和它的必然崩溃。
针对这个情况，列宁对高尔基说：
“主题好极了，……但是我看不到你用什么来作它的结尾。
现实生活还没有提供出结尾。
不对，这应该在革命后才写，而现在需要象《母亲》这样的作品”。
可见，创作不是随心所欲的，是为现实生活条件决定的。
（二）艺术描写对象本身蕴藏着确定的客观意义，这些对象的容量、价值作为外在于作家头脑中的现实，对“怎么写”具有很大的制约性。
同是杜甫的诗，他的歌咏祖国大自然的雄伟奇丽的山水诗终不能和他的诗史般的力作《北征》、《三吏》、《三别》相提并论。
这里存在着一个题材对作品内容的制约作用问题。
在重大题材和题材多样化的关系上，我们既反对用重大题材排斥题材多样化的倾向，也应防止忽视写重大题材的片面性。
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前进。
创作的题材也要随着不断开拓新的层次、领域、范围和方面，引导作家为新生活绘画，为新人物塑像，使文艺作品中的生活和人物具有独特的鲜明的时代感。
因此，从创作总体上看，作家们应当把写自己熟悉的和写自己应当熟悉的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三）现实主义作家要服从事物的客观规律，创作要遵照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内在逻辑。
长篇小说《红日》的作者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这样写道：
“我这样觉得，当我的自由权利和人物的性格要求统一的时候，我的笔触和我的心情才顺畅如流。
如果与这种情境相反，不是由作者按照生活规律赋给人物以性格，而又根据人物的性格的规律去表现人物”，那就“必然使客观的存在为作者的主观意念所代替”。
小说设计了华静“把写好的信折成八角形的花瓣儿”这个细节，借以表达她对梁波的爱情，但它不符合特定的战争环境并违背华静的性格。
作者自己感到这种描写“不是当时情况下的华静要我那样写的，而是我强要华静那样做的”，所以成了败笔。
总之，在处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关系时，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如果离开“怎么写”孤立地强调“写什么”的重要，可能导致否认艺术的虚构、想象和创造的作用，抹杀艺术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对创作的深刻影响；
如果撇开“写什么”片面地提倡“怎么写”的重要，又可能会导致忽视对生活的分析和研究，忽视艺术选择的重要，或将艺术选择仅仅归结为撷取现象的“方面和形式”。
必须将这两方面辩证地结合起来：
既重视“怎么写”，又不忽视“写什么”；
既强调提高艺术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又注重艺术选择；
既要表现生活本质的广阔性，避免“贫乏和单调”，又要反映生活本质的深刻性，防止肤浅和表面……。
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文艺创作向反映生活本质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也谈“写真实”这个口号
郑伯农
报刊上对“写真实”这个口号有争议。
有的同志不反对现实主义，但反对“写真实”，他们认为提倡“写真实”就会使文艺创作走向邪路。
我想，如果取消了写真实，那么现实主义也就被釜底抽薪了。
“写真实”这个口号是斯大林提出来的，我认为是正确的。
恩格斯说：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我的理解，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两个真实：
真实地描写细节和真实地塑造典型，也就是细节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统一。
当然，现实主义不等于写真实，它不仅要求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还要求创造典型的艺术形象，还要讲思想性和艺术性，等等。
一些同志认为，提倡“写真实”就意味着排斥文艺的倾向性，这个结论未免武断。
对于文艺创作说来，所谓真实，是指作品的艺术描写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
所谓倾向，是指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和评判。
真实性和倾向性不是根本对立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和真实性应当是一致的。
只有忠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才有可能对社会现象作出公正的评判；
只有对生活持正确的态度，才有助于正确地、深入地反映生活。
真实性不能代替倾向性，但是坚持真实性有利于确立正确的思想倾向，因为对生活的正确评判只能建立在忠于客观实际的基础上。
我们提倡“写真实”，并没有用它来取代对文艺创作的其他要求，更没有用它作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
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总口号和基本方针之下，完全可以就某一方面对文艺创作提出具体的要求。
有什么根据说，提倡了“写真实”，一定就会取消文艺的倾向性呢？
“写真实”是不是等于搞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是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股思潮，它虽然强调文艺要描写客观生活，但否定文艺可以对生活进行概括，否定作家可以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思想倾向。
它不是把反映看成能动的，而是看成机械的。
自然主义认为文艺必须原原本本地复制生活，“把它们（指生活）制成标本，用酒精浸在瓶子里，拿出来展览——这就完了”（福楼拜语）。
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都讲真实性，但却有着不同的真实观和不同的衡量真实性的标准。
那么，能不能认为公说公真实，婆说婆真实，它们都是真实的呢？
我觉得衡量文艺的真实性只能有一个客观标准。
文艺不是生活的录音录相，它总要对生活进行概括、提炼、剪裁、加工，总要有想象和虚构。
自然主义排斥一切想象和虚构，但是持自然主义观点的作家的创作也免不了有想象和虚构。
左拉的创作就和他的文艺观有矛盾。
经过概括和虚构，文艺不但要展现生活的活生生的形象，还要揭开生活的内部联系，表现生活的本质。
衡量文艺作品是否真实，不能仅看它是否原原本本地描述了生活中曾经发生的事情，更要看它的概括、虚构是否符合生活的客观实际和生活的发展规律。
真正真实的文学艺术只有一种，就是既正确地再现了生活的细节，又正确地概括了生活的本质特征。
我们提倡“写真实”，就是要求做到细节真实和本质真实的一致。
斯大林提出“写真实”的时候，就要求作家写出“使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
那种抓住生活中某些现象进行无限夸大，无限渲染的东西，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它们不是真正的“写真实”。
比如《调动》这样的作品，它的某些细节确实有一定的生活根据，能够给人以一定的真实感，但是这些细节所构成的总的画面是不真实的。
在这篇作品所描写的特定环境里，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尔虞我诈、互相利用、互相损害的关系，欺压群众的人是这样，受过欺压的人也是这样；
反面人物是这样，正面人物也是这样，就连苏南的一个普通农民，也要耍着花招欺骗人，似乎人们不学会一套混世术，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下去。
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阴暗面，某些一时被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蜕化变质分子所控制的部门，情况确实是十分严重的。
但是情况再严重的地方，也决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对于这样的创作，应当坦率地指出它们的不符合历史真实，而不应当把它们的出现归罪于强调文艺的真实性。
“写真实”和自然主义是两码事，不应把二者混淆起来。
列宁曾经要求作者写出“最真实的、最实在的、最富有宝贵实际内容的优秀作品”。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讲真实，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回避真实、害怕真实的道理呢？
但是在我们的文坛上，“写真实”居然被批判了二十多年。
由于连续不断的批判，它被蒙上了污垢，弄得面目可怖，以至粉碎“四人帮”近四年了，虽然进行了拨乱反正，仍有一些同志对它心怀成见，白眼相加。
现在，应当擦掉油泥，涤去污垢，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了。

放手支持改革不要统得过死
中共安徽省来安县委宣传部长　何俊英
要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重要的一条是领导要解放思想，要放手，敢于支持文化部门打破旧框框，积极改革。
我们县有个扬剧团，是集体所有制单位，过去除国家给一定补贴外，主要靠演出收入，在经济上不能自给，被看作“包袱”。
演员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练功没有场地，住宿条件也差，再加上主要演员和一般演员收入差不多，干多干少差不多，演、职员的积极性长期得不到充分发挥。
怎样管理好这样的县级剧团呢？
过去，我们总是寄希望于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
近一年来，在全国开展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和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我们开始想到，在文艺团体，也有个解放思想、搞活一点的问题。
去年冬季，扬剧团提出实行分队包干、提成奖励的办法后，我们决定支持他们试行。
把七十余人的剧团分成两个演出队，演出的收入由团、队按一定比例分成，队里分成所得，扣除各种包干费用外，留作奖励演、职员和队里积累。
在试行过程中，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进一步确定了比较合理的分成比例，较好地处理了团、队和演员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
同时，要求剧团在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训练，提高演出质量，从今年上半年的实践看，实行管理体制改革效果显著。
由于分队演出，相互之间有了竞争，演出队在选择上演剧目、安排演出线路等方面有了自主权。
演、职员个人的物质利益和队里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因而大大调动了积极性，人人关心提高演出质量，节约开支。
在剧目创作上，更不能用行政的办法来领导。
统得过死，干涉过多，都是错误的。
近三年来，我们改变了过去由党委主管部门少数领导人定本子的做法，采取了领导、作者和群众三结合评议本子的办法。
1978年我县组织业余和专业作者共写了14个小剧本。
初稿拿出后，组织业余和专业作者用一个多月时间，对14个本子一一进行评议和修改。
业余作者王干臣写了一个反映商业战线改善经营作风的小剧，名叫《改得好》。
讨论中不少同志认为这个本子有戏，但也有部分同志认为这是个揭露戏，不能演。
我们引导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最后大家都同意文艺作品应当积极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认为《改得好》这出小戏，批评了生猪收购员的错误的经营作风，又写了他的转变，写得生动活泼，能给人以启发。
为进一步改好这个本子，我们又发动扬剧团的编导人员和演员们参加修改，收到了更好的舞台效果。
在参加滁县地区会演时，获得了创作二等奖。
对他们整理的传统戏，观众中有争议。
我们除听取观众意见外，并到剧团召开座谈会，和剧团同志一起评议剧本，对剧本中明显的糟粕部分和不合理情节，谈了我们的看法。
对剧本艺术上比较粗糙，情节上有某些漏洞就不去求全责备，让剧团在演出过程中自己去修改提高。

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
赵丹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
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
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
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
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
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
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
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
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
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
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
“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
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
党叫写啥才写啥？！
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
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
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
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
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
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时，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
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
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
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
我认为不要为好。
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
“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
后来渐渐发现：
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
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象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
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
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
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
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
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
象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
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
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
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
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
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
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
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
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
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80年09月于病床上〕

要注重写我们的光明
计永佑
有关“写真实”、“写本质”的讨论，归根到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文艺作品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写光明与写阴暗面的问题。
近四年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在鞭挞林彪、“四人帮”，以及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现在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对于生活中那些光明的、先进的事物，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多的注意，更多的反映，从而鼓舞人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李准同志在《对“本质真实”的一点理解》一文中说：
“一个文艺作品能否达到‘本质的真实’，关键不在于它所描写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而在于怎么写”。
这个提法对于个别文艺作品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文艺创作的总趋向来说，还要加上一点重要的补充：
“怎么写”，不仅表现在如何揭示个别社会现象的本质方面，而且也涉及用多少篇幅去写。
如果大量的作品一直执着于写阴暗面，写伤痕，那么就社会的总画面来说，无论怎么写，它也不能恰如其分地一分为二，结果还是不能正确地表现一个社会的本质。
质量总是与一定数量相联系的，这个道理在实践上并不难理解。
就拿一个人来说吧，一个美丽的少女，偏偏有一块伤痕，如果只是去写她那个伤痕，而不去表现她的美，那她总会感到不公道。
三年多来，我们的文艺是有巨大成绩的。
在黑暗与光明的交替之中，它以喊出人民的心声，以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揭露和鞭挞，谱写了我国文艺史上光辉的篇章。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这个时期与过去几年中以拨乱反正、揭发批判“四人帮”为中心任务的时期已经有所差别。
现在最震撼人心的字眼是“四化”！
我们的人民是向前看的，因为他们有信心、有能力去创造比现在更加美好的将来。
“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鲁迅语）是为了“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但是，一旦战取了光明，就要跟着光明，讴歌她，去鼓舞人民的信心。
人民需要这样的歌者。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能够听到这个历史的足音，以自己的笔去反映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的。
一个在光明与黑暗之交，在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的时刻里，以自己的对于邪恶势力的勇敢揭露而赢得了人民的爱的作家，现在更应该以满腔的热情，去谱写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与他们崇高的精神世界。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阴暗面与光明面相比较，阴暗面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
如果大声疾呼地要求我们的作家不要在阴暗面前闭上眼睛，要说真话；
那么，可不可以也呼吁这些大声疾呼的人们，在这些大量的光明的事实面前，同样不要闭上眼睛，照旧讲真话？
文艺创作的主流与代表这主流的大量作品，应当与社会主义的光明本质相适应。
文艺应当去讴歌规定了这本质的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光辉的业绩。
阴暗面不是不可以写，但是要少些。
因为它是支流，我们作家的关心和激情主要不该放在支流上。
丹晨同志认为：
“‘写本质’与‘写光明’不能划等号”（见8月27日《人民日报》）。
我认为，要真实地再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就必须侧重写光明。
为什么呢？
因为阴暗面并不规定中国社会的本质。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
矛盾就是本质，阴暗面和光明面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的显现，写阴暗面也是写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本质并不是简单地由事物的矛盾决定的，而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的。
丹晨同志说：
“无可否认，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是我们社会的产物，它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曲折过程，当他们篡夺了相当一部分权力，镇压全国人民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们确曾处在统治地位，成了某个时期的主流。”
毫无疑问，当这样一伙蟊贼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时候，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与部门里，他们无不以他们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来规定那些地区、部门的本质。
但是，当他们迅速从统治地位跌落下来，转向矛盾的次要矛盾方面以后，在他们曾经控制过的那个社会范围里，社会的本质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如果不看到这种变化，而继续以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在一定范围内所规定的社会本质依然是当前社会的本质，甚至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那就完全错了。
丹晨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非就是光明，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理由是列宁说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而“列宁说‘某些本质的方面’，正好说明本质并非只有一个。”
我觉得丹晨同志是误解了列宁用语的内涵。
一个事物的统一本质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形式，并不是说这统一的本质可以分裂为几个不同的本质。
“某些本质的方面”与“本质并非只有一个”，这在概念上是存在着种属关系。
丹晨同志的结论是用大概念代替小概念得来的。
但是这种论证在创作上与文艺评论上却有明确的落脚点：
“明明这些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我们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总因没有写出所谓‘本质’即光明而被否定。”
人们否定一部作品，并不是因为它没有写光明，而是因为它把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成这个社会的本质写。
必须清楚地区别开一个界限：
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固然出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却是封建法西斯的本质。
这个本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完全敌对的。
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有几个，那么这几个不同的本质又是由哪些矛盾规定的呢？
答案却是共同的：
人民与“四人帮”的矛盾。
我们要问：
在同一对矛盾的基础上，一个统一的事物怎么会有几个不同的本质呢？
不回答哪个矛盾占主导地位，实际上是无法判断事物的本质的。
矛盾的双方总有一个谁胜谁负的问题。
人民胜利了，中国的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光明的；
“四人帮”篡权了，他们控制下的天下就是封建法西斯的，就是阴暗的。
二者必居其一，哪里会有什么“两个本质”？
“本质不只一个”的说法是未必符合辩证唯物论的。

一批阿富汗政府军士兵向游击队投诚
新华社伊斯兰堡10月06日电
据此间报纸今天援引这里收到的最新消息报道，约90名被派到库纳尔省去维修阿斯马尔—比尔科特公路的阿富汗士兵，成功地逃出车队，携带武器弹药向游击队投诚。
消息说，当士兵们响应阿富汗游击队号召，逃出车队时，苏联坦克和装甲车曾向他们开火，有一百多名士兵惨遭杀害。
报道说，由于大部分阿富汗士兵在寻找机会向游击队投诚，卡尔迈勒政权怀疑它的军队的忠诚，对士兵加以严密监视。
当局严格限制士兵们的行动，并禁止他们写信，连写信给近亲也不准。
各类休假也都已取消。
这样就使阿富汗部队的士气极为低落。

两伊军队争夺霍拉姆沙赫尔战斗激烈
伊朗首都和伊拉克东北部一些城市又遭轰炸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伊拉克和伊朗两国的军事冲突6日继续激烈进行。
据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日发表的战报说，伊朗空降部队昨天在胡齐斯坦省前线从背后打击了伊拉克军队，打死打伤伊军80人，摧毁装甲车和其他车辆30辆，以及导弹发射架一座和导弹运载卡车一辆。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6日，两国军队争夺伊朗霍拉姆沙赫尔港的战斗仍很激烈。
巴格达电台说，伊拉克军队6日攻占了这个城市。
但是伊朗军方随即发表声明说，围困该城的伊拉克军队已被击退。
据德黑兰电台广播，伊朗法官哈勒哈利昨晚说：
“伊朗军队完全控制着这座城市，城内没有任何伊拉克士兵。”
另据波斯通讯社报道，胡齐斯坦省军区领导人、前伊朗国防部长查姆兰在阿瓦士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侵入伊朗的伊拉克军队共10个师，约10万人，其中两个师已经在阿瓦士地区被击溃。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昨天发表战报说，伊拉克地面部队继续打击中部和南部战场的伊朗军队，摧毁伊朗坦克25辆。
战报说，6日，伊拉克米格飞机空袭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东部、南部和西部。
这是从9月22日两国军队开战以来，伊拉克飞机对德黑兰进行的第3次空袭，也是最猛烈的一次。
靠近德黑兰机场的主要军用飞机修理基地、德黑兰炼油厂遭到了破坏。
德黑兰电台说，在这次空袭中有3人死亡，65人受伤。
伊拉克飞机还轰炸了提斯孚尔的炮兵阵地、马斯吉德苏莱曼的燃料库以及提斯孚尔机场附近的军需品仓库和阿瓦士附近的一个微波通讯站。
位于胡齐斯坦省中部、公元前六世纪波斯王朝的首府舒什也遭到轰炸。
这一天，共有3架伊拉克飞机被击落。
据伊朗军方发表的公报说，伊朗喷气式飞机昨天轰炸了伊拉克内地的一些重要目标，“其中有空军基地、雷达设施、军队、兵营以及石油和军事工业设施”。
伊拉克的战报说，伊拉克东北部边境的哈吉乌姆兰和基尔库克以及阿马拉等城市遭到轰炸。
有6架伊朗飞机被击落。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0月07日电
应南共联盟中央的邀请，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冲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今天中午抵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一周正式友好访问。
代表团在机场受到了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多兰茨等同志的热烈欢迎。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将同以多兰茨为首的南共联盟代表团就进一步发展两党的关系与合作、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国际共运等问题举行一系列的会谈。

亚非国家代表在联大呼吁两伊停火
新华社联合国10月06日电
在今天的联合国大会上，有很多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呼吁伊朗和伊拉克立即停止军事冲突。
尼日利亚总统沙加里说，他的政府对这两个不结盟国家之间发生的悲剧性冲突深表遗憾，并呼吁它们采取克制态度，谋求和平解决。
莫桑比克外长希萨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表示不安，并且希望它们能够遵循和平解决争端、不诉诸武力、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原则。
他要求国际社会保持警惕，以防止帝国主义利用这一局势。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国务部长拉希德·阿卜杜拉期望巴基斯坦总统为在两个伊斯兰国家之间实现停火并导致和平解决而进行的努力能够获得成功。
他要求所有国家不要干涉海湾地区的局势，因为海湾的安全是海湾地区国家自己的事。
利比亚和约旦的代表也呼吁两伊停火。

伊斯兰国家外长就阿富汗问题举行特别会议
将起草要苏军撤出阿富汗的决议草案提交联大
新华社联合国10月04日电
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和代表们今天在这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10国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一项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以便提交本届联合国大会审议。
主持这次特别会议的巴基斯坦外长夏希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会议的公报时说，会议责成起草委员会注意遵循今年05月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所提出的原则。
那次外长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曾要求苏联驻扎在阿富汗领土上的军队“立即、全部和无条件地撤出”。
据宣布，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国家是：
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朗、科威特、摩洛哥、巴基斯坦、塞内加尔和突尼斯。
夏希在记者招待会上还宣布，特别会议还决定把负责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常设委员会成员由原来的3人扩大到5人，新增加的成员是几内亚和突尼斯的代表。

克拉萨就波党六中全会答记者问
人事变动尚未结束　新工会是政治性的　苏对波政局不安
新华社华沙10月06日电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报刊、电台和电视部部长约·克拉萨6日下午在华沙记者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已经闭幕的波党六中全会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克拉萨首先指出，在这次全会上，围绕第1书记卡尼亚的报告有25位党的活动家和45位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发了言。
他们要求：
第1、党必须吸取这次危机的教训，“再也不要按老办法行事，应采取新的更民主的办法，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第2、党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危机起因，调整经济，改善市场，以保证再也不出现类似的十分复杂的形势；
第3、党应该实行“对话的总路线”，同新工会继续已开始的对话。
虽然遇到了困难，但仍应坚持下去。
接着克拉萨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记者问：
这次波党中央人事变动有什么特点，不久会不会有新的变动？
他说，这次人事调整的主要考虑是让工人和基层干部更多地进入中央领导机构。
波党“九大”前还要召开几次中央全会，人事更迭的过程“尚未结束”。
记者问：
这次人事调整能否挽回党在人民中的威信？
他说，恢复党的威信的最主要办法是扩大民主，人事变动仅仅是一项措施而已。
记者问：
这次全会怎样评价波兰的前主要领导人盖莱克等的问题？
他说，人们严厉地批评他们，否定的评论也不少。
记者问：
在波兰危机时刻有多少人退党？
他说，大约有二、三千人退党。
记者问：
政府如何对待新工会和最近的警告性罢工？
他说：
新工会是事实，它不仅是社会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
政府对最近的罢工表示担忧，因为这会影响全面落实协议。
记者问：
前领导人执行的对外政策是否有错误？
他说：
没有错误。
记者问：
苏联对波兰的政局的态度怎样？
他说：
苏联领导人对此表示不安，但他们支持波党的立场，并以理解的心情注视波兰政局发展的过程。
记者问：
听说，卡尼亚在六中全会续会前夕去过莫斯科？
他回答：
没有。

勃列日涅夫不出席印总统告别宴会
印度舆论认为是对印度的明显侮辱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新德里消息：
印度一些报纸就勃列日涅夫未出席印度总统雷迪在莫斯科举行的告别宴会一事连日发表评论，表示不满。
《政治家报》7日抱怨说，事过4天印度外交部尚未能说明勃列日涅夫没有出席这次告别宴会的确切原因。
这家报纸评论说，那种勃列日涅夫“急务在身”的理论是没有说服力的。
一个友好国家的首脑要出访时，象这样高级的约会，即使不是事先数月，也是几个星期以前就商定了的。
此外，正在访问的国家元首举行告别宴会，作为主要客人的被访问国元首却不出席，也是罕见的。
《论坛报》7日评论说，主要国会议员，包括支持甘地夫人对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的立场的那些人，以及得知情况的观察家们，都把这件事看成是“不光彩的、丢脸的和令人震惊的”。
据《印度斯坦时报》5日报道，人民党总书记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来4日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缺席雷迪总统为他在莫斯科举行的告别宴会是对印度的一次“明显的侮辱”，雷迪先生本应该缩短他的访问回国的。

北京市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0月07日电
应贝尔格莱德市议会的邀请，由北京市市长林乎加率领的北京市代表团，今天中午抵达贝尔格莱德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
代表团在机场上受到了贝尔格莱德市议会主席日·科瓦切维奇等人的热烈欢迎。
北京市代表团将同贝尔格莱德市议会、共盟组织等单位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出席贝尔格莱德市“北京饭店”开业典礼，并在贝尔格莱德市进行参观访问。

《印度快报》记者在喀布尔耳闻目睹
游击队神出鬼没　侵略者处处挨打
新华社北京10月06日电新德里消息：
《印度快报》今天刊登该报记者库尔迪普·纳亚尔最近访问喀布尔的一篇文章说，现在，阿富汗的游击战士更加坚定和勇敢了。
纳亚尔在文章中说，他在喀布尔的6天时间里，每天晚上都听到机关枪的哒哒声和载重车辆的急促奔驰声。
文章说，反叛者在喀布尔市内的活动一直在增加，尽管这些活动仍然限于在夜晚的一些零星袭击。
“看来在警察和军队里都有他们的人，这些人不仅是他们的情报员，而且还为他们提供庇护所。
在这个由于各地区的人大量涌入而现在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反叛者有近两万人。”
文章说，最近，一个克格勃头目在喀布尔一个人群熙熙攘攘的地方被从汽车里拖出来杀死了。
反叛分子却能够逃掉，迟至今日还没有查出来。
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夕，反叛者试图摧毁市里的电视塔。
纳亚尔在文章中说，两组自由战士在不同的地点会见了他。
他们对他说：
“我们能够随时使喀布尔的生活陷于瘫痪，但在我们还不能控制这个城市的时候，这样干是没有用处的。”
他们说，在喀布尔市内和近郊，驻有两个师的俄国士兵（两万人）。
他们说：
“实际上，在喀布尔，甚至在整个阿富汗，每个人都是自由战士，唯一不同的是，有些人有枪，有些人没有拿枪就是了。”

哈克说两伊立场根本不同但迟早将达成协议
谴责苏制阿直升飞机袭击巴哨所　重申巴不同卡尔迈勒政权谈判
新华社伦敦10月06日电正在这里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今天说：
“如果外部人在伊拉克—伊朗战争中偏袒哪一方，这对这个地区的和平、而且最终对世界和平来说都是危险的。”
齐亚总统今天在唐宁街十号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波斯湾和阿富汗的局势。
齐亚在会谈后对记者说，目前，伊朗和伊拉克两国政府的立场根本不同，很难达成一项长远的解决办法，但是他指出，在他最近离开巴格达和德黑兰时，他对这两个国家迟早将会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
他表示，“在适当的时候”他愿意再去巴格达和德黑兰进行调解。
齐亚在谈到苏联制造的阿富汗武装直升飞机最近两次袭击巴基斯坦边防哨所的问题时指出，这种袭击没有任何理由。
当有记者问到有关阿富汗问题的伊斯兰对话时，齐亚说，喀布尔的“卡尔迈勒政权态度顽固”，而且苏联坚持要伊斯兰国家同卡尔迈勒政府谈判。
他说：
“我不想同坐在苏联坦克上的人谈判。”
齐亚·哈克是在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后从纽约回国的途中来英国访问的。

这幅题为《阿富汗遭到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漫画贴在欧安会续会筹备会址——马德里展览和会议宫的墙上，引人注目。
新华社发

姬鹏飞在阿曼对报界说
希望两伊和平解决分歧提防超级大国干涉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马斯喀特消息：
姬鹏飞副总理在结束对阿曼的访问前对阿曼报界说：
“我们深切关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武装冲突。
我们希望它们提防超级大国的干涉，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分歧。”
姬鹏飞今天上午离开马斯喀特回国。
阿曼是他这次10国之行的最后一站。
在这之前，他先后访问了非洲的肯尼亚、布隆迪、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和吉布提以及西亚的约旦、科威特和北也门。
姬鹏飞在答记者问的书面谈话中说，伊朗和伊拉克和平解决分歧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且有助于维护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姬鹏飞在谈到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时说，苏联出兵侵略阿富汗“对海湾地区和中东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严重地危及世界和平”。
他指出：
“我们坚决支持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为把外国侵略军赶出他们的国家，保卫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他说：
“我们高度赞扬阿曼政府和人民对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的原则立场。
你们的立场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赞扬。”
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姬鹏飞说：
“中国积极参加讨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种国际会议。
我们将和阿曼以及其他第3世界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一道同心协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姬鹏飞是在10月03日抵达马斯喀特的。
在访问期间，阿曼国家元首苏丹卡布斯接见了他。

开展“百日战斗”取得很大成绩
朝人民以丰硕成果迎接党的“六大”
据新华社平壤10月05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为迎接朝鲜劳动党“六大”的召开，朝鲜全国从今年07月初开展“百日战斗”，取得了很大成绩。
朝鲜劳动党第6次代表大会订于10月10日开始举行。
据报道，7月份和8月份，全国分别超额3％和13％完成工业生产计划。
到9月30日为止，全国工业总产值完成了“百日战斗”的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42％。
工业生产增长较多的有电力、煤炭、钢铁、机床、化肥、化纤、纺织品等。
矿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资源开发部、国土管理部、化学工业部、林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日用品工业部、地方工业部等部门和平壤市、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咸镜南道、江原道等道、市都在9月末以前完成了“百日战斗”计划。
煤炭工业部在“百日战斗”一开始就派遣干部到下属各煤矿，帮助搞好生产的组织指挥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生产能力。
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
电力工业部为了给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足够的电力，加强水力发电站与火力发电厂的配合，搞好设备管理，缩短发电设备的维修时间，使电力生产达到较好水平。
该部下属各发电厂在“百日战斗”的头13天就超产1，084万多度电。
09月份的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0％。
全国各工厂、企业，普遍组织的“五·一九技术革新突击队”，在“百日战斗”期间，共采用了15，000多件技术革新方案，提前完成了今年技术革新计划，节省了大量劳力、资金和原材料。
各地还试制成功大型机床、大型发电机组、高速掘进机、新型采煤机、万能挖掘机、大型电气机车等一批新产品。
在“百日战斗”期间，有一批大型工程相继完工或投产。
此外，在这期间还有一些地段的铁路实现了电气化。
（附图片）
朝鲜烽火化工厂最近建成投产。
这个工厂工艺流程较先进，可生产三十多种石油产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将起重要作用。
　刘先明摄

日本用丝树预报地震成功
新华社北京10月07日电
据法新社报道，日本地震学家不久前试验用丝树预报地震，取得成功。
丝树是一种生在亚洲的树木，它开的花有丝状的雄蕊。
日本东京女子基督教学院教授鸟山秀雄试验时，用一根铂线把一个非常灵敏的记录仪同一棵丝树顶端的嫩枝连接起来。
在记录仪上再接一根铅线，铅线的另一端接到一块铑板上，这块铑板就埋在这个学院地下一米深处。
这样，这棵丝树的生物电位就可以测量出来。
鸟山秀雄说，他用这套装置提前两天测出了今年09月23日和24日在日本北部和中部发生的一系列地震的预兆。
当时记录仪测到了不正常的电位变化，测得的电位约80毫伏。

比利时政府出现危机　国王接受政府辞职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06日电
比利时首相维尔弗里德·马尔滕斯今天下午召集联合执政的六个政党的主席和总政策大臣级委员会的成员举行联席会议，以求克服上周末出现的政府危机。
上周政府在讨论1981年的预算问题时提出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在社会保险预算中出现的340亿法郎的赤字，但是遭到自由党大臣的反对。
自由党的大臣们认为，鉴于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整个政府应当辞职。
马尔滕斯政府已于4日提出辞职。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07日电
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已经接受马尔滕斯政府的辞职，并委托马尔滕斯筹组新政府。

波中友协举行电影招待会庆祝我国庆
新华社华沙10月06日电
波中友协总会10月06日晚举行电影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1周年。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鲁清应邀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波中友协总会副主席莱什奇茨基以及波各界人士出席了电影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放映了波兰故事片《一个华沙青年的生日》。

瓦努阿图人民欢庆第1个宪法日
据新华社瓦努阿图维拉港10月06日电
记者叶志雄报道：
今天是瓦努阿图人民欢乐的日子，他们喜气洋洋地庆祝自今年07月30日赢得独立以来的第1个宪法日。
清晨，男女老少聚集在政府大厦门前。
身穿崭新的白上衣黑裤子的仪仗队，手持步枪，立正警戒。
上午8时正，共和国总统索科马努、总理利尼、政府部长、议员以及外交使团成员登上主席台。
索科马努总统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
他简单地回顾了他的人民在反殖民主义统治的艰苦斗争中赢得胜利的历程。
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宣布政府大厦前面的广场为“宪法广场”。
利尼总理在讲话中强调了宪法的重要性，这部宪法结束了英、法殖民主义长达74年的共同统治。
尤其使瓦努阿图人民感到高兴的是：
迅速而稳妥地平息了这个国家以史蒂文斯为首的分裂主义分子所发动的叛乱。
索科马努今天在总统府对一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史蒂文斯及一小撮追随者们已被逮捕并关进了监狱，本月晚些时候将对他们进行审讯。
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简明新闻
法国国防预算优先发展核力量
1981年法国防务预算将增加到一千二百三十亿法郎，比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七点九。
用于核力量的开支将占预算的百分之十九，以确保战略和战术核力量得到优先发展和现代化。
马澳新新联合防空演习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空军从06日开始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举行为期四天的联合防空演习。
多伦多群众示威反对三K党
五百多名群众04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禁止三K党在安大略省的活动。
三K党今年06月在多伦多市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在该市和安大略省发展了成员。
印度北方邦水灾严重
印度北方邦是今年印度遭受水灾最严重的一个邦，死亡人数达一千六百零七人，财产和农作物的损失估计达三亿二千二百万美元。
孟加拉国遭受严重水灾
最近一个多月的连续阴雨，造成孟加拉国西北地区十二个县的严重水灾，使一千多万人口受到影响、六百五十五人丧失生命和五千九百七十二头牛死亡，并且损坏房屋一百三十万所、冲毁庄稼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一十六英亩。
澳大利亚旱灾继续发展
澳大利亚今年03月份以来出现的全国性旱灾仍在继续发展，这是澳大利亚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之一。
澳大利亚的小麦百分之四十以上产在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州的小麦产量估计将减少一半左右。
昆士兰州西南部地区“就好象烧过一样”。
　（据新华社）

英·甘地致函两伊总统呼吁停火
新华社北京10月06日电新德里消息：
据《印度快报》5日报道，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已分别写信给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呼吁停止目前在海湾地区的武装冲突。
这家英文日报说：
“印度政府担心，如果波斯湾发生持久的冲突，将导致超级大国增加对这个地区的干涉，不仅不利于伊朗和伊拉克，而且不利于这个地区的其它国家。”
该报说，“因此，据说甘地夫人指出，伊拉克和伊朗都迫切需要克制，立即采取步骤停止战斗。”
《印度快报》说，甘地夫人是在4日收到来自西亚的消息表明冲突未见缓和之后决定直接发出呼吁的。
该报说，印度正派出一位高级外交官赶到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去，作为印度试图说服这些国家需要作出努力以防伊拉克和伊朗的冲突扩大到这个地区其它地方的活动的一部分。

贝京当局企图吞并戈兰高地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0月07日电
记者杨绍南报道：
来自耶路撒冷的消息说，以色列总理贝京最近在接见合众国际社记者时透露，一项要求吞并戈兰高地的立法草案将提交于年底召开的以色列议会进行表决。
这是贝京当局继采取非法吞并耶路撒冷的步骤以后，对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舆论的又一次严重挑衅。
戈兰高地是叙利亚的领土，位于叙利亚西部边境，面积约700平方公里，人口约6，000人。
1967年“六·五”战争中，戈兰高地被以色列侵占。
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以后，除了在那里实行军事统治以外，还象在它占领的其他地区一样，推行移民政策，企图使其占领合法化。
据报道，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当局已在戈兰高地设置了40个犹太人定居点。
但是，以色列扩张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移民部门的负责人今年07月12日在以色列电台广播的讲话中要求以色列政府宣布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并把居住在那里的6，000名叙利亚人视为以色列公民。
07月20日，以色列内阁会议就此事进行了讨论。
为了吞并戈兰高地，贝京当局大造舆论。
极右翼议员科亨宣布，她将向以色列议会提出吞并戈兰高地的法案；
以色列的极端分子组织“吞并戈兰行动委员会”还在8月中旬发表了一个所谓民意调查，说“有77．5％的以色列人赞成立即吞并这块土地”。
此外，以色列议会里的“拥护吞并戈兰议员集团”（以色列议会120名议员中有80名议员是这个组织的成员）的44名成员8月16日到戈兰高地进行了活动。
此间观察家正密切注意贝京等人的动作，认为贝京企图吞并戈兰高地的狂妄计划只会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为赶走侵略者而战斗
——阿富汗抵抗组织访问记
本报记者　钟逢准
在白沙瓦的几个阿富汗穆斯林抵抗组织负责人和一些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向记者讲述了阿富汗人民同苏联侵略者战斗的情况。
据这些阿富汗穆斯林抵抗组织负责人说：
在阿富汗，找不到一处没有战斗的地方。
俄国人到哪里，那里就有战斗。
甚至在坎大哈，除了省长官邸和兵营，也到处都是游击队的天地。
游击队活动范围，已扩展到离喀布尔市只有5公里的地方。
在喀布尔以东150公里的重要城市贾拉拉巴德市，白天由傀儡政权的军队把持，晚上由穆斯林游击队控制。
在巴达赫尚省的省会法扎巴德，敌人同外界的地面联系已被切断，只能用直升飞机联系。
这些负责人说，从地图上看，游击队对喀布尔的北部、东部和南部各省的广大农村地区，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包围圈。
这些省份的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经常受到游击队的袭击。
苏联侵略军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几个月来不断向这些省份的游击队基地发动大规模的进犯。
帕尔旺省有个潘杰谢尔山谷，长达180公里，控制着从喀布尔通往东北边境的战略交通线，山顶上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对苏联侵略者威胁甚大。
苏联侵略军出动了15，000人，进到距离山谷30公里的地带，被游击队从山腰爆破下来的大石头挡住了去路，战斗就在这个地方展开，前后进行了大约1个月。
游击队打死苏军1，500人，击毁坦克35辆。
苏军的进犯以失败告终。
各地的游击队都是一些独立的小部队。
它们分散地各自为战。
具体行动计划都由各个游击队自行决定。
一个抵抗组织的负责人说，在目前条件下，发挥各个游击队的主动性，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之一。
在战斗中，各个游击队还主动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沉重地打击共同敌人。
最近在贾拉拉巴德附近，几支游击队互相支援，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打退了苏联侵略军和傀儡军1万人的进犯。
游击队熟悉家乡的山山水水，他们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勇敢机智地打击敌人。
一位难民讲述了发生在巴达赫尚省法扎巴德的一次战斗。
据他说，苏联侵略军从城里出动六、七百人，坦克60辆，武装直升飞机10架，米格飞机6架，进犯游击队基地。
游击队根据情报作了战斗部署。
战士们在敌人前进方向埋设了地雷，然后迂回到敌人后方，实行堵截伏击。
经过6小时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犯，取得了打死敌人六、七十人，打毁坦克6辆的胜利。
一个抵抗组织的负责人说：
“我们几乎是在赤手空拳地同一个超级大国作战。
我们什么都缺乏，小到缝衣针，大到高射炮。
我们手上的一些武器主要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苏联是我们武器的主要供应者。”
他说：
我们有步枪杀伤敌人，也有炸坦克用的地雷。
可惜我们没有防空武器，对付俄国人的武装直升飞机。
据一些难民叙述，苏联的武装直升飞机常常飞得很低，肆无忌惮地把一座座村庄夷为平地，炸死无辜的群众。
这些抵抗组织的负责人说，9个月来阿富汗人民打死了许多俄国侵略者。
由于苏军死亡人数与日俱增，棺材供不应求，最近已在喀布尔建立了一所有25名工人的棺材厂，日产棺材300具。
为了掩人耳目，苏联当局已不再把死者棺材运回苏联，而在阿富汗就地埋葬。
为了挽救败局，苏联侵略军不断改变手法。
前些时候，一个苏联高级军事代表团到喀布尔研究了局势，策划了把阿富汗分成几个区，采取分片消灭游击队的新办法。
但是，抵抗组织的人士说：
他们的战略战术已经改变了多次。
在我们全民族的抵抗面前，手法的不断变换只能说明他们失败的惨重。
一个抵抗组织的负责人说：
我们有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光荣历史，现在又有了同苏联侵略者战斗9个月的成就和经验，我们对前途充满着信心。

利用造纸残渣造纸
日本岐阜县造纸工业试验厂最近研究成功一种能利用造纸残渣造纸的新技术。
造纸工厂在造纸过程中，产生大量残渣。
这对造纸工厂来说，是个最大的麻烦。
日本科技人员经过研究，成功地找到了一种处理残渣的新方法：
在残渣中混入30—40％的旧报纸，再加入一种特殊的浆，使之凝固后就能造纸。
这种方法不但能100％的将残渣作为原料加以利用，而且成本较低。
制造出来的纸是较厚的纸板，还可以制屋面纸、包装纸和石膏板用纸等。
这种残渣造纸的设备也比较简单，只要把普通造纸机改造一下就行。

四万人死于酗酒
近年来，法国酗酒之风日盛，每年有4万人死于酗酒。
自杀者的25％、精神病患者的40％、交通事故的三分之一系由酗酒引起。
据统计，在法国嗜酒成性的酒鬼达300万人，饮酒上瘾者有200万人。
二者加起来，占法国人口5，300万人的近十分之一。

非洲黑猩猩塞多嘴里衔着钉子，手里拿着榔头在帮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主人布里斯特修铁丝篱笆。
布里斯特说黑猩猩塞多是晒干草、喂牲畜、修草坪和补篱笆的能手。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开凿新巴拿马运河的计划
凡文
在巴拿马开凿一条海平面运河，取代目前的巴拿马运河，以满足国际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是国际间的一个老话题。
位于中美、南北美交界处的巴拿马地峡最低处海拔达312英尺。
100年以前，法国公司在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工程师菲迪南德·莱塞帕斯主持下在这里开凿运河时，曾采用海平面运河的方案。
以后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再加上工区发生霍乱和黄热病，1889年工程半途而废。
后来，美国在这儿动工修建了现在的水闸式运河。
巴拿马运河有一个水闸系统，它先把船从太平洋或大西洋升到一个人工内湖，然后再把船下降驶往另一个洋。
水闸最长为300米，最宽为33米，所以只能通过排水量为6万吨以内和宽度不超过32米的船只，通过运河全程需要16个小时。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巴拿马运河的军舰的数量增加，所以，改进巴拿马运河的要求日益迫切。
战后随着国际航运的发展和超级油轮、大型航空母舰的使用，巴拿马运河更加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开凿一条新的海平面运河成了当务之急。
美国对新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很有兴趣，这不仅是由于新运河可以使美国的大型油轮直达东海岸，而且还有助于美国实行所谓“调拨战略”，统一指挥使用美国在太平洋的第7舰队和在大西洋的第6舰队。
70年代初期，美国为探明兴建新巴拿马运河可能性，花费两千多万美元进行了陆地部分技术性调查。
进入70年代，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
日本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到1978年，日本对拉丁美洲的积累投资总额已达37．57亿美元，占日本在全世界总投资的16．9％，仅次于亚洲和北美，居第3位。
此外，日本与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合作也逐年增加。
日本现在是利用巴拿马运河最多的国家。
1979年，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货运量为15，400万吨，其中，日本货运量为4，100万吨，占27％。
为了加速把它的产品运往美国东海岸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并且扩大船只的体积，日本对开凿巴拿马运河非常感兴趣。
1979年08月底，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访美时，同美国参议员格拉韦尔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日、美两国协助巴拿马政府推进修建新运河的基本方针。
今年03月，巴拿马总统罗约就开凿新巴拿马运河问题专程访问了日本。
日本方面表示在其他友好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将给予“适当的合作”。
所谓“其他友好国家”指的是美国。
这次美国总统卡特接见巴拿马新任驻美大使时则强调美国准备与“巴拿马及其他有关国家”商讨有关开凿新巴拿马运河问题，所谓“其他有关国家”指的是日本。
据报道，巴、美、日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召开国际会议。
还有人估计新巴拿马运河可能于1984年破土动工。
（附图片）
现在的巴拿马水闸式运河已显得狭小了。

拉丁美洲人口增长快
拉丁美洲人口增长迅速。
据报道，到2000年它的人口将增长一倍，达到63，700万人。
巴西人口几乎将与美国一样稠密。
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除非有一些彻底的解决办法，否则，到2000年时，绝大多数青年——新的一代拉丁美洲人将失业，吃不饱。

提高工人阶级科学技术文化水平
本报记者　缪宜琴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访问了许多工厂企业和学校，深深感到那里职工边工作边学习的教育事业十分发达。
通过这种教育，许多原来只有高中程度的工人、技术员和工厂管理干部，达到了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的水平，有些人还达到了研究生的水平；
许多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工人，具有了中等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并掌握了一种以上的专业技能。
这种教育体系，不仅多快好省地培养了人才，而且是提高工人阶级科学文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解放前，朝鲜北半部没有一所大学，中学也只有43所，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许多大型企业里，没有一个自己民族的技术人员。
解放以后，劳动党提出了“教育工作走在一切工作前面”的方针，经过艰苦努力，到50年代末，一共建立了33所全日制大学，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不久，又逐步建立了边工作、边学习的教育体系，把它纳入整个国家教育计划，并由国家负担经费。
今天，在朝鲜，这种边工边学的教育体系和全日制教育体系相配合，构成了共和国北半部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在工厂企业里，边工作、边学习的教育体系主要包括：
4至5年制的工厂大学，3年制的工厂高等专科学校，3年制的劳动者高级中学，全日制大、专学校附设的函授学校。
工厂大学和工厂高等专科学校主要招收具有中等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工人、技术员和工厂党、政管理干部，工人、技术员以学习专业知识和基础理论为主，干部除学习一般专业知识外，还学习企业管理知识。
目前，共和国北半部许多大、中型企业都设有这种学校，总计约有70多所。
劳动者高级中学主要招收年龄50岁以上、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较低的老工人。
有些老工人比较多的大工厂，如咸兴二八维尼纶厂，每个车间都办有劳动者高级中学，虽说是自愿参加，但许多老工人从不缺席。
在函授教育中，有些重点大学，如金策工业大学，还设有函授研究生班，对象是工厂工程师。
现在，在这个函授研究生班学习的各厂工程师有七、八十人。
我们访问金策工业大学的那天，有8位研究生正进行论文答辩，其中两位是工程师。
论文答辩合格者，即提为学士（相当于外国的硕士或副博士）。
工厂大学、工厂高等专科学校、劳动者高级中学的校长一般多由厂长、副厂长、车间主任兼任，教师大多是科学家、工程师和专家。
在课程设置方面，专业课、基础理论课和全日制大、专学校基本一样，现场实习、劳动、体育等课程，一般都不设置；
都不放寒、暑假；
这就保证了学员有足够的课时，学完全日制大、专学校的全部专业课和基础理论课。
学员毕业时，和全日制大、专学校学生一样，经国家考试委员会统一考试，合格者领取国家发给的大、专学校毕业文凭。
毕业后，绝大部分返回原岗位，一小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其学衔、技术职称和工资待遇，和全日制大、专学校毕业生完全一样。
降仙钢铁联合企业、龙城机械厂和二八维尼纶厂的厂长、党委书记、总工程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这种边工边学教育体系的优越性：
一、实践完全和理论结合。
学员就是在现场从事生产、工作的工人、干部，他们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比较容易学懂书本理论，同时，也能较快地把书本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并通过实践检验，不断充实书本理论。
龙城机械厂的干部，包括工厂厂长、副厂长、党委副书记、车间主任以及作业班长等等，绝大部分都是工厂大学和工厂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
二、学员不脱离劳动和工作，熟悉生产过程，有利推动技术革新。
十多年来，咸兴二八维尼纶厂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有5，000多件，其中三分之二是工厂大学和工厂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提出来的。
三、有利于把工人阶级培养成知识分子。
目前，朝鲜北半部100万知识分子中，工厂大学或工厂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占一半多。
四、由于边工作、边学习，学校的校舍、设备、实验室等等不必“另起炉灶”。
校舍一般都是利用工厂企业闲置的厂房；
工人从事生产的现场——车间，也就是最好的实验课堂，这就大大节省了国家教育经费的支出。
据估算，办一所工厂大学，比办一所相当的全日制大学，教育经费至少节省一半左右。
在朝鲜工厂企业里，边工作、边学习的教育体系已经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英雄的朝鲜人民并不以此为满足，前几年，他们豪迈地提出全社会知识分子化的方针。
现在，他们正在广大农村、渔场积极建立这一教育体系。
可以预料，他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新式”集中营
美国研究苏联监狱、集中营和精神病监狱的研究中心主任今年02月揭露说，到1980年初，已知道在爱沙尼亚、基辅州等地的四十一个死亡集中营的地址。
在这些集中营里，犯人不穿防护服从事开采铀矿和清理核潜艇喷嘴。
集中营管理当局不告诉犯人，他们正在遭到致命的放射，也不宣布开采和精选的是什么矿石。
犯人得病后，就被克格勃送到残废人员特别集中营，让他们在那里死去。

日本的职业教育
徐宁
日本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小学、初中早已普及了义务教育，高中也基本上实现了普及，1980年度初中生的升学率达到94．2％；
高中生升入大学和短期大学（学制2年或3年）的升学率1979年度为37．4％。
在日本的教育事业中，除了普通教育外，职业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50年代初，日本财界就指出，“现代教育就是10年以后的工业”，认为战后日本的教育“过多地强调了对社会成员的普通教育，而明显地忽视了与此相并行的职业教育乃至产业教育”，因而大力提倡学校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日本财界的上述主张得到了重视。
到1960年，日本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比例几乎已各占一半。
日本的初中重点在进行普通的基础教育，只开设少量的专业课。
专业课有必修和选修的职业技术课两种，男同学以学习生产技术为中心，女同学以学习家庭生活、基础生活技术为主，为毕业后就业打下职业技术初步知识和技能的基础。
高中为加强职业教育，分为单科制和综合制两种类型。
单科制只设普通科的称为普通高中，只设职业科的称为职业高中。
职业高中学科很多，分的也很细，有工业、农业、商业、水产、家庭、福利、护士等。
1966年职业高中学科有218种，随着工农业技术的现代化，1973年增加到277种，新设电子工程、化学工程等。
职业高中不仅教给学生基础知识，而且使学生能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毕业时可以拿到技术证明，易于找到工作。
在到1975年为止的二十多年间，日本约有2，500万初中、高中毕业生就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这种职业高中或职业科毕业的，成为日本熟练技工和劳动力的主要供应源泉，对加速日本的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受到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到了“稳定增长”，加之企业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出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因为经济不景气，企业开工不足，大批高中、大学毕业生失业，甚至读完3年研究院博士课程的年轻研究人员，也找不到固定职业；
另一方面，在国内外剧烈的经济竞争中，日本产业结构开始向“知识集约型”转变，又需要大批熟练技工和中等、高等技术人才，学历短的人越来越难于找到工作。
目前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者几乎没有了，高中毕业后就业的希望也越来越少。
于是一种受到人们欢迎的介于高中和大学、短期大学之间的第3种高等教育机关——专科学校应运而生。
1976年04月，日本文部省从一些教授花道、穿和服、电子计算机、和平利用原子能等的民办学校里选出近900所教学质量高的改为专科学校。
专科学校招收对象主要是高中毕业生，学习的专业种类繁多，有土木建筑、电子工程、烹调、财会、医务保健、理发美容等。
学生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可以学到某种技能，通过考核，获得设计师、理发师、护士等证书。
由于专业性强，培养目标明确，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毕业以后80％的人能找到自己所希望的职业。
公司和企业也因为这些人一来就能用，无须再花一段时间进行专门训练和培养，愿意录用，对他们表示欢迎。
因此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很高，平均达85％，内定就业率为100％的专科学校占这类学校的31．2％。
而大学和短期大学的平均就业率却只有42％。
专科学校的学生学习时费用比普通大学要少得多，而在参加工作初期工资待遇与短期大学毕业生基本相等。
所以专科学校问世以来发展很快，从1976年的近900所、学生13万多人增加到目前的2，500多所、学生43万多人。
有的人甚至在同时考取几个大学以后，宁可舍弃不去而进入专科学校。
日本这个人口仅占世界3％、陆地总面积只占世界0．3％、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一跃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是与它努力开发人的智能资源，采取多种办学形式，使其拥有雄厚的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的产业后备大军有着密切的关系。

未来的墨西哥城
据预测，2000年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将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到那时，该城将拥有3，160万人，相当于目前人口的大约3倍。

眼泪的作用
不久前意大利《快报》周刊上刊登一篇题为《为健康而哭！
》的文章指出，一个健康的机体一年约可产生0．5公升泪水。
眼泪是清洁并湿润眼睛的不可代替的物质。
功能如同“刷雨器”的眼泪是人体必不可少的。
它通过鼻泪管不显地排出去。
有一种说法是，男人比女人哭得少，因此他们得胃溃疡的危险要比女人多。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拉姆西医学中心生物化学家、美国专家威·弗雷认为，除了其他功能外，眼泪能把机体应激反应时产生的危险毒素排出去。
因此，忍住哭，意味着自身的慢性中毒。

紧张、烦恼与心脏病
美国一些心脏病学家最近通过科学研究得出结论：
造成心情紧张、压抑和烦恼的生活方式，和胆固醇高、吸烟、高血压一样，是引起人们心脏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这种看法，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流行病学家和其他一些心脏病学家的赞同。
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浓度，促进血凝块的形成，血压也会升高，还会引起心律不齐，同时，还会导致人体分泌胰岛素太多和生长激素减少等不正常现象。
美国心脏病学家认为，人们如果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就可以减少心脏突发症的危险。

人像摄影的新花
陈明时
在生活的道路上，人们总愿意留下自己的影像以作忆念。
因此，人像摄影艺术便成为群众喜闻乐见，和人民生活联系最密切的摄影品种之一。
在十年浩劫中，人像摄影艺术被糟踏成相声《如此照相》所形容的那般光景。
今天，人像摄影师、摄影家们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
他们满腔热情地钻研技艺，努力反映人民的精神面貌，创造出人像摄影艺术的朵朵新花，为我们充满着阳光的生活增添了情趣。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3届全国人像摄影艺术展览”，是十年浩劫以后的首次大型人像影展。
它用将近400幅作品，介绍了照相馆业和其他摄影工作者的人像摄影艺术成果。
这次的展出，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各种技术技巧得到较好的发挥。
不少作品形神兼备，生动自然，受到人们的好评。
人像摄影的对象是人，人像摄影艺术家应该尽量研究、了解和熟悉他们。
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光线的运用，角度、时机的选择以及制作等摄影艺术手段，把人物的性格特征、精神状态反映出来。
这样才能产生成功的作品。
这样的人像作品，并不是人物的简单纪录，而是一件艺术品。
它可以陶冶人们的精神，给人以美的感染。
形式美是任何艺术创作都得认真注意的，人像摄影艺术的种种形象塑造、性格刻画都离不开对形式美的研讨。
但是，单纯追求形式的作法则是不足取的。
文以载道，形以传神，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就会显得单薄、浮浅了。
这次人像摄影艺术展览，将推动照相馆业和其他摄影工作者的创作活动，使人像摄影艺术得到更大的提高。

每周画刊
幸福的童年曹六一摄（云南昆明春光照相馆）
喜在心头杨生录摄（陕西吴旗县照相馆）
我爱海洋唐乔明摄（上海英姿照相馆）
渴求狄森摄
迎来朝阳纪洪泉摄（天津鼎章照相馆）
月下周云海摄（江苏无锡向阳照相馆）
伟伟程远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