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畜牧业获得好收成
今年上半年牲畜头数比去年纯增百分之三点九
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10日电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由于落实三中全会的各项政策，实行生产责任制，虽然遇到严重自然灾害，仍然获得了好收成。
到今年06月底，牲畜头数比去年总增19．5％，纯增3．9％。
内蒙古今年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后果将在明年的生产中反映出来。
如果今年工作跟不上去，明年就会减产。
针对这种情况，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各级党政部门正采取有力措施，抗灾保畜。
这些措施有：
一、牧区大力打草储草加强畜群管理，努力抓好秋膘、配种和疫病防治。
二、农区在夏收以后，扩大了复种指数，多种草和多汁饲料支援牧区抗灾。
三、采取措施，分散牲畜，其中包括畜群倒场，把集体牲畜分散到户饲养，收益按比例分成。
四、自治区有关部门把受灾严重无力饲养地区的牲畜买出来，调给农区、山区和一部分革命老根据地群众饲养。
五、放宽政策。
除国家多收购一部分外，允许生产队和个人自行处理，以增加收入。
集中饲草饲料，保护适龄母畜。
自治区工商财贸各部门全力支援牧区，为抗灾保畜提供有关物资、药品以及运输条件。
通过这些工作，争取明年畜牧业生产仍然能有一个好收成。

加强民族立法工作保障少数民族权利
人大民委会二次会议在京开幕
阿沛·阿旺晋美致开幕词，乌兰夫作关于加强民族法制建设问题的报告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第2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大会堂开幕。
会议计划进行八天。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赛福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等，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民委会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致开幕词。
他说，全国人大民委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民族立法工作和监督有关民族问题法规的实施。
人大民委要以民族立法为中心来开展工作。
他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各项议程。
其中包括听取乌兰夫同志关于加强民族法制建设问题的报告；
听取国家民委关于民族工作的报告；
听取人大民委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
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自治条例（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草案）》、《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的修改意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林业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讨论关于规定一个“民族节”的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人大民委会全体委员外，还有17个省、自治区人大代表团团长（或他们指定的有关负责人）。
乌兰夫在他的报告中首先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民族工作的进展是迅速而巨大的。
全国各民族人民在同心同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的新时期中，迎来了民族工作的新阶段。
他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加强民族立法工作。
我们所立的法，要吸收少数民族人民的合理意见，要符合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要体现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愿望，因此必须组织少数民族同志参与民族立法工作。
我们国家过去也做过一些立法工作——其中包括一些民族立法工作，这些立法工作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但是，总的看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还是很不完备和很不健全的，在民族问题上尤其如此。
今后，我们一定要、而且一定能加强民族立法工作，把有关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搞好。
乌兰夫接着讲了四个问题：
一、要重视民族立法工作；
二、民族立法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
三、民族立法工作要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
四、要维护有关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
在讲到要重视民族立法工作时，他说，我们搞民族立法工作，经验不多，可是障碍不少。
搞民族立法工作所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甚至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说成是“人为地制造分裂”。
他们在民族问题上奉行的路线和政策，是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的路线和政策。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已经先后被粉碎了，但是我们为了彻底清除他们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他强调说，民族关系如何，历来是我国政局是否稳定、边防可否巩固和建设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我们这个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的国家来说，加强民族立法工作，在民族问题上确立完备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是久安之计。
关于民族立法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乌兰夫指出，鉴于过去在民族工作上盛行一种“一刀切”的做法，恶习蔓延，弊端丛生，我们现在应该强调指出：
为了做好民族立法工作，必须坚持采取党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在制定适用于各少数民族的法规的时候，必须掌握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不同的特点，不能和适用于汉族的法规“一刀切”。
每个民族自治地方在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其他法规的时候，都必须掌握本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既不能和汉族地方适用的法规“一刀切”，也不能和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其他法规“一刀切”。
在讲到民族立法工作要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时，乌兰夫指出，民族立法工作的目的，是要切实保障国内一切少数民族享有真正的平等权利和充分行使民族自治权利。
民族立法工作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1是关于保障聚居的少数民族充分行使自治权利的立法，第2是关于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的立法，第3是关于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立法。
民族的自治权利，集中体现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上。
所谓自治权，就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主权。
不保障充分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就名不副实；
保障充分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才算是真正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他说，自治权的行使离不开民族化，民族化有几个方面，而主要是干部的民族化。
干部的民族化也涉及许多方面，而首先是自治机关干部的民族化。
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应当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
他说，经过几十年革命和建设实践，在党的培育下，已经成长出大批有觉悟、有才干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能够把自治机关的工作担子挑起来，应该让他们去挑起来。
他说，民族化还包括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形式在内。
乌兰夫说，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在经济管理方面和财政管理方面的自治权已成为突出的、亟需注意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24年前就提出来了，那时毛泽东同志说：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现在我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早解决比迟解决好。
经济管理权，首先一个问题是资源管理权。
牧民使用的草原，可以而且应该经立法程序确认为牧民集体所有。
对于这个问题，要在短期内作出妥善的法律规定才好。
他说，我们的政策要从实际出发，既有利于国家富强，又有利于民族繁荣。
放得不够宽的要继续放宽，搞得不够活的要继续搞活。
只要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放宽、搞活对生产发展和民族团结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
他说，我们应当掌握这样的原则：
上级国家机关需要在民族自治地方内设立企业、开发资源的时候，要听取自治机关的意见，要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要在企业的隶属关系、职工来源、“骨”“肉”关系、物资管理、产品留成、利润留成和税收分配等方面作出恰当的安排，以求既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发展。
在汉族地区的中心城市可以和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发展合营企业、补偿贸易、返回产品、返回利润和对口支援等经济合作关系，既保护竞争，又促进联合，这对双方都是大有利的。
现在，民族自治地方在定员定额、开支标准和税收调节等方面，还是没有什么自治权的，因而往往不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族制宜，这就是有待于改进的。
乌兰夫说，我国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还有一少部分没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其中包括17个人口较少或居住较散的民族三百几十万人，以及居住在自己民族的自治地方之外的民族成员六百几十万人，合计一千多万人。
这一千多万人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后可以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
一种是不能构成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的。
对于前一种，要帮助他们尽快创造条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对于那些只有相当于过去的乡级或者现在的公社级的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今后需要在地方政权的体制上作出某些改变，以保障他们行使自治权利。
在讲到要维护有关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时，乌兰夫说，第1，法规本身必须有足够的明确性和严密性。
我们制订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法规，是非要分明，赏罚要严明。
第2，要宣传民族立法工作的意义，要宣传有关民族问题的法规的内容，还要宣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这个宣传工作，就是民族法制教育工作。
我们要在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干部和群众中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民族法制教育工作，使人人知法守法。
我们搞民族立法工作，是要由国家机关以成文法来确认民族政策的要求，并且由国家机关以强制力来保证民族政策的实施。
只有做好民族立法工作，才能真正落实民族政策。
第3，要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一切公民遵守有关民族问题的法规。
乌兰夫说，在各民族自治地方，不但要以全国通行的法规为准，还要以本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其他法规为准。
上级的指令，如果违法，就是无效的，下级有权抵制。
如果上级强使下级执行其违法的指令，下级有权控告。
我们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把周密的监督工作和完善的立法工作结合起来，就能使我们的有关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不受损害了。
乌兰夫同志在报告中，最后指出民族工作的新阶段确实已经来到了，它将是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及时推进和全面落实的阶段，它将是少数民族享有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得到牢靠的法律保障的阶段，它将是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国家统一进一步巩固的阶段，从而也必将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共同繁荣的阶段。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也参加了今天的会议。
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寿彝（回族）、李贵、杰尔格勒（蒙古族）、杜易（壮族）、阿木冬·尼牙孜（维吾尔族）、吴运昌（苗族）、赵南起（朝鲜族）、伊尔哈里（哈萨克族）也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还有人大民委秘书长云北峰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等，共600人。

在全国航模赛中朱传高破一项世界纪录
内蒙古运动员朱传高在全国航空模型分项比赛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封闭速度竞赛中，以每小时一百三十九点八○公里的成绩，超过苏联运动员亚尔马克的每小时一百二十一点三二公里的世界纪录。
新华社记者摄

婚姻、家庭生活的准则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全国人民关心的新婚姻法，决定从1981年01月01日起正式施行。
这是关系到每一个人、每家每户切身利益的重要立法，每一个公民、每一级政府都必须遵守，认真执行。
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婚姻家庭制度。
在我国，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和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家庭制度，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始末，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很快于1950年05月0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确立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的婚姻制度。
这部婚姻法的施行，对于把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建立男女相爱、以共同事业为基础的自由婚姻，结成和睦团结、尊老爱幼、劳动生产的家庭关系，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随着我国三十年来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婚姻家庭关系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1950年的婚姻法已不能完全适应。
这次通过的婚姻法就是在原来婚姻法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的，是符合群众利益和现阶段社会需要的。
它所确定的结婚和离婚条件，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赡养、抚养、扶养，财产继承等条文，是坚持、巩固新的婚姻制度，建立和健全新的家庭关系、新的社会生活、新的道德风尚的基本准则。
按照婚姻法办事，切实保障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对个人的幸福，家庭的和睦，乃至社会的进步，都是十分重要的。
实行婚姻自由，这是婚姻法的一个最基本原则。
婚姻关系以男女双方的思想相通、感情相投为基础。
感情越深，婚姻关系就越牢靠。
无数事例说明，这样的夫妻，不受双方家庭、地位、职业、相貌、财产等差别的影响，而能相亲相爱，组成和睦的家庭。
因此，婚姻问题一定要由男女双方自主、自愿地去处理，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包办。
旧社会的婚姻，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只能听凭摆布，不少人遗恨终身。
解放后，婚姻自由了，但由于长期的封建婚姻制度根深蒂固，影响很大，加之“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和道德的破坏，结婚不能自主的现象仍然存在，因为不是“门当户对”，不能结婚；
因为缺少“几大件”，不能结婚；
因为出身不好，不能结婚，等等。
这样一道道人为的篱笆使很多有情人难成眷属。
有些男女婚前互不了解，谈不上有什么恩爱、感情，但却被包办、买卖、换亲、拐骗、索财、暴力等手段拉在一起。
这种捆绑的夫妻，不知给多少人家带来不幸。
另外，有的单位自立标准，搞结婚审查，强调出身、社会关系、政治面貌、思想作风等，干涉过多，也给不少青年男女带来痛苦。
不自由的婚姻所造成的一幕幕的悲剧，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要通过新婚姻法的贯彻，保障婚姻自由，同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现象做斗争。
结婚必须遵守法定的年龄。
过去，早婚是中国农村的习俗。
1950年的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始得结婚，对破除早婚，保护民族身心健康起了积极作用。
现在，根据我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婚龄已成为多数群众的愿望和社会的需要。
为此，新婚姻法规定男22周岁、女20周岁才能结婚，这在现阶段是比较适宜的。
它既考虑到青年生理的发育，学习、工作的状况，独立生活的能力，也考虑了对人口的控制。
有人担心，这个婚龄比各地推行的晚婚、晚育年龄低，不利于计划生育。
这里需要说明，法定的婚龄只是最低的结婚年龄，不是说到了婚龄就必须结婚。
青年自愿适当推迟结婚年龄，国家是鼓励和提倡的。
同时，婚龄与育龄虽有联系，毕竟不是一回事，关键是搞好计划生育。
否则，晚婚仍然可以多生孩子。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只要抓好计划生育，就能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
因此，新婚姻法规定：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绝不能因为要控制人口增长就不许人家结婚。
也有人担心，新婚姻法颁布后，有些地方可能出现“突击结婚”的高潮。
这也要向群众讲清楚，婚龄一经法定，各地就不能再规定一个与此相违背的婚龄，即便是一些特殊职业需要晚婚的，也只能说服当事人，不能用行政命令。
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
离婚涉及人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社会道德和子女、老人的利益，男女双方都要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反对轻率离婚和喜新厌旧。
但是，我们也不能用法律强行维护感情已经破裂的婚姻关系。
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婚姻关系难以维持，调解无效时应准予离婚。
这样，可以把男女双方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使其有可能重建幸福的家庭，对本人、子女、社会都有利。
以婚姻、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担负着多种社会职能。
它既是人口再生产单位，人的教育单位，又是一个消费的经济单位。
所以，建立一个幸福家庭十分必要。
它不仅有利于一家人的生活、工作、学习，而且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
夫妻是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
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是建立幸福家庭的法律依据，双方都要履行。
要用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去处理家庭事务。
赡养老人，是做儿女的职责；
管教子女，是当父母的义务。
要保持和发扬我国劳动人民尊老爱幼的美德，绝不能成了家立了业，就忘掉生养自己的爹娘。
新婚姻法公布以后，必将在全国产生强烈的反响。
现在距施行新婚姻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首先要学习、宣传、解释好婚姻法，使群众家喻户晓，自觉执行。
同时要健全婚姻登记、调解等必要的制度。
要考虑到新婚姻法施行以后会出现的问题，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
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思想特别是封建主义思想在婚姻、家庭中的反映，要加以批评教育。
对于干涉婚姻、虐待老人、溺婴、残害婴儿、放纵子女犯罪等不道德或违法行为，要及时加以处理，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计划生育是有关我们国家发展前途的大事，要继续抓紧抓好，不能松劲。
可以相信，随着新婚姻法的公布和施行，新的婚姻家庭关系必将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

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
叶剑英说，修改宪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正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经过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修改宪法一定要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宣布正式成立。
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叶剑英主持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
他指出，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定系统地修改现行宪法，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宪法的修改工作。
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正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叶剑英说，我国现行宪法，基本上是本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改通过的。
本届人大二次、三次会议都对宪法个别条文作了修改。
而本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的工作，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进行的。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来不及全面地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也来不及彻底清理和清除十年动乱中某些左的思想对宪法条文的影响，以至现行宪法中还有一些反映已经过时的政治理论观点和不符合现实客观情况的条文规定。
更重要的是，自本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中共中央对于国内阶级状况所作的新的科学分析；
国家民主化的重大进展和进一步民主化的要求；
国家领导体制和国民经济体制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重大改革；
各民族区域自治权的明确规定；
等等，都没有也不可能在现行宪法中得到反映。
而且，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现行宪法的许多条文规定也不够完备、严谨、具体和明确。
总之，现行的宪法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立即着手对它进行全面的修改，是完全必要的。
叶剑英说，这次修改宪法，应当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行。
经过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在新的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下，全国各族人民应当能够更加充分地行使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的权力。
法制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工作，它们的常务委员会的权力和工作，应当怎样进一步健全和加强，也应当在修改后的宪法中作出适当的规定。
总之，我们要努力做到，经过修改的宪法，能够充分体现我国历史发展新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叶剑英强调说，这次修改宪法，一定要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法，采取多种形式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项工作，在明年上半年公布修改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讨论。
我们这次修改宪法要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制订和修改宪法的历史经验。
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同时也要参考当代外国宪法，尤其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吸收其中好的先进的东西。
一个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个是“本国经验与国际经验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制订1954年我国第1部宪法时总结的两条立宪经验。
我们应该仍然充分重视这两条经验。
叶剑英说，我们担负的修改宪法的工作是很艰巨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抱着高度的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专家，兢兢业业，谨慎从事，就一定能够把这一工作做好，如期完成全国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为了更好开展宪法修改工作，今天的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并通过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名单。
胡乔木为秘书长，吴冷西、胡绳、甘祠森、张友渔、叶笃义、邢亦民、王汉斌为副秘书长。

来函照发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新华社编者按：
这里播发的是农业部畜牧总局1980年09月10日来函）。
新华社
我们在审阅新华社记者写的《我国畜牧业生产今年有较大幅度增产》一稿（注：
新华社9月03日播发）时，未经认真核对，误加了“内蒙古自治区灾情严重牲畜减产”一语，与事实不符，这是由于我们工作上的不严肃所造成的错误，应当从中吸取教训。
农业部畜牧总局
1980年09月10日

河南探明大型银矿床
河南新近探明了一个以银为主的大型银矿床，有关部门已决定尽快开发，以适应四化需要。
地质工作者们说，这个矿是我国目前银品位最高、储量最大的银矿床，银的平均品位为每吨三百克。

济南——北京开行旅客直达快车
济南到北京的一九八次旅客直达快车，09月13日晚八点四十分由济南车站正点开出。
这是由济南开往北京的第1列直达快车。
14日晚十点五分，同一列车再从北京开回济南。
至此，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的首府都有了直达北京的列车。

湖北一批大学教师晋职
湖北省三十所大专院校的一千三百四十九名教师晋职为教授、副教授。
这次晋职的教师，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将近一半，许多是解放以后从大学毕业的。
湖北省晋升教师职称，在群众评议的基础上，聘请了五十多名专家、教授，对拟晋职人员逐一作了严肃、认真的评审，最后由领导部门审查批准。
（据新华社）

藏族群众爱戴的公社书记——朗宗
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下达后，西藏自治区隆子县新巴公社党支部书记朗宗想：
解放这么多年了，新巴公社最大的变化就是从1978年起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社员开始有余粮了。
但是，大家穿的衣服、喝的酥油、吃的肉食以及家庭用具仍然很缺乏，很多人家住房条件还很差。
这与先进地区比，与中央的要求比，差距还大得很。
想到这些，她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要做的事更多了。
朗宗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走村串户，对全社5个生产队，280户人家逐一调查摸底：
农村经济政策落实得如何？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穷致富措施？
群众有什么困难？
当她在调查中发现很多社员自留畜不足，但又买不到时，就帮助社员多方打听、联系，从邻区买来了许多母畜；
为了解决一些社员住房条件太差的问题，她多次带着木工，一户一户地帮助设计、解决木材和经济上的困难。
由于她工作踏踏实实，讲究实际效果，不少实际困难一一得到解决，中央的指示得以逐步落实。
新巴公社各生产队都有一些困难户。
她说：
“我们要鼓励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也要帮助有困难的户尽快翻身，不能让他们永远困难下去。”
第3生产队的单身女社员德庆白玛，因为长期有病，又动过手术，一般农活不能干，收入低，生活困难。
朗宗就与生产队研究，根据她的身体状况，安排她担任生产队的放牧员，使她增加了收入。
在短短的时间里，德庆白玛不仅吃穿不愁，还做了一对厚尘垫、两套铺盖和藏被。
德庆白玛逢人便说：
“这都多亏了朗宗书记的关心，她真比阿妈还亲”。
汤己生（据《西藏日报》）

赵紫阳在同莫伊总统会谈时强调指出
越南撤军是解决柬问题的关键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在同肯尼亚总统莫伊继续进行会谈时，强调指出，越南军队立即撤出柬埔寨，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所在。
他说：
“因为柬埔寨当前的局势完全是由于越南出兵侵略所造成的，要使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首要的条件就是越南军队撤出去”，“也只有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才谈得上维护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够使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他指出，三十四届联大关于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决议通过已经将近一年了，但越南当局至今拒不执行。
“越军不仅继续侵占柬埔寨，而且还进一步侵犯泰国领土，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东盟及其他国家对这种局势感到忧虑，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谋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
赵紫阳说：
“我们并不反对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但是必须明确，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执行三十四届联大的决议。
如果越南根本没有撤军的意愿，那么，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他说：
“为了考验越南的诚意，必须要求越南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立即开始从柬埔寨撤军。
我们也可以考虑不以越军全部撤完作为开会的先决条件。
但是，这决不能被解释为容许越南继续侵占柬埔寨，承认它进行侵略所造成的既成事实。”
他强调说：
“国际会议必须首先规定越南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的期限和对越南撤军进行监督，并且采取切实的措施，保证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行使自决权，保障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邓小平会见莫伊总统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及其主要随行人员。
在亲切的交谈中，邓小平同莫伊就进一步发展中肯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说，中肯两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都懂得取得民族独立和发展自己的国家是不容易的，这种历史和感情把两国自然地连结在一起。
莫伊说，为了发展我们各自的国家，我们要努力加强肯中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团结和友谊。
邓小平还向肯尼亚客人介绍了我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
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会见时在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1980年09月10日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通过）
第1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都按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或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只就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2条 下列各项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劳务报酬所得；
三、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四、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五、财产租赁所得；
六、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它所得。
第3条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5％至45％（税率表附后）。
二、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其它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
第4条 下列各项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
一、科学、技术、文化成果奖金；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储蓄存款的利息；
三、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四、保险赔款；
五、军队干部和战士的转业费、复员费；
六、干部、职工的退职费、退休费；
七、各国政府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官员薪金所得；
八、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
九、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免税的所得。
第5条 各项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一、工资、薪金所得，按每月收入减除费用800元，就超过800元的部分纳税。
二、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满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
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然后就其余额纳税。
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其它所得，按每次收入额纳税。
第6条 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为扣缴义务人。
没有扣缴义务人的，由纳税义务人自行申报纳税。
第7条 扣缴义务人每月所扣的税款，自行申报纳税人每月应纳的税款，都应当在次月07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
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在年度终了后30日内，将应纳的税款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
第8条 各项所得的计算，以人民币为单位。
所得为外国货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合成人民币缴纳税款。
第9条 税务机关对纳税情况有权进行检查，扣缴义务人和自行申报纳税人必须据实报告，并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隐瞒。
第10条 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1％的手续费。
第11条 扣缴义务人和自行申报纳税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
逾期不缴的，税务机关除限期缴纳税款外，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
第12条 扣缴义务人和自行申报纳税人，违反本法第9条规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酌情处以罚金。
匿报所得额，偷税、抗税的，税务机关除追缴税款外，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应补税款5倍以下的罚金；
情节严重的，由当地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13条 扣缴义务人和自行申报纳税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按照规定纳税，然后再向上级税务机关申请复议。
如果不服复议后的决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14条 本法的施行细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第15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级数 级 距税率％ 1 全月收入额在800元以下的免 2 全月收入额801元至1，500元的部分 5 3 全月收入额1，501元至3，000元的部分 10 4 全月收入额3，001元至6，000元的部分 20 5 全月收入额6，001元至9，000元的部分 30 6 全月收入额9，001元至12，000元的部分40 7 全月收入额12，001元以上的部分45
（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
（1980年09月10日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通过）
第1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营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它所得，都按照本法的规定缴纳所得税。
合营企业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分支机构，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它所得，由总机构汇总缴纳所得税。
第2条 合营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的所得额。
第3条 合营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0％。
另按应纳所得税额附征10％的地方所得税。
开发石油、天然气和其它资源的合营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另行规定。
第4条 合营企业的外国合营者，从企业分得的利润汇出国外时，按汇出额缴纳10％的所得税。
第5条 对新办的合营企业，合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1年免征所得税，第2年和第3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对农业、林业等利润较低的合营企业和在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开办的合营企业，按前款规定免税、减税期满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还可以在以后的10年内继续减征所得税15％至30％。
第6条 合营企业的合营者，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期限不少于5年的，经合营者申请，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税款的40％。
投资不满5年撤出的，应当缴回已退的税款。
第7条 合营企业发生年度亏损，可以从下一年度的所得中提取相应的数额加以弥补；
下一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提取所得继续弥补，但是最长不得超过5年。
第8条 合营企业所得税，按年计征，分季预缴。
每季在季度终了后15天内预缴，每年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第9条 合营企业应当在每次预缴所得税的期限内，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送预缴所得税申报表；
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报送年度所得税申报表和会计决算报表。
第10条 合营企业的所得税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所得为外国货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合成人民币缴纳税款。
第11条 合营企业的开业、转产、迁移、停业以及注册资本的变更、转让，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后，应当持有关证件在30天内向当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第12条 税务机关对合营企业的财务、会计和纳税情况，有权进行检查。
合营企业必须据实报告，并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隐瞒。
第13条 合营企业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
逾期不缴的，税务机关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的5‰的滞纳金。
第14条 合营企业违反本法第9条、第11条、第12条规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酌情处以罚金。
合营企业偷税、抗税的，税务机关除追缴税款外，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应补税款五倍以下的罚金。
情节严重的，由当地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第15条 合营企业同税务机关在纳税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按照规定纳税，然后再向上级税务机关申请复议。
如果不服复议后的决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16条 合营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在国外缴纳的所得税，可以在总机构应纳所得税额内抵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订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所得税的抵免，应当依照各该协定的规定办理。
第17条 本法的施行细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第18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1980年09月10日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1章 总则
第2章 结 婚
第3章 家庭关系
第4章 离 婚
第5章 附 则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2条 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实行计划生育。
第3条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
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2章 结 婚
第4条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第5条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
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第6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
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二、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第7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
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
第8条 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第3章 家庭关系
第9条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
第10条 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第11条 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
第12条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第13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14条 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
第15条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第16条 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
第17条 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赔偿经济损失的义务。
第18条 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第19条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应负担子女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第20条 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
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第21条 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
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第22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第23条 有负担能力的兄、姊，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抚养的义务。
第4章 离 婚
第24条 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
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
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应即发给离婚证。
第25条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
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第26条 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
第27条 女方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一年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
第28条 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应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
婚姻登记机关应予以登记。
第29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
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第30条 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第31条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决。
第32条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以共同财产偿还。
如该项财产不足清偿时，由双方协议清偿；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由本人偿还。
第33条 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
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第5章 附 则
第34条 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
第35条 对拒不执行有关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和遗产继承等判决或裁定的，人民法院得依法强制执行。
有关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
第36条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可以依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某些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
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规定，须报请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自治区制定的规定，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37条 本法自1981年01月01日起施行。
1950年05月0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废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
第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于1980年09月10日通过了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现予公布，自1981年01月0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
1980年09月1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
第1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于1980年09月10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现予公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
1980年09月1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
第1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于1980年09月10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现予公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
1980年09月10日

侯政委员说
一定要依法办事
侯政委员说，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规定人民检察院要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它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只服从法律。
但是，由于封建思想和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在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中，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薄弱，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往往受到干涉和阻挠，以人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仍然存在。
在办理涉及国家干部的案件，尤其是涉及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案件时，往往阻力大，有的到处说情，多方袒护，有的包庇，有的阻挠，甚至有的徇私枉法，不能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渤海2号”事件，开始层层阻挠，多方开脱罪责，隐瞒事实真相，迟迟得不到处理。
还有的案件，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没有追究，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群众反映说：
现在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这就损坏了法律的尊严，失信于民。

刘导生委员说
要改变保护落后的政策
刘导生委员说，这次会议公布了财政上的赤字，公布了对政府的批评，这说明是对人民负责，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稳固的、有力量的，也说明了我们改正缺点错误的决心。
过去，很多问题都包在那里，讲空话、大话，实际上也骗不了人。
我们北京组，也要联系北京的问题。
北京市有许多政策是在保护落后。
如吃菜问题，冬天的大柿子椒，北京产的卖七角一斤，从南方买进来四角一斤，也要抬高价格卖七角；
北京的梨收购价是每斤一角二分，河北的雪花梨买进来是每斤八分，市场上却一律拉平卖二角五分。
这就是保护落后。
北京牌手表北京人不喜欢，就拿到西北去卖，为什么不研究改进？
这种做法还是在保护落后。
就连吃点心，大家也愿吃上海的，不愿吃北京的。
许多产品是生产与消费者不见面，只顾数量，不管质量，卖不出去，就积压在仓库里。
这类问题再不调整、不改革，没法过下去。
反官僚主义要从制度上改革，各级领导体制层次太多，工作效率远远不如过去，人越多效率越低。
十三陵建一个厕所费很大劲，建成后又没人管。
密云水库是四家领导，下边的同志反映，四个婆婆难办事。

刘永源、杜文达委员说
制订长远规划要实事求是
刘永源委员说，制订长远规划，一定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能太急，否则就会犯错误、出问题。
历史的教训不少，如第2个五年计划，由于受到“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的冲击，计划没有完成，使国民经济受到很大损失，人民吃了亏。
粉碎“四人帮”后，国务院提出十年规划也太急，有些规划指标过高，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没有做到量力而行，使原规划有的指标落空了，这反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杜文达委员说，这次制订规划，一定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出发，照顾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制订切实可行的规划。
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瞻前顾后，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吴江、周扬、徐四民、林一心委员谈
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吴江委员说，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目标明确，意义重大，抓住了改革国家制度的关键性问题。
封建遗毒是当前官僚主义和其它许多不良倾向的思想根源之一，当然要反对。
但反对封建遗毒的口号现在首先要为反对官僚主义服务。
改革党和国家制度的主要口号，应该是反对官僚主义。
周扬委员说，当前反对官僚主义是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有些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不赞成反对官僚主义，好象反对官僚主义就是反对他们。
我们一些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手里有权，地位很高，在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落后、充分的民主监督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很容易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
要研究如何防止他们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
实践证明，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立场出发，反对官僚主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是有害的。
周扬委员说，要真正反对官僚主义，必须使人民群众真正行使对干部的任免、监督权，对干部一定要赏罚分明。
执行正确的组织路线，不仅要稳重，而且要坚决。
对于违法乱纪、不称职的干部，该换的一定要换，该降的一定要降，该撤的一定要撤，该办的一定要办。
现在干部犯了错误，调换个地方了事，不仅不受处分，而且还要高升，对此群众是很有意见的。
有的地方只换了第一把手和少数几个领导人，但下面还是盘根错节，动不了，问题很大，许多权力还掌握在“四人帮”那条路线的拥护者手里。
这个问题不解决，官僚主义反不了，四化建设发展不了。
徐四民委员说，华国锋同志讲反对官僚主义时只讲它是一种历史悠久、陈旧的社会现象，没有指出这是封建主义的残余。
一言堂、家长制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我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或叫官治，都是封建主义的表现。
领袖的讲话如同圣旨，金科玉律，下面不能提意见。
为了搞好国家，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必须也反对封建主义。
林一心委员说，克服官僚主义，一是端正思想作风，二是改革必要的制度。
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生活在人民之中。
战争年代，脱离了群众，就要脑袋搬家。
现在当了官，有了权，就不要群众了。
有些人对提意见的群众打击报复，揪人家辫子，没有辫子也要揪几根头发。
反右斗争中就有这种情况。
我看过去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不少是有真才实学、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
克服官僚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搞好党风，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归侨组的许多委员建议，要彻底改革警卫制度。
他们说国务院各部、委警卫森严，群众无法进“衙门”，见不到“官”。
有些企业单位（如民航）和群众团体也设门卫，这也没有必要，建议撤销不必要的门卫。
领导人到基层单位去也不要前呼后拥，要从制度上改掉才行，否则同群众的关系会更疏远。

周辉、赵善欢、林克明、肖焕辉委员说
立法而不执行，有法也无用
许多委员认为，现在各种法律已逐渐制定，关键是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然有了法也无用。
周辉委员说，有的人对不适合自己口味的法令、政策就不执行。
如贯彻“八字方针”，该停的不停，该转的不转，基建项目总降不下来。
赵善欢、林克明委员都提出，环境保护法执行得不好，工业“三废”污染严重，城市噪音大大超过规定，建议给环保部门以应有的权力，便于推动这一工作。
肖焕辉委员说，森林法贯彻也很差，仍有乱砍乱伐、毁林开荒等现象。

喻缦云委员说
北京市的很多工作没人抓
喻缦云委员说，北京市很多工作落后于全国，不少工作没有人抓。
一是交通问题。
从丰台到市里过去行车二十多分钟，现在要走一个小时，红绿灯太多了。
东单、西单太拥挤，建议搞个转盘道，也花不了多少钱。
二是污染严重。
每天早上城市上空四面八方都是黑烟，空气严重污染。
万寿路旁边有条臭水沟，化工厂的有害污水排在里面，农民却用这水浇菜，并把污染的蔬菜卖给群众。
三是蔬菜问题。
北京市有不少郊区县种植蔬菜，按理说应该供应得很好。
北京城里不过四、五百万人，为什么蔬菜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队越排越长？
北京市的领导应该关心群众生活，为什么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
希望北京市的领导多在市里转一转，认真作些调查研究，对上述问题尽快给予解决。

孙乐宜委员建议
要认真处理打人整人而升官的人
孙乐宜委员说，华国锋同志的讲话很好，但是贯彻执行可能会遇到不少阻力。
阻力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那些“文化大革命”中靠打人整人升官的人还在台上。
广州市就有这样的人。
群众心里不服。
因此，建议党中央要检查督促清查工作，各地要真正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把那些经过批评教育不愿检查改正错误的人拉下来。

孟鞠如、李金德、谢邦选委员说
县级直接选举不能走过场
孟鞠如委员说，据了解，搞民主选举干扰很大，有些人操纵选举，选不出他们合意的人就不行。
县级选举要搞一个选举委员会，但有些委员会本身就是派性分子构成，这怎么行？
所以这些委员的产生，也要经过民主协商和群众选举。
要选代表人民意志的、正派的、党性强的人，保证选举顺利进行。
李金德委员说，全国正在普遍进行县级人民代表和县领导人的直接选举，这是一件大事。
只有把县一级直接选举搞好了，各省、中央的选举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要搞好这次选举，就要和封建思想、派性等干扰作斗争。
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到一些县去看一看，这对选举是一次检查和监督，不然仍会发生少数人在那里操纵。
谢邦选委员说，政协不能光是议论，应该多做些事，要有务可服。
建议能下去的委员应该经常下去了解情况，要学习邓大姐下去坐面包车的精神。
不要搞特殊化，游山玩水，要真正为人民办几件事情。

帅荣、赵熔、方之中等委员说
改革干部制度，克服官僚主义
帅荣、赵熔委员说，现在官僚主义到处都有，不仅政府里有，企业单位里有，军队里也有，官僚主义普遍存在。
如不克服官僚主义，就搞不成四化。
方之中委员说，现在有少数干部不但有官僚主义，而且革命意志衰退，迷恋高官厚禄，整天想自己的私事，把房子搞好些，把子女工作安排好些，说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对这种官僚加特权的人，要坚决地把他从领导干部层中清除掉。
干部制度不改革，官僚主义克服不了。
杜文达委员说，官僚主义与经济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要克服官僚主义，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了经济管理体制，官僚主义就克服一大部分。

张恺帆委员说
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低估
张恺帆委员说，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能低估。
有人说：
“政治舞台如演戏，你上我下各有时，得势莫欺失势人，十年以后见高低。”
这充分说明林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人还在，心不死，余毒还没有彻底肃清。
现在有的干部跟林彪、“四人帮”犯了错误，还没有搞清楚，就调到别的省里，官复原职，有的还提升了。
这样不利于干部总结经验教训，不利于领导班子的建设。
这种人应该把他的问题搞清楚，检查好的可以用，但不能放到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

张西洛委员说
不能对左倾思想流毒丧失警惕
张西洛委员说，华国锋同志讲话中，有9处提到了左倾思想、左的倾向、左倾流毒等。
我认为这是找到了当前障碍我们各项工作发展的要害。
从1957年开始，二十多年来左倾思想越来越恶性发展，我们吃够了苦头。
但是，对它的危害我以为并非所有同志都认识到了，它的流毒还在泛滥。
比如，1 978年在经济工作中，左倾思想的流毒就有所表现；
又如，去年报刊上断断续续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也不断受着这种流毒的干扰。
我们不能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散布的左倾思想流毒丧失警惕。
现在，在干部中还有不少人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各项政策当做正确的东西来执行，分不清是非界限。
因此，继续肃清左倾思想的流毒，还是十分必要的。
对林彪、“四人帮”组织上的残余也不能掉以轻心。
希望中央下决心清除林彪、“四人帮”组织上的残余，绝不允许打砸抢分子还呆在一些领导工作岗位上。

张超伦委员说
民族教育差距又扩大了
张超伦委员说，1958年以前，民族教育发展得较快，同汉族地区比较，差距逐步缩小。
那时，贵州省有一所民族学院，80所民族中学。
58年反地方民族主义以后，民族学院被撤销，民族中学大部分被砍掉。
所幸存的也有名无实。
如威宁民族中学1，600名学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只占6％。
民族小学的状况是“两多”（民办学校多、民办教师多）、“三低”（适龄儿童入学率低、普及率低、教师水平低）。
边远山区民办小学占90％以上。
由于经济困难，教师待遇低，不少学校已停办。

彭迪先委员说
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产生官僚主义
彭迪先委员说，早在1957年就提出反对三大主义：
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至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反而越来越严重。
具体地讲，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一方面是中央集权过多由来已久，上面统得太多、卡得太死，下面几乎动弹不得。
一方面是下面掌权的人权力也太大，往往是党委书记忙得要死，工作抓不到点子上。
实际上任何个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结果还是说了许多外行话。
例如讲开卷考试，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那何必还要考试呢？
中国是个大国，事情多得很，一个人怎能都了解？
靠听汇报处理问题难免脱离实际。
所以，一言堂，个人决定一切，既违反民主精神，本身就是产生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
我国封建主义源远流长，即使有人不愿坐轿子，往往偏有人喜欢抬轿子，这就是封建东西的反映，象这样怎能不产生官僚主义呢？

曹德连、曾雍雅委员说
培养选拔干部要两条腿走路
曹德连委员说，不要只宣传从知识分子中挑选干部，同时还要宣传从工农分子中挑选。
只要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服从组织分配就可以。
培养人才要多条渠道。
大学要扩大，要办好；
还要办职业学校，办各种训练班，培养在职干部，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曾雍雅委员提出，要贯彻党的干部政策，在考核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提拔干部；
要反对派性，不能搞小圈子、搞宗派、拉山头。

曾昌明委员建议
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的人应予处理
曾昌明委员说，类似“渤海2号”这样的案件还不少。
如“西水东调”问题。
我曾到大寨参观过，根本接触不到群众，全是由干部介绍。
有的工厂、矿山浪费惊人，也没有人去揭发、处理。
我建议对铺张浪费、虚报成绩的人，应有一个条例来加以制裁，对弄虚作假、虚报成绩爬上去的，应把他拉下来。

朱涤新、胥治中委员谈
防止“震派”等人物钻进领导班子
朱涤新、胥治中委员认为，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一项战略任务，它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要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第1，必须按照党的组织路线，坚持走群众路线，上下结合，通过民意测验方法，把那些才德兼备，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人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
企事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行群众选举时，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经过揭批查，路线是非确实搞清楚了，根除了派性；
二是领导班子确实整顿好了，党风搞正了。
第2，克服论资排辈的阻力。
肃清选拔使用干部上的封建主义残余，反对只从资历、级别上考虑，真正把那些年富力强有才干的中青年干部提到领导岗位上来。
第3，要防止在十年动乱期间的那些“震派”、“风派”、“闹派”人物钻进各级领导班子。
现在有的单位，尤其在基层还有派性，厂长、所长、书记被他们缠着，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他们说了算，名无山头暗有礁，影响选拔干部。
对于这些人我们不放心。
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使用，必须坚持党的政策，一要他们从思想上真正承认错误，做深刻的检讨；
二要经过实践考察，真正改正错误，得到了群众谅解才行。

朱逢博委员认为
对演员声誉要给予法律保护
朱逢博委员说，要讲艺术道德，要对演员的声誉给予法律保护。
不久前我们去沈阳演出，当地演出公司要我们按惯例招待一场。
我们单位考虑到这不符合中央的规定，加之我们的经费开支也不允许我们去请客做人情。
所以在签订演出合同时没有同意把2，000张票子送给他们。
结果演出公司预先造了许多舆论，挑动一些观众，在我们小乐队演奏时起哄喝倒彩，我们至今也想不通。
我们没有慷公家之慨，没有拜佛烧香，就要遭到人身攻击，就要忍受种种不白之冤。
据说他们先告状，不光给自己找理由，还到文化部反咬一口。
我想，且不说中央的指示和国家的法制，就连起码的艺术道德也没有了。
更有甚者，去年有人在香港报纸上造谣诬蔑我买卖录音机获利6，000元等。
我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文艺工作者，沉重的演出担子和经济指标，已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精神上还要承受这么多的打击，常使我感到需要国家和法律的保护，否则谁还有勇气和力量坚持下去呢？
公道和真理在文艺界还能存在吗？

李曙森、都本洁、陈茹玉委员认为
领导班子要精干
李曙森委员说，“文化大革命”前天津大学的领导班子只有四、五人。
现在高等学校的领导班子大大膨胀了。
我认为高等学校的领导班子应以精简提高效率为原则，是否可规定几条？
一是一般5人，最多不超过7人；
二是懂专业的人要占一半以上；
三是党政分开，兼职不要多；
四是必须能坚持8小时工作，不要挂名的。
党委主要抓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党员的工作；
二是抓思想工作；
三是抓贯彻落实政策及大政方针问题。
都本洁委员说，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个普遍的问题，不从体制上改革是解决不了的。
陈茹玉委员说，建议实行群众普选的办法，选举学校各级领导班子，这样既可以打破某些人的“铁饭碗”思想，又可以把有真才实学的人选进领导班子。

李运昌委员说
大寨的教训要吸取
李运昌委员说，我去过好几个县，有人对我说，大寨是用国家的钱培养起来的，我们学不了。
大寨造小平原，化工部给炸药；
昔阳县招待所是省里投资建的，但收入归大寨；
大寨运输力缺乏，山西省军区派车无偿运输，这样还说不花国家一分钱，是弄虚作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昔阳、大寨一些人公开顶着干，流毒很深。
山西人少，土地多，为什么粮食过不了关？
是极左路线造成的。
把大寨拔高，是他们自己给这面旗子上抹了黑。
一个典型无止境地拔高，就脱离群众，就没有营养，就有可能走向反面。

江仲华、黄启汉委员希望
切实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
江仲华委员说，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构。
过去认识上不大明确，这次彭真同志讲了4条，回去要宣传贯彻。
但是有的人把人大当作“养老”的地方，安排性质，照顾对象，只是开会讨论讨论而已，平时很难起监督作用，仍有待在实践中加以解决。
黄启汉委员说，现在全国人大代表3，000多，是否太多了？
代表应有代表性，真正起作用。
建议多设专职常委，吸收到各专设的委员会（如法制委员会、民族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中工作，便于作调查研究，对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沈从龙、何本文委员说
要改变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
沈从龙委员说，华国锋同志讲话中提到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我完全拥护。
过去权力过分集中，统得太死，事无巨细，都得上级领导部门说了算，影响工作效率。
应该扩大企业自主权，不仅是经济的，人权、财权也应由企业自主。
体制、机构必须改革，企业自主权必须扩大，改变“铁饭碗”状况，按经济规律办经济事业，还要改变长期以来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四化的实现。
何本文委员说，企业管理有了总的方向，改变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
只有把权力下放，才能使人才得到发挥。

黄克虎等委员说
权力过于集中害处很大
黄克虎等委员说，现在权力过于集中，忙的人忙得不得了，闲的闲得不得了。
一个人精力有限，知识有限，怎么能事事都行呢？
还有一种说法，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
个人说了算，没有不出漏子的。
湖南省交通系统有职工25万多人，统得很死。
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力都集中在交通厅里，二级机构权力太小，有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有一个厂子专造活塞环，比较有名，活塞环镀铬售价高，不镀铬不受人欢迎，要求拨款15万元解决镀铬问题。
交通厅不点头，一直拖着解决不了。
甚至盖个200平方米的食堂，打了多次报告，自己也无权决定。
如果权力下放，许多事就比较好办了。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意大利商业银行签订发展业务合作协议书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意大利商业银行今天上午在这里签订了一项关于发展业务合作的协议书。
协议书规定为促进中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意大利商业银行将进行各种方式的业务协作，促进两国企业间的多种经济合作。
双方同意在业务合作方面，相互提供便利。

中央统战部邀请各地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征求改进统战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中共中央统战部今天晚上邀请各省、市、自治区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参加座谈会的各地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共有130多人，他们都是去年以来新选举出来的。
座谈会气氛热烈。
发言的人认为最近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个大会开得非常成功，对祖国的四化建设充满信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出席了座谈会。
中共中央统战部第1副部长刘澜涛在会上首先讲话。
他说，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就是我们大家团结一致的成就。
我们希望大家站在战友和诤友的光荣地位上，向我们提出批评，提出建议，多多益善，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座谈会上，刘靖基、周谷城、王光英、吴贻芳、陶述曾、梁尚立、赵祖康、彭迪先等先后发了言。
大家充分肯定了统战工作的成绩，同时也对这方面工作提出了诚恳的意见和建议。
有的提出，从中央到地方应该进一步落实对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政策，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有的希望统战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根据新时期对统战工作的要求，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
有的认为，当前对知识分子和原工商业者的使用还有缺点，应该做到合理安排，人尽其才。
不少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还要求增加教育经费。
乌兰夫在座谈会结束前讲了话。
他代表统战部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表示热忱的欢迎和感谢。
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统战部负责人，也出席了今晚的座谈会。

邓小平会见莫伊。
新华社记者摄

席望南大使举行宴会和招待会
庆祝瑞士中国建交30周年
弗里堡“国防”吹奏乐团在京举行音乐会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为庆祝瑞士、中国建交30周年，瑞士驻中国大使席望南9月13日和14日分别举行宴会和招待会。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等应邀出席了昨天的宴会。
席望南大使和黄华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席望南说：
30年来，瑞中两国关系得到了持续而又和谐的发展，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断增强，我们之间的互相了解也不断深入。
他热诚地祝愿中国在进行伟大的改革中取得圆满成功。
黄华在祝酒时赞赏瑞士政府执行的加强国防、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富有现实精神和有远见的政策，以及近些年来为加强同第3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合作所作的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为庆祝中瑞建交30周年，瑞士弗里堡“国防”吹奏乐团今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音乐会。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文化部长黄镇等出席欣赏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和演出休息时会见了乐团团长皮埃尔·格拉松。

廖承志会见日本群马县知事清水一郎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早晨会见了日本群马县知事清水一郎、县议会议长腰塚治男一行，并同他们一起共进早餐。

彭冲会见西班牙工人委员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冲，今天下午会见了以西班牙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总书记马塞利诺·卡马乔为团长的西班牙工人委员会代表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宇，参加了会见。
卡马乔总书记说，他们是在中国很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前来访问的。
他接着谈到了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各种改革和中国人民投入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情况。
彭冲同志说，中国现在正处于总结30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时期，处于变革的时期。
我们中国共产党正在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采取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
宾主还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情况。

方毅会见美国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拉尔夫·斯穆克勒教务长为团长的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代表团。

方毅会见西德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会见了由浮兹堡大学校长特奥多尔·贝尔歇姆博士率领的西德大学校长代表团。
会见时，方毅向西德大学校长们介绍了中国大学教育的情况，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交谈中，双方还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教育和学术交流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晚上会见了由西德下萨克森州科艺部长爱德华·佩斯特尔博士率领的代表团。

杨蕉圃同志在京逝世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社社长、编辑部主任杨蕉圃同志，因脑溢血，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80年09月1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
杨蕉圃同志1937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武安县委书记、太行《新华日报》社副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等职务。
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作风正派。
有关部门和杨蕉圃的夫人，依照杨蕉圃同志遗嘱，从俭办丧事，不开追悼会。

谭震林会见卢森堡议员团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下午会见正在这里访问的卢森堡议员团，向他们介绍了不久前召开的五届人大第3次会议的情况和意义。

赵紫阳会见港报负责人
对港澳同胞为祖国建设所作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希望他们继续做出努力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的负责人和记者，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大公报》社长、人大常委会委员费彝民，副社长兼总编辑、政协委员李侠文，《文汇报》社长、政协委员李子诵，《新晚报》总编辑、政协委员罗承勋，以及这三家报纸的四位记者，是前来参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五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并进行采访报道的。
赵紫阳在谈话中对港澳同胞为祖国建设所作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希望他们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继续做出努力。
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王匡、第二社长李菊生会见时在座。
（附图片）
赵紫阳会见香港报纸负责人。
新华社记者摄

赵紫阳分别会见竹入义胜、古井喜实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赵紫阳总理今天晚间会见了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公明党第9次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等。
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会见时也在座。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晚间会见了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井喜实等一行4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等。
会见时在座的还有日本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
（附图片）
赵紫阳会见竹入义胜一行。
新华社记者摄
赵紫阳会见古井喜实。
新华社记者摄

赵紫阳同莫伊继续会谈
莫伊总统应邀出席文艺晚会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肯尼亚总统莫伊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2次会谈。
赵紫阳同莫伊的两次会谈充满着亲切友好的气氛。
他们在会谈中对国际形势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他们还强调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意义。
据悉，在今天的会谈中，赵紫阳向莫伊介绍了最近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情况和当前国内的形势以及中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谈到非洲的形势时，他说，目前非洲一些地区出现动荡不稳，主要是由于苏联霸权主义插手非洲事务，在非洲国家之间制造不和和分裂，以期从中渔利所造成的。
赵紫阳说，至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非洲国家在边界、领土、部族等问题上的某些争端，只要排除外来干涉，按照非洲统一组织的宪章和有关决议，通过友好协商，是不难加以解决的。
他重申中国不介入非洲国家内部争端的立场，并且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和外来干涉的斗争。
肯尼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制宪和内务部长恩乔恩乔，外交部长奥乌科，总统办公室国务部长卡里乌基、比沃特，工业部长韦亚基，基础教育部长恩盖诺，肯尼亚驻华大使奥丹加。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中国驻肯尼亚大使杨克明。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一行今晚应邀出席文艺晚会，观看了由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演出的民族舞剧《丝路花雨》。
陪同观看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等。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由外交部副部长何英陪同，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重要更正：
本报9月14日第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2条中的“多民族的国家”应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马尔登到达福州访问
据新华社福州9月15日电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和夫人一行，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夫人陪同，今天下午从桂林乘专机到达福州访问。
今晚，福建省人民政府设宴欢迎新西兰贵宾。
许亚副省长和马尔登总理先后祝酒。
今天上午马尔登总理和夫人游览了漓江。

取消“四大”和发扬民主
陈江
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宪法第45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这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自从五届人大第14次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取消“四大”以来，人们对“四大”的功过利弊和取消“四大”的是非曲直，有过不少议论。
现在，“四大”从宪法条文中取消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限制，还是保障？
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后退，还是前进？
这是必须搞清楚的。
“四大”的历史回顾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始于1957年。
它是这一年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的产物。
在此之前，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在文学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
整风运动时，党外一些同志借用了这种说法，把帮助党整风叫做“鸣放”，并且提出要“大鸣大放”，我们党接受和支持了这种提法。
当整风转为反击右派进攻的时候，大鸣、大放加上大辩论、大字报，成为反右派的主要斗争形式。
这一年10月0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说：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页）从此，“四大”便成为一种群众斗争形式，遍及于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这样，“四大”就具有特定的含义，同最初指的那种文艺上、学术上各种不同的形式、风格、流派、观点的自由竞赛和论争，同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时指的那种发扬民主、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等等含义大相迳庭了。
认为整风这种和风细雨的形式不能解决问题，予以摒弃，转而采取“四大”这种所谓群众斗争的形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在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更是借助“四大”，竭力要搞乱我们的天下，所谓北京大学的第1张“革命大字报”，就是康生密谋策划，授意炮制的。
1966年06月20日，“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陈伯达就通过他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号召“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放手发动群众”。
提出“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于是，“四大”的作用和身价就被抬到吓人的高度，造成一种足以左右人们意志的政治压力，迫使人人都要“拿起笔来作刀枪”。
先是口诛笔伐向“三家村”开刀，接着就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被用来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那时，写不写大字报，写多写少，敢不敢上纲上线，成了衡量对待“文化大革命”态度的标尺。
之后，林彪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
“这样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
这样，“四大”的使用范围就被扩展到无所不用的程度。
“四大”这种“大民主”一次又一次被运用于政治运动，同时也一次又一次接受着实践的检验。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大字报常常是捕风捉影，人身攻击，变成了不胫而走的造谣诬蔑；
大辩论往往是徒具其名，变成了不容分辩的大批判。
如果说，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很多同志还相信能够通过以大字报为主要特征的“四大”来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那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人们对于“四大”终于失去了信念，也失去了热情。
到后来，当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四人帮”把我们国家搞得满目疮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同志被影射攻击，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横遭迫害时，终于在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接过“四大”这种“新式武器”（主要是大字报这种形式），把它对准了“四人帮”，被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就是1976年天安门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那些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诗词。
它们呐喊出人民的心声，洋溢着浩然正气，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也是“四大”兴衰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但是，天安门革命群众运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那些革命诗词变成了“反革命罪证”，在全国范围内受到追查。
人们再一次看到，不管林彪、“四人帮”把“四大”吹捧为“大民主”，说得多么动听，只要它触犯了林彪、“四人帮”，就要遭到镇压，这哪里有一点民主的影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的闸门打开了，民主的空气浓厚了。
人民群众对于过去发生过的、当前面临着的、今后实现四化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着认真的思索和探讨。
在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今后再也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了。
而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同“四大”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采取的形式，很大一部分就是“四大”的形式。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和五届人大第14次常委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从宪法中取消“四大”的条文的。
它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安定团结，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正轨，再也不存在那种产生“四大”和滥用“四大”的土壤了。
这次人大会议通过取消“四大”的决议，是中国人民的大幸，相信各国的朋友们也会感到高兴的。
“四大”利弊的剖析
回顾了这段历史，对于“四大”究竟是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还是妨碍了人民民主权利；
是造成了发扬民主的空气，还是导致了压制民主的空气；
是对社会主义事业起了促进作用，还是起了干扰破坏的作用，就不难作出公正的论断了。
尽管在某个时期、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大字报为主要形式的“四大”曾起过某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四大”作为一个整体用来搞政治运动，却是弊多而利少的；
或者说，是有害而无利的。
“四大”看上去有利于揭露矛盾，实际上容易被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用来当作篡党夺权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就是假手“四大”，搞乱全国，打倒一切，篡党夺权的。
至于那些直接受命于林彪、“四人帮”，或是捉刀代笔炮制的大字报，强奸民意的“大辩论”，更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部分。
“四大”看上去便于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实际上容易被用作造谣中伤他人的武器。
从运用“四大”的结果来看，大字报、大辩论不能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难以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
而且名为鸣放、辩论，实则大都是一面之词，当事人和见证者得不到进行申辩和说明的权利。
大量冤、假、错案的产生与采用这种“四大”的方法不是没有联系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四大”，却被绝对禁止用于林彪、“四人帮”这伙真正的牛鬼蛇神。
谁要是胆敢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质问一声，或是对他们见不得人的老底稍揭一二，马上就会被安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而招致横祸。
因此，“四大”不仅不能保护好人，揭露坏人，而且在真正的坏人面前常常会使好人受到伤害。
“四大”看上去便于讨论问题，实际上容易导致群众斗群众的恶果。
“四大”一搞起来，大轰大嗡，大揪大斗，头脑发热，往往发生偏差和混乱。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我们把很多好同志当作右派来斗，就是一大教训。
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斗过来，斗过去，带来的社会混乱和动荡，留下的严重创伤，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计的。
由此可见，“四大”作为一个整体，决不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不能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造成一种以势压人的空气，妨碍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四大”的兴盛，同过去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密切相关，是适应不断开展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与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分不开的。
今天，阶级矛盾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了，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再不需要也不能够搞“文化大革命”那种群众斗争和政治运动了。
既然如此，“四大”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四大”要取消，民主要发扬
有人会问，取消“四大”会不会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妨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呢？
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受到宪法的保障。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对党政领导提出建议和进行批评，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从宪法中取消“四大”的条文，并不是取消民主，减少民主，恰恰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都能平等地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用更好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
把“四大”与民主等同起来，把取消“四大”与取消民主等同起来，是一种误解。
说清楚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过去“四大”被看作是“充分发扬民主的四种权利”，译成外文，就变成了“充分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举行大规模的辩论，用大的字体写海报”。
如果望文生义，取消“四大”就变成了取消“充分发扬民主的四种权利”，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
很多同志早就提出，“四大”的概念是含混的、不科学的，也是名不副实的。
如果说这四个“大”指的是言论自由的话，那么，言论自由在宪法上是早有明文规定的。
可见，宪法条文上有没有“四大”，同实际生活中有没有民主，有没有言论自由，并不是一回事。
世界各国的宪法都没有“四大”，人们并不据此来衡量这些国家有没有民主。
在延安时期，在建国之初，我们的政治生活比较民主，那时并没有“四大”。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四大”搞得最厉害，封建法西斯专制也搞得最厉害，哪有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可言？
我们赞成从宪法条文中取消“四大”，同时强调发扬民主，努力实现民主法律化、制度化。
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并在继续做。
譬如，制定各种法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监督、罢免等各种制度；
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的作用；
扩大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在党内外各种会议上、各种报刊上和在机关、单位、企业内部的各种墙报上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坚决实行“三不主义”；
各级党政机关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
对学术问题、文艺作品进行自由讨论，坚持“双百”方针，等等。
这些工作做好了，有利于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为各个方面、各种人发表各自的意见提供广阔的途径和渠道。
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够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
也有人认为，尽管“四大”有种种弊病，但是当某个地方、某个单位或者是某个工作环节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或者官僚主义者利用职权限制甚至剥夺群众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时，大字报仍不失为触动他们的一种手段。
这种考虑，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毋庸讳言，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要克服这种悠久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必须采取根本的措施，从领导制度上加以改革，要有法制作为保证，只是依靠大字报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最近“渤海二号”翻沉事故的处理，“西水东调”工程浪费的揭露，都不是靠大字报，而是靠在报纸上开展批评，靠法制来解决的。
当然，“四大”虽然从宪法条文上取消了，如果群众认为有必要，在机关、企业、学校内部，张贴署有真实姓名的并对其内容负责的大字报，我认为，这样做不能看作是违反宪法。
也有极少数缺乏民主作风的领导干部，一听说要取消“四大”就沾沾自喜，好象群众再也没有办法给他提意见了。
这是极其错误的。
取消“四大”，并不取消群众监督。
党和国家的干部，不管职位多高，都应当处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
在这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想逃脱党和群众的监督，去找个什么“轻松”为“官”的地方，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奉劝有这种想法的同志，老老实实地端正思想作风，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群众监督之中。
唐朝的韩愈，写过一篇《子产不毁乡校颂》的文章，赞扬子产不禁民议，是很值得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一读的。
子产是春秋时郑国大夫。
有人向他建议，毁掉乡里办的学校，以停止人们在其中谤议国事。
子产不赞同这种主张，认为“众口嚣嚣”，广发议论，是件好事，因为各人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
他懂得“川不可防，言不可弭。
下塞上聋，邦其倾矣”的道理，不禁止人们的言论自由，好话坏话都听，并视为药石，拿来治病。
这种见解和风度至今仍给人以启示。
我们要努力健全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使群众能够畅所欲言，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使我们能够集思广益，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相信，从宪法中取消“四大”，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加快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而奋斗。

工业排污收费与防治工业“三废”
罗典荣邓建煦
目前，我国工业“三废”造成的污染相当严重，由此带来的损害也很惊人。
但是，人们对此往往缺乏认识和给予应有的重视。
对危害人的生命和毁坏自然资源的放火、投毒，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是违法犯罪行为，应该绳之以法，而对同样是威胁人的生命安全和破坏自然资源的排污放毒，就未必看作是违法行为。
因此，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宣传，贯彻实施《环境保护法》第16条关于“积极防治工矿企业的和城市生活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垃圾、放射性物质等有害物质和噪声、震动、恶臭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的规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环境，就显得更加重要。
《环境保护法》是从我国环境正在受到污染和破坏的现实情况出发，根据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制订的。
其中明确规定生产的组织者、参加者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明确规定全体公民在这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全国许多地方和大、中、小城市实行的工业排污收费和罚款试行办法，就是责任单位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自然资源和人民身体健康而应负的经济责任。
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规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对有严重污染的工厂征收高额税，直至勒令停产关门；
对于污染问题解决得较好的则少收税、不收税，以至于给以津贴，目的在于用经济手段迫使它们采取措施减轻和消除污染；
而消除污染后果的责任，如清除污染的费用，赔偿受害者的损失等，则一概归排污者承担。
另外，对重大的污染事件，排污者还要担负刑事责任。
例如日本造成水俣病的原氮气公司经理吉冈喜一和原有关工厂厂长西田荣一就被分别判处二年徒刑。
这些措施，对减少这些国家的工业排污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尚未进行改革的国营企业中，由于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企业利润全部上缴，企业没有相应的独立经营活动，因此对它们实行排污收费和罚款，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这些企业交纳的排污费和罚款与企业本身的利益、与企业职工的福利没有直接联系。
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情况就不同了。
企业自主权已经扩大，它有自己的利益、权利和责任。
需要交纳排污费和罚款的企业，势必会造成企业产品成本的提高和企业利润的降低，从而影响到企业本身的利益。
污染越严重，承担的责任就越大，支付抵偿污染的费用也就越大。
这就直接影响到企业和企业职工的经济利益，促使企业职工从切身利益上去关心“三废”治理。
例如，地处蚌埠市中心的蚌埠铁路分局机务段的烟囱长期冒黑烟，污染周围空气，群众批评和市环保部门要它治理都不管用，一直到按照规定对它征收450元的排污费以后，该段领导才赶紧派人到外地购来布袋除尘器和储灰袋，并于今年03月中旬安装好投入使用，从此烟囱就不冒黑烟了。
江苏苏州市等地实行排污收费和罚款试行办法以后，也收到了同样的效果。
现在看来，很有必要把各地、各大中城市实行排污收费和罚款的经验加以总结，并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使其更加完备和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严格执行。

民意测验的起源
民意测验（Public Opinion Poll），又称民意投票，发端于美国。
据说，最初的民意测验，是有的报纸为了追求新闻的趣味性，在总统选举之前，随报印发模拟选票，让读者填写好以后寄回，称之为“假投票”，以了解公民的意向，推测总统竞选的结果。
目前知道的最早的“民意测验”，是1824年由美国哈里斯伯格的《宾夕法尼亚人报》和罗里的《明星报》举行的，不过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被人重视。
从1904年起，每届美国总统选举前，都曾举行过规模不等的民意测验。
最初，《文学文摘》杂志所举行的民意测验，以其规模大、预言准而大出风头。
但是，在1936年，罗斯福和兰登竞选时，《文学文摘》一败涂地。
当时，《文学文摘》共发出1，000万张票，收回237万多张，根据统计结果，该刊断然宣布：
兰登取胜，罗斯福被击败！
然而，另外一家1935年由盖洛普创立、当时还寂然无闻的“美国民意测验所”，却公布了截然不同的预测：
罗斯福将以多数获胜。
投票结果，罗斯福得票1，800万张，比兰登多了1，100万张。
于是，盖洛普民意测验所从此声名大振。
从1936年起，民意测验就从以趣味为主的时期进入了以科学手段从事研究的实用化新时期。
盖洛普不仅把民意测验运用于总统竞选的预测，而且也用于政治、社会问题的调查，还推广到市场调查等等方面。
1939年，盖洛普又创立了“听众和观众调查研究所”，专门调查公众对广播节目和电影的反映。
与此同时，罗珀和克罗斯里的两个民意测验机构也先后成立，并开展了很多活动。
这是美国全国性的三大民意测验所。
从1937年起，美国民意研究协会开始出版《民意测验报道》。
1941年丹佛大学成立“全国调查研究中心”，1947年移交给芝加哥大学。
在这同时，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意测验机构也纷纷成立。
到1970年，民意测验的世界协会拥有41个国家的300个成员，其中包括一些东欧国家和亚非拉国家。
民意测验最初着眼点在趣味性上，并未注意到科学性。
1936年《文学文摘》所以遭到惨败，正是由于方法不对。
这家杂志
“假投票”的规模尽管很大，但基本上是在家里有电话、有汽车的人中进行的，而到选举日，家里没有电话和汽车的人也去投了票，出入当然十分悬殊。
盖洛普采用的是“典型抽样法”。
他根据布劳温的“典型选择”理论，将构成美国总人口的横剖面分为性别、年龄、收入、政治态度、地方等分门别类的若干项目，按比例地分配调查对象的数量，然后加以综合统计。
1936年的民意测验，他选取了1，000名调查对象。
事实证明，只要典型比例选得准，就往往能比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调查更有代表性。
不过，这种方法也并非尽善尽美。
1948年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总统时，盖洛普、罗珀、克罗斯里三大民意测验所，以及在全国各地进行长达01月之久调查的《纽约时报》，都大出洋相。
当时，这些民意测验所和依靠民意测验的新闻界都宣布杜威将战胜杜鲁门，但是选举的结果恰恰相反。
这一下民意测验所成为全美国奚落的对象，人们让他们“烧乌鸦吃”（意即低头承认错误）。
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等对这次失败进行了检查、总结，发现在典型调查时忽略了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选民，而且调查工作截止得太早，而美国人的态度是“每天都在变化，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变化”。
从此以后，民意测验技术进行了改革，采用“典型抽样法”和“任意抽查法”（即完全随意地选择调查对象）结合起来的新方法，这样就可以减少典型选择中的主观色彩。
在实际的调查中，最早是由报纸随报印发“假选票”让人填好寄回，叫做“卡片法”。
以后则分别使用“信访法”和“面询法”。
“信访法”是把提问的内容邮寄给调查对象，征集回答；
“面询法”是由调查人员个别地采访调查对象（有时也利用电话）。
在西方，人们对民意测验的评价毁誉皆有。
当它失败时，人们指责它“中了圈套”；
当它成功时，又称赞它“绝对可靠”。
应该说，民意测验是有好处的。
它是了解社会的一种重要方法。
关键在于调查者的态度和方法。
在资本主义社会，党派纷争，各大财团之间勾心斗角，其间的种种纠葛，必然会影响到民意测验机构，一些政客也利用民意测验作为攻击对方的手段，或者利用测验的结果去影响社会舆论。
这就难怪有些群众批评“民意测验”已从“测验的工具”变成了“控制的工具”。
（元元）

《生物科学与哲学》近期出版
我国卓越的生物学家和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教授生前写的谈生物科学与哲学以及研究生物学说发展史的论文，经《哲学研究》编辑部汇集成册，题为《生物科学与哲学》，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童第周教授在从事生物科学研究中，重视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生物学发展史，对生物学史中诸如机械论、生机论、预成论和渐成论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他在实验胚胎研究的基础上，在细胞分化和胚胎发育有关核质关系的重大课题中，提出了具有科学价值的关于细胞质在动物发育过程中能控制细胞核的活动的新见解。
《生物科学与哲学》收录了作者从1953到1979年写的8篇文章，其中《对遗传学的几点看法》和《重视对细胞科学的研究》两篇是未发表过的。
（晓星）

《空想社会主义》出版
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
北京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吴易风同志著的《空想社会主义》一书，是一本学术性专著。
全书35万字，分4篇16章。
该书研讨了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发展和渐趋没落的全部历史。
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作了比较全面和比较系统的探讨，对他们的思想精华作了积极的评价，对他们的思想糟粕作了批判。
北京出版社计划出版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书，正在编写中。
（济文）

中比联合建立企百煤炭贸易有限公司
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14日电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同比利时古斯塔夫·梅斯有限公司联合建立企百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的协议，今天在根特签字。
这是这家中国矿产公司同西欧国家的企业合建的第1家联营公司。
这家联营公司将专门负责向比利时出售中国的煤炭。
根据协议，这家联营有限公司将由中比两家公司联合投资，双方各占一半股份。

伊朗副议长说
美国向伊朗道歉是释放人质基本条件
据新华社德黑兰9月15日电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穆罕默德·穆萨维·霍伊尼昨天对这家报纸的记者说，释放美国人质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美国就其对伊朗所犯的罪行表示道歉。
伊朗领袖霍梅尼9月12日提出了释放美国人质的四项条件，但没有提到要美国道歉的问题。
霍伊尼说：
“伊马姆霍梅尼已经列出了一些条件，但这些并不是全部条件。”

伊朗总统视察同伊拉克武装冲突地区
战事从希林堡向伊朗炼油中心阿巴丹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据西方通讯社援引德黑兰电台广播，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和总理拉贾伊昨天到伊朗西部与伊拉克发生边境冲突的地区视察。
在这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伊朗西部联合作战总部举行了5个小时的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国防部长、行政事务国务部长、军队司令和克尔曼沙赫的地方行政长官。
伊朗—伊拉克边境冲突最近出现升级的趋势。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法拉希12日对《世界报》说：
“这些边界西边的一些山区已被伊拉克部队占领。”
据伊拉克通讯社消息说，伊拉克部队“解放了”迪亚拉边境地区一块120平方公里的地方。
战事在从希林堡到伊朗著名的炼油中心阿巴丹的边界向南发展。
德黑兰电台报道，12日在希林堡以南50公里的纳夫特沙阿地区发生了激战。
在这一带最近的冲突中，伊拉克方面被打死100人。

凯南·埃夫伦
凯南·埃夫伦1918年生于马尼萨省阿尔谢希尔县，1936年入军校学习，1938年毕业，1949年又入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土耳其部队当参谋官。
埃夫伦1964年08月升为准将，曾任陆军学校校长、师长、军参谋长、军团司令、陆军监督委员会主席、第2总参谋长。
埃夫伦1974年升为上将，同年任爱琴海军区司令，1977年任陆军司令，今年03月开始任总参谋长。
埃夫伦在1979年12月曾给总统写信，要求结束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并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对付无政府状态、恐怖活动和分裂主义。
在9月12日政变前两星期，他还要求议会找出一个办法，解决政治上的动乱。
政变成功后埃夫伦发表讲话说，新政府将继续忠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尊重土耳其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国际协定，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邻国保持良好关系。
进
（附图片）

吉布提总统接见姬鹏飞
新华社吉布提9月14日电吉布提总统古莱德今天上午接见了正在这里访问的姬鹏飞副总理，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下午，姬鹏飞拜会了吉布提议会议长阿卜杜·卡德尔·瓦贝里·阿斯卡尔。
昨天晚上，吉布提外交和合作部长穆明·巴敦·法拉赫设宴招待姬鹏飞及其一行。
穆明在讲话中强调，姬鹏飞的访问表明吉布提对加强和巩固同中国友好关系的关切。
姬鹏飞在讲话中说，独立以来，吉布提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为建设国家，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他赞扬了吉布提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敢于主持公道，反对大国侵略，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努力。

吴英恺等出席国际血管学会议
据新华社雅典电历时6天的第12届国际血管学会议12日在雅典闭幕。
来自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将近1，000名著名的血管学专家参加了大会。
会上宣读了702篇学术报告。
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北京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上海第6人民医院副院长陈中伟以及北京心血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平参加了会议。
吴英恺和李平共同发表了一篇学术报告；
陈中伟除发表了三篇学术报告外，还被大会特邀作了关于微形外科手术学的报告。

埃夫伦任土耳其国家元首
土民族行动党主席向政变当局投案
据新华社安卡拉9月14日电土耳其军事政变当局国家安全委员会昨天决定让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担任土耳其国家元首的职务。
这一决定是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秘书长菲克列特·库佩利宣布的。
他说，埃夫伦还将兼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昨天，埃夫伦以国家元首身份会见了总理府和各部的顾问，要求他们坚守岗位。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安卡拉消息，土耳其民族行动党主席蒂尔凯什昨天在安卡拉向土耳其军事政变当局国家安全委员会投案。
土耳其武装部队于9月12日发动不流血军事政变后，立即逮捕了全国4个主要政党中3个政党的领导人，即执政的正义党主席、政府总理德米雷尔，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主席埃杰维特以及救国党主席埃尔巴坎。
国家安全委员会昨天发布命令，限定蒂尔凯什于当天当地时间下午1点前投案，否则将以违抗其命令论处。
蒂尔凯什在限定时间前6小时向政变当局投案，随即被送往爱琴海的乌祖纳达岛上关押起来。

我科学小组出席第10届欧洲微波科学讨论会
据新华社华沙9月13日电历时4天的第10届欧洲微波科学讨论会于9月12日在波兰首都华沙闭幕。
来自欧、美、亚、非30个国家的500位科学家和专家参加了这次一年一度的科学讨论会，并就微波技术的最新成就发表了一百四十余篇论文。
中国科学小组首次应邀出席了微波科学讨论会。
西北电子设备研究所工程师柯树人在会上宣读了题为《ＨＥ11和ＨＥ21模波纹喇叭》的论文。
中国代表和各国代表进行了广泛接触和学术交流。

掩不住耳目
苏军入侵阿富汗，遭到英勇的阿富汗人民的全面反抗。
据报道，苏联侵略军的伤亡估计已达1万多人。
苏联当局把阵亡士兵的棺材悄悄运回中亚一些地方埋葬，把伤兵转移到东欧国家治疗，千方百计掩住苏联人民的耳目。
但是，人民的耳目同嘴巴都是封不住的。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尽管苏联当局竭力封锁关于阿富汗的消息，各种各样的苏联人却从“窃窃私语”，直到公开地、焦虑地谈论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
报道说，一位莫斯科的年青妇女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决不该到阿富汗去。
决不该去。
我们得在那里打好几年仗。
这是个可怕的错误。
阿富汗将会象越南一样。”
当谈到阵亡的苏联士兵的棺材时，她眼里充满失望地说：
“这仅仅是开始”。
报道还记述了一位莫斯科奥运会的官员的话：
“我有两个朋友在阿富汗被打死了，一个是我童年时就认识的朋友。
跟我一样，他也有一个女儿。
我看到我的孩子就会想起我的朋友……当他们的父亲可能不得不去打仗的时候，这对孩子可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他感慨地说，按照传统，阵亡士兵的墓碑应该刻着他们为保卫祖国殉职，而不是到阿富汗死去。
他轻藐地说，我不懂什么“国际主义义务”！……
这两位普通苏联人的话，反映了苏联人民对苏联当局侵略扩张政策的憎恨和愤怒。
种子入地会发芽。
苏联当局侵略阿富汗在苏联人民中埋下的种子，迟早会使它得到应有的收获。
雪元

民柬游击队挫败越军在贡布省祖克县的扫荡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游击队从8月25日到9月03日，挫败了越军一个团的兵力在贡布省祖克县戈斯拉山的扫荡。
广播说，8月25日，越军出动一个团的兵力，分4路向祖克县戈斯拉山游击队根据地进行扫荡。
游击队分成小股部队，一面狙击越军，一面切断越军的后勤供给线。
到9月03日，越军被迫渡过戈斯拉河后撤。
在这10天的战斗中，游击队歼敌一百多人，缴获各种武器十多件。
09月04日，游击队袭击了戈公省南部从栋村到德罗边隆公路沿线的许多越军据点。
经过4个昼夜的战斗，游击队拔除了这些据点，歼敌50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
（附图片）
民主柬埔寨游击队员正在圆木上装竹尖，以打击越南侵略军。
新华社发

泰国副总理他纳说
越南只有靠苏联支持才能生存
新华社曼谷电泰国副总理他纳·科曼9月11日说，目前越南只是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才能生存下去，如果莫斯科停止对河内的援助，柬埔寨的冲突在短时期内就能得到解决。
他在这里的一次宴会上发表讲话时阐述了上述看法。
他说，越南虽然在军事能力上可能占优势，但它在经济方面远不能同泰国相比。
他纳说，但是这一地区的“力量的平衡”是阻止越南威胁泰国的一个因素。
他说，东盟是一个将阻挡河内在世界的这部分扩大它的势力的屏障。

瑞士联邦主席接见我新闻代表团
据新华社伯尔尼9月15日电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乔治—安德烈·谢瓦拉今天接见了由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1书记王揖率领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他赞扬中瑞建交30周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

穆巴拉克结束欧洲之行
本报开罗9月13日电记者林皎明报道，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结束了对西德、英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罗马尼亚等6个欧洲国家的两周正式访问，于今日返回开罗。
穆巴拉克副总统的访问是在中东和谈断而复续的时刻进行的，因此引起各方的注意。
据报道，穆巴拉克副总统的欧洲之行，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解释埃及在中东和谈中的立场，争取欧洲国家的“理解”和“合作”。
法国是穆巴拉克出访的重点国家。
此间外交家认为，穆巴拉克访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消除了埃及和法国自1978年以来的冷淡关系”。
穆巴拉克在与德斯坦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后对报界说：
“法国是一个能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可以推动中东和谈的进展”。
法国与中东有着很深的关系。
德斯坦今年访问中东时，对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明确表态，受到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欢迎。
法—埃关系的改善，是埃及欧洲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
自从美、埃、以三方自治谈判搁浅以来，欧洲国家的努力日渐显著。
欧洲共同体理事会主席、卢森堡外交大臣托恩在穆巴拉克访欧前后，已两次访问中东。
曾经多次为中东事务奔走的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在同穆巴拉克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我们将毫不停顿地为解决中东问题而努力，放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巴勒斯坦民族区的自治权利和使欧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
在穆巴拉克副总统返回开罗的当天，埃及总统萨达特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表示，“现在该轮到欧洲主动行动的时候了”。
他说，“这是极为需要的一步”。
穆巴拉克的欧洲之行，以及萨达特总统的最新讲话表明，埃及将不断加强与欧洲的联系，重视欧洲在解决中东问题中的作用。

简明新闻
美第7舰队旗舰访问泰国
美国第7舰队旗舰兰岭指挥舰15日上午到达泰国帕塔亚，对这个港口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
第7舰队的另一艘舰只——马兹战斗补给舰，15日上午从印度洋途经帕塔亚时也对这个港口进行访问。
沙特一机坠毁数十人丧生
沙特一架Ｃ—130大型军用运输机14日夜里在麦地那附近坠毁，包括机组人员在内的89名军人全部丧生。
印尼马来西亚联合演习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9日结束了历时4天的联合空军演习。
参加这次演习的两国空军官兵共计875人，其中印尼352人，马来西亚523人。
两国出动的飞机有Ｆ—5Ｅ超音速虎式战斗机5架、北美ＯＶ—10Ａ野马式轰炸机4架、信天翁式搜索救援机1架以及丰克Ｆ—23型战斗机、赫里克里运输机和直升飞机多架。
墨西哥油井大火已扑灭
墨西哥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经过28天半的努力，10日中午终于扑灭了“希拉尔达二十二号”油井的一场大火。
“希拉尔达二十二号”油井是由于技术原因在8月13日凌晨起火的。
在大火被扑灭之后，油井还继续喷出天然气和原油。
目前正在采取措施灌注泥浆，以便最后把这口油井封死。
（据新华社）

苏今年已向越提供十亿美元军援
据新华社曼谷9月15日电此间报纸今天援引泰国一位军事观察家透露的消息说，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从今年初到现在已达10亿美元，其中包括向越南提供的大小舰艇13艘。
消息说，从9月06日苏联新型航空母舰进驻越南金兰湾这一事件可以看出，苏联已经有效地使用金兰湾，并把它作为其在东南亚海军活动的主要基地。
这也表明，苏联和越南在军事上的密切合作，加上越南军队对柬埔寨的大规模侵略活动，已构成对东南亚地区的威胁。

苏联侵略者灭绝人性阿富汗人民不可征服
一位法国医生谈他在阿富汗目睹的情况
本报讯法国《法兰西晚报》8月28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同一名法国医生的谈话。
这位叫热拉尔·科乌的医生在阿富汗呆了两个半月，刚刚回国。
他谈话的内容摘要如下：
我可以这样说，阿富汗并不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
俄国人是无法占领它的。
俄国人的基地设在喀布尔，他们呆在自己的营房里。
他们只能大批出动，坐着他们的坦克或直升飞机去进行狂轰滥炸。
然后他们再返回营房……。
至少有95％的阿富汗人是反对苏联人的。
苏联人从营房和据点里派出一队队坦克和直升飞机去炸毁山谷。
他们奉行一种恐怖政策。
其目的是在有关的领土内使人们无法生存，造成无人区。
当一个村庄受到袭击的时候，可能只有20％的人被杀死，但房屋全都被破坏了，村庄被夷为平地，牲口被杀死，庄稼被烧毁了。
我看到了在苏联进行的一次袭击之后佩奇山谷的幸存者。
这个山谷位于喀布尔和白沙瓦之间。
在苏联人进行这次袭击之后，村民们都设法到巴基斯坦避难。
05月10日，我看到他们来到努里斯坦。
当时我在那里。
他们大约有4，000人。
5岁的儿童背上背着两岁的儿童。
许多男人、妇女和婴儿的脚和手都冻坏了。
他们都筋疲力尽了，有些人几乎被雪和灰尘把眼睛弄得看不清东西了。
但他们保持了他们惊人的阿富汗尊严。
他们挺直腰板走路，其中许多人面带笑容。
我看到许多烧伤的手和脚，主要是手。
用的是凝固汽油弹吗？
可能是，不过我不敢肯定。
许多阿富汗人说，他们受到了毒气的袭击。
其中有一位我十分相信的男人对我谈到过一种炸弹，它爆炸之后留下一种味，而且能够烧伤人的腿。
这些症状同神经毒气所引的那些症状是一致的。
去年03月份在库纳尔有许多人都说是毒气。
另一方面，我知道在阿富汗使用了一种炸弹，这种炸弹可以在200米范围内散发出看起来象绝缘套管似的燃烧棒。
这些是我所见到的情景。
现在阿富汗有8万到10万俄国部队。
目前，这些俄国人可以用自己的军事力量使中部——哈比拉地区的人饿死。
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
至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俄国人可能继续采取大规模的、残忍的军事行动，使一些山谷变成无人区，即使这样，他们也无法解决问题。
如果他们真的想建立他们的秩序，那么俄国人就必须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
为此，他们将需要增加30万或40万军队。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将派进这么多人。
入侵部队的士气很低。
我见到一些俄国士兵。
他们是20来岁的小伙子，他们不愿为努里斯坦的一个山谷去送命，就象当年的美国兵不愿为争夺越南高地的一个村庄而卖命一样。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说
东盟将为保持民柬在联合国席位奋斗
荷兰支持东盟立场反对越苏武装干涉柬阿
新华社马尼拉电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12日说，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东盟代表将重申支持联大要求所有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的决议。
他说：
“东盟将再次站在最前列，为合法的民主柬埔寨政府继续保持代表权而奋斗。”
罗慕洛在离开马尼拉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35届大会之前发表的声明谈到了东盟的这一立场。
他说：
“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特别是对菲律宾和东盟来说，肯定是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他说，这次联大所面临的其他突出问题是：
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阿富汗局势、裁军问题、中东局势和纳米比亚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吉隆坡消息：
荷兰外交大臣克里斯托夫·范德克劳13日说，荷兰支持东盟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立场，并且同东盟一样，反对越南武装干涉柬埔寨和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
范德克劳在结束对马来西亚的4天访问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对记者发表了上述讲话。
他说，荷兰赞同东盟的立场，应该允许柬埔寨人民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
他说，欧洲经济共同体特别是荷兰一直尊重东盟维护东南亚和平的愿望，并将为实现这一目标与东盟紧密合作。

西撒人阵同摩洛哥战事又起
据新华社北京电摩洛哥和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围绕西撒哈拉争端的战事，在经过几个月的平静之后，近来又趋激化。
08月初以来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
08月初以来，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简称西撒人阵，又称波利萨里奥阵线）游击队逐渐加强了对摩洛哥军队的袭击活动。
双方发表的彼此互相矛盾的战报，都宣称对方遭受数以百计的伤亡和严重的物质损失。
08月15日，西撒人阵游击队深入摩洛哥南部袭击并一度占领阿卡市郊的西迪·阿玛拉村。
人阵的公报声称打死摩军127人。
20和21日，游击队攻打了摩南部坦坦市附近的勒盖比伊内地区，宣称打死摩军282人，打伤300人。
摩方发表的公报则称打死游击队二百多人，击毁军车80多辆。
据人阵发表的公报，在8月份，游击队一共进行了36次袭击，打死摩军六百多人，打伤约400人。
09月03日，游击队出动400辆军车，对摩南部阿加迪尔以南约150公里的塔塔发动进攻。
这是游击队5个多月来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也是战争以来最深入摩本土南部的一次袭击。
据摩方公报，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打伤游击队三百多人，击毁军车70辆。
人阵的公报则宣称游击队曾经“围困并占领”这个城镇数小时，打死摩军212名，缴获军车70辆，并且击落摩方Ｆ—1海市蜃楼飞机一架。
09日，人阵发表公报称，游击队在摩南部的埃斯梅拉又击落摩方Ｆ—1海市蜃楼飞机一架。
一个时期以来，西撒人阵在摩本土南部建立了基地，并且集中力量对扎格和周围地区进行袭扰。
双方经常在这里发生激烈的战斗。
扎格是摩军的一个重要基地，离阿尔及利亚边境约150公里，离西撒边境约60公里，这个地区方圆数百里，地形复杂险要，荒山连绵。
人阵如果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有可能拦腰切断摩本土和西撒的联系。
去年11月以来，摩洛哥先后组成3支装备精良的机动部队，总兵力据摩方说是1万人，而西撒人阵方面说是2万人，在西撒和摩南部进行扫荡。
今年03月上旬，摩军为摧毁人阵在摩南部的基地，集中7千名机动部队在扎格、蒂格塞特河谷、瓦尔克齐兹山脉一带进行扫荡，遭到游击队的阻击，双方发生了西撒战争以来最激烈的战斗。
人阵的战报宣称，在这次历时十多天的交火中，摩军伤亡、被俘将近2千人。
在这以后，整个战场虽然战斗时断时续，但总的来说，出现了一个比较平静的对峙时期。
05月初，摩军在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准备之后，又集中机动部队一万多人，再次对这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且打通了阿萨和扎格之间约30公里的通道，同被孤立在扎格的驻军会合。
摩方宣称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消灭游击队450人，击毁军车160辆。
最近的战况表明，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摩军在空军的支援下加强扫荡，游击队主要是采取小部队进行骚扰性的短促袭击。
游击队无力在战场上完全取胜，摩军要大量消灭人阵的有生力量也不容易。
西撒战争看来还是一个拖的局面。
但这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无论对摩洛哥还是对西撒人阵及其支持者，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困难。
人们有理由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和平协商，求得问题公正解决。
（附图片）

阿游击队在潘杰谢尔谷地围歼苏军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喀布尔消息：
苏联军队最近对喀布尔以北潘杰谢尔谷地的游击队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遭到游击队的沉重打击，战斗仍在继续进行。
据报道，苏军为了控制这个具有战略价值的谷地于8月末开始发动进攻。
阿富汗游击队让苏军进入谷地30公里，在苏军到达罗哈的时候，游击队在道路两旁的山上用炸药进行爆破，炸开的岩石堵住了苏军前进的道路，并且使部分苏军陷入包围。
游击队从两边山坡上猛烈夹击，使苏军遭到大量伤亡，并损失十多辆坦克和一些大炮。
据美联社9月14日报道，尽管有飞机和坦克支援，苏军仍然不能从罗哈前进。
美联社援引喀布尔人士的话说，大批苏联伤员涌进喀布尔，许多的苏联医生已被派到喀布尔的中央军事医院。
潘杰谢尔谷地位于喀布尔以北1 60公里，其中有许多游击队据点。
阿富汗伊斯兰协会人士说，守卫这个谷地的游击队有“数千人”。
他们拥有反坦克地雷、火箭发射器和其他武器。

非统组织西撒问题特别委员会会议闭幕
通过决议呼吁停火并进行公民投票摩洛哥表示反对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弗里敦消息：
非洲统一组织西撒问题特别委员会会议9月11日在弗里敦闭幕。
会议结束时没有发表任何文件。
这次会议从9日开幕后，听取了西撒问题有关各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西撒人阵以及与人阵对立的西撒十个组织的意见。
据法新社援引弗里敦消息可靠人士的话说，会议通过了一项有6点内容的决议，其中包括呼吁有关各方于今年12月停火，并且将由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负责监督；
在联合国的协助下，由非统组织负责在西撒组织公民投票。
这次会议是根据非统组织第17届首脑会议的决定召开的。
非统组织西撒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国——几内亚、马里、尼日利亚、苏丹和坦桑尼亚的国家元首或他们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阿尔及利亚总统和摩洛哥首相也出席了会议。
摩洛哥首相12日从弗里敦回到拉巴特时对记者说，摩洛哥反对会议提出的关于在西撒停火和举行公民投票的建议。

他是一位胜任的总经理
拉德·康查尔电机公司的总经理是从设计工程师提拔起来的。
他既懂得技术的重要性，又认识到还要有懂得技术和善于利用技术的人。
再好的技术，也要有人去操纵。
他致力于挑选和培养干部队伍，最不能容忍那些吊儿郎当的人，因为他们最大的错误是不工作本报记者 黄炳钧
在南斯拉夫，企业经理任期是4年，最多能连任一次。
但在实际生活中总是有例外的。
记者最近在萨格勒布市采访的安特·马尔科维奇工程师，连续担任拉德·康查尔电机公司总经理职务已有19个年头了。
这自然不是他本人所能决定的，而是反映了该厂工人对他的信任。
1961年拉德·康查尔公司总经理离任，按惯例，需从外面招聘新总经理。
但是，工人们已经发现那时担任生产经理的马尔科维奇不仅通晓业务，而且是一个极好的组织者，决定让他当总经理。
马尔科维奇中断了在国外的进修，放弃考博士学位的打算，回国就职。
他是全国从本厂干部中提拔的第1个总经理，那时他才37岁，也是全国最年轻的总经理。
19年的实践证明，工人们没有错选了人，总经理也没有辜负工人们的信任。
拉德·康查尔公司由原先的一个厂发展到现有的48个基层联合劳动组织。
职工人数由八、九百人增加到近两万人。
总收入从280万第纳尔增加到110 亿第纳尔。
这个以生产电动机为主的企业，产品品种迅速扩大，从供核电站用的发电机、电子信息系统、数控机床、电机车直到电冰箱、电熨斗等家庭日用电器，并且从生产领域发展到在国外承包大型工业项目的设计、建设、安装设备等业务。
在这个企业的整个发展中，马尔科维奇留下了自己深刻的印记。
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去年授于他“阿夫诺依奖”（即“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的简称），这是科技、文教方面颁发的最高奖。
马尔科维奇是怎样取得这样出色的工作成就呢？
他沉思片刻后回答记者说：
“当总经理前的经历给了我很大帮助。”
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后，马尔科维奇参加了人民解放运动。
战争后期到战后初期，他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
在上大学的5年期间，他先做青年团工作，后又当了两年党委书记。
以后，他担任过拉德·康查尔公司的党委书记和工人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主席。
积极的社会活动和长期的政治工作，使他学会了做人的工作。
怎样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对一个总经理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从大学毕业后来到公司当设计工程师的那三、四年，被马尔科维奇称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在这过程中，他大胆设想、探索、克服困难，实现和检验自己劳动的成果。
在普通设计师的岗位上做出成绩之后，他很快被任命当技术经理的助理，后又当生产经理。
他是一步步提拔上来的，因此熟悉整个生产过程，熟悉其中的每个环节，熟悉那里的工人和工程师。
据记者观察，他还非常熟悉国内外的技术发展和市场情况。
一个优秀的电机工程师的经历使他深知技术的重要。
拉德·康查尔公司先后建立了电机研究所、电子计算机中心、技术干部培训中心，努力用最先进的技术、工艺来装备生产车间，并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
这个公司最初是靠买专利、引进先进工艺来加快技术进步的。
但当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后，立即着手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工艺。
马尔科维奇把工艺独立称为“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自己的工艺，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才有竞争力。
今天，这个公司86％的产品是用自己的工艺生产的，三分之一的产值是在国外市场和靠提供劳务实现的。
10年前该厂的进口比出口多一倍半，今天的出口已比进口多一倍。
采用先进工艺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近10年来，就业人数每年平均增长4．8％，而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0．2％。
但是，这位重视技术的总经理却很早认识到，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懂得和善于利用技术的人，否则技术也可能带来危害。
再先进的技术，也需要人去操纵。
即使在科技飞快发展的今天，充分发挥人在使用现代技术中的作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多年来，他致力于挑选和培养干部队伍，特别是技术干部队伍。
今天在近两万名职工中有2，860名大专毕业生，或者说每7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高等教育。
这是公司的宝贵财富。
彻底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积极关心和提高劳动者的生活福利，是发挥人的作用的重要条件。
拉德·康查尔公司每年从劳动生产率增长所得中，有很大部分是用于增加职工的个人收入的。
马尔科维奇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关系。
在这方面，他的标准是尊重人、勤奋、正直。
在生产中，工作中，劳动者之间相互尊重是最起码的要求。
他这样要求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
他的工作日是按时按分排得满满的。
他开玩笑说，即使办公室上了锁，他的头脑是无法上锁的。
因此，他也特别尊重那些勤奋的干部。
近20年来，他从未责备过一个工作努力但某件事没有做好的同志，因为任何做工作的人都免不了会犯错误。
他最不能容忍的是那些吊儿郎当的人，因为他们最大的错误是不工作。
他不喜欢那种自己没有主见、唯唯诺诺、按照领导人的意图顺竿爬的人，而鼓励那些有独立见解又敢于为之而斗争的干部。
他作为总经理，常常有人向他告状。
他怎么办呢？
他对那位同志说：
“请等一等。”
然后他拿起直通电话，按上键纽，把被人告状的同志请来，让他们当面谈清，并到此为止。
一个再好的技术专家，如果他不正直，就根本不能使用。
由于大家努力，公司内部人与人之间正在形成这样一种正常关系。
当记者离开狭长的总经理办公室，走出现代化的办公大楼时，深感这样一位总经理的确是值得人们信任的。
因为这是一位既懂技术又善于利用科技成就的总经理，是一位既了解人，努力发挥人的积极性，又在努力建立人与人之间真正同志式的新关系的总经理。

动荡的萨尔瓦多局势
萨尔瓦多的内外矛盾不断加剧，长期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一方面是代表地主寡头利益的极右势力镇压人民，反对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斗争日益高涨。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力图稳住局面，而苏、古则打着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号加紧渗透，这使得萨尔瓦多局势更加复杂、动荡，令人注目
姚春涛
在中美洲著名的“火山之国”——萨尔瓦多，最近发生执政委员会内两派军人公开的冲突，局势急剧动荡。
西方报纸评论说，这一国家今天已成了这个多事地区的“燃烧点”。
执政委员会内两位军人委员，实际上是代表了武装部队中的两个派别。
阿道弗·马哈诺上校代表“温和派”，海梅·古铁雷斯上校代表“强硬派”。
这次冲突是古铁雷斯签署命令把支持马哈诺的“温和派”军官排除出武装部队的领导岗位而引起的。
这次冲突曾导致双方所属的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一度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势。
萨尔瓦多局势的变幻动荡，反映了它国内民族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激化。
萨尔瓦多长期处于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
广大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不断奋起进行反抗。
去年10月，由一批青年军人发动的政变，推翻了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罗梅罗军政府，成立了由军人和文人参加的执政委员会和新政府。
新政权建立之初，顺应人民的要求许诺要建立民主制度，并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
但是这些有限的改革不仅没有使人民群众满意，反而激起了极右派的反对。
新政权在武装部队中代表地主寡头利益的右翼势力的牵制下，未能顺利实现建立民主和进行改革的诺言，相反一步步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和镇压。
在这种情况下，萨尔瓦多人民展开了更加广泛的斗争。
今年以来，萨尔瓦多爆发了多次全国性的反政府斗争高潮。
01月间10万多人参加了历史上少有的反政府大示威。
从1月到8月，全国性的大罢工连续不断。
同时，反政府的武装斗争日益高涨。
在广泛斗争的基础上，这个国家在7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三支游击队联合成立了“革命协调机构”，6月，又成立了“军事和政治领导机构”。
反政府的武装活动从小规模的袭击哨所、警察，发展到同政府军展开面对面的激战。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今年04月，“革命协调机构”又同各种反政府力量联合成立了一个统一战线机构——“民主革命广泛阵线”，公开提出要推翻现政权建立民主革命政府。
这个阵线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目前，萨尔瓦多大部分中间势力和教会势力已纷纷转向“民主革命广泛阵线”一边，这个阵线已成为团结各种反政府力量的核心。
萨尔瓦多的大地主寡头势力，对于形势的发展深为害怕，力图用各种办法加以扼杀。
它们一方面竭力对执政委员会和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停止改革，加强镇压；
一方面策动政变企图重新掌权。
今年02月和5月，极右派军人曾两次阴谋政变。
此外，地主、寡头还豢养和扶植各种暴力组织搞暗杀和恐怖活动。
一些极右派恐怖组织还联合组成“秘密反共军”，扬言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萨尔瓦多共产党人”，消灭在执政委员会和政府内阁中所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人”。
一年来由于各种政治暴力死亡的已达四千多人。
在人民革命斗争不断高涨和反革命势力疯狂反扑面前，萨尔瓦多现政权受到两股势力的夹攻，内部矛盾迭起，困难重重。
这个政权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已发生了多次内阁危机，进行了多次内阁改组。
执政委员会内的两位军方代表，马哈诺主张同文职人员组成联合政府，坚持在国内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并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右派地下组织采取一种更积极更严厉的行动，因为它们对老百姓来说已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和严重的威胁”。
而古铁雷斯主张成立清一色的军人政府，认为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首先应消灭国内的反政府游击队。
今年05月，马哈诺因下令逮捕了参与政变阴谋的主要军官而遭到武装部队内“强硬派”军人的攻击，因此被解除了武装部队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这一职位已落到“强硬派”手中。
双方最近发生的公开冲突，正是上述分歧的结果。
美国对于萨尔瓦多局势的发展忧虑重重。
华盛顿为了稳住中美洲的地盘，维护它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和影响，深感“强硬派”势力的镇压会给局势火上加油，因此它支持萨尔瓦多“温和派”军人把右派军人总统罗梅罗撵下台，同时又一直在向萨尔瓦多现政权提供各种援助，支持改革，力图缓和国内矛盾，使政府能支撑局面。
美国方面不久前也与“革命民主阵线”联系，试图撮合反对派和现政权搞“联合政府”。
但所有这一切收效不大，困难不小。
而与此同时，苏联抓住美国的困难时机通过古巴千方百计想在那里插手。
这种大国之间的争斗以及苏联的干预和渗透更加深了萨尔瓦多局势的动荡。

华约和北约同时举行军事演习
翟象乾
09月08日至12日，华约成员国在东德和毗邻的波罗的海上举行代号为“战友—80”的军事演习。
参加演习的有苏联、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与波兰的武装部队约4万多人，罗马尼亚只派来了参谋人员。
演习为期一周，波罗的海的军舰和登陆艇也参加演习。
这次演习是华约10年来在东德和波罗的海临近水域上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
无独有偶，北约组织也从9月08日起，在西德举行代号为“1980年秋季熔炉”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在这期间，还在北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挪威海举行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代号为“协作—80”。
而在这以前，9月01日前后，从英国南安普顿出发到西德下萨克森，北约进行了代号为“十字军—80”军事演习。
美国、英国、西德、丹麦、荷兰、挪威、葡萄牙和加拿大约有25万到30万名士兵参加以上这大小约25次的作战演习，演习将持续3个月。
北约这次演习是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
引人注意的是，东西方这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军事演习主要体现了进攻性和机动性，据东德的德通社报道，华约军队在演习中进行了坦克模拟战和部队在战斗轰炸机的支援下“发动进攻”。
“从苏联飞来的运输机投下了伞兵部队，并运来了坦克和其他重武器。
部队奉命控制‘敌方’领土内大片腹地”，同时抢占敌方桥头堡发动攻击。
至于北约，据说这次演习不象去年那样放在单纯的防御行动上，重点将转移到反攻上。
同时，以海外部队对中欧进行快速增援为重点。
美国将有17，000名士兵横越大西洋运送到西德北部地区登陆，英国也有3万名士兵从本土直接派往西德。
军用运输队和商船队在武装保护下，从北美洲和英国驶往北欧各港口。
西方战略家认为，如果一旦欧洲发生战争，单纯依靠西欧本身的军事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必须依靠美国部队的增援，而由于目前中东和东南亚的紧张局势，美国又不得不在那儿集中相当一部分军事力量，因而相对削弱了在西欧的防务。
美国在北欧和中欧都贮存了一部分武器装备，一旦需要，美国便通过快速增援将士兵送到出事地点，取得武器装备即可迅速投入战斗。
因此，北约不仅需要提高部队的质量，而且要加快在战时增援这些部队的速度。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为了保护它在中东、波斯湾石油地区的利益，调整战略，建立快速部队。
这次军事演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检查和改善这方面的能力。
华约和北约同时选择在北欧海域和德国作为这次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地点，绝不是偶然的。
中欧是东西方的前哨，两个军事集团在这里都集结重兵互相对峙。
苏联已经部署了针对西欧的170枚ＳＳ—20导弹，美国也拟在西欧部署572枚中程核导弹，射程可以达到苏联整个欧洲部分。
北欧挪威海一带，则是东西方的海上通道，大西洋联盟最高副司令英国海军少将卡梅伦·拉斯比最近指出：
“如果同苏联发生冲突，保卫大西洋及其联结美国与欧洲的大西洋重要通道的战斗将在挪威海进行。
…进行这种战斗的目的是保证使援军、供应物品和经济物资能够安全地及时送到欧洲。”
英国《泰晤士报》指出，北约这次军事演习的“规模和特点反映了盟国”对苏联对中欧的“新威胁”感到关切。
北约驻欧洲部队最高司令罗杰斯将军在“1980年秋季熔炉”军事演习的开幕式上强调，演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面临着来自东方连续不断的威胁”。
与此同时，华约“战友—80”军事演习的总指挥也说，他们的演习是在“和平与欧洲安全受到新的威胁”的时候举行的。
当然他不会说出这个“威胁”主要来自苏联的真相。
（附图片）
左图：
驻欧美军准备参加北约“1980年秋季熔炉”军事演习的Ｍ60型坦克。
右图：
华约举行“战友—80”军事演习中，水陆两栖坦克穿越水上障碍。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日本企业中的延长雇佣问题
冬明
在日本，一个在某公司工作多年的职工，到了五十几岁时，就该退休。
他要离开这家公司，准备新的“人生设计”，寻求新的职业，以便度过今后并不短暂的“余生”。
可是，当他即将踏入“人生的第2阶段”时，不免对捉摸不定的前景感到惆怅，也对自己仍有精力以熟练技能继续工作、却不得不离开公司而感到愤愤不平。
这个职工的愤懑不无道理。
因为据说1902年制订的55岁退休的雇佣制度，至今仍在许多企业中实施。
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70多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已由当时的43岁多提高到76岁多。
在这个名列世界前茅的“长寿国”里，许多人要考虑自己退休以后的经济来源、维持健康、生存意义等问题，需要从工作多年的企业到另一家企业去谋生。
因此，企业中“中高年龄层”的雇佣问题，就越来越成为日本政府面临的大问题。
从劳动力人口的统计看，1975年至1985年间，15岁至29岁的青年层将减少280万人，而55岁至59岁的高年龄层反而增加230万人。
这首先意味着劳动力人口的老化。
日本政府为解决中高年龄层的雇佣问题，提出了“到1985年普遍实行60岁退休”的方针，提倡开辟适合中高年龄层的工作和职业的途径，重新研究论资排辈式的工资、退休金制度及人事管理体制。
对已实行延长雇佣的企业由政府出资补助，对实行60岁以上的退休制、并继续雇佣退休职工的企业，政府则发给企业“继续雇佣奖金”。
实行60岁退休的雇佣制度，已成为日本企业中的发展趋势。
日本经营者联合会表示把延长雇佣作为努力目标，认为“要保持日本经济的活力，只能充分使用高龄化的劳动力”。
据劳动省今年01月调查，实行60岁以上退休的企业已接近40％。
一些较大的企业正在探索不影响经营的前提下如何延长雇佣的问题。
综合商社丸红公司从今年04月起开始实行以自由选择退休年龄为内容的“新人事制度”。
该公司的职工从50岁起既可以退休，又可以与公司签订工作到60岁的契约。
三菱电机公司也正在研究如何发挥中高年职工成熟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据日本《读卖新闻》 7月31日报道，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最近发表了以65岁退休为内容的“成熟年龄终生计划”，被新闻界称为“向着第2次退休点燃的一盏新灯”。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职工的退休年龄由60岁延长到65岁。
该公司还设立了“高龄者相谈中心”，以50至59岁的职工为对象，对今后的生活出路问题进行退休前的准备教育。
各国的社会制度、国情不同，退休制度也形形色色。
就是在日本，各企业之间也各有不同。
但“中高年龄层”的雇佣问题，对正在急剧向“高龄化社会”发展的日本来说，的确是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针锋相对的演习
正当东西方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欧安会续会预备会的时候，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华约和北约，同时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
华约的演习规模是十年来所罕见，北约则是战后以来最大的一次。
这个号称“欧洲安全与合作”的筹备会议在隆隆的炮声中开张，提醒了人们，欧洲其实是很不太平的。
这次两大军事集团军事演习的一个特色是着重加强部队的“进攻性和机动性”。
华约集中4万部队于东德和波罗的海一线，在引人注目的苏联空降部队先导下，各兵种配合“控制敌方领土内的大片腹地”。
而北约则在敌人一旦入侵后从欧洲之外迅速调动成万部队增援中欧。
十分清楚，两个军事集团都是视对方为敌手。
尽管近一时期，苏联向西欧国家一再做出种种姿态，要人们相信它对西欧毫无扩张之心。
但是两大集团的军事演习却显示出，莫斯科领导人心底里时时盘算的是怎样凭借自己手中的军事优势来一举“控制”西欧的腹地；
而北约国家也看到这一点，企图利用先进技术增强机动性以反击苏联。
不久前，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单方面从东德撤出2万部队和1千辆坦克。
苏联宣传机器为此大大鼓噪了一阵，把它称之为“历史性创举”，说表现了“维护欧洲和平的诚意”。
现在华约的军事演习表明，这种微乎其微的削减丝毫影响不了华约的进攻力量。
相反，苏联通过飞机而迅速运进的部队和重型装备早已弥补这种削减而有余。
就在演习期间，华约国家的一位军事领导人就宣称，华约“不能容忍东西方之间战略力量对比发生任何变化”，这就是说，华约是决不会放弃它的军事优势的。
所谓减少苏联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廉价的宣传。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它的“缓和”骗局败露。
于是莫斯科抓起了一根所谓“欧洲缓和”的稻草，宣扬“欧洲地区奉行缓和本身并不是坏事，能给世界作出好的榜样”，把欧洲描绘成“缓和的乐土”。
这是十足的鬼话。
如果欧洲形势真象莫斯科说的那样，苏联何必兴师动众搞这样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北约又为何不惜工本进行这样长距离的远征呢？
很清楚，苏联大肆宣传的所谓欧洲的“缓和”，无非就是苏联加紧在军事上增强优势压倒对方的“缓和”，也是东西方数以百万计的军事部队、几千颗核导弹互相对峙下的“缓和”，是目前双方在演习中用坦克、飞机、大炮不断轰击对方假想敌的“缓和”。
一句话，“缓和”是假，紧张是真，如此而已。

一代楷模
刘忠信
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5位副委员长和5位副总理因为年事已高，一起辞去了他们担负的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让年富力强的人上来，接替重任，态度都是那样的恳切。
这些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以个人的得失为念，而以人民的事业为重，不计较自己的名誉地位，而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这种精神，这等胸怀，真是可钦可敬！
人老雄心在，固然是很可嘉的；
但年岁不饶人，也是自然规律。
心有余而力不足，仍然强欲居职，在其位而不能真正谋其政，就有可能误国误事。
有自知之明的人深知此理，因此善于自处。
唐朝有个李靖，立了赫赫战功，出将入相。
当他六十四岁那年，患了“足疾”，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又有病，不能继续担负重任了，就“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恳至”。
李世民见表，深为感慨，说：
“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
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
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
乃下优诏，准予辞职，加授特进，在第摄养，赐物千段，赏马两匹，禄赐依给。
后来，还送给李靖灵寿杖，“助足疾也”。
唐太宗称李靖为“一代楷模”，这不难理解，在那个时代，一是由于制度决定了，终身制，世袭制；
二是阶级的局限，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人之求也，象李靖那样“能知止足者”，确实很难得。
今天，堪称“一代楷模”的已不再是一个两个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所致。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号称共产党员的人都能象十位老同志一样具有高风亮节。
现在不是还有一些年老力衰的干部对主动让位想不通吗？
他们之所以不能识达大体，恐怕是一个“权”字放不下，“富贵”二字迷住了心窍。
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还不如那位唐朝的李靖。
中国封建思想影响之厉害，由此也可见一斑。
当然，希望老将以国家和人民为重，能知“进退”，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定的制度和措施。
要求辞去副委员长职务的蔡畅同志说得好：
“人老了，就要主动让位，这应该成为一个制度……”改革干部制度，破除领导干部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为革命事业后继有人铺平道路，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这在封建时代是不可能的。
不过，那位有远谋的李世民还是比较聪明，他对李靖的辞退，不单在口头上予以嘉奖，而且在实际上采取了措施，使其“无后顾之忧”。
对于我们那些为人民立了大功的老干部也理应作出妥善安排，使其离职之后，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上都不致受到歧视；
对于一般的老同志，也应当予以妥善安置。
这样，一代“楷模”之风将不难兴起。

依依离别情
程东安
汪总工程师天不亮就醒了。
今天他要动身去北京，到部里参加学习集训，然后出国考察。
按说，在长途旅行之前，本来应该美美地睡一觉才对。
但不知怎的，他横竖睡不着，总感到心里热辣辣的，象缺少了一件什么心爱的东西。
“忘记了什么呢？”
他索性起身在屋里踱起步来。
他首先想到发电机组大修的事，接着想到了组织技术员们翻译国外技术资料的事，随后又想到了厂里文明生产条例等管理规则的制订……他把厂里的工作象过筛子一样想了一遍，感到确实没有遗漏什么。
他又把家中的事情想了一遍：
是对老伴的身体放心不下吗？
他微微摇摇头。
粉碎“四人帮”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了，他不仅恢复了总工程师的技术职称，还当上了副厂长，老伴喜上眉头，身体可硬实哩！
是舍不得可爱的小孙孙？
不，他被照看得很好。
一年后回来，他肯定会跑着喊爷爷了！
那么究竟是恋着什么呢？！
“嘀嘀……”闹钟的响声把老伴唤醒了。
她看到汪总工程师怅然若失的样子，噗哧一声笑了：
“要出国喽，沉不住气了吧？”
“是有一点激动，不过不是这……我总感到还有一件什么事情没办！”
“什么少这少那的，还不是往后看不见你那些宝贝烟囱了！”
哎，对！
这心思真叫她点破了！
汪总工程师立刻走到窗前，推开了窗子。
天已亮了。
东方透出淡淡的晨曦。
凝眸远望，发电厂那灯火辉煌的宏伟的厂房，宛若一座神话世界中缀满宝石的宫殿；
那几座青灰色的烟囱，象擎天柱似的，一座高过一座，雄伟壮观；
几道又粗又白的烟柱袅袅地飘向蓝天……一阵晨风送来了花草的清香，他感到浑身上下都是精神。
他到这个厂子来已经30年了。
刚来那会，他是个20几岁的年轻人，厂里也只有两台小机组，一座不到40米的破烟囱，整日冒着浓浓的黑烟。
如今，他已头发斑白，厂子也大变了，一座又一座高大的烟囱拔地而起，象一个个雄姿英发的勇士，跃入了建设祖国的行列。
这中间，渗透着他多少汗水和心血啊！
30个春夏秋冬的交替、上万个白天黑夜的循环，把他的理想，他的事业，他的生活，都和眼前这厂房，这烟囱，这发电机，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几十年了，他每天起床后的第1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或者打开窗子，眺望这厂房，这烟囱，这白烟……这是他心中最美的图画。
可是，明天就看不到这些景色了，内心怎能不泛起依依离别情啊！
“嘟嘟嘟……”送汪总工程师去车站的车在催促他了。
他沉吟了一下，从墙上摘下一张照片来。
那是一张欢送老工人光荣退休的照片，背景正是宏伟的厂房和烟囱。
他小心地把它夹在日记本里，然后由老伴陪同着，大步走下楼去。

文字的艺术家
——写给排字工人
陈满平这里，无比宽广，明亮的车间象个大洋；
这里，神秘而又深邃，眼前的铅字就象繁星闪亮！
但是，单独的一个铅字，就象一根灯草没有份量；
就是十个铅字排在一起，也难以组成一篇美好的诗行。
是你们啊用神奇的手，把青春和热情注进每个字行，使铅字充满了生命和活力，向人类闪耀着思想和光芒！
当报纸散发油墨的芳香，喜讯也从山南海北飞进心房；
当我们手捧精美的书页，就似在畅饮知识的玉液琼浆！
这时，我怎能不想到你们，辛勤地忙碌在高高的字架旁，正是你们，文字的艺术家，才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灿烂辉煌！

欧陆风情
吴祖光
七、巴黎华侨的一次集会
我们来到巴黎没有感到太生疏，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会说中国话的法国人多，二是华侨多。
和华侨的接触中，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深深地使我们受到感动，也受到教育。
有许多年轻人是几代生活在国外的，但是他们说中国话，关心祖国，对祖国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的民族感情，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如此地了解祖国。
巴黎有一个华侨俱乐部，6月下旬的一个午后，邀请我们去参加座谈会。
在一间朴素的长形的房间里，一边摆设了一张长桌，铺了白桌布，摆着点心、水果和冷饮，四面围坐包括我们6个人共约20人左右；
另一边则摆了几排长椅，坐满了约三四十个人，大都是青年人。
座谈会主要是由华侨提问，由我们祖国来人答复，所提的问题也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我们同去的6人分别作了解答。
分配给我解答的有下面的问题。
一位钱先生用激动的口气提出他所至为关心的问题，他说的大意是：
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无时不在关心祖国的命运，盼望祖国健康成长、兴旺、强盛；
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覆灭，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光辉前景，感到无比的振奋。
但是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暴露黑暗面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却又使人感到震惊，感到非常泄气，非常失望，非常难过。
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即是一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一个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
他说，读了这样的作品，真是叫人痛心，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的新社会，存在着这么黑暗、这么肮脏的东西，这真不能想象。
家丑外扬，使海外旅人失望太甚，感到非常丢脸；
尤其是发生在祖国扫尽阴霾、拨乱反正，前途无比光明的时候。
他要我们回国时转达他的意见，提请宣传部门注意这个问题；
注意对世界舆论的影响，今后最好再不发表类似这样的作品。
没有等到祖国来人的答复，年轻人便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纷纷发表反对钱先生的意见了。
大概有两三个人提出了他们不同的意见，大意是，全国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祖国的报刊杂志习惯于一种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的作风，给人以平安无事、一切都好的假象；
而实际上坏人坏事，不合理的，黑暗的现象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着的。
只说优点，不提缺点，说大话、说假话相袭成风，破坏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导致了黑白不分、是非颠倒。
发展到后来的“四人帮”猖狂肆虐的10年浩劫，使国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濒临全面崩溃的局面。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新的国家领导制止了长期以来这种虚假宣传的作风；
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肮脏、不合理的现象如实地揭露出来，公诸社会；
不再象过去那样弄虚做假，讳疾忌医；
这正说明今天的领导是公正的，英明的，是敢于正视缺点的，是有决心有力量改造这个存在严重缺欠的社会的。
这有什么不好呢？
多少年来，我们的国家吃了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亏，如今恢复了说真话、实话的传统，使我们对中国的兴旺产生了无穷的信心和希望。
热情的年轻人争着发言。
他们和年长的钱先生同样的激动，但他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这其实已经用不着我再做什么答复了。
我为远在欧洲的海外异乡看到这么多生气勃勃的、非常了解祖国的、和祖国人民跳着同一脉搏、抱着同一愿望、同样渴盼着祖国迅速医治创伤，成长壮大的年轻华裔侨胞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快乐和幸福。
对钱先生我也表示了我的感谢之情，他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想法也说明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发现他一心向往的祖国还居然有这样的黑暗和不平，老人觉得伤心。
但是正由于我们今天敢于揭露它、批判它、我们最终就能消灭它。
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阴灵、余孽，必将被人民打倒！
后来钱先生又提了一个意见。
他说，在我们的报纸上很宝贵的篇幅里，有一种现象是他不能理解的。
就是每逢年节及重大节假日或喜庆丧葬的典礼上，报纸经常要发表长串的出席人的名单。
他问，这有什么必要？
世界上任何一国的报纸上也没有这样的做法。
他认为纯属浪费。
他也许未能理解这么做的必要，但这终究也是一条意见。
在这次集会上，旅法侨胞发给我们的几本《欧洲通讯》，是从1972年02月创始的一份每月一期的刊物，由“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编，联络地址设在西德。
封面上首先刊登的宗旨是：
（一）关心祖国，（二）联络侨胞，（三）促进中国和平统一。
我仔细地阅读了得到的五份“通讯”，从中深深地感到旅欧的中国亲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密切关心祖国兴旺强大的热烈心情。
⑨

灿烂的艺术丰盈的硕果
——欢迎朝鲜电影周
金晶
在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诞生32周年的光辉节日里，我们欣喜地迎来了朝鲜电影周。
朝鲜电影艺术，以它的独特风格，以它的绚丽多彩，而深受中国人民的赞赏和欢迎。
虽然它的历史不长，但是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电影艺术高举自力更生的旗帜，走自己的道路，在探索和创新中不断前进。
现在朝鲜的电影事业不但有了电影制作方面现代化的科学设备，也有了一支才华横溢，多产的电影制作队伍，拥有一支艺术造诣很深的导演、演员大军，影坛中的人民艺术家和功勋演员不断涌现出来。
朝鲜电影艺术家思想解放，勇于接受世界先进技术，做到了电影题材、体裁丰富多样，风格新颖。
这次电影周放映的《血海》、《激战前夕》、《我的儿子》及《春香传》就体现了这种特点。
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血海》塑造了一位英雄的母亲。
影片通过母亲一家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朝鲜革命的发展和朝鲜人民觉醒的过程。
因为不堪忍受民族压迫、阶级剥削，农民奋起反抗，以致遭到了日本侵略者残酷的血醒镇压，朝鲜人民世代居住的村庄变成了一片血海。
母亲因丈夫惨死的血的现实，和朝鲜人民革命军工作队员对她的启发教育，她逐步觉醒了，终于从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具有高度觉悟的革命者，走向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
母亲的形象是朝鲜千万个爱国妇女的典型。
这一典型形象，不但令人尊敬而且使人受到教育。
故事片《激战前夕》，描写了在朝鲜解放战争的严峻时期，以泰浩为首的一支朝鲜人民军侦察小分队机智勇敢地战斗在敌人心脏，取得敌人的作战计划，保证了一次大战役的胜利。
影片向人们启发了这样一个真理：
为正义的事业，为民族的解放而战的人是大无畏的，是不可战胜的。
影片《我的儿子》，叙述的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一个重新组织的新家庭里，继母女医生贞爱遭到了前妻之子英哲的冷遇。
又因她工作忙，忽略了对英哲的关怀，招来了亲友们“后娘不如亲娘”的责难。
后来贞爱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决定用自己的言行——深挚的母爱来感化英哲，终于使英哲改变了对继母贞爱的看法。
影片亲切地向观众展示了朝鲜人民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以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使我们看到了朝鲜人民高尚的精神面貌。
《春香传》是多年来在朝鲜流传的一个民间爱情故事。
朝鲜电影艺术家们，今天又以严肃的态度，把这部古典作品搬上了银幕。
故事写的是春香和李梦龙的爱情，但是由于阶级、社会地位和身分的悬殊差别，他们的爱情受到阻挠和摧残。
影片着重描绘了多才多艺的春香始终忠于爱情，决不屈服于恶势力。
影片层次分明，感情细腻，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很有深度。
许多画面摄制得很美，富有诗情画意。
上述四部影片，以多样化的题材和风格，反映了英雄的朝鲜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和生活风貌，加深了我们对兄弟的朝鲜人民的了解，并从中受到了鼓舞。
感谢朝鲜艺术家们，使我们又一次得到观赏和学习朝鲜电影的机会，这将会进一步增强中朝两国人民和电影艺术工作者之间的深厚情谊。
我们衷心祝愿朝鲜电影艺术家不断取得新成就！